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天行初字第11号原告天柱县社学乡溪口村林山片塘仁一组。诉讼代表人吴九权，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蒲光林，贵州宏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柱县社学乡溪口村林山片塘仁二组。诉讼代表人陆宗付，该组组长。原告天柱县社学乡溪口村林山片塘仁三组。诉讼代表人袁遐刚，该组组长。原告天柱县社学乡溪口村林山片塘仁四组。诉讼代表人尹秀平，该组组长。原告天柱县社学乡溪口村林山片塘仁五组。诉讼代表人ＸＸ礼，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ＸＸ润。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陆再义，县长。委托代理人李永鹏，县�民政府法律顾问。委托代理人龙鑫，县人民政府调处办工作人员。第三人天柱县社学乡溪口村林山片芭蕉组。诉讼代表人杨廷康，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龙守林，天柱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天柱县社学乡溪口村林山片塘仁一、二、三、四、五组（以下简称塘仁一、二、三、四、五组）不服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的（2014）天府调8号《关于社学乡溪口村林山片芭蕉组与溪口村林山片塘仁一、二、三、四、五组为天塘坡至大林山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之具体行政行为，于2015年3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塘仁一组的诉讼代表人吴九权及其委托代理人蒲�林、塘仁四组的诉讼代表人尹秀平、塘仁五组的委托代理人ＸＸ润，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永鹏、龙鑫以及第三人芭蕉组的诉讼代表人杨廷康及其委托代理人龙守林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塘仁二组的诉讼代表人陆宗付、塘仁三组的诉讼代表人袁遐刚、塘仁五组的诉讼代表人ＸＸ礼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的（2014）天府调8号《处理决定》之具体行政行为，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在天塘坡至大林山一带的林地以“四固定”时期划定的界线为准，即由杨廷保原住地起，跟路到大天堂、盘讲跟路下分水坳、跟盘路跟旱田岭坳上，跟路进内各楼至新舟田坳上、跟垅上到大林山止，以路为界，靠芭蕉一边的林地（争议范围的林地）属第三人芭蕉组所有。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1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1、林山大队塘仁片与芭蕉片山林划界合同书，证明1966年山林权属划界情况；2、《调处意见书》，证明1987年城关区司法办对双方山林权属界线的认定情况；3、刘茂山证实材料，证明争议地1966年的边界划界情况；4、社学乡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书，证明该处理决定书与本案争议地无关联；5、山林承包证十二份，证明第三人的山林承包证未加盖相关印章，不符合证据的规则；6、《协议书》，证明争议地的权属和经营管理情况；7、《承包荒山造林合同》，证明争议地的经营管理情况；8、《跨界埋坟协议书》，证明争议地的使用情况；9、《林木采伐证》两份，证明争议地的经营管理情况；10、《山林承包使用证》五份，证明原告的山林承包证未加盖印章，不符合证据要求；11、吴世金证明材料，证明该证据未附身份证明，且该证人与当事人有�害关系，证明力低下；12、ＸＸ年证明材料，证明该证据存在瑕疵，证明效力低下；13、王述光证明材料，证明未附身份证明，且该证人不是参加划界人员；14、山场踏查笔录，证明核实争议地范围；15、核实笔录两份，证明调查争议地历史经营管理情况的事实；16、调查笔录两份，证明调查争议地历史经营管理情况的事实；17、纠纷示意图，证明纠纷地的现场情况。原告诉称：天塘坡至大林山这一片山林一直以来都是原告经营、管理和受益，与其他人无任何争议。这片山林的界线为：从打望坡坳上往西南方向上岭，从岭到水破下大坳，从大坳以岭破上山顶，又从山顶以岭破下分水坳内田角，又从分水坳以岭破上一直到大林山唱歌坪，又从大林山唱歌坪倒水破下大坳，从大坳破上山顶与茶溪组山岭接界，靠塘仁组这边的山林归塘仁所有和管理，靠芭蕉组这边的�林归第三人所有和管理。多年来，原告和第三人的群众和村民都是以上述界线管理并相互遵照执行。2013年某月第三人将属于原告的上述林地承包给信合馨木业公司造林，明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纠纷发生后，经天柱县人民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调处，在调处过程中，被告对整个山场未深入踏查，一味地听第三人的陈述，因而被告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了（2014）天府调8号《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在收到该处理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向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州人民政府复议后，州人民政府仍然依样画葫，作出了黔东南复议字（2015）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即维持天柱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认为，被告在调处本纠纷过程中敷衍处理，袒护第三人，将属于原告的大部分山林确权给第三人所有，�然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作出的该具体行政行为在认定的事实上有误，证据不规范，导致本纠纷存在不公。为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之规定，特向法院起诉，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身份证，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3、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六份，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4、州政府复议书，证明州政府维持被告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5、自留山使用证存根，证明在争议地范围内有一块地属于原告方；6、山林承包使用证六份，证明争议地是属于塘仁管理的；7、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三份，证明该土地证的范围在争议地范围内，该土地属于原告经营管理。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诉称争议地一直以来是被答辩人经营管理无异议的诉讼理由与事实不符。被答辩人无任何对争议地实施经营管理的证据和事实存在，而第三人对争议地实施经营管理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在调处该案过程中不深入踏查，一味听信第三人作出确权行为的诉讼理由歪曲事实。该案发生后，社学乡人民政府依法立案调查，派员于2013年11月27日组织双方代表到现场踏查，后于2013年12月26日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因调解未果交县人民政府处理，县政府在充分审查卷宗后于2014年7月10日组织双方再次到现场进行核实，耗费大量时间踏勘争议现场，绘制争议范围示意图并作了详细的勘察笔录，之后又收集大量证据，并于2014年7月30日再次组织双方调解。以上调处事实不容歪曲。三、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袒护第三人，纯属无理诡辩。该案争议的山林，被答辩人主张以山岭为界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且争议范围的山岭并不连贯，难以确认界线，与当时的划片管理的宗旨不符；第三人主张以路为界的说法有保存于县档案馆的《协议书》证明，同时以路为界的山林划界便于确认界线。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对自己主张举证不能，而第三人能提供充分证据并符合实际的前提下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偏袒任何人，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正确行为。第三人述称：一、天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4）天府调8号《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该予以维持。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争议的“天塘坡至大林山”林木林地在“四固定”时期，由当时的社教工作组组织塘仁和芭蕉组双方划定了权属界线，并登记备案。划分定界时，被答辩人也有人参与。根据相关政策，“四固定”时期划分山林权属界线是受法律保护的，即可以作为调处山林权属争议的依据。本纠纷�处过程中，答辩人不仅能提供“四固定”的依据，还能提供山林三定时农户的《山林承包证》，以及村民造林的《承包荒山造林合同》和与被答辩人一方村民签订的《跨界葬坟协议书》等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争议的山林属于答辩人所有。被答辩人并没有相关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那么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天柱县人民政府是根据答辩人出示的证据和经营管理的事实将此片山林确权给答辩人所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天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4）天府调8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建议人民法院维持该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山林划界合同书，证明争议山林属于第三人所有；2、调处意见书，证明争议山林经调解，方案为按“四固定”划界为准；3、刘茂山证实材料，证明山林划界时有�工作组人员参加；4、协议书，证明原告安葬祖宗时与第三人协商用地，争议地应属于第三人的；5、跨界葬坟协议书，证明原告迁坟与第三人协议用地，争议地属第三人；6、《采伐许可证》两份，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一）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2系“四固定”时期双方划界情况及发生纠纷时的调处情况，且保管于县档案部门，具有真实、合法性，予以采信；证据3、11、12、13属证人证言，但未附证人的身份证明，也未出庭供法庭质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采信；证据4与争议地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5、10是原告和第三人的山林承包证，但均未加盖发包单位和监证机关的印章，不具有法律效力，不予采信；证据6、7、8、9能证明争议地的经营管理状况，予以采信；证据14、15、17是被告对争议�进行山场踏查时制作的核实笔录和纠纷山场示意图，能证明争议地的实际情况，且原告和第三人均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16是被告制作的调查笔录，与被告提供的证据1、2相互印证，予以采信。（二）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能证明原告代表人的身份，予以采信；证据2、4是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3、6是原告所属六户村民的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其中的五份存根没有颁证联与之相印证，也没有相应的所有权权属证书相印证，不予采信；证据5与被告的证据10相同，本院作同一认定；证据7是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填证日期在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前，不具有真实性，且有涂改痕迹，不予采信。（三）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证据1与被告的证据1中的山林划界合同书（三卷86页）相同，本院作同一认定；证据2、3、4、5、6与被告的证据2、3、6、8、9相同，本院作同一认定。经审理查明：争议林地位于双方当事人居住的自然寨之间，“四固定”时期对双方的山林进行了划界管理，并签订了《林山大队塘仁片与芭蕉片山林划界合同书》，其中争议地划归第三人溪口村林山片芭蕉组所有。1973年至1974年由原溪口公社在部分争议地范围内造了一片人工杉木林，其余为荒山。1987年双方因争议地权属发生纠纷，经原天柱县城关区司法办公室调处归第三人溪口村林山片芭蕉组所有。2013年第三人溪口村林山片芭蕉组将争议地承包给信合馨木业公司造林时双方再次发生争议，原告主张“四固定”划界的界线为“从打望坡坳上往西南方向上岭，从岭倒水破下大坳，从大坳以岭破上山顶，又从山顶破下分水坳内田角，又从分水坳以岭破上直到大林山唱歌坪，又从大林山唱歌坪倒水破下大坳，从大坳破上山顶与茶溪组山岭接界”，靠塘仁组一边的山林归塘仁组所有，靠芭蕉组一边的山林归芭蕉组所有；第三人主张的“四固定”划界的界线为“由杨廷保原住地起，跟路到大天堂，盘讲跟路下分水坳，跟盘路到汉田岭坳上，跟路进内各楼至新舟田坳上，跟垅上到大林山为止，倒水为界”，靠芭蕉一边的山林归芭蕉组所有，靠塘仁一边的山林归塘仁所有。该纠纷经社学乡人民政府组织调解未果后报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调处。2014年10月8日，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作出（2014）天府调8号《处理决定》之具体行政行为，将争议地确定归第三人所有。原告不服并提出复议申请，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4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5）26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仍不服，于2015年3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4）天府调8号《处理决定》之具体行政行为。本院认为：原告社学乡溪口村林山片塘仁一、二、三、四、五组与第三人社学乡溪口村林山片芭蕉组为天塘坡至大林山林木林地权属发生争议，属单位之间为林木林地权属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对本案进行调处，属其职权范围。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位于天塘坡至大林山的林地为相邻的两块林地，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山林纠纷实质上是双方集体在相邻土地上界线的纠纷。因双方均无“山林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证》等有效权属证书证明其林地所有权属，且原告与第三人均认可双方的山林在“四固定”时期已进行了划界管理，因此，应当以“四固定”时期的山林划界情况作为认定双方山�界线的依据。第三人主张的“四固定”划界界线有保管于县档案馆的《林山大队塘仁片与芭蕉片山林划界合同书》和原天柱县城关区司法办公室的《调处意见书》以及芭蕉组农户的经营管理事实相印证。原告虽然提交了部分使用权证书，但原告提供的该组农户的六份《山林承包使用证》，未加盖发包人和监证单位的印章；原告提供的该组农户的三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填证时间在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前，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且有涂改痕迹；原告提供的六份《社员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其中五份存根均无颁证联予以证实，且原告的上述三组证据均无相关山林所有权权属证据相印证，因此，不能以上述三组证据作为确认争议地所有权的依据，原告主张的“四固定”划界界线无有效权属证据佐证，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依照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将争议地所有权确定归第三人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应依法予以驳回。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柱县社学乡溪口村林山片塘仁一、二、三、四、五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欧 阳 广 福人民陪审员 姜  惠  琼人民陪审员 陈    忠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四日书 记 员 蒲慧琼（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