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106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鲍翔，女，1936年6月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述，女，1971年5月29日出生。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刘清华，北京李晓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巍，男，1963年7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柳桂云，女，1963年11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富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彩园工业小区内。
法定代表人邓天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红利，北京市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鲍翔、王述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13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4月，鲍翔、王述起诉至原审法院称：鲍翔系王述、王巍的母亲，王述系王巍的妹妹。北京市×523号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为鲍翔的配偶王玉佩所在单位的公租房，建筑面积31.73平方米。夫妻二人从1961年开始在此居住生活，直至房屋被拆迁。王述自出生后一直与父母居住生活，因此拆迁时，户口只有鲍翔、王玉佩、王述。2008年底拆迁，北京富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饶公司）是拆迁人。2009年8月19日，房屋产权人国资委轻工机关服务中心房改办将房屋出售给王玉佩，由王巍代签了合住成套公有房屋售房协议书，出售价格根据王玉佩、鲍翔夫妻二人的工龄计算。2009年9月3日，富饶公司在明知产权人为王玉佩和鲍翔的情况下，仍然将被拆迁人确定为王巍，并与王巍签订了房屋拆迁回购住房协议及补充协议。鲍翔、王述对此毫不知情。2012年4月17日，王玉佩因病去世。富饶公司明知王巍不具备被拆迁人资格，对其进行安置补偿，富饶公司与王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我们的合法拆迁安置权益，故诉请法院确认富饶公司与王巍签订的房屋拆迁回购住房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
王巍辩称：鲍翔和王述起诉书中有一些没说明的情况，涉案房屋归我是基于以前的口头约定，樱桃园的房屋是王述最后交的钱这套房子就归王述，右安门房子拆迁我父亲也和我说让我去办理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当时就说房屋的名字写我，刚开始出拆迁方案的时候没说变更名字的事，在拆迁时存在有些人就不在了，为了以后房屋所有权后续手续办理方便，后来就可以改名字，在起诉书中说由于房屋拆迁对方在外租房我不尽赡养义务与事实严重不符，王述把樱桃园的房子给卖了，在附近租的房子，当时卖房子也没跟我打招呼，都是办完手续后才告诉我，起诉书中严重回避根本事实，造成对我非常不利的因果关系，对此提出异议。签完合同两年半后父亲才去世，对方现在才提，是否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我们认为拆迁回购协议是有效的，都是符合手续的，否则富饶公司也不会和我签订合同。
富饶公司辩称：我们认为房屋拆迁回购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涉案房屋已经由轻工出售给王玉佩，王玉佩作为房屋产权人有权处分房屋利益，王玉佩对于因房屋拆迁所得拆迁安置权益也有权处分，我公司根据王玉佩出具的委托书等与王巍签订拆迁回购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对方说王巍与我公司恶意串通损害鲍翔、王述合法权益不符合事实，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自始无效，但确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效起算点，应当从人民法院认定民事行为无效之日起计算。根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当事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属于形成权，该诉权属确认之诉，不属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故对王巍就诉讼时效提出的抗辩，法院不予采纳。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当事人出示的授权委托书证明，王玉佩委托王巍与富饶公司办理房屋拆迁事宜，王玉佩是委托人，王巍是受托人。王玉佩签署授权委托书后，王巍代理王玉佩与被拆迁房屋原产权单位办理房改售房事宜、将被拆迁房屋交富饶公司拆除等行为，均属受王玉佩委托的代理行为。综合现有证据判断，王玉佩就房屋拆除后的居住问题选择了回迁安置方式。王巍与富饶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回购住房协议、补充协议涉及被拆迁房屋的拆除及回迁新购房屋事宜，体现王玉佩的真实意思，但王巍在签订上述协议时，提供给富饶公司的具结书和更名申请书，均非王玉佩书写且不是王玉佩本人签署，不能证明具结书和更名申请书所载内容为王玉佩的真实意思，故王巍与房地产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回购住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行为，属代理行为，由王玉佩承担民事责任。房屋拆迁回购住房协议及补充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法定情形，应为有效合同，王玉佩、富饶公司为合同相对人。鲍翔、王述之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判决：驳回鲍翔、王述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鲍翔、王述不服，上诉至本院称：涉案房屋承租人为鲍翔和王玉佩，而非原审认定的王玉佩一人；涉案房屋房价款折算了鲍翔和王玉佩的工龄，应属于二人所有，故涉案房屋被拆迁人应为鲍翔和王玉佩二人；王巍与富饶公司签订相关协议的行为并非代理行为；富饶公司对王巍提交的材料未核实真伪，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王巍同意原审判决并辩称：委托书是我父亲签字的，之后协议都是在这个委托书基础上完成的，是有效的。富饶公司同意原审判决并辩称：我们根据房改售房协议确定王玉佩是产权人没有问题，我公司与王巍签订合同是依据王玉佩的授权，王巍属于代理行为，故协议有效；我们尽到了审查义务，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
经审理查明：鲍翔与案外人王玉佩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子王巍，一女王述。王玉佩于2012年4月17日去世。
涉案房屋原系以王玉佩名义承租，富饶公司于2007年9月13日取得北京市×28号院危改小区项目建设房屋拆迁许可证，涉案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
2009年8月17日，王玉佩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因年龄大，身体不好（高血压、心脏病）的原因，本人现委托王巍办理一切拆迁事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义务，受托人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出现纠纷与拆迁办公室无关。
2009年8月19日，王巍代理王玉佩与国资委轻工机关服务中心房改办签订《合住成套公有房屋售房协议书》，约定王玉佩购买涉案房屋，王玉佩需支付费用合计9213元。上述费用已由王巍出资支付。
2009年9月2日，王巍向富饶公司出具《具结书》，载明：“原产权人王玉佩，地址×523号一居室，现安置回迁房号两居室一套。产权人王玉佩自愿将产权人更名为之子王巍，如出现家庭纠纷与开发商及拆迁办无关，责任自负，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产权人王玉佩2009年9月2日，王巍（捺印2枚）2009年9月2日。”2009年9月3日，王巍向富饶公司出具《更名申请书》，载明：“原产权人王玉佩，地址×523号一居室现安置回迁房×C反号贰居室产权人王玉佩自愿将产权人更名人王巍，如出现家庭纠纷与开发商及拆迁办无关，责任自负，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产权人王玉佩（捺印）2009年9月3日，王巍（捺印）2009年9月3日。”富饶公司称，《更名申请书》、《具结书》都是拆迁公司转来的材料，证明王玉佩自愿将安置回迁房更名为王巍，富饶公司据此与王巍签订协议，不存在过错，也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鲍翔、王述对《更名申请书》、《具结书》上王玉佩的签字提出异议。王巍称：《更名申请书》是按照拆迁公司要求写的，《更名申请书》和《具结书》都是我写的我签字的，王玉佩也是我签字的，捺印不是父亲的。
2009年9月3日，甲方（拆迁人）富饶公司与乙方（被拆迁人）王巍签订《房屋拆迁回购住房协议》，约定：甲方需拆除乙方房屋，乙方将原住在拆迁范围内的涉案房屋壹居室，建筑面积31.73平方米交由甲方拆除；乙方自愿选择回购甲方在北京市×28号院内建设的新住宅×C反号贰居室，建筑面积69.75平方米；回购新房应缴纳房款118750元，被拆迁人自签订回购新房协议之日起，首期付款不低于总房价款的30%，于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付清。同日，双方另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因购买新建住房增加面积超出政策规定25平方米以上13.03平方米，自愿按12000元／平方米购买。
2009年10月20日，王巍签署《拆房凭证》，将被拆迁房屋交富饶公司拆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房屋拆迁许可证》、《授权委托书》、《合住成套公有房屋售房协议书》、《房屋拆迁回购住房协议》及补充协议、《拆房凭证》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本案中，王巍根据王玉佩的授权委托书，与富饶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回购住房协议》及补充协议，该事项在王巍的代理范围内，且富饶公司亦认为王巍系以王玉佩代理人身份签订上述协议。故王巍虽以自己名义签订上述协议，但从拆迁事宜办理的整体来看，王巍签署上述协议的行为属于其代理王玉佩办理拆迁事宜的一部分，相关民事权利义务，由王玉佩承担。
现王巍实施的上述法律行为，并不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鲍翔、王述关于王巍和富饶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主张，并无证据证明。故其关于相关协议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鲍翔、王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330元，由鲍翔、王述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660元，由鲍翔、王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珊
代理审判员 陈雨菡
代理审判员 杜传金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胡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