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7民终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占勇。
委托代理人：齐忠义，昌邑征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芳德。
委托代理人：马良亮，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邓川。
委托代理人：齐忠义，昌邑征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陈占勇因与被上诉人林芳德、原审被告邓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15）昌商初字第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占勇及原审被告邓川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齐忠义，被上诉人林芳德的委托代理人马良亮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芳德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自2012年7月份起向邓川、陈占勇销售棉纱，截止起诉之日，尚欠货款本金及违约金合计234797元。现请求依法判令邓川、陈占勇支付货款共计234797元，起诉日后的违约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直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并承担诉讼费用。
邓川原审答辩称：邓川以其妻子的名义开办了昌邑市川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达公司），该涉案业务是邓川经营川达公司期间为该公司购买的棉纱，邓川系履行职务行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是川达公司，与邓川无关，
陈占勇的答辩意见同邓川的意见。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月13日，林芳德与邓川、陈占勇进行清算，由林芳德出具棉纱产品买卖结算单，清单表明自2012年7月26日至2013年1月12日林芳德销售给陈占勇、邓川棉纱产品结算清单。清单中列明了棉纱买卖的时间、品名、袋数、数量、单价、金额，并注明“已代付运费共计62900元，汇款共计741000元，合计：803900元尚欠棉纱款人民币580780元（伍拾捌万零柒佰捌拾元整），发生纠纷由即墨市人民法院管辖”，邓川、陈占勇在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双方结算后，邓川、陈占勇向林芳德先后付款260780元，2013年2月5日，陈占勇为林芳德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林芳德棉纱款320000整（叁拾贰万元整）欠款人：陈占勇3707861987092015702013.2.5号。此后，林芳德于2013年5月收到银行承兑81548元、2013年8月收陈占勇付款15000元、2014年1月收邓川付款10000元，共计106548元，剩余213452元未付。
庭审中，邓川、陈占勇对结算单中关于“发生纠纷由即墨市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提出异议，认为是林芳德后添加的，林芳德对此未提出反驳意见。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邓川、陈占勇的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承担还款责任。
林芳德主张：自2012年7月开始，林芳德都是与邓川、陈占勇发生的业务，林芳德向邓川、陈占勇销售棉纱时，邓川、陈占勇从未向林芳德说明两人系川达公司职员，也未明确表示是给川达公司送货，林芳德通过物流给邓川、陈占勇送货，货到昌邑后与陈占勇联系由其指定地点。棉纱结算单中仅有邓川、陈占勇的签字确认，结合陈占勇向林芳德出具的欠条，都并未加盖川达公司印章。林芳德收取的棉纱款均是由邓川、陈占勇支付的，从未收取过川达公司的款项，充分说明了邓川、陈占勇欠林芳德款项的事实。因此，林芳德是与邓川、陈占勇发生的业务，邓川、陈占勇主体适合，还款责任应由邓川、陈占勇共同承担。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林芳德提交下列证据：
1、邓川、陈占勇给林芳德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林芳德与邓川、陈占勇发生业务，邓川、陈占勇是为了说明是个人行为而向林芳德出示身份证复印件。
2、即墨市人民法院调查笔录，笔录中记载“陈占勇：邓川是我岳父，我是真想还款，等我生意好做就还，具体要讲个期限，我是讲不出来”。证明陈占勇应当承担付款责任。
邓川、陈占勇主张：林芳德在移交卷宗中提交了邓川、陈占勇的名片，分别印有：昌邑市川达纺织有限公司邓川；昌邑市川达纺织有限公司昌邑市锦江纺织原料陈占勇。证实林芳德明确知道邓川、陈占勇皆是川达公司的职工，林芳德直接将货送到了川达公司院内，应该知道实际供货单位是川达公司。发生交易时邓川、陈占勇已向林芳德明确说明是公司员工，该交易是与公司发生，并向林芳德出具了川达公司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一式两份，林芳德与陈占勇各持一份，但无向林芳德明确示明的证据，也无向林芳德出具授权委托书及交付的证据。结算单中陈占勇的名字是林芳德要求陈占勇作为业务员后添加的。涉案业务是由邓川代表公司与林芳德发生的，陈占勇只是负责货物接收及部分付款，由于公司管理不规范对外业务没有加盖公司业务章，而由业务员进行确认。林芳德提交的邓川、陈占勇身份证复印件，不能证明其业务是与邓川、陈占勇个人发生的。对即墨市人民法院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在形式上存在瑕疵，邓川、陈占勇不予认可。综上，邓川、陈占勇主体不适格，被告应为川达公司，还款责任应由公司承担。
邓川、陈占勇提交下列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1、川达公司工商登记查询，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磊华，股东为徐磊华、邓川；
2、邓川给林芳德付款的业务存款回单，证明具体业务是邓川代表川达公司与林芳德联系并发生的；
3、川达公司授权委托书，“林芳德：本授权书声明：我徐磊华系昌邑川达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本公司的业务员陈占勇为我公司代理人，办理你处发往滨州货物提取手续事宜，我均予以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权。单位盖章加盖昌邑市川达纺织有限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徐磊华2012年7月”。
4、川达公司付款流水账，记载：川达公司与福建林芳德往来账目（加盖川达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收货付款情况。
5、送货单，上载明：开单日期2013年3月6日，购货单位：昌邑市川达纺织，地址：刘家庄，电话：137××××3888，证件：370786196506241514，详细列明了品名、供应数量、单价（元）吨、实提数量、实际结算金额、备注，合计人民币201720元，供货单位加盖林芳德印章，提货单位邓川20**年3月6号。
上述3-5证明涉案业务实际是川达公司与林芳德的业务，陈占勇、邓川是该公司业务员系履行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其中送货单中的货物款项与涉案货款无关，只是证明是与公司发生业务。
林芳德对邓川、陈占勇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书面质证意见称：该公司法人代表是徐磊华，邓川是该公司股东，股东的个人行为不等同于公司行为，公司的意义就在于将股东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分割开来，同时也将责任予以区分；存款回单是邓川个人汇给林芳德，并非是通过公司账户汇款；对授权委托书、付款流水账的真实性有异议，邓川、陈占勇从未向林芳德出示过该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和付款流水账林芳德从未见过，也未收到过；送货单涉及的货物及款项并不在林芳德诉请的范围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原审查明的上述事实，有林芳德提供的棉纱产品买卖结算单、欠条、邓川、陈占勇的身份证复印件，邓川、陈占勇提供的川达公司工商登记查询、个人业务存款回单、授权委托书、付款流水账、送货单、即墨市人民法院调查笔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邓川、陈占勇主张已向林芳德明确示明其系履行职务行为，该涉案交易是与公司发生，林芳德知道该情况，并向林芳德出具了川达公司授权委托书，林芳德与陈占勇各持一份，但林芳德不予认可，邓川、陈占勇既无向林芳德明确示明的证据，也无向林芳德出具、交付授权委托书的证据。邓川、陈占勇向林芳德出具的川达公司名片，仅能证明其公司员工身份，工商登记查询也能证实邓川仅为公司股东，而非法定代表人，其与第三人发生交易的行为不能直接代表公司。其次，邓川、陈占勇主张涉案业务是由邓川代表公司与林芳德发生，陈占勇作为业务员只负责货物接收和部分付款，并提交川达公司付款流水账、送货单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邓川、陈占勇在棉纱结算清单上签字，是对林芳德货款共同偿还的确认。而且棉纱结算清单和陈占勇出具的欠条中，仅有邓川、陈占勇的个人签字确认，都未标注川达公司也未加盖公司印章。双方结算之后，邓川、陈占勇都以个人名义向林芳德付过货款，邓川提交的存款回单也能印证该事实。即墨市人民法院调查笔录中陈占勇的表述表明其认可个人欠款事实，邓川、陈占勇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邓川、陈占勇提交的付款流水账系川达公司单方账目，林芳德不予认可，且邓川、陈占勇也认可货款是通过邓川、陈占勇个人账户支付。林芳德主张从未收到川达公司的汇款，而邓川、陈占勇也未提交公司向林芳德支付货款的证据。故对邓川、陈占勇上述主张不予认可。邓川、陈占勇提交的送货单，因双方均认可该送货单中列明的货物及款项与本案涉及货款无关，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纳。综上，职务行为是以公司名义与第三人发生交易，在本案中，认定买卖关系成立的结算单、欠条均由邓川、陈占勇个人签字确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林芳德发生交易的系邓川、陈占勇而非川达公司。故对邓川、陈占勇主其主体不适格，应为川达公司，还款责任应由公司承担，不予认可。邓川、陈占勇作为买卖合同相对人，主体适格，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综上，棉纱产品买卖结算单及欠条证实了林芳德与邓川、陈占勇买卖关系的存在，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邓川、陈占勇尚欠林芳德剩余货款213452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偿还。林芳德主张邓川、陈占勇应偿还货款及违约金共计234797元，其中213452元为货款，剩余21345元为违约付款利息，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在交易或结算时并未约定违约金或利息，故林芳德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利息应从林芳德起诉之日即2014年5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据此，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邓川、陈占勇共同偿还林芳德棉纱款213452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4年5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后自动履行期内的给付之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林芳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22元，由邓川、陈占勇承担。
上诉人陈占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川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磊华与原审被告邓川系夫妻关系，陈占勇系徐磊华、邓川的女婿，在该公司工作，系该公司职工，从事业务工作。本案涉及的业务是邓川代表公司与林芳德发生。陈占勇作为业务员负责接货、汇款等具体操作，由于川达公司是徐磊华、邓川经办的夫妻公司，股东仅有邓川、徐磊华二人，其经营管理是以家庭管理方式，管理极不规范。代表公司对外联系业务时，在签订一些手续是以个人名义发生。本案涉及的与林芳德发生的业务就是川达公司与林芳德之间的业务，所购原料皆是送到川达公司，由川达公司使用，林芳德对此知情，因为每次业务洽谈都是在川达公司进行，也明确告知业务对象是川达公司，陈占勇只是该公司业务员。从业务习惯讲，邓川自身开办了公司，不可能再个人经营与公司业务相同的业务，其所购买的原料只能是为公司购买的。陈占勇作为其女婿也不可能再个人经营箱体的业务，更不可能与其岳父再合伙经营与公司相同的业务。本案中林芳德提交了邓川、陈占勇的名片，都是川达公司的职工。邓川提交的送货单也表明购货单位是川达公司。林芳德应该向川达公司出具发票，但一直未出具。上述证据能够证明邓川、陈占勇是代表川达公司的职务行为，其个人不应承担付款责任，应由川达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林芳德答辩称：本案的主体是林芳德与邓川、陈占勇，在商品买卖过程中，其二人均有签字，陈占勇在欠条中签字，本案货款的支付都是通过邓川和陈占勇的个人账户。因此，该案的民事主体就是邓川和陈占勇，并不是川达公司。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曾于2015年9月9日对陈占勇做了一份调查笔录，该笔录中非常明确的体现处陈占勇和邓川二人购买了林芳德的棉纱，并支付货款，同时也明确体现处陈占勇从未告知林芳德所谓川达公司与陈占勇的关系。因此，陈占勇的上诉所述的事实及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陈占勇是否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否承担付款责任。本案陈占勇、邓川与林芳德发生业务过程中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而是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业务发生过程中，进行业务对账结算时，由陈占勇、邓川个人签字确认，部分付款后，陈占勇个人亦出具欠条，确认欠款数额，通过陈占勇、邓川出具的结算单及欠条，能够确认陈占勇及邓川均是处于欠款人的地位，对涉案棉纱款负有付款义务，且在双方业务发生过程中，陆续支付的货款也是通过陈占勇、邓川的个人账户支付的，从林芳德的提交的证据看，均没有川达公司的盖章确认，故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买卖合同的交易方应为林芳德与邓川、陈占勇，原审判决陈占勇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如陈占勇与川达公司之间存在其他的关系，其承担责任后可另行主张。综上，上诉人陈占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22元，由上诉人陈占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波
代理审判员 孙 涛
代理审判员 贾丽丽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书 记 员 刘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