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13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2007年12月15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刘克勇（刘某之父），1974年2月26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卢丙玉（刘某之母），1971年12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高振英，女，1953年1月2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民航总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高井**号。
法定代表人李松林，院长。
委托代理人魏立，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郝静，女，1978年11月2日出生，民航总医院妇产科医生。
上诉人刘某与被上诉人民航总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0）朝民初字第04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刘某之法定代理人刘克勇、卢丙玉及委托代理人高振英，民航总医院之委托代理人魏立、郝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07年12月15日，刘某之母卢丙玉在民航总医院产下刘某。此前，卢丙玉曾多次在民航总医院处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均显示正常，但由于生产时民航总医院没有及时发现刘某是巨大儿，对刘某的体重估算误差达到1500克，没有采取正确的接生方式和手术方式，造成肩难产。民航总医院将刘某从母亲体内强拉硬拽出来，导致刘某左臂丛神经损伤。民航总医院让没有医师执业证书的医务人员进行接生，违规操作、判断失误、违规超剂量使用催产素。刘某认为正是由于民航总医院存在上述过错导致了刘某重度窒息、新生儿肺炎、左臂丛神经损伤的终身残疾的严重后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民航总医院赔偿刘某：一、医疗费261116.22元（其中包括卢丙玉在该院因生产发生的医疗费3653.16元，刘克勇在该院发生陪产费用180元，刘某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期间发生婴儿用品费650元、其余256693.06元为刘某在北京按摩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为治疗其左臂丛神经损伤发生的医疗费）；二、护理费336267.54元（包括1.按照北京市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的卢丙玉工资损失284792元。2.按照刘克勇月工资标准2500元计算的每天1.5个小时的工资损失20454.54元。3.按照北京市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的卢丙玉每天1.5个小时的工资损失30541元。4.刘克勇、卢丙玉每天晚上给刘某进行水疗热敷、艾条热烤的煤火费480元）；三、陪护费28800元（按照兼职陪护平均月薪800元，计算36个月）；四、伤残器具费200元；五、交通费55469元（按照每日43公里，每公里综合费用1元，每月22天计算，共计57个月，另有606元停车费，118元出租车费）；六、伙食补助费125400元（按照每天50元的标准，从出生之日计算至2013年9月26日）；七、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包括刘某10万元，卢丙玉、刘克勇各5万元）；八、律师费15000元；九、复印费606.60元；十、伤残赔偿金775104元；十一、营养费34666.66元（按照每个月500元计算，自出生之日计算至2013年9月26日）；十二、鉴定费由民航总医院承担。另外，要求民航总医院赔偿刘某后续治疗的相关费用，以票据为准。
民航总医院辩称：我院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我院医务人员接诊刘某之母卢丙玉后，认真查体并完善相应的各项检查，诊断卢丙玉为”妊娠期糖尿病”，但卢丙玉怀孕期间未在我院建产科病历进行系统的产前检查，未遵医嘱按时复查和进行相应的治疗，导致医生无法随访、追访和进行有效治疗；医务人员以现有检查手段和预估胎儿体重的计算方法，预测胎儿的体重数值，并未违反产科医疗技术操作常规和规范；卢丙玉自身偏胖，从客观上干扰和加大了医务人员预测胎儿大小的难度。刘某的损伤是因其巨大儿发生肩难产，导致并发症，这是难以避免的，不是我院的医疗行为所导致。总之，我院对刘某及其母卢丙玉实施的医疗行为未违反产科医疗技术和诊疗操作常规，不存在医疗过错，故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要求的医疗费包括从出生以后到目前的费用，根据其并发症临床恢复情况来看，恢复期应该在半年至一年期间，如果不能恢复再采取治疗是没有意义的，刘某扩大的医疗费损失是无理的。刘某不能进行永久性的康复治疗。对于刘某主张的护理费和陪护费，是双重的主张。如果需要护理也是应以一人为限，超过一人的护理需要出具相关证据。刘某出生后，本身是婴儿，就需要家长的监护和看护，不需要特殊的看护，不应存在护理费问题。刘某主张的交通费应当提供与其费用产生时间相一致的就诊方面的证据，而就诊一般也应当乘坐普通交通工具，否则就是扩大损失。刘某在交通费中主张的加油费和车辆折旧费也是缺少法律依据的。对于刘某主张的残疾器具费，应该出具医疗机构的证明。刘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父母部分的没有法律依据，刘某自己的部分也不应当赔偿。对于刘某主张的营养费，应当根据鉴定单位明确的以药物的方式进行营养，且刘某的医疗费中已经有了营养药物的费用，所以我们不同意赔偿。对于律师费、鉴定费、复印费、刻盘费、信息公开费、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均不同意赔偿。另外，我院已于2008年8月19日借款25000元给刘某，并先后根据法院两次先予执行裁定，分别又支付给刘某先予执行款1万元、5000元，共计4万元，请求法院在判决中予以扣除。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医疗机构承担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并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民航总医院作为医疗机构，首先申请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而鉴定结论为民航总医院的医疗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认定臂丛神经损伤与肩难产有关，民航总医院在巨大儿分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与患者沟通不够充分。法院又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以下简称法大研究所）进行了医疗过错、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根据该鉴定单位的鉴定意见，民航总医院的医疗不当行为在被鉴定人刘某的不良后果中起到部分作用，建议参与度考虑为D级（理论赔偿系数50%）。刘某对该鉴定结论不认可，申请鉴定单位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法大研究所指派两名鉴定人出庭接受了质询，对刘某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合理答复。对于该鉴定结论，法院予以采信，并将在鉴定结论确定的过失参与度级别所对应的参与度系数值范围内适当确定民航总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
中天司法鉴定中心的（2008）鉴临字1136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和鉴定意见认为，被鉴定人刘某目前不符合伤残鉴定时限要求，目前仍需继续治疗，如营养神经及康复等治疗。虽然距离该鉴定结论作出已经又经过了四年多的时间，但目前没有其他鉴定结论，且通常情况下，康复治疗有利于恢复病情，法院对此鉴定结论仍予以采信。
刘某为婴幼儿，刘某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和数额，法院根据向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咨询意见及《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试行）》酌情核定。
因刘某本身为婴幼儿，其神经损伤后，进行长期的功能训练及康复治疗，对其恢复肢体功能有必然的需要，故刘某要求民航总医院赔偿其为治疗左臂丛神经损伤，在北京按摩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及外购药所发生的医疗费，法院予以支持。
刘某要求民航总医院赔偿其母卢丙玉住院生产的费用3653.16元、刘某之父刘克勇在该院陪产的费用180元、刘某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期间的婴儿用品费650元，这三项费用并非因为民航总医院的过失医疗行为衍生，即使不存在民航总医院的过失医疗行为与刘某左臂丛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上述三项费用仍需发生，故对于刘某的这三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某主张的卢丙玉因护理刘某发生的误工费。刘某虽然为婴幼儿，生活无法自理，需要日常护理，但是其作为有病情的婴幼儿，需要父母更为精细的护理，包括因功能训练及康复治疗所支出的多于正常婴幼儿所产生的护理时间和精力，故法院根据刘某的具体情况，酌情考虑卢丙玉的误工费。
关于刘某要求民航总医院赔偿其父刘克勇为其进行水疗、热烤已发生的误工费，其母卢丙玉为刘某进行水疗、热烤已发生的误工费。刘某父母为刘某进行水疗、艾条热烤，据陈述是非工作时间进行，并未导致刘某父母发生误工损失，故此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同理，刘某主张的”兼职陪护费”亦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刘某主张进行水疗和艾条热烤发生的煤火费，虽然刘某未提交煤火费发生的票据和需要水疗、热烤的医嘱、处方等证据，但根据刘某提供的照片等证据，可以证实确实发生了此项费用，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适当支持。
关于刘某购买手托发生的残疾器具费，根据刘某的病情，购买该项残疾器具有其合理性，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刘某主张的交通费，因刘某为恢复肢体功能进行了长期的治疗，确有交通费发生，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据刘某就医的情况，按照一般普通交通工具的标准，结合刘某出具的票据酌情确定赔偿标准和数额。
刘某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按照刘某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天数核算合理费用数额。
刘某主张的营养费，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出院医嘱要求适当补钙、铁，而刘某的医药费中已经有关于营养神经的相关药物，故刘某主张的营养费，法院参照咨询意见及相关规定酌情确定。
刘某主张的其为聘请律师发生的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并未规定上述赔偿项目，且律师费并非刘某为主张权利必须发生的费用，故对于刘某的上述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刘某主张的复印费等，是为主张诉讼权利而发生，属其实际损失范围，法院予以支持。
刘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民航总医院的过失医疗行为与刘某左臂丛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而刘某左臂丛神经损伤必然导致其精神痛苦，故对于刘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以支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须根据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等因素确定，但目前刘某的伤残等级尚未确定，无法确定其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故精神抚慰金数额目前难以确定。刘某虽然主张没有北京儿童医院肌电图及北京二炮医院核磁共振诊断书就无法进行伤残鉴定，但是经过法医的解答，刘某的主张并不能成立。刘某可待伤残等级确定后与残疾赔偿金一并主张精神抚慰金。关于刘某父母二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该二人并非法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求偿主体，即该二人并非受害人本人亦非死者近亲属，故该二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刘某还主张了为进行后续治疗需要的后续治疗费，因上述费用均尚未发生，且尚无鉴定结论或医嘱、处方能够明确后续治疗的内容与期限，故对于刘某的上述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民航总医院的医务工作人员的资质问题，目前刘某没有证据证明民航总医院构成非法行医。
据此，原审法院判决：1.民航总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某医疗费十四万一千一百八十一元、护理费二万二千二百元、煤火费二百六十四元、残疾器具费一百一十元、交通费九千四百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三百五十八元、复印费三百元、营养费六千六百元，以上合计十八万零四百一十三元（其中已经先行给付四万元）。2．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刘某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为：1.不认可民航总医院过错参与度为百分之五十的鉴定意见，一审当中的鉴定程序不合法，法大研究所在两次因刘某提出病例不完整的前提下决定终止鉴定，但一审法院却置此不顾，强行要求继续鉴定，此外，鉴定人张海东也不具备妇产科临床专业经历，故要求重新鉴定；2.民航总医院为刘某之母卢丙玉接生的四名医护人员缺乏行医资格，超剂量使用催产素，并篡改病历，应当对刘某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民航总医院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2007年12月15日，刘某之母卢丙玉因临产急诊入住民航总医院，分娩过程中发生肩难产，后分娩出胎儿即本案上诉人刘某。刘某当日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共计住院13天，被诊断为：新生儿窒息（重度），新生儿肺炎，臂丛神经损伤，巨大儿；出院医嘱：合理喂养，加强护理，适当补钙、铁......，继续臂丛神经康复治疗......。在朝阳区法院的原审诉讼中，经民航总医院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市朝阳区医学会就民航总医院对刘某及其母卢丙玉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与刘某左臂丛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有无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北京市朝阳区医学会做出京朝医鉴字（2008）3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结论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51号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一章第二条，本病例不构成医疗事故。刘某不认可该鉴定结论，认为鉴定结论与事实不符，申请进行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民航总医院认可该鉴定结论。
朝阳区法院协商双方当事人委托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就民航总医院对刘某及其母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与刘某左臂丛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有无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鉴定。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做出（2008）鉴字第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民航总医院对产妇卢丙玉的诊治行为存在缺陷和不足；民航总医院的缺陷和不足与被鉴定人刘某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参与度考虑为50%。刘某不认可该鉴定结论，认为将过错参与度定为50%不公正，刘某方本身没有任何过错，且在听证会时没有患方代表参加，没有让刘某方有机会充分陈述案情，故申请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并申请重新进行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此外还申请对刘某的左臂丛神经损伤的伤残等级、是否需要后续治疗进行鉴定。民航总医院认可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因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在对刘某进行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鉴定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鉴定结论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等情况，故朝阳区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不准许刘某重新进行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司法鉴定的申请，但对于刘某申请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出庭予以准许，对于刘某申请的伤残等级与后续治疗的司法鉴定予以准许。法院根据刘某的申请，通知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并通知刘某预交鉴定人出庭费，但刘某未预交鉴定人出庭费，鉴定人因此未出庭。
朝阳区法院将上述鉴定结论作为证据对本案进行了判决，但刘某对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才同意交纳鉴定人出庭费。此时鉴定人一方未出庭接受质询。
本案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回，朝阳区法院重审后，法院继续通知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出庭接受质询，但该中心仍因故未出庭接受质询。由于鉴定结论不经质询令人质疑，法院对刘某申请重新鉴定的申请予以准许。刘某向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交纳的司法鉴定费6500元，该中心正在办理退费手续。
由于刘某方对此次鉴定要求必须由国家级司法鉴定单位重新进行司法鉴定。法院商双方当事人确定了国家级司法鉴定单位法大研究所为鉴定单位。法院依法委托法大研究所就民航总医院对刘某及其母卢丙玉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与刘某左臂丛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有无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鉴定。法大研究所于2013年1月11日做出法大（2012）医鉴字第128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显示，民航总医院在对被鉴定人卢丙玉诊疗行为中，存在产前检查过程中告知不充分的可能，使患者对病情严重性的重视不足，而未能及时建产前病历、定期产前检查和治疗；同时，本次入院后，对胎儿体重估计明显不足，尤其在已经估计为巨大胎儿具有肩难产可能的情况下，未见考虑选择剖宫产的分娩方式，告知并征求患者及家属的意见，从而未能有效避免在胎儿娩出过程中发生肩难产，出现新生儿窒息和左侧臂丛神经损伤的不良后果。民航总医院的上述不当在被鉴定人刘某的不良后果中起到部分作用，建议参与度考虑为D级（理论赔偿系数50%）。该报告后附医疗过失参与度对照表，显示医疗过失参与度D级的参与度系数值为40%-60%，理论系数值为50%。民航总医院认可该鉴定结论。刘某不认可该鉴定结论，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法大研究所指派两名鉴定人出庭接受了质询，对刘某的问题进行了合理答复。但刘某仍坚持认为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并申请重新鉴定。因法大研究所在鉴定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鉴定结论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等情况，故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对刘某重新进行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司法鉴定的申请未准许。
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曾商双方当事人确定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单位，由法院依法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就刘某的臂丛神经损伤的伤残等级、是否需要后续治疗和后续治疗的期限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08年12月19日作出中天司鉴中心（2008）鉴临字1136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认为：被鉴定人刘某，12个月，系肩难产致左侧臂丛神经损伤，经过对症治疗及肌体自身修复，其伤情逐渐好转，现仍遗留部分神经损伤体征，鉴于神经损伤临床治疗（症状或体征消失）或体征固定需时较长，其自身又处于生长与发育阶段，目前损伤后遗体征尚不固定，同时，其年龄尚小，不能完全配合检查，因此，被鉴定人刘某目前不符合伤残鉴定时限要求。被鉴定人刘某仍需继续治疗，如营养神经及康复等治疗，鉴于神经损伤治疗时限较长，疗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建议其治疗期限视今后的临床治疗效果而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刘某目前仍需继续治疗。刘某认可该鉴定意见，民航总医院认可该鉴定结论的真实性，但认为其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中天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作出后，刘某又向法院提出，由于民航总医院的过错造成刘某出生时重度窒息可能影响大脑发育，故申请对其脑部是否受损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法院商双方当事人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刘某脑部是否受损进行鉴定，并根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要求通知刘某的法定代理人刘克勇、卢丙玉于收到交费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即2009年2月1日之前预交鉴定费，但刘某未预交鉴定费，该鉴定未进行。
本案重审审理中，刘某继续申请对其伤残程度、医疗期、营养期、护理期等进行鉴定，法院准许。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后，确定北京盛唐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单位。在此过程中，刘某要求将其曾经向朝阳区法院提交的2008年1月的北京儿童医院肌电图及北京二炮医院核磁共振诊断书各一份检查结果一并送检，但该两份证据经当庭质证后，法院并未收取原件。刘某坚持要求由朝阳区法院向鉴定单位出具两份检查报告作为鉴定依据，并以此为由拒绝继续进行伤残鉴定的相关程序。北京盛唐司法鉴定中心于2013年8月6日向法院出具了《司法鉴定终止函》，该函说明由于刘某认为其鉴定材料中缺少北京儿童医院肌电图及北京二炮医院核磁共振诊断书各一份，可能对鉴定意见产生影响，并未交纳鉴定费，终止了鉴定。刘某为此申请北京盛唐司法鉴定中心出庭接受质询。北京盛唐司法鉴定中心指派法医到庭接受质询，答复称：刘某要求法院提供的北京儿童医院肌电图及北京二炮医院核磁共振诊断书是被鉴定人早期的检查结果，而伤残鉴定是对现有的身体状况进行鉴定，原检查结果只可以作为参考。即便有这些材料，也需要对被鉴定人重新进行检查。如果没有，对完成此次鉴定也没有影响。刘某对此表示有异议，坚持认为只有在上述两项检查报告齐全的情况下，才同意进行鉴定。
刘某还向法院提供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签发的残疾证，证明其为肢体残疾，残疾等级为三级。北京盛唐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出庭接受质询时，法院就该残疾证显示的残疾等级与司法鉴定的残疾等级是否是依据同一标准作出进行了咨询，法医答复并非同一标准。
另查明，刘某在北京按摩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及外购药品为治疗其左臂丛神经损伤发生医疗费256693.06元；另外，刘某母亲卢丙玉在民航总医院生产发生医疗费3653.16元，刘某之父刘克勇在该院发生陪产费用180元，刘某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期间发生婴儿用品费650元；刘某为证明其支出交通费，向法院提供了汽油费发票、停车费发票若干。
诉讼中，朝阳区法院至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就刘某的医疗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了咨询。该所答复称：因刘某本身是婴幼儿，就需要护理。孩子小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做康复肯定会有所帮助。根据《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试行）》的规定，臂丛神经损伤误工期180-365日，营养期30-60日，护理期30-150日。《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试行）》还规定，对于一些损伤后恢复期比较长，但已进入调解程序或诉讼程序的，误工期评定的上限可以至伤残评定前一日，但一般不超过24个月。该中心答复称：从该准则条款的各项规定及实际操作看，误工期是三期（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中最长的期限。上述准则是针对成人规定的，法院可根据本案当事人为婴幼儿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各期限。
本案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根据刘某的先予执行申请，朝阳区法院作出（2008）朝民初字第114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民航总医院先行给付刘某1万元。另，民航总医院还以借款方式先行给付刘某2.5万元。本案重审过程中，根据刘某的先予执行申请，法院作出（2010）朝民初字第43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民航总医院先行给付刘某5000元。民航总医院已经共向刘某支付4万元。
刘某要求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答复关于民航总医院医务人员的资质情况，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对相关医务人员的资质问题进行了答复。
本院二审期间，刘某坚持认为法大研究所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并申请重新鉴定。因法大研究所在鉴定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相关情形，故本院对刘某重新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未准许。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病历、京朝医鉴字（2008）3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法大（2012）医鉴字第128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天司鉴中心（2008）鉴临字1136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终止函》、医疗费票据、交通费票据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民航总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刘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程度。本案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对刘某之母卢丙玉的诊疗过程方面存在极大争议，原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法大研究所进行了鉴定，根据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民航总医院的治疗行为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在刘某的不良后果中起到部分作用，建议参与度考虑为D级（理论赔偿系数50%）。因法大研究所出具的上述鉴定意见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且相关鉴定人员亦出庭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故对于该鉴定意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所确定的责任比例及各项赔偿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残疾赔偿金，刘某可待伤残等级确定后另行主张；关于后续治疗费，刘某亦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刘某上诉认为法大研究所的鉴定意见错误，民航总医院应当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某上诉称民航总医院医务人员的接生行为属于非法行医的违法犯罪行为一节，本院认为目前刘某并无证据证明民航总医院构成非法行医，且非法行医的认定及是否构成犯罪行为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之内。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医疗事故鉴定费3000元，由民航总医院负担（已支付）；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费（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收取）8000元，由民航总医院负担（已支付4000元，剩余4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庭费（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收取）1600元，由刘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庭费（北京盛唐司法鉴定中心收取）1000元，由刘某负担（已支付）；伤残鉴定费（中天司法鉴定中心收取）3000元，由民航总医院负担（已支付）。
一审案件受理费4645元，由民航总医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8元，根据刘某的申请及实际情况，本院决定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饶亚东
代理审判员 宫 淼
代理审判员 史智军
二〇一四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申峻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