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2民终48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田,男,196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文霞,女,196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工业区葛万公路1703号。组织机构代码10369017-1。法定代表人:张洪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琳,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志田、杜文霞因与被上诉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翎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6民初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志田、杜文霞,被上诉人鹏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志田、杜文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准许对2002年两次股东大会的签到表进行鉴定的鉴定申请,诉讼费、鉴定费均由鹏翎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未对2002年第一次、第二次股东大会是否召开,是不是伪造进行审查,上诉人从未接到开会通知,更没有参加会议,签到表上的签名系被上诉人假冒伪造,被上诉人伪造股东大会侵占股东的股份;第二次股东大会未召开,签到表系伪造,从被上诉人伪造签到表可以推定这两次股东大会是伪造的;原审判决违法裁判,根据公司法22条的规定,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而原审判决认定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才无效,明显篡改了法律规定;原审对签到表的笔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认为没有必要,违反了公司法第107条的规定,没有股东参加就没有股东大会。鹏翎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王志田、杜文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鹏翎公司伪造的2002年3月10日股东大会决议无效,鹏翎公司伪造的2002年6月25日股东大会决议无效;2.诉讼费由鹏翎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在(2015)二中速民终字第0861号判决书中原审查明和二审确认的事实记载有下列内容:1988年,由天津市大港区中塘乡中塘村委会投入资金45万元成立了集体企业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1994年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塘村委会和数名村民共同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起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后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变更为现鹏翎公司名称,即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王志田原系股份合作制企业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在1998年2月中塘村《关于村办集体企业所有者权益有偿转让的规定(草案)》中载明:村委会将根据大港区的有关规定,将净权益的20%量化给企业的干部和所有职工(中层以上干部执行1:1配股,以量化总额为限),其中将量化总额20%量化给企业的法人代表。凡享受量化股本的干部和所有职工只有分红、扩股的权利,没有所有权、转让权和继承权。在《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中记载:1998年量化给全体股东的集体权益数额1458827.03元,王志田的集体资产量化股份数额为6209.16元。在2002年鹏翎公司股权清理和规范的过程中,公司制定了《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清理和规范的方案》,主要内容是成立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鹏翎)来控制公司的股份,以账册股本为基础,将股东持股数量分为两部分:一是“原始投资部分”(指改制评估基准日股东按比例应享有的股东权益和其后股东现金投入以及分红扩股的部分),二是“量化部分”(包括改制评估基准日后股东现金增资时公司按1:1配股和1998年2月中塘村委会量化给职工股东的集体量化股部分),股东原始投资部分和量化部分的40%正式归股东所有,股东享有完全的权利(简称折算股本),量化股份的60%,所有股东要用现金补足,之后股东将享有完全的权利(简称夯实股本)。股东可以进行四种选择:一是用现金补足夯实股本,之后享有全部账册股本;二是不履行夯实股本义务,则只能持有折算股本,夯实股本被视为放弃,统一由北京鹏翎来负责夯实;三是不履行夯实股本义务,可以转让所持股份(即折算股本);四是成为北京鹏翎的股东。2002年2月18日王志田向鹏翎公司申请将其持有的鹏翎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了其妻子杜文霞。杜文霞知悉2002年的股权清理和规范事宜,杜文霞未就夯实股本进行夯实。杜文霞于2005年领取了76439元。对杜文霞对鹏翎股份公司提交的确认函等上的签字不属实的主张,在其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主张不予确认。确认函中记载“本人对截止2007年6月27日公司历次股东代表大会的股东代表资格、股东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历次当选的董事资格无异议。”王志田、杜文霞提交的证据上显示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为2002年3月10日,决议事项有两项:一是关于增加公司股本的议案(内容为同意向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定向增发1077.8410万元);二是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于2002年6月25日,决议事项有两项:一是关于部分股东相互转让股份的议案;二是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一审法院认为,王志田已经将其股份全部转让给了杜文霞,因此其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涉案的公司决议作出时间为2002年,关于公司决议效力的问题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但是1999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没有关于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相关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的规定,可参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这里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而对于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范性规定及有违反公司章程内容的决议,不应当然地被认定为无效。本案涉及的鹏翎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在2002年股权清理和规范的过程中,杜文霞知悉股权清理和规范的相关事宜,对其自身权利进行了合法的处置,系其真实自愿的行为。杜文霞2005年领取股款等事实能够认定其以自身行为实际上认可了历次股东会的决议内容,现其要求确认两次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不能够得到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如果决议内容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则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杜文霞主张200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故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至于鹏翎公司抗辩的60日法定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60日法定期间系股东等提起撤销之诉的法定期间,而杜文霞提起的为效力确认之诉,故不适用上述规定。王志田、杜文霞申请对于2002年第一、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签到表进行笔迹鉴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认定杜文霞对其股份的处置与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相一致,故再申请鉴定没有必要性,故依法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王志田的起诉,驳回杜文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杜文霞承担。二审中,王志田、杜文霞提供签名表、确认函,欲证明鹏翎公司伪造了杜文霞的签名。鹏翎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经质证认为,王志田、杜文霞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志田已经将其股份全部转让给了上诉人杜文霞,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王志田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杜文霞起诉主张两次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涉案的公司决议形成时间为2002年,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正)》中没有关于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相关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的规定,可参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本案所涉被上诉人两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系分别确认公司股本和公司2002年对自然人股权清理和规范的结果。该决议所涉内容也并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上诉人杜文霞主张两次股东大会的签到表系伪造,并申请对签到表上的签字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之前的其他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上诉人杜文霞领取转股款,对其股份作出了处置。上诉人杜文霞对其股份的处置与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相一致,故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其鉴定申请并无不当。关于二上诉人申请调取股权证一节,二上诉人的该项申请与本案争议焦点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志田、杜文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秀红代理审判员  兰 岚代理审判员  常 静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王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