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704民初1237号原告：罗庆堂,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四川天府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红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登双，河南金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负责人：邓平。被告：朱应凯，男。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树海，绵阳市游仙区东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罗庆堂与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安公司）、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军安成都分公司”）、被告朱应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川0704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被告军安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4月19日作出（2017）川07民终378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庆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被告军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登双，被告朱应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树海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庆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军安公司、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向原告支付钢材款1306471.6元及利息（利息从2012年1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朱应凯与被告军安公司、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军安公司经招投标取得了绵阳市小枧沟624C标段的工程，该被告将部分工程交由被告朱应凯，基于建设工程需要，工程所需钢材系该工地的实际管理员姚舜勇委托原告主要在绵阳市荣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被告朱应凯认可。在荣发实业公司所购钢材款1787111.6元，在2011年4月24日至2012年12月30日期间由原告罗庆堂、被告朱应凯和该工地实际管理员姚舜勇三人支付，除朱应凯支付的130640元和姚舜勇支付35万元外，全部由原告罗庆堂垫付，并已支付完毕。但被告至今未支付原告垫付的钢材款。原告按约为被告工地购买钢材，被告也实际使用，被告军安公司与被告朱应凯系内部承包关系，被告朱应凯的管理员姚舜勇当时称系有被告军安公司的授权委托书，钢材款是不会不给的，对外补签合同或要求标注部分都是以被告军安公司的名义进行的。基于此种情况，原告一直认为是与被告军安公司发生供货关系，且供货单上也标注的是被告军安公司或624工地。原告相信被告朱应凯是代表被告军安公司而为的职务行为。据此，原告才放心的为其提供钢材，但几被告由于内部矛盾，导致原告无法拿到为其购买的钢材款，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军安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2.被告军安公司承建小枧624的1-17号楼工程，将其中5-10号楼以包工包料方式分包给了被告朱应凯，被告朱应凯是5-10号楼实际施工人，并不是被告军安公司员工，被告军安公司也并不向被告朱应凯支付工资。3.姚舜勇和陈宗池均是被告朱应凯的工地管理人员，该二人与被告军安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军安公司的诉请。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未作答辩。被告朱应凯辩称：1.被告朱应凯是被告军安公司5-10号楼工程的负责人。2.被告朱应凯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委托买卖钢材的事实，而是被告朱应凯安排姚舜勇采购案涉工程的全部钢材，钢材款是被告与姚舜勇共同支付完毕的。另，原告所持有的票据均是姚舜勇以欺骗方式从财务人员罗红梅处拿走，被告与原告间并无委托买卖钢材关系，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朱应凯的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军安公司承包了绵阳市游仙区小枧沟镇624C标段1-17号楼工程后，将该工程交由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负责管理。被告军安公司陈述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与被告朱应凯签订有《工程分包合同》，将前述工程中的5-10号楼分包给被告朱应凯承建。被告朱应凯认可前述分包属实，并陈述自己系被告军安公司前述工程5-10号楼工程负责人，姚舜勇、陈宗池均为自己工地上的工作人员，姚舜勇是管理人员（负责资金支付和工程进度管理），陈宗池是工地收货员。原告主张其以被告军安公司名义向绵阳市荣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发公司）购买624C标段5-10号楼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案涉工程钢材18次，价款总计1787111.6元,其中350000元由姚舜勇支付，381919元由被告朱应凯支付，1055192.6元由原告支付。为此，原告提交了《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原件18份，其上需方载明为“河南军安建司624C段5#-10#”，需方代表人处有“陈宗池”或“姚舜勇”的签名，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1年4月20日（编号：0003556）货款金额为108496.85元，2011年4月20日（编号：0003557）货款金额为1486.60元，2011年4月24日（编号：0003558）货款金额为10365元，2011年5月11日（编号：0003563）货款金额为7227元，2011年5月11日（编号：0003562）货款金额为260177元，2011年5月12日（编号：0003565）货款金额为57287.2元，2011年6月2日（编号：0003562）货款金额为37818元，2011年6月2日（编号：0003566）货款金额为165247.75元，2011年7月6日（编号：0003571）货款金额为42384元，2011年8月11日（编号：0003581）货款金额为185081.15元，2011年8月11日（编号：0003582）货款金额为134648.10元，2011年8月28日（编号：0003584）货款金额为58662元，2011年9月10日（编号：0003587）货款金额为245360元，2011年10月20日（编号：0003589）货款金额为112960.10元，2011年10月20日（编号：0003590）货款金额为59429.45元，2011年11月5日（编号：0003591）货款金额为219839元，2011年12月14日（编号：0003593）货款金额为70640.80元，2012年1月10日（编号：0003594）货款金额为10001.60元，以上18张单据合计金额为1787111.6元。2.2013年1月30日姚舜勇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罗庆堂代购624C标段项目工地钢材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票据，共计18张此款等624工地拨款后双方结算支付罗庆堂。原告据该《收条》主张，原告为了满足被告工地结算做账需求，才在未收到足额钢材款的情况下将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交付给姚舜勇。对以上证据，被告军安公司质证认为以上单据未加盖军安公司印章，与被告军安公司无任何关系；被告朱应凯质证认为单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均是原告以欺骗方式在其财务人员处拿走的，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同时姚舜勇出具的《收条》真实性无法核实。被告朱应凯为了证实其安排姚舜勇向荣发公司购买案涉工程钢材并支付了相应价款，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未载明签订时间，合同中出卖人为荣发公司，买受人载明为河南军安建工集团公司，合同主要内容有：“六二四所安置房C5-10工程所需钢材数量按买受人的计划单为准，每次供货的单价按市场价格计算，运费由买受人承担不含税费”，该合同落款出卖人处有荣发公司盖章及刘冬签名，买受人处仅有姚舜勇签名及捺印。2.农村信用社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农业银行流水单各一份，显示：朱应凯于2011年8月24日向姚舜勇的妻子罗芙蓉转款68000元、于2012年1月20日向姚舜勇账户转款70万元、分别于2011年8月21日、2011年10月18日向顾彩华（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冬之妻）转款121279元、130000元。被告朱应凯主张以上款项共计1019279元均为支付荣发公司钢材款。3.出具时间为2012年1月21日、编号为0003595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钢材款（2011.9.10-2012年1月21日）共计230640.00元（贰拾叁万零陆佰肆拾元整），2012年1月21日付款100000.00元，下欠钢材款130640.00元，若在2012年2月10日前付清欠款不计息，否则将从2011年9月10日起按1‰每天计算利息（千分之一）。供方处有刘冬签名，需方处有姚舜勇签名。该单据上方还备注有“2012.3月份已付10万元2012.7月29日已付2万元欠10640元”4.姚舜勇于2013年2月5日出具的《领款单》一张，领款事由为“支付钢材款余额人民币大写壹万零陆百元整￥10600.00元”。被告朱应凯据该《领款单》主张2013年2月5日姚舜勇将前述第1项所列单据上载明的下欠尾款10600元领出支付给荣发公司，至此钢材款全部结清。5.（2015）游民初字第2390号案件证人姚舜勇笔录一份，姚舜勇在该案中作证称：朱应凯叫证人到624C标段工程任工地管理员，并安排证人组织购买624C标段工程钢材，证人就找到罗庆堂去组织购买，罗庆堂从荣发公司联系供应的钢材全部用于了前述工地，并从中赚取差价。现罗庆堂持有并提交法庭的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是证人从案涉工程会计罗红梅（朱应凯表亲）处取得属实，但这些票据本就是证人收集提供给罗红梅的，因罗庆堂没有拿到钱所以这些票据理应还给罗庆堂。据证人所知罗庆堂已经向荣发公司垫付了钢材价款，证人和朱应凯都没有支付过相应款项。证人2015年7月10日在法院调查时陈述钢材款不是全部由罗庆堂支付的陈述，与当庭作证陈述相悖，是因为时间久远记不清了。同时证人也陈述了罗芙蓉与姚舜勇、荣发公司刘冬和顾彩华是夫妻关系。针对被告朱应凯提交的以上证据，原告质证认为：1.《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为0003595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是真实的，但因合同系事后补签，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2.农村信用社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农业银行流水单各一份，仅认可被告朱应凯2011年8月21日付款121279元、2011年10月18日付款130000元，以及支付尾款130640元的事实，以上合计为381919元。对于朱应凯于2011年8月24日向姚舜勇的妻子罗芙蓉转款68000元、于2012年1月20日向姚舜勇账户转款70万元，是被告朱应凯与姚舜勇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3.姚舜勇在另案陈述供货及欠款协议是原告在姚舜勇处拿走的属实，因为姚舜勇是被告朱应凯的管理人员，不存在骗取的问题。被告军安公司质证认为：对银行交易凭证均认可，说明本案出卖方是荣发公司、购买方是被告朱应凯，而且被告朱应凯履行了付款义务，被告不是钢材购买方；对姚舜勇另案证人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其他证据均不知情，也不予认可。本案中，证人姚舜勇、刘冬、罗红梅均到庭作证。证人姚舜勇作证称：康东挂靠军安公司中标624C标段工程后，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朱应凯，证人接受朱应凯安排作为案涉工程现场管理人员。因朱应凯资金缺乏，就委托证人找人垫购案涉工程钢材，于是证人以朱应凯名义找到了罗庆堂协商由罗庆堂出面为案涉工地购买钢材，罗庆堂与朱应凯之间的结算方式为：按照供货当日钢材挂牌价结算，由朱应凯现买现付。但由于资金缺乏一直拖欠未付。证人于2013年1月30日出具的《收条》是真实的，因康东失去联系，军安公司为了做账需要收集发票，证人遂从罗庆堂处取得了《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18张并出具了前述《收条》，随后又将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交付给了朱应凯会计罗红梅做账。证人出具《收条》时，基于双方朋友之间的信任，并未核算具体的欠付金额。后来，由于钢材款没实际支付所以又打电话给罗红梅要回了前述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钢材价款总额中还有证人垫付的35万元，而朱应凯并没有向证人付款用于支付钢材款，仅2013年2月5日证人署名的领款单款项用于支付了荣发公司最后一笔款。证人刘冬（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作证称：2011年4月，罗庆堂找到证人称军安公司624安置房工地需要钢材，双方口头协商了钢材价格，未签订书面合同。直到后来钢材款付完后，姚舜勇以军安公司需要合同做账为由找到证人，才补签了一份书面合同。罗庆堂当时是代表军安公司来与证人谈钢材购买价格的，至于罗庆堂、姚舜勇或朱应凯三人的关系，证人并不清楚，证人起初只认识罗庆堂，是多年的朋友。每次钢材供应都是由罗庆堂电话与证人联系，先说好价格载明在送货单（一式两联）上，再由证人按照其要求安排人送货到案涉工程上，工地上的陈宗池在送货单上签字后，送货单一份留在工地上，一份交我持有。然后就由罗庆堂、姚舜勇或朱应凯与证人凭送货单据结算，基本上是货到付款，偶尔有欠款。至于该三人各自支付金额证人记不清了，只记得有10万元朱应凯是转账支付。结算付款时的原则是谁将单据上载明的尾款结清，就由谁收回单据，具体单据给了谁记不清了。记忆中，罗庆堂付款额占了70%—80%左右。原告持有的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是在供货过程中形成的，编号为0003595这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是最后结算用的，因为结算时将所有《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原件都交付给付款人了，只剩下这一张，是一个挽总的单据。证人罗红梅（系被告朱应凯侄女）作证称：证人2011年时作为案涉工程会计，根据姚舜勇提供票据负责做账，收入和支付的现金流转和银行转账都由朱应凯、姚舜勇负责。大概2011年时，姚舜勇将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提供给证人，后来又以要对账为由要求证人将票据退还给了姚舜勇，退还票据总金额约为180万元左右，退还票据中还包括了部分班组的票据。票据退还时，证人还征求了朱应凯的同意。按照会计制度，只要他们把凭据给证人入账就视为已付款了，至于到底有无实际支付到位，证人并未亲眼确认，也没有其他的资金出账依据。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身份证、营业信息、荣发公司证明、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收据、借款单、领款单、工业品买卖合同、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农业银行流水单、民事判决书、证人证言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工程钢材买卖合同主体的确认问题，从案涉钢材交易过程中直接形成的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上载明的供需双方来看，供方为荣发公司，需方则是姚舜勇、陈宗池作为“河南军安建司624C段5#-10#”代表人身份签名确认。结合被告军安公司系624C标段工程总包方将案涉工程分包朱应凯及姚舜勇、陈宗池作为案涉工地管理人员、收货人的身份，且荣发公司所供钢材全数用于案涉工程的事实，足以认定姚舜勇、陈宗池以案涉工程代表人身份在《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上署名的行为构成对被告军安公司的表见代理，故将案涉工程钢材买卖合同主体认定为：供方荣发公司、需方为被告军安公司。这一认定，也与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冬陈述原告以军安公司名义与荣发公司协商购买钢材事宜并进行交易、姚舜勇陈述由原告代为购买案涉工程钢材，以及事后原告同意姚舜勇以军安公司名义与荣发公司补签《工业品买卖合同》的事实相吻合。虽然，刘冬陈述荣发公司同时与原告、姚舜勇、被告朱应凯三人进行相应钢材价款的结算，但如前所述，从所购钢材实际用于案涉工程及该三人均以被告军安公司名义进行相应钢材交易的行为判断，这并不影响荣发公司以被告军安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认定。至于原告以被告军安公司名义从中联系供应案涉工程钢材的行为，从原告及姚舜勇一致陈述姚舜勇接受朱应凯安排对外寻求并委托了原告垫资购买钢材的情况来看，因原告并未作为钢材买卖交易双方参与，无论其是否从中赚取差价，均不宜认定原告与荣发公司、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而认定原告系接受委托向荣发公司购买案涉工程钢材为宜。本案案由应根据查实的基础法律关系更正为委托合同纠纷。关于委托人的认定。前述已评析案涉工程钢材买卖合同主体为供方荣发公司、需方被告军安公司。原告对外以被告军安公司的名义联系案涉工程钢材购买和供应，这一点得到了荣发公司刘冬的证言证实；对内则在与姚舜勇协商接受案涉工程钢材购买委托时，姚舜勇作为被告军安公司承包案涉工程的工地管理人员，被告朱应凯更是作为案涉工程负责人身份，原告有理由相信该二人有权代理被告军安公司进行案涉工程钢材采购的对外委托，该二人的行为亦构成对被告军安公司的表见代理。据此，认定被告军安公司作为委托人应当承担原告垫支钢材款项的支付义务。现原告基于其持有的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主张其已向荣发公司支付了案涉工程钢材价款中的1055192.6元，并据此要求三被告支付该款。关于原告垫付款项1055192.6元是否属实的问题。首先，从刘冬所述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的形成及结算过程来看，《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的持有人支付了该单据上所载全部或部分价款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其次，被告朱应凯认为原告持有的该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系原告伙同姚舜勇从案涉工程会计罗红梅处骗取。但证人罗红梅陈述该单据退还时已征得了被告朱应凯的同意，且退还理由是用于对账。故被告朱应凯关于骗取退还单据的主张缺乏证据证实。至于原告罗庆堂此前将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交付给姚舜勇转交财务人员罗红梅的行为，能否代表原告罗庆堂已经收到了票据所载明的全部垫支款项，就此分析判定如下：1.姚舜勇出具的《收条》显示：原告向其交付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时，相应价款尚未结付。该内容与被告朱应凯此后同意姚舜勇取回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的行为能够相互印证。且姚舜勇作为工地管理人员，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2.被告朱应凯作为付款方，在其主张的付款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负有举证责任，但被告朱应凯所举示的支付钢材款1019279元的凭证中，仅有朱应凯2011年8月21日付款121279元、2011年10月18日付款130000元，以及支付尾款130640元的证据与案涉工程钢材价款具有关联性，原告对此也予认可。除此之外，对于朱应凯于2011年8月24日向姚舜勇的妻子罗芙蓉转款68000元、于2012年1月20日向姚舜勇账户转款70万元，金额共计76.8万元的凭据，仅显示被告朱应凯与姚舜勇之间的经济往来状况，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实为支付了案涉钢材价款。对于被告朱应凯与姚舜勇之间的经济往来可通过协商或另行主张权利来解决争端。综上，被告未举证证实其向原告或向荣发公司支付全额价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认定，被告朱应凯仅支付了案涉工程钢材总价款1787111.6元中的381919元，其余价款除原告罗庆堂自认由姚舜勇支付的35万元外，另外1055192.6元由原告罗庆堂向荣发公司支付。原告作为向荣发公司购买钢材的受托人，其垫付的钢材价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之规定，应由委托人被告军安公司承担。关于利息支付，原告主张从2012年1月2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从被告提交的编号0003595、时间为2012年1月21日的《荣发公司供货及钱款协议》内容判断，在2012年1月21日之前，除原告认可由被告朱应凯交姚舜勇经办支付的尾款130640元外，其余钢材价款应已实际支付给荣发公司，即原告罗庆堂垫支款项在此之前已支付到位，相应利息应予计算，对于原告该项诉请予以照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罗庆堂支付钢材款1055192.6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1055192.6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罗庆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征收案件受理费16558元，由原告罗庆堂负担2261元，由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4297元（该费用已由原告罗庆堂预付8279元，该预付费用由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谌 臻审判员 贾武君审判员 奂思宇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冯 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