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1民终2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大林，男，1968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浩，贵州公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4106XXXX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树学，男，198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均贵，男，195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系邓树学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大军，男，197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
上诉人孙大林与邓树学、孙大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6）黔0122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上诉人孙大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原告孙大林与被告孙大军系兄弟，2015年10月10日14时50分许，二人父亲孙某因交通事故意外死亡。事故当时被告邓树学将其驾驶的贵Ａ×××××号轻型自卸货车停在息烽县小寨坝镇黑神庙至上寨村村通公路胡朝学家旁边垃圾池前装运垃圾，当时贵Ａ×××××号车车头朝下，车尾朝上停放，未在车轮放置三角木或石头，驾驶员邓树学下车到车尾看工人铲装垃圾的情况，大约十五分钟后，贵Ａ×××××号车向前滑行约33米将路边行人孙某撞摔倒后碾压，后冲到路边土坎上停下，造成孙某当场死亡，贵Ａ×××××号车损坏的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贵州省息烽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由邓树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2015年10月11日，被告邓树学在死者村委会及死者部分亲属、族中协调下与被告孙大军达成赔偿协议，约定邓树学一次性赔偿现金16.88万元以了结此事，事后死者家属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再要求邓树学赔偿，协议同时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签订协议后，被告邓树学给付了孙大军赔偿款16.88万元，因签订车损赔偿协议时，原告孙大林并未在场，也未在该协议上签字，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权利，遂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二被告于2015年10月11日签订的“车损赔偿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另，2001年4月19日，原告孙大林与被告孙大军签订分管字约，约定弟兄分家，二人父母由被告孙大军负责赡养、安葬，并由孙大军继承父母遗产，同时还对家庭内部财产等事项作了约定。原告孙大林在分管字约上特别注明：父母不能有任何理由找孙大林。
原判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五种：（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作为非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车损赔偿协议无效，应举证证明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或是二被告签订协议的行为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情形，但经查，被告邓树学作为肇事方，事故发生后，其虽然未与所有权利人协商赔偿事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邓树学无法完全知晓死者家庭的内部事宜，在孙大林与孙大军签订的分管字约上明确二人父母赡养、安葬、遗产等均由孙大军负责，基于此分管字约在农村的普遍性及效力性，并且在死者村委、家属及族中等多方协调与见证下邓树学与与孙大军签订车损赔偿协议并履行，邓树学主观上并不存在过错，二被告之间也不存在恶意串通，该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签订协议的双方，该协议应是有效的。此外，二被告达成的赔偿金额16.88万元，是按照交通事故理赔标准进行的赔偿，孙某死亡当时已年满77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孙某的死亡赔偿金只能计算5年，被告邓树学最终赔偿16.88万元与按照法律规定赔偿孙某家属应得的赔偿费用相比，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现邓树学已支付赔偿款给被告孙大军，协议已经履行，原告孙大林作为孙某的近亲属之一，其认为权益被侵犯，可以通过与孙大军等家庭成员内部协商分配赔偿款或民事诉讼途径予以解决。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15年10月11日签订的《车损赔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大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孙大林负担。
宣判后，孙大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确认二被上诉人签订的《车损赔偿协议》无效；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是，一、二被上诉人签署的《车损赔偿协议》是在未取得上诉人授权的情况下签订的，侵犯上诉人的财产权，应认定为无效。二、本案不是继承纠纷，不能适用《继承法》相关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作为孙某的近亲属，应当作为赔偿权利人，依法不能以任何理由予以剥夺该权利。三、本案涉及的合同效力为待定，其生效的要件为无权处分权人在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或者经权利人追认，本案中权利人拒绝追认该合同的效力，应确认该合同无效。四、被上诉人邓树学忽视他人权利，剥夺他人取得赔偿的权利，选择与被上诉人孙大军签订赔偿协议，是对上诉人权利的忽视。
被上诉人邓树学答辩称，事发当日上诉人在场，当时约定第二天去村委会协商赔偿事宜，是孙大林没有去。
被上诉人孙大军答辩称，我与邓树学签订的《车损赔偿协议》有效，孙大林是知情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事实，由当事人的陈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车损赔偿协议》、收条、《分管字约》、息烽县小寨坝镇上寨村民委员会证明以及医疗费票据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的《车损赔偿协议》是在死者孙某生前所在上寨村委会成员以及族人的协调下签订，且在协议签订时，孙大军作为死者直系亲属提供了与孙大林签订的《分管字约》，该《分管字约》明确约定了二人父母的“赡养、入土安葬、遗产均由孙大军所管、所有”，“孙大林不享受、不承担对父母的赡养和后事责任”，因此，孙大军有权代表死者家属与肇事者签订赔偿协议，肇事人邓树学也有理由相信孙大军能够代表死者家属签订协议。就赔偿数额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孙某死亡时已年满77周岁，故死亡赔偿金参照贵州省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71元计算5年为33355元，死者妻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同样为33355元，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26547元，合计为93257元，而邓树学赔偿给孙大军的数额为168800元，高于法定的赔偿数额。死者孙某生前年事已高，属于需被赡养之人，死者与其妻属于扶养关系，而孙大林本身已经成年且成家独立生活，应当对父母履行赡养义务，而不属于被其父母抚养之人，其无权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综上邓树学与孙某之子孙大军签订的《车损赔偿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故合法有效，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予以驳回。至于该168800元赔偿款中是否有孙大林应当享有的份额，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孙大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新
审判员 衷进全
审判员 姜彦宏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郭星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