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4民终1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男，苗族，1988年3月12日生，住重庆市彭水县。委托代理人：楚才伟，重庆市彭水县郁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某，女，苗族，1994年1月27日生，住重庆市黔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某，系施某之母，苗族，1974年10月1日生，住重庆市黔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费某某，系施某之继父，土家族，1976年2月4日生，现住重庆市黔江区。以上被上诉人陈某某、费某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凌燕，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被上诉人陈某某、费某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胜堂，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高某与被上诉人施某、陈某某、费某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0日作出（2015）黔法民初字第0190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高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6年2月25日对上诉人高某的委托代理人楚才伟，被上诉人陈某某及陈某某、费某某的委托代理人周凌燕、吴胜堂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5月，高某与施某经蒋小东介绍认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同年农历6月6日，施某去高某家看地方（俗称踩屋基），高某的母亲给予施某1200元的红包一个。施某同意与高某订婚后，按当地风俗需要“三回九转”后才结婚，高某与施某就协商约定简便行事，高某于同年农历8月2日到施某家一次性给予彩礼为现金41300元，其中礼金4万元，将应购买的礼品折价后给予现金1300元。之后，双方约定了举行婚礼的时间。同年农历腊月10日（即2015年1月29日），高某及施某举行结婚典礼仪式，高某按当地风俗到施某家过礼，给施某购买了内衣（胸罩、内裤）两套、外衣两套，同时给付礼金40000元，以及白糖、面条、烟、酒等礼品，将施某接到自己家中一起同居生活。同年农历腊月20日（即2015年2月8日），媒人蒋小东家因事办酒宴，高某和施某一起来到黔江城区准备参加，期间，因施某生病发烧没去，住在娘家即父母陈某某、费某某家中，高某则独自出席蒋小东家所举办的酒宴，酒宴结束后没有去看望施某，施某因此对高某产生不满。此后，施某以要和高某一起回家为由，于2015年2月11日从其父母家中离开后就再也无法联系。陈某某与费某某系夫妻关系，陈某某系施某的母亲，费某某系施某的继父。高某一审诉称：2014年5月，高某与施某经人介绍谈婚。2014年6月6日施某去高某家看地方，高某给施某1200元；同年8月2日按照农村习俗，高某送给施某彩礼41300元（礼金40000元、礼品价值1300元）。农历2014年腊月10日，高某与施某举行婚礼，高某为施某购买价值7315元的衣物，13716元的白金（项链、坠子、戒指），并将现金40000元、礼品（白糖、面条、大米、白酒、牛奶、香烟、猪肉等物）一起送往施某家，同年腊月12日施某却以高某家地处条件差便离家出走。后经高某多次请求，施某在腊月20日回到高某家，腊月24日施某以去媒人蒋小东家吃酒为名再次离开了高某。另外，高某为了结婚提前向施某送去4500元（婚纱照之用）。之后，高某要求施某返还彩礼，又遭到施某的拒绝。综上，施某以谈婚为诱饵，欺骗高某的财物，其行为与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之规定相悖。据此，请求人民法院判令：1.施某、陈某某、费某某连带返还彩礼10506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施某、陈某某、费某某承担。费某某、陈某某一审辩称：第一，高某对所谓的“彩礼”给付的事实以及给付的性质承担举证责任。第二，高某与施某于2014年农历腊月初十举行婚礼的情况属实，作为女方父母，陈某某为施某办了大量嫁妆，分别是：厨房用具2680元，床上用品25090元，家用电器包括洗衣机、微波炉、电饭煲、电视机、冰箱、热水器、空调、电烤炉、电磁炉，价值29498元，价值5800元的电脑一台，给付高某现金40888元，合计103868元；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要求高某依法予以返还。第三，高某要求费某某承担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施某并非费某某的亲生女儿，在施某与高某婚姻缔结过程中，没有收受也没有索要高某给予的任何特定礼物，不是本案婚姻财产法律关系的主体，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第四，在施某与高某婚姻缔结过程中，作为女方父母，为女儿的婚姻大事置办了大量嫁妆，按照风俗习惯，为女儿举行婚礼，并未向男方索取或变相索取财物，高某与施某在举行婚礼时均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且结婚后二人是否在一起生活、是否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结婚登记，按照一般常识，父母对此没有义务承担监管责任。陈某某、费某某没有骗取钱财的目的，施某出走是其与高某因琐事产生间隙。陈某某、费某某并没有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索取或变相索取彩礼，并因此给男方造成绝对的生活困难，就不应当承担返还彩礼的义务。所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施某未到庭应诉，未提交答辩状，亦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则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经庭审查明，第一，高某与施某虽然按照当地风俗举行婚礼典礼仪式并同居生活，但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属实；第二，施某与陈某某、费某某系共同生活的一家人；第三，高某与施某、陈某某、费某某双方对于高某为与施某结婚，按照当地风俗向施某家给付了彩礼这一事实并无争议；故此，对于高某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婚约虽为男女双方订立，但在婚约订立过程中，彩礼是男方家给予女方家的财物，按照当地习俗，一般出面接受彩礼的都是女方的家庭成员，陈某某、费某某是施某的父母，系家庭成员，接受彩礼也是施某的家庭行为，故应由施某、陈某某、费某某共同承担彩礼返还义务，故对于高某主张施某、陈某某、费某某连带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费某某辩称施某不是其亲生女儿，其在施某与高某结婚过程中没有收受、也没有索取财物；因给付彩礼，并不单纯是缔结婚约的男女双方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更多时候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故对于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故对其此抗辩理由不予采纳。陈某某、费某某辩称只要父母没有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索取或变相索取彩礼，并因此给男方造成绝对的生活困难，就不应当承担返还彩礼的义务，但因施某家收受高某给付的彩礼属实，同时，其亦未能举示相关法律规定以推翻高某的主张，故对其此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彩礼范围的认定。一般来说，在定亲时说媒人或男女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婚前给付女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首饰等较为贵重的物品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高某与施某、陈某某、费某某双方对于彩礼的范围有一定争议，高某主张其所给予的彩礼有：2014年6月6日施某去高某家看地方，高某之母给予施某1200元的红包一个；同年农历8月2日按照当地习俗，给予的彩礼（三回九转）礼金40000元、购买礼品的现金1300元，合计现金41300元；高某为与施某于农历2014年腊月10日举行婚礼，为施某所购买的价值7315元的衣服和鞋子、价值13716元的黄金首饰（项链、坠子、戒指）、礼金现金40000元、礼品（白糖、面条、大米、白酒、牛奶、香烟、猪肉等物）；另外，高某为了结婚，提前向施某送去现金4500元用于拍摄婚纱照。对于农历2014年腊月10日举行婚礼所给付的礼品（白糖、面条、大米、白酒、牛奶、香烟、猪肉等物），因高某未主张作为彩礼予以返还，故未予折价计算金额，高某所主张的彩礼金额总计为106831元，要求返还的金额为105061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故对于本案讼争的彩礼的范围，根据高某的陈述，结合施某陈某某、费某某认可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施某、陈某某、费某某均认可2014年6月6日施某去高某家的事实，虽然对于施某是否收到1200元的红包的事实表示不清楚，但根据高某的到庭陈述，以及媒人蒋小东的证言，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可以认定施某当时是去高某家看地方，高某的母亲给予施某1200元红包一个的事实，高某所主张的此1200元，不属彩礼性质。对于2014年农历8月2日所给付彩礼，高某主张为礼金现金40000元、礼品折价现金1300元，合计41300元，因施某、陈某某、费某某均认可施某收到现金40000元及收取现金1300元的事实，由于此笔款项是高某以与施某结婚为目的而给付的，应属彩礼性质。对于农历2014年腊月10日举行婚礼当天，高某所给付的礼金现金40000元，施某、陈某某、费某某均予以认可，因该笔款项系高某以与施某结婚为目的而给付的，应属彩礼性质。对于施某、陈某某、费某某提出其于举行婚礼当天，在发亲时，返还给高某礼金40888元的主张，但未提交有力证据予以证明，且高某不予认可该事实，施某、陈某某、费某某可另行主张权利。对于高某为举行婚礼给施某所购买的衣物价值7315元、黄金首饰价值13716元的主张，对于衣物，施某、陈某某、费某某表示过礼的时候收到的衣物只有内衣（胸罩、内裤）两套、外衣两套，但不清楚该衣物的价值；对于黄金首饰，陈某某、费某某表示不清楚首饰的事情，高某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所购买的物品就是衣服、鞋子和黄金首饰，同时，亦未能提交有力证据证明其将价值7315元的衣服和鞋子、价值13716元的黄金首饰给付了施某，高某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考虑到陈某某、费某某认可收到有内衣（胸罩、内裤）两套和外衣两套的事实，酌定高某给付施某的衣物价值1000元；由于此衣物系高某以与施某结婚为目的而购买给付的，应属彩礼性质。对于高某诉称举行婚礼之前，为拍摄婚纱照而给予施某现金4500元的主张，因陈某某、费某某未予认可此事实，同时，拍摄婚纱照所产生的费用，并非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与，故不属于彩礼性质，加之高某亦无证据证明其给付施某4500元用于拍摄婚纱照的事实，故对此笔款项，不予认定。据此，高某所给付的彩礼应为现金82300元。综上，考虑到本案的客观事实，高某给付的彩礼数额较大属实，其虽然与施某举行婚礼并同居生活，但是并没有能够实现与施某登记结婚的目的，而且双方从同居生活到分开，时间很短，仅仅只有十几天，故彩礼应予部分退还，酌定施某、陈某某、费某某返还高某彩礼礼金60000元。庭审中，陈某某、费某某当庭提起反诉，要求高某返还施某的陪嫁物品，因陈某某、费某某提起反诉请求返还的陪嫁物品是其赠与施某的财物，所以施某才是该陪嫁物品的所有权人，故在本案中有权提起反诉的应当是施某，陈某某、费某某不具有提起要求高某返还施某陪嫁物品的诉讼主体资格，故对陈某某、费某某所提起的反诉请求不予审理，施某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由施某、陈某某、费某某返还高某彩礼礼金6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完毕；二、驳回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800元，由施某、陈某某、费某某负担。上诉人高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高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高某对其主张返还的项链、坠子、戒指举证不力，而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因为除有银行小票、银行客户交易查询单外，媒人以及其他证人证言都能证明此事实。2.一审判决显失公平。一审查明高某给付施某、陈某某、费某某礼金82300元，只判决返还60000元，显失公平。被上诉人施某未到庭，但提供书面答辩状称：1.高某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如果高某坚持要求返还彩礼60000元，那么要求二审法院判决高某返还价值103868元的嫁妆并用车送回黔江其父母家，也可折价不低于90000元返还。被上诉人陈某某、费某某答辩称：1.购物小票、银行客服交易查询清单无法证明高某为施某消费的事实；媒人没有见证购物；高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一审法院查明属于彩礼的金额为82300元，判决返还60000元，是酌定返还，一审判决体现了实事求是、公平正义的审判原则，也充分考虑了风俗习惯下保护妇女的人格尊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施某、陈某某、费某某返还高某彩礼60000元是否适当的问题。现分析评判如下：首先，婚姻关系的建立应以感情为基础，以结婚为目的一方给付另一方彩礼是广大农村地区尚存之习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本案中，施某与高某虽然举行了结婚典礼，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所以应当返还高某家支付的彩礼。其次，虽然施某与高某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毕竟以农村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在女方和男方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宣示了“夫妻”关系，并已实际同居生活，一审判决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以及社会对男女的评价差异，行使自由裁量权酌定施某、陈某某、费某某返还大部分彩礼，并无不当。再次，关于高某主张施某应当返还“项链、坠子、戒指”的请求，因其仅提供了银行卡刷卡消费的银行小票，没有提供销售柜台出具所购物品清单（用于银行卡刷卡的购物凭证）相印证，因此，无法认定其提供的银行小票是否是为施某购买“项链、坠子、戒指”所支出，故对高某此主张碍难支持。施某在二审中提到的嫁妆返还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施某可另案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合理，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元，由上诉人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咏梅代理审判员  彭松涛代理审判员  陈明生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书 记 员  杨鹏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