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76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友忠。
委托代理人卓尔，广东卓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连福。
委托代理人邹祯林，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亚丽，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沈友忠因与被上诉人黄连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基于该合作关系，被告曾经提起另案诉讼，要求原告退回保证金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0万元，案号为（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243号。在该案中，原审法院判决支持了被告的该请求，并查明如下事实：
2011年3月8日，黄连福作为甲方，沈友忠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内容为：现有黄连福开发双节锂电池电源管理IC，为了进一步做好市场推广，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独家）代理销售甲方开发双节锂电池电源管理IC，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达成以下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1、甲方把发开号的产品在深圳供货给乙方，并保证没有特殊情况下不能随便停止供货，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的销售，乙方在市场销售甲方产品期间甲方提供技术支持，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同意销售价格的10%利润给乙方，甲方给乙方产品价格最高供货价每片3元人民币，销售价格有甲乙双方确定。2、乙方从小批量合格三个月后每个月下订单必须300K以上并提前两个半月开始下，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向甲方付10万元人民币保证金（协议到期后退回），甲方交货的时候货到付款。3、在IC销售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如办公费销售费等所有全部由乙方承担。4、本合同有效期3年。5、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在履约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可通过协商、诉讼方式解决。
同日，黄连福作为甲方，沈友忠作为乙方，双方签订《IC合作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1、甲乙双方决定成立IC销售公司，公司名为香港XX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并在深圳设立办公场地，公司和深圳办公场地的办公费销售费等有关费用有XX公司承担，甲方开发的电源管理IC全部由XX公司负责销售。公司开始工作后甲乙双方开发的其他IC也应放在XX公司销售，市场的价格有甲乙双方商定。2、乙方要在IC小批量合格后的第三个月开始月销售要确保达到30万块，如销不出30万，剩余部分有乙方拿资金为公司买进，公司经营的流动资金有乙方负责。甲方要确保IC的供货，每月要多备半个月销售量的IC量。3、利益分配：公司开始工作后房租水电通讯费，工资和销售费先有乙方垫付，今后IC开始销售后在成本中支出，公司有会计每月做好财务报表，双方各执一份，（财务有乙方负责管理）公司利润每年结算一次，利润分配乙方70%，甲方30%,如公司亏损有乙方承担。为考虑到公司初办，甲乙双方都不开工资，带公司盈利后双方在商定工资。4、乙方必须配合甲方做好测试板的打样和测试仪器提供使用。5、为进一步发展电子产品，今后甲乙双方一心一意为公司工作，继续联合开发新的IC，具体开发的IC甲乙双方共同研究，开发的IC应全部放在XX公司销售。6、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将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在履约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可通过协商、诉讼方式解决。7、本协议有效期三年，双方签字生效。
关于履行情况，沈友忠陈述，双方合作到2012年年底，沈友忠多次找黄连福结算，黄连福不愿意结算。黄连福陈述，2012年8月份开始没有向沈友忠供货，合作没有中止，售后服务还在进行，沈友忠去了江苏后，就没有继续再进行合作业务。
关于双方的合作模式，黄连福陈述，黄连福开发IC后，沈友忠向黄连福提出由其进行独家销售，双方就对于销售事项进行协商，具体内容见合作协议。双方首先存在一个买卖关系，再由沈友忠进行独家销售，销售过程中由黄连福提供技术支持、售后服务，双方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谈妥后，沈友忠认为售后服务需要黄连福的支持，因此要求与黄连福合作，双方对原合作协议内容进行了变更，谈定IC合作协议，新的协议主要对利益分配作出变更，沈友忠分得利润70%，黄连福分得利润30%。
原告对此陈述，原被告签订协议后，双方通过口头协商进行了变更，但由于双方没有对变更记录下来，导致双方都没有书面证据证明真正的合作是否完全按照协议进行变更或调整。
关于10万元保证金，根据协议应该退还给沈友忠，为何黄连福没有退还的问题，黄连福陈述，因为沈友忠尚拖欠货款，且黄连福认为申请退还保证金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沈友忠对此陈述，2012年双方并非是解除合同，而是中止业务，而根据双方的合同期三年来讲，合同期满应当是2014年3月8日，因此沈友忠在合同期满根据约定向黄连福主张退回保证金。
沈友忠提供双方往来电子邮件，主张黄连福向沈友忠发出电子邮件，告知沈友忠有关客户收款和货物销售的情况，其中A公司货款43500元、29000元以及B公司的货款81900元都是由黄连福收取后没有交付给沈友忠。黄连福确认往来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但认为电子邮件只是双方就售货、收款进行对账，并不是确认黄连福的收款行为，收款的权利义务都是沈友忠。
关于沈友忠诉请的货款本金及利润177359元的来源和组成。沈友忠代理人陈述，根据黄连福向沈友忠发出的电子邮件，其A公司货款43500元、29000元以及B公司的货款81900元，共计154400元都是由黄连福收取后没有交付给沈友忠，因为这些货款的本金是由沈友忠支付给黄连福的；其余利润款项的来源代理人不清楚。
在本案中，原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
原告主张有部分货物交付给被告，但双方还没有进行结算，所以提出本案货款主张。原告主张，被告的收货金额为：2012年6月30日前尚欠的358195元加上2012年7月和8月的交货金额485920元，合计844115元；被告的付款金额为：2012年7月7日双方对账后至2012年8月30日，被告累计向原告支付货款409125元，因此，被告尚欠货款为434990元。
对此，双方各自陈述了如下内容：
关于双方通过什么方式结算，被告陈述：1、被告把货物卖出去后通过转账向原告支付；2、原告把货物卖出去，通过邮件告知被告货物卖出去。
被告主张，双方有约定统一由被告出售货物，但有时原告会帮被告卖货，原告卖的货物也是被告签收货物的一部分。
原告主张，原告、被告及两个案外人都有帮被告卖过货，7月后因为被告去了江苏，原告及两个案外人帮被告卖货，卖货的数量是通过邮件方式告知被告。
被告主张，原告出售的货物都是被告仓库的货物，所以7月7日对账被告欠原告358195元，原告每从被告仓库卖出一批货物都是要通过邮件方式告知被告。
原告主张，被告主张原告销售的货物是存货不属实，原告销售的货物是根据被告要求交给客户，该货物并没有入被告仓库。
原告主张，双方在销售货物时已经确认2011年的账目已经结清，虽然2011年9月的单据被告因为没有原件而不确认，但该单据是被告制作。原、被告提交的销售月报表在2012年7月7日已经确认在2012年6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358195元，后2012年7、8月原告有向被告交货（根据被告指示向客户交货），总计货款485920元，该总计货款扣除2012年7月7日的付款，即为340000元，再扣除69125元货款，剩余的就是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434990元。
关于原告有无代被告收取货款的问题。被告主张原告代为收取的货款有：8月2日收取了B公司的货款48000元，8月25日收取了B公司的货款81900元；8月15日、8月26日、8月29日分别收取了A公司的货款69125元、43500元、29000元。
根据原告提供的邮件记载，8月15日的邮件记载：收款：B公司：48000元，8月2日的支票，A公司：69125元。8月30日的邮件记载：A公司：8月26日，43500元，8月29日29000元。B公司收款：8月25日81900元。上述货款金额合计271525元，已经由原告收取。
2012年1月9日，原、被告签署2011年对账单（12月），其内容是：收货至2011年，30号前的货款已全部结清。
关于A公司的欠款问题，被告的提供的录音材料显示（录音时间2014年8月30日）：甲（被告）：（A公司的钱）全部收走了吗？乙（原告）：钱是没多少，他又没多少钱。他那个钱我肯定收回来了。甲（被告）：那个金号码后来差我们一万多，后来一起收到晓得？乙（原告）：我搞不清楚到底他有欠我们钱还是没钱我们钱。甲：欠，肯定欠。乙：因为从我手上出的钱，我是收了。但是从这边的我搞不清楚了。鉴于该事实，被告主张原告已经收回了2012年8月29日送给A公司的货款43500元（30000×1.45元）以及2012年8月10日送给C公司的货款137700元（81000×1.7元）。
原告提供的邮件记载的了两部分内容，一是其向客户交货的数量和日期，二是其向客户收取的货款。原、被告往来的邮件记载原告的收款有5笔，分别为48000元、81900元、69125元、43500元、29000元，合计271525元。邮件记载的原告向客户交货情况除上述收款金额对应的交货外，还包括：8月10日向D公司交货3540元，8月17日向D公司交货61950元，8月29日向A公司交货43500元，8月10日向C公司交货137700元，合计246690元。被告主张上述应收款246690元在被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反映出原告已经实际收取。
在7月7日的对账中，被告确认应付原告货款为358195元。后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了340000元，尚欠原告货款18195元。
关于原告在本案主张的利润款项问题。被告主张，2011年的利润已经结清，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间的利润没有与原告结算。
原告主张，2011年度利润为141402.70元，该金额是依据原告提交的2011年9-12月销售月报表计算得出。2012年度利润为485334.5元，该金额是依据原告提交的2012年（共8个月）销售月报表计算得出，上述利润款项被告均未向原告支付。
关于原告的利润款主张，原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
2011年9月的销售月报表记载：销售金额157617.50元，成本121642.50元，毛利33674.5元。
2011年10月的销售月报表记载：销售金额99010元，成本78120元，毛利20890元。
2011年11月的销售月报表记载：销售金额168775元，成本146055元，毛利22720元。
2011年12月的销售月报表记载：销售金额391976.50元，成本327858.30元，毛利64118.2元。
2012年2月的销售月报表记载：销售金额880825元，成本756903元，毛利123922元。
2012年3月的销售月报表记载：销售金额785800元，成本666900元，毛利118900元。
2012年4月的销售月报表记载：销售金额1087400元，成本955700元，毛利131700元。
2012年5月的销售月报表记载：销售金额395900元，成本352450元，毛利43450元。
2012年6月的销售月报表记载：销售金额262775元，成本268850元，毛利26277.5元。
2011年4-12月费用表中记载的费用总金额为90353元，毛利金额为141402.70元，净利为51049元，原被告各得利润金额为15314.70元和35734.30元。原被告均在该费用表中签字确认。
关于2012年销售费用，2012年7月7日，原、被告确认，1-2月费用为19220.32元，3月为51388.87元，备注关税14000元，4月为38646.10元，5月为27192元，6月为28090元，共计164537.19元。
2012年度的毛利润为485334.5元，扣除该年的销售费用164537.19元，则净利润为320797.31元，按照30%的约定比例计算，则原告应得利润为96239.19元。上述2011年及2012年原告应得利润款合计为111553.89元（96239.19+15314.70）。
关于原告在本案主张的办公费用问题，原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
原告陈述，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垫付费用发生在2012年7月-2014年3月。对此，被告主张，合作期间的费用都是被告支付的，8月份后双方就终止合作，不存在费用问题，原告自己有开设公司，该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原告主张费用的真实性被告不认可。
根据原告提供的费用明细表，2012年发生费用为35523.23元，2013年为84150.6元，2014年为12651.8元。其中，2012年的费用组成为：10-12月的房租，合计11100元；7-12月的水费、管理费，合计5920.74元；5-11月的电费，合计999.99元，5-12月的汽油费，合计12090元；5-12月的停车、高速费，合计2373元；5-12月的其他办公费用，合计3039.50元。
原告黄连福向原审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是:1、被告向原告支付尚欠货款652597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润计188021.6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垫付的办公及销售等费用计151587.98元。上述三项合计992206.58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原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434990元，理由是被告提供的证据有一个欠款确认，原告以该证据进行了重新确认。
原审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属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7月7日对账后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数额；二、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利润分成款数额；三、原告主张的办公及销售费用是否应由被告负担。
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7月7日的对账中，被告确认应付原告货款为358195元。后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了该部分货款340000元，尚欠原告货款18195元。在对账之后，根据邮件记载，被告向客户交货金额可分为两部分，即271525元和246690元。其中货款为271525元的交货，根据邮件记载，原告已经实际收取；货款为246690元的交货，邮件中未反映出是否由原告实际收取，但被告主张在其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反映出原告已经实际收取该笔货款。原审法院认为，在本案双方7月7日对账后，原告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向被告实际交货，而是直接向客户送货，已经收回的部分货款亦是由原告直接收回，并非由被告收取后再转付给原告。基于该事实，应当认为双方对账后并未继续按照协议约定的合作方式进行货物销售。故此，对于货款金额为246690元的交货，应由原告直接向客户收取。因此，在原告未能证明被告已经收取了该笔货款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笔货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对于货款金额为246690元的交货，不管原告是否实际收取到了该笔货款，其均不能再向被告主张。
关于被告主张原告代为收取货款的问题。因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向原告支付了有关货物的款项，因此，原告就其向客户交付的货物直接向客户收取货款亦属理所当然，被告主张原告代收货款及要求原告返还货款无事实依据和正当理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被告尚应支付原告的货款金额为18195元，对原告过高的货款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2012年销售费用情况及毛利润情况，按照协议约定，2012年7月7日前，原告应得的利润款为96239.19元。根据原被告在2011年4-12月费用表中的确认，在该期间，原、被告各得利润金额为15314.70元和35734.30元。故原告应得利润款合计为111553.89元（96239.19+15314.70）。按照协议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该款项。对原告过高的利润款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第三个问题。原、被告在7月7日对账后，双方虽然没有明确终止合作协议，但原告向客户送货，并实际收取客户的货款，就其销售所得利润，亦没有与被告分成，因此，在对账之后实际发生的办公及销售等费用，不应再按照协议的约定由被告承担，而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为宜。原告要求被告在本案中承担项笔费用，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沈友忠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黄连福支付货款18195元；二、被告沈友忠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黄连福支付利润分成款111553.89元；三、驳回原告黄连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722元、保全费1070元，合计1479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11922元，被告负担2870元。
上诉人沈友忠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一、二项，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人上诉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关于货款18195元的问题。（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7月7日，经双方对账核对，上诉人尚应支付被上诉人款项358195元，对账后，上诉人分三笔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被上诉人340000元，另外，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收取了以下几笔货款而没有交给上诉人的有：1、于2012年8月2日收取了B数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货款48000元；2、8月15日收取了深圳市A公司实业有限公司货款69125元；3、2012年8月26日、8月29日分别收取了深圳市A公司实业有限公司货款43500元、29000元；4、2012年8月25日收取了B数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货款81900元；5、另外收取了D公司货款23735元，以上被上诉人共计代上诉人收取货款295260元，扣除上诉人应支付的11895元之后，被上诉人尚应将收取的货款283365元交付给上诉人，上述收款事实，均由被上诉人认可的邮件往来或者录音证据予以证明，足以说明抵消后上诉人不存在再应支付款项给被上诉人。（2）根据被上诉人于2012年8月22日发给上诉人的邮件，被上诉人确认了2012年7月7日对账后（上诉人）欠358195元，到发邮件时已经支付了357125元，剩余货款上诉人仅欠1070元。同时在邮件中被上诉人列明了上诉人的付款记录明细：2012.07.09转账50000元，2012.07.31转账100000元，2012.08.01转账90000元，2012.08.01B公司支票48000元，2012.08.15A公司转账69125元。在这份邮件中，至少可以明确以下事实：1、被上诉人在邮件中的数据与庭审已经查明的数据是吻合的，比如2012年7月7日结算对账双方确认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货款金额358195元与邮件中的金额是一致的，上诉人几笔银行转账给被上诉人的时间金额也与银行显示的转账记录完全一致。2、从邮件内容可以确定被上诉人是认可收取B公司支票货款48000元、A公司转账69125元是可以抵扣上诉人所欠货款的，既然被上诉人收到的上述两笔货款可以抵扣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的货款，那么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这两笔货款应是上诉人的，只是由被上诉人代收，因此被上诉人一再否认代收上诉人货款完全与事实相悖。3、根据邮件显示，被上诉人确认了上诉人现金转账支付货款金额共三笔240000元，但实际上在一审庭审中双方确认了银行转账支付的金额是340000元，即还有一笔2012年8月24日支付的100000元，由于付款时间在发邮件之后，因此被上诉人在该邮件中没有列入。综上，根据被上诉人在邮件中的确认、现有证据显示完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2012年7月7日对账单签订后，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被上诉人340000元，被上诉人代上诉人至少收取了B公司支票货款48000元、A公司转账69125元共计117125元，共计被上诉人收取了上诉人340000+117125元．358195元=98930元，即被上诉人还多收取了或应退回上诉人98930元。以上无论如何计算，上诉人不但没有欠被上诉人的货款，被上诉人还多收取了上诉人的款项。
（二）关于利润分成款111553.89元的问题。（1）关于2011年度的利润分成。被上诉人主张2011年的利润15314.7元，但直至2014年才主张上诉人支付，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一审法院并未言及。根据《IC合作协议》第3条的约定，公司利润每年结算一次，双方对于2011年的利润结算时间是2012年2月16日，时隔三年多被上诉人才提出主张，显然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2）关于2012年的利润分成。根据双方签名确认的月报表显示，每月均有一部分货款没有收回，但计算毛利的时候并没有扣除的，上诉人认为，货款没有收回来，无法计算纯利润。具体来说，未收货款的有：2012年1-2月份26950元、3月份有272100元、5月份320825元，以上月份共计未收货款619875元-上诉人至今未收到货款，这些未收款已经超过了2012年的毛利485334.5元，况且还要扣减销售费用28万余元，成本都没有收回，何来分配利润给被上诉人呢？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将毛利错误地认定成了应分配纯利润，没有考虑到货款没有回收就要减利润，显然是错误的。
（三）关于诉讼程序问题。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在答辩期内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反诉状，但是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反诉既不受理，也不裁定驳回，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做法是错误的，上诉人既然提起了反诉，一审法院就有义务依法审查，如果反诉符合立案条件，应当合并审理，如果不符合反诉条件，应当依法驳回，但是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反诉不闻不问，剥夺了上诉人依法享有的提起反诉的权利，当属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根据本案已经查证属实的证据充分证明显示，经计算，相互抵消扣除之后，被上诉人尚多收取了上诉人的款项28万余元，因此，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18195元完全是错误的；关于利润分成，据前所述，上诉人还有货款未收到，经计算，成本都没有收回，更谈不上什么利润分成。至于2011年度的利润15314.7元即使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由于被上诉人尚应返还款项28万余元给上诉人，抵消后上诉人也不存在给被上诉人什么利润分成了。为维护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上级法院查明事实，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事实认定与金额计算，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连福答辩称，（一）因为本案是上诉人（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243号民事案件中被上诉人提出反诉后，因一审法院没有对被上诉人的反诉立案，而是在该案二审终结之后由被上诉人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产生的，本案所涉的很多事实和证据已经4243号及（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515号民事判决进行认定，基于以上事实，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二）关于上诉人上诉2011年度的利润分成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在原先的案件两审判决中包括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确认双方的合伙协议是因合同期限届满而导致的争议并提出诉讼，对2011年的利润双方均有结算，但在合同期限内处于延续状态，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三）关于上诉人提出诉讼程序的问题，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提出过反诉，一审法院没有立案合并审理违反法定程序，我们认为，这个理由也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第一点已经陈述本案是因为在2014年的案件中派生出来的，4243号案件正是由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出其本案所称的反诉请求，该请求已经两审法院审理，并二审生效，不论是一事不再理的民事法律原则还是本案已经做过审理判决，上诉人所称的反诉都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
关于沈友忠尚欠的货款，双方经过2012年7月7日的对账，确认尚欠货款358195元，后沈友忠转账支付了340000元，因此仍应支付货款18195元。沈友忠上诉称2012年7月7日对账后黄连福于2012年8月收取了客户的6笔销售款共295260元，该款应当支付给沈友忠，可以抵扣上述18195元。但根据双方合作协议，货物由沈友忠向黄连福购进，再由沈友忠负责对外销售。沈友忠并无证据证明上述8月份收款所对应的对外销售的货物是由其向黄连福购进后由沈友忠向买方供货，黄连福也主张上述交易是由其自行销售，因此并无证据证明是属于合作协议的范围，故上诉人沈友忠的抵扣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利润分成，双方经过对账，确认了毛利和费用，原审将毛利扣除费用后，按合作协议的约定的分成比例确定上诉人沈友忠应当支付给被上诉人黄连福分得的利润分成。上诉人上诉认为2012年的对账中有部分已销售货物的货款实际未收回，总金额达619875元，已超过了毛利。本院认为，合作协议约定，利润每年结算一次，利润分配为上诉人70%，被上诉人30%。可见，协议约定结算的目的是为了分配利润。2012年的结算单中虽然注明有部分货款未收回，但双方已结算出毛利和费用，结算单未载明该结算并非用于利润分配，也未载明待收回全部货款才能进行利润分配，合作协议也未约定分配利润以全部收回货款为条件，而且沈友忠负责销售，负责收取货款，其也未解释自2012年7月7日至今是否全部收回货款，如果未收回，其原因何在。故原审按结算的毛利和费用计算利润和分配利润并无不当。
关于时效，结算单未约定支付利润的时间，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双方有约定具体的支付利润时间，故上诉人称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反诉本质上是一个独立的诉讼，可以与本诉合并审理，也可以分开审理。原审未处理上诉人在原审提出的反诉，上诉人可以另行起诉，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因此在本诉中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故其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95元，由上诉人沈友忠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康养
审判员 梁 媛
审判员 刘向军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陈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