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民终2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萍，女，1963年5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跃（郭萍之夫），1963年3月25日出生，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黎，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巍，女，1956年11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捷，女，1960年1月1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东杰（郭捷之夫），1961年2月27日出生，北京佳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萍因与被上诉人郭巍、郭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萍及其诉讼代理人杨跃、张晓黎，被上诉人郭巍，被上诉人郭捷及其诉讼代理人林东杰、刘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萍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2、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我是郭巍、郭捷的妹妹。我们三人的父亲郭玉图，母亲付秀英。1982年前，我与父母共同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方巾巷科技馆工地南28号（下称28号房屋），1982年，28号房屋拆迁，我与母亲一起被安置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1楼211号（下称211号房屋）居住。由于父亲郭玉图在拆迁前去世，211号房屋直接登记在付秀英名下。2000年左右付秀英为报销供暖费将211号房屋过户到郭巍名下。在过户前，付秀英与我们三人口头达成一致意见，211号房屋由我们三人共有。付秀英在世时该房屋一直未做产权变更登记。2013年9月付秀英去世。我多次与郭巍、郭捷协商211号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事宜，但郭巍、郭捷拒绝。我无奈于2014年6月以共有权确认纠纷将郭巍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下称西城法院），6月12日正式立案。由于原审理该案法官辞职，需要变换法官，虽我多次催问，但西城法院对该案一直未开庭。至2015年8月3日，我起诉郭巍的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第一次谈话，但主审法官告知我，关于211号房屋此前郭捷与郭巍已经诉讼，并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结案。依据（2015）二中民终字第00626号民事调解书（下称涉案调解书），211号房屋归郭巍、郭捷按份共有，各占50%份额。我认为我是211号房屋的按份共有人之一。我诉郭巍的共有权确认之诉与郭捷诉郭巍的共有权确认之诉两个案件争议的房屋均是211号房屋。郭巍与郭捷达成的调解书内容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而且从西城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2500号民事判决书（下称涉案判决书）及涉案调解书作出的时间看，在郭捷诉郭巍共有权确认纠纷在西城法院诉讼期间，我诉郭巍的共有权确认纠纷也已经在西城法院立案。但西城法院既没有合并审理，也没有通知我参加郭巍与郭捷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导致两级法院在遗漏“第三人”的前提下，作出了损害我合法权益的涉案判决书和涉案调解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三款之规定，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涉案调解书。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京02民撤1号判决驳回我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因为当事人均认可我系211号房屋的被安置人之一，依照家庭成员共同的约定，我对该房屋享有部分所有权。211号房屋变更承租人仅仅是为支付供暖费之特殊目的，故虽然承租人变更为郭巍，但事实上承租人仍为付秀英。房改期间，郭巍和郭捷背着付秀英和我，违背当初更名的本意，恶意串通，企图通过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占有房屋的目的，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同时，鉴于郭巍和郭捷的公证书是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证据，我已向司法局提出撤销公证书的申请，司法局正在处理中，故请求中止本案审理。
被上诉人郭巍辩称：同意郭萍的上诉请求。当时211号房屋过户以后，1998年郭捷老找我要做公证，我说公证不合适，我不愿意跟郭捷做，但是郭捷老找我，我问她211号房屋当时确实有郭萍的50%，我问她你跟郭萍说了吗？郭萍同意了吗？郭捷说郭萍同意了。然后我就跟郭捷一起办理了手续。我当时觉得公证的工作人员是郭捷的熟人，我说我不懂，工作人员就说他说我写，我写后工作人员给修改的，然后又让我抄了一遍。当时我说这个公证对我好像有点不太公正，这个房屋用我与我爱人的工龄优惠买的，做完50%以后，把我的优惠都给抹掉了。我对这个公证书有意见，不同意这个公证书。
被上诉人郭捷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涉案调解书和涉案判决书内容正确，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也没有侵害郭萍的权益。郭萍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双方当事人都认可拆迁安置房屋是211号房屋和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1楼613号房屋（下称613号房屋），当时613号房屋的安置人口是郭巍和郭捷，211号房屋是付秀英、郭萍、郭伟。但是我不同意郭萍说的她是从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南里10号楼513号房屋（下称西罗园513号房屋）调换到613号房屋。西罗园513号房屋不是拆迁安置房屋，是郭萍与其夫杨跃结婚时由我的公公为其找的一套两居室，之后郭萍从西罗园513号房屋调到613号房屋，这期间没有牵扯211号房屋，反而是原来613号房屋的我和郭巍调换到211号房屋，郭伟迁到西罗园513号房屋，然后211号房屋以郭巍的名义承租。整个过程我没有将自己的权利置换到西罗园513号房屋，我只是帮郭萍找到了西罗园513号房屋，我从来没有说把自己的拆迁利益调换到西罗园513号房屋，而且在我与郭巍的所有权确认纠纷中，郭巍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说法，也没有说郭萍有211号房屋的份额，而在郭萍诉郭巍、我在西城法院审理中，郭萍也没有提出这个说法。211号房屋承租人由付秀英变更为郭巍是双方当事人、付秀英以及房屋出租人一致同意的结果，不管其目的是否为支付供暖费，实际承租人已经变更为郭巍。在房改期间，我与郭巍共同出资购买211房屋，并约定各自享有50%的产权。郭萍当时承租的同一楼的613房屋也进行了房改，郭萍对此知情，我与郭巍不存在隐瞒事实和恶意串通的情节。关于我与郭巍公证的事情是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我也没有找熟人，都是按照正常程序做的，如果郭巍不同意公证，我是没有办法强迫她的。郭巍说做公证她不情愿，我在西城法院打官司的时候有关于郭巍与我怎么做的公证的笔录。在公证之前郭巍已经给我写过证明，证明211号房屋只有郭巍与我的权利。本案审理的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公证书不是唯一的证据，公证书的撤销与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不同意中止本案的审理。
郭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涉案调解书和涉案判决书；2、诉讼费用由郭巍和郭捷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郭玉图（1980年死亡）与付秀英（2013年9月死亡）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郭建京、郭岚、郭建都、郭巍、郭捷、郭萍等六名子女。
1982年，付秀英承租的28号房屋拆迁，被安置人口为付秀英、郭巍、郭捷、郭萍和案外人郭建京之子郭伟。拆迁安置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两套楼房，1983年3月，调换至211号房屋及613号房屋两套承租公房。当时211号房屋承租人为付秀英，实际居住人为付秀英、郭萍、郭伟，613号房屋承租人为郭捷，实际居住人为郭捷、郭巍。
1995年9月22日，郭巍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复外大街21楼211号属郭巍、郭捷二人合居，在任何情况下由二人共同享受居住，其他人员不得介入，必要时郭巍享受旅游局分房标准（大房间15㎡）。证明人：郭巍”。1995年10月19日，付秀英出具《更名申请》一份，内容为：“开发公司房管一处：我叫付秀英，是复外大街21楼211号的承租人，因本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不能付供暖费，因此申请将该房号的承租人更名为郭巍（是母女关系）”。1995年10月19日，北京市住宅建设安置公司出具信函一份，内容为：“开发公司：郭巍系我单位职工，其复外大街21楼211号房需办房契更名手续，我单位同意负担供暖费，请协助给予办理为盼”。1995年10月30日，北京市第一城市建设开发房屋管理经营公司第一房屋管理处在付秀英的《更名申请》中加盖房管专用章，同意更名。当日，郭巍与北京市第一城市建设开发房屋管理经营公司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
1998年9月18日，北京市宣武区公证处出具（98）京宣证字第4159号和（98）京宣证字第4160号公证书。其中，（98）京宣证字第4159号公证书的内容为：“兹证明郭巍（女，……）于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声明书上签名”。该份公证声明书的内容为：“声明人：郭巍，女，……。我叫郭巍，是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外大街21楼211号二居室一套房屋的承租人。郭捷是我的妹妹，现因产权单位北京市第一城建开发公司欲出售该房屋产权，经我们二人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各出资产权价格的50%购买该房屋产权（产权价格未定），产权购买后为双方共同财产，即双方各占50%房屋产权份额，产权登记人为郭巍，且该楼房的产权处分需经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执行，特此声明。声明人：郭巍。1998年9月18日”。（98）京宣证字第4160号公证书的内容为：“兹证明郭捷（女，……）于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声明书上签名”。该份公证声明书的内容为：“声明人：郭捷，女，……。我叫郭捷，是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外大街21楼211号二居室楼房一套的承租人郭巍的妹妹。现因产权单位北京市第一城建开发公司欲出售该房屋产权，经我们二人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各出资产权价格的50%（产权价格未定）购买该房屋产权，产权购买后为双方共同财产，即双方各占50%份额，产权人登记为郭巍，且该楼房的产权处分需经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执行，特此声明。声明人：郭捷。1998年9月18日”。
1998年11月23日，北京亿方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郭巍（乙方）签订《共有房屋售后物业管理维（装）修合同》。1999年11月，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甲方）与郭巍（乙方）签订《出售直管共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座落西城区复外21楼211号楼房一套二居室，建筑面积58.9平方米出售给乙方，房价款40015元整，乙方交纳公共维修基金2474元整，甲方同意乙方享受工龄优惠：按购房人夫妇双方建立住房公积金前的工龄给予折扣，工龄折扣额按标准价高限1363元×年工龄折扣率0.9%×夫妇工龄和，现住房优惠：一九九一年六月三十日以前住进的现住房，承租人购房享受3%现住房折扣率。2000年7月21日，郭巍取得京房权证西私字第353**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郭巍，未登记共有人。
2014年5月，郭捷以共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将郭巍诉至西城法院，要求：1、确认其享有211号房屋50%的所有权份额；2、郭巍配合其办理211号房屋登记手续，将其登记为上述房屋50%的按份共有人。西城法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涉案判决书，判决：1、确认郭捷对郭巍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1-211号的房屋享有百分之五十的份额；2、自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郭巍协助郭捷办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1楼211号房屋的享有百分之五十份额的房屋所有权证。判决后，郭巍不服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5年4月17日作出涉案调解书，协议内容为：1、确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1楼211号的房屋属郭捷和郭巍共同所有，双方各享有百分之五十的权利份额；2、郭巍于2015年5月25日前协助郭捷共同办理上述房屋的共有产权变更登记，办理变更登记所产生的费用由郭捷负担；3、郭捷在上述房屋出售所获房款到账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巍装修款39000元。上述案件调解结案后，2015年7月29日，211号房屋产权登记变更为郭巍、郭捷按份共有，各拥有50%份额。
2014年6月，上述案件一审审理期间，郭萍以共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将郭巍诉至西城法院，要求确认其对211号房屋享有25%所有权，2015年8月，郭萍追加郭捷为该案被告之一。该案件尚在西城法院审理中。
一审法院认为：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现作为第三人的郭萍认为其对郭巍、郭捷所达成的涉案调解书涉及的211号房屋享有产权份额，故有权提起本案之诉。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本案中，郭萍主张其对涉案房屋即211号房屋享有25%的产权份额，已生效的涉案调解书确认郭巍、郭捷对211号房屋各享有50%份额，侵害了郭萍的民事权益，为此，郭萍提交：1、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其对211号房屋享有产权份额，但首先该证人并未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故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即使该证言真实，也仅是证明28号房屋拆迁时的安置原则是按在籍户口分房，并不能证明郭萍对211号房屋享有产权份额；2、派出所证明信，该证明信记载郭萍于1983年6月20日户口从28号房屋迁入211号房屋，但该证明信仅是证明郭萍户籍迁出迁入情况，且依据郭捷提交的派出所证明信记载，郭萍1996年3月已将户口从211号房屋迁入613号房屋，郭萍户籍的变化不能证明郭萍对211号房屋享有产权份额；3、付秀英生前证明；4、律师与付秀英调查笔录、视频，但经查，郭萍与郭巍、郭捷均认可211号房屋系拆迁28号房屋安置而来，三人均系被安置人，211号房屋此时为公房租赁，承租人为付秀英，并非个人私有产权房屋，付秀英、郭萍、郭巍、郭捷均对211号房屋并非拥有房屋产权的相关权利，付秀英作为211号房屋承租人，无权就该房屋的产权份额进行分配，且在此后于1995年，211号房屋公房承租人由付秀英变更为郭巍，郭萍对此明知且同意。付秀英在此后不再是211号房屋承租人，仅系211号房屋实际居住人，其无权就211号房屋进行任何产权分配，故上述证据3、4亦不能证明郭萍对211号房屋享有产权份额。另郭萍、郭巍、郭捷均认可，2000年211号房屋经房改后，郭巍登记成为该房屋所有权人，郭萍在211号房屋出售购买过程中，并未出资，且对此事明知，故郭萍为证明其对211号房屋享有产权份额的主张，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对郭萍此项主张，法院不予采信。郭萍以其对211号房屋享有产权份额，而已生效的涉案调解书侵害其民事权益为由，要求撤销涉案调解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郭萍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郭巍提交颁布于1982年12月16日的《北京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用于证明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郭萍对211号房屋享有所有权份额。郭萍对此表示认可。郭捷表示规范性文件不足以证明郭萍对211号房屋享有所有权份额，不认可其证明目的。郭巍提交的证据系当时的拆迁政策，不能证明郭萍对拆迁安置房屋享有部分所有权，因此，本院对郭巍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郭萍认为其对郭巍、郭捷所达成的涉案调解书涉及的211号房屋享有产权份额，作为第三人有权提起本案之诉，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由于郭萍本人过错致其未能参加郭捷与郭巍的诉讼，因此，郭萍提起本诉讼符合法律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起诉条件的程序性要求。但郭萍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调解书内容错误且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性条件。1998年房改之时，郭巍与郭捷共同办理公证约定购买211号房屋的各自出资份额和产权占有份额，并按照约定共同出资实际购买了211号房屋，涉案调解书内容即依据以上事实作出。而郭萍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家庭成员曾共同约定，郭萍对211号房屋享有部分产权。郭萍提交的付秀英生前证明以及律师调查笔录形成于2013年5月14日，此时211号房屋的产权已经由郭巍与郭捷取得，付秀英无权就211号房屋进行产权分配。郭萍主张郭巍与郭捷背着付秀英和郭萍，恶意串通并非法占有房屋，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综上所述，郭萍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郭萍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郭萍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 治
代理审判员 付晓华
审 判 员 史德海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文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