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14民初8247号
原告：谭志能，男，196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原告：谭燕珍，女，197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柯漫，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桂灿，男，197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罗月薇，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谭志能、谭燕珍诉被告徐桂灿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9日受理后，由审判员俞颖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于2017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柯漫，被告徐桂灿的委托代理人罗月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两原告的儿子谭健星于2017年3月24日承租被告位于新华街××新村××305的房屋。谭健星于2017年9月11日在上述房屋烧炭自杀身亡，经法医鉴定，推定是在9月11日凌晨2点到6点身亡。谭健星曾于2017年3月1日在家里试图自杀，后被家人劝告而放弃轻生念头。此后，全家人均十分注意谭健星的日常生活以及工作。在事发前一天（9月10日）姐姐谭某基于对弟弟谭健星的了解，弟弟已经两天没有上班，而且与弟弟的通信沟通中感觉到弟弟有轻生的念头。姐姐谭某在中午十二点左右，到出租屋楼下多次拨打被告的电话，告知被告其弟弟可能出事，要求被告开门让姐姐谭某进入出租屋查看弟弟的情况，但是被告拒不开门。直到9月11日晚9点，在被告要求2000元押金，姐姐谭某微信转账后，进入谭健星的出租屋，发现谭健星已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被告在原告家属告知事情严重性的前提下，仍然不配合原告家属工作，间接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履行作为出租方的安全保障义务，疏于监督管理出租屋，放任事故的发生，违背善良人基本的义务，应对谭健星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为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按照死亡赔偿30%的标准赔偿两原告合计268535.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徐桂灿答辩称：一、本案是普通侵权案件，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被告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行为存在过错，而被告是否存在过错，举证责任在原告方。原告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死者曾于2017年3月1日已经在家里试图自杀，也就是说亲属是明确知道死者有自杀倾向，情绪不稳，但是作为亲属却没有做到对死者适当照顾的义务。在已发现死者有自杀念头的情况下，依然放任其在未到一个月时间内即2017年3月24日出外租房子单独居住，对于死者的死亡，家属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死者家属在2017年9月10日联系我方，一直没有告知我方死者有自杀倾向，也一直没有告知被告事情的严重性，只是告知要找死者有急事，称需要到出租屋找死者。死者姐姐谭某，在9月10日多次电话联系我方，但是在谭某没有提供其与死者的关系证明的前提下，亦未告知急着联系死者所为何事的前提下，我方出于对出租房屋以及其他租客安全的考虑，我方不允许其上楼寻找死者是正常的管理需要。另，对此，我方在接到电话后已经在9月10日上午11：53分（视频截图为证）前往死者租住的房间，敲门告知死者他的姐姐找他，当时死者在房间内回复被告，说：“知道，会联系自己的姐姐”。我方已经尽到了转达信息的义务。二、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本案中，死者的行为属于自杀行为，对于死者的行为，被告是无法估计、无法预测更加无法阻止的，死者作为一个完全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亦一直未有不符合常态的行为。被告作为出租屋管理方，承担的安全注意义务是有限度的，并且应在公平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个限度主要应考虑的是出租方主观预见能力和客观行为能力。本案，在主观上，死者平时行为一切正常，并未有任何异样，而死者家属多次寻找死者的行为，也一直没有告知被告死者有自杀的倾向或者有经济上的困难，被告根本无法预见死者的自杀行为；客观行为上，被告只是出租屋的出租方，和死者之间只有租赁合同关系，而被告对于死者的自杀行为也没有任何的促使、引导作用，客观上与死者的死亡没有任何关联性。三、死者死亡时间根据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述在2017年9月11日凌晨2点到6点自杀身亡，死者的死亡，并不是因为被告的行为造成延误救治而发生的，更不是因为被告的行为而引起的。在9月10日谭某电话联系被告找寻死者，被告已经亲自前往告知死者，并且得到死者的回应，而在距离死者自杀这十多个小时内，死者依然正常出入出租屋，多次外出扔垃圾和买外卖，并未有任何寻短见的异常。直到死者家属再次在9月11日晚来到出租屋，要求破门而进，此时死者已经死亡多时。即，即使此时被告配合或不配合开门，均对死者的死亡后果没有影响。请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谭健星为花都区户籍，于1994年5月29日出生。原告谭志能、谭燕珍系谭健星的父母及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
2017年3月24日，谭健星与被告徐桂灿签订房产租赁合同，约定谭健星承租被告徐桂灿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村××305房（以下简称305房），租赁期限为一年。被告徐桂灿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五华村六队新村七巷1号一栋房屋用作出租，出租房需自一楼一个门禁出入，该门禁平时均为关闭，需钥匙才能出入。
原告主张谭健星曾于2017年3月1日在家里试图自杀，后被家人劝告而放弃轻生念头，此后，家人均十分注意谭健星的日常生活及工作。2017年9月10日，谭健星的姐姐谭某基于对谭健星的了解，谭健星已经两天没有上班，且与谭健星的通信沟通中感觉到谭健星有轻生的念头，谭某与其余三人于当天中午12时左右来到305房楼下寻找谭健星。
因谭某不能联系到谭健星，也因305房一楼的门禁不能进入出租屋，故而联系该出租屋外悬挂的招租的广告牌上房主的联系电话。原告主张谭某告知房主家人已经两天联系不到谭健星，怕谭健星会出事，其向本院明确没有告诉房主谭健星有自杀倾向的事实；而被告徐桂灿则提出谭某仅提出有急事找谭健星，并没有说谭健星会出事。
被告徐桂灿提出接电话的是其父亲，其父亲接到电话后就告知了被告徐桂灿前去查看谭健星的情况，被告徐桂灿就前往305房寻找谭健星，告知谭健星其姐姐谭某在楼下找他的事情，谭健星表示其会联系谭某。为此，被告徐桂灿提交了视频截图为证，记载2017年9月10日11时55分有一男子在敲305房的门，自当日15时50分至23时01分，谭健星多次出入305房倒垃圾、购买物品。被告确认其没有将查看谭健星的事情告知谭某。
2017年9月11日晚上，谭某再次与其余三人来到涉案出租屋楼下，经与被告协商后上楼，发现305房房门反锁，原告要求破门，并根据被告徐桂灿的要求向被告徐桂灿支付了维修房门的2000元押金后破门而入，发现谭健星业已自杀死亡，法医推断死亡时间为2017年9月11日凌晨。
本院根据被告的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城西派出所调取了该单位对谭志能、徐燕丽、朱某2的询问笔录，徐燕丽系徐桂灿的配偶，其于9月12日1时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7年9月11日晚上21时20分许，租客在微信里告诉我三楼很吵，怀疑有男子喝醉酒踢门，我就到三楼查看，已经没有人了，我随后接到了我家公的电话（即被告徐桂灿的父亲）说305房租客的姐姐，昨天中午已经来过了，在楼下找，我就来到楼下，看到一女三男，在核对身份证后，就带着他们到了三楼，将钥匙拿给他们开门，发现门被反锁了，他们有人要求破门，我要求他们缴纳维修房门的2000元押金后，他们破门发现谭健星已经烧炭自杀，法医初步诊断谭健星于9月11日凌晨死亡，我老公（即被告徐桂灿）于2017年9月10日中午12时左右，知道有一名女子找一名住在三楼的姓谭的男子，经过查询交换册时发现只有305是姓谭的，就过去敲305房的门，跟谭健星说了在楼下一名女子说是谭健星的姐姐找他，叫他下楼看看，谭健星当时说知道了，他会下去的，当时谭健星表现无异常。
原告申请证人谭某（谭健星的姐姐）、朱某1（谭健星的姐夫）、朱某2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谭某陈述如下证言：我于9月10日中午与朱某1、朱某2共四人来到被告出租屋楼下，一直拨打谭健星电话都没有接听，由于楼下有门禁无法上楼，我就拨打被告出租屋楼下招租的广告牌上的电话，表示我是谭健星的姐姐，有紧急事情找谭健星，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谭健星了，怕谭健星会出事，我可以出示身份证，但接电话的人说他不在出租屋，不能帮我开门，之后没有再回我电话，我当时没有预料事情会那么严重，所以没有报警，我没有告诉接电话的人我弟弟有自杀倾向，我只是说弟弟可能会出事。证人朱某1陈述如下证言：9月10日中午我们一行四人来到被告出租屋楼下找谭健星，因为进不去出租屋，谭某就拨打出租屋招租的广告牌的电话，谭某一直跟接电话的人说，谭某怕谭健星会出事，但房东一直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回电话，我们以为谭健星不在出租屋，可能出去了，就没有报警。证人朱某2陈述如下证言：我是谭健星的好朋友，9月10日中午，我与谭某、朱某1共四人来到被告出租屋楼下找谭健星，由于进不去出租屋，谭某就拨打出租屋楼下招租的广告牌上的电话，谭某一直跟接电话的说，找不到谭健星，怕谭健星会出事，要求去楼上找谭健星，但是房东没有告诉我们谭健星是否在出租房，也没有出现。
本院认为：谭健星租住被告徐桂灿的房屋，并在出租房内自杀死亡、死亡时间为2017年9月11日凌晨的事实，双方均无争议，且有相应的证据为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谭健星系自杀死亡，其本身应当对自身损害承担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徐桂灿是否应当对谭健星的死亡承担责任即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由于谭健星于2017年9月11日凌晨死亡，即在谭某等四人第一次前往被告出租屋寻找谭健星之后，在第二次前往被告出租屋寻找谭健星之前，故判断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主要是判断被告在2017年9月10日中午谭某等四人前往被告出租屋寻找谭健星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首先，结合本案的全部证据，能够证明2017年9月10日谭某前往被告出租屋寻找谭健星，其没有将谭健星有自杀倾向的特殊情况告知被告，被告在2017年9月10日中午查看谭健星，谭健星于当天晚上多次出入出租屋，本院认为，即使谭某告知了被告“谭健星可能会出事”，按照一般人的认知，出事一般是指遭受外来伤害或自有身体疾病导致人身安全或健康受到损害，而自杀倾向属于比较特殊的、常人难以想象到的、危害自身安全的特殊情况，故在被告查看谭健星并告知其谭某找其有事后，而谭健星是一个成年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在内心已经作出谭健星是正常安全且“没有出事”的判断，被告已经履行了一般人所应尽到的注意义务。其次，谭健星在当晚自杀的情况，原告作为熟悉谭健星的家人都没有预料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也是谭某在被告出租屋楼下找不到谭健星但没有报警的原因，作为不知道谭健星有自杀倾向的被告徐桂灿更是不能预料和避免谭健星的自杀。综上，被告徐桂灿对谭健星的死亡没有过错，原告主张被告徐桂灿承担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谭志能、徐桂灿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64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俞颖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邝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