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大民初字第4229号
原告王×1，女，1964年3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齐×，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2，女，1959年10月23日出生。
被告王×3，男，1961年11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雷，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1（曾用名：房×），男，1977年5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于立华（与被告张×1系夫妻关系），女，1975年4月18日出生。
被告张×2，女，1989年5月1日出生。
被告张×3，女，1994年6月29日出生。
原告王×1、王×2与被告王×3、张×1、张×2、张×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1及其委托代理人齐×、原告王×2、被告王×3委托代理人王雷、被告张×2、被告张×1委托代理人于立华、被告张×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1、王×2诉称：王全勇与芦会芹系夫妻关系，芦会芹于1997年11月过世，王全勇于2013年11月11日过世，婚生子女王安娜、王晓明、王×2、王×3、王×1等五子女。王安娜于2003年过世，其丈夫张振良，有房×（被告张×1）、张×2、张×3三子女。王晓明于2012年过世，其妻王秀芝，有王丹、李亮两子女。1984年，王全勇与芦会芹承租北京市大兴县劳动服务公司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楼x栋x门x室公房一套，1988年王全勇与芦会芹购买该房屋，取得房屋产权。芦会芹过世后，王全勇2012年11月22日擅自以房屋买卖的形式将房屋过户给王×3，后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42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全勇与王×3于2012年11月22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013年8月9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京建登记（2013）50号《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x楼x号楼xx号房屋现系王全勇、芦会芹遗产，其生前未留有遗嘱。现原、被告无法就房屋继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故诉至贵院，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原、被告依法继承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x楼x号楼x单元x号房屋一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王×1、王×2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户籍证明、介绍信、房产证复印件、撤销房屋登记决定及判决书、王×1职工审批表。
被告王×3辩称：一、原告起诉状中事实部分描述的王全勇与芦会芹购买房屋，以及系王全勇、芦会芹遗产未留有遗嘱不属实。诉争房屋实为我全部出资，以被继承人王全（泉）勇名义购买，原登记在王全勇名下，后变更到我名下。现该房屋权属登记被撤销。并且王全勇留有遗嘱，确认房屋系我购买，我于1994年与前妻石玲霞在大兴区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离婚，法院开庭调查时，我前妻也确认了诉争房屋系其与我共同出资，以王全勇名义购买的事实，我前妻在离婚时获得了房屋折价补偿款6000元，现已履行完毕。二、从本案诉讼程序上看，原告以法定继承这一法律关系及案由提起诉讼，我认为有违法定程序。如果诉争房屋系待继承分割的财产，首先要确定是否系王全勇、芦会芹生前遗留的合法财产。而诉争房屋的现实状况是没×任何事实及证据表明诉争房产系王全勇、芦会芹的合法财产，即待分割和继承的遗产。因此，我认为本案提起不符合法定程序，应当首先通过确认之诉确认诉争财产的性质。三、从法律层次分析，诉争房产系我与前妻共同出资购买，只是利用了王全勇拥有的工龄、工作单位等房改时具备的优惠购买人身份，而在答辩人离婚时，其前妻选择放弃分割诉争房产，主张折价补偿款分割共同财产的方式，现该房屋应为我单独所有。答辩人认为，诉争房产的所有权人应以实际出资、实际使用及管理为基础来确定，而购房的优惠条件（即凭借王全勇的身份享受的优惠购房条件）仅仅是政策性补贴，不能作为可供继承的遗产。四、退一步讲，假设诉争房屋中含有王全勇和芦会芹的份额，因本案中王全勇和芦会芹留有有效遗嘱，确认其遗产由答辩人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本案不适用法定继承，而适用遗嘱继承办理，应当认定诉争财产由我继承，归我所有。五、王全勇与芦会芹在生前与我共同生活，特别是王全勇的医疗、日常生活照顾，我对其二人尽到了主要抚养（或赡养义务），并且在王全勇过世后为其办理后事。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如果该诉争财产被部分认定为遗产，如果遗嘱不被认可而适用法定继承方式分配，也应当对我予以更多份额的分割。
综上所述，原告对我提起本案诉讼，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法证明诉争房产系遗产。该诉争财产实为我全部出资、借王全勇之名购买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并支付前妻折价补偿款后，已经转化为我个人财产。故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3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离婚诉讼卷宗材料（笔录、调解书、收据）、遗嘱、房屋买卖合同及购房相应票据、供暖费票据、户籍证明、户口本、诊断证明及急救票据、病例、丧葬费票据、丧葬事宜帐本。
被告张×1、张×2、张×3辩称，请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张×1、张×2、张×3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庭审中，被告王×3、张×1、张×2、张×3对原告王×2、王×1提交的户籍证明、介绍信、房产证复印件、撤销房屋登记决定及判决书、王×1职工审批表的真实性皆没×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证；原告王×2、王×1及被告张×1、张×2、张×3对被告王×3提交的离婚诉讼卷宗材料（笔录、调解书、收据）、房屋买卖合同及购房相应票据、供暖费票据、户籍证明、户口本、诊断证明及急救票据、病例、丧葬费票据、丧葬事宜帐本等证据的真实性没×异议，本院予以认证；被告张×1、张×2、张×3对被告王×3提交的遗嘱一份没×异议。原告王×1、王×2对被告王×3提交的遗嘱一份有异议，认为该遗嘱确实是由其父亲即王全勇亲笔所写并签名，但遗嘱内容显示是将涉诉房屋由出资人接管使用，没×显示财产归王×3一人继承，对遗嘱内容中王×3出资数额不认可，遗嘱没×卢会芹签字，是他们强迫父亲写的。因该遗嘱确系王全勇亲笔所写并签字捺印，原告称该遗嘱系被告王×3强迫王全勇书写的，没×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遗嘱的证明力予以认证。
开庭审理前，被告王×3向本院递交申请，要求证人张×4，但因张国余年事已高且身体不便，申请本院调查取证。2014年10月22日，本院到大兴区旧宫镇红星楼小区外对证人张国余进行了询问。张国余称，当时王全勇写好遗嘱后将包括他在内的三人（还有王学礼、老吕）叫到住处，向他们宣×了遗嘱，遗嘱称等王全勇夫妇过世后房子归王×3。当时芦会芹也在，且对此也认可。
庭审中，对上述记录在案的证人证言进行了质证，被告王×3、张×1、张×2、张×3对证人证言没×异议；原告王×1、王×2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称证人没×出庭作证，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张国余年纪较大，且腿脚不便，符合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人可×出庭作证的条件，且本院对其进行了询问，记录在案，该证人证言经过质证，且其所言与遗嘱内容及案件事实相符，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证。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王全勇（曾用名：王泉湧）与芦会芹系夫妻关系，芦会芹于1997年11月去世，王全勇于2013年11月11日去世。二人共生育五个子女，即长女王安娜、长子王晓明（曾用名：王长明）、次女原告王×2、三女原告王×1及次子被告王×3。王安娜与其丈夫房二群婚后生育两个子女，即被告张×1（曾用名：房×）和被告张×2。王安娜与房二群离婚后，又与张振良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即被告张×3。王安娜于2002年9月去世。王晓明婚后生育一女王丹，其妻子死亡后，王晓明又与王秀芝结婚，王秀芝在与王晓明结婚前，与其前夫生育有一子李亮。王晓明于2012年10月18日去世。被告王×3一直同王全勇、芦会芹共同生活居住，直至王全勇及芦会芹相继去世。
经本院调查询问，张振良及王秀芝、王丹、李亮均表示不参与本案的诉讼，明确表示放弃对本案诉争房产的继承权。
王全勇及原告王×1皆曾在北京市大兴县劳动服务公司工作。王全勇与芦会芹曾承租北京市大兴县劳动服务公司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x楼x栋x门x室公房一套（三室一厅，71.28平米）。1993年12月6日，国营北京南郊农场与王全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将上述房屋优惠出售给王全勇，优惠后的房价为11400.72元，交款日期为1993年12月13日。1993年12月13日，王全勇交纳房款11255.59元、交易费71.25元、维修管理费356.4元及证费5元。
1993年12月16日，王全勇书写遗嘱一份，对其与芦会芹去世后的遗产进行了安排。遗嘱内容：我们夫妻两人，历来同二子王×3一起生活，原劳动服务公司分给我的三室一厅住房（12栋2单元401号）房管所出售时由二子王×3出资一万一千七百余元，以我的名义购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收入增加房内进行了装饰，购置了一些设置，均由王×3出钱，待我百年后在这三室一厅的一切动产及不动产理应由出资人接管使用，其他不同我一起生活的子女均无权插手或干预（包括强制索取），特立此嘱。立嘱人王泉湧签字并盖章。遗嘱书写好后，王全勇将邻居吕淑兰、王学礼及张国余找来，向他们宣×了遗嘱，并要求他们签字做个见证。宣×完毕后，吕淑兰、王学礼、张国余在遗嘱上签字。当时芦会芹也在场，其对遗嘱内容没×异议。
1994年12月，被告王×3的妻子石玲霞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同王×3离婚。在本院审理过程中，石玲霞称，其与王×3曾共同购买了所居住的三居室房子，该房子是以王×3父亲的名义买的，但都是他们夫妻俩出资购买的。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其中对离婚及对子女抚养问题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共同财产归王×3所有，王×3给付石玲霞共同财产折款6000元。本院于1995年3月出具（1995）大民初字第400号民事调解书，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
2012年11月22日，王全勇与被告王×3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上述大兴区旧宫镇红星楼x栋x门x室房屋以11400.72元的价格卖给王×3。2012年11月23日，王全勇将该房屋过户给被告王×3。后原告王×1向本院提起上述，要求确认王全勇与王×3签订的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院经审理后，于2013年4月25日出具（2013）大民初字第42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全勇与被告王×3签订的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该判决生效后，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13年8月9日出具京建登记（2013）50号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决定撤销被告王×3名下坐落于大兴区旧宫镇x楼x号楼x的房屋登记。该房屋登记已被撤销。
上述事实有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院的争议焦点为：一、诉争房屋即大兴区旧宫镇x楼x栋x门x室是否属于王全勇、芦会芹遗留的遗产？二、王全勇于1993年12月16日书写的遗嘱是否为有效遗嘱？该遗嘱是否为王全勇与芦会芹的共同意思表示？
一、关于诉争房屋即大兴区旧宫镇x楼x栋x门x室的权属问题。
诉争房屋系以王全勇的名义购买，且以其名义办理了产权登记。被告王×3称，该房屋是其出资购买的。根据王全勇亲笔所写遗嘱，其认可该房屋的所有房款一万一千七百多元是由被告王×3出资的。根据该遗嘱，可以认定，该房屋的房款为王×3所出。同时，虽然该房屋系王×3出资，但该房屋是因王全勇而得到购买资格及优惠资格，王全勇对该房屋的购买亦有贡献，而且是用王全勇的名义购买，因此该房屋应属于王全勇与王×3共同所有。而购买房屋时，王全勇与芦会芹在婚姻存续期间，王×3与石玲霞亦在婚姻存续期间，因此，应认定该房屋为王全勇、芦会芹、王×3、石玲霞共同所有。王全勇、芦会芹死亡后，他们二人在该房屋中享有的产权份额应当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
二、关于遗嘱效力问题。
王全勇于1993年12月16日书写的遗嘱为自书遗嘱，系其个人所写，并签名，注明了年月日。
对于原告王×2、王×1所提异议，认为该遗嘱未写“归王×3所有”的字样，以及没×芦会芹签字所以对其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王全勇于1993年12月16日书写的遗嘱中，明确表示“待我百年后在这三室一厅的一切动产及不动产理应由出资人接管使用，其他不同我一起生活的子女均无权插手或干预（包括强制索取）”。该表述虽然没×写明“所有”二字，仅仅用了“接管使用”，但根据上下文意，可以理解为待其去世后将诉争房屋归王×3所有的意思表示；其次，该遗嘱中立嘱人只有王全勇一人签字，但在其向见证人宣×遗嘱时其妻子芦会芹也在场，头脑清醒，对此遗嘱未作异议表示。且遗嘱开头是以“我们夫妻”的名义。王全勇以夫妻二人的名义书写遗嘱，并向三个见证人宣×，芦会芹在现场并未有异议，视为对此遗嘱内容的认可，也视为王全勇代理芦会芹进行了遗嘱书写。该遗嘱虽然没×芦会芹的签字，但应视为王全勇与芦会芹共同的意思表示，该遗嘱合法有效。当然，因诉争房屋系王×3、石玲霞、王全勇、芦会芹共同共有，该遗嘱仅对王全勇、芦会芹所应享有的产权份额生效，对王×3、石玲霞所有份额部分没×效力。
1995年3月，本院对石玲霞诉王×3离婚一案出具（1995）大民初字第400号民事调解书，王×3与石玲霞离婚，共同财产归王×3所有，王×3向石玲霞支付折价款6000元。依据该调解书，石玲霞应享有的诉至房屋的产权份额归王×3所有。
芦会芹于1997年11月过世，其去世后，根据遗嘱，其对诉争房屋应享有的产权份额归被告王×3所有。
2012年11月22日，王全勇与被告王×3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诉争房屋以11400.72元的价格卖给王×3。后本院于2013年4月25日出具（2013）大民初字第424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该买卖合同无效。对于诉至房屋仍应按照遗嘱履行。王全勇于2013年11月11日过世，根据遗嘱，其享有的房屋产权份额归王×3所有。至此，诉争房屋即大兴区旧宫镇x楼x栋x门x室归被告王×3个人所有。
综上，被告王×3依法享有大兴区旧宫镇x楼x栋x门x室房屋的所有权，原告王×1、王×2要求对该房屋进行继承分割的诉讼请求，没×合法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被告张×1、张×2、张×3亦无权对该房屋进行继承分割。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1、王×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零八百元，由原告王×1、王×2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海雷
人民陪审员 朱庆华
人民陪审员 于 静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鲁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