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海终字第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方伦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永兆。
上诉人方伦福为与被上诉人王永兆海事海商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2）甬海法舟商初字第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方伦福，被上诉人王永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0年3月28日，方伦福与王永兆签订《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约定：因王永兆实际所有的“浙远东806”轮已拆解报废，王永兆将该渔船的国内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让给方伦福，价格为70万元，方伦福在签订协议时先付定金30万元，待新船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后一次性支付余款40万元。新建船舶由方伦福全额出资并享有实际所有权，与王永兆无关，王永兆应无条件为方伦福提供协助办理新建船舶所需的一切手续。如方伦福违约，定金归王永兆所有，如王永兆违约，定金双倍返还给方伦福。2010年4月7日，方伦福支付王永兆船网工具指标转让款33万元。2010年4月，载明所有权人为王永兆的“浙远东806”轮所有权证书、船舶检验证书均予以注销登记。至今，双方均未建造新船。
2012年3月12日，因双方转让款事宜产生纷争，方伦福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解除双方签订的《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二、王永兆返还方伦福定金60万元、指标转让款3万元及利息（自2010年4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原审庭审中，方伦福将第一项诉请变更为：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无效。王永兆在原审中答辩称：一、王永兆已将“浙远东806”轮全部证书交付给方伦福，并配合其注销该轮的船舶登记证书，方伦福未能办理新建船舶手续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其承担；二、方伦福支付的33万元系证书转让款而非定金，且定金条款因超过主合同标的额20%而无效，同时方伦福也主张涉案合同无效，故其无权要求王永兆双倍返还30万元定金；三、涉案船舶登记证书已注销，如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被认定无效，则王永兆保留向方伦福索赔由此遭受相关损失的权利。请求驳回方伦福的诉讼请求。
原审审理期间，王永兆提起反诉称：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王永兆依约将所有船舶证书交付给方伦福并注销船舶登记证书，但方伦福仅支付转让款33万元，而余款37万元未付，故请求判令方伦福支付剩余转让款37万元，并承担本案反诉费用。方伦福答辩称：方伦福不需要继续支付款项，因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我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无需继续履行协议。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方伦福与王永兆签订《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约定王永兆将其实际所有“浙远东806”轮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让给方伦福，系双方在未实际买卖船舶的情况下，买卖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的行为。我国对捕捞业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的管理，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船网工具指标是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的重要条件之一，系渔业捕捞许可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随船转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不得涂改、伪造、变造。双方签订的《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因违反我国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故方伦福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的诉请，证据和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因双方之间就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的渔网工具指标达成交易，并已实际部分履行《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义务，显然是为获取各自的非法利益而有意规避我国法律对渔业生产管理秩序的强制性规定，已构成恶意串通，侵害渔业生产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王永兆由此而非法取得的款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应收归国家所有（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故方伦福要求王永兆返还定金和指标转让款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王永兆亦无权要求方伦福支付渔网工具指标转让余款。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五）项、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2年9月19日作出判决：一、确认方伦福与王永兆签订的《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无效；二、驳回方伦福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王永兆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100元，减半收取5050元，由方伦福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3424元，由王永兆负担。
方伦福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无效，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时，“浙远东806”轮已拆解，故双方未在船舶实际买卖的前提下，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已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规定应属无效。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当事人并未恶意串通。在当地或者沿海地区一直存在类似证书交易行为，相关职能部门对此事也是默认或许可的，故双方交易行为并不存在恶意串通。2.本案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即使双方交易行为违法，但方伦福并未取得渔网工具指标，也未建造新船，职能部门也未为其获批渔业捕捞许可证，因此，双方交易行为并没有实际履行，在预期利益未实现之前，国家利益并未受到损害。3.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被确认无效后，应当适用优先返还的民事责任，即由王永兆返还方伦福由此取得的财产，但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将该财产直接适用民事制裁收归国家所有，显属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判，支持方伦福的诉讼请求。
王永兆答辩称：一、双方签订的《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未违反渔业法的强制性规定。1.船网工具指标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渔业捕捞许可证，也并非一定要随原船舶转移。2.船网工具指标转让实际上是王永兆对自己“有权申请新建船舶权利”的转让，与法律所禁止的渔业捕捞许可证买卖毫无关联，该交易行为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二、原判认定双方转让行为已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利益，将其收取的转让款收归国有错误。双方不论从主观上还是己完成的前期交易行为都是公之于众的，没有任何私下交易行为，不存在所谓的“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利益”，原判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显然错误。三、民间一直存在类似交易行为，且都是被相关部门所认可和允许，现原审作出的裁判可能会干预市场交易，不利于渔业生产秩序的管理，因此，方伦福应按协议履行支付余款之义务。请求撤销原判，支持王永兆的反诉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07年2月，王永兆业已将其所有的“浙远东806”轮拆解。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原审法院将转让款收归国家所有是否正确。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原判认定方伦福与王永兆双方签订的《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无效并将非法取得的款项收归国家所有，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五）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我国农业部颁布的《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九条分别规定，我国对捕捞业实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管理，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海洋捕捞渔船，必须经有审批权的主管机关批准，由主管机关核定船网工具指标。由此可见，船网工具指标属国家调控，是申请获得渔业捕捞许可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前提条件，两者密不可分，应随船而移转，不允许单独进行转让。因此，本案王永兆将其早已拆解的“浙远东806”轮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以协议形式转让方伦福，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原判认定方伦福与王永兆签订的《渔网工具指标转让协议》无效，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涉案方伦福与王永兆均从事渔业捕捞，明知船网工具指标属国家控制，不得单独进行转让，但当事人为获取各自利益仍然进行非法交易，侵害了渔业生产管理秩序，原判认为该行为已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利益，将王永兆所取得的款项予以制裁收归国家所有，并无不当。因此，方伦福要求王永兆返还定金、指标转让款及利息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方伦福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方伦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向红
审 判 员 张士冬
代理审判员 孙伊涵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