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浙05民申110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管金虎，男，196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朱颖，女，198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上列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管建强，浙江莫干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林鑫娜，浙江莫干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杭州利源五金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168号1705室。组织机构代码：73528493-X。法定代表人：邵国尧，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郑承剑，浙江天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翁晨伟，浙江天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永德，男，197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德清县。原审被告：陈丽琴，女，197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德清县。再审申请人管金虎、朱颖因与被申请人杭州利源五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公司）、原审被告陈永德、陈丽琴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2016）浙0521民初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管金虎、朱颖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尚无证据证明管金虎、朱颖的减资行为已经对利源公司造成经济上的实质损害，利源公司除要提交有关减资的证据外，还应提交证据证明以下事实：1.管金虎、朱颖已经领取了因工商减资登记而减少的公司注册资金（即有类似抽逃资金的实际行为）；2.因管金虎、朱颖领取减少的注册资金致使德清县永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立公司）无足够财产清偿所欠利源公司的债务。但原审中利源公司未提交这两方面的证据。而本案事实上永立公司仅仅是作出了减资的工商登记行为，但未实际进一步操作减资程序，永立公司的资金（包括实收资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管金虎、朱颖也没有领取减少的注册资金，也就是说管金虎、朱颖没有抽逃出资的实际行为，故永立公司的减资工商登记行为并未实质损害利源公司的利益，减资工商登记行为同损害债权人利益之间无关联性，故管金虎、朱颖依法无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管金虎、朱颖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决并改判管金虎、朱颖各自无需在38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下城法院）（2015）杭下商初字第27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永立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再审审查期间，管金虎、朱颖口头补充如下再审申请理由：一、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认定管金虎、朱颖抽逃出资，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但原判决虽认定是类似抽逃出资的行为，但未适用该条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只规定了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规定违反程序造成的减资后果。如果认定申请人违反程序减资，依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即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并罚款。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规定违反减资程序可以由管金虎、朱颖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判决无法律依据。二、关于事实方面。原审被告的增资到位，审计报告中有相应内容。原判决据以判决管金虎、朱颖承担责任的主要证据是永立公司出具的《债务清偿、债务担保的说明》，管金虎、朱颖认为不能认定该说明存在虚假，因通知和公告是永立公司的行为，管金虎和朱颖注明情况属实是指永立公司通知公告的情况属实，并不是证明永立公司已经全部清偿债务或为债务提供了担保，即减少注册基本程序的情况属实，而非证明债务情况属实。永立公司刊登减资公告的湖州日报并非利源公司住所地发行的报纸，但这仅是对减资程序不合法的认定，并非认定永立公司减资未经公告。利源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管金虎、朱颖违规减资已经产生了永立公司股东责任财产减少的法律后果，实质上损害了债权人在公司原责任财产范围内受偿的权利，减少的责任财产正是管金虎、朱颖决定减资的金额，管金虎、朱颖是否实际领取、何时领取、甚至放弃领取减资款不能改变公司责任财产减少的法律后果，故利源公司无需就管金虎、朱颖实际是否领取减资款进行举证。原判决未就管金虎、朱颖是否实际领取减资款进行审查即确定二人违规减资的性质和责任于法有据。1.注册资本金作为特定的法律概念，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责任的限额，具有公司责任财产的特定法律意义。减资决定作出并办理变更登记后被答辩人就减资部分的资金已转化为与永立公司的其他法律关系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再具有股东在公司责任财产的注册资本金性质，减资股东是否实际领取、何时领取、甚至放弃均无法改变公司法意义上股东在公司的责任财产减少的法律后果。因此，管金虎、朱颖违规减资是减少了公司的责任财产，实质上损害了债权人在公司原责任财产范围内受偿的权利。2.公司股东负有保持注册资本金充实的义务，在减资过程中应当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完整程序，确保公司债权人有机会在公司责任财产减少之前作出要求清偿或者提供担保等相应的权衡和行动。该程序需要在公司及股东决定减资过程中履行，而不以减资股东实际是否领取、何时领取减资款为前提。该规定也揭示了公司股东不能随意决定减资以减少公司责任财产的本质。3.如按管金虎、朱颖提出的还需要债权人继续就违规减资股东是否实际领取减资款进行举证，违规减资股东完全可以将减资款（或财产）通过化整为零的形式交付给多个第三方，以制造未领取减资款的假象，逃避法律责任，公司法设定的减资规范也将形同虚设。二、永立公司未能清偿债务事实清楚，原判决确定利源公司在未能获清偿的情况下由管金虎、朱颖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理由充分，证据确凿。1.永立公司未能履行下城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且经下城法院强制执行后仍未能清偿，已有法院的调解书和终结执行裁定书予以证实。2.原判决管金虎和朱颖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质上是基于管金虎、朱颖违规减资致使永立公司责任财产（即注册资本金）减少部分，如没有管金虎、朱颖的违规减资则永立公司的原责任财产是8060万元，违规减资致使永立公司的责任财产变为5240万元，判决管金虎、朱颖分别在38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金额小于管金虎、朱颖违规减资的金额，并未额外增加二人的负担。据此，利源公司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管金虎、朱颖提出的要求利源公司就二人是否实际领取减资款、减资是否是导致永立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原因进行举证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管金虎、朱颖的再审申请。再审审查期间，利源公司针对管金虎、朱颖补充的再审审理理由，口头答辩称：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公司法对减资程序设定了严格的规则，确保正常程序下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得到保障，如果丧失了规则的规范，债权人利益将明显受损，所以在公司法减资程序中明确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在公司按正常减资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如果说公司未按法定程序减资，就意味着债权人丧失了救济途径。本案永立公司减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利源公司的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债务。公司因减资程序不合法受到行政处罚，并不排除债权人要求减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关于事实部分，管金虎、朱颖在提出再审申请的时未就增资问题作出相应的表述，且所谓增资到位仅仅是管金虎、朱颖自己所认为的到位，而二人所提交的审计报告并不能证明增资到位的事实。《债务清偿、债务担保的说明》载明永立公司在作出减资的股东会决议之日起10日内已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公告，该表述符合公司法减资程序要求，但违背事实，永立公司在湖州日报刊登减资公告，但未通知债权人。虚假的《债务清偿、债务担保的说明》不仅仅是永立公司的行为，也是管金虎、朱颖、陈永德、陈丽琴四个股东的行为。原审被告陈永德、陈丽琴未提交书面意见，也未针对管金虎、朱颖的再审申请口头答辩。在本案再审审查期间，本院于2016年12月27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必要的调查。管金虎、朱颖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管建强律师以及利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承剑律师到庭。陈永德、陈丽琴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调查过程中，管金虎、朱颖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管建强律师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德天会审（2016）第305号审计报告一份，2.德清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出示的大额明细复印件一份，3.永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于证明永利公司虽然办理了减少注册资金的工商登记手续，但公司实收资本并未发生变化，未因此减少，管金虎和朱颖也没有拿到减少的注册资金，不存在抽取公司资金的行为。利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承剑律师经质证认为：管金虎、朱颖认为该三份证据属于新证据，利源公司不予认同，且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一、德天会审（2016）第305号审计报告中所涉的基础资料提供至2015年5月，本案原审起诉时间是2016年1月，德天会审（2016）第305号审计报告所依据的基础文件并不是在原判决作出后形成的，不是新证据，且该审计报告所依据的文件都是由永立公司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其提供资料本身的真实性无法保障，德天会审（2016）第305号审计报告中作了很多假设，也注明了资料的不完整性，说明该审计报告所依据的材料存在缺陷，或被挑选过，或基础的凭证本身存在非客观性，故德天会审（2016）第305号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无法保障，无法证明管金虎、朱颖增资到位的事实。2015年6月起永利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帐目可查，也没有报税，德天会审（2016）第305号审计报告不能证明2015年6月以来永利公司的资产变化情况。永利公司于2015年1月份减资并办理了工商登记，但财务报表仍按原来的注册资本记载，这显然是违规违法的行为，足以说明永利公司及管金虎、朱颖、陈永德、陈丽琴处置永利公司注册资本的随意性以及对法律的不尊重。关于合法性，审计报告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中的任何一个类别。关于关联性，即使审计报告以及基础资料都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永立公司减资后，管金虎、朱颖不再是永利公司股东，其造成的法律后果就是股东的责任财产减少，至于说管金虎、朱颖有无提取减资款，何时提取，甚至不提取减资款，都不会改变基于股东责任财产减少的法律后果。管金虎、朱颖所要证明对象有无提取减资款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影响利源公司要求管金虎、朱颖承担补充补偿责任的权利。二、对德清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出示的大额明细复印件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件中永利公司支出完全可以根据永利公司提供的来记载，无法全部查清，且仅能说明永利公司在2015年1月到2月期间有六笔支出，不代表没有其他支出。所以说这个明细完全不能证明申请人的证明对象。三、对永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的三性也有异议。永利公司与管金虎、朱颖、陈永德、陈丽琴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也是减资行为的违规者，情况说明的内容不具有客观性，不足以证明其中所载内容。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单位作为证人作证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具体的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盖章，永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具备单位证明的形式要件，不合法。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管金虎、朱颖申请再审的事由并结合利源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管金虎、朱颖作为永立公司的原股东是否应当对永立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原审在案的证据材料，2015年1月15日，利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下城法院起诉永立公司与案外人重庆锐博公司，三方于2015年1月31日经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永立公司给付利源公司货款2928020.75元及利息损失201895.65元(暂计至2014年12月31日，此后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另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于2015年2月起至2015年10月的每月月底前支付货款300000元，剩余货款及利息损失于2015年11月30日前付清；永立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利源公司律师代理费100000元；重庆锐博公司对永立公司上述第一、二项条款约定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内容，并由下城法院作出（2015）杭下商初字第273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2015年1月21日，永立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包含“一、减资。公司原注册资本8060万元，现减至5240万元，减少出资2820万元，其中管金虎减少出资2014.5万元，朱颖减少出资805.5万元。对于公司减资前的债权债务，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内容的《股东会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章程修正写明：“永立公司注册资本由8060万元减资至5240万元。公司减少注册资本，还应当自作出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各股东出资额变更为：陈永德出资4715.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89.98%，陈丽琴出资523.9万元占10%，管金虎出资0.5万元占0.01%、朱颖出资0.5万元占0.01%”。显然，永立公司原股东会决定减资时永立公司向利源公司所负债务已经存在。虽然永立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在《湖州日报》上刊登减资公告，但《湖州日报》是中国共产党湖州市委主办的湖州市委机关报，湖州市域性日报并不覆盖利源公司住所地所在的杭州市，也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作出减资决议后的10天内通知作为债权人的利源公司。而从2015年3月1日利源公司向下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杭下商初字第273号民事调解书以及下城法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2015）杭下执民字第475-1号终结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的内容来看，永立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虽然管金虎、朱颖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交了德天会审（2016）第305号审计报告、德清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出示的大额明细复印件和永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新证据，以支持其申请再审主张，但德天会审（2016）第305号审计报告和大额支出明细是永立公司单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永立公司提供的基础资料作出的，利源公司亦因此对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即使该审计报告反映的内容客观真实，由于该审计报告所涉注册资金和实收资本情况专项审计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大额支出明细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2月13日，该两份证据与永立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均无法证明截止2015年9月18日即下城法院以未发现永立公司有可供执行的有效财产为由作出（2015）杭下执民字第475-1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执行程序之前永立公司实收资本的变化情况和减资款的去向，该组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不能支持管金虎、朱颖申请再审主张。而本院在调查时向管金虎、朱颖询问永立公司曾于2014年7月15日将公司注册资本由6000万元增加至8060万元，又在刚满半年时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将公司注册资本由8060万元减少至5240万元的决议，以及减资款的去向时，二人却不能作出明确合理的解释。陈永德、陈丽琴、管金虎、朱颖作为永立公司原股东，四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实施的瑕疵减资行为导致永立公司资本不实，责任财产减少，实质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变相抽逃资金的行为，并且已经造成了永立公司债权人利源公司的已知债权不能依法获得清偿、侵害了利源公司合法权益的客观后果，四人理应就永立公司向利源公司所负债务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至于管金虎、朱颖二人在再审审查期间口头补充的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申请事由。虽然原判决漏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的条文，但实体判决并无不当，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六种情形“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实施的法律、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违反法律适用规则、明显违背立法原意”中不包括引用法条有遗漏。因此原判决无明显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管金虎、朱颖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管金虎、朱颖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林型茂审 判 员  蒋 莹代理审判员  黄 帆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王如英?*MERGEFORMA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