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3民终1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超，男，196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涛，四川宏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安区同乐副食品经营部。住所地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龙井街和大居委会*组建华仁和苑。
经营者黄秀丽，女，198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四川瀚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安区麻辣时尚火锅城。经营场所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龙井华大居委会*组*****栋*******号。
经营者：甘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勇，男，198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上诉人杨建超因与被上诉人大安区同乐副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同乐经营部）、大安区麻辣时尚火锅城（以下简称火锅城）、甘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2016）川0304民初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4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建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同乐经营部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被上诉人火锅城、甘勇经本院公告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建超的上诉请求为：1.改判火锅城、甘勇给付同乐经营部货款190000元，杨建超不承担责任；2.火锅城、甘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公告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同乐经营部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杨建超于2015年5月29日之后实际经营了火锅城。根据同乐经营部向法院提交的《转让合同》、银行凭证显示，该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5月29日，火锅城交接时间为三个月，即2015年8月29日。同乐经营部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杨建超已于2015年5月29日实际经营火锅城。杨建超于2015年11月16日实际接手火锅城后，签订了销售合同，销售合同的签署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且本案同乐经营部的所有货物送货时间均在2015年11月16日之前，不在杨建超接手经营期间。同时，同乐经营部于2015年11月16日与杨建超签署协议后，发生了部分业务，且同乐经营部在2015年11月16日后与杨建超发生的业务所产生的货款均由杨建超全额付清。从送货付款的先后顺序来讲，应当是先支付发生时间在前的货款，而同乐经营部无论是签署协议的时间还是付款时间均能够证实杨建超在2015年11月16之前并非火锅城的实际经营业主。因此，杨建超对同乐经营部的货款190000元不应当承担责任。2.根据同乐经营部提供的《终端店销售合同》、送货单及其他合并审理案件中的送货单显示，2015年5月29日之前火锅城与同乐经营部签署的《终端店销售合同》中火锅城签字代表与全部案件的送货单签收人均为同一人，该组证据恰好能证实2015年5月29日前后，火锅城的经营业主及管理人员并没有发生变化，且能证实杨建超并非该火锅城的实际经营业主。
同乐经营部在二审庭审中答辩称：杨建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杨建超在与甘勇签署转让协议时，履行了合同义务。杨建超向甘勇支付了100万，履行了全部转让款。2.同乐经营部按照口头协议履行了全部义务。而杨建超、甘勇等人在经营期间没有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因此火锅城、甘勇、杨建超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3.2015年11月16日后杨建超才接手是不成立的，之后甘勇都还在以火锅城的名义对外交易。因此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火锅城、甘勇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同乐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火锅城、甘勇、杨建超立即支付全部货款190000元；2.判令火锅城、甘勇、杨建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9日，甘勇申请开办火锅城。之后，同乐经营部与火锅城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同乐经营部向火锅城供应啤酒、红酒、饮料等货物，同乐经营部送货上门，并自制销货单为结算凭证，货款每月结算。2015年5月29日，甘勇与杨建超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甘勇将包括火锅城在内的资产、经营权转让给杨建超，转让价款为1000000元，甘勇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前无对外借款等债务，火锅城负责处理和承担协议签订前的对外债务等条款。协议签订后，被告杨建超于2015年5月30日将转让款支付给了甘勇。
从2015年7月2日起至2015年11月15日止，同乐经营部持续向火锅城提供货物，火锅城共欠同乐经营部货款190000元至今未支付。经同乐经营部多次催收未果，遂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同乐经营部向火锅城供应货物后，火锅城没有按照约定按月支付货款，应承担付款责任。火锅城的工商登记经营者为甘勇，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因此，火锅城与甘勇应共同承担付款责任。
甘勇与杨建超于2015年5月29日签订转让协议后，杨建超已经按转让协议的约定全额支付了甘勇的转让款，因此，火锅城的实际经营者已经由甘勇转变为杨建超，且杨建超经营期间仍使用了火锅城的名称，因此，杨建超应与火锅城、甘勇共同承担上述债务。杨建超辩称其虽然与甘勇签订了转让协议，但在2015年11月16日前并没有实际经营火锅城的理由，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故不予采信。同乐经营部要求从2015年7月1日起支付逾期利息的理由，与双方每月结算一次的合同约定不符，而同乐经营部与火锅城最后业务发生于2015年11月15日，因此，火锅城、甘勇、杨建超应从2015年11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欠款时止。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火锅城、甘勇、杨建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同乐经营部货款19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19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16日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本案受理费4100元，由火锅城、甘勇、杨建超承担。
在二审审理期间，同乐经营部、火锅城、甘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杨建超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接报出警登记表，并申请证人林凯、谢素萍出庭作证，拟证明与同乐经营部有债务关系的是甘勇，杨建超实际经营火锅城的时间是2015年11月16日之后，本案货款的支付责任不应当由杨建超承担。
对杨建超二审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同乐经营部的质证意见为：对接报出警登记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不是新证据，这个证据也不能证明火锅城的老板是谁。从同乐经营部提交的协议上可以看出，2015年5月30日后实际经营者是杨建超。与债权人发生矛盾的是火锅城，与实际是哪个老板没有关系。对林凯、谢素萍的证言，两位证人与上诉人都有利害关系，他们说的内容部分真实，部分不真实，林凯说的开张那天报警了，而谢素萍说当晚很正常，相互矛盾。他妻子说的是假话，她没有到场。因为其他供货商不信任甘勇，杨建超才接手的火锅城，杨建超接手之后发生的交易都是现款现货。
火锅城、甘勇未对杨建超二审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
对杨建超二审提交的新证据以及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院认证如下：接（报）出警登记表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予以确认；证人谢素萍是杨建超的妻子、林凯是谢素萍的朋友，二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对林凯、谢素萍的证言不予采信。
杨建超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不持异议。除一审查明的“火锅城负责处理和承担协议签订前的对外债务等条款”应为“甘勇负责处理和承担协议签订前的对外债务等条款”外，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建超对火锅城2015年7月2日起至2015年11月15日期间所欠货款190000元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规定，在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时，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即当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时候，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要与实际经营者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同乐经营部与火锅城发生交易行为，火锅城应按约及时支付所欠货款。而火锅城是个体工商户，其登记经营者为甘勇。杨建超自认其是在2015年11月16日接手火锅城继续经营，即杨建超是火锅城目前的实际经营者。根据前述规定，即使案涉部分债务发生在杨建超接手经营之前，火锅城登记经营者甘勇与火锅城实际经营者杨建超仍应对火锅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杨建超与甘勇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甘勇负责处理和承担协议签订前的对外债务等条款，但其只是杨建超、甘勇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免除甘勇、杨建超连带清偿火锅城对外债务的责任。故杨建超以其是2015年11月16日接手火锅城，对火锅城2015年7月2日起至2015年11月15日期间所欠货款190000元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杨建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宁川
审判员 张 俊
审判员 马 超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黄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