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滨行初字第0031号
原告徐文超。
委托代理人廖丽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小娜，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第一大街79号C2-7楼。
法定代表人李荣强，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雨，该局干部，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曹进波，该局干部，一般代理。
第三人李钟仕。
委托代理人祝建国，天津惠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天津随缘会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迎新街86号306室（胜利企业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沈旭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顺祥，该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张庆新，天津瀚洋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
原告徐文超不服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行政行为，于2015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月20日受理后，于当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李钟仕、天津随缘会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随缘公司）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原告申请追加李钟仕、随缘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3月11日、2015年4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文超的委托代理人廖丽雯、张小娜，被告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刘雨、曹进波，第三人李钟仕及其委托代理人祝建国，第三人随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顺祥、张庆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于2011年9月19日核准，将天津格瑞超碳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瑞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徐文超变更登记为李钟仕。
原告徐文超诉称格瑞超公司于2008年12月经被告注册成立，原告作为公司唯一股东且在被告处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后，相关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公司全部文件证件委托天津市随缘会计咨询有限公司保管并代为办理相关手续。2011年9月，在原告不知情下，第三人将公司全部文件证件从天津市随缘会计咨询有限公司处拿走，并伪造原告签名，到被告处办理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将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原告名下变更到第三人李钟仕名下。2014年12月，原告准备转让公司股权，发现无法办理转让手续，才得知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第三人李钟仕，遂向被告举报并要求被告主动更正，但被告拒绝更正。综上，在原告本人不在场下，被告仅凭第三人李钟仕伪造的原告签名。就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显系严重渎职行为，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与第三人李钟仕存在恶意串通。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判令被告撤销被告作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行政行为。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公司章程，证明2008年12月，原告以股东身份在被告处注册格瑞超公司，并兼任公司执行董事和经理。
证据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8年12月，被告批准格瑞超公司依法成立，原告作为公司唯一出资股东，并经被告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证据三、《私营公司基本情况（户卡）》，原告于2014年12月向被告调取公司户卡，才得知被告已经将格瑞超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在第三人名下。
证据四、《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决定》、《委托代理人证明》，证明经原告调取被告档案，发现2011年9月天津格瑞超碳素有限公司在被告处做了变更登记，但在《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决定》、《委托代理人证明》中，凡记载有“徐文超”的署名全部系伪造。
证据五、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表》，该证据的填写时间为2011年9月15日，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为“李钟仕”，因原告不在场不知情，原告对该登记表不予认可，被告既没有履行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场确认的程序，也没有履行核实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署名的任何手续，显系与第三人串通，共同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证据六、《举报信》，证明原告曾于2014年12月向被告执法监督大队递交了《举报书》，要求被告自行纠正非法登记行为，但被告最终拒绝自行更正。
证据七、录音光盘一张，证明2015年3月9日，在滨海新区大港行政许可中心被告大港分局窗口处，被告大港分局窗口处工作人员介绍，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的程序，在原法定代表人不能到场的情况下，被告除应要求申请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承诺外，还应当对申请人的签名与档案材料中的签名进行核对。
证据八、《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条例》证明被告故意不提交该行政法规，以规避其应履行的法定职责，原告的签字在被告档案中有登记，且明显与变更登记中虚假签名不一致，一方面证明被告没有履行审查核准的职责，同时证明明显系与第三人恶意串通。
原告还提供了证人徐××（系原告徐文超之父）出庭作证，徐××称，格瑞超公司的一切业务都是我做主，但改执照等和儿子有关的事情，都需要和儿子商量。公司从2010年9月份建厂到2011年2月份开始生产，都是我在实际经营，公司运行期间都是徐文超写授权委托书，然后去办理的，需要相关身份证等证件复印件都是我去复印的。公司成立之后证件在我手里，公司一共八个图章，公章、合同章、财务章、徐文超的个人印章都在我手里，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登记、椭圆形开票增值税章在随缘公司处。在我手里的公章保存到2011年的5、6月份，然后把我手里的四个章给了李钟仕和许树江，给他们印章的时候没有通知徐文超，徐文超不知道。但给他们印章能代表徐文超的意思，意味着徐文超同意，给他们印章没有交接手续。银行的密码器和图章一起给了李钟仕和许树江，任何关于公司的事情都是我们三个商量。图章给了李钟仕、许树江之后，因为他们不让我管理了，就让我回去歇着，公司经营中李钟仕是管理生产，许树江管借钱、管销售。李钟仕、许树江跟我要过徐文超的身份证、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件，但是我没有给，他们说和国营企业签合同，时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在2011年5、6月份左右。直到2014年11、12月份，有人找我想买公司，我才知道法定代表人不是我儿子了，我从来没有给过李钟仕、许树江我儿子的身份证原件。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事情我不知情，我只是想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回来，把公司卖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办理变更手续，我也没有说过变更。
被告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辩称，天津格瑞超碳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2月15日，住所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小王庄镇刘岗庄村，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定法定代表人李钟仕，股东徐文超。2011年9月19日，格瑞超公司向被告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由徐文超变更为李钟仕。被告完全按照有关工商登记的法定程序，依法予以登记，不存在任何程序违法之情形。依据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年修订）第四条、第八条的规定，被告对于此次登记具有管辖权。从程序上看，依据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条，公司登记程序包括申请、受理、审查、核准四个环节。2011年9月19日，格瑞超公司到原滨海新区工商局大港分局驻大港行政服务中心提交了变更登记申请材料，被告依职权受理了格瑞超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经审查，完成了核准工作，不存在违反登记程序的行为。在此次变更登记中“格瑞超公司”提交的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被告已尽审查义务，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年修订）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企业登记程序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9号）第九条的规定，工商部门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根据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年修订）第二十七条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印发《﹤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和﹤内资企业登记文书规范﹥的通知》（工商企字（2009）83号）的要求，申请人格瑞超公司在此次变更登记时向被告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及授权书、公司股东决定、公司营业执照。其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不存在需要启动实质审查程序的情形。同时，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资料。”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原告如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可以以民事侵权为案由，另行解决，与登记机关无关。另外，对原告其他意见的被告认为：（一）关于原告所称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其未到现场的问题。由于原告到场不属于公司变更登记所需要件，故不再被告登记审查事项之列；（二）关于原告所称被告“拒绝更正”的问题，被告并未收到原告的申诉或举报，故不存在拒绝更正的情形；（三）被告作为行政审批所依据的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并非仅凭签名。如前所述，格瑞超公司在向被告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被告依法批准其申请并非仅凭签名，更不存在所谓“恶意串通”。综上所述，被告在此次变更登记中已经履行审慎审查义务，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于2011年9月19日做出的对格瑞超公司由徐文超变更为李钟仕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于法无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于2015年1月30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
证据一、主体资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予以证明，编号55653263-5，有效期自2011年6月30日至2015年6月29日，证明原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是合法的行政主体，具备主体资格，机关法人。
证据二、天津格瑞超碳素有限公司2011年9月19日的变更登记档案，共13页，证明天津格瑞超碳素有限公司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被告的行政许可行为程序、实体均合法。
第三人李钟仕述称，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合法，变更时已取得原告的同意，材料齐全真实，材料是原告徐文超之父徐××办理的手续，第三人只是签字同意，不是第三人办理的。变更法定代表人是原告父亲代为办理的，办理时原告知道此事，要不然也不会盖公章，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第三人李钟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格瑞超公司于2012年3月9日发三人工资，交2月电费，2月饭费计一万五千元整的票据材料复印件，证明格瑞超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就是许树江、李钟仕、徐××三人，原告代理人承认原告一直没有参与格瑞超公司的经营，但实际是原告的父亲经营。
证据二、王树兰和李钟仕于2011年3月23日签署的《协议书》，证明李钟仕是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李钟仕实际经营公司。
第三人随缘公司述称，格瑞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问题，是徐文超、徐××、李钟仕、许树江达成一致意见，多次与我公司沟通，我公司协助原告才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随缘公司只是协助，即控制流程，实际内容随缘公司不涉及。
第三人随缘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岳××和徐××录音光盘一张及录音内容整理材料一份，证明徐××知道法定代表人变更这件事情，也是经过徐××同意的。
第三人随缘公司提供了证人岳××（第三人随缘公司会计）出庭作证，岳××称随缘公司为格瑞超公司提供会计服务，协助格瑞超公司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和徐文超接洽较少，徐文超是否说过要变更法定代表人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徐文超的父亲徐××说过要变更法定代表人。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两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的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因原告同样向本院提交了上述证据，仅是证明目的不同，故对上述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五，被告及两第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因证据六至证据八与本案的登记行为不具关联性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人徐××的证言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第三人李钟仕提交的证据，因与本案的变更登记不具关联性不予认定；对第三人随缘公司提交的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所提供的证人岳××的证言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19日，格瑞超公司向被告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申请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徐文超变更为李钟仕。格瑞超公司在变更登记时向被告提交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及授权书、公司股东决定、公司营业执照等申请材料。被告根据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及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印发《﹤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和﹤内资企业登记文书规范﹥的通知》的要求，认定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于当日依法核准了该申请。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八条的规定，被告对属其管辖范围和权限内的企业具有办理变更登记的法定职权。被告在审核本案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时依法履行职责，审查了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关材料，符合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形式要件，已尽审慎审查之责。在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材料中，涉及原告徐文超的签字虽非其本人所签，但综合考虑该公司的经营及管理情况，特别是原告徐文超在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一贯情况，一直存在着徐文超委托其父徐××代为办理相关事项的情形，徐文超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根据该公司所委托办理会计事宜的随缘公司证实，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是经其父徐××同意后办理的，故可以视为徐文超对此事项知情，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另，原告作为变更前的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对该企业的公章、营业执照等重要证件负有相应的保管之责，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负主要责任，其主张在变更登记三年后即2014年12月才知道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与常理不符。
综上所述，被告2011年9月19日核准格瑞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文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文超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鲁 强
代理审判员 田瑞刚
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于玲玲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