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9民终11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苟多秀，女，196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通江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苟多林，男，197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通江县，系上诉人苟多秀胞弟。
上诉人（原审原告）：苟多兰，女，1966年7月7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江苏省泗阳县，系上诉人苟多秀胞妹。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佺，巴中市通江县金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玉弟，男，1955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通江县，系上诉人苟多秀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苟多贵，男，1970年3月7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通江县，系上诉人苟多秀堂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文，巴中市通江县洪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苟乾友，男，197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通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小林，四川衡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苟多香，女，197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泗阳县，系上诉人苟多秀胞妹。
原审第三人：苟多菊，女，1969年6月9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通江县，系上诉人苟多秀胞妹。
原审第三人：杨方敏（曾用名杨平），男，199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通江县，系原审第三人苟多香之子。
原审第三人：许某，女，200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江苏省泗阳县，系原审第三人苟多香之女。
上诉人苟多秀、苟多林、苟多兰因与被上诉人万玉弟、苟多贵，原审第三人苟乾友、苟多香、苟多菊、杨方敏、许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1921民初1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苟多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佺，被上诉人万玉弟、苟多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文、原审第三人苟乾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小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苟多秀、苟多林、苟多兰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不能凭2001年上诉人苟多秀搬走家具以及在2007年给苟活元打碑以及与被上诉人万玉弟和杨怀书的特殊亲属关系就推定三上诉人对山林、土地的买卖是知情的；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合同和协议实际为流转协议，更不能以合同的履行和产权的取得来判断合同和协议本身的效力。在认定合同时，一审法院没有解释本案万玉弟和杨怀书代理权的问题以及法律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万玉弟、苟多贵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也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
被上诉人万玉弟辩称：自留山和房屋是我去卖了的，属实。
被上诉人苟多贵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01年12月2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实际上就是房屋买卖和山林、土地流转合同。在签订合同时，是被上诉人万玉弟以及上诉人苟多秀及本案第三人苟多香与他的丈夫杨怀书一同去签订的。万玉弟与苟多秀是夫妻关系，杨怀书与苟多香是夫妻关系；2.上诉人称不知晓不成立。2007年，上诉人苟多秀的父亲去世后，他们在外几姊妹回来，并未提出异议；3.《房屋买卖合同》实际上包含了土地流转，且被上诉人苟多贵在2005年又将房屋和山林转让给了第三人苟乾友，并办理了《房屋土地使用证》，土地、山林都是经通江县人民政府重新确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苟乾友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方面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确的，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苟多秀、苟多林、苟多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第三人杨方敏、许某父亲杨怀书（已故）、被告万玉弟与被告苟多贵在2001年12月2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被告苟多贵与第三人苟乾友在2005年2月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中关于山林、土地的协议内容无效；2.依法判令二被告及第三人赔偿三原告的经济损失2万元；3.二被告及第三人承担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苟多林、苟多秀、苟多兰和第三人苟多香、苟多菊系胞姐弟关系，其父母苟活元、孙秀太均已故；被告万玉弟系原告苟多秀之夫；被告苟多贵系三原告和第三人苟多香、苟多菊堂兄；第三人苟多香分别系第三人杨方敏、许某之母和杨怀书（已故）之妻；第三人苟乾友2002年户籍从通江县澌波乡苟家湾村7组迁入通江县澌波乡苟家湾村1组，现与原告苟多林和被告苟多贵系同组邻居。
1974年，通江县澌波乡苟家湾村委会以划定分配方式将村内1组自留山分配给苟活元1家7人，1982年苟活元1家7人通过林地承包方式（划定责任山）取得该村1组相应范围内山林的经营管理权。后苟活元逝世，孙秀太改嫁，原告苟多秀、苟多兰和第三人苟多香、苟多菊先后出嫁，原告苟多林结婚成家。苟活元、孙秀太1家7人原居住使用的房屋由原告苟多林居住使用管理，山林、土地由原告苟多林经营管理。2001年12月21日，杨怀书和被告万玉弟与被告苟多贵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内容为：“甲方（卖方）：苟多林、四村（苟家湾村）一社，甲方委托人：杨怀书、男、住九社，与委托人是姊妹关系；万玉弟，洪口镇一村十一社，与委托人是姊妹关系，乙方（买方）：苟多贵，四村（苟家湾村）一社，经甲方委托人与乙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意见：1.甲方房屋三间半折价人民币3200元（叁仟贰佰元）；2.甲方荒山折价1300元（壹仟叁佰元），自留山、管理山在其内，所有权属乙方，只有使用权、管理权；3.甲方的社低压线路折价200元，所有权归属乙方；4.甲方自愿同意乙方将以上三项折款4700元（肆仟柒佰元整）缴信用社和社上（400元缴社上、3100元缴信用社偿还苟福元所欠款），下余1200元偿还苟多林之父苟活元在信用社贷款；5.甲方的田地费税由乙方付并长期保留乙方二个人的田地税费”。同时合同备注“以上合同一式三份，甲、乙方各一份，社上一份”。杨怀书和被告万玉弟及被告苟多贵分别在甲方委托人和乙方处签字确认，澌波乡信用社工作人员刘波和闫仕介，苟家湾村一组时任社长苟法元及案外人苟乾安、苟福元分别在在场人处签字确认。庭审中被告苟多贵陈述签订合同次日交付了房屋，合同虽未明确土地块数、四至界畔，但实际包括了甲方的土地，其也履行了合同所涉山林、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利义务，并于2003年依法取得了《林权证》。2005年2月2日，被告苟多贵（卖方、甲方）与第三人苟乾友（买方、乙方）协商，由苟乾端执笔书立《房屋买卖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经甲方苟多贵夫妻二人共同商议自愿将晒谷场处的瓦房三间出卖于乙方：1.上有顶桷瓦片、中有楼台门窗、下有连条地基；2.其中有荒山（大地坡、白岩河、土地梁），介（界）以苟多贵（林权证）为准，自留地4个人的；3.附加两个人的承包田地转让与苟乾友长期使用管理，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所有权属于乙方；4.另外，甲方的田边地角、山林的所有花果树木全部属于乙方所有，以上四条总价为人民币肆仟元整，小写（4000）元整…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分别在协议上签字并按手印，执笔人苟乾端、苟家湾村时任村主任刘春才、在场人苟乾辉、刘清君分别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苟家湾村民委员会印章。协议签订后，被告苟多贵和第三人苟乾友进行了房屋及4000元价款交付，苟乾友履行了山林、土地经营管理权利义务，享受了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并于2009年8月11日取得通府林证字（2009）第2133000908号《林权证》，目前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耕种经营。庭审中原告苟多秀陈述其父亲苟活元逝世和母亲孙秀太改嫁，三胞妹出嫁后，合同中所涉房屋按农村习俗胞姐妹不参与继承，由原告苟多林居住使用管理，林地、土地由原告苟多林经营管理收益；其在2001年12月2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次日搬走了未出售的木床等家用具；2007年按农村习俗在给苟活元做墓碑期间，三原告和第三人苟多香、苟多菊均回到通江县澌波乡苟家湾村1组，其告知了2001年12月21日通过签订合同处理了原告苟多林居住使用的房屋和经营管理收益的林地、土地。同时原告苟多林、苟多兰庭审陈述原告苟多林外出务工多年，2016年3月才知情2001年被告万玉弟与苟多贵、2005年被告苟多贵与第三人苟乾友分别通过签订合同和协议处理了其应继承的财产。三原告虽主张要求二被告及第三人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就合同所涉林地、土地事项多次协商无果后，现起诉来院要求实现其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和庭审陈述内容，首先从合同和协议发生时间来看，《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于2001年12月21日，《房屋买卖协议》签订于2005年2月2日，合同和协议均发生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期间，至今均已逾10余年，且从原告苟多秀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次日搬走未出售的木床家用具行为表明，原告苟多秀对杨怀书、被告万玉弟通过签订合同将房屋出售和林地、土地处理给被告苟多贵一事知情，同时原告苟多秀自认将2001年和2005年分别通过合同和协议出售房屋和处理林地、土地的事实告知了原告苟多林、苟多兰及第三人苟多菊、苟多香，故三原告和第三人苟多菊、苟多香、杨方敏、许某所称2016年3月才知情不客观真实；其次从合同和协议主体关系来看，三原告与杨怀书、被告万玉弟基于姻亲有旁系血亲关系，且杨怀书、被告万玉弟分别与第三人苟多香、原告苟多秀系夫妻关系，第三人苟多香系杨方敏、许某之母，被告苟多贵与三原告及第三人苟多香、苟多菊系堂兄弟姐妹关系，第三人苟乾友与原告苟多林系同社人，三原告和第三人苟多香、苟多菊、杨方敏、许某10余年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再从合同和协议内容来看，杨怀书和被告万玉弟虽无书面委托，但其与三原告有旁系血亲关系，合同和协议所涉林地和土地从文意内容看为折价出卖，但此折价实为经营权、管理权费用，并非所有权费用,林地和田地均为流转，非出卖，且2001年时任社长苟法元在合同上签字确认，2005年时任村主任刘春才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印章，由此推定发包方对此认可；最后从合同和协议履行情况来看，《房屋买卖合同》和《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后，合同和协议的价款和交付均已完成，第三人苟乾友在2009年依法办理了《林权证》，土地所涉及的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由第三人苟乾友享有，事实上三原告和第三人苟多香、苟多菊、杨方敏、许某默认了房屋出售和林地、土地流转的事实，履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据此，《房屋买卖合同》和《房屋买卖协议》内容和履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综上，三原告主张确认《房屋买卖合同》和《房屋买卖协议》中关于山林、土地内容无效，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且《房屋买卖合同》和《房屋买卖协议》中关于山林、土地内容无法定无效情形，故三原告主张确认《房屋买卖合同》和《房屋买卖协议》中关于山林、土地内容无效的诉请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原告同时提出要求二被告及第三人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的主张，因其未提供证据佐证，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其要求二被告及第三人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的诉请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苟多秀、苟多林、苟多兰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之父苟活元因欠澌波乡信用社贷款，杨怀书和被上诉人万玉弟与被上诉人苟多贵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涉及信用社贷款的偿还，故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该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刘波和闫仕介均在场，并在合同上签字。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从事民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上诉人苟多秀、苟多林、苟多兰在一审起诉时，并未否定杨怀书、万玉弟代苟多林与苟多贵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仅对《房屋买卖合同》中涉及山林、土地的部分认为无效。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看，该买卖合同，不仅包含房屋，也包含了对山林、土地的处分。因山林、土地的权属系集体所有，所以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土地、山林的折价处理，实为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转让双方均系同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该社的社长及部分村民作为见证人亦在协议上签字确认。被上诉人万玉弟在庭审中亦自认将上诉人的房屋、土地、林地折价处理给了被上诉人苟多贵，在场证人刘波、闫仕介、苟法元、苟乾安、苟福元亦可证实，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上诉人苟多秀、原审第三人苟多香均在场，亦电话征得了上诉人苟多林的同意。买卖合同中包括了对山林、土地的处理。同时，合同签订之后，案涉土地的税费、村社的提留、统筹、义务工（当时尚未进行土地税费改革）均由苟多贵在承担。之后苟多贵又于2005年将房屋和土地、山林一并处分给第三人苟乾友，苟乾友对案涉的土地、山林一直管理使用，并取得案涉土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十余年未提出异议，现起诉提出对山林、土地的处分不知情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其提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和《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万玉弟和杨怀书没有代理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杨怀书和被上诉人万玉弟是作为上诉人苟多林的委托人对房屋及土地、山林进行处分，虽未出具书面委托，但杨怀书和被上诉人万玉弟与三上诉人具有姻亲关系，上诉人苟多秀、第三人苟多香亦在场，其他在场证人亦证实电话征得了上诉人苟多林的同意，故被上诉人苟多贵有理由相信杨怀书和被上诉人万玉弟有权代理苟多林处分其房屋及土地、山林，杨怀书和被上诉人万玉弟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由上诉人承担。
综上，上诉人苟多秀、苟多林、苟多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苟多秀、苟多林、苟多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瑛
审判员 杜觐良
审判员 李 巍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董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