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3民终14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锦太，男，1942年3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淄博市临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桑玉美，女，193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淄博市临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山东全正（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锦太因与被上诉人桑玉美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7）鲁0305民初2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锦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被上诉人桑玉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锦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与稷下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所涉原孙娄南村二层住宅区4号楼4号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上诉人王锦太;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与稷下街道办事处关于原孙娄南村二层住宅区4号楼4号房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所涉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及回迁安置房归王锦太所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是上诉人自始至终是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和实际权利人,上诉人有充分证据证明此问题。涉案房屋由上诉人于1994年购买,有上诉人购房票据为证,有时任孙娄南村村委会三位村委会干部的证人证言为证,涉案房屋属于集体土地上小产权房,即包括上诉人房屋在内的整栋商住楼均没有产权证书,在此情况下,房屋的缴款凭证应成为确定房屋所有权人的唯一凭证,其证明作用应相当于房屋权利证书,再加上时任村委会三位干部的证人证言对该房屋及其他房屋买卖情况的说明,足以证明涉案房屋归上诉人所有,且上诉人在拆迁维权过程中以该购房票据、三位村委会老干部证明作为证据供人民法院审核,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政府已经对此证据的效力予以审核认定,已认定上诉人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故上诉人的证据是确凿无疑的。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涉案房屋系其所有，亦未证实上诉人购买后发生过产权变更。二是一审法院把居住人与所有权人混同,严重违法。一审法院判决认为被上诉人是房屋所有权人的主要事实依据是被上诉人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之中,但一审法院却犯了一个法律常识的错误,即对房屋的实际居住不等同于房屋所有权,根据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不动产权以登记为要件,那么在因历史原因没有产权登记的情况下,应结合相关获得房屋的途径及方式、凭据等作为判断依据,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提供了购房交款凭据、村委会人员证明的情况下,罔顾原始的事实,直接认为谁居住谁即是产权人,从而得出此判决,结论荒谬。三是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证据原则,本案中,上诉人提供了完整、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为上诉人所有,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为被上诉人所有,也未证明房屋购买以后发生过产权变更,即使如被上诉人庭审中所言,称其是给其女儿杨军钱并委托其代为购买,但被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来支持,对如此大标的的交易行为,却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予以证明,而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判定一套房屋的所有权属于没有任何书面凭证的非房屋购买人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是一审判决书描述模糊不清、逻辑颠倒,所认定事实不能支持判决结论。第一，一审法院认为，王锦太提供的收款单位不能证明就是购买的涉案房屋,但却认定连涉案房屋权利凭证乃至房屋缴款凭证都没有的被上诉人为房屋所有权人,评判标准不一；第二,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的调查笔录只能证明政府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签订安置协议的一个事实过程与行为,政府征收部门的行为并不能等同于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行为,征收部门工作人员的认定也不能等同于对房屋产权人的认定,其不具有物权效力。而在司法实践中和房屋征收补偿过程中,如果房屋产权人不明确,应先由相关异议人通过民事途径确认产权,再由政府征收部门对确定后的被征收人进行安置补偿,或由征收部门经法定程序报批后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再由相关权利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中,相关征收部门未履行上述程序,而是直接与被上诉人签订安置协议并支付补偿款,本身是违法行为。上诉人在另案起诉(确认被上诉人与稷下街道办事处签订的行政协议无效的法律程序)过程中,人民法院要求上诉人先就房屋权属问题进行民事确权,再行恢复确认行政协议无效行政诉讼案件的,从此可看出,先有民事确权,后才有确定的被征收人,一审法院却直接把稷下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当成房屋确权的依据,逻辑明显颠倒。且稷下街道办事处本身作为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签约方,其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利害关系方,因为如果涉案房屋被确权为属于上诉人所有,那么稷下街道办事处就存在渎职行为,因此,对于具有利害关系甚至利益冲突的稷下街道办事处的证言,不应成为本案定案依据。桑玉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锦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被告与稷下街道办事处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所涉及原孙娄南村二层住宅区4号楼4号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原告王锦太并要求所涉房屋的补偿款及回迁安置房属于王锦太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系儿女亲家关系。1994年被告与丈夫入住了涉案房屋13年后，由儿子婚后继续在此房屋内居住至拆迁。期间由被告对房屋进行了修缮，修缮了屋顶，安装了钢窗、阳台。2016年11月28日被告桑玉美、丈夫杨荣富（已去世）作为被拆迁人与临淄区人民政府稷下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后，涉案房屋进行了拆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王锦太有责任就其主张的涉案房屋由其所有提供证据，王锦太提供的收款单不能证明就是购买的涉案房屋。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就本案而言，原告王锦太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提供的证据，与被告桑玉美为反驳其主张房屋归其所有而提供的证据比较，显然并不具有高度可能性的优势,原告要求确认原孙娄南村二层住宅区4号楼4号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原告王锦太并要求所涉房屋的补偿款及回迁安置房属于王锦太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锦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王锦太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王锦太提交证据一，杨军（系上诉人儿媳，被上诉人之女）的证明，拟证实涉案房屋产权归王锦太所有，是当时由王锦太交由其儿子和儿媳使用管理，当初杨军为照顾其父母将房屋交由其父母居住。证据二，1992年时任双方农村当时的村支部书记王敬贤的证明一份，拟证实涉案房屋整栋楼的房屋系由当时村民大会决议由本地村民集资建造，非本村村民并非集资建造的相关人员也没有权利购买涉案的房屋。证据三，1997年时任孙楼南村书记王建军的证明一份，拟证实涉案房屋仅限于本村村民购买，王锦太购买了涉案房屋并支付了价款。王建军的证明内容里面也显示了根据账目清查，也就说在村委会是有相关的记录的。证据四，孙娄南村党支部与购房户楼房处理协议，由王忠海签名，拟证实涉案房屋仅限本村村民购买，被上诉人不具有购房资格。经桑玉美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三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证，且第一份证据杨军的证人证言与王锦太存在利害关系，其真实性更不应予采信。对证据四楼房处理协议，对该协议真实性存在异议，该协议上没有加盖任何村委的公章，也没有任何购房户的签字，只有王忠海的签名。王锦太提交的四份证据均不能证实涉案房屋是上诉人购买并所有。本院认为，王锦太提交的杨军、王敬贤、王建军出具的证明属于书面证人证言，依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王锦太未依据法律规定申请杨军、王敬贤、王建军出庭作证，亦未证明杨军、王敬贤、王建军存在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情形，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四楼房处理协议，该协议中未加盖南村村委党支部盖章，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王锦太诉求确认涉案房屋物权归其所有从而确认房屋补偿款及拆迁安置房归其所有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王锦太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其应提供不动产权属证书等证据予以证实，但因涉案房屋未进行不动产登记，故无法根据登记确定物权。需从相关权利取得来源确认涉诉房屋权益的享有人。首先，王锦太虽提供了“楼房集资收款”、“交楼款”等收据，但该收据未注明该笔款项系用于购买涉案楼房，且收据亦不是确认涉案房屋权益归属的唯一依据，故，王锦太提交的该项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房屋系其出资购买。另，关于王锦太提交的时任孙娄南村三位村委会干部出具的证明，因上述证明系书面证人证言，但王锦太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证实该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未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其次，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王锦太认可自涉案房屋交房至2010年左右一直由桑玉美居住，且据一审法院就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王效宾的调查笔录，证实在涉案房屋拆迁过程中“王敬民从未提过房屋是王锦太的，村委提供的南村64户小楼平面图和联系方式汇息表也说明房子是杨荣富的，所以和杨荣富、桑玉美签订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可见，在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上诉人理应注意到涉案房屋在拆迁时在杨荣富与桑玉美名下，但却未及时提出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异议，故，从相关权利取得来源亦不能确认涉诉房屋所有权归属于上诉人。综上，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不能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此原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桑玉美提交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显示被拆迁人是杨荣富、桑玉美，以此主张桑玉美享有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王锦太虽就涉案房屋拆迁利益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系无效或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故，王锦太主张其享有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锦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锦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光龙审判员  刘 宁审判员  李灵福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