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新2327民初2693号原告：孙存杰，男，1962年8月出生。被告：石河子开发区丝路泓元棉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秀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荣，新疆明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存杰与被告石河子开发区丝路泓元棉业有限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存杰、被告石河子开发区丝路泓元棉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存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棉花款计60905元（9370公斤×6.5元/公斤）；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16日，张某受被告委托以被告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一份《棉花种植收购合同》，合同约定由被告收购原告种植的棉花，且不除杂、不扣水分、不划衣份，保底价6.5元/公斤，收购地点在吉木萨尔县庭州棉麻有限公司。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于2017年10月28日、29日两次向被告交付了共计9370公斤棉花，但被告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棉花款。原告索款无果，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审理后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为：一、被告与原告从未签订过《棉花种植回收合同》；二、被告确实委托张某在吉木萨尔县范围内与农民签订棉花种植收购合同，但是被告给张某出具委托书后，张某并没有履行职责，没有给被告交回过任何棉花种植收购合同。在棉花收购季节，被告也没有收到任何农户向被告交付的棉花。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所诉的被告主体有误，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石河子开发区丝路泓元棉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登记成立，公司经营范围为：籽棉的收购，皮棉、棉纱的加工与销售，棉籽、短绒、棉布的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秀芳，与钟学动系夫妻关系，公司实际由钟学动管理经营。2017年2月19日钟学动与张某联系后，商议由张某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并以被告名义与吉木萨尔县、红旗农场的农民签订《棉花种植回收合同》。双方达成一致后，张某向钟学动提交了一份由其个人起草的委托书交由被告盖章确认，委托书内容为：”致张某：我单位现委托（张某）作为我单位合法委托代理人，授权其代表我公司进行棉花种植推广与种植棉花订单的签订工作。该代理人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公司，与本公司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单位将承担该代理人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代理人无权转换代理权，特此委托。代理人的签字：张某，代理人年龄：55岁，代理人身份证号：×××，执行地：吉木萨尔县、红旗农场，委托日期：2017年2月19日。石河子开发区丝路弘元棉业有限公司。”钟学动审查委托书后在该委托书尾部的”石河子开发区丝路弘元棉业有限公司”处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双方建立委托关系后至张某与农民签订合同前，张某又着手起草了一份制式《棉花种植收购合同》，制式合同尚未加盖被告公章，张某将该合同内容提交给钟学动审阅，该合同内容为：”甲方：石河子开发区丝路弘元棉业有限公司，乙方：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公正、诚实守信和互惠互利的原则，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与石河子开发区丝路弘元棉业有限公司就棉花种植收购的相关事宜，经充分协商签订本合同。一、甲方的责任；1、保证提供优质的、符合国家《种子法》相关规定、适应本地种植的优质棉种。2、按合同约定按时、保质、保量的回收全部产品。3、保证提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农机服务。包括播种机、采棉机。4、负责栽培技术规程指导，做好田间管理，争取种植户棉花优质高产。5、保证所提供棉种价格遵守相应标准的产品价格。6、种植面积亩，品种，种子价格：。二、乙方的责任；1、负责落实好种植基地，保证做到将种植基地落实在有灌溉条件、地力上等的好地块上种植，决不可落实在地力下等或无灌溉条件的土地上。2、为保证稳产高产，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技术要求进行田间管理。3、乙方必须保证将自己的产品（签订种植的棉花）全部交给甲方。三、收购事宜；收购地点：吉木萨尔县庭州棉麻有限责任公司（三台扎花厂）。收购价格：在国家指导价的基础上，随行就市。四、违约责任；1、甲方违约则赔偿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乙方违约则每亩给甲方赔偿600元违约金。2、甲方不承担因管理不当、地力差、干旱或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任何责任。五、其他；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则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本合同管辖权归甲方代理人所在地。3、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存档一份。4、本合同有效期为壹年。备注：。甲方：石河子开发区丝路弘元棉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乙方：地址：电话：签订日期：年月日。”钟学动查看后发现合同内容中出现的被告公司名称中的”泓”字误写为”弘”字的问题，但对合同内容未提出修改意见。2017年春天，张某持上述合同以及被告为其出具的委托书欲与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的农户签订《棉花种植回收合同》，但农户要求张某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张某将此情况告知钟学动后，钟学动称公司印章丢失，无法短时间内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经商议由张保卫私刻一枚公章，该公章的公司名称为”石河子开发区丝路弘元棉业有限公司”，张某在合同上加盖该枚印章后拍照发送给钟学动查看，因需及时与农户签订合同，钟学动除发现公司名称”泓”字有误外，未向张某提出重新刻章的要求。张某在上述《棉花种植收购合同》甲方处加盖了公司名称为”石河子开发区丝路弘元棉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后与农户正式签订合同，在张某与农户正式签订合同时，张某与钟学动商议回收农户种植的棉花保底价确定为6.5元/公斤，农户要求将保底价在合同备注项内予以明确，张某遂在合同备注项中手写了”本合同内交售的棉花不除杂、不扣水分、不划衣份。违约责任双方对等600元，保底价6.5元。”的内容。此外，张某在与农户签订《棉花种植回收合同》时，其与农户约定由农户自行种植”新陆早53号”棉花种子，种子可由张某代为联系新疆合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后交付给农户，棉花种子款每公斤35元，由张某代为收取，所需农药亦由张某提供，费用由农户支付，农户表示同意。2017年4月16日，原告孙存杰与樊大兵二人共同作为一户与张某签订了《棉花种植收购合同》，合同内容中第一款甲方的责任第6项注明”种植面积45亩，品种53号，种子价格35元。”第五款其他第2项中”本合同管辖权归甲方代理人所在地”的”甲方”手写改为乙方，并由原告在改动处捺印，合同备注项内容除具有上述内容外，另在保底6.5元后增加了”收购时间：10月31日前”的内容。原告孙存杰及樊大兵在合同乙方处签名捺印。合同签订后，张某向原告提供了”新陆早53号”棉花种子，原告按约进行种植，并向张某付清了棉花种子款。2017年10月28日原告向吉木萨尔县庭州棉麻有限责任公司三台扎花厂交付了一批毛重为14130公斤的棉花，皮重8760公斤，该厂向原告出具了一份过磅单，过磅单显示扣水107公斤后净重为5263公斤，按棉籽单价5.57元/公斤结算金额为29314.91元。10月29日原告又向该厂交付了一批毛重为12740公斤的棉花，皮重8740公斤，该厂又向原告出具了一份过磅单，过磅单显示扣水30公斤后净重为3970公斤，按棉籽单价5.50元/公斤结算金额为21835元。因该厂扣除水分称重，且未按约定的6.5元/公斤单价结算棉花款，双方协商不成，原告等人遂找村委会出面解决，后将情况反映给吉木萨尔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吉木萨尔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调查过程中亦组织进行了调解，但因该厂不同意按6.5元/公斤的价格收购棉花，双方产生争议。另查明，（一）吉木萨尔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经农户反映后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调查和了解。第一，对”石河子开发区丝路弘元棉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致函石河子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协助调查，石河子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复函吉木萨尔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称在分局辖区内并无注册有字号为”石河子开发区丝路弘元棉业有限公司”的公司。第二，对吉木萨尔县庭州棉麻有限责任公司在吉木萨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台信用社开设的账户明细进行了调查。经查，该公司自2017年1月15日至11月1日期间与被告、孙泽生、钟俊霞、石河子市鑫棉纺织有限公司等存在交易往来。第三，对”新陆早53号”棉花种子有无生产经营许可证向新疆合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经查，”新陆早53号（金垦802号）棉花有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C（新自石）农种许字（2017）第0006号，该品种系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授权新疆合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品种，新疆合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与受托方签订委托代销种子协议后由受托方代为销售公司生产的种子。第四，对钟学动、张某以及吉木萨尔县庭州棉麻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孙泽生进行调查询问。经查，钟学动、张某二人在该局的询问过程中认可被告确实委托张保卫与农户签订《棉花种植收购合同》的事实，也陈述了公司名称及合同公章的来由过程；孙泽生则陈述钟学动系其岳父，其岳父与吉木萨尔县庭州棉麻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保庆在2017年7月8日签订过一份《棉花加工厂租赁合同书》，租赁该公司的棉花加工厂进行经营加工，由该公司提供营业执照、资格证、场地设备、账户等。孙泽生任吉木萨尔县庭州棉麻有限责任公司三台扎花厂厂长，实际由该厂收购农户交来的棉花，收购的棉花包含上述合同的部分。给农户结算的棉花款中一部分是通过吉木萨尔县庭州棉麻有限责任公司账户支付、一部分是孙泽生个人支付到账再转至钟俊霞账户，由钟俊霞转出；向吉木萨尔县范围内农户支付的棉花款都由孙泽生个人账户进行支付。吉木萨尔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调查中，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秀芳出具书面委托，委托钟学动到该局办理合同纠纷在内的业务。（二）本案审理中，樊大兵提交了一份证明，其自愿放弃在本案中享有的起诉权利。之后本院又对其进行了询问，樊大兵表示在其与原告合并一户与被告签订的《棉花种植收购合同》中涉及其个人的棉花款已领取到位，扎花厂要求其提交合同原件及过磅单原件后再向其开具发票，开具发票后才能领取棉花补贴，大多数农户已向扎花厂提交了过磅单原件，但合同原件仍有部分农户持有，其再次表示自愿放弃在本案中享有的权利。（三）吉木萨尔县庭州棉麻有限责任公司于2001年11月1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崔保庆，经营范围为：收购、销售、加工棉籽（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批零兼营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棉花。吉木萨尔县庭州棉麻有限责任公司三台扎花厂于2001年11月15日成立，负责人也是崔保庆，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收购、销售、加工籽棉。以上事实由当事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是否成立了棉花种植收购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系种植回收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原、被告间成立了棉花种植收购合同关系，原告就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委托书、《棉花种植收购合同》、过磅单、被告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证人张某的出庭证言以及申请法院从吉木萨尔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材料，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委托张某与原告等人签订合同的事实，即便被告否认张某向被告交回过任何合同，但被告对委托书并不持异议，委托书中载明了代理人的姓名、名称、代理事项、权限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即：”委托代理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张某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在授权的范围内与原告签订《棉花种植收购合同》，对被代理人即被告发生效力，应由被代理人承受合同权利与义务。另外，《棉花种植收购合同》内容具备双方姓名、标的和数量，应当认定原被告成立棉花种植回收合同。即便案涉《棉花种植收购合同》中甲方处加盖的公司印章名称与被告公司的名称有一字之差，但根据代理人张某以及钟学动的陈述来看，合同内容是双方协商确认的结果，代理人张某亦是在代理的权限范围内行使受托事务，原告也已按约向合同约定的交付地点交付了棉花，履行了其义务，当代理人张某有被告的明确授权时，即便签订的合同中被代理人的名称有误，仍不影响合同的成立。被告提出原、被告双方没有成立任何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且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按约向被告交付了两批棉花，被告应当按约定的计重方式和收购单价向原告结算并支付棉花货款，被告未按约支付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告应当对原告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原告现要求被告按照原告向其交付的棉花毛重在扣减皮重后的棉花质量9370公斤（14130公斤+12740公斤-8760公斤-8740公斤）作为计算质量，并按合同约定的收购单价6.5元/公斤结算并支付棉花款计60905元的诉讼主张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提出不予支付棉花款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石河子开发区丝路泓元棉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孙存杰棉花款计6090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2元，减半收取计661元，由被告石河子开发区丝路泓元棉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沙晓波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吴明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