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朝民初字第13657号
原告英隆物流（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下甸铁路桥北侧）6号楼410室。
法定代表人刘士松，总经理。
被告北京斯坦福国际文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8号12层1546。
法定代表人李辉，总经理。
委托代�人冯刚，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翔，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英隆物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隆公司）与被告北京斯坦福国际文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坦福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有光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英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士松，被告斯坦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辉、委托代理人冯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英隆公司起诉称：英隆公司与斯坦福公司之间的仓储物流合约于2014年1月24日到期。斯坦福公司在搬离英隆公司库房期间将支票号00960495、金额为1.4万元的支票一张交付给英隆公司用于结算物流费用，英隆公司向斯坦福公司开具了发票。后英隆公司至银行要求入账，银行以“小写金额不规范”为由退票。英隆公司多次要求斯坦福公司更换支票，斯坦福公司无理拒绝。故英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斯坦福公司支付票面金额1.4万元，诉讼费由斯坦福公司承担。
原告英隆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00960495号转账支票；2、退票理由书；3、中国工商银行特种转账支票；4、00098951号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5、与斯坦福公司业务经理李海涛的QQ聊天记录。
被告斯坦福公司答辩称：与英隆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合同于2014年1月24日到期；斯坦福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向英隆公司开具了涉案的1.4万元支票用于结算物流费用，但在1月17日与英隆公司的对账过程中发现全部的物流费用已经结算完毕，该支票系因计算错误导致的误开；英隆公司取得该票据并非基于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斯坦福公司不同意支付该笔款项。
被告斯坦福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仓储物流服务合约》；2、《协议》；3、2014年1月17日英隆公司出具的物流费回单明细；4、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斯坦福公司向英隆公司支付物流费的银行转账支付凭证；5、英隆公司向斯坦福公司出具的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间每月的物流费用计算表。
经本院组织双方举证、质证，双方对英隆公司证据1-4，对斯坦福公司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对以下证据持有异议：
一、英隆公司提供证据5，证明涉案支票中的1.4万元是通过QQ与斯坦福公司业务经理李海涛协商确定的。经法院组织，英隆公司当庭对证据5进行了现场演示，即通过连接了互联网的电子计算机，打开QQ软件，登录名称为“英隆物流”的账号，打开信息管理器中的信息记录，找到备注名为“李海涛”的用户，点击查找2014年1月16日的通讯记录，显示内容与证据5完全一致。本院认为，经现场演示，可以认定英隆公司确实收�过证据5，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予以认定。
二、斯坦福公司提交证据5，证明英隆公司按月发送物流费用计算表，斯坦福公司按照此表支付物流费用。英隆公司否认发送过计算表，费用结算都是与斯坦福公司李海涛口头确认。本院认为，该证据无英隆公司签章，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其来源，故不予确认。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2014年1月16日，斯坦福公司在00960495号转账支票上手书出票日期2014年1月16日、收款人英隆公司全称、金额1.4万元（含大小写）、用途“物流服务费”，加盖了斯坦福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李辉的人名章后，将支票交付给英隆公司。2014年1月23日，英隆公司持该支票请求付款，被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九棵树支行以“小写不规”为由退票。
另查，2013年7月25日，斯坦福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英隆公司签订《仓储物流服务合约》。双方约�：合同期限自2013年7月25日至2014年1月24日；甲方应在合同期限内依据本合同的附件1《物流服务费表》向乙方支付相关服务费用；服务费用采取月结的结算方式，甲方在收到乙方账单后一个星期内应将账单核对完毕，核对无误后，应在一个星期内将服务费以支票、承兑汇票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乙方。该合约后附的《物流服务费表》对物流服务价格进行了约定，其中出库费用为50元／吨。
2013年9月2日、9月30日、11月4日及2014年1月2日，斯坦福公司分别向英隆公司网上汇款6689.15元、5620.62元、2707.45元和6700.60元，网上转账支付操作凭证摘要处分别记载为“2013年7月25日至8月24日物流服务费用”、“2013年8月25日至9月24日物流服务费用”、“2013年10月物流服务费”和“2013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物流服务费”。2013年11月27日，英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士松从斯坦福公司取走了金额为6061.76元的转账支票，支票根注明“物流服务费”。
合同期限届满前，双方无继续合作的意向，斯坦福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雇佣搬家公司将全部货物搬离英隆公司的仓库。同日英隆公司收到涉案的1.4万元支票。当日18点53分，“李海涛”通过QQ向英隆公司发送了“8月-12月物流费27779.58元，11月给的支票，没有汇款凭证，11月金额6061.76元，加上14000元，明天开张上次开的能抵3个点的发票吧，共开41779.58元发票”等内容。
2014年1月17日，斯坦福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英隆公司签订《协议》，载明：截至2014年1月17日，甲乙双方合同自然终止；乙方确认欠甲方物流回单36张，乙方承诺于2014年2月25日前交清全部物流费用回单；在合同截止之日，甲方已经结清双方合作期间所有物流费用；对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1月17日期间所产生物流费乙方已收取全部物流费用8000元，尚欠物流费用1260.11�，合计物流费用9260.11元欠增值税发票；甲方落款处有斯坦福公司公章及李海涛签字。同日，英隆物流公司从斯坦福公司领取金额为8000元的转账支票一张。
后英隆公司将00098951号发票交给斯坦福公司，该发票载明：开票日期2014年1月16日；纳税人英隆公司，实际受票方斯坦福公司；费用40562.70元，税率3%，税额1216.88元，价税合计41779.58元。斯坦福公司已对该发票进行认证并抵扣税款。
诉讼中，斯坦福公司表示涉案支票系错误出具，双方之间基于真实合同的欠款已经基本结算完毕，只剩1260.11元物流费需等待英隆公司交回全部物流回单后支付；在开具涉案支票后的第二天即1月17日双方签订《协议》时，已发现多付支票并要求英隆公司退回，但未在《协议》中写明。英隆公司则表示，所有与《仓储物流服务合约》有关的费用均已在《协议》有所约定；涉案支票对应的款项是2014年1月16日斯坦福公司搬运货物时应当一次性支付的出库费和使用托盘的费用，其中出库费是参考《仓储物流服务合约》约定的50元／吨标准计算，大概为1万元左右，斯坦福公司搬运货物时使用了英隆公司的托盘，也应该支付一定费用，经过与斯坦福公司李海涛确认，这两笔款项相加按照1.4万元计算。
诉讼中，斯坦福公司表示，李海涛曾为斯坦福公司员工，现已离职，涉诉后曾电话联系李海涛询问QQ内容是否属实，李海涛仅答复称确实曾与英隆公司通过QQ洽谈业务，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李海涛未提及其他问题，斯坦福公司也无法就QQ号码归属、内容真实性等进一步核实；且QQ内容含义不清，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指向涉案支票的基础交易关系。双方均表示无法联系李海涛出庭说明情况。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我国票据法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英隆公司持有的出票人为斯坦福公司的00960495号转账支票必要记载事项齐全，为有效票据。英隆公司在该支票被银行退票后向其直接前手、出票人斯坦福公司主张权利，斯坦福公司以双方的基础关系《仓储物流服务合约》项下债务已清偿完毕为由抗辩，英隆公司主张涉案支票款系《仓储物流服务合约》外的服务价款。故本案焦点在于双方在《仓储物流服务合约》外是否另有其他交易。
英隆公司主张与李海涛协商后确定，斯坦福公司因2014年1月17日搬离仓库应向英隆公司支付出库费和使用托盘费用共计1.4万元，其依据是与李海涛的QQ通信。
首先，关于QQ内容的真实性。从QQ通信内容与斯坦福公司的付款情况看，QQ中列明“11月给的支票，没有汇款凭证，11月金额6061.76元”，付款方式、金额与斯坦福公司提交的2013年11月27日的支票根相对应；“8月-12月物流费27779.58元”，与斯坦福公司提交的网上汇款凭证、支票根等载明数额之和一致，且8-12月的付款时间与《仓储物流服务合约》中“月结”的约定相符。从QQ内容与00098951号发票的对应关系看，有“能抵3个点”、“共开41779.58元发票”内容的该QQ通信形成于2014年1月16日，斯坦福公司已经认证且抵扣完毕的00098951号发票开票日期也是2014年1月16日，金额、税率均与QQ内容一�。可以看出，该QQ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佐证，内容真实反映出英隆公司与斯坦福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其次，关于发送QQ的“李海涛”与斯坦福公司李海涛是否是同一个人。李海涛曾为斯坦福公司员工，且曾使用QQ与英隆公司洽谈业务，而QQ内容反映的是真实交易情况，应为熟悉双方之间业务往来的人员发送，斯坦福公司承认李海涛是与英隆公司联系业务的工作人员，未说明还有其他业务员同时负责与英隆公司之间的业务。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院认为，发送QQ的“李海涛”即为斯坦福公司员工李海涛具有较高的概然性。最后，李海涛作为与英隆公司联系业务的人员，同时在《协议》中作为斯坦福公司代表签字，英隆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海涛能够代表斯坦福公司对有关业务进行确认。
综上，2014年1月16日，斯坦福公司业务员李海涛通过QQ，与英隆公司对双方之间自2013年8月至12月间的物流费用进行了清理，其中除1.4万元未在QQ内容中明确其性质外，其余付款均有银行凭证、支票根与之对应。
双方在2014年1月17日签署的《协议》则对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1月17日之间的物流费用进行了确认，并未涉及1.4万元款项，而是明确写明双方合作期间所有物流费用已经结清。《协议》在时间上与李海涛QQ聊天衔接，对账涉及的起始期间（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1月17日）也与QQ内容涉及的“8月-12月”相接续，且斯坦福公司也已经另行向英隆公司交付了8000元转账支票，与《协议》载明情况一致。
综合考虑两次对账情况，本院认为，斯坦福公司除支付了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物流服务费之外，还在2014年1月16日向英隆公司交付了1.4万元支票。首先，双方合作期间不长，付款次数较少且均有据可查，历次付款均已标注了款项所属月份，涉及金额也并不巨大，两次�账足以理清双方之间的财务关系进而确定债权债务；其次，在1月16日交付1.4万元支票的第二天，双方即以书面形式对整个合作期间的应付款项做出了最后确认，斯坦福公司作为市场中的经营主体，对于出具支票的法律后果以及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当是明知的，如涉案支票确属错误出具，斯坦福公司应在《协议》中提及退票事宜，现《协议》中不仅未提及之前交付的1.4万元支票系误开，且对于之前的应付款项做出了最终的确认，斯坦福公司关于误开支票的说法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与《协议》载明内容不一致，书面文件之证明力应优于口头陈述；再次，斯坦福公司对包含1.4万元在内的发票进行了抵扣，形式上确认了该笔费用的实际存在。斯坦福公司关于因计算失误导致误开涉案支票的说法，与现有证据不一，且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涉案1.4万元支票系因《仓储物流服务合约》外的其他交易关系所开具，斯坦福公司明确知晓该交易及款项性质，其出具支票并抵扣发票的行为确认了交易的真实性。英隆公司称该1.4万元系1月17日出库费及托盘费，并说明了计算方式，结合1月17日斯坦福公司搬离仓库、使用托盘等事实以及《仓储物流服务合约》中的关于出库费用的约定，具有合理性，无相反证据推翻，本院予以采信。斯坦福公司关于基础关系不存在的答辩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英隆公司向斯坦福公司提供服务和用具，斯坦福公司向英隆公司开具了涉案支票作为报酬。在该支票被银行退票后，合法持票人、收款人英隆公司有向出票人斯坦福公司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英隆公司要求斯坦福公司支付票面金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北京斯坦福国际文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给付原告英隆物流（北京）有限公司00960495号支票票面金额一万四千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七十五元，由被告北京斯坦福国际文具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有光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陈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