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琼02民终5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符亚福。委托代理人鲁志宏，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定煌。委托代理人孙樱。上诉人符亚福因与被上诉人杨定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1年11月6日作出(2011)城民一初字第127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符亚福的诉讼请求。符亚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2年3月8日，本院作出(2012)三亚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3年3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城民一重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符亚福的诉讼请求。符亚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3年7月16日，本院作出(2013)三亚民一终字第403号民事判决。杨定煌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12月22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琼民申字第752号民事裁定，驳回杨定煌的再审申请。杨定煌不服，向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2014年12月1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以琼检民(2014)46000000218号民事抗诉书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4年12月29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琼民抗字第2号民事裁定，决定本案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2015年4月22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琼民抗字第2-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2)城民一重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3)三亚民一终字第403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016年2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城民一重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符亚福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符亚福委托代理人鲁志宏，被上诉人杨定煌及其委托代理人孙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符亚福在一审诉称：现争执的0.42亩砖窑穴田地系符亚福的家庭承包地，其承包期限自1996年7月1日至2027年7月1日。1999年4月，符亚福与同村村民杨定煌协商，符亚福同意将该承包地转让给杨定煌种蔬菜，转让款1700元。符亚福收款后给杨定煌出具一张收据，并将土地交给杨定煌使用。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符亚福与杨定煌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未经发包人同意，转让合同自始无效。请求判决：杨定煌返还符亚福0.42亩田地。原审被告杨定煌辩称：杨定煌与符亚福之间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且仍在有效转包期限内。根据双方的口头约定，符亚福将登记在第5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项下0.42亩土地转包给杨定煌经营，期限至2027年7月1日，并一次性支付土地流转费1700元。杨定煌与符亚福隶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且转包期限在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内，杨定煌没有改变涉案土地的性质，杨定煌与符亚福之间的口头转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符亚福、杨定煌同为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村民，现讼争的0.42亩砖窑穴田地系符亚福的家庭承包地，其承包方代表为符亚福。1999年4月27日，符亚福和杨定煌协商，杨定煌“买断”符亚福0.42亩砖窑穴田地。杨定煌向符亚福支付了1700元，符亚福向杨定煌出具内容为“今收到杨定煌买断符亚福砖窑坑田地为壹仟柒百元正”的《收据》。符亚福随后将该0.42亩砖窑穴田地交给杨定煌，杨定煌至今仍在该地上种植槟榔。2005年9月25日，三亚市人民政府给符亚福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包括案涉0.42亩砖窑穴田地，即案涉土地至今仍登记在符亚福名下，其承包期限自1996年7月1日至2027年7月1日。符亚福要求杨定煌归还案涉土地未果，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杨定煌“买断”符亚福承包经营的0.42亩砖窑穴田地，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还是“转让”的法律关系。符亚福给杨定煌出具的《收据》内容表明，1999年4月27日，符亚福与杨定煌之间的交易是“买断”，当时双方都不考虑到“转包”和“转让”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只是按习惯“买断”，并一次性支付1700元。因此从双方当事人“买断”词句、履行情况以及双方的身份关系、土地性质和现状等确定是“转包”还是“转让”的法律关系。案涉0.42亩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符亚福基于承包关系而使用案涉土地，且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因此，“买断”应理解为杨定煌买断符亚福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年限。符亚福、杨定煌系同一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杨定煌“买断”案涉土地后就种植长期经济作物槟榔，系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发包人即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未提出异议。2005年9月25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发给符亚福的承包经营权证中，案涉0.42亩土地仍登记在符亚福名下，证明发包人仍认可案涉土地的承包人是符亚福，即发包人与符亚福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仍然存续。2011年6月15日，符亚福向本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中述称，其将家庭承包土地中的0.42亩砖窑穴田地“转承包”给杨定煌种蔬菜，符亚福自认是转承包关系，与上述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仍然存续的事实相互印证。因此，在无充分证据证明符亚福自认的事实与实际事况不相符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转包”关系。至于“转让”关系，是在诉讼进行过程中，符亚福为达到认定“买断”行为无效而提出的主张。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2011年6月15日，符亚福向本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中述称，其将案涉土地转承包给杨定煌种蔬菜，期限十年，杨定煌在案涉土地上种植槟榔侵犯其合法权益，并否认其在《收据》上签字。经过鉴定，已经证明《收据》上的签名是符亚福所书写。《收据》明确载明是“买断”，符亚福在该诉状中关于土地转承包年限十年、杨定煌侵权等的陈述不真实。杨定煌“买断”符亚福承包经营的案涉土地，实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法律关系，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杨定煌已向符亚福支付1700元，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并不显失公平，且杨定煌已在地上种植槟榔，故为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稳定性，符亚福主张双方“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无效，并请求杨定煌归还涉案土地，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符亚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鉴定费3200元（符亚福已预缴），均由符亚福负担。上诉人符亚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认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转包”是错误的，应当为“转让”。1、一审在认定涉案0.42亩砖窑穴田地为“转包”行为，完全是凭主观臆断，并且不尊重“买断（买卖）”的事实和证据。很不严肃地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滥用了“独立进行判断”。2、依据符亚福于2016年2月26日取到的《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新证据和2月29日领取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看，符亚福涉案的0.42亩砖窑穴田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丧失，并被杨定煌夺走且登记在杨定煌名下。应为转让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与转让的重要区别在于：承包人从发包人处取得的是承包权、经营权，如果是转包，只是转包经营权，而其承包权不变；如果是转让，其承包权、经营权全部转让，并应当经发包人同意，变更承包人和承包经营权证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承包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的态度承包经营权转包或出租给第三方，承包人与发包人的承包关系不变。”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承包期内，承包方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须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采取转让、互换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二、因该涉案0.42亩砖窑穴田地为转让（买断），但系非法转让，其转让为无效。故杨定煌应当返还符亚福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2、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二款“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3、尽管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买断（转让）行为发生在1999年4月27日，即便是按当时有效的法律适用也只能认定杨定煌与符亚福转让行为无效。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确认合同无效：（一）属于违反国家法律、政策的；（三）违背民主议定原则的；（六）承包人私自转让、转包承包合同以及转包渔利的”。第三条第三款“承包人将承包合同转让或转包给第三者，必须经发包人同意，并不得擅自改变原承包合同的生产经营等内容，否则转让或转包合同无效。”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虽然该司法解释从时间上看对1999年4月27日的行为没有溯及力，但是该司法解释对当时1999年4月27日的行为实际是有溯及力或约束力的。即该解释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本解释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施行前已经生效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5、鉴于该涉案0.42亩砖窑穴田地系非法转让，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其转让行为或合同为无效。鉴于其转让无效，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杨定煌应当返还符亚福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据上所述，鉴于一审认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转包”是错误的，应当为“转让”；该涉案0.42亩砖窑穴田地系非法转让（买断），其转让为无效。故被杨定煌应当返还符亚福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上符亚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5）城民一重字第56号民事判决，请求二审依据新证据依法改判；纠正一审认定错误的“转包”为正确的“转让”；并确认其转让无效，且判令杨定煌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返还给符亚福。被上诉人杨定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关于涉案双方的法律关系问题，杨定煌一贯主张双方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法律关系，事实情况亦是如此，符亚福亦认可该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有事实依据，亦于法有据。二、杨定煌与符亚福之间依法成立的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符亚福与杨定煌之间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流转关系，且仍在有效转包期限内，根据双方口头约定，符亚福将登记在第5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项下0.42亩的承包地转包给符亚福经营，其期限从1999年4月27日至2027年7月1日止，符亚福一次性付完土地流转费1700元。符亚福与杨定煌隶属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且转包期限在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内，符亚福没有改变涉案土地的性质，符亚福与杨定煌之间的口头转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义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同时，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杨定煌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权”即“用益物权”的使用权受法律保护。收据是唯一书证的合法证据，证据表明符亚福具有将其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人符亚福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一审判决对“买断”的理解是正确的，双方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法律关系。1、本案收据中“买断”一词的理解。从字面意思和农村交易语言习惯综合分析，认定“买断”的含义应是符亚福承包涉案土地的最后期限（2027年7月1日）是正确、合理、合法的。即“买”买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断”断至涉案土地剩余承包经营权年限（2027年7月1日）止。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法律关系，系从切实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性的大局出发，综合考虑“买断”一词的字面意思、农村交易语言习惯、当事人的自认，综合考虑前述因素，以及本案系以简单方式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认定，亦完全符合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四、杨定煌没有夺走符亚福的承包经营权。符亚福没有“丧失承包经营权”，是丧失涉案的0.42亩砖窑穴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年限至2027年7月1日止。杨定煌享有“涉案的0.42亩砖窑穴”的承包权亦至2027年7月1日止。合同期限到期了，杨定煌返还符亚福涉案的0.42亩砖窑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符亚福。杨定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涉案的0.42亩砖窑穴田的土地登记在杨定煌名下，是经过临高村二村民小组、临高村委会依据合同成立公示后，才由农业局核实，三亚市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法律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生效，登记只是物权公示的行为，行政机关登记时只是形式审查，对于符亚福砖窑穴0.42亩土地是否丧失，应由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审查，临高村委会二村民小组作为资格审查机关，在《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上签名盖章的行为，已确认了杨定煌转包土地期限至2027年7月1日止。因此政府根据申请表登记进行登记并不是符亚福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认为政府的登记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也可先行确认双方承包合同无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无误，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符亚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本案一审中符亚福主张其与杨定煌之间合同性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合同效力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同性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合同效力为有效。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告知符亚福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另外，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琼民抗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中也明确指出：对合同性质及效力作出判断，若法院的判断与当事人主张的不一致，应根据法律规定向当事人作出释明并告知双方当事人相应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在对合同性质及效力的认定与符亚福主张不一致时，未向符亚福释明并告知双方当事人相应的权利义务就作出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5)城民一重字第5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重审。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退回上诉人符亚福。审 判 长   扆成塘      审 判 员    李  宁      审 判 员    曾人孝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何  莹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