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13287号
原告刘天维，女，1986年2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宏伟，北京市维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3号楼12层1501-1515。
法定代表人张连舜，总裁。
委托代理人陆娴，女，1989年8月27日出生，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法务，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袁堃，男，1981年8月16日出生，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法务，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9号世贸商业中心4号楼11半层、12-15层。
负责人王沛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藏克兰，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天维与被告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达公司）、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绫致北京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德恒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天维之委托代理人王宏伟，四达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陆娴、袁堃，绫致北京分公司之委托代理人藏克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天维诉称：我于2005年4月21日入职绫致北京分公司，先后担任导购、店长职务，2010年4月我被转岗为城市零售经理，调离北京，去往河北秦皇岛工作，2011年至2013年我月总收入约1万多元。2011年4月，绫致北京分公司让我与四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两年，但合同到期后，四达公司和绫致北京分公司均未与我续订劳动合同。2013年10月我怀孕了，但绫致北京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赵春廷却于2013年12月13日安排四达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到我父母家中。2013年12月18日，绫致北京分公司突然向我出示《同意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派员工立即接替我的工作，将我强行解职。我从秦皇岛回京找到公司，与赵春廷据理力争，最终在2014年5月6日双方协商签订离职协议，约定公司补偿我30万元，在2014年6月30日之前汇入我的银行卡中，我不得在签订协议后另行提出关于社会保险及其他等相关要求。后我多次索要补偿金，公司却以赵春廷在2014年6月离职，需要调查为由拖延至今。现我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我：1、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12822元及利息15000元；2、2005年4月21日至2013年12月1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8047元；3、2013年12月工资10000元；4、2013年提成款20000元；5、2013年3月3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156411元。
四达公司辩称：刘天维是2011年4月1日入职我公司的，此前与我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其2011年4月1日之前的诉讼请求也以我公司作为被告，属于主体不适格，且刘天维的全部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请法院驳回。因刘天维自2013年12月9日至12日连续旷工4日，严重违反《雇员手册》规定，我公司于2013年12月13日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后刘天维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后，请求用工单位按照个人辞职办理，并提交了其本人签字的离职单，离职单上明确载明辞职原因为“个人原因”，基于以上两种无论哪种离职理由，我公司均无义务向刘天维支付其主张的经济赔偿金及利息。经我公司与用工单位核实，刘天维在职期间的年休假均已休完，其主张未休年假工资与事实不符。我公司与刘天维签署的劳动合同约定，其月工资标准为3500元，由用工单位直接向其支付，且我公司从未就提成款与刘天维有过任何约定，其要求我公司支付2013年12月工资及2013年提成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我公司与刘天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已依法签署劳动合同，故其要求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绫致北京分公司辩称：刘天维于2005年4月21日入职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绫致公司）；自2008年1月1日起其与领天英才（北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天英才公司）签有劳动合同，派遣至绫致公司工作；2011年4月1日其与四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派遣到我公司工作。2013年12月13日刘天维因旷工被四达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013年12月16日其回我公司办理离职手续时，“离职单”中其填写的是因“个人原因”辞职，因此无论是因旷工解除劳动关系，还是因“个人原因”辞职，我公司依法均无需向刘天维支付经济补偿，更无从谈及经济赔偿。2011年4月后的年休假刘天维均已休完，2013年12月刘天维仅出勤5天，该月工资应为804元，也不享有该月提成。刘天维与四达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了到期续延的条款，其要求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并且，刘天维于2015年11月2日才提出仲裁申请，其全部请求均超过了仲裁时效。
经审理查明：刘天维主张其于2005年4月21日入职绫致北京分公司，2011年4月由绫致北京分公司安排与四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派遣至绫致北京分公司工作。绫致北京分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该公司主张刘天维于2005年4月21日与绫致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08年1月1日起与领天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1年4月1日起又与四达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
四达公司与刘天维签订有《劳动合同》，其中约定：合同于2011年4月1日生效，于2013年3月31日终止；直至合同期满时，双方均未提出异议，则合同期限自行延长，延长期限同本合同期限，依此类推，不再另行续订；派遣刘天维至绫致北京分公司工作；刘天维的工资由用工单位支付，工资标准税前不低于3500元/月。
2013年12月13日，四达公司以刘天维于2013年12月9日至12月12日连续旷工4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提出与刘天维解除劳动关系，并向刘天维送达了《同意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和《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为证明其解除行为合法，四达公司提交了有刘天维签字确认的《雇员手册》及2013年12月份的考勤表，考勤表显示2013年12月9日至12日期间刘天维旷工，该月实际出勤5天。绫致北京分公司提交了刘天维填写的《离职单》，离职日期填写为“2013年12月16日”，“辞职原因”一栏填写为“个人原因”。四达公司为刘天维缴纳社会保险至2013年12月。
刘天维提交了一份显示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6日的协议一份，甲方为绫致公司，乙方为刘天维，协议内容为：乙方于2013年12月16日因个人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给予乙方30万元；以上补偿金已涵盖所有法定补偿及赔偿，乙方同意在甲方支付了上述款项后，与甲方再无社会保险等任何劳动争议和离职补偿方面的要求，并不再要求甲方为其缴纳在职期间的各项保险，及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其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损失赔偿，并确认对其在甲方工作期间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不存在任何异议；甲方在收到乙方对本协议的签字确认回复后，将以上款项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汇入乙方所提供的银行卡中；此协议为最终协议，乙方不得在签订本协议之后另行提出关于社会保险及其他等相关要求。该协议下部甲方签章处盖有绫致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印章。绫致北京分公司称该公司对补偿协议内容不知情。
关于月工资标准，刘天维主张其2010年之后月基本工资为3500元，另有提成、出差补助、奖金等，2011年至2013年期间每月总收入约为10000元。绫致北京分公司主张2013年刘天维的月基本工资为4500元，另有月度表现奖金和销售奖金，实发的月平均工资为7286.83元。刘天维提交了其名下两个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主张除绫致北京分公司认可的工资数额外，其每月还收到至少1650元的补助费用。绫致北京分公司认可未支付刘天维2013年12月份工资。
关于年假，刘天维主张其每年应享有5天的年假。根据绫致北京分公司提交的往来电子邮件显示，刘天维于2013年5月休年假4天。
2015年4月，刘天维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依据补偿协议要求四达公司和绫致北京分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30万元及利息1.5万元。2015年8月24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07669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刘天维的仲裁请求。刘天维不服，诉至本院，要求二被告支付其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未休年假工资、提成款、双倍工资差额、经济赔偿金等。2015年10月，本院以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为由驳回了刘天维的起诉。
2015年11月2日，刘天维就本案争议再次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2016年2月22日，朝阳仲裁委以刘天维的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其仲裁请求。刘天维不服，提起本诉。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北京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信息、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协议、雇员手册、《同意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离职单、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电子邮件、本院（2015）朝民初字第47604号民事裁定书及朝阳仲裁委京朝劳人仲字[2016]第00471号裁决书等相应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对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刘天维曾于2015年4月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时效即中断而重新起算，其于2015年11月再次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故对四达公司和绫致北京分公司主张本案中刘天维的相关请求超过仲裁时效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四达公司主张刘天维于2013年12月9日至12月12日期间连续旷工4日，严重违反了单位规章制度，为此提交了考勤表及雇员手册等证据，刘天维对违纪事实虽然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反证。并且，刘天维于2013年12月16日填写的“离职单”及2014年5月6日的协议中均明确记载其自认系因“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关系（用工关系），现其主张四达公司和绫致北京分公司与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用工关系），依据不足，故对其要求支付解除关系赔偿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绫致北京分公司认可的实发月工资数额及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本院对刘天维主张其应发月平均工资为10000元（包括提成）予以采信，则四达公司和绫致北京分公司应支付刘天维2013年12月份工资2298.85元（10000元/21.75天*5天）。刘天维要求另行支付其2013年提成款20000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刘天维主张绫致北京分公司未安排其休2013年之前的年假，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绫致北京分公司亦不负有对此事实举证的法定义务，故对刘天维要求四达公司和绫致北京分公司支付其2013年之前的未休年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013年刘天维已休年假4天，则四达公司和绫致北京分公司应支付刘天维该年度未休年假工资413.79元（4500元/21.75元×1天×200%）。
四达公司与刘天维于2011年4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已约定合同期满后期限自行延长两年的条款，应视为双方续签劳动合同至2015年3月31日，故对刘天维要求支付其2013年3月3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九十二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被告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天维二○一三年十二月份工资二千二百九十八元八角五分；
二、被告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被告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天维二○一三年度未休年假工资报酬四百一十三元七角九分；
三、驳回原告刘天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德恒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吴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