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民终字第000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利珍。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会兵。
委托代理人徐旬，江苏剑桥人（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上诉人）。
委托代理人文举，江苏剑桥人（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上诉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民。
委托代理人吴英，江苏吴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利珍、丁会兵因与被上诉人张伟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4）吴江震民初字第0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5日，张伟民向吴江农商行借款100万元，苏州市贝尔管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公司）为该借款作担保。2013年8月6日，张伟民将该借款100万元转入张利珍的账户。同日，张利珍转入张伟民账户477100元。2013年1月28日，孙国英向吴江农商行借款50万元，贝尔公司为该借款作担保。2013年7月24日，贝尔公司为孙国英归还其欠吴江农商行50万元的借款本息共计522897.77元。
原审原告张伟民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吴江农商行进账单原件1份，证明2013年8月6日张伟民按照吴江农商行规定向张利珍的账户转入100万元，需要说明的是该款是由银行直接操作的。
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湖州南浔支行银行交易明细原件1份，证明2013年8月6日，张利珍向张伟民返还477100元，尚有522900元没有返还。
证据3、张利珍、丁会兵结婚证复印件1份，证明张利珍、丁会兵系夫妻关系。
证据4、张伟民向吴江农商行借款的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张伟民转入张利珍账户的100万元是根据该份合同中的约定将该100万元贷款支付给合同预定用途的借款交易对象，这是银行的规定，否则张伟民将无法贷到款。
证据5、2014年4月28日，孙国英出具的证明原件1份，证明2014年4月20日孙国英出具给贝尔公司的证明，并非孙国英真实意思表示，孙国英从未要求张伟民归还贝尔公司为其支付的代偿款，张伟民亦从未表示要为孙国英支付贝尔公司为其支付的代偿款。
原审被告张利珍、丁会兵共同质证认为，对前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
1、对于证据1，张伟民转入张利珍账户的100万元并非张伟民所称按银行规定转入，这是张伟民自己打入张利珍账户的，其中的522900元系张伟民为孙国英归还贝尔公司50万元贷款本息的代偿款。
2、对证据2，恰好可以证明张利珍、丁会兵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张利珍在收到张伟民转入的100万元的当日，即按照双方的约定扣除张伟民为孙国英归还的代偿款，余款477100元全部转入张伟民账户。另外，从张利珍转入张伟民账户的477100元，恰好印证522900元系张伟民为孙国英归还贝尔公司的代偿款，此后双方对此均无异议。
3、对证据3，由于张伟民起诉张利珍、丁会兵不当得利本身不能成立，因此丁会兵没有共同归还的义务。
4、对证据4，张伟民为了取得吴江农商行贷款而指令该行将贷款划入张利珍账户，这是张伟民自己向吴江农商行的受托支付行为。事实上，张伟民取得该100万元贷款后将其中的522900元用于归还孙国英欠丁会兵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贝尔公司的代偿款，余下部分由其自己使用。另外，张伟民之所以指定受托支付对象为张利珍，正是因为张伟民为了为孙国英归还贝尔公司的代偿款。
5、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孙国英出具给贝尔公司的证明在前，出具给张伟民的证明在后，两者自相矛盾，张伟民是利用其与孙国英的利害关系向其施压，孙国英并非出于本意出具2014年4月28日的证明。
原审被告张利珍、丁会兵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孙国英向吴江农商行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原件1份，证明2013年1月28日，孙国英向吴江农商行借款50万元，贝尔公司为本笔借款承担担保责任。
证据2、孙国英作为借款人的受托支付委托书及吴江农商行进账单复印件各1份，证明孙国英取得证据1中借款合同项下的50万元借款后，将该50万元转入张伟民账户。
证据3、贝尔公司对账单原件1份，转账支票及还贷证明单复印件各1份，证明2013年7月24日，贝尔公司为孙国英代偿吴江农商行50万元借款本息共计522897.77元。
证据4、2014年4月20日，孙国英为贝尔公司出具的证明原件1份，证明2013年8月6日，张伟民转入张利珍账户中的522900元系为其归还贝尔公司的代偿款。
证据5、贝尔公司出具的证明原件1份，证明2013年8月6日，该公司委托张利珍代收张伟民为孙国英归还该公司的代偿款522900元。
证据6、2014年5月23日，张利珍、丁会兵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孙建明向经办该笔借款的银行工作人员所作的调查笔录原件1份，证明该行工作人员在经办张伟民向该行借款100万元，并由贝尔公司作为担保人的业务时，张伟民表示愿意为孙国英给付贝尔公司为孙国英支付的50万元贷款的本息，贝尔公司才愿意为张伟民承担其作为100万元借款人的担保责任。
原审原告张伟民质证认为，对前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
1、对证据2，孙国英向吴江农商行提供受托支付委托书，是为了取得吴江农商行100万元贷款。但该笔借款100万元实际还是孙国英使用的，与受托人即张伟民无关。
2、对证据3，贝尔公司与孙国英之间的代偿关系与张伟民无关。事实上，张伟民亦为孙国英代偿了吴江农商行50万元借款的本息，因此，张伟民不可能再去为孙国英支付其他款项，孙国英亦没有要求张伟民为其偿还其他债务。
3、对证据4，首先不符合证人作证的形式要件，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因此对于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另外，该份证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是由原审被告捏造的。
4、对证据5，在贝尔公司起诉张伟民的追偿权纠纷中，贝尔公司表示张利珍收取的522900元与该公司无关，现又出具证明称是该公司委托张利珍代收该522900元，两者相互矛盾。
5、对证据6，首先不符合证人作证的形式要件，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因此对于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另外，该工作人员陈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张伟民从未表示愿意为孙国英向吴江农商行所借款项承担归还责任，亦未同意为孙国英给付贝尔公司为孙国英代偿的50万元借款的本息。
审理中，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以下证据：1、2013年7月26日，供方为张利珍和需方为张伟民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份；2、2014年5月7日，原审法院对孙国英所作的调查笔录1份。
原审原告张伟民质证认为：1、对于购销合同，张利珍并没有供货，所以并没有实际履行该份合同；2、对法院向孙国英所做的笔录没有异议，孙国英在该份笔录中说的是事实。
原审被告张利珍、丁会兵质证认为：1、张利珍并未实际履行该份合同，该份合同中“张利珍”的签名并非张利珍所签，该份合同是张伟民为了取得吴江农商行贷款而向吴江农商行提供的。张伟民转入张利珍账户100万元的当日，张利珍即将477100元转给张伟民，余下522900元是张伟民为孙国英归还贝尔公司为孙国英归还的50万元借款本息；2、首先，张利珍、丁会兵认为孙国英在本案中所作的3份证明内容矛盾，应当以2014年4月20日的证明内容为准；其次，孙国英与张伟民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与2014年4月20日相矛盾的陈述，不应再采信。
本案中，原审原告张伟民的诉讼请求为：1、张利珍、丁会兵向张伟民返还522900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522900元，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3年8月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利珍、丁会兵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本案中，张利珍收取张伟民转入其账户100万元中的5229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
第一、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3年7月26日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作为需方的张伟民无需向作为供方的张利珍承担该合同中约定的付款义务。
第二、2013年8月6日，张利珍收到张伟民汇入的100万元，当日张利珍转入张伟民账户477100元，对余款522900元张利珍辩称系其为贝尔公司代收张伟民为孙国英给付贝尔公司的代偿款522897.77元。但张利珍并未举证证明将上述522900元给付贝尔公司已经得到张伟民的同意或授权。同时，原审法院依法对孙国英所作的调查笔录中孙国英陈述称，孙国英并未要求张伟民为其归还贝尔公司的代偿款522897.77元，张伟民亦从未表示愿意为其归还贝尔公司的代偿款522897.77元，贝尔公司为其代偿的522897.77元应该由其归还贝尔公司。
综上，张利珍收取张伟民转入其账户100万元中的522900元并将之处分给贝尔公司均无合法依据，故张利珍收取张伟民的522900元款项已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
另外，张利珍与丁会兵系夫妻关系，上述不当得利发生在张利珍与丁会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张利珍、丁会兵又均未举证证实上述款项系张利珍的个人债务，故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关于张伟民主张的利息损失（以522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8月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张利珍、丁会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伟民522900元及支付利息损失（以522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8月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30元，由张利珍、丁会兵负担。
上诉人张利珍、丁会兵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本案并非不当得利纠纷，而是债务纠纷。张伟民汇入张利珍账户的款项并非为履行所谓的购销合同而汇入，而是其取得吴江农商行的100万元贷款后指定汇入张利珍账户。张利珍并未实际使用该100万元，所谓的购销合同不是张利珍所签。事后根据张伟民的指示，100万元贷款中的522900元由张伟民归还给贝尔公司，其余477100元由张伟民自己使用。此后半年多时间内，张伟民对此从未提出异议，更没有要求返还522900元。张伟民主张所谓的不当得利不符合情理，也有违事实。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形成有效证据链，充分证实张伟民自愿承担孙国英结欠贝尔公司代偿款的事实。三、孙国英因与张伟民的利害关系，作出了前后矛盾的说辞。上诉人提供了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银行工作人员的调查笔录，证明张伟民愿意对孙国英所欠贝尔公司债务加入履行。原审法院对这一重要证据没有作出认定，是造成本案错判的原因。四、本案中只要张伟民向贝尔公司承诺，愿意加入孙国英50万元本息代偿款之债务的履行，则该承诺即对张伟民具有法律约束力。况且张伟民已经以实际行为履行了其承诺。综上，张伟民汇入张利珍账户款项中的522900元是替孙国英归还贝尔公司的代偿款，并非上诉人的不当得利，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张伟民二审答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上诉人无合法依据收取张伟民的522900元，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二、张伟民从未承诺加入孙国英与贝尔公司之间的债务。孙国英还结欠张伟民50万元代偿款本息，张伟民自己也是孙国英债务的受害人，不可能再为孙国英还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中，本院向吴江农村商业银行七都支行客户经理陈某进行了调查。陈某陈述：2014年5月23日江苏剑桥人律师事务所孙建明、汪晓钰律师向其所做的调查笔录是属实的。2013年8月6日张伟民到我行申请贷款100万元，之前已经协商过，我本人、丁会兵、张伟民、孙国峰（我行风险总监）就张伟民、贝尔公司代偿孙国英贷款的事宜进行磋商。张伟民同意向我行申请贷款100万元，由贝尔公司进行担保，张伟民当面承认由其清偿贝尔公司代偿孙国英的50万元贷款本息，贝尔公司才愿意为张伟民贷款100万元进行担保。贷款还款日是2014年1月10日，但贷款到期后，张伟民没有还款。经过催讨，张伟民于2014年1月21日归还10万元贷款本息，2014年1月23日张伟民又归还40万元贷款本息，当日贝尔公司将剩余50万元贷款本息还清。关于张伟民办理贷款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根据银行操作规定，个人贷款在30万元以上的全部要受托支付，我行要求客户提供借款人资金用途的凭证，将贷款支付到指定的交易对象账户，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应该是贷款人拿来的，与担保人无关，但张伟民办理贷款的该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具体是谁提供的，因时间长远我已经记不清了。对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我行不进行实质审核，只进行形式审核，即审核合同上的供方与转账收款人的名称是否一致。本院还依法调取了提款申请书、受托支付委托书两份证据。
对上述证据，上诉人张利珍、丁会兵质证认为，对调查笔录、提款申请书、受托支付委托书没有异议，印证了张伟民愿意承担孙国英所欠贝尔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符合债务加入。被上诉人张伟民质证认为，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范畴，不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范畴，证人陈某没有到庭，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调查笔录的内容部分与事实不符；对提款申请书、受托支付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受托支付委托书中张利珍的开户行账户是贝尔公司提供的，开户行账户手写字体也不是张伟民写的，张伟民只是在上面签名。
二审中，张伟民、丁会兵本人到庭进行了陈述。张伟民陈述：因为孙国英100万元贷款到期后无法归还，我跟贝尔公司两个担保人各自承担50万元。还款前我和贝尔公司找银行商量，这笔款项由我们归还后，银行再让孙国英贷出来。陈某说，孙国英再贷肯定不会放贷了，要么你们俩来贷款。当时的情况是贝尔公司有一笔贷款即将到期，只能以我的名义贷款，贝尔公司进行担保，贷款出来后两人各自使用50万元、各自归还。具体到银行办理手续时，银行让我们提供购销合同，我本来是做了一份我与客户之间的购销合同，等到我去银行时，陈某说贝尔公司要将合同做到贝尔公司法定代表人丁会兵妻子张利珍名下，陈某称这只是过账会归还的，然后这笔钱由我自己分配。我去银行签字时购销合同已经在银行了，购销合同上张利珍的字已经签好了，进账单也已经填好了，我就是直接去签字。这笔钱转出后，张利珍只归还了我47万余元。我以为张利珍、丁会兵与贝尔公司是一个主体，当时我与贝尔公司口头约定各自使用50万元各自归还贷款，反正贝尔公司是丁会兵夫妻的，而且贝尔公司也是担保人，贷款归还贝尔公司肯定要承担责任的。归还贷款时我去找贝尔公司，贝尔公司不承认当时的口头约定，要我独自承担100万元贷款的归还，我说既然如此等银行起诉再说。后来银行找我说事情已经协商好了，各自承担50万元的贷款，银行让我只要归还50万元贷款，其余的银行会找丁会兵代偿。我以为事情已经协商好了，就将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承担了。但是贝尔公司以起诉来证明张利珍与贝尔公司不是同一个主体，我也只能起诉了。
丁会兵陈述：我是贝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贝尔公司。贝尔公司帮孙国英担保了50万元，贷款到期后孙国英没有还款，由贝尔公司代偿。代偿后张伟民找我给他做担保，张伟民告诉我，贷款出来后还给我帮孙国英代偿的52万余元，所以我为张伟民担保了。因为贷款部分要归还给贝尔公司，贷款出来后就直接汇到了张利珍名下，具体如何操作我也不知道，是银行和张伟民商量好并操作的，我到银行就是作为担保人盖章。钱到账后张伟民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贷款到了，让我将余款打给他，我就让张利珍按照张伟民给的卡号将余款打给他了。等到100万元贷款到期后，张伟民没有偿还，银行称张伟民如果不归还，只能由我来归还，我没有办法只能归还了张伟民的贷款本息52万余元。我打电话给张伟民要他还钱，张伟民称没有钱，我就只能起诉了。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不当得利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目的旨在规范私法上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矫正已经发生的错误给付。本案中，张伟民向吴江农村商业银行借款100万元，担保人为贝尔公司，借款用途为购塑料，张利珍系张伟民提供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供方，张伟民委托吴江农村商业银行将100万元借款直接支付至张利珍的银行账户。诉讼中张伟民和张利珍均认可，双方之间并无真实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关系，张伟民涉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获取银行借款的目的，但借款人张伟民和担保人贝尔公司已将100万元借款本息归还给吴江农村商业银行，吴江农村商业银行也并未因此受损，对借款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本案不予理涉。本案中，张利珍取得100万元贷款系基于张伟民的委托支付，并非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二审中，张伟民称将100万元贷款支付给张利珍是因为当时其与贝尔公司口头约定各自使用50万元贷款、各自归还；张利珍、丁会兵则认为，张伟民同意用100万元贷款归还贝尔公司代偿孙国英的52万余元，故将贷款直接汇到张利珍名下，双方对各自的主张均未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无论是采信张伟民主张的100万元贷款由其与贝尔公司各自使用50万元、各自归还，还是采信张利珍、丁会兵主张的张伟民同意用100万元贷款归还贝尔公司代偿孙国英的款项，均可证明将100万元贷款支付给张利珍是基于双方达成的合意，对张伟民而言不构成错误给付，亦可证明双方对100万元贷款款项的支配是有内部约定的。张利珍在收到100万元贷款后当日即返还给张伟民477100元，此系履行双方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张利珍未予返还的522900元，张伟民也未提出异议，印证了张伟民对张利珍取得该部分款项是予以认可的。直至贝尔公司代偿50万元借款本息并起诉向张伟民追偿时，张伟民才提起本案不当得利之诉，其目的旨在规避与张利珍之间的内部约定，企图利用不当得利之诉来追求其主观上的结果，这与不当得利之诉的功能和立法本意是不符的。至于双方之间关于贷款款项支配的内部约定和具体原因，并非本案不当得利之诉的审查范围，双方可依据其他基础法律关系另行处理。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中张利珍取得522900元不构成法律上的不当得利，张伟民基于不当得利要求张利珍、丁会兵予以返还，依法不应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有误，应予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4）吴江震民初字第045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伟民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1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130元，均由张伟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文杰
审判员 周 红
审判员 任小明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