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4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
委托代理人董中昌，湖北先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邬利平，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文亮，该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魏乐，该分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杨某因公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09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胡怡江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程敬华、曾文亮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董中昌，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下称江岸公安分局）托代理人魏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杨某2015年3月5日因土地问题及其子的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其孙的生活补助等问题到北京市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依法进行训诫。杨某次日被送回武汉市后，江岸公安分局花桥街派出所依法对其进行口头传唤。经调查核实并花桥街综治办出具情况说明，江岸公安分局认为杨某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上访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告知了杨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2015年3月7日，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向杨某作出并送达岸公（花）行决字（2015）5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杨某不服该处罚决定，认为江岸公安分局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其人身权利，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撤销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岸公（花）行决字（2015）5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江岸公安分局向其赔偿医疗费1000元；3、判令江岸公安分局赔偿其精神损失费3000元；4、判令江岸公安分局赔偿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损失。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江岸公安分局作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对杨某进京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治安案件享有管辖权。天安门广场并非信访接待场所，杨某因个人诉求多次到北京市相关部门上访后又到天安门广场上访，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扰乱了天安门广场的公共秩序。江岸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对杨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训诫系批评教育处理方式，不具有制裁性和惩罚性，不属于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杨某进行训诫后江岸公安分局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杨某要求撤销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岸公（花）行决字（2015）5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对其进行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邮寄送达费人民币20元，合计人民币70元由杨某负担。
杨某上诉请求：1、请求中央机关调查事实真相并责令公正处理。2、撤销江岸公安分局2015年3月7日作出的岸公（花）行决字（2015）5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为杨某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彻底平反。3、对江岸公安分局滥用职权拘留关押杨某的有关人员严肃查处，追究其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
事实与理由：2015年3月5日，杨某去民政部反映情况，返回途中经过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被带到天安门派出所登记，当晚杨某被押送到武汉市后湖街派出所，又拉到花桥街派出所旁边，并将杨某摔倒在地，后又将杨某送到东西湖一支沟派出所关押，至2015年3月17日才予释放。杨某在医院检查伤情支付费用1000多元，杨某要求进行伤情鉴定，花桥街派出所也予以拒绝。
江岸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杨某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但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也没有出示杨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现场监控录像等证据证明。江岸公安分局称“经调查询问，嫌疑人杨某对自己于2015年3月5日9时到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杨某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也没有认可有这样的违法事实。江岸公安分局的证据7，江岸公安分局行政拘留杨某时没有通知杨某家属，该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是释放杨某时伪造的；证据8行政处罚询问笔录中“答：不提出陈述和申辩”，这句话不是杨某的陈述，也不是杨某书写，要求进行笔迹鉴定；证据12、13、14是关于杨某2014年事实的证据，与2015年3月5日杨某的行为没有关联；证据15是花桥街综治办的说明，花桥街综治办的人员2015年3月5日不在天安门广场，不能证明杨某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证据16承诺书，杨某手术借债无门，女儿深夜被驱逐，杨某是被迫在江岸区信访局和花桥街办事处拟好内容的材料上作出的承诺，该证据违法。
杨某的行为发生在北京市，假如北京市的公共场所秩序受到扰乱，应由北京市公安机关管辖，武汉市江岸区公安机关无权管辖。对杨某同一行为，相关部门或机关进行了训诫、警告、非法拘禁，已经处罚完毕，江岸公安分局予以行政拘留，作出第二次行政处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杨某依法申诉，未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处罚条件。杨某之子遇害身亡，儿媳失踪，留下幼小的孙女；杨某之女受到精神刺激，抛下外孙女外出未归；杨某的丈夫属重度视力残疾人（有残疾证），已病重住院，而杨某己七十岁，并患有××，不应当对杨某进行拘留关押。
江岸公安分局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四十一条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之规定“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正常信访活动的错误做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之规定“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坚决杜绝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侵犯了杨某的合法权利。
江岸公安分局答辩：杨某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事实有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询问笔录、训诫书等证据证实，江岸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驳回杨某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江岸公安分局原审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受案登记表；2、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3、岸公（花）行决字（2015）5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4、结案报告；5、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6、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7、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8、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1－8拟证明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履行了职责。9、查获经过；10、对杨某的询问笔录（2015年3月6日）；11、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杨某的训诫书（2015年3月5日）；12、岸公（花）行决字（2014）18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3、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对杨某的训诫书（2014年5月1日）；14、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对杨某的训诫书（2014年8月1日）；15、关于杨某进京上访的情况说明；16、承诺书。证据9－16拟证明杨某的违法事实。17、杨某的身份信息，拟证明杨某的身份；18、杨某的居住地证明，拟证明江岸公安分局对案件享有管辖权。
原审法院经庭审质证，杨某对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4、8、10、11、12、13、14、15，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5、6、7，真实性无异议，但杨某是受到江岸公安分局的逼迫签署。对证据3、9，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杨某没有违法犯罪的事实。对证据16，真实性和内容均无异议，但不是杨某本人书写，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7、18无异议。
杨某原审提供以下证据：1、岸公（花）行决字（2015）5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杨某被花桥街派出所实施关押，江岸公安分局对其进行行政拘留没有事实理由。2、武汉市第一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书，拟证明花桥街派出所对杨某实施的关押违法，应该由花桥街派出所负担杨某的损失费用。3、控告状，拟证明江岸公安分局无权对杨某进行处罚，而应由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或北京市公安局对杨某进行处罚。4、法院诉讼费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门诊预交金凭证和门诊收费票据；5、CT片；6、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门诊病历，证据4－6拟证明上述损失系由江岸公安分局造成，其应依法赔偿。
原审法院经庭审质证，江岸公安分局对杨某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对杨某进行了处罚。对证据2，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核实，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这些费用与江岸公安分局有关，不能认定杨某的损伤是由江岸公安分局的行政行为造成。对证据5、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不能证明杨某的损伤与江岸公安分局的行为有关。
原审法院对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综合审查后认为，十八项证据真实、合法，能够证明2015年3月5日杨某因进京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依法进行训诫，杨某次日被送回武汉后，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对其进行询问调查，明确案件事实，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的权利，经花桥街综治办出具情况说明后，于2015年3月7日依法向杨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经过。杨某虽对证据1、2、4、8、10、11、12、13、14、15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据反证。
原审法院对杨某提交的证据综合审查后认为，证据1系被诉行政行为，能够证明江岸公安分局对其进行处罚所认定的事实和处罚内容。证据2，能够证明杨某被行政拘留的时间。证据3系杨某单方对事实的陈述。证据4、5、6，医疗费用及相应病历材料因无证据证明与江岸公安分局的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依法不予采信。
二审中，江岸公安分局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原审相同。杨某二审中对相关证据又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江岸公安分局的证据7，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江岸公安分局行政拘留杨某时没有通知杨某家属，该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是释放杨某时所伪造；证据8行政处罚询问笔录中“答：不提出陈述和申辩”，这句话不是杨某的陈述，也不是杨某书写，要求进行笔迹鉴定；证据11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杨某的训诫书（2015年3月5日），不能证明杨某存在违法行为；证据12、13、14是关于杨某2014年事实的证据，与2015年3月5日杨某的行为没有关联；证据15是花桥街综治办的说明，花桥街综治办的人员2015年3月5日不在天安门广场，不能证明杨某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证据16承诺书，杨某手术借债无门，女儿深夜被驱逐，是被迫在江岸区信访局和花桥街办事处拟好内容的材料上作出的承诺，该证据违法；证据18杨某的居住地证明，杨某没有居住在武汉市江岸区三眼桥三村419号。
本院对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综合审查后认为，杨某不能证明江岸公安分局的证据7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系江岸公安分局释放杨某时制作，杨某该相关质证理由不予采纳。对证据8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该笔录中“答：不提出陈述和申辩”，是相关办案人员根据杨某回答作出的记录，被告知人杨某已签字确认，杨某该相关质证理由不予采纳。证据11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杨某的训诫书（2015年3月5日），该证据真实合法，证明杨某存在违法行为，杨某该相关质证理由不予采纳。证据12、13、14虽是关于杨某2014年事实的证据，但反映了杨某主观恶性，与本案有关联，杨某该相关质证理由不予采纳。证据15花桥街综治办的说明，花桥街综治办作为相关维稳部门，掌握社会稳定情况是其法定职责，该说明虽是传来证据，但与江岸公安分局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杨某提出的该证据不能证明杨某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理由，不予采纳。证据16承诺书，该承诺书记载的是解决杨某困难的内容，杨某提出系被胁迫作出的承诺之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证据18杨某的居住地证明，杨某原审中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也没有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对其二审提出的相关质证意见不予采纳。江岸公安分局所举十八项证据真实、合法，能够证明2015年3月5日杨某因进京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依法进行训诫；杨某被送回武汉市后，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对其进行询问调查，明确案件事实，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的权利，经花桥街综治办出具情况说明后，于2015年3月7日依法向杨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均予采信。
本院对杨某提交的证据综合审查后认为，证据1系被诉行政行为，能够证明江岸公安分局对其进行处罚所认定的事实和处罚内容，予以采信。证据2，能够证明杨某被行政拘留的时间，予以采信。证据3系杨某单方对事实的陈述，不能达到杨某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4、5、6，医疗费用及相应病历材料，因无证据证明与江岸公安分局的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依法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杨某居住武汉市江岸区三眼桥三村419号。杨某因土地纠纷问题先后进京上访几十次，非访二十余次，其中2014年1月18日、22日进京非访被劝回后，2014年5月1日、2014年8月1日杨某又到北京非访。2014年9月28日，经武汉市信访局、黄陂区信访局、江岸区信访局协调，给予杨某家庭救助15万元，解决了杨春荥土地纠纷问题，杨某也承诺不再因土地纠纷及其子的交通事故处理问题上访。
2015年3月5日杨某又因其孙的生活补助等问题到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依法进行训诫。杨某次日被送回武汉市后，江岸公安分局花桥街派出所即依法对其进行口头传唤。经调查核实并花桥街综治办出具情况说明，江岸公安分局认为杨某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上访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告知了杨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2015年3月7日，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向杨某作出并送达岸公（花）行决字（2015）5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行政处罚的管辖属地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国务院公安部依据法律授权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属地管辖依据。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江岸公安分局作为杨某居住地所在的公安机关，有权对杨某相关违法行为行使管辖权，杨某上诉认为其行为发生在北京市，应由北京市公安机关管辖，江岸公安分局无权管辖之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所涉及的行政行为是否重复处罚的问题。训诫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对违法行为人所作的谴责与告诫，以防止违法行为人继续违法的一种措施，其性质类似行政强制，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拘禁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杨某没有证据证明其因同一上访行为，已被相关机关作出相关治安管理处罚或被采取过拘禁等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指，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而非行政机关只能给予违法行为人一种行政处罚。杨某上诉认为，其同一上访行为，相关部门或机关已作出训诫、警告、非法拘禁，已经处罚完毕，江岸公安分局予以行政拘留，作出第二次行政处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该理由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杨某因其孙生活补助等问题至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上访，天安门广场并非信访接待场所，杨某因个人诉求多次到北京市相关部门上访后又到天安门广场上访，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扰乱了天安门广场的公共秩序。江岸公安分局对杨某询问时，杨某表示，只要相关诉求得不到解决，就永远上访。《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规定：“四、对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2.在车站、码头、商场、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张贴、散发材料，呼喊口号，打横幅，穿着状衣、出示状纸，或者非法聚集，以及在举办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或者国内、国际重大会议期间，在场馆周围、活动区域或者场内实施前述行为，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依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收缴相关材料和横幅、状纸、状衣等物品；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或者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者强行进入大型活动场所内、在大型活动场所内展示侮辱性物品、向大型活动场所内投掷杂物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的，对首要分子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杨某的违法行为，经批评教育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江岸公安分局依照法定程序对杨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杨某提出的其遭受家庭变故，以及其家庭困难、其年届七十周岁，不应对其执行行政拘留等的理由，因杨某2015年没有年满七十周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三）七十周岁以上的；（四）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其不应对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义务，反之亦然。世上没有没有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没有义务的权利。公民可以放弃权利，却不能放弃义务。宪法法律规定公民享有民主权利，可以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可以表达其个人的合理诉求，但公民必须依法行使其民主权利，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合法权利，否则构成违法。杨某至非法定部门、地区信访，违反了《信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认为江岸公安分局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之规定，侵犯其合法权利之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杨某二审提出的由中央机关调查事实真相、责令及时公正处理，为杨某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彻底平反，对江岸公安分局拘留关押杨某的有关人员严肃查处、追究责任之请求，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某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怡江
审判员 程敬华
审判员 曾文亮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