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05民终7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斌，男，汉族，无职业。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兰，女，汉族，无职业。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琳，女，汉族，无职业。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衡，男，汉族。
法定代理人周琳(系李建衡母亲)，身份证号2305211987********，女。
李文斌、李玉兰、周琳共同委托代理人于艳春。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芹，女，汉族，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张晓玲。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刘铁锋，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裴华溢，男，汉族。
上诉人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李建衡、李亚芹、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集贤县人民法院（2015）集商初字第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李建衡的法定代理人周琳、李亚芹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晓玲、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裴华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11月27日2时许，被告李亚芹雇佣的司机殷跃强醉酒驾驶李亚芹所有的黑JTA4**号大众牌小型轿车（出租车），在集贤县福利镇福双路由南向北超速行驶至福双路立交桥南侧桥头21米处时，未确保安全、向道路左前方改变行驶方向行驶79米越过道路中心实线驶入逆向车道，与在福双路由北向南张方多饮酒驾驶、超速行驶的黑JT52**号夏利牌小型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黑JT52**号车辆驾驶人张方多及乘车人张婷婷死亡、黑JTA4**号车辆驾驶人殷跃强及乘车人李艳超和王鑫琪死亡。2015年12月10日，集贤县公安交警大队作出集公交认字[2015]第11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殷跃强负事故全部责任，其他人无责任。李文斌和李玉兰系死者李艳超的父母，周琳系李艳超的妻子，李建衡系李艳超的独生儿子。另查明，黑JTA4**号车辆的乘车人王鑫琪和李艳超并非支付交通费性质的乘客；黑JTA4**号车辆在第三人双鸭山人寿财险投保了附加有司乘人员责任保险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其死亡责任限额为每人每座25万元，单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不得超过125万元。
原审判决认为，李亚芹虽然是黑JTA4**号车辆的所有人，但四位原告提供的询问笔录中，并没有李亚芹自认雇佣殷跃强的记载，故不能以此来证明二人为雇佣关系；李亚芹的证人证言不能直接证明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的关系，而其他人的交易方式和习惯并不必然适用于李亚芹和殷跃强之间，故也不能以此来证明二人为租赁关系。因此，对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如下：李亚芹作为车辆所有人，其购置出租车辆从事营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车辆是其从事经营的最主要的工具，车辆结合驾驶人员的劳动构成完整的经营设施，即车辆结合驾驶人是为李亚芹获取经济利益服务的，这种经营活动最本质的特征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在车辆所有人和驾驶人分离的情况下，最普遍、最基本，也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营模式是所有人雇佣驾驶人员；而出租车辆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经营利润让渡给承租人（即驾驶人员），从而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的经营方式，相对于雇佣方式而言，其更具有特殊性；另外，李亚芹和殷跃强之间的交易方式，在殷跃强死亡的情况下，只有李亚芹一人最为清楚，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主张租赁方式的一方，李亚芹要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而殷跃强使用车辆过程中，其如何使用并不能决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则李亚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应当认定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为雇佣关系。综上所述，四位原告要求被告李亚芹以雇主的身份对其雇员殷跃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的案由应当为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据此，李艳超在乘坐李亚芹的车辆时，因李亚芹雇佣的司机殷跃强的过错而死亡，李亚芹应当对四位原告因李艳超的死亡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形成的客观事实认定及责任划分的书面表现形式，属于证据范畴，而非民事赔偿的依据，李艳超作为一名正常的、具有驾驶经验的成年人，其应当知道司机饮酒后驾驶车辆产生交通事故的几率会有所增加，而李艳超在明知殷跃强饮酒的情况下，依然乘坐由殷跃强驾驶的车辆，其自愿将自己置于一个相对较为危险的环境当中，其本人对于损害结果的产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故根据本案的事实综合考量，对于四位原告的合理损失应当由李亚芹承担70%的赔偿责任；殷跃强基于雇佣关系而不对四位原告承担责任，则其继承人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案外人李刚虽在事发前与殷跃强一同饮酒，但李刚对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及损害结果的产生均没有因果关系，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李亚芹认为本案遗漏主体，要求殷跃强的继承人与李刚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李亚芹的事故车辆在第三人双鸭山人寿财险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而该险还附加了司乘人员责任保险，李艳超在乘坐投保车辆时死亡，李亚芹申请追加了双鸭山人寿财险作本案的第三人，四位原告亦要求双鸭山人寿财险承担赔偿责任，故双鸭山人寿财险应当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四位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双鸭山人寿财险主张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免责条款是否适用的问题。双鸭山人寿财险主张，根据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在未向旅客赔偿前，其作为保险人不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殷跃强有重大过失，双鸭山人寿财险不负赔偿责任。李亚芹的车辆投保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有司乘人员责任保险，上述条款是针对乘车旅客的约定，而且是格式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据此，结合李艳超的乘车人身份，应当认定该免责条款不适用于李亚芹。四位原告的各项合理损失为：一、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我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609元/年，故李艳超的死亡赔偿金应为452180元（22609元/年×20年）；二、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我省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036元，故李艳超的丧葬费为22018元（44036元/年÷12个月×6个月），此项赔偿款应当给付李文斌、李玉兰、周琳三人；三、李建衡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事故发生时，李建衡为2周岁，为城镇户口，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我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为131736元[16467元/年×（18周岁－2周岁）÷2人]；四、李玉兰的赡养费：李玉兰主张为164670元，计算方法与被扶养人生活费一致。《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赡养费不在上述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此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另外，事故发生时，李玉兰55周岁，李玉兰未提供任何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据，李玉兰也不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故对于此项主张不予支持；五、精神损害抚慰金：《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本地生活水平综合考量，李艳超的死亡赔偿金以5万元为宜；六、交通费：四位原告主张为4000元，四位原告提供了李艳超亲属的2张汽车客票和6张火车客票以及部分无起始时间和地点、无人数的出租车发票。交通费应当为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合理的交通费，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办理丧事的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等相符合。四位原告提供的交通费票据不足以证明其合理的交通费支出情况，且亲属探视的交通费无法律依据，故对此项主张不予支持；七、尸检费：四位原告主张为1200元。《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四位原告主张的尸检费不在上述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此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以上共计655934元。
综上，李建衡个人的合理损失为被扶养人生活费131736元；李文斌、李玉兰、周琳三人的合理损失为丧葬费22018元；四位原告共同的合理损失为502180元。应由李亚芹赔偿：李建衡92215.20元（131736元×70%），赔偿李文斌、李玉兰、周琳三人共计15412.60元（22018元×70%），赔偿四位原告共同损失共计351526元（502180元×70%）。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李亚芹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赔偿原告李建衡人民币92215.20元，赔偿原告李文斌、李玉兰、周琳三人共计人民币15412.60元，赔偿五位原告共同损失351526元；二、第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及附加的司乘人员责任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李建衡、李文斌、李玉兰、周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29元、财产保全费510元，共计5139元（四位原告均已缓交），由被告李亚芹承担。
原审判后，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李建衡共同上诉称，原审认定李艳超承担一定过错缺乏证据及法律依据。1、殷跃强驾驶的出租车是营运车辆，虽然殷跃强与李艳超是朋友在一起喝酒，李艳超乘坐殷跃强驾驶的出租车，但殷跃强没有将李艳超送到目的地，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付费与不付费谁能知晓？而原审法院认定李艳超是无偿的乘车缺乏证据。殷跃强驾驶车辆系上诉人李亚芹所有，殷跃强负事故全部责任，李艳超与出租车形成了客运合同关系，殷跃强构成违约，车辆的所有人李亚芹应承担违约的赔偿责任。2、殷跃强是上诉人李亚芹雇佣的司机，殷跃强是给李亚芹提供劳务者，李亚芹是接受劳务者，故殷跃强与李亚芹之间存在过错赔偿的责任比例划分，李艳超是乘车人，李艳超与李亚芹之间不存在过错责任比例划分。原审法院认定李艳超对于损害的结果存在一定过错承担30%的过错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判令：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李亚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及附加的司乘人员责任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上诉人李亚芹针对上诉人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李建衡的上诉请求答辩称，1、通过交警队卷宗得知殷跃强从白班司机李玉文处接车后并没有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而是交给王鑫琦代为营运，殷跃强对该车辆享有支配权，不受车主监督和管理，殷跃强交车后与李刚、李艳超共同喝酒，从晚5点半连续喝到第二天凌晨1点40分，殷跃强是醉酒后从王鑫琦处接过车辆在驾驶时导致五人死亡的后果，无论殷跃强与车主是何种关系，殷跃强醉酒驾驶导致的违法行为，车主都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殷跃强的违法行为其导致的民事赔偿后果，不应由车主承担。2、上诉人李文斌等人主张殷跃强与车主系雇佣关系，如果雇佣关系成立前提是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导致他人损害，车主才承担责任，结合本案殷跃强完全是个人行为，事发时车上乘车人李艳超、王鑫琦并非是支付交通费的乘客，殷跃强的行为完全是私活，殷跃强行为与车主没有关联性，李艳超作为成年人并且具有驾驶经验的人，与殷跃强一起饮酒明知殷跃强是醉酒情况下，还驾车将自己置于危险中是有一定过错的，殷跃强明知自己饮酒还驾驶车辆对其导致的后果应当承担责任，综上殷跃强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的事故，所以雇主不应当承担责任。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针对上诉人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李建衡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本案因驾车人殷跃强与乘车人李艳超均在事故中死亡，根本无法确认双方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在上诉人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时李艳超与殷跃强是一同饮酒的朋友，不是陌生人，按照基本常理判断，事发时殷跃强有车辆，而李艳超需要乘车回家，作为朋友来讲，殷跃强驾车送李艳超回家是一种朋友间好意施惠的常态，合乎情理，既然是好意施惠，就不属于客运营运活动，也就不属于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范围，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李艳超作为正常成年人对饮酒过量所引起的后果应该有充分认知，及李艳超对殷跃强醉酒驾车可能出现危险应当预知，且有义务提示、劝阻，在劝阻无效时，应选择其他方式自行回家，而不应乘坐醉酒后无法控制支配行为人驾驶的车辆，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故本次交通事故，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
上诉人李亚芹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认定车主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为雇佣关系是错误的，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是租赁关系。李亚芹系黑JTA4**号大众牌小轿车的车主，（李玉文白天经营该车辆，每天向李亚芹交纳100元租金），殷跃强晚上经营该车辆，每天向李亚芹交纳80元租金，其余经营收入全部归殷跃强所有，该行为系李亚芹将机动车在一定时间内交付承租人殷跃强使用、收益，李亚芹作为机动车所有人收取租赁费用，不提供驾驶劳务的行为。从人身依附角度看，李亚芹提供出租车及营运资质，殷跃强从白班经营人李玉文处接车后自行安排出车时间、运行路线，殷跃强在晚上经营期间不受车主的指示、管理，也不在车主的监督下进行经营活动，车主对殷跃强经营活动不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从出租车运行控制角度看，出租车运行期间是殷跃强控制和支配，其危险来源于出租车驾驶行为，危险控制人不是车主李亚芹。从出租车运行利益角度看，殷跃强依靠出租车获利，而非车主李亚芹支付其劳动报酬。另案中第三人谷庆利（黑JT552**出租车车主）与张方多之间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其内容也是司机向车主交租金，李亚芹虽没签订合同，但不能因为李亚芹与殷跃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就认定是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与履行职务有关联系的活动，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李亚芹与殷跃强是雇佣关系错误。被上诉人主张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是雇佣关系，但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交的书证、人证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是租赁关系。所以本起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车主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起事故是因殷跃强驾驶车辆未确保安全、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超速、逆行导致的，殷跃强负此起交通事故全部责任。殷跃强作为成年人，又是具有驾驶资格和驾驶经验的人，应当知道醉酒驾驶的危险性，无论殷跃强与车主是什么关系，殷跃强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殷跃强已在事故中死亡，否则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被上诉人遗漏殷跃强继承人为诉讼主体，应由其继承人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承担赔偿责任。另外，通过交警队的卷宗，事故发生当晚是李刚宴请殷跃强、李艳超一起饮酒的，李刚有义务将其两人安全送回家，所以李刚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责任，应是本案被告。三、在本起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张多方饮酒驾驶车辆超速行驶是违法行为”，事故认定书只是一种证据，并不是民事赔偿的依据。张多方也是饮酒超速行驶，所以对本起事故所导致的民事赔偿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张方多驾驶的黑JT552**出租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保险、道路客运人责任保险，该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李艳超明知殷跃强醉酒，依然乘坐车辆，其本人对损害结果的产生存在一定过错，但一审法院认定其承担30%的责任过轻。五、此起事故车主无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车主李亚芹所有的黑JTA4**号大众牌小轿车是2013年7月购买的车辆，车辆本身没有任何安全隐患，完全符合相关标准具有营运资质。车主为降低该车辆在租赁期间的风险在人寿财险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商业保险、承运人保险。保险公司应在赔偿限额内赔偿，车主李亚芹已尽注意义务，核实了殷跃强具有有效的驾驶证、上岗证。所以李亚芹提供租赁物及对承租人的选择上均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5）集商初字6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诉人不予赔偿各被上诉人各项损失；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李建衡针对上诉人李亚芹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我们认为被上诉人李亚芹与司机殷跃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其理由有两点，一、上诉人李亚芹自述殷跃强晚班经营上诉人所有车辆，每天向李亚芹交80元租金，其余经营收入都归殷跃强所有，原审中被上诉人李亚芹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李亚芹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直接证明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系租赁关系，而当地其他人交易方式和习惯，不能必然适用于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因此被上诉人李亚芹无证据证实与殷跃强之间存在租赁关系。二、殷跃强驾驶的车辆所有人为李亚芹，李亚芹实际出钱购买该车辆强险、商业保险，被上诉人李亚芹为了避免营运风险购买出租车商业保险具体数额，殷跃强只是晚班司机其他时间的经营管理都是被上诉人李亚芹决定，不难看出李亚芹对该车辆具有实际支配和控制权，被上诉人李亚芹经营出租车是运营活动，目的是获取更大利益，原审根据机动车主体认定“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标准，认定被上诉人李亚芹与殷跃强是雇佣关系，认定事实正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这一事实并无不当之处，希望二审支持我们上诉请求，驳回李亚芹上诉请求。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针对上诉人李亚芹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无论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租赁关系，均应受李亚芹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约束，一方面本次交通事故，殷跃强不是在从事客运活动中发生的，不属于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范围，另一方面殷跃强醉酒驾驶属重大过失行为，无论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及其他车辆保险中均属于免赔情形，保险公司不应对本次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因死者李艳超在乘坐殷跃强驾驶车辆时不是旅客而是乘客，不能按照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获得赔偿。二、原审法院法律关系适用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李建衡提起的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而李亚芹与上诉人保险公司之间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属于合同行为，两个法律关系完全不同，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在合同范围内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判令：1、撤销（2015）集商初字第6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重新改判；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上诉人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李建衡针对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上诉人保险公司辩称我们是乘客不是旅客，不应适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是错误的，该车辆为营运车辆，在路上进行运营行驶，李艳超乘坐车辆就是车辆的乘客，与付费不付费没有关系，原审法院认定适用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是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保险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李亚芹针对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李亚芹作为车主将肇事车辆在人寿险投保道路客运承运人保险，李艳超作为乘车人无论是否交付了交通费均不影响其作为乘车人的身份，在事故中李艳超死亡，保险公司应将25万元的赔偿金直接给付上诉人李文斌等人，对该部分赔偿李亚芹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该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保险公司并没有向李亚芹做出书面免责条款提示，其免责条款对车主李亚芹无效。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李建衡主张李艳超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30%的过错责任以及上诉人李亚芹主张李艳超承担30%的过错责任过轻的问题。因李艳超明知司机殷跃强醉酒驾驶车辆，仍然乘坐该车辆，其自愿将自身置于危险情况之下，李艳超对损害产生的结果具有过错，原审判决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事实继而认定李艳超承担30%责任并无不当。
上诉人李亚芹主张其与殷跃强之间系租赁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李亚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为殷跃强已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李亚芹作为车辆所有人及经济利益归属人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李亚芹未举示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李亚芹主张殷跃强的继承人应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李刚也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因一审审理过程中并未追加殷跃强的继承人及李刚作为诉讼参加人，二审中上诉人李亚芹提请追加诉讼主体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主张李艳超不是旅客而是乘客，不应按照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赔偿，因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9,499.00元（其中上诉人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李建衡预交4,629.00元，上诉人李亚芹预交3,120.00元，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预交1,750.00元），由上诉人李文斌、李玉兰、周琳、李建衡承担4,629.00元；由上诉人李亚芹承担3,120.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承担1,75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永春
审 判 员 李 曌
代理审判员 霍 拓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乔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