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10民终3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及反诉原告）杨邦建，男，195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四川省隆昌县。
委托代理人代礼东，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及反诉被告）吴利柏，男，196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四川省隆昌县。
委托代理人刘思刚，四川永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审第三人古昭平，男，194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县。
上诉人杨邦建与被上诉人吴利柏、原审第三人古昭平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2015）隆昌民初字第1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1日及同年5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邦建及其委托代理人代礼东，被上诉人吴利柏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思刚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古昭平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1年，为改造隆昌县城旧城大北街片区居住条件，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由隆昌县人民政府组织修建大北街道路。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和第三人古昭平欲承接该工程项目，即决定由三人合伙，并征得元亨公司的同意后借用该公司的资质进行工程开发建设。由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作为该工程的负责人，即执行合伙事务人（项目经理），并以元亨公司的名义与隆昌县人民政府进行协商，确定涉及大北街与石油路交叉口片区拆迁户由元亨公司负责拆迁安置，隆昌县人民政府在道路一侧提供开发用地给元亨公司，开发所得收益用于元亨公司安置及补偿拆迁户的资金。
“乾亨生态园”项目于2002年12月立项，项目规划设计于同年底完成，2003年5月29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总用地面积90.86亩，净用地面积73.435亩，总建筑面积9.83万㎡。元亨公司在2000年至2001年期间，分三次取得了该片区共40.77亩土地使用权。元亨公司将其作为“乾亨生态园”一期工程用地。
元亨公司与隆昌县人民政府达成协议后，由原告、被告、第三人合伙自筹资金具体实施拆迁安置与开发，并于2004年初签订《乾亨小区和乾亨生态园股东协议》。协议约定：项目名称为“乾亨生态园”；股份为：杨邦建40%、古昭平30%，吴利柏30%；一期工程施工任务划分为11幢楼，各自划分的修建任务为：杨邦建负责1#、2#、11#楼，古昭平负责3#、4#、5#、10#楼，吴利柏负责6#、8#楼，郭念林负责7#、9#楼，二期工程出来时另行商定划分。《乾亨小区和乾亨生态园股东协议》还对工程价款及拨款、财务管理、工程质量等其他相关条款作了明约定。《乾亨小区和乾亨生态园股东协议》签订后，“乾亨生态园”一期工程于2003年6月动工，由被告杨邦建担任项目经理，作为负责人，于2004年12月竣工。但因9#、10#、11#楼的修建须与二期工程的拆迁相结合，必须在规划的二期工程拆迁完成后才能修建一期的9#、10#、11#楼，故“乾亨生态园”一期工程只完成了1-8#楼的建设。9#、10#、11#楼用地及其他地块的土地因未完成修建而空置。
2005年11月26日，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和第三人古昭平召开会议，并制作了《关于乾亨生态园二期工程会议纪要》，由各合伙人分别签字。《会议纪要》商定，将9#、10#、11#楼作为“乾亨生态园”一期工程进行完善；“乾亨生态园”二期工程由吴利柏一个人实施，二期工程补偿一期工程120万元，在购买二期工程土地办证时一次性付清，按原有股份进行分配；如吴利柏在投标购买二期工程土地时缺乏资金，导致丢失二期工程，则由吴利柏补偿杨邦建48万元，古昭平36万元。
“乾亨生态园”一期工程取得40.77亩土地使用权后，又于2006年5月12日取得了9.37亩土地使用权，并以元亨公司的名义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土地使用者为“元亨公司”，坐落为隆昌县金鹅镇大北街，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6250平方米（9.37亩）。2007年9月，唐兴明离开售楼部，将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交由被告杨邦建保管。但无论是唐兴明还是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均未将办证及剩余土地的实际情况告知过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在该9.37亩土地中，还包括有44户（安置户数）1594.75㎡的建筑未拆迁，而该拆迁须与二期工程的拆迁开发一并进行。由于二期工程用地一直未挂牌出让，并且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并未将取得并办理9.37亩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告知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故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亦无法按照2005年11月26日的股东《会议纪要》进行二期工程的开发。此后原已规划的该二期工程用地及“乾亨生态园”一期工程剩余的土地均被隆昌县政府重新规划，将该土地用途进行了变更，故不仅二期工程无法实施，就是“乾亨生态园”一期工程的9、10、11号楼用地亦不能进行房产开发。
2007年初，隆昌县人民政府启动北关片区危旧房改造惠民工程及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经省内相关专家论证，将乾亨生态园一期用地外地块调整为北关景区建设用土地及惠民工程建设用地。2007年9月，该土地调整及规划设计方案依法按程序报经相关部门审查同意，同时，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将乾亨生态园一期用地外地块调整为北关景区建设用土地及惠民工程建设用地。2007年12月，北关景区建设启动拆迁工作。2008年6月，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以元亨公司名义，书面向隆昌县规建局反映，要求解决“乾亨生态园”因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问题；同时，“乾亨生态园”业主就该小区围墙及配套设施问题向隆昌县相关部门反映，随后多次群体上访。对于业主上访问题，由县分管副县长牵头，组织规建局、信访局、维稳办等相关部门协调，于2008年10月15日，与乾亨（元亨）公司、“乾亨生态园”业主达成协议，并对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补偿事宜进行对接协商。
2009年5月24日，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和第三人古昭平三合伙人共同作为甲方，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作为乙方，元亨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书》。该协议载明“为了乾亨生态园未完工程和作补偿处理，经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现有所剩土地5.32亩由政府不管是置换和一次性补偿（按100万元∕亩计算）作价为532万元，一次包干为项目收入200万元（被告享有80万元，原告和第三人各60万元）；对于剩余款项332万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作为乙方负责按照与建委和业主达成的设计施工图施工及相关费用，对未完成中心花园对业主的补偿，并负责对剩余土地5.32亩未付清的1200平方米（其中营业房171.15㎡）的补偿和安置问题；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作为乙方负责完成上述几项收尾工作后，项目上的土地和其他费用由被告杨邦建享有。如乙方杨邦建争取到其他土地，则按争取到的土地每亩补偿20万元∕亩（吴利柏、古昭平各10万元∕亩）。随即，被告杨邦建分别于2009年6月7日和2009年6月11日向第三人古昭平和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按协议各自支付了剩余土地5.32亩的利润分配款600000元，并于2010年10月27日以“借支”方式向第三人古昭平支付了300000元。此后，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按协议，以估算的剩余土地5.32亩的收尾资金3320000元完成了“乾亨生态园”一期工程的收尾工作，但因“乾亨生态园”业主上访原因，由隆昌县人民政府代为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完成了部分收尾工作，由隆昌县人民政府从土地补偿款中予以扣除62300元。
2008年6月，由于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以元亨公司名义，书面向隆昌县规建局反映，要求解决“乾亨生态园”因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问题，同时，“乾亨生态园”业主就该小区围墙及配套设施问题向隆昌县相关部门反映，随后多次群体上访。2009年6月，“北关片区危旧房改造及惠民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向“乾亨生态园”业主及项目部作出书面《乾亨生态园规划调整、信访问题基本情况及建议意见》，并报送隆昌县住建局。该材料对于“乾亨生态园”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确定了乾亨公司（实际应为元亨公司）于2006年5月再次取得项目规划用地范围内9.37亩土地使用权，因拆迁及征地政策变化等因素，原规划范围内的其余40.72亩土地至今未取得使用权；将“乾亨生态园”一期用地外地块调整为北关景区建设用土地及惠民工程建设用地；根据北关指挥部与“乾亨生态园”项目部对接、协商，对“乾亨生态园”项目部于2006年5月12日取得的9.37亩土地（证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由“乾亨生态园”项目部承担部分拆迁及安置任务，因此一期工程剩余土地4385.074㎡（6.58亩），又因乾亨生态园业主反映“乾亨生态园”一期配套不完善问题，经县政府及规建局等相关部门协调，在“乾亨生态园”项目部剩余土地中将389.285㎡用地划入现“乾亨生态园”一期用地，故“乾亨生态园”一期剩余土地为3995.789㎡（5.99亩）。在该剩余土地5.99亩中，有44户（安置户数）1594.75㎡未拆迁补偿，该范围内建筑由北关项目统一拆迁；“乾亨生态园”超用地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建筑面积368.15㎡；在一期工程调整围墙范围内，按原审定规划建筑间间距平摊已建建筑和原规划建筑间距，“乾亨生态园”一期多摊用地面积2.148亩；多摊市政道路面积1.342亩。鉴于上述情况，“北关片区危旧房改造及惠民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建议按照乾亨生态园项目部的剩余土地5.994亩、一期多摊用地面积2.148亩；多摊市政道路面积1.342亩，按照总面积9.484亩，由隆昌县人民政府以其他商住用地置换或用现金支付“乾亨生态园项目部”。
此后，隆昌县住建局在“北关片区危旧房改造及惠民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制作的《乾亨生态园规划调整、信访问题基本情况及建议意见》基础上，制作整理了《乾亨生态园规划调整涉及相关问题处理意见及预审情况》，并报隆昌县规建局。《乾亨生态园规划调整涉及相关问题处理意见及预审情况》载明：2008年6月，乾亨小区业主就该小区围墙范围及配套设施问题向我县相关部门反映，随后多次上访，要求按规划实施小区建设及完善小区配套设施，同时，乾亨公司书面向规建局反映，要求解决乾亨生态园因规划调整及相关问题，经多次对接及核实，现就相关问题提出以下建议意见：一、项目背景。二、规划设计及用地情况。该项目规划设计于2002年底完成，2003年5月核发《建设工程许可证》，规划总用地面积90.86亩。2000年-2001年，乾亨公司分三次取得该片区共40.77亩土地使用权。该项目获得批准后，乾亨公司将其作为一期工程实施，工程于2003年6月动工，2004年12月竣工。2006年5月，乾亨公司再次取得项目规划用地范围内9.37亩土地使用权。因拆迁及征地政策变化等因素，其余40.72亩土地至今未取得使用权。乾亨公司对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共支付土地出让金88万元。三、用地调整情况。2007年初，县政府启动北关片区危旧房改造惠民工程及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经省内相关专家论证，将乾亨生态园一期用地外地块调整为北关景区建设用土地及惠民工程建设用地。2007年9月，该土地调整及规划设计方案依法按程序报经县政协、县政府、县人大和县委常委会审查同意，同时，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将乾亨生态园一期用地外地块调整为北关景区建设用土地及惠民工程建设用地。四、需解决的遗留问题及意见。（一）、信访问题。2007年12月，北关景区建设启动拆迁工作，引发业主多次群体上访。2008年10月15日，北关指挥部与乾亨公司及乾亨生态园业主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乾亨公司与律师事务所已达成因规划调整涉及的补偿相关事宜。（二）、建设前期费用及超规模投资问题……。（三）、土地及拆迁、补偿、安置问题。五、预审意见。预审意见如下：1.国土局和乾亨公司共同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乾亨公司剩余9.484亩用地，按现处位置和商住性质进行评估；2.政府用现金按评估价支付乾亨公司9.484亩土地费用，同时，扣除乾亨公司支付县政府6.23万元；以上方案在本年度内落实；4.提交规委会审定。上述文书中记载的乾亨公司，实为元亨公司。
2009年12月9日，隆昌县规委会在隆昌县住建局报送的《乾亨生态园规划调整涉及相关问题处理意见及预审情况》基础上，作出《规委会2009年第3次会议纪要》，明确由相关部门共同采取公开比选方式，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乾亨公司剩余的9.48亩土地的价值进行评估，县政府采取现金支付方式按评估价支付乾亨公司剩余的9.48亩土地的费用，同时，扣除乾亨公司应支付政府的62300元。
2010年4月13日，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作为“乾亨生态园”项目部负责人，以元亨公司名义与隆昌县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书面《协议书》。协议约定，“乾亨生态园”9.48亩土地及建、构筑物包干补偿价为830万元；根据规委会2009年第3次会议纪要，在“乾亨生态园”9.48亩土地及建、构筑物包干补偿价为830万元中，要扣除乙方应支付甲方的现金62300元；甲方用现金一次性支付给乙方8237700元。甲方为隆昌县土地储备中心，但未有签字盖印，乙方为元亨公司，但未加盖公司印章，也无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系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作为乙方代表签字。随即，隆昌县土地储备中心将土地补偿款8237700元汇入元亨公司账户，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分别于2010年5月25日领取了7000000元，2010年6月8日领取了1237700元。上述行为均由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实施，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和第三人古昭平均未参与，也未签字。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隆昌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5年8月25日向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出具了一份书面《关于修建北关景区占用乾亨生态园9.48亩商住用地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2006年实施隆昌北关惠民工程建设时，因净用地调整及乾亨生态园一期工程业主信访，对乾亨公司已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调整，并最终对9.48亩土地进行了评估，现将9.48亩土地的构成说明如下：1.乾亨公司于2006年5月取得9.37亩土地使用权。乾亨生态园一期完工后，剩余土地面积4385.074平方米（6.58亩），因乾亨生态园业主反映一期配套不完善，经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调，在乾亨公司剩余土地中将389.285平方米（0.584亩）用地划入现乾亨生态园一期用地，则原取得的9.37亩土地使用权证实际剩余面积3995.789平方米（5.994亩）。2.在一期工程调整围墙范围内，按原审定规划间距平摊已建建筑和原规划建筑间距，一期工程多摊用地面积2.148亩。3.按原审定规划及一期工程实际拆迁补偿道路超摊项目土地面积1.342亩。综上，将以上三处土地共计9.48亩纳入评估范围”。
2014年12月，第三人与原告商谈其他事情时，告知了原告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事情，原告即着手调查了解该地块的情况。后原告经交涉无果，遂以被告在明知剩余土地为9.37亩的情况下却故意隐瞒，甚至捏造剩余土地为5.32亩的事实，导致原告和第三人对剩余土地的实际面积毫不知情，基于错误认识才与被告签订了该《协议书》为由诉来本院，要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该《协议书》无效，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协议书》。经法庭释明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对“乾亨生态园”项目部所获得的国家核定超摊的3.49亩土地面积所获的尚未结算分配的合伙收益进行合伙结算。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和第三人古昭平以四川省隆昌元亨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名义，承揽本案涉案工程，并于2003年6月开始动工建设，后于2004年初补签《乾亨小区和乾亨生态园股东协议》。因此，本案实属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和第三人古昭平三个自然人合伙，借用元亨公司资质承揽工程，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和第三人古昭平之间为合伙关系。本案对外系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和第三人古昭平三个合伙人借用元亨公司资质承揽工程建设的法律关系，对内则为三个合伙人之间合伙纠纷的法律关系。因本案不是因工程建设发生的纠纷，而是三个合伙人之间为合伙结算等事项发生的合伙纠纷，故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
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和第三人古昭平以元亨公司名义承揽工程建设，各合伙人对于工程建设及其他合伙事务至今没有发生争议。在本诉中，原告吴利柏仅就2009年5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的结算问题及2010年4月13日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作为“乾亨生态园”项目部负责人，以元亨公司名义与隆昌县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书面《协议书》并领取的补偿款问题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对合伙未结算的3.49亩土地所获补偿款进行结算，而反诉原告杨邦建也是仅就2005年11月26日的《会议纪要》提出诉讼请求，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对于隆昌县土地储备中心与被告杨邦建签订协议书占用“乾亨生态园”土地9.48亩中，一期工程多摊用地面积2.148亩和按原审定规划及一期工程实际拆迁补偿道路超摊项目土地面积1.342亩土地，合计3.49亩土地，究竟属被告杨邦建“个人通过作工作多争取到的土地”、归属被告杨邦建个人享有，还是属于“乾亨生态园”项目部固有的权益、归属合伙人共享的问题。2.对于“乾亨生态园”二期工程没有能够实施，反诉被告吴利柏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违反了2005年11月26日的《会议纪要》的约定而应当向反诉原告杨邦建及第三人古昭平赔偿？3.本案合伙权益如何结算及分配的问题。
关于一期工程多摊用地面积的3.49亩土地，属被告杨邦建“个人通过作工作多争取到的土地”、归属被告杨邦建个人享有，还是属于“乾亨生态园”项目部所固有的合法权益、归属合伙人共享的问题。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和第三人古昭平以元亨公司名义承揽本案涉案工程，按照各方当事人认可的《乾亨生态园规划调整、信访问题基本情况及建议意见》和隆昌县住建局报送的《乾亨生态园规划调整涉及相关问题处理意见及预审情况》，以及《规委会2009年第3次会议纪要》反映的内容来看，该项目规划设计于2002年底完成，2003年5月核发《建设工程许可证》，规划总用地面积90.86亩。2000年-2001年，乾亨公司分三次取得该片区共40.77亩土地使用权。该项目获得批准后，乾亨公司将其作为一期工程已经实施，工程于2003年6月动工，2004年12月竣工了一期工程的1-8号楼。2006年5月，乾亨公司再次取得项目规划用地范围内9.37亩土地使用权。因拆迁及征地政策变化等因素，其余40.72亩土地至今未取得使用权。因此，“乾亨生态园”的规划总用地面积90.86亩分为三个部份，即已使用修建的用地面积40.77亩，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未使用的土地9.37亩，未取得使用权的土地40.72亩（即二期工程）。
由于二期工程因政策变化原因不能实施，造成一期工程的9#、10#、11#楼亦不能开工建设，但对于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未使用的土地9.37亩，当然应属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和第三人古昭平三个合伙人共同享受的权利。由于该9.37亩土地使用权证由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个人保管，并且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未告知更未就该土地的使用、处置等相关问题提出来与其他合伙人商议，故该合伙权益一直未进行结算，也就不存在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但该土地一直属于三合伙人所共享的合伙权益。因国家政策调整原因，将乾亨生态园一期用地外地块调整为北关景区建设用土地及惠民工程建设用地，导致不仅“乾亨生态园”二期工程无法实施，即便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一期工程的9、10、11号楼也不能开发，故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作为“乾亨生态园”负责人与隆昌县主管机关交涉、协商，并于2008年6月递交书面材料，要求解决“乾亨生态园因规划调整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同时，由于一期工程业主一直反映强烈，并多次群体上访。经过相关各方对接协商，北关指挥部于2008年10月15日与一期工程业主及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代表的元亨公司达成了协议。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正是据此协议，在未告知原告及第三人的情况下，将该9.37亩土地承担了部分拆迁及安置任务，致一期工程实施完成后，剩余土地6.58亩；并在县政府及规建局协调下，将其余389.285㎡用地划入一期用地，导致该已经取得使用权的9.37亩土地最终剩余5.99亩。
但同时，县规建局又核定在一期工程调整围墙范围内，按原审定规划间距平摊已建建筑和原规划建筑间距，一期工程多摊用地面积2.148亩；按原审定规划及一期工程实际拆迁补偿道路超摊项目土地面积1.342亩，将以上三处土地共计9.48亩纳入评估范围，作为乾亨生态园项目获得补偿的依据。故不管是原取得使用权但未使用的9.37亩土地，还是县规建局等部门协调占用了该9.37亩土地中的3.38亩土地用于解决一期工程业主上访的问题，导致一期工程剩余土地面积5.99亩；同时规建局又核定多摊用地面积3.49亩将其纳入乾亨生态园的受偿范围。即不管是原9.37亩土地，还是占用后剩余的5.99亩，也不管是将核定多摊用地面积3.49亩纳入乾亨生态园的受偿范围，最终核定按9.48亩土地受偿，均属原、被告及第三人三合伙人所固有的合伙共享的合法权益。
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辩称该多摊用地面积3.49亩属其个人“通过作工作多争取到的土地”，应属被告（反诉原告）个人享有的主张。因被告（反诉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核定多摊用地面积3.49亩土地系被告（反诉原告）个人“通过作工作多争取到的土地”，从本案所有的证据也无法显示出被告（反诉原告）“个人通过作工作多争取到了土地”，被告（反诉原告）也无任何证据否定该核定多摊用地面积3.49亩土地不属乾亨生态园项目所固有的合伙共享的合法权益。相反，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主管机关规建局、住建局、规委会的文件反映出“一期工程围墙外剩余土地5.994亩、围墙内按规划建筑间距超摊用地2.148亩、市政道路超摊面积1.342亩土地”来看，超摊面积的3.49亩土地本就已经存在并由主管机关最终核定归乾亨生态园项目部享有该权益。因此，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辩称该多摊用地面积3.49亩属其“个人通过作工作多争取到的土地”，应属被告（反诉原告）个人享有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该获得国家补偿的9.48亩土地应属乾亨生态园项目部原、被告及第三人三个合伙人所共享的固有的合法权益。
隆昌县规委会在隆昌县住建局报送的《乾亨生态园规划调整涉及相关问题处理意见及预审情况》基础上，作出《规委会2009年第3次会议纪要》，明确由相关部门共同采取公开比选方式，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乾亨公司的9.48亩土地的价值进行评估，县政府采取现金支付方式按评估价支付乾亨公司的9.48亩土地的费用，该9.48亩土地的补偿款属于原告（反诉被告）吴利柏、被告（反诉原告）杨邦建和第三人古昭平合伙共同享有，应当由三个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份额各自享受权利。
对于“乾亨生态园”二期工程没有能够实施，反诉被告吴利柏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违反了2005年11月26日的《会议纪要》的约定而应当向反诉原告杨邦建及第三人古昭平赔偿的问题。如前所述，“乾亨生态园”二期工程用地至今没有挂牌拍卖，虽然最初“乾亨生态园”规划总用地面积90.86亩，包括了一期工程已经取得并使用土地40.77亩，已取得但未使用的土地使用权9.37亩，不能获得使用权的部分40.72亩土地即为二期工程用地。按照相关主管机关的文件，该二期工程用地40.72亩系“因拆迁及征地政策变化等因素，其余40.72亩土地至今未取得使用权”，“2007年9月，该土地调整及规划设计方案依法按程序报经县政协、县政府、县人大和县委常委会审查同意，同时，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将乾亨生态园一期用地外地块调整为北关景区建设用土地及惠民工程建设用地”。因此，没有取得“乾亨生态园”二期工程用地并不是反诉被告吴利柏“在投标时如没有资金，丢掉这个项目”，而是因城市规划调整，因国家政策原因，没有将二期工程用地挂牌出让，不仅如此，隆昌县人民政府还将一期工程已经取得但未使用的土地一并纳入“北关景区建设用土地及惠民工程建设用地”，并以补偿款的形式向元亨公司回购该地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因此，反诉被告吴利柏并不存在任何过错，没有违约行为，不应向反诉原告杨邦建及第三人古昭平承担赔偿责任。
反诉原告主张自己已经办好11号楼的开工手续，由于反诉被告的过错导致开发未能进行，但从反诉原告自己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来看，该11号楼的开工时间为2004年9月10日，竣工时间为2005年9月1日，而在该期间内该11号楼恰恰是属于反诉原告自己负责修建的；而三合伙人是在2005年11月26日开会商量决定由反诉被告负责二期工程及一期工程的9、10、11号楼的拆迁及开发建设问题的。反诉原告在规定的建设工期内本应由自己负责修建的已经办好开工手续11号楼都不能实施，却主张该11号楼系因反诉被告的过错导致开发未能进行，故反诉原告的主张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事实上，因9、10、11号楼的拆迁及开发建设须与二期工程的拆迁相结合，必须在规划的二期工程拆迁完成后才能修建9、10、11号楼，而二期工程用地始终没有挂牌出让，故不管是二期工程还是9、10、11号楼的拆迁及开发建设均因国家政策调整的原因导致无法实施，反诉原告主张反诉被告违约不实施二期工程及9、10、11号楼的拆迁及开发建设，给反诉原告造成了损失，应当由反诉被告依据《会议纪要》的约定向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480000元的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合伙权益的结算及分配的问题。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认可2009年5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要求对国家机关核定补偿给项目部的3.49亩超摊土地面积的收益进行结算。因双方当事人均确认2009年5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且该《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故本案对于《协议书》已经处置的一期工程剩余土地以及被告依据该《协议书》完善的一期工程善后工作等问题不作处理，本案仅就本诉原告主张的国家机关核定补偿给项目部的3.49亩超摊土地面积的收益进行结算。对于国家机关核定补偿给项目部的3.49亩超摊土地面积的收益问题，如上所述，该3.49亩超摊土地属于原、被告及第三人三个合伙人所共享的固有的合法权益，并且在2009年5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并未进行结算，故原告主张对该3.49亩超摊土地面积的收益进行结算的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支持。按照被告于2010年4月13日与隆昌县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乾亨生态园”9.48亩土地及建、构筑物包干补偿价为830万元，其单价即为875527元∕亩，故合伙未分配收益为3055590元。按照原告占30%的合伙份额，被告应当支付原告合伙收益为916677元。
被告辩称如果要结算，就应把整个合伙项目全部进行结算，被告垫付了那么多资金，资金利息也应计算在内，并且应至少按年利率2%计算资金利息，而不能仅仅结算原告的诉求部分。因2009年5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各方当事人对于该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及履行问题均无异议；且该合伙收益及相关资料文件均全部由被告掌管，被告不与原告及第三人结算；况且被告称自己对于用于一期工程善后工作的几百万元资金未记账管理。故将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全部合伙事项进行结算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此被告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被告辩称原告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因原告一直不知道剩余土地的真实情况以及2006年5月12日办理的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不知道尚存在未结算的合伙权益；况且，被告的证人唐兴明亦到庭作证证明原告不知道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并且证人将该土地证在2007年即已经交给了被告个人保管；此后，不管是与国家协商处理一期工程剩余土地的补偿问题，还是将剩余的9.37亩土地用于一期工程的用地，还是核定将多摊的用地3.49亩补偿给乾亨生态园项目部，被告都既未与原告和第三人协商，也没有告知原告和第三人，而被告实施该行为是在2008年，是在三方2009年5月24日签订《协议书》以前；从2009年5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来看，被告在处置合伙权益时仍未告知自己与隆昌县规建局等部门交涉一期工程的补偿问题；此后，被告亦是其个人与隆昌县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协议书》并领取补偿款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从上述客观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未结算的合伙权益，原告也就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相反是被告故意不将该合伙事项告知原告造成的，故原告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再者该多摊的用地3.49亩补偿款发生在三合伙人2009年5月24日签订《协议书》之后，属未结算的合伙收益，原告的权益尚处在不确定状态，当然也就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同时也就不存在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问题。故被告的辩称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因本案不管是对于本诉的原告吴利柏，还是反诉的原告杨邦建，均未主张第三人古昭平向自己承担民事责任，而是均主张第三人古昭平与自己均享有对被告的权利，故第三人古昭平系依法应当享受权利的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三人古昭平不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第三人古昭平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既不依法主张自己享有的权利，亦不到庭参加诉讼，属对于自己合法权利的处分行为，应由第三人古昭平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邦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利柏合伙结算款916677元；二、驳回原告吴利柏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杨邦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杨邦建上诉称：原审法院违背当事人于2009年5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判决重新结算并分割上诉人争取到的3.49亩土地补偿款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吴利柏能够实施二期工程却没有实施应当认定为违约行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吴利柏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被上诉人吴利柏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48万。
被上诉人吴利柏答辩：从2009年5月24日双方签订的协议看，对三方固有土地按照股份比例，而多争取到的才按约定。3.49亩土地是三合伙人固有的土地，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及所作的判决是正确的，上诉人杨邦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杨邦建向本院提举隆昌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6年4月5日出具的《关于隆昌县元亨综合开发公司“乾享生态园”二期拆迁用地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加盖有该局的公章。该“情况说明”载明：“乾享生态园”二期拆迁用地由原隆昌县规划和建设局划定，于2006年4月24日划定二期排危拆迁红线，排危拆迁红线范围内的土地主要用于隆昌县元亨综合开发公司修建二期拆迁范围安置用房，并及时排危。2007年，县政府启动北关片区危旧房惠民工程，因隆昌县元亨综合开发公司未按要求及时实施“乾享生态园”二期拆迁用地，县政府按相关规定收回了二期拆迁用地，并纳入北关片区危旧房惠民工程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特此说明。隆昌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4月5日。欲证实被上诉人吴利柏能够实施二期工程却没有实施致使该二期土地被政府收回，应承担违约责任。
2016年4月21日，隆昌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派员持该局介绍信，向本院提举隆昌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隆昌县住建局2016年4月5日出的“情况说明”作废的说明》。该“情况说明”加盖有该局的公章。该“情况说明”载明：隆昌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4月5日出的《关于隆昌县元亨综合开发公司“乾享生态园”二期拆迁用地的情况说明》作废。隆昌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4月20日。
上诉人杨邦建对上述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住建局于2016年4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有效，应予采信；2016年4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不真实，不应采信。
被上诉人吴利柏的质证意见为：2016年4月20日住建局提供的“情况说明”客观真实，应当作为人民法院认定依据；2016年4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具有效力依据，不应采信。
对上述两份“情况说明”，本院认为：该两份“情况说明”从所盖公章看均出自于隆昌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但前份“情况说明”系上诉人杨邦建个人提举的，后份“情况说明”系该局派员持该局介绍信向本院提举的，系该局的职务行为，系后份“情况说明”否定前份“情况说明”，即证实2016年4月5日的“情况说明”无实际意义，且从内容看亦不能达到上诉人杨邦建的证明目的，因此，上诉人杨邦建提举的“情况说明”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邦建、被上诉人吴利柏及原审第三人古昭平对三人合伙，借用元亨公司的资质开发建设“乾享生态园”工程的事实无争议。本案争议的焦点系本案讼争的3.49亩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款属上诉人杨邦建个人所有或属上诉人杨邦建、被上诉人吴利柏及原审第三人古昭平三人共有的问题。
经原审审理查明：该3.49亩土地由原审定规划建筑间间距平摊已建建筑和原规划建筑间距，“乾亨生态园”一期多摊用地面积2.148亩、多摊市政道路面积1.342亩组成。该超摊面积3.49亩土地系以“乾亨生态园”项目部于2006年5月12日取得的9.37亩土地（证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据计算的，即该3.49亩土地属国土主管机关核定归“乾亨生态园”项目部使用享有的权益，属于上诉人杨邦建、被上诉人吴利柏及原审第三人古昭平共有，非属上诉人杨邦建个人独有，该3.49亩土地产生的收益应由上诉人杨邦建、被上诉人吴利柏及原审第三人古昭平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上诉人杨邦建、被上诉人吴利柏及原审第三人古昭平于2009年5月24日签订《协议书》时，并未涉及该3.49亩土地，只是对其中的5.32亩土地进行了处分。被上诉人吴利柏主张对该超摊面积3.49亩土地的收益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的诉讼请求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杨邦建所称“系其做工作争取到的土地，该3.49亩土地属其个人享有的收益”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至于被上诉人吴利柏是否应对“乾亨生态园”二期未开发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因“乾亨生态园”二期未开工建设系隆昌县政府政策调整所致，非被上诉人吴利柏行为造成的，因此，上诉人杨邦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用17217元，由上诉人杨邦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裘南晶
审 判 员 何中明
代理审判员 易小峰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钟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