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鄂0102行初71号
原告余敬。
委托代理人刘建民（一般授权代理），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邬利平，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进（特别授权代理），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远杰（特别授权代理），系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余敬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岸公安分局）公安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4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江岸公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唐玲莉和人民陪审员刘钢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敬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建民，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刘进、刘远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因认定原告余敬于2016年2月7日在北京地区进行非法上访，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于2016年2月14日对其作出岸公（后）行决字（2016）2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行政拘留十日。
原告余敬诉称，其位于江汉区红旗村六巷25号房屋于2010年8月被强拆，至今未能得到赔偿。其于2016年2月3日进京正常上访，武汉市驻京办工作人员安排其住进莱茵之家酒店。同年2月7日，宾馆向其告知因驻京办所交费用已经用完，故其不能继续在宾馆入住。因原告余敬身上的钱不多，同时因过年放假找不到驻京办工作人员，情急之下原告余敬前往马家楼救济中心求助食宿，直到后湖街办事处于同年2月13日将其接回武汉。这就是原告余敬于2016年2月7日进京上访的全部经过。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经查，余敬于2016年2月7日在北京非法上访，被当地派出所当场查获。该决定书内容不实，系无中生有。原告余敬的房屋被强拆已达五年多，公安机关没有立案侦查，没有缉拿犯罪嫌疑人，反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给作为被害人的原告余敬，对其处以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原告余敬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岸公（后）行决字（2016）2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余敬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岸公（后）行决字（2016）2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用以证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2、《解除拘留证明书》，用以证明该行政处罚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
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辩称，原告余敬曾多次到北京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予以训诫，（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037号行政判决书和（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485号行政判决书均予以认定。2016年2月7日，原告余敬再次到北京中南海地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查获，因原告余敬的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2016年2月14日，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和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余敬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原告余敬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事实有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余敬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岸公（后）行受字（2016）760号《受案登记表》；2、岸公（后）行决字（2016）2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1、2用以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3、岸公（后）行传字（2016）27号传唤证；4、岸公（后）行传通字（2016）308号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5、岸公（后）行拘通字（2016）307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3-7用以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8、查获经过；9、对余敬制作的询问笔录；10、武汉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11、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后湖街道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12、训诫书，证据8-12用以证明原告余敬的违法事实；13、余敬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用以证明原告余敬的身份。
经庭审质证，原告余敬对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案发地是在北京市，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治安案件应当由违法行为地机关管辖，且中央政法委在2012年就明确规定，进京上访的案件应当有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否则地方公安机关没有处罚权，故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本案没有处罚权；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传唤证并未向原告余敬送达；对证据4认为原告余敬的家属并未收到，签发时间和拘留时间只隔几个小时，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5不清楚该文书是否向其家人进行过送达，在法院向其送达该份证据材料前未见过该份通知书；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没有向其宣读告知笔录中的内容，上面也没有原告余敬的签字，且告知笔录中亦未告知处罚的具体内容，故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对证据7认为其没有收到该文书，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查获经过不符合事实，应当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查获再移交给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故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的查获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笔录上没有原告余敬的签字，且不能证明原告余敬系在北京非法上访；对证据10的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情况说明中只说明原告余敬在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并未说明其是非法上访，不能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12，认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已经依据这份训诫书对原告余敬实施过一次行政处罚，此次再将该份训诫书作为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一事不再罚的规定；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余敬的住所地是江汉区红旗村6巷15号，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经庭审质证，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余敬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余敬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能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并已执行完毕。
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能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余敬现居住在本市江岸区金桥大道绿色新都201栋2单元801室。因其家庭所有的位于本市江汉区红旗村六巷25号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原告余敬于2016年2月7日、8日到北京中南海地区上访，两次被北京警方送马家楼分流中心。同年2月14日，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办事处将原告余敬移送至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下属的后湖街派出所，后湖街派出所即依法对其进行传唤并询问调查。经调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认为原告余敬于2016年2月7日在北京进行非法上访，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秩序，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经向原告余敬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陈述及申辩权利，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于2016年2月14日向其作出并送达岸公（后）行决字（2016）2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行政拘留十日，并于同年2月14日至2月24日期间将其送至武汉市第一拘留所执行拘留。因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原告余敬诉至本院，诉请如前。
另查明，本市江汉区红旗村六巷25号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原告余敬曾于2014年10月20日到北京市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依法进行训诫，次日，原告余敬被送回武汉市，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石桥派出所即依法对其进行口头传唤并询问调查，经调查后，认定其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地点上访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于2014年10月21日向原告余敬作出并送达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并已执行完毕。2016年1月14日，原告余敬再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反映其房屋拆迁补偿问题，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依法进行训诫。次日，后湖街道办事处将原告余敬移送至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下属的后湖街派出所，后湖街派出所即依法对其进行传唤并询问调查。经调查后，认定原告余敬在北京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法上访，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秩序。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于2016年1月15日向原告余敬作出并送达岸公（后）行决字（201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行政拘留十日，并已执行完毕。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对原告余敬因其房屋拆迁补偿问题进京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治安案件负责并享有管辖权。中南海周边地区并非信访接待场所，原告余敬因个人诉求多次到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扰乱了中南海周边地区的公共秩序。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调查收集了原告余敬于2016年2月7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严重影响中南海周边地区正常公共秩序等证据材料，并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前依法对其进行了调查询问，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敬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余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薇
审 判 员 唐玲莉
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