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琼97民终65号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琼97民终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美玉，女，1969年6月28日出生，黎族，住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民身份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镇，海南大华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红波，海南大华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胜建，男，1952年2月21日出生，朝鲜族，住海南省三亚市。公民身份证号：×××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太玉，女，1955年9月20日出生，朝鲜族，住海南省三亚市。公民身份证号：×××。
原审第三人：黎昌元，男，197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村民，现在海南省乐东监狱服刑。
上诉人吴美玉因与被上诉人金胜建、成太玉、原审第三人黎昌元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琼9027民初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吴美玉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原审第三人所持有的海南东皇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皇公司）15.9%的股权为上诉人所有；2.依法改判停止对黎昌元持有的东皇公司15.9%股权的执行，并解除对该财产的查封、冻结；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一审法院漏查了该事实。根据《合同法》第2条、第4条、第7条、第44条的规定，上诉人吴美玉与原审第三人黎昌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并未对该事实进行查明。另外，从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已认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但其却作出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这明显是推理与结论自相矛盾。二、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上诉人已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了相应对价的事实。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上诉人委托黄恋洪向王和平转账200万元以支付股权转让款，王和平也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据。一审法院未能查明该事实，仅以没有关联性为由不认可该证据，于法无据。另外，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黎昌元、被上诉人成太玉签订的2010年7月1日的股东会议纪要，是以上三人作为东皇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议时形成的，是三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上诉人不能仅以没有成太玉的质证意见就否认该协议的效力。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成太玉作为一审被告不出庭应诉视为已放弃了诉讼权利，更何况该会议纪要与成太玉向上诉人转让股权的事实是相互印证的，足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根据以上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已向原审第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履行了付款义务。三、工商登记不是股权转让的必要程序。根据《公司法》第32条、第33条、第71条、第74条的规定，未经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行为仍然有效。工商登记是通过对企业已发生事实的合法性、真实性加以审查、确认，向社会公众公示的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仅对当事人已发生的股权转让事实加以确认，工商登记只是具有公示意义，属于宣示性登记，只要股权转让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手续，转让行为即为有效。四、被上诉人不属于《公司法》三十二条规定的第三人。上诉人认为，从《公司法》立法目的和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来看，《公司法》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对于非交易第三人，由于工商登记公示的权利不是其交易对象，其没有基于工商登记所产生的交易信赖，一般也就不用存在交易安全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原审第三人黎昌元的一般债权人，其双方进行的民事活动并非以原审第三人是否持有东皇公司15.9%的股权为基础，因此被上诉人并不属于《公司法》三十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第三人”。另外，上诉人提供的会议纪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成太玉知晓原审第三人将要将其所持有的东皇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的事实，虽然会议纪要未经被上诉人成太玉质证，但是这是被上诉人成太玉自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而且，根据本案原审第三人的陈述以及其他证据均能与该会议纪要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因此，被上诉人也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成太玉、金胜建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经本院合法传唤，被上诉人成太玉、金胜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询问。
原审第三人黎昌元陈述称，其对一审判决无异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其与吴美玉所签，并约定由吴美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吴美玉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去变更登记，责任在于上诉人吴美玉。
吴美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吴美玉与黎昌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黎昌元所持有的东皇公司15.9%股权为吴美玉所有；2.请求依法判令停止对黎昌元所持有的东皇公司15.9%股权执行，并解除对该财产的查封、冻结；3.判令金胜建、成太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3日吴美玉、成太玉、黎昌元通过转让分别取得东皇公司33.3%、33.3%、33.4%的股权，2010年6月13日通过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股权比例为：吴美玉48.3%、成太玉25.8%、黎昌元25.9%。2012年9月25日，因彭志刚与黎昌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查封、冻结黎昌元在东皇公司25.9%的股权。金胜建、成太玉依据生效的（2014）乐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2015）海南二中民一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并申请查封、冻结黎昌元在东皇公司25.9%的股权。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1日作出（2015）乐执字第206-1号执行裁定书，查封黎昌元在东皇公司25.9%的股权。案外人东皇公司、吴美玉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组成合议庭举行了听证，并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2017）琼9027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东皇公司、吴美玉撤销对黎昌元所持有东皇公司25.9%股权查封的异议请求。吴美玉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明，2012年8月3日海南捷达会计师事务所对海南东皇实业开发有限公司2011年12月31日至2012年6月30日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东皇公司股本总额1000万元，按照每股一元计算，净值0.95元,15.9%(159万元)的股份,其股本净值额为151.05万元。吴美玉与黎昌元的股东股权变更纳税于2012年9月20日向海南省海口市××区地方税务局申报，该局于2012年10月11日审批。至今，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信息显示黎昌元占股权25.9%。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吴美玉是否依法取得第三人持有的东皇公司15.9%股权，即吴美玉对（2017）琼9027执异3号案的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吴美玉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吴美玉虽与黎昌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吴美玉与黎昌元的股权转让未办理股权变更事项登记，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吴美玉尚未依法取得黎昌元持有东皇公司15.9%的股权。本案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吴美玉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吴美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吴美玉的诉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金胜建、成太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缺席审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驳回吴美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吴美玉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证，对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2中的2010年7月1日《东皇公司股东会议纪要》，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没有成太玉的质证意见，其真实性无法认定。本院认为，该份会议纪要有东皇公司原股东吴美玉、成太玉、黎昌元三人的签名，吴美玉及黎昌元对该证据并无异议，而被上诉人成太玉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其主动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因此，对于上诉人吴美玉提交的该份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以成太玉未质证而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一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中的银行回单及对帐单、收据三份证据，本院认为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吴美玉转账200万元到黄恋洪账户，并委托黄恋洪转账给王和平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3《海南东皇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纪要》，该份会议纪要中有当时的公司股东吴美玉、成太玉、黎昌元的签名，该证据可证明成太玉将其所持有公司25.8%的股权转让给吴美玉的事实，自此成太玉退出东皇公司，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可。本院对其他证据的认证意见与一审法院认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0年7月1日东皇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由吴美玉向王和平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其中代成太玉支付股权转让款53.2万元，代黎昌元支付股权转让款93.6万元；2010年8月31日前成太玉、黎昌元偿还上述借款及利息；如黎昌元不能还清借款，折算其股权由吴美玉和成太玉优先受偿；如成太玉不能还清借款，折算其股权由吴美玉和黎昌元优先受偿。2010年7月1日，吴美玉向王和平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1年1月6日成太玉与吴美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成太玉将其名下东皇公司25.8%的股权转让给吴美玉。2011年1月6日东皇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成太玉将其名下东皇公司25.8%的股权转让给吴美玉，成太玉退出东皇公司；股东黎昌元同意放弃对该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权。至此东皇公司股东仅为吴美玉、黎昌元两人。再查明，2012年6月12日黎昌元与吴美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黎昌元将其持有的东皇公司15.9%的股权以人民币93.6万元作价转让给吴美玉。同日，东皇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黎昌元将其持有的东皇公司15.9%的股权转让给吴美玉；东皇公司股东出资比例为吴美玉出资900万元，占出资比例90%，黎昌元出资100万元，占出资比例10%。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查的重点是：一、上诉人吴美玉与原审第三人黎昌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二、上诉人吴美玉是否实际取得了黎昌元所持有的东皇公司15.9%的股权；三、上诉人吴美玉对诉争股权享有的权利是否足以阻却执行。
一、关于上诉人吴美玉与原审第三人黎昌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中，吴美玉与黎昌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虽然一审法院未直接对该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说明，但是一审判决中写到”原告虽与第三人黎昌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手续”，该表述已对双方协议的效力进行了确认。上诉人吴美玉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了对协议效力问题审查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上诉人吴美玉是否实际取得了黎昌元所持有的东皇公司15.9%的股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本案中，东皇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的登记属于设权登记，股东名册的变更是股东取得股权的依据。上诉人吴美玉在与黎昌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东皇公司仅有吴美玉、黎昌元两名股东，该公司虽无股东名册，但是吴美玉与黎昌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6月12日的东皇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2012年6月12日东皇公司的《章程》修正案，足以证明黎昌元已将15.9%的东皇公司股权转让给了吴美玉，东皇公司的公司章程也已对吴美玉、黎昌元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做了相应的修正。虽然双方或者东皇公司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但由于该工商变更登记并非设权登记，股权变动亦不以工商变更登记为生效要件。综上，上诉人吴美玉已实际取得了黎昌元所持有的东皇公司15.9%的股权。
三、关于上诉人吴美玉对诉争股权享有的权利是否足以阻却执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吴美玉与黎昌元的股权转让未办理股权变更事项登记，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上诉人尚未依法取得黎昌元持有东皇公司15.9%的股权，其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来看，上述条款的本意是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减少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本案中，被上诉人金胜建、成太玉是原审第三人黎昌元的债权人，需要通过执行债务人黎昌元原持有的诉争的东皇公司股权来实现其债权，其并非实际的针对股权交易的第三人，不存在基于工商登记所产生的信赖利益，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保护对象。此外，上诉人吴美玉与黎昌元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于2012年，而被上诉人金胜建、成太玉申请案涉执行的时间是2015年。因此，上诉人吴美玉对诉争股权享有的权利足以阻却执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美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琼9027民初719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吴美玉与原审第三人黎昌元于2012年6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确认登记在原审第三人黎昌元名下的海南东皇实业开发有限公司15.9%股权为上诉人吴美玉所有；
三、终止对登记在原审第三人黎昌元名下的海南东皇实业开发有限公司15.9%股权的执行。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0元，共计1000元均由被上诉人金胜建、成太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欢
审 判 员 钟鸣亮
审 判 员 许杏花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高 云
书 记 员 李丙稳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三百零七条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
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
（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