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1民终48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跃辉，男，197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亮，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地铁管理处，住所地天津新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榕苑路*号天发科技园*号楼。
法定代表人：丁宝祥，该处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世发，天津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春，天津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光辉，男，195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天津易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海南省海口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河北区乌江里房管站，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乌江北里*号楼幼儿园旁。
法定代表人：张键，该站站长。
上诉人张跃辉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地铁管理处（以下简称地铁管理处）、张光辉、天津市河北区乌江里房管站（以下简称乌江里房管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4）南民初字第7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跃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亮，被上诉人地铁管理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世发、杨国春，被上诉人张光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乌江里房管站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跃辉的上诉请求：1、撤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4）南民初字第7013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张光辉与被上诉人乌江里房管站签订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片面认为在《借房合同》、《房产收回协议书》上的张光辉印章是上诉人母亲所盖，错误认为上诉人印章也是其本人加盖。同时，关于1999年12月20日的“情况说明”，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印章为被上诉人张光辉爱人加盖，在庭审笔录中也有记载，一审判决却错误认定是上诉人母亲加盖。房屋承租人应以承租合同的记载为准，最原始的承租合同所载承租人为上诉人张跃辉，一审判决以非上诉人加盖的借房合同印章错误认为上诉人对借房合同事实知情。一审法院在庭审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声称要继续调查了解房屋情况未在规定期限内出具判决。
地铁管理处辩称，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诉请无效的合同是与乌江里房管站签订的合同，地铁管理处不是合同相对方，不是适格的被告。二、合同最后一次变更是在1999年，至今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三、地铁管理处作为房屋管理者在变更过户的过程中尽到了严谨的管理义务，没有任何过错。四、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合同存在无效的情形。
张光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涉诉房产是张光辉于1990年5月，用自己租住的天津市××楼××号公产房，与地铁企业房产互换使用的，不是上诉人的，更与上诉人无关。二、1990年5月，张光辉在换房前与上诉人签订了《借房合同》，之后为帮助上诉人在工商局办营业执照，就用上诉人名字签了《换房协议书》，此事实以两份合同为准，且两份合同所用印章是一致的，并有一审法院司法鉴定报告为证。三、张光辉于1993年收回上诉人租用房产是合法的。张光辉租房给上诉人用，但上诉人不务正业。1993年6月，张光辉就与上诉人签订了《房产收回协议书》，过后就把房本改回张光辉的名字，并一直由张光辉使用至今。《房产收回协议书》所用印章和《借房合同》及《换房协议书》所用印章是一致的，并有一审法院司法鉴定报告为证。四、上诉人于1998年私刻张光辉印章，伪造假协议书，偷改房本是违法的。伪造的协议书中，上诉人承认涉诉房产是张光辉的，并称张光辉自愿放弃使用权，转让给上诉人。五、张光辉于1999年将房本改回，是自我维权的行为，是合法的，应受法律保护。六、张光辉已使用涉诉房产23年，上诉人已无权起诉。张光辉于1993年收回涉诉房产，并将房本改到自己名下，距今已有23年。如果上诉人主张承租权，就应在23年前起诉。上诉人于1998年偷改房本，后又被张光辉于1999年追回，距今也已有17年。在这17年中，上诉人根本没有使用过房产，更没缴过房租。上诉人早已丧失了诉权。七、乌江里房管站没有责任，如果上诉人认为其他合同无效，应另案起诉。
乌江里房管站提交书面意见称，二审期间无新的诉讼意见，不出庭参加诉讼，听从法院判决。
张跃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光辉与乌江里房管站签订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地铁管理处、张光辉、乌江里房管站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张跃辉系张光辉之弟。坐落于天津市××楼××号公产房原承租人系张光辉。坐落于天津市××气象台路××号原系地铁管理处所有的企业产房屋。
1990年5月2日，张光辉与张跃辉签订《借房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双方为兄弟关系，张光辉自有南开区住房一间，拟与地铁公司换租和平区气象台路门脸房一间，为照顾张跃辉谋生，张光辉同意将换租的气象台路门脸房借给张跃辉经营，期限为两年；为照顾张跃辉办理工商执照，张光辉同意门脸房房本暂时写在张跃辉名下，但所有权永远归张光辉所有；张跃辉保证所借房期满后按期还房。张光辉有权按本合同直接办理房本更名手续，无需张跃辉同意；张跃辉借用期间。保证……。”张跃辉和张光辉之母用其二人的印章，各自加盖在该合同甲、乙方处。1990年5月28日，张跃辉与地铁管理处签订《换房协议书》一份，其中主要内容为：“地铁管理处自有本市××气象台路××号企业产门脸房一间，张跃辉有承租的本市南开区复康路XX号公产房一间，双方为便于使用自愿换房；双方房屋使用权互换，产权性质不变；换房后，地铁管理处的门脸房由张跃辉租用。自换房之月起，张跃辉每月十日前按期向地铁管理处交纳租金，其标准……。”张跃辉和地铁管理处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各自的印章。该协议签订后，双方于当日签订了《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坐落于本市××气象台路××号房屋由张跃辉承租使用。后张跃辉以该房屋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使用该房屋从事经营活动。1993年6月10日，张跃辉与张光辉签订《房产收回协议书》一份，其中主要内容为：“张光辉拥有公产住房一间，1990年5月与地铁处换得企业产气象台路门脸房一处，当时为了照顾张跃辉起照经营，房本暂时登记为张跃辉承租，鉴于两年多张跃辉经营不善，现张光辉决定将门脸房收回；张跃辉同意张光辉将门脸房产权收回，原房本由张光辉负责到地铁处办理更名手续；租用期间……等。”张跃辉和张光辉之母用其二人的印章，各自加盖在该合同甲、乙方处。后地铁管理处按照上述协议书将本市××气象台路××号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张光辉。1998年9月21日，张跃辉要求地铁管理处将天津市××气象台路××号房屋承租人变更至其名下，并于当日亲笔书写了内容为：“张光辉原有和平区气象台路××（新址气象台路××）门脸房一间，自愿放弃使用权，转给张跃辉经营使用，并按商业用房协议租金每月交产权单位（地铁管理处），以后如出现一切问题全由现使用人张跃辉负责，请办理有关过户手续”的协议书，并使用其自行在外刻制的其本人和张光辉的印章加盖在该协议书上，自行到地铁管理处办理承租人变更手续。后地铁管理处依此协议书，将天津市××气象台路××号房屋的承租人变更至张跃辉名下。后张跃辉将其自行在外刻制的其本人和张光辉的上述印章交由其母亲保管。1999年12月20日，张光辉之妻亲笔书写了内容为：“坐落在和平区气象台路××（新址气象台路××）门脸房一间，建筑面积20.45平方米。使用权应归属于张光辉同志。”的申请，由张跃辉和张光辉之母使用其二人的印章加盖在该申请上。张光辉之妻自行到地铁管理处办理上述房屋承租人变更手续。后地铁管理处依此申请将本市××气象台路××号房屋的承租人变更至张光辉名下。此后，上述房屋承租人未再办理更名手续，承租人始终为张光辉。2005年10月25日，地铁管理处与乌江里房管站签订《房屋接管协议》，其中约定地铁管理处愿将天津市河北区乌江南里、和平区气象台路新河里房屋一并移交乌江里房管站作为国有公产进行管理（详见房屋移交明细表）；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以上房屋的产权全部归乌江里房管站所有（不含新河里房屋产权）。其中移交房屋、租金交接明细表中载明：新河里商业门脸，姓名为张光辉。该协议签订后，地铁管理处将本市××气象台路××号房屋等房屋移交给乌江里房管站负责管理。该房屋的性质由企业产变更为国有直管公产房，由乌江里房管站负责管理。2005年11月1日，乌江里房管站与张光辉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出租人为乌江里房管站、承租人为张光辉。后张跃辉得知该情况，认为其应是该房屋的承租人。遂成讼。现坐落于天津市××气象台路××号房屋承租人为张光辉。
一审诉讼中，张跃辉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1990年5月2日”《借房合同》、“1993年6月10日”《房产收回协议书》、“1999年12月20日”《无抬头“情况说明”》中的“张跃辉”印章印文进行司法鉴定。后一审法院按照相关鉴定程序选取了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选取了张跃辉、张光辉及地铁管理处均不持异议的、由地铁管理处提供的1990年5月28日《换房协议》中乙方处盖印有“张跃辉印”的印章印文，做为比对样本。后该鉴定机构出具津正[2015]司文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结论为：1、落款日期为“1990年5月2日”《借房合同》、“1993年6月10日”《房产收回协议书》中“张跃辉”印章印文与所提供的样本印章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2、落款日期为“1999年12月20日”《无台头“情况说明”》中“张跃辉”印章印文与所提供的样本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该鉴定结论均没有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涉诉房屋原系由张光辉承租的位于本市南开区复康路XX号房屋与地铁管理处互换房屋所得，其为了张跃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将涉诉房屋的承租人暂时登记在张跃辉名下，而后张光辉将涉诉房屋收回，并将涉诉房屋的承租人变更到其名下。此间，虽然张跃辉与张光辉签订的《借房合同》、《房产收回协议书》上的张跃辉个人的印章不是其加盖的，但其于1990年5月28日取得涉诉房屋的承租权，并以涉诉房屋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及使用涉诉房屋进行经营的事实以及张光辉提供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张跃辉对于借用涉诉房屋及承租人暂时登记在其名下的事实是知情的，也足以证明张跃辉对于张光辉收回涉诉房屋是知情的。张跃辉自述《借房合同》、《房产收回协议书》上加盖其个人印章是不知情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同时，自1993年6月10日张光辉将涉诉房屋承租人变更到其名下至1998年9月21日期间，张跃辉从未就涉诉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事宜提出任何异议，这也证明了张跃辉认可涉诉房屋承租人变更至张光辉名下的事实。至此，应认定涉诉房屋的承租人已由张跃辉名下变更至张光辉名下。1998年9月21日以后，虽然涉诉房屋的承租人又变更到张跃辉名下，但该次承租人的变更并不是张跃辉与张光辉协商一致的结果，而是张跃辉自行书写协议书，并加盖张光辉的印章办理的，故涉诉房屋的承租人由此变更到张跃辉名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后，张光辉于1999年12月20日将涉诉房屋承租人变更到其名下，其做法虽欠妥，但并未侵害张跃辉的合法权益，因为涉诉房屋的承租人自1993年6月10日后即为张光辉，而且正是由于张跃辉于1998年9月21日擅自变更承租人的做法，才导致了张光辉于1999年12月20日又将承租人进行变更。如果张跃辉不变更承租人，涉诉房屋的承租人自1993年6月10日起至今仍然是张光辉。另外，张跃辉也未提供张光辉与乌江里房管站所签《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的相关证据。综上，张跃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张跃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鉴定费7500元，合计7580元，由张跃辉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了诉请确认无效的合同为乌江里房管站于2005年11月1日与张光辉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诉请确认无效的理由为恶意串通，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张光辉对于涉案房产的来源及屡次变更情况均可说明原委，且与地铁管理处的说明可以相互印证。同时，张光辉提供的证据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涉案房产的来源及变更情况。并且上诉人1998年亲笔书写“张光辉原有和平区气象台路××（新址气象台路××）门脸房一间，自愿放弃使用权，转给张跃辉经营使用……”亦能佐证涉案房产的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只有存在法定情形，合同才可认定无效。上诉人主张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本案合同一方为乌江里房管站，其与张光辉签订合同的依据为《房屋接管协议》，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乌江里房管站与张光辉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或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事实，故上诉人诉请无效的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
综上所述，张跃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张跃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岩
代理审判员 王颖鑫
代理审判员 张荔颖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德跃
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