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二法民一初字第732号
原告：向元涛，男，汉族，1972年11月3日出生，重庆市荣昌县人，住重庆市荣昌县，。
委托代理人：吕勇，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丽荣，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东莞宝升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村。组织机构代码为61836766-4。
法定代表人：林安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舒震，广东鹏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洪泽舜天行健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洪泽经济开发区东五道北侧、东三街西侧。组织机构代码为77377457-7
法定代表人：龚建人，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向元涛诉被告东莞宝升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升公司”）、洪泽舜天行健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行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植彬适用简易程序进行独任审判，于2015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元涛的委托代理人吕勇，被告宝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舒震到庭参加了庭审，被告天行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元涛诉称:向元涛于2008年4月7日入职宝升公司处，任总经理助理一职，后因工作勤恳努力，被提拔为副总经理，年薪为600000元，宝升公司与天行健公司系关联企业。2012年中，因天行健公司急需高层管理人员，两间公司经协商，决定委派向元涛到天行健公司分管工作，并另行支付向元涛300000元的年薪。2013年7月，向元涛在天行健公司分管工作一年多后回到宝升公司上班，然而宝升公司与天行健公司却相互推诿，一直未向向元涛支付前述约定的300000元工资。2014年2月22日，向元涛与宝升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然而宝升公司与天行健公司仍旧推脱，未向向元涛支付前述拖欠的300000元工资。离职后，向元涛不断通过各种途径与宝升公司和天行健公司沟通，要求两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均无果而返。向元涛认为宝升公司为向元涛用人单位，委派向元涛到天行健公司分管工作，天行健公司成为向元涛的实际用工单位，故宝升公司与天行健公司应对向元涛的劳动报酬承担连带责任。因不服仲裁裁决，向元涛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连带向向元涛支付拖欠的工资300000元；2.两被告连带向向元涛支付因拖欠工资产生的逾期利息，自2013年7月1日起算至工资完全清偿之日止(现暂计至2015年5月30日，为33000元)。
被告宝升公司辩称：向元涛与宝升公司之间已合法终止了双方的劳动关系，所有工资已经结清，并且宝升公司支付向元涛400000元的合同终止补偿，所以向元涛与宝升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上的争议。其次，向元涛所主张的300000元工资，宝升公司与天行健公司均没有作出相应承诺，向元涛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
被告天行健公司辩称：1.向元涛非天行健公司员工,宝升公司确认向元涛在天行健公司协助工作属于外派出差,将天行健公司列为被告诉讼主体错误;2.天行健公司与宝升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企业,各自企业的股东完全不同,双方只有业务合作关系,天行健公司与宝升公司之间不是关联企业;3.向元涛在天行健公司处协助处理工作的工作时长由宝升公司决定,天行健公司对其没有管理职责,而且向元涛自己陈述其在2013年7月后就已回到宝升公司处,并在2014年2月与宝升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工资已全部结清。如向元涛认为其在协助工作期间另有待遇,理应在回到宝升公司处时提出,而不是在其与宝升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近一年才提出,其所诉超过仲裁时效,因此向元涛向天行健公司主张工资无事实依据。
经审理查明：
入职情况：向元涛于2008年4月7日入职宝升公司处工作，任副总经理。向元涛主张其为宝升公司员工，年薪600000元，宝升公司是天行健公司投资方，因天行健公司缺乏管理人员，两被告约定以增加年薪300000元为条件，将向元涛派至天行健公司处兼任总经理负责分管工作约一年，故起诉要求两被告支付未付工资300000元。为此提交了上岗证、短信及录音拟证明其主张。其中短信反映为向元涛与“138××××1690”电话号码使用人的短信交流过程，向元涛表示该电话号码的使用人为天行健公司法定代表人龚建人，但“138××××1690”电话号码的使用人认为关于工资的问题应该由向元涛与“蔡生”负责处理。至于录音，向元涛主张其系在2014年3月、4月期间分别与天行健公司法定代表人龚建人以及“蔡生”（向元涛主张是宝升公司的实际老板蔡颂恩）的电话通话。宝升公司对上岗证、短信以及录音均不予确认，并且认为即便是与“蔡生”的录音中，“蔡生”亦表明宝升公司已全部解决向元涛工资问题。经本院核查，向元涛所提交的6段录音形成时间均为2014年8月8日15时12分，向元涛称其将手机录音整理到同一文件夹里面，导致录音形成时间均为2014年8月8日15时12分。庭审中，向元涛表示两被告并未确定由谁来支付300000元年薪，向元涛认为应由宝升公司来支付，但由于最终的工资款项由天行健公司负担，故要求天行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宝升公司主张天行健公司系其其中一个客户，不存在任何关联性，双方法人分别独立；向元涛系其员工，由其派到天行健公司处出差，不存在兼任天行健公司处总经理的工作情况，也没有另行约定由天行健公司支付向元涛300000元年薪的说法。
二、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向元涛与宝升公司已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1年4月9日至2014年4月8日。
三、解除劳动关系时间及原因：宝升公司提交的一张《员工离职单》显示向元涛向宝升公司辞职，于2014年1月22日离职。
四、其他需要说明情况：向元涛确认宝升公司已足额支付其在职期间工资。宝升公司提交一张时间为2014年2月24日《合同终止酬金》以及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拟证明其向向元涛支付400000元作为离职的补偿金，其中《合同终止酬金》上载明：合约终止酬金400000元本人确认收妥宝中有限公司以上金额，“姓名”一栏处有“向元涛”字样的签名及捺印。向元涛对《合同终止酬金》以及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其年薪为600000元，宝升公司所付的款项实为工资余款400000元。宝升公司对向元涛的主张不予认可。
五、劳动仲裁申诉请求及裁决结果：向元涛于2015年2月10日向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长安仲裁庭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宝升公司及天行健公司支付向元涛2012至2013年期间一年年薪300000元；2.宝升公司及天行健公司支付向元涛2013年7月份至2015年3月份6%年息30000元。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长安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书，裁令：驳回向元涛全部申请诉求。
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上岗证、劳动合同、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员工离职单、《合约终止酬金》、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手机短信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向元涛与宝升公司对双方形成劳动关系且劳动关系已解除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向元涛与宝升公司确认宝升公司已足额支付向元涛在职期间工资，本院亦予以确认。综合原、被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是否有对向元涛在天行健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报酬进行约定，向元涛要求宝升公司、天行健公司连带支付其在天行健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报酬300000元是否合法有据。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向元涛主张其由宝升公司派至天行健公司处兼任总经理负责分管工作，两被告约定支付300000元年薪工资，但向元涛提交的6段录音所显示的形成时间全部为2014年8月8日15时12分，与向元涛陈述的录音形成时间不符，向元涛虽解释称是其将所有录音整理到同意文件夹所致，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也不能证明所提交录音的完整性。而且被告对录音的真实性予以否认，故本院对向元涛所提交的录音不予采纳。至于向元涛提交的短信，本院认为，由于向元涛未提供证据证明与其短信联系的相对方为天行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建人，而且即便是短信联系人为天行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建人，从短信的内容来看，龚建人既未确认工资的具体金额，也未承诺向元涛主张的工资300000元由天行健公司来承担，向元涛据此要求天行健公司支付工资300000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作为宝升公司的员工，向元涛有权向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资，但向元涛前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曾与宝升公司约定由宝升公司在原年薪基础上支付300000元工资作为向元涛在天行健公司工作的酬劳，且向元涛与宝升公司在庭审中均确认宝升公司已足额支付向元涛在职期间工资，故对于向元涛要求宝升公司支付300000元且由两被告支付上述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向元涛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元，由原告向元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审判员 胡植彬
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
书记员 香建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