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桂民申188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陆森，男，197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苏瑞贤，女，197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
上列二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振原，北京颐合中鸿（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潘福彬，男，1980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
一审第三人：北流市六麻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六麻镇政府大院内。
负责人：卢学松，该调解委员会主任。
再审申请人陆森、苏瑞贤因与被申请人潘福彬及一审第三人北流市六麻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玉中民一终字第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陆森、苏瑞贤申请再审称，被申请人潘福彬当时纠集几十人围住陆森、苏瑞贤的药店并砸烂药店玻璃门和药柜，强行把潘某某尸体摆放在药房的沙发上，并扬言采取极端手段伤害陆森以及家人；同时隐瞒在到陆森药店拿药前后潘某某有过到卫生院和医院看病治疗的事实，并拒绝对潘某某进行尸检和法医鉴定，因此潘福彬具有明确的非法目的，即是要通过闹事威胁方式向陆森、苏瑞贤索要钱财，其行为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维护医疗秩序工作的通知》规定的不得赔偿的情形，但在场的医师协会人员做了大量法律政策宣传工作、调解以及劝说，均不能阻止潘福彬的过激行为。陆森、苏瑞贤与潘某某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但在极度恐惧之下，为了家人的安全，迫不得已签订了没有损害事实依据、只约定陆森和苏瑞贤承担义务而没有约定陆森和苏瑞贤享有权利、只约定潘福彬享有权利而没有约定其应负义务的极其不平等的赔偿协议书。综上，潘福彬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陆森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受胁迫威胁的情形下签订《调解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调解协议书》应予以撤销或者认定为无效。一、二审判决错误，应予以纠正。此外，一审法院对陆森、苏瑞贤提出的调查取证的申请未予答复，二审法院明知一审法院程序有瑕疵而维持原判，不当。综上，请求再审本案并依法改判。
潘福彬提交意见称，陆森无行医执照而开处方药单，属于非法行医。双方发生纠纷时，一直有公安人员在场，《调解协议书》的签订地点为六麻镇政府调解委员会，当时的调解员有六麻镇副镇长谢逢钊、司法所所长卢学松、派出所所长邱伟，并不存在陆森、苏瑞贤所说的强迫和威胁其二人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的情形。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本院经审查认为，陆森与苏瑞贤以《调解协议书》应为无效协议和可撤销协议为由申请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主要审查一、二审判决关于《调解协议书》效力的认定法律适用是否正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第六条规定“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陆森与苏瑞贤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调解协议书》是其二人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受胁迫威胁的情形下签订的。经查，陆森、苏瑞贤作为甲方、潘福彬作为乙方在2014年11月1日签订涉案《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记载“乙方的儿子潘某某（4个多月大）因口腔溃疡而在2014年10月31日上午9点30时带到甲方开办业善医药六麻大药房买药吃，而在2014年11月1日早上6时左右出现病变，而到北流市妇幼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即认定潘某某的死因是由于吃了甲方开的药引起的，即于当日找到甲方协商，并在六麻镇政府派出的由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组成的调解工作组的共同调解协商下，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并约定“甲方自愿一次性补偿人民币壹拾捌万元（180000元）给乙方”、“乙方在限定的期限内收到甲方的一次性补偿金后不得再以此事向甲方追究任何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从《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陆森、苏瑞贤对协议书产生的背景是充分知晓的，其二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也应知晓签订协议、确定金钱给付义务而产生的法律后果，《调解协议书》同时也约定了作为甲方的陆森、苏瑞贤履行给付义务和作为乙方的潘福彬之合同义务，故陆森、苏瑞贤在签订《调解协议书》的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陆森、苏瑞贤以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为由主张《调解协议书》可撤销的理由不成立。陆森、苏瑞贤同时提出其二人受胁迫而签订《调解协议书》。被申请人潘福彬向陆森、苏瑞贤提出赔偿请求，并将潘某某的尸体摆放在陆森、苏瑞贤二人的药房，其行为过激，确有不当，也会对陆森、苏瑞贤产生心理压力，但并不足以证明陆森、苏瑞贤由此而受到胁迫并不得已签订《调解协议书》。陆森、苏瑞贤与潘福彬因潘某某死亡发生矛盾，双方均认可在陆森、苏瑞贤药房处理纠纷时，有政府和派出所、司法所等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场，《调解协议书》签订于北流市六麻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时任该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的卢学松在一审法院对其进行询问调查时亦明确表示协议书上的补偿数额是陆森、苏瑞贤与潘福彬事先协商好的，由其起草协议交付打印后向双方宣读了两遍协议内容并再三嘱咐要考虑清楚才签字，从始至终都不存在任何胁迫的情形。综合以上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陆森、苏瑞贤提出是受胁迫而签订《调解协议书》，应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但其二人并不能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陆森、苏瑞贤申请再审中提交主张为2014年11月2日与卢学松谈话的录音证据，拟证明卢学松作为调解员没有参与调解，涉案《调解协议书》不合理不合法。如上所述，卢学松根据陆森、苏瑞贤与潘福彬的协商拟定《调解协议书》后，陆森、苏瑞贤与潘福彬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该协议书落款为“六麻镇调解委员会”、加盖北流市六麻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并注明调解员为谢逢钊、卢学松和邱伟，而谢逢钊、卢学松和邱伟当时为六麻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等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也是在场人员，因此，陆森、苏瑞贤以录音证据主张卢学松作为调解员没有参与调解故《调解协议书》不合理不合法，本院不予采纳，其二人提交的录音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对基本事实的认定，本案不符合以出现“新的证据”进入再审的情形。
陆森、苏瑞贤申请再审同时主张一审法院对陆森、苏瑞贤提出的到六麻镇中心卫生院等医疗机构进行调查取证的申请未予答复，程序存在瑕疵。经审查，二审法院向北流市人民医院、六麻镇中心卫生院、北流市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进行了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材料已经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从材料记载的内容分析，上述调查取证材料并不能直接证明潘某某患有严重心脏病以及潘某某的死因。且陆森、苏瑞贤起诉请求撤销涉案《调解协议书》，法院的审理围绕《调解协议书》是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进行，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潘某某确切的死亡原因，在双方当事人对潘某某死亡原因尚存争议之时，陆森、苏瑞贤仍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对于潘某某的死亡，其二人自愿一次性补偿18万元给潘福彬，因此潘某某的确切死因并不是审理本案所需确认的基本事实，所涉证据也不是审理和判断《调解协议书》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的主要证据。综上，一、二审判决驳回陆森、苏瑞贤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陆森、苏瑞贤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陆森、苏瑞贤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孙宝林
审判员 张 捷
审判员 黄滔滔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黄兆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