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唐民一终字第2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甲，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钟德友，河北建宏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乙。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丙。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某，开滦唐家庄矿医院退休工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戊，开滦机厂退休工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己，开滦机厂退休工人。
六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张畋民，河北新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甲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2013）古民初字第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乔某、李某戊、李某己与被告李某甲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母亲乔占荣于2000年2月10日去世，父亲李敬芝于2010年5月17日去世。坐落在古冶区林西商业街一条43号（东面是幼儿园，西面是道，南北是个体户）12间房屋于1989年建成，1990年房产初始登记所有权人为李敬芝。1991年6月1日唐山市房地产管理局以1991年6月12日李敬芝与被告李某甲作为立合同人、以被告李某甲的名字在甲、乙双方处均盖章的房产继承合同为据，将该房屋所有权人姓名由李敬芝改为被告李某甲至今（以李敬芝为所有权人和以李某甲为所有权人的两份产权证上档案编号均为1669）。现该房由被告李某甲对外出租，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房现价值为人民币160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明确规定了民事基础关系先行处理的原则，亦对拟提起或已立案的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衔接关系作出了规定，但并未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案件中的诉请内容，也未规定在民事诉讼结案后必须再提起行政诉讼；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可以导致物权的变更，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当然包括民事调解书、判决书，即本纠纷可不经行政诉讼直接以民事诉讼确定争议标的物的物权归属，故对被告李某甲此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被告李某甲变更登记所依据的合同书落款签名处甲乙双方都只加盖其一人印章，且该合同书的名称是继承合同、内容是买卖合同，均不是其所称的赠与合同，李某甲就其父李敬芝将房屋赠与其的意思表示亦无任何签字或按手印的证据予以证实，所有变更手续中也无其母乔占荣的任何签名或印章，因此该合同并未成立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故被告李某甲据此变更的房产证，应不予采信。该房合法有效的所有权证仍应为1990年初始登记的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仍为李敬芝与乔占荣，其二人去世后，本案诉争房产应为二人遗产，由原、被告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予以继承。关于被告李某甲称争议房屋系由其出资所盖的主张，因证人证言不能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诉争房产系由被告李某甲负责管理，且已由其对外出租，据此该房产归被告李某甲所有为宜，由李某甲按照双方当事人认定的1600000元价格均等分割给付六原告房屋继承款。此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坐落在唐山市古冶区林西商业一条街43号（东面是幼儿园，西面是道，南北是个体户）的12间房屋归被告李某甲所有，由被告李某甲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乔某、李某戊、李某己每人继承款人民币228571.4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原告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乔某、李某戊、李某己及被告李某甲每人负担2742.86元。
判后，李某甲不服提出上诉，其上诉主要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权人系李敬芝的房产证复印件，原件已不复存在（该房产已过户至上诉人名下），而对已不具有原件的复印件予以采信，显然有悖法律。2、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所有权人为上诉人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在未被政府住建主管部门或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撤销的前提下，该房屋所有权证为有效证件，效力高于其它一切书证，一审对该所有权证原件不予采信是错误的。3、在房屋所有权证未依法被撤销，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为有效状态下，房屋所有权人即为上诉人，就不能认定为李敬芝夫妇的遗产。4、即便房产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存有瑕疵，也不影响房屋所有权证原件的效力，只有通过法律程序对其撤销才产生无效的后果，民事审判庭只能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无效，不能确认政府公文证书无效，确认政府公文证书无效，一是政府主管行政机关，二是法院的行政审判庭。一审将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无效与确认政府公文证书无效混为一谈，均认为是自己的审判职权范围，显然是错误的。5、诉争房产系上诉人出资所建，只不过由于上诉人夫妇当时跑运输无暇顾及办理房产手续，而委托其父李敬芝代为办理，而李敬芝错误的将该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自己名下，当上诉人发现后，李敬芝夫妇同意再过户给上诉人，现在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所有权人即为上诉人。二、一审判决对唐山市古冶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答辩状不予采信是错误。唐山市古冶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答辩状证实：“正是因为那时没有《房屋所有权证》进行变更登记的相关法律规范，故原唐山市房地产管理局借用格式的《房产买卖合同》加盖‘继承’二字变更为《房产继承合同》（实为现在意义上的‘赠与’），虽有不妥，但并不违法。至于在双方《合同》的‘甲方’、‘乙方’处均盖有第三人李某甲的印章，却没有李敬芝的印章，经古冶区住建局调查了解，系因那时在工作单位开支均使用类似的小印章，其二人的印章放在一起，加盖印章时疏忽所致。”古冶区住建局的上述答辩内容证实了当时办理过户手续时的基本情况，实际上李敬芝为李某甲办理的是一种赠与过户手续，并且解释了当时在合同上只盖有李某甲印章，而没有加盖李敬芝印章的原因。对此，应清楚的表明，因该房系李某甲夫妇出资所建，又因错误的登记在李敬芝名下而使李敬芝在生前已按赠与办理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三、一审判决“本纠纷可不经行政诉讼直接以民事诉讼确定争议标的物的物权归属。”纯系错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先行解决民事争议”即规定了当事人在先行解决民事案件中的诉请内容，不是指当事人可按争议纠纷的案由继承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而是就其所认为的产生纠纷案由的前提即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而先行提起的民事诉讼。另外，该条款中也明确规定了在民事诉讼结案后必须提起行政诉讼，否则的话“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这一规定就无实质意义。六被上诉人应以李敬芝为上诉人办理过户的民事法律关系主张无效先提起该民事诉讼，若经法院民事判决该民事法律关系无效，那么六被上诉人可持此生效判决到住建局要求办理产权变更登记，请求撤销上诉人房产证，恢复李敬芝名下的房产证，若住建局予以办理，六被上诉人方可提起本案继承诉讼。在上诉人所持1669号房屋所有权证有效的状态下，未被政府主管部门或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撤销的情况下，六被上诉人就直接提起继承李敬芝房产遗产的诉讼，显然程序错误，按照《物权法》规定，上诉人名下的房产是不能作为李敬芝的遗产而由其继承人直接继承分割的。另外，一审判决所引用的《物权法》第28条，虽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可以导致物权的变更，但这里的法律文书指的是行政判决书和民事判决涉及的未经登记的物权变更，已经政府主管部门登记的物权，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是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更的。诚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对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六被上诉人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乔某、李某戊、李某己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房屋所有权人为李敬芝、乔占荣夫妇正确，李某甲称归其所有的种种上诉理由不成立。1．上诉人称“所有权人系李敬芝的房产证复印件”，“不具有原件”“采信错误”，上诉人以此为由拒绝承认本案房屋产权归属李敬芝夫妇与法不合。我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即法律上确认物权归属以登记机关的登记簿内容为根据，而非《房产证》。本案原告提交的是复制于房屋登记部门登记簿并加盖公章的的书证，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人民法院足以采信确认产权。2．上诉人称其“提交了所有权为上诉人的房产证原件”“效力高于其他一切书证”，显然是对《物权法》理解不够。《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本案登记簿中，李敬芝为所有权人的登记无任何错误，而上诉人所提交的其名下的《房产证》恰恰存在巨大的错误，父母在世时，就进行了“继承”登记发证，导致与登记簿中同一编号的李敬芝为所有权人的记载不一致。依照《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登记簿中李敬芝为所有权人的登记为准，认定正确。3．上诉人承认在过户手续上存有瑕疵，房屋登记部门档案材料中没有李敬芝的申请过户材料。《物权法》第十二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所谓的“继承合同”没有李敬芝夫妇的签字手印或印章，也没有李敬芝夫妇的谈话笔录，根本不存在“李敬芝为上诉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未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是正确的。4．上诉人称“法院民事审判庭不能直接确认政府公文证书是无效的”是偷换概念。一审判决对李某甲名下的《房产证》“不予采信”，并非判定有效无效。本案房屋登记部门登记簿中所有人为李敬芝比李某甲名下的《房产证》更具优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审判人员可对“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核认定，李某甲名下的《房产证》来源于不成立的民事行为，一审判决不予采信，未超出民事审判职权范围。5．上诉人称，本案房屋系“上诉人出资所建”、“委托其父李敬芝代为办理（登记、）”、“李敬芝错误地登记在自己名下”等。不但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而且与李某甲当庭自认是父母“赠与”自相矛盾。二、上诉人称“对古冶区住建局答辩所证实的内容不予采纳是错误的，因为政府机关的公信力和证明力高于其他书证和证人证言，应当予以采信”，无理据。1.从证据效力上看，古冶区住建局是本案利害关系人，该局工作人员曾在李敬芝夫妇在世的情况下错误地为李某甲办理了房屋继承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从证明内容上看，没有任何关于本案房屋所有权人李敬芝夫妇如何申请过户，如何同意将房屋继承或赠与给他人的证明内容。3．从逻辑上看，该答辩为自己的错误找理由，逃避承担责任，而且其理由也是荒谬的。比如称“那时（1991年）没有进行变更登记的相关法律规范，所以借用《房屋买卖合同》加盖“继承”二字变更为房产继承合同。”殊不知我国的《继承法》早在1985年就颁布了，明确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李某甲没有提供其父母死亡证明，怎能为其办理继承变更登记？4．古冶区住建局答辩也承认了一些错误“疏忽”，但用疏忽是无法解释其错误登记的。比如声称“当时办理手续时李敬芝和李某甲的个人手章放在一起，加盖时‘疏忽’所以出现了甲乙双方均盖有李某甲印章的情况”。无法解释的是：李敬芝夫妇是否在现场？谁可以出具证明亲眼所见？如果在场李敬芝为什么不亲笔签字而非得用印章？李敬芝与李某甲的手章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即使放在一起能“疏忽”到连续使用一个印章吗？为什么在所谓“合同”上甲乙双方同样使用一个印章却一个正着印盖一个反着印盖，是不是故意让人产生错觉以为不同的印章？登记簿档案里为什么没有任何李敬芝亲笔签名或印章的其他材料。5．行政机关被诉而写答辩，不是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也不是书证，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优势证据。三、本案遗产继承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审理，诉讼程序正确。上诉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理解有误。其实，按照语法结构就可得知：“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一语，指的是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的理由和诉请。并非最高院规定按此诉讼请求提起民事诉讼。2．第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的含义是该条所列类型争议，应当选择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本案法定的民事案由是“继承纠纷”，一审法院全面审理判决符合诉讼程序。并无不当。3、上诉人称“在民事诉讼结案后必须提起行政诉讼”是对第八条理解有误。“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是对行政案件起诉时效中断的一般规定，并非规定民事诉讼结束后一定要再来一次行政诉讼。如果某一民事案件后需要行政诉讼，那么民事审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期限内。4．上诉人称“一审判决所引用的《物权法》第28条，虽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可以导致物权的变更，但这里的法律文书指的是行政判决书和民事判决涉及的未经登记的物权变更”无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并未设置法院法律文书的类别，《物权法》此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物权产生消灭的时间起点的确定，同时也是对关于物权确定中行使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处理结果不一致时以哪一个为准的法律规定。由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理据不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判认定事实相一致，有相关书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所证实，并记录在卷。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唐山市古冶区林西商业一条街43号房屋于1989年建成，1990年初始登记所有权人为双方父亲李敬芝。1991年6月1日房产所有权人变更为上诉人李某甲，依据的是1991年6月12日的《房产继承合同》，该《房产继承合同》立合同人为李敬芝、李寅生，合同内容为买卖合同，合同签名处甲、乙双方均盖的李某甲一人印章。据此原审法院认定该《房产继承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对李某甲依据该合同变更的房产所有权证不予采信，该房产合法有效的所有权证仍应为1990年初始登记的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仍为李敬芝与乔占荣，二人去世后，诉争房产应为二人遗产，由继承人予以继承并无不妥。上诉人李某甲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李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忠
审判员 陈铁军
审判员 刘群勇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