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2民初26245号
原告杨新中。
被告中国福霖风能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9号国际投资大厦C座8层。
法定代表人张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丹,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亚成，男，1959年8月13日出生。
原告杨新中（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中国福霖风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霖公司）、周亚成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福霖公司之委托代理人王丹，被告周亚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福霖公司是央企，被告周亚成是知名律师所的大律师，二被告多次无中生有污蔑原告，不用证据和事实答辩，而用一些污秽的文字和语言污蔑原告，损害了原告人格，给原告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现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二被告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2、二被告各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福霖公司辩称，原告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般人格权纠纷是指因侵害他人的一般人格权，使他人的人格权利受损而引起的纠纷。一般人格权是指公民、法人享有的，包括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等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并由此产生和规定具体人格权的个人基本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项，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
第一，福霖公司并无侵害原告人格权、名誉权的违法行为。福霖公司从未实施过侵害原告人格权、名誉权的违法行为。福霖公司在递交法院的《执行异议申请书》、《执行复议申请书》、《答辩状》中，并没有任何虚构、造谣、污蔑、侮辱、诽谤原告的内容，相关文件中反映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一致，有相关谈话录音等予以佐证。原告提及的福霖公司在相关文件中的表述，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侵害其人格权、名誉权的事实并无关联。
第二，不存在侵害原告人格权、名誉权的损害后果，客观上没有造成原告社会声望和评价的降低。上述材料是福霖公司在执行案件中递交法院的，阅读对象仅为法官及作为案件当事人的原告，并没有向社会公开，没有造成原告社会声望和评价的降低，不构成对原告人格权、名誉权的侵害。
第三，被告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福霖公司在上述材料中陈述相关背景，是为了让法官全面了解该案背景情况，引起法院对本案的重视，以促使法院尽早“定分止争”，并没有任何侮辱、诽谤原告的主观故意。由于执行程序属于相对封闭程序，除双方当事人、代理人以及案件承办人，非本案当事人不易获知相关信息，故被告主观上不存在向公众领域散播诽谤、侮辱原告的故意。
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不予支持。由于福霖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对法律规定的人格权、名誉权的侵害，也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福霖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不属于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因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录音行为亦非发生在法院，不属于扰乱法庭秩序，妨害审判活动进行的行为。
综上所述，福霖公司并无侵害原告人格权、名誉权的违法行为，不存在侵害原告人格权、名誉权的损害后果，客观上没有造成原告社会声望和评价的降低，福霖公司亦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原告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福霖公司侵害其人格权、名誉权并造成严重后果，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周亚成辩称，我作为一个从业近三十年的律师，福霖公司的代理人，从未实施过侵害原告人格权、名誉权的行为，而是一直抱着理解、同情、支持的态度，努力协调，力求帮助原告解决档案、退休问题。原告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我或者福霖公司侵害其人格权、名誉权并造成严重后果，原告起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首先，原告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执行复议申请书》、《答辩状》等材料，均为福霖公司递交给法院的诉讼文件，仅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参考文件，且相关诉讼案件已由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如果福霖公司未搜集到充分的证据，即使有未被证明的事实，仅仅构成其未完成举证责任，而不构成对原告人格权、名誉权的损害。福霖公司在执行程序中提交上述材料，并无污蔑、诋毁、侮辱、诽谤原告的主观故意和行为，上述材料与原告提出的侵害其人格权的主张没有关联。
其次，上述材料中的主张及阐述并没有任何污蔑、诋毁、侮辱、诽谤原告的内容。原告在庭审中对其曾说过的话当庭否认，在福霖公司当庭提交录音证据的情况下，原告调转话头，转而仅以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来抗辩，显然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没有任何反驳之力。而在西城法院法官与原告、福霖公司人员会谈时，法官曾提到，原告在信访部门、检察院、高院、国电反映事情，每年国庆、两会都是西城法院的不稳定因素。由此可见，福霖公司在相关材料中的陈述属实，并无捏造、诋毁、侮辱、诽谤原告的内容。
再次，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发生了损害结果，上述材料亦不会造成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曾在本院起诉华晋矿产开发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华晋矿产）、福霖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要求该案被告将其人事档案及社会保险转至户口所在地并支付赔偿金3万元。在该案中，福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被告周亚成。本院于2013年8月14日作出（2013）西民初字第170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与福霖公司虽然不存在劳动关系，但由于原告的人事档案由福霖公司保管，而判决时华晋矿产下落不明，无法履行其转档义务，故判决福霖将原告人事档案转至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道办事处，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并上诉，2014年6月17日原告撤回上诉。
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作出（2014）西执字第5550号《执行裁定书》。就执行问题，福霖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2015年12月30日、2016年3月10日分别向本院递交《执行异议申请书》2份，《执行复议申请书》1份，2015年9月6日递交《答辩状》1份。庭审中原告称：福霖公司在上述4份材料的陈述中侮辱、诽谤原告。
以上4份材料的主要内容为：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判决及执行情况，福霖公司认为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福霖公司要求法院依职权再审该案的理由等。其中2016年3月10日的《执行复议申请书》载有以下内容：“一个错误的判决导致一个届满退休年龄多年却无法退休的人，为了获得退休权利，长年奔走呼号，无数次上访，声称要采取跳楼、去天安门等方式警示社会。。。”福霖公司提交2016年1月19日、2月25日原告与福霖公司人员的谈话录音，原告在谈话中有以下陈述：“我上国电去举牌嘞。反正也快开两会了。我该举牌举牌，就这么点事儿，你跟老梁商量商量，如果不行，下午我就去。老梁要是今天不给我打电话，我下午两点钟我肯定就去举牌去……你不能真的逼我上哪儿上那闹去，真要逼急了，对谁都不好，对不对，咱就这么说，我是不安定因素的人，12345,110全知道我……”原告称当时系其找到福霖公司上级主管单位龙源集团反应问题，并非上访，从未声称要去跳楼，去天安门，也没说过要去国电公司举牌。原告认为该证据为非法取得，对该证据不认可。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执行异议申请书、执行复议申请书、答辩状、福霖公司提供的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福霖公司递交法院的4份材料的主要内容为向法院陈述己方意见，并未对原告使用侮辱、诽谤的言词。虽然在《执行复议申请书》中有“一个错误的判决……为了获得退休权利，长年奔走呼号，无数次上访，声称要采取跳楼、去天安门等方式警示社会。”的表述，但根据福霖公司提交的录音可以证实，原告曾有“去国电举牌子”、“上那闹去”等言辞，福霖公司的上述表述并未严重违背、歪曲事实。且相关民事案件已经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另外，涉案的4份材料系福霖公司递交法院的诉讼材料，阅读对象仅为法官及该案的当事人，客观上也未对原告的名誉造成损害，或降低原告的社会评价。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新中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百元，由原告杨新中负担（已交纳二十五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照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晓莉
人民陪审员
朱玉岭
人民陪审员
王李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任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