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河市行终字第60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东兰县隘洞镇建开村板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板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代强，组长。
委托代理人华盛富，广西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兰县隘洞镇林往村内伟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内伟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家良，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家良，男，壮族，1971年5月1日出生，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家杰，男，壮族，1969年5月20日出生，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家广，男，壮族，1977年9月8日出生，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福文，男，壮族，1957年1月8日出生，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家强，男，壮族，1968年10月13日出生，农民。
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国生，广西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东兰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徐迪克，县长。
委托代理人罗荣贤，东兰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克学，东兰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
原审第三人韦永固，男，壮族，1969年10月1日出生，农民。
原审第三人韦家忠，男，壮族，1949年8月15日出生，农民。
上诉人东兰县隘洞镇建开村板往村民小组因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不服东兰县人民法院2013年4月11日作出的（2013）东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8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东兰县隘洞镇建开村板往村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韦代强及其委托代理人华盛富，被上诉人东兰县隘洞镇林往村内伟村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韦家良，被上诉人韦家良、韦家杰、韦家广、韦福文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国生，原审被告东兰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罗荣贤、陈克学、原审第三人韦永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韦家强、原审第三人韦家忠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告内伟（内尾）村民小组、韦家良、韦家杰、韦家广、韦福文、韦家强与第三人板往（板网）村民小组、韦永固、韦家忠发生的洪河林和可乐等坡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及面积如兰政决字（2012）14号《关于洪河林和可乐等坡土地山林权属争议问题的处理决定》所认定。在上世纪70年代，板往村民小组与莫开村民小组是同一生产队，称为莫开生产队。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莫开生产队分为板往、莫开两个村民小组。在林业三定时，板往村民小组与内伟村民小组在洪河林坡产生林地权属争议，经林业三定工作队协调，双方在1984年5月27日就洪河坡林地已经达成权属划分协议，该协议的内容是“一、哄（洪）河林坡：大树往上的槽沟或大石头横过巴纳丘坡旱沟到田，又横过可乐坡至板华。上有内尾（内伟）队杉木，下有莫开杉木的中间为界；上属林往大队内尾（内伟）生产队，下属建开大队板网（板往）、莫开两队。二、在界线中，界以上有板网（板往）队的油桐有收桐果到枯死为止。板网（板往）队在河林熟地台地许种粮食作物，不得种树。”此后，板往村民小组在洪河林坡内的熟地台地种植玉米等农作物。2000年以后，内伟村民小组开始在熟地台地的左边和上方种植板栗树，2006年起到可乐坡上连片种植杉木，2010年2月23日，内伟村民小组以1984年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规定板往村民小组不得在熟地台地内种植林木为由，将板往村民小组在该熟地台地内种植的杉木拔掉引起争议。经东兰县人民政府调解未果，遂作出兰政决字（2012）14号《关于洪河林和可乐等坡土地山林权属争议问题的处理决定》，原告因河池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维持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判决认为，关于1984年5月27日原告村民小组与第三人村民小组签订的协议书中界定的林地界线位于现争议地的上边界线或是下边界线的问题。根据实地查看争议地的现状和庭审调查来看，在洪河林坡内，现争议地下边界线之上有连片的熟地和台地，板往村民小组认可其在1984年之后一直在该地上种植玉米等农作物。现洪河林坡内，争议地上边界线之上是一片斜坡，与争议地内的熟地台地有明显区别。兰政决字（2012）14号《关于洪河林和可乐等坡土地山林权属争议问题的处理决定》认定原告村民小组与第三人村民小组在1984年签订的协议书中所约定板往村民小组“只能种植农作物，不能种树”的熟地台地位于争议地上边界之上的斜坡上。且被告东兰县人民政府在调查处理本案期间未对协议书上签字且现还健在的人员逐一进行核实。被告东兰县人民政府认定双方协议界定的界线与争议地上边界线吻合，并将争议地确定给板往村民小组所有的主要证据不足。关于争议地内可乐坡上大片杉木幼林的归属问题。1990年，板往村民小组村民公梅曾经到争议地内可乐坡的莫开田上方一块地上种植油茶，被内伟村民小组村民拔掉，但现无证据证实双方自该纠纷之后的16年内持续存在争议。2006年，内伟村民小组到可乐坡上连片种植杉木，也无证据证明板往村民小组在2006年至2010年间提出过异议。兰政决字（2012）14号《关于洪河林和可乐等坡土地山林权属争议问题的处理决定》认定内伟村民小组在2006年在可乐坡上种植杉木的行为是“明知有权属争议而抢造”的行为，并据此将该坡上的大片林木确定给板往村民小组所有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的规定，判决：撤销东兰县人民政府兰政决字（2012）14号《关于洪河林和可乐等坡土地山林权属争议问题的处理决定》。
上诉人上诉称，一、洪河林坡和可乐坡的土地山林权属的归属问题，于1984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已经进行协商签订协议书处理。现在双方在该坡发生纠纷，均以协议书为依据主张权属，只是被上诉人认为协议书的分界线是经过现争议地的底边界线，争议地归属被上诉人。而上诉人认为协议书的分界线是经过现争议地的上边界线，争议地归属上诉人。面朝上，争议地的左边叫巴纳丘坡，争议地的左部叫洪河林坡，争议地的右部叫可乐坡，争议地的右边是板华坡。协议书分界线以及分界线两边权属的归属即协议书的第一条规定“哄河林坡：大树往上的槽沟或大石头横过巴纳丘坡旱沟到田，又横过可乐坡至板华。上有内伟队杉木，下有莫开杉木的中间为界；上属林往大队内伟生产队，下属建开大队板往、莫开两队”。协议书分界线是经过洪河林坡的大石头和可乐坡在当时内伟队经营杉木林地底边与当时莫开队经营杉木林地上边之间的中点。现洪河林坡有唯一的大石头，在可乐坡的上部和下部还分别有协议书所指的内伟杉木林地（即争议地草图标注内伟队于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现有杉木蔸再生木）和协议书所指的莫开杉木（即争议地草图标注板往队于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上诉人板往队与莫开队原来是同一个队叫莫开生产队，1984年原莫开生产队虽然已经分成板往、莫开两队，但当时两队在洪河坡和可乐坡的土地山林还没有划分。从协议书第一条规定“……，分界线下方的山界林权归属板往、莫开两队”，足以证实当时原莫开队对洪河坡和可乐坡的土地山林还没有划分。所以，争议地草图标注板往队于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就是协议书里的莫开杉木林地）。协议书分界线的参照物十分明显，分界线在争议地的位置十分清楚。从争议地草图（政府卷第9页）以及有关的文字内容来看，争议地的上边界线是经过洪河林坡的一块大石头和可乐坡在板往队于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上边与内伟队于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底边之间的中点。争议地的上边界线与协议书的分界线完全相互吻合。按协议书规定，分界线下方的山界林权归属板网（往），争议地及原有的林木应归属板往。2006年以来，被上诉人韦家良等人到争议地种植现有的幼林是侵权行为。东兰县人民政府兰政决字（2012）14号《处理决定》以协议书为依据，决定争议地及其现有的林木归属上诉人板往队，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而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协议书划定的界线位置存在分歧，县府没有调查当时组织划分签订协议的工作队员来佐证为由，撤销县府的《处理决定》是明显错误的判决，依法应予纠正。二、协议书第二条“在界中，界以上有板网（板往）队的油桐有收桐果到枯死为止。板网（板往）队在河林熟地台地许种粮食作物，不得种树”。在政府卷第9、第10、第11页的勘查记录证实，争议地上方D处原有上诉人板往队经营的耕地，还有部分面积原是上诉人板往队经营的油桐林地。协议书第二条规定“板网（板往）队在河林熟地台地许种粮食作物，不得种树”的土地，是在争议地上方D处，只因日久地形变化为斜坡，与争议地内的大块平地现状有所不同。被上诉人认为，协议书第二条规定“板网（板往）队在河林熟地台地许种粮食作物，不得种树”。现争议地上方是为斜坡，只有争议地内才有平台地，协议书分界线是经过争议地的底边界线，争议地应归属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这一认定是错误的，理由1，争议地上方D处原有上诉人板往队经营的平台熟地，1984年经双方签订协议书后，上诉人板往队己放弃了该地经营，因日久地形变化才为斜坡；理由2，协议书把争议地上方D处原有上诉人板往队经营的油桐林地划归被上诉人内伟队，在协议书第二条还规定“界以上有板网（板往）队的油桐有收桐果到枯死为止”。现争议地内的右部有上诉人板往队于70年代经营至今的一片杉木林地，并且现内伟队认可该杉木林属于板往队。如果按照被上诉人认定协议书分界线是经过争议地的底边界线，争议地应归属被上诉人。为什么协议书没有说明板往队经营的杉木林归属板往队呢？三、一审判决书第10页至第11页证实，县府提供的证据2经庭审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1990年因在争议地发生拔掉油茶苗事件有过纠纷。但一审判决以1990年的纠纷所涉及的林地面积较少，没有涉及本案全部争议地40亩，纠纷也没有持续性等理由，否认县府提供证据2证实双方就本案争议地发生争议的时间起点是1990年。这是互相矛盾的认定，一审认定明显错误。四、2013年3月25日一审开庭审理本案时，韦家忠根本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可在一审开庭时的监控录像证实。但一审判决书第2页第20至21行“……，第三人韦家忠、韦永固到庭参加诉讼”，第10页第14行“第三人韦家忠未作陈述”。一审判决硬作如此虚假的认定，依法必须应该纠正。总之，双方均以协议书为依据主张权属，协议书规定分界线的参照物十分明显，分界线的位置十分清楚，争议地的上边界线与协议书的分界线完全吻合，争议地应归属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争议地种植现有的幼林是侵权行为。东兰县人民政府兰政决字（2012）1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而一审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协议书划定的界线位置存在分歧，县府没有调查当时组织划分签订协议的工作队员来佐证为由，撤销县府的《处理决定》是明显地偏袒被上诉人的诡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请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维持县府《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东兰县隘洞镇林往村内伟村民小组、韦家良、韦家杰、韦家广、韦福文、韦家强答辩称，一、本案一审被告东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兰政决字（2012）14号《处理决定》（下称“14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上边界线的位置与1984年协议书划分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分界线的位置完全一致，按照1984年协议书划分，争议地应归属被申请人板往村民小组，划归申请人的洪河林坡和可乐坡是在争议地的上方。……”是完全错误的。首先，板往村民小组与莫开村民小组在70年代原为同一生产队（莫开队）是事实，但从1984年5月27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协议书（下称“协议书”）的内容不难看出，在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原莫开队已经分立为“莫开队”与“板往（网）队”两个村民小组，且已就洪河林坡和可乐坡的土地山林进行了划分。一审被告认定“……争议地在草图标注第三个坡脊的杉木林地是原莫开生产队经营的杉木，分队后划分山林时，该地及杉木林划归被申请人板往村民小组，现在莫开村民小组对争议地和林木都不主张权属。……”毫无事实根据，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但当时两队在洪河林坡和可乐坡的土地山林还没有划分……”也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理由如下：如果在签订“协议书”时，“莫开”与“板网（板往）”两个村民小组在洪河林坡和可乐坡的土地山林还没有划分，为何在“协议书”中分别用上“莫开杉木”、“……板网（板往）队的油桐……”、“……板网（板往）队在河林熟地台地许种粮食作物，不得种树。”等，这充分证实了一审被告东兰县人民政府的认定以及被答辩人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可以明确的是，争议地于1984年5月27日在“林业三定”工作队的协调下，双方曾经达成划分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协议书）。在争议地内的洪河林坡有熟地台地，被答辩人在80年代到该熟地台地种植玉米等农作物。2001年至2002年期间，被答辩人曾要求把该熟地台地进行退耕还林，因受到答辩人的强烈反对而放弃。此后，被答辩人就丢荒。答辩人因此在2006年后相继到该熟地台地种植杉木，一直到2011年2月均无异议。被答辩人于2011年3月拔掉答辩人在该熟地台地种植的林木才产生争议。综上，可以认定以下事实：在1984年纠纷发生前，被答辩人有部分村民曾经在洪河林坡内的熟地台地种植农作物和油桐树。因该熟地台地和种植油桐树的地方位于划分确定的界线之上，所以“协议书”的第二条才补充约定“界以上有板网（板往）队的油桐有收桐果到枯死为止。板网（板往）队在河林熟地、台地许种粮食作物，不得种树。”被答辩人的队长韦代强在一审的庭审中也指认了该熟地台地确实在争议地内的洪河林坡，并在一审法院依法现场调取的照片上签字予以确认。根本不存在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该熟地台地在争议地外，只因日久地形变化为斜坡”。其次，一审被告在“14号处理决定”第4页第14行至第22行认定“……争议地上边界线的位置与1984年协议书划分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分界线的位置完全一致，按照1984年协议书划分，争议地应归属被申请人板往村民小组，划归申请人的洪河林坡和可乐坡是在争议地的上方。……”，如果一审被告对“协议书”第一条所作的具体意思表述成立的话，那意味着争议地草图中标注的大石头横过可乐坡与被告所认定的所谓“协议书”第一条“原莫开队杉木”上边线这条线以下的土地均属被答辩人集体所有。那答辩人就不明白了，按照一审被告的认定，争议地上原有的大树往上的槽沟至大石头这条线的左右两边的土地均为被答辩人集体所有（面朝上，大树往上的槽沟至大石头这条线的左边的土地现属于被答辩人集体所有），那为何在“协议书”第一条中写上“大树往上的槽沟”？为何又要将原有的大树定为一条界线的起点呢？难道是当时的林业三定工作队的队员无事可做而多此一举吗？当时就直接写大石头往左横过巴纳丘坡，又往右横过至板华坡不就得了吗？这样既省事节力，又直接明了？一审被告这一认定的逻辑显然不成立。另外，在签订“协议书”时，莫开生产队已分为莫开、板往两个村民小组，如前所述，两队已就洪河林和可乐坡的土地山林进行了划分，故“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的“莫开杉木”不应是争议地内第三个坡脊中被答辩人经营的杉木林。综上所述，一审被告关于对“协议书”第一条内容表示的具体意思的认定（“14号处理决定”第4页第5行至第11行）是完全错误的。据此，可以证实1984年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分界线应当位于熟地台地之下的位置，也就是争议地下边界线。二、1990年间，被答辩人的村民到争议地内的可乐坡莫开田上方种植油茶，因受到答辩人的阻止并拔掉苗木，被答辩人过后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向任何部门申请调处。答辩人一直经营使用可乐坡上的大部分林地，并在2006年开始在可乐坡上连片种植杉木，被答辩人亦未提出任何异议。直到2011年2、3月间，被答辩人将答辩人在熟地台地上种植的杉木拔掉才发生争议。而“14号处理决定”认定该案的纠纷在1990年后一直处于持续状态，从而认定答辩人在熟地台地种植杉木的行为属于“明知有权属争议而抢造”的行为，并据此将答辩人在可乐坡上种植的大部分杉木划归被答辩人所有，而纵观本案无任何证据加以佐证。显然属于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的判决完全正确。三、据了解，1984年5月27日参与界线划分及“协议书”签订的“林业三定”工作队三名队员均仍健在，但本案一审被告东兰县人民政府在调处期间，并未与相关人员就当时“协议书”所界定的分界线进行核实，便草率地作出“争议地上边界线的位置与1984年协议书划分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分界线的位置完全一致”的错误认定，并据此将争议地划归被答辩人所有，这显然是错误的行政行为，一审法院作出撤销该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四、在划分土地山林分界线时，按照惯例，所划定的界线一般都会有明显的特征，或为小路，或为旱沟，或是山脊、或者是土坎等，本案争议地的上边界线均无明显特征的界线，且答辩人在可乐坡连片种植杉木直到争议地内，至今杉木已成林、成材。相反，争议地的下边界线却有较为明显的分界线。五、关于本案争议地范围的问题。一审庭审中，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均认可仅有2棵板栗树在争议地内，但一审被告却予以否认，坚持争议地内有8棵板栗树，这真的令人费解。答辩人和被答辩人认可的争议地范围，作为处理争议的行政机关却有异议，这只能说明一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六、关于被答辩人“第三人韦家忠到庭参加诉讼”与一审判决认定“韦家忠未作陈述”相互矛盾的上诉理由，答辩人认为，这并不矛盾，在诉讼活动中，当事人出庭参加诉讼，其在庭审活动中未作任何的陈述，这并不是法律所禁止的。七、“14号处理决定”法律适用错误。主要表现在：1、由于一审被告没有查清争议土地一直以来管理、使用的事实，没有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明显，一审被告适用法律错误。2、答辩人的村民在自己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种植林木，而一审被告却认定申请人的行为是“属于明知权属不归己而强行抢种的行为”，从而适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第十二条的规定，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14号处理决定”显属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极大地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侵犯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东兰县人民法院（2013）东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请求市中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决。
原审被告东兰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洪河林坡和可乐坡发生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双方均向答辩人申请调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以1984年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主张权属。协议书中的分界线是以洪河林坡大树往上的一块大石头（洪河林坡有唯一的大石头，该石头中间形成一槽沟）横过可乐坡至板华。上有内伟队杉木，下有莫开杉木的中间为界。协议书规定分界线两边权属的归属是，分界线上方属于林往大队内伟生产队，分界线下方属于建开大队板往、莫开两队。从答辩人在一审提供案卷第9页争议地草图可以看出，争议地现有协议书分界线的参照物十分明显。1、在洪河林坡有唯一的一块大石头；2、在可乐坡的上部有内伟队于上世纪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现还有杉木树蔸再生林木（协议书里的上有内尾队杉木），在可乐坡的下部有板往队于上世纪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协议书里的下有莫开杉木的林地）。上诉人板往队与莫开队原来是同一个队叫莫开生产队，1984年上诉人板往队与被上诉人内伟队签订协议时，原莫开生产队虽然已经分成板往、莫开两队，但当时两队在洪河坡和可乐坡的林地林木还没有划分。从协议书第一条规定：“……，分界线下方的山界林权归属板往、莫开两队”，足以证实当时原莫开队对洪河坡和可乐坡的林地林木还没有划分。所以，争议地草图标注板往队于上世纪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在1984年就是协议书里下有莫开杉木的林地，协议书分界线在争议地的位置十分清楚，争议地草图还证实，争议地的上边界线是经过洪河林坡的大石头横过可乐坡至板华。上有内伟队于上世纪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下有板往队于上世纪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的中间，与协议书的分界线完全吻合。按照协议书争议地应属于上诉人，争议地现有被上诉人种有的幼林是侵权行为。总之，争议地现有协议书分界线的参照物十分明显，协议书分界线在争议地的位置十分清楚，争议地的上边界线与协议书的分界线完全吻合。答辩人以协议书为依据作出兰政决字（2012）14号《处理决定》把争议地及林木划归上诉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正确。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协议书划定的界线位置存在分歧和答辩人没有调查当时组织划分签订协议的工作队员来佐证等理由，否认协议书而撤销答辩的《处理决定》，由中院判决。
原审第三人韦永固答辩称，东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维持东兰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
原审第三人韦家忠未作答辩。
在一审法院审理中，原审被告东兰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有：1、争议地草图，用以证明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及面积；2、调查询问板往村民小组组长韦代强、内伟村民小组组长韦家良的笔录，用以证明双方发生争议地权属争议的时间和原因；3、争议地现场勘查记录及争议地草图，用以证明争议地内现有第三人板往村民小组在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和玉米地，是第三人长期经营管理，内伟村民小组在2002年在争议地种植8棵板栗树，2006年起逐年种植杉木和松木幼林；4、第三人韦家忠的代理人韦家良和第三人韦永固的代理人韦顺英在调解会上的发言记录，用以证明韦家忠放弃在莫开田右上方16棵杉木的所有权，杉木应归属韦永固所有；5、原告与第三人在1984年5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莫开村民小组组长韦代周的声明书，用以证明1984年双方协议的界线与现争议地的现状一致，争议地应当属于板往和莫开村民小组所有，因莫开村民小组声明不主张权属，所以争议地应当归属板往村民小组所有；6、调解会记录，用以证明被告已经履行调解程序。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有：1、东兰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陈克学等人于2011年5月31日现场绘制的争议地草图，用以证明洪河林坡的熟地台地位于争议地内，与争议地实地相符，而本案《处理决定》认定熟地台地位于争议地外与实地不相符；2、1984年板往村民小组与内伟村民小组签订的《协议书》、内伟村民小组的《山林权证》，用以证明争议地已经划归内伟村民小组集体所有；3、韦周成户和韦周权户的《社员自留山使用证》，用以证明该两证登记的“何亮”、“拉来老”林地位于争议地内，争议地已经划分归原告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有：照片两张，用以证明洪河林坡争议地内有阶梯式的熟地台地，板往村民小组从上世纪70年代起开始在该地上种植农作物，争议地内有内伟村民小组在2006年连片种植的大片杉木林。
经审查，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东兰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2、3、4、5、6，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照片两张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经过的依据。
本院根据以上证据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东兰县隘洞镇林往村内伟（内尾）村民小组、韦家良、韦家杰、韦家广、韦福文、韦家强与东兰县隘洞镇建开村板往（板网）村民小组、韦永固、韦家忠因洪河林坡和可乐等坡的土地发生土地权属争议，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及面积与兰政决字（2012）14号《关于洪河林和可乐等坡土地山林权属争议问题的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一致。在上世纪70年代，板往村民小组与莫开村民小组是同一生产队，称为莫开生产队。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莫开生产队分为板往、莫开两个村民小组。在林业三定时，板往村民小组与内伟村民小组在洪河林坡产生林地权属争议，经林业三定工作队协调，双方在1984年5月27日就洪河坡林地已经达成权属划分协议，该协议的内容是“一、哄（洪）河林坡：大树往上的槽沟或大石头横过巴纳丘坡旱沟到田，又横过可乐坡至板华。上有内尾队杉木，下有莫开杉木的中间为界；上属林往大队内尾（内伟）生产队，下属建开大队板网（板往）、莫开两队。二、在界线中，界以上有板网队（板往）的油桐有收桐果到枯死为止。板网（板往）队在河林熟地台地许种粮食作物，不得种树。”1990年，板往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内种植油茶，内伟村民小组拔掉板往村民小组种植的苗木开始发生争议。2006年，内伟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内种植林木且于2011年初再次拔掉板往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内种植的林木使本案矛盾激化。此后，内伟村民小组、板往村民小组先后向人民政府申请调处。东兰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10日到争议地现场勘察，争议地内种植情况为：争议地左部有上诉人板往村民小组长期经营的熟地台地种植玉米等农作物；争议地右部有板往村民小组于70年代开垦经营的杉木林地；争议地底边界处有原审第三人韦永固于上世纪90年代向板往村民小组借地种植的杉木林；争议地的其余部分有内伟村民小组从2006年起逐年种植的杉木幼林和松木幼林。本案经调解未果，东兰县人民政府遂于2012年8月8日作出兰政决字（2012）14号《关于洪河林和可乐等坡土地山林权属争议问题的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于1984年经双方协商签订协议书划归被申请人板往村民小组所有，权属归属清楚。内伟村民小组《山林权证》、《社员自留山使用证》里的洪河林坡和可乐坡林地，应在争议地上方，不在争议地范围。2003年以来，内伟村民小组到争议地种植林木，是属于明知权属不归己而强行抢种的行为。”决定：“一、争议地为农民集体土地，归属隘洞镇建开村板往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二、争议地内的林木，在争议地底界田的右头上方即草图A处独立一块已长大成材的杉木归属韦永固所有；其余林木归属隘洞建开村板往村民小组所有。”内伟村民小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河池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维持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后，内伟村民小组仍不服，从而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六）项规定，土地改革以后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协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在政府处理以及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的过程当中，争议各方当事人均要求以1984年5月27日内伟队与板往队达成的协议书作为确定本案争议地权属的依据。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984年5月27日，在林业三定工作队的主持下，上诉人板往村民小组与被上诉人内伟村民小组达成的协议书把争议地确定给哪一方所有。
为查清1984年协议书所确定的分界线，东兰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10日组织争议各方当事人到争议地现场绘制了争议地现场勘验图，争议各方当事人对东兰县人民政府所确定的争议地的范围、面积以及1984年协议书中所记载的“大石头”、“大树”的实地位置均无异议，并在争议地现场勘验图上签字予以认可。根据争议地的现场勘验图以及1984年协议书第一条的记载，板住村民小组与内伟村民小组的山界林权分界线是以洪河林坡的大石头为起点往左横过巴纳丘坡旱沟到田，往右横过内伟队杉木底边线与莫开队杉木上边线的中间为界，分界线上方属于被上诉人内伟村民小组，分界线的下方属于上诉人板往村民小组。由于上诉人板往村民小组与莫开村民小组在上世纪70年代同属于莫开生产队，1984年原莫开生产队虽然已经分成板往、莫开两队，但当时两队在洪河坡和可乐坡的土地山林还没有划分。所以，争议地现场勘验图中标注的板往队于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就是1984年协议书中记载的莫开杉木林地。因此，板往村民小组与内伟村民小组关于争议地的分界线就是大石头为起点往右横过可乐坡板往队上世纪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上边缘与内伟队上世纪70年代经营至今的杉木林地底边缘之间的直线为界。现争议地现场勘验图中标注的争议地的上边界线与1984年协议书所确定的板往村民小组和内伟村民小组的山界林权分界线是一致的。东兰县人民政府依照1984年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确定争议林地林木的所有权，并无不当。一审判决撤销东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东兰县人民法院（2013）东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东兰县隘洞镇林往村内伟村民小组、韦家良、韦家杰、韦家广、韦福文、韦家强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合计100元，由原审原告东兰县隘洞镇林往村内伟村民小组、韦家良、韦家杰、韦家广、韦福文、韦家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申国毅
审 判 员 华卫江
代理审判员 韦荷嫩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秦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