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1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利芹，女，1969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伊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枢，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帅，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高客长途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潘家庙村418号。
法定代表人：王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辉，男，北京高客长途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晨光，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高客长途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莲花池客运站，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电力医院对面）。
负责人：田瑜，站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辉，男，北京高客长途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晨光，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利芹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高客长途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高客公司）、被上诉人北京高客长途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莲花池客运站（以下简称莲花池客运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9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利芹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孙利芹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承担。事实和理由：孙利芹与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该判决在认定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收到孙利芹200万元转款却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仅以案由不当和无书面合同为由，判决驳回孙利芹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撤销改判。
一、起诉案由不当，不应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1.孙利芹支付200万元的目的是买车以及这两台车附带的部分班线经营权。打款凭证上明确备注是“购车款”，而非一审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所称“其支付200万元款项的目的是获得班线经营权”。2.案由的确定只是程序上的安排，不应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以直接变更案由。3.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及所谓第三方黄伯渠均认可车辆及班线经营权可以买卖，一审法院不应直接以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从未主张的“原被告双方不属于典型买卖合同关系”而否定一审各方之间都认可的合同关系，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只是认为钱转给黄伯渠，合同就已经履行完毕。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一审提交的《关于解决三门峡线路经营承包问题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黄伯渠证言、洛阳德惠工贸有限公司等证据，都在证明三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黄伯渠出卖给北京高客公司，北京高客公司再卖给孙利芹（孙利芹履行了付款义务，但北京高客公司没有履行）。莲花池客运站是拥有车辆所有权的企业法人，北京高客公司是拥有班线专线经营权的企业法人，只有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才有处分、收益车辆和客运专线独家经营的权利。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黄伯渠和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孙利芹和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纠纷只是存在于孙利芹履行了支付购车款200万元的义务，而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没有履行将自己拥有的车辆所有权和线路经营权转移给孙利芹的义务。4.根据国家客运管理相关规定，班线经营权禁止有偿转让，所以，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必然也不会签订书面的买卖协议。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收到孙利芹支付的200万元后，并未提出异议，应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5.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无论是无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承包关系或是不当得利，都不应影响孙利芹的实体权利。
一审判决书所称：“孙利芹汇款单上载明购车款与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所主张的事实及提交的证据并不相悖”，这一说法显然错误。1.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称付给案外人黄伯渠的220万元是他们之间的合同买卖或者利益输送，与孙利芹无关。2.孙利芹是购买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的车辆所有权和专线经营权。只有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才有车辆所有权和班线经营权，其他人没有所有权和处分权，所以孙利芹购买的是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的车辆所有权和班线经营权。
关于几个事实认定问题的澄清。1.孙利芹与赵留欣从未进行过婚姻登记，不是夫妻关系。2.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提交的《会议纪要》等证据，没有孙利芹或赵留欣的签字确认，不应对孙利芹有约束力，而且内容多处错误（赵留欣、赵留新等名字多次错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王会喜不是孙利芹的委托代理人，没有出具过任何委托手续，也不是什么亲戚。4.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给洛阳德惠工贸有限公司打款220万元，而非《会议纪要》所称的给黄伯渠打款，该笔转账与本案无关。5.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打给黄伯渠220万元，绝对不是孙利芹转给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的那200万元。因为，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打给黄伯渠（实为洛阳德惠工贸有限公司）220万元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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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7日。孙利芹转账的200万元里有一笔50万元时间是2012年10月18日，时间在后。6.徐某、黄伯渠等证人证言均是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利益关系人，且存在后补证据的嫌疑，黄伯渠也始终未出庭作证，其证明效力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7.在基本事实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本案一审判决书与原（2015）大民（商）初字第17108号一审判决均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但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综上，孙利芹打款200万元，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也承认收到该笔款，那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应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收款原因。故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孙利芹的上诉主张。
北京高客公司与莲花池客运站共同辨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孙利芹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孙利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共同返还已付的200万元及其利息（从2012年10月1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利芹诉称，其为购买北京高客公司北京至三门峡客运线路经营权及车辆（车牌号×××、×××）向莲花池客运站支付款项200万元，国家禁止客运线路经营权私自有偿转让，故要求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返还该款项。
孙利芹提交的汇款单据复印件显示：2012年9月14日，孙利芹向莲花池客运站汇款50万元，用途购车款；2012年9月18日，孙利芹向莲花池客运站分别汇款60万元和15万元，用途购车款；2012年9月18日，郭东侠向莲花池客运站汇款25万元，用途购车款；2012年10月18日，王文丽向莲花池客运站汇款50万元，转款用途记载为孙利芹本金，转账回单右下写有同意转入本账号，有孙利芹签字。孙利芹陈述，案外人郭东侠、王文丽代其分别向莲花池客运站汇款25万元和50万元。
孙利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公证书2份。2014年8月15日的公证书载明：内容为“我于2012年9月18日用我的银行账号×××为孙利芹向莲花池客运站02080301300000582北京农商行六里桥支行账号转款25万元”的证人证言原件系郭东侠自书。2015年6月3日的公证书载明：内容为“2012年10月18日，孙利芹借用我的兴业银行账号×××网上银行转账到收款户名为莲花池客运站，账号×××，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里桥支行，转账50万元，此款是孙利芹的钱，我受孙利芹委托向莲花池客运站转款”的证人证言原件系王文丽自书。
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认可收到上述200万元款项，但主张收取该款项是基于孙利芹的丈夫赵留欣承包北京至三门峡线路而向原承包人黄伯渠支付的线路承包权益转让款，该款项已经支付给了黄伯渠。
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一审陈述，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与永世通分公司对于客运线路运营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具体再由永世通分公司向外发包给线路的实际经营者，北京至三门峡线路、三门峡至北京线路均有2辆车运营，其中北京至三门峡的2辆车为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所有，三门峡至北京的2辆车为三门峡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门峡公司）所有，以上线路最初由黄伯渠、赵留欣等人承包经营，其中北京至三门峡的线路由黄伯渠与永世通分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三门峡至北京的线路由赵留欣的人员与三门峡公司签订承包合同，这种方式大概运营了一两年，到2012年，因为客源的问题，黄伯渠与赵留欣发生纠纷，客运线路难以正常运转，所以莲花池客运站与三门峡公司协调双方承包人，最后双方达成以220万元的对价，黄伯渠退出线路的承包经营权，由赵留欣经营北京至三门峡、三门峡至北京的整体线路，由于赵留欣是三门峡农商行的干部，不允许经商，所以在受让线路后，赵留欣指定王会喜与永世通分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
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提交的《会议纪要》，载明：2012年9月13日在莲花池客运站二楼会议室北京高客公司、永世通分公司、三门峡公司派人员参加黄伯渠、赵留欣关于线路争议的协商，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为：北京高客公司所属两部运营车辆承包经营权原经营承包人黄伯渠同意退出经营、解除合同，返还购车款及转让费220万元；由三门峡公司北京线路承包人赵留欣进行承包并同意支付购车款及转让费215万元，北京高客公司支付5万元；赵留欣支付的购车款及转让费一个月内汇到莲花池客运站账户，款项到账后永世通分公司与其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该会议纪要上仅有黄伯渠的签字。
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一审还申请了证人徐某出庭作证，证人徐某一审当庭陈述：我退休前为北京高客公司经理。北京与三门峡之间有4辆车经营，隶属于北京高客公司的2部车经营的是北京至三门峡线路，隶属于三门峡公司的2部车经营的是三门峡至北京线路，北京至三门峡的2部车客源少，三门峡至北京的2部车客源多，所以产生了矛盾，最后北京至三门峡的线路经营者黄伯渠提出不再承包，黄伯渠与赵留欣就价格谈判，黄伯渠想要220万元，赵留欣只愿意给215万元，最后黄伯渠、赵留欣、三门峡公司的代表、莲花池客运站的经理王世辉还有我一起召开了协调会，因为这条线路当时已经停运一个多月了，为了保留客运线路，就决定同意黄伯渠要求的220万元，其中赵留欣支付200万元，打给北京高客公司，另外15万在票款中扣除，还有5万元由北京高客公司支付。经一审当庭质证，孙利芹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
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提交的黄伯渠于2014年6月29日出具的证明，载明：黄伯渠为北京至三门峡长途客运班车（车牌号×××、×××）原承包人，在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承包该车辆；因与三门峡至北京客运班车承包人赵留欣在运营中发生纠纷，2012年9月在莲花池客运站二楼会议室，由三门峡公司郭东侠、韩继红和承包人赵留欣，北京高客公司徐某、王世辉、辛淑清和黄伯渠共同开会解决上述承包车辆运营问题，最后黄伯渠被迫同意以220万元的价格将车辆转让给赵留欣，赵留欣支付215万元，北京高客公司支付5万元，全部款项通过北京高客公司交给黄伯渠，会后一个星期左右，北京高客公司将220万元汇到了黄伯渠的指定账户。
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经营目标管理合同和车辆客运线路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经营目标管理合同系莲花池客运站与永世通分公司签订，约定由乙方永世通分公司经营甲方莲花池客运站车辆（车辆牌号为×××、×××）及线路（北京莲花池—河南三门峡），经营期间三年，自2012年10月15日至2015年10月14日；乙方每年每部车交纳经营承包费用2.5万元，两部车每年共计5万元；乙方经营期间甲方代缴保险费、车船使用税、税金、客票代理费、停车费、车辆清洁费、安全检查费等，费用由乙方承担；合同自2012年10月15日起执行。2011年1月1日，永世通分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黄伯渠签订车辆客运线路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由乙方经营甲方北京至三门峡班线，合同期限三年，自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车辆牌号为×××、×××。2012年9月19日，永世通分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王会喜签订车辆客运线路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由乙方经营甲方北京至三门峡班线，合同期限一年，自2012年9月14日至2013年12月31日，车辆牌号为×××、×××。
为证明已将款项220万元支付黄伯渠，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提交了转账凭证及指定汇款账号的说明。2012年9月26日致莲花池客运站财务部说明载明：今永世通分公司委托黄伯渠办理银行账号变更汇款事宜（线路三门峡×××、×××车），单位洛阳德惠工贸有限公司，银行农行伊川支行，账号×××，如按上述账号及名称汇款出现问题，后果自负，说明下方有永世通分公司负责人辛淑清、经办人黄伯渠签字。2012年9月27日的汇款凭证显示：2012年9月27日莲花池客运站向洛阳德惠工贸有限公司的×××账号汇款220万元。
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一审陈述，上述220万款项，其中200万元即为孙利芹的丈夫赵留欣承包北京至三门峡线路而向黄伯渠支付的线路承包经营转让款，另外的15万元是在线路票款中扣除的，5万元是莲花池客运站为解决纠纷支付给黄伯渠的。
为证明15万元扣除票款的事实，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提交了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2014）湖民一初字第2005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民终字第00902号民事调解书。（2014）湖民一初字第2005号民事判决书系杨培诉三门峡公司、三门峡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三分公司（以下简称三分公司）、莲花池客运站、永世通分公司、北京高客公司承包合同纠纷，该判决书查明三分公司与杨培就三门峡至北京客运线路签订客车运输承包经营合同共8份，约定由杨培承包三分公司客车×××、×××及三门峡至北京运营线路。2014年1月1日莲花池客运站与三分公司签订2014年道路长途运营客车进站协议，约定莲花池客运站对三分公司车辆实施清洁监督检查、出站检验单及管理考核等制度，并约定财务结算具体规则。2012年12月11日，三分公司向莲花池客运站出具委托书，委托永世通分公司办理×××、×××自2012年8月开始每月票款结算及汇款事宜。之后，永世通分公司将款项与杨培委托代理人王会喜结算后汇入杨培指定账户，后因2014年3月26日至2015年1月7日期间票款结算发生争议。杨培提交2012年11月25日月结算明细表，证实2012年7月至11月结算时，莲花池客运站少支付15万元，结算表上有王会喜签字确认。（2014）湖民一初字第2005号判决书认定争议的扣款15万元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应由三分公司和莲花池客运站支付给杨培，支付完毕后可向王会喜另行主张。莲花池客运站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5年11月3日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后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莲花池客运站、永世通分公司于2015年11月15日前一次性支付杨培票据结算款222731.09元；杨培不再向莲花池客运站、永世通分公司、北京高客公司、三门峡公司、三分公司主张扣除的15万元票据结算款；三门峡公司、三分公司不承担本案支付责任；上述第一项履行完毕后，杨培与各方票据结算就此了结，彼此不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
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赵留欣与孙利芹系夫妻关系。一审诉讼中，孙利芹否认其与赵留欣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此，买卖合同系以转移所有权为内容的合同，而所有权的客体为不动产和动产。本案中，根据孙利芹关于本案事实的陈述，其支付200万元款项的目的是获得班线经营权，而班线经营权不属于所有权的客体，所以本案不属于买卖合同纠纷。经一审法院释明，孙利芹坚持按照买卖合同纠纷案由起诉。
其次，根据孙利芹一审陈述的事实、理由和一审法院关于案由的认定，本案的诉讼标的为，孙利芹是否享有基于其所主张的以转让班线经营权为内容的合同关系而产生的退还款项请求权。因此，孙利芹与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真实地存在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是孙利芹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基本前提。在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否认存在该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孙利芹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孙利芹应当证明的内容是，其与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达成了以转让班线经营权为内容的合意。对此，孙利芹并未提交书面合同或其他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孙利芹提交的汇款单据复印件、公证书只能证明其本人及通过案外人向莲花池客运站支付了200万元款项，汇款单据上虽记载有购车款，但该记载与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所主张的事实及提交的证据并不相悖。款项流转的事实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以及合同关系的性质。结合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提交的证据，孙利芹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确适用法律和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提起诉讼时确定的案由是其本人依据自己所掌握案件的事实来选择的，也是当事人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体现。本案在一审审理中，经法官释明，孙利芹坚持以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
孙利芹二审上诉主张自己与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达成合意，支付200万元购买车辆及附带的部分班线经营权，但在支付200万元款项后并没有得到班线经营权及车辆，故要求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返还200万元及利息。但对于双方达到买卖合意的主张，孙利芹并没有提交书面合同或其他证据，汇款单据复印件、公证书只能证明其本人及通过案外人向莲花池客运站支付了200万元款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在只有汇款单据上备注为“购车款”，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孙利芹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妥，孙利芹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如孙利芹与北京高客公司、莲花池客运站存在其他纠纷，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孙利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孙利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 伟
审 判 员 张 君
审 判 员 胡 君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张子才
书 记 员 张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