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5民终9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鹏。
委托代理人杨松宜，宜昌市伍家岗区海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瑞利。
委托代理人陈俊，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詹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开信。
上诉人陈鹏与被上诉人聂瑞利、詹孟、黄开信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因不服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2015）鄂三峡民初字第01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鄢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袁红文、代理审判员张端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聂瑞利与詹孟于2009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黄开信系詹孟之父；陈鹏系詹孟之表弟。2012年5月15日十堰振翔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出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上载明：“购车人：詹孟，车辆类型：随车起重运输车，厂牌型号：东风牌EQ5120JSQF，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LGHXCGHP5C7003079，价税合计：16.6万元”。2012年5月18日该车在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号牌号码为“鄂E×××××”，所有人为詹孟；2015年2月16日该车在车辆管理部门转移登记号牌号码为“鄂E×××××”，所有人为黄开信；2015年3月18日黄开信与陈鹏签订《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黄开信以21万元的价格将该车出卖给陈鹏，2015年3月23日该车在车辆管理部门转移登记号牌号码为鄂“EB7987”，所有人为陈鹏。讼争车辆自2012年5月购买后，一直由詹孟驾驶使用。2015年5月15日该院立案受理詹孟诉聂瑞利离婚纠纷案，同年6月25日该院判决驳回詹孟的诉讼请求。
聂瑞利诉至法院称，詹孟企图在离婚前转移财产，于2015年2月16日瞒着聂瑞利，将讼争车辆过户到其父黄开信的名下（鄂E×××××）；2015年3月23日，在聂瑞利仍不知情的情况下授意黄开信将车再次过户到陈鹏名下（鄂E×××××）。2015年5月4日，聂瑞利看见詹孟驾车在公路上行驶，但车牌号不对，才得知该车已转移过户。该车名义上过户到陈鹏名下，实际仍由詹孟使用，是以合法的形式达到非法转移财产的目的。故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2、确认黄开信与陈鹏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3、陈鹏向聂瑞利、詹孟返还车辆。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争议焦点为詹孟、黄开信、陈鹏两次转让讼争车辆，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的无效行为。
一、讼争车辆注册登记时的权属
虽然本案为合同纠纷，并非物权纠纷，然而，审理合同之效力，必然首先涉及合同标的物之权属。
聂瑞利主张讼争车辆由其出资16万元购买，属詹孟、聂瑞利共同财产。所举证据和理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购车人、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车辆所有人均为詹孟；聂瑞利银行存款交易明细证明其于2012年5月9日、12日在银行账户中提取现金8万元。聂瑞利在其银行账户提取现金，虽不能必然证明用于购买讼争车辆，但2012年5月9日、12日提取现金用于同月15日购车，存在盖然性。
黄开信主张讼争车辆由其出资26.8万元购买，××住院，由詹孟到厂家开具发票，发票上的购车人写成了詹孟，之后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的车辆所有人也写成詹孟，是登记错误。所举证据有《工业品买卖合同》、其妻杨正香银行账户转支明细。其中，《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黄开信以26.8万元的价格（预付定金1万元）向湖南大汉起重科技有限公司购买飞涛牌SQ1004型随车吊，交货地点为“湖南飞涛”；杨正香银行账户转支明细反映杨正香于2012年5月16日转账支付到湖南25.8万元。
如前述，聂瑞利于购车前提取现金用于购车存在盖然性，黄开信亦有支付购车款之证据。依证据规则，聂瑞利与其婆家共同出资购买讼争车辆，存在高度盖然性。然而，购买车辆的出资情况，并不决定车辆的权属，不排除出资人因其他经济的、情感的等等原因而出资。机动车为需要登记的特殊动产，以在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所有人为车辆所有人。2012年5月购车，2015年2月车辆第一次过户，二年多时间里黄开信并未提出并纠正登记错误，黄开信关于登记错误的答辩意见，不合常理，不予采纳。综上，黄开信所举证据不足以否定注册登记的车辆所有人是詹孟。詹孟与聂瑞利于2009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至今。2012年5月15日讼争车辆销售发票上载明的购车人是詹孟，同月18日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该车所有人亦为詹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讼争车辆为詹孟、聂瑞利夫妻共同所有。
二、讼争车辆两次转让过户的性质
聂瑞利诉请确认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黄开信与陈鹏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经查，本案证据中并无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黄开信陈述，其与詹孟没有买卖车辆，没有合同，是凭父子身份关系证明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的过户登记。聂瑞利诉请确认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属表述错误。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达成的是车辆无偿转让口头合同，并实际履行完毕。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达成并履行的车辆无偿转让口头合同及黄开信与陈鹏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的效力及法律后果。因讼争车辆在相隔仅一个多月时间里两次过户，有悖常理；两次过户后仍由詹孟驾驶使用，亦不合常理；两次受让（购买）人均为詹孟的亲属（亲戚）；第二次买卖过户后十余天詹孟即具状起诉离婚；两次过户客观上能使聂瑞利在与詹孟离婚中少分财产。从已知事实推定，詹孟、黄开信、陈鹏恶意串通转让讼争车辆，存在高度盖然性。
（二）詹孟、黄开信主张讼争车辆是黄开信所买，因此，黄开信有权将车辆过户到自己名下，并有权出卖。该主张与认定的车辆注册登记时为詹孟、聂瑞利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三）陈鹏陈述其已支付了购买车辆的价款21万元，并举证《收条》一张，用以反证、辩驳恶意串通购买车辆。《收条》写明：“今收到陈鹏购买本人随车吊一辆（东风牌鄂E×××××）价格21000.00元。大写：贰拾壹万元整。收款人黄开信2015.3.18”（注：《收条》上写的“鄂E×××××”，不是车辆登记的“鄂E×××××”；价格大小写金额不一致）。黄开信陈述：因其欠陈鹏之父的钢材款，车辆用于抵债，黄开信并未收到陈鹏付款。陈鹏所举证据与黄开信陈述相矛盾，不能证明车辆转让系双方正常买卖交易行为，不能否定陈鹏与黄开信、詹孟恶意串通转让讼争车辆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依证据规则，认定詹孟、黄开信、陈鹏恶意串通转让讼争车辆。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詹孟、黄开信、陈鹏恶意串通，损害聂瑞利作为财产共有人的利益，陈鹏因此取得的讼争车辆，应当返还聂瑞利、詹孟。
综上，聂瑞利诉请确认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因表述错误，不予支持，经审理确认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实际履行的车辆转让行为无效；詹孟、黄开信、陈鹏恶意串通，损害聂瑞利作为财产共有人的利益，聂瑞利诉请确认黄开信与陈鹏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判令陈鹏向聂瑞利、詹孟返还车辆，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黄开信与陈鹏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二、陈鹏立即将现号牌为鄂E×××××的车辆返还给詹孟、聂瑞利夫妻；三、驳回聂瑞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由詹孟、黄开信、陈鹏共同负担。
陈鹏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黄开信出具相关证据证明争议车辆是由黄开信夫妻出资购买，陈鹏出资购买黄开信的车辆，属善意合法取得，黄开信与陈鹏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有效。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聂瑞利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聂瑞利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鹏、黄开信、詹孟恶意串通，企图转移聂瑞利和詹孟的夫妻共同财产。陈鹏也没有支付现金对价，不属于善意取得。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詹孟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车辆由我父亲黄开信购买，车辆的运营也是由我父亲经营，我只是负责开车。我父亲有权处理车辆。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黄开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车是我出资26.8万元购买，我与大汉公司签订购车合同约定的价格是26.8万元，发票是十堰东风厂家出具，按业内通行做法是组装车只有东风底盘部分开具发票，故该车只有16.6万元的发票面额。我有权处置这辆车，我们并没有恶意串通，对方陈述不属实，詹孟和聂瑞利结婚这几年都是我在负担他们的生活费。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陈鹏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4月20日对证人廖某的一份调查笔录，拟证明廖某并不知道陈鹏向黄开信购车的事实，聂瑞利在一审中提交的廖某的调查笔录的内容不属实。
经庭审质证，聂瑞利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詹孟、黄开信对该证据不持异议。本院认为，一审、二审中关于廖某的两份调查笔录属书面证人证言，证人作证应当出庭接受各方当事人质询，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的书面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该两份廖某的调查笔录本院均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詹孟与聂瑞利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本案诉争的随车起重运输车一台，登记在詹孟名下，并由詹孟使用，因机动车是需要登记的特殊动产，车辆所有人应以车辆管理部门的注册登记为准，故该车辆所有人为詹孟，又因詹孟与聂瑞利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无财产分别所有之约定，故应当认定该车辆系詹孟与聂瑞利的夫妻共同财产。至于该车辆究竟由詹孟与聂瑞利夫妻出资，还是黄开信实际出资购买，并不影响车辆权属的认定，即使该车辆确有黄开信的出资，也系黄开信与詹孟、聂瑞利夫妻之间的债权债务，属另一法律关系，黄开信不能以此主张该车辆所有权。
在2015年5月15日詹孟起诉聂瑞利离婚诉讼纠纷之前三个月，在聂瑞利不知情的情况下，詹孟将该车辆过户登记至黄开信名下，次月，黄开信又与陈鹏签订《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并再次将该车辆过户至陈鹏名下。首先，如前所述，不管黄开信对该车辆是否有实际出资，都不能以此获得该车辆的所有权，詹孟私自将夫妻共有财产转移到其父黄开信名下，侵犯了聂瑞利的合法财产权；其次，陈鹏系詹孟表弟，明知道聂瑞利与詹孟及詹家矛盾较深，却在未告知聂瑞利的情况下，配合黄开信以车辆抵货款，将该车辆过户到自己名下，又继续让詹孟实际占有使用该车辆，这一系列事实让聂瑞利有充分理由相信陈鹏与詹孟、黄开信恶意串通，损害聂瑞利财产共有权，陈鹏主张的以车抵债行为依法不能认定为支付了对价的善意取得行为。詹孟、黄开信与陈鹏之间的买卖合同损害了聂瑞利的合法利益，应当被认定为无效。该车辆应当返还聂瑞利、詹孟夫妻。陈鹏认为其与黄开信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陈鹏已预交），由上诉人陈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鄢 睿
审 判 员 袁红文
代理审判员 张 端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周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