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20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兆海，男，汉族，1969年9月23日生。
委托代理人徐剑峰，江苏袁胜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普迪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煤炭港5号。
法定代表人沈国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新宇，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京宁新普迪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202-28号。
法定代表人张更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袁新宇，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京宁龙货物装卸队，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号*栋*单元***室。
经营者时训平，男，汉族，1957年7月1日生。
上诉人刘兆海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普迪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迪公司）、南京宁新普迪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新普迪公司）、南京宁龙货物装卸队（以下简称宁龙装卸队）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的（2015）鼓民初字第3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兆海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建峰、被上诉人普迪公司及宁新普迪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袁新宇、被上诉人宁龙装卸队的经营者时训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无争议事实：2015年6月2日，刘兆海至南京市鼓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5年6月11日，该委以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受理决定为由出具了仲裁申请时间确认书。刘兆海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普迪公司：1.支付经济补偿金25500元（3000元／月×8.5个月）；2.支付加班工资14345元（3000元／月÷21.75×200%×52天）；3.补缴2007年4月-2015年5月社保。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原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原审庭审中，刘兆海与普迪公司对双方之间是否是劳动关系存在争议。刘兆海主张与普迪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其主张，刘兆海举证如下：
证据一、收入证明。该证明显示：“现有我单位南京普迪混凝土有限公司员工刘兆海，月收入3000元，特此证明。2014年1月24日”。落款处为普迪公司字样的公章，该公章分中英文双排显示。
证据二、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及邮寄签收单。通知书文载：“南京普迪混凝土有限公司：本人刘兆海自2007年到贵单位上班，从事操作工工作。在此期间贵单位未给本人依法参加缴纳社保、安排加班未给付加班工资。本人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等相关规定正式提出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刘兆海于当日寄出，普迪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收到。证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过程。
证据三、2份录音。录音一是刘兆海和普迪公司的生产经理时训平的对话，主要内容如下：刘：是哪个讲说除了离开普迪才赔我钱啊？时：刘杰讲的。刘：刘杰属于什么官职啊？时：她属于人力资源部的。录音二是刘兆海与普迪公司王文斌经理的通话。通话内容如下：刘：你是零几年调走的？王：干的不好才调走的。刘：06年对啊？王：03年。刘：07年哦，07年调走的。王：03年我就调走了。刘：不是，我讲我来的那一年哎。王：07年啵。王：你调走哎。王：哎，调走哎。证明刘兆海与普迪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进行协商的过程。
证据四、智能一卡通、工作服、宁新普迪干部值班表。智能一卡通是普迪公司的饭卡，工作服是普迪公司发放的，工作服则是每年一套。
普迪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收入证明中的公章不是普迪公司的公章。普迪公司之前是合资企业，当时用的是中英文并用的章，同时也是业务章，中英文时候经工商部门备案的公章也和这枚公章不一样。很明显之前的公章开口较小，公章从1995年左右启用，2005年时企业从中港合资企业转化为国有独资企业，2005年开始中英文显示的公章就停用了。对解除劳动关系确认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普迪公司在2015年5月25日收到，但刘兆海并非普迪公司员工，其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与普迪公司无关。对于两份录音，普迪公司对于录音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时训平是宁龙装卸队的负责人，并非刘兆海所述是普迪公司的员工，从录音资料中无法看出离职赔偿问题。对录音二的真实性有异议。普迪公司根本没有王文斌这个人，从录音内容看，王文斌2003年就调走了，刘兆海自称2007年进入普迪公司，因此不能证明刘兆海的主张。普迪公司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卡的表面没有看到普迪公司或宁新普迪公司的字样。值班表上没有宁新普迪公司的公章，值班表中也没有刘兆海的名字，第二页只是联系人的名单，这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刘兆海的主张。
宁新普迪公司的质证意见同普迪公司。
宁龙装卸队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不清楚，也与其无关。证据三中第一段录音确实是其与刘兆海的通话录音。对第二段录音不清楚。对证据四中工作服的真实性无异议，至于值班表是否是普迪公司或宁新普迪公司的并不清楚，饭卡也不清楚。
普迪公司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其主张，普迪公司举证如下：
证据一、劳务合同2份。劳务合同由宁龙装卸队（乙方）与宁新普迪公司（甲方）签订，期限分别为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合同载明：“为适应甲方货物装卸等辅助作业的需要，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由乙方向甲方输出能胜任货物装卸作业的劳务人员。劳动项目为宁新普迪公司各类货物装卸等辅助作业。甲方根据装卸作业量的实际情况向乙方提供所需劳务人员工种、数量的计划，乙方应按甲方的计划提供劳务人员。甲方可以对乙方及乙方劳务人员在作业中的违法、违章、违纪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责令停止作业，对不服从管教的劳务人员，甲方有权要求其停止作业并要求乙方与其解除合同。乙方劳务人员在甲方作业时必须遵守甲方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乙方负责人妥善处理与劳务人员之间的一切劳务关系有关的事宜，并保证其劳务人员及其家属等不得在任何时间、地点，以任何理由与方式向甲方主张权利。乙方负责办理由其安排的劳务人员的相关保险。”证明宁龙装卸队作为劳务派遣单位向用工单位宁新普迪公司派遣劳务人员，刘兆海是派遣人员之一。
证据二、2014年7月-2015年6月期间的宁龙装卸队劳务工资明细表。刘兆海均在工资明细表上签字。明细中载明现金付讫。
证据三、会计凭证、发票及财务资料。2015年4月16日工商银行的回单显示宁新普迪公司向宁龙装卸队支付劳务费63241.5元，宁龙装卸队收到上述劳务费后向宁新普迪公司开具发票。
证据四、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单。投保人为宁龙装卸队，在该保单的后面名单中的第15位被保险人就是刘兆海。证明刘兆海是宁龙装卸队的员工，由该单位为刘兆海发放工资、缴纳商业险。
证据五、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证人当庭陈述：“我是宁新普迪公司质保部的负责人，刘兆海是宁龙装卸队派遣到宁新普迪公司的，刘兆海每天工资50元，有加班费另发，平均一个月2000多元，实发工资就是工资表上的金额。我在2003年到宁新普迪公司的，当时刘兆海是否已经来了我不清楚。刘兆海每月发放都是现金，每次都是我从宁新普迪公司财务处领取，本来应该是员工自己领取的，但是财务办公区域管理比较严格，不让员工自己去领，所以就由我代领，代领之后发给员工。刘兆海提交的收入证明是我在2014年1月24日盖的章。2014年刘兆海老婆在单位因公受伤，刘兆海护理其妻没有来单位上班。后来刘兆海找我出具证明，以证明误工费的情况。因为刘兆海一贯表现好，我也同情刘兆海，私下关系也不错，为了照顾刘兆海，我才给刘兆海出具了收入证明。这个证明的章是用普迪公司质保部的章，当时盖章的时候我把质保部三个字盖起来加盖的印章。当时盖章用的这个章早已经失效不用了，但是还在我这里保管。刘兆海的具体工作由我来安排。”
刘兆海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劳务合同系宁新普迪公司与宁龙装卸队签订的，与刘兆海无关。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工资表中的字是刘兆海本人签的，是王某于2015年7月4日让刘兆海补签的，因看到是经理王某，所以刘兆海才在工资表上签字的。刘兆海的工资都是王某发的，刘兆海是在宁新普迪公司干活的。刘兆海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是第三人之间的转账记录，与刘兆海无关。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该保单系第三人在紫金保险财产有限公司投保。该证据只能证明投保人商业利益，与劳动关系没有任何关联，不能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依据。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刘兆海找王某出具的收入证明，当时出具收入证明的起因就是刘兆海之妻工伤案件的需要。从证人陈述可以看出刘兆海的工作由证人安排，刘兆海到普迪公司后被安排至宁新普迪公司的地点工作，证人系宁新普迪公司的员工，给刘兆海安排工作，刘兆海的工作地点、作息时间均以普迪公司的时间为准，刘兆海和普迪公司之间形成劳动关系。
宁新普迪公司与宁龙装卸队对证据一、二、三、四、五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同时，宁龙装卸队提出，证据二中有关工资支付方式为王某每月按照刘兆海的出勤天数做成表格，将表格汇总到宁龙装卸队，由其根据汇总的明细发给宁新普迪公司，宁新普迪公司核实后将款项发放给宁龙装卸队，时训平有时会拿现金发放给员工，包括刘兆海，有时候会交给宁新普迪公司的财务代为发放。
原审法院认证意见：首先，刘兆海提交的收入证明虽加盖了普迪公司字样的公章，但该公章与普迪公司之前正式使用的公章明显不一致，且刘兆海陈述该公章系由王某所盖。王某亦到庭说明盖章经过，对盖章缘由也作出了合理解释，故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原审法院不予确认。其次，劳务合同、会计凭证、保单和工资表可以相互印证，足以形成证据链，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案原审的争议焦点为：刘兆海与普迪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从法律意义上而言，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应根据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人格、经济及组织上的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的三个核心要素，原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
一、从人格上的从属性来看，人格上的从属性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一种以指挥和服务为特征的管理关系。劳务的具体内容不是由劳务提供者决定，而是由劳务受领者决定。本案中，刘兆海的工作地点位于宁新普迪公司办公地点内，刘兆海陈述其工作中接受王某的管理和指挥，而王某的身份为宁新普迪公司的工作人员。普迪公司并未对刘兆海的工作进行指挥与管理，刘兆海亦未为普迪公司提供服务，故刘兆海和普迪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上的从属性。
二、从经济上的从属性来看，经济上的从属性在于劳动者并非为自己营业劳动，而是为他人目的的劳动，劳动者既不是用自己的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也不能用指挥性、计划性或创作性方法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加以影响。本案中，经刘兆海签字确认的工资表中载明的工资发放方为宁龙装卸队，会计凭证和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也可以反映工资是从宁新普迪公司发放给宁龙装卸队，之后发给刘兆海。因此，刘兆海的工资发放主体与普迪公司无关，故刘兆海与普迪公司不存在经济上的从属性。
三、从组织上的从属性来看，组织上的从属性是指提供劳务者是否作为用人单位的成员，被编入到企业的组织体系中去。本案中，刘兆海工作地点并不在普迪公司，其提供劳务的对象并非普迪公司，普迪公司虽与宁新普迪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两公司均系独立企业法人，刘兆海与普迪公司并无组织上的从属性。
综上，刘兆海与普迪公司之间并不形成劳动关系。刘兆海以此作为请求权基础主张普迪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补交社保等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兆海的诉讼请求。
原审宣判后，刘兆海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事实未查清，未对本案进行全面审查，未对劳动关系及责任承担主体作出最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裁决遗漏了必须参加仲裁的当事人的，应当依法追加遗漏的人作为诉讼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本案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追加被上诉人宁新普迪公司、宁龙装卸队为第三人。之后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工作地点在宁新普迪公司，接受宁新普迪公司员工王某的管理和指挥，但在审理和判决中，只对上诉人与普迪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普迪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进行认定，并未对宁新普迪公司及宁龙装卸队是否应承担责任进行审查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2.原审法院在追加宁新普迪公司和宁龙装卸队为第三人后，并未就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需要变更（是否需要第三人承担责任）进行释明。原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宁新普迪公司和宁龙装卸队为第三人，而并非上诉人申请追加，故法院应当向上诉人就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进行释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普迪公司、宁新普迪公司和宁龙装卸队均辩称：刘兆海与普迪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刘兆海系宁龙装卸队派遣到宁新普迪公司工作的。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无争议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刘兆海与普迪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如果刘兆海与普迪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是否应直接判决宁新普迪公司或宁龙装卸队承担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兆海主张其与普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与普迪公司就建立劳动关系形成合意并实际为普迪公司提供劳动。刘兆海为证明其与普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原审中提交了有普迪公司盖章的情况说明，但该情况说明上所加盖的普迪公司公章与普迪公司曾使用过的公章明显不一致。且即使该印章是真实的，该情况说明称刘兆海为普迪公司员工，但刘兆海实际工作地点并不在普迪公司，普迪公司并不对刘兆海进行管理及发放薪酬，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不具有足以证明刘兆海与普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效力。此外，刘兆海在原审中还提交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及邮寄签收单、谈话录音、智能一卡通、工作服、宁新普迪干部值班表等证据，但以上证据均不能证实刘兆海与普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从刘兆海提供劳动的情况来看，其实际的工作地点为宁新普迪公司的工地，且刘兆海认可其在工作中接受宁新普迪公司工作人员王某的管理并由王某向其发放工资，其与普迪公司不具有人格、组织、经济上的从属性。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刘兆海与普迪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中刘兆海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普迪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25500元、加班工资14345元、补缴2007年4月至2015年5月社保。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原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宁新普迪公司、宁龙装卸队为第三人，以便查明案件的事实。刘兆海在原审庭审中明确陈述“我方认为原告与普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本案的两个第三人没有关系”。刘兆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既未对宁新普迪公司、宁龙装卸队提出诉讼请求，也未提出上述两当事人应承担责任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故原审法院未判决宁新普迪公司、宁龙装卸队承担责任，处理并无不当。因此，即使宁新普迪公司、宁龙装卸队应承担责任，刘兆海也应另行主张，其主张法院应在本案中对宁新普迪公司、宁龙装卸队是否应承担责任一并作出裁决，并无法律依据。
综上，上诉人刘兆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冯 驰
审 判 员 陈传胜
代理审判员 吴晓静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尹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