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天民初字第02720号
原告彭树清，男，汉族，1977年9月4日出生。
原告黄峥嵘，男，汉族，1969年8月9日出生。
以上两原告委托代理人彭可君，男，汉族，1949年4月27日出生，住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街道桂井村秧塘组，系彭树清之父。
被告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街道大托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大托村。
法定代表人张燚，主任。
委托代理人邹浩，湖南湘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彭树清、黄峥嵘诉被告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街道大托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托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贵平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耀华、杜娟参加审理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彭可君以及被告大托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张燚及委托代理人邹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诉称，为响应政府号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养殖业，增加农民收入，2003年7月，原告黄峥嵘与被告大托村委会签订了发展大围子良种猪及解决猪栏合同。由于湘江防洪道路工程的需要，上述猪栏被拆除。就拆迁补偿款的分配事宜，原告方与被告于2007年9月28日达成分配协议，约定黄峥嵘向村委会上交1万元，另向所租场地排棚子组上交补偿款的10%资金，扣除已收两项费用后国家征收的拆迁补偿款归原告方所有。但是天心区国土资源局的拆迁补偿款有36万余元，可该拆迁补偿款打至被告账户后被告实际只支付给原告27万元，被告从中克扣了9万元。两原告认为，被拆迁猪栏系原告承担建房费用所建，被告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以外截留原告本应得到的拆迁补偿款系侵权行为，被告理应承担返还责任。直至2011年1月30日，被告最后一次向原告付款2300元。2013年1月，原告主动与被告村干部主动找其调解协商未果，现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特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5万元（暂要求返还5万元，以实际查明的为准）。
被告大托村委会辩称，本案拆迁的事实发生在2007年，最后一次付款的时间是2008年12月10日，两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两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拆迁补偿款是36万元，被告从拆迁单位征地拆迁事务所领取的针对两原告的拆迁补偿款仅仅只有27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已于2008年按相关协议规定全部付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两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关于申请办理发展大围子良种母猪及解决猪栏的报告，证明两原告系合法批建猪栏；
证据2、关于发展大围子良种母猪及解决猪栏合同，证明原告方与被告签订修建猪栏合同；
证据3、关于湘江防洪道路工程彭树清猪舍拆迁补偿分配协议，证明原告方与被告签订拆迁款的分配协议；
证据4、领款单、欠条、证明，证明原告方最后一次领款时间为2011年1月30日，2013年1月原告方和村干部一起吃饭协商未解决。
被告对原告方的证据质证如下：对原告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2、3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其中2011年元月30日的领款单没说明是什么款项，领款人是彭可君不是本案原告，借条上是彭可君的签字，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作证，从证据内容上看存在严重瑕疵，2013年1月16日彭可君请某某吃饭特此证明，是当天吃了晚饭之后马上出具的证明，而且饭店老板是如何知道他们是在商量什么事情，所以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有异议。
被告大托村委会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付款凭证，证明付款26万余元，最后一次付款的时间是2008年12月10日；
证据2、房屋面积及计算说明、房屋拆迁补偿表、集体设施及其他补偿表，证明补偿款金额是273575.97元；
证据3、村委会的会议记录，证明就彭树清猪舍补偿款的分配村委会做出决议。
原告方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村里扣了我1万元，组里扣了2万多元，我方没领到27万元。
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的领条，因无领条的原件证实且该领条系原告方自己所写，领条上又无领款内容的记载，故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证据4中饭店老板出具的证明原告方曾请被告村干部吃饭协商该案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对于被告方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结合双方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两原告系牲猪养殖专业户，2002年6月3日原告方提交了《关于申请办理发展大围子良种母猪及解决猪栏的报告》，报告中写明彭可君“因现有母猪舍不够，急需分栏，想兴建猪栏，今有彭树清、黄峥嵘有意和我合作，他们有养殖基地，自愿作为分场，前来请求批准办理”，原告所在的桂井村委会和被告所在的黄合村委会、附近的兴隆村委会以及大托镇农业办均在该报告上签署意见同意设立分场。两原告与被告大托村委会于2003年7月1日共同签订了《关于发展大围子良种母猪及解决猪栏合同》，该合同约定：1、大托村委会提供排盆组和场地，场地租金的费用和建房一切费用都归两原告承担。2、年限暂租10年，从2003年7月至2013年6月30日前三年不交村费用，从2006年7月起，每年交一万给村上，以后每年递增10%的租金。3、如遇国家征收，猪场的一切费用归两原告所有，由两原告拆回家，与组上无关。征收费一并汇入被告账上，由被告扣除应上交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款后，余款全部归两原告领取。4、如遇国家征收，两原告给征收总金额的10%给组上。
因湘江防洪道路工程项目需要，两原告修建的上述猪舍被征收，2007年7月予以拆除。根据被告提供的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天心区分局征地拆迁事务所有关两原告所建的大托村养猪场的房屋拆迁补偿明细资料的记载，两原告修建的大托村养猪场应获补偿明细如下：1、集体设施补偿68695.97元、2、房屋拆迁补偿：砖混部分面积352平方米，补偿单价320元/平方米，补偿金额112640元；砖木结构部分房屋面积355平方米，补偿单价240元/平方米，补偿金额85200元），另外安全拆迁奖352平方米×20元=7040元，以上房屋拆迁补偿金额共计204880元。以上1、2项合计补偿金额273575.97元。拆迁过程中，由大托村委会统一与天心区土地管理事务所签订统一的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大托村委会统一领取拆迁补偿款以后再转付给原告等实际被拆迁户。
2007年9月28日，原告彭树清与被告大托村委会签署了《关于湘江防洪道路工程彭树清猪舍拆迁补偿分配协议》，该分配协议约定：1、根据原合同协议第2条，彭树清向村委会上交1万元；2、彭树清向所租场地排盆子组上交补偿款的105%资金（原合同第4条）；3、根据原合同第3条，国家征收的总额资金除去上述2条款项，余款归彭树清所有。以上分配协议签订以后，原告方从被告处领取款项如下：2007年9月28日5万元，2007年10月17日领取120000元，2007年10月23日领取3万元，2007年11月14日领取1万元，2007年11月21日领取1万元，2008年5月21日领取24000元，2008年12月10日各领2218.47元，合计领款246218.47元。除此之外的拆迁补偿款17357.5元由被告交给排盆子组，另1万元上交给被告大托村委会。
另查明，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到天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查看并摘抄了2007年8月31日天心区土地管理事务所与大托村委会签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该协议载明大托养猪场集体设施补偿68695.97元，养猪场房屋拆迁补偿204880元。
本院认为，根据天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提供的两原告修建的大托养猪场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补偿总金额共计273575.97元，其中设施补偿款68695.97元，房屋补偿款204880元。对于以上拆迁补偿款的分配，原告方与被告两次达成了协议，协议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原告方已经从被告处领取了各种款项246218.47元，有相应领款凭证证实。此外被告交给排盆子组17357.5元，上交给被告村委会1万元，系按照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的约定上交给组上和村上的补偿款，应该由原告方领取的补偿款项都已经领取完毕，被告没有截留原告方的补偿款项，双方已经按照双方约定的协议内容履行完毕，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了结，原告方再要求被告支付款项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方质疑总的补偿款项不只有273575.97元的问题，经本院多次向天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了解并查看大托村委会与该所的总的《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上明确记载了属于大托养猪场的设施补偿款为68695.97元，房屋补偿款204880元，属于两原告的大托养猪场部分面积的补偿款确实只有273575.97元，原告质疑补偿金额超过了273575.97元不能提交相应证据证实，经本院调查也不能证实该事实，对于原告方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彭树清、黄峥嵘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50元，由两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贵平
人民陪审员 黄耀华
人民陪审员 杜 娟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代理书记员 邹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