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乌中民二终字第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四通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同，新疆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蒲正江，新疆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中兴盛达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义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纲，系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高宏天，新疆创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乌鲁木齐四通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中兴盛达钢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盛达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14）米东民二初字第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四通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同、蒲正江，被上诉人中兴盛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宏天、李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8月18日至2012年6月18日期间，中兴盛达公司与四通达公司签订了9份销售合同，上述合同约定，由中兴盛达公司向四通达公司销售低松弛预应力钢绞线，具体的规格、执行标准、强度级别、重量、单价（分别为5700元、5710元、6190元、5640元、5450元、5450元、5500元、5680元、5500元）以各自合同中约定为准，结算则以实际提货数量为准，货物发出10日内付款。为了便于储存钢绞线，2011年8月22日，中兴盛达公司与四通达公司双方签订一份仓库租赁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有：出租库房坐落地为乌鲁木齐市米东大道新疆筑路机械厂院内，储存商品为低松弛预应力钢绞线；租赁期限自合同生效日至2012年12月31日；要求中兴盛达公司存放在四通达公司仓库中的钢绞线所有权归中兴盛达公司，没有中兴盛达公司的发货通知单四通达公司不能擅自移动钢绞线；租金为无；中兴盛达公司的权利义务为：按照约定用途使用仓库，如提前终止合同，需提前30天通知对方；四通达公司的权利义务为：负责提供安全的大环境，如遇火灾、偷盗、损坏等造成的损失，根据损失情况进行赔偿，双方派看守人员，保留库房院落大门钥匙，负责对仓库的监护，负责提供库房所需各种设施，在钢绞线出库时，必须认真核实，确认无误后经中兴盛达公司签字放行，由于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直接影响货物的储存安全，应及时将事故情况通知对方，并在2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双方协商合理解决。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于2012年4月22日又签订一份仓库租赁合同，该合同除将租赁期限延至2013年12月31日外，且增加了租金的约定即100元／吨之外，其他内容与上述合同均基本一致。
2011年8月25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中兴盛达公司委托天津市南仓站联营储运公司将234件780.634吨预应力钢绞线通过13个铁路车皮运输至乌鲁木齐市铁路东站煤专线，收货方为四通达公司。
2011年8月25日至2012年8月2日期间，中兴盛达公司委托天津市富华储运场和北京铁路局天津站将940件3176.444吨预应力钢绞线通过53个铁路车皮运输至乌鲁木齐市铁路东站煤专线，收货方为四通达公司。
2011年8月22至2012年6月期间，中兴盛达公司委托天津市东丽区普天配货站将506.066吨预应力钢绞线通过公路运输至乌鲁木齐，收货方为四通达公司。
2011年12月31日，四通达公司给天津冶金集团中兴盛达钢业有限公司出具一份库存表记载的内容为：其公司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钢绞线库存数量为1298.378吨。
2012年4月28日经中兴盛达公司给四通达公司对账确认2012年4月9日、13日四通达公司购进钢绞线数量为818.878吨；2012年6月1日和6月30日经中兴盛达公司给四通达公司核对的发货明细表记载2012年5月9日、30日、31日四通达公司购进钢绞线数量为663.486吨，此批钢绞线最低价5450元，最高价6010元；2012年6月1日、2日、8日、28日、30日四通达公司购进钢绞线数量为716.882吨，此批钢绞线最低价5500元，最高价6010元。2012年，合计供货量为2199.246吨。
2011年8月24日至12月18日期间，中兴盛达公司给新疆金亿通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邦达公路构件有限公司等第三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上述税票共计记载中兴盛达公司直接销售给第三方的钢绞线数量为1049.206吨，其平均价为每吨7000元以上。
2011年8月24日至12月18日期间，中兴盛达公司给四通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上述税票共计记载四通达公司所购买的预应力钢绞线数量为965.52吨；2012年4月24日至8月28日期间，中兴盛达公司给四通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上述税票共计记载四通达公司所购买的预应力钢绞线数量为2267.37吨，其发票平均价为每吨5550.32元。
2012年4月25日至2012年8月10日期间，四通达公司委托其业务员刘建伟、侯立山直接在中兴盛达公司所在地天津市现场提取低松弛钢绞线六笔共计数量194.31吨，价值969533.20元，上述货款已全部付清。
中兴盛达公司诉至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四通达公司赔偿货款损失1004874.34元、支付一年零六个月付款利息93076.49元。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争议焦点一，本案的诉争合同从形式上来看确属仓储租赁合同的文本，但在双方实际履行中已从租赁合同关系变更为保管合同关系，其理由如下：首先从租赁合同和保管合同的法律关系要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内容来看，租赁合同和保管合同两者的相同之处都有交付行为，不同的是两者交付的主体和交付的标的物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把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也就是说，在租赁合同中，交付人是出租人，交付的标的物是出租物，其目的是让保管物让承租人使用，通常情况下，标的物处于承租人掌控之下。而保管合同则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在合同到期时负责返还该保管物的合同。在保管合同中，交付人是寄存人，交付的标的物是保管物，保管人对寄存人的保管物负有保管义务，而无使用权利，且一般来说，保管合同的成立，不仅须有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且须有寄托人将保管物交付于保管人，保管人接受寄托人交付的保管物的行为。由此可见，本案双方当事人若是在履行租赁合同，则其操作程序应是中兴盛达公司自行将货物钢绞线存放入所承租的库房内并看管，但通过对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来看，中兴盛达公司所销售的钢绞线系委托第三方承运至乌鲁木齐，再由四通达公司接货后存放于中兴盛达公司承租的库房内，并派人看管，中兴盛达公司没有参与看管及其他管理事务，也就是说中兴盛达公司不仅向四通达公司交付了钢绞线，而且四通达公司亦接受、占有了钢绞线，该行为特征与保管的法律性质相吻合。其次，就租赁合同与保管合同相比而言，出租人仅需提供符合约定的租赁物即可，对其无其他要求，但在保管合同中却对保管人添附了更多的义务、承担更大的责任，即存货人支付的保管费用与其寄存的保管物多少有关。就本案合同来说，当初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储存钢绞线，如若按照租赁合同来讲其收取租金应以承租的库房面积或总数来计算，但实际情况是双方签订的第一份合同中有免收租金的约定，可在履行了六个月后，双方又重新签订合同将租金约定为100元／吨，显然这是以存入钢绞线的数量多少作为计算依据，也就是说实际上双方是按照保管人的责任大小来收取费用的。第三，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中兴盛达公司主张合同的性质已由租赁合同变更为保管合同，在诉讼中提供的证据货票可以证明四通达公司既是钢绞线的接货人，也是放入库房中存放人，即被保管的物品钢绞线的风险责任已转移给四通达公司；证据库存表及发货明细表也可以证明四通达公司一直在行使库房内钢绞线的发放及盘点工作，尽管该库存表的行文的单位名称与中兴盛达公司名称有出入，但这只能视为是笔误，因四通达公司无与行文单位业务往来的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因此，上述证据均可作为是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已变更法律性质的事实依据。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中兴盛达公司与四通达公司在实际履行中已从租赁合同关系变更为保管合同关系的事实成立。但对中兴盛达公司关于双方系事实上的仓储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因四通达公司，并不是专业仓库营业人，其仓储保管人的主体资格显然不符，其只能作为一般保管合同的当事人，也就是说保管合同与仓储合同两者存在法律性质上的区别。
对于争议焦点二，中兴盛达公司给四通达公司供应的低松弛钢绞线总量问题。中兴盛达公司主张所供总量为4463.144吨，四通达公司抗辩总量不超过4000吨，但四通达公司却对中兴盛达公司提供的铁路货票53份、发票13份以及铁路发货《证明》予以认可，只是对公路发货《证明》不予认可，然而上述铁路货票及发票中时间为2011年的就有33张，每张记载货物数量按最少60吨计算，33张也有1980吨，但事实上2011年四通达公司购买的钢绞线数量只有965.52吨，中兴盛达公司在2011年也没有自行向第三方销售过钢绞线，因此，2011年多余的钢绞线只能是存放在库房中，这与四通达公司关于2011年钢绞线数量应将其购买的钢绞线数量包含在库存数量中的辩解自相矛盾，反之，却恰恰证明了库存表的真实性，从而也印证了中兴盛达公司关于在扣除出售给四通达公司的纲绞线965.52吨后，再加上库存的1298.378吨，即为2011年全年中兴盛达公司给四通达公司供货量2263.898吨的主张成立。另外，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对账确认单和发货明细表记载，自2012年4月9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中兴盛达公司给四通达公司供应钢绞线数量共计2199.246吨。据此，可以确认2011年和2012年两个年度内中兴盛达公司给四通达公司的总供货数量为4463.144吨。另外，2012年4月25日至2012年8月10日期间，四通达公司委托其业务员刘建伟、侯立山直接在中兴盛达公司所在地天津市现场提取低松弛钢绞线六批共计数量194.31吨，价值969533.20元，因已钱货两清，与本案诉争货量无关。
对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中，由于中兴盛达公司与四通达公司所签合同虽名为仓库租赁合同，但因仓库完全由四通达公司进行管理并收取保管服务费用，在实际履行中已从租赁关系变更为保管关系。四通达公司作为保管人，因未完善相关进出库房的手续，致使中兴盛达公司存放在四通达公司库房内的钢绞线短少了181.048吨，在无法证明其没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三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其行为属于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已构成违约，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中兴盛达公司要求以四通达公司所购买的预应力钢绞线的发票平均价每吨5550.32元作为其损失额的计算依据，对此，虽然四通达公司抗辩不予认可，并辩解认为应以鉴定结论为依据，但双方之所以存在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是以多份销售合同作为基础的，且在销售合同中，双方对销售钢绞线的价格均有明确约定，其合同约定的平均价为5646.67元，而双方在实际履行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平均价是5550.32元，说明双方合同约定价与实际履行价基本一致。同时，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记载的平均价5550.32元，也可视为是中兴盛达公司销售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故中兴盛达公司据此价格作为其实际损失额的计算依据，并没有超出双方合同应当预见到损失，其该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中兴盛达公司要求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平均价5550.32元作为其实际损失额计算依据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且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故对四通达公司应以鉴定结论的价格为计算损失额的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中兴盛达公司与四通达公司所签合同虽名为仓库租赁合同，但因在实际履行中已从租赁关系变更为保管关系。四通达公司作为保管人，在履行保管合同过程中不符合约定，已构成违约，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中兴盛达公司要求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平均价5550.32元作为其实际损失额计算依据的请求，又符合法律规定，故对中兴盛达公司要求四通达公司赔偿被保管物钢绞线的损失1004874.34元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中兴盛达公司请求的上述损失，已经包括了其可以获得的利益，也属于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因此，中兴盛达公司再要求对上述损失款计算逾期利息，属于重复计算损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乌鲁木齐四通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向天津市中兴盛达钢铁销售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1004874.34元（181.048吨×5550.32元／吨）；二、驳回天津市中兴盛达钢铁销售有限公司要求乌鲁木齐四通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宣判后，上诉人四通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我公司与中兴盛达公司之间系租赁合同关系，而不是保管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系保管合同关系有误。我公司与中兴盛达公司签订的《仓库租赁合同》，明确了我公司与中兴盛达公司之间系租赁合同关系。从合同履行来看，也应认定系租赁合同关系；第二、中兴盛达公司给我公司发运的货物总量及中兴盛达公司自行向第三方销售的货物总量均缺乏证据支持。中兴盛达公司向我公司发送的货物是通过公路及铁路两张运输方式发送的。关于公路运输方式发送的货物总量，中兴盛达公司仅提供了一份天津东丽区普天配货站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不能证明通过公路方式运输的506.066吨的货物已经向我公司送达。中兴盛达公司认可其公司自行向第三方销售了1049.206吨货物。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货物是在中兴盛达公司的控制之下，中兴盛达公司是否仅仅销售了1049.206吨货物，我公司并不清楚；第三、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与中兴盛达公司之间系保管合同关系，则中兴盛达公司作为寄存人应当首先主张返还保管物，在保管物不能返还时，才能主张损害赔偿。综上，中兴盛达公司主张赔偿损失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中兴盛达公司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中兴盛达公司答辩称：第一、2011年8月至2012年期间，钢材市场需大于供，四通达公司如果按照先订货，我公司再发货的程序无法保证四通达公司客户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我公司为四通达公司提供免费仓库。四通达公司接受我公司发送的货物，并存放于米东区的仓库。我公司与四通达公司履行合同过程中，共计给四通达公司提供货物4463.144吨（不含中兴盛达公司通过个人刘建伟、侯俊山个人付款、个人提货，钱货两清的部分）。四通达公司确认的数量为3232.89吨，我公司自行提取了1049.206吨，剩余181.048吨货物，在四通达公司不能返还的情况下，四通达公司应当予以赔偿；第二、我公司与四通达公司签订的《仓库租赁合同》名为租赁合同，实际为保管合同，符合保管合同的法律特点；第三、我公司提供的合同、对账单、库存表等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证明我公司销售的货物系委托第三方承运至乌鲁木齐，再由四通达公司接货后存放在仓库；第四、我公司提供的53份铁路货票、13份公路发票及铁路发货证明和三份对账单以及26份增值税发票，对上述证据四通达公司均认可，可以证明我公司供货总量为4463.144吨，四通达公司返还给我公司1049.206吨，四通达公司购买了3232.89吨，可以确定货物损失为181.048吨；第五、我公司在保管合同期满即2013年12月1日后，向四通达公司催要返还货物无果，我公司诉至法院。四通达公司从未同意向我公司返还货物，因四通达公司无法返还货物，构成违约，应当赔偿我公司的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合同、库存表、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单、发货明细单、铁路货票、发票、发货通知单、银行记账回执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改变或者解除合同。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审判人员 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本案中，中兴盛达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库存表、对账单、公函、明细分类账等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证明中兴盛达公司通过铁路和公路运输的方式向四通达公司发送了货物共计4463.144吨。四通达公司主张关于中兴盛达公司公路运输方式发送的货物数量，中兴盛达公司仅提供了天津东丽区普天配货站的证明，认为不能证明公路运输货物的数量。对此，本院认为，对公路运输的货物数量，中兴盛达公司提供了公路运输合同及相应票据、证明，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公路运输的货物数量为506.066吨。四通达公司的该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兴盛达公司通过铁路和公路运输方式给四通达公司共计发送了货物4463.144吨，其中销售给四通达公司的货物共计3232.89吨，中兴盛达公司自行提取销售的货物数量为1049.206吨，剩余181.048吨应当按照约定存放在仓库中。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四通达公司接受了中兴盛达公司通过铁路及公路运输的货物后，应当存放于约定的仓库中。同时，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仓库中的货物系中兴盛达公司所有。仓库中的货物系由四通达公司提取后，放至在仓库中，货物的进出库实际均由四通达公司负责和掌控。四通达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货物现仍在仓库中，可以将原物返还给中兴盛达公司。在此情况下，其公司应当向货物所有人中兴盛达公司赔偿损失。一审法院按照中兴盛达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约定的价格、增值税发票、对账单等证据确定货物平均每吨价格为5550.32元，计算181.148吨不能返还的货物损失为1004874.34元，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四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843.87元（四通达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四通达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邓颖
审判员李卫玲
审判员陈琛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武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