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静民二（商）初字第2338号
原告王培德。
委托代理人周瑞民，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吴军。
委托代理人孙佩勋，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祎，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平。
原告王培德诉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上海分公司）、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12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徐文文独任审判，并于2014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周瑞民、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委托代理人刘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平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2012年2月26日投保了被告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商业险。在保险期间内，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案外人方某受伤，经静安交警支队认定，原告对该交通事故负全责。经法院判决，除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方某支付的赔偿款外，原告还向方某支付赔偿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62，515.83元。嗣后，原告向两被告索赔，但两被告只赔偿原告28，801.42元。原告遂起诉，要求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金33，714.41元，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辩称，原告所诉33，714.41元属于非医保费用，根据合同约定不属于理赔范围，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请。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单，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
2、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方某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原被告支付方某赔偿款的情况；
3、住院医疗费单据，证明案外人方某住院发生的医疗费及该医疗费的分项说明；
4、代管款收据，证明原告已向案外人方某支付赔偿款；
5、机动车辆保险人伤费用清单，证明被告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核减医疗费33，714.41元。
针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证明承保范围是医保范围；
2、上海市医疗保险办公室《关于公布部分一次性使用及植入性医用材料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标准和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证明案外人方某骨内固定材料费用的医保最高支付标准为10，000元。
针对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属于格式条款，确实存在，但原告自投保时至开庭前未曾收到，被告没有尽到提示与告知义务，故免责条款对原告不发生效力；证据2是规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提供的证据2、3表明超过1万元部分的手术材料费并未被排除在医保范围之外。
针对原告关于证据1的质证意见，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补充辩称，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通过快递或者上门送达的方式向原告送达保险条款，原告收到了保险单，对保险单内容有注意义务，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单“特别约定”部分提示原告在收到保单的同时会收到保险条款一份，在“明示告知”一栏也提示了原告要阅读保险条款的内容，故被告上海分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被告平安公司未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就其所有的号牌号码为湘E1XX**的机动车向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投保，2012年2月26日，被告平安公司向原告签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单，保险期间为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2月28日，车辆损失险保险赔偿限额为123，5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为500，000元，且不计免赔。《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以下简称《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对于超过交强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该《保险条款》第十七条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本保险合同的规定，并根据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身创伤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人身伤亡的赔偿金额”。
2013年7月22日，本院作出（2013）静民一（民）初字第120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以下事实：王培德于2012年3月2日驾驶号牌号码为湘E1XX**的机动与方某发生交通事故，致方某人伤车损，王培德对本起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方某各项损失核定为165，220.94元，扣除平安上海分公司所应承担的交强险赔付款102，705.11元，王培德所应支付的赔偿款共计62，515.83元（已先行垫付35，943元，仍需支付26，572.83元）。
2013年8月，原告履行了向案外人方某支付赔偿款26，572.83元的义务。嗣后，原告向两被告申请理赔，获得赔付款28，801.42元，核减金额33，714.41元未得赔付，故起诉来院。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为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间订立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原告在保险期间内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致使案外人方某人伤车损，依法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两被告作为保险人，对原告所应承担的上述赔偿责任中超过交强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本院作出的（2013）静民一（民）初字第1205号民事判决书已对本案所涉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及方某的各项损失作出认定，并对平安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的赔付责任、王培德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依法作出判决，原告王培德有权在履行了该判决所确认的金钱给付义务之后向两被告申请理赔。
关于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辩称非医保费用不属于理赔范围的意见，本院认为：第一，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所举证的《通知》系上海市医疗保险办公室为完善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确定相关医用材料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标准而作出的，真实有效，但该《通知》并非系争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故不能依其内容直接限制原告根据保险合同所应享有的权益；第二，《保险条款》属于由两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两被告在向原告提供保险单时应附该格式条款并说明其内容，但两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确实向原告送达了上述条款；第三，《保险条款》第十七条是免除两被告责任的条款，两被告应在订立合同时就该条款内容依法向原告作出提示并予以明确说明，现两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就该免责条款作出提示与明确说明的义务。因此，依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该《保险条款》第十七条不产生效力，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的前述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申请理赔数额为62，515.83元，未超过保险单所载明的赔偿限额，两被告在无法证明存在免赔事由的情况下应全额赔付，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未获赔付款项33，714.41元的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被告平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了答辩与质证的诉讼权利，相关后果应由其承担。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培德保险金人民币33，714.41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3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321.50元，由两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徐文文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 彦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