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72民初11244号
原告：林惠乐，男，汉族，1986年8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勋健，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锦婵，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俊华，男，侗族，1965年9月17日出生，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平，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觉规，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陈沛齐，男，汉族，1948年3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银江，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军，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惠乐诉被告杨俊华、陈沛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毛宇翔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后转换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长叶汉光、审判员毛宇翔、人民陪审员叶伟强组成合议庭，先后于2016年12月7日、2017年1月4日、2017年5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惠乐（第一次开庭时到庭）及其委托代理人蔡勋健，被告杨俊华（第一次开庭时到庭）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爱平，被告陈沛齐（第一次开庭时到庭）及其委托代理人邱银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惠乐诉请：1.杨俊华归还林惠乐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从2013年9月16日计算至2016年6月29日，利率按每日1‰计算，该部分利息已经支付3,000,000元，仍欠51,000元；从2016年6月30日起，利率按月息2%计算，暂计至2016年10月10日为206,000元，计至付清之日止）；2.杨俊华向林惠乐支付担保费26,056元；3.陈沛齐对上述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杨俊华、陈沛齐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16日，杨俊华向林惠乐借款3,000,000元，陈沛齐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各方就此签订了借款合同。杨俊华收到上述借款后，向林惠乐出具了借据，并由陈沛齐作为保证人在保证条款上签名确认。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1,033天，借款期间利率按每日1‰计算，如逾期还款，以逾期还款金额为基数，按每日3‰计付违约金。款项借出后，陈沛齐从2015年5月20日开始至2016年6月29日期间，支付了借款期间产生的利息共计3,000,000元，仍欠林惠乐利息51,000元以及本金3,000,000元。借款本金及后期借款利息经林惠乐多次催讨，至今没有归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借款合同约定，林惠乐自愿主张从2016年6月30日开始，未归还的3,000,000元本金借款利率按照每月2%计算，暂计至2016年10月10日为206,000元，加上截至2016年6月29日所欠51,000元利息，则尚欠利息暂计257,000元。
被告杨俊华答辩称：1.案涉借款实际发生于2013年9月16日，2013年9月15日杨俊华及陈沛齐向林惠乐出具了借据，借据没有约定利息。2015年4月，林惠乐声称担心借款超过诉讼时效，于是要求杨俊华、陈沛齐重新在林惠乐提供的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签名，在签名时，借款合同及借据上仅有借款金额处填写有3,000,000元，其余关于利息、借款期限、归还日期均空白，即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据均没有明确约定利息。2.借款本金已经由陈沛齐归还给林惠乐，在没有明确约定利息的情况下，林惠乐提起本案诉讼，存在主观恶意。林惠乐向法院提交的借款合同及借据，均系其变造，林惠乐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告陈沛齐答辩称：1.陈沛齐除在杨俊华2013年9月15日出具的借据上签名外，没有与林惠乐正式签订合同，2013年9月15日的借款合同上的担保只是一般担保，且该担保已过担保期限。2.陈沛齐从2015年5月开始共分十四期向林惠乐代为支付了杨俊华的借款本金共计3,000,000元，本案的债权已经由于陈沛齐的还款而消灭，林惠乐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借款没有明确约定借款利息。陈沛齐也从来没有对林惠乐与杨俊华的借款利息承诺担保。林惠乐提供的2013年9月16日的借款合同是在已经作废的空白合同的基础上，单方补填、变造的，该合同是非法无效的。4.林惠乐仅向杨俊华交付了2,910,000元，并非借款合同、借据中约定的3,000,000元，该情况陈沛齐是事后才知道的。这也说明林惠乐向杨俊华出借款项并非无偿，而是获得了收益的。请法院依法驳回林惠乐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9月16日，杨俊华向林惠乐借款3,000,000元，借期为1个月，陈沛齐为杨俊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杨俊华、陈沛齐主张借款时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林惠乐则主张借款时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3%。陈沛齐提交借据一张，其上载明杨俊华向林惠乐借款3,000,000元，陈沛齐提供担保。该借据上未载明借款存在利息，但该借据上也无林惠乐的签名，仅有杨俊华、陈沛齐的签名及捺印，林惠乐对此不予确认。
各方确认，上述借款通过银行转账交付2,910,000元。林惠乐本人在第一次庭审后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林惠乐称预扣了90,000元利息。杨俊华则主张该预扣款项为借款报酬，非经双方协商约定，属于自然之债。陈沛齐则称不清楚林惠乐与杨俊华之间是否存在口头利息约定，但明确各方并无书面约定利息，陈沛齐仅为杨俊华的借款本金提供担保。
上述款项交付后，杨俊华配偶麻素珍分别于2013年10月17日、2013年11月15日、2013年12月20日、2014年3月19日向林惠乐转账90,000元、90,000元、90,000元及180,000元。林惠乐主张以上转款均为支付案涉借款的利息。但从本院向中国建设银行东莞市分行调取的并经各方确认真实的林惠乐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除2013年10月17日转款备注为“往来”之外，其余三次转款均备注为“货款”。
2015年4月，林惠乐以原借条诉讼时效即将到期为由，要求杨俊华、陈沛齐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和借据，将借款期限延展至2016年7月15日，落款日期倒签为2013年9月16日。借据中载明杨俊华收到林惠乐款项3,000,000元，保证于2016年7月15日前归还，逾期还款按每日3‰支付违约金。陈沛齐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借款合同中载明杨俊华借款3,000,000元，借期1,033天，借期内利息为日息0.1%，逾期还款利息为日息0.3%。但是，借款合同中，仅有在手写填写的借款本金处有加捺指印，其余手写填写的借期内利息、逾期还款利息、借期等内容，均未加捺指印。杨俊华、陈沛齐主张林惠乐仅给了份空白合同，其上原仅有填写借款金额，其余手写内容均未填写，因此，杨俊华、陈沛齐签名时仅在手写的借款金额处加捺指印。林惠乐于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该借款合同中所有手写内容为一次性形成，在杨俊华、陈沛齐提出笔迹形成时间的司法鉴定申请后，林惠乐于第一次庭审后提交情况说明，确认手写填写的借期内利息、逾期还款利息、借期等内容为杨俊华、陈沛齐签名后由其自行添加。在第二次庭审后的质证笔录中，林惠乐承认其自行添加上述借期内利息、逾期还款利息、借期等内容并非当着杨俊华、陈沛齐的面填写，而是在取回该借款合同后自行填写。林惠乐主张其自行添加内容已告知杨俊华、陈沛齐，并获得两人确认及同意，且与前述借据内容中逾期还款违约金内容相符，但杨俊华、陈沛齐均对此不予确认，林惠乐亦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自行添加内容已获得杨俊华、陈沛齐的同意。对于法庭中提问“既然借款合同条款内容与原借款约定一致，为何不直接打印好借款本金、借期利息、逾期还款利息等内容？”，林惠乐回答为“当时怕有变动，去到确定后再补填”；法庭提问“为何合同里只有借款金额有指模，其余没有？”，林惠乐回答为“当时不够专业”；法庭提问“你方陈述是为了解决诉讼时效问题才要求补签合同，为何会不清楚指模的效力？”，林惠乐回答为“当时没有想到”。
在2015年4月案涉借款合同重新签订后，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6年6月29日期间，陈沛齐分多次向林惠乐转账共计3,000,000元。林惠乐确认收到该款项，但主张该款项为支付利息。
第二次庭审后，林惠乐又提交其与陈沛齐之间的手机短信记录，林惠乐主张从该短信记录中可以看出案涉借款约定了利息。陈沛齐确认该短信记录显示的手机号码为其所使用，但否认该短信记录的真实性，主张该短信记录存在删改，但陈沛齐未对其该项主张进行举证。各方均确认短信中提到的“龙总”即为杨俊华。该短信内容显示，陈沛齐从未提及过案涉借款存在利息或归还利息，仅有陈述筹钱还款。林惠乐于短信中陈述提及利息的有三处，分别为2015年6月11日16:30称“真系害死我，龙总无一句话是真的，你帮他担保现在又每个月给我一点点，我每个月收你6万元利息都不够给公司”；2016年2月24日15:22称“6万元利息可不可以先给我，他们老是找我要钱，麻烦你”；2016年6月29日称“齐叔，你说过每月给我6万元的利息，现在电话不接，钱又不给是什么意思？”对于以上三次林惠乐提及利息，陈沛齐在2015年6月11日的回应为“小林我真的要死在龙总手上、我没有办法了”。但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双方从2015年6月15日开始对催收还款、筹款进行协商，在2015年6月17日10:14，林惠乐称“齐叔，我真的等钱还利息，你的30万可不可以今天给我？当帮帮我”。对于林惠乐2016年2月24日提及利息的短信，陈沛齐回应为“小林我这个人说话有就有没有骗你的等到29号看一下”。后又于2016年2月24日16:15称“小林如果29号找到6万元给你下个月找不够22万给你的”。对于林惠乐2016年6月29日提及利息的短信，林惠乐及陈沛齐均未提交陈沛齐对此短信进行回应的证据。
另，本案诉讼过程中，林惠乐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本院依法作出裁定，并据此查封了陈沛齐的银行账号及其名下的房产。
本院认为：杨俊华向林惠乐借款3,000,000元，林惠乐仅向杨俊华交付了2,910,000元，无论所扣的90,000元为预扣利息还是预支付借款报酬，均不能计入借款本金之中。因此，本院依法认定借款金额为2,910,000元。
林惠乐主张案涉借款有约定利息，但其所提交的银行流水与本院调取的银行流水相吻合，均显示杨俊华配偶麻素珍向其的转款备注为“往来”或“货款”，在林惠乐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银行转款性质并非货款而是支付利息的情况下，本院对于林惠乐关于杨俊华配偶麻素珍向其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采信。
虽然林惠乐主张其与杨俊华、陈沛齐之间并无密切关系，其出借款项本意即为赚取利息，3,000,000元款项数额巨大，无息借款不符合常理。但是，从各方确认的借款过程来看，林惠乐仅向杨俊华出借了2,910,000元，预扣了90,000元款项，但各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据均载明借款金额为3,000,000元。换而言之，虽然林惠乐预扣款项的行为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但从案涉借款各方的主观认识之中，林惠乐已经从此次借贷过程中获取了90,000元的收益，并非林惠乐所称无息借款无法获取利益。林惠乐的该项主张并不能成立。
同时，虽然陈沛齐否认该短信的真实性，但陈沛齐本身持有自己的手机，陈沛齐主张该手机短信不真实或存在删改，其完全可以提交自己的手机作为证据，在陈沛齐确认该手机号码为其所使用的情况下，本院对林惠乐提交的手机短信予以采信。但是，从该短信内容来看，陈沛齐从未主动提到支付利息的内容。林惠乐虽然在短信通信中三次提及支付利息，但从第一次提及利息的短信内容来看，字面意义本身存在两种解读，一种为双方之间约定了每月60,000元利息；另一种则为林惠乐需向其公司每月偿还60,000元利息，因此要求陈沛齐提前先给其60,000元。而从双方接下来的对话中，双方从2015年6月15日开始对催收还款、筹款进行协商，在2015年6月17日10:14，林惠乐称“齐叔，我真的等钱还利息，你的30万可不可以今天给我？当帮帮我”。由此可见，林惠乐所称的“6万元利息”应当指其向其公司每月归还的利息，而非指案涉借款约定每月利息60,000元。而林惠乐2016年2月24日第二次在短信中提及利息，要求“6万元利息可不可以先给我，他们老是找我要钱，麻烦你”。陈沛齐的回应为“小林我这个人说话有就有没有骗你的等到29号看一下”；后又于2016年2月24日16:15称“小林如果29号找到6万元给你下个月找不够22万给你的”。从此对话内容可见，陈沛齐只是按照每月归还固定数额款项的方式履行还款责任，并未在还款中对款项性质进行划分。结合林惠乐2015年6月11日第一次提及支付利息的交流，该60,000元利息仍是指林惠乐向其公司归还利息，而非支付案涉借款的利息。至于林惠乐在短信中第三次提及利息，虽然此次提及利息内容明确为陈沛齐需就案涉借款每月向林惠乐支付60,000元利息，但由于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陈沛齐对于该短信陈述的回应，而该内容仅为林惠乐的单方陈述，不能据此认定陈沛齐对此进行了确认。因此，林惠乐所提交的手机短信记录，并不能有效证明其与杨俊华、陈沛齐就案涉借款存在利息进行了约定。
而根据林惠乐提交的2015年4月倒签的借款合同和借据。借据显示各方并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仅仅约定了逾期还款的罚息。借款合同中延展的借期以及罚息与借据中约定一致，故虽然该部分内容林惠乐确认为其事后单方填写，但因有证据证明该部分内容与林惠乐、杨俊华、陈沛齐之间的约定一致，本院仍予以采纳。但是，借据中并未约定借期内利息，而借款合同中借期内利息的条款为林惠乐自行单方填写，未经杨俊华、陈沛齐的确认。并且，林惠乐对于为何补填利息约定不要求杨俊华、陈沛齐加捺指印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亦未解释为何借据内没有约定借期利息。即使林惠乐在2013年9月16日借款给杨俊华时，各方有约定借期内利息，但是在2015年4月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之时，未共同添加利息条款，应当视为各方达成的新的合意为延展借期并确认借期之内无利息。
由此，本院对于林惠乐关于案涉借款借期内存在利息约定的主张不予采纳，并依法认定，案涉借款本金为2,910,000元，各方约定借期内无利息。由于案涉借款借期至2016年7月15日截止，而担保人陈沛齐已于2016年6月29日前向林惠乐归还了全部借款，故林惠乐再诉请杨俊华还本付息并要求陈沛齐承担担保责任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惠乐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3,06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8,064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林惠乐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汉光
审 判 员 毛宇翔
人民陪审员 叶伟强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黎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