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门民初字第3030号
原告孙淑珍，女，1934年10月3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玉顺，北京周玉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海亮，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雪松，男，1974年5月6日出生。
第三人兼孙雪松的委托代理人李有兰，女，1950年11月30日出生。
第三人孙学明，男，1945年11月18日出生。
第三人孙雪梅，女，1971年10月12日出生。
第三人孙淑兰，女，1951年8月26日出生。
第三人孙淑琴，女，1956年6月5日出生。
原告孙淑珍与被告孙雪松、第三人李有兰、孙学明、孙雪梅、孙淑兰、孙淑琴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丽娟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田裴、人民陪审员聂熙宁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淑珍的委托代理人周玉顺、李海亮，被告孙雪松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有兰，第三人李有兰、孙学明、孙雪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孙淑兰、孙淑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陈述了答辩意见，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淑珍诉称：孙仲福与刘守珍系夫妻，生育孙学明、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四子女。孙仲福与刘守珍原为xx村村民，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xx村x排3号院（以下简称3号院）所在土地为农民集体土地，孙仲福与刘守珍在该院内建有房屋。父母去世后，孙学明与妻子李有兰一家在此居住。2012年，3号院房屋面临拆迁，因为3号院房屋有父母孙仲福、刘守珍的房屋，我认为我有权利继承其中的部分财产，经过与孙学明、李有兰协商，确定由我就院中的一间房屋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所得补偿款归我所有。2012年6月13日，我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根据该协议，我可以得到补偿款共计26.4999万元。该房屋补偿款发放后由孙学明之子孙雪松保管，孙雪松只给过我9.5万元，我多次催要，孙雪松均拒绝返还我剩余补偿款。我认为，孙雪松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因此我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孙雪松返还我补偿款16.9999万元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被告孙雪松辩称：孙淑珍关于身份关系的陈述属实，我补充一部分身份关系，孙学明与李有兰系夫妻，生育一子孙雪松、一女孙雪梅，孙雪松与罗萍系夫妻，生有一女孙博竹，李想系孙雪梅之子。孙仲福与刘守珍现均已去世，二人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3号院房屋原为我爷爷、奶奶的财产，院子里原来有南房三间，我父亲结婚时，我爷爷、奶奶给建了一间北房，后来又经我父母多次翻扩建形成了三间北房，还在院内建起了二间西房，南房因为时间太久房顶已经坍塌，因北房和南房是交叉着的，为了不影响通行，我父母清理了南房剩余残骸，到了2009年，我父母在建南房时将整个院子棚建了起来。拆迁前，我的三个姑姑孙淑珍、孙淑琴、孙淑兰商量后由孙淑兰出面与我父母就拆迁及如何进行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了协商，我主要负责中间传话，最终口头确定由三个姑姑分别签订一份补偿安置协议，她们三人要两个9.5万元的户口钱（即8万元的工程配合奖励费及1.5万元的提前搬家奖励费）和一套一居室，一居室是给孙淑琴的，剩下的都是我父母的。我当时任三店村的书记，负责拆迁工作，三个姑姑的拆迁手续都是由我直接办理前期的手续，但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当天上午，孙淑兰又给我打电话说三个姑姑改要两个9.5万元的户头钱和一套二居室，我转告我父母后，我父母同意给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两个9.5万元的户头钱和一套二居室。这样我又把她们的拆迁手续重做了一遍，当日下午三个姑姑自己去签的协议。根据孙淑珍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补偿款总额为26.499万元，因为三个姑姑能签补偿安置协议是基于她们与我父母达成的口头协议，所以我在办理补偿款领款手续时给了孙淑珍9.5万元并把剩余的16.999万元补偿款转到了我的个人账户。我认为我父母与三个姑姑就拆迁利益分配的口头约定是有效的，所以我不同意孙淑珍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李有兰述称：孙淑珍没有在3号院内居住过，孙仲福去世后孙淑兰、孙淑琴和我婆婆就搬出了3号院。孙雪松其余所述属实，拆迁前，孙淑兰出面与我们夫妻就拆迁的事情进行协商，孙淑珍、孙淑琴有时也在，当时说好的他们姐仨一共要两个户头钱和一套一居室，孙淑兰说她和孙淑珍是占国家便宜，不占我们的利益，孙淑琴因为没有房子，给孙淑琴要一套房，先是要一套一居室，后来签补偿安置协议的时候又变更成了两居室。我们夫妻俩跟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已经口头协商好了，该给她们的钱也都给了，我同意孙雪松的意见。
第三人孙学明述称：孙雪松、李有兰所述属实，我同意孙雪松、李有兰的意见。
第三人孙雪梅述称：孙雪松、李有兰所述属实，我同意孙雪松、李有兰的意见。
第三人孙淑兰述称：3号院内原有南房三间，东房一间，东房后来坍塌了。孙淑珍结婚后就搬离了3号院，孙学明结婚时，我父母出资给孙学明建了一间北房，后来孙学明夫妇又出资将北房翻盖成了二间，我找单位同事帮忙建的。我父亲去世后，我和孙淑琴、我母亲就搬出了3号院，3号院一直由孙学明一家居住使用。我记得李有兰夫妇后来又在院子里建了西房，南房不是坍塌，我认为是李有兰夫妇拆除的，具体不知道什么时间的事情，到了2009年拆迁前，李有兰夫妇就说想把院子给棚起来，当时孙雪松是村里的书记，怕受影响，不让李有兰建房子，李有兰找我们商量后还是把院子棚建起来了，那个时候一并建的南房和过道。之后我们就商量如何拆迁，孙淑珍、孙淑琴把要求跟我说了之后，主要由我出面与李有兰夫妇、孙雪松商量，我们最终达成的口头协议内容是由孙淑珍、我、孙淑琴分别签补偿安置协议并取得对应的拆迁利益，但没有说具体让我们签院内的哪间房屋。我认为孙雪松应该将剩余的补偿款返还给孙淑珍，也应该返还给我。
第三人孙淑琴述称：孙淑兰所述属实，我同意孙淑兰的意见。
经审理查明：孙仲福与刘守珍系夫妻，生育孙学明、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四子女。孙学明与李有兰系夫妻，生育一子孙雪松，一女孙雪梅。孙雪松与罗萍系夫妻，生育一女孙博竹。李想系孙雪梅之子。孙仲福于1981年3月20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刘守珍于1987年11月2日因死亡注销户口，二人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
3号院为农民宅基地，院内原有南房三间，上述房屋为孙仲福、刘守珍的财产。孙学明结婚后，孙仲福、刘守珍出资在院内建设北房一间，后孙学明、李有兰夫妇出资将北房一间翻盖为北房二间。孙仲福去世后，刘守珍与孙淑兰、孙淑琴搬离3号院，3号院房屋由孙学明一家居住使用。李有兰夫妇后又在院内增建北房一间，西房二间，2009年，孙学明、李有兰夫妇建设南房并棚建了3号院，形成拆迁评估单中的房屋位置示意图所列明的15间房屋。孙淑珍、孙淑琴、孙淑兰提出3号院内原有的三间南房系被李有兰夫妇拆除，2009年李有兰夫妇重建南房，同时建了过道，把3号院封了起来；孙雪松、李有兰、孙学明、孙雪梅提出，南房因时间太久而房顶坍塌，为便利通行，李有兰夫妇清除了南房残骸，在2009年棚建3号院时又建起南房，过道、卫生间等房屋。对于孙淑珍是否在3号院居住过，各方当事人陈述不一，但可以确定，自孙学明结婚直至3号院房屋被拆迁，孙淑珍均未在3号院居住。
2012年，3号院房屋面临拆迁，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三人商议后由孙淑兰出面与孙学明、李有兰夫妇协商如何进行拆迁，孙雪松在协商中起到向父母及孙淑兰传达各方意见的作用。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最终与李有兰夫妇达成口头协议，由三人依据口头协议分别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但双方未约定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就3号院内的哪间房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2012年6月13日，孙淑珍作为被征收人就房屋位置示意图中的10.7平米的1号房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补偿安置协议确定应给付补偿款26.4999万元；孙淑兰就房屋位置示意图中10.7平米14号房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确定可给付补偿款26.4999万元；孙淑琴就房屋位置示意图中的6、11号16.10平米的两间房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确定可给付补偿款2.2377万元及一套二居室安置房。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作为被征收人就3号院房屋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及相关手续均由孙雪松依据口头协议的内容办理，被拆迁房屋由孙雪松在办理相关拆迁手续时直接确定，并未与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另行协商。
补偿款发放时，孙淑珍、孙淑兰均到场领取存有各自补偿款的银行卡，孙淑琴的补偿款未在同一时间发放，孙淑兰、孙雪松、孙雪梅在补偿款发放当日一同前往银行办理取款手续，孙淑珍未一同前往。孙淑珍、孙淑兰陈述，全部取款、存款、转账手续均由孙雪松办理，孙雪松将孙淑珍银行卡内的9.5万元补偿款交给了孙淑珍，另外的16.9999万元全部转至孙雪松的个人账户；孙雪松陈述，孙淑兰持孙淑珍的银行卡，自孙淑珍银行卡内取出9.5万元并另行为孙淑珍开立账户办理存款，孙雪松后将孙淑珍卡内剩余的16.9999万元转入其个人账户中，孙淑兰实际拿到22.5万元，其银行卡内余款由孙雪松转至其个人账户，孙雪松陈述，孙淑兰取得的22.5万元中，除按照李有兰夫妇与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的口头协议应当给付孙淑兰的9.5万元户头钱外，剩余的13万元中，12万元抵偿了孙雪松欠孙淑兰的借款，1万元为借款的利息。孙淑兰认可孙雪松曾向其借款12万元。
案件审理中，孙淑珍、孙雪松、李有兰、孙学明、孙雪梅、孙淑兰、孙淑琴一致认可，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三人是依据与孙学明、李有兰夫妇达成的口头协议与拆迁单位订立补偿安置协议，但各方对口头协议内容的陈述存在差异。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主张，口头协议的内容为三人就3号院内的一间房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取得对应的拆迁利益，协商未确定三人就3号院内的哪间房屋订立补偿安置协议；孙雪松、李有兰、孙学明、孙雪梅主张，口头协议的内容为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就3号院内一间房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孙淑珍、孙淑兰分别可取得9.5万元户头钱，孙淑琴可得一套二居室安置房屋，所有补偿款归李有兰夫妇所有，协商未确定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就3号院内的哪间房屋订立补偿安置协议。经询问，孙淑兰陈述，在协商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在拆迁中可取得的相关利益时，给孙淑琴索要的安置房原为一套一居室，后改为一套二居室，因孙雪松不让孙淑兰、孙淑珍要安置房，所以孙淑珍、孙淑兰只要了补偿款。
为证实口头协议的内容，孙淑珍提交补偿安置协议予以证明，孙雪松提供白金虎、石树军的证言及孙雪松与孙淑兰之间的电话录音，白金虎、石树军二位证人均出庭作证。
孙淑珍提出，3号院内房屋有孙仲福、刘守珍的遗产，院内房屋虽经李有兰夫妇翻建，但依然有孙仲福、刘守珍的财产份额，现房屋被拆迁，其作为继承人，有权取得因房屋拆迁获得的拆迁利益，孙淑兰代表其与李有兰夫妇协商后，由孙淑珍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即是对双方协议结果的确认，其有权取得补偿安置协议中确定的利益。孙雪松认可补偿安置协议的真实性，但提出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与李有兰夫妇协商的结果并非孙淑珍所述，补偿安置协议只能证明被拆迁房屋对应的拆迁利益，不能证明孙淑珍主张的口头协议的内容。
白金虎当庭陈述：我与孙雪松是邻居，2012年6月拆迁时，我到孙雪松的办公室询问拆迁的事情，碰到有人给他打电话，因为孙雪松当时按了免提，我听到一位女士说她们姐仨要一个两居室和两个户头钱，孙雪松说需要和父母商量就挂了，我不知道打电话来的人是谁。石树军当庭陈述：我与孙雪梅是同学，我经常去孙学明家串门，有一天我去他家时听到有人给我叔孙学明打电话，说要两个户头钱和一套两居室，当时我叔很生气，就把电话挂了，我叔接电话时按的免提，我听声音像是孙淑兰。孙雪松认为两位证人虽不知道打来电话的人是谁，但是证言中曾提到过是两个户头钱和一套房，能够反映出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就拆迁利益分配与李有兰夫妇进行协商的过程，李有兰、孙学明、孙雪梅认可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孙淑珍认为两位证人均与孙雪松一家存在利害关系，而且一般家里商量财产分割都不希望其他人知道，两位证人恰巧都能听到免提模式下的通话不正常，石树军陈述说听声音像是孙淑兰，这只是主观的判断，并非客观的确认，因此对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
孙雪松提交的录音材料中，第2分15秒，孙淑兰陈述“给我看了看那协议，虎子，我觉得那个协议上头，这个还应该，十六万多还应该给我们点钱。应该有我们的”。第2分57秒孙雪松陈述“二姑，咱们这么说句话，咱们从第一次说这个事到三番五次说这个，这家伙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当时是不是你说的啊？我大姑在，我老姑也在。你们当时说的时候是要一套一居室，一人要九万五，我说大姑你俩，给我老姑要一套一居，是这么说的吗？”孙淑兰陈述“是这么说”。第10分18秒，孙淑兰称“这个十六万五，十六万多块钱，这里还有我们的份，我说你呢要是讲亲情的话，该给我们多少给我多少”。第12分44秒，孙淑兰陈述“你不商量。那你就做主，那这钱你就，我觉着从亲情上讲，这里就有我的一份，还有我点呢，这里头，不是说我非得要十六万。因为你也懂拆迁政策，所以你该给我的你给我，我就这意思。”第13分05秒孙淑兰陈述“哎呀，小虎子，十六万五你总得给我点吧。”第18分39秒，孙淑兰陈述“人家拆迁办那说，这个分户了，分户的钱就是你的。我说我不是要这个，我说分户是我的我就要这个，说地上物、附属物这个那个的，这钱这是他们搬家，我也不用搬，他帮我给他。我不要这个，我就要我这个平方米的数，是不是啊？我不要人家屋价。”孙淑兰认可上述录音材料为其与孙雪松的电话录音，称孙淑珍就补偿款余款一事找到孙淑兰，孙淑兰才电话联系了孙雪松，孙淑兰坚持认为其与孙淑珍应取得各自补偿安置协议确定的补偿款数额，对于录音材料第2分57秒孙雪松问句的回答并非是陈述句，而是疑问句，其与李有兰、孙学明口头协商的结果就是包括其在内的孙仲福、刘守珍的三个女儿分别就3号院内的一间房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不认可孙雪松关于口头协议内容的陈述，孙淑琴认可孙淑兰的意见，孙淑珍认可孙淑兰关于孙淑珍未放弃其余补偿款的意见；孙雪松认为上述录音材料的部分关键对话能够证明三个姑姑与李有兰夫妇达成的口头协议内容实际为三个姑姑取得两个9.5万元的户头钱和一套二居室，李有兰、孙学明、孙雪梅认可孙雪松的意见。
另查，李有兰、孙雪松、罗萍、孙博竹、李想五人的户口登记在3号院，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的户口均为居民户口，未登记在3号院。孙雪松、李有兰、孙雪梅亦就3号院内的部分房屋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并取得对应拆迁利益。
上述事实，有孙淑珍、孙雪松、李有兰、孙学明、孙雪梅、孙淑兰、孙淑琴的陈述，孙淑珍的拆迁档案、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三店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北京市门头沟区村民建房规划许可证》、户口本复印件、证人证言、录音材料、照片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3号院内房屋所在宅基地原为孙仲福、刘守珍拥有使用权的宅基地，孙仲福死亡后，只有孙学明一家在此居住。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均为居民户口，孙仲福、刘守珍死亡后，三人依法不能通过继承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只能继承孙仲福、刘守珍遗留的南房，李有兰、孙雪松、罗萍、孙博竹、李想五人为xx村的村民，户口登记在3号院内，根据《北京市门头沟区村民建房规划许可证》的记载，李有兰在2002年作为申请人，申请在3号院所在宅基地上建设房屋，家庭人口为5人，据此，李有兰夫妇有权取得宅基地上的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对应的拆迁利益。刘守珍在1987年去世后，孙淑珍、孙学明、孙淑兰、孙淑琴四人未继承分割孙仲福、刘守珍遗留的南房，而根据孙雪松提供的1992年3号院的照片，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南房在当时已经不存在，且自1992年南房灭失至2009年李有兰夫妇重建南房，在近17年的时间里，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均未提出异议。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无法基于南房现状、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的居民身份及继承关系取得宅基地上房屋对应的拆迁利益，现孙淑珍起诉要求取得其所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确定的拆迁利益，只能是以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与李有兰夫妇达成的口头协议为依据。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孙淑珍与孙淑琴均认可，二人在向孙淑兰说明各自就3号房屋拆迁要取得的相关利益要求后，主要由孙淑兰出面与李有兰夫妇进行协商，并确定口头协议的内容。孙雪松在孙淑兰与李有兰夫妇协商中起到了居中传达的作用。孙淑兰虽未取得孙淑珍、孙淑琴的书面授权，孙雪松亦未取得李有兰夫妇的书面授权，但孙淑珍、孙淑琴、李有兰、孙学明均认可已经达成口头协议，该情况是对孙淑兰、孙雪松各自代理行为的认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与李有兰、孙学明在3号院房屋拆迁前就拆迁及利益分配订立的口头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当属有效。口头协议是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能够分别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及取得拆迁利益的基础，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是口头协议得以履行的体现，该口头协议对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与李有兰、孙学明均具有约束力。现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及李有兰、孙学明对口头协议内容的陈述存在差异，口头协议中关于拆迁利益分配的约定应当作为确定孙淑珍取得补偿款金额的判断标准。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口头协议的内容。
就口头协议的内容，孙淑珍、孙雪松分别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石树军、白金虎分别听到孙雪松、孙学明接听来电的声音，但均不能明确来电人的姓名，故对二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录音材料的内容显示孙淑兰向孙雪松索要其与孙淑珍的16.9999万元补偿款，曾提到“十六万多还应该有我们的”，“十六万多块钱，这里还有我们的份”，以及关于不要附属物、地上物、搬家费的表述，结合本院在与孙淑兰的谈话中，其向本院所做“孙雪松不让我们要安置房”的陈述，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所称口头协议的最终结果与孙淑兰在索要剩余补偿款时使用的用语及陈述存在冲突，如口头协议的结果如孙淑珍等三人所述，孙淑珍和孙淑兰在拆迁时选择何种安置方式与李有兰夫妇不具有任何利害关系，孙雪松亦无干涉二人选择的必要，在房屋产权调换及房屋货币补偿两种安置方式并存，且所得利益多少明显的情况下，即使孙雪松干涉亦不会影响二人对于安置方式的最终选择；然而事实是孙雪松阻止孙淑珍、孙淑兰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方式进行安置，孙淑珍、孙淑兰最终选择房屋货币补偿方式进行安置，该利益明显低于按照房屋产权调换方式进行安置可得的利益，可以推定，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所述三人与李有兰夫妇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内容与实际不符。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及孙淑珍、孙淑兰在办理领取补偿款手续时实际取得的金额，本院认为孙雪松所述孙淑珍、孙淑兰、孙淑琴与李有兰夫妇达成的口头协议内容更符合实际。故对孙淑珍要求孙雪松返还16.9999万元补偿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孙淑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千七百元，由孙淑珍负担，已交纳一千八百五十元，余款一千八百五十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丽娟
代理审判员 田 裴
人民陪审员 聂熙宁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刘昕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