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柯商初字第927号
原告：缪军。
委托代理人：王立江、徐世汇。
被告：绍兴越兰印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兴新。
委托代理人：周利生，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云。
原告缪军诉被告绍兴越兰印染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3月9日起诉来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力佳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龙金鹏、人民陪审员俞海青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4月27日、7月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缪军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立江、被告绍兴越兰印染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利生、朱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因纺织出口创汇需要，特邀原告为被告进行出口创汇，双方于2002年10月20日签订协议一份，并就相关事项进行约定。此后，原告即按协议开始经营，到2004年，原告估计除应付款之外应收得金额为400万美元以上，为此原告要求被告予以核对账目并结算，而被告只以各种理由不肯对账结账。后在原告的再三催促下，一直到2008年9月18日才向原告出具证明及出口对账单汇总表各一份，但被告只确认3,653,074.80美元，原告对出具的数字表示怀疑，为此一直找被告协商，要求核对账目，并于2013年7月份请当地人民政府王叶刚镇长出面协商进行核对账目，特别是中信银行账号为73×××60的流水账单中，从2003年3月20日至2004年12月31日，共13页，计571笔汇款，被告只认可其中一部分，即300多万元美金，其他全部抵赖。无奈，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曾于2013年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仍不配合，混淆是非，毫无诚意，致使案件复杂化，历经十七个月仍无结果，对原告造成极大损害，现再次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被告立刻向原告支付人民币34,156,249.38元（3,653,074.80美元，按约定1美元折合人民币9.35元计），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7月29日起至判决支付确定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庭审中，原告补充陈述，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看，被告从原告客户处收取的美金有4,581,694.80美元，扣除被告帮原告支付的款项，原告认为2008年9月18日证明项下的3,653,074.80美元就是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
被告辩称:1、原、被告之间的出口代理关系属实。2、2002年12月20日签订的协议被告不清楚，出口代理过程中，双方已实际履行完毕，被告为原告代售了出口外汇，同时根据原告的指示进行了支付货款，已完成了出口代理的收贷出口事项，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3、2008年9月18日出具的对账单不是作为被告欠原告的出口代理款的凭证，当时是原告与印度人有纠葛，要求被告出具，被告根据出口代理的实际情况出具了该份对账单，但是该出口汇总表，并不是承认没有代付的外汇的凭证。4、被告并没有确认收到365万余元美金，只是从原告的外商客户处收到了折合人民币28,218,897.95元，就是结汇人民币的概念。5、原告诉状中自称对自己的生意是估计，原告对自己真实的业务往来并不清楚。6、原告称中信银行的帐户上有571笔是原告从事外贸进出口的业务，但其中也有被告自行发生的，并不全是原告的客户，原告认为这些款项都是自己的，应当向法庭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原告陈述从被告的银行帐户查取的外汇收入有450多万元，这些并不是原告一个人挂靠的收入，这些收入均包含着被告其他挂靠人员的外汇收入，原告将其他人的收入纳入自己的收入是不正确的，该观点是原告至今认为有许多外汇没有收到的误区。7、原告第一次起诉是在2013年7月26日，双方实际发生业务是在2002年-2004年，在出口代理超过了十多年的情况下，原告再向法庭进行起诉，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而且也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被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向当事人确认，并没有所谓的镇长协调过该事件。综上，原告挂靠期间被告已经全额付清所有的代理款项，且时间已经长达10多年，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诉讼请求。
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一致确认，同意各自在本院（2013）绍商初字第1534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及所作陈述可以在本案中使用。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在（2013）绍商初字第1534号案件及本案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2002年10月20日协议一份，原告陈述该份协议系2008年9月18日补签，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关系以及双方约定结算方式等事项的事实；
2、2008年9月18日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02至2004年之间共出口应收取美元的数额是3,653,074.80美元的事实；
3、2008年9月18日出口对帐单汇总表一份，用以证明2002至2004年之间各年应收美元明细的事实;
4、委托书三份，用以证明被告委托原告到三家银行对2002年之后原、被告发生的业务经过银行走帐的情况进行查询的事实;
5、“交现金”清单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2002年至2005年原告向被告缴纳现金3,505,804.15元，作为生意流动资金，被告的收入金额应该为该份证据项下人民币3,505,804.15元加上中信银行收入的12,449,214美元的事实；
6、摘抄件及部分发生业务清单各一份（均系自行制作，复印件），用以证明有关报关单项下的货物，被告没有将相关的款项交付给原告的事实；
7、出口收汇核销单一份，出口货物报关单一份，贷记通知一份（均系复印件），用以列举证明由原告经办的业务中，报关编号为338994032的相关业务根据海关报关单显示货物总价值是34,406.40美元，价格是FOB，但是根据与核销单相同的贷记通知显示其实际美元价为17,927.74美元，被告没有根据实际出口的货物价值向原告结算美元，同时该笔交易的价格是FOB，原告无须承担相关的海运费用，所以被告在结汇业务时有遗漏或者缺少应结算给原告的部分货款的事实；
8、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委派原告就2002至2004年相关的进出口账目和国外客户进行核对的事实；
9、中信银行流水（银行盖章复印件）一份13页，用以证明原告从2003年2月20日到2004年12月31日业务总收入571笔，共计12,449,214美元，当时被告只邀请原告进行外贸业务，所涉的美元全部是原告名下业务的事实;
10、2014年5月6日徐某出具的证明三份，用以证明三份证明上所列明的相关款项是徐某代原告归还给被告，徐华锋与原告不是合伙关系，是有生意往来的事实；
11、中信银行2003年L/C结汇水单一组、2004年L/C结汇水单一组、2004年TT单据一组以及原告自行整理的对应清单一组，用以证明由原告经办的相关外汇结算情况，说明原告于2003年、2004年在中信银行业务量的事实；
12、瑞丰银行2002年结汇水单、中国农业银行2003年TT汇款、中国银行2003年L/C结汇水单、中国银行2004年L/C结汇水单各一组以及原告自行整理的对应清单一组，用以证明原告还通过瑞丰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有相应外汇收入的事实；
13、支出表、抵扣发票数各一份、每一年明细单三份（均系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记载的原告从被告处支出的款项的事实。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协议的乙方（即原告）身份证已有18位，但2002年时身份证只有15位，所以该份协议不是在2002年签订的，所以对该协议不予认可，对协议上被告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最后一句“出口报关退税金额3,553,074.80元”说明当时双方以FOB金额进行对账，同时说明证据2、3是由原告自己打印好，由被告财务加盖印章，当时的用途是原告向被告说明因与印度人之间有纠葛，需要出具类似的情况说明，不是原、被告之间因纠纷而引起的对账。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上面有两个数字，分别是CFR价格和FOB价格，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财务记载，应该扣除运费，应该以FOB价格来确定出口金额数字。对证据4、8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二组证据系2008年因原告认为国外客户支付给被告的货款超过被告确认的结汇美金3,415,265.03美元，折算人民币为28,218,897.95元，向被告提出异议，并要求去银行核对，但最终原告未收集到超过上述金额的证据资料提供给被告，该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纠纷在2008年已发生，现在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系复印件，经被告会计核对，小字号数字确系会计所写，但不是与原告所谓的结账，是被告根据原告要求，代支付给原告客户的货款汇票申请书的金额，与凭证金额一致，对于“交现金”三字和大字号数字均非被告会计所写。证据6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该份证据系复印件，表格内的数据是被告提供给法院的出口结汇明细单其中一份，汇总的是发票金额、结汇美金和结汇人民币明细，并非是提单、报关单、核销单的汇总表，因此原告主张被告遗漏部分货物的提单、报关单、核销单的事实缺乏关联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出口收汇核销单的核销金额是依据政策规定，无须与贷记通知和报关单一一对应，核销单位只要根据数笔收汇金额依照规定即可核销，三者之间不存在严格的一致性和对应性，因此，原告认为三者之间的金额差异，差额部分是被被告侵占了，依法不能成立。同时，原告认为报关单上成交方式是FOB价格，不存在运费支付，这是一种偏解，在货物报关单上的“标记唛码及备注”栏上又注明是CFR,因此原告的理解显属错误。实际被告为原告代理出口的货物承担到达装运港及目的港的运费，累计支付给原告指定的杭州杭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杭州双马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运费1,917,770.18元，而原告也承认了支付给上述公司的其中479,653.71元。对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账目是十二年前的账目，是否与实际收到的账目一致被告不清楚；帐户并非为原告一人所开，款项来源除了由原告客户汇入的300余万元美金，其余均为被告自行出口或其他挂靠人员的客户汇入；同时，也不能证明是原告的外贸客户汇入被告的款项，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说明是哪一天哪个客户。对于证据10真实性均有异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三份证明并不是徐华锋亲笔所写的，是原告打印好之后让徐华锋签字的。东一双华纺织厂的情况在被告2015年1月9日提交的情况说明中的第一点已经明确，被告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说明被告与徐华锋不仅仅有280万元的往来，还有其他不少于200多万元的往来，所以其证明的内容不真实；280万元的款项是徐华锋应付的加工款3,238,109.25元冲抵给原告之外的款项；2002年到2004年间徐华锋既与被告直接发生业务往来，同时又作为原告的团队人员为原告与被告的付款等事项提供合作，该事实原告在庭审过程中也已经承认；第三份证明中，又陈述176多万元是原告委托徐华锋进行代领的；所以上述三份证明前后矛盾，真实性有问题；被告已经向法庭提供了176万余元的领款凭证，领款方式以凭证上记载的事项为准。证据11，2003年中信银行L/C结汇水单，全部金额都是发票的金额，不是实际结汇金额，实际收到要扣除费用等，应以被告提供的“银行结汇进帐通知单”为准，日期是原告交单的日期，外汇到帐日期以通知单为准；原告表明的YLM7－154的6页中，有9笔未到帐，具体编号为：27、28、29、124、125、127、132、133、154；其他的外汇进帐被告已向法院提供“进帐通知单明细”，其中二笔编号124、132的在2004年1月7日中信银行的TT汇款中已收到，金额为99,950美元；12月18日的编号148金额应为10,537.80美元，而不是105,370.80美元，原告整理的清单中共有6笔记录有错，但总金额没有错。对2003年中信银行TT汇款一页无异议，金额是发票金额。对2003年中信银行L/C结汇水单一页无异议，金额是结汇金额。对2003年中信银行TT汇款（二）有异议，全部不是原告的外汇收入，是被告其他人员的业务收入，与原告无关。对2004年中信银行L/C结汇水单的金额没有异议，但金额是发票金额，不是结汇金额。对2004年中信银行TT汇款没有异议，第一项金额99,950元，在被告提交的收汇明细单中有附件材料进行了注明。2004年中信银行TT金额3万多元收入不是原告个人收入，是其他业务人员外汇挂靠的收入，对该证据有异议。2004年中信银行TT底单，除了被告已经认可的，其他都不予认可。证据12，对2003年中国银行L/C结汇水单无异议。对2004年中国银行L/C结汇水单无异议。2002年瑞丰银行结汇水单表中，1－4项为发票金额，实际结算金额为14,781.34美元、14,787.67美元、15,663.15美元、10,307.26美元；5－7项为结汇金额，无异议。2003年中国农业银行TT汇款书写金额不同，为29,971元，无异议。证据13，对证据无异议，反而可以证明被告的主张。
被告为证明其反驳主张，在（2013）绍商初字第1534号案件及本案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4、出口货物报关单汇总表及相关凭证一组，用以证明2002年-2004年被告确实为原告代理出口FOB金额为3,653,074.80美元的事实;
15、银行结汇进帐汇总表及相关凭证一组，用以证明被告累计收到原告代理出口的外汇美元是3,415,265.03美元的事实；
16、报关核销单一组，用以证明证据14中外汇收入金额为3,415,265.03美元，已经进行核销的事实；
17、外汇收入支付清单及相关凭证一组，用以证明被告根据原告的指示将其所有的外汇收入支付给原告供货商的事实；
18、证明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2008年12月3日原告除自己与被告发生出口代理关系之外，还委托徐某等人具体接洽、收取款项等事务的事实；
19、领取现金明细及相关凭证一组，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处挂靠期间通过汇款方式，还通过本人及其他委托人从被告处取走10,272,808.32元现金的事实；
20、2004年-2005年明细账一份四页，用以证明原告提交的徐某的证明，实际是徐某用于支付和被告之间的往来款，而不是用来归还原告的款项的事实。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4中所列明的CFR和FOB结算的相关金额数据没有异议，但原告认为应该以CFR价格结算相关的金额，对该组证据中其他的所附凭证也没有异议。对证据15、1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遗漏了部分应该结汇的美元，应以3,653,074.80美元作为原告的应收美元结汇，而不应以3,415,265.03美元结汇。对证据17只认可其中29家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0,907,054.54元的相关货款由被告代原告支付，其余均不认可。原告已经自行制作了认可被告代为支付的明细一份，以此为准，其他相关凭证与原告提供的明细相符合的认可，不符合的不认可。对证据1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明只是委托了徐某一个人。对证据19中原告签字的部分均予认可，但领款领条中的款项并非系原告向被告借款，而是为支付相关业务单位的货款开具汇票或支票时由原告向被告出具的凭证，情况属实。证据20，该证据系被告自行制作，被告和徐某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不能够说明徐某的证明存在矛盾之处，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在（2013）绍商初字第153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曾向本院申请要求对原、被告之间发生的出口代理合同往来账目进行审计，用以证明被告已收到的外汇款项等已全部支付给原告及原告指定的内购单位的事实。在该案中，本院对被告的上述申请经审查予以准许，并依法指定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该所于2014年3月14日出具绍统会专审字（2014）第025号《关于对缪军和绍兴越兰印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合同往来账目的审计报告》一份（证据21）。对该份证据，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审计报告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里面涉及的款项和本案的360万美元是不相关的。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于结论，认为因为原、被告之间交易时间是2002年至2004年，根据审计机构发出的征询函，本来有82个单位，但是只有部分回复，所以该审计不能客观全面反映原、被告之间的付款情况；根据被告当时代理原告进出口时的情况，已经向审计机构补充了说明二份，因为审计事务所对该方面不具有确认性，所以在审计过程中对于上述人员提出的款项也没有作最后的认定，因上述各种原因，所以该审计结论没有真实反映双方支付款项的情况。
在（2013）绍商初字第153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本院申请向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漓渚派出所调取询问笔录一组，用以证明被告为原告代付的外汇款由原告签收及其他人代领的事实。本院经审查予以准许，并依法向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漓渚派出所调取了案外人徐某、赵友土、丁岳峰等八人的询问笔录及附件一组（证据22）。对该组证据，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因为公安机关无权干涉正常的经济纠纷，但是该公安机关无视政策和相关法律调取相关证据，侵害了原告和相关人员的权利，对于这种行为原告保留向相关机关申诉的权利；其内容已经在庭审中明确的查实，不需要公安机关在此进行陈述，所以对于公安机关所作出的相关证据不予认可。被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
在（2013）绍商初字第153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曾依职权对案外人赵友土、徐华锋二人做询问笔录各一份，并依职权通知徐华锋出庭作证（证据23）。对该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仅认可徐华锋代领1,762,808.32元，是以汇票形式付款的，不是现金，其余部分应当由徐华锋个人承担；赵友土与原告无关。被告则质证认为均无异议。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证据1，虽经被告质证对公章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也承认该份协议实际属2008年签署，证据本身存在一定瑕疵。同时协议载明1美元按照9.35元人民币结算，汇率明显高于2002-2004年双方合作期间同期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在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系有偿代理的情况下，该汇率约定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对该份协议本院依法不予认定。
证据2、3、4、8，被告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及对本案的证明力；但证据4中，被告委托被告进行查询并不意味被告认可所涉三个银行账户内所有进出口业务均系原告的业务。
证据5虽系复印件，但被告对其上较小字体部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亦予以认定，从该份证据的内容看并无原告向被告交纳现金的意思表示，原告亦无其他证据印证记载款项系原告交付给被告的款项，同时该证据上所记载的部分非整数数据确实能与被告所提交的汇票申请书记载的金额相对应，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即不能证明原告另行向被告缴纳现金3,505,804.15元的事实。
证据6，该组证据中的摘抄件系原告自行制作，业务清单系被告提交本院的证据15中2003年结汇明细的第三页，该份清单（明细表）系被告为证明被告为原告代理出口业务而汇总的各次交易的发票金额、结汇美金和结汇人民币，并非汇总各次交易的提单、报关单、核销单，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15中的相关凭证，本院采纳被告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证据7，被告对其真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从被告提交的证据14、15、16中相对完整的报关单、核销单、贷记通知等凭证，可以看出贷记通知、核销单、报关单之间确实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本院采纳被告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同样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证据9，真实性经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由于被告主张进出其账户的有其自营出口业务以及其他挂靠人员的出口业务，故原告必须就其主张的全部业务均系其个人出口业务的事实进一步举证，在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上所载款项均为其客户汇入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10，实属于证人证言性质，经证人徐某出庭确认后，本院对该三份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证据11、12，该组证据中的《2003年中信银行TT汇款（二）》及相应凭证、《2004年中信银行TT》及相应凭证被告否认系属于原告业务的部分，证据上并没有双方确认一致的属于原告的标示“YLM”以及“YLI”，原告也无其他证据证明系其出口业务的，故本院不予确认；其中《2003年中信银行L/C结汇水单》、《2003年中信银行TT汇款》、《2004年中信银行L/C结汇水单》、《2002年瑞丰银行结汇水单》及相应凭证，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15（详见下文对证据15的分析），可以认定上述证据项下项下并非被告实际从原告客户处收取的金额，发票金额与实际结汇入账金额存在差异，发票金额多于实际结汇入账金额；该组证据中的其余单据因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均予以确认。但证据11、12并不足以证明在被告认可的结汇金额之外尚有属于原告的其他实际外汇收入。
证据13，仅仅可以证明双方存在过对账行为的事实，但双方并未对账目达成一致。
证据14、15、16，原告经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其中证据15，根据该组证据所附相关凭证（贷记通知为主），可以证明属于原告的业务所涉款项金额有发票金额、实际收汇金额、银行费用金额，入账外汇金额及入账人民金额等不同项目，其中发票金额可能发生长款或短款（多为短款），扣除银行收取的费用后，才是被告实际收款金额。在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系有偿代理的情况下，相关代理费用应当由委托人即原告承担，故被告收取属于原告客户的款项应以其实际收到的款项计。证据15中有八笔款项以美元入账，但结合当时的实际汇率，本院对被告主张的对应人民币金额予以确认。经本院核算，本院对被告自认的28,218,897.95元予以确认。
证据17，原告已经提交清单自认29家内购单位，经核算原告自认金额应为11,326,417.17元，本院对该金额直接予以确认。其他对应凭证，将根据本案中其他证据一并予以审查。
证据18，经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认可徐某代其从被告处领取现金1,762,808.32元的事实，且经本院核对该组证据项下款项与审计报告（证据21）所涉由徐某签字支付的款项无关。
证据19，虽然原告仅认可其本人签字的部分领款收据，但结合原告向被告出具的证据18，其中徐某领取的领款收据与证据18记载的金额完全一致，故对该组证据中原告本人及徐某签字的领款收据，本院均予以确认。李建云、丁岳峰领取款项缺乏其他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确认。
证据20，系原告单方制作，本院不予确认。
证据21，系本院根据被告申请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审计机构作出，本院对证据本身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对于其中“原告承认”、审计机构“可以确认”及“不予确认”款项，本院直接予以认定，其中原告承认的代绍兴县天伦纺织品有限公司等29家内购单位支付的款项金额为11,326,417.17元、“可以确认”的为3,275,518.89元、252,122.72元；对于“无法确认”的款项，其中姜全民、王国贤、汤杰峰、缪良泽签字的部分以及无人签字的部分，缺乏其他有效证据印证，本院亦无法确认；而徐某、赵友土、沈立新、王金华签字的款项将根据本案中的其他证据材料一并予以审查认定。
证据22，该组证据系公安部门系依职权所作的调查笔录及所附相关资料，在无其他证据否认上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情况下，本院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予以确认。其中李建云、丁岳峰二人的笔录中并未明确其领款系代原告领取，故与本案无关。其中劳国利的笔录中所涉款项9万元，已经由审计报告（证据21）直接予以确认，故对该份笔录及相关附件本院予以认定。林星、沈立新的笔录可以相互印证，且赵友土笔录中也涉及到林星的具体工作，同时由沈立新签字支付的汇票申请书项下的款项均系支付给杭州航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杭州双马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的运费，且原告也自认与该两公司有业务往来，故对审计报告（证据21）确定的金额1,238,116.47元，本院予以确认，认定系被告代原告支付的款项。其中徐某的笔录，结合证据10（徐某出具的证明三份）、证据18（原告出具的证明）、证据23中本院向徐某所作询问笔录及徐某到庭所作证人证言，可以确认徐某已经认可本案所涉汇票申请书中其所有签名的真实性；徐某与被告之间存在3,238,109.25元的加工业务往来，是徐某应付被告加工费，其个人无需向被告领款；原告认可曾委托徐某到被告处领款；故本院认定徐某在被告处签字的汇票申请书等均系被告代原告向其内购单位支付的款项，金额为证据21（审计报告）确认的1,340,753.18元、1,259,462.46元，合计2,600,215.64元；至于徐某应付被告的加工费如何支付，与本案无关。其中赵友土的笔录，结合证据23中本院向赵友土所作询问笔录以及证据21（审计报告）所涉明确回函确认与被告的业务经办人为原告的四家企业中的三家——绍兴国庆印染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县鸿泰进出口有限公司对应的部分汇票申请书由赵友土签字，故本院认定赵友土在被告处签字的汇票申请书等均系被告代原告向其内购单位支付的款项，金额为证据21（审计报告）确认的3,132,881.54元；至于赵友土在笔录中陈述的姜全民亦代原告领款的事实，缺乏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不予认定。结合上述对赵友土有权代原告在被告处签字办理银行汇款手续的情况，本院对于证据19中赵友土签字的四份领款收据亦予以确认，认定其代原告从被告处另行领取款项468,000元的事实。其中王金华的笔录，结合审计报告（证据21）确认同一份号码为05162485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金额157,444.39元中的107,444.39元由赵友土签字的事实，本院对该份笔录予以确认，认定由王金华签字的5万元款项系被告代原告支付的事实。至于该组证据中所涉绍兴县越新化纤织造厂的资料，缺乏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证据认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02年至2004年期间，原、被告之间存有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约定由被告以其纺织品进出口权限为原告代理出口业务，被告收到款项后结算给原告，国内货源的组织、购买、发票的开具以及国外客商的联系、交易的确定等事项均由原告自行负责。
2008年9月18日双方经核算，确认2002年至2004年期间，被告代理原告出口业务产生应收款金额为3,653,074.80美元（按CFR计算），其中可以出口报关退税金额为3,555,074.78美元（按FOB计算）。但被告实际收到原告的客户支付的货款金额为结汇人民币28,218,897.95元。同时，被告因原告的上述业务收到退税款人民币3,484,847.26元。
双方合作期间，被告曾代原告向原告的内购单位支付各类款项，其中原告自认向绍兴县天伦纺织品有限公司等29家内购单位支付的款项金额为11,326,417.17元、绍统会专审字（2014）第025号审计报告直接确认金额为3,527,641.61元、由徐某签字支付的2,600,215.64元、由赵友土签字支付的3,132,881.54元、由沈立新签字支付的1,238,116.47元、由王金华签字支付的50,000元，合计21,875,272.43元。原告也曾从被告处领取现金，其中由原告本人领取的6,592,000元、由徐某领取的1,762,808.32元、由赵友土领取的468,000元，合计8,822,808.32元。
综上，被告尚应支付给原告款1,005,664.46元。因双方一直未明确对账，遂起讼争。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同时，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以及进行民事诉讼都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原、被告对双方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并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出口代理合同的实践方式为：被告提供纺织品出口权限给原告，原告自行组织货源及联系买家，被告在收到原告的买家汇付的外汇后，通过相应的结汇方式，将相应的外汇货款结算为人民币，并在合作过程中支付给原告或支付给原告指定的第三人。由于无证据证明双方对于代理费用进行了约定，本院确认双方的代理关系为无偿代理。
首先，关于被告收到款项。根据原告提供的出口对账单汇总表及证明（证据2、3）记载，2002年至2004年期间原告在被告处出口所发生的货款金额，有两种金额汇总表示，即应收款金额为3,653,074.80美元（按CFR计算），出口报关退税金额为3,555,074.78美元（按FOB计算）。所谓CFR是成本加运费，即由卖方承担货物运抵目的港的运费，所谓FOB是船上交货，即离岸价，买方承担货物运抵目的港的运费。但无论以CFR还是以FOB计算，上述数字均只是应收款，实际可能发生外商不付、少付的情形，以及无偿代理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本身就应当由委托人即原告承担，即银行收取的相关费用也应由原告承担，被告实际代原告收到的结汇金额才需支付给原告，故本院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15认定被告实际收款金额为28,218,897.95元。该笔金额加上被告自认的退税金额3,484,847.26元，即为本案中被告的实收款项。
其次，关于原告领取的款项及被告代原告支付的款项。一、原告认可被告代其向29家公司付款总额为11,326,417.17元、原告本人从被告处领取的现金6,592,000元，案外人徐某受原告委托从被告处领取现金1,762,808.32元。二、被告提交了相对完整的财务凭证，并以此为依据在（2013）绍商初字第1534号案件中申请了司法审计，由本院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了审计报告一份（证据21），除了原告自认金额，该审计报告直接确认被告代原告支付的款项为3,527,641.61元，对该金额本院予以认定。三、审计报告中尚涉及部分由案外人签字的款项，其中徐某签字的1,340,753.18元、1,259,462.46元，合计2,600,215.64元；赵友土签字的3,132,881.574元；沈立新签字的1,238,116.47元、王金华签字的50,000元，；上述四人签字的款项，结合公安机关向徐某、赵友土、沈立新、林星、王金华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据22）、本院向徐某、赵友土所作的询问笔录和证人徐某的到庭陈述（证据23）以及原告关于曾委托徐某领款、曾与杭州双马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杭州航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陈述，本院均予以确认，认定上述四人签字的汇款单据均系原告的内购业务。而审计报告中涉及姜全民、王国贤、汤杰峰、缪良泽签字，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仅仅对应有公安机关在向赵友土的询问笔录中赵友土有涉及姜全民的陈述，证据相对较为缺乏，本院均不予认定。四、结合赵友土有权代原告在被告处签字办理银行汇款手续的事实，本院同时认定赵友土代原告从被告处另行领取现金468,000元的事实；但对于李建云、丁岳峰的领款行为，仅仅对应有公安机关向该二人所作询问笔录，且该二人在笔录中也并没有明确其领款系代原告领取，本院均不予认定。综上，本案中，被告实际已付款额为30,698,080.75元。
再次，原告主张2008年9月18日出口对帐单汇总表上记载的CFR金额为双方结账后原告还应付给其的金额，即已经扣除了被告代其支付的款项以及其从被告处领取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一、如前分析，该汇总表金额仅仅是应收金额，并不等于实收金额；二、原告提交证据11、12用以证明其实际业务金额大于2008年9月18日对账金额，但该两组证据中可以确认为原告业务的仅仅是一部分，而且对应证据中既有部分系应收款金额，也由部分系实收款金额，计算标准并不统一，故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三、根据本院已经查明的事实，被告实际已付人民币30,698,080.75元，如果依照原告主张，再加上3,653,074.80美元（CFR金额），亦远远大于证据11、12中原告的主张金额，明显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最后，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虽然原告诉讼请求所涉及的货款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形成，但双方合作期间并未对款项的支付期限作出明确约定，同时2008年9月18日出具证明和出口对账单汇总表时也仅仅是对原告所涉业务的应收外汇进行了核对，双方并未明确对账确认被告实收、实付款项为多少、被告是否尚应支付原告款项或还应支付多少款项，故不应认定原告在（2013）绍商初字第1534号案件起诉时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经过。
综上，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交付代收款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至于原告利息的请求，亦因为双方未明确对账，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绍兴越兰印染有限公司应支付给原告缪军代收款1,005,664.46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缪军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5,081元，由原告负担201,230元、被告负担13,851元，被告应负担部分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215,081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09×××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周力佳
代理审判员 龙金鹏
人民陪审员 俞海青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