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06民初961号
原告：郑海亭，男，汉族，1917年5月1日生，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利（系原告长子），男，1949年7月14日生，汉族，现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闽江（系原告长女），女，1951年11月10日生，汉族，现住南京市鼓楼区。
被告：郑渤宁，男，1953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枫宁，江苏天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慧，江苏天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海亭与被告郑渤宁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海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利、郑闽江，被告郑渤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枫宁、万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海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郑渤宁返还原告非法挪用的140万元款项中的40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父子关系。原告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平时委托被告持原告银行卡支取生活费用。被告利用为原告支取生活用费之便，自2000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十几年间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原告账户大量转移钱款达人民币140万元以上，极大影响了原告的生活质量，造成原告体质衰弱、营养不良的恶劣后果。原告认为，被告擅自转取侵占挪用钱财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的财产权利，使其应有的生活待遇无法保证，被告超出原告的要求擅自取走原告名下账户款项且未将款项存入原告银行账户，依法应返还原告上述款项。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占有款项中的40万元，以示惩戒。
被告郑渤宁辩称，原告所述情况与事实不符，其系原告小儿子，原告另有一子一女长期生活在外地，其自1995年起即与原告共同生活，期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原告，原告平时委托其前往银行支取生活费用及购买国债、办理存款及购买理财产品等，其在接受原告委托后一直依托办理相关事项，所取款项在交付原告生活费用后全部存入原告银行账户，其未占有原告任何财产。且本案原告第一次起诉时间为2015年4月，2013年3月之间的相关取款行为均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双方当事人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和辩称意见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向法院申请调取相关银行业务凭证、（2015）鼓民初字第02409号庭审笔录与证据，并当庭予以出示。原、被告双方对证据均发表了质证意见。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上述证据与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以下事实：被告郑渤宁系原告郑海亭次子，自1995年起原告即与被告共同生活在南京市，由被告照顾原告起居生活，并接受原告委托为其支取生活费用并管理银行账户，办理存取款及购买理财产品等。原告长子郑勇利、长女郑闽江在外地生活，2014年10月，郑勇利、郑闽江从外地回南京，后由该二人负责原告的日常生活起居并接受原告委托管理银行账户。在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被告持有原告银行卡办理存取款、购买国债或理财产品等业务。被告在此期间从原告名下各家银行账户取走大量款项，期间原告银行账户以定期存款、国债或理财产品等形式进账大量款项。2015年2月，原告认为被告郑渤宁自2000年至2014年10月与其共同生活期间，擅自从其账户取走大量钱款，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遂于2015年4月诉至法院（案号为2015鼓民初字第02409号），后撤诉又重新起诉，双方在此案中对部分银行业务凭证及案件事实予以质证并陈述意见。
另，原告自2005年12月在招商银行设立工资账户，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均开设账户。至2014年10月，原告招商银行、光大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账户余额（包含定期存款、国债与理财产品）共计120万元左右。原告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四研究所退休干部，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在其工资账户名下，自2006年始，家庭生活水、电、燃气、电话、电视费用等均其工资账户上代扣。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与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被告为原告名下银行账户办理存取款及购买理财产品等是否有法律依据。
原告称在共同生活期间，其仅是委托被告代为支取生活费用，并未委托被告代为管理银行账户，故被告从原告账户取走除生活费用之外的大量款项违反了原、被告之间的约定。被告称其与原告系父子关系，代为支取生活费用与为原告银行账户存取款及购买理财产品均是受原告口头委托。本院认为，被告自1995年起即与原告共同生活，照顾其起居饮食，平常代为支取生活费用，同时原告口头委托被告代为存取款及购买理财产品符合人情伦理，庭审中原告亦称被告多次给过其存款凭证，其以为是存单而予以保管，可以认定原告对被告为其管理银行账户的事实是清楚和认可的。且根据银行业务流程，在被告受托办理相关手续时亦应出具原告的身份证件，方有受托权限，故本案中原、被告之间虽无书面委托手续，但原告系高龄老人，结合众多银行业务凭证的办理、双方之间的父子身份关系以及20余年共同生活的事实，能够认定被告系受原告委托为原告办理存取款及购买理财产品事宜，故原告所称被告系私自从其账户取走款项的意见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系委托关系。
2.被告是否占有了原告的款项及具体数额。
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6家银行的业务凭证证明被告于2004年至2014年间将145万余元款项从原告账户中支取但未再存入原告账户，其中1.中国建设银行1笔15407.66元；2.中信银行3笔26018.12元；3.光大银行29笔68万余元，其中有业务凭证的数额为261937.78元；4.工商银行7笔111122.82元；5.农业银行1笔5442.4元；6.招商银行1041635.5元，其中有业务凭证的款项888385.5元，ATM取款153250元。被告辩称，1.中国建设银行一笔15407.66元业务凭证无签字，对此笔取款事实不予认可；2.中信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取款予以认可；3.光大银行有业务凭证的取款数额257260.47元予以认可，利息4677.31元与其他数额不予认可；5.招商银行ATM取款因无业务凭证均不予认可，对有业务凭证的取款888385.5元认可系其本人签字，款项由其支取。
被告在庭审中提交了原告名下账户自2006年至2014年间的存款明细，认为其中1.光大银行存款559310.94元；2.江苏银行存款20000元；3.杭州银行存款361900元；4.招商银行大量定期存入款项与自动转存款项明细。被告称上述四家银行账户显示为收入的款项与招商银行自动转存的款项，以及光大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的存款数额，以上共计544万余元，其中95%以上的份额均系其将所取款项存入原告账户的数额。对于原告要求说明的各笔款项的明确去处，因间隔十余年，涉及多家银行，且部分理财产品也并非在银行购买，故目前无法将取款与存款或理财产品购买一一对应。目前能够对应的有三笔：2010年6月21日取款的一笔10002.4元系原告委托其交给孙女的结婚贺礼；2007年3月7日招商银行取款的8万元，加上同天取款的3万元，一同购买了理财产品，后于2008年4月29日到期，当日招商银行进账135200元；2008年4月29日取款的16万元也是购买了三年期的理财产品，2011年4月29日有一笔182778.35元入账即是对应的本金与收益。另，原告自2000年始每月生活费用大概2500元，并在此期间资助小孙女上学38000元，2007年底原告带11000余元至北京探亲，2010年5月小孙女结婚原告给贺礼10000元，2011年10月大孙女结婚原告带15000余元至北京，历年春节期间原告需要5000至8000元用于各种开销。原告自2000年至2014年间的总收入在130万元左右，至2014年10月31日，原告账户余额包括未到期理财产品等全部数额在120万元左右，扣除原告在此期间的合理生活费用，收入与账户余额并无差距，故不存在其占有原告款项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提出的光大银行存款18000元、江苏银行存款20000元以及杭州银行存款361900元予以认可，对被告所称的招商银行存款均不予认可，认为均系原告账户内资金的结转，不是被告将取款再次存入的款项。关于原告的日常生活费用，因原告本人有公费医疗，日常水电燃气费均由银行代扣，日常生活开支较少，2005年、2006年生活费为每月100元，2007年每月200元，2008年至2011年每月400元，2012年至2014年每月500元；原告是军人，生活俭朴，平时无较大数额生活开支。对于被告提出的资助孙女上学的费用、结婚贺礼及其他重大支出费用，除去小孙女结婚贺礼10000元之外，对其他费用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对此争议事实的认定应首先确定被告自原告名下账户的取款数额与其存入原告名下账户的存款数额。就原告的取款数额，根据银行凭证、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及交易习惯，分别认定如下：1.中国建设银行一笔15407.66元的取款事实，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且相应业务凭证并无被告签字或留存其身份证件，故对此笔取款不予认定。2.中信银行取款26018.12元、中国农业银行取款5442.4元、中国工商银行取款111122.82元，被告予以认可，有相应业务凭证印证，予以认定。3.光大银行取款中9笔257260.47元有业务凭证签字印证，对此款项予以认定；其中利息4677.31的支取时间与有被告签字的本金支取的业务凭证上显示的时间基本相同，该利息支取均是销户利息支付，根据银行账户销户时本金与利息应同时支取的交易习惯，应认定上述利息系由被告支取；对于光大银行的其他款项，因无业务凭证予以印证，不予认定。4.招商银行取款，对被告认可的有业务凭证签字的888385.5元予以认定，另，该银行ATM取款中28笔71850元的取款时间与有被告签字的柜台业务的办理时间仅相隔几分钟，且取款时间在2008年至2010年间，当时原告已至90岁高龄，其委托被告在柜台办理业务而自己前往ATM机取款明显不符合常理，故该款项本院亦认定由被告支取，对其他ATM取款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本院认定被告从原告名下账户支取款项的数额为1364757元。
分析被告的存款数额，本院认为，款项被取出之后再次存入银行账户，则被存入的银行账户应出现新的增值数额，方能确定该款项系新存入的数额。分析原告的银行账户，其工资账户为招商银行账户，除招商银行之外的银行账户现有存款应认定为存入原告账户的款项，故上述原告名下江苏银行、光大银行、杭州银行账户截至2014年10月的余额均应认定为被告存入的款项。而招商银行工资账户除活期账户外，另有多个子账户，各账户之间款项流转不能认定系账外资金存入。基于招商银行总账户自有资金（包括活期账户与定期账户）而作出的理财购买、定期开户或某笔定期存款在款项到期后会自动转存或者固定理财利息回转至账户，虽显示为收入款项，但实际系总账户原有资金，故此部分显示为收入的款项及其后自动流转回账户的数额，因未造成总账户资产出现新的增值，不能认定为新存入的款项。另，原告账户有部分理财产品产生利息，但利息产生系资金本身产生的收益，而非他人自账外另行存入的款项，故对此部分亦不能认定。但未能查明资金来源的定期存款或者理财，其第一次以收入形式出现在账户的数额应认定为存入的款项。由此，对被告所称的存款数额，分别认定如下：1.光大银行存款，经查，自2004年始，原告光大银行账户确实有较多笔款项以存单形式存入，但所存款项大部分已在当日或当年提取，至2014年10月账户余额仅余18000元，故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光大银行账户能够认定的新增值款项应为18000元。2.江苏银行存款20000元、杭州银行存款361900元，原告予以认可，有相应银行业务凭证，予以认定。3.招商银行存款，根据上述分析，能够认定为存款的有：2006年8月24日存入35290元、2007年3月7日存入50000元、2008年4月29日存入24800元和135200元、2011年4月18日存入63000元、2011年4月29日存入182778.35元、2012年9月10日存入12500元、2013年6月25日存入19725.13元，以上招商银行存入款项总计523293.5元。综上，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存入原告各家银行账户的款项总计为923193.5元。
此外，被告庭审中对三笔款项予以明确说明去向，因其中两笔款项的回转款项系上述存入款项，故不再重复计算；被告所称2010年6月21日取款10002.4元系小孙女结婚贺礼，原告对此予以认可，本院予以认定。
在被告所取款项中，部分款项用于原告生活费用，双方对原告的生活费用标准有较大争议，但均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被告提出原告资助其小孙女上学费用，携带款项前往北京探亲、参加婚礼及春节期间需支出大额费用的意见，原告均不予认可，被告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对此部分款项，本院认为，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数据，自2004年至2014年10月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数额总和为151327.1元，结合本案原告系退休干部，工资收入较高，享有公费医疗，水电燃气等费用均由工资卡代为扣除的事实，同时考虑到被告及其家人与原告共同生活二十余年，亲人之间存在感情及同事、朋友之间存在正常人情往来的事实，本院酌定自2004年至2014年10月近11年期间此部分款项数额为25万元，可从上述所取款项中予以扣除。
综上，被告于2004年至2014年间自原告账户取款136万余元，扣除存入原告账户的款项92万余元、小孙女结婚贺礼1万元以及自2004年至2014年10月期间的日常开支25万元，尚有18万元被告未能说明合理去向。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原告委托被告代为支取生活费用及从原告名下银行账户取款并存入款项或购买理财产品，被告应依约履行，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合上述分析，被告从原告名下账户所取款项中尚有18万元未能说明合理去向，被告应归还原告上述款项。
关于被告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认为，自1995年起至2014年10月原告随同被告生活，在此期间被告受原告委托办理银行账户存取款、理财产品购买及款项汇出等，原告系90多岁高龄老人，基于父子之间的信任关系，其在此期间未能及时发现所取款项部分未存入银行账户亦符合常理。自2014年10月起，原告长子郑勇利与长女郑闽江前来南京照顾原告起居生活，并接管原告银行账户，因活期账户当时余额仅有千余元，原告方才查询具体银行明细，并于2015年2月发现被告从其银行账户中所取的部分款项未能依托存入银行账户的事实，始知其权益受到侵害，后于2015年4月起诉，系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内，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的此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郑渤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郑海亭18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郑海亭负担3400元，由被告郑渤宁负担3900元（此款已由原告预交，被告在履行上述判决款项时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文影
人民陪审员 王亚芬
人民陪审员 于长彬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见习书记员 汪思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