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钦行终字第2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钦州市钦北区青塘镇高峰村委会第7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杨正成，组长。
委托代理人黎景彬，广西铭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实习律师林喆，广西铭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地址：钦州市政通街。
法定代表人申荣洲，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吴绍璋，钦北区调处办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黄毅，钦北区调处办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青塘镇高峰村委会第11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杨正学，组长。
委托代理人杨祉业。
上诉人钦州市钦北区青塘镇高峰村委会第7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7村民小组）对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北区政府）作出的林地行政裁决及钦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5）钦北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不服，于2015年2月11日通过一审法院向本院提起上诉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后，于2015年4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第7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杨正成及其委托代理人黎景彬、实习律师林喆，被上诉人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绍璋、
黄毅，一审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青塘镇高峰村委会第11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11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杨正学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祉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第7村民小组与第11村民小组争议的林地称为书房岭，四至为：东至高峰八组曾威才的屋背，南至古牛塘路，西至塘坎（水泥路），北至禾堂底（水泥路），面
积约30亩。现争议林地大部分是第7村民小组的村民种上了树木（主要有荔枝、桉树等），并建有禾堂、猪栏、牛栏等。争议双方没有提供1962年“四固定”时期的分配清册，
也没有人民政府的处理文件，但北区政府对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大队干部进行了调查，大部分的干部均证实现争议的林地已分配给第11村民小组，但自六十年代起第7村民小组的
村民陆续到该岭开荒种植作物，建禾堂、牛栏，种植荔枝树等。八十年代初，第11村民小组的村民也到现争议的林地开荒造林，但遭到第7村民小组的反对，并拔掉第11村民小组
种植的树木，从而引发权属的争议。所以，在1981年走山定界时期，没有任何一方取得现争议林地的《山界林权证》，但权属问题没有得到处理。1982年，高峰村委会第8村
民小组的村民曾锦才在书房岭建房时，经第11村民小组的村民同意后才得以使用。2012年第7村民小组的村民杨州业在禾堂边建房时，也是经第11村民小组的村民同意，并交
纳一定的土地补偿金才得以建房，因此，第11村民小组认为现争议的林地属其村民小组所有。2013年8月5日，第11村民小组申请北区政府调处，北区政府于2014年7月
31日作出北政处（2014）20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将争议的林地确定为第11村民小组所有，第7村民小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复议
机关维持北区政府的《处理决定》，第7村民小组仍不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北区政府的《处理决定》，并责令北区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规定，“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1962年‘四固
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
属或现管范围，确定山权林权”，本案中，北区政府依职权对五十年代至八十年年代的大队干部以及部分生产队长进行调查，他们的证言互相印证，证明现争议的林地已分配给第
11村民小组；而第7村民小组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北区政府所认定的事实，因此，第7村民小组认为现争议的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期已分配给其村民小组因无其他的证据
证明。第7村民小组虽然在现争议的部分林地有管理使用的事实，但第11村民小组一直没有放弃所有权的主张，不能仅以使用的事实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第7村民小组以使用的事
实主张现争议林地的权属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第7村民小组诉请撤销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
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上诉人第7村民小组诉称，争议的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期如何分配没有任何书证可以证实，北区政府仅凭玉正初、黄有初、杨芝英及杨生先四位大队老干部的证人证言来确
认1962年“四固定”时期高峰大队田地的具体分配方案，缺乏客观真实性。因这些证人年龄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还能记得清当年的事情吗？这些证人并没有明确说争议的林地
在1962年“四固定”时期时固定落实给谁的，只是说谁的祖宗山就固定落实给谁，而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争议的林地属第11村民小组的祖宗山，相反，争议的林地周围都是
第7村民小组的水田、禾塘和屋后背。第7村民小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对争议的林地一直管理使用，种有杉木、荔枝、松木、榕树及建有房子，几十年了，第11村民小组没有提
出过任何异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的规定，如果“四固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可以参照现管
使用范围的事实来确定山权林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及北区政府的《处理决定》，维护第7村民小组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辩称，争议的林地在解放前是礼格堂村的山岭，解放后由四业堂村（现第11村民小组的居住地）管理使用，合作化时由四业堂村带此林地入社，1962年“四固定”时，
该林地由高峰大队固定落实给第11村民小组所有，北区政府调查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大队老干部及部份生产队长，他们都证实了1962年“四固定”时，当时整个大队是按照
“山跟人走”的做法去开展固定工作的，现争议的林地已分配给了第11村民小组。1981年走山定界时，因该林地有争议导致双方都没有领到《山界林权证》。由于第7村民小组
居住地距离争议林地较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第7村民小组的村民就自发到该林地上开荒种植农作物。
北区政府调查收集的证人证言是依照法律规定调查收集的，且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并非假证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一审第三人不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在二审开庭时日诚意述称，争议的林地一贯都是第11村民小组的，同意北区政府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二审审查，对北区政府在一审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的1、现场勘验笔录及附图；2、玉正初、黄有初、杨芝英、杨生先、曾建才、游庆春、曾锦才、杨州业等人的问话笔录；
3、调解笔录及签到表；4、双方在林业部门登记的山权证存根；5、《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
发）（1982）36号第四条的规定等证据，作为一审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的依据，因这些证据相互印证了本案的客观事实及法律等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本院予以采信认可。对
北区政府在一审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的杨正学、杨正仪、曾允才等人的问话笔录，因杨正学、杨正仪与争议的双方有利害关系；曾允才仅能证明谁都可以到争议的林地上去种植农作
物，但对争议的林地属四业堂村（第11村民小组）只是听说的。本院认为该三份证人证言属有利害关系和传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是正确的。对第七
村民小组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的高峰村委会证明，因村委会是村的自治组织，不符合书证的法定要件，本院同意一审法院不采信该证据的意见。据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
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的内容是分为两部份的，后半部份是对“四固定”未确定权属的，才
可参考现管范围。而本案争议的林地因钦北区历史上的原因，在1962年“四因定”时期，政府没有发放林地权属的书证，现今发生林地权属争议时，只能凭当时的大队老干部的回
忆来还原当时林地的确权情况。根据北区政府提供玉正初、黄有初、杨芝英、杨生先等五、六十年代时期高峰大队的老干部均证实，争议的林地在解放前是属礼格堂村（第11村民小
组的住所地）人的，解放初期仍由礼格堂村的村民管理使用，到1962年“四固定”时，高峰大队没有重新分配，而是按照谁的祖宗山就固定给谁的做法，现争议的林地仍固定落实
给第11村民小组，这些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均属直接证据。由于争议的林地距离第11村民小组稍远，所以疏于管理，但并没有法律规定其就必然失去林地的所有权。第七村民小组
的部份村民利用其居住地距离争议林地较近的便利条件，未经第11村民小组同意，擅自到争议的林地上去种植农作物的行为，这样的管理行为不是取得林地所有权的法定依据。从本
案各方当事人举证的情况来看，北区政府所举的证据已充分证实了争议的林地属第11村民小组所有，相反，第七村民小组不能举证证明争议的林地属其所有，因此，第七村民小组的
上诉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
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钦州市钦北区青塘镇高峰村委会第7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乐熙
审判员 黄粹幸
审判员 钟凌意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龙杰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