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93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琴，女，汉族，1964年3月22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龙，男，汉族，1988年4月24日出生，户籍地址甘肃省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天佐，男，汉族，1979年6月19日出生，户籍地址四川省开江县。
上诉人邹琴因与被上诉人刘天佐不当得利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13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邹琴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对本案审理后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关于36000元是否应当返还，原审判决关于上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存在错误支付的情形，亦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正常情况”的认定违法，一审法官完全置客观事实与法律规定于不顾。本案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应该是：1、被告是否收到了原告的36000元；2、被告收取这36000元有无合法依据？是否应当返还？事实是：上诉人发现向被上诉人错误支付资金后，多次要求被上诉人归还。在被上诉人拒不归还的情况下，上诉人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适用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在上诉人在两年的诉讼内起诉，被告也未就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一审法官以“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存在错误支付的情形，亦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正常情况”，来作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理由可谓别出心裁，也是极为荒唐。在不当得利纠纷中，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除了诉讼时效以外还有一个“合理期限”，这个“合理期限”到底是多久时间内主张才符合？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难道不是“合理期限”？原告到底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起诉才属于“正常情况”？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作为判决依据，该条为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责任原则规定。但是，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已经承担了必要的举证责任，证明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了资金，对这一事实被上诉人也予以确认。至于所转账资金的用途或目的、被上诉人取得该款是否有合法依据才是法官审查的重点，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对于“是否有合法依据”这一事实应当由收款方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虽主张涉案所转账资金36000.00元属于佣金，但没有举证证明该资金属于佣金的证据，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
三、至于上诉人在2015年12月23日再次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的资金108911.00元，没有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否将该笔款项转交至案外人朱某。恰恰相反，在(2015)深宝法龙民初字第168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案外人朱某明确表示未收到上诉人支付的租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深宝法龙民初字第1680号民事判决也认定朱某未收到上诉人支付的租金。因此，本案原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与案外人朱某在(2015)深宝法龙民初字第168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所作的陈述明显前后矛盾，本案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2015)深宝法龙民初字第1680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明显前后冲突。
四、本案一审在2016年6月20日立案，但9月30日才向上诉人送达判决书，明显超出审理期限，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审对朱某进行了调查，但其笔录未经当事人质证，亦未对上诉人提交的(2015)深宝法龙民初字第1680号民事判决进行质证。且被上诉人一审委托的代理人不具有代理资格。原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严重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
被上诉人刘天佐答辩称，我方一审委托的代理人有代理资格，证人朱某现二审愿意出庭作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邹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于2015年5月20日收取的36,00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于2015年12月23日收取的108,911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诉称：2015年5月，被告以向原告收取预付房租的名义，向原告索要36000元现金。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的账户转账36000元。此后，被告并没有向原告提供房屋租赁，也没有将前述款项转交任何房东，且被告拒绝向原告返还上述款项。
在本案庭审中，原告以其在2015年12月23日还曾向被告交付了108911元，该笔款项被告亦未支付给房东，因此该款项亦应返还给原告，并基于此主张提出增加诉讼请求。诉如所请。
被告辩称：被告于2008年左右认识原告，原告表示有物业介绍可以向被告支付信息费。2015年4月被告听说朋友朱某有物业可以出租，遂联系了原告，并介绍原告与朱某在2015年5月签订了租赁合同。根据双方约定，原告在2015年5月20日将36,000元支付给被告作为佣金。2016年5月底时，原告突然又打电话要求被告返还该笔钱，被告认为这是当时约好的中介佣金，因此拒绝返还。
对于原告当庭增加的108911元部分，被告辩称在收取原告交付的该笔款项后，已转交给了出租方朱某，因此亦不应向原告返还。
经查，2015年5月20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交付了36000元。对于该笔款项，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另在该笔款项交付之前，原告与朱某于2015年5月17日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原告从朱某处承租厂房，月租金35700元。
2015年12月23日，原告再次向被告转账交付了108911元。被告确认收到该款项，同时主张已转交至朱某，并提供了显示有朱某于2016年4月30日出具的《收款收据》复印件。该《收款收据》显示的客户名称为“邹琴租户”，内容为“从2015年9月份至2016年4月30日止，共欠我场租金270,313.71元，收到刘天佐交来108911元，还欠161,402.71元”。在本案庭审后，法院向朱某核实该笔108,911元的情况，朱某认可以下事实：1、该笔108911元是朱某委托刘天佐从邹琴处收取的租金；2、刘天佐于2015年12月23日从邹琴处收取的108911元分多次已交给朱某。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对原告在2015年5月20日和2015年12月23日分别向被告交付了36,000元和108,911元的事实并无异议，对该部分事实法院应予确认。原告主张上述款项为不当得利的，则应当对该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对于2015年5月20日所支付的36,000元，原告提供的起诉状中述称该款项为向被告支付的“预付房租”。从该陈述上，已显示其向被告支付该款项时，是以相应的租赁关系为前提，本身已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条件。其次，从该笔款项的交付时间上，距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已有一年有余。若原告因重大误解或其他事由错误的向被告支付了该款项，则其在合理期限内亦应发现并及时主张权益。而原告自其交付该36,000元后，并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存在错误支付的情形，亦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正常情况。第三，被告答辩称该款项为介绍原告与朱某成立租赁合同关系的中介佣金，结合原告与朱某之间在交付该36,000元的前三日，即2015年5月17日确实存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且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数额与相应中介市场的佣金相比较，亦在合理范围内。综合以上三点，原告主张上述36,000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款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应支持。
对于2015年12月23日所支付的108,911元，原告与朱某之间亦存在着房屋租赁关系，案外人朱某已确认曾委托被告向原告收取房屋租金，且已收到被告转交的该108,911元。因此，被告并无实际占有该笔款项，也不构成不当得利。至于原告与朱某在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对该108,911元存在争议的，原告应当在相应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向案外人朱某主张。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108,911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应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邹琴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99.11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于二审中确认，就本案房屋租赁的事实，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市xxxx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案外人朱某正在进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之诉。一审法院作出(2015)深宝法龙民初字第1680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市xxxx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已经提出上诉，二审案号为（2016）粤03民终17140号，二审已经进行调查，尚未作出判决。
上诉人确认，在本案中其争议的房租108911元，在另案（2016）粤03民终17140号案件中双方也有主张，朱某承认收到该房租，但认为金额不足。
深圳市xxxx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朱某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上诉人的公司签订合同后要支付两个月租金金额的保证金，并预付一个月租金。上诉人称36000元系被上诉人代房东朱某收取的预付租金；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称因朱某几次向上诉人收取租金被赶，朱某在2015年年底才委托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取租金，被上诉人只收过涉案租金108911元。
法庭询问上诉人在依照《厂房租赁合同》缴纳保证金和预付一个月租金后，其向被上诉人交付的36000元属于预付何时的租金。上诉人答朱某让被上诉人转告需要多交一个月租金作为押金。法庭询问，为何朱某要求多付一个月租金。上诉人答没有原因。法庭询问，上诉人主张的预付租金和多交一个月租金性质不同，如何解释。上诉人答其认为二者性质相同，因其与朱某租房产生纠纷，朱某多次以停水停电相威胁，上诉人才交付了该36000元。法庭询问，36000元系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三日后转给被上诉人，此时与上诉人与朱某产生纠纷不是同一时间，上诉人如何解释。上诉人称合同签订后其要朱某配合打招商广告，朱某便要挟称如果要配合打广告要预付一个月租金。
被上诉人刘天佐二审中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朱某确认与上诉人的公司存在另案诉讼，并承认收到刘天佐转来的房租108911元，但称租金尚未交够。朱某确认上诉人已经按照《厂房租赁合同》约定交付保证金和预付一个月租金，称没有要求上诉人多付一个月租金打广告一事，涉案36000元属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介绍费，因为是被上诉人介绍朱某和上诉人认识从而将房出租给上诉人。
本院认为，上诉人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提起本案之诉，则其须举证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对于上诉人主张交给被上诉人的租金108911元，被上诉人和证人朱某均确认该款已经转交给朱某，且上诉人和证人朱某亦确认在另案纠纷中对该款提出了主张，上诉人和朱某因房屋租赁而产生的纠纷包含了该108911元，则上诉人应在另案中处理该笔租金，其在本案中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该租金，不符合法律依据，且属于重复请求，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对于上诉人主张的36000元，上诉人称是被上诉人以预收租金的名义收取，但上诉人不能证明在上诉人已经按照《厂房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了保证金和预付租金的情形下，此36000元属于预付哪一个时间段的租金。上诉人主张是朱某要挟多收取合同之外的租金，但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上诉人在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三天后转账36000元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二审又称其因房屋租赁与朱某产生纠纷，朱某多次以停水停电相威胁，上诉人迫于无奈才向被上诉人转账36000元，该时间不能对应。据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36000元属于预付租金，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主张被上诉人收取36000元构成不当得利，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审的程序问题。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超出审理期限，存在程序瑕疵，但该程序瑕疵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5)深宝法龙民初字第1680号民事判决，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生效判决，原审法院未予质证不属于程序违法。上诉人二审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朱某可以与一审对其的调查对应。上诉人所称原审法院程序违法的问题，均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邹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00元，由上诉人邹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雪 梅
审 判 员 侯 巍 林
代理审判员 陈 俊 松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胡谈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