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东一法行初字第395号
原告蔡丽兴，女，汉族，住东莞市，身份证号码：×××6545。
法定代理人蔡暖球，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东莞市。
法定代理人陈弟，女，××年××月××日出生，汉族，住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李锵，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李瑜珊，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袁正航、涂思琦，广东众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金明，男，汉族，住东莞市，身份证号码：×××4718。
原告蔡丽兴因与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第三人陈金明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于2015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8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蔡丽兴的法定代理人蔡暖球、陈弟及委托代理人李锵，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李瑜珊及其委托代理人袁正航和第三人陈金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丽兴与第三人陈金明于2015年6月15日向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申请办理离婚登记。被告对其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其符合离婚条件，准予登记，并向二人颁发了证号为L4419A2-2015-000257的《离婚证》各一本。
原告蔡丽兴诉称，2011年5月12日，相恋一年有余的原告与第三人陈金明在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登记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甚洽。但婚后一年多，也就是在2012年7、8月间，原告的精神状况开始出现异常，整天呆坐不说话，像个木头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吃东西。为此，原告的家人先后带其到多家医院求诊。后经东莞市精神卫生中心确诊为“抑郁症”。经住院治疗，原告的病情明显好转，但需要长期坚持服药。原告的病情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出现了多次反复。2014年7月，因病情严重，原告又一次被送进东莞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在住院大约半个月时间后，原告病情好转明显，获准出院回家。在出院时，主治医生明确交待，出院后原告必须坚持按医嘱服药治疗一年时间，切不可自行调整药物剂量或停药，并须定期复诊，即每次所开药片服完前应复诊。出院后的头几个月，原告能够遵照医嘱坚持服药，定期复诊，虽然状态有一定的起伏和波动，但总的来说还算不错。状态好的时候，原告甚至还曾外出工作过一段时间。至2015年1月复诊时，原告的状态甚佳，家人都非常高兴。原告大概是自以为已经康复，又或者是担忧长期服药对身体有害，再加上其与第三人都一直渴望能早日生育小孩等种种原因，原告不久之后开始擅自停药。家人虽多次规劝，但原告根本不听，并拒绝返回医院复诊。在停药大约一个多月后，原告又一次出现了复发症状。原告的主要表现是，根本听不进家人的话，表现固执，整天不吭声，总是睡觉。到了2015年4月份，情况变得严重，整天呆坐，精神呆滞，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但原告对服药、复诊非常抗拒，态度固执，根本不听规劝。到了2015年5月底、6月初，原告曾回娘家小住，当时的原告明显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只会呆坐，不跟任何人交流，一整天都不吭声，每餐只吃两、三口饭。但在2015年6月15日下午3点半，第三人驾车将原告及其全部行李送回娘家，原告家人此时才非常震惊地得知，在未打任何招呼、连提都没有提起过的情况下，第三人瞒着原告家人，带上原告于当天下午在被告处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并已领取了被告颁发的《离婚证》。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6月18日，原告家人带上原告前往东莞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检查诊断，精神科专科检查结果为“神清，接触波动，问话少答，未引出感知觉障碍和思维障碍，情绪低落，自知力部分存在”，诊断结论为“抑郁症”，处理建议为“住院治疗”。原告随后即住院接受治疗，至今（起诉之日）尚未出院。原告认为，现有证据表明，2015年6月间，原告正处于身患精神障碍期间，尚未康复，自知力仅部分存在，显然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于离婚这样的重大且复杂的民事行为不具备全面的、正常的理解、判断和自我保护能力，属于《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三种情形中的第（二）项“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这一情形。显然，被告所作的离婚登记于法不合，是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撤销，错发的《离婚证》应当予以收缴。换言之，原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关系依法自始存续。原告认为，第三人在明知原告存在精神障碍、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隐瞒事实真相，骗取离婚登记，是本案的始作俑者，性质恶劣，并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被告作为法定的婚姻登记机关，未能尽责履行审查、甄别之责，未能有效把关，被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蒙骗，给不符合离婚登记条件的当事人办理了离婚登记，有辱使命，被告难辞其咎。被告的纰漏和失职给原告全家造成了精神痛苦，给原告家人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了冲击和困扰，被告和第三人均应当向原告家人诚挚地表达歉意。原告曾就本案向被告提出质疑，被告以精神障碍疾病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专业诊断、其婚姻登记员对此不具备鉴别能力为由为自己辩解。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对于当事人来说，毫无疑问都是人生中天大的事，对于相关的家庭来说，也同样是极重大的事情，容不得丝毫的马虎，不允许出半点的纰漏。被告作为《婚姻登记条例》的法定执行机关，有责任依法依规构建严密、有效的制度，不给任何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做好婚姻登记的审查甄别工作。婚姻登记工作，对于婚姻登记机关来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纰漏、差错，但对于婚姻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一百的灾难。既然《婚姻登记条例》明文规定了不应受理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离婚登记申请，那么婚姻登记机关就有责任针对这一条规定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将这一规定落到实处，如果确实穷尽一切办法都无法落实、执行，那就应该提请立法机关对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以确保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于2015年6月15日为原告与第三人所作的离婚登记，收缴错发的《离婚证》并宣告原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关系依法自始存续；2、责令被告和第三人就本案错误的离婚登记给原告家庭所造成的困扰和痛苦以书面方式向原告道歉；3、责令被告和第三人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
原告蔡丽兴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已被废止的证号为J4419A2-2011-001065的原告与第三人陈金明的《结婚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法夫妻关系，于2015年6月15日被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宣告解除；2、《离婚协议书》，证明在形式上，该《离婚协议书》上有原告与第三人签名；3、证号为L4419A2-2015-000257号的《离婚证》，证明2015年6月15日，被告为原告与第三人办理了离婚登记，解除了两人的夫妻关系；4、病历，证明：（1）原告自2012年7、8月间起出现精神障碍症状，多年来病情出现了多次反复，状态时好时坏，一直在接受治疗中；（2）2015年6月18日的精神科专科检查结论表明，原告的自知力仅部分存在，处于病发状态，接诊医生认为原告的状况需要接受住院治疗；（3）原告在2015年1月17日去东莞市精神卫生中心复诊并开了一个月剂量的药之后，一直到被办理离婚手续之时，期间有大约5个月的时间，都未再去回医院复诊及开药；（4）第三人对于原告的病情和状态时非常清楚的；5、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在2015年4月下旬，原告的精神状态甚差；（2）在2015年4月下旬，原告显然处于病发期间，但却很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病、没有问题，不需要再服药，坚决抗拒去医院复诊、开药；（3）原告状态变坏的原因在于原告擅自停药所致。至4月下旬之时，已停药超过两个月，而医嘱是要求每一天须按时服三次药的；6、《事情经过》，证明结合相关的病历资料等证据，足以认定如下事实：原告蔡丽兴在2015年6月正处于“抑郁症”复发阶段，且病情严重，不具备正常的判断能力、理解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诉离婚登记行为依法应予撤销；7、《关于陈金明先生与蔡丽兴女士办理离婚登记过程的情况说明》，证明：（1）被告在进行被诉离婚登记行为时，无视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要求，在登记程序上存在重大疏漏，根本没有设置对申请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是否符合离婚登记受理条件这一实质性要件进行审查、辨别的环节和程序，从而导致本案错误登记行为的发生；（2）依照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之要求，被告的登记程序上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瑕疵，譬如，在行政相对人签署相关文件前，未对相对人进行充分的权利告知（如经济困难者享有经济帮助请求权等等），也没有询问相对人是否明白、理解关键条文、名词的含义和法律后果，是否需要予以释明，也没有明确告知若事后发现登记行为或所颁婚姻证件存在瑕疵或错误时权利救济的途径等等；8、《东莞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出院）证明书》和《东莞市精神卫生中心出院记录》，证明原告因不遵医嘱擅自停药等原因，从2015年5月起出现较明显的“抑郁症”复发症状，时常一个人在家呆坐一天不说话，无食欲，自知力缺乏。这一病发状态持续超过一个月时间。6月26日被家人送入东莞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抑郁症”。出院诊断为“伴有××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住院治疗后病情好转，8月7日出院转至门诊治疗。
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辩称，一、东莞市民政局松山湖婚姻登记处是被告设在松山湖的一个办事窗口。原告蔡丽兴和第三人陈金明在东莞市民政局松山湖婚姻登记处（以下简称“松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登记手续，被告作为婚姻登记机关，其主体适格。被告为原告和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是严格依照《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办理的，办理程序合法。原告和第三人向被告申请离婚登记时，被告依法向原告和第三人查验其户口簿、身份证和结婚证等证件和证明材料，向其讲明婚姻法有关离婚登记的条件，询问离婚双方的离婚意愿和对离婚协议内容的意愿。婚姻登记员在审查受理的过程中，尝试对原告和第三人进行调解，但在交流中，原告和第三人均表示不需要调解，并向婚姻登记员出示事先已经拟好的《离婚协议书》，要求婚姻登记员办理协议离婚手续。为此，婚姻登记员依照程序提供《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和《离婚登记告知单》给原告和第三人阅读，并由他们亲自填写和签署。其后，双方又在婚姻登记员的面前亲自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原告和第三人向被告申请登记离婚的过程中，从未提及原告过往病史也没提交相关病历。双方一直均能正常交流，原告能独立填写有关表格并签名，原告在办理离婚手续整个过程均未表现出异常情况，且原告回答清晰明确，能正常表达其离婚的意愿以及离婚协议的内容。婚姻登记员无从判别出原告是否具有××。因此，在原告与第三人自愿和符合离婚登记条件下，被告依照程序为其办理离婚登记，并颁发离婚证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并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和任何过错等情况。二，原告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首先，根据××理学，抑郁症并不等同于××，在抑郁症没有发作的情况下，患者是具有完全的认知和自控能力的。××患者，即使在抑郁症发作时，也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完整的判断和控制。被告仅举证证明其在离婚登记前一段时间，以及离婚登记后的医院诊疗记录，但并无法据此确认在办理离婚登记的当时，原告的抑郁症正处于发作期，更无法判断原告在办理离婚登记的当时丧失认知和自控能力。因此，原告主张其患有抑郁症，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是不科学和全面的。其次，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判定公民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以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生效判决为最终的依据。本案中，原告的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并未依照法定程序，申请认定原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没有提供有关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因此，原告主张其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属于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不足。综上所述，被告办理案涉的离婚登记过程中，已尽谨慎审查职责，登记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离婚登记档案（包括：《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离婚登记声明》、《离婚登记告知单》、结婚证两份、《离婚协议书》、第三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原告身份证和户口簿），证明被告为原告蔡丽兴与第三人陈金明办理离婚登记的程序合法。被告依法查验原告和第三人提供的身份证、结婚证和户口簿，并在受理和办理离婚登记过程中，依照程序告知原告和第三人登记离婚的条件，询问离婚的意愿和离婚协议内容的意愿。原告和第三人在被告的婚姻登记员的面前亲自填写和签署了《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离婚登记告知单》、《离婚协议书》。婚姻登记员在审查全部资料齐全，符合离婚条件后，将资料录入系统，并打印《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给原告和第三人签署，最后向原告和第三人颁发离婚证。被告不存在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民政部《婚姻登记条例》第十到十三条、《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十七至二十条、第四十七至五十四条。
第三人陈金明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经庭审质证，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对于原告蔡丽兴提交的病历、原告与第三人陈金明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东莞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出院）证明书》和《东莞市精神卫生中心出院记录》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因原告的病历、出院证明与出院记录均能清楚体现就诊医院名称、住院或就诊具体时间、内容和有医院盖章或医生签名，且第三人对于原告的就诊经历表示确认；对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微信聊天记录，因第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确认，故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事情经过》，因该内容系原告在办理涉案离婚登记后的个人单方自述经过，被告及第三人均不确认，缺乏佐证，本院对该《事情经过》不予采纳。原告、第三人对被告提交证据及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蔡丽兴与第三人陈金明于2011年5月12日登记结婚。原告于2012年7、8月开始出现精神障碍症状，经医生诊断为“抑郁症”，此后病情一直出现反复。2013年5月至2015年1月，原告有多次到各医院、门诊等卫生医疗机构对其“抑郁症”进行医治的诊断经历。2015年6月15日，原告与第三人至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下设的办事窗口东莞市民政局松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登记，二人提交了身份证、户口薄、结婚证的证件和证明材料。被告处的婚姻登记员向其讲明离婚登记的条件、询问离婚双方的离婚意愿和对离婚协议内容的意愿，并尝试对原告和第三人进行调解，但其二人表示无需调解。婚姻登记员随后向原告与第三人提供《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和《离婚登记告知单》给二人阅读，并由其二人亲自填写和签署。后其二人向被告工作人员出示事先已拟好的《离婚协议书》，并在婚姻登记员面前亲自签署了该离婚协议。原告和第三人在办理登记过程中，并未提及原告曾患××史和提交相关病历，被告处婚姻登记员也未在交流中发现原告存在异常情况。因此，被告处工作人员认为原告和第三人符合离婚登记条件，遂为其二人颁发了证号为L4419A2-2015-000257号的《离婚证》。后原告精神又出现异常，于办理了离婚登记后的2015年6月18日前往东莞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被诊断为“抑郁症”，并于2015年6月26日住院治疗至8月7日出院，出院诊断为“伴有精神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原告与第三人在被告作出离婚登记之日后至今尚未再婚。原告认为，在被告为其与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时其处于“抑郁症”复发阶段，不具备正常判断、理解和自我保护能力，其不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原告提起本次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被告于2015年6月15日为其与第三人办理的涉案离婚登记。
本院认为，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第十条第一款“内地居民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以及参照《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六条“具有办理婚姻登记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设置婚姻登记处”的规定，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婚姻登记管理部门，被告依法享有对所在辖区内的内地居民婚姻进行登记的法定职权。2015年6月15日，原告蔡丽兴与第三人陈金明到第三人的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被告下设的办事窗口东莞市民政局松山湖婚姻登记处申请办理离婚登记，被告经审查认为原告及第三人已按法律规定提交相关证件、材料，符合办理离婚登记的条件，故为原告与第三人办理了离婚登记，向其颁发证号为L4419A2-2015-000257号的《离婚证》，其作出登记行为的主体适格，为本案的适格被告。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为原告蔡丽兴及第三人陈金明办理涉案的离婚登记是否合法。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及参照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十八条第（三）项“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条件是：……（三）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申请办理离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应不予受理。本案中原告在于第三人结婚后的2012年7、8月开始就患有××，后因精神性疾病多次入院治疗，直至与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后的2015年6月18日至2015年8月的入院治疗的出院诊断仍为“伴有精神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病情并未痊愈。综合上述证据可以推定，在被告为原告与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时的2015年6月15日，原告仍处于“抑郁症”精神性疾病的复发阶段，其自知力部分存在，不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第三人在离婚登记时应知晓原告的病情。原告与第三人不符合办理离婚登记受理的条件，被告虽然依据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材料履行了初审-
受理-审查-
登记（发证）的程序，尽到了一定的审查职责。但因第三人在办理离婚登记时未向被告如实告知原告的病情，致使被告作出的离婚登记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于2015年6月15日为原告蔡丽兴与第三人陈金明颁发的证号为L4419A2-2015-000257的《离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驳回原告蔡丽兴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收取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东莞市婚姻登记管理中心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 燕 飞
代理审判员 朱 珍 珍
人民陪审员 欧阳斌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钟 玉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