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360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捷运（香港）有限公司（SwiftShipping(HK)CompanyLimited），住所地：伯利兹国伯利兹城伊芙路10号2单元3楼（Suite2,3Floor,No.10EveStreet,BelizeCity,Belize）。
法定代表人：张勇。
委托代理人：陈卫东，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劳佳刚，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钢铁企业集团金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1号广钢科技大楼5楼。
法定代表人：王亚，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品卓，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捷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钢铁企业集团金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钧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5）穗荔法民二涉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捷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诉称：2012年12月30日，捷运公司和梅州市雅鑫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州雅鑫公司”）订立定租确认书，约定由捷运公司向梅州雅鑫公司提供“富洋（PacificRich）”轮，从印尼南加里曼丹运输35000吨散装煤至中国泰州港。根据双方约定，运费共计448000美元；滞期费和延滞损失费率为6500美元/天，不足一天按比例收取。梅州雅鑫支付了67200美元作为预付款，余款为380800美元。2013年1月17日，上述船舶完成装货，产生装港滞期费和延滞损失共42927.08美元。2013年1月28日，船舶到达卸货港，并于同年2月4日完成卸货，产生卸港滞期费14873.26美元。由于梅州雅鑫公司未及时支付运费，2013年2月1日，捷运公司、金钧公司及梅州雅鑫公司订立了《“富洋（PacificRich）”轮运费支付保证书》，约定就上述运费余额和装港滞期费、延滞损失（共计423727.8美元，按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26计算，折合人民币2652531.52元），由金钧公司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不足部分由梅州雅鑫公司支付，但若梅州雅鑫公司未能在2013年2月8日前支付，则金钧公司将予以支付。2013年2月1日，金钧公司按上述支付保证书的约定支付了人民币1000000元。之后，梅州雅鑫公司和金钧公司均未向捷运公司支付运费和装港滞期费、延滞损失的余款人民币1652531.52元。捷运公司认为，金钧公司就上述余款对捷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自2013年2月起，捷运公司多次向金钧公司请求支付上述余款，但是金钧公司均未履行。鉴于金钧公司的违约行为，捷运公司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金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赔偿捷运公司运费、装港滞期费、延滞损失共计人民币1652531.52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由金钧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被告金钧公司在一审辩称：一、金钧公司与捷运公司之间不存在海事担保合同法律关系。双方之间并没有订立任何形式的合同，更没有订立具备担保合同效力的书面协议，不存在担保合同法律关系，捷运公司主张的海事担保诉讼依法不能成立。二、捷运公司起诉故意错列被告，系恶意诉讼，依法应当驳回。按捷运公司所述，捷运公司是与梅州雅鑫公司订立了船舶租赁合同，现捷运公司诉讼主张的是该租赁合同的运费、装港滞期费、延滞损失费用。金钧公司对该租赁合同自始至终都毫不知情，更不存在对该合同义务提供担保的问题。由于事实上没有捷运公司认为的担保的存在，因此，捷运公司也无法向法庭提供金钧公司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明确依据。捷运公司明知其债务主体是梅州雅鑫公司，却直接起诉金钧公司，是故意混淆事实的恶意诉讼行为。捷运公司不起诉梅州雅鑫公司，反而对金钧公司提起本无关联的债务诉讼，不仅荒唐，而且致使法庭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三、涉案保证书并非金钧公司所负担的保证义务，更不属金钧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从《“富洋（PacificRich）”轮运费支付保证书》记载的内容看，不能视为金钧公司对捷运公司做出的保证义务，该保证书仅是梅州雅鑫公司对捷运公司运费支付方式的一项安排，其实质是梅州雅鑫公司对金钧公司和捷运公司的保证，是赋予金钧公司选择支付对象的权利，而非金钧公司向捷运公司承担任何保证责任的承诺。即使捷运公司认为该保证书就是金钧公司对捷运公司的承诺，也是附条件的，其前提是由梅州雅鑫公司在特定日之前还款，其次才是金钧公司有权及有条件选择支付对象。在梅州雅鑫公司是否已经向捷运公司付款的相关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捷运公司向金钧公司主张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四、金钧公司与捷运公司之前不存在直接法律关系。捷运公司举证的付款证据，根本与金钧公司无关。金钧公司之前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是按梅州雅鑫公司的要求付给深圳骏勤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而非付给捷运公司。该付款行为是金钧公司对梅州雅鑫公司应付货款的冲抵，与捷运公司无关。综上所述，捷运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双方确认捷运公司与案外人梅州雅鑫公司之间订立船舶租赁合同。金钧公司与梅州雅鑫公司有业务往来，依双方签订的GISEYSYAX-20121127合同，金钧公司应向梅州雅鑫公司支付货款。2013年1月31日，梅州雅鑫公司向金钧公司发出《委托付款函》，该函写明：关于GISEYSYAX-20121127合同项下的货款人民币100万元，根据双方协商，金钧公司同意于2013年2月1日前将该款项付给梅州雅鑫公司，现梅州雅鑫公司委托金钧公司将该款项付给深圳骏勤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勤公司）。2013年2月1日，金钧公司将款项100万元支付给骏勤公司，付款回单上写明摘要为“货款”。
一审庭审中，捷运公司述称骏勤公司是其公司在国内的分公司，可以代表捷运公司接受价款，并确认上述金钧公司支付的100万元是用于支付梅州雅鑫公司欠捷运公司的船舶租赁费用。
捷运公司述称当时为解决梅州雅鑫公司欠捷运公司费用的清偿问题，捷运公司与金钧公司、梅州雅鑫公司三方签订了《“富洋（PacificRich）”轮运费支付保证书》，该保证书中写明：“参照我司‘梅州市雅鑫贸易有限公司’与‘富洋（PacificRich）’轮船东‘SwiftShipping(HK)CompanyLimited’于2012年12月30日签订的印尼煤炭运输FIXTURENOTE（NO.：SIF（BU）201212171（S），‘富洋（PacificRich）’轮已按租约将35000吨印尼煤炭于2013年1月29日运至指定卸港泰州锚地等待靠泊，期间产生的运费以及装港的滞期费、延滞费共计USD423727.80折合人民币2652531.52（汇率6.26）应在签发正本提单后3个银行工作日内支付给船东，但最晚不晚于开舱卸货之前。现我司不能按照与船东的合同支付如上费用，我司委托‘广州钢铁企业集团金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我司于2013年2月1日中午12：00前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给‘SwiftShipping(HK)CompanyLimited’船公司，其它尾款由梅州市雅鑫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02-08日前付清。如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付清尾款，广州钢铁企业集团金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有权从收到的货款中扣除该笔款项用于支付梅州市雅鑫贸易有限公司对船东的欠款，并追究其相应的责任。此保证书由甲、乙、丙三方（梅州市雅鑫贸易有限公司、广州钢铁企业集团金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SwiftShipping(HK)CompanyLimited）签字盖章生效”，捷运公司主张该保证书是通过传真签署的，该保证书上，梅州雅鑫公司和金钧公司的盖章均非原色公章，捷运公司的盖章是原色公章。
捷运公司述称其工作人员在2013年2月至4月期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向金钧公司和梅州雅鑫公司催款。捷运公司提交的电子邮件打印件中，记载捷运公司工作人员向“钟总”主张及时清偿剩余运费和滞期费；捷运公司工作人员于2013年3月22日发送邮件写明“广钢告知已支付足够的货款给您来付剩余的滞期费”并催讨欠款，发件人为“钟伟怀”于随后回复邮件为“致SwiftShipping(HK)Co.Ltd关于我司因为银行结款没有结到，我们会尽快安排在星期一左右付款，希望理解我司目前的处境！梅州雅鑫”
捷运公司工作人员在2013年4月1日发送邮件给金钧公司工作人员刘冀，写明“我公司明确要求贵公司按照此前贵司，梅州市雅鑫贸易公司和我公司三方签署的保证书之规定，将应付我公司的运费滞期费从贵司收到的货款中予以扣除。贵司与梅州市雅鑫贸易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对于我公司没有效力。贵公司的默示视为对贵司应负责任的认可”。刘冀回复该邮件称“我司完全不同意贵司在邮件中说提到的：‘贵公司的默示视为对贵司应负责任的认可’这句话”。捷运公司工作人员在2013年5月6日发送邮件给“钟总”及刘冀，写明“钟总：……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基础上，我司愿意给予贵司最后的谅解，同意贵司分期付款：1.由广州钢铁企业集团金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继续为贵司的分期付款提供担保；2.……”。刘冀于次日向捷运公司回复称“致深圳骏勤公司法务部：我司没有和贵司签订任何租船合同，双方没有任何租船合同条款。故我司不同意贵司的任何建议和操作方式，请贵司主动并积极的联系梅州市雅鑫贸易有限公司进行剩余租船费用的追缴。我司不承担任何与我司无关的责任和义务。并请钟总积极配合还清深圳骏勤公司剩余的租船费用”。
捷运公司未能收回相关款项，遂于2013年12月18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航次租船合同诉讼，案号为（2014）广海法初字第131号。该案立案后，捷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16日两次向法院申请追加梅州雅鑫公司为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于2014年4月30日做出（2014）广海法初字第13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捷运公司追加梅州雅鑫公司为案件共同被告的申请。2014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进行开庭，庭审中，捷运公司认为根据《“富洋（PacificRich）”轮运费支付保证书》，金钧公司既是债的加入，也是担保关系；法庭要求捷运公司明确法律关系，捷运公司遂称其确定与金钧公司是按债的加入的法律关系，并提交了《明确法律关系的说明》。由于捷运公司变更案由，故金钧公司对该案提出管辖权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于2014年4月30日作出（2014）广海法初字第13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捷运公司对金钧公司的起诉。之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8日作出（2014）粤高法立民终字第145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上述民事裁定，本案移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管辖。
一审庭审中，捷运公司提出请求法院按照担保的法律关系和债的加入的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其认为诉讼中应当允许或然性的法律关系。捷运公司另述其通过邮件催收并实际拜访过梅州雅鑫公司，但未收回欠款，捷运公司也没有启动相关的仲裁程序进行追索。
捷运公司于一审庭审结束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经公证的《“富洋（PacificRich）”轮运费支付保证书》传真件、经公证的“广州钢铁企业集团金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官网英文页面、李文和王欣的证人证言。
一审法院认为：因捷运公司为伯利兹国登记的公司,故本案应按照涉外案件处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移送给一审法院管辖，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因捷运公司、金钧公司对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未作选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合同履行地在我国内地，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一审法院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金钧公司对涉案债务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捷运公司在（2014）广海法初字第131号案件的庭审中，明确其基于债的加入主张金钧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然而在本案庭审中又重新主张其基于担保的法律关系和债的加入的法律关系主张金钧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民事案件中，原则上是同一诉讼处理一个法律关系；如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则属于主从关系，应以主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如请求权竞合，则应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确定。本案中，担保的法律关系和债的加入的法律关系并非主从法律关系，捷运公司关于民事诉讼允许或然性法律关系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采纳其要求按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确定金钧公司义务的主张。捷运公司在法院要求其确定选择一种法律关系进行诉讼的情况下，不做出选择，一审法院结合其在（2014）广海法初字第131号案件中的陈述，确定以债的加入法律关系对本案进行审理。
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加入到债的关系中来，成为新的债务人，同原债务人一起对债权人承担连带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诉请人民法院要求第三人履行，也可以请求原债务人履行债务。
本案中，从债务加入的基础即债务真实性而言，捷运公司仅起诉金钧公司，梅州雅鑫公司没有参加诉讼，捷运公司与梅州雅鑫公司之间债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依捷运公司所述，其与梅州雅鑫公司的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一审法院也不宜对其债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更关键的是，从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来讲，捷运公司没有提出有效的证据证明金钧公司做出了同意与原债务人（即梅州雅鑫公司）一起对债权人（即捷运公司）承担连带债务的意思表示，捷运公司关于金钧公司加入了捷运公司与梅州雅鑫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缺乏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即使《“富洋（PacificRich）”轮运费支付保证书》属实，该保证书中，仅确定了金钧公司受梅州雅鑫公司的委托于2013年2月1日中午12：00前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给捷运公司，对此，捷运公司已确认了金钧公司已支付该款项。关于其他剩余的款项即尾款，该保证书中是确定由梅州雅鑫公司于2013年2月8日前付清，如该公司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付清尾款，金钧公司有权从收到的货款中扣除该笔款项用于支付梅州雅鑫公司对捷运公司的欠款。从该表述中，金钧公司并没有承诺加入债务，与梅州雅鑫公司对捷运公司承担连带债务。且从捷运公司、金钧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的内容看，金钧公司也不确认其对捷运公司有付款义务，并要求捷运公司直接向梅州雅鑫公司追收。
实际上，即使以债务担保法律关系角度看，虽然该文名称为保证书，但并没有约定三方当事人中谁为保证之义务人，保证书中所记载的内容也没有反映出金钧公司做出了担保的意思表示。
因此，捷运公司主张金钧公司加入其与梅州雅鑫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成立，捷运公司要求金钧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捷运公司于一审庭后提交的证据，其目的是证明其提交的《“富洋（PacificRich）”轮运费支付保证书》传真件的真实性，但如上所述，即使该传真件为真，也不足以证明金钧公司之主张，故该部分证据对本案没有关键作用，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纳，不再另行组织质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捷运公司捷运（香港）有限公司（SwiftShipping(HK)CompanyLimited）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673元，由捷运公司负担。
上诉人捷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一、错误认定关键证据效力。一审法院仅以“使用传真不符合双方的沟通习惯，又因该件上没有被告、梅州雅鑫公司的原色公章”为由不予采纳《“pacificrich”轮运费支付保证书》（以下简称《保证书》），显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捷运公司和金钧公司之间不存在以邮件往来作为沟通习惯的事实。其次，对于使用传真进行交换的文件，不会显示另外两方（即金钧公司和梅州雅鑫公司）的原色印章，而只能显示己方的原色印章。再次，捷运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己方的传真件原件、经公证的传真记录和金钧公司官网页面以及证人证言，以证明《保证书》上所载传真号就是金钧公司官网上公布的联系号码，金钧公司事实上收到了《保证书》。最后，《保证书》要求金钧公司“于2013年2月1日中午12：00前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给‘SwiftShipping(HK)CompanyLimited’船公司……”，而事实上金钧公司也按上述约定履行了义务，这进一步证明金钧公司知晓该《保证书》并按《保证书》的要求履行义务。因此，金钧公司对上述《保证书》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否认完全脱离事实，一审法院在认定该份证据的效力上也明显存在着事实查明不清的错误。二、错误认定民事诉讼允许或然性法律关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中称“原告关于民事诉讼允许或然性法律关系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采纳其要求按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确定被告义务的主张”，但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捷运公司在一审程序中已提出其基于担保的法律关系和债的加入的法律关系要求金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并提供了民事诉讼允许或然性法律关系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作出前述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三、错误认定金钧公司没有加入原债务关系。一审法院在认定金钧公司在《保证书》下是否承担债务加入责任时，存在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第一，一审法院认为“从债务加入的基础即债务真实性而言，捷运公司仅起诉金钧，梅州雅鑫公司没有参加诉讼，原告与梅州雅鑫公司之间债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依原告所述，其余梅州雅鑫公司的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本院不宜对其债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依据上述债务加入的观点，捷运公司有权仅选择第三人作为诉请的对象，而不必然需要将原债务人加入到同一法院程序中来，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梅州雅鑫公司已向捷运公司履行了债务。根据捷运公司与梅州雅鑫公司的租约仲裁条款，捷运公司向梅州雅鑫公司提起了仲裁并取得胜诉的仲裁裁决，该裁决目前无法执行，但它进一步证明债务是真实存在的。第二，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没有提出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做出了同意与原债务人（即梅州雅鑫公司）延期对债权人（即原告）承担连带债务的意思表示……”，该认定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保证书》本身就是债务加入的直接和有效证明，《保证书》中的措辞也明确的规定了金钧公司对剩余运费的支付责任。金钧公司已经通过签署《保证书》的形式，明确作出了其同意与梅州雅鑫公司对捷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已经加入到捷运公司与梅州雅鑫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综上，请求：一、依法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荔法民二涉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由金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赔偿捷运公司共计人民币1652531.52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计算利息；二、依法判令金钧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金钧公司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过程中，捷运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一、香港HKIAC/15078A仲裁终局裁决书，拟证明捷运公司与梅州雅鑫公司之间的债务是真实存在，并已经仲裁庭终局裁决确认。二、李文出具的“富洋”轮欠付运费滞期费案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涉案《保证书》真实有效，涉案《保证书》内容是当事各方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金钧公司承诺如果到2013年2月8日前，梅州雅鑫公司未付欠款，则由其从货款中扣除款项用于支付给捷运公司。三、王欣出具的“富洋”轮欠付运费滞期费案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捷运公司或其代理人在向金钧公司催促付款过程中，金钧公司从未否认过涉案《保证书》的真实性，也从未否认过其在涉案《保证书》项下所应承担的付款义务。捷运公司述称：香港HKIAC/15078A仲裁终局裁决书原件有经过公证，翻译本是捷运公司自行翻译供法庭参考。上述证据二、三在一审时已提供，但一审法院未组织质证。针对捷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金钧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不符合举证要求。该证据产生的时间是2015年11月18日，虽然本案一审开庭时间为2015年3月，但判决是在2016年6月27日，因此在一审判决书作出之前，捷运公司有时间向法庭提交该证据。因此，金钧公司对捷运公司提交该证据的程序提出异议。且该证据没有经过香港公证员公证，通过专递渠道进行认证，因此金钧公司对该裁决书不予认可。同时，在实体方面，该裁决书已经对案外人梅州雅鑫公司欠付捷运公司的运费有确定无疑的裁决，而本案中捷运公司没有将梅州雅鑫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也就是说，对梅州雅鑫公司有确定债务判决的情况下，单独另行对金钧公司提起保证纠纷已经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该证据恰恰说明，捷运公司要求金钧公司承担所谓的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依据。对证据二、三的意见为：第一，该证据不能影响《保证书》是否真实的性质判断。第二、《保证书》即使属实，该两份证人证言也不能确定金钧公司在《保证书》中有所承诺或者对债进行有加入的意思表示，因为既没有明示也没有暗示表示。第三、捷运公司在上诉状中称该两份证人证言经过公证，但金钧公司没有见过相关公证书。
本院经审理查明，捷运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HKIAC/15078A仲裁终局裁决书有中、英文版本，其自行翻译供法庭参考的该裁决书中文译本记载：该裁决书的申请人/船东为捷运公司，被申请人/租船人为梅州雅鑫公司；纠纷为2012年12月30日订立的《租约》；仲裁地为香港，适用英国法；结论为梅州雅鑫公司应当向捷运公司支付的赔偿金额为278327.34美元。该裁决书签发时间为2015年11月18日。捷运公司提交的李文、王欣出具的“富洋”轮欠付运费滞期费案的情况说明，记载了金钧公司代梅州雅鑫公司支付100万元货款、捷运公司向金钧公司、梅州雅鑫公司追收梅州雅鑫公司欠捷运公司其他款项的情况，李文、王欣均为捷运公司员工。捷运公司将该两份证人证言提交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未组织质证。
再查明，在捷运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起诉金钧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的诉讼中，捷运公司向该院提出追加梅州雅鑫公司为共同被告的申请，该院以（2014）广海法初字131-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捷运公司的上述申请。由于捷运公司在该诉讼中变更与金钧公司的法律关系性质，以债的加入为由，请求金钧公司支付梅州雅鑫公司在履行与捷运公司之间的航次租船合同中拖欠捷运公司的运费、滞期费等费用。金钧公司在捷运公司变更法律关系性质后的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主张案涉纠纷应由被告金钧公司住所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以（2014）广海法初字第131-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案涉争议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依法属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同时认为由于案涉航次租船合同中订立有仲裁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裁定驳回捷运公司对金钧公司的起诉。捷运公司不服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2014）广海法初字第131-6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以（2014）粤高法立民终字第145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捷运公司依据涉案《保证书》而不是航次租船合同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不是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不属于海事法院管辖范围，捷运公司上诉认为双方无仲裁协议，本案应由人民法院审理正确，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2014）广海法初字第131-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管辖。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因捷运公司为伯利兹国登记的公司,故本案应按照涉外案件处理。因捷运公司、金钧公司对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未作选择，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因此本院对此准据法的适用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捷运公司主张民事诉讼允许或然性法律关系的问题。捷运公司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下称《意见》）中的观点作为允许当事人有或然性法律关系的依据。该《意见》“释明权的行使”中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事实先行判决，所以对合同效力作出释明并无不当。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利于法院审理都有益。1、法院对此应当是明确不可再变动；2、允许当事人有或然诉讼请求；3、仅为依法律或法理解释和说明，……。”本院认为，上述《意见》允许的是当事人可以有或然性的诉讼请求，而非允许当事人在同一诉讼中有或然性的法律关系。本案中，捷运公司主张既以债的加入，又以担保的法律关系请求确认金钧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违反了同一诉讼只处理一个法律关系的民事诉讼原则，其援引上述意见中关于允许当事人有或然性诉讼请求的观点，并以此作为应允许存在或然性法律关系的依据，也明显与上述《意见》所表述的观点不相一致。由于担保的法律关系和债的加入的法律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两者并非属于主从法律关系，在一审法院已经作出释明且要求捷运公司确定以何种法律关系进行诉讼但其未做出选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其在（2014）广海法初字第131号案件中提交的《明确法律关系的说明》，确定以债的加入法律关系对本案进行审理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金钧公司有否加入梅州雅鑫公司对捷运公司的债务的问题。涉案《保证书》记载，“……，我司委托‘广州钢铁企业集团金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我司于2013年2月1日中午12：00前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给‘SwiftShipping(HK)CompanyLimited’船公司，其它尾款由梅州市雅鑫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02-08日前付清。如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付清尾款，广州钢铁企业集团金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有权从收到的货款中扣除该笔款项用于支付梅州市雅鑫贸易有限公司对船东的欠款，并追究其相应的责任。……”。从该《保证书》的内容看，并无记载金钧公司就梅州雅鑫公司对捷运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的内容，其中有关梅州雅鑫公司如不能在约定的期限内付清尾款，“广州钢铁企业集团金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有权从收到的货款中扣除该笔款项用于支付梅州市雅鑫贸易有限公司对船东的欠款”的表述，其含义是指在梅州雅鑫公司不如期付清尾款的情况下，金钧公司有权选择款项的支付对象，因此，该《保证书》不足以证明捷运公司关于金钧公司加入了捷运公司与梅州雅鑫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鉴此，捷运公司关于金钧公司已经通过签署《保证书》的形式，明确作出了其同意与梅州雅鑫公司对捷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已经加入到捷运公司与梅州雅鑫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接纳。同时，涉案《保证书》未有金钧公司对涉案债务作担保的意思表示，《保证书》中也未有捷运公司、金钧公司、梅州雅鑫公司三方当事人，谁是谁的保证人、谁对债务承担保证义务的记载，因此，该《保证书》的真实与否，并不影响金钧公司是否应对梅州雅鑫公司对捷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的认定。一审法院在认定金钧公司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上对该证据未予采纳并不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在本案二审期间捷运公司提交的两份证人证言，经审查，也不能证明金钧公司就愿意加入涉案债务作了明示或默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捷运公司主张金钧公司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捷运（香港）有限公司（SwiftShipping(HK)CompanyLimited）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9637元，由上诉人捷运（香港）有限公司（SwiftShipping(HK)CompanyLimited）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官润之
审判员 关 壮
审判员 陈晓红
二〇一八年一月四日
书记员 方卓迪
黄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