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浙民申字第4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单银木。
委托代理人：胡平。
委托代理人：骆颖。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沈东明。
委托代理人：李航。
一审被告：余娟。
一审被告：单天生。
一审被告：浙江天生钢结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单天生。
再审申请人单银木因与被申请人沈东明、一审被告单天生、余娟、浙江天生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生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杭商终字第1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单银木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将“钢房”认定为系“钢结构”的笔误，该认定有误。（二）二审判决将三笔借款认定为属于再审申请人的担保债权，事实认定有误。1、案涉《最高额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明确约定再审申请人所担保的借款应是用于转贷，转贷是指归还银行到期贷款之后重新再次申请贷款，被申请人沈东明虽举证证明其出借给单天生的款项是为归还银行贷款，但归还银行贷款并不等同转贷，因此，在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借款用途系转贷的情况下，案涉借款不属于再审申请人所担保的债权。同时，根据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被申请人在出借款项时根本未审查用途，也就是说，被申请人自己在出借款项时也未将该三笔借款作为再审申请人的担保债务。2、《最高额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载明，“本合同项下每一笔借款的金额以借款人企业银行汇款凭证为准”，该约定是为了让单天生的借款均用于转贷而非其他目的，并达到合同约定的转贷成功即归还的目的，但本案中被申请人并未提供该银行汇款凭证，故二审判决仅以被申请人实际汇款金额为依据认定再审申请人所担保的借款金额，与合同约定不符。3、《最高额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约定“转贷成功后即归还”，即再审申请人所欲担保的债权是要求借款人在具体借款当时根据银行贷款凭证确定的还款时间在具体借款书面申请书上予以明确，而二审判决要求再审申请人承担保证责任所涉的三份《借款担保书》却约定“借款期限按实际借期计算，出借人可随时要求归还”，即没有还款期限的约定，加之被申请人在借款当时并未审查银行贷款凭证，由此，该三笔借款的还款期限与再审申请人所欲担保之债权的还款期限并不一致，不应属于再审申请人的担保债权。（三）二审认定被申请人未审核借款用途并未加重再审申请人的保证责任，该认定有误。单银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被申请人沈东明提交书面意见认为，单银木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一）关于《最高额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中款项接收人是否系笔误的问题。单银木作为担保人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中约定款项汇付至借款人指定的“浙江天生钢房制造有限公司”，而借款人和出借人签订的《借款担保书》则约定应由“浙江天生钢结构有限公司（即一审被告天生公司）”作为款项接收人，两者之间表述不一致。沈东明对此解释，《最高额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中关于款项接收人的表述系笔误，实为天生公司，单天生亦在一审中作出书面说明并到庭陈述，该陈述与沈东明的解释相互印证，较为合理，一、二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单银木认为其系为汇付至“浙江天生钢房制造有限公司”的款项作担保，并非为汇付至天生公司的款项作担保。然其在一、二审中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浙江天生钢房制造有限公司”这一主体客观存在，一、二审对其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其在申请再审时又主张“浙江天生钢房制造有限公司”系应当成立而未成立的新公司，该主张亦与常理不符，实难采信。
（二）关于借款金额的认定。案涉《最高额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第二项约定“……合同项下每一笔借款的金额以借款人企业银行汇款凭证为准”，单银木认为该“企业银行汇款凭证”应系“银行贷款凭证”，本案中，沈东明并未提供该“银行贷款凭证”，�二审以沈东明实际汇款金额来认定担保金额是错误的。然合同中并未对“企业银行汇款凭证”作具体定义，仅凭该表述亦不足以得出“企业银行汇款凭证”即系“银行贷款凭证”之结论，单银木前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成立。
（三）关于借款期限问题，案涉《借款担保书》约定“借款期限按实际借期计算，但出借人可随时收回借款本息”，《最高额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则约定“借款的还款方式为按转贷成功后即归还的原则办理”，单银木据此认为两者表述不一致，故案涉借款并非其保证范围。然首先，《借款担保书》对“实际借期”并未约定具体起止时间，《最高额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亦未明确“转贷成功后即归还”的具体时间，故两种表述本质上均属于对还款期限约定不明，并不存在矛盾。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前述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责任范围主要是受保证限额和连续债权发生期间的影响。即在最高额保证情形下，保证人对主债权并非承担即时保证责任，而是待主债权决算期届满后，仅以最高债权额为限就决算期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故单次借款的期限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责任范围。单银木就单次借款期限问题所提之主张，并不能否定担保合同之效力，更不能作为免除担保责任之理由。
（四）关于本案借款用途问题。本案所涉借款系单天生用于归还天生公司银行贷款，该事实清楚，可予认定。现单银木提出，双方在《最高额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用途是转贷而非还贷，故沈东明有义务监督借款人保证归还旧贷后马上贷出新款并归还出借人前一笔借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最高额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中关于“借款人用于本企业转贷借款余额”中的“转贷”之义表述并不明确，不能得出再审申请人所述是归还旧贷再贷出新贷之义；同时，该合同中也并未明确约定只有借款人偿还了前一笔借款，出借人才能继续出借下一笔借款。其次，根据《担保法》关于保证的定义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之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担保的就是债权不能实现之风险，保证法律关系中涉及的仅是债权人、债务人以及保证人三者之关系。而按照单银木所述，其保证的债权是其所谓“转贷”，一方面，法律关系主体上还涉及发放贷款的银行，显然超越了保证法律关系主体的一般范畴，且银行是否在收回贷款后随即贷出新款给借款人天生公司，也非债权人沈东明所能控制；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本案中借款人必须还旧贷后借新贷并马上归还出借人，那么理论上即不存在债权不能实现之风险，也就不存在最高额保证适用的空间和必要，故单银木所述其担保的仅是“旧贷归还至新贷贷出之间的时间差”之理由，与法律设立保证担保制度的目的相违背，不能成立。本案中应认定各方约定的借款用途即为归还银行贷款，至于再向银行贷出新款，并不属于确定保证人担保范围的条件，故二审认定沈东明未审核借款用途并未加重单银木的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五）关于再审新证据。本案审查过程中，单银木提交了如下材料：1、2010年10月8日兴业银行杭州分行（贷款）还款凭证一份，2、2010年10月8日兴业银�借款借据一份；以上两份证据拟证明2010年10月8日一审被告天生公司归还银行800万元借款的同日，又向银行成功贷款500万元，但该笔500万元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立即归还出借人沈东明，沈东明对转贷是否成功未尽审核义务，并且在800万元借款尚未归还的前提下又继续大额出借款项，加重了案涉借款不能归还的风险，加重了再审申请人的担保责任。经审查，单银木提交的上述材料1，与沈东明在二审中提交的一致，材料2其完全有能力在二审庭审结束前提交，故前述材料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再审新证据的范畴，其关于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的主张亦难以成立。
综上，单银木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单银木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卫国
代理审判员 谭飞华
代理审判员 陈艳艳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姚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