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台商终字第5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郑州泰莱科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城北路2号。
法定代表人：师睿，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苗永顺，河南昊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新前开发区茂丰街23号。
法定代表人：陈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蔡海军，浙江君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州泰莱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莱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超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4）台黄商初字第2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泰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苗永顺，被上诉人家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蔡海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2年10月，原、被告签订《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经销合同》1份，约定由原告授权被告为原告产品河南省经销商；实行月结结算方式，当月货款隔月15日结付；原告实行全国统一的不含税出厂价，含税另加6个点；原告允许被告退货比例为全年销售付款额的3%，超过部分原告按七折进行核算；合同有效期为2012年10月31日至2013年12月31日。2012年年底，由于原告在河南市场销售模式发生变化，改客户销售为卖场直营操作模式，原、被告又补充签订了《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约定配送费为卖场供货价格的10%作为配送费用，该费用包含原告工厂到郑州运费、郑州市内短途运费、仓储费用、省内卖场托运费用，被告的丹尼斯出货按出厂价结算，该出货不计入配送费用；每月5-10日为结算日，当月15日被告将货款汇至原告账户（货款=被告丹尼斯出货金额-
被告退货-
配送金额）；原、被告若终止合作，原告需要支付给被告按库存实际金额3%作为仓储费用。在上述两份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共发送给被告货款价值812140.76元。2014年4月30日，被告汇款给原告100000元。2014年6月11日，被告单方面制作了一份对账单给原告，其中载明郑州仓库总账为812140.76元以及需要从总账中扣除的9项费用，并对尚欠货款作了分期付款的安排。原告收到该对账单后，仅对双方总账金额表示认可，对其余部分均不认可。2014年8月14日，被告支付给原告30000元。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就被告处尚存的货物分别于2015年2月11日和2015年3月18日两次进行了盘点，原告共收回货物价值76740.97元（包括价值23302.51元的残次品），至此，被告处尚存货物已经盘清。另查明，原、被告之间从2010年起已有经济往来，2010年至今原告共开具给被告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545213.43元。
原告家超公司于2014年10月15日，以原告授权被告为河南省的经销商，并签订了经销合同，2014年6月11日，双方核对账目，被告总计尚欠原告496564.56元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496564.5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原审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货款413126.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被告泰莱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是经销合同关系，而是配送关系。2012年10月，双方签订的经销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双方补充签订了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应以该协定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二、原告存入被告仓库的货物价值确为812140.76元，但其中退货237804.08元、调货158747.15元、2013年至今样品1448.32元、尚存货物163249.6元，被告累计向原告付款430000元，因此被告多付款179108.39元，要求退回。三、原、被告关于税款的约定无效，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原告应尽的义务，不因合同的约定而转移，同时原告也应当提供其已经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相关凭证。
被告泰莱公司在原审中反诉称：2012年10月，原、被告签订的经销合同到期日为2013年12月31日，已经终止。因原告在河南市场的销售模式发生转变，该客户销售为卖场直营，故原、被告签订了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原告存入被告仓库的货物价值为812140.76元，其中退货237804.08元、调货158747.15元、2013年至今样品1448.32元、尚存货物163249.6元（应归原告所有），被告累计向原告付款430000元，因此被告多付款179108.39元，要求退还。另外，原告还应向被告支付配送费39655.1元、仓储费4897.49元、退货运费9000元、促销宣传费12000元，并拉走尚存在被告处的货物163249.6元。现原、被告合作基础丧失。故请求判令：一、确认原、被告之间的《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经销合同》终止；二、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三、原告运走被告仓库中价值为163249.6元的产品，并退还被告多支付的货款179108.39元、支付被告配送费39655.1元、仓储费4897.49元、退货运费9000元、促销宣传费12000元，合计244660.98元。审理中，被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一、确认原、被告之间的《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经销合同》终止；二、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三、原告运走被告仓库中价值为86508.63元的产品，并退还被告多支付的货款179108.39元、支付被告配送费39655.1元、仓储费4897.49元、退货运费9000元、促销宣传费12000元，合计244660.98元。
原告针对被告的反诉请求在原审中答辩称：一、对经销合同已经实际终止无异议；二、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并无实际履行，不存在解除；三、被告编造事实，从被告于2014年6月制作的对账事宜看，被告已经确认了总账为812140.76元，扣除被告自认应当扣减的金额外尚欠原告286578.56元，并就如何还款作出时间安排，故被告反诉的事实根本不存在。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经销合同》、《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被告在涉案合同中约定了两种销售模式，其一是依据《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经销合同》被告购买原告提供的产品并支付原告相应的货款，之后自行出售，其二是依据《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被告将原告的产品送至原告指定的直营卖场，由原告支付被告配送费。该两种销售模式共存也符合原、被告在《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约定的被告的付款方式（货款=被告丹尼斯出货金额-
被告退货-
配送金额）。本案中双方确认的涉案的总货值为812140.76元，该金额应当扣除原告自认应当扣除的郑州仓库库存（已调走）80819元、2013年至今样品1448.32元、调货19338.2元、同意承担费用7000元、被告汇款130000元、退货到公司156282.21元、仓储费4688.47元。另外，原告在第一次庭审后从被告处收回的货物价值76740.97元也应当一并扣除，故被告应当付给原告的货款为335823.59元。原、被告在合同中还约定“原告实行全国统一的不含税出厂价，含税另加6个点”，被告亦认可原告就涉案合同向其开具的9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均已抵扣，故被告还需支付给原告价款54000元。上述两项合计为389823.59元，被告应予支付。被告未支付该欠款，其应从起诉之日起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赔偿给原告利息损失。原告提出的收回的货物中包含23302.51元的残次品不应扣除，但对该部分货物原告已经在盘点过程中一并收回，故不予支持。被告提出的应扣除的费用超出原告自认的部分，因被告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相佐证，不予采纳。被告提出开具增值税发票系原告义务，不需另承担费用的抗辩，不符合合同约定，不予采纳。被告提出原告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系原告虚开，但未能提供证据相佐证，不予采纳。被告提出其就涉案合同共向原告付款430000元的抗辩，但原、被告之间从2010年至今发生的交易金额有1545213.43元，双方在涉案货款之外还有其他交易，而且在被告盖章发送给原告的对账单中，被告对该300000元付款只字不提，甚至还作了分期付款安排，并最终认为所付款项超出了双方实际交易金额多达179108.39元均不符合常理，故对被告该抗辩不予采纳。被告反诉请求中请求确认《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经销合同》终止的诉请，原告亦表示该份合同实际上已经终止，故对被告该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反诉请求中请求解除《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该协议系《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经销合同》的补充协议，《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经销合同》到期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原、被告也确认《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经销合同》已实际终止，故《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也已实际终止，解除该补充协议已无必要，对被告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反诉请求中要求原告运走其尚存的被告仓库的价值86508.63元的货物，但在第一次庭审后，双方已经对尚存货物进行了清点，在原告运走价值76740.97元的货物后，双方已经确认盘清货物，故对被告该诉请不予支持。被告反诉请求中要求原告支付配送费39655.1元，但按双方合同约定，配送费是基于被告为原告将原告的货物配送至原告直营卖场而产生的费用，但被告所主张的配送费并非基于此而产生，原、被告在陈述中也均无提及涉案的价值812140.76元货物中有部分用于配送至原告直营卖场，故对被告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反诉请求中要求原告退还多支付的货款179108.39元并支付给被告退货运费、促销宣传费，因被告不能提供证据相佐证，不予支持。对被告反诉请求中要求原告支付的仓储费4897.49元，双方在《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约定双方终止合作的，原告应当支付给被告按库存实际金额的3%的仓储费，故原告应当按照双方所盘点的货值76740.97元的3%即2302.23元支付给被告仓储费，对被告主张的其余部分，不予支持。原告提出的《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未实际履行的抗辩，但该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应为合法有效，对原告该抗辩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郑州泰莱科贸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货款389823.59元，并赔偿给原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货款389823.59元从2014年10月15日起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原告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郑州泰莱科贸有限公司仓储费2302.23元。三、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经销合同》终止。四、驳回原告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郑州泰莱科贸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497元，财产保全费3070元，合计10567元，由原告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负担350元，由被告郑州泰莱科贸有限公司负担1021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133元，由原告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负担50元，由被告郑州泰莱科贸有限公司负担3083元。
上诉人泰莱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0年10月……签订《浙江家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经销合同》1份”不符合客观事实，该“合同有效期2012年10月31日至2013年12月31日”，表明其签订时间应是2012年10月。2、一审判决认定“在上述两份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共发送给被告812140.76元，……也应当一并扣除，故被告应当付给原告的货款为335823.59元”，与客观事实不符。客观事实是，在合同履行期间内有证据支持的上诉人于2013年8月14日汇款100122元、2013年9月2日汇款99878元、2013年12月24日汇款100000元，上诉人付给被上诉人的300000元的汇款没有认定，一审没有认定上述款项是错误的。该错误基于两点，一是被上诉人辩称该300000元款项是其他业务往来，但无有效证据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除本案涉诉的合同关系外，别无其他业务往来。二是一审把1545213.43元增值税发票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交易金额”认定，其认定显然不当。按照商业交易惯例，只能按实际交易额确定，且在现实社会交往中，虚开增值税发票也是常有的事，没有交易事实，仅以增值税发票额认定交易金额，明显是偏袒被上诉人一方。3、吴刚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履行合同的负责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其业务员吴刚在录音中所讲被上诉人从河南仓库退回家超工厂货物的事实无异议，一审判决对此予以确认，由此证明，上诉人退货629件符合客观事实，应以退货629件认定退货量并由被上诉人支付退货运费，退货的风险应由被上诉人负担。4、被上诉人对其业务员吴刚在录音中所讲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宣传促销费及从上诉人管理的被上诉人仓库调货的事实无异议，一审判决对此予以确认，应当结合本案证据予以确认案件事实。二、一审判决显失公正。一审判决认定“在上述两份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共发送给被告货款价值812140.76元”，但一审判决仅以“原告应当按照双方所盘点的货值76740.97元的3%”，“……给付被告郑州泰来科贸有限公司仓储费2302.23元……”，是显失公正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判决显失公正。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反诉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家超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没有认定上诉人付给被上诉人300000元，符合本案事实，因为双方是2010年开始业务往来，一审的时候被上诉人提供了154万元多的增值税发票和货单，并不是上诉人说的双方没有其他业务往来，一审法院也不是仅仅以增值税发票认定双方业务往来。2014年6月11日，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非常清楚明确其还有28万元多欠款，都已经做出了分期付款的安排。关于吴刚的讲法，被上诉人认为就算吴刚有说法，他只是业务员，在涉案问题的处理上并不能代表公司。根据双方协议，仓储费应该是按库存结算，一审根据库存货物的数额认定3%的仓储费符合事实。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当支付给被上诉人的价款为389823.59元，对此上诉人提出异议，本院分析认为，1、上诉人认为其于2013年支付给被上诉人的300000元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抵扣，但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据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另有经济往来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且在上诉人发送给被上诉人的对账单中，上诉人对该300000元付款只字未提，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述300000元与本案无涉并无不当。2、被上诉人对吴刚的录音记录无异议，但该录音内容并没有明确提到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给上诉人促销宣传费12000元及被告退货的具体金额，故上诉人关于促销宣传费及退货数量和金额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双方在《关于配送事宜的补充协定》中约定双方终止合作的，被上诉人按库存实际金额的3%支付给上诉人仓储费，故原审法院据此计算仓储费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4、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部分认定2010年10月双方签订合同，该时间表述应属笔误，本院纠正为2012年10月。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处得当，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上诉人郑州泰莱科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敏军
代理审判员 戴莹莹
代理审判员 洪海波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代书 记员 王 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