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民初字第16286号
原告孙×1，男，1967年12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付毅，北京市同翎正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2，男，1951年9月20日出生，开原市卫生局副局长退休。
被告孙×3，女，1953年6月25日出生。
两被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何滨，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1与被告孙×2、孙×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1及其委托代理人付毅、被告孙×2、孙×3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滨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1诉称，北京市海淀区331号房屋（以下简称331号房屋）系父亲孙思恩按照成本价50000元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购买，其中的25000元由我出资。1998年父亲孙思恩因病去世，死亡前承诺该房产由我个人继承。1999年11月27日我和孙×2、孙×3签订《关于赡养母亲协议书》，约定母亲艾桂兰的抚养以及孙思恩遗留的房产归我所有。2012年7月9日，孙×2、孙×3在辽宁省开原市公证处经公证自愿放弃孙思恩遗留房产的继承权。由于母亲艾桂兰生活不能自理，同日我和孙×2、孙×3重新签订协议，约定艾桂兰由我独自负责赡养，331号房屋在我母亲去世后归我所有，我给付孙×2和孙×3各人民币10万元，因孙×2和孙×3在我处已各自借支人民币5万元，我只需再向其各支付人民币5万元，故我当天即向孙×2和孙×3各支付了5万元。自2012年7月9日起，艾桂兰由我独自赡养，2013年4月10日母亲去世，期间艾桂兰生病住院的所有费用以及死后的丧葬费都由我承担，孙×2和孙×3没有承担任何费用。我多次打电话给孙×2和孙×3，要求其协助我办理331号房屋的过户手续，但其均置之不理。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现起诉要求法院依法判令：一、331号房屋由我个人继承；二、本案诉讼费由孙×2和孙×3承担。
孙×2、孙×3辩称，不同意孙×1的诉讼请求。第一，孙×1在起诉书上所述的事实与理由与真实情况不符，孙×1在起诉书中称母亲由其独自赡养，这样的描述不准确，实际上从1998年起至2012年7月，母亲艾桂兰始终随我们一起在东北生活，由我们两人负责赡养，即便2012年7月母亲回到北京以后也是直接住到大兴区的一家养老院，并未随孙×1一起生活，而且养老的费用也是母亲自己的财产支付的，孙×1未承担相关的养老费用，故起诉书中称孙×1独自赡养老人的说法是错误的。还有孙×1所述母亲的赡养费用及丧葬费用均由其承担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老人的赡养费用及丧葬费用是由子女分担的，此外还有老人自己的钱，而且老人去世之后在辽宁老家安葬的费用也都是由我们负担，孙×1没有参与。孙×1在起诉书中说打电话找我们商量房屋过户事宜，我们置之不理，事实不是置之不理，而是我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第二，我们所谓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是在孙×1胁迫的情形下作出的，2012年7月9日开原市公证处公证书的公证过程是这样的，1998年父亲去世时双方仅就可以分配的现金作了处分，对于房产未作处分。2012年7月份，我们由于特殊情况直接赡养母亲有困难，故与孙×1协商，让孙×1把母亲接到北京赡养，孙×1说不同意，除非要签署相关放弃房产继承权的法律文件，故才产生了这样奇怪的情况，也就是父亲1998年去世，时隔14年之后才出现我们声明放弃对父亲房产继承权的文件。故我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作出的。第三，如果诉争房屋全部由孙×1个人继承将显失公平，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因为从1998年至2012年母亲一直由我们赡养，孙×1从未尽过赡养义务，2012年母亲来到北京之后，所在养老院的条件也非常差，导致母亲在回北京半年后就去世了。事实上，在1998年签订赡养母亲协议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双方约定母亲要由小儿子也就是孙×1赡养，但是事实上从1998年至2012年母亲都是由我们赡养。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和基本原则，对于不赡养老人的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遗产。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第30条规定：遗产处理前或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综上，我方不同意孙×1的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遗产，每人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
经审理查明，孙思恩与艾桂兰系夫妻关系，生有长子孙×2、次女孙×3、三子孙×1。1998年11月20日，孙思恩去世（1999年1月2日被注销户口）；艾桂兰于2013年4月10日去世。331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在孙思恩名下，孙×1、孙×2和孙×3均认可该房屋属于孙思恩与艾桂兰的夫妻共同财产。
1998年11月27日，孙×2、孙×3、孙×1签订《关于赡养母亲协议书》，内容为：“先父去世，母亲无单位，无工资收入，父亲遗留钱财归母亲做养老费，经儿女们共同清点先父遗留钱财美元为14609.58元（已经到期），人民币7000元，经儿女们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按先父遗言钱财由孙×1负责保管；二、母亲每月生活费定为500元（包括单位发给的生活费），由孙×1按时邮寄给母亲所在的儿女中，半年一汇，除此以外用款须经孙×2、孙×3同意后，孙×1方可支付；三、母亲因病住院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凭据由孙×1负责将钱汇出，谁垫付汇给谁；四、母亲不定居随心所欲，愿意住在哪，儿女们责无旁贷赡养；五、先父遗留钱财花完后，再需一切费用由三人均摊，如果母亲过世后尚有余款由三人均分；六、在和医院医疗纠纷未做出结论前，如需要费用由父亲遗留钱财中支付，如定为医疗事故所得到的经济赔偿，存入母亲的养老基金；七、所产生的存款利息存入母亲的生活基金；八、先父遗留房产归孙×1所有；九、儿女赡养老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儿女应尽职尽责，赡养好老人，为处理好老人的晚年生活问题，经三方达成以上协议，特立此据。”孙×2、孙×3和孙×1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见证人孙×4亦在该协议书上签字。
审理中，证人孙×4出庭作证，其证明内容如下：“我是原、被告的叔叔，是孙思恩的堂弟。1998年我二哥也就是孙思恩去世，我们之前经常来往，关系不错。1998年孙思恩去世后我二嫂也就是艾桂兰精神上有点问题，因为我二哥走的急，二哥走之后其存单有密码，大家就说把孙思恩的钱财以及老太太艾桂兰的问题搞清楚。当时考虑到想给艾桂兰换个环境，调整一下心情，于是就说把艾桂兰接到开原市，儿女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我就说写个协议吧，所以写了个关于赡养母亲的协议书。当时没想到会有麻烦事，因为就是临时写个协议，把财产简单处理一下。孙思恩火化之后，也就是1998年12月份左右，艾桂兰就跟着两被告到开原市去了，一去就是14年。在孙×2和孙×3家都住过，主要在女儿家住的时间长一些，由于家乡亲戚也比较多，所以艾桂兰在开原市生活得比较幸福，赡养费用都是由两被告支付。我们去看老太太的时候其精神状态挺好。之后，由于孙×3的爱人得癌症去世了，孙×3一个人没有能力照顾艾桂兰，于是艾桂兰就回北京了。孙×1跟我说我妈回来了，我说在哪里，孙×1说在大兴的一个养老院，我说那我去看看她。去了之后我一看条件很差，厕所是公共厕所，周边都在改造，屋里没有床，是用两个床垫子垒起来的，我和我爱人、侄子一起去的，当时我爱人和护理员聊天的时候护理员说老太太已经不能下地了，撒尿都撒在床上。护理员不是一对一的，床周边有水果，老太太如果吃水果就爬过去够着吃。护理员也说养老院条件特别差。我们去的时候是秋天，天还不冷，所以问题没有体现出来。等到冬天的时候，问题都来了，屋里特别冷，就十六七度，老太太因为冷导致心脏衰竭，住院抢救。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养老院条件差，老太太也不会很早去世。我认为老太太最后这样走确实很可怜。艾桂兰没有退休金，没有文化，也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吃低保，每月就是几百元钱。关于赡养母亲协议上是我的签字，该协议是我写的，当时原被告都在场，他们以及他们的爱人总计六个人都在协议书上签字了。协议书是在331号房屋内签订的。”
孙×1表示对证人陈述的赡养母亲协议的情况认可，对于证人陈述的之后艾桂兰到北京生活的情况不予认可。孙×2、孙×3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2012年7月9日，辽宁省开原市公证处出具（2012）开证民字第1590号、1591号公证书，证明孙×2、孙×3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真实有效，该声明书的内容为：对孙思恩遗留的房产，我均自愿放弃我应继承份额的继承权，永不反悔。
2012年7月9日，孙×2（甲方）、孙×3（乙方）与孙×1（丙方）三方签订《关于赡养母亲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内容为：“一、三方于1998年11月27日签署的《关于赡养母亲协议书》一式三份，其中原件一份，复印件两份，复印件和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二、母亲艾桂兰从1998年至2010年十二年间由甲、乙、丙三方共同赡养。先父孙思恩遗留现金截止目前剩余10万元人民币，其中甲方应取得人民币12500元，乙方应取得12500元，丙方应取得12500元，母亲艾桂兰应取得62500元；三、现因母亲艾桂兰生活不能自理，重新协商赡养母亲。经三方协商，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由丙方独自负责赡养母亲（养老送终），甲乙两方对于赡养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四、甲、乙、丙三方确认331号房屋（产权人孙思恩），此房一直由丙方居住使用，并在母亲去世后，由丙方个人继承，甲方和乙方放弃对此房产的所有继承权；五、三方同意丙方就继承房产一事，向甲方和乙方各支付补偿金人民币87500元，各支付先父遗产人民币12500元，共计人民币10万元。鉴于2002年丙方借给甲方人民币5万元，2009年丙方借给乙方人民币5万元，现三方同意丙方用借款冲抵应支付的遗产和补偿金，甲乙两方不需要再向丙方偿还借款，丙方向甲乙方再各支付5万元；六、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署后，在三方之间生效，如果只有其中两方签署，则只在这两方之间生效。备注：1、1996年先父福利分房331号房屋，购房全款为人民币5万元，其中丙方孙×1承担购房款人民币25000元，先父承诺此房将来归丙方孙×1个人继承，并一直由丙方孙×1陪伴父母使用居住；2、先父去世前，先父曾资助孙×2人民币8000元和孙×3人民币5000元在辽宁开原市买房。”
本案审理过程中，孙×1提交了多张北京市大兴区福顺老年公寓和北京市朝阳区东方综合养老院出具的票据、北京市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手工报销费用审批表、北京国门医院住院收费专用收据、医疗机构太平间服务收费确认单、北京市昌平区殡仪馆出具的发票等，证明其支付了赡养以及安葬艾桂兰的相关费用。孙×2、孙×3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这些费用就是孙×1支付的，老人的财产足够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养老院的票据可以反映养老院的水平，每个月的基本费用就1570元。
2014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房改办公室出具证明，内容为：331号房屋产权人为我中心原职工孙思恩（已逝世），该住房属于央产房，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可以上市交易。由于孙思恩同志逝世较早，未填写《中央在京单位职工住房情况登记表》，未建立《中央在京单位职工住房档案管理信息系统》。
2002年至2006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每年向艾桂兰发放遗属补助人民币3360元；2007年至2010年每年发放3720元；2011年发放5760元；2012年发放6240元；2013年1月至4月发放2080元。
另查，1999年至2012年7月期间，艾桂兰一直随孙×2、孙×3生活，主要是和孙×3一起生活。自2007年开始，孙×1每月给孙×3汇款1500元（半年汇一次），1500元中有500元是从孙思恩遗留财产中支付，另外1000元由孙×1自己负担，直至2012年7月孙×1将艾桂兰从开原市接回北京，送进北京市大兴区福顺老年公寓。孙×1当庭表示，如果331号房屋由其个人继承，则自愿给付孙×3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协议书、公证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孙×1与孙×2、孙×3于1998年11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结合孙×2、孙×3所做的放弃继承公证书，可以认定孙×2、孙×3同意争议房屋归孙×1所有。2012年7月9日，孙×1与孙×2、孙×3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由孙×1独自赡养艾桂兰，孙×2、孙×3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孙×1给付孙×2、孙×3各10万元补偿金，在艾桂兰去世后，孙×2、孙×3放弃对331号房屋的继承权，331号房屋由孙×1个人继承。依据该补充协议，孙×2、孙×3各自已实际收到孙×1给付的人民币10万元。该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且已实际履行，故应认定为有效。孙×2、孙×3虽提出上述协议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现孙×1起诉要求331号房屋由其个人继承，有合法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孙×1表示如果331号房屋由其个人继承，则自愿给付孙×3人民币10万元，对此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北京市海淀区三三一号房屋由孙×1继承，归孙×1所有；
二、孙×1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孙×3人民币十万元。
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八百元，由孙×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 实
人民陪审员 周保山
人民陪审员 王小微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黄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