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民终2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宝霞，女，1972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裴斐（系王宝霞之夫），男，196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济南市联通公司经理，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刘华伟，山东弘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王官庄支行，住所地济南市。
代表人黄利，行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晓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浩，该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张鲁，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宝霞因与被上诉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王官庄支行（以下简称王官庄支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5）市商初字第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宝霞原审诉称：2007年11月27日，王宝霞为筹措经营资金在王官庄支行（原济南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官庄支行）存款55万元（存折账号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银行卡号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后得知该55万元存款被他人用卡取走。王宝霞因处理经营纠纷需确定该55万元实际取款人的身份而向王官庄支行查询取款记录，王官庄支行仅于近期出示了2007年11月27日取款人签名为王宝霞的取款凭证，未能提供实际取款的代理人姓名及其身份证件等材料，致使王宝霞至今因不能确定实际取款人而无法解决涉及该55万元的经济纠纷。王宝霞、王官庄支行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当日取款超过5万元时，王官庄支行应审核取款账户户主的身份，代理人取款时，还应审核取款代理人的身份并由取款代理人签署其本人姓名。王官庄支行在办理该笔取款业务时没有遵守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储蓄合同的约定，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对此承担违约责任。请求判令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1、向王宝霞提供2007年11月27日从王宝霞储蓄账户（存折账号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银行卡号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提取55万元时代理取款人的身份证明等材料；2、赔偿王宝霞存款55万元及自2007年11月27日起返还之日止，以5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王官庄支行、齐鲁银行原审辩称：本案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涉案存折及银行卡为凭密码支取，密码为取款的重要凭据，在密码正确的情况下涉案55万元已于2007年11月27日支取，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不存在过错，也没有违约。王宝霞将存折、银行卡借给其他多人使用，导致无法确定涉案款项的实际取款人，王宝霞应自行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09年4月21日，齐鲁银行由原名称济南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王官庄支行由原名称济南市商业银行王官庄支行变更为现名称。王宝霞于2007年11月5日在王官庄支行开办活期储蓄账户，并取得储蓄存折（账号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及银行卡（借记卡）。王宝霞本人于2007年11月15日到王官庄支行凭证办理存款挂失手续，并于2007年11月23日补发新银行卡（新卡号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及存折。王宝霞和王官庄支行均认可既可以从上述储蓄存折也可以从银行卡支取款项，但均为凭密码支取。王宝霞自认上述储蓄存折及银行卡没有丢失过。2007年11月27日，王宝霞上述账户内存入55万元，对应存款凭证载明“还款”字样，同日，案外人（王宝霞和王官庄支行均不知具体是何人）持上述银行卡凭密码在没有提前预约的情况下从上述账户内一次性支取现金55万元。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王宝霞”的签名并非王宝霞本人所签，王宝霞和王官庄支行均不知该签名具体系何人所签。王官庄支行未留取王宝霞及案外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王宝霞自认55万元款项系他人冒取而非盗取。原审法院告知王宝霞和王官庄支行就本案所涉有关问题在规定期限内可向有关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王宝霞主张起诉之前咨询过报警，但没有受理，以后再没有报过警。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主张去王官庄派出所报过警，但没有受理，也没有立案。王宝霞自认2007年11月27日上述存折在王宝霞家中存放，但银行卡不在其手中，让当时帮助办理银行卡的人拿走了，2007年11月27日之前银行卡就在该人手里，2007年11月27日当日银行卡在谁手里王宝霞不清楚，是该人取走的55万元存款还是其他人取走的王宝霞无法确定；该人应该知道密码，因为是该人帮助王宝霞开设的上述账户，除了该人之外王宝霞没有告诉过其他人取款密码。王宝霞主张不清楚上述存折自2007年11月开户至今是否始终在其手中。该账户其他交易明细如下：2007年11月5日，存入5万元；2007年11月6日，凭卡支取43000元；2007年11月7日，凭卡支取7000元；2007年11月12日，存入7000元；2007年11月13日，凭卡支取7000元；2008年4月7日，存入11万元，同日分别支取89000元和21000元；2008年4月8日，存入27000元，同日支取27000元；2008年9月2日，存入10万元；2008年9月3日，支取10万元；2008年10月10日，存入2万元，同日支取2万元；2008年10月20日，存入102800元；2008年10月21日，支取1400元，同日又支取101400元；2008年10月21日，存入3万元，同日支取700元，同日凭存折支取22000元；2008年10月22日支取7300元；2008年10月24日，存入58500元，同日支取58500元。王宝霞提供的存折只记载了2008年10月24日之前上述存款及取款情况，2008年10月25日之后至今没有任何记载内容。王宝霞自认2008年10月25日之后与王官庄支行也发生过业务，应当也使用过存折。王宝霞主张该存折打印过几次记不清楚了，最后一次打印是在本案起诉（2015年2月6日）之前一个月左右，并且到王官庄支行处查询了取款凭证。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对王宝霞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认为该存折是王官庄支行老系统配套打印，只能在2009年3月以前打印。王宝霞主张不清楚上述存款及取款是否由其本人完成。以下八份存、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王宝霞”的签名非一人所签，系多人所签，分别为2007年11月5日存入上述银行卡5万元的存款凭证、2007年11月7日从上述银行卡支取7000元的取款凭证、2007年11月27日存入上述银行卡55万元的存款凭证、2008年4月7日存入上述银行卡11万元的存款凭证、2008年4月8日存入上述银行卡27000元的存款凭证、2008年10月20日存入上述银行卡102800元的存款凭证、2008年10月21日存入上述银行卡3万元的存款凭证、2008年10月21日凭存折从上述账户内支取22000元的取款凭证。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9日提供证明一份，载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交易凭证打印系统由我公司开发并进行维护。存折打印时，会自动打印补录之前发生但未打印的交易信息。2009年3月，齐鲁银行的交易系统进行了升级，升级后的交易系统无法打印之前发布的存折（老版存折），无法打印存折上发生在2009年3月之前的交易信息如果老版存折上有2009年3月之前的交易信息，必定是在2009年3月系统升级之前进行的打印。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王宝霞于2015年8月3日原审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时自认，其大约是2008年知道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王宝霞同时主张2007年11月其账户是由一个叫苏殿柱的人帮忙开办的，并拿了王宝霞的银行卡，所以苏殿柱知道银行账户密码；苏殿柱当时是王官庄支行负责信贷的人；苏殿柱跟王宝霞的丈夫裴斐是很熟的朋友，苏殿柱由于在银行工作的原因，业务资源广泛，所以与王宝霞合作经营，苏殿柱负责投资55万元存款，赚钱后双方分成；据以后了解55万元存款苏殿柱借给了苏殿柱的朋友尹韶华等人，现尹韶华不知去向；因该借款王宝霞无法收回，找到苏殿柱，苏殿柱对此拒不认账，也不承认本人或派他人办理了该笔取款业务，王宝霞才向王官庄支行银行查询取款的原始资料，但是王官庄支行银行至今拒不提供代为取款的人员姓名及其他身份信息；王宝霞因没有证据，至今没有起诉过尹韶华等人。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对王宝霞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上述事实，由企业变更情况登记、存折、存款挂失书、存款凭证6份、取款凭证3份、个人大额取款备案报告单、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证明、软件产品使用许可合同、技术委托开发合同、更名批复及王宝霞和王官庄支行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王宝霞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二是王宝霞、王官庄支行是否存在过错及违约行为。关于王宝霞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王宝霞主张其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理由在于王宝霞此前一直自认为55万元存款是苏殿柱取走的，后来与苏殿柱发生纠纷后，苏殿柱拒不承认，王宝霞在无法确定实际取款人的情况下到王官庄支行查询，王官庄支行仅提供了一份冒用王宝霞名义的取款凭证，拒绝提供实际取款人的身份信息，直至本案起诉前王宝霞向王官庄支行查询，王官庄支行仍不提供，双方才产生纠纷，即王宝霞、王官庄支行之间发生纠纷系在2014年底，未超过诉讼时效。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对王宝霞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认为王宝霞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理由在于55万元存款被支取以后，王宝霞于2008年4月再发生业务，此时，王宝霞就应当知道该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另外，王宝霞提交的存折显示，2007年11月27日支取55万元存款的交易记录王宝霞至少于2009年3月已经知情，因为存折是王官庄支行老系统配套打印，2009年3月以后便无法打印该旧版存折，王宝霞最晚于2009年3月打印的存折即交易记录，并由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明予以证实。王宝霞对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的上述主张亦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2008年10月21日，凭存折从上述账户内支取22000元，而存折在王宝霞手中，说明该日王宝霞打印过存折，已知道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从王宝霞提供存折记载的2007年11月5日至2008年10月24日期间存款及取款情况，可以看出王宝霞对其账户内的存款余额是完全知晓的，王宝霞主张在这段期间不知道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明显不符合一般生活常识。从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明看，2009年3月以后王宝霞所提供存折已无法再打印，充分说明该存折最晚系2009年3月以前所打印，即王宝霞最晚2009年3月已知道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王宝霞于2015年8月3日第三次开庭审理时自认，其大约是2008年知道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定王宝霞在早已知道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的情况下，未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向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主张权利，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关于王宝霞、王官庄支行是否存在过错及违约行为。王宝霞主张其清楚当时持有王宝霞银行卡的人叫苏殿柱，但是无法确定2007年11月27日实际取款55万元的人是谁，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有义务提供实际取款人的身份信息，但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拒绝提供，违反了储蓄合同的约定，构成违约，双方才发生纠纷。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在办理55万元存款支取业务中存在过错，理由在于1999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9）17号《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或转借。”本案所涉2007年11月27日55万元款项非王宝霞本人提取，王官庄支行不应放款。依据2009年2月17日银监发（2009）17号《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服务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在代理人持银行卡提取款项时，银行应当要求代理人提供代理人本人及银行账户本人的身份证才能办理，由此证明即使在监管部门放宽了银行卡使用条件的情况下，王官庄支行在明知不是王宝霞本人取款的情况下，也应当要求代理人提供其身份证明。1997年9月1日银发（1997）363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六条、第七条明确规定了涉及本案的取款情况，属于一次性提取现金超过5万元，王官庄支行银行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身份证件，并且提款超过20万元，必须至少提前一天以电话方式预约，另外发生取款业务后银行必须向其省级分行备案，并由省级分行报当地人民银行备案，备案内容包括取款人的姓名、取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由上可以充分证明王官庄支行在操作55万元取款业务中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对王宝霞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认为涉案存折及银行卡为凭密码支取，密码为取款的重要凭据，主要是凭密码支取，在密码正确和提供取款人身份证件的情况下，55万元已于2007年11月27日支取，一般情况下取款没有最高限额，不需要留存取款人身份证复印件，王官庄支行不存在过错，也没有违约。相反，王宝霞将存折、银行卡借给其他多人使用，导致无法确定55万元款项的实际取款人，王宝霞应自行承担责任，且王宝霞将银行卡借与他人使用，应当知道代理取款人的身份，不应由银行提供。银发（1999）17号《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银行卡不得转借，王宝霞将其银行卡转借给他人，并将密码告知他人，违反了上述规定，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银监发（2009）17号《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服务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5万元以上取款，代理人提供双方身份证件即可办理，并未要求银行留存双方的身份证复印件，在办理55万元取款业务时，银行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了操作，代理人也出示了双方的身份证件，银行没有任何违规操作，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银发（1997）363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六条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未要求银行留存身份证复印件，电话预约是为了银行准备现金，方便储户取款，在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实际操作中可以不电话预约，关于个人大额存款备案，银行已按照规定进行了备案，并提交个人大额取款备案报告单予以证明。该报告单载明：“时间2007年11月27日，开户行（全称）708，取款人姓名王宝霞，取款人有效身份证件号码370121721109346、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取款金额55万，取款方式活期，填报人朱岩。”王宝霞对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的上述主张亦不予认可，认为对个人大额取款备案报告单的真实性不提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报告单记载取款人姓名是王宝霞，而王宝霞并非实际取款人，报告单记载错误；报告单记载内容不全，报告内容应当包括开户行、取款人姓名、取款人有效身份证件、取款的方式（存单、存折、银行卡）、取款时间、取款金额、被取款账户的情况，该报告单不符合上述规定，且支行行长签字处为空白，没有经过领导审批，王官庄支行仅凭报告单不能证明其已按照规定进行了报告，也无法体现王官庄支行向何单位进行了报告备案。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对王宝霞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认为银发（1997）363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七条第二款规定金融机构认为有嫌疑的取款业务，备案的内容才如刚才王宝霞所述，王官庄支行并未发现该笔取款业务存有嫌疑，因此备案内容不需要如此全面。王宝霞对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的该项主张亦不予认可，认为王官庄支行银行明知取款人不是王宝霞本人，但在取款凭证及报告单上签王宝霞的名，明显存在嫌疑，王官庄支行却认为没有嫌疑，只能说明王官庄支行经办人与实际取款人存在串通嫌疑。原审法院认为，中国人民银行颁布、1999年3月1日起施行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或转借。”根据该规定，王宝霞在明知其账户内存款系凭密码支取的情况下，仍将其银行卡转借给案外人并告知密码，充分说明王宝霞首先存在明显过错，也是造成存款被支取的原因，王宝霞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王宝霞主张2007年11月其账户是由一个叫苏殿柱的人帮忙开办的，并拿了王宝霞的银行卡，所以苏殿柱知道银行账户密码；苏殿柱当时是王官庄支行负责信贷的人；王宝霞大约是2008年知道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这充分说明王宝霞对拿走其银行卡的人是明知的，无论王宝霞与该人存在委托、代理或其他法律关系，无论55万元存款系该人所支取，还是他人所支取，在王宝霞没有丢失过存折及银行卡，除该人外没有将密码告知过另外的其他人，王宝霞主张55万元存款系被冒用而非盗用，王宝霞、王官庄支行报警后公安机关均未受理的情况下，都与该人有关，如果存在纠纷，王宝霞完全可以向该人主张权利，而非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王宝霞主张苏殿柱跟王宝霞的丈夫裴斐很熟，苏殿柱由于在银行工作的原因，业务资源广泛，所以与王宝霞合作经营，苏殿柱负责投资55万元存款，赚钱后双方分成；据以后了解55万元存款苏殿柱借给了苏殿柱的朋友，据此，足以认定55万元款项无论系苏殿柱代为支取还是苏殿柱又委托他人代为支取，王宝霞是同意支取该款项并由苏殿柱进行投资，王宝霞也知道他人持银行卡及凭密码是能够支取款项的，在这种情况下，王宝霞再要求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9月1日下发《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363号）第六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其中一次性提取现金20万元（含20万元）以上的，要求取款人必须至少提前1天以电话等方式预约，以便银行准备现金。”第七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存款人一日一次性从其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以上（不含5万元）的或一日内数次提现累计超过5万元以上（不含5万元）的，必须向其省级分行备案，并由其省分行报当地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备案。无省级机构的金融机构，应报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备案，并由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报人民银行省分行备案。备案时间要求同本通知第四条。凡金融机构认为有嫌疑的取款业务，必须及时报告。备案内容包括：开户行、取款人姓名、取款人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取款方式（存单、存折、银行卡）、取款时间、取款金额、被取款账户情况（包括相关账户情况）。”中国银监会于2009年2月17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服务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09）17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对借记卡存款、取款、挂失申请等业务，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开放代办业务；5万元以上（含）取款、挂失申请，代理人提供双方身份证件即可办理。”根据上述规定，王官庄支行在办理支取55万元存款时，虽然存在瑕疵，但该瑕疵系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监会行业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并不能成为王官庄支行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王宝霞将银行卡交给案外人并告知密码，说明其认可该案外人从银行卡账户内支取款项，而该案外人持银行卡凭密码支取款项，银行没有理由不予办理。综上，王宝霞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宝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王宝霞负担。
上诉人王宝霞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王官庄支行与王宝霞存在存在储蓄合同关系，王官庄支行的业务人员在办理取款业务时违法违规，对王宝霞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实际取款人当日一次性取走55万元，没有经过电话预约，也没有提供身份证件并经负责人核实，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六条的规定。2007年11月27日取款凭单上的签名与本人王宝霞不符合，因此不是本人所取55万元现金，银行不应放款。并且王宝霞在取款时未提供身份证件，王官庄支行在该情况下仍支付王宝霞账户内的资金，违反了1997年9月1曰中国银行《关于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和1999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以及2009年2月27日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服务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涉案款项被取出后很长时间王宝霞一直自认是案外合作人提款，案外人对此也认可。但在2014年底，曾经的案外合作人却与王宝霞发生纠纷，拒不承认其提取涉案款项，因此王宝霞到王官庄支行查询涉案款项的实际取款人，但王官庄支行拒不提供实际取款人信息和相关身份证明资料。王宝霞经咨询了解相关规定后，认为王官庄支行的行为违法违规且构成合同违约，在多次交涉不成的情况下于2015年初依法提起了诉讼。王宝霞的诉讼没有超出诉讼时效。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王宝霞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均辩称：原审判决结果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王宝霞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王宝霞提交2015年10月23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裴斐反映齐鲁银行违规办理取款业务信访事项的答复函》一份，该答复函载明：“根据投诉反映有关情况，我局调取了该笔取款业务的原始凭证。该原始凭证中客户签名栏所签署的姓名为王宝霞，凭证后附有个人大额取款备案报告单一份，无相关人员身份证复印件等其他资料。其余各项交易要素如下：户名王宝霞；卡号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经办支行王官庄支行；交易时间2007年11月27日；业务内容现金取款55万元。经齐鲁银行相关人员与苏殿柱沟通了解，苏殿柱承认该笔55万元取款凭证中王宝霞签字为代签，但否认持有王宝霞银行卡和密码，由于间隔时间较长，已无相关监控资料可供进一步证实。该笔业务办理时，监管部门及该行相关制度均认可取款业务可由他人代办，需核对客户本人及代办人的身份，但未明确要求需留存代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因该笔业务监控资料已过保存期限，无法核实经办柜员是否认真核对了客户本人及经办人的身份。”经质证，被上诉人王官庄支行和齐鲁银行对该答复函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裴斐反映齐鲁银行违规办理取款业务信访事项的答复函》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裴斐反映齐鲁银行违规办理取款业务信访事项的答复函》中的意见，监管部门及该行相关制度均认可取款业务可由他人代办，需核对客户本人及代办人的身份，但未明确要求需留存代办人身份证明材料。现有的证据不能证实王官庄支行在办理本案争议取款业务时是否核对了王宝霞本人及经办人的身份，但该款项系凭密码支取，鉴于私人密码的使用意味着对交易者身份和交易内容的确认，密码相符的交易均应视为本人行为，且王宝霞自认55万元款项系他人冒取而非盗取，故凭密码支取的该55万元款项，对王官庄支行而言应视为王宝霞确认的支取行为。另，根据王宝霞的自述，王宝霞亦可以推知支取人身份，故王宝霞应依据其与支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另行追索支取的款项。综上，王宝霞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王宝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潇
代理审判员 栾钧霞
代理审判员 魏希贵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穆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