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2民终37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边长春，男，195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第二木箱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米娜，天津安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文龙，天津安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洪强房屋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多伦道159号。
法定代表人：于默，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专琦，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刘长海，男，1941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北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克非，天津行通（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边长春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洪强房屋信托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7)津0102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边长春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审第三人的安置补偿协议不合法，上诉人买卖涉诉房屋支付合理对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租赁合同成立。上诉人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上诉要求支持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天津市洪强房屋信托有限公司辩称：诉争房屋涉嫌刑事案件，全部材料已经交由公安部门查收，房屋手续全部冻结。表示服从法院判决。
原审第三人刘长海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边长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刘长海系齐秀华的儿子。1996年9月3日，齐秀华作为被拆迁人、天津市河东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中山门危改八段分指挥部作为拆迁人经天津市河东区第一公证处公证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约定齐秀华将现住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号公产房1间腾交拆迁人拆除，拆迁人为齐秀华就近安置建筑面积不低于40平方米贰厅室单元壹套。
1996年12月20日，齐秀华作为买方、天津市河东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中山门危改八段分指挥部作为卖方经天津市河东区第一公证处公证签订《中山门地区购买危改还迁房协议》一份，约定天津市河东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中山门危改八段分指挥部将建筑面积40平方米坐落在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地区贰厅室单元壹套（期房）出售给齐秀华，齐秀华于1996年11月3日前交齐购房款的预交款8268元。
1998年10月10日，齐秀华作为被拆迁人、天津市河东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作为拆迁人经天津市河东区第一公证处公证签订《中山门八段安置补充协议》一份，约定齐秀华于1998年10月9日自愿选房，选定中山门八段12号楼独单元壹套。同日齐秀华与天津市河东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经天津市河东区第一公证处公证签订《购房合同》一份，约定天津市河东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将坐落在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八段地区12号楼6单元215-217号房屋出售给齐秀华。
2017年3月，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原名称为天津市河东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房管站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单位原管理公有住房：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号，公产房1间，承租人：齐秀华。该房屋于1996年拆迁，还迁地址为：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团结北里12号楼6单元215室，还迁房屋为私产房屋，产权人为齐秀华”。
另查，2015年6月8日，案外人蔺焕萍（现已死亡）作为声明人，出具《同意办理公有住房使用权置换、回购或者代理转让声明书》一份，载明：“我是坐落于河东区××号公有住房承租人，本人离婚后未再婚，现无配偶，且无其他同户籍近亲属，根据《天津市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管理办法》的规定，本人同意向经营管理单位或其委托的置换公司申请办理上述房屋的置换、代理转让或者回购手续”。2015年6月16日，案外人蔺焕萍签署承诺书一份，载明：“我同意将坐落于河东区中山门团结北道团结北里12-6-205房屋交天津市洪强房屋信托有限公司托管，我所提供的房屋材料真实有效，房屋租赁合同只作房屋管理使用，不做上户口等及其他作用。今后该房有政策办理置换及产权证我有义务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该房今后出现法律纠纷我将承担一切责任”。后被告依据案外人蔺焕萍持有的《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中拆迁人或拆迁单位处盖有“天津市美东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印章）及委托方处盖有“天津市美东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印章的《单位自管产房屋委托管理协议书》对坐落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团结北里12号楼6单元215室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进行管理，被告对涉诉房屋制作了承租人为蔺焕萍的《天津市房屋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中对涉诉房屋载明的地址为天津市河东区团结北道团结北里12号楼6门（215居室、215-217-1厅、216厨房、217厕所、215-217-6阳台）。2015年6月16日，案外人蔺焕萍作为出卖人、原告作为买受人签订《确认书》，约定案外人蔺焕萍将涉诉房屋卖给原告，经双方协商交易房款不纳入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由双方自行交割。此后原告与案外人蔺焕萍在被告处就涉诉房屋办理了承租人变更手续，被告与原告签订《天津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将涉诉房屋出租给原告作为住房使用，该合同中载明的房屋地址为“天津市河东区团结北道团结北里12号楼6门（215居室、215-217-1厅、216厨房、217厕所、215-217-6阳台）”。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入住涉诉房屋至今，2016年3月第三人发现涉诉房屋由原告居住使用后报警。
再查，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春华街派出所为办理刑事案件自被告处将本案涉诉房屋的全部档案材料取走。案外人蔺焕萍持有的《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单位自管产房屋委托管理协议书》中加盖印章的“天津市美东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并不存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就涉诉房屋签订的《天津市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为此其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租金收据、支付房款的收条及取款凭证、购电凭证、供热费票据等证据予以证明；而被告则主张涉诉房屋的相关档案材料已被公安机关调走，可能涉嫌诈骗，故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第三人主张本案中原告取得涉诉房屋的所谓承租权所依据的合同及被告对涉诉房屋进行托管所依据的相关材料均存在造假情形，故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被告管理涉诉房屋所依据的案外人蔺焕萍所持有的《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单位自管产房屋委托管理协议书》中所涉及的拆迁人或拆迁单位“天津市美东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并不存在，且原告提交的证据及法院调取的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房管站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涉诉房屋系齐秀华原承租的坐落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号房屋拆迁后还迁的房屋，而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外人蔺焕萍曾系涉诉房屋的合法权利人，且被告对涉诉房屋进行管理并制作租赁合同亦无合法依据，原告虽与案外人蔺焕萍对涉诉房屋进行了置换且在被告处办理了涉诉房屋承租人的变更手续，但被告取得的该房屋的管理权本身没有法律依据，并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加之租赁合同明确有“此合同只作房屋管理使用不作其它有效证件”记载，故认定原告与被告就涉诉房屋签订的《天津市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边长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边长春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诉房屋为原审第三人之母齐秀华因其承租的坐落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号房屋拆迁后还迁分配的房屋。案外人蔺焕萍并非涉诉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蔺焕萍持有虚假的拆迁协议，将涉诉房屋交由被上诉人进行管理，而作为委托管理方的“天津市美东房屋拆迁服务中心”主体并不存在。被上诉人并没有审核上述情况即与“天津市美东房屋拆迁服务中心”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在蔺焕萍确认与上诉人进行诉争房屋交易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被上诉人实际并未取得管理诉争房屋的合法权利，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应属无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亦不具有权属确定效力，对上诉人善意取得的主张本院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上诉人边长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包 颖
审 判 员 王 珊
代理审判员 张静怡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马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