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第一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1号慎昌大厦565室。
法定代表人王雨飞，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康健，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燕，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健，男，1952年6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葛锦标，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修远，女，1979年3月30日出生，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建国，男，1952年6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董瑞富，北京市安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第一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公司）、上诉人张健因与被上诉人安建国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6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了由法官吕云成担任审判长，法官刘海云、徐硕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信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康健、张修远，上诉人张健的委托代理人葛锦标，被上诉人安建国及其委托代理人董瑞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建国在一审中起诉称：2001年5月17日，北京富星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金为1900万元。科技公司的投资人类型为自然人股东，其中张健出资1235万元，拥有该公司65％股权；胡伟平出资380万元，拥有该公司20％股权；安建国出资285万元，拥有该公司15％股权。2013年，安建国发现其在科技公司拥有的15％股权，变更到了信息公司的名下。经查，2011年11月3日，张健在没有得到安建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与信息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本由安建国拥有的科技公司15％股权，转让给了信息公司。安建国认为，其作为科技公司的合法股东，拥有合法权益。现安建国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张健代表安建国与科技公司于2011年11月3日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
信息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安建国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出资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出资转让协议虽然由张健代表安建国签署，但是张健当时向信息公司出具了由安建国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信息公司对安建国在授权委托书中的签字进行了核对，认定该签字与所有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中安建国的签字一致。因此，信息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张健本人得到了安建国的授权。因此，在《出资转让协议书》签署过程中，信息公司没有过错，尽到了注意义务。至于安建国与张健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否成立，应该由其另行解决，与信息公司无关。
张健在一审中答辩称：安建国所持科技公司15％股权，系张健借用安建国的名义所持有。安建国通过受让方式持有科技公司股权，并没有支付转让对价。安建国从未参与科技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也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安建国自名义上持有科技公司15％股权开始，其所有签字均系由张健代签，安建国从未签署过任何文件。因此，张健认为安建国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事实，应当依法确认本案所涉及的出资转让协议有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5月17日，科技公司依法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1900万元，现法定代表人为王雨飞，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1号慎昌大厦5层5691室。2011年3月21日，科技公司形成一份该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根据决议记载，当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43号金运大厦B座15层召开了科技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股东会，会议应到3人，实到3人，参加会议的股东在人数和资格等方面符合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决议为，变更股东：同意安建国、胡伟平、张健组成新的股东会。变更后的投资情况：注册资本为1900万元，其中安建国出资货币285万元，胡伟平出资货币380万元，张健出资货币1235万元。上述股东会决议落款处，分别有安建国、张健及胡伟平的签名字样。同年11月3日，科技公司形成一份该公司章程。根据章程记载，科技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900万元。股东信息公司于2011年11月3日以货币方式向科技公司出资1900万元。科技公司的营业期限20年，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科技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另查，科技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留存有一份形成于2011年11月3日的该公司股东会决议。根据决议记载，当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43号金运大厦B座15层1508室召开了科技公司股东会，会议应到3人，实到3人，参加会议的股东在人数和资格等方面符合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决议为，增加股东：同意增加新股东信息公司。转让出资：1、张健愿意将科技公司实缴1235万货币出资转让给信息公司；2、安建国愿意将科技公司实缴285万货币出资转让给信息公司；3、胡伟平愿意将科技公司实缴380万货币出资转让给信息公司。变更章程：同意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作出相应的修改。上述股东会决议落款处，分别有张健的签名字样，以及“张健代安建国”与“张健代胡伟平”的签名字样。再查，科技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另留存有一份出资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记载，根据科技公司决议，安建国与信息公司达成出资转让协议：1、安建国愿意将科技公司的出资285万元转让给信息公司；2、信息公司愿意接收安建国在科技公司的出资285万元；3、于2011年11月3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此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上述协议书落款处，在受让方处加盖有信息公司的印章，在转让方处有“张健代安建国”的签名字样。
一审诉讼中，信息公司向该院提交一份授权委托书，其记载内容包括：“委托人安建国授权被委托人张健全权代理委托人所持科技公司股权事宜，特此声明。”授权委托书落款处有安建国作为委托人的签名字样，以及张健作为受托人的签名字样。信息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用于证明该公司系基于安建国对张健的授权签订了涉诉出资转让协议。同时，信息公司称，该公司通过对上述授权委托书中安建国的签名字样，与科技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其签名字样进行核对后，认为上述签名字样应属相同，故该公司有理由相信上述授权委托书确系由安建国签署。对于上述证据，安建国主张其并未签署过该授权委托书。对此，张健认可上述授权委托书中安建国的签名字样，系由张健本人所代签，原因为安建国所持科技公司股权实际归张健所有。一审诉讼中，张健向该院分别提交了科技公司的历次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任职证明，《出资转让协议书》等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均用于证明自2001年8月28日以来，上述文件中安建国的签名字样均系由张健代为签署，安建国并未参与科技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从未行使其股东权利。对此，安建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并称其确曾授权张健签署过上述材料，但主张其并没有授权张健代为行使股东的权利，因此涉诉出资转让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
上述事实有安建国及张健分别提交的科技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等证据材料以及该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相关规定，《出资转让协议书》应为协议主体针对出资转让事项所为真实意思表示的载体，如协议主体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则《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也将因此受到影响。本案中，根据科技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显示，安建国系该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同时，涉诉《出资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又系安建国将其所持科技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信息公司。因此，对于涉诉出资转让协议的签订而言，理应体现安建国本人作为科技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然而，涉诉《出资转让协议书》的落款处，并无安建国本人的签名字样，而系记载为“张健代安建国”。此种情况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健是否有权代安建国签署上述协议。对此，该院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辨意见，分别作出如下评述。第一，关于信息公司所提交授权委托书的问题。现安建国主张其并未签署过上述文件，且张健亦认可授权委托书中安建国的签名字样系由其代签。然而，信息公司则主张该公司系基于对该文件的信赖而签订涉诉《出资转让协议书》。对此，该院认为，因涉诉《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标的数额较大，故在受让方信息公司未与转让方安建国直接缔约的情况下，仅凭上述授权委托书中出现有安建国签名字样的情形，尚不足使信息公司形成合理信赖。按照一般交易常理分析，信息公司理应采取其他合理措施，进一步确认张健是否有权处分登记于安建国名下的财产。第二，关于信息公司主张该公司曾就上述文件中安建国的签名字样，与科技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的相关签名字样进行比对的问题。对此，该院认为，一方面信息公司并未就该项抗辩主张进行必要举证，另一方面上述单方行为也不符合民法上的意思表示形成规则，故亦不足以使该公司准确获悉安建国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仅凭信息公司的上述抗辩主张，尚不足以认定信息公司属于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善意相对方。第三，关于张健主张安建国系代其持有科技公司股权的问题。该院认为，现安建国确系科技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此种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张健应就其上述诉讼主张提供相应证据。然而，除张健单方陈述的内容以外，其并未能就上述股权代持关系的存在提供充足证据。同时，安建国对张健的上述主张内容又表示不予认可。因此，张健的上述诉讼主张，缺乏必要事实依据，故该院不予支持。再者，无论张健的上述诉讼主张是否成立，亦均不构成其擅自使用他人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依据。第四，关于张健所提交科技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安建国的签名字样是否为其本人所签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民法原理，签名本身系特定民事主体作出意思表示的具体方式，故民事主体既有权自行以签名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亦有权以事前授权或者事后追认他方代为签名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因此，无论安建国上述签名字样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均不影响作为科技公司股东的安建国依其独立意志就是否转让其出资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权利，故张健的上述抗辩主张，与对涉诉《出资转让协议书》是否体现安建国真实意思表示的判断并无法律上关联性。结合以上四方面内容，该院认为，信息公司与张健在本案中的各项抗辩主张，均无法构成其对安建国在本案所诉事项的有效抗辩。据此，安建国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张健代安建国与信息公司于2011年11月3日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
信息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关于信息公司未采取合理措施确认张健是否有权处分涉案股权的认定错误。在《出资转让协议书》签署过程中，张健向信息公司提供了以安建国名义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安建国授权张健代表其本人与信息公司签订涉案出资转让协议。鉴于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签订出资转让协议属于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行为，而本案当事人之间亦没有关于禁止代理出资转让的约定，故本案信息公司与安建国的代理人张健签订出资转让协议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以信息公司未与安建国直接缔约为由，认定信息公司未能采取合理的措施，不能形成合理信赖，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关于信息公司针对涉案授权委托书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认定错误。1、信息公司在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之前，调取了科技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并对其中“安建国”的签字与授权委托书中“安建国”的签字进行了核对，显示两者完全一致，故信息公司对授权委托书中“安建国”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并无不当之处；2、信息公司在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之前，张健出具了科技公司2011年11月3日股东会决议，根据该决议，科技公司同意增加信息公司为新股东，并同意安建国将其实缴科技公司285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信息公司，基于该决议，信息公司合理信赖涉案股权转让已经过科技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安建国对此知悉并同意；3、张健代安建国签署科技公司工商登记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信息公司并不知情。如前所述，信息公司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论授权委托书中“安建国”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均不影响《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效力。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用法律均有明显错误，侵害了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安建国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安建国负担。
张健同意信息公司的上述上诉意见，并主张一审判决书关于一审诉讼中张健提供证据情况以及安建国质证意见的表述不应属于法院认定的事实。而本案的事实是，本案股权系张健所有，安建国从未也无需对张健进行任何授权。
张健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程序违法，严重损害了张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应予纠正。一审审理期间，张健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反诉，请求确认安建国所持科技公司15％股权归张健所有，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理，判决中亦未提及该情节。二、准确、妥适处理本案的关键在于认定安建国所持科技公司15％股权的归属，而根据本案证据材料及相关法律规定，该部分股权应归张健所有。安建国受让科技公司股权的三份《出资转让协议书》均由张健签署，所涉及的股权转让事实均由张健指示和安排，安建国从未参与科技公司的经营管理，未行使股东权利，亦未支付过股权转让的对价。自2001年8月28日以来，科技公司应由股东决议事项且需股东签署的文件，均由张健所签。科技公司在不同时期的股东，均认可张健借用安建国的名义持有科技公司股份的事实。鉴于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九条的理解与适用，应确认以安建国名义持有的科技公司15％股权归属于张健。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信息公司将授权委托书中与科技公司工商档案中“安建国”签字进行了比对，且张健本身亦为科技公司第一大股东，信息公司有理由相信张健得到了安建国的授权，其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并且善意无过失，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出资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而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四、如果安建国认为张健的代理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张健愿意通过其他方式妥善解决争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出资转让协议书》有效，本案诉讼费用由安建国负担。
信息公司针对张健上诉意见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安建国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信息公司、张健的上诉意见共同答辩称：一、安建国系科技公司的合法股东，持有该公司15％的股权。以上事实，既有科技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佐证，亦有安建国提交的股东出资证明书和科技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证明。二、信息公司及张健未经安建国同意，擅自将安建国在科技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信息公司，严重侵犯了安建国的合法财产权益，且违反了我国合同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当属无效行为。科技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的涉案《出资转让协议书》和科技公司针对上述股权转让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均不是安建国本人签署，而是张健签署，安建国对此并不知情。另外，此次股权转让未征得其他股东的书面同意，亦侵犯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三、安建国不仅为科技公司的股东，且在2002年至2009年期间，一直参与科技公司的经营管理，根本不存在安建国代持张健股份的情况。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本院经审理补充查明如下事实：2013年9月3日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张健反诉要求确认安建国所持科技公司1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系张健，张健享有相应权利。一审法院就反诉当庭答复，因本案审理内容系诉争协议的效力问题，张健反诉主张系确认股东资格，与本案审理内容不具有合并审理的条件，建议张健另行起诉，对张健的反诉请求不予受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尚有一审笔录及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一审审判程序问题。张健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对其要求确认安建国持有的科技公司15％股权为其所有的反诉未予审理，程序违法。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一审法院已认定张健反诉主张系确认股东资格，与本案所诉争的协议效力问题不具有合并审理的条件，建议张健就此另行主张，并无程序违法之处。故张健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本案安建国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虽然双方当事人之间系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但本案安建国仅诉请确认合同无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相关规定，本案应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法院确认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所定案由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是法律关系性质认定并无不当，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三、关于涉案《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出资转让协议书》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前提是该协议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故认定《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应依其是否符合上述条件来判断。本案《出资转让协议书》系由张健代安建国签订，而事实上，张健并未取得安建国的授权，事后亦未得到安建国的追认，故该《出资转让协议书》并非安建国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并不具备生效条件。
信息公司主张，其作为善意相对方对《出资转让协议书》的签订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张健的代理行为以及《出资转让协议书》均合法有效。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信息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不仅应当举证证明张健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本案所涉股权转让金额为285万元，金额较为巨大，而在转让协议签署之前，信息公司从未见过安建国本人，未向安建国本人核实过包括款项支付等任何与股权转让相关的信息，在签署转让协议的过程中，信息公司亦未曾提出过安建国本人到场的要求，而仅仅是通过对授权委托书中“安建国”的签字与科技公司工商档案资料中的签字进行肉眼比对，来判断股权转让是否为安建国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对代理事实和代理权限均未向当事人本人核实而径直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其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故张健代安建国签署涉案转让协议的行为，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上述规定，一审法院据此对信息公司的主张未予采信，并认定《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
另，关于张健上诉主张安建国系代其持有科技公司15％股权，其处分涉案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的问题。安建国系科技公司工商登记中载明的股东，张健并未提供代持协议或者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安建国系涉案股权的代持人。而且，张健是否为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并不能改变《出资转让协议书》未经安建国同意而签署的事实，张健擅自使用安建国名义出具授权委托书并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的行为亦并不因此而合法有效。故对张健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北京第一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张健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四十元，由北京第一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七十元，由张健负担七十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云成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代理审判员 徐 硕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