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海南二中行初字第81号
原告儋州市三都镇三都村民委员会三都墟第二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唐启亮，组长。
原告儋州市三都镇三都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陈业耿，组长。
以上两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圣哲，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娟，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林东，市长。
委托代理人何发亮，儋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唐符力，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法规科负责人。
第三人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干冲办事处新都居委会昌文居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唐启刚，组长。
第三人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干冲办事处新都居委会槟榔居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唐光国，组长。
以上两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才都，男，汉族。
原告儋州市三都镇三都村民委员会三都墟第二村民小组（简称第二村小组）、儋州市三都镇三都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简称第三村小组）不服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简称儋州市政府）土地行政裁决纠纷一案，于2014年4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4月29日受理后，于同年5月1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第二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唐启亮、第三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陈业耿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圣哲、吴娟，被告儋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何发亮、唐符力，第三人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干冲办事处新都居委会昌文居民小组（简称昌文居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唐启刚、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干冲办事处新�居委会槟榔居民小组（简称槟榔居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唐光国及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才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儋州市政府根据昌文、槟榔居民小组的确权申请，于2013年8月28日作出儋府（2013）113号《儋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干冲办事处新都居委会昌文居民小组、槟榔居民小组与儋州市三都镇三都居委会第二、第三经济合作社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简称113号《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如下：争议地名称为“马地顶”，东至水沟，南至昌文、槟榔村土地，西至国有厂房，北至三都第二、第三经济社土地，总面积为49.90亩。1953年土改时，昌文、槟榔居民小组个别零星农户在争议地上耕作。1962年三都公社林场成立后，该地一直由三都公社林场使用至1988年。1989年林场解散后，昌文、槟榔居民小组在该地�林，2012年10月16日经现场测绘争议地已种植作物的有l4.00亩，余下35.90亩为荒地。2004年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在争议地种植树林1.1亩。2011年6月14日，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将昌文、槟榔居民小组在争议地上种植的桉树砍掉后，昌文、槟榔居民小组村民唐多雄、唐世儒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诉至儋州市人民法院，请求第二村小组和第三村小组村民唐启亮、陈业彬赔偿经济损失，因该林木尚未确权，2011年9月26日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儋民初字第10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唐多雄、唐世儒的起诉，并告知其先向儋州市人民政府申请确权后方可起诉。2012年6月20日，昌文、槟榔居民小组向儋州市政府申请土地权属确权。此前，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曾于2011年6月23日作出儋土环资（2011）269号文要求当事人保持土地利用现状。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接到通知后不但不履行该文的规定，反而继续非法出售土地给他人作为宅基地并建庙堂，再次引发争议。上述事实有询问笔录、《权属争议土地界线核定书》、《土地协调记录》及儋州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可以佐证。
儋州市政府认为，土改期间昌文、槟榔居民小组个别农户曾在争议地上零星耕作至1961年。1962年原儋县三都公社林场成立后，转由林场使用至1988年。1989年林场解散后争议的各方当事人均部分使用管理过争议地，其中昌文、槟榔居民小组共种植有林木14亩，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村民于2004年在争议地上亦种植有1.01亩林木至今。对本案争议地的权属主张，争议各方均无书面证据，所提供的证人证言亦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各自主张的事实。根据《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申请土地确权前已经发生争议的，根据争议各方使用争议地的使用现状、使用时间长短、生活习惯、人口数量、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距离远近等具体情况，确定各方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应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原则处理本纠纷，界定权属。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和《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争议土地为集体所有土地。二、四方争议的位于“马地顶”面积49.90亩土地划分为Al、A2、A3、A4共四块，其中A1地块面积14亩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权给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干冲办事处新都居委会昌文居民小组；A2地块面积10亩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权给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干冲办事处新都居委会槟榔居民小组；A3地块面积11亩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权给三都镇三都村委会第二经济合作社；A4地块面积14.90亩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权给三都镇三都村委会第三经济合作社。
被告儋州市政府于2014年5月22日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群众来访登记表、信访批示件交办单，证明本案是信访部门交办案件；2、土地确权申请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身份证，证明申请人槟榔、昌文居民小组向国土部门申请解决其与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土地争议纠纷；3、证明（新都居委会），证明槟榔和昌文两个居民小组的人口数量；4、三都镇各村委会自然村户人数，证明三都村委会各自然村的户数和人数；5、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受理建议书，证明儋州市政府依法立案受理案件；6、土地权属争议案件收件登记单、答辩通知书；7、答辩状，证明被申请人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的答辩意见；8、关于保持纠纷土地利用现状的通知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国土部�依法通知各方当事人保持土地利用现状；9、关于保持纠纷土地利用和土地确权的请示，证明申请人槟榔、昌文居民小组向国土环境资源厅反映案件情况；10、笔录（6份），证明被告对案件相关的人员进行调查所制作笔录，以便查清案件事实；11、指界通知书，证明被告已通知各方当事人参与指界；12、权属争议土地界线核定书、争议宗地图、签章通知书回执单，证明各方当事人对争议地进行指界后，被告制作宗地成果图，但是被申请人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拒不签章；13、土地纠纷听证会与协调会报到表，证明被告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协调，听取各方的陈述意见，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14、113号《处理决定》及附图、送达回证、送达回执，证明被告依法对土地权属作出处理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
原告三都墟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共同诉称：一、涉案土地仅为“马地顶”土地的一部分，被告对争议土地的四至范围调查不清，调查程序存在瑕疵，作出113号《处理决定》的证据不足。113号《处理决定》第3页载明“双方争议土地叫‘马地顶’。东至水沟，南至昌文、槟榔村土地，西至国有厂房，北至三都第二、第三经济社土地，总面积为49.9亩”，而事实上，“马地顶”土地是四至为：东至黎宅水库，南至新都路卡口，西至新都厂房铁丝网，北至三都桥，总面积约100多亩的土地，本案的争议土地是“马地顶”土地l00多亩中的一部分。此外，争议土地与第三人昌文、槟榔村土地距离约一公里，并非113号《处理决定》所查明的争议土地南至第三人土地，被告对争议土地的四至范围调查不清。被告作出的《权属争议土地界限核定书》中仅有第三人的盖章，并无原告的盖章，可见原告在权属争议过程中对土地界限核定书存在异议，而�原告未收到指界通知书回执单。另外，国土部门制作的六份询问笔录中，四份来自于第三人的村民，两份来自于两原告的村民，比例不均衡，而在土地协调会议中，除政府工作人员外，参加人员共8人，大部分为第三人的村民（占6名），两原告仅有2人出席，出席人员比例差距过大。因此，上述调查程序存在瑕疵，容易造成国土部门对事实的偏差理解，对原告而言是不公平的。二、“马地顶”土地系1952年政府指定给两原告共同使用的，1989年林场解散后“马地顶”土地亦由两原告收回使用，涉案土地权属明确归于两原告共同所有。“马地顶”土地从清朝时起即是无主的荒地。日军侵华时，两原告曾迁居他乡，1952年2月，两原告回到三都墟居住，政府将“马地顶”土地指定给原告进行耕作使用，三都公社林场成立后，“马地顶”土地由林场使用至1988年。1989年林场解散后，两原告作为土地原所有人即收回“马地顶”土地进行耕作。当时林场场长吴成梅的证词可以证明林场解散后“马地顶”土地由两原告的村民进行耕作，且当时该土地并不存在权属争议。1992年，两原告分别与各自合作社成员签订《儋县农业承包合同书》将包含“马地顶”土地在内的耕地分包给各个社员，并加盖了儋县三都镇经营管理站的公章，同时进行登记建档。1992年儋州市委派驻三都镇三都管理区第二、第三经济合作社进行“社教”工作的陈小雄的证言也可以证实：在1992年进行土地重新登记并发包到农户劳作使用期间，并没有出现原告因“马地顶”土地权属与各村庄发生争议的情况。如果第三人认为“马地顶”土地是两原告共同所有这一事实有所质疑，那么为何在1989年收回林场土地时甚至在1992年进行土地重新登记时都没有提出异议？而事实是，二位第三人的�庄在当时属于新搬迁的村庄，搬迁时的划界己十分清晰，其与两原告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土地权属争议。三、林场解散后，“马地顶”土地一直由两原告共同管理使用，除了在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外，两原告也曾多次将空闲土地租给他人使用，具体如下：1993年，两原告曾将“马地顶”20亩土地租给他人开办炭场；1995年，三都镇党委书记赵民乐、镇长李火誉欲利用“马地顶”土地开办堆放场，但因原告社员集体抗议遂停办；2005年至2007年，黎秀全任三都镇党委书记时，曾租用“马地顶”土地作垃圾场，并给予粮食补助，现“马地顶”土地上仍遗留有当时垃圾场的建筑物；2005年9月，被告曾将“马地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书颁发给原告与陈创槐等合作社社员；2009年，原告将“马地顶”部分土地租与他人开办预制厂；2010年l0月，原告又将“马地顶”土地租与他人承包烧炭，且建有炭窑十几个。从上述事实可知，自1989年两原告收回土地至今，原告一直在积极管理与使用“马地顶”土地，不仅多次将部分土地租与他人，而且对于他人欲不合理利用涉案土地的行为亦进行抗议，“马地顶”土地上也遗留有承租人使用土地的痕迹，并非如《处理决定》所述对于“马地顶”土地的使用现状仅仅是在该土地上种植1.1亩林木。综上所述，“马地顶”土地历来是由原告管理使用，直至今日其二者亦在积极行使己方的权利，使用“马地顶”土地，无论是从历史使用情况还是如今使用现状来看，“马地顶”土地的土地权属应当归两原告所有。被告不仅对争议土地四至范围调查不清，而且未经详尽了解争议土地的历史情况和使用现状，草率作出的11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原告村民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儋州市政府作出的113号《处理决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113号处理决定，证明被告作出本案所诉的行政行为；2、琼府复决（2013）159、160号的《海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机关维持被告的行政行为；3、吴成梅出具的书面证言及其出庭证言，证明三都林场解散后，“马地顶”土地由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村民耕作；4、《承包户及承包地块登记表》和《儋县农业承包合同书》（各14份），证明1992年至2002年期间，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村民承包耕作的地块包括“马地顶”土地；5、陈小雄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1992年进行登记时，并没有出现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因“马地顶”土地与其他村发生争议的事实。
原告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在庭审结束后，于2014年6月20日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8份）；2、《租用土地建炭厂合同书》；3、收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的规定，由于原告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在庭审结束后才提交上述三份证据，本院对该三份证据不予以接纳。
被告儋州市政府辩称：一、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和昌文、槟榔居民小组均对争议的土地进行耕作使用，各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该宗地全部归其所有。四方当事人争议的宗地位于马兰村西侧，四至为：东至水沟，南至昌文、槟榔村土地，西至国有厂房，北至三都第二、第三经济社土地，面积为49.9亩。原由三都公社林场使用至1988年，该林场解散后，包括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在内的四方当事人均有耕作等方式使用该地，该事实不但有各方的证人证言所证实，也有目前争议土地上各方使用的现状所证实，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至今四方当事人对该宗土地存在纠纷，但均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土地全部归其所有。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称争议土地应属其全部所有，既没有证据证实，也与客观情况不符。根据上述情况，政府可以按争议各方对宗地的使用、联系程度等具体情况确定各方土地权属。二、11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的规定。2012年5月，两位第三人向信访部门要求解决其与两原告的土地权属纠纷，信访部门转由国土职能部门处理。6月，国土部门对该土地权属确权申请进行立案，并进行了调查�现场勘测、指界等工作，并制作指界图及宗地图等。同时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根据该宗土地的各方都正在使用等实际情况，作出113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定集体所有，分割成四个地块确定给四当事人所有。上述处理，符合《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7条、第9条等规定要求。可见，答辩人做出113号《处理决定》是严格按照遵照法律关于土地权属确定的规定要求进行的，无论是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均符合法律的规定。三、两位原告主张争议地全部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两位原告提供的《承包户及承包地块登记表》、《儋县农业承包合同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提供的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同时也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儋州市政府作出的11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请求。
第三人昌文、槟榔居民小组共同述称：一、争议地一直由昌文、槟榔居民小组村民耕种使用，由于昌文、槟榔居民小组村民曾经在该宗争议地放养过马而得名为“马地顶”。该宗地的四至范围及面积为：东至三都村委会黎宅村林地，南至昌文、槟榔居民小组村庄的林地，西至新都厂房，北至桥头，面积约50亩。三都公社林场成立以后，该林场向昌文、槟榔居民小组借“马地顶”土地种植林木，由该林场使用至1988年。1989年林场解散，昌文、槟榔居民小组村民作为该土地所有人收回“马地顶”土地进行耕作，其村民唐多雄、唐世儒在该宗争议地上种植了约20多亩的台湾相思树和桉树，后被两原告村民擅自砍伐运走大约700多株，造成唐多雄、唐世儒的经济损失，由于其两人没有办理林权证，儋州市林业管理部门和儋州市人民法院均未对此事进行处理。两位第三人无奈之下，于2011年6月20日向儋州市政府申请土地确权。二、儋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113号《处理决定》是根据对该宗争议地使用各方使用的现状、使用时间的长短、人口数量、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距离远近等具体情况作出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该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第三人昌文、槟榔居民小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土地确权申请书，证明两第三人向儋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对本案争议地进行确权；2、（2011）儋民初字第102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两第三人一直以来对两原告侵占其土地及毁坏地上附属物、树木等提出异议；3、113号《处理决定》，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4、琼府复决（2013）159、16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海南省人民政府对该宗争议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相关证据作如下确认：
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7和证据14中的送达回证及回执没有异议，对证据1-6、证据8-13均有异议。第三人昌文、槟榔居民小组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4中的113号《处理决定》及附图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其合法性是本案的审查对象，故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3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证据来源合法、真实，且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原告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提交的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3、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人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没有证明力；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昌文、槟榔居民小组对原告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其合法性是本案的审查对象，故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和第三人均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3的书面证言虽然有证人出庭证实，但因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4无法证明本案争议地全部归属于两原告，且被告和第三人均对该证据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关于证据5，由于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而且被告和第三人对该证据均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人昌文、槟榔居民小组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昌文、槟榔�民小组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第三人昌文、槟榔居民小组提交的证据1-4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相互一致的陈述，认定以下事实：本案争议地位于儋州市三都镇，地名为“马地顶”，面积为49.90亩，四至范围为：东至水沟，南至昌文、槟榔村土地，西至国有厂房，北至三都第二、第三经济社（即本案原告第二村小组和第三村小组）土地。该争议地原由三都公社林场于1962年使用至1988年。1989年林场解散后，原告和第三人的村民均部分管理使用过争议地，但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地全部归属于其中任何一方。2011年6月，原告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和第三人昌文、槟榔居民小组在使用本案争议地问题上发生争议。经昌文、槟榔居民小组申请确权，儋州市政府在经过立案、调查、现场勘测、指界、制作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和宗地图等法定程序，同时组织争议各方进行协调解决，由于协调未果，儋州市政府于2013年8月28日作出113号《处理决定》。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对113号《处理决定》不服，向海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海南省人民政府于2014年4月2日作出琼府复决（2013）159、160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113号《处理决定》。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原告第二村小组、第三村民小组及第三人昌文、槟榔居民小组自1988年以后均在部分争议地上进行管理使用，但各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本案争议地全部归其所有。根据《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连续使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使用的土地至确权时或者争议发生时不满20年的，土地权属争议各方均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土地归属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以下情形确定所有权归属：……（二）申请土地确权前已经发生争议的，根据争议各方使用争议地的使用现状、使用时间长短、生产活动习惯、人口数量、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距离远近等具体情况，确定各方土地所有权”以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对土地权属争议一方或者双方均无法提供前款规定的书面证据的，应当以查明的争议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和使用现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之规定，被告儋州市政府依法受理昌文、槟榔居民小组提出的土地所有权确权申请后，进行了立案、调查、现场勘测、指界、制作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和宗地图等法定程序，并组织争议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协商，完成了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最后根据争议各方对该宗地的使用、联系程度等具体�况确定各方土地权属，并无不妥。原告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主张争议土地历来由其管理使用，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全部争议地属于两原告集体所有。综上，原告第二村小组、第三村小组诉请撤销113号《处理决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三都镇三都村民委员会三都墟第二村民小组、儋州市三都镇三都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三都镇三都村民委员会三都墟第二村民小组、儋州市三都镇三都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长黄海浪
代理审判员 文魁兴
代理审判员 张德雄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 欢
附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
第七条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连续使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土地至确权时或者争议发生时已满20年的，应当确定土地所有权归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20年或者虽满20年但在此期间原所有者以书面形式向现使用者或者有关部门提出归还要�的，土地所有权仍属原所有者。
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连续使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使用的土地至确权时或者争议发生时不满20年的，土地权属争议各方均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土地归属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以下情形确定所有权归属：
（一）申请土地确权前没有争议的，土地所有权确定给正在使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
（二）申请土地确权前已经发生争议的，根据争议各方使用争议地的使用现状、使用时间长短、生产活动习惯、人口数量、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距离远近等具体情况，确定各方土地所有权。
第二十六条下列证据材料经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
（一）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
（二）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征收、征用、划拨、出让土地或者以其他方式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组建、合并、分立国有农场的批准文件；
（四）国有农场与周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用地协议书；
（五）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依法达成的书面协议；
（六）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处理权属争议的调解书、处理决定书、判决书、裁决书等文书或者附图；
（七）地形图、航片、影像资料及其他有关证明文件；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据。
对土地权属争议一方或者双方均无法提供前款规定的书面证据的，应当以查明的争议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和使用现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
审核：黄海浪撰稿：张德雄校对：刘欢印刷：刘传凤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7月16日印制（共印2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