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9民初13326号
原告：王家栋，男，198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德壅，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迟元，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提篮桥支行，营业场所上海市虹口区。
负责人侯冰，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支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天添，支行员工。
第三人：韩冬，男，1981年7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殷行一村***号***室。
原告王家栋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提篮桥支行、第三人韩冬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家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德壅律师、徐迟元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存款损失40万元。
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被告“XXXXXXXXXXXXXXXXXXX牡丹灵通卡(借记卡)”的用户。2016年3月8日，原告与第三人韩东订立借款合同，由原告向韩东借款40万元。当日，原告与第三人韩东至被告处，通过柜面工作人员将韩东银行卡内40万元转入原告上述牡丹灵通卡(借记卡)，但2016年4月中旬，原告查账发现该40万元竟在存入当日就不翼而飞，原告遂要求查看被告监控录像，但被告未予提供。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而本案被告显然疏于职守，导致原告损失，故原告来院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不认可原告诉请，在2016年3月8日当天，原告与第三人韩东至被告处共办理了三笔业务，其中第一笔是将第三人韩东尾号为“8641”工商银行卡内40万元转入原告王家栋上述牡丹灵通卡(借记卡)内，第二笔是由原告申请从其牡丹灵通卡(借记卡)中取现40万元，其输入取现密码并签字确认，第三笔是由第三人韩东申请向其“8641”工商银行卡内存入40万元，并由韩东签字确认，因原告和第三人一致要求不必点钞仅需走账即可，被告遂遵循客户意愿将王家栋卡内取出的40万元存入第三人韩东的卡内，因原告存在上述支取行为，导致储户与银行之间的存款之债消灭，其再行要求被告支付存款并无法律依据；关于录像保管问题，被告亦没有违反规定，按照公安部门规定银行视频保存时间不短于30天，但原告系2016年6月15日至银行要求看录像，此时距离存取款当日已经远远超过30天，故视频已不存在。
第三人述称：被告陈述属实。因原告之前向第三人借款32万元，出具过七张借条，后原告又要求借用6万元，故第三人将所有借条归并为一张40万元的借条，其中2万元差额当做利息,之前的欠款借条都归还给原告；因需做份40万元的借款凭证，故至被告柜台按40万元欠款走账，因当天还要做公证，为了赶时间，原告与第三人一致要求不点现钞。
针对被告辩称、第三人述称，原告提出如下异议：当时仅需借款6万元，不需要借款40万元，但第三人告知要么不借，要么借40万元，故原告只得遵从；后原告先至银行写借条，第三人转账时原告并不在现场，需要按密码时才从VIP室出来到场，但当时不知道是取款，柜台工作人员只是塞了一个条子要求签字，原告签字了但没有仔细阅看内容，以为是在存款手续上签字，原告并未向被告表示不必点钞仅需走账；待银行办理完手续后，原告与第三人一起去做公证，当时以为原告的牡丹灵通卡(借记卡)内进账40万元，公证做好后，第三人又给了6万元现金，当天做完公证大概系晚上5点；取款要有取款行为，但被告并无现金操作，在无须点钞的情况下，被告亦没有提醒原告，亦未要求原告在柜面填写单据确认，故银行纵容“空存空取”，违反了强制性规定，对原告损失存在过失；关于监控录像，公安部规定不得少于1个月，但没有上限规定，由于被告不能提供监控录像，应承担不利后果。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借款合同》、《债权文书公证书》、《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被告围绕辩称提交了三组《交易凭证》及原告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第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或不能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债权文书公证书》，虽被告无法确认，但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系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和发生的，因第三人作为证据的相对方并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2.涉编号XXXXXXXX、编号XXXXXXXX、编号XXXXXXXX的《交易凭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对认定“原告是否向被告申请取现”具有很大关联性，且原告本身对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基于上述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16年3月8日，原告王家栋与第三人韩东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第三人借款4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自2016年3月8日起至2016年4月7日止。
2016年3月8日15：20分左右，第三人韩东向被告申请转账业务，将韩东尾号为“8641”工商银行卡内40万元转入原告王家栋尾号为“1142”的牡丹灵通卡(借记卡)内。当日15：25分左右，原告王家栋向被告申请“个人账户取款”，从其本人上述牡丹灵通卡(借记卡)内取款40万元，编号为“XXXXXXXX”的业务申请确认书凭证载明“本人确认银行打印内容准确无误，并与申请业务需求相符一致”，原告王家栋在该处签名确认；编号为“XXXXXXXX”的交易凭证载明“个人账户取款(活期)，户名王家栋，卡取现金，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客户确认卡号XXXXXXXXXXXXXXXXXXX，取款金额40万元”，原告王家栋在该凭证“本人已阅知并同意遵守本凭证背面的《客户须知》，确认上述打印内容与本人申请办理业务的内容一致”处亦予以签名确认。当日15：31分左右，第三人韩东向被告申请“个人账户存款”，向其本人尾号为“8641”工商银行卡内存入40万元，第三人韩东在交易凭证上予以签字确认。
2016年3月8日，原告、第三人从被告处离开后，共同至上海市黄浦公证处申请对上述《借款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2016年3月14日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出具了编号为(2016)沪黄证经字第3935号《债权文书公证书》。
另查明，1.第三人韩东申请向原告王家栋转账(交易凭证编号为XXXXXXXX)、原告申请取款(交易凭证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第三人申请存款(交易凭证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均系在同一柜台连续完成，交易凭证编号也是连续的；2.2016年3月8日，原告上述牡丹灵通卡(借记卡)在卡取40万元后，当日又通过网转进账5,000元，原告即又通过ATM机分别取款3,000元、2,000元，当日卡内余额为0元；2016年4月8日，原告上述牡丹灵通卡(借记卡)内存入4,800元，当日原告又通过ATM机，分两笔将4,800元取出，卡内余额为0元；2016年4月16日，原告上述牡丹灵通卡(借记卡)内存入2,000元，当日原告通过ATM机将该笔钱款转出，卡内余额为0元。
庭审中，原告先是向法庭表示，2016年3月8日第三人向其卡内转账后，以为进账了40万元，后又表示他当时以为进账34万元；原告还表示知晓他人向其卡内转账时，银行无需原告的身份证，其之所以向银行出示身份证，系基于对银行的信任，输入银行卡密码也是按银行的要求照做；2016年4月18日，原告发现卡内40万元不见了。
本院认为，原告系被告“XXXXXXXXXXXXXXXXXXX牡丹灵通卡(借记卡)”的持卡人，其自开卡业务完成之时便成为被告储户，与被告之间建立储蓄合同关系，在该法律关系中，原告享有向被告支取存款本息的权利，被告负有保障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的义务。本案被告是否负有赔偿责任，取决于被告是否违反了关于保证存款安全性、流动性的义务要求。
一、被告行为并未违反存款安全的保障义务。
关于信息审查方面，在原告向被告申请取款时，被告已按操作规程要求原告提供身份证，并输入取款密码，按银行业务人员的通常认知和判断能力，当储户能够提供其本人身份证，并能输入与其在银行计算机系统中设定一致的取款密码时，被告已经尽到了对身份信息的审核和对密码的核查义务，就应按储户要求支付存款；关于钱款交付方面，被告可将该钱款交付予原告本人，亦可按原告的意见交付予第三人。但无论钱款的流向如何，原告在取款业务完成后，又签字确认被告所办理业务与自己申请办理业务一致，表明原告已经完成了取款行为，原、被告之间的该笔40万元存款之债已告消灭。关于原告所述“误认为取款签字系存款签字”的意见，本院认为原告在明知他人向其卡内存款无需提供身份证的情况下，其向被告出示了取款才需的身份证，输入了取款密码，在完成了一系列取款动作后又在取款凭证上签字确认，现以“误认”为由提出异议，逻辑相悖，实为牵强，原告在签字时理应尽到相应的谨慎、注意义务，若发现与其申请业务不符应及时提出异议，否则应对其自身确认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关于原告所述“未向被告表示不必点钞仅需走账”的意见，本院认为，通常情况下，银行在他人向储户完成转账后，若无储户指令，银行不会擅自办理后续的取款和存款行为。本案中虽原告称其未予同意过，但被告、第三人一致表示原告在场且征得原告同意，再结合原告和第三人先前的借贷关系、第三人向原告的转账行为，被告连续办理的后续业务等情形，仅走账一说亦不悖情理。相反，在原告并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本院无法据其所述建立内心确信。关于录像监控方面，根据《银行营业场所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的规定》第4.1条载明，营业场所的风险等级分为三个级别，由低到高为：三级风险、二级风险、一级风险。第5.1条载明，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护的级别分为三级，由低到高为：三级防护、二级防护、一级防护。第5.2.1条载明，防护级别的确定，原则上应与风险等级相对应。即三级风险单位应达到三级防护要求；二级风险单位应达到二级防护要求；一级风险单位应达到一级防护要求。第5.3.10条对“三级防护”要求安防系统记录资料的保存期不应少于30天。该规定对于二级防护及一级防护中安防系统记录资料的保存期未提出更高要求。本案所涉三笔交易均系在2016年3月8日完成，距原告申请调看录像已长达3个月之久，超过上述规定关于30天的保存要求，虽被告若能更长地保存录像资料，在客观上会更有利于事实的查明，但在相关规定未对被告提出更重保存义务的情况下，本院不能对其苛责。
二、被告行为在客观上符合存款“流动性”的义务要求。
所谓“流动性”义务是指银行应保证存款资金作为广义货币的高度流通性，能随时满足客户提取存款的需要，保证存款金额的支付及资金的正常流动，不得拖延或拒绝。银行在尽到审核义务、保障钱款安全性的前提下，若储户与他人同意并要求银行办理不清点现钞的存、取款业务，银行并无理由拒绝。本案中，本院根据现有证据和各方意见，无法得出原告“未同意不清点现钞”的结论；与之相反，本院结合原告和第三人的借贷关系、第三人向原告的转账行为，被告连续办理的后续业务等情形，认为“不清点现钞仅走账”一说不悖情理，被告亦无理由拒绝客户的该种要求。随着监管的趋严，被告可能在该业务操作的形式上需更趋严谨、完善，但在目前并无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本院不对其给予否定评价，至少在客观上符合了储蓄存款合同关于存款流动性的要求。关于原告所述“被告存在‘空存空取’行为”的意见，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的借款关系及涉案三笔连贯交易的事实，均表明涉案三笔交易有其客观的业务基础，涉案钱款40万元有取出、有存入、有流向，涉案资金流转明确、连贯，并非原告所述的“空存空取”，对其意见不予采信。
三、依“逻辑经验”推断原告所述不合常理。
1.庭审中，当法庭询问原告借款用途时，原告语焉不详、未予明确，表示其当时只想向第三人借款6万元，但第三人强硬要求其借到40万元；2.原告先是向法庭表示，当第三人向其卡内转账后，当时以为进账了40万元，当法庭问及既然第三人已经转账40万元，后续又交付原告6万元现金，那么借款合同载明数额为何只有40万元时，原告又改口表示他当时以为进账34万元；3.通过原告的涉案账户明细来分析，原告账户一旦有钱进入，其均会在当天将钱款全部转出或提现，这表明其对账户余额是较为关注的，而本案事发当日，在第三人完成向原告转账40万元后，原告账户又曾进账5,000元，其即将钱款全部取走，但当法庭询问其当日为何未发现钱款异样时，原告表示其并无关注账户余额的习惯，这不仅与其实际的用卡习惯不符，亦与常人的生活经验相悖；4.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借款期限仅为一个月，按正常逻辑，借款应为所用之需，原告启用钱款的时间应较为紧迫，若钱款系不翼而飞，原告应能及时发现；即便如原告所述其本不需要40万元，但当其需向第三人清偿借款时，亦应及时查看账户发现异样，但原告至还款期限届满后仍未发现账户异样，不合常理。总之，原告的陈述存在诸多相互矛盾、不合逻辑常理和生活经验之处，因本院对其述称无法建立内心确信而难以采纳。
综上所述，涉案40万元存款之债已由原告的取款行为而归于消灭，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家栋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素琴
代理审判员 张 静
人民陪审员 朱慧勇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姚依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二、《储蓄管理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