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21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瑛，女，197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煜程，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酷贝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118号24幢101室。
诉讼代表人：朱小苏，上海酷贝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炳辉，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一凡，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湖南酷贝拉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692号1711、1712、1713房。
法定代表人：徐瑛。
原审被告：湖南酷贝拉欢乐城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188号新世纪体育文化中心东广场101。
法定代表人：王跃。
上诉人徐瑛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酷贝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酷贝拉公司）、原审被告湖南酷贝拉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酷贝拉公司）、湖南酷贝拉欢乐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酷贝拉欢乐城）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4民初22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上海酷贝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海酷贝拉公司主张的款项存在瑕疵，不应当由徐瑛承担；湖南酷贝拉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均在湖南酷贝拉欢乐城处保管，徐瑛对于湖南酷贝拉公司未及时清算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实；一审法院不采信徐瑛的举证，也不接受徐瑛要求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的申请，属违反法律规定，同时，部分关键证据也应当由上海酷贝拉公司提供；上海酷贝拉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破产程序的初审报告不具备完整性，不能以此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上海酷贝拉公司辩称，破产程序的初审报告完整、准确反映了湖南酷贝拉公司与案外人签约、再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付款的客观事实，徐瑛作为湖南酷贝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并未举证提交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其上诉事由缺乏事实依据，故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湖南酷贝拉公司、湖南酷贝拉欢乐城未作答辩。
上海酷贝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湖南酷贝拉公司清偿上海酷贝拉公司款项447,120元（人民币，下同）；2.判令湖南酷贝拉欢乐城、徐瑛对湖南酷贝拉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15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样品订购合同》，向A公司订做手机吊饰样品，合同总价2,00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2年5月17日付款2,000元。2011年6月16日与2012年4月23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分别签订《样品订购合同》与《订购合同》，由湖南酷贝拉公司向B公司订购文具套装，两份合同总价为73,44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两份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1年6月29日付款19,600元、2012年4月27日付款16,152元、2012年5月29日付款32,304元、2012年6月6日付款5,384元。2011年6月22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深圳市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签订《样品订购合同》，向C公司订购卡通吊饰样品，合同总价6,00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1年7月11日付款6,000元。2011年6月22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汕头市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签订《订购合同》，向D公司采购溜溜球，合同总价60,75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1年5月30日支付打样费3,750元，2011年6月23日付款17,100元，2011年9月9日付款39,900元。2011年6月29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签订《订购合同》，向E公司订购成衣唛标，合同总价7,95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1年7月4日付款2,385元，2011年9月8日付款3,975元，2011年10月31日付款1,590元。
2011年6月24日、2011年6月30日和2011年7月20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签订《订购合同》，由湖南酷贝拉公司向F公司订购印刷品，三份合同总价为80,00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三份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1年6月30日付款5,700元、2011年7月1日付款10,800元、2011年7月22日付款7,500元、2011年9月9日付款9,500元、2011年10月31日付款12,500元、2011年12月30日付款18,000元、2012年2月14日付款10,000元、2012年4月17日付款6,000元。2011年7月11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潮安县XX厂（以下简称XX厂）签订《订购合同》，向XX厂订购礼品杯，合同总价66,60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1年7月21日付款19,980元，2011年9月8日付款33,300元，2011年12月26日付款13,320元。2011年7月11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浙江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签订《订购合同》，向G公司订购水壶，合同总价88,00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1年7月14日付款26,400元，2011年9月9日付款61,600元。
2012年2月17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上海H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签订《订购合同》，向H公司订购塑料袋，合同总价3,10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2年4月17日付款1,200元,2012年4月24日付款1,900元。2012年4月23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上海I有限公司（以下简称I公司）签订《订购合同》，向I公司定制印刷品，合同总价18,20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付款5,460元,2012年5月17日付款9,100元，2012年8月27日付款3,640元。2012年4月23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温州J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公司）签订《订购合同》，向J公司定制拼图，合同总价18,40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付款5,520元，2012年5月22日付款9,200元，2012年8月30日付款3,680元。2012年4月23日，湖南酷贝拉公司与浙江K有限公司（以下简称K公司）签订《订购合同》，向K公司定制贴纸，合同总价22,680元;湖南酷贝拉公司就上述合同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付货款，上海酷贝拉公司于2012年5月4日付款6,804元,2012年5月25日付款11,340元，2012年8月28日付款4,536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湖南酷贝拉公司系成立于2009年11月12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湖南酷贝拉欢乐城认缴出资90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2011年10月31日，实缴出资450万元，徐瑛认缴出资10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2011年10月31日，实缴出资50万元。2013年12月17日，湖南酷贝拉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其后，湖南酷贝拉公司股东一直未组织清算。现湖南酷贝拉公司无办公经营地，账册及财产均下落不明。
一审法院又查明，2013年8月21日，一审法院以（2013）徐民二（商）破字第6号立案受理了上海L有限公司对上海酷贝拉公司的破产清算的申请，并于2013年10月29日指定上海酷贝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上海酷贝拉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根据2015年11月9日出具的《关于上海酷贝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期初审计报告》的记载，“经审计，上海酷贝拉公司于裁定破产受理日的资产总额9,117,144.21元，负债总额54,712,943.11元，所有者权益金额为-45,595,798.90元，资产负债率为600.11%；……其他应收款2,473,545.35元，共14户，其中湖南酷贝拉公司1,127,163.08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上海酷贝拉公司与湖南酷贝拉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二、若上海酷贝拉公司对湖南酷贝拉公司的债权真实存在，则该债权请求权是否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对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上海酷贝拉公司认为通过上海酷贝拉公司破产期初的审计报告可以证明上海酷贝拉公司对湖南酷贝拉公司享有应收账款1,127,163.08元，上海酷贝拉公司提交了订购合同、委托书和付款凭证等证据证明本案诉讼请求的金额，这些款项包含在1,127,163.08元应收账款内，故本案的债权是真实存在且证据确凿的。徐瑛认为,上海酷贝拉公司所谓的委托付款关系实质上并不存在；徐瑛作为湖南酷贝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委托书的签订毫不知情，也从未代表湖南酷贝拉公司与上海酷贝拉公司签订过相关委托合同；相关委托书上的印章和格式相似度很高，有事后造假的可能；另外本案所涉款项实际已经在两家公司的账目上进行了账务抵销，湖南酷贝拉公司不存在欠付上海酷贝拉公司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徐瑛称三家公司被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委托付款关系并不存在，但并未对此进行举证证明；徐瑛对湖南酷贝拉公司在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的形成时间存在异议，并在审理中提出印章形成时间的鉴定，但最终也因无法提交印章形成时间的比对材料而撤回申请；徐瑛对于本案所涉费用已被上海酷贝拉公司在账务上抵销的抗辩意见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进行佐证，故对徐瑛上述抗辩理由均不予采信；上海酷贝拉公司所提交的审计报告系根据上海酷贝拉公司的财务账册和原始凭证在上海酷贝拉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时所作的专项财务审计，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该审计报告，上海酷贝拉公司对湖南酷贝拉公司有1,127,163.08元应收账款，而上海酷贝拉公司在本案举证的订购合同、委托书和付款凭证已形成证据链，证明本案系争的447,120元真实性，故认为本案系争的447,120元的债权真实存在。
本案债权真实存在，那么该债权请求权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上海酷贝拉公司认为，首先，上海酷贝拉公司对湖南酷贝拉公司的债权并未约定履行期限；其次，对于湖南酷贝拉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这一事件，也未有相关法律规定当债务人被吊销营业执照时，债权人对该债务人的债权视为到期，同样也不能推出上海酷贝拉公司自此应当知道债权受损这个结论，故上海酷贝拉公司破产管理人在接管上海酷贝拉公司财产后，以审计结果及证据向湖南酷贝拉公司主张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徐瑛认为，本案所涉委托付款债务的发生集中于2011年5月至2012年9月，上海酷贝拉公司申请破产受理日期为2013年8月21日，而湖南酷贝拉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上海酷贝拉公司起诉本案的日期为2016年4月18日，由于上海酷贝拉公司启动了破产程序，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最迟也应为2013年12月17日，所以无论是从委托债权发生之日起算，还是上海酷贝拉公司破产受理之日起算，本案的债权请求权均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从上海酷贝拉公司举证的委托书来看，委托书仅约定了湖南酷贝拉公司委托上海酷贝拉公司代为支付货款，并未约定何时偿还代付的货款，属于履行期限不确定的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上海酷贝拉公司在申请破产清算前从未向湖南酷贝拉公司要求履行义务，也无证据显示湖南酷贝拉公司曾向上海酷贝拉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虽然上海酷贝拉公司系破产企业，在破产管理人接管公司财务资料起就有责任清理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一审法院于2013年10月29日指定了破产管理人，上海酷贝拉公司的破产期初审计报告于2015年11月9日出具。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虽然未规定破产企业破产申请受理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应何时起算诉讼时效，但破产企业的审计报告出具后，破产企业对外的债权无论是否约定履行期限，破产管理人均有义务进行催讨，由此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较为合理，故上海酷贝拉公司在2016年4月18日起诉追讨系争款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对于上海酷贝拉公司要求湖南酷贝拉公司清偿款项447,12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上海酷贝拉公司依约为湖南酷贝拉公司代付了货款，湖南酷贝拉公司未及时清偿，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湖南酷贝拉欢乐城和徐瑛作为湖南酷贝拉公司的股东，应在湖南酷贝拉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及时组织清算。因湖南酷贝拉欢乐城和徐瑛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湖南酷贝拉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等均已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湖南酷贝拉欢乐城和徐瑛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对湖南酷贝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审理中，湖南酷贝拉公司、湖南酷贝拉欢乐城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
一审法院判决：一、湖南酷贝拉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上海酷贝拉公司款项447,120元；二、湖南酷贝拉欢乐城和徐瑛对湖南酷贝拉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案件受理费8,006.80元，由湖南酷贝拉公司、湖南酷贝拉欢乐城和徐瑛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中，徐瑛、上海酷贝拉公司、湖南酷贝拉公司、湖南酷贝拉欢乐城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本案法律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海酷贝拉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依据破产程序对上海酷贝拉公司的资产初审报告应当属于法律规范性文件，其基本内容具有客观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据此，上海酷贝拉公司受湖南酷贝拉公司委托、代其支付合同价款的关联交易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湖南酷贝拉公司作为主债务人，采取了一审不应诉、二审不上诉的态度和行为，尤其是徐瑛作为湖南酷贝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是以个人名义提起上诉，应视为湖南酷贝拉公司放弃了全部的诉讼抗辩权利。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补充认为，对于没有约定债务履行期限的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应当是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上海酷贝拉公司与湖南酷贝拉公司属于关联公司，其自身的法人意志届时并不独立，直至上海酷贝拉公司依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由破产管理人接管后，其法人的独立意志才得以恢复正常。因此，一审法院以上海酷贝拉公司的破产期初审计报告的出具日期作为起算点，完全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回溯本案二审程序，上诉人徐瑛系湖南酷贝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持股10%），在湖南酷贝拉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即负有在法定期间内解散公司、进行清算的义务。徐瑛抗辩称，其曾要求湖南酷贝拉公司的大股东湖南酷贝拉欢乐城对湖南酷贝拉公司进行清算，但无果，同时徐瑛还试图将其持有的湖南酷贝拉公司的股份近乎无偿转让给湖南酷贝拉欢乐城。对此本院认为，徐瑛的上述抗辩一是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二是其行为若客观存在，亦不能免除其作为股东的清算义务。现在本案的法律事实状态是：湖南酷贝拉公司没有启动或者进行任何清算程序，即便是在本案历经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一审诉讼程序中，徐瑛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亦没有采取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作为；徐瑛没有妥善保管湖南酷贝拉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其亦无证据证实上述物品的确切下落和现实状态。一审法院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令徐瑛对湖南酷贝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徐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为人民币8,006.00元，由上诉人徐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严耿斌
审判员 季伟伟
审判员 刘 雯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郑雯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