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1民终23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华珍，山西省霍州市新闻信息中心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杰，山西省霍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伟（与闫华珍同一单位），山西省霍州市新闻信息中心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住所地太原市解放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斌全，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斌，山西周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平，山西龙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闫华珍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6民初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华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杰、蓝伟、被上诉人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斌、李俊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闫华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因病理报告出错而导致上诉人左肾切除，期间所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共计89856.51元；3、一切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庭对证据认定不清，在认定被上诉人的一份证据时曲解上诉人的原意。关于一审庭审向原告释明举证责任后原告拒绝申请医疗损害鉴定，上诉人一审也提出让被上诉人倒举证申请意见，但法庭告知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不理会而拒绝举证。1、一审法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两份证据既没肯定，也没否定。2014年10月22日，上诉人入住被上诉人沁尿科，住院号为706486，10月30日左肾囊肿去顶术，切除物标本院方提供的号为70746，年龄57岁，住院号年龄均非上诉人本人。庭审时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病理图文报告，住院号为706486，年龄59，而这份报告当庭质证时，上诉人就提出其中的造假痕迹。没有主治医师的亲笔签字，很显然是院方为了法庭而出具的假证，但一审法院对这两份证据的真假未做定论。2、一审法院提到“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处住院号707486的患者在被告处住院期间未手术，未病检。”庭审中院方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结果等了半天院方又说有事不能来了，对此未出庭证人证词，我方当庭就持有异议，凭几页病历我方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完全曲解我方之意。3、关于释明举证责任。在判决书中，一审法庭适用法律不当，其适用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是一般举证责任，而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医疗事故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关于这一举证责任，一审时我方已向法庭提出了举证意见书，有关法律规定也写的十分清楚，而一审法庭本应让院方取证的责任不能后果，却强加在患者、弱者头上，让一个受害者来承担不能举证的后果。4、一审判决书中提到的“但鉴于本案被告在诊疗活动中作出××理图文报告的记载错误”判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899元，2015年2月4日生效的民事诉讼法解释二百零七条判决生效后，诉讼费用由败诉方人民法院交纳。
被上诉人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辩称，1、关于原被告提交两份证据采信问题，本案病理图文报告年龄、住院号填写笔误（一数之差）是事实，但是姓名、性别一致，特别是病理号14-17962这是和身份证号码一样具有唯一性，完全能够证明片子的身份及基本诊疗事实。患者是2014年11月4日出院，该报告是2014年11月10日签发，已经不属于住院病历范围，是通过门诊直接发送患方的，在患方提出问题后，病理科负责医师及时修正笔误、重新发送，因没有收回首次发送有误报告单，所以不一致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并非篡改伪造。有鉴于此，原审考虑到了笔误是引发纠纷及诉讼的原因之一，为此裁判由被告医方承担诉讼费用，被告方默认，也是对原告患方仁至义尽的表现，原告方因此推定胜诉方、败诉方没有事实理由依据，只能表现了不近人情的态度。2、关于原告自认事实及证人作证问题，原审中另查明部分是原告自认的事实，已经排除了住院编号为707486××人手术及病理切片混淆的可能，该原告自认的事实加之被告相应病历及证人出庭作证，进一步证明了笔误事实，并非“未出庭证人证词，仅凭几页病历”。3、关于举证责任及释明问题，关于举证责任，侵权责任法已经确立了医疗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及其谁主张谁举证分配原则。从全而以至于我市各级人民法院已经执行该法律原则，形成了原告举证责任原则的惯例及判例，自下而上因原告患方拒绝医疗鉴定败诉的案例已经不少。原告提出的2001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是法律事实，但是过去时，从时间效力和级别效力两个方面都必须以2010年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国家法律为准。所以，经法庭释明后，原告方应当对拒绝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及履行举证责任承担举证不能及其不利后果即败诉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2日原告闫华珍入住被告山大一院泌尿科，住院号706486，10月30日行左肾囊肿去顶术后，同日填具病理标本检查申请单、11月1日填具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申请单，上述两份申请单所记载××理号为14-17962、住院号为706486，庭审中原、被告各提交了一份被告11月10日出具××理图文报告，其中原告提交的住院号为707486，年龄为57；被告提交的住院号为706486，年龄为59，其余记载的内容均一致。病理报告的结论为（左肾）囊性透明性肾细胞癌。另查明，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处住院号707486的患者在被告处住院期间未手术、未病检。再查明，庭审中向原告释明举证责任后，原告拒绝申请医疗损害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责任，须符合四个构成要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患者的损害；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医务人员的过错。本案中原告根据其持有××理图文报告载明的住院号、年龄与原告的信息不符，主张切除物标本并非属于原告本人，造成原告切除左肾的后果，但病理标本检查申请单、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申请单中记载××理号、住院号与原告的信息一致，且病理图文报告记载××理号与上述两个申请单中记载××理号一致，原告持有××理图文报告记载的住院号、年龄确实与原告的相应信息不符，但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切除物标本不属于原告本人的事实，原告亦未进一步提交更加有力的证据予以补强，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认为被告修改病理图文报告为篡改病历的行为，被告认为系在原告指出录入错误后当场作出的修正，本院认为，庭审中原告陈述“产生纠纷后在山西省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时才与医调委的工作人员从被告处取得病理图文报告”与原告在诉状中自述的“2014年11月10日接到被告病理室通知领取病理结果报告，报告显示结论，囊壁可见透明性癌细胞，……当时病理室医务人员给了我们一份报告……”在病理图文报告的取得时间上存在相互矛盾之处，被告认为系在原告指出存在录入错误后当场作出的修正的主张亦存在可能性，且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有篡改病历的行为，因此，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但鉴于本案被告在诊疗活动中作出××理图文报告的记载错误且未依据《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进行修改，直接引发了原、被告之间的医疗纠纷，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在今后的医疗活动中应当加强内部管理、更加严谨细致。据此原审判决：驳回原告闫华珍的诉讼请求。
原判查明的事实存在。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其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入院治疗××历记录和出院疾病诊断书均显示该院诊断上诉人为左肾癌。被上诉人提交了住院号为707486，姓名为赵建军的住院病案，显示赵建军的住院时间为2014年10月31日，入院诊断为腔梗和高血压。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与上诉人的左肾被切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本案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住院治疗的有关事实来看，被上诉人在给上诉人2014年10月30日进行了左肾囊肿去顶术后，同日填写××理标本检查申请单、11月1日填写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申请单上所记载的姓名、病理号、住院号均无误，但被上诉人11月10日出具××理图文报告显示的住院号为707486，经查，该住院号的实际住院人员为赵建军，其住院时间为2014年10月31日，入院诊断为腔梗和高血压，性别为男，从上述情况来看，上诉人在10月30日作手术后即取样进行了化学检查，而赵建军10月31日才办理入院手续，因此不存在上诉人的检查标本与赵建军相混同的情况，故判断11月10日××理图文报告单上的记载707486住院号和年龄属于笔误，也不能由此判断被上诉人存在篡改、伪造病历的情况。从上诉人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左肾被切除的有关情况来看，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病理报告结论为左肾癌的情况下，又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入院治疗，该院对上诉人的入院和出院诊断均为左肾癌，并实施了左肾切除术，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左肾被切除与被上诉人××理报告笔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拟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上诉费899元，由上诉人闫华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涛
审判员 孙广金
审判员 郝文晋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米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