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茂中法民三终字第1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负责人魏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丹峰，男，197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新。
委托代理人彭华，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国桢，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石国浪。
原审第三人石国涛。
上诉人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永新、原审第三人石国浪、石国涛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3）茂化法民三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月9日2时10分，原告刘永新驾驶粤GV50**号小型普通客车（被告承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30万元及交强险），在G207线化州市良光农贸市场前路段，与行人石国海碰撞，造成石国海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
化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永新肇事后驾车逃逸，没有迅速报告执勤交警或者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是造成事故的全部原因，刘永新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化州市公安局新安派出所于2013年1月9日证明：2013年1月9日15时许，刘永新到我所投案自首称其在2013年1月9日凌晨2时许，在化州市良光镇207国道一个路口处发现路上有一黑影，刘永新采取避让措施后继续行驶。回家后其发现他的车上有血迹并在下午14时许接到交警部门的电话，刘永新感到可能发生交通事故撞伤人后到我所投案自首。
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原、被告共同选定的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名栏的签名“刘永新”进行笔迹鉴定。经鉴定，该签名不是原告刘永新所签。为此原告支出鉴定费用6000元（鉴定费5000元，为鉴定的交通、食宿费1000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广东省2012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石国海（农村居民）死亡的损害为：死亡赔偿金187434.6元（9371.73元／年×20年，石国海1975年3月26日生）；丧葬费25352.5元（50705元／年÷2）；处理交通事故及丧葬事宜的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873（根据死者及处理事故的亲属均是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板龙村古奇组村民、须赴化州市处理事故的情况酌情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根据死亡情况及化州生活水平）；合计245660.1元。
经化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主持调解，原告于2013年1月17日赔偿了21万元给第三人石国浪、石国涛（死者近亲属）。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肇事后是否逃逸，化州市公安局新安派出所的证明与该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矛盾，不足予认定原告逃逸。本案中，原告驾驶的机动车与石国海（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没有证据证明石国海有过错，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由被告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项限额内赔偿；不足的部分，由原告承担，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该不足的部分应由被告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由于石国海的损害合计不超过肇事车交强险死亡伤残项限额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之和，故被告应全部赔偿。原告代被告赔偿的21万元，被告应赔偿给原告。另外，被告应赔偿笔迹鉴定费用6000元给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216000元给原告刘永新。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225元（原告申请缓交），由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
上诉人保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刘永新驾车离开的行为不是“逃逸”的认定错误，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在事故发生后，刘永新驾车逃逸。且刘永新并未就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及责任提出任何异议和复核，这表明刘永新对该事故认定书完全认可，那么，该事故认定书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上均不存在问题，因此，该证据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另外“自首证明”及“取保候审决定书”，均显示刘永新在事故发生后离开了现场，同时，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刘永新看见一个1米多高的黑影闪过，并采取了避让措施，这说明，刘永新认为黑影有可能是行人，并采取避让措施，但是，避让措施是否有效，证明并没有提到。刘永新作为驾驶人，本应当具有高度的警惕义务，应将车辆置于安全的位置下车返回现场查看，确认事故的真实情况，但是，刘永新直接驾车离开，并且经过半个晚上、整个上午，刘永新没有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而是在接到交警的电话后才自首，因此该自首行为不构成事故发生后的不知情，其驾驶车辆离开的行为构成肇事逃逸。综上，公安机关的证明，只能证明刘永新刑事上的自首行为，并不能取代刘永新没有驾车逃逸，这和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并不存在矛盾，二者实质是一致的，一审法院对逃逸行为、刑事案件中的自首行为的理解错误，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刘永新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已构成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的免责事由，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不负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不认定刘永新存在“逃逸”，是错误的，并判决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对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对于这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行为，保险公司将其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无需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仅需在保险条款中尽到提示即可，而上诉人的保险条款已经通过大写的黑体以区别其他的普通条款，已经起到了提示的作用，该条款当然对被上诉人具有约束力。另外，2014年2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4）粤高法民复字第1号批复中明确指出，保险合同中肇事后逃逸免赔的条款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保险人可以依据合同条款免予赔偿。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存在“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上诉人无需对该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对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不尊重双方合同约定的表现。综上所述，上诉人仅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商业第三者险不负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仅需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对被上诉人赔偿110000元。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刘永新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不构成逃逸的事实清楚，上诉人混淆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保险合同赔偿责任的法律关系。1.被上诉人在未知事故发生的情况下驾车离开现场，接到交警通知后主动报案自首，并积极与受害人家属调解赔偿，主观与客观上均不符合逃逸的行为认定。2.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能成为上诉人免责的理由，上诉人混淆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保险合同赔偿责任的法律关系。二、上诉人作为投保商业保险的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赔付义务。1.上诉人未能对免责条款向被上诉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违反保险法规定，对被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名栏的签名“刘永新”进行笔迹鉴定，确认该签名并非被上诉人所签，不存在上诉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被上诉人明确说明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情形，因此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对被上诉人的损失予以赔偿。2.上诉人所主张的免责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制定方的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上诉人的责任免除条款中“逃离事故现场”属格式条款，与被上诉人不知事故发生而暂时离开现场情形不符，上诉人不应适用该格式条款予以免责，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予以赔偿。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3年3月6日刘永新以保险公司作为被告，石国浪、石国涛作为第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赔偿210000元及鉴定费6000元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本院认为，本案是刘永新因交通事故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损失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后，向保险公司索赔而引起的纠纷，因此本案案由应为责任保险合同纠纷。
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刘永新是否构成“逃逸”；2.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约定的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3.保险公司应否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
关于刘永新是否构成“逃逸”的问题。本院认为，民事赔偿责任上理解“逃逸”，除了刑事角度的故意逃逸外，还有过失。过失是说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当预见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是已经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的心理状态。本案中，首先，刘永新作为机动车的驾驶员，负有安全注意的义务，即有义务知道自已所驾驶的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是否安全、是否发生交通事故。其次，刘永新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即具有主观过失。表现在，一方面刘永新事前知道前面有一黑影，并采取了避让，感觉异常后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如下车查看，而是轻信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直接开车离开，构成过失。再次，刘永新在发生事故后确已将肇事车辆驶离现场，符合构成逃逸的客观要件。因此，保险公司上诉称刘永新的行为已构成“逃逸”的理由成立。
关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约定的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其次，《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中的投保人签名“刘永新”，经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部门鉴定，鉴定意见为：投保人签名处的“刘永新”签名与样本“刘永新”不是同一人笔迹。刘永新亦否认保险公司已告知免责条款的内容，因此不能依据该声明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等已向其本人作了明确说明”的内容，认定保险公司已履行说明义务。第三，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车险条款（2009）版》“责任免除”条款为格式条款。因保险公司未能提供其已向刘永新充分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证据，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约定的免责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
关于保险公司应否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事故发生后，刘永新已履行了其与石国浪、石国涛达成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的赔偿义务，刘永新虽有逃逸行为，但保险公司未向刘永新充分履行说明免责条款的义务，因此，刘永新要求保险公司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应予支持，保险公司上诉称其不承担商业第三者险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虽然认定刘永新肇事后没有逃逸不当，但实体处理适当，可以维持。上诉人保险公司上诉要求改判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黎 湛 红
审 判 员 庞 健 军
代理审判员 张 茹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许增海速录员张淑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