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2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注册地上海市长宁区XX路XX号XX号楼XX室，实际经营地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XX室。负责人武圣合，主任。委托代理人蒋华杰，上海铭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玉清，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XX镇XX村XX组XX号。原审第三人白启帅，XX年XX月XX日出生，住河南省泌阳县XX乡XX村委XX庄XX组。上诉人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知谦律所）因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一（民）初字第2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知谦律所的委托代理人蒋华杰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白玉清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表示书面答辩。原审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白玉清与白启帅、案外人白某某系姐弟关系。2014年10月17日，白某某、张某某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依法逮捕。为此，白启帅于同月18日在案外人李某有的陪同下，前往知谦律所商谈聘请律师事宜。当日，双方签订编号为1038538的《委托协议》，约定委托人白玉清经与知谦律所协商达成协议，知谦律所指派武圣合等律师担任张某某、白某某故意伤害案件的辩护人；根据《律师业务收费办法》的规定，委托人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壹万元整；协议有效期自签约之日起至一审终结。协议落款处，李某有代白启帅在“委托人”处签署了白玉清姓名，知谦律所加盖公章。同月22日，白启帅以现金方式向知谦律所支付40,000元，知谦律所开具交款单位为“白玉清”、金额为40,000元的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白某某、张某某故意伤害案、壹万元律师费，叁万元暂收款”。知谦律所接受委托后，指派律师武圣合、何汝玫分别担任白某某、张某某的辩护人，并草拟刑事和解协议书。2014年11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白某某、张某某故意伤害一案，并通知白玉清该案开庭时间，白玉清未将开庭时间告知知谦律所。开庭当日，知谦律所两位承办律师因开庭时间冲突无法到庭参加诉讼，故通过电话询问白玉清是否需要解除委托关系，白玉清答复希望知谦律所继续代理该案。知谦律所承办律师故以书面形式提交辩护意见。同年12月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宣判，判决白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决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张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决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知谦律所承办律师参与了该案宣判程序，并通知白玉清前往看守所办理白某某释放手续。2015年1月12日，李某有以其与白玉清名义和知谦律所签订《委托协议》，该协议除委托费用载明“叁万元”以外，其余内容与2014年10月18日签订的《委托协议》内容相同。当日，知谦律所开具了付款单位为白启帅、金额为4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2015年4月，白玉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知谦律所返还风险代理费3万元及律师费5,000元。原审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主张，2014年10月17日《委托协议》虽由白启帅代白玉清协商并签订，但白玉清及白启帅对此均无异议。知谦律所明知白启帅的姓名，故不可能将白启帅误认为合同中载明的“白玉清”，对于知谦律所辩称的白玉清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依法不予采纳。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3万元暂收款是否系风险代理费？2、知谦律所是否履行了《委托协议》项下的义务？关于3万元暂收款的性质，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此存有截然不同的主张，但均未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在案证据，现注意到，双方在2014年10月17日《委托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金额为1万元。同月22日知谦律所收款时，知谦律所除收取该1万元以外，另以“暂收款”名义收取3万元。对此，知谦律所的解释为因签约时凑足1万元，故根据现有金额先行签订金额为1万元的合同，代实际支付余款后再就余款另行签订合同。但事实上，白玉清在签约当天并未支付任何费用，故以签约当天白玉清现有款项确定当日合同载明的律师费金额，缺乏合理性。同时，将总金额为5万元的《委托协议》依据委托人的分期付款而拆分为数个合同，亦缺乏必要性。知谦律所作为专门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对于如何在签约过程中维护己方利益、防范法律风险，较之于白玉清显然具有明显优势。因此，知谦律所的上述辩称显然不符合一般常理。白玉清主张的该笔款项系就白某某能否判处缓刑约定的风险代理费，知谦律所为规避风险故而拒绝在合同中对该笔费用的性质进行约定，更加符合常理。综合考虑本案现有证据以及本案案情，应当认为白玉清的上述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予以采纳。知谦律所辩称李某有此后就该3万元补签了《委托协议》并领取律师费发票，但李某有并无代理白玉清从事上述行为之权限，白玉清对此也不予认可，故该行为并不能对白玉清产生效力。关于白玉清主张的知谦律所未充分、恰当地履行其作为辩护律师负有的义务，双方缔结《委托协议》后，知谦律所接受委托，从事了提供咨询意见、草拟刑事和解协议书、代理受托案件并以书面形式发表辩护意见、通知家属宣判及交接等工作。白玉清主张知谦律所未参加庭审，但根据双方陈述，并非知谦律所过错所致，且知谦律所也在征得白玉清同意的情况下以书面形式陈述辩护意见，并继续参与此后的审理程序。因此，对白玉清基于上述主张要求知谦律所返还律师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知谦律所已收取律师费的处理。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2014年12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仍然将“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纳入政府指导价收费范围。因此，本案双方约定的风险代理费显然违反上述禁止性规定，双方就该3万元款项的约定应属无效。知谦律所共收取律师费4万元，但已按约提供相应法律服务而无法返还，白玉清亦从中受益。故白玉清主张返还全部风险代理费缺乏事实依据。现参照《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结合知谦律所代理案件的案情，酌情确定白玉清应向知谦律所折价补偿的合理金额为2.5万元。经与白玉清已付4万元律师费抵扣，知谦律所应向白玉清返还1.5万元。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于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作出判决：一、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白玉清人民币15,000元；二、驳回白玉清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5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人民币337.50元，由白玉清负担人民币192.86元，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负担人民币144.64元。知谦律所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白玉清的起诉请求。知谦律所上诉称，原审未将李某有追加为当事人，属于遗漏重要当事人，在涉案委托协议的签订与洽谈整个过程中，李某有参与并签字，而白玉清从未出现过。另外，涉案3万元原审认定是风险代理费缺乏法律依据，该3万元在律师代理的案件结束后，李某有签订协议明确了系律师代理费，白启帅也确认了李某有该代理行为，且知谦律所出具了金额为4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被上诉人白玉清书面辩称，知谦律所知法犯法提供伪言伪证，伙同李某有在白玉清不知道的情况下篡改原有的委托协议，还谎称不知道白启帅叫什么名字误以为就是白玉清，而事实上知谦律所在2012年1月份曾代理过白启帅的案件。知谦律所在接受委托代理后，未尽到义务，白某某一案之所以能判缓刑也是因白玉清答应给予对方赔偿并签下谅解书，与知谦律所无任何关系。故要求驳回知谦律所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必要诉讼当事人的问题。本案的《委托协议》载明委托人是白玉清，知谦律所出具的收费票据载明的交款单位为“白玉清”，故本起合同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就是白玉清和知谦律所，其他合同洽谈过程中的陪同人等并非合同纠纷的必要诉讼当事人。原审对本案诉讼主体的确定无误。知谦律所上诉坚持主张应追加李某有为本案当事人，缺乏依据与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对于知谦律所收取的4万元性质，根据在案编号为1038538的《委托协议》及知谦律所出具的40,000元收据，原审采纳了白玉清的主张，即基础律师费是1万元、其余3万元系风险代理费。本院经核查亦认同原审该认定。知谦律所作为专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单位，相较普通人具有更高的文字认识度、契约意识及执业规范。知谦律所对编号为1038538的《委托协议》和4万元收据的解释，并不合情理，难以采信；知谦律所在未核实李某有是否得到白玉清授权的情况下，与李某有以白玉清名义再签订3万元为律师费的《委托协议》，显然在未得到白玉清追认的情况下对白玉清不产生效力。原审法院基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及知谦律所业已提供的法律服务，判令知谦律所酌情返还白玉清1.5万元，合情合理，于法无悖。知谦律所上诉坚持认为已收取的4万元全部为律师费、其中3万元非风险代理费，理由与依据均不足，本院对知谦律所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5元，由上诉人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 珏
代理审判员 潘静波
审 判 员 潘春霞
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
书 记 员 张 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