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台州市椒江威达纺织塑胶厂。
法定代表人：邱士兵。
委托代理人：杨丽芳，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永利箱包厂。
法定代表人：ＸＸ，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顺玲，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男，1982年3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祁阳县浯溪镇东正街**号。
委托代理人：姜顺玲，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台州市椒江威达纺织塑胶厂（以下简称威达塑胶厂）、广州市花都区永利箱包厂（以下简称永利箱包厂）因与被上诉人Ｘ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3）穗花法狮民二初字第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永利箱包厂系个人独资企业，ＸＸ系该厂投资者。威达塑胶厂主张其与永利箱包厂存在交易往来，涉案交易均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0年11月7日，经双方结算，ＸＸ在《结算账单》上签名确认永利箱包厂截至该日尚欠威达塑胶厂货款113000元。后威达塑胶厂分别于2010年12月19日、2011年1月6日及2011年6月18日三次通过物流公司向永利箱包厂送货，货款共计132629元。永利箱包厂分别于2010年12月17日、2011年4月21日及2011年7月12日三次向威达塑胶厂支付货款共130000元。ＸＸ于2012年12月17日出具《协议书》一份，内容显示“关于邱士兵发货给永利厂的货11万元左右，但没有工厂签字，所以双方发生不信任，工厂不承认这么多，故此，工厂觉得只欠五万元左右，剩下五万元，待2013年6月份以前查对核实了再定。承认的伍万元在2013年4月份付清。永利厂ＸＸ”。威达塑胶厂主张永利箱包厂现尚欠115629元货款未付。
永利箱包厂、ＸＸ对截至2010年11月7日尚欠货款113000元以及已支付货款13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但主张其未收到威达塑胶厂诉称的三批价值132629元的货物，并抗辩称双方货款已结清，2013年12月17日出具的协议是重大误解。
永利箱包厂、ＸＸ主张其于2012年1月20日向威达塑胶厂退货2710Y，应退货款为11382.58元。威达塑胶厂对此不予确认，抗辩称其无收到退货。
另查明，威达塑胶厂提交的三份《运单》均显示收货人为李太平，到站为狮岭，但均人收货人签收。台州市通宇联运物流有限公司下陈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亦显示“发往广东花都狮岭李太平收”。
上诉人威达塑胶厂原审诉讼请求判令：1、永利箱包厂归还货款115629元及利息（从2011年9月18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2、在永利箱包厂无法清偿债务时，由ＸＸ以其个人财产承担上述债务的清偿责任；3、案件诉讼费用由永利箱包厂、ＸＸ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货款。威达塑胶厂、永利箱包厂双方对账确认永利箱包厂截至2010年11月7日尚欠威达塑胶厂货款11300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对于对账后的送货情况，威达塑胶厂主张其于2010年12月19日、2011年1月6日及2011年6月18日三次通过物流公司向永利箱包厂送货价值132629元，永利箱包厂则抗辩称其没有收到上述货物。根据双方于2010年11月7日对账确认货款及永利箱包厂对账后支付货款情况，结合ＸＸ于2012年12月17日出具的《协议书》内容，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经对账确认截至2010年11月7日货款为113000元，永利箱包厂在对账后三次支付了货款共130000元，已超过双方对账确认的贷款金额，可以初步推断双方于2010年11月7日对账后仍有交易发生；ＸＸ出具的《协议书》系在上述三次付款之后，ＸＸ虽在《协议书》中对双方争议的“11万元左右”货款未作最后确认，但其同时承认了其中50000元货款并明确了支付期限，其在已支付超过双方2010年11月7日对账确认的货款金额情况下仍承认50000元货款，可以进一步印证双方对账后仍有交易发生；据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0年11月7日对账后仍有交易发生。至于具体送货情况及货款金额，威达塑胶厂主张三次送货货款金额132629元，但其提交的《运单》没有收货人签收，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至多也只能证明威达塑胶厂将相关货物交给物流公司托运，不足以证明其已将其主张的全部货物交付给永利箱包厂，其对于对具体送货情况及货款金额亦无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永利箱包厂抗辩称未收到货物，但其于《协议书》中明确承认了50000元货款并约定了支付期限，原审法院对该50000元货款予以确认。ＸＸ抗辩称该《协议书》属于重大误解，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永利箱包厂主张其于2012年1月20日向威达塑胶厂退货，但其提交的《退货单》无威达塑胶厂签章，其亦无提交证据证明签署《退货单》的人员与威达塑胶厂的关系，且威达塑胶厂不予认可，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双方对涉案货款虽有争议，但永利箱包厂已明确其中50000元货款并约定了支付期限，其应依约履行支付义务。至于其余争议货款，威达塑胶厂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关于利息。永利箱包厂收货后未及时依约支付货款，确已造成威达塑胶厂利息损失。威达塑胶厂主张永利箱包厂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计算基数及起始时间应作调整，即以货款50000元为基数，从《协议书》确认的支付期限届满次日即2013年5月1日起计算。
关于永利箱包厂、ＸＸ的责任承担。ＸＸ系个人独资企业永利箱包厂的投资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永利箱包厂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由其投资者即ＸＸ以其个人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广州市花都区永利箱包厂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台州市椒江威达纺织塑胶厂支付货款50000元。二、广州市花都区永利箱包厂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台州市椒江威达纺织塑胶厂支付上述货款利息（以货款5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日止）。三、在广州市花都区永利箱包厂财产不足以清偿第一、二项债务时，由ＸＸ以其个人财产予以清偿。四、驳回威达塑胶厂台州市椒江威达纺织塑胶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3元，由台州市椒江威达纺织塑胶厂承担740元，由广州市花都区永利箱包厂、ＸＸ承担563元。
上诉人威达塑胶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截止2010年11月7日，永利箱包厂欠威达塑胶厂货款113000元，欠款由双方对数确认，并有ＸＸ的亲笔签字认可，欠款真实存在，双方对数额均无异议。二、威达塑胶厂在对账之后又发货三次，四张出货单货款共计132629元，该事实从以下几点可以证明：1、出货单四张、台州市通宇联运物流有限公司下陈分公司运单三张以及证明一份，以上证据材料的时间及收货单位、收货人名称均一致，证实威达塑胶厂分三次通过台州市通宇联运物流有限公司送货到广州市花都区永利箱包厂李太平收。2、编号分别为00157580、02103983、02282643、02282644的增值税发票四张，合计数额245629元，永利箱包厂均收到并对发票进行了认证。发票总金额恰恰就是永利箱包厂原欠款113000元加上后来三次发货的货款132629元的总和，倘若永利箱包厂没有收到后来的货，为何要接受发票并记账认证。3、从ＸＸ亲自书写的协议书的内容来分析，永利箱包厂是实际收到货物的。如果没有收到后来的货物，永利箱包厂根本不欠威达塑胶厂的钱，甚至多付了。协议书中“关于邱士兵发货给永利厂的货11万左右”，从时间上来看这“11万左右”显然不可能是先前确定的113000元，而应该是113000元加上后来三批货物的货款总额132629元减去三次汇款总额130000元所得出的115629元。由此，永利箱包厂是肯定收到货物。4、录音资料一份。该录音资料是邱士兵在2012年12月3日向李太平打电话时录制的。从录音内容中可以看出，邱士兵与永利箱包厂已经不是第一次就本案涉及的货物和款项进行沟通了，如果永利箱包厂确实没有收到货，早就应该查出来并肯定地驳斥威达塑胶厂的说法，但整个电话过程永利箱包厂并没有否认收到货，而是一直以需要查账为借口在拖延。相反从对话中可以发现，永利箱包厂每次收货和出货都是有记录的，明显是永利箱包厂在有意抵赖。同时，从录音内容可以了解到，威达塑胶厂通过货运公司发货给永利箱包厂，永利箱包厂收货并支付运费，但永利箱包厂不在货运单签字，这样的交易模式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双方惯有的交易方式，双方就是基于多年合作的信任才一直采用这种模式交易的。但07-08年左右，永利箱包厂就曾经利用过“货运单没有签字，双方无法对账”这一漏洞来赖帐，导致威达塑胶厂有部分货款无法收回。三、对于威达塑胶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明显永利箱包厂已经收到并且入账以用作税款抵扣，否则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事实上威达塑胶厂开具的发票并没有任何问题，但永利箱包厂却予以否认收到发票，其观点与事实是相互矛盾的。1、永利箱包厂提交的证据中根本对应不到结算账单确认的113000元数额，显然永利箱包厂提交的证据并不全面，也不真实。2、编号为00157580和02103983两张发票，已经被永利箱包厂验证使用，但永利箱包厂竟然否认收到这两张发票，也没有在证据中显示出来，从而可以看出永利箱包厂的证据根本就是伪造的。3、永利箱包厂一方面否认尚欠货款，却在2012年12月17日ＸＸ还书写协议书说“工厂觉得只欠五万左右，剩下的5万元左右待2013年6月份以前查对核实了再定”，明显自相矛盾。4、永利箱包厂没有收到威达塑胶厂后来寄出的三批货，却又有退货一说。按照永利箱包厂的说法，2011年7月13日就全部付清货款了，一年多以后才退货，自相矛盾。四、永利箱包厂是个人独资企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ＸＸ作为广州市花都区永利箱包厂的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应当对个人独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上诉请求判令：1、改判永利箱包厂支付货款115629元及利息（从2011年9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日止）给威达塑胶厂；2、永利箱包厂无法清偿时，ＸＸ以其个人财产承担上诉债务的清偿责任；3、本案上诉费由两永利箱包厂承担。
上诉人永利箱包厂、被上诉人ＸＸ答辩称：永利箱包厂已经还清款项无需再支付，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是否付款的依据，因此并非本案的关键证据。
上诉人永利箱包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永利箱包厂已经支付清拖欠的货款，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永利箱包厂已经还清了威达塑胶厂的货款，永利箱包厂与威达塑胶厂于2010年11月7日签订了一份对账单，确认永利箱包厂欠威达塑胶厂货款113000元，之后，2011年4月21日永利箱包厂偿还威达塑胶厂50000元，2011年7月13日永利箱包厂偿还威达塑胶厂30000元，永利箱包厂共偿还威达塑胶厂货款80000元。后来得知深圳市福田旅行用品有限公司代永利箱包厂付给威达塑胶厂50000元，永利箱包厂还清了货款，不存在还需要支付货款的问题。庭审中永利箱包厂提出保留追回该笔款项的权利。二、一审法院对永利箱包厂提出的证明“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的证据没有考虑，而是根据推理模糊判案，有失公允。因永利箱包厂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原因，2012年12月17日，永利箱包厂与威达塑胶厂签订《协议书》，内容记载永利箱包厂需要核对后再确定是否欠款以及欠款金额。签订此协议之后，永利箱包厂经查账才知道2010年12月17日，深圳市福田旅行用品有限公司代永利箱包厂付给威达塑胶厂50000元（永利箱包厂与威达塑胶厂均认可），实际上永利箱包厂不应该出具这样一份协议书。为证明《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永利箱包厂出具了还款的银行凭证和威达塑胶厂开具的发票，证明已经还清了款项，原审法院判决中没有考虑。庭审中，威达塑胶厂和永利箱包厂提出深圳市福田旅行用品有限公司代永利箱包厂付给威达塑胶厂50000元，而非永利箱包厂自行支付的款项，原审法院忽略永利箱包厂可能不知情的情况，判决中认定是永利箱包厂自行支付的，造成无法查明存在重大误解的事实。故上诉请求判令：l、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威达塑胶厂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威达塑胶厂承担。
上诉人威达塑胶厂答辩称：永利箱包厂没有还清货款，至今仍欠款11万多，从威达塑胶厂提供的2011年11月7日之后付款及发票明细，ＸＸ书写的协议书及威达塑胶厂追讨货款的录音均可证明。协议书是在威达塑胶厂又送了三笔货物后，向永利箱包厂追收货款时ＸＸ亲自写下的，不存在重大误解，且与证据链相互印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威达塑胶厂提交了一份补充证据：威达塑胶厂的法定代表人邱士兵打给ＸＸ的父亲李太平的电话录音光碟，拟证实永利箱包厂尚欠货款110000多元。永利箱包厂质证认为，该录音证据产生于一审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录音并非针对ＸＸ，真伪无法识别，且录音中也没有亲口承认欠威达塑胶厂货款。
威达塑胶厂向本院申请调查编号为02103983增值税发票的认证抵扣情况。永利箱包厂认为威达塑胶厂应在一审期间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且该发票的认证抵扣情况与威达塑胶厂想证明的事实没有关联。
另查明，根据威达塑胶厂的电话录音证据，“邱士兵”主张永利箱包厂还欠货款110000多元，且在对账后又送货130000多元，但“李太平”并未在电话中确认尚欠威达塑胶厂110000多万和已收到涉案货物，只是表示其认为不欠那么多货款，运单上没有签字，收货需要查日志，货款需要查账。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2010年11月7日之后威达塑胶厂有无向永利箱包厂供货132629元；2、ＸＸ于2012年12月17日出具《协议书》是否构成重大误解。
关于2010年11月7日之后威达塑胶厂有无向永利箱包厂供货问题。首先，2010年11月7日，双方经过对账确认，永利箱包厂仅欠威达塑胶厂货款113000元，如果威达塑胶厂在此之后没有继续供货，永利箱包厂无需向其支付多达130000元货款。且2012年12月17日，ＸＸ出具《协议书》确认还欠威达塑胶厂货款50000元，可以证明威达塑胶厂确有继续供货给永利箱包厂。其次，对于2010年11月7日之后产生的货款金额，因威达塑胶厂提交的《运单》、物流公司证明及上述付款凭证及《协议书》等证据，仅能证明威达塑胶厂有交货给物流公司，不能证明永利箱包厂收货金额达132629元。威达塑胶厂二审虽提供了“邱士兵”与“李太平”的录音证据，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对话者的真实身份，且从双方对话的内容来看，“李太平”并未在电话中确认尚欠威达塑胶厂110000多万和已收到涉案货物，只是表示需要查日志和查账，故该份录音证据并不能证实威达塑胶厂的主张。至于威达塑胶厂提出的调查编号为02103983增值税发票的认证抵扣情况的申请，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并不能证实货物交付的事实，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货款具体金额的情况下，该申请与讼争事实的认定无必然关联，故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ＸＸ于2012年12月17日出具《协议书》是否构成重大误解问题。2010年12月17日，深圳市福田旅行用品有限公司代永利箱包厂付给威达塑胶厂50000元，之后威达塑胶厂也已向深圳市福田旅行用品有限公司开具了5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到ＸＸ出具《协议书》时，已经长达两年时间。永利箱包厂主张其对于深圳市福田旅行用品有限公司的付款事实并不知情，与常理不符，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永利箱包厂认为ＸＸ出具《协议书》构成重大误解，无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按照永利箱包厂自认货款金额，确认永利箱包厂尚欠威达塑胶厂货款50000元，并无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威达塑胶厂、永利箱包厂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06元，由上诉人台州市椒江威达纺织塑胶厂负担148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器永利箱包厂负担112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泳筠
廖嘉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