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21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家林，男，1959年5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连荣（吴家林之母），1932年2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吴世万（吴家林之父），1933年12月3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天翼（曾用名吴×），男，1986年7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唐鹏，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家林因与被上诉人胡天翼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12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家林及其委托代理人赵连荣、吴世万，被上诉人胡天翼之委托代理人唐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2月，胡天翼起诉至原审法院诉称：我原名叫吴×，系吴家林之子。我母亲胡×与吴家林于2003年5月离婚，我由胡×负责抚养成人。2005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对×地区危旧房进行改造，因我与吴家林均为符合条件的拆迁安置对象，才可以获得拆迁安置房屋一套，即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当时对于拆迁安置的细节我并不知情，后来才得知2009年7月8日，吴家林与×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订《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以下简称《就地安置合同》），合同约定安置人口为我与吴家林，吴家林自愿购买就地安置的涉案房屋。由此可见涉案房屋是安置我和吴家林两个人的，我和吴家林对于该套房屋应当共同享有所有权。此外，胡×与吴家林离婚后，我曾与胡×共同生活，后我租房居住或借住在同学家。胡×再婚后，我也到了适婚年龄，谈对象多年由于我无房可住，导致我迟迟不能结婚。同时由于拆迁安置，我已经丧失了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没有资格申请经济适用房的购买指标，这对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现在我急需在涉案房屋内有一个容身之所，但吴家林将涉案房屋自2009年7月8日一直出租至今，全部的租金收益也都由吴家林一人持有。而我却不得不借住同学家或租房，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故我诉至法院，要求确认1.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为我与吴家林共同所有；2.我居住使用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中较小的一间卧室。
吴家林辩称：我不同意胡天翼的诉讼请求。我是涉案房屋唯一合法所有权人，涉案房屋与胡天翼无关。我作为唯一合法买受人与开发商签订了《就地安置合同》及《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购房合同》（以下简称《购房合同》），并由我本人全额支付了购房款。胡天翼并非《就地安置合同》及《购房合同》的买受人，因此，更不可能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涉案房屋来源于我母亲房屋的拆迁安置。在我与胡×离婚之后，我母亲享有所有权的房屋被列为拆迁范围。开发商给予我母亲两套安置房，我母亲将其中的涉案房屋给了我，并指定我作为唯一的权利人与开发商签署了《就地安置合同》及《购房合同》，我从而合法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2003年，我与胡×离婚后，胡天翼判由胡×抚养，但胡天翼的户口一直空挂在我母亲原来的房屋处，没有迁走。因此按照户口，胡天翼只是作为一个安置人口，但胡天翼并未在我母亲的房屋居住。安置细则规定一个户口有15平方米的平价优惠，即每平方米1560元，超出部分是每平米3750元，也就是说一个户口有3万元的优惠。签订《购房合同》后，我就把3万元补偿款给了胡天翼。当时我并不知道胡天翼自己已经购买了房屋，不需要安置。而且我与胡×离婚时也给过他们母子房屋，胡×及胡天翼均有自己的房屋。此前，胡天翼曾提起过诉讼，主张居住涉案房屋。但经过一审、二审以及再审后，均驳回了胡天翼的诉讼请求。我与胡天翼关系不睦，没有共居关系，也不往来。胡天翼把自己的姓都改了，双方的父子关系已经名存实亡。所以我不同意胡天翼对涉案房屋主张任何权利。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涉案房屋系吴家林与×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并出资购买的，胡天翼要求确认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3）朝民初字第19068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胡天翼作为被安置人口之一，确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关权利。胡天翼此前一直随其母生活，但其现已成年，其母亦再婚，为方便生活，其主张以居住使用的方式行使其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并无不妥。依据查明的事实，胡天翼一直为修复双方的父子关系进行努力，表达了愿与吴家林和睦相处的愿望，而吴家林长期居住他处并将涉案房屋对外出租，其以双方关系不睦为由，拒绝胡天翼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理由不能成立，法院无法支持。故胡天翼要求居住使用涉案房屋小卧室之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吴家林与胡天翼之母离婚，但胡天翼与吴家林之间的父子关系是永恒亦是割舍不断的。胡天翼作为晚辈以其行为和态度表达了修复父子关系的愿望，吴家林作为长辈亦应珍惜这份感情，使双方能够相互理解、彼此宽容，建立和睦良好的家庭氛围，以享幸福快乐的老年时光。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判决：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中的小卧室由胡天翼居住使用，该房屋公用部分由双方共同使用；二、驳回胡天翼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吴家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驳回胡天翼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其理由为：本案同样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胡天翼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不应予以支持；胡天翼在我与胡×离婚后没有在被拆迁房屋居住过，其对被拆迁房屋不享有居住权利。胡天翼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胡天翼曾用名为吴×，系吴家林之子。胡天翼之母胡×与吴家林于2003年5月经法院判决离婚，胡天翼判由胡×负责抚育，吴家林每月给付抚育费600元。
原朝阳区×1号房屋原系吴家林父母取得，吴家林及胡天翼的户籍均在该房屋内。2009年，该房屋所在地区进行危房改造，吴家林于同年7月8日作为乙方与甲方×公司签订了《就地安置合同》，内容为：乙方在京棉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2间，使用面积0平方米，建筑面积0平方米，应安置人口2人，分别为吴家林、吴×，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京棉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号房，建筑面积92.62平方米（两居室），实际购房金额271856.64元。2010年10月22日，吴家林与×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明确×号房实测建筑面积为93.2平方米，应交购房款为273966.82元，扣除各项应扣款项后，实际应支付217164.82元，吴家林支付了全部购房款。
2013年4月，胡天翼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居住使用涉案房屋。原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1906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胡天翼为被安置人口，其享有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但考虑到胡天翼目前并非除涉案房屋外无地方居住；双方关系不睦且诉前发生过纠纷；胡天翼与吴家林一直未形成共居关系等情况，认为胡天翼享有权利的方式不宜为居住使用权，鉴于胡天翼明确表示不要求给付相应的款项，故本案中不便处理，胡天翼可另行主张。综上，驳回了胡天翼的诉讼请求。后胡天翼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此后，胡天翼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认为鉴于胡天翼父母离婚后十年期间，胡天翼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且当其与吴家林协商诉争房屋的居住问题时，双方曾发生肢体冲突，又因胡天翼除诉争房屋外尚有其他房屋可以居住，故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所作处理并无不当。据此，驳回了胡天翼的再审申请。
二审诉讼中，胡天翼称其名下商用房已转卖他人，并提供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吴家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合同上的买受人与胡天翼具有亲属关系，且胡天翼未提供网签合同及契税凭证，不能证明该合同已实际履行。
吴家林为证明双方关系并未改善，提供了多张涉案房屋的照片，照片显示房屋大门及旁边墙壁上被他人用红色油漆涂写：此房是国家安置我的，不租！违者后果自负！！胡天翼的质证意见为该照片不能证明涂写油漆的人是胡天翼。
上述事实，有（2013）朝民初字第19068号民事判决书、（2013）二中民终字第15722号民事判决书、（2014）高民申字第02232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系吴家林与×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并出资购买的，在此情况下，原判驳回胡天翼要求确认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的诉讼请求，处理妥当。
对于胡天翼要求居住涉案房屋小间卧室的诉讼请求。经查，双方就涉案房屋使用权问题已经进行过诉讼，胡天翼的诉讼请求已经被生效判决驳回，在没有新的事实及理由的情况下，胡天翼再次就房屋居住使用问题提起诉讼，缺乏依据，法院就该项诉讼请求不应予以处理。另外从案件实体情况看，被拆迁房屋原属于胡天翼的祖父母，房屋于2009年被拆迁，而胡天翼早在2003年即已因父母离婚被判决由其母亲胡×抚养，其在房屋被拆迁前没有与其祖父母或其父吴家林形成共居关系。现房屋被拆迁，吴家林基于胡天翼的户口在被拆迁房屋内未迁出这一事实，享受了国家优惠政策购买房屋，胡天翼亦基于此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关权益，但其权益不宜体现为居住使用权，故胡天翼之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原判支持胡天翼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且与生效判决相悖，故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吴家林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1207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胡天翼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胡天翼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胡天翼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薛 妍
审 判 员 赵 霞
代理审判员 孙承松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杜超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