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1民终57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薛绍财，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唐山市滦南县第一中学教师，住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5-6层，实际经营地天津市和平区康岳大厦501室。
法定代表人：黄沛，该公司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煜，天津昭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薛绍财与被上诉人天津市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出版社）出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1民初1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薛绍财、被上诉人人民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绍财上诉请求：判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图书出版合同》，被上诉人赔偿在合同有效期内给上诉人造成的一切直接经济损失，潜在经济损失和重大的名誉损失，共计32万元。
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同时驳回了双方的诉请，要求双方继续履行合同，认定人民出版社所印刷的三次瑕疵品半成品书为“合格”，被上诉人不再继续给上诉人印书，也不用支付赔偿。该判决结果错误。
一审判决书第4页认定，“该图书出错率未超过万分之一，故图书质量合格”，该认定错误。上诉人前后提供了4次修改建议，累计修改项目一共134项。应从全书的角度清点由责任编辑该承担的斧正项目数量，一审法院却以第二次修改意见为坐标参照核算了修改项目。当1010册印刷出来以后，上诉人先后提出了第二次修改意见和第三次修改意见。上诉人发送了第二次修改意见后编辑张潇文把过目的电子稿发给上诉人，上诉人发现第170页文章被涂鸦，大量标点跑偏，于是又提出了26项修改意见。一审法院仅就第二次修改意见核定该书“合格”错误，应当以第一次修改意见为坐标参照界定是否合格。上诉人发送了第三次修改意见后，发现电子文稿中，第2项和第10项2项故意落空，不做修改。上诉人为了弥补空白页码而加了4节内容，但是张潇文是因为书末尾多一个空白页码而让上诉人删掉了一节。按照国家出版署规定，改编字数超过原总字数的1/3以上才算新的出版活动，需要重新申请新的CIP数据。至于在CIP数据首页处的“170千字”信息，据咨询国家级出版社证实，按理应该在改编过程中应作相应的改变，可是由于编辑疏忽不作修改。
按照第二次和第三次修改意见印刷了20册书后，上诉人提出了第四次修改意见，最后这20册书中，CIP数据首页处170千字信息，以及被上诉人单方面变更了印书用纸。事后上诉人发现第四次修改意见中的第23项和第29项又落空未改。上诉人在校样封面上方写了一段文字，同时表明：上诉人“原则性”同意印刷，如果出现编辑故意弄出错来害人的话，上诉人不负责任。同时，上诉人提出了法庭外协商解决的赔付方案。当被上诉人收到这个校样封面及赔付方案时，停止了一切印出书活动，没有按照第四次修改意见进行印刷。
四次修改意见全部出自上诉人之手，说明责任编辑的不负责任。一审法院应从全书的角度上整体认定出差率，而不应只从第二次修改意见去裁定该书为“合格”。被上诉人仅提交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修改意见，没有提交第三次和第四次修改意见，证据不足。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充分，一审法院以需要鉴定为理由认定上诉人证据不足错误。上诉人需要的是完美无瑕的精品力作，仅仅凭上诉人没有到质检局去质检就全面否定上诉人证据的真实性错误，一审法院以新闻出版局质检部门的检查结果作为唯一的法理凭证错误。
一审判决书第10页，“原告要求被告加印20册中，因其不能举证该20册图书的质量不合格，亦不可支持”，该认定错误。上诉人已提交了第四次修改意见。
一审判决书第9页，“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应当以最后一次印刷出版的版本作为依据，如有修改需要，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出版工作的流程和要求进行”。判决后，上诉人于2016年8月5日给被上诉人办公室打电话，至今仍未得到回复。
一审判决书第8页，“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图书出版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依法应全面履行”，该合同中涉及乙方责任的项目被提前划掉了，属于霸王条款，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该意见不予采信”错误。
一审判决引用的《著作权法》第30条与合同第18条中的第4种方式确定稿酬，即“乙方不向甲方支付稿酬，甲方同意放弃稿酬”对立冲突。一审判决引用的《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依据该规定，因出版质量出现了民事纠纷，被上诉人应承担责任。
既然法庭判令合同存续，那么就应该同时判令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继续印出完美的书，但一审法院判令不给印书，不赔付。
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提出，若按照合同存续判令，则同时应敦促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提出的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一审判决只字不提，使得合同如同虚设。
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包括：第一次修改意见一份，关于张潇文转发给上诉人的按照第二次修改意见形成的电子文稿中第170页码被涂鸦的证据一份，驳质书一份，关于针对反诉状的答辩书一份，关于解除合同的协议书一份，以特快专递形式寄达的“关于第二次修改意见的取证说明”一份。上述证据在判决书中没有显示。一审判决作出后，鉴于合同已经名存实亡，上诉人只好要求解除合同，同时要求被上诉人赔付10年合同有效期之内给上诉人造成的一切直接经济损失，潜在经济损失及重大名誉损失。
上诉人请求解除《图书出版合同》的理由如下：
（一）合同的几乎全部条款及确认事项全部出自被上诉人，其中第11条、第14条、第16条、第17条、第18条，特别是第18条中，涉及乙方该承担的责任用提线划掉了，合同有违公平公正、丧失诚信，不宜再继续合作。
（二）自2014年11月出版《学理学》以后，前后共印了3次书，每次印刷出来都有瑕疵，责任编辑难辞其咎，致使上诉人无法拿到可供投放市场的完美无瑕的书，使上诉人蒙受了巨大损失，故而不愿意继续合作，可以解除合同。
（三）一审判决判令合同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可是却判令被上诉人不给上诉人印书，也不赔钱，同时没有判令被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这就使得合同形同虚设。
（四）一审判决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打了电话，表示一审法院判决继续履行合同，要求对方在第四次修改意见的基础上，继续印书，同时要在补充协议上签字，另外赔付一定的损失。上诉人至今未得到任何回复信息。合同实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上诉人请求判令解除合同，并要求赔付上诉人因合同解除而造成的一切直接经济损失，潜在的经济损失及重大名誉损失。
上诉人主张的赔付方案：
（一）自2014年7月14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直接经济损失为：A：9900×3+283×3＋18000×3=95049元；B：在这段时间的：律师费、误工费、资料费、通信费、饭费、住宿费、诉讼费为1万元；C：2014年12月6日，因8000册书的预订合同泡汤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72000元。
（二）自2016年1月至3月因印书质量有问题造成再次脱销的潜在经济损失为：100000元。
（三）自2016年3月15日（正式立案起诉状时起）到2024年9月，因知识产权收益而造成的损失为28.9万元。按每年营销1000册书为完全正可以预见的损失计量。
（四）上诉人因被推进法庭造成了严重的名誉损失，使上诉人蒙羞受辱，因重大科技活动泡汤而造成重大名誉损失，共计为5万元。
被上诉人人民出版社辩称：同意上诉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同意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在出版中和履行合同中没有过错，2014年7月双方签订的合同，经过了出版社的正常流程，经过了三次审稿和校对。被上诉人在审稿时发现大的错误有70多处，审稿后在12月份基本定稿，然后制作了50本样书给了上诉人，到12月中旬上诉人提出了22处地方需要修改，被上诉人尊重上诉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之后出版社在正式的印刷厂印刷了1010册。2015年1月份上诉人又提出了第二次修改意见，提出了39处错误，被上诉人发现39处错误中有10多处是标点问题，有2处是字体重复，其他多处可能是编辑觉得可能这样表述更合适。最重要的是上诉人增加了四节三万字的内容，增加内容不属于正常刊物表的形式出版，需要重新走出版流程，需要重新排版、校对等，双方对这部分费用产生了分歧。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表示着急用20本书，天天打电话催促，责任编辑张潇文不堪忍受私下给上诉人做了20本书。之后上诉人以这个理由主张有错误需要赔偿。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书不符合出版标准。出版合同属于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解除合同属于出版社单方放弃权利，不涉及经济利益的问题。本书是自费出版，每次重新编辑、审稿、印刷都是作者出钱，所以终止合同后出版社不需要承担责任。上诉人主张的主要损失是市场销售损失，而国家不允许个人从事出版销售，该损失不会发生。
薛绍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人民出版社承担违约责任，赔偿199000元的经济损失，另加20册完美无瑕的成品图书（以最后20册书的版本，按照其提出的最后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其中包括新增加的四节内容），并继续履行合同。
人民出版社反诉请求：因上诉人提出要求增加四节的新内容，造成双方之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请求解除双方的图书出版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有《图书出版合同书》，合同甲方（著作权人）为上诉人，合同乙方为被上诉人。出版的图书为上诉人的著作《学理学》，书稿字数为17万字，责任编辑为王昊静。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在合同的有效期内，甲方将上述作品的中文专有出版权授予乙方，乙方对本作品享有在中国地区范围内独家出版、印制、复制、发行等权利；甲方应于2014年7月14日前将上述定稿的完整作品交付乙方；乙方有权对作品进行编辑工作范围内正常的修改和删节，如对作品的主要观点、主体和实质内容做原则性修改或较大篇幅的删改，需征得甲方的同意，如甲方不同意乙方的修改意见，需向乙方提供书面说明，乙方根据国家规定决定可否出版。作品的校样由乙方审校，甲方如果需要通读校样时，只能做不影响版面的修改；为保证上述作品能顺利出版，甲方自愿资助乙方18000元；乙方需在作品审定确认并符合出版要求后，出版该作品；乙方不向甲方支付稿酬，甲方同意放弃稿酬；乙方在出书后向甲方赠送样书20册，甲方有权以7折优惠购书，以后每次重印赠甲方样书5册；本合同有效期为10年，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该合同甲方签字时间是2014年7月14日，乙方签章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
合同签订前，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交付了其作品《学理学》的稿件，被上诉人按照出版工作流程，对作品的选题和主题思想进行申报和论证，立项后申请书号，同时与上诉人协商并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按照约定支付了出版费18000元和印刷费3500元，共计21500元。被上诉人按照出版工作流程，对上诉人的作品进行了内容审查和文字校对，首次印刷50册样书后，交付给上诉人征求意见。2014年12月11日，上诉人通过电子邮箱向责任编辑王昊静发送了《关于学理学的修改意见》，针对该样书提出了共计22处的修改意见。被上诉人采纳上诉人的修改意见后，正式印刷了1010册图书，并于2015年1月16日将该1010册图书通过邮寄方式交付给上诉人。
2015年11月23日，上诉人通过电子邮箱向责任编辑张潇文发送了《学理学的二次修改意见》，共提出39处修改意见，其中包括因标点、字、词、句使用不当的修改33处，另外还包括节的标题的修改和增加6处，同时附要求增加的四节的内容。
关于2015年1月图书交付后发生的情况，据上诉人陈述，该图书在教学使用中，发现存在大量的错误，而且图书中还存在空白页，为了弥补空白页，上诉人提出增加四节内容，修改错误后重新印刷20册，责任编辑张潇文提出，如果增加四节内容，要追加3000元的排版费用，上诉人不同意，认为图书中存在大量错误，被上诉人有责任，后来据说这笔费用由原责任编辑王昊静交付了，被上诉人对图书重新修改、排版，上诉人交付了283元印刷费，被上诉人重新印刷了20册并交付上诉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对于增加四节内容已经承诺同意了。
关于2015年1月图书交付后发生的情况，被上诉人的陈述是，上诉人提出增加四节2万字的内容，按照出版工作的流程和规定，应当重新审稿，程序与出版立项时的程序是一样的，上诉人的要求，属于合同重大事项的变更，应当签订协议并重新审核，被上诉人之所以按照上诉人要求为其印刷了20册图书，是因为原责任编辑王昊静无法忍受上诉人的刁难，辞职了，新任责任编辑张潇文认为上诉人提出增加四节内容无法走程序，找到王昊静询问情况，王昊静为解决问题，自己承担了3000元的排版费，所以被上诉人印刷这20册图书，不属于履行原合同，是属于给上诉人帮忙，而且因为没有审核手续，只能走快印程序。
经查，该20册图书正式交付印刷前的校样上，责任编辑打印了“本次校样已仔细认真核对，对于编辑对稿件的处理予以认可，并对相关细节完全知悉。同意印刷”的内容，上诉人在作者签字栏中签字，时间是2016年3月3日。3月6日，上诉人在该校样上书写了一段文字，主要内容是，收到校样，原则同意印刷，但是如果是被上诉人原因造成错误，上诉人不负责，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修改意见，被上诉人不认真修改，无法令人信服，同时还提出了要求被上诉人尽快赔偿的意见和方案。上诉人交付了283元印刷费，被上诉人将该版图书印刷20册后，交付给上诉人。该版图书为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图书，书籍的版权页内容全面完整。图书交付后，上诉人又向被上诉人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和经济赔偿的要求，双方未能协商解决。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议出版的图书《学理学》，出版物版权页明确载明版权信息，包括：版权号为ISBN978-7-201-08906-5,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9946号，2014年11月第一版，字数170千字，定价34元等。第一次印刷日期是2014年11月，第二次印刷日期是2016年1月，两次印刷后的出版物版权页上除标明的印次、印刷日期不同，其他信息均一致。
被上诉人的经营范围为出版马列主义、ＸＸＸ思想理论著作；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历史等研究著作;党史、党建读物，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和青年思想教育读物等。具有图书出版资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之间的《图书出版合同书》是应继续履行，还是应予解除；二、被上诉人是否应再加印20册图书并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
一、双方之间的《图书出版合同书》是应继续履行，还是应予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出版图书应当和著作权人订立出版合同，并支付报酬”，第三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著作权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期限交付作品。图书出版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出版质量、期限出版图书。图书出版者不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出版，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人民出版社为图书出版者，薛绍财为《学理学》一书的著作权人，双方之间的《图书出版合同书》为出版合同，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该合同签订的时间应以人民出版社最后签章的时间2014年9月12日为准。
人民出版社现提出反诉，要求解除双方的合同，理由是薛绍财提出增加四节的内容，人民出版社无法履行。但从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来看，《学理学》2016年第二次印刷的书籍，包括新增四节的内容，版权页信息完整，为国家正式的出版物，法院对该书籍的合法性予以认可。人民出版社提出新增加内容未经审核等意见，应属于其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因此否认其正式出版物的效力。人民出版社对于合同的主要义务已经完成，其请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且从薛绍财的诉讼请求和对反诉的答辩来看，亦没有明示同意解除合同，故对人民出版社的反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双方之间的合同期限为10年，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应当以最后一次印刷出版的版本作为依据，如有修改需要，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出版工作的流程和要求进行。
二、人民出版社是否应再加印20册图书并赔偿薛绍财经济损失
薛绍财提出，第一次印刷的1010册图书错误太多，是不合格图书，给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法院认为，对于图书的出版发行行为，国务院颁布了《出版管理条例》，新闻出版署据此制定了《图书质量管理规定》，适用于依法设立的图书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质量管理。其中规定：“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的判定以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相关行业制定的行业标准为依据。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按照本规定的附件《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图书质量管理工作，依照本规定实施图书质量检查，并向社会及时发布检查结果”；“经检查属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万分之五以下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差错率在万分之五以上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日内全部收回”。薛绍财针对该1010册图书提出的33处修改意见，除11处标点使用不当外，其余大部分为字、词、句等使用不当。鉴于对图书质量的检测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对于字、词、句使用是否恰当的衡量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对图书差错率的计算方法亦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且本案所涉图书为教育学学术类图书，亦具有专业性，故对本图书质量是否合格的检测应由具有资格的检测部门进行。经我院向本市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了解，该机关设有质量检测部门对图书质量进行检查，并接受个人委托进行检测。经询薛绍财，其就图书质量问题并未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和反映，亦不同意委托检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薛绍财主张该图书存在质量问题，依法应由其举证，现薛绍财不能举出相关证据，故对薛绍财提出的要求人民出版社赔偿因图书质量不合格给其造成经济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同理，薛绍财要求人民出版社加印20册图书的请求，因其不能举证证明该20册图书的质量不合格，亦不予支持。另，薛绍财提出合同中关于稿酬的约定属于“霸王条款”的意见，因双方在签约时，薛绍财对于作者资助出版单位出版学术类图书的政策明知，不存在人民出版社隐瞒的情况，且其主动交付了合同款项，故该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一、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薛绍财与人民出版社继续履行双方于2014年9月12日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书》；二、驳回薛绍财要求人民出版社加印20册图书和赔偿经济损失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人民出版社的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第三次修改意见的书面文件，证明编辑张潇文发送电子版的时候存在故意和过错，主要体现在第33、34、170页。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二审期间，上诉人表示同意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图书出版合同书》，并增加了诉讼请求，主张解除合同的过错在于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后被上诉人赔偿其损失共计32万元。经征询被上诉人意见，被上诉人同意由本院在二审程序中就上诉人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
本院认为，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表示同意解除双方于2014年9月12日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书》，本院对此予以准许。本案争议焦点为：合同解除后，上诉人是否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经济损失32万元。
上诉人就解除合同的原因提出了四点主张，并提出了其主张的32万元损失的具体内容。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的过错在于被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损失实际发生或属于法律规定的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因此上诉人要求赔偿经济损失32万元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首先，上诉人没有证明《图书出版合同书》的内容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或存在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因此上诉人以合同违背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应予解除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次，上诉人没有证明被上诉人交付的《学理学》不符合法律法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因此上诉人关于责任编辑存在过错致使上诉人无法拿到可投放市场的书遭受巨大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再次，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字，使得合同形同虚设。由于图书出版合同书已经生效，上诉人在该合同以外要求被上诉人签署补充协议，但上诉人没有证明双方就补充协议的内容达成了一致，因此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最后，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损失已经实际发生或属于法律规定的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也没有就其损失的具体数额举证证明，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32万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因上诉人薛绍财与被上诉人人民出版社二审期间均表示同意解除合同，一审判决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1民初1910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上诉人薛绍财与被上诉人天津市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2日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书》；
三、驳回上诉人薛绍财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本诉受理费4280元，由上诉人薛绍财负担；一审反诉受理费80元，由被上诉人天津市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薛绍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岩
代理审判员 雷艳珍
代理审判员 姚泓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刘德跃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