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92民初374号
原告：张惠平，女，汉族，1965年12月12日出生，住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被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住所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杨灿明，校长。
委托代理人：万思露，该学校员工。
委托代理人：姜琳，该学校员工。
原告张惠平（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被告）人事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志涛独任审判，于2017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委托代理人万思露、姜琳到庭参加诉讼。应当事人共同申请，本院给予双方1个月调解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1989年毕业留校工作，1997年患甲亢。1999年9月1日，原告办理请假手续到新加坡留学并治病。2000年9月9日，原告提出辞职，但当时人事处要求必须本人亲自办理未予同意。后原告电话联系被告表示不辞职，人事处黄英强处长同意原告的不辞职请求，没有办理辞职手续。2001年，被告对原告在籍情况进行了确认，并进行了工资晋升。2002年9月，原告回国并回到被告处报到要求上班，并于2003年1月24日由被告开具证明在湖北省侨务办办理了归国华侨证。后原告因病复发，被告相关领导对原告多次表示关系和安慰，允许原告先治好病再回校工作，原告前往人事部办理请假手续但被无理拒绝。2006年7月，原告身体好转要求回校工作，但发现被告于2003年9月已将原告的人事关系解除并将档案转出。后原告一直找被告领导要求恢复人事关系，但最终没有解决。2015年6月1日，原告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仲裁委不予受理。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系违法行为，且其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故诉请判令：1、恢复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人事关系，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2、被告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和公积金手续，补交社会保险及公积金；3、被告参照武汉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标准给于原告生活、医疗补偿费。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符合法律要求，应当驳回。原告超过仲裁时效，应当驳回。原告与被告之前是行政人事关系，没有办理社会保险手续。至今，被告对于构成人事关系的正式教职员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其他详见书面答辩状。
经审理查明：
原告于1989年8月1日到被告处工作，属于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双方未签订书面的聘用合同或其他协议。1999年5月18日，原告因有意前往新加坡留学，向被告递交一份请假申请，内容为“院人事处：本人因自费留学于新加坡，尚需三年时间完成学业，我申请请假三年（1999年9月1日至2002年9月1日），学成回国为校服务，请领导酌情予以批准为谢。”被告收到后由时任组织人事部部长的黄英强在该申请下方签署“经请示吴院长同意你保留公职到2002年9月1日。”，并加盖了被告组织人事处的党章。后原告即离开被告处不再上班，被告也暂停为原告支付工资，同时暂停缴纳住房公积金。
2000年9月9日，原告因有意在新加坡工作，工作单位需要其转移档案，原告即通过传真方式向被告传真一份辞职申请，内容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事处：我叫张惠平，原在中南政法学院公安行政系工作，1998年自费留学新加坡，1999年9月1日办理停薪留职手续，现申请辞职，请领导酌情审批。”2000年9月28日，时任组织部长的黄英强在原告传真的上述辞职申请下方签署“同意辞职，速办理手续。黄英强，2000.9.28”。黄英强后电话告知原告必须本人回国办理辞职手续，否则不合规定，只能仍然按照停薪留置处理。后被告未回国办理辞职手续。
2001年6月、12月，被告两次对原告的工资标准进行了晋升调整，调整工资的呈报表格上载明原告的部门为“停薪”，且加盖有被告组织人事部印章。2002年9月，原告回国。2003年1月，原告因子女上学问题欲办理华侨证，联系被告为其出具了身份证明手续和在职证明手续，并在在湖北省侨务办成功办理了华侨证。
2003年1月15日，被告印发一份文件（文号：中南大人字[2003]2号），标题为“关于对黄建华等三十二位同志作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内容为“校内各有关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关于加强教职工管理的有关规定》（中南大人字[2001]第04号），学校对公派（含自费公派）和因私出国（境）逾期未归人员，以及擅离职守、长期未上班的人员进行了清查。经2002年12月31日学校第37次校务会研究，决定对黄建华等三十二位同志作自动离职处理。名单如下：1、出国（境）逾期未归人员（28人）：黄建华……（其中无被告名字）”2、长期未上班人员（4人）：王自生……（其中无被告名字）。”
2003年9月28日，时任被告组织人事部副部长的袁工化在原告2000年9月9日传真的辞职申请下方签署“杨书记，经部委会研究同意办理辞职。袁工化2003.9.28”，时任被告党委副书记的杨志光于2003年9月29日在该辞职申请签署“同意杨志光2003.9.29”。2003年9月28日，被告填报一份辞职申请表，该表格载明了原告的基本身份信息，辞职原因为“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但辞职申请人签字处为空白，单位意见栏为“同意”，并加盖了被告组织人事处印章。2003年9月29日，被告将包括原告在内的9人的人事档案材料移转到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
2006年7月左右，原告在协调工作岗位问题时得知其已经被被告解除人事关系，并去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查询确认了上述事实。后，原告即不断向被告口头表示异议，并递交各种书面材料，要求恢复人事关系。
2015年3月16日，黄英强向原告出具一份“关于张惠平同志停滞留职的说明”，内容为“合校前，张惠平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合校不久，张惠平来便函申请辞职，不合手续，通知本人来校办理，因而仍按停薪留职对待。特此说明，也不负责。至于整个过程的细节，因年限时间过长，加之年老，记忆衰退，回忆不清细节，请见谅。”
2015年6月1日，原告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恢复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人事关系；2、被告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和公积金手续，补交社会保险及公积金；3、被告参照武汉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标准给于原告生活、医疗补偿费。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6月5日做出武劳人仲不字[2015]第4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的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2015年6月2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与本案诉请一致，后于2015年11月24日撤回起诉。
2015年11月20日，原告找到被告党委书记张中华协商恢复工作等事宜，期间原告问张中华其是不是历年来一直在找学校协商此事，张中华进行了回应，其中陈述“你是否历年找学校协商此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当时是否辞职了”、“你是没有放弃，你也找过学校多个部门”。
2016年11月16日，原告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再次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一致。2016年12月9日，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武劳人仲不字[2016]第29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的请求不属于其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
诉讼中，1、原告陈述：原告于2000年9月发送了辞职申请。2000年12月，因不再需要辞职，其通过电话告知黄英强其不再辞职，黄英强口头表示同意，因此其未再发送书面文件撤回辞职申请；2002年9月，其留学回国后首先到组织部门进行了报到，因合校以后，其原工作岗位被撤销，新学校又没有适合原告的工作岗位，故原告无法工作，并到组织人事部门找岗位。后因身体不适，原告向被告请病假，但组织人事部门不同意且未给出理由，但组织人事部部长周景明口头同意原告先去治病，故其未办理病假手续；2006年7月，原告首次知道被告解除了与其的人事关系并将档案转出，自此至申请仲裁之日，原告每年不间断的向被告主张权利要求恢复人事关系，但主要采取当面和被告相关领导谈话的方式，也递交了部分书面材料，并向本院提交了其向被告递交的相关申请、请求、要求等文件以及其乘坐火车的火车票等，但未提供其将上述文件向被告送达的证据。
2、被告陈述：原告2000年辞职后因未办理辞职手续所以双方人事关系一直未解除，被告2003年要清理出国长期未归人员，就依此契机把原告按照其辞职处理了，并主张上述辞职手续即指填报与被告2003年9月28日填报的辞职申请表相同的辞职申请表；2002年9月后，原告一直未回到学校上班也未办理病假手续；原告系近2年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要求恢复人事关系，以前是否每年主张过无法核实。
以上事实，有请假申请、辞职申请、工资晋级呈报表、华侨证、情况说明、辞职申请表、仲裁申请书、不予受理通知书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被告属于事业单位，原告系其在编教师。双方之间构成人事关系。原告主张被告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人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三条“本规定所称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的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人事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法函[2004]30号）第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这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本案事实，本院认为原告属于正常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时间为1999年9月1日至2002年9月1日，其在停薪留职期间于2000年9月9日向被告发送传真申请辞职，但被告要求原告亲自回国办理手续，原告并未实际回国办理，被告仍将原告按照停薪留职对待。虽然原告对其在2000年12月口头告知被告不再辞职的事实未提供证据证明，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原告应当是已经选择了不再辞职。被告2001年6月、12月为原告办理工资标准晋升手续以及2003年1月为原告出具在职证明办理华侨证的事实，均可以说明被告将原告作为在职人员进行处理，故原告的辞职申请已经失效。被告2003年9月28日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又依据上述已经失效的辞职申请为原告办理了离职手续，其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被告《关于对黄建华等三十二位同志作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所涉及的三十二位同志的情形与原告不同，被告辩称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于2006年7月知道被告解除了与原告的人事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五十二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批复》（法释〔2013〕23号）的规定，其应当在1年的仲裁时效内提起仲裁，且仲裁时效因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被告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原告主张其在2006年7月至2015年6月1日第一次提起仲裁期间每年不间断的向被告主张权利，并提交了其出具的申请、说明、要求、火车票等类似文件，虽然原告并未提供向被告直接送达的证据，但根据文件内容和原告主张权利的积极程度，并结合被告张中华书记关于“我知道你一直没有放弃、一直主张权利”的陈述，可以认定原告的仲裁时效构成中断，其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
被告解除与原告人事关系的行为不合法，双方人事关系应当恢复，原告要求恢复人事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1999年9月1日后即不再上班，未提供劳动，亦未办理请假手续。其请求被告支付生活费和医疗补偿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关于要求被告为其补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手续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批复》，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恢复与原告张惠平的人事关系；
二、驳回原告张惠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款汇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李志涛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书记员 吴怡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