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124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1，男，1949年10月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2，女，1952年11月2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3，女，1955年10月2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4，女，1958年12月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5，女，1961年10月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6，女，1964年7月14日出生。
上列六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宋娜，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祈×，女，1951年2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雪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1、刘×2、刘×3、刘×4、刘×5、刘×6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7350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5月，刘×1、刘×2、刘×3、刘×4、刘×5、刘×6共同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刘×1、刘×2、刘×3、刘×4、刘×5、刘×6的母亲许×和刘×7为夫妻，二人共同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4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婚后二人生育六个子女。1993年12月15日，母亲许×去世。许×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并未对其遗产进行分割。1998年12月，刘×7用自己和许×的工龄，和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以优惠价格购买了诉争房屋，并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2005年，刘×7与祈×再婚，婚后二人居住在诉争房屋中。2014年12月6日，刘×7因脑梗死去世。2015年4月，祈×将刘×1、刘×2、刘×3、刘×4、刘×5、刘×6以遗嘱继承纠纷诉至法院，要求继承诉争房屋。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认为诉争房屋是刘×7用其和许×的工龄购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审判指导意见，诉争房屋应属于许×和刘×7的共同财产。现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北京市东城区西四块玉胡同59号楼1层2单元4号房屋50%的产权份额为许×的遗产。案件受理费由祈×承担。
祈×辩称：被继承人去世之前取得的财产才是遗产，而被继承人许×去世后，刘×7取得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故诉争房屋不应当为许×的遗产。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认为刘×7购买诉争房屋时使用了许×的工龄，对此，刘×1、刘×2、刘×3、刘×4、刘×5、刘×6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祈×不认可许×对诉争房屋享有产权份额，故不同意刘×1、刘×2、刘×3、刘×4、刘×5、刘×6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7与许×原系夫妻关系，该二人生育子女六人，即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许×于1993年12月15日因死亡被注销户口。刘×7于2014年12月6日去世。许×去世后，刘×7于2003年12月17日与祈×再婚。
1998年12月22日，刘×7（乙方）与原崇文区房地产管理局（甲方）签订《优惠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坐落在原崇文区××104号房屋，总建筑面积44.79平方米，出售给乙方，房价款17336元整。乙方交纳公共维修基金941元。甲方根据市政府《京政发（1994）71号文件》和七区房地产管理局1994年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方案的规定，同意乙方享受以下优惠，包括年工龄折扣率0.9%、已竣工年限23、现住房折扣率3%。甲乙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后，乙方将房价款一次性付清，付清房价款后次月停租。乙方购房后，产权归属问题按（94）京房改办字第054号文件第八条执行{第八条，职工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一般住用5年后可依法进入市场，在外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按规定交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所有。职工以标准价购买的住房，拥有部分产权，具体规定按《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京政发（1992）35号）执行}。上述合同签订后，刘×7于2000年11月8日取得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东私字第22310号。
从原审法院调取的关于刘×7购买诉争房屋的档案材料记载，刘×7的工龄调查表显示刘×7工龄为40年，许×的工龄调查表显示许×的工龄为16年［实际工龄13年（66-79）＋高温工龄3年］；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审批表显示购房人和承租人均为刘×7，购房人工作年限一栏显示男（47-86）、女（66-79），房屋成本价为1450元，购房人应交房价款17336元，应交公共维修基金941元；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显示购房人刘×7，工龄（男方40年、女方14年）共计54年，年工龄折扣率0.9%，成本价购房的实际房价款17336元计算中折算夫妇工龄54年。
再查，2012年6月12日，刘×7与祈×签订《房屋共有协议》，约定诉争房屋由刘×7和祈×共同共有。2012年6月12日，刘×7与祈×取得了诉争房屋的共有权证，其中刘×7的产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东字第0653**号，祈×的共有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东字第0653**号。刘×7去世后，诉争房屋尚未进行遗产继承分割。
原审庭审中，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认为诉争房屋为房改房，购房款计算中折算刘×740年、许×14年工龄，因房改房的出售对象和出售价格均有其特殊性，出售对象以家庭为单位，房价款以夫妻双方工龄折算，包括已经死亡的配偶工龄；在（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被废止后，认定房改房权属的法律依据或参考案例为建住房市函（1999）005号复函，该函认为按照目前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以城镇职工家庭（夫妇双方）为购房主体，且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该案中唐民悦按房改政策购买住房时享受了其配偶的工龄优惠，该住房应当视为其夫妇双方共同购买，因此，该住房应视为唐民悦与其配偶共有财产；另，房改房是不能机械按照物权法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能因配偶一方的死亡而受影响，而是死后可追认为其财产，故诉争房屋应为刘×7与许×的共同财产，许×应当占有50%的产权份额。对此，祈×认为（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废止的原因不适用本案，本案不是公积金房屋补贴，如果没有购买房改房，所谓的工龄折扣不会体现出任何的财产权益；（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废止后，应当认定诉争房屋为刘×7个人所有，即便购房价款有工龄折算，也只是购房款的折扣，刘×7购房时，许×已经去世，许×去世后，其与刘×7的夫妻关系即终止，故诉争房屋不符合婚姻法生前取得财产共同共有的规定，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根据法律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根据查明事实，刘×1、刘×2、刘×3、刘×4、刘×5、刘×6之父刘×7参加房改售房购买诉争房屋，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取得时其配偶许×已死亡，非与许×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虽刘×7在房改购房时使用了许×的工龄，但许×当时因已去世，丧失民事权利能力，不能再行取得财产。故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认为诉争房屋系刘×7与许×的夫妻共同财产之主张不能成立。刘×1、刘×2、刘×3、刘×4、刘×5、刘×6所持（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废止后，当依据建住房市函（1999）005号复函确定房改房权属问题的理由，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0月判决：驳回刘×1、刘×2、刘×3、刘×4、刘×5、刘×6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刘×1、刘×2、刘×3、刘×4、刘×5、刘×6均不服，持其原审诉称理由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祈×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证明信、死亡证明、《优惠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房产档案材料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许×于1993年死亡，刘×7于2000年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因刘×7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时，许×的民事权利能力已因其死亡而终止，故许×并不具备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的主体资格。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刘×1、刘×2、刘×3、刘×4、刘×5、刘×6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刘×1、刘×2、刘×3、刘×4、刘×5、刘×6上诉认为刘×7在购买诉争房屋使用了许×的工龄，进而主张诉争房屋应为许×、刘×7夫妻共同财产。本院认为，许×的工龄并非许×的遗产，刘×7在购买诉争房屋时虽因许×的工龄抵扣了部分购房款，但抵扣的该部分购房款应视为刘×7依据相关政策取得的福利性补贴，而非许×的出资。刘×1、刘×2、刘×3、刘×4、刘×5、刘×6的上诉理由，缺乏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磊
审 判 员 林 立
代理审判员 侯晨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ＸＸ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