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3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素连，女，汉族，1972年10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曾建红，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联军灰砂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流芳街宗黄村。
法定代表人：龙玉军，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周宏力，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雪，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龙玉军，男，汉族，1971年6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宏力，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雪，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舒本虎，男，汉族，1965年7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宏力，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雪，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素连为与被上诉人武汉联军灰砂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00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素连的委托代理人曾建红，被上诉人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宏力、夏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联军公司系2005年8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龙玉军。该公司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股东为龙玉军、舒本虎，出资额分别为250000元，各占公司股份比例50%。该公司验资报告显示，龙玉军、舒本虎分别于2005年8月22日向联军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流芳分理处开立的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账户缴存250000元。联军公司成立后，由王素连负责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管理，该公司相关证照、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龙玉军私章均由王素连掌管。龙玉军、舒本虎不参与联军公司的经营管理。2008年下半年，联军公司停止经营。2010年6月5日，联军公司向王素连出具股权证明书，内容为王素连为联军公司股东，占联军公司50%股份，自公司成立，该公司所有的经营管理事务概由王素连负责。该股权证明书由联军公司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龙玉军签名。2012年12月14日，联军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原审另查明，2005年8月24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同意联军公司刻制该公司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业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联军公司曾向王素连出具一份收条，载明收到王素连投资入股联军公司股本金250000元，该收条加盖联军公司财务专用章，落款时间为2005年8月22日。
原审还查明，联军公司未召开过股东大会，也未进行过分红。
原告王素连诉称，联军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24日，注册资本5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龙玉军。王素连出资250000元，占公司50%股份。王素连自联军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负责公司所有经营事务，联军公司为王素连出具了股权证明书、收条，证明了王素连的出资情况及占有公司50%股份。王素连特诉至法院，请求确认王素连为联军公司股东，占有50%股权，工商注册资本250000元，由联军公司承担诉讼费。庭审中，王素连明确表示其诉讼请求中工商注册资本250000元，系为计算诉讼费用所写，与其诉讼请求无关。
被告联军公司口头辩称，王素连不是联军公司的股东，不享有公司股权，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对公司出资，王素连也未行使股东权利，联军公司的股东只有龙玉军及舒本虎，王素连要求确认股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龙玉军、舒本虎述称意见与联军公司答辩意见一致。
在原审诉讼中，王素连提出其入股的250000元系现金给付，该款项进入联军公司在农业银行武汉市流芳分理处的账户，即列明为舒本虎的出资250000元，但无存款凭证，联军公司停产后，财务账已找不到，故无法在公司财务凭证中反映。
原审认为：王素连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其为联军公司股东，享有对联军公司的出资250000元，占公司50%股份。根据联军公司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资料记载，联军公司系2005年8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龙玉军，股东为龙玉军、舒本虎，出资额分别为250000元，各占公司股份比例50%，故王素连并非联军公司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王素连与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龙玉军、舒本虎就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王素连对证明其向联军公司实际出资负有举证责任。从联军公司注册登记时的原始验资证明来看，系龙玉军、舒本虎分别于2005年8月22日向联军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流芳分理处开立的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账户缴存250000元。王素连在诉讼中未能提交其为联军公司成立而出资的存款凭证，其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为：1、2005年8月22日加盖联军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条；2、联军公司于2010年6月5日向王素连出具的股权证明书。对该两份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认为，一、联军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王素连250000元股本金，落款时间为2005年8月22日。庭审中，联军公司提交了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刻制印章证明，证明相关印章刻制时间为2005年8月24日，因此，联军公司在2005年8月22日不可能出具该收条，结合联军公司成立后，实际由王素连负责掌管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的事实，该收条不排除系王素连在掌管财务专用章期间自行出具的可能，故该收条内容的真实性存在较大疑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信。二、联军公司于2010年6月5日向王素连出具的股权证明书，载明王素连占有联军公司50%股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王素连的股东证明书也由联军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但因该证明书的内容与公司登记公示的股东及出资不相符合，且鉴于联军公司成立后公章由王素连掌管，因而不能仅以该证明确认王素连的股东资格。至于龙玉军在证明书上的签名，由于王素连在诉讼中主张其50%的出资对应的是股东舒本虎名下所占份额，因此，尽管龙玉军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该证明真正涉及到的是股东舒本虎的利益，龙玉军作出的对王素连出资的认可对舒本虎无法律效力。据此，王素连所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否定联军公司登记时的原始出资证明，王素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且，王素连虽于联军公司成立后实际负责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管理，龙玉军、舒本虎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在现代公司制度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并非完全一致，更多的体现为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因此王素连对联军公司进行实际经营管理，不能说明其即为联军公司的股东。综上，王素连主张其为联军公司的股东证据不足，原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素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王素连负担。
王素连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不以事实为依据、有证不予采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王素连在该公司成立之初，即出资250000元，本案的被上诉人舒本虎并未出资，也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在庭审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为真正出资人的原始记录。成立联军公司之初，因上诉人王素连与被上诉人舒本虎之弟舒建军当时为夫妻关系，为了经营上的便利，即用被上诉人舒本虎的名义成立公司，本案的被上诉人并无证据否认上诉人王素连提供的收条不实或虚假，因此原审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王素连的请求。原审法院在判决书前章节认定该公司财务章的真实性，又得出2005年8月22日不可能出具该收条的论述，实为枉法裁判。关于股权证明书，被上诉人联军公司于2010年6月5日向上诉人王素连出具的股权证明书上有其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该股权证明书是符合法律程序是真实有效的。原审法院不予认可该股权证明书是错误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舒本虎陈述其通过其经营的建材经营部向被上诉人联军公司转账250000元缴纳股本，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同时公司未签定出资证明书。原审法院片面的认为只有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公司登记的股东，才是该公司的股东。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的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联军公司答辩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龙玉军、舒本虎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联军公司答辩意见一致。
二审期间，王素连提供了如下证据：一、确认王素连与舒建军离婚的《民事判决书》；二、《户口本》。上述证据一、证据二，证明王素连与舒建军原系夫妻关系，舒建军与舒本虎系兄弟关系，王素连的前夫舒建军因涉及刑事案件，不方便公开身份，故借用舒本虎的身份出资。三、公司编号002号《出资证明书》。证明王素连2005年8月25日，缴纳250000元的出资，有财务章，有法定代表人盖章。四、2005年8月26日的《收据》，证明王素连于2005年缴纳账户注册资本金250000元。五、公司《股东名册》，证明王素连为公司股东。六、武汉市江夏区流芳街宗黄村民委员会于2005年8月18日出具的一份《证明》，证明联军公司正在筹建过程中，其办公楼系在该村征地建成；工商部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证明公司为了办理相关手续，相关印章都已经刻制。七、《验资报告》，时间是2005年8月23日，证明2005年8月22日，王素连已缴款250000元。八、《公司章程》，证明出资证明书符合法律规定。九、联军公司与田军的劳动合同及证人田伟出庭作证的证词，证明王素连出资250000元的现金是由证人田伟到银行缴纳，因当时舒建军涉嫌刑事犯罪，不方便以王素连的名义登记股东。
被上诉人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质证认为：1、一审没有提供这三个证据；2、印章到目前为止都是王素连在保管，可能为王素连自己事后制作的证据；3、这三份证据与公司章程，公司资料均不符；4、证据四是联军公司盖的章，不是银行章。对证据六的征地证明，系联军公司筹建时征地；对工商部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的关联性有异议，间接证明我方目的。对证据七，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显示500000元是没有王素连的出资的。对证据八，认为均为公司一审提交过，说明王素连不是公司股东。对证据九违反了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定，不应予以采信。综上，上诉人当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畴。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符。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王素连是否具有联军公司的股东资格是本案各当事人争议焦点。本院具体评判如下：
（一）从有限公司股东应当具备的法律特征来分析与认定。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限公司股东应当具备下列法律特征：签署公司章程以及章程记载、公司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文件记载、实际向公司出资并取得出资证明文件、在公司中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
首先，我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成立必须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其内容因其公示性而对相对人具有确定的效力，在客观上具有发起人成为股东的设权性效果。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联军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联军公司于2005年8月24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股东为龙玉军、舒本虎，出资额分别为250000元，各占公司股份比例50%。上述工商登记的内容，具有对外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而王素连并非联军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按照商法外观主义原则，其不产生宣示性的法律效果。
其次，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规则，股东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说明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东签署并经工商登记的公司章程对内是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具有对抗股东之间其他约定的效力。本案中，联军公司经工商登记的公司章程是由龙玉军、舒本虎作为股东签署，表明了龙玉军、舒本虎作为股东有设立公司并加入公司的意思表示以及公司同意加入的意思表示。而王素连并非联军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来看，王素连均不产生公司法意义上公司股东的法律效力。
第三、公司股东名册是体现公司股东的现状，具有确定公司股东资格的推定力。而实际向公司出资并取得出资证明文件是认定公司股东资格的初步证据，而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决定性条件。因即使股东瑕疵出资并不必然产生不定股东资格的后果，只会导致相应法律责任的产生。根据王素连在原审中提供的联军公司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05年8月22日收到王素连股本金的收条，因联军公司提供的工商部门于2005年8月24日出具的企业刻制印章证明予以反驳，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联军公司所供的证据明显大于王素连提供的证据。故王素连在原审中提供的收条，不能作为认定王素连作为公司股东的依据。王素连在原审中提供的由联军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的股东证明书，因该证明书的内容与公司登记公示的股东及出资不符，且鉴于联军公司公章一直由王素连掌管控制，同时，王素连在诉讼中主张其50%的出资对应的是股东舒本虎名下所占份额，因此，虽然龙玉军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另一股东，但该股东证明书涉及到股东舒本虎的权益，故龙玉军作出的对王素连出资的签字认可，在未得到相对人舒本虎追认的情况下，该股东证明书对相对人舒本虎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所以，王素连在原审中提供的股东证明书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第四、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条件。享有股东权利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而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或者原因。但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只能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佐证材料。上诉人王素连所称，自联军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负责经营管理，联军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代表印鉴以及营业执照等等均是由其保管，因此，上诉人王素连是联军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是联军公司股东。对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并非完全一致，更多的体现为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就是说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并非等同于股权。因此，王素连对联军公司行使经营、管理权利，但并不能等同于行使股东权利，更不能以此作为认定其为联军公司股东的依据。
（二）对王素连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核与认定。
王素连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包括证人证言在内的九份证据，均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的证据”的情形，但鉴于上述证据已经二审庭审质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及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并结合本案的具体事实，综合分析如下：
上诉人王素连提交的确认舒建军与王素连的离婚《民事判决书》、《户口本》及证人田伟出庭作证证词等证据，以期证明舒建军因涉及刑事案件，不方便公开身份，故借用舒建军的哥哥舒本虎的名义作为股东，舒本虎名下的250000元是由王素连和舒建军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舒本虎只是代为持股人。而上诉人王素连提交的《出资证明书》、《收据》和《股东名册》等证据，又是为了证明上诉人王素连是联军公司的股东和实际出资人。显然，上诉人王素连的待证事实不符合逻辑，一方面主张王素连系其个人出资，另一方面又主张与其前夫舒建军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一方面主张其为隐名股东，同时又主张其为显名股东。故该两部分证据的证明对象与其诉讼主张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冲突。根据我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如果上诉人王素连存在真实出资，可直接登记为公司股东。而舒建军是否涉嫌犯罪完全不影响其股东资格，无需由他人代为持股。况且上诉人王素连无论在一审还是二审中均没有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比如银行进账单、汇款单或银行资信证明等相关凭证以证明其向联军公司出资；也没有提供代持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为联军公司隐名股东或受让股东的事实。上诉人王素连在二审期间提供的上述《出资证明书》、《收据》和《股东名册》等证据，发生在一审诉讼之前，王素连并未举证说明因客观原因或者属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同时鉴于联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一直由王素连实际掌管控制的事实，上述证据不排除系王素连在掌管公司印章期间自行出具的可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上诉人王素连在二审中提供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验资报告》、《证明》、《公司章程》等证据，均不能证明王素连本人或者王素连和舒建军是联军公司股东或实际出资人，反而证明了联军公司的股东和出资人为龙玉军和舒本虎。并且在公司成立后，上诉人王素连既未签署公司章程、参加股东会议，也未任何证据证实其行使过任何股东权利。综上，上诉人王素连所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从而缺乏证据的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认定王素连作为公司股东的依据。
另，上诉人王素连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不予认可武汉联军灰砂制品有限公司代理人的代理行为的情况说明”，认为联军公司向法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无公章，且法定代表人龙玉军本人未出庭，故联军公司的代理人无权代理出庭应诉，其代理行为无效。本案中，联军公司与王素连属于利益的相对方，而联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一直由王素连实际掌管控制，故联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宏力、夏雪作为联军公司的代理人出庭应诉，并未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王素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王素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敬华
审判员 赵文莉
审判员 何国安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李雯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