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终18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苏苏能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号新城科技大厦**栋***室。
法定代表人：秦荣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江苏澳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云锦路**号*楼北侧。
法定代表人：温国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德胜，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月，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苏能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澳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通公司）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6）鄂72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被上诉人澳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温国勇，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德胜、汪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6）鄂72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澳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本案所涉货运关系发生在利辛县广强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强公司）与苏能公司之间，无论是作为货运合同的实际代理人大连龙飞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飞公司）还是澳通公司，均不是货运合同的承运人，本案应当定性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2、澳通公司未履行货运代理义务，也并非涉案货物的实际代理人。澳通公司虽声称其系实际代理人，但对于货运数量及金额均不清楚，没有货单的结账联，也没有参与船运的实际操作，无权获得代理费用。本案中实际承运人是广强公司，广强公司出具的说明具有效力，应被法院采纳；3、涉案货运代理及付款行为已履行完毕，苏能公司与澳通公司之间无任何债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澳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苏能公司的陈述并无证据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澳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苏能公司支付已开增值税发票项下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506362元，并自2016年1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苏能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强公司在2014年8月自常州运输14050吨货物至华能苏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系接受澳通公司的委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澳通公司与苏能公司就涉案货物运输约定了运输数量、运输期限、运输费用、费用结算方式及货物合理损耗率、货物短少、灭失的赔偿责任等，具备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特征。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名为货运代理合同，实为货物运输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为有效合同。
澳通公司委托广强公司履行了货物运输义务并向广强公司支付了运费，苏能公司应依照双方合同的约定支付运费。苏能公司未能履行支付运费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澳通公司诉请苏能公司支付货物运费506362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该款自2016年1月26日起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苏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澳通公司支付运费506362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承担该款自2016年1月26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886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432元，由苏能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澳通公司提交了三份证据。
证据一：江苏苏能进出口有限公司机读外档（复印件），拟证明黄岗是苏能公司的股东，其有权代表苏能公司对外行使权利。
证据二：2014年5-12月澳通公司与广强公司应付账款明细（复印件），拟证明澳通公司与广强公司的运输业务从2014年4月持续到2014年10月。
证据三：江苏省南京市钟山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两份，拟证明澳通公司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及手机短信记录是真实的。
苏能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并非二审新证据，证据的内容属实，但公司的股东多次变更。证据二中澳通公司9月份支付的两笔运费，广强公司已明确说明是七月份之前的运费，对于其他的付款情况不清楚。证据三并非二审新证据，对于公证书的表面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联系的是黄岗本人的手机。
本院认为：苏能公司认可证据一的证明内容，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关于证据二，苏能公司并未否认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涉案两张9月份的付款凭证是否支付七月份之前的运费，将在下文中论述。关于证据三，苏能公司认可两份公证书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在手机短信截图中，可以看到手机号码为139××××8703的手机短信界面显示的内容中包括：温总，我7:25分到南京南站，黄岗。由此初步证明该手机号是黄岗本人的；另外，黄岗是苏能公司的股东，结合双方手机短信及微信聊天内容来看，双方通过手机联系业务，聊天记录中所涉运输船舶的名称、装船的货物数量与广强公司提交的配船信息、工作记录以及广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结合一审、二审提交证据，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3月28日，苏能公司与澳通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合同》，约定苏能公司委托澳通公司代理有关货运等事宜，数量2万吨，代理费用31元/吨（不含税）；一船一结，结束后一星期内付清费用。2014年3月，澳通公司与广强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约定澳通公司委托广强公司承运生产用煤，双方确定从江苏太仓码头运到苏州华能热电有限公司，运价为19元/吨（含税），煤炭卸完后一星期付清运费。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4月24日至2015年4月24日止。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后起运港由太仓变更为常州，双方协商运价变更为21元/吨（含税）。2014年9月5日，广强公司向澳通公司开具三张运费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295050元（含税价）。2014年9月10日、9月28日，澳通公司分别向广强公司付款20万元、95050元。2014年9月10日，澳通公司向苏能公司开具五张货运代理费增值税发票，总计金额503662元（含税价）。2014年9月11日，苏能公司将该五张发票办理验证。2016年4月11日，广强公司出具说明，载明：“我公司由沈白具体负责与澳通温总联系，通过微信发送图片的形式告知船号、预估承载量与船只联系电话。…我公司于2014年9月、10月分别就上述煤炭运输费用向澳通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并已收到澳通公司付来的全部款项。我公司与龙飞太仓公司之间仅发生过两批次煤炭货物运输业务，该业务分别发生在2014年10月和12月。”…2016年10月25日，广强公司又出具说明，该说明载明：“澳通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和9月28日向我公司支付的运费295050元是2014年7月份之前的运费，在此作出说明。”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一）涉案合同的性质；（二）苏能公司应否向澳通公司支付涉案合同项下相关费用。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的案由应为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理由如下：首先，涉案合同本身即名为货运代理合同，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合同上载明：“经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苏能公司）委托乙方（澳通公司）代理有关货运等事宜达成以下条款…”，同时合同对于运输安排、代理费用等作出了约定，澳通公司收取的代理费包括代收代付运费加代理费，因此该合同符合货运代理合同的特征；其次，澳通公司向苏能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明确载明是货运代理费；最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合同是货运代理合同，而非货物运输合同。故本案案由应为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案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苏能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苏能公司上诉认为，涉案货物运输代理人为龙飞公司，其已向龙飞公司支付了代理费，涉案货运代理合同已履行完毕。本院认为，涉案货物运输的代理人是澳通公司，理由如下：1、苏能公司与澳通公司签订了《货运代理合同》，澳通公司又与广强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本案所涉货物运输发生在两份合同的有效期间内，涉案运输由广强公司实际履行完成。故澳通公司的主张有合同依据。苏能公司虽主张涉案货运代理人为龙飞公司，但并未提供任何合同依据。2、澳通公司一审时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温国勇与广强公司的沈白2014年8月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广强公司工作笔记中有关运输船舶名称及相关吨位信息一致，亦与广强公司2016年4月11日出具的说明中载明的内容相互印证，证明澳通公司已履行涉案合同项下货运代理义务。澳通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并不必然持有运单，其虽未提交运单，不能因此否认其是代理人的事实。而苏能公司一审提交的十二份水路货物运单上记载的时间、船舶名称、货物数量均与实际承运人广强公司工作笔记中记载的有出入，且该十二份运单为收货人查存联，系苏能公司自己持有，并不能作为龙飞公司安排涉案运输的直接证明。3、涉案运输发生在2014年8月，实际承运人广强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向澳通公司开具发票，澳通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向广强公司支付了部分运费，并于同日向苏能公司开具发票，苏能公司随即进行了验证。上述开票、付款时间与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非常接近。而苏能公司提交的广强公司向龙飞太仓公司开具的发票上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3日、2015年1月14日，龙飞太仓公司向广强公司付款时间是2015年1月15日、2月5日，且龙飞太仓公司自称2015年1月15日支付的是2014年9月的运费，2015年2月5日支付的是2014年8月和10月的运费。开票及付款时间与涉案运输相隔近半年，且先支付9月份运费，再支付8月份和10月份运费，既不符合货运市场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常理。4、用货方华能苏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说明，证明2014年8月份的实际收货数量为14921吨，与广强公司2016年4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14050吨基本一致（其中相差的871吨是7月底发船8月份运到电厂，运费结算到7月份），广强公司开具给澳通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上的货物数量14050吨，亦与澳通公司开具给苏能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上的货物数量一致。而苏能公司提交的广强公司2014年12月开具的发票上载明的发货人是龙飞太仓公司，并非龙飞公司，而涉案运输发生时，龙飞太仓公司尚未登记成立。龙飞太仓公司2015年向广强公司付款的凭证仅能证明其有过付款行为，不能证明所付款项系涉案运输的运费。关于广强公司先后出具的两份内容相互矛盾的情况说明，第一份情况说明（2016年4月11日出具）加盖了公司公章，其中关于签约情况、运煤船号、预估煤炭数量、实际装船数量等内容能够与澳通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广强公司的工作记录相印证；第二份情况说明（2016年10月25日出具）仅加盖了合同章，且在该说明所附的附件中，2014年9月广强公司的运输情况明确载明“南京澳通常州到苏州华能”，而说明中却称是龙飞太仓公司自2014年8月份后负责上述运输（龙飞太仓公司当时尚未登记成立），明显存在矛盾，亦与苏能公司二审时认为龙飞公司是代理人的主张不符。故第二份说明中所称澳通公司支付给广强公司的运费295050元是2014年7月份之前的运费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澳通公司提交的《货运代理合同》、货运往来信息、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以及广强公司2016年4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澳通公司是涉案货物运输代理人的事实。苏能公司关于龙飞公司是涉案货物运输的代理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澳通公司作为货运代理合同的受托人，在已履行完受托人义务后，委托人苏能公司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在双方签订的《货运代理合同》中，双方约定的代理费31元/吨包含了运费和代理报酬，澳通公司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关于“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规定，要求苏能公司支付办理涉案货物运输事宜所需费用。苏能公司认为涉案合同已履行完毕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二条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一审判决虽然认定案由不当，适用法律部分不准确，但不影响实体处理结果。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64元，由苏能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江
审判员 欧海燕
审判员 戴启芬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