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2502民初912号
原告萨木嘎,女,蒙古族,牧民,1931年12月13日出生,住呼和浩特市。
原告那仁高娃,女,蒙古族,无职业,1968年4月10日出生,住呼和浩特市。
委托代理人斯琴巴特尔,系内蒙古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文华,系原告那仁高娃丈夫。
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住所地锡林浩特市平顶山。
法定代表人洪立国,职务场长。
委托代理人王建琦,系牧场常年法律顾问。
第三人吴红根,女,蒙古族,无职业,1970年11月14日出生,住锡林浩特市。
委托代理人许峰,系第三人吴红根丈夫。
原告萨木嘎、那仁高娃诉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第三人吴红根牧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那音太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那仁高娃及其委托代理人斯琴巴特尔、王文华,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的委托代理人王建琦,第三人吴红根及其委托代理人许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萨木嘎、那仁高娃诉称,1999年二原告从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承包了1800亩草场(其中萨木嘎300亩、那仁高娃1500亩),当时萨木嘎是户主,以萨木嘎名义登记。从1999年到2003年二原告一起经营此1800亩草场。2004年,那仁高娃因生活需要搬迁至呼和浩特市,年老多病不能独立生活的萨木嘎跟随那仁高娃到呼和浩特市共同生活。搬走时将1800亩草场及房产、棚圈交给外孙(外甥)阿其拉图管理经营。2006年第三人吴红根未经过二原告同意,将此1800亩草场使用权从阿其拉图手中拿走使用至今。2015年12月中旬,那仁高娃向第三人吴红根要求归还1800亩草场时,第三人吴红根说:“这1800亩草场里1500亩登记在我名下,母亲萨木嘎名下只剩300亩,我把这两块草场租给他人了,现在无法归还。”这样,找有关部门发现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于2009年1月1日从萨木嘎名下的1800亩草场中减去了1500亩,为第三人吴红根办理了第175号《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被告的行为明显侵犯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2016年1月15日,二原告向锡林浩特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为第三人办理的第175号《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2016年1月22日,锡林浩特市政府下达(2016)第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审理决定书》。因此,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为第三人吴红根办理第175号《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行为无效,并责令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废除第175号《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
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辩称,1999年为贯彻执行《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落实完善草原“双权一制”的规定》,将辖区内属于国家所有的草场承包到户。经牧场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牧场职工每人承包2700亩,职工遗孀每人承包300亩,牧场待业青年每人承包1500亩。二原告共承包1800亩草场并签订了《草牧场承包经营合同》,期限从2000年5月1日至2005年5月1日。由于种种原因合同到期后没有进行第二轮草场承包工作。后来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和上级有关规定,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开始进行草场第二轮有偿承包的准备工作。2009年3月牧场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锡市贝力克牧场第二轮草牧场有偿承包划分实施细则》。那仁高娃既不是牧场职工,也没有在牧场长期从事牧业生产,户籍也不在牧场,其无权承包草场。
第三人吴红根述称,我是原告萨木嘎最小的女儿,属于贝力克牧场待业青年。而原告那仁高娃是呼市五毛下岗工人,1999年来贝力克牧场养牧。同年从恩克巴特尔家赶走萨木嘎8头牛,61只羊。另外萨木嘎还给她20只生产羊。2000年10月那仁高娃将萨木嘎的牛羊自行处理,只给萨木嘎留下20多只羊,搬回呼市享受着廉租房等待遇。并于2004年6月将贝力克牧场的房屋、棚圈卖给阿其拉图,同年阿其拉图转卖给我。2006年,萨木嘎和牧场领导说:“我的牧场就让吴红根经营吧,我欠的款慢慢还。”当2007年贝力克牧场下达清理通知后,我已经将萨木嘎历年欠款和应交的草场费全部结清,有牧场9张收款收据为证。2009年我取得1500亩草场有偿承包权是经过贝力克牧场公示后合法取得的。草场划分已8年,原告诉讼时效已过期。
经审理查明,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草牧场系国有,牧场有权按照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草牧场有偿承包划分实施细则》与符合条件的牧场职工,职工遗孀,待业青年签订牧业承包合同并发放《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该细则明确规定:国有农牧场的草牧场和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牧场行使使用权和管理权,职工实行有偿承包。承包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职工、群众因调走或迁移后,享受国家其他待遇的,应交回草场,符合人口转移政策的草场不变;草场承包费在每年的11月1日前一次性交清,每超过一日收取0.3%的滞纳金,累计两年不交草场承包费的,牧场有权收回草场;承包期限为18年,从2009年1月1日起到2026年12月31日止。2009年第二轮草场划分名单于2009年4月15日已在牧场公众均能看到的公开地方张贴公示,该290人名单中有原告萨木嘎和第三人吴红根的名字及各自承包亩数,同时公布了公示截止时间和3部情况反映电话号码。公示期间二原告均未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被告贝力克牧场便将第一轮承包登记在原告萨木嘎名下的1800亩草场中与王文远相邻的东北角处划出一块三角形的300亩草场登记在原告萨木嘎名下,对剩余的1500亩登记在第三人吴红根(红格尔)名下,在收取了第三人吴红根180元划分草场费(有收据在卷佐证)并签订了牧业承包合同后,为原告萨木嘎、第三人吴红根发放了第175号和第176号《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在庭审中原告与第三人各自所出示的《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证号及发放日期相同,且内填的发包方全称、所在单位、承包者身份、承包亩数均相同,但原告出示的承包方姓名填写吴红根,承包期限十八年;第三人出示承包方姓名填写红格尔,承包期限18年,在备注栏内注明:红格尔曾用名,户口,身份证吴红根字样。经本院到被告贝力克牧场档案室核实存档证书并核查得知:当年所发《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是由3个人填写的,故姓名及年份的填充有差异。原告出示的证书与被告留存的证书是同一个人填写,而第三人出示的证书系另一个人填写的,但均加盖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公章和时任法定代表人杨海印章。原告那仁高娃于2000年10月搬至呼和浩特市,并以其丈夫王文华名义享受着廉租房待遇。搬走之后,原告那仁高娃虽偶尔回到锡林浩特市,但未在贝力克牧场直接从事牧业生产。2004年6月将位于贝力克牧场草场上的牧点设施以500元转卖给外甥阿其拉图,同年阿其拉图又以相同的价格转卖给第三人吴红根。2004年12月13日,原告那仁高娃将户口迁移至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诉讼期间原告提交一份《畜草双承包合同》,但没有合同签订日期且印章非被告公章;另一份呼市赛罕区黄合少镇格此老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与原告居住地不一致;那仁高娃提交的一份与田连根所签《合同书》中载明合同到2001年10月1日到期。但该合同签订日期2000年11月1日被改为2000年10月1日;乙方交付甲方1000元钱被改为5000元,另有(注:围栏350元)与合同书不是同期书写;另一份《证明》中合同期限为一年,被改为十年;付那仁高娃(甲方)1000元。被改为5000元;“。”号被改为“,”号,后填五千元整。证明人田连根的签名及2015年12月18日墨迹与书写合同内容颜色有异,非同一时间书写,且书写的田连根小名田三三与当地牧民称其为田二有差异,系有瑕疵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系对其辖区内的国有草牧场及土地拥有使用权的管理者,其依照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第二轮草牧场有偿承包划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与具有承包资格的人员签订牧业承包合同后在涉及人数众多,且交通、通讯条件较差、手机并不十分普及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张贴承包、调整草场人员名单征求意见的做法并无不当。公示后,发放了《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如果相关人员认为该行为有违法侵权之嫌的,应在公示期间内及时提出或者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而本案二原告不仅未在公示期满的2009年4月25日前向被告提出异议,而且亦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已丧失胜诉权。本院庭审中欲对本案给予调解征询各方是否同意调解时,只有原告同意,而被告委托代理人称没有授权调解权限,第三人吴红根则称不同意调解。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萨木嘎、那仁高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二原告萨木嘎、那仁高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那音太
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
书记员 胜 利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