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泰中民终字第008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圣。
委托代理人陈晓斌，泰兴市延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伟。
委托代理人房正林，江苏有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梅，江苏有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国圣与被上诉人曾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泰兴市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7月9日作出（2015）泰民初字第050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王国圣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中，王国圣诉称，2010年6月5日，王国圣与曾伟、曾伟的妻子鲁冬兰向周玉锋借款80万元，曾伟将其中30万元交王国圣使用，后王国圣分别于2012年1月22日、2012年2月22日、2012年11月15日向曾伟还款30万元，曾伟也出具了相关手续给王国圣，但曾伟未将30万元还给周玉锋。后来周玉锋就上述80万元借款起诉王国圣、曾伟及鲁冬兰，泰兴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泰民初字第0220号民事判决：王国圣、曾伟、鲁冬兰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共同偿还周玉锋借款本金80万元及利息。王国圣认为，在周玉锋起诉王国圣、曾伟的案件中，王国圣、曾伟是共同借款人，王国圣已将商定的30万元还给曾伟，曾伟理应将款悉数还给周玉锋，其未能偿还，将款滞留身边的行为就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故请求判令曾伟立即返还不当利息款30万元给王国圣，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王国圣为证明其主张的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供下列证据：
Y1、2010年6月5日，王国圣、曾伟及鲁冬兰出具给周玉锋的80万元的借条，证明王国圣、曾伟共同向周玉锋借款80万元。
Y2、2010年6月7日，王国圣出具给曾伟的收条，证明王国圣收到曾伟30万元。
Y3、王国圣还款30万元给曾伟的三份收条（2012年1月22日15万元、2月22日4万元、11月15日127138.33元），证明已支付30万元给曾伟。
Y4、（2015）泰民初字第022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王国圣、曾伟应共同偿还周玉锋80万元，但王国圣已给了曾伟30万元，曾伟未将30万元还给周玉锋，故曾伟应返还王国圣30万元。
曾伟辩称，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王国圣并没有偿还周玉锋借款。曾伟出具给王国圣的收条是除了王国圣、曾伟与周玉锋借款以外的其他往来，实际是王国圣、曾伟共同放贷，曾伟提供款项给王国圣，王国圣再出借给他人，他人还款以后，曾伟收到王国圣偿还的款项而出具的收条，这些款项王国圣应当还给曾伟。除了王国圣本案中所提交的收条以外，王国圣手中应当还持有曾伟出具给王国圣的收条，未提交的收条上明确备注了往来的具体情况。故请求驳回王国圣诉讼请求。
对王国圣提供的证据，曾伟质证后认为，对2010年6月5日王国圣、曾伟及鲁冬兰出具给周玉锋80万元借条、2010年6月7日王国圣出具给曾伟30万元的收条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并非王国圣所称的证明目的，该两份证据确实调自（2014）泰民初字第1245号案件中，周玉锋一开始起诉王国圣，起诉标的30万元，当时王国圣极力否认向周玉锋借款30万元，认为2010年6月7日的收条是王国圣与曾伟的其他往来。考虑到不要将案件复杂化，周玉锋将1245号案件撤回起诉，另行以总额80万元起诉王国圣、曾伟、鲁冬兰。在（2015）泰民初字第0220号案件中，王国圣承认取得了周玉锋80万元中的30万元；对2012年1月22日的收条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收条中备注了“其中壹万元与周春姐汇帐”，从备注内容可以看出，这一款项肯定不是用来偿还周玉锋，实际是案外人殷玉芳应当还给曾伟的款项，因为该款是以王国圣的名义出借给殷玉芳的；对于2012年2月22日的收条没有异议，与1月22日收条的证明目的是一致的；2012年11月15日收条与曾伟没有任何关系，不是曾伟收到该款。该收条注明是执行款127138.33元，为什么会出现这份收条，是因为王国圣出借给案外人王伟30万元，因王伟没有按期还款，王国圣至泰兴法院起诉，经法院调解，王国圣与王伟达成了调解协议，后来因为王伟没有按调解协议还款，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王伟偿还的127138.33元。当时是由程某代理王国圣，程某拿到执行款后，因当时王国圣、曾伟关系比较好，所以王国圣请曾伟代书了收条，具收人后面空白处是由王国圣所签名，该收条的其他内容都是由曾伟书写，因为王国圣认为曾伟写的字比王国圣好，请曾伟写的，为何日期下方会出现曾伟的名字，那是因为程某当时说请曾伟见证。如果曾伟收到该款项，曾伟在出具这份收条时，会直接在具收人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事实上曾伟没有收到该收条上的任何款项，该款与曾伟无关；对0220号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恰恰能间接证明曾伟与王国圣之间确实有很多其他往来。
曾伟为证明其主张的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供下列证据：
B1、曾伟工商银行明细。证明自2010年6月7日起至6月11日曾伟从银行陆续取款37万元，因为王国圣与曾伟商量将出借给殷玉芳50万元。
B2、2010年6月11日，殷玉芳包括江苏永兴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给王国圣的借条，借款金额为50万元，与该份借条相互印证的是（2012）泰商初字第0009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当时王国圣不可能有这么大金额的款项对外出借，款项是由曾伟提供给王国圣，以王国圣的名义对外出借的。在1245号案件中，曾经让贵院出具调查令至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调取2010年6月王国圣的银行明细，当时银行答复在2010年6月王国圣还没有在这四个银行开卡，这能间接说明，王国圣自己不可能有这么大金额的款项对外出借，而是由曾伟提供的。
B3、2011年9月15日，泰兴法院（2011）泰民初字第0880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2010年8月23日沈林君、吴斌向王国圣借款30万元，并由王伟担保。后因借款人和担保人均未还款，王国圣提起诉讼，经法院调解，担保人王伟同意还款30万元。自2010年6月至2010年8月，王国圣已经对外出借80万元，而在银行6月份还没有开卡的人，这么多钱会存放在哪里，事实上这些款项都是由曾伟提供的，王国圣与曾伟之间确实有很多往来。
B4、1245号案的庭审笔录共计15页，在该庭审笔录中王国圣多次承认与曾伟有很多经济往来。
曾伟提交的证据，经王国圣质证，王国圣认为银行明细与本案无关，曾伟付款给王国圣，王国圣应有相应的收条；殷玉芳的借条及调解书与本案也没有关系，出借人是王国圣，不是曾伟；对1245号庭审笔录，因为周玉锋起诉王国圣，我们应当这样答辩。因为曾伟的父亲曾建清欠王国圣30万元，当时适逢曾伟在其父亲宅基地上建房，曾建清没有钱给，由曾伟接受了他父亲的30万元债务，曾伟还了13万，另行出具112000元的借条给我们，由周玉锋担保，后未还，王国圣起诉，法院已判决结案。周玉锋另行以2010年6月5日和2010年6月7日的借条和收条起诉王国圣，要求王国圣还30万，周玉锋从来没有向王国圣要过钱，我们向曾伟的父亲催要借款时，周玉锋也出面了，曾伟也出面，当时就还掉了178000元，如果我们还欠周玉锋30万元的话，当场就应当冲减。
原审法院法庭调查时，王国圣接受法庭询问。问：2010年6月7日你为何拿曾伟30万元？答：曾伟拿30万元给我，是从周玉锋那里拿的，我本身是从事把钱借给他人收取利息的生意，我晓得曾伟从周玉锋那里拿了80万元，我就叫曾伟挪30万给我，我支付曾伟3分的月利息，因此曾伟给了我30万元，我打了30万元的收条给曾伟。到了2012年，曾伟向我提出要涨到月息5分，我认为赚不到什么差价，就把钱逐步偿还他。
问：你与曾伟其他有没有经济往来？答：没有。2012年他父亲差我30万元，后来因为没有钱还，把房子抵给我，后来曾伟回家翻建房子，曾伟把债务担下来的，因此就发生了还了17万多，还差11万多，后来11万多因为未还，我起诉的，判决已生效。
问：既然你与曾伟其他没有往来，为何在本院审理的多起案件中出现双方间的借条和收条？答：其他没有往来，还有周玉锋起诉的80万元，事实上我拿的曾伟30万元已经还清，目前没有其他往来。
问：2012年11月15日的收条，程某是王国圣的代理人，也就是说程某将在执行过程中收取的执行款转给王国圣，你会写字，为何叫曾伟书写该收条？答：因为当时该款全部给了曾伟，我只拿了零头7138.33元，因此是叫曾伟打的收条。
问：2012年11月15日收条中12万给了曾伟，你为何不叫曾伟另行向你出具收条？答：我不懂，当时12万元给曾伟的时候，程某在场。
问：你提供的2012年1月22日这份收条上，曾伟在上面备注“与周春姐汇帐”，什么意思？答：周春的姐姐是通过我认识曾伟，后来周春的姐姐有钱放在曾伟处，由曾伟放贷，后来周春的姐姐起诉曾伟，要求曾伟还欠款1万元，因为周春也差我的钱，我就和曾伟商量，周春姐姐的1万元算到我后面来，我与周春结帐，因此，我给的14万元，出具的是15万元的收条。
问：你主张曾伟应当返还你30万元不当得利的依据是什么？答：我拿曾伟30万，已经还给曾伟30万，现在周玉锋起诉，法院又判决我、曾伟、鲁冬兰偿还80万，按比例算的话，我应当还近30万元，因此我认为，我不能还双份30万，因此，要求曾伟将我还的30万退给我，以便我还周玉锋。
经原审法院审理，王国圣、曾伟无异议的事实：王国圣及曾伟均从事民间借贷生意。2010年6月5日，王国圣、曾伟及曾伟的妻子鲁冬兰向案外人周玉锋借款80万元，2010年6月7日，曾伟将其中30万元转给王国圣使用。后因三人未及时还款，周玉锋就80万元借款起诉王国圣、曾伟及鲁冬兰，泰兴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2015）泰民初字第0220号民事判决：王国圣、曾伟、鲁冬兰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共同偿还周玉锋借款本金80万元及利息。王国圣、曾伟、鲁冬兰尚未履行该判决确定的义务。
双方有异议的事实：王国圣主张2012年1月22日曾伟收到王国圣15万元、2月22日曾伟收到王国圣4万元、11月15日曾伟收到王国圣12万元（收条上注明是127138.33元，零钱7138.33元曾伟未收），该三笔款王国圣是偿还其2010年6月7日从曾伟处挪借的30万元。对此，曾伟认为2012年1月22日的15万元及2012年2月22日的4万元均与2010年6月7日的30万元无关，是双方之间的其他往来；2012年11月15日曾伟并未收到王国圣的钱。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1、王国圣尚未履行（2015）泰民初字第0220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如果王国圣已经履行民事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且有证据证明曾伟应当返还其款项的话，其依法可取得追偿权。2、王国圣主张2012年11月15日王国圣偿还曾伟12万元，但王国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曾伟收到12万元，且曾伟在诉讼中否认收到12万元，故对王国圣主张已还款12万元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确认。3、王国圣、曾伟对2012年1月22日、2月22日王国圣偿还曾伟15万元和4万元的事实虽无异议，但从现有证据及法庭调查的情况看，王国圣、曾伟之间确实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王国圣无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两笔款就是偿还2010年6月7日的30万元。4、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本案中，王国圣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曾伟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王国圣受损失的事实，故对王国圣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王国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王国圣负担。
上诉人王国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纠纷的性质实为授权委托纠纷，并非不当得利纠纷，其理由是：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30万元系另一案件中的周玉锋通过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这个事实在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依此，上诉人即将所收的30万元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将我们交付的30万元归还给周玉锋，所以上诉人认为，本案是典型的授权委托纠纷。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要体现在：上诉人已经将30万元全部交付给了被上诉人，主要是有3笔费用，即：第一，2012年1月22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14万元，2012年2月22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4万元。上诉人认为，一审中原审法院对这两块上诉人付给被上诉人的18万元已经做了认定，但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其他经济往来，将此举证责任由上诉人来承担是不妥当的。事实上，被上诉人如果认为与上诉人尚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有其他往来，如果提供不了证据，这个交付的18万元就是给付的30万元的一部分。第二，2012年11月15日这份收条，被上诉人收到程某12万元，程某是法律工作人员，她将此12万元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并且称此款就是偿还周玉锋的款项。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已经将30万元委托被上诉人交付给周玉锋，其对委托的事项没有履行，就应该负返还的义务。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接收了上诉人的委托，依法应该积极地将此款交付给周玉锋，其没有交付给周玉锋，应该负返还的义务。本案双方当事人先后发生四次诉讼，双方往来账目已基本展现。王国圣以为曾伟是债权人，2012年遂向曾伟履行30万元还款义务，所以应该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返还给上诉人30万元。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客观公允的裁决。
被上诉人曾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理由是：1、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给法院的三份收条上面所载明的金额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款。特别要说明的是，2012年11月15日这份收条上面虽然有曾伟的签名，但曾伟是作为见证人身份来签名的，该款项并没有交付给曾伟。2012年1月22日和2月22日的收条上所载明的款项是上诉人应当偿还给被上诉人的往来款。所以本案既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不当得利，也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授权委托收款。从这三份收条上，可以判断出这些款项与上诉人向周玉锋还款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可以判断出确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因为2012年1月22日的收条上有明确的备注，“其中1万元与周春姐汇账”。事实上，正是因为上诉人从未向周玉锋还款，所以周玉锋才会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进行还款，被上诉人认为，不能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其他往来与上诉人与周玉锋之间的债务混为一谈。事实上，上诉人为了否认借到周玉锋30万元，在那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多次也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有数次经济往来的。2、为了证明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也提交了曾伟的银行流水明细、2010年6月11日殷玉芳包括江苏永兴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给王国圣的借条以及2011年9月15日泰兴法院出具的（2011）泰民初字第088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1245号案的庭审笔录（15页），这些均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素有经济往来。既然双方之间素有经济往来，上诉人就有义务向被上诉人还款。所以被上诉人认为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王国圣向本院申请证人程某出庭作证，证明2012年11月15日这份收条上的12万元的现金是由程某直接交付给曾伟，曾伟并不是这份收条中的见证人，且交付的目的就是为了偿还30万元的借款，12万元是借款的一部分。
针对证人程某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曾伟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程某与本案代理人是同事关系，与本案当事人曾经存在代理关系，在法律上是有利害关系。2、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律规定要求，如果以证人证言来证明的话，至少要两人以上。3、程某部分证言不属实，不能证明曾伟收到王国圣12万元的事实，理由是当时程某既是王国圣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曾伟收到12万元，应当及时提醒王国圣，让曾伟另外出具一份收条。王国圣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曾伟收到了12万元。仅仅凭一个证人，是不足以证明这一事实。4、无论是从程某的证言还是收条上来看，都不能反映该款项与周玉锋有任何关系。
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曾伟提供泰兴市人民法院调查令一份，证明王国圣当时的款项来源是借助曾伟提供的资金。
针对被上诉人曾伟提供的该份证据，上诉人王国圣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王国圣当时虽然可能没有办理银行卡，但王国圣是专业从事放高利贷的，家中有现金是正常的。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相同，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1、上诉人王国圣主张本案为授权委托纠纷是否应予支持。2、原审法院关于本案所涉2012年11月15日的12万元款项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否适当。3、原审法院关于本案所涉2012年1月22日15万元收条中的14万元、2012年2月22日收条中的4万元款项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否适当。
一、关于上诉人王国圣主张本案为授权委托纠纷是否应予支持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王国圣主张本案应为授权委托纠纷，被上诉人曾伟接受其委托，依法应该将本案所涉款项交付给周玉锋，其没有交付给周玉锋，应该负返还义务。但其未能提供其曾经授权委托被上诉人曾伟归还周玉锋借款的相应证据，且其在递交的民事上诉状中亦表示“王国圣以为曾伟是债权人，2012年遂向曾伟履行还款义务”，进一步表明上诉人王国圣并未授权委托被上诉人曾伟归还周玉锋借款。故，上诉人王国圣关于其授权委托被上诉人曾伟归还周玉锋借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原审法院有关本案所涉2012年11月15日的12万元款项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否适当问题。上诉人王国圣主张本案所涉该笔12万元款项已交付被上诉人曾伟，委托归还周玉锋借款，且提供收条及证人程某证人证言为证。但从上诉人王国圣提交的该份收条来看，该份收条系王国圣出具给程某的，而非曾伟出具给王国圣的。收条上虽有曾伟的署名，但在“具收人”处署名的是王国圣，而非曾伟，曾伟的署名并不能判定曾伟是该款项的收款人。从程某的证人证言来看，程某与本案代理人是同事关系，与本案当事人亦曾经存在代理关系，在法律上存有利害关系，且若是曾伟收到王国圣的该12万元款项，应由曾伟向王国圣出具收条。另，无论是从程某证人证言还是收条来看，均不能反映该12万元款项与归还周玉锋借款之间的关联性。故，上诉人王国圣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将本案所涉12万元款项交付曾伟。原审法院关于本案所涉2012年11月15日的12万元款项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三、关于原审法院有关本案所涉2012年1月22日15万元收条中的14万元、2012年2月22日收条中的4万元款项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否适当问题。上诉人王国圣主张已于2012年1月22日、2012年2月22日先后给付被上诉人14万元、4万元用于归还本案所涉30万元借款，并提供收条等证据进行佐证。被上诉人曾伟认可收到该两笔款项，但认为系双方其他经济往来，并提供殷玉芳及江苏永兴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给王国圣的借条等证据进行佐证。对此，上诉人王国圣予以否认，表示双方除本案所涉30万元款项外，并无其他经济往来，该两笔款项交付曾伟时，已明确向曾伟说明系归还周玉锋的。然而，一方面，在原审法院审理的周玉锋与王国圣民间借贷纠纷等案件中，上诉人在庭审时曾先后表示“事实上我们也从未收到过曾伟的钱，况且我们与曾伟之间有数次的经济往来”；“我们与曾伟有经济往来”，“我们与曾伟之间有经济往来，经济不断的”；“我们也不否认的是，王国圣与曾伟素有经济往来”等；另一方面，在上诉人王国圣递交的本案民事上诉状中，上诉人王国圣亦表示“交付时，曾伟没有向上诉人说明款项来源和实际借款人是其连襟周玉锋（周玉锋的存款和转账都是匿名的，借用他人户头），致使王国圣以为曾伟是债权人，2012年遂向曾伟履行还款义务”。王国圣自述的上述事实表明：王国圣与曾伟之间不仅存有经济往来，且上诉人王国圣向曾伟交付该两笔款项时，并未向曾伟明示系归还周玉锋借款。故，王国圣关于其与曾伟除本案所涉30万元款项外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其交付该两笔款项时已向曾伟明示系归还周玉锋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有关本案所涉2012年1月22日15万元收条中的14万元、2012年2月22日收条中的4万元款项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
综上，上诉人王国圣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王国圣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玫
代理审判员 缪翠玲
代理审判员 顾春旺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