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黑08民终3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维滨，身份证号：×××39，男，196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委托代理人高维菊，身份证号：×××，女，196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哈尔滨市南岗区，系高维滨姐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佳木斯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佳木斯市前进区光华路20号。法定代表人张君，职务经理。委托代理人崔林，身份证号：×××，男，196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佳木斯市东风区，系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旭华，身份证号：230XXXXXXXX028333X，男，197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鹤北。上诉人高维滨与被上诉人佳木斯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王旭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2015）郊民初字第23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高维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维滨及其委托代理人高维菊、被上诉人路桥公司委托代理人崔林、被上诉人王旭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路桥公司诉称：路桥公司施工建设鹤大高速公路辅道JF3-1段，2010年8月9日原告建设路段的负责人项目经理栾满昌与被告高维滨签订平地机租赁协议，与郑超签订劳务合同，2010年9月5日在施工过程中，由被告高维滨安排的驾驶员被告王旭华违章驾驶平地机将在已完成的工作面休息的派遣劳务工人郑超压伤、杨淑兰压死、刘乃勤压伤。2010年11月3日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作出调查报告，2011年3月4日伤者刘乃勤在贵院提起诉讼，状告栾满昌、路桥公司、高维滨、王旭华、郑超，2011年6月23日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郊民初字第181号判决书判决王旭华赔偿刘乃勤损失总额110244.2元的50%即55122.10元，高维滨与王旭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郑超承担总额110244.2元的20%即22048.84元，路桥公司承担总额110244.2元的20%即人民币22048.84元。2012年6月6日佳木斯市中级法院（2012）佳民一终字第9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佳木斯市郊区法院（2011）郊民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同时，原告在此次事故中支付了死者杨淑兰家属154000元，抢救费7523元，合计161523元。原告依据2011年6月23日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2011）郊民初字第181号生效民事判决，向被告行使追偿权，要求被告高维滨和被告王旭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给付原告161523元的50%，即人民币80761.5元。原审被告高维滨辩称，本案与699号案件和201号案件同属于他人假借原告名义提起的虚假诉讼。路桥公司从未向我主张过权利，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即使路桥公司未超过诉讼时效也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不享有追偿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高维滨在选任操作手时不存在过错，请求判决高维滨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法院坚持认为本次事故是一起侵权事故，那么，作为被政府批复认定的所有责任人(包括路桥公司、栾满昌、苏健、邓高、郑超、王旭华及受害人本身)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不向其主张权利的应从赔偿总额中扣除，不得加重其他人的责任比例。事实和理由如下：一、路桥公司两次起诉状上加盖的印章均系他人伪造的，答辩人已经查看了路桥公司的用章登记簿，路桥公司从未在任何一份向高维滨提起诉讼的起诉状上盖过章，也从未向高维滨提起过诉讼。二、路桥公司也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且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重复起诉。首先，路桥公司与高维滨不存在合同关系，因高维滨本身就是路桥公司的职工，虽然形式上下岗了，但仍是其聘任的机械工程师。其次，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路桥公司不能提供其实际支付了赔偿款的会计凭证和帐簿。第三，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追偿理由不成立。且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工伤保险法院不应受理,应告知先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即使是存在第三人侵权的,只有赔偿权利人直接请求第三人赔偿的，法院才予受理。现杨淑兰家属选择了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表示,用人单位就不再享有追偿权。第四，按照《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第五条、《关于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第一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附件二：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示范文本），劳务分包人施工开始前，工程承包人应获得发包人为施工场地内的自有人员及第三人人员生命财产办理的保险，且不需劳务分包人支付保险费用；工程承包人必须为租赁或提供给劳务分包人使用的施工机械设备办理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劳务分包人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为施工场地内自有人员生命财产和施工机械设备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用。《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将工程或者生产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自然人，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农民工工伤保险责任，由具备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三、被告高维滨同样也不符合被告的主体资格,依法不应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高维滨的租赁协议不是与路桥公司签订的；其次，高维滨在出租设备时已经将直接的管理和控制义务转移给了栾满昌，已经不享有运行支配权，作为出租人高维滨收取的只是出租设备的使用费，并非直接的运行利益。虽然高维滨给王旭华支付工资，但工资是包含在租赁费中的，只是由高维滨从收取的租金中再支付给王旭华，所以王旭华同样是高维滨在出租设备时派遣给栾满昌的劳务人员，高维滨在选任无过错的情况下是不承担责任的。四、如果法院坚持认为本次事故是一起侵权事故，依照《侵权责任法》规定，各侵权责任人按份额承担责任，赔偿权利人不向其他责任人主张权利的，不得加重本案被告的责任。五、本案依据第181号案件不能成为其追偿依据。首先，181号案件是按承揽合同判决的，未对租赁合同责任承担进行质证、认证，而二审和再审均未开庭，再审判决已经将承揽合同更改为租赁合同，就应对租赁合同的责任约定重新进行质证、认证；其次，本案的赔偿数额是双方私自达成的，且赔偿协议是伪造的，不具有追偿效力；第三，赔偿权利人有选择诉讼和选择赔偿义务人的权利，181号案件是被“被原告”默认的诉讼，程序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本案赔偿权利人作为无资质分包工程的从业人员，其用工主体责任由实际用工单位承担，用工单位不享有追偿权。原审被告王旭华辩称，一、本案路桥公司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首先，路桥公司不符合《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次，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起诉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依照《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三、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追偿理由不成立。且赔偿协议书是假的。而原告起诉所依据的（2011）郊民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不能作为追偿的依据:其一,刘乃勤案只是对刘乃勤伤害事实和赔偿数额的认定,期间并未涉及杨淑兰家属的赔偿数额,路桥公司如何追偿?如依此判决享有追偿权的只有高维滨一人。其二,刘乃勤案之所以被二审维持，是因为二审判决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人身损害赔偿，也就是说本案还存在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可以选择诉讼。其三,再审判决之所以维持，是因为再审法院认为刘乃勤原审时未对追加被告提出反对意见（事实上是违背原告意愿的“被原告”）,应视为其同意(不同意不能追加)。其四,刘乃勤依据《赔偿解释》第九条规定起诉事实意义上的雇主栾满昌和路桥公司，法院却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行追加被告，违反了当事人有自主选择被告权利的法律规定，程序违法。其五,2010年9月5日下午发生在鹤大公路辅钱GF3合同标段公路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佳木斯郊区安监局已经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处理完毕。当事人不服处罚决定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安全生产事故是经行政机关认定的,不是法院认定。依据《赔偿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工伤保险法院不应受理,应告知先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三人侵权的,只有权利人请求第三人赔偿的，法院才予受理。现杨淑兰家属选择了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表示,用人单位就不再享有追偿权。其六,按照交通运输部《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第五条、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建设厅《关于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第一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示范文本)》等法律规定：施工单位必须为施工现场内的所有从业人员交纳工伤保险，为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办理保险。《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将工程或者生产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自然人，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农民工工伤保险责任，由具备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为施工现场内的所有人员和所有设备(包括租赁设备)支付保险费用,所有人员非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醉酒导致伤亡的、自残或者自杀的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损失原本可转嫁由保险公司承担，但追偿人应办理保险而未办理保险，对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的损失，则由追偿人自行承担,不享有追偿权。本案中路桥公司作为事故单位，因未依法支付工伤保险费用，在接受行政处罚的同时依法承担了受害人的民事责任,其不再享有追偿权。四、栾满昌与杨淑兰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不属于路桥公司的请求权，该协议系承租人栾满昌与受害方私自达成的赔偿协议，其赔付给受害方的钱款数额亦非法定数额，是受害方与栾满昌各自意思的表示，对被告方不产生法律义务。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赔偿责任主体本身就是生产单位，故与被告方没有任何关系。故原告以为被害人垫付赔偿款，要求向被告追偿的理由不符合《赔偿解释》第九条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应驳回原告要求王旭华支付所垫付赔偿款及损失的诉讼请求。五,高维滨出租给栾满昌的租赁协议第六条中明确约定“甲方进入乙方施工现场，乙方有义务保证甲方的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并有专人负责设备的调配，甲方必须听从乙方的负责人的调动，其他人员无权调动和指挥机械手的作业。”此约定是对出租车辆和人员控制、指挥、监督、管理权的转移，同时表明：在租赁期间车辆和人员安全生产保障义务由承租人承担。本案中栾满昌委派的所谓安全员根本就没有上岗证，更没有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作业环境，施工现场车辆、人员、材料杂乱无章，没有人员统一指挥，且将高达1米多高的草帘子卸在正在施工的路段中间。民工坐在草帘子后面休息无人制止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我在工地上的一切工作由栾满昌负责安排人员指挥调度，不受高维滨控制。且我到达新的施工现场并没有对我进行培训，只是在事故发生后强迫我在一份培训记录上签字。本次事故发生时，现场的安全员邓高根本就没有安全员证，足以说明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六条、《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黑龙江省交通厅公路重点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作业人员必须培训合格持证才能上岗作业，施工单位符合上述规定条件才能获取施工许可证。从目前郊区法院受理的五起案件来看，施工单位提供能够证明自己尽到培训义务的证据，只有一份事故发生后伪造的培训记录签名。并没有提供任何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培训义务且从业人员均系经培训合格后才上岗的证据，比如考试卷、合格证、上岗证等。且并非王旭华违章操作，而是整个施工现场都是在已经完工作业面尚未进行养生的路面上进行二次摊铺，是违章指挥的违章作业。六、事故调查报告不能作为民事证据使用。《事故调查报告》是王旭华提交给法院用于证明本案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应由行政法调整,不应由民法调整。而法院却以此作为王旭华违章的唯一证据,并作为判决依据。（1）事故调查报告属于行政机关内部行文，不具有公示公定效力，不得作为有效证据在民事诉讼中予以采信。（2）《事故调查报告》不是行政处罚，安监局依此对事故单位作出了行政处罚，并明确其申诉或复议的权利。王旭华并非相对责任人，不具有诉权，该调查报告对王旭华不产生法律效力。且王旭华向法院起诉法院不受理。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审判决认定，原告路桥公司是具有公路工程建设承包资质的企业。2009年9月原告路桥公司通过中标取得了鹤大高速公路佳木斯境内辅道工程JF3标段的建设工程，路桥公司将该标段分成若干小标段，由若干工程项目部组织施工，其中JF3-1标段工程项目部由栾满昌任经理。2010年8月9日栾满昌与被告高维滨签订了平地机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甲方（高维滨）将平地机租给乙方（栾满昌），甲方负责设备的操作，乙方负责机械手的食宿及看护设备；由于乙方指挥不当造成人身安全事故和机械事故，由乙方负责；由于甲方设备问题及操作人员违章操作造成人身安全事故，由甲方承担责任。协议签订后，被告高维滨雇佣被告王旭华驾驶平地机在工地施工作业。2010年8月原告路桥公司项目部经理栾满昌与郑超签订劳务合同，由郑超提供劳务人员进行该路段的施工。2010年9月5日16时40分许，在JF3-1标段施工过程中，被告王旭华驾驶平地机为将前方料堆摊平，在向后倒车调转平整铲方向时，将其后方坐在草帘上休息的郑超及其雇佣的两名工人杨淑兰、刘乃勤压伤，其中杨淑兰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路桥公司项目部经理栾满昌与死者杨淑兰的近亲属签订赔偿协议一份，并已按协议约定赔偿杨淑兰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及处理丧事发生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合计154000元，原告另支出抢救医疗费7523元，被告高维滨垫付15000元。另一伤者刘乃勤因与原告未达成赔偿协议，于2011年3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认定刘乃琴因伤应得到的赔偿款为110224.20元，并判决由被告王旭华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55122.10元，被告高维滨与被告王旭华承担连带责任；郑超赔偿20%即22048.84元，路桥公司赔偿20%即22048.84元。该案判决经二审、再审后，已发生法律效力。2011年3月17日栾满昌向本院提起诉讼，向被告高维滨、王旭华行驶追偿权，因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告路桥公司申请参加该案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5年1月13日申请撤诉后，现另行向本院提起追偿权之诉，要求被告高维滨和王旭华连带赔偿原告支付给杨淑兰近亲属的死亡赔偿金等154000元、抢救医疗费7523元，合计161523，元的50%，即80761.5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造成人身损害，原告已先行赔付受害人各项赔偿款后而提起的追偿权之诉。依据安监部门调查报告可以认定，在该起事故中，造成杨淑兰死亡、刘乃勤和郑超受伤的后果，系因被告王旭华驾驶平地机违章作业产生的，故被告王旭华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被告高维滨系被告王旭华的雇主，依据其与原告项目部签订的机械租赁协议约定，高维滨依法应当与王旭华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路桥公司系该工程的承建方，与被告高维滨为机械租赁关系，因原告路桥公司在施工现场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并将该工程的劳务人工项目分包给没有资质的郑超个人施工，故原告路桥公司亦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因在同一事故中受伤的刘乃勤向本院另案提起诉讼后，本院经审理已判决由被告王旭华和高维滨连带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且该案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本院亦应按上述责任比例确定本案赔偿责任。因栾满昌系原告路桥公司项目部的经理，其与被告高维滨签订平地机租赁协议及与受害人杨淑兰近亲属签订赔偿协议等，应当认定职务行为，故原告路桥公司据此提起诉讼并主张追偿权，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路桥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向受害人杨淑兰支付的抢救医疗费为7523元，向杨淑兰近亲属支付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处理丧事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154000元，没有超过当地当年的有关赔偿标准，故上述各项赔偿款合计161523元应由被告王旭华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80761.50元，由被告高维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扣除高维滨已垫付15000元，尚应给付65761.50元。被告提出原告不具有主体资格，系虚假诉讼，且已过诉讼时效，经本院核实，原告在起诉状上的公章，是原告公司加盖的，原告公司的项目经理栾满昌于2011年3月4日就本案提起诉讼，原告公司申请参加诉讼后，因诉讼主体及程序等原因，于2015年1月13日申请撤诉，现于2015年5月12日重新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被告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被告王旭华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佳木斯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赔偿款合计161523元的50%，即80761.50元，被告高维滨对上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扣除高维滨已垫付15000元，尚应给付65761.50元。宣判后，被告高维滨不服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裁判违法：1、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不适用《安全生产法》，2、允许第三人路桥公司以共同原告的身份参加到法院已经开庭审理完毕的案件中来，3、认定路桥公司行使追偿权没有法律依据，4、认定路桥公司与高维滨是租赁关系、与郑超是劳务分包关系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5、认定高维滨依据租赁协议约定与王旭华承担连带责任违法，6、路桥公司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将劳务分包给无资质的个人施工，应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部分责任。二、一审判决采信证据违法：1、栾满昌与受害人家属私下达成的赔偿数额不是法定的，提交的赔偿协议是伪造的，不具有追偿效力。2、对上诉人关于事故调查报告的质证意见及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没有表述。三、案由错误，追偿权纠纷案由只适用于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和合伙债务追偿权纠纷两种情形。四、对上诉人的抗辩事项不审理，也不允许反诉。要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给上诉人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并审理。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一项中关于王旭华给付佳木斯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向杨淑兰近亲属赔偿款16152元的50%，计80576元，被告高维滨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判决，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返还高维滨为刘乃勤垫付的医药费15000元。二、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提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反法定义务和合同约定义务给被告造成的各种损失的抗辩请求。三、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佳木斯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辩称：原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旭华不发表答辩意见。二审期间上诉人高维滨提供下列证据：证据一、郊区法院2011郊民初字40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审认定赔偿数额的复印件对应的原件不存在，在405号案件中也没有体现。路桥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不代表卷宗内没有。被上诉人王旭华与高维滨意见一致。证据二、郊区法院2010郊民初字69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上诉针对的案件是虚假诉讼，栾满昌做为案外人，在白景全四人起诉高维滨、王旭华、第三人栾满昌案件中，在法院未进入审理程序前，未经高维滨授权主动代高维滨赔偿，事后又行使追偿权不应支持，后果自担。路桥公司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此裁定没有阐述第三人栾满昌因何理由向白景全家属进行赔偿，上诉人的观点只是推测。被上诉人王旭华与高维滨意见一致。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证明赔偿协议和赔偿数额虚假。上述证据不影响原审认定的事实，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0年8月8日高维滨与栾满昌签订的租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租赁协议合法有效。栾满昌作为路桥公司的项目经理，其行为是代表路桥公司行使的职务行为，且路桥公司对栾满昌与高维滨签订的租赁协议认可，故高维滨与路桥公司之间建立了租赁合同关系。根据佳木斯市郊区“9、5”事故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可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王旭华在倒车过程中速度过快，违章进入已完成的工作面，由于瞭望不够，撞到作业人员导致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后，栾满昌代表路桥公司与受害人杨淑兰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完毕，154000元的赔偿总额未超出法定赔偿数额，未加重其他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依据高维滨与路桥公司租赁协议中关于“由于乙方指挥不当造成人身安全事故和机械事故由乙方承担责任；由于甲方设备问题及操作人员违章操作造成人身安全事故，由甲方承担责任”的约定，路桥公司有权就已支付的赔偿款向高维滨行使追偿权。原审在确定追偿比例时已考虑了路桥公司自身的过错，事故报告中的责任认定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事赔偿中的责任承担，上诉人主张路桥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和所有事故责任人都应参加诉讼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4元由上诉人高维滨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银冰审判员  姜广武审判员  何思禹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书记员  付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