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鼓民初字第3173号
原告孙明科，男，1950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孙明家，系孙明科的妹妹。
原告郑憶妹，女，192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关姝，上海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晋安区房屋拆迁工程处，住所地福州市晋安区长乐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叶绍兴，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玉生，福建豪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市黎明企业总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黎明村。
法定代表人吴瑞敏，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国贤、强磊，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亨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铜锣湾礼顿路77号礼顿中心1321室。
法定代表人李榕恒。
原告孙明科、郑憶妹与被告福州晋安区房屋拆迁工程处（以下简称被告一）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追加福州市黎明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二）、亨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三）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明科委托代理人孙明家，原告郑憶妹委托代理人关姝，被告一委托代理人陈玉生，被告二委托代理人张国贤、强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明科、郑憶妹诉称，孙崇清（已故）是原告郑憶妹之夫，是原告孙明科之父。两原告与孙崇清（已故）是原福州市洪山镇房产的产权人。上述房产在1951年由福州市土地房产所发放《土地房产所有证》并由福州市人民政府加盖印章确认。根据发给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之规定确定，本户孙崇清、林依金、郑憶妹、孙明科、孙崇文、林季真所有房产四间、地基四段作为本户全家人的私有产业，有居住、转让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其中孙崇清、郑憶妹夫妇与儿子孙明科是一家，孙崇文、林季真夫妇俩是一家，林依金（孙崇清、孙崇文的母亲，现已过世）。由于1951年7月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没有对所有的土地房产作详细的划分，为避免今后发生异议，大家又对所属房地产进行协商划分，并于1982年11月19日订立了《协议书》。《协议书》中大家共认：协议附图分界线所标尺寸作为划分依据，今后国家征用等均按本协议附图办理。
1993年上述共有人所有的老房动迁，孙崇文与林季真一家分得两处动迁产权房屋，孙崇清一人分得一处动迁产权房屋，但被告没有对两原告进行安置分房。
根据《福州市城市试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对被拆除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具有合法所有权、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而在本案中对被拆迁的老房具有所有权的产权人是孙明科、郑憶妹、孙崇清（已故），但在《房屋拆迁协议书》内容上标注的产权人却仅为孙崇清一人名字，被告将孙崇清一人作为被拆迁人进行了安置，并且将拆迁后的安置房产权归孙崇清一人所有，很明显在此次拆迁安置中，被告不仅遗漏了合格的被拆迁人孙明科与郑憶妹，还将应属于孙崇清、郑憶妹、孙明科三人共有的被拆房屋的实际面积92.16平方米缩水至仅按53.05平方米计算安置。为此两原告曾经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安置事宜，但被告均置之不理，现两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对两原告进行安置补偿。
本案中被告存在重大过失。在1993年的《房屋拆迁协议书》中，甲方是拆迁人即本案的被告一，乙方应是被拆迁人即孙明科、郑憶妹和已故的孙崇清，但在《房屋拆迁协议书》的最后签字盖章处，甲方是福州晋安区房屋拆迁处，经办人是叶绍兴，并在拆迁人处加盖了公章。而乙方的签名是与此次拆迁无利害关系的孙明鸣，这份《房屋拆迁协议书》因为没有适格的双方签字盖章而应当是被认定无效的。
因原被拆迁人孙崇清已故，现要求被告另与两原告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对两原告进行安置并赔偿损失，如不能合理安置就给付原告动迁时应分配面积的相应的折价款项。
1993年对诉争房屋拆迁的实施单位是被告一，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复印件表明拆迁人是福建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因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自2010年开始没有实行年度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现原告要求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投资方被告二、被告三作为本案共同被告。
原福州市洪山区福屿村于1993年底拆建，两原告是原福州市洪山区的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由于被告一在实施拆迁过程中没有对被拆迁人孙明科、郑憶妹给予安置补偿。原告认为被告二、被告三应当对被告一在实施拆迁给两原告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被告另与两原告签订房屋动迁安置协议；2.三被告采取相应补救措施重新为原告进行安置并赔偿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被告一辩称，1.根据拆迁许可证，本案所涉及的拆迁人是福州亨黎房地产公司，被告一只是拆迁的实施单位，拆迁人的代理人。所有的拆迁后果均应由拆迁人承担；2.拆迁的时候被拆迁人没有提供房屋产权依据给被告一，被告一只是根据旧宅的房屋实际占有面积进行安置。
被告二辩称，1.本案诉争的被拆迁房屋已于1985年由孙崇清转让给案外人孙明鸣，该转让行为得到生效判决的确认。据此说明祖屋被拆迁时属于案外人孙明鸣所有。所以原告不享有该房产被拆迁产生的权益；2.被告二不是拆迁诉争房产的当事人，原告起诉被告一是错误的，从原告和被告一提供的证据来看，拆迁人是福州亨黎房地产公司。该公司未年检不代表该公司不存在，其还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起诉被告二没有依据；3.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诉争房产于1993年拆除，原告现在才提起诉讼，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
被告三未作书面答辩。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A1.《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明两原告享有原被拆迁房屋所有权。
A2.《房屋拆迁协议书》，证明被告方在拆迁时，将孙崇清一人作为被拆迁人，安置房的产权也归孙崇清一人所有，并且在《房屋拆迁协议书》中还将孙崇清、郑憶妹、孙明科三人共有的老房实际面积92.16平方米缩水至仅按53.05平方米计算安置。
A3.《房屋权属档案摘要（证明）单》，证明孙崇清为房产的所有权人。
A4.《福建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证明：1.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及附属物的所有人；2.拆迁人在拆迁之前必须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在本案中被告从没有向两原告出具过书面通知。
A5.《死亡证明书》，证明孙崇清于2007年9月24日已故。
A6.《协议书》，证明由于1951年7月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没有对所有的土地房产作详细的划分，而孙崇清家庭、孙家文家庭、孙崇龄家庭、孙某甲家庭（孙崇龄和孙某甲家庭的土地房产证是另外颁发的）四家的房产又均在一个大院内，为避免今后发生异议，四个家庭的成员相约于福州，对所属房地产进行协商划分，并于1982年11月19日订立了协议书。协议中大家共认：协议附图分界线所标尺寸作为划分依据，今后国家征用等均按本协议附图办理。
A7.《被拆迁的房屋面积计算表》，证明依据协议书附图计算属于孙崇清、郑憶妹、孙明科三人被拆房屋的面积是92.16平方米。另有宽约80公分的围墙和公用通道等有砖瓦的面积，因未标明尺寸未计算在内。
A8.证人孙某甲证言，证明于1982年11月19日的协议书上签字的当事人均是代表各自的家庭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A9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外资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证明被告二、被告三共同出资设立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
被告一为支持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
B1.榕房拆许字（93）第110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编号93-18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福州市人民政府榕政地（1993）539号《关于福州亨黎房地产公司在黎明外福屿村用地的批复》、福建省计划委员会闽计外（1993）063号《关于中外合资改造黎明福屿旧村项目的批复》、福州市计划委员会榕计外（1993）007号《关于“黎明福屿旧村改造”申请立项的报告》，证明本案诉争房产的拆迁人是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被告一只是拆迁实施单位。
B2.《黎明福屿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证明被告一只是受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诉争房产所属地块实施拆迁安置工作，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才是本案真正的被告，被告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被告二与被告亨达实业有限公司未提交证据。
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A1、A2、A3、A5、A9的真实性被告一、被告二均无异议。被告一对证据A6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二对证据6真实性持有异议。被告一认为原告无法证明《土地房产所有权证》项下的房产属于被告的拆迁范围，且无证据证明原告郑憶妹就是《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上的郑依妹，故原告郑憶妹并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本案拆迁时因被拆迁人孙崇清没有提供《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因此当时拆迁时是根据实际丈量的面积对使用人孙崇清进行安置；本案孙崇清代表其家庭与其兄弟对《土地房产所有权证》项下的房产进行分割，其对房产有最终所有权；另本案拆迁发生于2008年7月1日，现原告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被告二认为《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不能证明二原告享有被拆迁房产的所有权，仅表明二原告是被拆迁房产所居住的家庭成员。分家析产协议书亦说明了被拆迁的房产是属于孙崇清的个人财产，生效判决亦已确认二原告对被拆迁的房产没有所有权；本案被拆迁房产已于1985年由产权人孙崇清转让给案外人孙明鸣，这亦印证了二原告不是该房产权利人的事实，案外人孙明鸣实际是被拆迁房屋的实际权利人。
被告一、被告二认为证据A4是法规。认为证据A7为原告自行丈量，对其不予认可；对证据A8真实性持有异议。
原告与被告二对被告一提供的证据B1、B2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表明当本案拆迁的用地是福屿村，此与两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的地址是吻合的，表明诉争房产属于本案拆迁范围；B2表明本案被告一是受托进行拆迁，如果被告一作为代理人侵害他人的权利，则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依法应连带承担责任，且本案被告一是以拆迁人的身份在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协议。
本院认为，因被告三未到庭参加诉讼，又未书面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据，视为自动放弃抗辩权利。证据A1、A2、A3、A5、A6、A9、B1、B2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为A4法规，并非证据。证据A7为原告自行绘制房屋以及宅基地平面图分割图，证据A8为证人证言，上述两证据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被告一的申请，调取了（2009）民初字第号案卷中的（2009）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2009）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2010）民申字第号民事裁定书。
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对上述文书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一认为上述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确认本案被拆迁房屋属于孙崇清、郑憶妹夫妻共同财产，同时确认孙明科不是《土地房产所有权证》项下房产的产权人。原告认为上述生效的法律文书证明了郑依妹与本案郑憶妹是同一个人。被告二认为上述生效的法律文书说明，本案被拆迁房产已由孙崇清于1985年转让给案外人孙明鸣。同时，上述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了原告孙明科并非被拆迁房产权利的事实，而郑憶妹虽然是被拆迁房产的权利人，但是其已经认可了房产转让及房产被拆迁的事实。据此，本案被拆迁的房屋拆迁时，两原告都不是权利人，因此两原告不享有本案被拆迁房产的拆迁权益。
本院认为，上述法律文书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庭审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1951年1月4日，孙崇清作为申请人向政府申请发给土地房产所有证，申请书的人口一栏注明有：户长孙崇清、母林依金、妻郑依妹、子孙科明、弟孙崇文、弟妇林季真。此后福州市人民政府发给该户《土地房产所有证》，地址为福州市洪山区，面积为壹亩柒分伍，房屋肆间。1982年11月，家庭成员孙崇龄、孙崇清、孙崇文、孙某甲共同协商对空地、房屋进行了划分，制定了分家析产协议书。1985年孙崇清将其上述祖遗产份额卖给其胞侄孙明鸣为业。
经福州市人民政府榕政地（1993）539号文件以及相关部门批准，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向福州市人民政府受让洪山乡黎明外福屿村（北向）面积为448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进行黎明福屿旧村改造。拆迁过程中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委托被告一进行上述地段的拆迁工作。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向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颁发了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范围为洪山乡黎明外福屿村福1#－24#。本案诉争被拆迁房产属于上述拆迁范围。
1993年12月27日，孙明鸣以孙崇清代理人名义与福州市郊区房屋拆迁工程处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书》，双方就所有权人为孙崇清的坐落于郊区洪山黎明村福屿即53.5平方米的私产拆迁安置事项进行约定，安置方式为就地安置。1994年1月8日，孙崇清与孙明鸣签订《协议书》，写明：“孙崇清为了照顾孙明鸣结婚需要，于1985年自愿将祖上遗产坐落福州市西门外洪山乡内土木结构房屋贰间以及公用场地以人民币壹仟圆代价卖给胞侄孙明鸣为业，并已订立买卖契约，但双方曾口头商定，今后如遇国家征用，孙明鸣应给予孙崇清适当补贴，今适逢旧房动迁，经协商，孙明鸣同意付给孙崇清人民币壹万三仟圆补贴费，该款自本协议订立日起一次性付清，不另立收据”。并约定，1985年9月2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仍属有效，同时孙崇清同意提供有关产权等证明，帮助孙明鸣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或房屋买卖等手续。1996年10月17日，福州市晋安区房地产管理局向孙崇清颁发拆迁安置房榕晋S字第06＊＊2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单元。拆迁安置办理所有权证，手续杂费等费用均由孙明鸣支付，《房屋所有权证》及契税票据等均在孙明鸣处。1996年10月21日，孙崇清、郑憶妹立遗赠书：因全家定居上海，不打算回福州居住，因此决定将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二房半一个单元房屋产权遗赠给胞侄孙明鸣为业。2007年9月24日孙崇清因病去世。孙崇清系郑憶妹的丈夫、孙明科的父亲。
2009年案外人孙明鸣以本案原告孙明科、郑憶妹以及案外人孙明学、孙明家（均为孙崇清、郑憶妹之子女）为被告就上述房产买卖事宜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上述拆迁安置的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房产实际权利人为孙明鸣，并请求判令孙明科、郑憶妹、孙明学、孙明家配合孙明鸣办理拆迁安置房产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进审理认为，孙明鸣与孙崇清签订的《协议书》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书》、《遗赠书》及证人孙某乙的证言能够证明孙崇清将房屋以人民币1000元出售给孙明鸣，且长期以来，讼争房屋都是由孙明鸣居住、管理。郑憶妹、孙明科、孙明学、孙明家对此都没有异议，可见郑憶妹、孙明科、孙明学、孙明家对讼争房屋的归属是明确的。郑憶妹、孙明科、孙明学、孙明家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仅仅表明当初位于福州市洪山区的房产所居住的家庭成员，其实从郑憶妹、孙明科、孙明学、孙明家提供的分家析产协议中也可以看出讼争房产没有郑憶妹、孙明科的份额，因为房产属于祖上遗产，在早期首先拥有产权份额应当是上一辈的男性，也就是孙崇清及其兄弟，因此，郑憶妹、孙明科、孙明学、孙明家提出讼争房屋属于他们共有，进而认为孙崇清无权单独处置讼争房产的理由不能成立。孙明鸣与福州市郊区房屋拆迁工程处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中也注明所有权人为孙崇清，因此孙崇清有权处置讼争房产。综上，孙明鸣与孙崇清的房产买卖行为合法有效，孙明鸣要求继续履行协议书，应予以支持。郑憶妹、孙明科、孙明学、孙明家作为孙崇清的继承人，应当协助孙明鸣办理讼争房产的产权过户手续。作出（2009）民初字第号判决：一、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房产（产权证号为：榕晋S字第号）为孙明鸣所有；二、郑憶妹、孙明科、孙明学、孙明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孙明鸣办理上述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1951年福州市人民政府须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记的名字，仅表明当初房产所居住的家庭成员。本案孙崇清分家析产分得的祖上房产，属孙崇清与郑憶妹夫妻共同所有。郑憶妹在《遗赠书》签名，可以证明郑憶妹知道讼争房产拆迁安置的事实。孙崇清与郑憶妹以遗赠的形式确认了讼争房产事实上属于孙明鸣所有。孙明科作为房屋居住的家庭成员，不是房产共有人。根据《协议书》双方房屋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发生。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故作出（2009）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后，被告郑憶妹、孙明科以及案外人孙明学、孙明家不服审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经审查认为，根据1994年1月8日孙崇清与孙明鸣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可以确认1985年在旧房买卖后，双方对旧房被拆迁作出的补偿协商，实际上是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书的内容，该房屋买卖《协议书》内容与孙崇清、郑憶妹夫妻向孙明鸣出具的《遗赠书》及孙某乙的证言，能够证明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为有效。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孙明鸣分别支付了购房款及拆迁补贴费1000元和13000元，孙崇清也将坐落于福州市西门外洪山乡祖上房屋交付给孙明鸣使用，该房屋买卖《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孙崇清与郑憶妹系夫妻关系，孙崇清分家析产取得祖上房产，应当认定为孙崇清与郑憶妹的夫妻共同财产。由于福州市西门外洪山乡祖上房屋买卖后，双方未办理房屋买卖变更手续，故房屋在拆迁后，补偿安置的福州市鼓楼区的房屋产权人仍登记为孙崇清。因此，在孙崇清去世后，孙明鸣有权要求其共有或继承人郑憶妹、孙明科、孙明学、孙明家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协议的约定，协助孙明鸣办理鼓楼区房产所有权的变更登记手续。1951年福州市人民政府须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记的名字，仅表明当初房产所居住的家庭成员，孙明科作为房屋居住的家庭成员，不是房产共有人。综上，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郑憶妹、孙明科、孙明学、孙明家认为孙明科是讼争房产的共有人及本案不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是遗赠合同纠纷和应适用《继承法》规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故作出（2010）民申字第号民事裁定：驳回郑憶妹、孙明科、孙明学、孙明家的再审申请。
另查明，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由被告二与被告三共同出资设立。现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已歇业，并因自2010年起没有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行进行年度年检，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被告一由原企业名称为福州市郊区房屋拆迁工程处，变更为现有企业名称。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具有既判力。故上述生效民事判决可以认定，本案被拆迁的讼争房产实际产权人应为孙明鸣。郑憶妹与孙崇清将讼争房产出售后，已不是讼争房产的权利人。孙明科仅是讼争房产的居住的家庭成员，并非房产共有人。因此原告郑憶妹、孙明科主张诉请要求诸被告对其进行拆迁安置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福州亨黎房地产有限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目前已歇业，且企业法人组成人员下落不明，无法通知其参加诉讼，原告以其开办单位的被告二、被告三为本案共同被告，符合《民法通则》第四十条“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活动”的规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明科、郑憶妹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4400元，由原告孙明科、郑憶妹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建忠
审 判 员 王明亮
人民陪审员 王建伟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华占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三十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