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赣中行终字第2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余县桥龙机械厂，地址：江西省大余县南安镇伯坚大道（公安大楼）。经营者廖达荣，男，1973年10月1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江西省大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江西省大余县公务写字楼，组织机构代码：01467503-3。法定代表人刘颂俊，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郑辉新，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肖烽，系该局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市政府北区南楼。法定代表人陈庐生，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邓满满，男，系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邱洪超，男，1979年1月12日，汉族，广东省阳东县人，住江西省大余县。委托代理人何震，系大余县南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大余县桥龙机械厂因劳动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的（2015）余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原告大余县桥龙机械厂的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属个体工商企业，经营者为廖达荣。2014年7月17日，第三人邱洪超前往原告处上班，工种为电焊工，工资按月发放，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11月22日晚上，该机械厂安排厂内员工加班，第三人与另一员工谢某被领班安排拆卸电机，20时15分许，两人共同将电机抬放到架子上后，第三人蹲在地上用手扶住电机，谢某负责压电机上面的千斤顶，在该操作过程中，电机突然坠地，将第三人左手环指和小指压伤。事故发生后，第三人被送往赣州东方手足外科医院治疗，医疗费由原告支付。经医院诊断为左环指开放性骨折并神经血管肌腱、关节囊损伤、甲床裂伤，左小指皮肤裂伤并甲床裂伤。2015年3月，第三人向大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5年4月28日，大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余人社保伤认字[2015]第1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决定同意认定为工伤。原告对此不服，向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复议，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赣市人社复决定字[2015]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大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对此再次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另查明，第三人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为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准操项目为电焊、气割、CO2焊、氩弧焊。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大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原告和第三人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根据两被告提供的桥龙机械厂收款收据、银行账户简易明细等证据及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2014年11月22日晚上，第三人在车间加班过程中被电机压伤，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规定的之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依法应予认定为工伤。原告提出第三人受伤属于自残不能认定为工伤的主张，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经查实，原告在工伤认定和行政复议过程中，均未向工伤认定机构和行政复议机关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及相关证据也仅仅是证明第三人对其自身遭受事故伤害存在主观过错，并不足以证明第三人为自残，而工伤认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使第三人存在一定过错，也不影响其所受伤害的工伤性质。故对原告认为第三人受伤为自残不能认定为工伤的这一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大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向原告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并对事故进行了核实，其作出的余人社保伤认字[2015]第1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赣市人社复决定字[2015]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亦无不当。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大余县桥龙机械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大余县桥龙机械厂承担。上诉人大余县桥龙机械厂不服，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共同承担。理由是：2014年11月22日，原审第三人晚餐时喝了一杯海王酒，加夜班时领班安排学徒工谢某带原审第三人一同拆机械，谢某见原审第三人将手伸进拆卸机械的危险位置，谢某就叫原审第三人把手拿出去，但原审第三人不听劝阻，导致原审第三人无名指被压伤。事发后，厂以“先垫款医治，后正当处置”善待，送原审第三人进医院救治至疗伤痊愈，垫付医药、护理等费用2万多元。其后，原审第三人到其单独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原审第三人痊愈后，领班让原审第三人返回厂里上班，原审第三人予以拒绝并不辞而别。2015年2月份，原审第三人带人到厂里闹事，要求原告赔偿十几万元，公安110出警事态才得以平息。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借酒壮胆恶意自残，假借工伤谋利，原审法院判决违法。被上诉人大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是: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的理由概括起来就是原审第三人是恶意自残，但根据本案的事实，其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言，原审第三人是与另一同事拆机械时，因配合不当导致受伤。我局在向上诉人发出举证通知后，上诉人并未向我局提供不认为是工伤的证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因此上诉人应承担不举证的后果。据此，我局作出余人社保伤认字[2015]第1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原审第三人属于工伤是正确的。被上诉人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上诉人与原审原审第三人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本案中，经调查核实，原审第三人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同时不存在排除工伤认定的情形，故应认定为工伤。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之间关于是否持技术执照，是否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劳动纪律的争议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本案工伤的认定。3、上诉人应承担证明原审第三人所受伤害不是工伤而为恶意自残的举证责任，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第三人邱洪超述称,上诉人认为第三人自残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审第三人在车间加班过程中被电机压伤，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审第三人受伤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不得认定为工伤的特殊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上诉人对其主张原审第三人系恶意自残负有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经查，上诉人在工伤认定和行政复议过程中，均未向工伤认定机构和行政复议机关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亦未提供有权机构出具的法律文书来证明其主张，上诉人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供的相关证据仅是证明原审第三人对其自身遭受事故伤害存在过错，并不足以证明原审第三人为醉酒或自残。而工伤认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不存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不得认定为工伤的特殊情形，即使原审第三人存在一定过错，也不影响工伤的认定。故上诉人提出原审第三人受伤为醉酒自残不能认定为工伤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大余县桥龙机械厂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大余县桥龙机械厂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霞代理审判员  王丽琼代理审判员  张小光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书 记 员  刘 英代理书记员  胡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