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0民终19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海市泰昌灯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海市东塍镇后杨村4-58号。
法定代表人：杨弘禹，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浙江省临海市云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银湖灯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黄花镇长丰村198号。
法定代表人：舒自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敏，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临海市泰昌灯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昌公司）因与上诉人长沙银湖灯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湖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8）浙1082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泰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8）浙1082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并改判由上诉人银湖公司支付给上诉人泰昌公司货款38428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银湖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为，第三份合同涉及的货款248122元已超过诉讼时效，且该证据中“2014年7月底前分期付清”中的“7”字有明显的涂改和变造痕迹，以上诉人泰昌公司未作出合理说明及举证为由要求承担不利后果。这一认定错误。上诉人银湖公司在重审开庭过程中对该证据无异议，在庭审结束后提出异议，一审现以上诉人泰昌公司举证不能来认定，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上诉人银湖公司收货后一直未按约付款，上诉人泰昌公司的经理杨志敏携带该证据复印件到湖南长沙要求上诉人银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舒自明进行结算，舒自明查看后签字确认。签订第三份合同时双方口头约定在2014年1月份付清货款，后因该笔货款数额较大，加上临近年关，舒自明没有偿还能力，重新约定付款时间，舒自明同意在2014年7月份前付款，该证据由上诉人泰昌公司持有，但上诉人银湖公司在再审庭审、重审庭审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审以该证据的“7”有变造和修改的嫌疑，在无证据证实上诉人泰昌公司有变造等行为的情况下否定该证据。上诉人泰昌公司在诉讼期间已作出合理解释并一再要求对该证据有无修改、变造进行司法鉴定，但原审法院未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方向对方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界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银湖公司明确同意在2014年7月履行付款义务，诉讼时效未超过。二、上诉人泰昌公司2016年7月13日起诉时就称在2014年4月、2015年5月、2016年4月多次打电话给舒自明要求按约定付清货款，舒自明也同意分期付款，同时根据上诉人银湖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长沙市黄花镇长丰村198号发送催讨函并在2016年6月1日委托浙江普安律师事务所发送律师函催讨，要求舒自明在收到函件15天内付款。诉讼时效从2016年6月开始中断，上诉人泰昌公司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舒自明在第三份合同签字确认2014年7月底前分期付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三、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上诉人银湖公司在再审期间及重审庭审过程中均对第三份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其在重审庭审结束后对该第三份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而重审法院在没有证据与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该异议成立，于法无据。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判决错误，应予改判。
银湖公司辩称，上诉人泰昌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无证据支持，应不予支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必须买卖双方关于买卖合意的意思表示一致，方能成立。本案上诉人泰昌公司只有四份《外发采购合同》，属于要约，而上诉人银湖公司没有愿意受让的意思表示，故合同未成立。二、金额42800元的合同正文注明“付款方式：由买方代卖”，代卖的含义为代为出卖，故法律关系应为委托关系，而不是买卖关系。三、上诉人泰昌公司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其关于诉讼时效的上诉请求无任何证据支持，上诉人银湖公司从未自认。四、证明上诉人泰昌公司已按四份《外发采购合同》履行交付义务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泰昌公司，而其无证据证明已将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上诉人银湖公司，上诉人银湖公司未曾收到货物。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上诉人泰昌公司提交的其盖章确认的四份合同，美家装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家公司）亦已盖章确认，即两者之间的合同已成立并生效，且上诉人泰昌公司将货物发给美家公司。四份《外发采购合同》首部都有“PrettyHome”、“FOBNingBo”字样，故货物在装运港被装上指定船舶时风险即由卖方转移至买方，上诉人泰昌公司自始至终都知道交易对手是美家公司。六、民商事活动中，加盖公章属于公司行为，具有证明行为主体、确认民事法律行为等效力，表明合同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自然人在多家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或高管，系商事活动常态，当该自然人代表某一公司对要约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并加盖公章，合同成立并生效。合同仅羁束合同当事人，不能要求该自然人任职的其他公司承担合同义务，即四份《外发采购合同》只对上诉人泰昌公司和美家公司具有约束力。七、退一万步说，假设讼争双方之间的四份合同成立并生效，上诉人银湖公司在未收到标的物的前提下对上诉人泰昌公司要求支付货款的请求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八、舒自明和虞定平仅是认识，谈不上是朋友。综上，本案是上诉人泰昌公司为规避、转嫁商业风险的虚假诉讼，上诉人银湖公司保留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
银湖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临海市人民法院（2018）浙1082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上诉人泰昌公司的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泰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无证据证明。（一）一审认定2012年8月7日开始双方先后签订四份《外发采购合同》，但本案无证据证明双方签订四份《外发采购合同》。（二）一审认定，上诉人泰昌公司于2012年8月18日、9月20日按约定的产品种类、数量送货，上诉人银湖公司予以签收，与事实不符。这一事实无证据证明，上诉人银湖公司未收到货。（三）金额42800元的合同上，舒自明备注“代销货等我2014年4月份跟西班牙清帐后再说”。金额36000元的合同上，舒自明备注“代销货等4月份跟西班牙清算结束后再决定卖掉多少付多少”。一审判决对相关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错误认证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以与本案无关联性为由对上诉人银湖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不予采信，但又认为，舒自明为美家公司的股东及中国区域业务负责人，上诉人银湖公司涉诉后美家公司为舒自明出具身份证明，却不提供美家公司为四份《外发采购合同》的买家的证明，不合常理，对上诉人银湖公司关于讼争双方之间的合同未成立、上诉人泰昌公司与美家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银湖公司未收到货的意见不予采纳。从逻辑学角度而言，一审上述推理不成立且自相矛盾。从商业角度考虑，上诉人泰昌公司未将美家公司作为原审被告主张权利，未申请美家公司作为原审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也未通知美家公司作为原审第三人参加诉讼，美家公司没有理由在未参与的诉讼中放弃诉讼时效的抗辩权。美家公司为舒自明出具证明，是基于客观事实出具的证明。（二）一审认为，四份《外发采购合同》除舒自明后写内容外与上诉人泰昌公司单方盖章的四份合同内容一致，载明合同相对方为上诉人银湖公司，舒自明系上诉人银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确认除涉案四次买卖外无其他经济往来，增值税发票的相对人为上诉人银湖公司，上诉人银湖公司已进行抵扣，如合同相对人为美家公司，则上诉人泰昌公司没有理由向上诉人银湖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上诉人银湖公司也不应接受并进行抵扣，上述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四份《外发采购合同》的买方系上诉人银湖公司，舒自明作为上诉人银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收货后对合同进行确认，舒自明加盖美家公司公章的行为，有故意混淆身份之嫌。这一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1、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上诉人银湖公司进行部分税款抵扣的事实无法证明上诉人银湖公司已收货，更无法反证买卖合同关系成立。2、编号分别为“No03451458”、“No03451459”的2张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价税金额分别为115200元、115200元，总计230440元，与四份合同的金额不一致，可见2张发票无证明力，与本案无关联。3、舒自明是上诉人银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是美家公司的股东、中国区域业务负责人，其加盖美家公司公章的行为正是履行美家公司的职务行为，故备注内容代表美家公司。上诉人泰昌公司对货物发给美家公司是明知的，对四份《外发采购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是美家公司也是明知的。4、上诉人泰昌公司向上诉人银湖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系恶意转嫁商业风险的行为。即使上诉人银湖公司在不知情状态下进行增值税抵扣，也不能证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5、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案应认定双方关于金额42800元和金额36000元的合同不成立。三、金额42800元和金额36000元的合同不符合成立要件，依法不成立。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作出第一项判决，上述条款的适用均以合同成立并生效为前提，而金额42800元及金额36000元的合同均未成立，故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二）上诉人泰昌公司单方盖章的四份《外发采购合同》系其对上诉人银湖公司的要约，上诉人银湖公司未予以承诺，合同不成立。（三）一审定性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美家公司关于“代销货”的备注还原了事实真相。“代销货”的性质应为委托关系，不是买卖关系。五、一审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认定错误。一审认为，金额42800元的合同、金额36000元的合同因上诉人银湖公司备注需和西班牙结算后结算，故推定双方未约定最后付款日期，诉讼时效应从上诉人泰昌公司向上诉人银湖公司催讨时开始计算。这从逻辑上讲不成立。（一）金额42800元的合同注明“由买方代卖，圣诞节后结算，卖了多少结多少”，舒自明备注内容为“代销货等我2014年4月份跟西班牙清帐后再说”。作为上诉人泰昌公司，无论其交易对手是上诉人银湖公司还是美家公司，从2014年4月30日24:00开始仍未收到货款，就知道或应知道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5月1日开始计算。（二）金额为36000元的合同，舒自明备注“代销货等4月份跟西班牙清算结束后再决定卖掉多少付多少”。作为上诉人泰昌公司，无论其交易对手是银湖公司还是美家公司，从2014年4月30日24:00开始仍未收到货款就知道或应知道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5月1日开始计算。综上，若双方之间的合同不成立，则应驳回起诉，若双方之间的合同成立，则应驳回上诉人泰昌公司的诉讼请求。
泰昌公司辩称，一、上诉人银湖公司认为美家公司为本案买受人，不能成立。上诉人银湖公司与上诉人泰昌公司自2012年8月7日开始多次发生买卖关系，从合同格式看，出卖人是上诉人泰昌公司，买受人是上诉人银湖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单位是上诉人银湖公司，上诉人泰昌公司的发货交货方也是上诉人银湖公司。上诉人泰昌公司没有出口外贸经营权，无法与美家公司直接发生买卖关系，上诉人银湖公司在庭审中也承认收到上诉人泰昌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2张，价税总额为230440元，并已向当地税务部门抵扣税款。二、上诉人银湖公司系有限公司，从工商登记资料看系舒自明及其他股东开办，与美家公司毫无关联性。三、原审认定买卖的基本事实是正确的，但在诉讼时效以及证据采信上未按证据规则认定。上诉人泰昌公司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泰昌公司举证不能，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泰昌公司有篡改和涂改第三份合同中“7”的笔迹。综上所述，上诉人银湖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银湖公司的上诉。
泰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8428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自2014年7月1日起算至履行完毕之日）。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如下：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8428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算至履行完毕之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7日开始，泰昌公司与银湖公司先后签订了4份《外发采购合同》，约定泰昌公司将自己生产的圣诞彩灯等产品卖给或由银湖公司代销，同时，合同对产品种类、价格、数量、交货时间、付款方式、产品包装、被告开票资料等均进行了详细约定，其中2012年8月7日签订的第一份合同、第三份合同、2012年9月13日签订的第四份合同均约定付款方式为出货后2个月（或60天）内付90%，其余在圣诞节前一星期内付清；第二份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由买方代卖，圣诞节后结算，卖了多少结多少。尔后，泰昌公司于2012年8月18日、9月20日按照合同约定的产品种类、数量送货结被告，银湖公司予以签收。2012年9月28日，泰昌公司以银湖公司为购货单位开具2份浙江增值税发票交付给银湖公司，银湖公司收到该2份增值税发票后进行了抵扣。2012年底，经泰昌公司催讨，银湖公司法定代表人舒自明在上述4份合同的复印件上签名，并在第一份合同上备注“开票税款得扣除，争取在2013年3月底前付清”，第二份合同上备注“代销货，等4月份跟西班牙清算结束后再决定卖掉多少付多少”，第三份合同上备注“在2014年*月底前分期付清”，第四份合同上备注“代销货，等我2014年4月份跟西班牙清账后再说”等字样。之后，银湖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庭审中，原、被告确认除本案争议的四次买卖之外，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原、被告的诉辩，首先应当确定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院在证据认证部分已经详细分析了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原告已经履行交货义务的理由，此处不再赘述，泰昌公司与银湖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义务。其次，关于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销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述4份合同中除第二份合同中约定代销外，其他三份合同均无相关约定，应确定为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在原告已经履行全部义务后，自行在第四份合同上备注代销货，并不当然产生合同变更的效力，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故该院不予认定；第二份合同发生在2012年，原告至今没有收到被告退货，被告亦没有提出相关销售情况的抗辩，应推定被告已经全部销售了相关货物，故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原告货款384282元，该院予以确认。再次，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因本案事实发生在2012年，原告于2016年7月1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抗辩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有关诉讼时效的约定，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纳。原告在原审中陈述2012年底碰到舒自明，由其对合同进行确认，本次重审中陈述系2014年由其确认，存在矛盾，从舒自明在第一份合同上备注“开票税款得扣除，争取在2013年3月底前付清”，可推定双方见面时间在2013年3月前，故原告关于在2014年由舒自明对合同进行确认的说法，该院不予采信，对舒自明系于2012年底对原告债权进行确认的事实，该院予以认定。之后，原告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在舒自明签名确认后有相关主张权利的行为，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舒自明签名确认的付款逾期之日开始计算，其中第一份合同约定付款日期为2013年3月底前，至原告起诉之日，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具有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被告抗辩有理，该院予以采纳；第二份、第四份合同，因被告备注需在和西班牙结算后才予以结算，故推定双方未约定最后付款日期，则诉讼时效应从泰昌公司向银湖公司催讨开始计算，被告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该院不予采纳；至于第三份合同，该合同中“2014年7月底前分期付清”中的“7”字有涂改和变造痕迹，该院在证据认证部分详细分析并确认第三份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早于2014年7月，原告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具有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故至原告起诉时，亦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被告抗辩有理部分，该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判决：一、长沙银湖灯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偿付临海市泰昌灯饰有限公司货款788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7月14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二、驳回临海市泰昌灯饰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6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7924元，由长沙银湖灯饰有限公司负担2360元，临海市泰昌灯饰有限公司负担5564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讼争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上诉人泰昌公司认为，其与上诉人银湖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故涉案货款应由上诉人银湖公司支付。上诉人银湖公司则认为，上诉人泰昌公司主张的货物买卖关系发生于其与案外人美家公司之间，与上诉人银湖公司无关。对此，本院审查后认为，涉案四份《外发采购合同》载明买方为上诉人银湖公司，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上诉人银湖公司，上诉人银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舒自明曾与上诉人泰昌公司就货款支付一事进行结算并签字确认，上诉人泰昌公司此后多次向上诉人银湖公司催讨货款，上诉人泰昌公司曾向上诉人银湖公司出具2张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且上诉人银湖公司已将发票用于向税务机关抵扣税款，上述事实均表明涉案货款买卖关系发生于上诉人泰昌公司与上诉人银湖公司之间，故讼争双方均应按买卖合同的约定享受各自权利，履行各自义务。上诉人银湖公司辩称涉案买卖合同的购买人为美家公司，但是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舒自明是不是美家公司的股东和中国区域负责人、四份《外发采购合同》上的美家公司公章是否真实有效均无法证明。上诉人泰昌公司提起诉讼后，美家公司为舒自明出具身份证明，却未提供美家公司为涉案买卖合同买受人的证明，上诉人银湖公司也未申请美家公司参加本案诉讼，故本院对上诉人银湖公司关于上诉人泰昌公司与与美家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依法不予采纳。上诉人银湖公司认为，上诉人泰昌公司提供的其单方盖章的四份《外发采购合同》属于要约，而上诉人银湖公司未作出承诺，故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未成立。本院认为，四份《外发采购合同》原件虽只加盖上诉人泰昌公司的公章，而未加盖上诉人银湖公司的公章，但上诉人银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舒自明其后在四份《外发采购合同》复印件上备注的相关内容已确认讼争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故对上诉人银湖公司的这一主张依法不予采纳。二、关于上诉人银湖公司有无收到货物的问题。上诉人泰昌公司已提供送货单等证据证明其已按约定向上诉人银湖公司发货。舒自明作为上诉人银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与上诉人泰昌公司的结算过程中未对有无收到货物提出异议，同意支付四份《外发采购合同》涉及的所有货款，表明上诉人银湖公司应已收到货物。三、关于讼争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销关系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涉案四份《外发采购合同》除金额42800元的合同约定由买方代卖外，其他三份合同均无类似约定，舒自明在金额42800元的合同、金额36000元的合同上注明代销货，因此，除上述两份合同外其他两份合同应为买卖合同关系。舒自明虽在金额42800元的合同、金额36000元的合同上备注等跟西班牙方面清算结束后再决定支付多少货款，但其和上诉人银湖公司等至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两份合同涉及的具体货款金额应是多少，故应由上诉人银湖公司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应由上诉人银湖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因此，上述两份合同到底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销关系，对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并无影响。四、关于上诉人泰昌公司起诉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舒自明在金额57360元的合同上备注货款争取在2013年3月底前付清，而上诉人泰昌公司直至2016年7月才提起本案诉讼，故其主张该笔货款时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金额36000元的合同、金额42800元的合同上，舒自明备注需和西班牙结算后才决定支付多少货款，可知双方未就最终的付款金额和付款日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一审认定诉讼时效应从上诉人泰昌公司向上诉人银湖公司催讨货款时开始计算，即上诉人泰昌公司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与法相符，本院予以支持。舒自明在金额248122元的合同上备注“2014年7月底前分期付清”，上诉人银湖公司在本院再审庭审和重审法院重审庭审中均对该证据无异议，在重审庭审结束后认为“7”字有涂改和变造痕迹，故应由上诉人银湖公司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至今未尽到举证责任。因此，该合同涉及的货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7月开始计算，故上诉人泰昌公司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上诉人泰昌公司就该笔货款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与法不符，故本院依法予以调整。
综上所述，泰昌公司的上诉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不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银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8）浙1082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8）浙1082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长沙银湖灯饰有限公司于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临海市泰昌灯饰有限公司货款326292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7月14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36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7924元，由上诉人长沙银湖灯饰有限公司负担1189元，上诉人临海市泰昌灯饰有限公司负担67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64元，由上诉人临海市泰昌灯饰有限公司负担1189元，由上诉人长沙银湖灯饰有限公司负担67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至坚
审 判 员 王文兴
审 判 员 汤坚强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包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