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21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马焕欣，女，1976年9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马植秀，女，1949年12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马植兰，女，1954年5月28日出生。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军，北京市中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馨远，天津全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雪兰，女，1955年3月1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继承，男，1957年10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爱兰，女，1960年10月1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ＸＸＸ，女，1964年3月5日出生。
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磊，北京市君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标准件工业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15号2幢5层。
法定代表人：祖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楠，男，北京标准件工业集团公司职工。
上诉人马焕欣、马植秀、马植兰因与被上诉人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原审第三人北京标准件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标准件集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26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2017年2月11日即本案的上诉期间，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天英死亡。李天英的继承人为本案的被上诉人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该四人亦同意作为李天英的权利义务承继者参加此次诉讼，所以本院相应调整在案当事人。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及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馨远、被上诉人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及四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磊、原审第三人标准件集团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的反诉请求，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对《自有私房交标准件三厂使用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的性质认定错误，北京市西城区20号1幢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系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私产，并非标准件集团的自管公房，所以该《协议书》应是租赁合同。第二，《协议书》不具有继续履行的情形，且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不具有合法占有、居住使用案涉房屋的权利来源。首先，协议的主体为马植书、孙孟江，具有主体相对性也具有一定人身依附性，孙孟江去世后，该协议就处于自然终局、自然解除的状态，孙孟江的合同权利不能被继承，同时该协议也未约定孙孟江去世后由其家庭成员继续居住；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只有生前与孙孟江之共同居住人才可以继续履行租赁合同，但房屋实际居住人是孙孟江之女孙爱兰、女婿段增义，二人结婚时间为2004年5月，孙孟江在1993年5月去世，根本不属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无居住使用的权利来源；再次，案涉房屋所在地区面临拆迁，该协议继续履行会侵害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三，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具备腾房条件。首先，依据《协议书》约定双方发生矛盾调解无效孙孟江搬出，符合协议约定；其次，现在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不按照约定支付房屋租赁费，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有解除权；最后，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在北京有其他住房，可以正常使用。第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全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26条、第227条、第234条，《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24条。另外，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并未实际使用案涉房屋，期间曾将房屋转租给案外人居住。
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辩称，在不考虑李天英去世的因素，同意一审判决。首先，《协议书》并非租赁合同，而系由原标准件三厂进行的福利分房，并非是两方达成的合同，且马植书另行分得了一套公租房；其次，合同不具备解除条件，如果解除，需要原标准件三厂另行安排住处、马植书搬回原住处；最后，《协议书》表明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归标准件三厂，不是由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决定谁有权继续使用。
标准件集团述称，《协议书》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在原标准件三厂主持下签署的，原标准件三厂分房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分房真实有效，当时分房政策是将房屋交给单位再分配一套，案涉房屋已交给标准件三厂，标准件三厂就有权再分配。另外，我单位已无法重新分配一套房屋给当事人解决本案纠纷。
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马焕欣、马植书、马植秀继续履行《自有私房交标准件三方使用协议书》；二、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有权在北京市西城区20号1幢房屋继续居住。
马焕欣、马植书、马植秀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解除《自有私房交标准件三厂使用协议书》；二、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腾出案涉房屋并交付房屋钥匙；三、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交纳占有使用费用，暂计为82000元（自2002年3月起至实际腾房之日止，每月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北京标准件三厂因吸收合并，变更为北京标准件工业集团公司。李天英与孙孟江系夫妻关系，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均系李天英与孙孟江所生子女，孙孟江于1993年5月11日死亡。马焕欣之父马植书与马植秀、马植兰均为马振洪、张保琴（该二人系夫妻关系）所生子女，马振洪、张保琴及马植书现均已去世。北京市西城区20号1幢等2幢房屋（即案涉房屋）原系马振洪私产，现该房屋因继承变更登记为马植兰、马焕欣、马植秀三人按份共有。
1988年6月6日，原标准件三厂分房委员会按照当时的分配福利房屋政策与马植书、孙孟江签订《协议书》，约定如下：“在这次分房中，我厂职工交出两间自有私房，经领导和分房委员会与房主商量，自有私房交厂使用。规定如下：一、将马植书现住自有私房一间（案涉房屋）经房管部门及其亲属同意签字并办理租赁契约，交标准件三厂孙孟江同志长期居住。……三、三厂住户孙孟江每月向房主马植书按期交纳房管部门规定的房租。四、三厂住户孙孟江在此居住时，必须搞好与房主的关系，房主需向住户提供方便，如果双方发生矛盾。因房主原因经厂领导调解无效孙孟江搬出，由三厂另行安排住处，马植书搬回原住处。……马植书交出的自有私房，使用权归三厂。”协议签署后，马植书获得标准件三厂调分的承租公房一套，该房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韩家胡同42号。
现案涉房屋由孙爱兰及其亲属段增义共同居住使用。马植书之妻杨淑芳于2013年12月28日收到段增义交纳的1988年6月至2002年2月的租金2060元。庭审中，经向段增义调查，段增义同意案涉房屋由本案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共同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涉案协议并非普通的租赁协议，而是标准件集团在特定福利分房历史条件下所做的分房协议。马植书因协议书获得承租公房一套，前提是其应将其自有或者亲属的住房使用权交由标准件集团进行处置。在马植书将案涉房屋使用权交给标准件集团，且标准件集团将案涉房屋分配给孙孟江长期使用后，马植书已丧失了案涉房屋居住、使用的权能。庭审中，标准件集团认可协议书的效力，故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作为协议书的权利义务继承人要求继续履行协议书的内容并继续居住在案涉房屋，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作为协议书的继承人，虽然以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未能按时支付房屋使用费为由主张解除协议书，但协议书并未明确约定单方解除权，房屋使用费欠缴问题并不构成根本违约，故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要求解除协议书并要求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腾退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房屋使用费一节，根据协议书，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应当向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支付房屋使用费。因协议书尚未解除，且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该项诉讼请求截止日期并不明确，法院参照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租金标准计算至本案开庭之时。本次诉讼结束后，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仍可向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另行主张实际发生的房屋使用费。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于2016年10月12日判决：一、马植书、孙孟江、原北京标准件三厂分房委员会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签订的《自有私房交标准件三厂使用协议书》继续履行。二、北京市西城区20号1幢等2幢房屋由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继续居住使用。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给付马焕欣、马植秀、马植兰二○○二年三月至二〇一六年九月的房屋使用费二千一百八十五元。四、驳回马焕欣、马植秀、马植兰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李天英、孙雪兰、孙继承、孙爱兰、ＸＸＸ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提供一份栾承秀的证明，拟证明案涉房屋曾经转租过。此外，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因为案涉房屋是否对外转租，与《协议书》是继续履行还是解除无关，也就是与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的上诉请求无关，所以对此部分，本院不作认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两处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一处是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北京市西城区20号1幢等2幢房屋，根据一审审理中经双方质证过的马焕欣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西字第1666**号）所附房产平面图显示，20号院共5间房，北房东数第二间房即灰瓦2、北房东数第三间房即瓦1是1幢等2幢房屋，庭审中各方均认可案涉房屋是北房东数第三间房即瓦1，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将案涉房屋表述为北京市西城区20号1幢房屋；第二处是马植书之妻杨淑芳收到段增义交纳的1988年6月到2002年2月的租金2060元的时间，一审认定的时间为2013年12月28日，各方均确认应为2003年12月28日，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其他部分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中，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均认可：马振洪、张保琴均在案涉合同签订之前去世；签订案涉合同时案涉房屋仍登记在马振洪名下，马振洪、张保琴的继承人马植书、马植兰、马植秀并未对案涉房屋进行析产；马植书于2003年去世。关于马植书签署案涉合同一事，本院第一次庭审中，马植兰称：1988年9月搬到灰瓦2即北京市西城区20号2幢居住，马植书说把案涉房屋交给单位，单位重新分房，协议上自己没有签字，不同意，二审要求确认合同无效；马植秀称：之前一直没有看过瓦1，直到因为要房钱才知道孙孟江居住在案涉房屋，协议上自己没有签字，不同意，二审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本院开庭时，马植兰称：与马植秀之间有往来，很少，一个月几次；马植秀称：去过案涉房屋，看过马植兰家的孩子，不知道案涉房屋住的是谁，也没有管，之前没有争这个房子。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庭审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如下三个：焦点一，案涉合同的性质；焦点二，案涉合同的主体；焦点三，案涉合同是否解除。
焦点一：关于案涉合同的性质。马焕欣一方主张是租赁合同，孙爱兰一方、标准件集团主张是福利分房性质，双方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存在争议，应依据协议内容来确定案涉合同的性质。其一，案涉合同的名称为“自有私房交标准件三厂使用协议书”，并没有显示租赁字眼，这会使人对该合同的性质产生疑惑；其二，合同内容“在这次分房中，我厂职工交出两间自有私房，经领导和分房委员会与房主商量，自有私房交厂使用。”从该处可以看出有分房的含义，而且如果是普通的租赁合同，何必说交出私房、与领导和分房委员会协商呢？其三，合同约定使用权归标准件三厂，如果是租赁合同，那么交纳租金的主体应是标准件三厂而非孙孟江，而且租金也不该是按照房管部门规定的房租；其四，合同约定，如果双方有矛盾调解无效，孙孟江搬出、由三厂另行安排住处、马植书搬回原住处，从合同履行情况即单位分配马植书一套房的情况，可知马植书交出案涉房屋并非没有条件，而从如果孙孟江搬出案涉房屋标准件三厂还需另行安排住处的约定可知，孙孟江住在案涉房屋乃是标准件三厂分配其居住；其五，不得不提一下合同尾部显示“北京标准件三厂分房委员会”，标准件三厂对该协议的是认可的，那么分房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应是不言而喻的，是分房而非转租。综上，案涉合同的性质并非租赁性质，应是福利分房性质，只是与普通的分房中分配所有权不同，分配的是案涉房屋的使用权。相应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案涉合同应按该规定的精神适用相关法律。
焦点二：关于案涉合同的主体。案涉合同尾部显示有北京标准件三厂分房委员会、私房主马植书、三厂房客孙孟江。马焕欣一方主张主体是马植书、孙孟江，标准件三厂没有盖章，写的是分房委员会，不能代表标准件三厂；标准件集团主张马植书、孙孟江代表其家庭成员，标准件三厂未盖章，只是见证人；孙爱兰一方主张标准件三厂是合同主体，马植书、孙孟江是代表各自的家庭签署案涉合同。既然各方对于案涉合同的合同主体存有争议，应结合合同所涉及各方的权利义务来分析究竟由谁享受权利、承担义务。根据案涉合同约定的实际内容来看，马植书将案涉房屋的使用权交归标准件三厂，并按照房管部门确定的房租收取孙孟江交纳的租金，标准件三厂将案涉房屋分配给孙孟江居住（合同外，调配一套公房给马植书），孙孟江向马植书交纳租金。结合当事人的意见，本院作如下分析：
首先，标准件三厂是否为合同主体。根据案涉合同的名称以及标准件三厂分配房屋的情况，可知标准件三厂分房委员会只是履行分房的职能，分房委员会只是标准件三厂的内设机构，无法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体案涉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标准件三厂承担，故此应认定标准件三厂即本案的标准件集团是合同一方主体。
其次，孙孟江去世后，孙爱兰、孙雪兰、孙继承、ＸＸＸ是否可代替孙孟江成为案涉合同的一方主体。案涉合同中关于孙孟江涉及的权利义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具有人身性质的关系即依据标准件三厂的分配居住在案涉房屋，既然标准件三厂认可孙孟江代表其家庭，马焕欣再行质疑并无依据，孙孟江去世后孙孟江的家庭成员即本案的孙爱兰、孙雪兰、孙继承、ＸＸＸ可就该部分成为权利义务主体，本院不持异议；另一部分是纯财产性质的关系即孙孟江向马植书交纳租金，交纳租金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不得转让的情形，所以孙孟江去世后其继承人亦即本案的孙爱兰、孙雪兰、孙继承、ＸＸＸ可以成为义务主体，继续因居住案涉房屋交纳租金。综上，孙孟江去世后，孙爱兰、孙雪兰、孙继承、ＸＸＸ可以成为案涉合同的主体，要求继续履行案涉合同。
最后，马植书签署案涉合同是否对马植兰、马植秀有拘束力。马植书在案涉合同签字时，根据马植兰、马植秀、马焕欣的陈述，可知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尚有马植兰、马植秀，故此应讨论马植书的签字能否对马植兰、马植书一并产生拘束力。马植书本人在案涉合同签字，本案马焕欣的权利系来自于马植书，所以案涉合同亦应对马焕欣发生效力，马植书去世后，马焕欣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利后，案涉合同继续履行时应对马焕欣有拘束力；马植兰知道马植书处分案涉房屋时为1988年，其并未及时提出异议，直到案涉房屋面临拆迁才对案涉房屋与孙孟江之家人产生纠纷，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既然马植兰在知晓马植书签署案涉合同后并未提出异议，其作为案涉合同的权利人，马植书处分案涉房屋的行为势必对其产生影响，其知晓后没有否认，应视为其同意马植书处分案涉房屋的行为，综上，案涉合同应一并对马植兰产生拘束力；案涉合同签订后，孙孟江一家控制着案涉房屋，本院第一次审理中马植秀说自己一直没有去案涉房屋看过，直到双方因房钱产生争议，才知晓孙孟江一家居住在案涉房屋，但本院第二次审理中马植秀又表示去过但次数较少、没有管过里面住的是谁，马植秀的说法不具有可信性，其一，马植兰就在案涉房屋隔壁居住，马植秀先说一直没有去过案涉房屋后又说去过马植兰家几次，其说法前后矛盾，去过马植兰家几次就必然会看到案涉房屋的情况，很难相信其不知情孙孟江一家居住在案涉房屋一事，其二，马振洪去世后因为三个子女但房屋只有两间所以没有析产这个可以理解，但马植书2003年去世后马植秀还不对案涉房屋进行关注不符合常理，其但凡去过马植兰家就必然会对案涉房屋相关事宜有所了解，其三，马植兰、马植秀一审时并未强调对案涉合同不知情，只是围绕合同应予解除主张，虽然可以理解当事人对合同无效、合同解除的成立条件认识不足，但是其在已委托律师做诉讼代理人时，如果真的对合同签订这一客观事实不知情，理应在一审诉讼中明确陈述该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而非到二审中经本院询问后再表达不知情的意见，当其一审诉讼中并未陈述不知马植书处分案涉房屋时，理应可推定马植秀、马植兰知道马植书处分案涉房屋、孙孟江居住在案涉房屋，彼时权利人马植秀并未提出异议，综上，马植书处分案涉房屋的行为应对马植秀一并产生拘束力。据此，马植书签署案涉合同应对本案的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一并产生拘束力，在马植书去世后，对案涉房屋获得权利的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可成为案涉合同主体，要求居住在案涉房屋的人按照案涉合同交纳租金。
综上，虽然案涉合同的主体显示为马植书、孙孟江、北京市标准件三厂分房委员会，但孙孟江、马植书去世后，标准件集团对孙爱兰、孙雪兰、孙继承、ＸＸＸ继续居住在案涉房屋无异议的情况下，案涉合同理应在马焕欣、马植秀、马植兰作为一方、孙爱兰、孙雪兰、孙继承、ＸＸＸ作为一方以及标准件集团作为一方即三方之间产生拘束力。
焦点三：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应予解除。权利义务必须对等，否则容易产生法律上的不公正。本案中，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一方对孙孟江一家在案涉房屋中的居住问题并无决定权，因为签署案涉合同时，已将案涉房屋的使用权让渡给了标准件集团，标准件集团才是决定孙孟江一家是否可在案涉房屋居住的真正权利人。案涉合同虽然约定孙孟江搬出案涉房屋的条件，但是同时还要求标准件集团另行给孙孟江安排住处、马植书搬回原住处，目前标准件集团表示无法再行分配一套房屋，所以在此情况下，单方要求孙孟江一家搬出案涉房屋显属不公平，所以基于案涉合同所约定的情况，不能导致合同解除。那么在约定解除无法予以支持的情况下，能否援引法定解除的法律规定呢？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的目的在于福利分房，孙孟江一家没有按时交纳租金并不属于案涉合同的主要债务也不会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本案中主张解除的一方仅享有收取租金的权利，在分房行为并无改变的情况下，案涉合同不宜解除。当然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有权要求孙爱兰、孙雪兰、孙继承、ＸＸＸ按照合同交纳租金，如果不及时交纳租金也可以要求他们赔偿相应损失。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一方提到的案涉房屋面临拆迁问题，正因为案涉合同不是租赁合同，所以拆迁不影响合同的履行，相反在分房继续进行的情况下，拆迁单位根据拆迁规定在三方之间进行利益的分配才是比合同解除后由一方独享拆迁利益更为公平的结果。至于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主张房屋占有使用费，一审法院根据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结合之前实际收取租金的情况，确定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同时一审法院仅判决到2016年9月的房屋使用费，认定当事人可另行主张之后实际发生的房屋使用费，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另外，关于马植兰、马植秀主张马植书所签案涉合同无效一事，一方面，该主张与其一审反诉请求相左，合同解除是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本院也会对合同效力依职权进行审查，根据上述结论，马植书所签合同一并对马植兰、马植秀产生效力，据此，马植兰、马植秀以自己未在合同上签字为由主张合同无效，难以成立。
综上所述，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是，一审法院关于案涉房屋的情况认定有误，相应案涉房屋情况的判决判项也存在错误，本院予以改判；同时，李天英在上诉期间死亡，相应涉及李天英的判项，本院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26371号民事判决；
二、孙爱兰、孙雪兰、孙继承、ＸＸＸ、北京标准件工业集团公司与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继续履行《自有私房交标准件三厂使用协议书》；
三、北京市西城区20号1幢房屋由孙爱兰、孙雪兰、孙继承、ＸＸＸ继续居住使用；
四、孙爱兰、孙雪兰、孙继承、ＸＸＸ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马焕欣、马植兰、马植秀二○○二年三月至二〇一六年九月的房屋使用费二千一百八十五元；
五、驳回马焕欣、马植秀、马植兰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863元，由马焕欣、马植秀、马植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反诉案件受理费925元，由孙爱兰、孙雪兰、孙继承、ＸＸＸ负担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由马焕欣、马植秀、马植兰负担900元（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5726元，由马焕欣、马植秀、马植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文军
代理审判员
高磊
代理审判员
王继玉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璐
书 记 员 史天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