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终76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辰中，男，196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兴革，男，196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秀路，男，1940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革，系上诉人王秀路之子。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会香，河北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凯飞，男，198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雷，河北冀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藁城区丘头镇东宽亭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镇东宽亭村。
负责人：李海兰，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王辰中、王秀路、王兴革因与被上诉人王凯飞、原审被告藁城区丘头镇东宽亭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8民初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辰中、上诉人王兴革、上诉人王秀路及上诉人王兴革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会香、被上诉人王凯飞、原审被告藁城区丘头镇东宽亭村村民委员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辰中上诉请求：一、请求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2018)冀0108号民初239号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994年春，我与本案王秀路协商打算利用其耕种的包括本案争议地在内地块从事养殖业。后经村委会同意，我以自己0.65亩承包地与王秀路耕种的2.27亩进行了调换耕种，同时王秀路将其与东宽亭村委会签订的变更种地协议书交付给我。也即我现在占用的耕地是王秀路家的耕地与被上诉人无关。1992年5月30日，王秀路家还取得该地块的《农村土地双向承包合同书》明确了包括本案争议地块在内的3.67亩承包权归王秀路一家所有。但一审法院却不顾这一事实，仅以被上诉人持有的已经废止的1984年农民承包土地协议为依据，就判决我村委会与我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情形，因我耕种王秀路的地是基于当时政策根据实际情况我村重新调整的承包地，王秀路家取得争议地块后，我们双方协商一致并经村委会同意才占用的，我占用此地块是基于合同有权使用的，故本案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望上一级法院撤销(2018)冀0108号民初239号判决，重新作出公平、公正判决。
上诉人王秀路、王兴革上诉请求：一、请求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2018)冀0108号民初239号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992年5月30日，我家分得我村村南二方地3.67亩，承包地包括本案争议的2.27亩地在内，当时分地成员包括我妻子闫二景和我父母的地。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在当时村委会任职的村主任王某1、副主任王某2出庭作证，因当时村书记王某3身体原因未能到庭，便出示了一份书面证明材料予以证实。以上证据证实了我家耕种2.27亩地是经过村委会和被上诉人父亲协商一致，我家才耕种的。本案一审庭审结束当日我在家找到了《农村土地双向承包合同书》，该承包合同书明确了我家承包地的亩数，并且承包书第六项明确规定了在1992年5月30日前签订的合同同时废止。同时该承包合同同时也印证了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一审时被上诉人以其持有的1984年农民承包土地使用证为依据，请求判决我村委会与我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对我庭审后提交的《农村土地双向承包合同书》不予采纳，完全以被上诉人提交的己经废止的合同为依据判决我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无效。一审判决完全不顾我家耕种此地块是基于承包合同这一事实，一审显然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我在庭后发现的新证据即《农村土地双向承包合同书》对查清本案基本事实至关指重要，一审法院并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进行采纳，而是对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2、1992年5月30日我家基于当时政策性调整，取得了包括本案争议2.27亩土地在内承包地，并签订了《农村土地双向承包合同书》。也即本案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情形，故本案适用该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望上一级法院撤销(2018)冀0108号民初239号判决，重新作出公平、公正判决。
王凯飞答辩称，村委会调整承包地发生在承包期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不能收回调整承包地。根据最高院《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凯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村委会与被告王秀路、王兴革、王辰中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承包地0.96亩并赔偿损失。事实和理由：1984年1月1日，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一家四口（原告、父母、原告姐姐）获得家庭承包地6.45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当家庭作为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时，家庭成员的一人或几人的死亡或迁出并不影响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此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根据国家土地二轮延包政策，土地承包合同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并在原有基础上延长承包期限。因此，原告对其家庭承包地6.45亩，仍在承包期内，非经法定事由及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违法收回、更不能违法抢占。1997年8月21日，原告因大中专招生户口迁入石家庄市城建职工中专学校。2001年12月上诉人应征入伍户口随之迁移。根据《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原户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现役义务兵、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士官和大中专院校的在校生、毕业生、服刑人员，在土地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或者调出其原承包地。”另，1996年8月21日，上诉人姐姐去世。2003年1月23日、2014年11月30日，上诉人父母相继去世，根据国家土地承包政策及上述《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原告家庭承包地并不会因此被减少收回。因此，原告是其原家庭成员获得的6.45亩家庭承包地的法定权利主体。1991年因原告家庭劳动力困难，王秀路退休在家，经原告父亲与王秀路协商，原告父亲将2.7亩承包地交由王秀路代耕，并由王秀路代为缴纳农业税。1995年王秀路未经原告父亲同意，将该2.7亩承包地与被告王辰中互换。为此，原告父亲多次找到被告王秀路、王辰中及村、乡领导反映，被告王辰中归还了原告承包地1.84亩，仍有0.96亩由被告建起了房屋及养鸡房，拒不归还。被告王秀路、王辰中均称系从村委会承包的土地。该0.9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原告所有。被告王辰中占用原告0.96亩承包地的行为违法。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1月1日，原告父亲王三保承包集体土地2块，共6.52亩，承包期限到1999年1月1日，当时家庭成员包括原告本人、父亲王三保、母亲王贵芬、姐姐王荣艳。1996年8月21日，原告姐姐王荣艳去世，1997年8月21日，原告王凯飞因大中专招生户口迁入石家庄市城建职工中专学校。2001年12月原告应征入伍。2003年1月23日原告父亲王三保去世，2014年11月30日原告母亲王贵芬去世。关于本案中土地流转情况，原告称，1991年原告父亲以口头方式将自己承包地中的2.7亩承包地租赁给被告王秀路耕种，并由王秀路代为缴纳农业税。1995年，王秀路未经原告家同意私自将2.7亩地与被告王辰中互换。后王辰中归还了原告1.84亩耕地，剩余0.96亩至今仍由王辰中占用。被告王兴革称，1991年，王秀路以王兴革的名义从村委会承包了2.27亩地，签有承包协议。后来因被告王辰中找到村委会要搞养殖业，经村委会同意，王兴革将2.27亩土地给了王辰中，并把和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协议也一并给了王辰中。被告王辰中称自己给了王秀路0.65亩地，王秀路给了自己2.27亩地，王秀路把与村委会的承包协议转交于自己，但现已丢失。剩下一点地我没种，搞养殖业占用了，也就是原告起诉的0.96亩地。提供证人王某1（当时村委会主任）、王某2（当时村委会副主任）出庭作证，并提供证人王某3（当时村支部书记）证言一份以证实上述事实。以上事实有原告王凯飞提交王三保土地经营权承包证书、2017年5月3日和2017年12月8日裕华区人民法院两次庭审笔录予以证实；被告王兴革提交土地使用证说明、原村委会书记王某3出具的证明、王某1、王某2的证人证言予以证实；被告王秀路申请证人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被告王辰中提交本人农民承包土地使用证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原户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现役义务兵、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士官和大中专院校的在校生、毕业生、服刑人员，在土地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或者调出其原承包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以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原被告争议的承包地系原告家庭原承包地，原告王凯飞仍具有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镇东宽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争议承包地仍享有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作为发包方的被告东宽亭村委会不得收回及调整承包地。被告村委会与被告王秀路、王兴革、王辰中签订的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现原告主张的0.96亩承包地由被告王辰中耕种，应由被告王辰中返还于原告王凯飞。关于原告王凯飞主张的损失，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依法确认被告藁城区丘头镇东宽亭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王秀路、王兴革、王辰中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二、被告王辰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承包地0.96亩。三、驳回原告王凯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被告王辰中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1984年1月1日，被上诉人王凯飞父亲王三保承包了含争议土地在内的集体土地2块，承包期限到1999年1月1日，被上诉人王凯飞是当时的家庭成员之一。上诉人王秀路、王兴革对争议土地主张权利所依据的《农村土地双向承包合同书》的签订时间是1992年，处于涉案土地的承包期限之内，且上诉人王秀路、王兴革并无证据证明该合同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该合同无效，被上诉人王凯飞对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未丧失，对于上诉人王秀路、王兴革基于该合同取得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属于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产生的纠纷，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对于土地承包方王凯飞主张确认发包方村委会与第三人王辰中、王秀路、王兴革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并返还承包地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另，因上诉人王秀路从未合法取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上诉人王辰中关于其通过与上诉人王秀路调换承包地的方式取得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综上所述，王辰中、王兴革、王秀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上诉人王秀路、王兴革共同负担80.0元，由上诉人王辰中负担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淑然
审判员 姜瑞祥
审判员 黄良涛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赵萌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