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10民初11977号原告：徐向阳，女，196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委托代理人：朱舒阳，浙江奇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国根，男，195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被告：杨菊红，女，196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委托代理人：王益军，浙江求是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国平，男，1970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原告徐向阳为与被告王国根、杨菊红、王国平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8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金皓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需以公告方式向被告王国根、王国平送达诉讼材料，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2月15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向阳的委托代理人朱舒阳、被告王国根、被告杨菊红及被告杨菊红的委托代理人王益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国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后因被告杨菊红提出鉴定申请，本院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对原告徐向阳提交的证据《收条》中“杨菊红”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于2018年4月3日再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徐向阳的委托代理人朱舒阳、被告王国根、被告杨菊红的委托代理人王益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向阳起诉称：原告徐向阳与被告王国根、杨菊红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合伙协议》，《合伙协议》约定：由原告徐向阳及被告杨菊红向被告王国根的长兴三宝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宝公司）各投资30万元，该公司由原告徐向阳与被告王国根、被告杨菊红合伙经营。原告徐向阳分别于2015年5月28日、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10日向被告杨菊红打款30万元，被告杨菊红、王国平于2015年5月29日向原告徐向阳出具《收条》。但被告杨菊红收到上述款项后未将案涉款项打入被告王国根的三宝公司。因被告杨菊红至今未履行《合伙协议》中约定的打款义务，也未将原告徐向阳的款项打入三宝公司，三宝公司也无法正常运营，故原告徐向阳投资目的已无法实现，现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原告徐向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徐向阳与被告王国根、杨菊红签订的《合伙协议》；2、被告杨菊红、王国平返还原告徐向阳投资款30万元；3、被告杨菊红、王国平向原告徐向阳支付占用投资款的利息16625元（以投资款3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4.75%自2015年6月10日暂计算至2016年8月9日，此后至投资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上述标准另计）；4、被告王国根、杨菊红、王国平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原告徐向阳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1、《合伙协议》1份，用以证明原告徐向阳与被告王国根、杨菊红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合伙协议》，各方约定由原告徐向阳、被告王国根、被告杨菊红分别向三宝公司投资30万元，自2015年5月28日开始合伙经营的事实。2、银行转账凭证2份、银行存款回单1份，用以证明原告徐向阳分三次向被告杨菊红打款30万元的事实。3、《收条》1份，用以证明2015年5月29日被告杨菊红、王国平向原告徐向阳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投资款30万元并承诺归还的事实。4、《证明》1份，用以证明原告徐向阳的投资款未投入《合伙协议》约定的三宝公司账户，且被告王国根已与原告徐向阳解除《合伙协议》的事实。被告王国根答辩称：由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三宝公司在2015年期间遇到经营困难，因此被告杨菊红和与案外人徐国金（系原告徐向阳配偶）提出由该二人经营三宝公司，故其将该公司交由该二人经营，三宝公司现进行了名称变更，已实际交由被告杨菊红和案外人徐国金经营，其不再担任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合作协议与其无关。被告王国根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杨菊红答辩称：原告徐向阳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杨菊红确实收到原告徐向阳的款项，但已将该投资款投入合伙事宜，实际合伙经营中原告徐向阳配偶徐国金也参与其中。合伙期间曾有过收益，但因各种原因，收益没有纳入合伙分配，现公司资产均由徐国金投入其设立的长兴么么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么么派公司），故合伙终止并非由被告杨菊红导致，其不应当承担返还投资款的义务。被告杨菊红为支持其答辩理由，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1、银行汇款凭证2份，用以证明被告杨菊红在收到原告徐向阳所汇的30万元款项后将其中20万元汇入被告王国根账户用以经营三宝公司的事实。2、报销单及领付款凭证共146份、领付款明细表1份，共同用以证明被告杨菊红已将原告徐向阳所投资30万元款项用在合伙事务中的事实。3、用款申请单4份、入库单4份、报销单2份、领付款凭证1份、加油发票1份、快递单2份，共同用以证明原告徐向阳配偶徐国金曾参与合伙事务，徐向阳所称其未参与合伙经营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事实。4、工商登记信息1份，用以证明原告徐向阳配偶徐国金将三人合伙事务清算所剩余的资产投资成立么么派公司的事实。5、编号为杭州明皓（2017）文鉴字第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徐向阳所提交的证据3即证据《收条》中“杨菊红”签名并非杨菊红本人所签，该《收条》对被告杨菊红不产生约束力的事实。被告王国平未到庭抗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原告徐向阳及被告杨菊红提交的证据均放弃到庭质证的权利。对原告徐向阳提交的证据，被告王国根质证如下：对证据1、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3，真实性不清楚。对原告徐向阳提交的证据，被告杨菊红质证如下：对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该《收条》并非杨菊红所书写，签名亦非杨菊红所签；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徐向阳与王国根无权双方协商解除三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且徐向阳交给杨菊红的30万元确已投入三宝公司生产经营。对被告杨菊红提交的证据，原告徐向阳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该些领付款凭证上均无徐向阳签名，无法看出系三方协商的结果；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虽原告徐向阳与徐国金系配偶关系，但合同具有相对性，案涉《合伙协议》的相对方为徐向阳，徐国金是否参与三宝公司经营与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么么派公司的股东系徐国金，与原告徐向阳无关；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在（2015）杭余商初字第2046号案中被告杨菊红已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且该30万元款项系打入被告杨菊红账户中，因此被告杨菊红应当对该30万元负返还义务。对被告杨菊红提交的证据，被告王国根质证如下：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杨菊红将款项打入其账户后，其曾核发三宝公司经营所需款项，证据3真实性不清楚，并非由其核发，证据4、5真实性不清楚，与其无关。对原告徐向阳及被告杨菊红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徐向阳提交的证据1、2、4各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且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经鉴定，证据3《收条》中“杨菊红”签名并非本人所签，故本院仅确认该证据中王国平签名的真实性。被告杨菊红提交的证据1被告王国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中领付款凭证的核准人均系王国根或王国平，在本案中被告王国根对该些领付款凭证予以认可，在（2015）杭余商初字第2046号案中王国平对该些领付款凭证亦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3、4、5原告徐向阳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本院所采信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本案全部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做综合认定。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5月28日，被告王国根、杨菊红以及原告徐向阳签订《合伙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自2015年5月28日起三方进行合伙经营制造宠物玩具，原告徐向阳投入30万元，被告杨菊红投入30万元，共计60万元，投入被告王国根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三宝公司，被告杨菊红负责财务保管。三方就合伙经营中的管理、退伙、他人入伙及合伙前的债权债务享有和负担亦作简要约定。为履行《合伙协议》中的出资义务，2015年5月28日，原告徐向阳向被告杨菊红汇款10万元；5月29日，原告徐向阳配偶徐国金向被告杨菊红汇款10万元；6月7日，原告徐向阳再向被告杨菊红汇款10万元。2015年5月29日，就前述款项原告徐向阳收到《收条》一张，载明：被告杨菊红、王国平收到原告徐向阳夫妇用于三宝公司的投资款30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支付公司厂房租金，另20万元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借条》下方并备注“以上投资款出现任何风险，由被告王国平、杨菊红归还”，该《收条》下方收款人处有“杨菊红”、“王国平”签名，经鉴定“杨菊红”签名并非被告杨菊红本人所签。收到前述款项后，2015年5月28日、5月30日，被告杨菊红向被告王国根账户中陆续汇款20万元。2015年5月28日至6月29日期间，由被告王国平、王国根核准，陆续支付三宝公司部分经营款项；2015年7月8日至2015年8月7日，原告徐向阳的配偶徐国金作为申请人、被告杨菊红作为核准人，陆续领用部分款项。2015年7月14日，被告王国根出具《证明》一份，载明“1、兹有徐向阳投入三宝公司人民币10万元，6月11日5万元，6月12日5万元，用于公司购材料和发工人工资；2、徐向阳汇给杨菊红个人卡里人民币30万元，2015年5月28日10万元，5月29日10万元，6月7日10万元，没进三宝公司账户；3、我与徐向阳到6月30日解除合作伙伴合同，7月开始徐向阳40万元人民币全部转入新公司；4、以上所写全部属实，如有虚假，由我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本案庭审中，被告王国根到庭陈述称《证明》第一条中的10万元系王国根以个人名义向徐向阳借款，双方另行结算，与本案30万元无关；证明第二条“没进三宝公司账户”指该些款项未汇入三宝公司的公司账户，但对杨菊红汇给王国根个人账户2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的事实予以认可；证明第三条指的是在2015年7月，因三宝公司经营困难、涉诉较多，徐向阳曾提出以三宝公司剩余设备、存货、人员设立一家新公司重新经营，但此后新公司有无设立、有无实际经营王国根均不清楚。庭审中原告徐向阳、被告王国根、被告杨菊红均确认在本案诉讼前三宝公司已不再经营，但对最后主持合伙事宜的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三方均确认三宝公司资产未进行结算，原告徐向阳、被告王国根自认不清楚三宝公司资产在何处，同意将合伙财产按零计算，被告杨菊红称三宝公司资产被原告徐向阳配偶徐国金投入至么么派公司，原告徐向阳当庭予以否认。另查明，原告徐向阳配偶徐国金系么么派公司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日。本院认为：原告徐向阳与被告王国根、杨菊红签订的《合伙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院确认合法有效。徐向阳主张因杨菊红既未将徐向阳的投资款投入三宝公司、其自身也未实际投入出资款，故案涉合伙未实际发生，因此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请求解除《合伙协议》并请求杨菊红、王国平返还出资款。对此，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首先，就合伙事务是否实际发生，杨菊红提供的领付款凭证特别是徐国金的申请用款单以及杨菊红、王国根的当庭陈述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在2015年6月至2015年8月期间，三宝公司仍在继续经营；其次，就徐向阳对该事实是否知情，徐向阳的30万元投资款中有10万元系徐国金账户汇出，徐国金又曾在三宝公司支用款项，仅凭徐国金未在《合伙协议》中签字这一理由，难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排除徐向阳对该合伙事务的知情权；再次，就徐向阳所投入的30万元去向，虽王国根在其所出具的《证明》中陈述称“徐向阳汇给杨菊红的30万元没进三宝公司账户”，但《证明》的证据类型系当事人陈述，对该《证明》王国根本人在庭审中已作补充说明，结合徐向阳认可并提交的《收条》中“其中10万元用于支付公司厂房租金，另20万元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表述，本院确认徐向阳的30万元投资款已实际用于三宝公司经营；最后，目前合伙事务的状态为终止，故三方应在《合伙协议》合同履行完毕的基础上对合伙资产进行结算、清理，而非如徐向阳所主张的解除合同，因此本院对徐向阳请求解除《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就合伙资产的结算问题，徐向阳可另行向王国根、杨菊红主张。就徐向阳已投入的30万元负担问题，现合伙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合伙资产有结余的证据，虽杨菊红称三宝公司剩余资产被徐国金投入么么派公司，但其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且么么派公司成立早于本案三人合伙关系的发生，因此本院对杨菊红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徐向阳及王国根的陈述，本院将合伙资产作价为0，即徐向阳的30万元投资款已全部灭失。依据《收条》中的承诺，王国平应当在该30万元投资款发生风险即灭失后对徐向阳承担返还投资款的义务，但经鉴定《收条》并非杨菊红所签，因此该《收条》对杨菊红不发生拘束力，同时徐向阳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徐向阳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国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徐向阳投资款30万元。二、驳回原告徐向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050元，由原告徐向阳负担250元，由被告王国平负担5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20元，由被告王国平负担。原告徐向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王国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 皓人民陪审员  王寿梅人民陪审员  张丽荣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应敏伟?*ArabicDash?-2-??*ArabicDas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