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固民初字第1435号
原告：张雨，系王伟（死者）之妻。
原告：王启涵，系王伟（死者）之子。
法定代理人：张雨，系王启涵之母。
原告：王井生，系王伟（死者）之父。
原告：杜书军，系王伟（死者）之母。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静，廊坊市广阳区爱民道通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孙亚东。
委托代理人梁雪静，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俊清，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立军，系王伟（死者）之岳父。
委托代理人刘玉良。
原告张雨、王启涵、王井生、杜书军与被告孙亚东、第三人张立军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30日作出（2014）固民初字第125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均不服，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8日作出（2015）廊少民终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4）固民初字第125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本院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合议庭成员有审判员岳军勇、代理审判员张海燕、代理审判员徐国峰，岳军勇担任审判长，书记员王海威记录，原告张雨、王井生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静，被告孙亚东及其委托代理人梁雪静、贾俊清，第三人张立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玉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诉称，2014年5月31日，张雨和王伟带着孩子五点多骑车从南黄垡到南陈村张雨父亲张立军家打玉米，大概五点半到的南陈村，等了一会儿，所雇打玉米的人带机子来了，就开始打玉米，家里人还有张雨的父母、弟弟、姐姐、姐夫，大约八个人打了五、六亩地玉米，打会儿歇会儿，不到七点差不多打完了，所雇打玉米的人就走了，我们就去买饭了。大概八点半被告孙亚东开三轮车来到张立军家装玉米，到了就开始装，孙亚东自己装，其他人就给帮忙撑口袋，一会儿孙亚东的妻子带着孩子来送口袋，装满车后，孙亚东的妻子说让帮忙卸车，后来孙亚东也说帮忙押车，别丢了。王伟无奈便同被告一起乘坐被告的车前往，在和被告将2500斤玉米卸完后，王伟到被告屋里休息时，感到身体不舒服，被告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为王伟服下速效救心丸，服药后被告让人通知家属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到十点半左右，有人来叫张雨，张雨到了孙亚东家，看见王伟在孙亚东家的炕上躺着呢，走近了闻着身上有味儿，张雨到了王伟就已死亡了。120急救车来了，到了牛驼医院，什么检查都没做，就量了量血压。后经河北省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王伟系中暑死亡。王伟是在给被告孙亚东帮忙的过程中死亡，孙亚东是被帮工人，其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原告方损失包括：交通费1400元，丧葬费21266元（按照2014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2532元计算）、尸检费3000元、鉴定费9000元、死亡赔偿金182040元（根据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102元计算）、王启涵的抚养费68265元（按照2014年农村居民年均纯收入9102元标准计算）、王井生的抚养费61340元（按照2014年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6134元计算，因到了六十没人养着王井生，现在也干不了力气活）、精神抚慰金30000元、张雨补偿费9102元（因王伟死亡时张雨已经怀孕四个月，后因此事精神受到打击，不能劳动，又做了引产，根据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标准，要求给一年的抚养费）、停尸费107140元，共计492553元。
我方主张的停尸费107140元是自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王伟尸体停放的各项费用，包括尸体存放费102240元（426天×240元）、拉尸体车费1500元、抬尸费800元、尸体袋160元、火化纸棺240元、尸体消毒200元、尸体穿衣整容费2000元，因为被告两次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所以王伟的尸体至今停放在固安县中医院殡葬服务中心未火化，王伟的相关尸检器官现在石家庄保存。此项停尸费尚未支付。
被告孙亚东辩称，2014年5月30日晚，通过本村的吴振敏得知张立军家要打玉米。第二天早晨八点多，吴振敏打电话说张立军家打完玉米了，让我去张立军家看玉米，我骑着自行车到了张立军家看了看玉米，说可以，跟张立军说的价格是每斤1.1元或者是1.14元，他说他腿伤了，俩姑爷正在帮他打玉米，他让我开车去，说他的三轮车坏了不着了，他有两个姑爷帮我装，帮我卸。我拿着口袋开着自家的农用三轮车回到张立军家装玉米，我用铁锨装玉米，大姑爷撑口袋，王伟给过称，给我装了2500斤，正好一车，我拉着玉米出去后，张立军让王伟跟我卸车去，王伟往车上一窜就上车了，到了我家，我俩一人一头抬着玉米袋卸车，卸了两袋王伟说上屋待会儿，我就自己继续卸，我卸完了进屋就给王伟拿烟，我给王伟打烟盒的时候他说不好受，就躺那了，我叫邻居庞永新拿了速效救心丸过来，给王伟塞了四粒，我让庞永新叫大夫，我通知了王伟家属，然后就拨打了120，十多分钟后大夫先到的，然后王伟家属后来的，等120来了，就把王伟拉走了，120说拉到就近的医院，到医院说不行了。下午张立军叫我去南黄垡说一下王伟怎么死的，也报警了，做了笔录，我在派出所做笔录说的都是实话。
我方认为：一、王伟跟着卸车死在我家，虽然我没有拒绝王伟跟着卸车，但他不是为我无偿帮工。我提供的七份证人证言证实买卖玉米的卖家管送管卸，王伟跟着卸车是在为其岳父张立军履行买卖合同的附随义务，被帮工人是张立军而不是我，所以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提交的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首先其程序违法，该鉴定意见书无鉴定人员亲笔签名，也无鉴定人员资质信息。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单方提出鉴定要求，应当由涉案当事人协商鉴定机构，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依法指定，而本案是原告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出具。其次该鉴定书依据的鉴定材料不实，所得结论亦错误。1、鉴定意见书依据的鉴定资料仅是派出所对王井生的询问笔录和气象局出示的当日最高气温。气象局出示的当日最高气温为34℃，法庭调查查明，王伟死亡时间在上午9点至10点之间，我方调取了固安县气象局出具的案发当日具体时间段的气温，从该份证据看出，当时上午十点最高气温只有28.8℃，根据常识，每日最高气温时间段应该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故应依据被告方提供的证据认定王伟死亡时的温度而不应依据当日最高温度来认定本案的事实。所以我方认为鉴定机构依据错误的资料作出的结果也是错误的。2、该鉴定意见书是在王伟死亡后第九天即2014年6月9日提出的，鉴定时间为王伟死亡后第九天至第二十七天，即2014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26日，鉴定时尸体已经发生自溶，在此情况下作出的鉴定结论无法做到准确无误，不能排除中暑死亡的鉴定结论与自溶有关。3、鉴定意见书所查心肌纤维断裂的结果，可以证明王伟死亡与心脏有关，而医生在王伟死亡的第一时间出具的诊断证明也记载为心梗，该两者相互印证，应得××死亡的结论，而无法得出中暑死亡的结论，从王伟死亡症状看，与中暑死亡并不符合，中暑死亡应该先进入昏迷状态，需持续几日才会死亡，而王伟自发病至死亡时间仅有1、2分钟的时长，这与心梗的症状更为相符。综上，该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三、张立军当庭认可其在案发五点钟时就叫王伟去家中帮忙打玉米，七点钟才结束，而去孙亚东家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左右时间，故其大部分的劳动是在第三人家从事的。且孙亚东与王伟在相同的工作环境从事相同体力的活儿，而孙亚东并未出现任何不适，可见这个劳动强度不足以致死，如果王伟自身不存在××的话不可能死亡。综上三点，不应认定被告负有赔偿责任。
关于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方面，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赔偿项目应当界定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王启涵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其他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我方就赔偿请求的计算及相关证据的意见如下：1、交通费1400元，不是正式发票且收据连号，不具有真实性；2、王启涵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应按照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计算，王井生并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被扶养人的条件，腰间盘突出也不属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范畴；3、张雨的补偿费，没有法律依据；4、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根据责任比例确定。5、关于巨额停尸费107140元不应支持。首先收取单位没有提供收取的法律依据，不能证明收取费用的合法性，依法不应支持。我方认为该笔费用是原告故意扩大所致。因为我方要求重新鉴定并不影响原告将尸体火化，且原告自始至终也未表明其要将尸体火化的意思，原告在2014年6月9日申请的鉴定，鉴定机构在当日已将进行鉴定所需器官封存，重新鉴定死因不需要再次从尸体上提取样本。贵院技术室要求被告到石家庄的河北医科大学提取鉴定器官，而不是到停尸房再次对尸体取样进行鉴定，故重新鉴定与将尸体火化无关，也就是说该笔费用是原告自行造成的，不应支持。其次、该笔费用原告尚未支付，不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再次、该份收费证明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的范畴，证据取得来源不合法。综上，应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立军辩称，2014年5月30日傍晚四五点钟，我找机手张庆森帮忙打玉米，我问村里谁收玉米，他说孙亚东养猪收玉米，自己来车装卸，我问有孙亚东的电话吗，他说没有，我后来找吴振敏问了一下孙亚东还收玉米吗，我跟吴振敏说我什么都不管，让吴振敏把信传过去，吴振敏给我回话孙亚东出价每斤1块1毛4，市场价是1块1毛6，因为在自己门口卖，有点差价，第二天早晨五点我就叫机手张庆森来了，我们就开始打，王伟他们是五点多到的，还有大姑爷两口子，一共八个人，五亩地的玉米，大概4000斤，那会儿天气凉爽，七点打完了以后我就叫他们回去吃饭了。八点多孙亚东骑着自行车看玉米，看完之后说行，他就回去开车拿口袋了。开车来了以后，孙亚东先说给帮帮忙，大姑爷就跟着撑口袋，王伟在边上站着，装了20多袋玉米，孙亚东的妻子带着孩子来了，后来王伟和我跟着过称，快装完了，孙亚东的妻子说让帮帮忙，她带着孩子帮不上手，装完车以后，他们两口子说帮忙跟着卸车去，王伟要跟着去，我拦了一下，说那么远你跟着干嘛去，王伟就没去，到了门口孙亚东没走，又要求王伟帮忙去，这样王伟才去帮忙，孙亚东的媳妇在我家待了会才走。十点半张子玉叫我去孙亚东家看看，王伟病那了。
我方认为被告孙亚东申请追加张立军作为本案第三人是不合理的，没有法律依据。被告称受害人王伟去被告家帮忙卸玉米是在为第三人工作是没有道理的，受害人为第三人工作的时间只是早晨5点到7点打玉米的时间，7点打完玉米一家人开始休息、安排吃饭。等被告8点30分开车去买玉米时，这段时间是受害人的休息时间。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交易也是口头协商的，因第三人当时脚上有伤行动不便，宁可低价出售，让被告自己开车带着包装袋到自己家亲自来拉走，所以被告就开着自家的农用三轮车去拉玉米去了，自己标包，每包100斤，为了方便自己回家配料。帮被告装玉米袋以及卸车都是为了孙亚东服务。根据上述分析受害人王伟去被告家帮忙卸玉米属于正常的帮工人，被告属于被帮工人，也是受益人。受害人也是受被告方夫妻的邀请，通常帮工不需要被帮工人的明确邀请，只要被帮工人没有明确拒绝帮工的，就确认双方已构成帮工与被帮工的因果关系，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也没有因故意、过失和第三人侵权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伤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被告应该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第三人无责任。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没有意见。
经审理查明，王伟出生于1989年6月16日，系固安县渠沟乡南黄垡二村人，于2014年5月31日死亡。原告张雨系王伟之妻。原告王启涵系王伟之子，出生于2011年9月22日。原告王井生系王伟之父，出生于1964年7月28日。原告杜书军系王伟之母。被告孙亚东与第三人张立军均系固安县温泉园区南陈村人。第三人张立军系王伟之岳父。
2014年5月30日晚第三人张立军通过同村村民吴振敏与被告孙亚东联系卖玉米一事。2014年5月31日早上五点半左右，原告张雨与丈夫王伟到南陈村第三人张立军家帮忙打玉米，同时干活的还有张立军、张立军大女儿、大女婿李雪林、机手张庆森等八人。从早上五点半左右工作到七点左右，八人将第三人张立军家五亩地的玉米完成脱粒。八时左右，被告孙亚东骑自行车到第三人张立军家验玉米质量，双方说好价钱后，被告孙亚东回家开自己的农用三轮车并拿袋子再次回到第三人张立军家。第三人张立军及王伟、李雪林等帮被告孙亚东撑口袋、称重、装车。十点左右，王伟随车到孙亚东的养猪场卸玉米，二人共同将25袋玉米卸完后，到孙亚东屋里休息，孙亚东给王伟拿烟之际，王伟突然晕倒在炕上，孙亚东见状急忙叫邻居庞永新拿来速效救心丸给王伟服下四颗，随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通知了王伟家人。120急救车到达后于11时20分许将王伟送至固安第二医院急诊，诊断为“王伟面色青紫，测血压为0，瞳孔散大，无呼吸，无心跳，心电图为直线，经抢救无效，医院考虑为院外死亡”。当日下午18时许原告方报警，固安县温泉园区派出所做了调查。2014年6月1日原告方将王伟尸体停放于固安县中医院殡葬服务中心至今。2014年6月9日固安县温泉园区派出所委托河北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王伟的死因进行鉴定，2014年6月26日，河北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冀医法鉴（2014）病鉴字第173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王伟符合中暑死亡”，河北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收取尸检出诊费3000元，鉴定费9000元。2014年7月1日原告方来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2014年7月17日被告孙亚东申请重新鉴定，2014年10月13日固安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出具提交鉴定材料通知书，被告因没有新证据没能鉴定；2014年11月19日被告孙亚东再次申请重新鉴定，因未交鉴定费而再次未能鉴定。原告方花交通费1400元。
固安县中医院殡葬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显示，自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王伟尸体停放的各项费用共计107140元，包括尸体存放费102240元（426天×240元）、拉尸体车费1500元、抬尸费800元、尸体袋160元、火化纸棺240元、尸体消毒200元、尸体穿衣整容费2000元。此项停尸费尚未支付。王伟的尸体至今停放在此未火化。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和第三人的陈述，原告方提供的固安县公安局温泉园区派出所询问笔录3份、河北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意见书1份、河北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尸检出诊费收据1份、鉴定费发票1张、交通费票据4张、固安第二医院诊断证明书1份、2015年7月13日固安县中医院殡葬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1份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河北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受固安县温泉园区派出所委托对王伟的死因进行鉴定，符合法律程序，其鉴定结论为“王伟符合中暑死亡”，这是对王伟死因的唯一鉴定结论，对此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对此否认的辩解，因其未能提供足够证据对抗此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故对其死因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王伟因中暑而亡，此结果发生在为第三人张立军打玉米和为孙亚东装卸玉米的连续劳动过程中，第三人张立军承认王伟为其帮忙打玉米，王伟与第三人张立军帮工法律关系成立。被告孙亚东辩解按照交易习惯张立军卖玉米附有装车卸车的义务，对此原告方与第三人否认，被告提供的证人孙某的证言表述“自己家种的玉米，送玉米是事先约好的”，甘永坡的证言称“管装管缷是提前说好了的”，二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卖玉米的人有装车卸车的附随义务，却证实了装车卸车是买卖双方事先约定的，被告孙亚东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实有第三人管装管缷的约定或交易习惯，对此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否认王伟的帮工行为，但承认与王伟一起卸玉米及王伟死在其家的事实，也认可自己开三轮车及自备口袋去拉玉米的事实，玉米装上被告车后就已完成了交付行为，王伟跟被告卸玉米，被告也未明确拒绝，故此本院认定王伟与被告孙亚东帮工法律关系成立。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故此本案被帮工人孙亚东与张立军对王伟的死亡结果应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对第三人关于被告应该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及第三人无责任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方的损失数额应依法确定。丧葬费按2014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即21266元（职工年平均工资42532元÷2）；死亡赔偿金按2014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二十年，即182040元（9102元×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尸检出诊费3000元；鉴定费9000元；交通费1400元；王启涵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2014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至十八周岁止，即46005元（6134元×15年÷2人）；停尸费数额，虽然原告方尚未支付，但其必然发生，且固安县中医院殡葬服务中心已出具清单证明，被告提出系原告自行扩大损失，本院认为原告方将王伟尸体长期停放于固安县中医院殡葬服务中心有悖常理，应及时火化处理，但被告两次申请重新鉴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告方对王伟尸体的处理，故本院酌定支持自2014年6月1日至被告第二次申请重新鉴定日即2014年11月19日后7天止，共计179天的停尸费，该项损失共计47860元（含尸体存放费179天×240元=42960元、拉尸车费1500元、抬尸费800元、尸体袋160元、火化纸棺240元、尸体消毒200元、尸体穿衣整容费2000元）。本院认定原告方损失共计340571元。
对原告方诉讼请求数额共计340571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方对王伟尸体存放179天后的尸体存放费请求，因属于自行扩大损失，应由其自行负担，故对此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方主张的王井生被扶养人生活费，被告不认可，原告方也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实王井生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对此本院无法支持。原告方主张的张雨因引产补偿费，与本案无直接因果关系，且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范畴，重复主张损失于法无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张雨、王启涵、王井生、杜书军的损失包括丧葬费21266元、死亡赔偿金1820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尸检费3000元、鉴定费9000元、交通费1400元、王启涵的被扶养人生活费46005元、停尸费47860元，共计340571元，由被告孙亚东承担50%即170285.5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
二、原告张雨、王启涵、王井生、杜书军的损失包括丧葬费21266元、死亡赔偿金1820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尸检费3000元、鉴定费9000元、交通费1400元、王启涵的被扶养人生活费46005元、停尸费47860元，共计340571元，由第三人张立军承担50%即170285.5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
三、驳回原告张雨、王启涵、王井生、杜书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9994.96元，由原告张雨、王启涵、王井生、杜书军负担3000元，由被告孙亚东负担3497.48元，由第三人张立军负担3497.4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期限：二年。
审 判 长 岳军勇
代理审判员 张海燕
代理审判员 徐国峰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王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