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31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汉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长虹北路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706801192B。
法定代表人：邓智慧，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春雷，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漳穗鸿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漳县城关镇文笔峰村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24770761420W。
法定代表人：赵卫生，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曼、姚飞，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即代理起诉，代为调解、和解，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撤诉，代收法律文书。
原审第三人：襄阳银祥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张湾镇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7714612527Y。
法定代表人：李秀芝，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咸奇、李青文，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即出庭参加诉讼，代收法律文书。
上诉人湖北汉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漳穗鸿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穗鸿公司）、原审第三人襄阳银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2017）鄂0624民初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汉源公司上诉请求：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上诉人的货款不能收回,造成损失；（一）汉源公司已经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债权的全部证据。汉源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向上游银祥公司购买煤炭支付款项、与下游穗鸿公司签订合同、开具发票并收回部分款项的证据,以上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汉源公司的合法债权。穗鸿公司并未尽到举证义务。穗鸿公司否认与汉源公司存在贸易关系,并否认合同的真实性,拒绝提供其财务账册,在账册中应当可以反映出穗鸿公司接收汉源公司煤炭并向其下游交付的事实。在已经查证的事实中,可以认定穗鸿公司与汉源公司存在贸易和合同关系,并接收了汉源公司的发票,其有义务提供涉及本案的事实的全部证据,在其拒绝提供所持有的全部证据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和作出对汉源公司有利的推断。原审法院没有考虑到煤炭买卖案件的交易习惯和本案综合事实。在大宗交易的煤炭买卖案件中,事实仅有一次交付,交易链条中的上下贸易公司往往没有实际交付行为,而是通过合同和发票进行结算。譬如在原审所认定的合同额7933500元和已经付款12288030.9元中,双方同样没有交付煤炭的证据。如果仅凭被上诉人的否认,并将举证不力的责任认定为上诉人,将是对客观事实和上诉人合法权利的漠视。（二）本案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全部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穗鸿公司、银祥公司拒不举证,且不客观反映案件的事实,原审人民法院仅将举证责任认定为在原告处,属适用法律不当；对本案证据的评判不当。原审人民法院不能否定上诉人证据的真实合法性,也应明知上诉人汉源公司所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仅以存在其他可能性而认为证据不足,否定穗鸿公司订立合同、接收发票的法律后果,导致汉源公司合法权利不能得到保护。原审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理解不当。汉源公司不仅仅举出发票的证据,更举出了货物的来源、去向(在穗鸿公司账册中),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汉源公司的主张。对第三人银祥公司法律处理不当。在本案中,银祥公司系煤炭买卖的当事人,也是煤炭交付的经手人,其与穗鸿公司串通,否认案件事实,应依法承担本案的责任。请求撤销南漳县人民法院(2017)鄂0624民初65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为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
穗鸿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银祥公司辩称，银翔公司不应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原审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是清楚的，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对第三人所提出的上诉请求。
汉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汉源公司于2011年5月开始向被告穗鸿公司卖煤，并与被告先后签订了两份《煤炭买卖合同》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原告向被告累计售煤30，681.61吨，煤款合计为14，149，530.40元，被告仅支付了煤款12，288，030.9元，尚欠煤款1，861，499.5元。原告多次催讨无果，遂提起诉讼。请求法院：1.判令被告穗鸿公司支付原告煤款1，861，499.5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2012年12月22日起至付清为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5月2日，原告汉源公司与被告穗鸿公司签订1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穗鸿公司向汉源公司购煤5000吨，每吨单价650元，总金额3,250,000元，交货方式为出矿交货；2012年9月10日，原、被告又签订1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煤14，500吨，单价323元，总金额4,683,500元，交提货方式为：供方（即汉源公司）负责按需方（即穗鸿公司）指定地点送到，运输费用由需方承担，以供方电子磅数量为准，双方派人监磅。2011年5月27日至2012年12月21日，原告汉源公司共计5次向被告穗鸿公司开具并交付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煤炭总吨数为30,681.61吨，金额为12,093,615.72元，税额为2,055,914.68元，价税合计14,149,530.4元。其中，2011年5月27日开具3份，价税合计3,250,000元；同年9月29日开具2份，价税合计1,626,630.4元；同年10月24日开具3份，价税合计2,370,700元；2012年11月27日开具2份，价税合计2,218,700元；同年12月21日开具5份，价税合计4,683,500元。2011年6月16日至2014年3月26日，被告穗鸿公司先后7次向原告汉源公司付款12,288,030.9元。其中，2011年6月16日110万元（转账）、2012年1月17日410万元（承兑汇票）、3月30日201.96万元（承兑汇票）、5月10日27,730.4元（转账）、11月27日220万元（承兑汇票）、2013年12月31日40,700.5元（转账）、2014年3月26日280万元（承兑汇票）。2012年4月26日、6月11日，原告汉源公司与第三人银祥公司先后签订2份协议，合同编号分别为：20120501、20120611。2012年8月20日，原告汉源公司与湖北鑫银翔商贸有限公司签订1份协议，合同编号为：20120820。2015年11月7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鄂三真司鉴中心[2015]文鉴字第W0175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标称日期为“2012年9月10日”、供方为“湖北汉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需方为“南漳穗鸿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上需方栏处“赵卫生”签名笔迹与提供的赵卫生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本案原审中，法院曾于2015年11月25日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私刻公司印章罪，将案件移送南漳县公安局管辖，本案裁定中止诉讼。2016年7月15日，南漳县公安局回复，经调查无证据证明本案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私刻公司印章罪。综观本案，原、被告的争议焦点如下，法院分别予以评述。1、原告汉源公司是否与被告穗鸿公司签订2份煤炭买卖合同，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交2011年5月2日、2012年9月10日与被告签订的2份煤炭买卖合同，来证实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质证，被告对合同上的穗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提出异议，认为合同上“赵卫生”不是其法定代表人本人所签，2份合同上印章也不一致。经被告申请，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标称日期为“2012年9月10日”、供方为“湖北汉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需方为“南漳穗鸿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上需方栏处“赵卫生”签名笔迹与提供的赵卫生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两份合同上加盖的印章虽不一致，但经公安机关调查，两份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均未在公安机关备案。且被告在原审和重审中均认可合同上的印章是真实的，其公司使用过上述两枚印章，故法院认定原告提供的两份合同上的印章是被告公司的，2012年9月10日合同上的“赵卫生”签名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赵卫生”本人所签。对签订合同的过程，原告陈述当时的经办人已离职，无法提供签订合同的详细经过及具体细节；被告辩称其与银祥公司有业务往来，其印章在银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秀芝处，合同上的印章是李秀芝加盖的。本案审理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法院依职权询问了银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秀芝，李秀芝对被告所述予以否认。故被告的辩解无证据支撑，按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原告提交的2份煤炭买卖合同应予认定，其中2012年9月10日合同上的“赵卫生”签名虽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本人所签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签订的2份买卖合同有效。但上述2份买卖合同涉及的合同标的额为7,933,500元，而本案原告主张双方的标的额为14,149,530.4元，就另外6,216,030.4元标的额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汉源公司既未提交书面合同，也没有证据证实双方有口头约定。故原、被告即使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仅限于上述2份买卖合同所对应的标的额。2、原告汉源公司是否向被告穗鸿公司交付其所主张被告欠其煤款数额的标的物。原告明确表示其与被告没有直接发生交付的行为，也不能提交交付的相关证据。其系银祥公司的上游公司，是通过银祥公司向被告交货，并提交2012年4月26日、6月11日汉源公司与银祥公司的协议及2012年8月20日汉源公司与湖北鑫银翔商贸有限公司的补充协议来予以证实其主张。经法院审查，上述三份协议虽是真实的，但结合李秀芝的陈述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4]鄂樊城刑一初字第00333号和[2014]鄂樊城刑一初字第00179号2份刑事判决所认定的相关事实来看，2012年4月26日和6月11日二份协议中所指向的煤炭供给了其他公司，并未供给本案的被告穗鸿公司。且在法院询问李秀芝时，其也明确否认原告通过其向被告交货。故原告主张本案中通过银祥公司向被告交货，证据不足。另原告称其虽与被告没有直接发生交付的行为，但其是从上游购进，下游卖出，本案中煤炭直接供给了终端用户，原告只是交付之中的一个环节，交付证据应在终端用户处。经审查，从原、被告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来看，2011年5月2日合同中约定的交提货方式为出矿交货；2012年9月10日合同中约定的交提货方式为供方负责按需方指定地点送到，运输费用由需方承担，以供方电子磅数量为准，双方派人监磅。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与上述原告陈述交付方式并不一致,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对交付方式进行了变更。按原告所述，与被告发生煤炭交易并非一次，而是多次，金额达上千万元。但本案中原告作为公司法人，记账依据仅是其单方制作的销售核算单，无一份被告方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单据及其他资料来证实向被告交货的事实。且被告明确否认与原告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更未从原告处收到煤炭。法院依据原告申请调取了相关证据，亦看不出交付的证据。故按证据规则的规定，应由原告承担其向被告交货的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原告主张与被告的标的额为14,149,530.4元，被告实际付款12,288,030.9元，剩余1,861,499.5元即原告主张被告欠款的数额。即使被告认可所付款项的交易真实，对差额部分也即本案原告诉讼请求所主张被告欠其煤款的数额，在被告不认可的情况下，原告仍应举证证实双方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及向被告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故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认定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其所主张被告欠其煤款数额（1,861,499.5元）的标的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汉源公司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被告穗鸿公司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根据上述规定，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前提是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而本案中，原告汉源公司依据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证明其向被告穗鸿公司已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但被告穗鸿公司明确否认收到该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开列的货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按照上述解释的规定，原告汉源公司还应提供其他证据来证实其向被告穗鸿公司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但从本案的现有证据来看，原告汉源公司主张被告穗鸿公司欠其煤款数额的依据，是以其给穗鸿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总数额减去穗鸿公司给其付款的总数额，得出本案的欠款数额，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法院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一般纳税人经营活动中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凭证，是记载商品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的财务收支凭证，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是购货方据以抵扣税款的法定凭证，是税收机关计收税金和扣减税额的重要凭证。虽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增值税暂行条例》赋予出卖人的义务，但当事人是否基于真实交易依法开具和抵扣与是否交付标的物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前者受税法规制，后者受《合同法》调整。在现实的商业交易活动中，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间有随意性，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与收取标的物或者支付货款没有次序。既存在“先付款、再开具发票”的情形，也存在“先开具发票、再付款”的情形，甚至存在代开发票的情形。不论买受人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还是出卖人有证据证明买受人已经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都不能完整地、排他地证明出卖人已经将标的物交付于买受人。证明交易的完整性还应考虑增值税专用发票流转的合法性、资金流向及货物流转的真实性等因素。故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交付标的物的依据，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欠款数额的依据。就本案而言，虽然原告汉源公司向被告穗鸿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汉源公司亦持有被告穗鸿公司向其付款的凭证，但并不能仅凭此来证明双方必然存在货物流转的真实性，还应以实际交付买卖标的物作为欠其货款的依据。故原告汉源公司请求被告穗鸿公司支付尚欠煤款1,861,499.5元及相应利息，在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显然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汉源公司的主张虽亦有合理因素存在，但在第三人明确否认，且其无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仍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原、被告分歧较大，本案未能进行调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湖北汉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54元，由原告汉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中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汉源公司请求穗鸿公司支付其购煤款，但汉源公司除了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外，汉源公司没有提供其他债权凭证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及结算关系，合同和发票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汉源公司请求不能得到法院支持，故原审法院判决适当。上诉人汉源公司上诉称其已向法院提交了债权的全部证据及穗鸿公司没有尽到举证责任的上诉请求与本院查明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汉源公司还上诉称原审法院没有考虑到煤炭买卖案件的交易习惯和本案综合事实，在大宗交易的煤炭买卖案件中,事实仅有一次交付,交易链条中的上下贸易公司往往没有实际交付行为,而是通过合同和发票进行结算，在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合同额7933500元和已经付款12288030.9元中,双方同样没有交付煤炭的证据。如果仅凭被上诉人的否认,并将举证不能的责任认定为上诉人,将是对客观事实和上诉人合法权利的漠视的上诉请求，因汉源公司请求穗鸿公司支付尚欠煤款1,861,499.5元及相应利息，该主张虽有合理因素存在，但在穗鸿公司明确否认，且无其他确凿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仍应由上诉人汉源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汉源公司若认为与银祥公司及穗鸿公司有其他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可在有充分证据时另行起诉主张自己的权利，故上诉人汉源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妥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554元，由湖北汉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史建东
审判员 王 进
审判员 肖 瑾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胡梦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