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青民再终字第1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薛龙海。
委托代理人：刘宝纯，山东润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包晶艳，山东润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薛守江。
委托代理人：李爱军，山东鲁泉（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殷兆光，山东鲁泉（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范金密。
委托代理人：刘振民，山东琴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萍，山东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薛龙海、薛守江因与被上诉人范金密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黄民重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18日受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6日前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于2014年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薛龙海的委托代理人刘宝纯，包晶艳，上诉人薛守江的委托代理人李爱军，被上诉人范金密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振民、徐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5年5月10日，薛龙海、薛守江诉至法院，称：该二人与范金密达成海参养殖协议，二人在协议签订后履行了合同义务，共投资76654元，购参苗29.5万尾，投入管理资金10671.3元。2000年4月16日至12月4日出售参苗22588尾，计款36308元，二人已收取33132元；减去已出的参苗22588尾，池内还有参苗272412尾，按成活率45％计算为122585尾，按每尾80克计算，应为19613.6斤，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每斤海参为38元，共合款745316.8元，减去应提取的购苗款43522元，余额701794．8元，三人均分，二人应分得467863.2元。请求法院判令范金密支付二人购苗款43522元，海参养殖款467863.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重审期间，二人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为要求范金密支付海参养殖款730600.81元。
范金密辩称：1、二人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2、在合同履行中，1999年至2000年5月由范金密管理，2000年5月至养殖结束，由薛守江二人找人看海，二人没有经过范金密同意，私自将海参苗出完拉走另选地方养殖违反合同，应负违约责任，二人第二项请求不成立；3、二人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二人除运用一本关于“海参养殖技术”的书籍计算出天文数字外，对协议履行及损害事实未提交证据证实。请求驳回二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9年11月26日，薛守江、薛龙海与范金密签订海参养殖合约，其中约定：投苗29.5万尾，计划保苗为：1、出池为2000年5月份以前售出；2、留足自己建造池内生产收获使用；投入与分配：池内放苗后参与三分成，即三人合作，其中投池者不投参苗资金，其余两人投资按一份分成，分成时首先提取购苗资金，剩余部分即是分成比例；该合约还约定了其他事项。该合约有薛守江、薛龙海、范金密签名并捺印。1999年11月21日，薛守江、薛龙海出具付款凭证，其中载明，购海参苗29.5万尾，金额7.6万元，差旅费等654元，共计76654元，范金密在该付款凭证上签名。上述海参苗投放到范金密的海参养殖池内。2000年4月16日至同年12月4日，由薛守江、薛龙海经手将22588尾海参苗出售，共计款36308元。薛龙海、薛守江另投入管理资金10671.3元。
范金密在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海域共有3个海参养殖池，其中的10亩海参养殖池系范金密与薛家岛街道办事处南电社区签订租赁合同租赁，三人合伙养殖的海参苗即投放在该10亩海参池内。
2002年12月20日，农业部黄渤海区渔业生态环境检测中心出具《青岛海西湾修造船基地填海疏浚工程渔业污染事故调查报告》，2003年2月25日农业部黄渤海区渔业生态环境检测中心出具《青岛海西湾修造船基地填海疏浚工程渔业污染事故损失评估报告》，其中载明：因青岛海西湾修造船基地填海疏浚工程西围堰渗漏造成薛家岛湾渔业水域污染事故，事故发生时间2002年9月以后，地点在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湾渔业水域，死亡及受影响的渔业生物种类包括池养海参等。范金密的35亩池养海参，投入的为400-1600只每公斤的中苗，平均投苗时间为2001年3月及2001年11月。2007年，经青岛海事法院调解，范金密与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达成调解协议，范金密取得了赔偿款。
范金密的海参养殖池已被国家征收。
三人未就其之间的合伙进行清算。
庭审中，三人对如下问题存在争议：1、购买参苗的大小。薛龙海二人认为，当时买的是600-700头每斤，用薛龙海的车拉的，总重量约为460-480斤；范金密认为，是范金密先去买了3.5万头，后来与薛龙海二人共同买的是2700头每斤，共买26万头，100斤左右。2、2000年底薛龙海二人是否将海参苗出清，范金密提供了证人多人，证实2000年底，在范金密的海参养殖池内薛龙海二人已将海参苗出清，池内无海参，其中尹付臣称，其余范金密的池子之间隔了一个池子，属于近邻，其在1999年11月和范金密一起进过海参苗，尹付臣的池子内海参苗成活率为20%，范金密的还低。薛龙海二人认为，三人合伙养殖的海参苗的成活率达到45%，为证明该主张，提供了《海参海胆增养殖技术》一书。
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承办人向鉴定中心咨询是否可以对相关问题进行鉴定或评估，鉴定中心经询问相关机构，答复称：该种评估必须看现场，且海参养殖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法给出平均的成活率及平均成长期。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人已于l999年11月26日签订海参养殖合约，其中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且三人实际共同进行了海参养殖，三人间的海参养殖合伙协议已经得到履行，因海参养殖所取得的收益应由三人根据海参养殖合约的约定分配。现薛龙海、薛守江要求范金密支付海参养殖出卖款及购买海参苗款，而范金密认为在2000年底薛龙海二人已将海参苗全部出清，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薛龙海、薛守江在2000年底出售海参苗后，在范金密的海参养殖池内是否仍存在海参苗，并能存活至成品参出售。
在海参养殖池内能够存活多少海参苗，即海参苗的成活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就海参苗自身而言，其成活率受到海参苗的规格大小等因素的影响。
薛龙海二人为证明海参苗的成活率提供了《海参海胆增养殖技术》一书，该书采纳的观点为实验数据及作者的理论研究，且在该书内对海参苗的成活率有不同的表述，该书对海参的养殖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并不能作为具体养殖的成活率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薛龙海二人根据《海参海胆增养殖技术》一书所主张的海参苗成活率不予采信。
根据青岛海西湾修造船基地填海疏浚工程渔业污染事故损失评估报告的评估依据，2001年放养中苗（400－1600只每公斤）生长期2年，成活率为30％，小苗（2000只每公斤）生长期2.5年，成活率20％，此两种参苗的成品参均为每公斤10头，每公斤计价为80元。该损失评估报告虽出具于2003年，但其评估依据是在2001年投入的参苗，此时距1999年底时间间隔较小，海参苗种及养殖技术变化不是很大，且该评估报告为农业部出具，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信性，一审法院对该损失评估报告相关记载予以采信。根据该报告记载的损失评估依据，三人在庭审中争议的购买的参苗的规格应属于不同规格的苗种，按该评估报告计算的成活率不一致。综合该报告、范金密提供的证人证言，三人所买参苗应为2000头每公斤的小苗。该种规格海参苗的成活率，范金密提供的证人称范金密养殖的成活率低于20％，甚至在10％，而农业部出具的损失评估报告按照20％的成活率计算，因三人均无证据证明其养殖海参的成活率，故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酌定按照15％的成活率计算，则29.5万头参苗的成参数为44250头，减去已出参苗22588头，为21662头，参苗生长期为2.5年，在2002年9月海域被污染前已出成品参，按照成品每公斤10头，每公斤计价为80元计算，总价为173296元。该海参出卖款扣减投资76654元，并加上薛龙海二人出卖参苗已取得的36308元，为132950元（173296＋36308-76654=132950），薛龙海二人应得该款的2／3为88633元。
薛龙海二人出卖参苗已取得36308元，还应得海参苗购买款40346元（76654-36308=40346）。
范金密为证实其主张，申请了多位证人出庭作证，但农业部黄渤海区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青岛海西湾修造船基地填海疏浚工程渔业污染事故调查报告中载明2001年3月范金密还在养殖海参，与证人的证言相矛盾，故一审法院对范金密提交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范金密提出的其在与薛龙海二人共同购买参苗前已购买部分参苗的主张，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不予支持。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于2013年8月28日作出（2012）黄民重字第11号民事判决：一、范金密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薛龙海、薛守江海参苗购买款人民币40346元；二、范金密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薛龙海、薛守江海参出卖分配款人民币88633元；三、驳回薛龙海、薛守江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20元、财产保全费3200元（薛龙海二人已预交），范金密负担3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薛龙海、薛守江，余款由薛龙海二人负担。宣判后，薛龙海、薛守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薛龙海、薛守江共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二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范金密支付购苗款43522元，海参养殖款730600.81元，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主要理由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1999年11月21日所购买海参苗的大小规格，二是海参苗的成活率，而所购海参苗的规格又直接影响了海参苗的成活率。1、一审法院认定三人购买的海参苗为2000头每公斤的小苗没有事实依据，范金密提供的证人证言均与事实自相矛盾，一审法院一方面采信证人证言，一方面又不采信证人证言，属于逻辑错误。2、本案海参苗的成活率，应采纳《海参海胆增养殖技术》的结论，该书是权威学者经过多年理论研究及实地养殖的实验得出的结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普遍适应性。3、一审判决范金密支付上诉人二人海参苗购买款40346元计算错误，上诉人投入海参苗款76654元，其中范金密自认有3176元，因此范金密应当支付的海参苗款为43522元（76654-36308-3176）。
被上诉人范金密答辩称，1、薛龙海二人凭借一本《海参海胆增养殖技术》的书籍起诉范金密没有真凭实据，该书本身与三人合作养殖的地域环境毫不相干；2、三人合作的宗旨是养海参苗、卖海参苗，合作期限为半年，三方没有养殖成品参的合意和打算；3、三人合作养殖的池子为泥坝池子，由养虾池改造而成，不符合养殖海参的基本条件，且三人都不具有养殖海参的经验，当时养殖海参都是刚刚起步阶段，与他人的成活率没有可比性；4、薛龙海二人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三人的合作于2000年12月结束，薛龙海二人五年之后起诉，明显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
二审审理期间，薛龙海、薛守江申请法院根据当时购买的海参苗总价款、海参苗数量及单价，依据当时的市场机构对购买的海参苗规格进行鉴定，并申请法院对山东省长岛县南长山镇赵王村的育苗场老板付政进行调查，欲证明1999年11月从付政处购买海参苗的大小。经法院调查，证人付政称，其对薛龙海、薛守江及范金密三人去购买海参苗没有印象；卷宗中的收据不是付政所在的赵王村育苗厂出具，其没有听说收据上注明的九龙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长岛育苗厂；付政所在的育苗厂经营的一般都是七八百头的海参苗，集体单位有经营二三千头海参苗的；长岛上有人出售二千多头的海参苗，但是成活率太低。上诉人薛龙海、薛守江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对证人证言没有提出质证意见。被上诉人范金密质证称，证人证言未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购买了证人的海参苗，同时，当时长岛县的养殖技术不可能培育出六七百头的海参苗。
另查明，2012年3月19日，在本院（2012）青民再终字第44号案件庭审中，薛龙海陈述，2000年先后出售的海参苗是中苗。本案二审庭审中，薛龙海、薛守江未在法庭限定的时间内对2000年4月到12月期间出售的海参苗规格及养殖密度进行说明。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案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上诉人薛龙海、薛守江与被上诉人范金密三人进行合伙养殖的事实清楚，三人因合伙利益清算产生纠纷，因养殖收益与海参苗的规格及成活率有关，故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合伙养殖期间，海参苗的大小规格及成活率。
1、关于海参苗大小规格问题。薛龙海、薛守江申请法院对证人付政进行调查，但证人并未证实三人从付政处购买了海参苗，同时，薛龙海当庭陈述，2000年双方出售的是海参中苗，该陈述与薛龙海、薛守江主张1999年购买的海参苗是中苗相矛盾，一审法院结合证人证言及相关证据，认定双方投入的29.5万只海参苗属于小苗并无不当，对薛龙海、薛守江请求进行价格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
2、关于成活率问题。薛龙海、薛守江提交《海参海胆增养殖技术》一书，但该书记载的池塘养参试验所投入的参苗为5至6厘米，明显与双方投入的参苗规格不同。而范金密提交的损失评估报告，放苗的时间为2001年3月，虽时间稍晚于本案双方投苗时间，但该损失评估报告系农业部黄渤海区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针对相同海域经青岛市及黄岛区海洋与渔业局审核作出，更具有权威性，能客观地反映该海域海参苗的成活率，一审法院参照该损失评估报告中海参小苗20%的成活率，酌定本案15%的成活率，并无不妥。
3、关于范金密是否持有3176元问题。薛龙海、薛守江提交2005年11月10日的申诉状复印件一份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该申诉状系打印复印件，范金密未在申诉状上签字捺印予以确认，且范金密否认其持有3176元，在薛龙海、薛守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申诉状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范金密持有3176元的证据，薛龙海、薛守江称一审法院计算错误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薛龙海、薛守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51元，由上诉人薛龙海、薛守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军玲
代理审判员 赵 雷
代理审判员 于丽人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柴守图
书 记 员 司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