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榕民终字第18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某甲，女，198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某乙，系上诉人汪某甲之父，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
俩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刘承铤、倪晶，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男，1986年9月2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吴明春，男，1971年6月13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汪某甲、汪某乙因与被上诉人林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14）侯民初字第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2月，原告林某与被告汪某甲经人介绍相识。同年3月23日，双方举行订婚仪式，原告与其舅舅吴信高、媒人张丽英、陈月如一同到被告家中，由原告舅舅吴信高将礼金137830元交给被告汪某乙，原告将金项链、金戒指等金饰品交给被告汪某甲，被告也向原告赠送金饰品。之后，双方开始同居生活。2013年1月2日，原告与被告汪某甲按农村习俗举行结婚典礼，但一直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结婚典礼上，双方当事人收到的见面礼50000元由被告汪某甲保管。原告与被告汪某甲在同居生活过程中，双方因性生活不和谐发生矛盾，导致感情不和，被告汪某甲于2013年7、8月间离开原告，双方从此分居至今。故原告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返还礼金及金饰品。
原审认为，给付彩礼是婚约一方以结婚为目的所实施的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原告林某与被告汪某甲经他人介绍认识后，按农村习俗举行订婚、结婚仪式，原告为此给付被告礼金137830元及金项链一条、金戒指一枚，有证人证言和录音证据可以佐证，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另外，双方当事人在结婚仪式上收到的见面礼50000元由被告汪某甲保管，有原告与被告汪某甲之间的通话录音为证，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被告认为不清楚具体数额以及以上款项已花费完毕，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由于原告与被告汪某甲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所期待的结婚目的尚未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故被告应适当返还原告给付的彩礼，但考虑到本案原、被告双方在本案纠纷中都存在过错，且被告为操办订婚、结婚仪式和置办嫁妆也花费了一定费用，故原审法院酌定被告返还原告林某人民币90000元。由于原告与被告汪某甲在婚礼中相互赠送金饰品，且相互接收，所赠的金饰品应归受赠人各自所有，不必相互返还。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汪某甲、汪某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林某彩礼人民币90000元。二、驳回原告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056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本院依法减半收取2028元，由原告林某负担1028元，被告汪某甲、汪某乙负担1000元。
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汪某甲、汪某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汪某甲、汪某乙上诉称：一、本案案由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是错误的，应为“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2012年3月23日，上诉人汪某甲与被上诉人林某订婚。此后，双方开始在被上诉人家中同居生活。2013年1月2日，双方按照农村民间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在同居生活期间，因被上诉人自身生理缺陷，一直拒绝与上诉人过性生活，导致感情不和。2013年7、8月间，双方开始分居。由此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结婚”目的已经实现，且有了同居生活的事实。本案的性质已由婚约关系转变成为了同居关系。二、一审法院将上诉人汪某乙列为本案“共同被告”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婚约财产纠纷”，因婚约财产产生纠纷，其诉讼主体应是解除婚约的男女而不应是其他人。据此，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应以欲缔结婚姻关系的双方为当事人。本案无论是婚约财产纠纷还是解除同居关系纠纷，其被告主体均应是上诉人汪某甲，上诉人汪某乙并非适格的“被告”。三、一审法院认定“彩礼”金额证据不足。一审中，被上诉人申请两位媒人及其舅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收到礼金138000元。被上诉人另举证双方通话录音记录证明在结婚仪式上收到的“见面礼”50000元由上诉人保管。被上诉人举证的“媒人”证人张丽英是被上诉人的外祖母的亲戚，证人吴信高是被上诉人的舅舅。二证人均与本案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通话录音，一审法院并未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是否是一段完整的录音，是否被剪辑、剪切或伪造，内容是否前后连贯，明确真实。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礼金为137830元”、“见面礼50000元由上诉人保管”的事实，明显依据不足。为此，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林某答辩称：一、上诉人汪某甲与被上诉人订婚后第三天就走了，直到办结婚仪式那天才回来，之后只是偶尔回来，双方没有持续稳定地一起生活，故同居关系不成立。二、民间订婚、结婚的一般礼金都是交给女方父母，上诉人父亲当然可以列为共同被告。三、结婚仪式时亲戚朋友有给见面礼钱，不是压箱底钱。
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已随一审案件移送本院。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提供证人陈某、汪某丙证言，证明上诉人汪某甲与被上诉人举行结婚仪式时，女方家里给了压厢底钱6万元，还有陪嫁了金戒指、电视机、衣物等等。被上诉人认为，证人陈某系上诉人朋友，证人汪某丙系上诉人奶奶，均与上诉人关系密切，证言不应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上述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且无法充分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现有的证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
本院认为，男女双方按照民间习俗订立婚约，男方给付女方一定金额的彩礼，最终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如果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中，上诉人汪某甲和被上诉人林某订立婚约后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被上诉人林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婚约财产纠纷正确。现上诉人主张一审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民间风俗习惯，在订立婚约时男方会给付女方一定的彩礼，通常情况下接受彩礼的是女方父母，彩礼由女方父母保管，用于女方办置嫁妆的费用以及结婚时的其他开销等等。因此，婚约财产纠纷与女方及其父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将女方汪某甲之父汪某乙共同列为本案当事人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和民间婚俗习惯。现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将汪某乙列为本案一审被告是错误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上诉人给付彩礼的认定问题。根据婚约风俗习惯，订婚时男方通常会给付女方一定的财物作为彩礼，由于婚约所具有的民间习俗的特性，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媒人和相关证人的证言是最常见、最普遍的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订婚时给付了上诉人礼金137830元，并提供了媒人张丽英、陈月如以及订婚当天同往上诉人家中的被上诉人亲属吴信高的证言。从证人证言的内容来看，证人均陈述被上诉人有给付上诉人礼金，证人作为订婚仪式的见证人，所作的证言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且被上诉人给付的礼金数额亦符合当地婚俗习惯。一审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并予采信，据此认定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礼金137830元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此外，被上诉人还提供了其与上诉人汪某甲通话的录音记录及短信记录，以证实见面礼5万元在汪某甲处。上诉人汪某甲对录音及短信记录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并认定见面礼5万元在汪某甲处保管并无不当。现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彩礼金额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酌定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礼金9万元尚属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56元，由上诉人汪某甲、汪某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一萍
代理审判员 黄 锋
代理审判员 缪 羽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林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