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8）粤14民终5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光华，男，汉族，1960年9月19日出生，住所地：福建省上杭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傅炳华，男，汉族，1965年1月28日出生，住所地：福建省上杭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利华，男，汉族，1969年12月12日出生，住所地：福建省上杭县。三位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纪光，福建龙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宏章，男，汉族，1950年12月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上诉人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因与被上诉人杨宏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17）粤1403民初900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责令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原审裁定以不能认定杨振先与王其祥的父子关系，不能认定杨振先已死亡、不能证明“杨昌发”与“傅其贤”是同一人，上诉人提交的产权依据不能证明讼争房屋属杨振先所有为由，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是讼争房产的权利人，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认为，关于身份关系、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了松口派出所的证明、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的证明，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的证明及调查报告、上杭县公证处的证明以及证人杨某的证词，证实印尼华侨杨振先出生在松口，其子原名杨昌发，抗战期间寄养于福建省上杭县才溪镇改名王其样，后又迁往上杭县白砂镇改名为傅其贤，三上诉人系傅其贤的儿子，即杨振先的孙子，这些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杨振先与上诉人之间的祖孙关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白砂公安派出所的调查报告载明“经查询1974年白砂户口原始底册显示王其祥原籍梅县松口”，这一原始底册形成于1974年，足以印证上诉人之父傅其贤与杨振先之间的父子关系。关于杨振先已经死亡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此都予以了确认，属于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并且，上诉人的父亲杨昌发出生于1935年12月，据此推算，杨振先出生时间应在1915年之前，己达一百多岁，根据生活经验，可以判断杨振先已不具有仍然存活的可能性。同时，杨振先的弟弟杨炎先之妻陈玉英的来信及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法庭上陈述的“从南洋回来的人都说杨振先已经死亡”，也可以证明杨振先已经死亡。同时，杨振先于1982年元月11日致信给杨昌发，注明“现在将借条寄回，一切由你办理”，并随信将被上诉人向其借用房屋的借条寄给杨昌发。在另一封信中，要求杨昌发“速打算回松口在原乡安居乐业保护祖宗遗产方是为人子之道”，根据这些信件所显示的内容，可以认定杨振先已将涉案房屋的权益赠与给了杨昌发，因此，即使无法认定杨振先已经死亡，其将涉案房屋赠与给杨昌发后，杨昌发也享有涉案房屋的相关权益。现杨昌发已死亡，涉案房屋的权益应由三上诉人继承，三上诉人也应当享有起诉的权利。至于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能否证实房屋产权问题，属于实体权利应当审查的问题，不能作为驳回上诉人起诉的理由。综上所述，上诉人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显属错误，请求上级法院撤销原审裁定，责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被上诉人杨宏章答辩称，证人扬悦权所讲不实，杨振先从未回国，1975年回国不是事实。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将座落在梅县××××下村义安围杨屋“绍德堂”西南侧厨房一间归还原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系福建省××县××镇××新村上城路村民，三原告的父亲为王其祥（1935年10月27日出生，于2009年3月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母亲为邱兰珍（1937年7月19日出生，于2010年4月4日死亡）。被告杨宏章系广东省梅州市××区××下村义安围村民。三原告认为其父王其祥是杨振先（原籍梅县松口镇南下村义安围的印度尼西亚华侨）的亲生儿子，其祖父在梅州市××区××下村义安围“绍德堂”西南侧有厨房一间借给被告使用，近年来原告的祖父杨振先和父母相继离世，上述房屋是原告的祖遗房产且已由原告继承，被告应将上述房屋返还给原告。经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未果，原告于2017年6月22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支持其上述诉请。另，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于2015年7月25日出具《证明》“兹有原本辖区上杭县白砂镇朋新村上城路村民王其祥（男，身份证编号：，2009年3月3日死亡注销），经核实查询，其儿子傅光华（男，身份证编号：，户籍地址：福建省××县××镇××新村××）、傅炳华（男，身份证编号：，户籍地址：福建省××县××镇××新村××）、傅利华（男，身份证编号：，户籍地址：福建省××县××镇××新村××）。特此证明”。该所于2015年8月18日出具《调查报告》“兹有原本辖区上杭县白砂镇朋新村上城路22-1号村民王其祥，男，1935年10月27日出生，身份证编号：，该居民于2009年3月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经查询1974年白砂户口原始底册显示王其祥原籍梅县松口，1965年6月才溪公社迁入，妻子系邱兰珍，长子王新东（又名傅光华），次子傅炳华，女儿傅丽梅，小儿子傅利华。经前往朋新村调查，王其祥1965年迁入白砂后入户傅凤章户，成为傅凤章养子。经询问了解该村村民称，周围村民及王其祥家属自王其祥迁入后均叫王其祥姓名为‘傅其贤’，而查询白砂派出所户籍资料显示王其祥姓名从1965年迁入以后一直沿用至死亡”。另，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于2015年7月23日出具杭外侨函﹝2015﹞3号《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上杭县公证处：兹有原白砂镇朋新村上城组村民傅其贤曾用名杨昌发系侨眷，其父杨振先系侨居印尼的华侨。杨昌发于1935年生于广东省梅州市××区××下村义安围，1942年被卖到上杭才溪员竹山，1965年移民到白砂朋新村上城组。其父杨振先于1937年到国外讨生活到了印尼定居”。经原审法院于2017年9月6日向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征询，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于2017年11月13日出具了杭外侨综﹝2017﹞2号《关于杨昌发身份征询函的答复函》“梅县区人民法院：2015年7月23日发出的杭外侨函﹝2015﹞3号函《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确实由我办出具。证明杨昌发是侨眷的依据是侨情调查的历史档案资料，杨昌发与杨振先的历史海外通信资料、回乡探亲图片等，村乡及侨联组织证明。关于杨昌发的迁徙经历请法院让杨本人提供户籍迁徙证明”。另，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于2017年2月4日出具《证明》“经查，原我辖区松南南下村义安围旅印度尼西亚华侨杨振先（男，已故，于1935年前后往印度尼西亚）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前已生育一个儿子取名杨昌发，杨昌发后被其生母送给福建省上杭县才溪镇人王盛隆做养子，取名王其祥，即户籍登记的姓名；王其祥成家生子后因当地生活条件差，搬迁到福建省××县××镇××新村认傅凤章为养父，取名傅其贤。现经我所对南下村相关知情人及南下村村委干部的调查询问，证明王其祥与杨昌发系同一个人，王其祥（杨昌发）与杨振先系亲生父子关系”。经原审法院于2017年6月30日向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征询，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于2017年7月24日出具《复函》“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我所于二0一七年二月四日出具一份《证明》，内容涉及认定一名中国公民王其祥与一名印度尼西亚华侨杨振先的亲子关系。现就贵单位的征询答复如下：一、杨振先系松口籍印度尼西亚华侨，我所依据其近亲属杨某及南下村委会知情人丘祥陈述认定其已死亡；但因杨振先系印度尼西亚华侨，长期旅居国外，我所无法对其具体情况进行核实。二、杨振先户籍不在我辖区，其在我辖区无亲属。三、王其祥的户籍不在我辖区，《证明》中对其户籍、姓名变更及收养等的证明依据王其祥的子女提供的一份由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核实的《报告》，对王其祥与杨振先父子关系认定的依据系我辖区南下村义安围居民杨某、许辉增的证人证言”。另，原审法院于2017年8月29日向梅州市××区××下村义安围村民小组长丘祥调查了解本案的相关情况，丘祥述称，其从1979年开始一直担任南下村义安围村民小组长至今，其没有见过杨振先、王其祥，只是听老一辈人讲过杨振先这个人，杨振先的户籍不在该村，听说杨振先是新中国成立前去的印度尼西亚，一直在印度尼西亚生活，杨振先在印度尼西亚没有成家，也没有回来过。该村没有名为“杨昌发”的户籍人口，其不清楚杨振先是否收养过一个名为“杨昌发”的小孩，也不清楚王其祥是否为“杨昌发”。杨振先在本地无亲属，人也一直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回来，其不知道杨振先是否还在世，也不清楚杨振先与“杨昌发”是否为父子关系，他们双方的关系无从考证。其亦不清楚原、被告讼争房屋的权属和情况。另，三原告的姐妹傅丽梅向原审法院提交声明表示，其决定不参与本案诉讼，自愿放弃本案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户籍证明原件、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调查报告》、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杭出具的外侨函﹝2015﹞3号《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及杭外侨综﹝2017﹞2号《关于杨昌发身份征询函的答复函》、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复函》、梅州市××区××下村义安围村民小组长丘祥询问调查笔录、傅丽梅的身份证复印件、声明以及开庭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可见，“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是作为原告起诉的首要条件，故原告应对其作为讼争房屋的权利人负举证责任。首先，关于杨振先的身份关系及其是否已死亡。原告提交了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出具的杭外侨函﹝2015﹞3号《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用于证明杨振先是侨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傅其贤（曾用名杨昌发）是其儿子；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用于证明杨振先（已故）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王其祥（杨昌发）与杨振先是亲生父子关系。经原审法院向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和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征询，上述两个单位均予以回复，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认定的依据是“侨情调查的历史档案资料，杨昌发与杨振先的历史海外通信资料、回乡探亲图片等，村乡及侨联组织证明”，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答复“杨振先系松口籍印度尼西亚华侨，我所依据其近亲属杨某及南下村委会知情人丘祥陈述认定其已死亡；但因杨振先系印度尼西亚华侨，长期旅居国外，我所无法对其具体情况进行核实。杨振先户籍不在我辖区，其在我辖区无亲属”。原审法院认为，杨振先的华侨身份证明，应提供其居住国护照及居留证、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能证明华侨在国外定居的证明或居留公证（认证）书等资料到户籍所在地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而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和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既不是杨振先的户籍管理部门，也不是确认杨振先华侨身份的主管部门，其所作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杨振先为印度尼西亚华侨的依据，其更不能仅凭信件、图片、言词等间接证据，未经杨振先本人或我国驻其居住国使领馆的核实，认定杨振先与傅其贤（曾用名杨昌发）或王其祥（杨昌发）的父子关系。关于杨振先是否已死亡，原告提供的证据是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所作证明的依据是“其近亲属杨某及南下村委会知情人丘祥陈述认定其已死亡”，经原审法院向丘祥调查了解，丘祥表示杨振先在本地无亲属，其亦不知道杨振先是否还在世，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也回复称“杨振先户籍不在我辖区，其在我辖区无亲属”，亦未就杨振先的具体情况向我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领馆核实，因此，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杨振先已死亡的依据。其次，关于王其祥的身份关系。原告提交了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出具的杭外侨函﹝2015﹞3号《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和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来证明“王其祥与杨昌发系同一人”、“傅其贤曾用名杨昌发”，经原审法院向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和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征询，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答复“关于杨昌发的迁徙经历请法院让杨本人提供户籍迁徙证明”，可见其所作证明并不能证实王其祥与“傅其贤（曾用名杨昌发）”是否为同一人，而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答复“王其祥的户籍不在我辖区，《证明》中对其户籍、姓名变更及收养等的证明依据王其祥的子女提供的一份由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核实的《报告》”，而从王其祥的户籍管理部门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和《调查报告》来看，只证明了三原告与王其祥是父子关系，王其祥于1965年迁入白砂镇朋新村后当地村民会叫王其祥姓名为“傅其贤”，王其祥姓名从1965年迁入以后一直沿用至死亡，并未证明王其祥曾用名为“杨昌发”，因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王其祥与“杨昌发”、“傅其贤”是同一人，王其祥与杨振先是亲生父子关系。再次，原告认为讼争房屋为杨振先所有，并提交房产所有证存根复印件、借条、信件等证据证实，从原告提交的房产所有证存根复印件来看，并未显示讼争房屋为杨振先所有，并且该存根为复印件，原告亦未提供原件核实其真实性，而我国不动产物权实行登记公示、公信原则，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杨振先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综上所述，原告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是讼争房产的权利人，与讼争房产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三原告不是适格的原告，对其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2017年6月22日，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三人向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认为其三人是兄弟关系，其祖父杨振先原籍梅县松口镇，1935年间为躲避战乱离开家乡至印度尼西亚谋生，留下祖母和时年7岁的父亲杨昌发。同年，祖母又将杨昌发送给了福建省上杭县才溪镇岭和村的王盛隆家做养子，取名王其祥。1959年王其祥结婚后，举家迁至上杭县白砂镇朋新村，改名傅其贤，并生下三兄弟。座落在梅县××××下村义安围“绍德堂”的房屋，是杨振先的上祖遗留的财产，其中的五间在土地改革期间经人民政府登记确认归杨振先、杨炎先等七人所有，讼争房屋则分归杨振先所有并由其管理和使用。1975年，其祖父到松口探亲时，杨宏章见讼争房屋闲置，于是向其祖父提出借用该房屋的请求，其祖父同意后，杨宏章向其祖父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向杨振先借用东至杨绍安、南至厅子、西至花头、北至天井的厨房一间（即“绍德堂”西南侧厨房）。1982年，其祖父从印尼将借条寄回给其父亲，并嘱咐其父亲“一切由你办理”。近年来，其祖父和父母相继离世。讼争房屋是其的祖遗房产且已由其继承。杨宏章借用原告房屋后拒不归还是违约行为，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杨宏章将座落在梅县××××下村义安围杨屋“绍德堂”西南侧厨房一间归还其三兄弟。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如下：1、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2017年2月4日《证明》“经查，原我辖区松南南下村义安围旅印度尼西亚华侨杨振先（男，已故，于1935年前后往印度尼西亚）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前已生育一个儿子取名杨昌发，杨昌发后被其生母送给福建省上杭县才溪镇人王盛隆做养子，取名王其祥，即户籍登记的姓名；王其祥成家生子后因当地生活条件差，搬迁到福建省××县××镇××新村认傅凤章为养父，取名傅其贤。现经我所对南下村相关之情人及南下村村委干部的调查询问，证明王其祥与杨昌发系同一个人，王其祥（杨昌发）与杨振先系亲生父子关系”。2、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2015年7月25日《证明》“兹有原本辖区上杭县白砂镇朋新村上城路村民王其祥（男，身份证编号：，2009年3月3日死亡注销），经核实查询，其儿子傅光华（男，身份证编号：，户籍地址：福建省××县××镇××新村××）、傅炳华（男，身份证编号：，户籍地址：福建省××县××镇××新村××）、傅利华（男，身份证编号：，户籍地址：福建省××县××镇××新村××）。特此证明”。3、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2015年8月18日《调查报告》“兹有原本辖区上杭县白砂镇朋新村上城路22-1号村民王其祥，男，1935年10月27日出生，身份证编号：，该居民于2009年3月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经查询1974年白砂户口原始底册显示王其祥原籍梅县松口，1965年6月才溪公社迁入，妻子系邱兰珍，长子王新东（又名傅光华），次子傅炳华，女儿傅丽梅，小儿子傅利华。经前往朋新村调查，王其祥1965年迁入白砂后入户傅凤章户，成为傅凤章养子。经询问了解该村村民称，周围村民及王其祥家属自王其祥迁入后均叫王其祥姓名为‘傅其贤’，而查询白砂派出所户籍资料显示王其祥姓名从1965年迁入以后一直沿用至死亡”。4、杨振先寄给杨昌发的书信。5、房屋所有证存根。6、1975年6月20日《借据》“兹借杨振先叔公老厨房一间，四至：东至杨绍安、南至厅子、西至花头、北至天井。经借人：杨宏章”。7、福建省上杭县公证处（2015）闽杭证字第608号《公证书》“兹证明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是王其祥的儿子”。8、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2015年7月23日杭外侨函﹝2015﹞3号《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上杭县公证处：兹有原白砂镇朋新村上城组村民傅其贤曾用名杨昌发系侨眷，其父杨振先系侨居印尼的华侨。杨昌发于1935年生于广东省梅州市××区××下村义安围，1942年被卖到上杭才溪员竹山，1965年移民到白砂朋新村上城组。其父杨振先于1937年到国外讨生活到了印尼定居。特此证明。”。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于2017年6月30日向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发出《征询函》，2017年7月24日，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作出《复函》“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我所于二0一七年二月四日出具一份《证明》，内容涉及认定一名中国公民王其祥与一名印度尼西亚华侨杨振先的亲子关系。现就贵单位的征询答复如下：一、杨振先系松口籍印度尼西亚华侨，我所依据其近亲属杨某及南下村委会知情人丘祥陈述认定其已死亡；但因杨振先系印度尼西亚华侨，长期旅居国外，我所无法对其具体情况进行核实。二、杨振先户籍不在我辖区，其在我辖区无亲属。三、王其祥的户籍不在我辖区，《证明》中对其户籍、姓名变更及收养等的证明依据王其祥的子女提供的一份由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核实的《报告》，对王其祥与杨振先父子关系认定的依据系我辖区南下村义安围居民杨某、许辉增的证人证言”。又于2017年9月6日向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发出《征询函》，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杭外侨综﹝2017﹞2号《关于杨昌发身份征询函的答复函》“梅县区人民法院：2015年7月23日发出的杭外侨函﹝2015﹞3号函《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确实由我办出具。证明杨昌发是侨眷的依据是侨情调查的历史档案资料，杨昌发与杨振先的历史海外通信资料、回乡探亲图片等，村乡及侨联组织证明。关于杨昌发的迁徙经历请法院让杨本人提供户籍迁徙证明”。原审法院在2017年8月3日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杨振先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身份，以及已经死亡的事实均认可，杨宏章的妻子李惠珍认可1975年6月20日《借据》是由杨宏章所写。在2017年11月9日第二次开庭审理中，审判人员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该院己依法向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发出《征询函》，但未得到答复，即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2017年11月13日作出的杭外侨综﹝2017﹞2号《关于杨昌发身份征询函的答复函》并未在庭审中出示，进行质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归侨、侨眷的身份，由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根据本人申请审核认定”，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2015年7月23日作出的杭外侨函﹝2015﹞3号《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具有法定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该条例对户口登记、户口迁移、公民变更姓名作了详细规定。对公安机关依据其行政管理职权以及专业的调查所出具的公民姓名变更、户口迁移的证明，人民法院应当给以充分的尊重。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2017年2月4日的《证明》、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2015年7月25日的《证明》、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2015年8月18日的《调查报告》充分证明了王其祥、傅其贤、杨昌发为同一人，经原审法院征询后，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2017年7月24日作出的《复函》亦未否定以上的事实。福建省上杭县公证处《公证书》、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证明》、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证明》及《调查报告》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充分证明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与杨昌发及杨振先的身份关系，即杨昌发与杨振先是父子关系，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与杨昌发是父子关系。根据杨振先及杨昌发已经死亡的事实，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对杨振先的遗产依法具有继承的权利。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持杨宏章所写的借杨振先老厨房一间的《借据》，主张杨宏章返还该老厨房，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与该老厨房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认定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是讼争房产的权利人，与讼争房产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对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2017年11月13日作出的杭外侨综﹝2017﹞2号《关于杨昌发身份征询函的答复函》未在庭审中出示，进行质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属程序违法。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的起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17）粤1403民初900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审理。上诉人缴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本院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陆宝华审判员  李 林审判员  陈国华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书记员  何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