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01民终127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长贵，男，1961年7月20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雨民，河南天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鹏，河南天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建立，男，197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峰，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琳，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孟桂荣，女，1968年3月2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王培超，男，1990年7月6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孙长贵因与被上诉人魏建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5）管民初字第2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长贵的委托代理人赵雨民、刘大鹏，被上诉人魏建立的委托代理人张家峰、刘琳于2016年11月15日到庭接受了询问，原审第三人孟贵荣、王培超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长贵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魏建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并由魏建立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孙长贵是郑州宇通客车厂的一名保卫员工，魏建立是外单位承包厂里垃圾的一名垃圾清运工，他在当地时常担任民间借贷说客的角色，从中谋取利益，因工作关系两人彼此比较熟悉。2012年4月26日，在魏建立的介绍下孙长贵同意借给他的信用社朋友原审第三人孟桂荣30万元，在魏建立现场见证的情况下，孟桂荣向孙长贵本人出具了载明2012年4月27日的30万借款条一份，原审第三人王培超为担保人。孙长贵于次日将30万元交给魏建立，由魏建立开车将该笔借款送给孟桂荣。在超过了约定使用二个月的期限后，孟桂荣没能按期还款，孙长贵多次找魏建立讨要说法，魏建立以帮忙追讨欠款和介绍律师朋友张家峰为孙长贵打官司为由向孙长贵要了一份孟桂荣借款条复印件一份后，他又透露出帮忙打官司可以要回很多违约金并提出要10万元好处费的想法，当时孙长贵为了尽早讨回自己的30万元，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暂时答应了他的苛刻要求。这就是本案发生的真实经过。二、魏建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将其诉称的10万元借款本金交付于孙长贵或原审第三人，因而其本身不具备享有十万元借款本金份额的权利，一审判决确认魏建立享有第三人孟桂荣、王培超向孙长贵出具的借条中十万元份额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三、魏建立提交的“情况说明”是一份虚假的证据，一审判决以虚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是错误的，应当依法撤销。四、2012年7月2日，孙长贵经魏建立介绍委托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他的律师朋友张家峰代理孙长贵诉孟桂荣、王培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委托合同和起诉状等内容及所有材料都是张家峰和魏建立事先写好的，一审法院以无效委托书用于对本案的推断缺乏合理性和法律依据。五、魏建立提供的所谓录音没有连贯性，存在明显的拼凑衔接痕迹，更何况对录音录制的背景过程和环境，由谁录制，是不是合法？一审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认定，一审法院的判决存在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撤销原判。
魏建立辩称，一、孙长贵所述魏建立以帮忙打官司可以要回大量违约金并提出要10万元好处费的事项以其口述为主，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应不予采纳。孙长贵在上诉理由中声称魏建立魏建立只是其与第三人孟桂荣借贷关系发生的中间人，后孟桂荣未及时还款，魏建立以帮忙打官司可以要回很多违约金为由向孙长贵要10万元的好处费，故孙长贵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暂时答应了魏建立的苛刻请求。该事项仅仅以孙长贵口述为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作为佐证予以证实。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6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孙长贵的陈述应不予支持。二、魏建立所诉孙长贵借给第三人孟桂荣的30万中有其10万元的主张有录音及“情况说明”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孙长贵在其上诉状中称魏建立魏建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将10万元借款本金交付于孙长贵或孟桂荣，与事实不符。首先，魏建立在一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一份可以证明：2012年4月26日，经孙长贵之手借给了孟桂荣30万元，当日孟桂荣向孙长贵出具借据一份，该30万元中有孙长贵的本金20万，魏建立的本金10万。孙长贵在该“情况说明”左下侧签字，但其却声称该“情况说明”上的签字系基于信任魏建立，委托魏建立请律师而给魏建立写的让请律师用的空白委托书，但在事后孙长贵未让魏建立代请律师进行诉讼，且庭审中，孙长贵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事后其曾要求魏建立将空白委托书归还。孙长贵作为成年人，应知在空白纸张上签名落款可能造成相关后果，其不可能先在空白纸张上签字，再由他人书写内容，因此，可认定，该“情况说明”系先由他人书写内容后，再由孙长贵签字确认，因而可认定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其次，魏建立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2013年3月5日，孙长贵出具证明后，魏建立催促孙长贵立案起诉，孙长贵称借条在妻子处保管，妻子不让起诉，后来魏建立再次催促，孙长贵还是以妻子不同意为由不予起诉，并称其妻子知道30万元里面有魏建立的10万，孙长贵的20万，没有给魏建立打10万元的条。该录音中，孙长贵明确说明10万元是共同借出的钱，而非打官司的好处费。综上可知，“情况说明”和录音均可证明孙长贵借给孟桂荣的30万元中，有10万元是属于魏建立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魏建立与孟桂荣是朋友关系，双方比较熟识，魏建立与孙长贵也是朋友，两人在工作上有沟通，相处的关系也很好，孙长贵与孟桂荣、王培超之前并不认识，之所以借钱给孟桂荣，是因为孟桂荣与魏建立联系，称需要借30万用于资金周转，并愿意出利息，魏建立基于和孙长贵的工作、朋友关系，也想通过这笔借贷让孙长贵挣点利息，以利于双方以后工作上的合作，故将该借贷信息告知孙长贵。孙长贵与魏建立协商后决定，孙长贵出资20万，魏建立出资10万，一共30万借给孟桂荣，以孙长贵的名义借出，原因是由于魏建立与孟桂荣熟悉，以孙长贵的名义借出，将来催促利息及还款时没有那么多顾忌。三、孙长贵称魏建立提交的“情况说明”是一份虚假的证据，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四“情况说明”是在魏建立和孙长贵均在场的情况下，经过双方同意由张家峰律师代写的。情部说明是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确认后，由张家峰代写，孙长贵签名。这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五、本案中的录音内容完整，没有任何拼凑衔接痕迹。魏建立于2013年3月6日、3月7日在同孙长贵打电话时将通话录音，其内容可证明，孙长贵认可2012年4月27日的借条中有10万元系魏建立魏建立出资，且从未说明该10万元系魏建立帮其打官司的好处费。该录音内容完整，且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该录音资料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对该录音证据予以认定。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均正确。孙长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且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二审法院应当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决。
原审第三人述称孟桂荣、王培超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魏建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2年4月27日的借条中有10万元的本金份额；2、本案诉讼费由孙长贵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27日，第三人孟桂荣、王培松出具填充式“借款条”一份，主要载明：今借到孙长贵现金人民币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以一套坐落在郑州市××××路紫南小区的房产作为抵押（房屋面积105平方米，房主姓名孟桂荣），借款期限自2012年4月27日至2012年6月26日，到期一次性还清，每逾期一天，处违约金2000元。该借款条中“孙长贵”、“30”、“叁拾”、“105”、“孟桂荣”及借款期限为填写内容，其余内容均为打印。庭审中，魏建立提交2013年3月5日孙长贵签名的“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内容系他人代书，孙长贵在“情况说明”内容完毕处签名，签名位于该页纸的左下方，“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2012年4月26日，经孙长贵之手借给了孟桂荣30万元，当日孟桂荣向孙长贵出具借据一份，该30万元中有孙长贵的本金20万元，魏建立的本金10万元；2012年11月份、2013年2月份，孟桂荣分两次向孙长贵偿还了借款共计19万元，全部由孙长贵收取；因孟桂荣至今未还剩余欠款，二人准备起诉，该30万元借款系二人共同出借，现二人协商，以孙长贵的名义起诉孟桂荣剩余欠款11万元及利息，钱款执行回来以后全部打入孙长贵账户，孙长贵扣除其1万元的本金之后，其余的借款本金由孙长贵直接给魏建立本人，因诉讼支出前期所有费用由魏建立垫付，如果执行回来有利息，从利息中将魏建立支出的费用扣除后，剩余的利息一人一半，孙长贵承担诉讼费用的十一分之一，魏建立承担十一分之十。庭审中，魏建立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2013年3月5日，孙长贵出具证明后，魏建立催促孙长贵立案起诉，孙长贵称借条在妻子处保管，妻子不让起诉，后来魏建立再次催促，孙长贵还是以妻子不同意为由不予起诉，并称其妻子知道30万元里面有魏建立的10万，孙长贵的20万，没有给魏建立打10万元的条。2014年，孙长贵曾以第三人孟桂荣、王培松于2012年4月27日出具的“借款条”为主要证据起诉第三人孟桂荣、王培超，要求孟桂荣、王培超偿还借款11万元，后该院于2014年12月10日判决孟桂荣偿还孙长贵借款11万元及利息，王培超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该案已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
该院另查明，2012年7月2日，孙长贵与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基律所）律师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主要约定：孙长贵委托国基律所代理孙长贵诉孟桂荣、王培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同日，孙长贵在“授权委托书”签字按手印，委托国基律所律师进行诉讼。同日，孙长贵又在“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上签字按手印，申请保全孙长贵、孟桂荣、王培超的财产。
该院再查明，2013年，魏建立曾来院起诉第三人孟桂荣、王培超及孙长贵，要求法院判决孟桂荣、王培超偿还借款10万元及利息，后该院认为：借据载明的债权人为孙长贵，孙长贵对魏建立的诉讼提出异议，在魏建立与孙长贵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明确之前，魏建立单独作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后裁定驳回魏建立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13年3月5日孙长贵签名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首先，该“情况说明”中孙长贵的签名系其本人书写，其在庭审中予以认可，对于形成时间亦无异议；其次，孙长贵称该“情况说明”上的签字系基于信任魏建立，委托魏建立请律师，而给魏建立写的让请律师用的空白委托书，但在事后孙长贵并未让魏建立代请律师进行诉讼，庭审中，孙长贵未提交证据证明事后其曾要求魏建立将空白委托书归还；再次，该“情况说明”中孙长贵签名的位置为紧贴主文内容下部，靠纸张左侧，2012年7月，孙长贵曾经委托过律师，填写过委托书，其应知道委托书的签名格式一般是委托人签名在委托书的右下方，而非左下方，且委托书需按手印，而本案“情况说明”中并未按手印，这与一般出具委托书的格式不相符；最后，通过魏建立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孙长贵在录音中认可2012年4月27日的借条中有10万元系魏建立出资，在录音中，其并未说明该10万元系魏建立帮其打官司所要的好处费，而其在答辩时又称该10万元系魏建立帮其打官司所要的好处费，有违常理；综上，孙长贵作为成年人，应知在空白纸张上签名落款可能造成相关后果，其不可能先在空白纸张上签字，再由他人书写内容，因此，可认定2013年3月5日的“情况说明”系先由他人书写内容后，再由孙长贵签字确认，因而可认定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故魏建立要求确认2012年4月27日第三人孟桂荣、王培超书写的“借款条”中有魏建立10万元的份额，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孙长贵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第三人孟桂荣、王培超于2012年4月27日向孙长贵出具的借条中，魏建立拥有10万元的份额。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孙长贵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孙长贵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孙长贵称魏建立提交的“情况说明”虚假，录音没有连贯性，存在拼凑衔接的痕迹，并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是错误的主张。因为，孙长贵认可“情况说明”中孙长贵的签名系其本人书写，且对于形成时间亦无异议；孙长贵关于“委托魏建立请律师，而给魏建立写的让请律师用的空白委托书”的主张并无证据予以佐证；孙长贵在录音中认可2012年年4月27日的借条中有10万元系魏建立出资，在录音中，其并未说明该10万元系魏建立帮其打官司所要的好处费，而其又辩称该10万元系魏建立帮其打官司所要的好处费，有违常理。综上所述，孙长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上诉人孙长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童 铸
审判员 刘俊斌
审判员 顾立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赵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