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民终5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哲羽。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玲珍。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建雄，浙江创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波，浙江创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祀红。
委托代理人：施海华，金华市金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陈杰，金华市金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哲羽、刘玲珍为与被上诉人高祀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1日，杨哲羽、刘玲珍作为共同借款人出具了借据一份，借据中载明的出借人为高祀红，借款金额为25万元，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12月11日至2年月日，利息按照借款金额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还约定若以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由借款人承担律师费、诉讼费等所有费用”。同日，杨哲羽、刘玲珍共同出具了收到现金9万元的收条，刘玲珍在收条中还写了“转入农业银行6228480380710268810”。同日，案外人何纯凤向刘玲珍在收条中载明的银行账户汇入16万元。后，刘玲珍于借款当日汇给案外人何明4000元，2014年12月18日又存入案外人何纯凤的账户5600元。
高祀红于2015年11月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杨哲羽、刘玲珍立即归还高祀红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杨哲羽、刘玲珍支付高祀红律师代理费1万元。
杨哲羽在一审中答辩称：1.未收到高祀红的25万元的借款。2.根据借据未到还款期限。3.杨哲羽、刘玲珍不需要承担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刘玲珍在一审中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高祀红是否系本案借款出借人，杨哲羽、刘玲珍有无收到高祀红交付的25万元借款；2.还款期限是否已到。关于焦点一，高祀红持有本案借据及收条原件，且借据及收条中均载有高祀红的名字，在收条中杨哲羽、刘玲珍确认收到现金9万元，同时刘玲珍又在收条中注明“转入农业银行6228480380710268810”，同日，何纯凤向上述账户汇入16万元，何纯凤称该16万元是应高祀红的要求汇入刘玲珍账户的，且其不会据此汇款记录向杨哲羽、刘玲珍主张权利，故该16万元应为高祀红交付给杨哲羽、刘玲珍的借款，本案高祀红为出借人。关于另9万元，杨哲羽、刘玲珍称收条中载明了“转入农业银行6228480380710268810”，应认为收条中明确出借人应将9万元转账给刘玲珍，原审法院认为，杨哲羽、刘玲珍作为成年人，对于出具收条的结果应是明知的，且收条中写明了收到现金9万元，杨哲羽、刘玲珍也未能提供证据推翻收条内容的真实性，故高祀红陈述的现金交付9万元说法更可信。因此，高祀红向杨哲羽、刘玲珍交付了借款25万元。关于焦点二，从借据的格式上来看，借款期限应是填写起止时间的，开始时间是2014年12月11日，但终止时间只在年的前面写了2，其余都是空白的，杨哲羽、刘玲珍认为2是指2年的意思，原审法院认为这并不符合关于时间段的表述方式，应是双方未填写终止时间，故本案借款应为不定期借款，高祀红可主张债权。刘玲珍于借款当天汇给案外人何明4000元及2014年12月18日又存入何纯凤的账户5600元，高祀红已认可收到，但认为是利息，原审法院认为上述款项应先抵扣利息，再抵扣本金，故截至2014年12月18日，杨哲羽、刘玲珍尚欠高祀红借款本金为241456元。杨哲羽、刘玲珍应及时归还上述借款本息。高祀红起诉后，杨哲羽、刘玲珍仍未归还，按照合同约定，杨哲羽、刘玲珍应承担高祀红为本案诉讼花费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综上，高祀红之诉请于法有据部分，予以支持。杨哲羽、刘玲珍辩解合理部分法院予以采信。刘玲珍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1.杨哲羽、刘玲珍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高祀红借款人民币241456元及利息（自2014年12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但不得超过月利率2%）；2.杨哲羽、刘玲珍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高祀红律师代理费10000元；3.驳回高祀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13元，由高祀红负担120元，由杨哲羽、刘玲珍负担2893元。
杨哲羽、刘玲珍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对借款金额认定错误。杨哲羽、刘玲珍在借据中要求借现金25万元，既然案外人何纯凤自认应高祀红要求汇入刘玲珍账户16万元，且不会据此汇款记录向杨哲羽、刘玲珍主张权利。但是，收条中写明的收到现金9万元并转入刘玲珍农业银行账户，然高祀红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9万元已转入刘玲珍的账户，原审法院仅凭刘玲珍、杨哲羽已出具收条，而忽视收条内容就认定刘玲珍、杨哲羽已收到上述9万元，属主观臆断，与事实不符，借款金额实为16万元。2.原审法院对借款期限认定错误。借据是由出借人提供的文本，出借人理应就对该文本有充分正确的认识，从借据的时间格式上来看，开始时间是2014年11月11日，终止时间只在年前面写2，其余空白，并在空白处按指印，并无不妥，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审法院认为上述表述方式不符合关于时间段的表述方式，认定本案借款期限为不定期借款，于法无据。再者，从借据的签订地点（义乌市金腾裕寄售行，经营者何明）。格式内容来看，本借据应属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1条之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综上，借款期限二年，既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也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借款期限的认定是错误的。3.原审判决要求杨哲羽、刘玲珍支付高祀红律师代理费1万元违反相关规定。根据《最高法发布民间借贷案司法解释》第30条之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律师代理费已超出年利率24%，原审法院理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审诉讼费由高祀红承担。
高祀红在二审中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特别9万元，在一审庭审笔录及判决书中都已经阐述的很明确，是收到现金，并且刘玲珍、杨哲羽也出具了收条，作为刘玲珍、杨哲羽来说，都是成年人，具备了民事法律能力，应有分辨能力，为此原判是正确的，应当维持原判。
二审中，高祀红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杨哲羽、刘玲珍共同提供了2份证据材料：1.义乌市金腾裕寄售行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明杨哲羽与高祀红签订借据和收条的地点为义乌市金腾裕寄售行，经营者为何明；2.高祀红、何明夫妇近年来所涉民间借贷诉讼信息，证明高祀红和何明从事民间借贷业务多年，属民间借贷专业人员。
对杨哲羽、刘玲珍提供的证据，高祀红质证认为：对证据1，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2，这些案件案号是有的，但上面载明的当事人是何明，并不全是高祀红，且另一方当事人也并非杨哲羽、刘玲珍，故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
对刘玲珍、杨哲羽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材料1、2，鉴于高祀红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些证据亦未体现与本案借贷事实有实质关联性，故本院对杨哲羽、刘玲珍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原审判决对于案涉借款实际交付的金额认定是否正确。杨哲羽、刘玲珍对于其在借据、收条上签字、捺印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杨哲羽、刘玲珍上诉称仅通过银行转账收到款项16万元，未收到收条上所载明的9万元。高祀红则称，该9万元已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经审查，收条上载明收到现金9万元，且杨哲羽、刘玲珍对此以签名、捺印进行确认，杨哲羽、刘玲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预见到签署该现金收条的法律后果。且该收条系杨哲羽、刘玲珍出具借据当日所写，其称未收到收条所载明的款项，但又未在当时将该收条取回或销毁，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杨哲羽、刘玲珍该项上诉请求所依据的理由不予采纳。原判认定案涉借款25万元已实际交付，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另，关于杨哲羽、刘玲珍所称案涉借款的借款期限为两年，但借据中的借款期限仅载明借款起始日期，截止日期的年、月、日并未作完整填写，故原判认定案涉借款为不定期借款并无不当。再者，杨哲羽、刘玲珍上诉称高祀红所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系超过借款年利率24%的部分，不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律师代理费并非逾期利率或违约金，亦不属于借款人为获得借款支付的成本，而是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且在案涉借据中，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债权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由借款人承担的内容已作出明确约定，故原判认定高祀红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出的1万元费用由杨哲羽、刘玲珍承担，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综上，杨哲羽、刘玲珍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26元，由上诉人杨哲羽、刘玲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淑馨
审 判 员 应 倩
代理审判员 郑 睿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施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