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高民终字第36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永敏，男，1954年12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霞，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东阳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郭庄子东1号。
法定代表人谷燕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昝东明，北京市和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小井村558号。
法定代表人刘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侯国晖，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贺永敏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东阳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前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二中民初字第11145号民事判决，东阳公司与贺永敏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经审理，本院认为该案需进一步查清事实，故以（2011）高民终字第2798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该院经重新审理，作出了（2012）二中民初字第11542号民事判决，贺永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8月26日和2015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贺永敏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霞，被上诉人东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昝东明，被上诉人保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侯国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永敏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我与东阳公司约定，从东阳公司整体承包位于丰台区周庄东路的“保利欣苑6号楼及地下车库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2003年10月1日，我带领施工队伍进驻施工现场，作为实际施工人开始施工。2004年4月15日，我与东阳公司签订《东阳建筑公司（16）处分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分包协议书》），将该工程转包给我，约定转包工程内容为：建筑、装修、水电、设备安装；工期为2003年10月1日至2004年10月30日。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相关条款。自2003年10月1日开始，我提供全部施工机器设备，采购建筑材料，安排工程进度，对施工人员调配，按照保利公司的要求保质保量完成了该项工程。施工期间，由于保利公司与东阳公司的原因，未能及时提供相应图纸，造成窝工，给我造成一定损失。由于保利公司和东阳公司未能足额支付工程款，我在保利公司要求2005年5月31日交工的前提下，不得不垫资民工工资、工程材料等款项，以保证施工。工程于2005年5月31日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保利公司，但东阳公司、保利公司拖欠我工程款一直未付，至今已达七年之久。经多次索要，未果，故我诉至法院要求：1、确认我与东阳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书》无效；2、东阳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17086852.12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5年5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保利公司在其拖欠工程款7215915.12元范围内向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及拖欠工程款产生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5年5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鉴定费均由东阳公司及保利公司负担。
东阳公司辩称：一、贺永敏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1、贺永敏没有任何建筑施工资质，无权以个人名义承揽建筑工程；2、贺永敏起诉所依据的《分包协议书》是我公司和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法庭在没有征询案外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情况下擅自认可贺永敏以个人名义起诉，违反法定程序，有可能损害案外人利益；3、贺永敏诉讼请求中包括了大量的劳务费用。本案中，贺永敏另一身份是河南省天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公司）的建安队长。我公司针对该工程已与天鸿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劳务分包合同》），贺永敏只是天鸿公司的代理人，有关劳务费用的工程结算只能由天鸿公司作为原告同我公司结算。贺永敏将本属于第三人应得的权益转归自己名下，并提起诉讼，显属主体错误；二、贺永敏依据的《分包协议书》不仅无效而且对东阳公司没有任何约束力。1、《分包协议书》没有东阳公司的公章和授权，刘玉庆作为授权的项目经理，其授权书的权限清清楚楚写明就是负责项目施工管理，对于转包如此重大的行为，其没有任何授权。对于这份协议签名的真假，签订的时间等都无法判断，而且我公司从不知道有此分包协议；2、贺永敏不是所谓的善意第三人。从贺永敏自己提交的证据中就可以看出其是应该知道我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应该由法定代表人段增峪的签章和我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从价值几万元的材料购买合同，到价格四百多万的贺永敏自己亲笔签名的我公司与天鸿公司的《劳务分包合同》，贺永敏都清楚知道应该有公司的签章和法人的签名。也就是说贺永敏对于我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形式要件和程序是非常清楚的。可这些小标的的合同都这样做了，为什么高达近3000万元标的的分包合同却没有任何我公司的签章。这就充分说明贺永敏根本就不是什么善意的，其只是同刘玉庆私下签订了个人协议；3、分包合同只有越分金额越小，哪有越分金额越大的？我公司同保利公司签订的6号楼和地下停车场的总合同才2700万元左右，而分包给贺永敏的所谓协议却成了2900多万元，明显违背常理；三、我公司没有义务向贺永敏支付工程款项。1、贺永敏根本不是所谓的实际施工人；2、贺永敏在整个工程中先后有三个不同身份出现，一个是以劳务公司建制队队长身份同我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这是其实际的身份，也是其在整个工程中最合法的身份。第二是以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名义同刘玉庆签订了《分包协议书》，但未加盖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公章，该身份未能得到确认。第三是协助项目经理刘玉庆做了部分工程的材料采购等工作，同时参与还有田阁、贺永红等人，其均以经办人的身份在有关发票后面签字，这三种情形，无论哪种都不足以认定其所谓的实际施工人；3、实际施工人就是非法从事建筑工程承包人，是违法行为实施人，按照相关规定对其非法所得应该予以收缴；4、贺永敏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其在整个涉案工程中究竟干了多少工程量。相反，我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在整个涉案工程中付出了2000多万元的各项成本；5、贺永敏的诉讼请求中有关劳务的款项，同其作为天鸿公司的建制队队长的身份存在矛盾，有关该工程劳务费的主张只能由合同当事人天鸿公司主张，贺永敏无权主张。
保利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同意贺永敏的诉讼请求。我公司与贺永敏没有任何合同关系，贺永敏将我公司作为被告缺乏依据。我公司只与东阳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38条和《补充协议》第十一条均明确约定非经我公司同意，东阳公司不得将工程转包、分包。因此，贺永敏与刘玉庆签订的转包协议无论真实与否，均因违背上述约定，对我公司不具任何约束力。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保利公司（发包人）与东阳公司（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落款日期为2003年5月8日。该合同约定：保利公司将工程名称为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B合同段（4#、5#、6#及地下车库）的工程发包给东阳公司；承包范围：土建工程、水暖工程、电气工程；开工日期为2003年5月18日，竣工日期为2004年5月18日；合同价款为4588万元，合同价款的调整方式为合同价加洽商变更增减帐。该合同通用条款第十一条中38.2条约定，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也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该合同于2004年5月24日在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2004年4月14日，保利公司与东阳公司签订《关于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4＃5＃6＃施工合同的补充协议书》约定，2004年4月14日补签的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4＃5＃6＃及地下车库的施工合同（日期为2003年5月8日），只作为办理合同备案、开工等手续的依据，不作为拨款和竣工验收、结算的依据。工程结算以2003年5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针对上述备案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保利公司与东阳公司分别签订《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施工合同补充协议C合同段（4#、5#楼）》（该合同日期为2003年5月12日）、《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6#楼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该合同签订日期为2004年1月13日），但上述补充协议均未进行备案。其中，《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6#楼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合同价为，按1556.24元／平方米包干，按此计算，本合同段总额为13447759.46元；《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中载明，工程名称为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地下车库的合同价款按2741.867元／平方米包干，按此计算，本合同段总额为13986296元。
上述合同签订后，东阳公司依约进场施工，工程完工后取得《北京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该备案表中载明：工程名称：小井新村二期（保利·欣苑）C6住宅楼及地下车库；开工时间：2003年10月18日；竣工验收时间：2005年7月26日。
诉讼中，保利公司与东阳公司均认可涉案工程已竣工验收，工程结算价为27495916元。保利公司已将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
贺永敏称涉案工程是由其实际承揽并完成的，故东阳公司应向其支付工程款。东阳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贺永敏针对其主张提交了相关证据。其中主要证据如下：1、《分包协议书》载明，总包方（甲方）：东阳公司，分包方（乙方）：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双方约定乙方承包保利·欣苑6#楼及地下车库工程的施工，工程内容为建筑、装修、水电、设备安装，开工日期为2003年10月1日，完工日期为2004年10月30日；合同价款为工程中标价扣除东阳公司管理费15%，以6#楼及车库大包合同数为准，人民币：6#楼1445万元，车库1498万元暂定，最后以工程结算总价为准，合同价款的确定原则执行北京市2001预算定额取费标准及相关文件规定；人工费、材料费、机械租赁费等必须由贺永敏指定的材料主管人员和刘玉庆指定的材料人员共同签字方可有效，任何单方人员为本工程所欠费用一律无效。东阳公司的15%管理费未含2%业务招待费，所报销的各项费用票据必须由贺永敏、刘玉庆双方签字。该协议落款处，甲方填写为东阳公司，但未加盖公司印章，只有刘玉庆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合同乙方填写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亦未加盖公司印章，只有贺永敏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合同落款日期为2004年4月15日。贺永敏称其实际在2003年10月1日已经开始进场施工，上述协议系2004年4月补签的，故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早于签订日期；合同中虽然乙方填写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但该公司并未认可，实际系其个人行为。东阳公司认可刘玉庆确系其公司项目经理，但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即便该协议系刘玉庆所签，因刘玉庆并未取得公司授权故该协议对东阳公司亦不具备约束力。法庭曾要求刘玉庆到庭陈述事实，东阳公司表示公司现已无法与刘玉庆取得联系，通知不到刘玉庆。2、东阳公司给刘玉庆出具的法人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现委托刘玉庆为北京市东阳建筑工程公司承包的保利·欣苑6#住宅楼及地下车库工程，担任项目经理职务。在该工程施工期间代表我公司对施工项目自开工准备至竣工验收，实施全过程、全面管理工作；落款时间为2003年8月10日，并加盖东阳公司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人名章。东阳公司对该委托书的真实性认可，但称刘玉庆的授权范围仅为施工管理，并未授权刘玉庆对外签订协议。3、相关工程资料。东阳公司认为贺永敏在施工现场参与施工，且与刘玉庆关系密切，手中有施工资料是有可能的，但不能因为其手中有施工资料就认定该工程是由其施工并完成的。
东阳公司为证明其组织实施了涉案工程的施工工作，提交了其就本案工程对外支付材料费、机械费等费用的相应票据。经与原件核实，上述票据正面均有刘玉庆签字，其中绝大部分票据背面有贺永敏或贺永敏认可人员的签字，相应票面金额数十元至两百余万元不等（东阳公司提交的票据共计2500余万元，其中有1900余万元票据背面有贺永敏签字）。贺永敏对其签字予以认可，并主张基于《分包协议书》相应约定，工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均需其与刘玉庆共同签字才可以报销。对于为何相应票据背面有贺永敏签字，诉讼中东阳公司解释按照该公司的管理要求，所有材料的经手人均要在发票背面签字，贺永敏作为劳务分包单位的建制队队长，可能接触相应材料，故此有其签字，但该公司报销时只认项目经理的签字。东阳公司否认贺永敏为涉案工程的施工人，并提交了该公司与天鸿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贺永敏作为天鸿公司的建制队队长在该合同上签字。东阳公司据此主张贺永敏在涉案工程中的地位仅仅是劳务分包单位天鸿公司的建制队队长。贺永敏对该劳务分包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该合同只是在行政部门备案的工具，当时是为了便利于向其支付工程款才签订的。
诉讼中，经贺永敏申请，法院委托北京筑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了工程造价鉴定，结果为：保利欣苑6号楼及地下车库工程造价为28352387.20元，其中保利公司与东阳公司已确认结算造价27495916元，回填天然级配砂石与回填2：8灰土价差377728.70元，钢筋调价478742.50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施工合同补充协议C合同段（4#、5#楼）》、《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6#楼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保利·欣苑商品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工程）》，《东阳建筑公司（16）处分包协议书》、东阳公司向刘玉庆出具的法人委托书、东阳公司对外付款发票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现贺永敏提供的《分包协议书》中载明分包方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但该公司并未加盖单位公章，贺永敏亦认可实际施工人就是其本人，涉案工程是由其个人承包并施工的，并非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依据相关规定，贺永敏作为自然人显然不具有取得施工资质的条件，其个人不具备就涉案工程签订施工合同的主体资格；加之，贺永敏与东阳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书》中并没有东阳公司的公章，现东阳公司对该份《分包协议书》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故贺永敏与东阳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书》对东阳公司不具有合同约束力。
关于贺永敏与东阳公司是否形成分包关系。第一，贺永敏提供的其与东阳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书》不能证明其与东阳公司形成了分包关系。该协议书中虽然载明总包方为东阳公司，分包方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但该协议书中并未加盖单位公章，东阳公司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予以否认，故该协议书从形式上不能确认系东阳公司的公司行为。第二，刘玉庆作为东阳公司的项目经理，其职务权限是明确的。东阳公司为刘玉庆出具的《法人委托书》中明确载明刘玉庆在该工程施工期间代表东阳公司对施工项目自开工准备至竣工验收，实施全过程、全面管理工作。该授权范围中并不包含签订合同。贺永敏对东阳公司的这份《法人委托书》是知晓的，应视为其对刘玉庆在涉案工程中的职权范围是明知的，现其与刘玉庆签订的协议并未加盖东阳公司的公章，故该份协议应视为刘玉庆的个人行为。贺永敏认为刘玉庆签订合同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第三，退一步讲，即便《分包协议书》可以视为东阳公司的公司行为，东阳公司亦无权将涉案工程分包给贺永敏，贺永敏也不具备分包涉案工程的资格。首先，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其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保利公司（发包人）与东阳公司（承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也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故基于合同约定，东阳公司无权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他人。再次，贺永敏作为自然人，并无建设施工资质，显然不具备承揽涉案工程的条件。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最后，贺永敏提供的施工资料不能当然证明其与东阳公司已形成分包关系。综上，贺永敏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与东阳公司形成了分包关系。
关于贺永敏要求东阳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请。根据现有证据表明，贺永敏提供的大量会议纪要、工程洽商记录等相关证据，不能体现出该部分与贺永敏的关联性，亦不能当然证明贺永敏在该工程的准确身份。在大量的加工定作合同、材料购买合同中，部分合同中虽有贺永敏的签字，但该部分合同中，一部分证据显示合同定作方为东阳公司，并加盖了东阳公司的公章，贺永敏在庭审中亦认可其是以东阳公司定作或购买的材料；另一部分证据不能显示与涉案工程存在关联性。故上述证据只能证明贺永敏确实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施工，但其是以何身份参与的涉案工程及其在该工程中实际投入与付出，均不能充分、有效、直接的加以佐证。关于贺永敏依据东阳公司与天鸿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主张劳务费，因该合同主体并非贺永敏个人，且东阳公司只认可天鸿公司系合同主体，亦提供了其向天鸿公司支付该笔合同款的发票。故贺永敏的该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贺永敏的该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贺永敏要求保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首先，贺永敏与保利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贺永敏与东阳公司所签订的《分包协议书》中并无保利公司的签字盖章；其次，保利公司与东阳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施工合同后，东阳公司已依约完成了施工内容，保利公司亦支付了工程对价，双方针对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已全部结清。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故贺永敏的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贺永敏的诉讼请求。
贺永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称：我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刘玉庆是东阳公司的项目经理，故刘玉庆代表东阳公司与我签订的《分包协议书》对东阳公司具有约束力。我按照《分包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施工义务，东阳公司无证据否认我实际施工的事实。《分包协议书》第十三条第3款约定，涉案工程人工费、材料费、机械租赁费等必须由我和刘玉庆共同签字方可有效。在一审质证时，东阳公司提交的工程款票据原件的背面，绝大部分有我和我认可的人的签字。如果我不是实际施工人，这些票据上为何有我签字呢？在一审中，我出示了施工过程中全套施工材料原件，施工的会议纪要、工程洽商单上均有我的工人、监理单位和保利公司的人签字，这充分证明我是实际施工人。相反，东阳公司却拿不出全套施工材料的原件。本案是高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法院在（2007）二中民初字第11145号民事判决中是认定贺永敏与东阳公司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的。综上，贺永敏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在原审时提起的第2、3项诉讼请求，并判令由东阳公司和保利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东阳公司和保利公司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
1、2007年7月，贺永敏以东阳公司和保利公司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之诉，经审理，原审法院认为贺永敏与东阳公司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分包协议书》违反了建筑法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贺永敏完成的施工工作已经物化在相应建筑物中，基于公平原则东阳公司应当向贺永敏支付合理价款，但鉴于诉讼中当事人之间就贺永敏与东阳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施工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存在根本性分歧，且东阳公司对于贺永敏在涉案工程中的地位以及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均提出质疑，因此，为妥善解决本案争议，在上述事项得以最终司法确认之前不便于直接启动鉴定程序，故对贺永敏要求东阳公司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以及要求保利公司承担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暂不予处理。据此，原审法院于2011年6月30日作出（2007）二中民初字第11145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贺永敏与东阳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书》无效并判决驳回了贺永敏的其他诉讼请求。贺永敏与东阳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经审理，本院认为需要进一步查清相关案件事实，故以（2011）高民终字第2798号民事裁定撤销（2007）二中民初字第11145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在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期间中，贺永敏撤回了要求确认其与东阳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经审理，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2）二中民初字第11542号民事判决（即本案所涉及的原审判决）。
2、在原审程序中，经贺永敏与东阳公司确认，东阳公司提交的涉案工程对外支付费用的票据中，背面有贺永敏签字的票据的总金额为19924001.99元。在二审程序中，贺永敏表示，其认可已经收到了东阳公司支付的该笔19924001.99元工程款，并请求本院据此调整其主张的工程款数额。东阳公司表示，票据背面有贺永敏的签字并不表明是支付给贺永敏的，贺永敏不是实际施工人，按照公司的管理要求，所有材料的经手人均要在发票背面签字，贺永敏作为劳务分包单位的建制队队长，可能接触相应材料，故此有其签字，但公司报销时只认项目经理的签字。
3、在原审程序中，东阳公司和保利公司述称，在结算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时，双方将两笔费用予以了扣除，一笔是东阳公司将6号楼边坡支护施工发包给案外人北京诺金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支出的费用810000元；另一笔是涉案工程竣工后，因工程质量问题，保利公司聘请案外人修复而支出的维修费用，为此，东阳公司和保利公司结算时扣除了100000元。在二审程序中，保利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上述两笔费用的相应票据。对此，贺永敏表示，涉案工程在2005年已经交付并经竣工验收合格备案，东阳公司和保利公司直到2011年才结算，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却没有参与，故其对东阳公司和保利公司扣除上述两笔费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东阳公司表示对保利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双方在结算时确已将该两笔费用予以扣除。
4、东阳公司表示，其已就刘玉庆、贺永敏涉嫌以虚假发票诈骗、侵占巨额工程款一事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报案，该局已于2012年9月4日立案，但找不到刘玉庆，目前案件没有进展。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对于贺永敏与东阳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分包关系这一根本性争议，贺永敏与东阳公司各持己见。贺永敏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分包关系，其为实际施工人，并向法院提交了《分包协议书》、东阳公司对刘玉庆出具的法人委托书以及涉案工程施工资料原件等证据；东阳公司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分包关系，并主张是其组织实施了涉案工程的施工工作，刘玉庆的授权范围仅为施工管理，其并未授权刘玉庆对外签订协议，贺永敏参与了涉案工程，但只是劳务分包方的建制队队长，并不是实际施工人。本院认为，根据东阳公司对刘玉庆的授权，刘玉庆有权对东阳公司承包的涉案工程实施全过程、全面管理，该授权并未将对外签署协议排除在外，贺永敏有理由相信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经理的刘玉庆有权代表东阳公司与其签订《分包协议书》，东阳公司虽主张刘玉庆的授权范围仅为施工管理，并不包括对外签订协议，但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同时，从施工过程来看，东阳公司虽主张贺永敏仅是以劳务分包方建制队队长的身份参与了涉案工程，并不是实际施工人，但是，对于其所提交的涉案工程对外支付费用的票据中绝大部分有贺永敏签字以及贺永敏持有涉案工程施工资料原件等与其主张及建设工程施工管理通常情况相悖的事实，东阳公司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综上，贺永敏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上述主张，东阳公司虽予以反驳，但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应认定刘玉庆与贺永敏签订《分包协议书》属于职务行为，相应法律责任应由东阳公司承担，贺永敏与东阳公司之间存在分包关系，贺永敏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虽然贺永敏与东阳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涉案工程现已竣工验收合格，贺永敏完成的施工工作已经物化在相应建筑物中，基于公平原则，贺永敏请求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经鉴定，涉案工程的造价为28352387.20元，保利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方，其与东阳公司结算的工程价款为27495916元，加上双方结算时扣除的100000元维修费用及保利公司支付给案外人北京诺金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810000元施工费用，故保利公司并不存在欠付涉案工程价款的情况；贺永敏作为实际施工人，其应得的工程价款为27442387.20（28352387.20-810000-100000）元，东阳公司已支付给贺永敏的工程款为19924001.99元，故东阳公司须向贺永敏支付的工程欠款为7518385.21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本案中，保利公司与东阳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亦明确约定，东阳公司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也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同时，贺永敏作为自然人，并无建设施工资质，显然不具备承揽涉案工程的条件。贺永敏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涉案工程，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虽然其完成了相关施工工作，本院支持了其要求支付工程欠款的诉讼请求，但其亦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据此，其要求支付工程欠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应予撤销。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初字第11542号民事判决；
二、北京市东阳建筑工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贺永敏工程价款七百五十一万八千三百八十五元二角一分；
三、驳回贺永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工程鉴定费二十八万元，由贺永敏负担八万元（已交纳），由北京市东阳建筑工程公司负担二十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一元，由贺永敏负担六万九千六百二十一元（已交纳），由北京市东阳建筑工程公司负担五万四千七百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一元，由贺永敏负担六万九千六百二十一元（已交纳），由北京市东阳建筑工程公司负担五万四千七百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雪梅
代理审判员 付晓华
代理审判员 汪 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