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南二中民三终字第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景全，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伟，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邢伯峰，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国川，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晓，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连玉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亮，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姚伟刚，该公司职员。
原审第三人张东平，男，汉族，现下落不明。
上诉人曹景全与被上诉人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闽南公司）、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安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张东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曹景全不服儋州市人民法院（2015）儋民初字第918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4月1日和7日闽南公司分别与福安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书》二份，合同约定，由福安公司将其位于儋州白马湾滨海花园商业城（A3一栋铺面面积1528.33平方米，工程总造价1574180元，A4一栋铺面面积1785.25平方米，工程总造价1695988元）的工程交由闽南公司承建，工程期限为120天。同年4月1日，闽南公司承包福安公司属下白马湾滨海花园商业城的项目负责人陈金财以个人名义与张东平签订《施工责任合同书》一份，约定将该商业城A3、A4幢建筑工程的部分劳务交由张东平施工。同时约定对发生争议的解决方式为向甲方所在地仲裁机关申请仲裁。该《施工责任合同书》签订后，张东平即组织曹景全、董托友等工人进场施工，当施工至同年7月间张东平因故离开后，该工程由曹景全继续组织董托友等工人继续施工至同年11月初。后因双方对工程数量、质量及工程款等产生争议，张东平以《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为依据向海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无效；由闽南公司参照《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约定支付工程款443006.5元。2013年1月31日，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2012）海仲字第594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无效；闽南公司应向张东平支付工程款394798元等。裁决后，闽南公司不服裁决并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2012）海仲字第594号裁决书。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闽南公司与张东平分别提供了《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两份合同书的内容存在差异，可能存在虚假、伪造或隐瞒证据的情况。仲裁庭仅依据闽南公司提交的合同书作出裁决，而对张东平提交的合同书的真伪及效力问题没有作出认定；另外，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仲裁庭认定是张东平、曹景全施工了全部的工程量，影响了裁决的公正性，并于2013年4月22日通知海南仲裁委员会重新仲裁。海南仲裁委员会重新仲裁期间，2013年5月23日，闽南公司向海南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管辖异议书，认为其公司未授权陈金财与张东平签署过合同书，事后也没有追认该合同书的效力，该合同书中的仲裁条款对其公司没有约束力。海南仲裁委员会在重新仲裁后，对闽南公司（申请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认为申请人在原仲裁程序中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九条，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故认定管辖权异议不成立，并于2013年8月5日作出（2013）海仲字第243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无效；申请人向张东平支付工程欠款人民币231156.99元等。裁决后，申请人不服裁决，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2013）海仲字第243号裁决书。2013年10月24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海中法仲字第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3）海仲字第243号裁决书。遂引起本案的仲裁和诉讼。在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法追加张东平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张东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一审法院缺席审理。庭审查悉，《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始初是由张东平与陈金财签订的，但在合同履行中，曹景全与张东平合伙承包工程，闽南公司也依合同约定分别向曹景全与张东平支付工程款。至目前止，闽南公司已付工程款1048354元给张东平和曹景全（其中付给张东平83354元、曹景全965000元），但尚未对工程进行结算。上述工程因双方纠纷后，工人停止施工，张东平与曹景全仅完成了大部分工程量，余下工程由闽南公司另行组织工人施工至2012年2月，工程基本竣工。因当事人对工程质量存在争议，截止2013年8月12日该工程尚未通过验收。在案件审理中，曹景全为证明其主张的诉讼事实，向法庭提交了陈金财的“承诺书”和儋州琼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关于儋州白马湾滨海花园商业城《关于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的情况说明”及陈金财确认加建及更约工程款单据，以证明曹景全和张东平在施工中，曹景全所完成的工程施工量为4768.67平方米和增加工程量为60750元。但闽南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同时向法庭提交了儋州琼西工程造价咨询公司《证明书》，以证明曹景全提交的《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只是依据图纸进行的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而非对曹景全所完成工程量的确认。因儋州琼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分别给曹景全、闽南公司出具的《单位工程量计算书》和《证明书》，在表述上存在矛盾，一审法院要求儋州琼西工程造价咨询公司对此作出解释。儋州琼西工程造价咨询公司最后明确：所出具的《单位工程量计算书》，确认儋州白马井湾滨海花园商业城A3的建筑面积为2469.241平方米、A4的建筑面积为2299.4597平方米，共计4768.7平方米。是因曹景全、闽南公司双方因劳动争议发生后，儋州琼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根据儋州市住建局的委托，到现场进行大概的测量后，依据施工图纸计算的。
2012年9月28日第三人张东平向海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仲裁后，曹景全遂诉诸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一、确认曹景全与闽南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无效；二、判令闽南公司参照《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约定向曹景全支付工程价款人民币443006.5元及利息54489.7元（自2011年12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年贷款利率6.15%暂计算至2013年12月28日，并一直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三、判令福安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曹景全承担责任；四、判令闽南公司支付曹景全仲裁费损失20000元；五、本案诉讼费用由闽南公司、福安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但曹景全是没有取得建筑施工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情形之一是“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为此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无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曹景全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陈金财与闽南公司是何种法律关系、陈金财与张东平的签约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闽南公司的行为；3、曹景全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依据。
首先，关于曹景全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依照法律规定，起诉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了争议，以自己的名义，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给予法律保护的诉讼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必须适格，诉讼才能进行。从闽南公司与曹景全提交给法庭的《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来看，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虽然为陈金财与张东平，曹景全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张东平与曹景全合伙承包了闽南公司的工程，闽南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陈金财对此并无异议，且在合同履行中，闽南公司也分别将工程款支付给张东平和曹景全。应视为闽南公司对张东平与曹景全合伙承包工程的认可。可见，曹景全是实际承包人之一，曹景全作为本案的原告其主体适格；其次，陈金财与闽南公司是何种法律关系、陈金财与张东平的签约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闽南公司的行为问题。从书证上看，合同虽然是陈金财以个人名义与张东平所签订，但是陈金财是闽南公司承包福安公司属下白马湾滨海花园商业城的项目负责人。陈金财与张东平签订《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后，在合同履行中，闽南公司对此不仅未持异议，而且还依约分别向张东平和曹景全支付了工程款，由此可以认定闽南公司对陈金财与张东平所订合同的追认。可见，陈金财是闽南公司的管理人员，陈金财与张东平的签约行为是职务行为，即是闽南公司的公司行为；再次，曹景全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依据问题。从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曹景全与第三人张东平，虽然依约为闽南公司承包的福安公司属下白马湾滨海花园商业城A3、A4幢的部分建筑工程进行了施工，闽南公司也依约向曹景全支付了部分工程款，但因双方就工程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后，曹景全未能将所承包的工程完工，余下的部分工程由闽南公司另行组织工人施工。由于曹景全承建闽南公司分包的工程截至目前为止，尚未验收、也不结算。曹景全在未申请法院委托对所施工工程量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仅凭提交的儋州琼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依据施工图纸计算的《单位工程量计算书》，不能客观地反映出曹景全承建的实际工程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曹景全应就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可见，曹景全要求闽南公司向其支付工程价款443006.5元及利息54489.7元和福安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责任，证据不足，理由也不充分。为此，一审法院对原告曹景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曹景全要求闽南公司支付仲裁费损失20000元，因与本案无关联，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曹景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45元，由原告曹景全负担。
曹景全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是儋州琼西公司依据施工图纸计算是错误的。1、《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计算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即施工图纸部分、夹层部分、走廊部分及加建部分。根据闽南公司与福安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书》，闽南公司承包的A3的施工图纸面积为1528.33平方米，A4施工图纸面积为1785.25平方米，以上共计3313.58平方米。而《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经测量和计算的总面积为4768平方米。对比可以看出，《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是在施工图纸面积上加上了夹层和走廊等其他的建筑面积。2、依据建筑业的一般行业规则，建设工程施工图纸中是没有夹层和走廊的，现实中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减少报建费用，夹层和走廊是不会绘制在施工图纸中的，而是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加建。在闽南公司的A3、A4铺面的施工合同和图纸中没有夹层和走廊的部分，夹层和走廊是在施工过程中才加的。在《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中计算的夹层和走廊的面积是施工图纸中没有的。由此可见，《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计算的不仅是施工图纸的建筑面积，还包括了夹层和走廊的面积，而夹层和走廊的面积是经实地测量得来的。3、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闽南公司承建的A3和A4的面积为1528.33平方米和1785.25平方米，共计3313.58平方米。同时又认定《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计算的4768平方米是依据施工图纸计算。这两项的事实认定相互矛盾，依据一份施工图纸不可能计算出两个不同的建筑面积。4、如果《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是依据施工图纸计算出来的，那么计算书就不可能有夹层和走廊部分，其计算出来的面积应当是施工图纸中的3313.58平方米。（二）一审认定“双方发生纠纷后工人停止施工，张东平及曹景全仅完成大部分工程，余下工程由闽南公司另行组织施工至2012年2月”以及“2013年8月12日尚未通过验收”是错误的。1、曹景全在纠纷发生之前已经完成施工，双方发生纠纷的原因是闽南公司不同意按合同约定的每平方米300元的单价对夹层和走廊进行结算。2、闽南公司称余下的工程由其自行完成没有事实依据。闽南公司在第二次仲裁阶段曾经向仲裁庭提交约8万元白条，用于证明其另外发包他人完成余下工程，但在本案中又称自行完成，说法相互矛盾。一审判决在闽南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动认定闽南公司自行组织工人施工至2012年2月，与闽南公司的答辩也相互矛盾。3、A3和A4铺面工程经层层分包及转包，验收及支付工程款都是按进度进行。曹景全承包的只是土建部分的劳务，土建完成即由承包装修的工程队继续施工，因此该工程中由曹景全承包的部分应视为已经竣工验收。（三）一审认定《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是琼西公司受儋州市住建局委托到现场进行大概测量后，依据施工图纸计算，是不清楚的。琼西公司既然可以单凭施工图纸计算实际建筑面积，为什么还要到现场进行测量？现场测量的目的是什么？测量对象是什么？测量与依据图纸计算之间有什么关系？一审对以上问题没有查明就妄下结论。事实上双方对施工图纸部分的面积是没有争议的，争议的部分在于施工图纸中没有的夹层和走廊及加建部分。现场测量的就是这些施工图纸上没有的部分，施工图纸上已有的部分无需测量。对比《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中计算出来的实际建筑面积和闽南公司与福安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的承建面积就可以看出，《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计算出来的实际建筑面积大大超过了闽南公司承包的施工面积。（四）一审认定本案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是错误的。本案涉案铺面已经由福安公司实际占有并进行装修出售，自涉案工程交付其使用之日即转移占有之日起，涉案工程应视为通过竣工验收。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是在儋州市住建局的主持下，各方当事人都在场的情况下经实地测量并计算而得出的结论，结论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表示异议直至曹景全申请仲裁。由第三方作出的《单位工程工程量计算书》真实有效，理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上诉人曹景全已经承担了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曹景全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判。二、改判为闽南公司向曹景全支付工程价款443006.50元及利息54489.70元（自2011年12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年贷款利率6.15%暂计算至2013年12月28日，并一直计算到判决给付之日止）。三、改判为福安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上诉人曹景全承担责任。四、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闽南公司、福安公司承担。
闽南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但是曹景全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是因不服仲裁裁决被撤销而引发的，而曹景全并非原仲裁案件的申请人，也非施工合同的签约主体，在未得到张东平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来主张原属于张东平的仲裁请求，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曹景全与张东平之间的合作关系只是其二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作为上诉人代替张东平进行起诉的理由。其次，施工合同是陈金财与张东平签署，并没有得到闽南公司的授权及追认，陈金财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海口中院的生效裁定已经确认，陈金财与张东平所签署的施工合同，对闽南公司没有约束力。因此，本案的被告主体列明错误。二、曹景全的上诉缺乏合同及事实依据。
上诉人提供的第一份《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明显是伪造的。
陈金财在原仲裁案出庭时，明确指出该复印件上的“陈金财”签名不是其签署，而是仿冒的。此外，该合同不但存在字体、排版、页码不一致，缺页、前后不对应等问题外，还对合同书的核心条款进行了大量修改，删除了张东平没有完成的工程内容及对其不利的条款，增设了对其有利的条款。该《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不但不被仲裁庭采信，海口中院更是直接提出该合同存在虚假、伪造或隐瞒证据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该合同书存在严重瑕疵，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曹景全在上诉状中对一审法院关于该合同的认定未表示异议，事实上已自认了伪造行为。由于上诉人已自认合同书系伪造的，那么其起诉及上诉的基础及合同依据已不存在，其诉讼主张也无从谈起。曹景全提供的第二份《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诉人在原审庭审和二审庭审中，提交了另一份内容不一致的《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复印件。1、该证据的提交已过了一审及二审举证期限；2、由于该合同为陈金财所签署，闽南公司无法辨认真伪，上诉人又未提供原件，该复印件上存在大量删除、涂改的痕迹，对其真实性，闽南公司不予认可；3、该合同在一审中并未进行质证，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也未对该合同的真实性进行阐述和认定。三、上诉人提供的《单位工程量计算书》不具备合法性，亦不能客观反映张东平退场时现场情况，不能证明其已完成全部工程量的主张。1、上诉人所称“《计算书》是在儋州市住建局主持下，各方当事人在场情况下实地测量并计算得出的结论，各方当事人均未表示过异议”与事实完全不符。该《计算书》的制作过程是：琼西公司接受住建局的委托后，找到福安公司要到施工图纸后，即赴现场进行了测量，根本未通知闽南公司及陈金财，更未通知张东平及上诉人。其所谓的测量，也就是量了一个铺面的夹层长度（因为所有夹层的长度是一样的，只是宽度和形状不同），然后根据图纸计算出了全部的工程建筑面积。因此，即使是对工程面积，也只是粗略和大致的测量，根本就没有对全部工程面积进行精细测量，更遑论对张东平所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界定和测算了。该计算书作出后也是由琼西公司交给住建局，再由住建局转给劳动监察大队的，根本未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张东平也是从劳动监察大队复印而得。2、《计算书》不能证明张东平完成了全部合同工程量。儋州市人社局的调查笔录及报告显示，张东平仅承包了部份劳务工程，且中途退场。此事实上诉人和陈金财的陈述是一致的；该工程自2011年4月开始施工，前后共实施了三年，至2014年2月才基本完工，而张东平2011年7月退场，仅做了三个多月，不可能完成全部工程量。闽南公司提供的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表，及福安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亦可证明这一点；琼西公司在12月份进行的测算，不能反映2011年7月张东平退场时的实际工程完成情况。琼西公司出具的《证明书》和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均证明，该《单位工程量计算书》仅是对图纸中全部工程量的计算，而不是对张东平所完成工程量的确认，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退一步来讲，即使该《计算书》基本能够反映琼西公司现场测量时的主体外观情况，亦不能证明张东平完成了全部工程量。张东平退场时，除了A3幢的B、C段夹层未实施外，基础及室内地平土方夯实、天棚和内外墙抹灰、外墙瓷砖、屋顶和楼地面沙浆找平、散水坡、台阶、化粪池等均未施工。3、《计算书》不具备合法性，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从主体上看，儋州市人社局与住建局都不具备审理民事纠纷的合法资格，其对儋州琼西造价咨询公司的委托不具合法性，琼西工程造价咨询公司亦不具备合法的司法鉴定资格，其出具的《计算书》亦不具备合法性。《计算书》的制作背景是儋州市人社局为了调查陈金财是否拖欠工人工资而通过儋州市住建局委托琼西造价咨询公司做出，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陈金财与张东平之间的工程纠纷。儋州市住建局并没有给琼西造价咨询公司出具正式的鉴定委托手续，没有明确的鉴定内容、要求及目的，琼西造价咨询公司亦未经认真调查了解、核实情况，并征求双方意见，仅根据图纸用一天时间便粗略完成了该《计算书》。该计算书的结论是在假设全部工程量已完成的前提下做出，并没有考虑到当时张东平尚有大部分工程量未完成的客观情况，也未对张东平未完成工程量进行界定和明确。该计算书亦未对委托单位、委托内容、委托目的、测算依据、计算方法、鉴定结论等进行详细说明，完全不具备合法司法鉴定书所应有的形式及内容要件。《计算书》做出后，亦未向各方送达并征求意见，更遑论“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四、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及上诉人证据的证明力。上诉人主张的是全部工程量，其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完成了全部工程量，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闽南公司只需证明张东平未完成全部工程量即可，并无义务为张东平证明其完成了多少工程量。闽南公司已提供大量证据证明张东平中途退场，尚有大量工程未完成。上诉人用以证明其主张的主要证据为《内部承包施工合同书》和《单位工程量计算书》。而其中合同书是伪造的，另一份《单位工程量计算书》不能证明张东平已完成全部工程量，也不能证明其完成了多少工程量，更不能证明其所完成的工程造价是多少，甚至不能证明张东平已收到多少工程款。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从程序上看，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告主体列明错误。从实体上看，上诉人所提供的合同是伪造的，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所完成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也不能证明陈金财是否拖欠工程款以及欠款的金额，而事实上陈金财已超额向张东平支付了工程款。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福安公司答辩称：和闽南公司意见一致。本案是福安公司将工程发包给闽南公司，福安公司不知道闽南公司将工程分包给曹景全和张东平，而且福安公司已将工程款全部支付给闽南公司，现曹景全要求福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不成立的。
原审第三人张东平下落不明，未提交任何意见。
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曹景全作为一审原告主张其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全部工程量，应对其诉讼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陈金财与张东平之间只签过一次《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而曹景全却向一审法院提交两份《内部承包施工责任合同书》，该两份合同均是复印件，内容不同，签约主体不同，删改内容多，未经法院与原件核对，闽南公司有异议，该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审期间，闽南公司及曹景全均表示无法提供《施工责任合同书》原件。曹景全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完成的工程量与结算标准，一审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曹景全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62元由上诉人曹景全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德红
审判员 钟鸣亮
审判员 崔岱昕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赵密密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