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甘01行初12号
原告刘金娥，女，1957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
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以下简称甘肃保监局）（以下简称甘肃保监局）。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
法定代表人焦清平，甘肃保监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刚，男，甘肃保监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峰焦，男，甘肃保监局工作人员。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委托代理人杨凤丽，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姜鹏，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金娥因不服被告甘肃保监局消费投诉答复及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中国保监会）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金娥、被告甘肃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陈刚、陈峰焦与被告原中国保监会的委托代理人杨凤丽、姜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肃保监局于2017年9月6日向刘金娥作出甘保监投诉〔2017〕第456-2号《投诉告知书》，主要内容为：根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您本次投诉中反映事项告知如下：一、您本次投诉所反映的2009年5月22日”办理业务时没见过保险公司《投保单》，也就谈不上什么黑体字，更不用说签名了”的事项，与您2015年1月19日向我局提交的《申述书》中第l、2项投诉问题基本一致，且该问题在我局2015年3月26日向您作出的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第1、2项中已经进行了全面答复。二、您本次投诉所反映的”投诉人通过银行和保险公司员工于恩田在2014年5月22日达成过协议，没想到于恩田拿走保单后违反协议”的事项，与您2015年1月19日向我局提交的《申述书》中第3项第⑤点投诉问题基本一致，且该问题在我局2015年2月4日向您作出的甘保监投诉〔2015〕第54号《投诉告知书》第2项及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第3项中已经进行了全面答复，并就所涉合同纠纷投诉向保险公司进行了转办。三、基于您2015年1月19日《申述书》中所反映的投诉问题，我局在2015年3月26日向您作出的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第”三”项中明确告知了处理决定。四、因您对我局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答复内容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已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甘行终106号行政判决书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综上，依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保险消费投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处理工作管理部门不予受理：(三)本单位已经作出投诉处理决定，保险消费者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同一投诉的之规定，我局对您本次《投诉书》中所列明的投诉内容不再予以受理。
刘金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后，原中国保监会经审查作出保监复议〔2017〕23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为：经审理，本复议机关查明以下事实：2017年8月29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投诉书》。申请人反映其2009年5月22日到银行办理业务，”没见过保险公司《投保单》，也就谈不上什么黑体字，更不用说签名了”。因此要求被申请人对保险公司应当在投保单上显著位置用黑体字打印”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并由投保人签字确认”的问题进行调查。申请人同时要求被申请人对保险公司于某某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2017年9月6日，被申请人作出甘保监投诉〔2017〕第456-2号《投诉告知书》，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进行逐项告知。复议机关另查明：1．2015年1月19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申述书》，反映”1．投保单......我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没有签过字”、”2．本人没有抄录38字风险提示语，更没有看到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被申请人在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中告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投保单......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系代签”、”\'保险合同送达回执栏\'中明确载明\'本人已收到保险合同，并确认合同构件完整无误\'......投保人进行了签字确认。该产品《甘肃省人身保险投保提示(2008版)》中明确载明\'本人已详细阅读并理解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及以上事项。\'投保人进行了签字确认。”2.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所作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该案一审驳回申请人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案号分别为(2015)兰行初字第75号和(2016)甘行终106号。基于上述查明事实，本复议机关认为：一、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投诉事项后，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了调查处理，作出投诉处理决定并答复申请人。被申请人履行了法定监管职责，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形。二、申请人提出的投诉处理事项，被申请人此前已经作出投诉处理决定，申请人的行为属于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同一投诉。且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了被申请人已经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的法律效力。依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无不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本复议机关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及作出的甘保监投诉〔2017〕第456-2号《投诉告知书》。
原告刘金娥诉称，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六)明显不当的。甘肃保监局作出的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中第2页第3段”第一、投保时尚无法律法规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时需抄录38字风险提示语句”，因38字风险提示语是200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第3号文，而原告投诉的问题发生在2009年5月。《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显著位置用黑体字打印”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并由投保人签字确认。”原告于2015年4月27日向原中国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该条规定，中国保监会作出的保监复议〔2015〕13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第3页第4段”申请人在2015年1月的投诉中并未提出，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根据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和保监复议〔2015〕13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提出的处理结果，原告于2017年8月27日和2017年9月8日先后向甘肃保监局、原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述书》和《行政复议申请书》，专门针对保险合同中没有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显著位置打印黑体字的问题进行了申述和复议，中国保监会于2017年9月14日寄发了保监复议〔2017〕233-1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原告于2017年9月17日按其要求寄发了补正申请材料。甘肃保监局作出的甘保监投诉〔2017〕第456-2号《投诉告知书》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保监复议〔2017〕23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针对原告提出的问题作出任何回答和处理，没有按照原告的要求履行职责，应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给予判决。甘保监投诉〔2017〕第456-2号《投诉告知书》和保监复议〔2017〕23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其它问题不在本次起诉范围之内。请求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被告存在的问题进行审理查明，请求判决对被告甘肃保监局作出的甘保监投诉〔2017〕第456-2号《投诉告知书》和中国保监会作出的保监复议〔2017〕23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部分内容进行撤销，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根据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给出相对应的处理结果。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甘肃保监局辩称，一、消费投诉受理情况符合程序规定。2017年8月29日我局收到刘金娥寄来《投诉书》，9月7日我局向刘金娥寄出甘保监投诉〔2017〕第456-2号《投诉告知书》，明确告知对其本次投诉依法不予受理。符合《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一、二十二条等规定，依法履行了相关监管职责。二、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局在《投诉告知书》中明确告知刘金娥本次投诉所反映的投诉事项和内容与其在2015年1月19日向我局提交的《申述书》中列明的问题基本一致，且上述问题在我局2015年3月26日向其作出的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中已经进行了全面答复。据此，我局根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对其本次投诉不再受理。做出上述处理意见的相关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如下：(一)2015年1月19日刘金娥曾就该保单向我局提出《申述书》，其中提到”l.投保单...我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没有签过字””2.本人没有抄录38字风险提示语，更没有看到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针对上述问题，我局在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一、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第1项中明确答复告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投保单...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系代签”。在第2项中告知”...保险合同送达回执栏中明确载明本人已收到保险合同，并确认合同构件完整无误。...投保人进行了签字确认。...该产品《甘肃省人身保险投保提示(2008版)》中明确载明\'本人已详细阅读并理解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及以上事项\'，投保人进行了签字确认”。本次投诉中，刘金娥称”没见过《投保单》，也就谈不上什么黑体字，更不用说签名了”的投诉内容与2015年1月19日《申述书》中第1、2项投诉内容基本一致，且属于已经答复处理过的投诉事项，应视为刘金娥对我局已经做出处理决定的事项，在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的情况下再次提出的同一投诉。(二)针对2015年1月19日《申述书》中提到”3.⑤银行找来人保小余提出给我办理退保...答应了小余的要求...结果两个月后只退了2万元”的问题，我局在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一、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第3项(3)中明确答复告知”...⑤保险公司只退了2万元，否认应退回3万元本金，属于您与保险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依法通过双方协商、调解、民事诉讼或仲裁等途径解决”。本次投诉中，刘金娥称”与保险公司于恩田达成协议，拿走保单后违反协议”的投诉内容与2015年1月19日《申述书》中第3.⑤项投诉内容基本一致，且属于已经答复处理过的投诉事项，应视为刘金娥对我局已经做出处理决定的事项，在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的情况下再次提出的同一投诉。三、2015年3月我局向刘金娥送达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后，刘金娥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刘金娥对已经正确处理的投诉事项再次投诉的行为，符合《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之不予受理的规定。四、本案被诉《投诉告知书》是我局自收到投诉人完整投诉材料之日起l0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是否受理的程序性文书，并没有对投诉人的实体性权利产生任何影响。而《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是我局正式受理投诉后，对受理的投诉事项经过调查核实，确认是否存在投诉所称的违法事实，从而对投诉人投诉事项所做的具体答复。投诉人本次投诉所反映的投诉事项和内容与其在2015年1月19日向我局提交的《申述书》中列明的投诉问题基本一致，我局于2015年3月26日向其作出的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已经进行了全面答复，并且得到了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确认，原告此次起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答辩称，一、原告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本案中，刘金娥在投诉中所反映的投诉事项和内容与其在2015年1月19日向甘肃保监局提交的《申述书》中列明的投诉问题一致，甘肃保监局已就其中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答复。该重复处理行为没有改变原有行政法律关系，没有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发生新的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予裁定驳回。二、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过程符合法定程序。2017年9月12日我会复议机构收到刘金娥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2017年9月22日收到刘金娥提交的补正材料，并于同日依法予以受理。2017年9月26日我会复议机构向甘肃保监局作出保监复议〔2017〕233-2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于同日连同《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补正材料一并向其发送。2017年9月28日甘肃保监局向我会复议机构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并附相关证据依据。2017年11月3日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2017年11月6日向刘金娥寄送。以上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三、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我会作出复议决定的基础为双方的复议理由、答复意见、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经审理，我会认为甘肃保监局在所投诉事项的处理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决定对其投诉答复予以维持。综上，我会认为原告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予驳回。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甘肃保监局对刘金娥的投诉处理及所作答复并无不妥，我会对其处理决定予以维持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已全面履行了法定职责。
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27日刘金娥向甘肃保监局邮寄《投诉书》及相关材料，投诉其于2009年5月22日办理业务时没见过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投保单》，更没见过黑体字也未签名，后经调取《投保单》复印件发现保单上未在显著位置用黑体字打印”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并由投保人签字确认”，违反了《保险法》和《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要求依法进行查处。2017年9月7日甘肃保监局向刘金娥寄出甘保监投诉〔2017〕第456-2号《投诉告知书》。刘金娥对该《投诉告知书》不服，于2017年9月8日向原中国保监会提出复议申请。原中国保监会收到该复议申请后于2017年9月14日向刘金娥邮寄送达保监复议〔2017〕233-1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其在2017年10月14日前补正相关申请材料。2017年9月22日原中国保监会复议机构收到刘金娥提交的补正材料，并于同日予以受理。同年9月26日原中国保监会复议机构向甘肃保监局发出保监复议〔2017〕233-2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于同日连同《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补正材料一并向其邮寄送达。2017年9月28日甘肃保监局向原中国保监会复议机构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并附相关证据依据。2017年11月3日原中国保监会作出保监复议〔2017〕23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甘肃保监局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及作出的甘保监投诉〔2017〕第456-2号《投诉告知书》，并于2017年11月6日向刘金娥邮寄送达。
另查明，2015年1月19日刘金娥向甘肃保监局提交了《申述书》，称其于2009年5月22日在建行福利西路储蓄所办理储蓄业务时，被该行工作人员诱骗购买了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的”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人身保险，要求甘肃保监局对建行福利西路储蓄所、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及其业务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惩处。甘肃保监管局对刘金娥投诉的相关事宜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刘金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原中国保监会受理后经审查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保监复议〔2015〕136-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甘肃保监局对刘金娥保险消费投诉的处理及由此作出的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刘金娥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兰行初字第7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刘金娥的诉讼请求。刘金娥提出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甘行终10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刘金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916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刘金娥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刘金娥向甘肃保监局投诉的内容来看，其此次投诉的事项和请求与其2015年1月19日向甘肃保监局提交的《申述书》内容表述虽不完全相同，但投诉事项基本一致。甘肃保监局已于2015年3月26日针对刘金娥的投诉作出了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且已经过司法裁判生效。刘金娥又基于相同之事实和请求向甘肃保监局投诉，属于对已生效行政行为提出申诉。甘肃保监局作出的甘保监投诉〔2017〕第456-2号《投诉告知书》系对前次答复的再次确认和重申，未变更原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或法律依据，也未对刘金娥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属于对刘金娥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刘金娥针对该《投诉告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原中国保监会应当不予受理或者驳回复议申请，其受理后经实体审查作出维持决定，虽有不妥但并未影响刘金娥的实体权利。且（2017）最高法行申9161号行政裁定书认定2014年6月11日刘金娥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协商退保，保险合同已经解除。在此情况下，刘金娥仍就其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的保险合同向甘肃保监局投诉并要求做出行政处罚，并在甘肃保监局作出甘保监投诉〔2017〕第456-2号《投诉告知书》后提起行政诉讼，亦缺乏诉的利益。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金娥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待本裁定生效后退还原告刘金娥。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柴宗奉
审 判 员 王 卫
审 判 员 刘祥礼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 王 洋
书 记 员 米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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