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刑初字第1873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维中，男，1965年10月22日。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4年1月11日被羁押，同年2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公诉刑诉（2014）1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维中犯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4年8月12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邹劭坤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维中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3年5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王维中在本市海淀区喜来登酒店等地，虚构民航总局综合司司长身份，谎称能够帮助他人办理提职等为由，先后骗取被害人付×办事费用共计人民币150万元。
2014年1月11日，经被害人付×报案，被告人王维中被民警传唤到案。涉案赃款均未退赔。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王维中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对被告人王维中定罪处罚。
被告人王维中对检察院的指控罪名及指控事实提出异议，辩称其没有虚构身份，也没有收到过被害人付×交付的钱款，其没有诈骗行为。
经审理查明：
2013年5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王维中在本市海淀区喜来登酒店等地，虚构其系中国民航总局综合司司长的身份，谎称能够帮助他人办理提职事项为由，先后骗取被害人付×（男，40岁）办事费用共计人民币150万元。
2014年1月11日，经被害人付×报案，民警将被告人王维中抓获归案。涉案赃款未起获。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并经法庭质证：
1、被告人王维中于2014年1月12日所作的供述，证明2012年9月左右，其在北京通过朋友王×认识了付×。王×在山西大同的部队担任过军部秘书，后来复员到了地方，付×是山西大同汉庭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其跟付×接触时，只说过其在民航系统上班，没有说过具体职务。2013年6月，付×跟其说他想办一个飞行学校公司，因为知道其在中国民航上班，了解办飞行学校公司的程序，所以想找其帮忙去办手续，其当时就答应了。后来其与付×约好在海淀区喜来登酒店见面，他当场给了其50万元人民币现金，让其帮他做一些开办公司的准备工作，然后他开车把其送到了东二环，其在那里拿着钱跟付×分的手，这些钱是用一个黑色尼龙包装的，总共5捆，每捆10万元，面值都是100元一张的。后来，其经过了解得知开办飞行学校需要有机场，其就让他先和大同机场去谈，但付×谈了两个月没谈下来，这事就放下了。到了2013年8月左右，其自己研究了一个地空通讯设备项目，需要研究资金，其就跟付×说：“你之前给我的50万我先借用一下，并且再借我100万项目研究资金。”付×说他手里有张100万元存单还没到期，先不能借给其。到了2013年10月初，付×来北京约其到海淀区喜来登大酒店见面，在酒店吃饭时，他说现在手上有100万元现金可以先借给其，并在酒店房间里把这准备好的100万元现金给了其，这些钱是用一个棕色皮包装的，总共10捆，每捆10万，面值也是100元一张的，然后付×开车把其送到了赵登禹路口，其在那里拿着钱跟他分的手。2013年11月中旬，付×给其打电话说他急用钱，让其把150万元还给他，其当时已把这些钱投入到研究项目中去了，所以手里没钱，就跟付×约好2014年1月10日将钱还给他。2014年1月10日，其和付×在海淀区喜来登酒店见了面，其跟他说由于项目出了问题还不了钱；第二天，其和付×在喜来登酒店继续谈还钱的事，但没谈拢，于是付×就报了警，警察把其二人一起带回了派出所。付×与其接触期间，没有说过托人办事的情况。其向付×所借的150万元，有一部分投到了外地的零部件公司采购设备，还有一部分支付给相关公司用于设备调试测试以及软件开发。其不认识中组部或国务院的领导，也没向付×或其他人说过认识中组部或国务院的领导，其现在没钱，还不了付×的那150万元钱的事实。
被告人王维中于2014年2月20日所作的供述，证明其是在2012年年底通过王×认识了付×，当时都是各自聊天，并没有相互介绍。到了2013年5、6月份，其请王×吃饭，王×叫来了付×，王×介绍其是在民航工作的朋友，其与付×互留了电话，并跟付×说其调到民航局了，原来是领导干部，现在没了职务，但其参加了司局级别的竞聘，还没消息。从这以后，付×就频繁的来北京，一来北京就给其打电话，吃吃饭聊聊天，后来在一次饭局上付×跟其说他想在民航上发展一下，就问其有无好的方向，其经过调查就推荐付×办一个飞行学校，他问需要什么条件，其说必须得有一个机场，付×就说他回去联系大同机场，联系好就回话。2013年6月，其需要研发产品，需要钱，就让付×帮其垫钱，付×说看情况吧，当时也没给其钱；过了几天，付×到了喜来登酒店，打电话让其过去，其到了酒店后，他在酒店一个房间里当场借给其50万元钱，但说项目不成必须把钱还给他，其就答应了，这50万元装在一个黑色尼龙袋子里，每捆10万元。付×给其50万元的同时，还给了其一些海参。因为其有个朋友黄建的父亲身体不好，其就想送海参。其问别人买海参时，付×听见了，就主动买海参交给了其，其把一部分海参送给了黄建，说是给他父亲的礼物，剩下的海参其自己留着吃了。其之前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时之所以说是把海参送给黄建母亲当做生日礼物，是没有记清，后来其才想起来黄建的母亲已经死了。到了7月份，其研发的钱又不够了，就找付×想借100万元，他说存单没到期，暂时借不了。到了2013年10月的一天，付×约其在海淀区喜来登酒店见了面，并在酒店房间里给了其100万元，当时还有付×的一个亲戚在场，其数完钱就拿着钱离开了。其没向付×说过其是民航局的司长，没有向他说过能帮他提拔职务，也没有以承诺帮他及家人调动工作为由收钱。其借付×的150万元都用于研发地空通讯设备了，是以单位名义研发的，单位领导也知道此事，项目名称叫民航卫星及数据通讯项目，单位指定其为项目的负责人。钱主要是从深圳的赛格电子市场的4家摊位购买材料，买材料主板花了60多万，其余的钱都是测试实验费用。采购材料的事其跟单位领导汇报过，但都是其独自一人去采购，由于项目还没结束，所以开不了发票，也没有收据，等项目结束之后再统一开的事实。
被告人王维中于2014年7月8日所作的供述，证明2013年5月其通过朋友王×介绍认识了付×，当时王×没向付×介绍其身份，但其之前跟王×说过其参加了民航总局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司局级竞聘，但其没说过自己是局长。其收过付×给的150万元，但这是个人之间的借款，因为当时其跟付×说有一个科研项目需要经费，付×就分两次把钱给了其，第一次给了其50万元，第二次给了100万元。这两次给钱都是付×在海淀区远大路喜来登酒店给其的，每次都用包装着。项目全称叫民航地空通讯，单位就此开过研究会，但没有同意立项，行政会议上决定由其做负责人，单位没给这个项目拨过钱，所以其借钱搞这个项目。单位的信息处处长张圣辉知道其自筹资金做这个项目，其跟单位其他人没提过此事。其把这150万元都拿到深圳电子市场买设备和材料了，因为还没采购完，所以没开收据也没开发票，其也记不清卖家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了。付×向其催要过这150万元，其答应2014年1月9日还给他，但在1月10日因利息问题产生争执，所以他就报案了。付×没有托其办过事，其在讯问过程中没有受到刑讯逼供的事实。
2、被害人付×于2014年1月11日所作的陈述，证明2013年5月，其到北京办事，在万寿路附近一个饭馆吃饭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王维中。朋友介绍说王维中是民航总局的王局长，其说局长应该是李家祥吧。这时王维中自己说是综合司的司长，称呼无所谓，在部里就是司局级，而且还说中组部新上任的常务副部长陈希是他在清华时的老领导，跟他关系特别好，有什么事情随时打招呼。其当时就说有个朋友在大同，现在是副处级，想调到正处，能不能给打个招呼，他说行，帮其问问。吃完饭后其与王维中互留了电话就走了。过了半个多月，其在太原接到王维中打来的电话，称上次其提的事情他已经跟陈大哥（陈希）说了，那边同意帮忙打招呼。但王维中说要去看陈希的老母亲，他母亲在中南海住，每天要吃大连长岛的深海海参，问其有没有关系弄十斤，其就托朋友从长岛买了十斤海参，每斤16000元。过了3、4天，其给王维中打电话，他让其到北京来，说已经跟陈大哥说好了，带上海参再拿50万一起过来，先给陈大哥50万，等其朋友事情办好后，再拿200万元。打电话的第二天，其从大同取了50万现金，带上现金和海参到了北京，住在了远大路喜来登酒店，并告知了王维中，他说晚上找其。到了晚上22点左右，王维中来到喜来登酒店的房间找其，其把包拉开，让他看了一眼现金，说钱都带好了，还让他看了一下海参，然后其二人就一起将钱和海参搬到了其的车上，并一起开车去送海参和钱。其问王维中要开到什么地方，他打了个电话，然后跟其说去朝阳区富力城陈希部长的儿子家。其二人开车大约23时许到了富力城小区门口，王维中让其把钱和海参从车上拿下来，放在小区门口，他在门口，让其回到了车上。当时距离有3米左右，其在车上看到王维中和一个个子微胖、留背头的男子说话，说了一会儿，王维中就上了其的车，让其把他送回去，路上他让其放心，说这事办得挺好，用不了几天就有消息，让其回去等，其把他送到了北大西门就走了。第二天其回到了大同，其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消息，期间其也给王维中打电话催问过此事，他说陈大哥忙，出差没空，要等着。又过了几天，大同市的干部都调整完了，其觉得王维中办不了这事，就来北京，约王维中到喜来登酒店吃饭，说事情不办了，其那边的干部都调整完了，并说海参就当送见面礼了，把50万还给其就行。王维中说没问题，钱肯定还，过几天陈大哥就回来，找他说一下把钱拿回来，其同意了，然后第二天其就回了大同。又等了十来天，其给王维中打电话要钱，他说不好意思找陈大哥要这钱，说他自己马上要调整职务，还需要陈大哥照顾，并说钱由他负责还，其问需要多长时间，他说时间不长，等他缓缓想办法把钱还给其。等到大约10月底，其来北京办别的事情，表哥顾×跟其一起来的，晚上其约王维中到喜来登酒店吃放，并催问他钱的事，他说很快，并问其表哥是什么职务，其表哥说是正科，他说应该再进步一下，其表哥说上面没有人，王维中说这个简单，这事不用找陈大哥，找杨大哥就办了。其问他说的是哪个杨大哥，他说是国务院秘书长ＸＸ，前几天还在一起吃饭，其可以帮着问问。其表哥说要是能帮上忙，一定好好感谢。过了三天，其在大同接到王维中打来的电话，他说已经跟杨大哥说了，杨当着他的面给山西高省长打了电话，说让其拿着表哥的简历和100万到北京去找他，年底就能调整了，要抓紧时间办。其就跟顾×说了此事，顾×说没那么多钱，其说先帮他垫上，然后其就取了100万元现金，并带着简历和顾×一起来到北京，还住在喜来登酒店，并约王维中来酒店吃饭，并跟他说钱带来了。王维中说今天太晚了，跟杨大哥约好上午9点见面，明天再说。到了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其在酒店房间把装在包里的100万现金给王维中查看，然后开车拉着王维中到了西城大觉胡同50号，他就下了车，带走了这100万现金，并让其回去等，说事情这两天就办了。其回去后等了一个礼拜，听朋友说大觉胡同50号是中组部老干部局，那里老有骗子出没，其心里就开始打鼓，又找朋友查王维中的职务，发现民航总局没有王维中这个司长。于是其就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在太原帮其办事，其说不办了，他说后天回北京找杨大哥给其退钱。过了几天，其打电话催问退钱的事，他说杨大哥现在外面，不好退钱，要等。又等了几天，其又在香格里拉酒店见到了王维中，问他什么时候还钱，他说以后还要靠大哥，钱由他来还，现在总局有个项目，项目好了就有450万的收入，然后就可以把150万还给其，其问到底什么时候还，他说1月10日。但到期后王维中还是没还钱，其就把他约到喜来登酒店，然后报了警，民警把他带到了派出所。第一次给的50万元使用一个灰蓝色帆布的旅行包装的，都是百元面额，每捆10万元，一共5捆；第二次给的100万元使用一个紫黑色皮制手提包装的，也是百元面额，10万元一捆，一共10捆。第一次托王维中办事的情况，其朋友王×可以证实；第二次托王维中办事的情况，其表哥顾×可以证实的事实。
被害人付×于2014年6月17日所作的陈述，证明报案当天，其约王维中来喜来登酒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还钱，但到酒店后，王维中推三阻四，态度也不好，其实在没有办法，就当着他的面打了“110”报警的事实。
3、证人张圣辉于2014年1月12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其是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信息所的所长。王维中是该信息所的高级工程师，是在2011年11月入职的，主要担负信息技术方面的技术工作，但目前单位并没有指定他负责什么项目，也没有让王维中与其他单位合作开发什么科研项目。2013年11月，山东济南警方曾来其单位找到王维中，其了解了一下情况，说是王维中在酒桌上跟他朋友吹嘘自己是什么大人物，是民航总局的什么领导，然后人家找他办理投标的事情，给了他102万元，后来事情没给人家办，人家就在山东报案了。济南的民警找王维中做了笔录，但没有带走他，说是因为证据还没有完善，就先让王维中上班了，之后警察也没来找他。王维中只是信息所的正式在编普通职工，不是民航总局的领导，因为其单位是民航总局的下属事业单位，经常与民航总局打交道，所以对民航总局的领导基本都知道的事实。
证人张圣辉于2014年7月28日所作的证言，证明王维中在单位的职务就是工程师，没有行政管理职务，属于普通员工。其单位全称叫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是民航总局直属事业单位，单位本身是司局级单位，所以其单位也没有搞过司局级领导职务的竞聘。民航总局关于飞机进行地空通讯只是面向全行业出了一个文件，但不属于研究项目，其单位也没有为此立过项。当时其看到这个文件后，只是安排王维中对这个文件进行初步研究，看看能否从中挖掘出一些项目，但王维中一直没有实质进展。单位既没有安排王维中去寻找经费或者购买研究材料，王维中也没有向其汇报过这方面的情况。其单位没有研究人员自筹资金进行研究项目的情况，因为凡是单位的项目都会有单位的资金划拨，不会允许个人去寻找资金的事实。
辨认笔录，证明经公安机关组织辨认，张圣辉辨认出被告人王维中是其单位的工作人员的事实。
4、证人顾×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其是山西省浑源县卫生局的局长，付×是其表弟，他是大同市汉庭房地产公司老总。2013年10月底，其与付×来北京办事，住在海淀区喜来登酒店，吃晚饭时，付×打电话让一个叫王维中的朋友过来吃饭。当晚在喜来登酒店二楼包间里吃饭时，其通过付×的介绍认识了王维中，王维中自称是民航总局综合司的司长，并说他跟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陈希和国务院秘书长ＸＸ很熟。当王维中得知其是山西大同的一个科级干部时，就说他可以去找ＸＸ大哥，帮其提拔是很容易的。过了4、5天，付×给其打电话，说王维中自称见过ＸＸ大哥了，可以帮其提拔职务，但需要活动经费100万元。其当时也没那么多钱，付×说不用其管了，他帮其想办法。又过了一两天，付×让其跟他去北京找王维中，并说那100万元的活动费用由他来出。于是其和付×带着钱开车一起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喜来登酒店、到酒店的第二天早晨，王维中来到了酒店，并在房间清点了付×所带的100万现金，并说他已经约好了ＸＸ大哥，让付×跟他一起把钱给ＸＸ大哥送过去，其当时准备一起去送钱，但王维中说其去不合适，其就没去，付×就和王维中带着100万现金开车走了。这钱装在一个棕黑色的皮制手提包里，分10捆，每捆10万，都是百元面值的。等付×回来后，其就和他回山西等消息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消息，其就开始怀疑王维中了，就让付×赶紧去核实王维中的身份，赶紧往回要钱，后来的事就不清楚了。经其辨认，其辨认出被告人王维中就是对付×实施诈骗的那名男子的事实。
5、证人秦×的证言，证明其是北京新时空照明技术有限公司的司机。2013年5月底，其公司领导让其买了3个手提包，并从银行取了30万现金，送到了海淀区远大路喜来登酒店，并交给了付×，付×让其到酒店大堂把一个叫王维中的人带到了付×的房间里，付×说这是民航总局的王局长，王维中从付×那里拿走了其买来的一个深色手提包，里面装的是付×自己带来的现金，具体多少记不清了，当时王维中说应该够用了，之后他俩就出去办事了，当天其就住在了付×的酒店里。第二天中午，王维中过来找付×，其三人在喜来登酒店的二楼吃饭，付×问他朋友办提职的事情能不能行，王维中当时说大哥既然答应了，就一定没问题，提拔个县区长在大哥这儿属于小事，打个招呼就能办成，让付×回去转告刘区长，说任命几天就会下来，耐心等着的事实。
6、证人黄×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3年9月，其通过朋友认识了王维中，当时王维中自称是民航的一个副司长，并称马上要升官，说他有个大哥是大官，能帮着他升职。其手机通讯录中所存的王维中都是王司长。认识不久后，王维中就主动提出与其合作，但他让其公司找500万的资金，重新和他注册资金，他还说提前要用100万，其拒绝了他，之后就没业务往来了，接触也少了。王维中没有托其办过事，也没给其送过东西，其母亲在1999年12月份已经去世了。经其辨认，其辨认出被告人王维中就是那名自称是民航总局副司长的男子的事实。
7、手机通讯录照片，证明黄×手机中所存的联系人为“王司长”的手机号码为131XXXX****的事实。
8、办案说明，证明公安机关办案民警曾电话联系证人王×，王×称其人在山西，不能前来公安机关制作笔录，只是在电话中答复民警称王维中在与其接触过程中一直自称是民航总局的副司长的事实。
9、刘×出具的证明，证明其是山西大同市城区人。2013年5月的一天下午，朋友付×给其打电话，让其给他凑50万元钱，说是一会儿去北京办事急用。其当时正在朔州，便急忙凑好钱往大同市赶，大约下午4点左右与付×见了面，把钱给了他，到了6月中旬，付×才把钱还给其。具体什么事不清楚，只听说是见国家民航总局的领导的事实。
10、酒店入住信息登记表，证明2013年5月至12月期间，被害人付×曾多次入住北京市海淀区喜来登酒店、香格里拉酒店的事实。
11、履历表，证明被告人王维中的从业经历。
12、到案经过，证明2014年1月11日10时许，警方在接到被害人付×拨打的“110”报警电话后，赶到本市海淀区远大路喜来登酒店将被告人王维中抓获的事实。
13、身份证明，证明被告人王维中的基本身份信息。
经庭审质证，被告人王维中的主要质证意见为：其在公安机关所作关于曾收到被害人付×150万元款项的供述，系受到民警诱骗所致，相关供述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对于该质证意见，法庭认为，这一说法仅系被告人王维中的一面之词，缺乏相关事实的佐证，而关于收到被害人付×150万元款项一事，王维中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供述一直非常稳定，讯问程序合法，关于给付款项的时间、地点、数量、包装等诸多细节均能保持一致，亦与被害人付×的陈述以及相关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且王维中在检察机关所作的供述中也承认没有非法取证的情形，并对此签字认可，故法庭对于上述质证意见不予采纳。法庭认为，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证据内容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维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维中犯有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关于被告人王维中提出的无罪辩解，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维中虽当庭辩解从未收到被害人付×给付的钱款，但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所作的多份供述与被害人付×的陈述，证人秦×、顾×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实王维中确实接收了付×给付的150万元现金：同时，被害人付×以及证人秦×、顾×、刘×的证言又证实了被告人王维中虚构身份及办事能力，并以帮助他人提职为由收取钱款的事实，因此王维中关于此款项系借款的辩解不能成立。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证实被害人付×确系是在相信被告人王维中所虚构的身份以及所谓的办事能力的前提下，从而交付了巨额款项，而王维中之后以各种理由拒不还款的行为更进一步印证了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故本院对上述无罪辩解不予采纳。同时法庭注意到，被害人付×向王维中交付款项的目的在于帮助他人提拔职务，因此其款项用途显属非法，对向被告人王维中追缴之款项应作没收处理。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维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月11日起至2026年7月10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个月内缴纳。）
二、向被告人王维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张 鹏
人民陪审员 郭 焕
人民陪审员 郭京萍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