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2民终41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安泰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庄河市鞍子山乡鞍子山村。
法定代表人：庄德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士才，男，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喜忠，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菊，女，1979年1月27日生，汉族，大连市中山区怡诚建筑设备租赁服务部经营者，住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继凯，男，大连诚和钢模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力，男，大连诚和钢模租赁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大连安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4）中民初字第2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士才、王喜忠，被上诉人张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继凯、徐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公司负责人签字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公司行为是错误的。案涉结算单没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确认，法定代表人不认可也未授权。另外，一审判决认定7,202,784元全部是案涉应付工程款是错误的，其中2011年1月20日工程结算单的371,265元是合同外项目，不应列为应付工程款，应从中扣除。2、一审判决对已付工程款的认定错误。彭兴政和曹胜军借款26万元发生在工程施工期间，且二人是被上诉人的现场施工负责人，曹胜军是案涉合同的委托代理人，此款也用于案涉工程，应作为已付款，另598,847.32元的工程款也是案涉工程款，上诉人已实际给付，应计为已付工程款。3、一审程序后，上诉人获取新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按合同约定将一处房屋抵顶作为工程款，抵顶价款为1,302,989元。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张菊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要求驳回安泰公司的上诉请求。
张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给付工程款4,385,808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8月26日,原告张菊与安泰公司签订了模板工程施工合同和脚手架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大连长江杰座主体(施工)工程,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116号,工程概况地下二层,地上28层(其中公建三层),总建筑面积30102平方米,其中地下为3052平方米,公建为7660平方米,1#、2#楼均为9695平方米,地锚筋、定位筋材料由被告供给。承包方式包工包料，脚手架的一次性搭设、全部模板工程的制作、安装、管理等全部工作内容。模板的承包单价为地下及地上公建部分65元/平方米,标准层以上52元/平方米;脚手架按建筑面积46元/平方米,地下室及地上公建装饰工程需搭设满堂脚手架按16元/平方米,设备层26元/平方米,高压线路和人行通道防护架等价格,按实际发生确定。付款方式80%以现金支付,20%以在建商品房抵顶。工程款支付时间地下室主体结构完成后一周内支付完成工程价款的50%,地上公建主体结构完成后一周内支付完成工程价款的50%,公建的主体结构每完成8层(或主体结构封顶)支付完成工程价款的50%,余款在主体结构验收合格并结算后付清。2010年8月17日至2011年2月23日,被告陆续支付工程款313万元。该工程已经投入使用。原告诉称累计发生工程款7,365,808元,其中2011年1月6日被告的工程结算单记载金额为849,112元;2011年1月9日被告的工程结算单记载金额为4,796,443元;2011年1月20日被告的工程结算单记载金额为371,265元;2011年6月6日被告的工程结算单记载金额为472,942元,2014年4月14日被告的工程结算单记载金额为713,022元,以上合计7,202,784元。工程结算单有原告方施工代表、被告方项目经理、工程主管、计量人员签字。被告认可被告方在工程结算单上签字的人员系属其公司的员工,但辩称即使签字是真实的,也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2011年6月6日满堂脚手架金额为163,024元,无双方签字确认的工程结算单。被告所称已给付原告工程款5,394,230.82元当中,根据被告提交的收款收据等材料记载,被告实际给付原告工程款为4,091,241.82元,其中包括彭兴政、梁德鹏扣罚款102,394.50元;彭兴政、曹胜军借款26万元;原告合同外未进决算项目工程款598,847.32元,以上合计为961,241.82元。原告认为扣罚款为被告单方行为不予认可;个人借款与原告无关;合同外工程项目付款与原告无关。原告主张被告所谓给付原告的工程款4,091,241.82元中,应当扣除上述合计为961,241.82元的款项,认可其中313万元为被告已给付的工程款。被告未提供扣罚款、借款、合同外工程项目与原告具有关联性的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模板工程施工合同》和《脚手架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都应当遵照执行。工程结算单记载了原告的工程量,被告对该结算单上签字的相关负责人员的身份也予以确认,因此,应当认定被告方上述相关负责人的签字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其公司的职务行为,对原告的工程量应按工程结算单计算。工程结算单是否需要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字应属被告的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工程结算单的法律效力。因没有证据证明扣罚款、借款、合同外工程项目与原告具有关联性,故这部分款项不应由原告承担。2011年6月6日满堂脚手架金额为163,024元,因原告不能提供双方确认的工程结算单,故不予支持。被告未按合同约定给付工程款,根据相关规定,应向原告支付所欠工程价款的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大连安泰建设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张菊工程款4,072,784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自2011年6月6日起至工程款全部付清之日止,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原告所欠工程款的利息。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52,760元(含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4776元,被告负担47,984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安泰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大连长江新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出具的证明、安泰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长江杰座楼盘表、张峰签订的认购书、以房抵款收款收据、曹亮签订的认购书、以房抵款收款收据、徐传泳购房款凭证、购房发票等拟证明安泰公司将长江杰座的一套房屋抵顶1,302,989元工程款给张菊。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安泰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从前述证据记载内容来看，均是安泰公司与张峰——后相继变更为曹亮和徐传泳——之间以房抵顶工程款的法律关系，而安泰公司未提供证据以证明该房屋抵顶的工程款即为案涉工程款，故本院无法认定前述证据与本案之间具有关联性。
本院补充查明：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时均认可2011年1月20日结算单中记载合同外是指案涉脚手架工程合同的合同外工程。另外，安泰公司认可其提交给一审法院的罚款收据中除一笔1万元罚款外，其余罚款均是其公司作出的处罚，安泰公司在二审庭审后提交了大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罚没款收据原件（一审审理期间未提供），金额为1万元,对此,张菊提交书面情况说明表示认可该笔罚款。
本院确认上述事实有2011年1月20日结算单、大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罚没款收据、情况说明及二审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业经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观点，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应付工程款数额，即安泰公司主张案涉工程应付工程款应在7,202,784元中扣除371,265元，而张菊则主张不应扣除该笔款项；二是案涉已付工程款数额，即安泰公司主张已付工程款应为5,394,230.82元（313万元+102,394.5元+26万元+598,847.32元+1,302,989元），而张菊则主张已付工程款为313万元。
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1年1月20日结算单的工程指的是案涉脚手架合同外的增项工程，且双方均已在该结算单中签字确认工程款数额，而安泰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以证明其另行向张菊支付此笔合同外增项的工程款，故张菊有权将此笔款计入案涉应付工程款中一并向安泰公司主张,而安泰公司主张在应付工程款中扣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工程应付工程款为7,202,784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依据查明事实认定安泰公司实际已付工程款为313万元，并无不妥。具体理由如下（1）从安泰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和单方制作的明细记载内容来看，该笔102,394.5元是伙食费（共3笔，转账支付）、材料费和人工费（共7笔，6笔转账，1笔现金）、电费（1笔，转账）和罚款（共9笔，8笔转账，1笔现金）的总额，然而安泰公司并未提供转账凭证以证明其实际支付了相应款项，且安泰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另两笔以现金方式支付的2011年6月21日收据和2011年8月16日罚款收据中的梁德鹏签字的真实性，同时安泰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亦未能提供大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罚没款收据原件，故一审判决未采信前述证据，并无不当；（2）即使曹胜军是案涉模板工程合同和案涉脚手架工程合同中张菊的委托代理人，亦曾代张菊从安泰公司领取过案涉工程款，且彭兴政是案涉模板工程的工人，但是安泰公司将其向二人借款共计26万元作为支付给张菊的案涉工程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未将此笔款项认定为已付款亦无不妥；（3）从安泰公司提供2010年9月16日收据、支票存根和2010年10月16日收据、支票存根（两笔合计598,847.32元）分别记载“模板增加材料补偿”和“长江杰座防护棚”的内容来看，该两笔款并非案涉模板工程合同和脚手架工程合同的项下工程款，而是合同外增项工程款，而张菊不仅认可收到此两笔款且未将该款项列入案涉应付工程款中，故一审判决未支持安泰公司将此作为案涉已付工程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如本院在查明事实所述，仅凭安泰公司提供以房抵项工程款1,302,989元的相关证据，并不能直接认定该房屋是安泰公司用以向张菊抵项案涉工程款，一审判决未作此认定，亦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案涉应付工程款数额和已付工程款数额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安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鉴于张菊在二审审理期间同意在欠付工程款中扣除由大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安泰公司作出的1万元处罚款，是其自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院予以尊重，即案涉工程欠付款数额变更为4,062,784元（7,202,784元-313万元-1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4）中民初字第214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4）中民初字第214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4）中民初字第21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大连安泰建设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张菊工程款4,062,784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张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2,760元，由张菊负担4826元，由大连安泰建设有限公司负担47,9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760元，由大连安泰建设有限公司负担47,710元,由张菊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霍 宏
审 判 员 吕 瑛
代理审判员 刘小南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任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