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15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代强，男，1965年1月3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黄亚斌、郑彩，福建人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代动，男，1960年5月3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廖云坚，福建惠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贤校，福建惠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代强因与被上诉人王代动建设用地出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鼎市人民法院（2015）鼎民初字第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代强及其委托代理人黄亚斌、郑彩，被上诉人王代动及其委托理人廖云坚、杨贤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王穆年、施某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子王代昌、次子被告王代动、三子王代善、四子原告王代强。王穆年于1991年6月26日向土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坐落于福鼎市秦屿镇玉池街××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王穆年、施某于1991年12月5日立《遗嘱书》，将于1976年与秦屿供销社移民交换来坐落秦屿镇玉池街门牌××号二榴分给王代昌建造房屋，将坐落于秦屿镇玉池街门牌××号靠右（东）边一榴分给王代善建造房屋，将坐落于秦屿镇玉池街门牌××号靠左（西）一榴分给原、被告二人共有共同居住使用。1991年12月10日，王穆年、施某、王代善、原告王代强、被告王代动共同订立《分产合约》，约定“玉池街门牌××号左（西）边一榴归王代动、王代强两兄弟共同共有，因原告王代强迁居桐山，将其应得二分之一榴份额卖给被告王代动，面议卖断价人民币28000元”。王穆年于1992年4月4日去世。2009年，被告王代动将秦屿镇玉池街门牌××号左（西）边一榴原有房屋拆除，重建混凝土结构房屋。2015年1月26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坐落秦屿镇玉池街门牌××号左（西）边一榴宅基地归原、被告共有。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提供的《分产合约》在王穆年生前订立，有王穆年、施某及原被告和在见人等盖章确认，约定原告王代强将其应得二分之一榴份额以人民币28000元卖给被告王代动，各方《遗嘱书》形成之后的处分行为系对1991年12月5日订立的《遗嘱书》中关于坐落秦屿镇玉池街门牌××号左（西）边一榴土地由原、被告共同使用的意思表示进行修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王穆年、施某处分财产的行为，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部分转移，故原告诉求所依据的《遗嘱书》应视为被部分撤销，原告未能提供足以反驳1991年12月10日订立的《分产合约》真实性的证据和理由，本院对《分产合约》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坐落玉池街××号土地使用权归原被告共有的诉讼请求，因《遗嘱书》相应部分的撤销及《分产合约》的生效而丧失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代强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宣判后，王代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王代强上诉称：一、原审采信证据不当。原审以“当时交易生活习惯”来判定证据的采信，是不科学的。《遗嘱书》立遗嘱人为上诉人父、母包括证明人王寿年、表姐施桂花均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不识字系文盲，故他（她）们签名往往使用印章。而《分产合约》上诉人、被上诉人三兄弟以及林某、王寿年、王梦年均有文化，完全可以自己签名。《分产合约》私章统一为扁体，不排除为统一雕刻。上诉人及妻子林某就没有雕刻和使用过《分产合约》上盖的“王代强和林某”扁体私章。证人施某、林某证言，也是否认《分产合约》存在，原审法院却说是“印证”，不能因为林某是上诉人妻子，而一律否认其是否参与客观事实的真相。还有证人周某其证言前后矛盾，开始说是王穆年拿着《分产合约》到他家盖的印章，后又说当时他家没有印泥，将私章交给王穆年拿回去盖的，还有原审法院调取陈某的证言，与被上诉人之妻一同前往证人陈某（原秦屿法庭庭长）家中，为何没有通知上诉人一同前往，且被上诉人之妻在场纠正证人陈某陈述：“是王穆年叫你代写，不是王代动叫你写的”。原审取证不仅程序违法，证人证言受法律上利害关系人的左右，该证据还能采信。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对“分产合约”如何形成没有查明，从现有证据看，不少在《分产合约》上盖私章的参与人，实际上没有参与，事后他们才盖章。原审对“28000元”的交付事实没有查明，本案关键28000元交付时间、地点、面额、在场人员以及上诉人居住地等问题中，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代理人、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各说不一、互相矛盾。原审采信“分产合约”为定案证据，于法无据。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原审诉求。
被上诉人王代动答辩称：一、一审法院根据交易习惯认定《分产合约》的真实性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一审我们提供了《分产合约》原件与证人陈某、周某、杨某的证言，均可以证明分产合约上证明人使用的私章与遗嘱上证明人的私章是一致的，双方当事人对第一份遗嘱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也就同时可以印章分产合约的真实性。二、一审时，上诉人提供了林某的证言，但林某是上诉人的妻子，一审法院对其证言没有予以采信，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母亲施某并没有否认分产合约的真实性，也可以进一步印证分产合约的真实性。四、我们一审提供的两个证人周某、杨某的证言，周某的证言证实两当事人的父亲王穆年拿着分产合约到家中分产的事实。杨某的证言证明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8000元给上诉人的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除了上诉人对《分产合约》的真实性以及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28000元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讼争房产是否为双方当事人共同共有？本院就此分析、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分产合约》系上诉人、被上诉人父母王穆年、施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如下：一、除上诉人对《分产合约》中自身及配偶林某、王寿年的签章真实性有异议外，双方对《分产合约》其他人的签章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根据《分产合约》，双方当事人父母王穆年、施某均在合约上签章认可，因此，可以确认《分产合约》系王穆年、施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证人周某系双方当事人共同的义兄弟，其证言可予以采信。周某陈述到：“是王穆年给我盖的，而且有跟我说这个事情”、“王穆年讲说原、被告两人对房屋进行转让，然后我拿私章给他盖的，也不是我盖的”、“是我拿王穆年盖的，家里没有印泥，所以他带走了到其他地方盖了”，周某的证言递进式的描述了《分产合约》中“周某”签章的由来，并无矛盾之处，上诉人主张其证言不能采信的理由不能成立。周某的证言进一步印证《分产合约》系王穆年的真实意思表示。三、证人杨某（即《分产合约》中的“杨阿香”）与双方关系近似，其证言亦可采信。杨某陈述到：“分产合约上的章是过了很久之后，王穆年拿着合约到了我房间让我拿印章盖的。老爸（王穆年）有叫我作个证明，拿了张纸给我叫我盖印”，可见杨某的证言亦进一步印证了《分产合约》系王穆年的真实意思表示。
至于28000元是否有交付的问题，证人杨某陈述到：“被告拿着钱叫王穆年拿给原告”，被上诉人亦自述：“都是10块的，一整包叫我父亲还给他的”，两者陈述一致，可证明被上诉人已将讼争房屋转让款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亦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应认定被上诉人已将购房款28000元交付给上诉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王穆年虽然在1991年12月5日《遗嘱书》中将讼争房产分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共有，但其后王穆年订立了《分产合约》，对讼争房产重新进行了处分，应视为王穆年撤销了《遗嘱书》关于讼争房产的意思表示。至于《分产合约》中上诉人及配偶林某的签章是否真实，并不影响《分产合约》系王穆年、施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故无需再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福鼎市医药公司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出具的《证明》进行认证分析。且被上诉人亦将购房款28000元交付给上诉人。故上诉人主张讼争房产为双方共有的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代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树惠
审 判 员 郑 彦
代理审判员 易丽容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何斌坤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