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中法民二终字第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兆彬，男，1958年7月2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符天，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海涛，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伯良，男，196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系海口琼山来宝塑料回收加工厂经营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水秀，男，196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系海口琼山来宝塑料回收加工厂经营者。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泽浩，男，198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系海口琼山来宝塑料回收加工厂法律顾问。
上诉人李兆彬因与被上诉人林伯良、陈水秀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3）琼山民二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海口琼山宝来塑料回收加工厂于2008年9月19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东门工商所登记成立。依据工商所登记资料显示，该工厂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姓名为林伯良。2008年11月5日，海口市琼山宝来塑料回收加工厂（作为甲方）与胡永军（作为乙方）签订《合同书》，合同主要条款约定：甲方将所生产的宝来系列塑料椅子（共4款），凳子全部委托乙方总经销。合同书抬头注明甲方为海口市口市琼山宝来塑料回收加工厂，林伯良、李兆彬和陈水秀在其右侧予以签名确认。合同结尾甲方签名处加盖海口市琼山宝来塑料回收加工厂公章，林伯良、李兆彬和陈水秀三人也在加盖公章处予以签名确认。2009年5月22日，被告林伯良、陈水秀作为承诺人向李兆彬出具承诺书，承诺书载明：林伯良、陈水秀、李兆彬三人共同创办塑料注塑厂事宜，林伯良在2008年5月份到大致坡塑料厂，请李兆彬来帮林伯良、陈水秀筹办建厂和厂房结构设计，机械按揭购进模具设计筹办结束，工厂走上生产轨道，林伯良对李兆彬承诺不要李兆彬带资分股33%，李兆彬才愿意合伙，在共同创办将近一年经营后，林伯良才提出承包经营，不要李兆彬参加管理厂内一切职务，但工厂收支欠款与李兆彬无关。工厂签订用地为7年2009年1月至2015年1月止，林伯良、陈水秀念李兆彬帮助创办工厂有功之臣，每年分股红16万元整，第一期从2009年到2012年分红，第二期分红经双方协议在续期生效到2015年3月30日，视生意利润而定。付款在每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2011年6月5日，林伯良、陈水秀以转账形式向李兆彬的银行帐户转入60000元。李兆彬在庭上提交一份载有林伯良、陈水秀签名确认的书面欠条复印件，欠条主要内容为：兹欠李兆彬2009年分红款壹拾陆万元整，特立此条为证。再查，2008年，李兆彬作以个人名义与卖方佛山市宝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相继签订了三份买卖合同。该合同项下所购设备被用于海口琼山宝来塑料回收加工厂生产使用。经法庭询问，李兆彬在庭上明确了58元欠款的性质，即58万元属于合伙承包经营期间李兆彬应得的承包金。李兆彬请求：1、林伯良、陈水秀立即支付给李兆彬欠款58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2009年分红款10万元的利息，以10万元为本金从2010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3年4月10日；2010年分红款16万元的利息，以16万元为本金从2011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3年4月10日；2011年分红16万元的利息，以16万元为本金从2012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3年4月10日；2012年分红16万元的利息，以16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同年4月10日。），林伯良、陈水秀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林伯良、陈水秀承担。
原审判决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实践中，个人合伙可能存在没有经过工商登记注册，而是借用他人或者某个合伙人的营业执照，以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等外在形式进行营业。李兆彬提交的《承诺书》清楚载明，李兆彬、林伯良、陈水秀三人共同创办塑料注塑厂……林伯良对李兆彬承诺不要李兆彬带资分股33%，李兆彬才愿意合伙……林伯良、陈水秀念李兆彬帮助创办工厂有功之臣，每年分股红16万元整。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林伯良、陈水秀已经认可了李兆彬的合伙人身份，并承诺在2009-2012期间每年固定支付李兆彬160000元。从林伯良、陈水秀提交的经林伯良、陈水秀、李兆彬签字确认的《合同书》也可以佐证李兆彬的合伙人身份。庭审过程中，林伯良、陈水秀抗辩称李兆彬、林伯良、陈水秀合伙关系并不成立，李兆彬从未提供任何资金、实物和技术，《承诺书》也是李兆彬乘人之危，林伯良、陈水秀在受要挟的情况下出具，其内容并不是林伯良、陈水秀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46条规定，公民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同时，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五十五条第二款的约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林伯良、陈水秀在法定期间内未对承诺书的内容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则承诺书约定之内容即为有效。林伯良、陈水秀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自身作出的承诺承担法律责任。故对林伯良、陈水秀的上述抗辩不予认可。据此，李兆彬、林伯良、陈水秀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海口琼山宝来塑料回收加工厂名为个体工商户，实为个人合伙组织。《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结合上述条文，并综合《民法通则》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充分尊重合伙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原则，对个人合伙关系内部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及经营模式不存在强制性规定。故本案李兆彬、林伯良、陈水秀在合伙法律关系基础之上以内部承包经营的形式开展经营活动的约定合法有效。但合伙法律关系基础上的内部承包不应突破合伙关系的本质。根据《承诺书》的内容，作为合伙人之一的李兆彬不论经营过程中是否产生收益，每年均可固定获得160000元的承包金收入，且工厂收支欠款均与其无关，李兆彬不承担合伙经营中的任何风险。上述约定不符合合伙法律关系中合伙人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根本特征。据此，承诺书中约定的“承包经营”，应理解为李兆彬、被上诉人一致同意将合伙组织海口琼山宝来塑料回收加工厂承包予林伯良经营。承包经营期间，承包经营者林伯良、合伙人陈水秀应将其许诺的每年160000元承包金统一上交给合伙组织，各合伙人再按照一定的分配标准对承包金进行分配，而不是由其中的某一个合伙人独享全部承包金收入。由于李兆彬、林伯良、陈水秀并未就承包金的分配达成明确协议，故应按照出资比例分配上述承包金。根据承诺书的内容并结合李兆彬在庭上的陈述，李兆彬对每年160000元承包金应享有33%的份额。综上，林伯良、陈水秀每年应向李兆彬支付承包金52800元，2009-2012年间共计应支付承包金211200元。林伯良、陈水秀已于2011年6月5日向李兆彬支付了60000元，尚余151200元未付。故林伯良、陈水秀应依约向李兆彬支付剩余的承包金151200元。林伯良、陈水秀的迟延履行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李兆彬主张的“利息”实际上属于合同法中规定的“违约金”。李兆彬未提供林伯良、陈水秀逾期付款给李兆彬造成损失的具体金额，可视为林伯良、陈水秀逾期付款给李兆彬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向银行贷款所需支付贷款利息的损失。承诺书中已明确约定承包金的付款时间为“每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故原审法院对违约金的计算本金和计算时间依法调整为：从2009年12月31日至2010年12月30日，以尚欠的2009年承包金52800元为本金；从2010年12月31日至2011年6月5日，以尚欠2009-2010年两年承包金105600元为本金；扣除林伯良、陈水秀已经支付的60000元，从2011年6月6日到2011年12月30日以尚欠的承包金45600元为本金；加上2011年承包金后，从2011年12月31日到2012年12月30日以尚欠承包金98400元为本金；加上2012年承包金后，从2012年12月31日到2013年4月10日以尚欠的承包金151200元为本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林伯良、陈水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李兆彬支付分红欠款人民币1512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从2009年12月31日至2010年12月30日，以尚欠的52800承包金为本金；从2010年12月31日至2011年6月5日，以尚欠105600元承包金为本金；从2011年6月6日到2011年12月30日以尚欠的45600元为本金；从2011年12月31日到2012年12月30日以尚欠的98400元为本金；从2012年12月31日到2013年4月10日以尚欠的1512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林伯良、陈水秀对上述承包金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李兆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20元，由李兆彬承担5920元，由林伯良、陈水秀负担43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李兆彬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李兆彬与林伯良、陈水秀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海口琼山宝来塑料回收加工厂名为个体工商户，实为个人合伙组织是正确的。二、一审判决认定合伙组织以内部承包形式进行经营合法有效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不认可林伯良、陈水秀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抗辩，认定《承诺书》约定的内容有效也是正确的。四、众所周知，对内不承担经营风险是内部承包经营的根本特征，既然内部承包关系合法有效，为什么一审判决认定固定收取承包费就突破合伙关系的本质了呢？可见，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五、既然《承诺书》合法有效，应得到全面履行。一审判决曲解《承诺书》的明确约定，导致判决错洪。《承诺书》明确约定16万元是给李兆彬的，一审判决却曲解为给3个合伙人的，违背了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只有合同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才存在合同解释的问题，《承诺书》中林伯良、陈水秀每年支付16万元给李兆彬的约定是非常明确清楚的，根本不存在法院要进行合同解释的前提条件。因此，一审法院对“承包经营”的擅自理解不合法，不符合当事人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林伯良、陈水秀还写过欠条，欠李兆彬2009年分红款16万元，如果要由3个人分配，为什么林伯良、陈水秀还出具欠条给李兆彬呢？如果承包费要由3个合伙人进行二次分配的话，承包费就不是16万元，应是48万元了。六、《承诺书》在本质上没有违反个人合伙共担风险的特征，李兆彬对外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未免除。根据《民法通则》及若干意见对个人合伙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对民间个人合伙的内在关系是充分尊重合伙人之间的约定的，并没有过多做干涉或强制性的规定，根据民通意见第46、47、48条之规定，合伙人对内可以约定利润分配和债务承担比例，但不影响其对外所应负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当事人签订的《承诺书》约定：作为合伙人之一的李兆彬每年应分得16万元，且工厂收支欠款与其无关，属于合伙对内之间债务的承担利利润分配的约定，其对外没有约束力，也没有消除法律上应负的义务，因此，该《承诺书》的约定没有违反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在本质上也没有违反个人合伙的共负风险的特征，是当事人之间根据合伙组织的经营情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符合法律规定及市场惯例的。一审法院认为应将16万元统一上交给合伙组织再按照一定的分配标准对承包金进行分配是错误的，既违背了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也违反了法律有关规定，且与其对《承诺书》合法有效的认定相矛盾。综上所述，李兆彬与林伯良、陈水秀之间为个人合伙关系，合伙人签订的《承诺书》内容合法有效，林伯良、陈水秀应对其作出的承诺承担法律责任。上诉请求：1、撤销琼山区人民法院（2013）琼山民二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林伯良、陈水秀向李兆彬支付欠款人民币58万元及利息（2009年欠款10万元的利息，以10万元为本金从2010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3年4月10日；2010年欠款16万元利息，以16万元为本金从2011年1月1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3年4月10日；2011年欠款16万元的利息，以16万元为本金从2012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3年4月10日；2012年欠款16万元的利息，以16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3年4月10日），林伯良、陈水秀对上述欠款及利息承担共同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林伯良、陈水秀承担。
被上诉人林伯良、陈水秀共同答辩称：一、原审查明事实、认定事实不准确，双方的合伙关系不成立。首先，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与公司“资合”特征不同，“人合”才是合伙关系的基础，主要表现在：合伙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是合伙成立和存在的基础；合伙人共同投资；合伙人共同参加经营决策和日常经营活动；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和达到共同经济目的达成书面合伙协议。又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成立合伙必须有合伙协议，且一般应当是书面协议，方可使合伙组织有章可循，有利于合伙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而在本案中李兆彬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实际投入过与建设、经营有关的技术，也没有提供过其他人不可替代的技能或劳力。其关于投入了技术的主张，如何投入，又投入了何等技术上诉人并没有举证说明。因此，李兆彬既不出资，又不提供实物入伙，也不提供对于生产经营有用的技术，双方也没有订立关于合伙的明确的书面协议，只是在我方建厂时协助买了一下设备，就认为双方的合伙关系成立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其次，个人合伙的性质决定了合伙人之间具有共同的经济目的和紧密一致的经济利害关系，因此，原则上合伙人既要共同出资，也要共同参加经营决策和经营活动。《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在本案中，李兆彬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我方所经营的场所主体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林伯良，工商登记中人员为两人，这与本案的客观事实相符。在实际经营的过程中一切资金均系林伯良承担，林伯良与本案另外一位陈水秀是嫡亲关系，该加工厂一直以来是林伯良出资，由林、陈二人共同劳作经营。本案中李兆彬一直未参与该厂的经营活动，在庭审过程中其也自认“不亲自干活，只是当老板”，其只享有权利，没有义务；不承担任何风险，只拿“干股”。这明显与合伙组织的人合性相悖。因此，结合本案整体的基本客观事实，李兆彬从始至终没有按照合伙人要件进行投入，不管这几年我方是否接连亏损和艰辛的投入，只单纯的享有分红，是有失公平合理的，也不是我方最初的本意。权利义务不对等是违背民法基本原则的，所以不应认定本案合伙关系成立。二、“承包”的概念准确的说应是“承包经营管理”，承包的前提是“发包人”必须是合伙组织的合伙人，若李兆彬在本案中都不是合伙人也就不存在承包的法律事实。三、《承诺书》明显有失公平。在本案中，李兆彬让我方签订的《承诺书》的行为在客观事实层面是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订立的，其在庭审过程中也承认自己掌握厂家发来的开机密码，我方没有李兆彬发送的开机密码是无法正常生产的事实。并不是我方凭空杜撰。且该承诺书涉及的内容是明显有失公平的。李兆彬目的就是想利用法律通过诉讼来让其不劳而获的想法得意实现。在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现实生活中，众所周知就连彩票中大奖都要至少付出几块钱的成本代价。更何况是要分享本案这种只有通过辛苦劳作而来的生产成果，那也是要付出与报酬相对应的劳动，在此基础上还要扣除成本才是可以分配的利润。李兆彬提出的承诺书中约定既不要其出钱，又不要其出力，李兆彬更不需承担债务，也无论我方是否盈亏都要在几年间分得巨额的利润。该承诺明显有失公平，权利及义务需要对等。故对该证据李兆彬想证明的内容人民法院应不予采信。四、我方所签下的《承诺书》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就是对李兆彬赠与的表示，该承诺也正是赠与的承诺。通俗的可以理解为：我方建厂李兆彬不出钱，不投入任何付出，不用承担什么义务，不用参与我方工厂的经营，我方每年赠与一定数额的金钱给李兆彬。此为赠与的合意，是单务的合同关系。本案中，根据工厂的经营亏损的情况，且厂房面临着拆迁的困境，我方已不愿向李兆彬给付承诺的赠款，是我方对自己的赠与意愿行使了任意撤销权。且该赠与承诺也不是法律规定不得任意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因此李兆彬依据该承诺书向我方索要赠款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原审判决没有查清本案最根本的客观事实，适用法律不正确，作出的判决不公平、不合理。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李兆彬的所有诉讼请求。
李兆彬、林伯良、陈水秀在二审中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相同。另查明，林伯良、陈水秀称李兆彬帮助过他们，他们支付了6万元的报酬给李兆彬。
本院认为：关于承诺书是否林伯良、陈水秀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本案中，林伯良、陈水秀虽称他们是在李兆彬掌握厂家发来的开机密码、李兆彬乘人之危的情况下与李兆彬签订了承诺书，该承诺书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显失公平。但由于林伯良、陈水秀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对承诺书内容的变更或者撤销权，且在法律规定的变更或者撤销权的期限届满后仍向李兆彬支付款项。因此，应认定承诺书是林伯良、陈水秀的真实意思表示。
关于李兆彬与林伯良、陈水秀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李兆彬主张其在海口琼山来宝塑料回收加工厂是有股份才会以自己名义购买机器设备的，如果不是他厂家也不会同意分期付款，其与林伯良、陈水秀共同办厂存在合伙关系。林伯良、陈水秀以李兆彬既不出资、又不提供实物入伙，也不提供对于生产经营有用的技术、双方也没有订立关于合伙的明确的书面协议为由，否认与李兆彬存在合伙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尽管李兆彬与林伯良、陈水秀没有就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但根据林伯良、陈水秀向李兆彬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的“林伯良、陈水秀、李兆彬三人共同创办塑料注塑厂事如，林伯良在2008年5月份到大致坡塑料厂，请李兆彬来帮助林伯良、陈水秀筹办建厂和厂房结构设计，机械按揭购进模具设计筹办结束……林伯良对李兆彬承诺不要李兆彬带资分股33%”的内容及李兆彬与佛山市宝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三份《买卖合同》，负责办理购买机械设备和安装事宜，可以认定李兆彬为海口琼山宝来塑料回收加工厂的筹办提供了技术和参与了共同劳动。2009年5月22日林伯良提出承包经营，并承诺不要李兆彬参加管理厂内的一切职务，工厂收支欠款与李兆彬，应视为自2009年5月22日起李兆彬退出合伙。因此，自2008年5月至2009年5月22日止李兆彬与林伯良、陈水秀存在合伙关系。
关于林伯良、陈水秀应否支付给李兆彬补偿款58万元及其利息的问题。承诺书是林伯良、陈水秀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定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遵照执行。林伯良、陈水秀在承诺书的承诺表明，林伯良承包工厂后，李兆彬不参与工厂的经营管理，工厂的收支欠款也与李兆彬无关，但念李兆彬帮助创办工厂有功，林伯良、陈水秀承诺每年分股红款给李兆彬，该股红款应是林伯良、陈水秀给李兆彬退出合伙的补偿款。李兆彬称其主张林伯良、陈水秀支付的58万元属于合伙承包经营期间李兆彬应得的承包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林伯良、陈水秀承诺2009年至2012年每年的12月30日前一次性补偿李兆彬16万元，但林伯良、陈水秀仅在2011年6月5日支付给李兆彬6万元，尚欠58万元未付，林伯良、陈水秀的行为有悖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李兆彬诉请林伯良、陈水秀连带支付欠款58万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李兆彬将林伯良、陈水秀于2011年6月5日支付的6万元视为支付2009年的欠款，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照准。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实体判决有误，本院予以改判。李兆彬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3）琼山民一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驳回李兆彬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3）琼山民一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限林伯良、陈水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李兆彬支付补偿款58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3年4月10日止、以16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1月1日起至2013年4月10日止、以16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1日起至2013年4月10日止、以16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4月10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林伯良、陈水秀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40440元，由林伯良、陈水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燕
审判员 陈杰林
审判员 彭彩燕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周 娟
审核：蔡红曼撰稿：李燕校对：周娟印刷：何宗谦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3月25日印制（共印13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