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桓民再字第2号
抗诉机关：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被告）：高庆双，农民。
委托代理人：巩树德，山东齐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高立泉，农民。
委托代理人：宋文照，山东法德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庆双因与高立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桓商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月14日作出淄检民（行）监（2014）37030000062号民事抗诉书，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5）淄民抗字第3号再审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娜娜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高庆双及其委托代理人巩树德，被申诉人高立泉及其委托代理人宋文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4月17日，原审原告高立泉诉称，原、被告于2007年共同出资购买鲁C-×××××号泵车一台，共同经营期间账目已清。2010年3月31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该泵车由被告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年，自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被告每年向原告支付承包费15万元，付款方式为每月支付12500元，于次月10日内付清。协议签订后，在承包期内被告共支付原告承包费74000元，尚欠承包费376000元，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所欠承包费376000元，赔偿经济损失418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高庆双辩称，原告所诉原、被告经营期间账目已清与事实不符。其在承包泵车期间，高立泉于2010年11月无故到其施工现场阻挠，导致无法正常经营，承包合同无法履行，2011年1月27日，其向高立泉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承包合同，故自此后的承包费高立泉无权主张。
原审期间，原审原告高立泉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承包协议书一份，证实原、被告出资购买泵车一台，由被告承包经营，承包期三年，自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年承包费150000元，每月支付12500元，于次月10日付清。被告共支付原告6次承包费，计款74000元，余款376000元未付。
原审被告对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1、经营明细表一份，证实2010年12月10日经双方结算，双方在合伙期间亏损146043.02元。根据双方承包协议约定，亏损部分由双方分担，原告应分担73021.51元。
2、律师函、特快专递详情单各一份，证实被告于2011年1月27日以邮寄方式邮递给原告律师函一份，内容是要求解除合同。
原审原告对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该明细表只是核对了部分账目，还有部分应收款没有进入该明细表。对证据2有异议，称原告没有收到该律师函，不存在解除合同问题，从被告提交的该证据看，该特快专递至今未启封，可以证实并未送达至原告。
原审原告为证实双方共同经营期间未亏损，又向法庭提交了协议书一份，证实2012年3月19日，原、被告双方将经营期间的债权进行了分账处理，共有债权200223元，原告负责清收债权47804.15元，被告负责清收债权152418.85元，扣除亏损146043.02元后，盈利54179.98元。
原审被告对原审原告提交的该协议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质证认为，该协议是2010年12月10日签订的，并非是2012年3月19日签订。
原审原告陈述，当时签订债权协议时，是根据原、被告各自联系的业务进行的分账，即谁联系的业务，谁负责催收帐。
原审被告对原审原告的上述陈述没有异议。
综上，原审对下列事实予以确认：原、被告于2007年共同出资购买鲁C-×××××号泵车一台，共同经营至2010年3月31日。2010年3月，原、被告对债权进行了对账，并签订协议：债权共计为200223元，其中，原告负责清收47804.15元，被告负责清收152418.85元，各帐各归。2010年12月10日，原、被告又对经营期间的已经结账的收入、支出费用制作了明细表，合计收入1650448.48元，费用696491.50元，分期付款1100000元，亏损146043.02元，与债权相抵后，尚余盈利54179.98元。
2010年3月31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涉案泵车由被告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年，自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被告每年向原告支付承包费15万元，付款方式为每月支付12500元，于次月10日内付清；还约定，前期账目核对后，亏空部分从乙方（原告）承包费中扣除。协议签订后，在承包期内被告共支付原告承包费74000元，余欠承包费376000元。
原审认为，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反驳对方主张的，也应当提供证据。本案原告主张被告欠其承包费376000元，并提交了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被告称因原告无故到被告泵车作业处阻挠，导致被告无法正常作业，承包合同无法履行，被告于2011年1月27日以邮寄方式邮递给原告律师函一份，内容是要求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从本案看，被告的解除合同的函件并未送达原告，其所提交的该份证据尚未启封，该解除合同通知没有送达原告，至少没有送达到原告，不具备解除合同的条件，故被告的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称双方在共同经营期间亏损146043.02元，根据承包合同约定，应从原告承包费中扣除。本院认为，承包合同约定的该项条款，是双方未对前期账目核对的前提下特别约定，此时是否亏损，尚未核对，此后经核对，亏损146043.02元，但该数额没有扣除债权，与债权相抵后，尚有盈利。被告称债权双方已经分割清楚，但债权协议约定的分账明细，是负责催款的明细，是各自联系的业务欠款，由各自负责催收，并非催收后一人所有，应为合伙财产，共同分割。假设如被告所称，原告分得47804.15元，被告分得152418.85元，则显失公平，因原、被告双方合伙购买泵车，平均分担，债权也应平均分享，被告对该协议的解释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规，故本院对被告的陈述不予采信。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所欠承包费376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超出法律规定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庆双欠原告高立泉承包费37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高庆双赔偿原告高立泉经济损失5053元（自2013年3月31日至2013年6月4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高立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729元，原告高立泉负担449元，被告高庆双负担4280元；保全费2620元，由被告高庆双负担。
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共同经营期间盈利54179.98元，高庆双欠高立泉承包费376000元，缺乏证据证明。2012年12月10日，双方对共同经营期间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进行对账，制作了明细表。明细表载明：已结账收入减去各种费用，得出亏损146043.02元。根据明细表列出的总收入和已结账收入，能够计算出二者差额为200223元，就是尚未收回的债权数额。可见，制作明细表时，双方当事人已经知道尚未收回的债权为200223元。但是在计算盈亏时，并没有把债权计算到收入中，而是仅把已结账收入作为被扣减对象，得出亏损146043.02元，并且写明“以上账目已对清，双方均无异议”，然后签字确认。如果当事人认为共同经营期间有盈利，制作明细表时应当把未收回的债权与已结账收入一并计算到总收入中，在此基础上扣减各项支出，得出盈利54179.98元。综合以上分析，双方签订明细表时，一致认可合伙经营期间亏损146043.02元。就债权另行签订的分账协议，是对账后关于债权处理的约定，不影响明细表所体现的对账结果，原审法院不应将债权与亏损数额相低。根据承包协议的约定，亏损的146043.02元应当从承包费中扣除，原审法院计算承包费时没有扣除亏损，明显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10年3月就尚未收回的债权进行对账，并签订分账协议。该判决对分账协议签订时间的认定没有依据。分账协议没有载明签订时间，且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此存在争议，高立泉主张2012年3月19日签订，高庆双主张2010年12月10日签订，原审法院所确认的签订时间不同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主张，也没有相关证据予证实。
综上所述，桓台县人民法院（2013）桓商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再审中，申诉人高庆双称，一、原审将当事人分账处理的债权与前期亏损相抵消，不但没有事实依据，也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表示。本案中，双方关于账目的处理主要有三份证据，一是2010年3月31日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前期账目核对后，亏空部分从乙方承包费中扣除；二是2010年12月10日双方签订的生产经营明细表，该明细表中确定2007年4月到2010年3月双方合作期间亏损数额为146043.02元，由此也可以确定被申请人应承担亏损数额为73021.51元，根据承包协议，该款项可以从被申请人获得的承包费中予以扣除；三是2012年3月19日签订的协议一份，该协议书明确了双方对2007年4月至2010年3月间对外债权200223元进行分账处理，并且明确写明“各账各归”。双方之所以如此约定，一是考虑该部分债权收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是双方在经营明细表中已经确定但没有直接扣除的真正原因，二是该部分债权包括双方联系的业务，其中申请人占152418.85元，被申请人占47804.15元，一方联系的业务，另一方不可能要回债权，所以当事人才约定“各账各归”。从以上三份证据可以看出，双方的对外债权是各账各归，与双方合作期间的亏损分开处理，并不抵消。事实上，双方当事人在2010年12月10日签订的生产经营明细表就已经确定对外债权200223元，如果该部分债权与亏损可以抵消，那么双方完全可以在此份账目核对中予以抵消，根本没必要再签订一份各账各归的协议。原审判决完全不顾书面证据的直接意思表示，对前后证据的衔接以及形成因素不加综合考虑，而是依据显失公平的法理原则去推定债权与亏损应该抵消，这显然是缺乏证据支持，也是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原审判决在认定对账协议的签订时间上，既没有采信原告主张的2012年3月19日，也没有采信被告主张的2010年12月10日，而是猜测了一个2010年3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在认定双方的承包协议是否解除这一关键问题时，存在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一是判决书中没有援引具体的法律条文，仅是笼统地说“根据法律规定”；二是对于法律规定的理解存在错误。综上，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两方面的重大错误，作出的判决严重显失公平。
被申诉人高立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再审查明，2007年，高立泉与高庆双共同出资购买鲁C×××××号泵车一台。2007年4月5日，双方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泵车由双方共同经营，对泵车投入资金各占50%，泵车的所有使用费用及开支包括意外事故的费用双方各承担50%，难清的账目由双方共同负责。
2010年3月31日，高立泉与高庆双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涉案泵车由高庆双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年，自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高庆双每年向高立泉支付承包费15万元，付款方式为每月支付12500元，于次月10日内付清；高庆双在承包经营期间，车辆的安全、维修、人工等一切费用由高庆双负责，与高立泉无关。协议还约定，前期账目核对后，亏空部分从高立泉承包费中扣除。协议签订后，在承包期内，高庆双共分六次支付高立泉承包费74000元，余欠承包费376000元。
2010年12月10日，高立泉与高庆双对共同经营期间的收入、支出制作经营明细表一份，该经营明细表载明：总收入合计为1850671.48元，已结账收入1650448.48元，费用支出696491.50元，分期付款110万元，最后用已结账收入扣除费用和分期付款得出亏损146043.02元；同时该经营明细表上注明：以上账目已对清，双方均无异议。该明细表由双方签字确认，其中高庆双的签字注明系由“高彦代高庆双”。
另查明，高立泉与高庆双就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双方合伙泵车（车号90006）2007年4月至2010年3月期间，外欠泵送费，经双方协商进行分账，协议如下：一、外欠泵送费总额200223元；二、分账明细如下：高庆双负责152418.85元，高立泉负责47804.15元；三、2007年4月至2010年3月外欠泵送费分清，各账各归，双方均无异议。该协议由双方签字确认，其中高庆双的签字系由高慧代签，加盖高庆双的个人章印。该协议未写明协议的具体签订时间。
再查明，2011年1月27日，高庆双委托其代理人于俊英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向高立泉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承包合同，但该律师函截至本案成诉，未送达到高立泉处。
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是2010年3月31日的承包协议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涉案泵车的运行情况；三是双方在合伙经营期间是否存在亏损。
一、关于2010年3月31日的承包协议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高庆双主张2010年3月31日的承包协议不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高庆双”的签字不是其本人书写，手印也不是其所摁，其本人并不知道有该承包协议的存在。为证实其主张，高庆双提交2014年6月23日其申请再审时在再审审查阶段的听证笔录一份，用以证实高立泉在再审审查听证时先是陈述承包协议上“高庆双”的签字是由高庆双的女儿高彦代签，后又陈述是高庆新在高庆双的授意下代签，由此表明高立泉认可合同中的签字不是高庆双所签，高庆双不知道该协议的存在。经质证，高立泉称，承包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0年3月31日，双方听证的时间是2014年6月，事隔四五年后，其对当时签字的细节记不清楚符合常理，不能就此推断协议不真实。
高立泉主张，2010年3月31日的承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原审中其所提交的证据一就是该承包协议，当时庭审中高庆双对该承包协议并无异议。该承包协议签订后，高庆双已经分六次支付了承包费74000元。因高庆双本人不认字，平常一些合同、协议等都是由他人代签。为证实自己的主张，高立泉提交了2010年12月10日的生产经营明细表和关于债权的分账协议，用以证实生产经营明细表上就载明由高彦代高庆双；分账协议是由高慧签字并加盖高庆双的私章。同时，高立泉还提交2013年11月18日高庆双的再审申请书和2014年8月7日高庆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申请书，用以证实在这两份申请书中，高庆双对2010年3月31日的承包协议是认可的。经质证，高庆双称：经营明细表和分账协议上均注明了代签人的姓名，且该两人均是其直系亲属，即其两女儿，代其签字符合常理；而2010年3月31日的承包协议上并无上述标注，该协议其本人并不知情，即使委托他人签订，也应在协议上注明由谁代其签字。对2013年11月18日的再审申请书和2014年8月7日向检察机关申诉的申请书上高庆双的签字均不是其本人签字。对已支付给高立泉的74000元，系高立泉向其的借款，与承包无任何关系。
二是涉案泵车的运行情况。高庆双主张，涉案泵车自2010年10月份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并未进行经营，而停运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高立泉的阻拦，当时双方起纠纷后高立泉曾报警，桓台县公安局索镇派出所有报警记录。同时，高庆双提交涉案泵车的行驶证，主张该泵车自2012年6月份年审后再未进行年审，用以证实涉案车辆属特种车辆，在不年审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经营的。假设双方之间存在承包协议，既然车辆处于停运状态，高立泉就不能追究高庆双在泵车停运期间的责任。经质证，高立泉对高庆双关于其阻拦泵车运行的主张不予认可；对涉案泵车行驶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其认为，2010年3月31日的承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承包期间，车辆的安全、维修、人工等一切费用由高庆双负责，与其无关。高庆双在承包期间对车辆未进行年检，是其自身原因造成，不能以此作为拒交承包费的理由。
三是双方在合伙经营期间是否存在亏损。高庆双主张，2010年12月10日的生产经营明细已经明确载明合伙经营期间亏损146043.02元，假设双方之间存在承包关系的话，该亏损的部分应当从承包费中扣除。因分账协议表明，双方对债权和亏损是分开计算的，由于债权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是否能收回，是否能列入经营利润或亏损完全是不确定的，因此，对尚未收回的债权不能列入经营利润，也不能与亏损相抵消。
高立泉主张，2010年12月10日的生产经营明细中注明“以上账目已对清”，其中的“以上账目”是指对已经收回的账目进行的对账，并没有把未收回的债权200223元一并计算到总收入中，因而，抗诉机关就此得出合伙经营期间亏损146043.02元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双方前期是合伙关系，并且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债权债务平均分配，因此高庆双不应把关于外欠泵送费的协议置之不理，而应结合经营明细综合看待。承包协议第五条约定：“前期账目核对后，亏空部分从乙方承包费中扣除”，该约定指的是账目核对后若亏空就扣除，不是说前期账目回收后若亏空就从承包费中扣除，事实上双方前期账目的核对是根据已结账收入和未结账收入分别计算的，综合来看并不存在亏空，更不存在亏空部分从承包费中扣除的问题。在承包协议履行过程中，高庆双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74000元的承包费，这种行为既是对双方承包合同有效性的确认，也是对双方对账结果的认可。
庭审中，高庆双申请对2010年3月31日承包协议中“高庆双”的签名及手印是否为高庆双本人的笔迹及手印进行司法鉴定，同时还申请对涉案泵车的停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以及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认为，高庆双的上述鉴定申请与本案事实的认定没有关联性，故当庭予以驳回。
以上事实，由承包协议、明细表、分账协议、车辆行驶证、再审申请书、申请抗诉书、原审庭审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本次庭审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2010年3月31日的承包协议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高立泉诉求的376000元应否支持。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再审期间，高庆双主张对承包协议其并不知情，且承包协议上“高庆双”的签名和手印不是其本人的签名和捺印，如果委托别人签订协议，其都会在协议上注明由谁代签或直接由代签人签名，并在旁边加盖其本人的私章，已支付的74000元系高立泉从其处的借款，并不是承包费。对此，本案成诉前，高庆双曾委托律师于俊英向高立泉发律师函要求解除承包协议；原审中，高庆双对该承包协议的效力问题并未提出异议，且认可其已支付74000元的承包费；2013年11月8日和2014年8月7日高庆双分别向本院申请再审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申请书中也未提及承包协议的效力问题，该案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程序，而检察机关在其抗诉理由中也未对承包协议的效力问题提出异议。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该承包协议上“高庆双”的签名即便不是高庆双本人的签字，但高庆双对该协议的签订和内容是知情并认可的，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该协议。故，本院认为，该承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对高庆双关于承包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首先，从承包协议的履行情况看。2010年3月31日，双方签订承包协议后，涉案的泵车由高庆双控制和经营，在此期间，高庆双除分六次支付高立泉承包费74000元外，其余承包费未付。现高庆双主张，涉案泵车自2010年10月份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并未进行经营，而停运的原因是由于高立泉的阻拦。对该主张，高立泉不予认可，高庆双也无证据证实涉案泵车停运的原因系高立泉阻挠所致。根据双方承包协议的约定，在承包期间，车辆的安全、维修、人工等一切费用由高庆双负责，与高立泉无关。因此，在承包协议期内，涉案泵车是否停运和年审，完全由高庆双负责和决定，即使涉案泵车需要长期停运，高庆双应及时通知高立泉并通过协商或其他有效方式对涉案泵车进行处置。故，高庆双仅以涉案泵车的行驶证自2012年6月份后未再年审进而主张涉案泵车处于停运状态，证据不足，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从双方在合伙经营期间是否存在亏损来看。2010年12月10日双方签字确认的生产经营明细表，在计算是否亏损时，是从已结账收入（1650448.48元）中扣除开支费用（696491.50元）和分期付款（110万元），从而得出亏损146043.02元的结果，而并没有从总收入（1850671.48元）中扣除开支费用和分期付款。根据双方对合伙经营期间外欠泵送费进行分账的协议，再结合双方在合伙协议中关于涉案泵车由双方共同经营，泵车所有使用费用及开支由双方各承担50%，难清的账目亦由双方共同负责的约定。据此，本院认为，高庆双所负责清收的泵送费152418.85元和高立泉所负责清收的泵送费47804.15元，是双方对各自所经手业务产生的泵送费清收的责任分工，并非对泵送费即债权200223元的分割和处分。该债权在未清收结束之前，无法确认双方合伙期间涉案泵车经营的盈亏。故，对抗诉机关关于双方当事人就债权另行签订的分账协议是对账后关于债权处理的决定，不影响明细表所体现的对账结果，进而认为亏损的146043.02元应当从承包费中扣除的抗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承包协议的约定，前期账目核对后，亏空部分从乙方承包费中扣除。2010年3月31日，双方签订该承包协议时，尚未对合伙期间涉案泵车经营情况进行对账，是否盈亏，双方均不得而知。2010年12月10日，双方对自2007年4月5日至2010年3月31日合伙期间涉案泵车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对账，得出总收入1850671.48元、结账收入1650448.48元、费用支出696491.5元、分期付款110万元的对账结果，双方均在该对账明细上签字确认。根据该对账明细，确定尚有200223元的外欠送泵费未结账，即形成债权。随后双方对未结账的200223元外欠送泵费的清收责任进行分工，即形成了分账协议。因此，本院认为，该分账协议的签订时间应为双方对合伙期间涉案泵车经营情况进行对账的时间，即2010年12月10日，符合常理。故，对抗诉机关就原审判决书中分账协议时间的抗诉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高庆双与高立泉在签订承包协议后，在双方合伙经营期间盈亏情况尚不确定的情况下，高庆双应按照承包协议的约定，向高立泉支付承包费。现高立泉诉求承包费376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原审计算承包费时没有扣除亏损的抗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本院（2013）桓商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伊护国
审 判 员 ＸＸ军
人民陪审员 郝 莹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郭子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