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商终字第24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安市支行。住所地：浙江省临安市锦南街道锦溪南路***号。负责人：吴朝晖，行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胜、陈旭初，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临安天目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安市天目山镇九里村。法定代表人：王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伟龙，男，196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昭辉，男，196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小龙，男，196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文龙，男，197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被上诉人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曾永成，浙江天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晓丹，女，1983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玲，女，196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兰，女，196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安市支行（以下简称农发行）为与被上诉人杭州临安天目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目山公司）、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于晓丹、王玲、王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於商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9月10日，天目山公司向农发行提出借款申请，同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份，约定天目山公司向农发行贷款5000000元，并对借款的期限、利率、利息的计算方式、还款方式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农发行向天目山公司发放了贷款5000000元。为保证债权的实现，2012年10月26日，农发行又分别与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签订了自然人抵押合同各1份，约定由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以其名下的位于的林地上森林、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林权证号：浙临林证字（2006）第3300110245号第No.3、No.4、No.5号〕为天目山公司向农发行的借款中3000000元本金及相关费用提供抵押。同日，农发行又分别与于晓丹、王玲、王兰各签订了自然人保证合同1份，约定由于晓丹、王玲、王兰对天目山公司向农发行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嗣后，农发行自认已从天目山公司收回贷款本金2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其余贷款本息天目山公司至今没有偿还，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于晓丹、王玲、王兰亦未履行担保义务。为此，农发行将天目山公司及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于晓丹、王玲、王兰诉至原审法院。另查明，2010年，临安市进行垦造耕地项目，经过开垦，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用于提供抵押的林地中11.6254公顷被改造为旱地、农村道路及未利用土地。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天目山公司向农发行借款5000000元的事实有双方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等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庭审中农发行自认已收回贷款本金2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其余部分尚未得到清偿，故原审法院对农发行要求天目山公司偿还本金3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在双方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了借款的利息计算方式及债权实现方式等内容，上述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审法院对农发行要求天目山公司支付利息、复利及实现债权费用的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于晓丹、王玲、王兰分别与农发行签订了自然人保证合同，对天目山公司向农发行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项目，故原审法院对农发行要求于晓丹、王玲、王兰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农发行要求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四人在本案中设定的抵押物优先受偿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作为案涉林权登记的所有人，其为天目山公司向农发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向有关部门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该抵押行为依法成立，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的相关抗辩与法不符，不予采信。农发行就抵押林权主张行使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但鉴于抵押涉及林地前期存在垦造耕地的情况，该抵押林权的范围应以办理抵押登记时实际林权范围为准。在临安市林权管理中心出具的登记证明书中，已对抵押之林权内容予以明确，即森林、林木所有权及森林、林木使用权。结合原审法院依职权对临安市林权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所作之笔录，亦进一步确认本案中所办理之林权抵押的内容系森林、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不包括附着之林地使用权，在农发行未能提出具有充分证明力的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应充分尊重抵押登记机构登记的准确性与公信力。农发行虽提供了林权抵押登记申请书及自然人抵押承诺书，但上述证据均不具有否定不动产登记机构所记载的林权抵押内容之效力。因此，本案中涉及之抵押林权的抵押内容应为森林、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另，2010年，临安市进行垦造耕地项目，涉及范围包括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提供用于抵押的林地中11.6254公顷，项目完工之后，林权证范围内垦造项目涉及相应林地上的林木已不存在。此后的2012年，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以上述林地上的森林、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为天目山公司向农发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其有效抵押范围理应除去前述已垦造部分的相应林权。综上，天目山公司向农发行的借款，既有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所提供之林权抵押担保，又有于晓丹、王玲、王兰提供之连带责任保证，且各方当事人未就实现债权之顺序进行约定，故按照我国《物权法》之规定，债权人农发行既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天目山公司、于晓丹、王玲、王兰经原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3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杭州临安天目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应偿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安市支行借款本金3000000元，并支付利息273942.13元（按照年利率10.71%的标准自2013年12月21日暂计算至2014年10月23日，此后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上述标准继续计算）、复利11573.60元（按照年利率10.71%的标准自2013年12月21日暂计算至2014年10月23日，此后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上述标准继续计算）、律师代理费114565元，合计3400080.73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对判决第一项中杭州临安天目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应付之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安市支行有权就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位于临安市林权抵押登记证明书编号为（临）林抵字NF001号的林权（抵押范围内办理抵押登记前已垦造耕地部分除外）进行依法变现后，在3400080.73元之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对判决第一项中杭州临安天目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应付之款，于晓丹、王玲、王兰在3400080.73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驳回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安市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杭州临安天目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于晓丹、王玲、王兰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01元，由杭州临安天目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于晓丹、王玲、王兰负担，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上诉人农发行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应当予以部分改判。一、一审判决错误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在证据采信上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对案涉“林权”的权属范围存在认识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编号为（临）林抵字NF001号抵押登记证明书中的林权权属范围仅包括登记证书中记载的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农发行认为至少有四点理由认定本案所涉林权的权属范围应当包括林地使用权：首先，国家林业局印发的《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办法》第八条明确规定：“森林或林木资产抵押时，其林地使用权须同时抵押”。也就是说，在抵押人对森林或林木资产进行抵押时，不得只抵押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而应当在抵押前述两种权利时将林地使用权同时抵押。国家林业局之所以如此规定，正是由于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和林地使用权三种权属存在着不可分割性。林地使用权是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产生的基础，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是林地使用权权属范围的扩张和延伸，三种权利究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而言，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如在林权流转或抵押时仅处分一部分权利，将使林权处于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不亚于否定了林权的处分意义，使得所谓的处分行为名存实亡。其次，一审判决僵硬的理解了案涉抵押登记证书的记载内容，夸大了其仅作为登记备案功能的效力。案涉抵押登记证书的效力基础在于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签署的抵押合同，其形成的基础条件在于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共同提交的林权抵押登记申请书，其抵押权属范围的最终确立应当以登记机关的备案信息或者书面确认为准。这一法律和法理逻辑也可从建设部下发的《房产登记办法》作为参照，该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房屋登记簿为准”。因此，如本案所述，如出现抵押合同、抵押登记申请书、登记机关（即临安市林业局）备案信息或者书面确认相一致，而与抵押登记证书不一致的情况时，理应对抵押登记证书进行变更，不应对其记载的错误内容继续采信。再次，一审判决所引证的临安市林权管理中心工作员工的笔录存有重大的事实瑕疵和程序瑕疵，不应也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临安市林权管理中心工作员工发表的言论是其对某些问题的个人看法，该看法不应作为林业机关对某些问题的权威解读，更不能在该工作人员未经查证的情况下，将其初步的简单判断作为判决的依据。第二、案涉笔录所述的《浙江省林权流转和抵押管理办法》并未限制对林地使用权的抵押。该办法只是将林地使用权换了另外一种称谓，即林地承包经营权。林地承包经营权究其属性，是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一概念甚至比林地使用权的范围还要大。也就是说，该办法连林地承包经营权都可作抵押，那么比这内涵更小的林地使用权也应当可以抵押。该工作人员所谓的不能将林地使用权进行抵押的说法显然是对相关规定的错误解读。第三、该工作人员是在看到抵押证书后作出的一般性和常识性判断，没有任何参照价值，更不能径行将其引入一审裁判的理由。第四、该工作人员进一步承认银监会和林业局联合发布的银监发【2013】32号规定了林地使用权是可做抵押的，因此所谓的不能抵押林地使用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该份笔录仅仅是对案涉抵押证书的一般理解，根本没有涉及抵押证书如出现登记错误时如何评价的内容，而所谓的林地使用权无法进行抵押之说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最后，临安市林业局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给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安市支行的说明恰恰是推翻一审判决内容的新证据。该说明明确记载：“我林业局林权管理中心办理的临林抵字NF001号林权抵押登记证明书，关于……的抵押内容，应当包括所抵押林地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森林或林木使用权三项权利内容”。该说明是临安市林业局经过查阅其他备案资料后，得出的权威性结论，因此在农发行提交该新证据的情况下，理应对案涉林权的权属范围作出包含林地使用权的判断。二、一审判决认定事情部分不清，对于案涉抵押林地的面积存在认定错误，该抵押林地的面积理应以林权证和抵押登记证书所记载的范围为准。首先，抵押林地的面积得到临安市林业局、临安市经济合作社的确认。临安市林业局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给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安市支行的说明记载：“……浙临证字（2006）第3300110245号林权证，拥有上述（该证书所记载）林地……三项权利”，也就是说，临安市林业局认定本案所涉林地的面积应当以林权证所述范围为准。其次，在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一同提交的林权抵押登记申请书上，有对抵押林地面积、林地四至极为详细的描述，在此基础上，临安市林权局所属的林权管理中心和临安市经济合作社的均予以了盖章确认。临安市林业局是包括对案涉林地的林地面积进行备案、管理的法定政府机关，临安市经济合作社是案涉林地所在地的住民自治机构，两者均对此进行了确认，应当得到判决的支持。再次，一审判决所引证的编号为杭临土造（2010）80号《杭州市垦造耕地项目呈报表》，该文件仅仅是一个项目的备案信息。换而言之，所谓的案涉林地转换成耕地虽然有立项，但是尚未形成最终的土地权属变更。即便退一万步，案涉林地的权属变为了耕地，但是所涉的土地使用权人以及土地上附着物依然由案涉抵押人行使，属性的变更并不必然导致抵押土地面积的缩小。因此，一审判决以所谓的土地权属变更（该变更是否成立尚有待商榷）做为缩小抵押林地面积的理由实在不妥。最后，一审判决在认定抵押物权属范围时严格依照了抵押证书的内容，却在认定抵押林地面积时故意忽略该证书的效力，存在着说理上的逻辑错误。虽然案涉抵押登记证书在登记权属范围上出现了错误，但是其登记面积和四至没有错误。而且该证书形成于《杭州市垦造耕地项目呈报表》备案之后，也进一步从正面直接否定了案涉林地已经转换成耕地的说法。因此，案涉抵押林地的面积无论如何都应以林权证和抵押登记证书所记载的范围为准，不能以项目呈报表这种效力极为低下的备案信息否定正式的权属证书。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错误。该判决不仅将农发行处分案涉抵押物的面积减少，更相当于剥夺了农发行对案涉抵押物进行处分的权利。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改判农发行有权就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位于临安市抵押登记证明书编号为（临）林抵字NF001号的林权（含林地使用权）进行依法变现后，在3400080.73元之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同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被上诉人天目山公司未作答辩。被上诉人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共同答辩称：农发行上诉所涉的11.6254公顷的土地的属性，在涉案抵押之前已经从林地变性为田地，故此部分的土地一定不在抵押的范围内。一审法院对于该节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正确。1、土地性质已经转变。2、抵押合同并没有将林地的使用权包含在内。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虽然未提起上诉，但认为案涉抵押无效。在设立抵押登记时，并没有将林地进行登记，只是将林权与林地进行了权益的分离，此抵押无效。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或认定抵押部分无效。被上诉人于晓丹、王玲、王兰未作答辩。二审期间农发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临安市林业局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的函件，欲证明抵押登记机关临安市林业局亦承认案涉抵押林地的抵押林权包括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森林或林木使用权三权，一审判决对抵押权的认定存在错误。2、风险代理合同、电汇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欲证明农发行因本案产生的律师费增加，故应由各被上诉人承担。经质证，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认为该证明内容虚假不成立；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笔费用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提交临安市林业局于2015年10月8日出具的《关于更正森林资源资产抵押内容说明的函》，欲证明临安市林业局对此前出具的函进行了更正，表明抵押登记内容不包括林地使用权。经质证，农发行表示该更正函件已经收取，但对该更正函的内容有异议。天目山公司、于晓丹、王玲、王兰未发表质证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农发行、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对临安市林业局前后出具的两份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鉴于临安市林业局已经以出函的方式更正了其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的函件内容，故对农发行针对证据1所主张的证明对象本院不予确认；农发行提交的证据2超出本案二审的审理范围，故对其证据的效力不予确认。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为债务人天目山公司向债权人农发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应据此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农发行是否有权就案涉林地使用权行使优先受偿权。现有证据表明，郭伟龙、郭昭辉、郭小龙、郭文龙与农发行签订抵押合同后办理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审查临安市林权管理中心出具的林权抵押登记证明书记载的内容可见，案涉森林、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事实明确，而案涉林地使用权是否已经办理抵押登记显然并不明确，在农发行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部分抵押已生效的情况下，本院对农发行要求对该林地使用权行使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未支持农发行的该部分诉请符合本案事实。农发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1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安市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江平审 判 员  崔 丽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