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56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庆，男，199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刘鑫，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川，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珣，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玉琴，女，195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州大学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城，北京市华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公司）、陈国庆与被上诉人谢玉琴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55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国庆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谢玉琴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我并没有违反交通规则，谢玉琴不是我撞伤的，我骑车经过谢玉琴后听到她倒地的声音好心扶起她，并将其送至医院。交通部门在未经过现场认定的情况下，认定我负全责，并误导我在�交通责任认定书》上签字，严重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程序。《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谢玉琴的签字是其女儿代签的。2.事发时，我正在执行工作任务，属于执行职务工作范畴之内。
国安公司针对陈国庆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辩称，对事故责任认定同意陈国庆的意见，但陈国庆事发时并非在履行职务行为。
谢玉琴针对陈国庆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故发生经过和责任认定应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准，《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我本人签的字。陈国庆事发时是在履行职务行为。
国安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驳回谢玉琴针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交通事故认定书》制作程序违法，形式和内容上也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不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案事实�显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由交警在医院根据利害关系方陈述作出，制作过程未依法及时勘验取证，对事故认定缺乏直接证据。此外，该《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内容欠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法定要件，且谢玉琴一审提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无办案民警签字。2.谢玉琴在一审中的两次陈述，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与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矛盾，陈国庆也一直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持有异议，但一审法院并未进一步查明事实，仅依据该认定书作出错误判决。3.一审法院在谢玉琴未证明陈国庆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判决陈国庆与我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即便陈国庆构成侵权，但其在事发时并非在执行单位工作任务，一审法院判决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
陈国庆针对国�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辩称，认可国安公司关于事故责任认定的上诉理由和意见，但认为事发时，其系在履行职务行为。
谢玉琴针对陈国庆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国安公司的上诉理由和意见。
谢玉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国庆与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连带赔偿我医疗费78471.0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护理费15300元、营养费5000元、交通费500元、残疾赔偿金14041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鉴定费2250元，总计262934.5元；2、陈国庆与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国庆为国安公司职员，陈国庆与国安公司均认可双方于半年前签订有书面的劳动合同，陈国庆的工作内容为根据国安公司的指派进行物品配送。2017年8月21日上午8时许，在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国庆驾驶电动二轮车自西向东行驶，谢玉琴驾驶电动二轮车自西向东行驶，谢玉琴称陈国庆驾驶车辆追尾导致谢玉琴受伤，并提交公主坟大队于2017年8月21日出具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以下简称事故认定书），该事故认定书中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一栏载明：陈国庆驾驶电动二轮车自西向东行驶，谢玉琴驾驶电动二轮车自西向东行驶，陈国庆所驾驶车辆行驶未确保安全，该车右侧与谢玉琴所驾驶车辆左侧接触，两车受损，谢玉琴受伤。陈国庆负全部责任，谢玉琴无责任。该事故认定书右下角警察签字/盖章处为空白，但同时加盖有公主坟大队印章及公主坟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以下简称事故处理专用章）。陈国庆及国安公司均抗辩称陈国庆驾驶车辆并未与谢玉琴接触，不认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故事实及责任，但未提交相应证据。
谢玉琴主张事发时，陈国庆为职务行为，并提交了：（1）陈国庆当日的照片显示，陈国庆在事发时身着国安公司统一配发的制服；（2）国安公司网站业务介绍打印件，其业务介绍为：洗衣、快递等服务频道，方便快捷，服务到家，轻松生活随时随地。其中洗衣业务版块载明：“专业服务：国安侠专业考核上岗，统一服务流程，24小时随叫随到”。快递业务版块载明：“方便快捷：1小时响应到家，24小时全天候上门服务”。联系我们版块载明：“国安社区创新构建了‘1+2+3+5+7+N’的社区服务体系”…‘3’是指平台可为居民提供1小时以内的本地生活服务、24小时全天候服务和其它类服务。…”。陈国庆对照片的真实性认可，并自认事发时驾驶车辆为国安公司配置的带有外卖箱的电动二轮车。国安公司对照片不认可，对打印件的真实性未发表质证意见，且不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国安公司抗辩称打印件中所述内容仅为该公司的业务服务承诺，国安公司实行排班制，上午上班时间为8点半，事发时不是上班时间，陈国庆也不是为上班做准备活动，但对其抗辩未提交相应证据。
事故发生后，谢玉琴被送往航天中心医院诊治，实际住院10天，出院时间2017年8月31日，出院诊断：肱骨外科颈骨折、2型糖尿病、尺骨茎突骨折伴桡骨远端骨折、上肢和下肢多处浅表损伤。2017年8月31日航天中心医院为谢玉琴出具出院通知书，需病休天数及其他建议为：1.注意休息营养；2.患肢免负重，功能锻炼。定期复查，门诊随诊。2017年9月25日，航天中心医院为谢玉琴出具诊断证明书，处理或建议为：入院行手术治疗，术后3个月内需要1人陪护，住院及休养期间需适当增加营养。
诉讼中，�谢玉琴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对谢玉琴伤情是否构成伤残进行司法鉴定，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2月2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被鉴定人谢玉琴的伤残等级为两个十级伤残。谢玉琴已自行向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支付鉴定费2250元。
谢玉琴主张医疗费78471.03元，并向法院提交了金额共计78521.03元的医疗费票据，同时表示上述票据金额中不包括陈国庆垫付的医疗费3300余元。
谢玉琴按照每天100元的标准主张10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
谢玉琴按照每天50元的标准主张100天的营养费5000元。
谢玉琴主张护理费15300元，并向法院提交了：（1）谢玉琴与吕军芳于2017年8月21日签订的《家政人员雇佣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中第一项约定：及时按月付给家政服务员足额的劳务工资5000元整…。第三条乙�的权利与责任中第一项约定：服务内容为看护病人（女）；（2）周金涛（谢玉琴之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其中2017年10月21日该账户向吕军芳转支陪护费5300元，2017年10月22日向吕军芳转支十月陪护费5000元，2017年11月25日向吕军芳转支5000元。
谢玉琴主张因就医、复查、鉴定产生的交通费500元，但未提交相关证据。
谢玉琴按照城镇标准主张残疾赔偿金，并提供了其户口本，该户口本载明其户别为非农家庭户。
谢玉琴按照伤残等级两个十级的标准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陈国庆及国安公司认可医药费票据及户口本的真实性，对护理协议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公主坟大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记载，交通事故发生时，陈国庆与�玉琴驾驶的均为电动二轮车。上述案情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由的适用情形不符，且不属于侵权之诉的其他具体案由，故法院依职权将本案案由调整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次交通事故的事故事实及责任认定问题；二是陈国庆事发时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法院分别论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陈国庆抗辩称其对此次交通事故无责任。其驾驶的车辆与谢玉琴并无接触，自己的车辆也没有追尾刮痕。其是为了保住工作，误解为此事私了，在交警要求下在事故认定书中签�并垫付部分检查费用。经询问，陈国庆称其在事故认定书上签字前向交警提出了异议，但签字后并未向交通管理部门就事故认定书内容提出复议，申请调取监控但没有找到事发时的录像。国安公司抗辩称事故认定书因存在未现场勘验、未明确陈国庆的过错行为、事故事实描述与谢玉琴当庭陈述不符、无交警的签字或盖章等问题，故不具有证明力，不应作为事故责任认定依据。对于陈国庆、国安社区的上述抗辩，法院分论如下：
第一、事故认定书中事故事实一栏载明：陈国庆所驾驶车辆行驶未确保安全，该车右侧与谢玉琴左侧接触，两车受损、谢玉琴受伤。当事人责任一栏载明：陈国庆负全部责任，谢玉琴无责任。损害赔偿调解结果一栏载明：事故损失费陈国庆承担100%，谢玉琴承担0%。告知一栏载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或者经调解当事人未达成�议以及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就损害赔偿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交通警察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二）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三）当事人拒绝在事故认定书上签字的；（四）当事人不同意由交通警察调解的。陈国庆作为从业半年以上的专门从事物品配送业务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了解在事故认定书中签字的相应后果。在事发后如陈国庆对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事故事实、责任及损害赔偿调解结果均有异议，在不熟悉交通事故处理流程情况下，亦可根据事故认定书中告知一栏的具体内容知晓其有权采取拒绝在事故认定书中签字或不同意交通警察调解的方式表明其异议。即便考虑到事发时其有思绪不周的可能性，则亦可在签字后选择向交通管理部门提出复议等。陈国庆在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不了解事故认定书的意义，误以为此事私了，在交警要求下为保住工作才在事故认定书上签字的抗辩意见，与常识不符，法院不予采信。
第二、事发时，谢玉琴与陈国庆自西向东同向行驶，双方对此并无异议。但二人对车辆并行的位置表述不一致，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陈国庆所驾驶车辆右侧与谢玉琴所驾驶车辆左侧接触可知，事发时，谢玉琴车辆应在陈国庆车辆的右侧行驶。谢玉琴虽就两辆电动车同向行驶时左右位置的陈述与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事实不一致，但在无其他证据或事实佐证的情况下，该情形不足以推翻事故认定书中关于本次事故事实的认定，故对国安公司据此认定事故认定书无证明力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谢玉琴称本次事故因陈国庆所驾驶车辆追尾造成，但对此未提交相应证据，事故认定书对此亦无相应记载，故法院对此说法亦不予采信。
第三、国安公司抗辩称，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地点在医院而非事发现场，交警作出事故认定之前没有进行现场勘验，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依据为谢玉琴家属的陈述。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交通警察适用简易程序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在固定现场证据后，责令当事人撤离现场，恢复交通。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在当事人已安全撤离现场后根据现场固定的证据和当事人、证人叙述等，认定并记录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天气、当事人姓名、机动车驾驶证号、联系方式、机动车种类和号牌、保险凭证号、交通事故形态、碰撞部位等，并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由当事人签名。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自认报警时间为将谢玉琴送医后而不是在事发第一时间在事发现场报警。交警出警后是否具备固定现场证据的条件现无法确认，交警在出具事故认定书时陈国庆亦在场，如其对谢玉琴及其家属的陈述有异议，亦可及时向交警提出异议并陈述事发经过。针对该事故认定书没有交警签字或盖章一事，谢玉琴在说明该证据的来源时表示该事故认定书原件因为有些模糊，故其前往交通部门重新开具了事故认定书，由交通部门盖章确认，上述陈述与事故认定书上加盖的事故处理专用章相印证，可以合理解释该事故认定书中无警察签字或盖章的问题。现结合陈国庆已在事故认定书上签字的事实，法院对国安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均不予采信。
综上，对于本案事故事实及当事人的赔偿责任，法院依据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故事实及当事人责任内容认定，陈国庆因驾驶电动二轮车行驶时未确保安全，对本次交通事故�谢玉琴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谢玉琴在本案中主张陈国庆与国安社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本案中，陈国庆与国安公司当庭自认双方之间签订有书面的劳动合同，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故国安公司系陈国庆的用工单位，二者之间系劳动合同关系非雇佣关系。对于谢玉琴依据雇员的职务行为要求陈国庆、国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国安公司承担用人单位责任的条件为：（1）陈国庆实施了造�损害的行为；（2）陈国庆为国安公司的工作人员；（3）损害发生在陈国庆执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4）陈国庆具有过错或违反了特定注意义务。根据前文论述，在本案中，陈国庆作为国安公司的员工，在驾驶车辆行驶时未保持安全行驶，导致谢玉琴受伤，上述第（1）、（2）、（3）条件已经满足。对于事故损害是否发生在陈国庆执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法院认为，国安公司开展公司业务应遵循其业务服务承诺，即开展24小时全天候服务。谢玉琴提交照片中陈国庆着装情况与陈国庆的当庭陈述一致，且陈国庆亦认可事发时驾驶车辆为国安公司配置的带有外卖箱的电动二轮车，上述车型亦与国安社区提交的陈国庆驾驶车辆信息与照片相符。结合陈国庆在国安公司的工作内容，谢玉琴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在事故发生时，陈国庆行为的客观外部表现为其在执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在国安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事故发生时，陈国庆的行为与工作无关或并非源于执行工作任务的情况下，法院对国安社区的抗辩不予采信。综上，法院认定，此次交通事故的损害发生在陈国庆执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陈国庆系履行职务行为，国安公司应对谢玉琴因此次交通事故产生的合理、合法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谢玉琴主张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理由正当、标准适当，法院予以支持。谢玉琴主张的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理由正当，但标准过高。法院根据其具体伤情确定其营养费的赔偿标准为每�50元，赔偿天数为90日，营养费金额总计4500元；法院根据其就医、复查次数酌定交通费数额为100元；法院根据其伤残等级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为5000元。经核实，谢玉琴的损失为：医疗费78471.0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15300元，残疾赔偿金14041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交通费100元。综上所述，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谢玉琴医疗费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一元三分、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千元、护理费一万五千三百元、营养费四千五百元、交通费一百元、残疾赔偿金十四万零四百一十三元五角、精神损害抚慰金五千元，以上共计二十四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元五角三分；二、驳回谢玉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审理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二、陈国庆在事发时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
本案中，陈国庆主张其在事发时并没有违反交通规则，也没有对谢玉琴实施侵权行为，只是出于乐于助人而将伤者谢玉琴送至医院。但是，纵观本案案件事实，事故发生后，陈国庆将谢玉琴送至医院，并主动垫付3000余元医药费，在民警到达医院进行事故认定后，陈国庆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签字。现陈国庆虽声称其系在办案民警误导下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签字，但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记载了交通事故事实和责任，并进行了告知，陈国庆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其在《交通事故认定书》签字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在事发后，陈国庆亦没有通过复核、起诉等相关途径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质疑。故陈国庆称在没有发生碰撞事故的情况下，为保住工作，选择私了并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签字的上诉�由和意见，背离常理，本院不予采信。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停车，保护现场。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本案事故发生后，现场发生事故的两辆电动车被移动，脱离原先事发位置。结合谢玉琴肢体受伤与事发时的情景，谢玉琴将电动车移动的可能性极低，陈国庆在二审中承认是自己将两人的电动车挪离原先位置，但其在挪车之前未拍照固定现场。由于双方在到达医院后才报警且事故现场已被破坏无法复原，交警前往医院核实道路交通事故事实、处理事故并无不当。国安公司称交警缺少对事发现场进行现场勘验且通过谢玉琴女儿的口述便进行最终责任认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交警在听取谢玉琴及其女儿对事发现场进行描述时，另一当事人陈国庆也在现场并对最终结果进行签字确认。陈国庆作为专业的配送人员，法院有理由相信其作为一般人可以清醒的对自身的权利义务进行合理的取舍。据此，本院对交管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定程序予以认可。此外，谢玉琴起诉状中描述事发时自己驾驶电动车由西向北，但在庭审时称自己驾驶电动车由西向东，并说明起诉状中存在笔误，国安公司以谢玉琴两次叙述自相矛盾为由否认事故的发生。结合驾驶的实际情况与道路的一般设置，即便由西向北行驶也是谢玉琴拐弯时的瞬间方向选择，但其必无法避免同陈国庆有过相同的由西向东行驶的运动轨迹，且陈国庆在庭审中两次自认事发时其是在谢玉琴左侧行驶，此点与《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对事故的描述相互印证，因此本院认为国安公司以矛盾为由否认事故发生的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一审中，谢玉琴提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虽模糊且缺少办案民警的签字。但是，其随后补交的清�的《责任认定书》上重新加盖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公主坟大队的公章与事故专用章，且《交通事故认定书》可见办案民警签章，据此可以认定本次事故的认定经过了交管部门的最终确认。
综上，本院确认《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于交通事故事实的证明力，国安公司和陈国庆虽然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予认可，但未能提出相反证据推翻，因此对国安公司和陈国庆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即职务行为的确定应该从两个层面判断，一是该行为属于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行为；二是虽然超出授权或者指示范围，但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上述司法解释对职务行为的认定采取了主客观结合的标准，以强化对受害人的保护。根据谢玉琴提交的证据与陈国庆的自认，事发时，陈国庆身着国安公司统一配发的制服，并驾驶国安公司配置的带有外卖箱的电动车。虽事发时间与规定上班时间之间稍有不相符之处，但是结合陈国庆的工作内容与国安公司24小时全天候服务宗旨，本院难以认定陈国庆在事发时的行为与其从事的工作内容毫无关联。因此，国安公司简单以事发时间与上班时间不相符而否定陈国庆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72元，由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陈国庆各负担2486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伟
审 判 员 白 云
审 判 员 张 琦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法官助理 姜 斐
书 记 员 刘姊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