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69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贤。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鸿章。
上诉人刘桂贤因与被上诉人朱鸿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1月20日，刘桂贤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朱鸿章赔偿经济损失8000元，并提供了《山地租用合同书》、收款收据、高埔村高排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条》和《证明》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但朱鸿章否认刘桂贤起诉的事实，并提供（2006）增法民一初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本案纠纷已处理。
为查明事实，原审法院到增城区公安分局派潭派出所调取了双方发生纠纷时的《询问笔录》。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山地租用合同书》及《证明》等内容及当事人的陈述，朱鸿章在2016年9月期间所砍伐的竹子属刘桂贤承包的山地所种，朱鸿章抗辩是自己所种植，但未提供确实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桂贤要求朱鸿章赔偿经济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被砍伐的竹子的数量和经济价值，由于刘桂贤未提供相关的评估证明证据，原审法院根据刘桂贤、朱鸿章及砍伐竹子人员的陈述，酌定被砍伐竹子的经济价值为1200元。朱鸿章应赔偿该款给刘桂贤。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7年7月10日作出判决：朱鸿章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经济损失1200元给刘桂贤刘贤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鸿章负担。
判后，刘桂贤与朱鸿章均不服，并向本院提起上诉。
刘桂贤上诉并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刘桂贤补充被砍竹子的数量和经济价值的证据（按市场价四万斤竹子价值不低于8000元），要求朱鸿章赔偿刘桂贤经济损失8000元。据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朱鸿章赔偿经济损失捌仟元整给刘桂贤，朱鸿章承担本案诉讼费。同时答辩称不同意朱鸿章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朱鸿章上诉并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刘桂贤的山地租用合同日期为2005年12月25日，高排合作社为刘桂贤出具证明（证明其承包背夫山多年）的日期为2006年1月10日。合同书内容为高排社后龙山，面积约20亩，东至河见田，南至牛围田，西至仔山见，北至本村山顶（原种下的果、竹、木除外）。2、原审判决有些内容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如原审判决称“被告朱鸿章辩称：原告2006年己经起诉我侵占其山地权。我从1996年起与同村的人一起承包牛围山、松山、后龙山的，2008年与我一起承包的人转包了后龙山给原告，2007年我请勾机在涉案山地上挖了一条山路”背离事实。事实上，朱鸿章从未承包过后龙山，也从未转承包过后龙山给刘桂贤。朱鸿章是从1996年与同村人朱岳龙一起种果。朱鸿章在权项山种果，朱岳龙在他与高排社承包的（土名牛围山）种果，后于2000年朱岳龙将牛围山的租用合同转让给高排合作社村民刘展昆。山路是1997年朱岳龙在牛围山开挖山路时开挖的。朱鸿章同朱岳龙从未承包过后龙山。朱岳龙也从未转包过任何山给刘桂贤。朱鸿章从1996年起开始在权项山种荔枝。因1999年霜冻把大部分荔枝树冻死、冻坏。后于2002年改种桉树，又于2005年1月在涉案的8亩山地请村民朱梁炬、朱旦评、朱兰滔种上了150棵竹。3、所涉山地不是高棑社，是公山，是甘田社、汤屋社、高排社、老屋社共同所有，有林权证为证。据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刘桂贤诉称的8亩山地和竹子归还刘朱鸿章，并由刘桂贤承担本案诉讼费。同时答辩称不同意刘桂贤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二审中，朱鸿章要求提交如下材料作为二审新证据：1、一张1996年８月３日的收据，拟证明1996年村委会出具证明让朱鸿章在荒山种植树木，朱鸿章在农业站交钱后才能在荒山种植树木。2、2017年10月26日派潭镇高埔村民委员会证明，拟证明朱鸿章的竹子是种在高埔公山，而不是刘桂贤所承包的高排社后龙山。3、广州市增城区林业调查规划与资源资产评估中心的现场勘界图，拟证明刘桂贤承包的是高排社后龙山，朱鸿章种的竹子是在高埔公山范围内，刘桂贤自承包高排社后龙山后就侵占朱鸿章种植的竹子。
刘桂贤不同意该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质证称：1、1996年8月3日的收据与本案无关，不清楚朱鸿章是否把3000元给了农业站。2、对2017年10月26日派潭镇高埔村民委员会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3、对广州市增城区林业调查规划与资源资产评估中心的现场勘界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
又查，二审中，刘桂贤要求提交如下材料作为二审新证据：1、增城山林权材料复印件，拟证明种植的地方属于后龙山，属于刘桂贤所属的生产队。2、产权证明和三张收据，拟证明刘桂贤交承包费和请人种竹。看不到日期的收据也是承包费。
朱鸿章不同意该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质证称：1、确认增城山林权材料的真实性。朱鸿章种植竹的地方不是后龙山，不是刘桂贤承包的地方。朱鸿章砍的竹子是自己的竹子。刘桂贤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承包的山地不是朱鸿章种植竹子的山地。2、不确认产权证明和三张收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力。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朱鸿章是否应向刘桂贤承担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首先，刘桂贤为证明案涉竹子的归其所有，在一审中提交了《山地租赁合同书》、高埔村高排经济社出具的《证明条》和《证明》，以及请人种竹子的收据等证据，用以证实其于2007年在承包的“后龙山”山地种竹子前，高排经济社已经将朱鸿章强行种上的竹子清理完毕。朱鸿章为证明案涉的竹子归其所有，在一审中提交了高埔村委会分别于1996年9月13日、2017年3月8日出具的2份证明和证人证言，用以证实案涉山地属于高排社等四社共有的公山，朱鸿章与刘桂贤因山地种植产生纠纷，经村委多次调解都不成功，村委未作处理。有鉴于刘桂贤提交的证据证实案涉竹子由其栽种，而朱鸿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争议竹子的由其栽种，原审认定朱鸿章处分案涉竹子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虽然二审期间朱鸿章就其主张的处分案涉竹子的行为合法，提交了高埔村委会在本案一审判决后，分别于2017年7月28日和10月26日出具的2份《证明》，确认案涉竹子所在高埔山地属于高排社等四社共有的公山，朱鸿章于2005年在柑田社、权项山、牛围山交界大约8亩地处聘请村民种植竹子，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但因朱鸿章二审提交的证据提及的种植山地名称其此前提及的公山和刘桂贤在本案中主张承包并种植竹子的山地名称均不一致，尚不足以证实朱鸿章在本案争议山地种植了竹子。据此，朱鸿章上诉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其二、关于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由于刘桂贤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财物损失的价值，原审酌情确定赔偿金额并无不当。至于朱鸿章上诉请求返还山地和竹子，属于二审新增反请求，本院依法不予调处。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刘桂贤和朱鸿章虽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但有鉴于刘桂贤和朱鸿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各自的上诉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刘桂贤和朱鸿章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桂贤和朱鸿章各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韵怡
审判员 印 强
审判员 李 婷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薛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