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17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彬，男，汉族，1972年8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阳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巧，女，汉族，1976年8月2日出生，住湖北省阳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刘巧的丈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冬英，女，汉族，1960年12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武，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文婷，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彬、刘巧因与被上诉人何冬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5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彬、刘巧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2.查明本案事实，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何冬英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系对本案定性错误。李彬与案外人李树荣于2013年10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树荣将佛山市百川和进出口有限公司70％股权以1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彬，同日，何冬英与李树荣达成债权转让协议，李彬在债权转让协议上签名表示已知悉债权转让，此阶段实际包含两种法律行为：即李彬与李树荣之间的公司股权转让行为以及李树荣与何冬英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现何冬英在一审法院主张的权利，系因其与李树荣之间存在债权转让行为，并非何冬英与李彬之间存在公司股权转让行为所产生的权利及义务，李彬与何冬英之间存在债权转让的法律纠纷，并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本案应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何冬英并非股权转让纠纷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对本案定性错误，从而导致本案的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法院遗漏诉讼当事人，诉讼程序严重违法。李树荣分别与李彬达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与何冬英达成债权转让协议，虽然李彬及何冬英对股权转让及债权转让行为均予认可，但本案毕竟涉及到案外人李树荣的利益，一审法院应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便于查清本案事实，也更有利于维护案外人李树荣的合法权益，不论以股权转让纠纷立案还是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立案，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李树荣参加本案的诉讼，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三、刘巧并非一审适格被告。李彬、刘巧虽系夫妻关系，但并非股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不是适格的一审被告，一审法院可以依职权追加刘巧参加一审诉讼，但也应列在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不应当支持何冬英起诉时直接列刘巧为一审被告的主张。四、刘巧不应当承担本案李彬的债务连带清偿责任。刘巧对李彬与李树荣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知情，但对李树荣与何冬英之问的债权转让行为并不知情，并且该债权转让行为至今也未通知刘巧，故该债权转让行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对刘巧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一审法院判令刘巧对李彬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法无据，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五、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第5页认定，2013年11月1日，李彬与李树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另在该页，又认定李彬与何冬英于2013年l0月30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且李彬在债权转让协议中签名并注明已知晓债权转让事宜。该处认定系对本案事实的错误认定。李彬与李树荣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并非2013年11月1日；李彬从未与何冬英签订过任何的债权转让协议。据此可见，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都未查明，故对本案的裁判结果明显缺乏事实和证据的支持。六、李彬与李树荣签订股东补充协议约定在李彬支付对方125万元，对方需从中拿15万元赠送给李彬父亲李相德，其也曾口头承诺在李彬没有偿还能力的时候不主动向李彬追偿案涉的债务。综上，李彬、刘巧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依法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支持李彬、刘巧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护二人的合法权益。何冬英答辩称，李彬、刘巧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与实际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二审法院对李彬、刘巧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何冬英确认李彬、刘巧所述的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如果当初李彬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何冬英是愿意赠送该款项的，但是李彬没有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何冬英现在不愿意赠送15万元。股东补充协议事实上是李彬没有履行并违约在先，因此便没有后续的赠送。何冬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彬、刘巧共同向何冬英支付股权转让款125万元及利息334416.67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的同期借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其中10万元的利息从2014年1月1日起算，50万元的利息从2014年11月1日起算，40万元的利息从2015年5月1日起算，25万元的利息从2015年11月1日起算，直计至李彬、刘巧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6年5月27日；本息暂计1584416.6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彬、刘巧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30日，李树荣（甲方）与李彬（乙方）签订股东协议，甲乙双方为百川公司股东，甲方占70％、乙方占30％股权，双方就甲方退股并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达成协议，其中股权对价约定：1、双方同意甲方70％股权作价为190万元，扣除归属甲方的公司对悠彩公司的应收款和乙方原欠甲方的私人借款18000元，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股权对价为170万元。此对价按照如下支付：公司现在实际使用账户上款项约35万元，其中45万元归甲方所有，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转至甲方指定账户；甲方股权对价尚余125万元，该余款自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两年内支付完毕。第一笔10万元，2013年12月前支付；第二笔50万元，2014年10月前支付；第三笔40万元，2015年4月前支付；第四笔25万元，2015年10月前支付。乙方应按时支付股权价款，如未能按时支付，一个月内按15厘计息，逾期一个月的，按20厘计息。…。2013年11月1日，李树荣（转让方、甲方）与李彬（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就百川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约定如下：甲方同意将持有百川公司140万元的出资相应的股权，以1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当日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股权转让款。李彬（甲方）与何冬英（乙方）签订协议，约定：1、甲方系百川公司的股东，与另一股东李彬就股权转让一事，双方已经签署《股东协议》及《补充协议》；2、现甲方将对李彬拥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乙方所有，乙方享有甲方在上述《协议》中所有因拥有债权而能享有的全部权利；…。2013年10月30日，李彬在该协议上签名，并注明“甲乙方债权转让一事已通知本人，本人已清楚知晓”。2016年6月，李彬向何冬英支付了1万元。另查明一，百川公司于2010年4月9日经核准登记成立，2010年8月24日经核准变更股东为李彬，认缴、实缴出资60万元，持股比例30％，李树荣，认缴、实缴出资140万元，持股比例65％。另查明二，李树荣与何冬英于1988年1月11日登记结婚。另查明三，李彬与刘巧于1996年8月8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何冬英因李彬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而提起诉讼，本案属股权转让纠纷。何冬英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分述如下：关于主体问题。案涉股权转让人为李树荣，李树荣对转让股权的对价享有债权，李树荣所转让的债权不属于法律禁止转让的债权，虽然何冬英与李树荣为夫妻关系，但不影响李树荣将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何冬英，李彬亦在转让协议上签名确认该债权转让已履行通知义务，李树荣与何冬英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李树荣已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故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上述债权转让行为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何冬英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了对李彬的债权，李彬应负向何冬英偿还股权转让对价及利息的责任。关于股权对价支付问题。李树荣与李彬均为百川公司的股东，因此，本案的股权转让属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条件，该股权转让行为有效。李树荣与李彬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合意，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条件，为有效合同。讼争的合同已约定了转让对价，该合同属于有偿合同，当事人应依约履行。李彬作为受让人应按约定给付转让对价，李彬未在约定的期限内支付转让对价，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诉讼中李彬已支付了1万元，应予以扣减，对何冬英主张李彬支付价款124万元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问题，协议约定李彬分期支付对价，且约定逾期一个月的按20厘计算。现何冬英基于李彬逾期未支付转让对价，主张从逾期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何冬英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低于双方约定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刘巧的责任问题。何冬英以李彬与刘巧是夫妻关系为由主张刘巧承担责任，基于李彬、刘巧是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而《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李彬、刘巧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上述除外情形，故刘巧作为李彬的妻子，应对李彬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彬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冬英支付股权转让对价124万元及利息（其中以1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1日起计至2016年6月30日止，以9万元为本金，从2016年7月1日起算，以5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1月1日起算，以40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5月1日起算，以25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11月1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刘巧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李彬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90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4060元，由李彬负担，刘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二审期间，双方皆未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除“此对价按照如下支付：公司现在实际使用账户上款项约35万元，……”及“李彬（甲方）与何冬英（乙方）签订协议，约定：……”之外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一审上述查明存在笔误，应纠正为“此对价按照如下支付：公司现在实际使用账户上款项约55万元，……”“李树荣（甲方）与何冬英（乙方）签订协议，约定：……”另查明2，李彬在二审法庭调查中确认，对案涉的股权转让款数额及李树荣将股权转让款债权转给何冬英无异议。另查明3，2013年10月30日，李树荣作为甲方与李彬作为乙方签订了《股东补充协议》，约定：李树荣收到李彬还款后，愿意将其中的15万元分期赠送给李彬的父亲李相德。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并结合李彬、刘巧提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一、本案案由应如何确定；二、案涉款项是否应该扣除约定赠与的15万元；三、李彬是否应就案涉款项支付利息；四、刘巧是否应对李彬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李彬与李树荣之间达成了李树荣退股，并将股权全部转让给李彬的股东协议，故双方之间形成了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在李树荣将该债权转让给何冬英之后，何冬英已取得了该股权转让的代位权，可以取代李树荣向李彬就股权转让主张权利，故本案何冬英与李彬之间仍是基于股权转让，为何冬英向李彬追讨股权转让款而产生的纠纷，其基础法律关系并未因何冬英受让债权而改变。况且何冬英与李树荣之间并未就债权转让存在纠纷，故本案不为债权转让纠纷，一审定性的案由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李树荣与李彬在《股东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赠与，依协议应发生于李树荣收到李彬的第二期还款后，但李彬至今只向何冬英偿还了1万元，其约定的付款义务并未完成，故李树荣的赠与条件并未成就，且本案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李树荣与李相德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为不同的法律关系，案涉股权转让款不能与该赠与款项抵销，亦不应在本案一并处理，故李彬、刘巧上诉要求将赠与款项从中扣除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案涉《股东协议》中约定了李彬逾期支付款项应支付逾期利息，李彬作为合同主体，受该约定约束，且何冬英起诉时已对逾期利息约定过高部分进行了调整，现其诉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并无不当。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李彬、刘巧不能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两人之间的财产是相互独立的，亦不能举证证明李彬与债权人约定了案涉债务为其个人债务，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刘巧需对李彬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李彬的该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彬、刘巧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60元，由上诉人李彬、刘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贾小平代理审判员  蒋 雯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易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