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西民初字第6380号
原告郝×1，女，1948年1月9日出生。
原告阎×，女，1949年8月9日出生，法制日报社高级记者。
原告郝×2，女，1952年2月9日出生，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退休编辑。
原告郝×3，女，1953年10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万韫（郝×3之夫），法制日报社退休干部。
以上四原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占全，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1，男，1935年4月3日出生。
被告李×2，女，1939年12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庄士钦（被告李×2之夫），北京邮电大学退休教授。
被告李×3，女，1951年11月10日出生。
被告李×4，女，1955年3月7日出生。
以上四被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磊，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5，女，1941年11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山，北京市中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郝×1、阎×、郝×2、郝×3诉被告李×1、李×2、李×3、李×4、李×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阎×、郝×3及其与原告郝×1、郝×2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占全，原告郝×3之委托代理人周万韫，被告李×1、李×3及其与被告李×2、李×4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磊，被告李×2之委托代理人庄士钦，被告李×5之委托代理人杨山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郝×1、阎×、郝×2、郝×3共同诉称，闫方欣与郝一军系夫妻关系，生育原告四人。1982年郝一军去世。1992年1月21日闫方欣与李临川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再婚，未生育子女。李临川与前妻生有四个子女，即被告李×1、李×4、李×2、李×3。2000年11月2日闫方欣去世。2001年4月29日李临川与被告李×5登记结婚。2012年3月10日李临川去世。在李临川与闫方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临川所在单位曾于1998年分配西城区xxxxxxxxxxxx号房屋一套，此后二人一直在此居住。2000年10月10日闫方欣和李临川按照当时的购房政策缴纳了购房款68536元购买了上述房屋。2001年2月10日李临川补签了诉争房屋的买卖合同。2001年3月19日办理了诉争房屋的权属登记。2001年4月30日李临川、李×5等人从郝×2处取走闫方欣的10万元定期存单，并取出该款缴纳了房改房的剩余房款。2001年5月18日该房屋取得房产证，产权人登记为李临川。原告认为，诉争房屋为闫方欣与李临川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属房改房实际上是卖给李临川、闫方欣夫妻双方的，而不是仅向夫妻中的一方出售。在闫方欣去世前，闫方欣与李临川已经履行了购房合同的全部义务，应系二人共同购买。诉争房屋早在1998年就已交付闫方欣和李临川夫妻共同居住使用，2000年10月10日，二人又向邮电部支付了全部购房款68536元，至此其与房产出售方的要约承诺已经完成。李临川与邮电部签订的房改房买卖契约及2001年3月20日进行的产权登记，都是针对诉争房产的所有权登记的办证手续，并不是针对新的房改房的买卖行为，因此李临川的上述行为并不影响闫方欣在诉争房产中的共有权利。虽然房产的签约为闫方欣去世之后，但签约是以支付对价为前提的，签约仅是对要约和承诺的确认形式。产权登记的目的是为了确认物权而非确认夫妻共同财产权。诉争房屋作为物权属于李临川，并不妨碍该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李临川使用其与闫方欣的共同存款去补缴购买诉争房屋的尾款，更证明了诉争房屋的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闫方欣去世后，其遗产并未进行析产继承，财产仍然与李临川的财产混同。李临川向邮电部补缴的购房尾款12014元应属闫方欣与李临川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郝×2在闫方欣再婚时虽已成年，但是其与闫方欣、李临川长期共同生活，照顾母亲和继父的日常生活，提供劳务扶助和精神上的慰藉，郝×2是继父李临川的实际抚养人，其有权分得李临川的适当遗产。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四原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闫方欣在西城区xxxxxxxxxxxx号房屋中的遗产份额及闫方欣生前存款10万元；2、原告郝×2应当适当分得李临川的遗产；3、被告承担诉讼费。
被告李×1、李×2、李×3、李×4共同辩称，李临川的第一任妻子是李素芳，和李临川生育李×1、李×2两个子女。李素芳和李临川在解放初就离异了。此后李临川先后与毕淑贞、闫方欣、李×5结婚，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被继承人闫方欣的死亡时间是2000年11月2日，继承从死亡时开始，四原告明知诉争房屋登记在李临川名下却一直未主张权利，在闫方欣死亡10余年后才提起继承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二，诉争房屋为李临川个人财产，与闫方欣无关，四原告无权要求继承。2000年11月2日闫方欣去世，2001年2月10日李临川签订了房改房买卖契约，2001年3月20日取得了产权证。李临川签订购房契约及取得诉争房屋的产权证均是在闫方欣去世之后。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闫方欣去世时，诉争房屋还是单位所有的公房，李临川即未签订购房契约，也未取得房屋所有权，因此闫方欣的遗产根本不包括诉争房屋。李临川原为邮电部副部长，是一位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为新中国的邮电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直至晚年，才根据政策购买了唯一一套福利住房，这体现了国家对于老干部的特殊关心和照顾，是老干部参加革命工作一辈子应得的福利待遇。根据《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规定，部级干部购买现住的普通公有住房的，执行普通公有住房最低限价，副部级干部购买住房的建筑面积的标准是190平方米以下，李临川购买诉争房屋完全符合上述规定，根本未曾使用闫方欣的工龄。同时，闫方欣名下的西便门房屋是中央单位房改售房，购买时需要考虑工龄折扣，这也说明闫方欣的工龄不可能用于李临川购买房屋。闫方欣去世前，李临川虽曾预交了部分购房款，但该行为并不能代表房屋买卖关系的成立，更不能代表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李临川作为闫方欣的配偶对于闫方欣名下的西便门房屋亦享有权利。四原告已于2005年继承了西便门的房屋，但一直未对诉争房屋主张权利，说明四原告亦认可诉争房屋是李临川的个人财产。第三，原告主张的闫方欣10万元存款无事实依据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得到支持。第四，原告郝×2只是李临川的继女，与李临川之间没有抚养关系，其无权继承李临川的遗产。李临川作为副部级退休干部，国家为李临川提供了优质的福利待遇和生活保障。李临川当时配有司机、秘书、保姆，根本无需继女的抚养。而且四被告与父亲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多年来一直分工轮流在家照顾父亲的起居生活，陪同他疗养、锻炼等。尤其是父亲有病时，看病、挂号、住院等都是被告的四个子女陪同。郝×2不属于李临川的遗产继承人。综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李×5辩称，诉争房屋是在闫方欣去世之后取得产权的，不属于遗产的继承范围。在李临川和闫方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西便门的房屋，而根据规定，夫妻购买公房只能购买一套，因此，诉争房屋与四原告无关。我方从未听说过10万元存款的事情。西便门的房屋购房款是由李临川支付的，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李临川与闫方欣于1992年1月21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被告李×1、李×2、李×3、李×4系李临川之子女，原告郝×1、阎×、郝×2、郝×3系闫方欣之女。2000年11月2日闫方欣去世。2001年4月29日李临川与李×5登记结婚。2012年3月10日李临川去世。
1998年原信息产业部将西城区xxxxxxxxxxxx室房屋分配给李临川居住使用。2000年8月24日，李临川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关服务局出具《关于我购房问题的几点说明》，其内容为“关于我购房问题有以下情况予以说明：一、我原配偶毕淑贞同志原为邮政研究所人事科长。毕于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1988年离休，91年因病去逝。我同毕1947年结婚，共有4个子女。二、毕去逝后，我同闫方欣同志于1992年再婚。闫原配偶为国家经委副主任（副部级）郝一军同志。郝去逝时，其原有住房经国务院房管局和其机关事务局的领导批准已过户给其四个子女居住，即其子女为其住房合法承租人，与闫无关。三、关于我与配偶购房时工龄计算问题。购房时，除我的工龄按规定计算外，我配偶的工龄如何计算，即以毕还是以闫的为准，我遵从有关规定或服从组织决定，我本人无任何意见。四、我现住的西城区翠花街住房面积为127平米。居住条件多有不便且未达标。如有可能是否将与我现住房相连的102号房（面积约为40平米）由我一同买下。以上意见，望有关领导考虑”。2000年8月28日，李临川向邮电部机关事务局提出购房申请，其内容为“我现承租产权系你部所有的现住楼房，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房改政策和你部售房实施方案，我自愿申请购买座落在西城区翠花街1号院xx4号楼3单元1层101号楼房，并按规定交纳各项费用，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令，依法办理相关手续，请予批准。”2000年10月10日，李临川作为缴款人填写了《公有住房出售各项费用缴款登记表》，该表显示估算房价款为63526元、房屋买卖手续费317元、产权证工本费4元、公共维修基金4599元、产权登记费53元、印花税36元，本次需缴现金68536元，该表备注栏显示“已交款68536元，应交款80550元，今补交款12014元，2001年5月10日”。2001年2月10日，李临川作为乙方与信息产业部（即甲方）签订《房改房买卖契约》。双方约定根据（98）京房改办字265号和（99）国机房改字83号文件规定，甲方将西城区翠华街一号院xxxxxxxx号房屋（建筑面积169.70平方米，阳台面积14.4平方米）出售给乙方，房价款75665元，公共维修基金4786.60元。2001年3月20日，李临川取得西城区xxxxxxxxxxxx号房屋（建筑面积184.1平方米）的所有权。诉讼中，经本院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关服务局房地产管理处查询，李临川购房时提交的《工龄调查表》显示毕淑贞于1945年参加工作，分房配售记录显示男方工龄48，女方工龄44。该单位出售房改房时一般采取先交房款后签合同的方式，一般认定交款时间为实际履行合同的时间。
另查，2001年闫方欣作为买方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西城区西便门外大街10号院12-5号房屋（建筑面积147平方米）。2005年2月6日，原告郝×1、阎×、郝×2、郝×3到北京市宣武区公证处办理了继承公证，李临川表示自愿放弃继承权，该处房屋由四原告共同继承。2009年7月1日，四原告共同作为出卖人已将该处房屋售予他人。四原告主张闫方欣生前有存款10万元一节，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上述事实有西城档案馆档案证明、中开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证明、户口簿、死亡证明、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关服务局房地产管理处证明、《关于我购房问题的几点说明》、购房申请书、《公有住房出售各项费用缴款登记表》、《房改房买卖契约》、房屋所有权证、关于李临川同志部级干部房改售房房屋登记基本信息情况的说明、房产归属约定书、公证书、查询存款回执、房屋档案等证据材料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诉争房产系在李临川、闫方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配的公有房屋。2000年8月28日李临川提出的购房申请其内容具体确定、亦表明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符合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经本院核实售房单位表示出售房改房时均采取先交款后签合同的交易流程，故2000年10月10日售房单位收取李临川全部预交房款的行为可视为售房单位已经通过其行为作出同意李临川购房的承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故虽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补交房屋尾款系闫方欣去世后所发生，但并不能影响该房屋属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故诉争房产的一半应属闫方欣的遗产，其余的应为李临川的遗产予以处理。闫方欣去世后未留有遗嘱，其遗产应由配偶李临川及子女郝×1、阎×、郝×2、郝×3共同继承。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李临川去世后亦未留有遗嘱，其遗产及应继承的闫方欣的遗产应由配偶李×5及子女李×1、李×2、李×3、李×4共同继承。原告称闫方欣生前留有存款十万元一节，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故其要求予以继承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李临川与闫方欣再婚时，双方子女均已成年，均不属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表明郝×2对李临川的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故其主张郝×2应适当分得李临川遗产的请求，证据力并不充分，本院亦不予支持。闫方欣去世后，其遗产并未办理继承事宜，故被告辩称已超诉讼时效一节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西城区xxxxxxxxxxxx号房屋（建筑面积184.1平方米）由原告郝×1、阎×、郝×2、郝×3及被告李×1、李×2、李×3、李×4、李×5共同继承；其中原告郝×1、阎×、郝×2、郝×3各自占有十分之一份额，被告李×1、李×2、李×3、李×4、李×5各自占有二十五分之三份额。
二、驳回原告郝×1、阎×、郝×2、郝×3其他之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千九百九十五元，由原告郝×1、阎×、郝
利利、郝×3负担二千九百八十元（其中一千一百五十元已交纳，余款一千八百三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李×1、李×2、李×3、李×4、李×5各负担二百零三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邓 旋
人民陪审员 张燕生
人民陪审员 赵凤玲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