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25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爱兰，女，汉族，1963年7月4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骏，浙江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立斌，男，汉族，1986年8月24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晨，女，汉族，1990年3月19日出生，住址同上，系朱立斌妹妹。
上诉人方爱兰为与被上诉人朱立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5）杭建商初字第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20日借款人朱方晴、夏益凡向方爱兰借款5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借期半年（2013年7月20日至2014年1月20日）。朱立斌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借条出具后，方爱兰交付借款人现金25000元，另25000元由中间人洪某扣下作为偿还案外人朱晓红所欠债务。借款后借款人朱方晴、夏益凡已归还1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本案是否已过保证期间。方爱兰主张在保证期间内曾委托案外人洪某向朱立斌进行催讨并申请证人洪某到庭作证，现方爱兰向朱立斌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未超过合法期间。朱立斌辩称，在保证期间内方爱兰未曾向朱立斌提出还款主张，本案保证期间已过，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法院认为，1、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故朱立斌为借款人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2、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保证期间，方爱兰应在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朱立斌承担保证责任，即在2014年7月20日前要求朱立斌承担保证责任。3、因朱立斌抗辩本案担保已过担保期间，应由方爱兰对朱立斌抗辩不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现方爱兰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在该保证期间内方爱兰曾向朱立斌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故方爱兰于2015年7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朱立斌承担保证责任已超过本案担保保证期间。本案为保证合同纠纷，因方爱兰主张朱立斌承担担保责任已超过保证期间，故对双方其他争议焦点不再另行审查。方爱兰与借款人朱方晴、夏益凡及朱立斌之间建立的借款合同（借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朱立斌为借款人朱方晴、夏益凡向方爱兰借款提供担保事实清楚。因方爱兰要求朱立斌承担保证责任已超过保证期间，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方爱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5元，减半收取213元，由方爱兰负担。
上诉人方爱兰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朱立斌承担保证责任未过保证时效，原审法院并未综合考量与分析双方的证人证言与朱立斌的法庭陈述，事实认定太过草率。
双方因为是熟人，没想到打官司，保留相关证据不切实际。在开庭之前，方爱兰向原审法庭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说明了委托洪某将借款交付给朱立斌，同时也委托其代为催收借款的情况，有了这个前提，洪某向朱立斌催款即是代表方爱兰催款，其法律效果是一样的。洪某虽然作为借款的经办人，但也是此案的重要参与人，对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清楚，如果对其陈述的真实性有怀疑，可以参考庭审笔录以及在原审庭审中与朱立斌之间的对质，洪某的大多数陈述都得到了朱立斌承认与证实，足以证明洪某并未偏袒任何一方，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在原审庭审中洪某清楚地向法庭说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向朱立斌打电话催款，并于2014年5月份将朱立斌约出，这点在庭审中已经得到了朱立斌的确认，洪某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求朱立斌返还借款5000元，另一个是要求朱立斌承担5万元的保证责任，这些事实在庭审中都已经得到了朱立斌的肯定，但朱立斌唯一否认的是洪某没有提到过这笔借款，但洪某马上对质到“她当时提到过这笔借款，还要求朱立斌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洪某与方爱兰二十多年姐妹，感情十分深厚，钱又是经洪某的手借出去的，在眼看还款期限己到，朱立斌却没有还款的情况下，洪某把朱立斌约出来谈话会不提到这件事？况且当时场景是要朱立斌还给洪某5千块，这个恰好又是还款的场景，那么在这个场景下，洪某会不向朱立斌提5万元的保证责任？如果洪某只提到这5千元的借款，而把这个10倍的5万元借款却忘记了，明显不合常理，综合实际情况与合理地推理，洪某向朱立斌提到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可能性显然大于没有提到的可能性。朱立斌起初对主张过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是不承认的，后来面对洪某的当面质证，才改口说道这个5万元借款的事情是由朱立斌主动说起的，朱立斌在庭审上的回答是：“我和洪某主动提起，这个5万元的借款我不来承担保证责任的，是你们骗我签下名字的。”仔细分析这句话，这句话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朱立斌自认当天提到这个5万元的借条，也提到了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第二层是朱立斌表示自己是被骗，才在借条上签上名字，所以不来承担这个保证责任。言下之意，如果方爱兰能够证明朱立斌没有被骗或者朱立斌主张其被骗没证据支持的话，那么就算朱立斌声称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也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既然本案合同是个有效合同，因此不存在被骗情况，因此，朱立斌在法庭上所做出的陈述，已经自认了在2014年5月份的时候，洪某在与朱立斌见面的情形下，洪某向朱立斌提出过要求承担5万元保证责任的事实，保证时效并没有过。当时是朱小红欠洪某一笔钱，洪某要求朱小红还钱，朱小红就要求洪某做一个中间人，帮她去借款，名义借款人写朱方晴，担保人写朱立斌的名字，这些朱立斌与朱方晴等人都事先知晓，于是洪某向其好姐妹方爱兰借款，方爱兰在借给他们5万元后，其中2.5万元由借款人朱方晴代其姑姑朱小红向洪某还债，另外的2．5万元由朱方晴拿走，事后又给了朱立斌1万元作为担保的报酬，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些安排是方爱兰、朱立斌、洪某、朱方晴事先约定的，所以不存在所谓的“诈骗”。那么朱立斌在庭审时做出的陈述只剩下一层意思；“即朱立斌当天提到了这个5万元的借条以及保证责任的事情。”那么既然朱立斌在庭审中自认在当天提到了这个5万元借条以及保证责任的事情，那么洪某在听到朱立斌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必然会要求朱立斌承担保证责任。而这一点无论是在庭审上，或是在判决书上，原审法院均忽略了这部分的推理与说理，造成了事实认定的错误。洪某的证言明确指出是她主动向朱立斌提出归还5万元这个事情。无论是谁提出的都好，综合双方在庭审上的自认事实与证人证言，双方都对当时有人提出过这个5万元担保的问题达成了一致，原审判决书上所称“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在该保证期间内原告曾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就是不全面的，把朱立斌在庭审过程中的自认事实排除在外的一种片面的理解。原审法院应当遵循此规则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做出一个自由心证的判断，但原审法官并未从日常经验出发，深刻地去分析双方的证人证言与庭审笔录，罔顾一些只需要进行合理推理就能明确的事实.二、原审法院并未坚持一个基本的诚实守信的民法原则来进行案件的裁判。这类案件借款事实明确，担保事实也明确，法院应当从承担保证责任的角度出发，在无重大理由的情况下，不能排除朱立斌的保证责任，欠债还钱就是诚信的体现，也是民意的体现，原审法院在未仔细分析双方的证人证言与庭审笔录的情形下，草率做出支持朱立斌逃债的判决，不仅破坏了民法的诚实守信原则，还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公序良俗，二审法院应当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方爱兰的诉讼请求。
朱立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一、原判决认定保证责任的主张已超过保证期间是正确的。1、在担保期间内，方爱兰本人从未向朱立斌主张承担担保责任。在担保合同形成时，朱立斌作为保证人即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及联系地址，便于方爱兰主张担保责任。但在担保期间届满后，整整经过一年，方爱兰才向原审法院起诉，主张朱立斌承担担保责任。2、方爱兰诸多陈述与事实不符。（1）方爱兰称向原审法庭提供情况说明一份，欲说明方爱兰委托洪某将借款交付给朱立斌，同时也委托其代为催收借款。首先，洪某并没有将借款交付给朱立斌。其次，朱立斌没有看到过上述情况说明，对其内容并不知晓。同时，在方爱兰与朱立斌签订保证合同时，也没有说过这笔债务由洪某负责催收，甚至在借款以后直至方爱兰于2015年7月7日起诉朱立斌承担保证责任时，朱立斌自始至终都没有收到过方爱兰的口头通知或者书面授权委托书，表示其委托洪某代为催收借款。洪某本人也未曾向朱立斌表明接受方爱兰委托催收借款，否则朱立斌必定要向方爱兰核实委托关系是否真实。因此方爱兰所谓的委托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再次，方爱兰知晓朱立斌的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完全可以联系上朱立斌并主张担保责任，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委托他人向朱立斌主张担保责任。最后，朱立斌承担的是5万元债权的连带担保责任，五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真的是委托他人催收，必会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朱立斌释明委托人，委托权限，委托期限等内容，但实际上，方爱兰并未如此操作。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方爱兰为使朱立斌承担保证责任，虚构事实。（2）上诉状中方爱兰声称朱立斌在2014年5月两人见面时说：我和洪某主动提起，这个5万元的借款我不来承担保证责任的，是你们骗我签下名字的。事实上这句话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提出的。也就是在2013年7月20日保证合同签字后不久，朱立斌发现朱方晴实际拿到手的款项仅为人民币25000元，比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整整少了一半，十分气愤。在此种情境下，朱立斌为避免正面冲突，妨碍事情的有效解决，才向借款中间人洪某主动提起担保的事情，要求作为中间人的洪某承担起中间人的责任，在朱立斌与方爱兰间进行沟通协调，以便较快的免除其担保责任。朱立斌在一审两次开庭过程中都是如实陈述的，其在保证合同签订后不久，向债权人方爱兰、债务人朱方晴、夏益凡以及中间人洪某提出不愿意承担5万元的担保责任，要求重新签订保证合同，将保证责任改为2.5万元。而非方爱兰所说的在2014年5月份朱立斌向洪某还款时提出的。原审中，朱立斌多次表明2014年5月份，偿还完洪某5000元后即离开，并未提及五万元担保的事宜。而方爱兰提供的证人洪某一开始陈述是在2014年7月份与朱立斌见面并还款，后又认可时间是2014年5月份，可见洪某对当时情况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不记得具体时间，怎么还能记得当时说过什么。（3）方爱兰多次通过恶意推论的方式来证明洪某曾向朱立斌提及过该5万元担保责任。对方代理人在一审法庭以及上诉状中均提及洪某向朱立斌要求还款5000元债务，并在债务履行过程中同时要求朱立斌履行该5万元担保责任。这里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朱立斌在2014年5月份向洪某还款的5000元是朱立斌本人欠洪某的钱，洪某向朱立斌主张债权，朱立斌履行债务这两者之间合法、合情、合理，而本案5万元担保责任是朱立斌与方爱兰之间的法律责任，与洪某并无任何关系。对方代理人竟然多次利用还款5000元这个合法、合情、合理的事实试图推论出洪某肯定向朱立斌提过5万元的担保责任，这样的推理显然难以让人信服。最后，朱立斌从未收到过方爱兰或者借款人朱方晴、夏益凡给的1万元钱。在此次担保合同签订过程中，借款人朱方晴、夏益凡系朱立斌的堂妹以及堂妹夫，考虑到都是亲戚关系，就出面承担了保证责任，并无任何利益所图，承担的是无偿的纯负担的义务。二、原审法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合法的。原审中，针对“担保期限”的问题，方爱兰仅提供洪某的证人证言。首先，方爱兰从未向朱立斌表示这笔5万元钱委托给洪某进行处理，洪某在一审开庭之前也未曾向朱立斌表示过接受方爱兰委托；其次，正如洪某所说，其与方爱兰系二十多年的姐妹，感情深厚，双方的关系非同一般，难免存在偏袒，洪某作为借款的中间人，并扣下25000元作为偿还案外人朱晓红所欠债务，其与本案直接有利害关系，断然不希望经其手出借的款项难以追回。最后，洪某的证言多处与事实不符，洪某在一审证言中忘记了具体见面的时间，怎么能记清是否说过“其代表方爱兰向朱立斌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宜”。方爱兰提供的证人证言不可轻信，又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间内曾向朱立斌主张承担担保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各方都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方爱兰是否在保证期间内要求朱立斌承担保证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法律还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借条载明内容，保证期间依法认定应为自2014年1月20日起六个月，现方爱兰以诉讼方式主张保证责任已经超出上述期限，方爱兰需就其在上述保证期间内向朱立斌主张过保证责任承担举证责任。案外人洪某与方爱兰关系密切，且系案涉借款经办中间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亦未得到朱立斌的认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方爱兰主张过保证责任的有效依据，方爱兰以洪某证言及细节推论不足以证明其已在保证期间主张过保证责任，其仍应对此进一步进行举证，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方爱兰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5元，由方爱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依群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代理审判员 张成柱
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骆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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