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运中行终字第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百顺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小峰。
委托代理人：王玉柱，山西百顺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陈雄，山西百顺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四支队六大队。
负责人：柴世锋，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刘波，男，汉族，1981年9月11日出生，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四大支队六大队工作人员。
上诉人山西百顺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河津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河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玉柱、陈雄；被上诉人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四支队六大队的委托代理人刘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百顺达公司经山西省太原市工商管理部门核准注册从事汽车租赁及其他业务经营。2013年5月8日，魏茂刚、段忠共同承租原告公司所属江淮瑞风商务车一辆（车号晋A726**），驾驶人为段忠，提车时间为2013年5月8日9时30分，还车时间为2013年6月19日18时35分。2013年6月15日9时42分，晋A726**号车辆在京昆高速794公里200米处，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50％，该信息采集机关为被告高速交警四支队六大队，采集方式为交通监控设备，该违章行为未处理。
原判认为：被告高速交警四支队六大队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对本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行政相对人如果认为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以启动行政程序为前提。本案中，原告百顺达公司请求对违章车辆的承租人进行处罚，其所诉的是被告高速交警四支队六大队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即行政不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的事项，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百顺达公司在其发现车辆违章行为时，应向被告高速交警四支队六大队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在本院审理期间，原告提供不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且原告的诉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第（二）项“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免除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对此，原告百顺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诉请被告对违章车辆的承租人进行处罚的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就其所属车辆违章行为诉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理决定，符合行政法律关系要件。被告主张本案系原告与承租人之间民事纠纷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判决驳回原告山西百顺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原告山西百顺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上诉称：2013年6月25日上诉人公司发现晋A726**车辆“6月15日9时42分，在京昆高速794公里200米处，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50％”违章后，首先联系车辆承租人魏茂刚、段忠要求处理，终因与二承租人失联而无达成结果；因上诉人的车辆登记地为太原市，为解决问题，上诉人经两次前往太原市交警支队违章处理咨询窗口对该违章行为进行咨询，被违章咨询窗口的值班交警告知“12分以上的违章必须到违章所在地交警大队处理”；2013年8、9月，上诉人公司又分别安排临汾分公司人员和运城分公司负责人前往河津交警大队违章处理窗口咨询处理上述违章问题，都被值班交警明确告知“该违章行为只能由违章行为人本人前往高速交警六大队处理，不可能按照上诉人提供的租车合同、驾驶证、身份证等材料处理承租人”；之后，上诉人又以太原汽车租赁协会名义，就此违章事宜向山西省交警总队反映，但自从上诉人将相关材料提交到山西省交警总队大门口的值班窗口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无奈，从2013年11月起，上诉人分别在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以及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分别对太原市交通警察支队、山西省交警总队和山西高速交通警察大队四支队提起行政诉讼，三法院均以“违章发生在高速公路上，上诉人行政诉讼的对象应该是高速交警管理部门，上诉人起诉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分别通知上诉人取回诉讼材料、作出（2014）迎行立字1号和（2014）运盐行初字第1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请求的“根据相关材料处罚承租人”的要求无法实现。2014年4月底，上诉人在河津法院以山西高速交通警察大队四支队六大队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上述过程中，上诉人在各级交警部门咨询本案违章处理事宜时，均被告知必须由违章行为人本人亲自接受违章处罚，但没有任何行政管理部门或值班交警给上诉人出具任何证明，做为行政管理单位，基本没有按照行政程序履行职责。本案一审过程中，被告也未提供出自己登记制度完备的证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由被告对晋A726**号车辆承租人进行处罚。
被上诉人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四支队六大队辩称：一、经查晋A726**号车辆的违章信息为“6月15日9时42分在京昆高速794公里200米处超速20％以上未达50％”。该违章信息确系我大队根据交通监控设备依法采集录入。依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05号令）第十九条“自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违法行为记录资料之日起的十日内，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记录内容进行审核，经审核无误后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作为违法行为的证据”。被上诉人所诉的这条违章行为目前只是被上诉人作为搜集车辆违法行为的一个证据。二、上诉人请求我大队将上述违章行为针对车辆承租人进行处罚，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上诉人认为依据其公司与共同承租人魏茂刚和段忠的租赁关系可以确定共同承租人为此条违章记录的驾驶人，应对其进行处罚。但依据公安部交管局《关于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资料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公交管（2013）93号）其中第七条“依法确定接受处理的当事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处理违法行为时，可以对违法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通过辨认证据图片、图像或者当事人书面陈述和签字确认、询问当事人、收集证人证言、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等方式能够确定当事人的，应当固定证据，对驾驶人依法处罚。不得对驾驶人或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以外的人员进行处罚”的规定，规范了交通警察如何确定驾驶人。其依据之二是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05号令）第六十二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非本辖区机动车驾驶人的违法行为给予记分或者暂扣、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在规定时限内将违法信息转至驾驶证核发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本条所指的违法信息转递是公安交管部门在对非本辖区机动车驾驶员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后的信息同步。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仅凭提供一份汽车租赁合同，不能确定两名共同承租人之中具体谁是当事驾驶人，且不排除共同承租人以外的其他人员驾驶车辆，被上诉人无法确定原告方提出的承租人就是其所诉违章车辆的具体驾驶人，因此无法直接对承租人进行处罚。三、上诉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纠纷关系，依据《山西省汽车租赁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承租人应当对车辆租赁期间因其过错造成的毁损、灭失、交通违法及交通责任事故等后果承担责任。”上诉人应依法追究承租方的违约责任，责成承租方履行违约责任，尽快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违法行为。综上，上诉人所诉的实质是上诉人和承租方之间的民事纠纷，要求被上诉人直接对承租人进行处罚并无法律依据，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违章行为如何处理，是被上诉人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四支队六大队的行政职权，上诉人山西百顺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主张其向被上诉人就该违章情形如何处理进行过咨询，但无据证实其就该事故的处理向被上诉人提出过事故处理申请。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责令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四支队六大队依其提交的租赁合同，对承租人作出处罚决定”的诉求，有强求司法干涉行政之嫌，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高峰
审判员 李月娥
审判员 胡 玮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赵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