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22民初285号
原告：黄某，男，1978年7月2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南宁市武鸣区，
原告：覃喜妹，女，1979年8月1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南宁市武鸣区，
原告：黄盛煜，男，2007年11月2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南宁市武鸣区，
原告：黄盛敏，男，2015年6月1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南宁市武鸣区，
原告黄盛煜、黄盛敏的法定代理人：黄某（父亲），覃喜妹（母亲），身份信息同上。
上述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选珠，广西桂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卜伟，广西桂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灵源村第一村民小组，住所地为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灵源村乡宦屯。
负责人：黄天作，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家拾，广西新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清荣，广西新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黄某、覃喜妹、黄盛煜、黄盛敏与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灵源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灵源村一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选珠、卜伟，被告灵源村一组的负责人黄天作、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家拾、张清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某、覃喜妹、黄盛煜、黄盛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共计人民币100万元（25万元/人×4人=100万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四原告均系被告的村民，以家庭承包形式承包被告的土地，一直在被告处居住并履行村民义务。因公共建设需要，武鸣区城厢镇政府于2016年12月9日与被告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依法征收被告土地，面积为592.26亩，每亩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8.875万元，政府支付被告征收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共计人民币5256.3075万元，被告按全组人口分配上述款项，村民每人应分得人民币25万元。但在分配过程中，被告却以其他理由不支付原告上述款项人民币共计100万元。原告认为，原告系被告村民并履行村民义务，依法应与同组村民享有同等的权益，被告在分配因政府征收土地所得款项时应按组内村民所分得的金额支付给原告，因而，被告不支付该款项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常住人口登记卡、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等，拟证明各原告的身份信息、原告黄某母亲陆美菊的身份信息及关系；2.新农合医疗基金收款收据、土地承包证、土地延期承包经营证及土地延包合同、补充协议、土地使用权证、农村信用社存折、南宁市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会员证、计划生育服务手册及四种节育手术证明书、武鸣县供销合作社社员证等，拟证明原告作为村组成员，居住在被告处，享有包括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医疗保险的相关村民权利；3.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拟证明被告的集体土地被政府征收，取得相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各项补助费的事实；4.中共武鸣县委员会武鸣县政府信访办复函、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的处理意见、中共武鸣县委员会办公室文件[武办发（1993）3号]、武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武政办（2005）74号]等，拟证明按政策原告仍应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5.武鸣县酒厂终止劳动合同协议，拟证明原告黄某于2006年1月17日与武鸣县酒厂解除劳动关系，仍以家庭形式承包的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6.城厢镇大皇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覃喜妹在原户籍地无承包地，不享有村民待遇；7.灵源村一组群众大会讨论大学城征地有关事项意见签名表，拟证明原告参与本组征地群众大会，同意政府征收土地补偿方案；8.前任组长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被告前任组长自认收回原告责任田是队委失误。
被告灵源村一组辩称：一、原告四人均不属于被告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不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原告黄某的父亲黄天茂系原武鸣县酒厂的职工，属于非农业人口。1992年5月6日，原告黄某农转非随父亲落户于武鸣县酒厂，享受非农业人口才能享有的平价粮油供应。原告黄某的原家庭成员中一共有母亲陆美菊、姐姐黄丽霞及黄某三人。黄某及姐姐黄丽霞农转非后，作为农业家庭户和农业人口统计的人员中，只有黄某母亲陆美菊一户一人。自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各户所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已经过多次调整，黄某农转非后，其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的份额已经被调整出来分给其他村民，其已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原告覃喜妹、黄盛煜、黄盛敏作为原告黄某的妻子和儿子，是在原告失去集体成员资格以后才结婚和生育的，依法依理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二、原告诉请参与集体分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自农转非后没有履行村民义务，其参与新农合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社会义务，更不属于村民义务的范畴。所以，原告农转非后不保留土地，不依靠农业生产获取生活来源，不能同等享受集体权益的分配。三、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交的证据有：1.户籍迁移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户籍迁移情况；2.户口簿，拟证明在集体户口簿中，原告一栏记载“不享受、已转非、户口迁出”等情况；3.协议书，拟证明原告申请将户口迁入本队，解决小孩就近读书，并作出“户口迁到本队后不能享受本队的各种待遇”等约定和承诺；4.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对比表、农业税纳税通知书，拟证明2003年9月12日，原告黄某的母亲是该家庭户唯一成员，农业税计税面积为1.08亩，2004年调整后计税面积为0.47亩，应纳税额为13.27元；5.集体分配记录，拟证明自2006至2011年，历次集体分配中，陆美菊家庭户仅有1人即陆美菊参与分配，原告非集体成员，无权参与分配；6.南宁市武鸣区社会保险事业局出具的复函，拟证明原告参保情况。
本院依职权从（2016）桂0122民初2646号案中调取了灵源村一组在南宁市武鸣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灵秀分社所开设账户的交易明细清单，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黄某的母亲陆美菊系被告灵源村一组成员，黄某于1978年7月22日出生后户口随母亲落在被告处。1985年，灵源村一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陆美菊户参加了灵源村一组家庭联产承包，承包相应亩数田地。1990年4月，武鸣县人民政府颁发武集建（1990）字第0200037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将灵源村一组的一块面积13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分配给原告黄某的父亲黄天茂，地号0201010065。1992年5月6日，黄某农转非随父亲将户口迁入武鸣县城厢镇解放街二巷169号。之后，黄某在武鸣县酒厂工作，直至2006年1月17日，酒厂因破产与黄某签订《武鸣县酒厂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双方协商同意自2005年11月30日起终止（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黄某参加工作后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至2011年12月。
另查明，2007年2月6日，黄某与原告覃喜妹结婚，婚后二人于同年11月26日生育原告黄盛煜，于2015年6月19日生育原告黄盛敏。2015年5月，黄某、覃喜妹、黄盛煜与灵源村一组签订如下内容的协议书：“根据当事人覃喜妹申请要求为了解决小孩能在附近学校就读把户口从大皇后村三队迁到灵源村一队，经管委同意如下协议：一、户口迁到本队后不能享受本队的各种待遇，不能参加本队的会议等事项；二、政府摊派的到本各种费用如垃圾费、排污费、水电费，自己负责开支费用，不能拒交；三、不能享受集体利益外，可以享受政府的养老、低保、医疗、计生政策等补贴。申请签名：黄某、覃喜妹、黄盛煜、灵源村一组。”2015年5月20日，黄某、黄盛煜因“子女投靠父母”由武鸣县城厢镇解放街二巷169号迁入武鸣县城厢镇灵源村乡宦屯121号；同日，覃喜妹因“夫妻投靠”由武鸣县城厢镇大皇后村大屯22号迁入武鸣县城厢镇灵源村乡宦屯121号；黄盛敏常住人口登记卡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一栏记载“2015.08.13出生申报”。
又查明，因南宁教育园区东片区项目建设需要，武鸣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依法征收灵源村一组位于土名“马文龙”、“敢谷”、“坛扁”、“四分至三分”、“环卫站”、“草把”等集体土地面积共592.26亩作为南宁市教育园区武鸣东片区项目建设用地。根据南宁教育园区东片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武鸣区城厢镇人民政府按如下统价计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592.26亩×88750元/亩＝52563075元。为解决征地后农民生活出路问题，武鸣区城厢镇人民政府同意在南宁教育园区武鸣东片区范围内为灵源村一组安排集体“三产”用地38亩，并依照3人为一套的安置原则安排个人“三产”用地93套。2016年12月9日，武鸣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与灵源村一组组长黄天作、群众代表签订了《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协议签订后，武鸣区城厢镇人民政府已于2017年1月23日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52563075元全部支付给灵源村一组。同月27日，灵源村一组以每人24万元的标准向本村组成员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原告因未能参与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而与灵源村一组产生纠纷，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有权分配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的征地补偿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由此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是解决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基本前提。
关于黄某、覃喜妹、黄盛煜、黄盛敏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具有灵源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当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主要考虑以下几种情形：出生时，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因为婚姻、收养以及国防建设或者其他政策性迁入等原因，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为常住户口的人，应当认定其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取得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原始取得和加入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主要考虑以下几种情形：已经死亡、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取得设区市非农业户口、取得非设区市城镇非农业户口并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应当认定其丧失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经审查，黄某原系灵源村一组成员，但1992年5月6日，黄某农转非取得城镇居民户口后进入武鸣县酒厂工作并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依此情形黄某已实际脱离原集体经济组织，取得其他替代性生活保障，已丧失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丧失村组成员资格的情况下，黄某将户籍迁回被告处，并不意味着当然重新加入灵源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须考虑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意见，而灵源村一组与原告签订协议的内容，即表明灵源村一组并未接纳原告等人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见，在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黄某已丧失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基于原告黄某的城镇居民身份，原告覃喜妹、黄盛煜、黄盛敏也不能因缔结婚姻或出生关系取得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于土地补偿费的性质是对丧失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其分配主体应当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所有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不能参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因此，原告黄某、覃喜妹、黄盛煜、黄盛敏主张参加分配被告的征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某、覃喜妹、黄盛煜、黄盛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黄某、覃喜妹、黄盛煜、黄盛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慧
代理审判员 刘芸芳
人民陪审员 谢记生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黄 玉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