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行终2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丽勇，男，198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代理人徐伟仁，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丽水市花园路1号。
法定代表人朱晨，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远强，丽水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林永康，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园园，女，198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代理人邹维菊，浙江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谢丽勇诉丽水市人民政府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9日作出（2016）浙11行初65号行政裁定。谢丽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6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谢丽勇及委托代理人徐伟仁，被上诉人丽水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远强、林永康，被上诉人刘园园的委托代理人邹维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勇原审起诉称，2008年9月6日，原告父亲谢维三与丽水市旧城改造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并提供了需安置人口户口本、结婚证、身份证等信息供审查登记。被告将第三人计入公寓安置人口没有事实依据，证据不足，应当撤销。1、第三人与原告结婚不满三年，不符合《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暂行办法》第16条之规定，即“被拆迁人家庭成员在征地所在村虽无常住户口，但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计入安置人口：1、与征地所在村村民结婚3年以上的农业户口的配偶，但安置后其在原户口所在地的户口，不再作为今后公寓或迁建安置的依据。”。本案第三人的户籍地在莲都莲都区××××号，经人介绍认识原告并于2008年7月29日两人登记结婚，2009年2月15日办理婚宴后与原告共同生活。第三人于2009年3月10日离家出走，双方共同生活还不足1个月，随后第三人于2009年7月向莲都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09年11月25日双方调解离婚。2、丽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经审查批准将第三人列入公寓安置人口，但实际安置时间是2015年12月29日。3、原告与李淑芬于2010年7月20日登记结婚，2011年5月30日婚生子谢家骏出生，双方领取独生子女证。至今李淑芬与原告共同生活已满5年。结合以上事实，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判决撤销被告将刘园园计入公寓安置人口（详见）“江滨区块旧城综合改造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公寓安置审批表”。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涉及本案，2008年8月29日，丽水市旧城改造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拆迁安置方案公告拟将第三人刘园园计入安置人口，原告谢丽勇及原告父母并未提出异议；2008年9月6日，原告父亲与丽水市旧城改造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将第三人计入原告户安置人口。因此，原告于2008年已经知道第三人计入原告户的安置人口，原告于2016年才向法院起诉，明显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况且，涉案被拆迁的房屋产权属于原告父母所有，原告不是被拆迁人，其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综上，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谢丽勇的起诉。
谢丽勇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错误。（一）被上诉人丽水市人民政府于2008年9月26日批准“农C0082号江滨区块旧城综合改造项目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公寓安置审批表”，上诉人及其父母未收到审批表，丽水市人民政府也未告知审批表内容。直到2015年12月份审批表内容实际实施，被告知参与安置房抽签时上诉人才知道。因此，应当说以审批表内容的实施时间为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二）2008年拆迁时，上诉人的父母按被上诉人的要求提供家庭人口基本信息供拆迁方审查，上诉人及父母不知刘园园不符合安置条件，丽水市人民政府也未告知过刘园园不符合《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暂行办法》的安置条件。2016年6月1日被拆迁人谢维三（上诉人父亲）以丽水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向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2016）浙1102行初41号]，诉请撤销将刘园园计入安置人口，在审理过程中，丽水市国土资源局答辩称将刘园园计入安置人口是由拆迁主管部门即丽水市人民政府设立的临时机构旧城改造指挥部批准生效，于是撤回起诉，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之诉。因此，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法定期限。二、一审认定上诉人不是适格原告错误。本案涉诉的行政行为载体是“农C0082号江滨区块旧城综合改造项目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公寓安置审批表”，上诉人是该审批表安置户的户主，刘园园曾向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由上诉人领取的安置房[案号（2016）浙1102民初1450号]，只是因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刘园园才暂时撤回起诉，本案的诉讼结果直接关系到上诉人对安置房产权占有面积。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上诉人与案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丽水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期限，完全正确。上诉人的起诉期限应从2008年9月6日起算。从上诉人一审起诉状上看，其诉讼请求是“判决被告撤销将刘园园计入公寓安置人口（详见'江滨区块旧城综合改造项目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公寓安置审批表'，审批表编号农C0082）。”对照该审批表，是2008年9月26日原丽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批准被拆迁人即上诉人父亲谢维三的名下需安置情况。上诉人和其父亲谢维三在2008年征迁行为发生时，积极主动强烈要求将刘园园计入安置人口。2008年8月29日，丽水市旧城改造有限责任公司在丽南村发布拆迁安置方案公告，拟将刘园园计入安置人口，公告期内，上诉人及其父亲谢维三没有异议。公告期满，谢维三于2008年9月6日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确认刘园园作为儿媳计入上诉人谢丽勇户中享受公寓安置。上诉人在2008年8月29日、9月6日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刘园园计入安置人口，起诉期限应从2008年9月6日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起诉超过期限，应当被驳回。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定性准确。上诉人在江滨区块旧城综合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内无房可拆，不是被拆迁人。被征收的坐落莲都区桂山路××号房屋属于其父亲谢维三，《征收集体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也是谢维三与丽水市旧城改造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上诉人谢丽勇不是协议一方当事人。上诉人谢丽勇的公寓安置房是通过农民建房审批途径取得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刘园园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称同意丽水市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上诉人谢丽勇因对原丽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于2008年9月26日所作的编号为（农）C0082号《江滨区块旧城改造项目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公寓安置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中将被上诉人刘园园作为安置人口不服，提起本案之诉。据审批表载明，涉案房屋的被拆迁人虽为谢维三，但该表需安置情况栏中明确载明了上诉人系单独安置户的户主，家庭人口包括谢丽勇、刘园园，因此上诉人作为该审批表中确定的安置对象，与该审批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存在不当。被上诉人丽水市人民政府、刘园园对上诉人的原告资格提出的异议也不能成立。
丽水市人民政府一审时提交的《丽水市江滨区块旧城综合改造集体土地拆迁安置方案公告》表明，谢维三（上诉人之父）户的安置人口中包括上诉人及当时为上诉人妻子的刘园园，且上述公告已于2008年8月29日进行了公示，上诉人及其父亲谢维三在公示期内并未提出异议。同年9月6日，谢维三与丽水市旧城改造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也载明：可计入安置人口5人，2户[姓名谢丽勇（子）、刘园园（媳），谢丽亚（女）、徐伟仁（婿）、徐晨阳（外孙）]，按政策可增加2人，增加人口理由为独生子女证一本、结婚无生育增加一人。因此，在上述公告公示及协议签订时，上诉人已知道将刘园园作为安置人口与其一户进行安置，但上诉人直至2016年9月18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最长不超过二年”的规定。上诉人称其父母没有收到被诉的审批表，直到审批表内容实施的2015年12月才知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并据此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但认定上诉人不具备原告资格存在不当，鉴于不影响本案最终裁判结果，对该不当之处，本院予以指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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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马惟菁
审 判 员 车勇进
代理审判员 马良骥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