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松刑初字第694号
(2015)松刑初字第694号公诉机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自报李勇军，男，197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辩护人胡瑞江，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高琦，上海思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沪松检诉刑诉(2015)68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勇军犯职务侵占罪，于2015年5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金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勇军及其辩护人胡瑞江、高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1次。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6月至2013年11月期间，被告人李勇军利用担任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楼公司)车辆管理部负责人，负责经手红楼公司车辆挂靠至上海溪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溪峰公司)的业务的职务便利，在进行挂靠的过程中虚构红楼公司要求提前支付挂靠车辆后四年的保险返利款，并以不支付保险返利款，红楼公司会将已挂靠的部分车辆过户回红楼公司，剩余车辆不再挂靠到溪峰公司为由，要求溪峰公司实际经营人黄某某预先支付红楼公司挂靠车辆(共计190辆)后四年的保险返利款共计人民币300万元。黄某某同意支付上述款项，并分多次将现金人民币300万元支付给被告人李勇军，被告人李勇军在收取上述款项后占为己有。公诉机关对上述事实向法庭举出的证据有：证人卢某某、黄某某、田某某、谢某某、钮某、毕某某、汪某某、王某、鲍某某、周某、郭某某、季某某的证言，红楼公司出具的《任免通知》、车辆管理部经理职位说明书、劳动合同、工资表、人员联系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经营许可证及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控告信、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车辆保险保单、保险款及返款明细表、银行电子回单、记账凭证、情况说明、车辆挂靠协议、车辆买卖合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租用合同、情况说明、报价单、资金使用审批单等，视听资料监控录像，被告人李勇军的以往供述，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及抓获经过等，证明被告人李勇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勇军的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处。被告人李勇军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辩称，其没有拿过190辆车的后四年保险返利款300万元，保险、挂靠都不是其去办理的，其部门只负责季检、年检、保险的理赔；在其辩护人发问过程中还称，190辆车中有部分车子卖给了个人，这部分的保险返利应归个人所有，大的快递公司全部掌管车子风险很大，所以要挂靠；关于银行取款一事，在公诉人发问阶段，其回答没有和黄某某一起去过银行取款，而其在回答辩护人发问时称一起到银行取款有的，但那个钱一共100多万不是给其的，是黄某某的，那天一共114万元，112万元是让其买3台网络班车线路的钱，2万元是对其的还款。被告人李勇军第一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根据查明的事实显示，190辆车在四年内不可能有300万元的保险返利，黄某某不可能给被告人李勇军300万元钱，李勇军也没有资格全权代表红楼公司到溪峰公司收取后四年的保险返利，其也不知道保险是“现金返利”，保险返利也不应该全部归红楼公司所有(有部分车辆已卖给个人)，李勇军关于在工商银行接受黄某某的112万元钱也能够给出合理解释，故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勇军犯职务侵占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要求合议庭对本案作出公正处理。被告人李勇军第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根据相关证据显示，被告人李勇军不具备职务上的便利，且收取黄某某钱款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相关证人的证言无法证实后四年保险返利款的客观存在，故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勇军的罪名错误、不成立，希望法院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至2013年11月期间，被告人李勇军利用担任红楼公司车辆管理部负责人，经手参与红楼公司车辆挂靠至溪峰公司的业务的职务便利，在进行挂靠的过程中虚构红楼公司要求提前支付挂靠车辆后四年的保险返利款，并以如不支付保险返利款，红楼公司会将已挂靠的部分车辆过户回红楼公司，剩余车辆不再挂靠到溪峰公司为由，要求溪峰公司实际经营人黄某某预先支付190辆挂靠车辆后四年的保险返利款共计人民币300万元，后黄某某同意支付上述款项，并分多次以现金方式将人民币300万元支付给被告人李勇军，被告人李勇军在收取上述款项后将应属于红楼公司名下的124辆挂靠车辆后四年的保险返利款共计人民币187.8万元占为己有。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证人卢某某的证言证实，其受红楼公司的委托向公安机关反映，被告人李勇军在担任红楼公司车辆管理部经理时，利用负责车辆管理的职务便利，将公司名下的190辆运输车辆挂靠在溪峰公司名下，缴纳挂靠费和维护费，并通过溪峰公司缴纳挂靠车辆的保险费，因为车辆保险费是由公司支付的，故缴纳保险费后的费用返利应该是返还到红楼公司的，但被告人李勇军并未将这部分返利交给公司，而是以和溪峰公司签订5年期的挂靠协议为条件，向溪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某某索要300万元并占为己有的事实。(2)证人黄某某2013年11月29日的证言证实，其是溪峰公司的员工，其妻子是溪峰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另一股东是谢某某；2013年4、5月份，红楼公司运营部经理李勇军告诉其红楼公司统一购买了190辆运输车辆，需要找个公司挂靠，减低营运风险，问能否将这些车辆挂靠到其的溪峰公司，其当时答应了，之后红楼公司的第一批挂靠的50辆车进入其公司名下，第二批挂靠的车辆140辆是在2013年7月份之前进入其公司名下的，在第二批挂靠到其公司之后，李勇军向其提出要求，要其公司将所有挂靠车辆保险费用的返利一次性全部支付给他，如果其公司不支付，按照李勇军的说法就要将车辆全部转到其他公司去，想做这笔业务的公司有的是，其公司如果不拿出这笔钱给李勇军，光车辆过户这笔钱其公司就要亏损10多万元；当时的协议约定每年每辆挂靠车辆向其公司缴纳1，000元的挂靠费用，同时约定由其公司代缴车辆的保险费用，之后凭单据向红楼公司结算，具体内容以协议为准；当时其和李勇军谈好第一年的挂靠费是免收的，保险费用由他公司(即红楼公司)自行解决，其公司收取挂靠费是从车辆挂靠到其公司的第二年开始，挂靠协议签订的期限是5年，其开始实际收取的挂靠费用是4年，李勇军要求支付的也是车辆后面4年的保险费用返利，李勇军当时要求每辆车保险返利17，000元，按照190辆车总共算下来是323万元，同时李勇军还要求其公司支付其中140辆车办理营运证的费用，其当时和李勇军说如果这个费用要其公司出，那公司就没钱赚了，所以后来李勇军答应免掉23万元，支付300万元，后其就回单位和其他股东、朋友商量(谢某某、小田和小谢一起商量的)，商量结果是不给300万元公司就直接亏损10多万元，给了公司能赚点钱，300万元钱是和一起商量的朋友凑起来的，其和小田共出115万元，剩余的是谢某某和小谢出的，300万元钱是分3次交给李勇军的，都是按照李勇军的要求给现金不转账，第一次是2013年6月份在上海给了75万元，第二次是相隔第一次1个星期左右，其和谢某某一起去，将准备好的111万元现金(是谢某某和小田、小谢凑的)直接放进李勇军车子的后备箱内，第三次是分2次取钱的，先去工商银行华漕支行取了112万元现金交给了李勇军，后又去上海纪翟路的农业银行取了2万元给了李勇军；同时还证实当时李勇军是代表红楼公司和其是代表溪峰公司谈挂靠的事宜(李勇军是红楼公司车管部经理，另外红楼公司采购部的钮某也应该知道，公司车辆上牌时，钮某和李勇军是一起去的，但谈挂靠事宜就李勇军一人和其谈的，钮某就和其谈挂靠费用问题)，李勇军告知其，新车第一批上牌有50辆，后面还有140辆要上牌，这190辆车全部挂靠在溪峰公司，并告知这批车辆红楼公司在购买后马上会卖给个人的，并且向其提出了车辆保险的问题(如何处理)，其直接告诉李勇军保险的返利红楼公司都是知道的，车辆的保险还是由红楼公司自行缴纳较好，李勇军说车辆都要卖给个人的，红楼公司自行缴纳会增加公司管理人手，不划算，其表示溪峰公司没有那么多资金去代缴，李勇军说只要溪峰公司把个人的保险费收齐就可以操作了，其当时以无法操作为由故双方未谈出结果，相隔一天后，李勇军又联系其见面，其还是告诉李勇军溪峰公司拿不出代缴保险费的钱，李勇军就给其算账说按照挂靠的情况，一年下来挂靠费收入也有十几万，并建议其考虑找人合伙凑保险费的钱(保险返利其实是保险公司的一种促销手段，如果是大客户，在参保后保险公司直接按照保险价格的70%来结算保险费用，30%作为优惠条件让利给客户)，其说找找看，第二天上午，李勇军又电话联系其，告知车辆保险的事和公司领导讲过了，领导意思还是由溪峰公司代缴，但是保险的返利公司是要收回去的，后双方谈妥返利款，并根据李勇军所说的钱款转账进公司，公司还要交税，故分3次直接给了李勇军现金共计300万元，这是190辆车后4年的保险返利款，李勇军是代表公司来收取的，以及保险返利款是在第一批50辆车上牌以后谈的，李勇军称公司要其支付后4年的保险返利，因为后面140辆车的办证等费用都是其公司出的，所以从323万元(当时还可以买异地保险，李勇军讲到深圳买便宜点且返点也多)商谈到了300万元，2013年之前的保险返利都差不多，推算下去是可行的，溪峰公司的利润就是挂靠费，其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红楼公司车辆这么多都挂靠在溪峰公司，可以做到品牌效应，公司还可以接其他公司车辆的挂靠也可以赚钱，当时李勇军和其讲的是之后4年的保险，之后的保险如何缴纳就由其公司自己选择，返利的钱已经给李勇军了，故这部分钱就其公司自己拿了，190辆车中有大部分车辆的挂靠协议是溪峰公司和红楼公司签订的，也有部分是和个人签订的，因为这部分车红楼公司已经卖给了个人，最后一次给李勇军钱款时李勇军还是红楼公司车管部经理，是在钱全部支付之后才由毕某某接任，毕某某电话问其有否和李勇军交接的，李勇军已不做车管部经理了，后其就将李勇军从其处拿了300万元的事告诉了红楼公司等事实以及黄某某于2015年7月27日的证言还证实，其没有向李勇军提起过去红楼公司买几台车跑班车线路，其也没有在其他快递公司跑班车线路，其和李勇军去工商银行拿钱是李勇军要的车辆挂靠保险的返利给他公司的事情，李勇军拿钱后就走了，当天也没有再见面，李勇军也没有给其112万元，更没有将112万元放在其车子后排座位放脚的地方的事实。(3)证人田某某的证言证实，其和黄某某、谢某某、小谢在一起吃饭时，黄某某称在做车辆挂靠业务，需要支付17，000元每辆的保险费用返利给李勇军，一共要300多万元，当时谈好由其承担100万元，之后，其前后2次共给黄某某100万元现金，其和黄某某是老乡，相处下来感觉还不错，且当天谈话时还有第三人在场，所以没有向他要手续，2次交钱都是在上海的事实。(4)证人谢某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溪峰公司的股东(还兼作车辆保险业务)，2013年6月份，黄某某在吃饭时和其谈起红楼公司运营部经理李勇军要将红楼公司的一批车辆挂靠到溪峰公司，挂靠协议签订的期限为5年。第一年的保险费用由红楼公司自行支付，但是李勇军要求黄某某一次性支付第二年至第五年保险费用的返利323万元，当时黄某某、其、小田、谢明江一起商量了这件事情，后来因为车辆办理营运证的费用要其公司承担，所以就把价格压到了300万元，当时谈的是每辆车的保险返利是17，000元，300万元钱是分三次给的，第一次和第三次是黄某某一个人去支付给李勇军的，第二次是其和黄某某一起去给李勇军的，这次是在上海北翟路XXX号上海第28机动车检测站内，其和黄某某当时拿去的现金是111万元，来拿钱的李勇军是开了一辆红色的高档轿跑车，当时李勇军已打开车子的后备箱，故其未看清车子的品牌和号牌，其可以提供银行的取款凭证，当时商量好黄某某和小田出161.5万元，其和谢明江出161.5万元，但实际上黄某某和小田出了111.5万元，50万元的缺口是其借钱帮黄某某补上的，其和谢明江的出资实际钱款都是其支付，其从银行共取款1，415，899元，不足部分其向朋友鲍某某借款80万元等事实。(5)证人鲍某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7月份，谢某某因做生意资金有缺口向其借款80万元，其就同意借款，并以现金一次性给谢某某人民币80万元的事实。(6)证人钮某(红楼公司采购部经理)的证言证实，当时在购买新车时是其红楼公司和北汽集团谈判的，在谈定后签订了一个框架协议，由红楼公司支付，最初购买的50辆新车是挂在红楼公司名下的，但在车辆上牌的过程中，当时公司的董事长郭某某突然给其下指令，要其将原来准备挂在红楼公司名下的新车全部转挂到溪峰公司名下，所以其就按照郭某某的指令执行了，并和李勇军一起和溪峰公司的黄某某谈了一下关于车辆挂靠费一事，车辆年检年审、营运证年检年审的费用和保险费用的问题其没有谈，和溪峰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是车辆管理部代表公司签订的，其不清楚，具体内容在协议中应该是有约定的，车辆挂靠应该是李勇军提出来的，当时考虑到车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因素，李勇军向时任公司董事长的郭某某提出，由郭某某同意让李勇军负责车辆挂靠事宜，车辆是分两批挂靠到溪峰公司的，该公司是李勇军向公司领导推荐的，因为出了李勇军这件事之后，公司只负责公司名下的车辆保险，个人的就由个人与溪峰公司谈的，今年的保险返利拿不到，被溪峰公司的黄某某拿了，挂在红楼公司的车辆大部分都是采用内扣的方式，而不是全额缴款再返利的形式，其当时没有谈后4年的保险如何支付，挂靠协议都是李勇军的车辆管理部在操办，与其采购部无关等事实。(7)证人郭某某的证言证实，李勇军原来在CCES公司就是管理车辆的，后来红楼集团收购了CCES，李勇军也是管理车辆的，CCES时叫车辆管理部，后来这部分并在了采购部里面，李勇军的日常工作有车辆维修、年检，李勇军办理过车辆挂靠事情，与溪峰公司签订挂靠协议的过程，都是按照公司集团内部内审流程操作，最后其看一下签个字等的事实以及辩护人提供的郭某某于2015年8月21日所作的证言证实，公司原则上应该是公司员工不能够买运营线路，但实际操作中都存在公司员工购买的情况，其等一般控制在每人5部车辆，李勇军原来在CCES就有车，所以收购以后也一直保持着，但因为他已经有了十几条线路，他肯定无法以自己名义再进行购买，关于审批决定权，除其以外，朱宝良也可以批准的，尤其是2013年8月底，朱宝良自己担任董事长以后，就是他一个人决定，季某某原来和李勇军租住在一个房子的，有可能会说起路线安排的事情，安排路线都是需要预先计划的，路线是随着货量的增加不断增加的，不存在只能有一班的情况，当然，如果货量不足，公司也会停运该路线的事实。(8)证人毕某某的证言证实，其系红楼公司车辆管理部副经理，被告人李勇军原系其上司(红楼公司车辆管理部经理)，其在接手管理红楼公司车辆管理部工作后发现公司原有的车辆在年检年审和营运证的年检年审过程中基本都是找“黄牛”办理的，所以其就电话联系黄某某，让黄某某把原来和李勇军管理时期应该结算而未结算的费用和公司结算清楚，当天黄某某就来公司和其谈费用上的事情，当时其还告诉黄某某原来挂靠在他公司的车辆经公司研究要重新挂靠回红楼公司，黄某某听后说牵涉的费用比较大，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他要求和公司老板直接谈，同时还给其看了一份车辆挂靠协议，并让其带给老板看，两三天后，黄某某联系其要见公司老板，其就向董事长朱宝良汇报，朱宝良同意见面，后黄某某就来到公司和朱宝良谈费用的事，当时其也在场，黄某某称溪峰公司和红楼公司签订5年的挂靠协议他是付出了很大一笔费用的，当时在签协议前李勇军说这笔生意溪峰公司不做其他马上有公司可以接手做，但如果溪峰公司要做，就要支付300万元给李勇军，而且要现金不能转账，后黄某某分3次交给李勇军300万元现金，第一次付了70多万，第二次和第三次付了100多万，黄某某还称最后一笔是先付了100多万，最后的2万元好像是从银行刷卡拿的，100多万和2万都是在银行给的，据黄某某讲付给李勇军的300万元就是保险返利的钱，李勇军要一次性拿，因为按照挂靠协议签的期限是5年，第一年由红楼公司自行支付保险费用，第二年开始至第五年是由溪峰公司开始代为缴纳保险费用，按照黄某某的意思李勇军向他要的300万元现金就是第二年至第五年保险返利的钱的事实。(9)证人王某(浙江浙商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的证言证实，2012年下半年认识了李勇军，后来李勇军是红楼公司车辆管理部的经理，2013年6月，红楼公司的李勇军和钮某电话联系其关于红楼公司近期要采购一批运营车辆询问保险的价格，第一次谈车辆保险的事情是李勇军和钮某一起到其公司来谈的，之后就通过电话联系，在谈了两三次后，他们同意由其公司来做这批车辆的保险，一共是190辆新车，2013年6月底，红楼公司所有190辆新车的交强险和车船税已经全部完成，到了9月份和10月份，红楼公司的新车逐渐到货，其开始随后也就把后续的商业险部分做掉了，平均下来每辆车的保险费用是14，000元左右，所有的保险费用都是通过红楼公司支付的，关于返利部分，实际是红楼公司参保的车辆有190辆，属于其公司的大客户，当时在钮某、李勇军谈保险费用时，其就承诺如果190辆车全部由其公司来做保险就会给红楼公司一项优惠措施，也就是每辆参保车辆的商业险部分打折30%，打折部分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向参保单位收取打折后的保险费用，发票按照不打折的保险费用开具给参保单位；另一是参保单位按照保单上的保险费用支付保险，其公司全额开具发票给参保单位，后通过帐外转账的形式把保费打折部分打回给参保单位，其公司和红楼公司之间采取了第二种方式进行支付的，190辆车的保险费用由红楼公司全部缴纳完毕，其印象中之后其公司通过帐外转账打回给红楼公司优惠部分，已经支付了将近37万元，剩下大概还有20万元没有支付的事实。(10)证人周某(红楼公司财务总监)的证言证实，涉案的190辆车总共缴纳了300多万元的保险费，后保险公司以帐外返回的方式返给红楼公司70多万元，这70多万元都是公司的收益，不会支付给个人，红楼公司其他车辆保险承保方式有两种：有直接内扣的、也有全额支付后返利的等事实。(11)证人汪某某(红楼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其和李勇军是老同事，李勇军是红楼公司车辆管理部的经理，实际管理红楼公司的车辆，2013年11月29日，其根据红楼公司老板朱宝良的要求打电话给李勇军让李勇军来红楼公司和老板见面聊公司收购李勇军江苏常州网点的事情，那天李勇军给其感觉很别扭，老是找理由想回避，其就按照朱宝良要求一直电话联系李勇军让他来公司，当时李勇军答应下午1点左右来公司，但是到时间李勇军没出现，到了晚上8点左右，李勇军联系其称已经到松江车墩了，想和其碰个面当面聊一下，但李勇军没在约好的地方出现，其就告诉他回人才公寓睡觉了，李勇军说要到其住的地方去，其就问李勇军到底有什么事，他很反常，李勇军告知称已经知道红楼公司的老板朱宝良在查他的事情，“黄牛”已经打电话给过他了，就是公司车辆挂靠的事情，当时他和另外几个人说好的，弄了点小钱大家分着花花，之后，李勇军在车墩的新车公路等其，其就开车过去了，当时和李勇军一起来的有他的老婆和江苏常州网点的另一个股东，其就让李勇军上了其的车，李勇军在车上跟其说“老汪你就不要骗了，老板找我肯定不是收购常州网点的事情，肯定在查我”，其就问李勇军到底有什么事情，李勇军说就是车辆挂靠的事情，他的说法是公司车辆第一年的保险费用是公司缴纳的，公司实际没有受到损失，挂靠的事情要从第二年才正式开始，其就问李勇军到底公司去不去，李勇军说去的，其就开车往公司走，快到公司时，李勇军自言自语在那里说，也就拿了几万块钱，收了几条香烟和几瓶酒，并让其再等等，让他再想想，其听后就说犯什么事就和老板讲，之后就开车去了公司，当天晚上，李勇军就被警察带走了的事实。(1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经营许可证及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等证实，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原上海希伊艾斯快递有限公司)、上海红丰快递有限公司、红楼(上海)快运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者均系红楼集团有限公司，在经营快递过程中使用的品牌为国通快递(国通快递的商标证系红楼公司的股东红楼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宝良个人所有并许可红楼公司使用)，在红楼集团收购上海希伊艾斯快递有限公司(CCES)以后，快递经营曾使用上海红丰快递有限公司为工商主体，后恢复使用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快递运输车辆由红楼(上海)快运有限公司受托进行管理，这三家公司是一套班子三块牌子，且2013年5月起实际经营地均为本区车墩镇新加路XXX号的事实。(13)红楼公司出具的任免通知、车辆管理部经理职位说明书、劳动合同、工资表、人员联系表等证实，2012年8月30日起，被告人李勇军担任红楼公司(即国通快递)车辆管理部经理，具体负责车辆及驾驶员管理、与相关对口单位合作和协调工作、办理车辆牌照证件及保险等相关事务的事实。(14)控告信证实，红楼集团有限公司发现下属公司的车辆管理部经理李勇军在将190辆车挂靠至溪峰公司的过程中，利用公司的职务便利，向溪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某某索要好处费，将本该返还给公司的保险让利款据为己有，故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15)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2013年11月21日，黄某某从工商银行账户提取人民币112万元现金，从农业银行账户分四次共取款人民币2万元；谢某某从2013年6月至7月期间，分多次从银行账户取款共计人民币1，415，899元的事实。(16)视听资料监控录像(含录音)证实，2013年11月21日11时22分至11时51分之间，李勇军和黄某某一起至工商银行华漕支行现金柜台，由黄某某从柜台取出人民币112万元装入李勇军随身携带的黄色双肩包内，后两人走出银行分开，李勇军将装有钱款的黄色双肩包放进停放在银行门口的红色小轿车后备箱内并驾车离开以及在现金窗口取款时，李勇军问黄某某“不是114万吗？”，黄某某回答“这张卡上是112万，还有2万到农业银行卡上取”，之后于2013年11月21日11时54分，有黄某某在农业银行闵行华漕支行ATM机上取款的监控录像等事实。(17)车辆挂靠协议190份等证实，溪峰公司和红楼公司及个人签订车辆挂靠协议，约定红楼公司或相关个人自愿将车辆(共190辆)挂靠在溪峰公司，挂靠期限为5年，每年每车挂靠费人民币1，000元，年检年审费为人民币1，600元，保险必须保在溪峰公司名下，协议车辆必须参加保险，且不得自行买保险，其中有66辆车转为个人车主所有，剩余124辆车属红楼公司所有的事实。(18)车辆保险单、保险款及返款明细表、银行电子回单、记账凭证、情况说明等证实，红楼公司涉案的190辆车辆第一年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并有723，027.56元的保险返还款以及保险公司已将该钱款划入红楼公司账户的事实。(19)车辆买卖合同、银行电子回单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证实，上海红丰快递有限公司与上海天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190辆欧曼牌厢式货车买卖合同，约定第一批50辆车于2013年6月15日前交付，第二批140辆车于2013年10月15日前交付，红楼公司向天佑公司支付了190辆车的货款，天佑公司开具了上述车辆的销售发票，发票上购货单位均为溪峰公司的事实。(20)车辆租用合同证实，红楼公司将涉案的190辆车中66辆已属于个人所有的车辆予以租用并用于公司快递运输，租用期限为2年的事实。(21)情况说明、报价单、资金使用审批单及银行电子回单证实，红楼公司将124辆车辆的第二年的保险费汇至黄某某的银行卡内，由黄某某统一代缴，红楼公司不再向溪峰公司拿保险返利款，其余的66辆车由私人车主购买，保险费用由他们自行与黄某某(挂靠单位)联系的事实。(22)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及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李勇军于2013年11月29日被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抓获到案，后该局以不属于其管辖为由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侦查至此案发的事实。(23)被告人李勇军在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侦查阶段及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相关供述，证实其原系红楼公司车辆管理部经理，车辆挂靠不属于其负责，由采购部负责，其是因为车辆年检的事而与黄某某熟悉，2013年，其向公司推荐黄某某的溪峰公司作为红楼公司车辆挂靠的单位，钮某向其咨询过相关费用的事情，后主要由钮某到溪峰公司与黄某某商谈，其只是参与，之后红楼公司与溪峰公司签订了车辆挂靠协议，约定第二年开始由溪峰公司代缴车辆保险费后，再向红楼公司收取，车辆转给个人的向个人收取，且保险返利归红楼公司所有，个人的归溪峰公司所有以及其和黄某某之间借钱频繁，都是几万几万的借，没有写过借条，其中有1次黄某某向其借2(或3)万元，黄某某从工商银行取了80到90万元(之前供述过100多万)，其感觉很多钱，黄某某就借用其当时正好背着的黄色双背包，当时黄某某的车停的较远，其就将包放在其车子的后背箱内开到他的车子那里把钱给他，之后一起到旁边的农业银行黄某某取了2(或3)万元还给其，除此之外没有大额经济上的接触等事实。(24)证人季某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2年7月18日至2013年12月份担任国通快递陆运部经理，之后至今担任运营中心副总监，李勇军当时是车管部门的经理，车管部门以前属于运营中心管理，李勇军的事情发生后车管部门就被取消了，该部门的编制归口到采购中心了，当时车管部门就李勇军和一个小女孩登记资料，公司规定运营中心的人员也就是整个运营体系的人员不能买车，车管部门自然也不允许有买车的指标，关于班车线路是运营中心拿出线路规划后一级一级上报，运营中心报郭某某，审批流程为运营出单、总经理审批、董事长审批，当时的最终决定权是在董事长郭某某手中，必须有郭某某的签字才行，财务那边也只认郭某某，跑线路买车的钱是由财务部门负责，2013年11月份，李勇军没有和其沟通过无锡到郑州、杭州到郑州的线路，线路决定给谁是董事长郭某某决定的，交钱拿车是将钱交到财务部门，其陆运部没有权利收钱，这也不符合常理，李勇军没有拿钱到陆运部交钱，且2013年6月份，无锡到郑州、杭州到郑州的线路有人在做以及袁伟勇在国通快递公司给谁担任客服中心副总监，负责客户咨询、查件等事情，后他在2014年离开公司，公司的工作人员包括袁伟勇在公司也没有买车指标，原因是集团老板朱宝良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如存在这种情况员工就不好管理了等事实。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属实，证据间所证明的事实均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辩护人向本院递交的且在庭审中作为证据出示的合同审批单、路线清单、班车费清单、QQ聊天记录等材料，与辩护人想要证实被告人李勇军确有拿了黄某某给的112万元去买班车线路的相关事实无关联性，故本院对此证据在本案中不予评判和采纳。关于被告人李勇军的当庭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勇军犯职务侵占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等相关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1)综观被告人李勇军从到案至庭审的供述，从受董事长郭某某指派负责与黄某某商谈涉案190辆车辆挂靠事宜，到之后改称其只是推荐了溪峰公司，该挂靠业务系由采购部经理钮某具体商谈，其只是参与，当庭又称其只是辅助采购部参与过，参与修改合同条款；从否认与黄某某一起去工商银行取钱到供述有过一起取钱的事存在(当庭被告人对此事实的供述亦前后不同)，且当庭又供述其与黄某某去工商银行取款112万元是用于给黄某某去红楼公司购买3台网络班车线路的，后没买成就当天将钱还给了黄某某；关于保险返利，从车辆属于红楼公司的由红楼公司所得返利、属于个人的由溪峰公司所得返利，到当庭又供述称卖给个人的保险返利归个人所得，显见其前后供述的不稳定性，缺乏可信度。而反观证人黄某某的证言前后陈述均较为稳定，且其对本案事实的陈述得到了证人田某某、谢某某、钮某、毕某某、郭某某、王某、周某等人的证言及相关视听资料监控录像等的证实，故对证人黄某某的证言应予以采信。(2)从本案案发的过程来看，不仅有红楼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控告信，还有证人毕某某就在接管红楼公司车辆管理部后，黄某某即来公司要求安排与公司老板朱宝良见面和其在场听黄某某告知朱宝良关于被告人李勇军在负责公司190辆车辆挂靠过程中，向黄某某拿取挂靠车辆后四年的保险返利款共计300万元等事实的证言以及证人汪某某关于在根据红楼公司老板朱宝良的要求联系被告人李勇军来红楼公司时，其就感觉到李勇军行为的反常，李勇军还称已经知道红楼公司的老板朱宝良在查他的事情，“黄牛”已经打电话给他，就是公司车辆挂靠的事情，当时他和另外几个人说好的弄点小钱大家分着花花，李勇军的说法是公司车辆第一年的保险费用是公司缴纳的，公司实际没有受到损失，挂靠的事情要从第二年才正式开始，李勇军在去公司的路上还自言自语说，也就拿了几万块钱，收了几条香烟和几瓶酒，之后其就将李勇军送至了公司，当晚李勇军就被警察带走等事实的证言予以佐证，据此，整个案件的案发过程正常。(3)关于被告人李勇军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根据证人黄某某、钮某、郭某某、王某等人的证言及被告人李勇军的相关供述均证实，红楼公司将车辆挂靠至溪峰公司系由被告人李勇军推荐，李勇军参与了商谈车辆挂靠的事宜，亦参与了红楼公司就190辆车辆保险与保险公司的商谈，也明知大数量的车辆参保，保险公司会给予相应的优惠(即保险返利)，而优惠款项应由红楼公司所有等事实，被告人李勇军作为红楼公司车辆管理部经理具有参与涉及190辆车辆挂靠及保险事务的职务显而易见，应予认定。(4)关于被告人李勇军涉案保险返利款的归属及具体数额的认定，根据证人王某、黄某某、卢某某、钮某、周某等人的证言及相关的财务帐目、凭证等均证实，保险公司对大客户购买保险，会按照保险行业的规则给予30%左右的优惠幅度，具体有两种操作模式：一种是全额缴纳保费，保险公司将保险优惠以帐外返回的方式打回投保公司的账户，发票按照全额保险费用开具给投保公司；一种是收取优惠后的保费，发票按照全额保险费用开具给投保公司，而涉案的190辆车辆第一年的保险费用由红楼公司支付全额费用投保至保险公司，之后保险返利款全部返利给红楼公司并已入帐，而黄某某的溪峰公司为从李勇军处获取红楼公司190辆车辆的挂靠业务，根据被告人李勇军的要求将该些车辆后四年的保险返利款预付给了李勇军，李勇军以红楼公司的名义予以收取，而红楼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银行电子回单等也证实了红楼公司因被告人李勇军预先从黄某某处收取了车辆的保险返利款，而在第二年将属于红楼公司名下的车辆保险款全部汇至黄某某处但未得到相应的保险返利款，即证实黄某某处预付的保险返利款损失是由红楼公司直接承担的事实，故能认定该笔相应的保险返利款是因保险公司行业的返利规则而客观存在，是属于红楼公司一定能够收到的预期收益，李勇军提前向黄某某拿取的属于红楼公司的相应保险返利款应当交给红楼公司，但是根据红楼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涉案车辆的挂靠协议、车辆租用合同及证人黄某某、钮某的相关证言证实，红楼公司在购买了涉案的190辆车辆后将其中的66辆车卖给了私人，红楼公司与66辆私人车主签订了期限为2年的车辆租用合同(合同规定车辆的保险等费用均由私人车主自理)，涉案的190辆车辆由红楼公司或私人车主分别与溪峰公司签订了期限为5年的挂靠协议(协议规定保险必须保在溪峰公司名下，协议车辆……不得……自行买保险等内容)，第一年的车辆保险费用确实由红楼公司一起缴纳，但第二年的车辆保险费用，红楼公司只支付了公司名下的124辆车辆的保险费用，由黄某某统一代缴，其余66辆车由私人车主自行与黄某某(挂靠单位)联系进行保险购买的事宜，据此，属于私人车主的66辆车辆的保险费用系由私人自理并统一由溪峰公司进行购买保险，且66辆车辆与溪峰公司的挂靠期限和与红楼公司租用期限不对等，故该部分保险返利款的归属可能会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一并购买66辆车辆的保险应该也可以享受保险返利的行业规则，且证人黄某某、田某某、谢某某均证实涉案车辆后4年的保险返利款为每辆17，000元)，故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本院认为该66辆车的保险返利款即人民币112.2万元，应在本案的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综上，现有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能证实上述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结合以上评判，本院对被告人李勇军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勇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达人民币187.8万元，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根据被告人李勇军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情节、性质和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尚未退出违法所得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勇军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2月26日起至2023年11月25日止。)二、责令被告人李勇军向被害单位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一百八十七万八千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 燕
代理审判员 成素琳
人民陪审员 张士雄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蒋冬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