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陕0602民初2112号
原告:齐天志，男，汉族，延安市吴起县人，大专文化，吴起县小学教师，现住吴旗县。
委托代理人:沙万胜，延安市宝塔区凤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曹玉华，男，汉族，延安市宝塔区人，初中文化，无业，现住延安市宝塔区。
委托代理人:李红刚，陕西益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冯海强，男，汉族，延安市宝塔区人，高中文化，无业，现住陕西省西安市。
委托代理人:栾亚萍、杜倩，陕西嘉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齐天志与被告曹玉华、第三人冯海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作出（2015）宝民初字第01790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2月23日作出（2016）陕06民终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5）宝民初字第0179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新审理。据此，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齐天志委托代理人沙万胜，被告曹玉华委托代理人李红刚、第三人冯海强委托代理人杜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齐天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房屋转租合同》为无效合同；2、依法判决被告曹玉华迅速返还其已违法收取原告的房屋转租费170000元整；3、依法判令被告与第三人赔偿由于其非法转租房屋所造成原告的装修费累计262100元，天燃气改造、广告牌与安装费累计8355元，合计270455元；以上三项共计：440455元，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第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因生活所迫，与朋友郭伟协商决定在延安城区开一家饭馆，历经选址并经人介绍拟在位于延安市宝塔区二道街原“圣鹏大酒店”一楼北起第一间门面房经营。被告曹玉华自称是该门面房的承租人，并称此房无任何纠纷，还可每年续签一次合同。经三方协商转让费为170000元，每年房费为320000元，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房屋转租合同》，原、被告和第三人均已签字确认。2013年1月2日，转租合同签订后，原告与朋友郭伟付给被告转让费170000元，同时支付半年房费160000元，两项合计330000元整。转让费与房费全部付清后，原告与朋友对此房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物力，对该门面房做了牌匾，将原名为乔氏饸饹兄妹店改为三国涮烤吧，因房屋结构等情况不同，做了两次广告牌匾，并委托专业人员对此房先后进行了装修，累计花费装修费262100元、广告牌匾费8355元、天燃气改造安装费20000余元。根据约定到2013年6月30日之后，房费由第三人冯海强直接收取，因此原告先后两次付给第三人冯海强房费410000元，截至2014年9月底。2014年6月原告正常经营烧烤吧期间，延安中院执行人员要执行此房，称第三人并非真正的房主，原房主是刘小伟和耿玉香夫妻，该夫妻借债权人田新虎、白向飞大量债务，田新虎、白向飞先后将二人诉至延安中院。2011年2月20日、同年8月17日延安中院先后与本案被告曹玉华谈话，并于8月17日给其依法送达了(2010)延中执字第0005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被告曹玉华签收。延安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第二项称，“要求你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至2014年9月底（原合同租赁期内）不得将该房屋擅自转租、设立抵押、担保等随意处置该房屋使用权”。由此可见从2011年8月17日起被告无权转租该房屋。被告明知自己没有转租权，隐瞒事实真相，2013年1月2日仍然将该房屋以高价转租给原告，还签订《房屋转租合同》，并先后收取原告多达740000元的转租费与房费，这显然是一种合同欺诈行为。
被告曹玉华辩称，一、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2011年10月1日，曹忠基、米园园和本案所涉租赁房屋实际经营者、管理人冯海强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曹忠基系被告之子，米园园系曹忠基朋友，冯海强系原房主刘小伟、耿玉香朋友，代其管理房屋租赁事宜，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冯海强实际经营该店。合同履行期间，由于曹忠基和米园园无暇照顾店内生意，因此就由被告代为管理和经营。租赁期间的租赁费、物业费、水电费全部交由冯海强。经曹忠基和米园园同意和授权，被告代替曹忠基和米园园和原告签订了转租合同，事后将转租费、租赁费交给了曹忠基和米园园。在签订合同时，被告明确告知原告租赁期只能到2014年9月30日的原因是自己和冯海强的合同到2014年9月30日就届满了，之后因为债务纠纷问题，原房东就要换人了，至于能不能租就看原告自己了。二、被告经营的是“园园烧烤”，不是“乔氏饸饹兄妹店”，因此其改牌匾经过与事实不符。三、被告认为其并未违反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延中执字第0005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不构成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更不会因此致使合同构成欺诈，没有违背原告意志，转租行为合法有效；被告和冯海强认识，并不认识原房主，也不清楚原房主所谓的纠纷，在延安中院送达协助通知时曹忠基就拒绝签署，被告也是在极不情愿并在法院执行人员承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情形下签署的，并不知道协助执行通知和本案能否转租有什么关系。只知道租赁到2014年9月30日，因房东更换就不能再给冯海强交钱了。因此在签订合同时，被告就将自己知道的合同期限届满后将更换房东这一情况告知原告，而且法院执行的结果也是房主变更，并不影响原告对租赁问题的意思表示，因此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且转租行为经过权利人冯海强的同意，而且双方还另行签订了租赁合同，自2013年6月12日原告和被告合同义务履行完毕，之后的合同主体是原告和第三人，与被告无关。经第三人冯海强同意，2013年1月2日，原告和被告签订了转租合同，合同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根据合同约定，转让费为170000元，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剩余租金为160000元，因此原告同意将转让费和剩余房屋租金共33万元交给被告。后由于被告房租截止2013年6月12日，经协商，被告将多收取的15000元房屋租金退还给原告。为了履行合同方便，在2013年4月30日，原告和第三人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期限为2013年6月12日至2014年9月30日，租金为每年32万元，租金直接向冯海强支付，并对合同的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因此，自2013年6月12日，原告和被告双方合同义务履行完毕，合同终止。2013年6月12日以后的合同主体是原告和第三人，与被告无关。被告并未违反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延中执字第0005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不构成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延中执字第0005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确要求第三人不得在2014年9月底前（原合同租赁期限内）将房屋擅自转租，该事实被告认可。但中院该执行协助通知并非是限制被告的经营收益权。被告没有妨害民事诉讼执行的行为。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被告和原告所签订的转租合同，没有隐瞒、虚构事实的行为，合同没有违背原告意志，转租行为合法有效。法院执行是在原告租赁期届满后，原告所诉称的损失并不存在；根据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延中执字第00051号执行裁定书，涉案房屋自2014年9月底原租赁期限到期后，交由申请人田新虎管理使用、收益。因此，在2014年9月底之前法院并未采取任何强制执行措施，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在2014年9月30日之前，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房屋导致其无法经营。原告和被告的合同自2013年6月12日就已终止，和第三人的合同至2014年9月30日终止，因此租赁期并没有超过法院限定的期限。在合同履行期内，没有任何因素导致原告无法正常经营，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经营受到限制造成损失。在合同期限届满后，原告又和其他人签订租赁合同，之后又转租给他人，继续经营。原告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故原告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冯海强辩称，一、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2004年10月1日第三人与其合伙人李旗生从延安市宝塔区地毯厂租赁了包括本案诉及房屋在内的，所有属于宝塔区地毯厂负一层到七层的地下室、门面房及楼上的房屋，第三人的租赁期限为2004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在此十年期间，第三人具有完全的使用、租赁获取收益的权利。在租赁期限内，第三人一直向地毯厂交纳租赁费，2009年因宝塔区企业改制，延安市宝塔区地毯厂被改制后不存在，区政府将第三人租赁的负一层及一层门面房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将所有权卖给了刘小伟及耿玉香，但政府与刘小伟及耿玉香夫妇签订的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其虽然拥有了这两层房屋的所有权，但在买卖房屋之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之前刘小伟夫妇不具备使用、租赁等获取收益的权利，这部分权利在2014年9月30日之前是属于第三人的。二、第三人截止2014年9月30日之前具有使用、租赁的权利，原告齐天志分别与被告曹玉华及第三人所签订的两份租赁合同的期限均未超过第三人行使租赁权的时间，因此，这两份《房屋转租合同》均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可以认定为合同无效的情形，且这两份合同均已实际履行完毕，同时，按照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约定，第三人没有向原告承担其装修等费用的赔偿责任。2013年1月2日，原告齐天志与被告曹玉华签订《房屋转租合同》，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双方约定转让费为170000万元整，每年租赁费320000元。鉴于原告齐天志所转租的房屋系被告曹玉华从第三人处租赁的，曹玉华与第三人的租赁合同于2013年6月30日就到期了，故经第三人同意，原告齐天志与被告曹玉华所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原告齐天志向被告曹玉华租赁费交至2013年6月30日，自2013年7月1日起之后的租赁费均由原告齐天志直接交给第三人。合同签订后，被告曹玉华如约向齐天志交付了房屋，原告齐天志也按时向被告曹玉华交纳了转让费及半年的租赁费。后在第三人与曹玉华的租赁合同到期后，经三方同意，第三人于2013年6月12日与原告齐天志另行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3年6月12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止，租赁费为每年32万元，同时，合同第七条约定，该房屋的所有室内装修、设备配制等费用均由承租人即原告齐天志承担，且合同期满后，承租人齐天志不得向第三人索要任何赔偿。故第三人没有连带承担原告齐天志诉请的返还转租费及赔偿装修等损失的责任与义务。且双方合同签订后，第三人与原告齐天志均按照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该合同也已经全部实际履行完毕。三、原告在两份合同的租赁期限内并未实际产生经济损失，依法不应当得到任何赔偿。原告齐天志称，2013年6月份，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到期租赁的房屋内告知其该房屋为被执行财产，对这一事实，第三人并不知情，即使这是真实的，原告齐天志在得知该事实后也未向第三人或者被告曹玉华提出解除租赁合同的请求，而是自愿履行了三方两两签订的合同。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强制执行该房屋，该房屋为强制执行财产的实际性质并没有致使原告的正常经营受到阻碍，且原告在租赁期限内实际完全使用了该房屋，其装修房屋、宣传广告等费用也在其使用过程中实际消耗了，故原告所有的诉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四、在2014年9月30日之前该房屋的使用、租赁权是属于第三人的，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故被告曹玉华在此期间通过第三人的书面签字认可将房屋转租给原告齐天志也是合理、合法的，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五、第三人与原告齐天志之间的租赁合同期满后，齐天志又继续与当时房屋的实际房主签订了续租合同，并且一直在经营。故在三方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原告齐天志的经营并未受到影响，其支付的装修及广告等费用除在与第三人、被告曹玉华之间签订合同期间投入日常经营当中并消耗外，其附加装修及设备等仍在继续使用，原告齐天志并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损失，第三人与被告曹玉华亦无任何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房屋转租合同、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执行谈话笔录执行裁定书、民事调解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没合同欺诈行为，法院执行通知不允许转租的作用并非限制被告经营权，而是为了保证所有权的变更，被告转租行为并未妨碍法院执行工作，法院也顺利执行了涉案房屋。因此原告以法院执行协助限制转租为由，主张合同欺诈无效，是对协助执行通知和法律规定的片面理解，其主张不能成立，经查，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未实际影响原告的经营，法院也未出具的书面停业通知书，且原告与被告的合同均已履行完毕，故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对食堂装修合同、收款收据及收条认为仅凭合同及相关票据无法证明合同履行及实际支付情况，经查，以上两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苗国省的证言认为缺乏真实性，证人书面证言与当庭的供述矛盾，缺乏主观性，证人证言与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对证人郭伟的证言，认为郭伟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郭伟和原告齐天志是合伙关系，该证言缺乏真实性，关于营业的状态问题，证人曹国省在作证的时候说2013年8月还在营业中，而郭伟说2013年6月之前就停止营业，相互矛盾，在原审法院审理的时候，原告提出他们的营业时间是2014年6月中旬，证人郭伟的证言证明了中院的执行裁定和他的实际经营状况是没有关系的，故原告所提出的证明目的及作用均不能成立，经查，证人曹国省及郭伟的证言相互矛盾，无法客观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房屋转租合同、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执行谈话笔录执行裁定书、民事调解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第三人并未隐瞒房屋真实的情况，第三人确实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具有租赁权利，无论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是谁都不影响第三人使用房屋租赁的权利，因此在第三人签字确认的情况下，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屋转租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且法院执行通知不允许转租的作用并非限制被告经营权，而是为了保证所有权的变更，被告转租行为并未妨碍法院执行工作，法院也顺利执行了涉案房屋。因此原告以法院协助执行限制转租为由，主张合同欺诈无效，是对协助执行通知和法律规定的片面理解，其主张不能成立，经查，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未实际影响原告的经营，法院也未出具的书面停业通知书，且原告与被告、的合同均已履行完毕，故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对食堂装修合同、收款收据及收条中装修合同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收款收据不是正规发票，收款收据证据形式不合法，没有票据印证装修事宜的发生，且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原告因装修或者配置设备产生的费用均由承租人自行承担，与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经查，以上两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且原告与第三人的合同明确约定因装修或者配置设备产生的费用均由承租人（原告齐天志）自行承担，与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对以上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房屋转租合同、收条、房屋租赁合同、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诉讼费票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切实证明本案的事实，原告主张确认合同无效，并未要求撤销合同，其主张无效的依据是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证人证言认为曹忠基是本案被告曹玉华的儿子，米园园又是曹忠基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二证人的身份特别，证言不足采信，且证人证言前后矛盾，经查，原告与被告的租赁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现原告以中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为由要求确认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月2日原告齐天志与被告曹玉华签订了房屋转租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延安市宝塔区二道街建设面积为270平米的房屋转租给原告，转租期从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转租费为170000元，剩余房费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6个月，共计160000元。第三人冯海强在该协议的见证人：（房东或其代理人）栏签字。2013年4月30日原告齐天志与第三人冯海强就上述房屋，又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从2013年6月12日至2014年9月30日止，同时约定室内装修、配制设备材料等一切费用由原告齐天志负责，合同期满后原告齐天志对房屋的装修、改善增设他物由原告齐天志自行处理，第三人冯海强不做任何赔偿。
另查明，2004年7月8日第三人冯海强与其合伙人李旗生从延安市宝塔区地毯厂租赁了包括本案涉诉房屋在内的，属于延安市宝塔区地毯厂综合楼（1-7层以及地下室），租赁期限为2004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再查明，2014年9月20日原告与第三人合同到期后，原告与该房屋的新房主续签了房屋租赁合同，后又将该房屋以10万元转让费转让给其他人。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达成的租赁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予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的合同履行期间，原告知道转租的房屋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人民法院未让其停业协助执行，未影响其实际使用该房屋，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无法实际使用该房屋，且原告与被告、原告与第三人的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现原告以被告违反延安中院（2010）延中执字第0005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为由，诉请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转租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故原告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齐天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907元，由原告齐天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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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李小莉
审 判 员 黑振燕
人民陪审员 刘桂梅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钟晨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