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云05行终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定启，男，汉族，1978年5月27日生，住施甸县。
委托代理人周福忠，保山市隆阳区永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甸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文广，县长。
住所地：施甸县。
委托代理人徐荣华，云南单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段利军，施甸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杨翠菊，女，汉族，1960年6月8日生，住施甸县。
原审第三人杨连奎，男，汉族，1959年6月14日生，住施甸县。
委托代理人徐卓立，云南单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杨波，男，汉族，1983年5月18日生，住施甸县。系原审第三人杨翠菊、杨连奎之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赵定启诉被上诉人施甸县人民政府及原审第三人杨翠菊、杨连奎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施甸县人民法院（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9日在本院1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定启及委托代理人周福忠、被上诉人施甸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徐荣华、段利军、原审第三人杨翠菊及其与杨连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卓立、杨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赵定启与第三人杨翠菊系同胞姐弟，赵定启、王海莲、杨翠菊、杨连奎、杨春敏、段炳秀于2012年2月14日分户前均系同一家庭户，户主为杨连奎。分户后，赵定启、王海莲、段炳秀为一户，杨翠菊、杨连奎、杨春敏为一户，至今未对分家析产达成一致意见。2000年3月，被告施甸县人民政府在辖区内乡镇开展房屋产权籍调查登记换证工作，本案涉及的施政房权证（2002）字第H-H1-0016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16号《房屋所有权证》）和施政房权证（2002）字第H-H4-00**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78号《房屋所有权证》）均为此期间进行登记。第三人杨连奎名下登记有三宗宅基地，分别为施何国用（96）字第00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施集建（何土）字195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以下简称195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施集建（何土）字第2235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以下简称2235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其中195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类别为老宅基地。杨连奎名下持有的16号《房屋所有权证》、78号《房屋所有权证》，其中16号《房屋所有权证》土地来源为1994年2月，杨连奎通过小宗地拍卖程序取得了该《房屋所有权证》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土地上的房屋，杨连奎作为申请人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后，取得了16号《房屋所有权证》。78号《房屋所有权证》对应的房屋建盖时间为60年代，产权来源于继承，两证共有权、权利人栏均为空白。原告赵定启持有施政房权证（2002）字第H-H4-00**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47号《房屋所有权证》），与78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四至表述相同。经原审法院实地查看，杨连奎户位于何元乡大坡脚步村委会大坡的两宗宅基地对应的房屋为两宗，分别为坡上和坡下，坐落方向相同，其中坡上对应房屋为祖产，坡下房屋现为原告赵定启居住。经原审法院测量，坡上老屋长约11m、宽为约6m，坡下新屋长约11.6m、宽约6.8m。坡上老屋证载面积为2层119.34㎡，房地产平面图表述长为11.70m、宽为6m，坡下新屋证载面积为1层77.22㎡，房地产平面图表述长为11.70m、宽为6.6m。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条“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的规定，被告施甸县人民政府具有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职权。关于本案涉及被告2002年7月21日16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提出该证共有人及权利人为空白，原告作为大家庭成员应对该房屋享有份额的诉讼主张，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是否享有共有权，关键在于第三人杨连奎购买该宗土地时，购买该宗土地及建盖房屋的资金为杨连奎个人支出还是家庭共同支出，本案中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亦不是本案行政审判审查的范围。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由当事人单方申请：（一）尚未登记的不动产首次申请登记的”和《房屋登记办法》第七条“办理房屋登记，一般依照下列程序进行：（一）申请；（二）受理；（三）审核；（四）记载于登记薄；（五）发证。房屋登记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就登记事项进行公告”的规定，被告颁发16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权属来源明确，依据充分，登记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对原告要求撤销被告颁发的16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78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与第三人均认为与原告持有的47号《房屋所有权证》重复，均认为是现原告居住的房屋。78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为2层建筑面积119.34㎡，而47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为1层建筑面积77.22㎡；78号《房屋所有权证》平面图长为11.70m，宽为6m，而47号《房屋所有权证》长为11.70m，宽为6.6m。根据庭审和相关证据，78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号《房屋所有权证》应当分别对应两宗宅基地，但从78号《房屋所有权证》来看，四至及平面图与47号《房屋所有权证》几乎相同，现原告居住的房屋也为2层，因此无法直观辨别所对应的房屋，给原告和第三人造成了重大误解。另外，因原告及第三人家庭至今未分家析产，78号《房屋所有权证》对应的房屋为60年代建盖，属于祖产，产权来源为继承，无论对应的何宗房屋均应当是大家庭共有，但该证共有人及权利人登记为空白。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三条“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登记”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的，应当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查验：（一）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与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状况是否一致”的规定，78号《房屋所有权证》所对应的房屋应为大家庭所有，应由共有人共同提出登记申请，本案中该房屋仅由杨连奎申请登记违反法定程序，被告对78号《房屋所有权证》对应的房屋未能全面查验而导致登记内容与实际不完全相符，给当事人造成了重大误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三）违反法定程序的”的规定，对原告要求撤销78号《房屋所有权证》并重新核发证件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被告的答辩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作出的16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作出78号《房屋所有权证》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施甸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施政房权证(2002）字第H-H4-00**号《房屋所有权证》，并由施甸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驳回原告赵定启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施甸县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赵定启上诉请求：撤销施甸县人民法院（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赵定启的其他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施甸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赵定启与杨翠菊系同胞姐弟，赵定启、王海莲、杨翠菊、杨连奎、段炳秀、杨春敏在2012年2月14日前系同一家庭户，户主为杨连奎。2012年2月14日分户后，赵定启、王海莲、段炳秀为一户，杨翠菊、杨连奎、杨春敏为一户，至今未对分家析产达成一致。2.2017年11月13日，施甸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赵定启诉杨翠菊侵吞家庭共有财产纠纷案在庭审中，杨翠菊当庭提交《土地使用证》3份、《房屋所有权证》2份：（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杨连奎（户主），地址何元乡何元街，批准使用年限1996年11月30日至2066年11月29日，施甸县土地管理局1995年4月26日；（2）195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杨连奎（户主），地址何元乡大坡脚村大坡社，地号H-H3-100，土地类别老地基，用地面积463.68㎡，其中建筑占地面积350.32㎡，四至：西至本己后檐滴水邻赵有武滴水，东至本己后檐石脚临路，施甸县土地管理局1995年4月27日（注：是赵定启夫妇现居住的位于大坡“新屋”，因为“新屋”才可能是“东至本己后檐临路。”；（3）2235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杨连奎（户主），地址何元乡大坡脚村大坡社，地号H-H3-470，用地面积267.94㎡，其中建筑占地面积167.78㎡，四至南至本院场外临坎坷，本己后檐滴水邻赵有武滴水，东至本屋山墙外皮临杨连怀屋山墙外皮，施甸县土地管理局1995年4月27日（注：是杨翠菊户现居住的位于大坡“老屋”，因为“老屋”才可能是“南至本院场外临坎坷）”；（4）16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杨连奎，房屋坐落施甸县何元乡何元街，建筑面积188.40㎡，用途住宅及经营，“共有人”栏为空白，“权利人”栏为空白，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登记机关发证机关同意发证，法人李荣，2002年7月21日；（5）78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杨连奎，房屋坐落何元乡大坡村××组，结构土木2层，建筑面积119.34㎡，四至东至本己屋山石脚外皮，南至本己前檐及院场，西至本己屋山石脚外皮，北至本己屋后檐石脚外皮，“共有人”栏为空白，“权利人”栏为空白，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登记机关发证机关同意发证，法人李荣，2002年7月21日。主张其单独拥有位于何元街和大坡相关涉案房地产的全部所有权。3.施甸县人民法院认为，杨连奎名下的16号《房屋所有权证》、78号《房屋所有权证》，其中16号《房屋所有权证》对应的土地来源为1994年2月大家庭户主杨连奎通过小宗地拍卖程序，取得该房权证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两证的共有人、权利人均为空白，但施甸县人民法院（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却认为，被告施甸县人民政府具有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职责，本案涉及的16号《房屋所有权证》共有人及权利人为空白，原告是否享有共有权关键在于杨连奎购买该宗土地时，购买该土地及建盖房屋的资金为杨连奎个人支出还是家庭共同支出，本案中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并且不是本案行政审判的范围，被告颁发16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权属来源明确，依据充分，登记程序合法。本院对原告要求撤销16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的该诉讼请求。该行政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混乱法律关系性质，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判决撤销施甸县人民法院（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第（二）项，支持上诉人（原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赵定启的委托代理人认为,1.2017年11月13日，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原告赵定启诉被告杨翠菊家庭财产纠纷民事案件庭审中，杨翠菊当庭提交16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号《房屋所有权证》，主张赵定启对涉案房地产没有共有权。由于杨翠菊持有被上诉人登记、颁发的16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号《房屋所有权证》，能证明赵定启没有共有权。一审法院民庭审判长告知赵定启撤诉，须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只有被上诉人撤销或者更正杨连奎持有的16号和78号《房屋所有权证》，才能再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被上诉人登记、颁发给杨连奎的16号和78号《房屋所有权证》，客观上证明了赵定启没有共有权的法律事实，但被上诉人颁发给杨连奎16号和78号《房屋所有权证》错误，应当更正或撤销，一审判决已撤销了78号《房屋所有权证》。2.被上诉人颁发给杨连奎16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程序违法，侵害了共同所有人合法物权。经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查明，赵定启与原审第三人杨翠菊系同胞姐弟，赵定启、王海莲、杨翠菊、杨连奎、段炳秀、杨春敏在2012年2月14日分户前系同一家庭户，户主为杨连奎。分户后，赵定启、王海莲、段炳秀为一户，杨翠菊、杨连奎、杨春敏为一户，至今未对分家析产达成一致。本案涉及的16号和78号《房屋所有权证》均在2002年由施甸县人民政府登记颁发给杨连奎。杨连奎名下持有的16号和78号《房屋所有权证》，其中16号《房屋所有权证》土地来源为1994年2月杨连奎通过小宗地拍卖程序取的该房权证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但杨连奎名下的16号和78号《房屋所有权证》“共有人”栏和“权利人”栏均为空白，登记漏了共有权利人赵定启等人。（见（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第8-9页）。即通过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再次查明第三人杨连奎持有的16号和78号《房屋所有权证》“共有人”栏和“权利人”栏均为空白，事实上的共有人赵定启等人确实被登记漏掉了，县政府登记、颁证的行政行为确实存在错误，16号和78号《房屋所有权证》确实依法应当更正或者撤销。县政府纠正其登记、颁证错误或者工作失误其实非常简单，只须将杨连奎持有的16号和78号《房屋所有权证》收回，在“共有人”栏填写“共有人赵定启等六人”，在“权利人”栏下填写“杨春敏、段炳秀、赵定启、王海莲、杨连奎、杨翠菊”即可，至于赵定启、杨翠菊亲姐弟俩家如何分家析产，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证据”的规定，县政府作出行政行为，应当认定案件事实并有相应证据证明。人民法院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属实、证据是否充足，证明标准是“清楚而有说服力”标准。如果主要证据不足，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缺乏事实根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基本事实不清，即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本案被上诉人在登记、颁发16号和78号《房屋所有证权》时，应当有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以下充分、确凿的证据：（1）涉案房地产“所有权权利人”、“所有权权利共有人”的证据；（2）“房屋所有权人”为“杨连奎”个人单独所有的证据；（3）赵定启等其他共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放弃权利的证据；（4）调查查明是否存在“共有人”的证据；（5）该房地产相邻各方没有异议的签名证据；（6）利害关系人、相邻权利人无异议的签名证据。“共有权利人”栏和“权利人”栏不能为空白，但被告在作出该被诉行政行为时，均没有以上任何证据。3.《物权法》第十二条“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的登记机关根本没有认真履行其法定职责，没有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没有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没有如实登记有关事项，没有认真实地查看。故被诉行政行为不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且违反法定程序。依法行政，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仅要结果正确，还要程序合法。违反法定程序，属于行政违法，被诉行政行为就应当撤销或者更正。4.被上诉人登记、颁发给杨连奎个人的16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杨连奎，房屋坐落施甸县何元乡何元街，“共有人”栏和“权利人”栏均为空白。被上诉人的登记机构工作人员登记、颁证行政行为相当草率极其不负责任，被上诉人轻视程序正义，其违法行政显而易见。《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六）明显不当的。”的规定，被诉行政行为只要存在以上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就应当判决撤销。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确实存在“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明显不当”等违法行政行为情形。5.关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16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是否享有共有权，关键在于杨连奎购买该宗土地及建盖房屋的资金为杨连奎个人支出还是家庭共同支出，本案中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行政判决书第9-10页）。既然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认定，2012年2月14日分户前杨春敏、段炳秀、赵定启、王海莲、杨连奎、杨翠菊系同一家庭户，那么赵定启等人对本案涉及分户前十年的2002年政府登记、颁发的16号《房屋所有权证》当然地享有共有权。作为户主的杨连奎购买该宗土地及建盖房屋的资金为杨连奎个人支出还是家庭共同支出，都无关紧要，不是原告是否享有共有权的关键，道理非常浅显，因为杨连奎是同一家庭户户主，理应支撑、掌控全户经济收入和支出，即使户主杨连奎购买该宗土地及建盖房屋的资金就是杨连奎通过偷骗抢借或者是其他合法收入，皆为同一家庭户共同承担或者共同享有。何况一审法院也认定资金是否是杨连奎个人支出，本案中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并且当年已十五、六岁的赵定启和年富力强的父母参与出力开挖地基、建盖房屋。被上诉人登记、颁发给杨连奎个人单独的16号《房屋所有权证》，将涉案16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确权给杨连奎个人单独所有，客观上剥夺了赵定启等共同共有人的共有权。综上，被诉行政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非常不合理，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施甸县人民法院（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使涉案房地产回归到原本的共同共有状态，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施甸县人民政府答辩认为，1.1994年2月，土地使用者杨连奎通过小宗地拍卖程序，取得了位于何元乡××0.56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来源为购买。1996年11月30日，杨连奎申请办理土地登记，经补缴相关费用后，土地部门对现场进行了土地权属调查，杨连奎作为唯一的土地使用权人，依法领取了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杨连奎在2002年7月20日作为申请人向登记机构提交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登记类别是初始登记，房屋2幢，层数分别为2层和1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88.40㎡，经登记机构现场调查测绘并审批后，杨连奎领取了16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诉人赵定启上诉提出要求撤销16号《房屋所有权证》的主张，但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位于何元乡××0.56亩国有土地，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时，购买者是杨连奎，没有共同购买人，其购买资金来源系个人支出还是家庭支出，不属于被上诉人及土地部门的审查权限范围。而该国有土地上的房产，系购买土地后建盖，由杨连奎申请办理房产登记，没有声明有共同共有人，登记机构依据产权人的申请现场调查测绘并审批后，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综上，16号《房屋所有权证》权属来源明确，依据充分，登记程序合法。施甸县人民法院（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撤销了第78号《房屋所有权证》，被上诉人虽然也有异议，但自查认为第78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发证程序确实存在瑕疵，因此没有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全案进行审查，公平公正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认为，1.关于47号和78号《房屋所有权证》。被上诉人当时根据房产普查要求，安排相关部门对房产进行初始登记，普查中由各乡镇工作组入户普查，没有提出异议的就进行登记，以户主进行登记，当时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杨连奎名下，也没有分户，结合居住情况，颁发两证，47号《房屋所有权证》颁发上诉人，78号《房屋所有权证》颁发给杨连奎，但两证对应土地使用四至及平面图登记混乱，在没有变更相应情况下颁发两证，颁证程序确实存在瑕疵，一审法院撤销了78号《房屋所有权证》，被上诉人予以认可。2.关于16号《房屋所有权证》。16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来源于小宗地出让，由土地管理部门和乡政府具体操作，购买时申请人是谁就登记给谁，申请人是杨连奎，杨连奎作为缴费者缴纳了相关费用，也没有其他共有人，就登记颁证给杨连奎。2002年普查房产时，杨连奎是作为申请人提交相关申请，就给杨连奎颁发了16号《房屋所有权证》，权属来源唯一，被上诉人颁证程序合法，上诉人称该房产共有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清楚。3.关于本案事实认定和处理。本案因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分家析产引发矛盾，一审法院庭前进行协调，没有达成一致。被上诉人只能对不动产进行登记，不能确定共有权，且上诉人要求撤销16号《房屋所有权证》，没有要求对该土地使用证进行撤销，该房产依据土地使用证颁证，上诉人请求撤销16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诉讼请求依法不成立。关于上诉人请求撤销78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属于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父母（杨春敏和段炳秀）老一辈处分权，杨春敏和段炳秀均健在，建议当事人同上辈商量处理，明析确定共有基础。综上，被上诉人认为，78号《房屋所有权证》颁证程序有瑕疵，已被一审法院撤销，对此认可；16号《房屋所有权证》颁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原审第三人陈述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第三人杨连奎1982年到大坡脚村大坡生活，父母建盖了大坡老屋。原审第三人参与大家庭生活中，于1994年前后在何××号房屋,原审第三人夫妇共同商量与段开玉借款5000元，购买了何元街子拍卖土地一份，办理了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又与段开玉商量从其山林上取材料进行建盖，从筹措至建盖其余家人从未参与建设，都是原审第三人夫妇经营管理，土地于1996年登记为原审第三人杨连奎所有，16号房屋于2002年同样登记在杨连奎名下，多年来无任何争议。2.2000年在父母（杨春敏和段炳秀）主持下分家各自生活，2012年分户后父亲杨春敏与原审第三人夫妇一起生活，母亲段炳秀与上诉人赵定启夫妇一起生活。至于家庭析产，因父母（杨春敏和段炳秀）还健在，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析产问题处分权完全在于父母，不知上诉人采取什么手段将原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78号《房屋所有权证》擅自更名在上诉人名下，并将房屋产权号更正为47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行为完全违背父母对该财产处理权，同时违反相关更正登记，故一审法院（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认为，1.原审第三人杨翠菊与上诉人赵定启系姐弟关系，1982年前杨翠菊和赵定启的父母（杨春敏和段炳秀）有祖传财产老宅房屋（78号房屋），当时上诉人还小。1982年原审第三人杨连奎到大坡脚村大坡与杨翠菊结为夫妇，和杨翠菊及家人共同生活，又建盖新房屋（47号房屋），现由上诉人居住。大坡家中祖传老房屋（78号房屋）和新建房屋（47号房屋）因父母健在，父母享有处置权。2.1996年原审第三人一家以自己名义借钱，在何元街子购买乡政府出让的国有土地并办理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建盖16号房屋居住生活，系杨连奎和杨翠菊夫妇自筹出让金和自筹资金建盖房屋，上诉人与该房地产毫无关系，且被上诉人在出让土地和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及该房产证中均按照法定程序办理，该两证登记在原审第三人杨连奎名下，属于原审第三人户合法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可非议。3.2000年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杨翠菊在父母主持下分居生活，以各人的居住状况各自生活，大坡家中房屋财产未作确定，该财产问题由父母处置，但不知上诉人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将原登记在原审第三人杨连奎名下的78号《房屋所有权证》擅自更名在上诉人名下，并将房屋产权号更正为47号《房屋所有权证》，把家庭财产侵吞为其小家所有。一审法院作出（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由被上诉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审查核实，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证据采信均无异议。经审查，一审法院举证、质证、认证合法，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施甸县人民政府于2002年3月26日为原审第三人杨连奎颁发了施政房权证（2002）字第H-H4-00**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78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杨连奎，房屋坐落何元乡大坡脚村委会大坡，产别私有，房屋状况：幢号1、房屋结构土木，房屋总层数2、建筑面积119.34㎡、设计用途住宅；土地使用情况摘要：权属性质集体；四至东至本己屋山石脚外皮，南至本己前檐及院场，西至本己屋山石脚外皮，北至本己后檐石脚外皮。该78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产权分幢状况调查表》载明建造年代60年代，产权来源继承。2002年3月26日当天，被上诉人施甸县人民政府为上诉人赵定启颁发了施政房权证（2002）字第H-H4-00**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47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赵定启，房屋坐落施甸县大坡脚村委会大坡，产别私有，房屋状况：幢号1、房屋结构土木，房屋总层数1、建筑面积77.22㎡、设计用途住宅；土地使用情况摘要：权属性质集体；四至东至本己屋山石脚外皮，南至本己前檐及院场，西至本己屋山石脚外皮，北至本己后檐石脚外皮。该47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产权分幢状况调查表》载明建造年代1980年，产权来源自建。2002年7月21日，被上诉人施甸县人民政府为原审第三人杨连奎颁发了施政房权证（2002）字第H-H1-00**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16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杨连奎，房屋坐落施甸县何元乡何元街道，产别私有，房屋状况：幢号1，结构其他（空心砖木），房屋总层数2，建筑面积126.69㎡，设计用途住宅及经营；幢号2，结构其他（空心砖木），房屋总层数1，建筑面积61.71㎡，设计用途其他；合计建筑面积188.40㎡；土地使用情况摘要权属性质国有；附记房屋四至东至本己后檐邻街道，南至本己屋山墙外皮，西至本己后檐墙外皮，北至本己屋山墙外皮。该16号《房屋所有权证》相对应的由被上诉人1996年11月30日颁发给原审第三人杨连奎的施何国用（96）字第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杨连奎，地址何元乡何元街，用途经营居住，批准使用期限1996年11月30日至2066年11月29日；四至东至石脚外皮邻人行道，南至本己北至南12.5m处，西至石脚外皮，北至石脚外皮邻3m道；用地面积332.50㎡，其中建筑占地83.75㎡。上诉人赵定启以其与原审第三人杨翠菊系同胞姐弟，原审第三人杨连奎入赘和杨翠菊于1984年登记结婚，与父母（杨春敏、段炳秀）和其为一户共同生活，户主为杨连奎；2004年上诉人与王海莲登记结婚后，仍与杨连奎、杨翠菊及父母（杨春敏、段炳秀）为同一户，户主为杨连奎直至2012年2月14日分户前；2012年2月14日分户后，上诉人赵定启及妻子王海莲与母亲段炳秀为一户，原审第三人杨连奎、杨翠菊夫妇及父亲杨春敏为一户；原审第三人杨连奎持有的78号和16号《房屋所有权证》中“共有人”栏、“权利人”栏为空白，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于2012年分户之前至今没有分家析产；原审第三人杨连奎、杨翠菊夫妇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欺骗登记机关，侵犯共有人（上诉人赵定启及妻子王海莲、父母杨春敏、段炳秀等人）合法物权为由，向施甸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78号、16号《房屋所有权证》，依法更正登记重新核发新证。2018年4月9日，施甸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施甸县人民政府78号《房屋所有权证》，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驳回原告赵定启的其他诉讼请求。赵定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施甸县人民法院（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原告应当是行政相对人或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上诉人赵定启请求撤销被上诉人施甸县人民政府2002年7月21日颁发给原审第三人杨连奎的16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盖于1993年－1994年，房产权属来源于自建，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都认可，根据该《房屋产权分幢状况调查表》载明建造年代1990年，产权来源自建，因建盖16号房屋时上诉人年纪还小，并不具备对建盖16号房屋出资出力的能力，且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出资出力情况，故上诉人赵定启起诉请求撤销16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主体资格缺乏依据。上诉人请求撤销被上诉人2002年3月26日颁发给原审第三人杨连奎颁发的78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盖于1960年，房屋来源于祖遗房产，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均认可，根据该《房屋产权分幢状况调查表》载明建造年代60年代，产权来源继承，78号房屋均不属于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共同建盖，上诉人在父母（杨春敏和段炳秀）均健在，且未提交处置该房产的法律文书凭证、父母是否对该房产作出过处分情况下，起诉请求撤销78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原告主体资格的依据不足。综上，上诉人赵定启不具备起诉请求撤销被上诉人颁发16号和78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起诉，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上诉人与家庭成员之间此后若对家庭财产的处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可根据具体意见依法申请登记，行使司法救济权，同时被上诉人针对本案颁证相关瑕疵问题，也可以自行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施甸县人民法院（2017）云0521行初5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原告赵定启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何延武
审判员 李海斌
审判员 唐悄若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 俊
附：本裁定适用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和再审案件，对原审法院立案、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错误的，应当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一）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可以迳行驳回起诉；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二）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