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初字第13505号
原告冯某1，男，1990年4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夏锐，上海震亚（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某1（曾用名刘某2），女，1959年12月27日出生。
被告冯某2（兼刘某1之委托代理人），男，1963年3月16日出生
被告刘某3，男，1956年1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谢某（刘某3之妻），1956年2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雷潇，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某1与被告刘某1、冯某2、刘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秀文担任审判长，会同代理审判员马塑，人民陪审员张人七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某1的委托代理人夏锐和被告刘某1、冯某2（兼刘某1之委托代理人）、刘某3及委托代理人谢某、雷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冯某1诉称，位于东城区景泰东里某号楼房一套系原告刘某6购买的房屋，产权登记在刘某6的名下。2003年1月4日，刘某6去世。2003年8月1日，刘某6的父母刘某7和李某与刘某6的丈夫即被告冯某2签订一份住房协议，约定三人均放弃上述房屋的继承权，并在刘某7和李某去世后，冯某2自愿将上述房屋属于自己的份额赠与原告，并将上述房屋过户到原告的名下。2015年初，被告刘某3霸占上述房屋，导致原告无法居住。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并宽限被告刘某3六个月的时间寻找住房搬走，刘某3总是找理由搪塞。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位于东城区景泰东里某号楼房一套归原告所有。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冯某2辩称，冯某2系原告的父亲，刘某6的丈夫。位于东城区景泰东里某号楼房一套是1993年刘某6的父母的房屋拆迁给的房屋，当时共给了二套二居室，其中一套已由被告刘某3购买。另一套就是本案的涉案房屋由冯某2与刘某6夫妻二人共同出资购买，产权登记在刘某6的名下。2003年1月4日刘某6去世，刘某6的父母刘某7和李某及冯某2三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均放弃上述房屋的继承权，并在刘某7和李某去世后，冯某2自愿将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赠与原告，并过户给原告。签订协议书时，全家人都在场，另外还有三位证明人，其中一位是居委会的人员。现冯某2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某3辩称，刘某6去世的时间在其父母之前，上述房产应有刘某6父母的份额。刘某6去世后，家里是有一份住房协议，当时家里人基本全都在场，刘某3及其妻也在现场。最后具体签字的环节，刘某3出去抽烟去了不清楚。证人刘某4的证言正好印证了当初立这个协议的原因就是冯某2去找刘某6的父母要房，因此这份住房协议有胁迫的意思。刘某6的父母曾于2009年6月16日给刘某3留有一份代书遗嘱，即二人将所有财产全部遗留给刘某3继承。刘某3认为，该遗嘱符合法定形式，且订立的时间在住房协议之后，遗嘱的效力取代了住房协议对遗产分配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遗嘱。现刘某3已于2013年将自己名下的住房变卖得款191万元，已无其他住房。故刘某3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按父母生前所立遗嘱处理，要求依法确认刘某3继承父母刘某7和李某的遗产份额。诉讼费依法负担。
被告刘某1辩称，同意冯某2的答辩意见。2003年由证人刘某4牵头全家人在场的情况下确实签订了一份住房协议，协议的内容都向大家宣读了，刘某1对该住房协议的真实性认可，确实是由父母刘某7、李某和冯某2亲笔所签。现刘某1同意按照2003年的住房协议处理，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依法负担。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被继承人刘某6之子，被告冯某2系刘某6之夫，被告刘某3、刘某1系刘某6的兄姐。位于东城区（原崇文区）景泰东里某号楼房一套（建筑面积60.98平方米）产权登记在被继承人刘某6的名下，该房产系刘某6与其夫冯某2婚后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2003年1月4日，刘某6去世，未留有遗嘱。2003年8月1日，刘某6的父母刘某7、李某和冯某2就上述房屋共同签订住房协议一份，其内容：“立协议人：岳父刘某7、岳母李某、女儿刘某6、女婿冯某2，为对下文便于说明，二位老人为乙方，女儿、女婿为甲方。为了实现女儿刘某6的遗愿，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同意乙方有生之年居住在产权为刘某6、冯某2所有的东城区（原崇文区）景泰东里某号。……4、当乙方百年之后，由甲方负责将此房的产权通过法律程序，过户到刘某6、冯某2之子冯某1名下。5、此房一但乙方不在居住，应在30日之内清空，30日之后屋内物品视为乙方放弃，甲方有权处理。……刘某7、李某、冯某2、证人闫某、李某、居委会委员吴某签字”。2010年9月13日刘某7去世，2015年1月20日李某去世。二人生前共生前三个子女，刘某3、刘某1、刘某6，刘某5系李某与其前夫所生之女，刘某5表示放弃继承其父母应继承刘某6的上述房产份额，不参加诉讼。
另查，被告刘某3向法院提交一份刘某7、李某于2009年6月16日所立的代书遗嘱，其内容：“立遗嘱人：刘某7、李某。为避免将来我们去世后，因财产问题出现不必要的麻烦，特立如下遗嘱：在我们去世后，归我所有的全部财产，崇文区景泰东里某号（包括动产和不动产）都遗留给我的儿子刘某3，归其个人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我们夫妻在立遗嘱时，以下证明人都在场。立遗嘱人刘某7、李某。证明人张某、于某、袁某、？莉。2009年6月16日”。
针对原告提交的住房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证人刘某4到庭作证，该证人证实，刘某6去世后不久，刘某6的母亲李某找到该证人，要求该证人针对刘某6遗留的上述房产问题组织家庭会议。召开家庭会议时，刘某7、李某、冯某2、刘某3夫妻、刘某1均在场，由冯某2书写了二份，还当着大家宣读了住房协议的内容，宣读时有把上述房屋给原告冯某1的内容，最后由刘某7、李某、冯某2、证人闫某、李某、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签字。
针对被告刘某3提交的刘某7、李某所立的代书遗嘱的真实性问题，证人张某到庭作证，该证人证实，写遗嘱的当天，有该证人、刘某3夫妻二人、李某、代书人共五人在场，刘某3的父亲刘某7是否在场没有注意，只看到了刘某3的母亲李某。李某亲口表示以后上述房产全归刘某3，由代书人进行的书写。因该证人有急事，对该遗嘱大概看了看第一个签完字就走了，后来的情况不清楚。
证人于某证实，刘某3的父母刘某7、李某立遗嘱时共有八个人在场，即该证人、刘某3、刘某7、李某及其他三个不认识的证人。该证人到达现场时，遗嘱已书写完毕，没有看到书写过程，只是签了个字。
证人董某证实，刘某3的父母刘某7、李某立遗嘱当天，共有六、七个人在场，分别是该证人、刘某7、李某、孙某、王某、袁某、梁同志。证人中只有该证人系男性，其他人都是女性。刘某7、李某讲，王某代为书写，后该证人下楼买烟，回来后遗嘱已签完字。该证人、孙某、王某均未在遗嘱上签字。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交的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房屋买卖合同，购房发票、死亡证明、刘某6与冯某2的结婚证、住房协议书、北京市公安局蒲黄榆派出所、建国门派出所、永外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被告刘某3提交的父母的代书遗嘱，结婚证明、法院对证人的询问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位于东城区（原崇文区）景泰东里某号楼房一套（建筑面积60.98平方米）产权虽登记在被继承人刘某6的名下，但该房产系刘某6与其夫冯某2婚后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系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由于刘某6生前未留有遗嘱，又先于其父母死亡，故刘某6遗留的上述房产份额，应由刘某6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原告冯某1、被告冯某2、其父母刘某7、李某依法继承。由于刘某6的父母刘某7、李某生前已就上述房产归属问题进行了处分并与冯某2共同签订了住房协议，在该协议中刘某7、李某、冯某2均表示待刘某7、李某去世后，诉争房屋过户到原告的名下，由此能够说明刘某7、李某将应继承刘某6的房产份额遗赠给了原告。该住房协议的内容，系刘某7、李某、冯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该住房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庭审中虽然被告刘某3亦向法院提交了刘某7、李某在签订住房协议之后又立的代书遗嘱，来取代住房协议对遗产分配的行为，但经法院对证人进行询问，证人于某未看到刘某7、李某立遗嘱的过程，证人张某和董某的证言又相互矛盾。张某证实看到李某立遗嘱的过程，在场的五人中没有刘某7和证人董某。而董某则证实立遗嘱当天共有六、七个人在场，其中只有他一人为男性，而张某亦为男性，证人董某却没有看到，证人张某和董某对刘某7、李某立遗嘱当天的在场人的陈述都相互矛盾。再有证人张某、董某虽均认可看到代书人在场为刘某7、李某代书遗嘱，但最关健的证人即代书人却不在该代书遗嘱上签字，故本院对上述三位证人的证言均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之规定，刘某7、李某的代书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故本院对刘某7、李某的代书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位于东城区（原崇文区）景泰东里某号（建筑面积60.98平方米）楼房一套归冯某1所有；
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冯某1负担（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秀文
代理审判员 马 塑
人民陪审员 张人七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