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10民终2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国春，男，196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西省南城县，
委托代理人曾志吉，江西赣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春光，男，1966年8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西省南城县，
委托代理人周庆武。江西周庆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曹春光诉原审被告江国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原经江西省南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城民初字第803号民事判决，一审宣判后，江国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国春及其委托代理人曾志吉、被上诉人曹春光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庆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5月30日，原告曹春光与被告江国春及邓某三人合伙在福建将乐做木头生意，其中原告曹春光出资180000元，被告江国春出资70000元，邓某出资220000元，共计出资470000元。合伙期间，原告曹春光及邓某委托其妻弟吴某负责记账，被告江国春负责生意往来及货款结算。2015年4月6日，三人解散合伙。经原、被告及邓某妻弟吴某结算，被告江国春结欠原告本金160000元，利润10000元，共计170000元；结欠邓某本金160000元，利润17000元，共计177000元；场地剩下木头按实际亏损计算，按每立方米20元补给被告江国春，场租、开支及亏损补助按三股平分，被告江国春必须在4月30日前拉清场地所剩木头并付清原告曹春光及邓某本利。2015年7月3日，经结算，原告还需分摊亏损的场地等开支10550元。2015年8月17日，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合伙款项83500元，剩余75950元未付。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曹春光与被告江国春及邓某三人共同出资，共同在福建将乐经营木材生意，系合伙法律关系。合伙期间，原告负责管理账目，被告负责管理货款结算。解散合伙时，经结算，被告拖欠原告合伙本金160000元及利润1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嗣后，被告已实际归还原告合伙款83500元及扣除原告应当承担的场租等亏损10550元，被告尚欠原告合伙款75950元。根据原、被告约定，该款应在2015年4月30日前付清，现已经到期，故原告要求被告立即付清被告尚欠的合伙款7595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江国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立即支付原告曹春光合伙款7595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9元，减半收取849.5元，由被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江国春不服，上诉至本院，其上诉理由是：2014年上诉人、被上诉人、邓某三人合伙做木头生意，在联系到第一批木头后，三人商定江国春出资5万元，曹春光出资7万元，邓某出资8万元作为合伙投资，后三人对合伙事宜作了分工，由上诉人管经销，被上诉人管钱管账，邓某委托妻弟吴某管内部事务。期间由于被上诉人发货不谨慎，造成被罚三、四万元，加之被上诉人将账本丢失，致使合伙产生分歧，三人流露出拆伙。2015年4月6日，被上诉人提出将剩余木头进行结算，并将写好的场租开支及该批木头的亏损补助等，叫他和吴某签字。同年7月，曹春光起诉，在法院安排开庭的前一天，他叫了曹春光哥哥来协调，他就将曹春光投资的7万元及剩余木头价值13500元合计83500元给付曹春光，曹春光表示撤诉，故未到一审开庭。谁知在2015年12月拿到判决书，判决他还要向曹春光支付75950元。他才知道曹春光伪造证据，在2015年4月6日那张条子上端添加了“2015年4月6日经结算江国春欠曹春光本利17万元、邓某本利17.7万元”这些文字，回想起来，曹春光早有预谋，在条子下端写字，留下上面的空间，方便其加字，但他有证据可以推翻这一切，首先，曹春光出资7万元有业主旁证，其次邓某也可以作证曹春光仅出资7万元，另外吴某可以证明签字时条子上半部是空白的，只写了剩余木头的处理的事。综上，请求中院驳回曹春光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曹春光答辩称，结算单是书证，有上诉人江国春的签字足以证明，上诉人称是他事后加上分配本利这些文字违背常理不能成立，从结算单整体结构来看，书写布局完整、合理、流畅，没有涂改插入的文字，可见形式上没有任何瑕疵。事实上合伙三人早就有对合伙事务进行算账的意思，故在2015年4月6日三方进行结算，邓某没空，委托吴某来进行算账，由于吴某一直在合伙中代表邓某参与管理，对合伙事务比较清楚，所以算账得出的数据得到三方认可并由三方签字确认。此后他一再催问江国春还钱，但江国春就是拖延拒付，在他起诉后，江国春才于2015年8月17日付给他83500元。上诉人称他只出资7万元不是事实，实际上交了7万元后，他又陆续出资用于合伙的流动资金，他保留的三张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实他出资18万元的事实。且邓某出具的证明也可以证明他出资18万元的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上诉人江国春提供了蛟湖山场杉木合同及曾志吉对吴某、邓某作的询问笔录并申请证人吴某、邓某出庭作证。吴某证明，2015年4月6日他们三人在一家宾馆是结算剩余木头亏损分配，并没有对整个合伙进行结算，他在那张纸上签字时上面四行字没有。邓某证明江国春、曹春光和他没有结算过，2015年7月8日他出具的证明是曹春光拿给他说算好账，他有17.7万元得，他就签了字，他并没有委托吴某去同江国春、曹春光结账。被上诉人对此质证认为，蛟湖山场杉木合同是真实的，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结算单是真实的，不可能在上面加字，且这也得到了邓某的认可。对吴某、邓某的证言，本院认为，蛟湖山场杉木合同虽然是真实的，但对于证明江国春出资及合伙结算无关联性，故对蛟湖山场杉木合同不予认定。证人邓某一、二审做了相反的证言，且对一审出具证明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故应该认定邓某一审出具的证明。证人吴某称结算单上面四行系后来加上去的，从结算单中可以看出笔迹为一人书写，虽然整篇书写有疏密之分，但并不能得出后来加字的事实，且该结算单尾部还注明了“江国春必须在4月30日前，拉清场地所剩木头，并付清曹春光、邓某本利”（对于这段文字江国春、吴某并未提出异议。），从中可以看出三方是对合伙进行了清算，并得出了具体金额的本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书证原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故对曾志吉对吴某、邓某作的询问笔录及证人吴某、邓某二审出庭作证的证言不予认定。
二审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2组证据:1、（1）2014年7月20日曹春光向廖国亮汇款3万元凭证,(2)2014年7月23日曹春光向廖国亮汇款5万元凭证，（3）2014年7月26日曹春光向廖国亮汇款10万元凭证，上述三份银行凭证拟证实曹春光投资18万元。（4）2014年7月18日、2014年7月23日共向阙比松汇款6万元银行凭证，（5）2014年7月29日汇给廖国亮10万元银行凭证，（6）2014年8月至9月分4次汇到邱胜斌167794元银行凭证，上述银行凭证共计327794元，拟证明曹春光经手支付木头款327794元。2、录音光盘一个证明邓某电话中确认曹春光应得到17万元等。对上述2组证据上诉人质证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凭证恰恰说明当时财务由曹春光分管，里面包括合伙事务开支，即便有出资，合伙结算是以利润分成而不是以出资分配。对录音记录，里面谈到三人合伙还有10万债务没收到，另对曹春光的投资，由于邓某没参与管理，也没结算过，对2015年7月8日的证明要吴某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共18万元的银行凭证，只是提出异议，并未举出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且在录音记录里邓某有谈及江国春投资本利计币17万元，他在合伙事务中是全权委托吴某参与做生意，算账后他也在曹春光拿给他的证明上签字确认。故对三份银行凭证及录音光盘中关于曹春光投资本利为17万元的内容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的分析与认定：
关于江国春是否应向曹春光支付75950元合伙本利的问题。
上诉人江国春认为，三人对合伙就没进行结算，曹春光提供的结算单上面的本利分配是后加上去的。根据他在一审开庭前一天同曹春光的结算，他已支付了全部投资及剩余木头款83500元，不存在还欠曹春光的钱。
被上诉人曹春光认为，结算单是真实的，且有邓某的证明相佐证，江国春应向他支付剩余本利75950元。
本院认为，本案中的关键证据系2015年4月6日的结算单，由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具体理由在本院认定双方出具的证据里已作释明，不再赘述。）该份结算单曹春光签订后有加字的行为，故应认定结算单中江国春结欠曹春光本利17万元，除去曹春光分摊亏损的场地等开支10550元，再减去江国春开庭前给付的83500元，江国春还应向曹春光支付本利75950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江国春的上诉理由及证据不充分，对其上诉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99元，由上诉人江国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益淋
审判员 万燕飞
审判员 黄 皓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余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