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行终107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崩塘屯第七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茂柏，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崩塘屯第八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有军，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崩塘屯第九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云波，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陆社厂屯第十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长益，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陆社厂屯第十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世格，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陆社厂屯第十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继富，组长。
上列六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陆祖剑，广西铭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荔浦县滨江路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玉清，县长。
委托代理人范卫民，荔浦县调处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铸文，广西华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
法定代表人秦春成，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炜炜，桂林市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应诉科科长。
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骆村第六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启海，组长。
委托代理人凌春，广西丰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崩塘屯第七、八、九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崩塘屯七、八、九组）、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陆社厂屯第十、十一、十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因其诉荔浦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荔浦县政府）土地行政裁决及桂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桂林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3行初14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崩塘屯七、八、九组诉讼代表人陆茂柏、陆有军、陆云波，陆社厂屯十组诉讼代表人陆长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陆祖剑，被上诉人荔浦县政府委托代理人范卫民、李铸文，被上诉人桂林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黄炜炜，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骆村第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骆村六组）委托代理人凌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荔浦县政府依据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的申请进行调处，于2013年8月7日作出荔政处〔2013〕38号《荔浦县政府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38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位于骆村背，申请人（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称为莫辛岭；被申请人（骆村六组）称为白蚁窝岭，争议界限为：东到冲漕田边止，与骆村第4、第6组的冲田和岭相邻；南到骆村机耕路边止；西到冲田边为界，邻骆村第6组冲田；北到原小路（亦称拿丘小路）止。邻骆村冲田和第6组岭，面积约10亩，地上种有竹子、杉树、马尾松、湿地松、刺子果、杨梅果及有三穴申请人的祖坟，以上经济林木、果树均为被申请人村民种植，申请人并无异议。从土改到1962年“四固定”时期，当事人均不同在一选区(小乡或农会）、合作社、大队进行土地、山林分配。以上时期争议地所有权归谁，争议双方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七十年代以后，被申请人所在的骆村大联队将争议地划分为被申请人生产队，该队又将争议地分配给韦继锋等9户人作饲料地。此后，以上村民按其分得的土地进行围园耕种至今。林业“三定”时，被申请人将其土地登记为本小组集体，现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记载相关争议地内容与争议地四至界限基本吻合。其圈围种地的各户圈围有刺园基以及种植有几十年的竹、木存在。直接客观证明被申请人对争议地的管业事实。九十年代造林灭荒期间，被申请人又在争议地种湿地松，湿地松长大后，亦由种植村民收割松脂油。2010年，“阳鹿”高速公路征用部分争议地，湿地松及其它林木均由被申请人砍伐处置。此外，申请人村民每年清明节日都有村民到争议地上坟祭祖，但对被申请人几十年来在争议地的耕种、管业从无异议。相反，申请人长期对争议地从未耕种过，仅以争议地内有三穴老祖，按老祖碑文记载的四至界限认定争议地的权属属两村民小组所有而引发本纠纷。荔浦县政府认为：申请人从土改以后至今对争议地从无管业耕种的事实，在调处时亦无直接、有效的证据提供。相反，被申请人村民长期对争议地进行圈围耕种，且各户使用土地界限明确清楚，争议地上仍有几十年才能生长大的林木存在，比较客观真实。另被申请人亦有《山界林权证》存根为证，可依法作为本案确权的有效证据。据此，对申请人的请求不予支持；被申请人的主张有理有据，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决定：争议地所有权归被申请人集体所有，其四至界限东至冲漕田边止；南至骆村耕路；西至冲田边止；北至原小路（拿亚路）止，原葬于争议地范围内的坟墓予以保留。根据本决定制作的白蚁窝（莫辛岭）权属界线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不服，向桂林市政府申请复议。桂林市政府于2016年4月22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6〕64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64号复议决定），维持荔浦县政府38号处理决定。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争议地位于荔××城镇××脚村委××村背，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称为莫辛岭，骆村六组称为白蚁窝岭，四至界限为：东至冲漕田边止，与骆村四、六组的冲田和岭相邻；南至骆村机耕路边止；西至冲田边为界，邻骆村六组冲田；北至原小路（拿丘小路）止。邻骆村冲田和骆村六组岭，面积约10亩，地上附着物有竹子、杉树、马尾松、湿地松、刺子果、杨梅果及三穴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的祖坟。从土改到1962年“四固定”时期，争议双方均不在同一选区(小乡或农会）、合作社、大队进行土地、山林分配。以上时期争议地所有权归谁，双方均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七十年代以后，骆村六组所在的骆村大联队将争议地划分给骆村六组，骆村六组又将争议地分配给其村民韦继锋等9户人作饲料地。此后，以上村民按其分得的土地进行围园耕种。林业“三定”时，骆村六组将争议地登记为本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其《山界林权证》存根记载有“白蚁窝壹亩，四至界限为：东到水沟止；南与继平向贵自留地分界；西到马王乔田边止；北去拿丘路止”。2010年修建“阳鹿”高速公路征用部分争议地，其地上湿地松及其它林木均由骆村六组砍伐处置。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在争议地内有三座祖坟，每年清明节都有村民到争议地上坟祭祖，但对争议地长期未耕种。2010年，双方因争议地权属纠纷申请荔浦县政府调处，荔浦县政府于2013年8月7日作出38号处理决定。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不服，向桂林市政府申请复议。桂林市政府于2016年4月22日作出64号复议决定，维持荔浦县政府38号处理决定。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仍不服，向一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讼，请求依法撤销38号处理决定和64号复议决定，并责令荔浦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审另查明，崩塘屯七、八、九组在当地称为崩塘屯，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在当地称为陆社厂屯，荔城镇寨脚村崩塘屯、陆社厂屯向县政府申请调处、向市政府申请复议是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的真实意思表示。荔浦县政府调处办公室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权属纠纷确权申请申请人更正通知，将原以荔城镇寨脚村崩塘屯和陆社厂屯村民小组作为申请人申请权属纠纷更正为荔城镇寨脚村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为申请人。桂林市政府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更正通知书，将原申请人以崩塘屯村民小组、陆社厂屯村民小组名义提起行政复议，更正为崩塘屯七、八、九组及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
一审还查明：荔浦县政府在调处本案争议地权属纠纷时，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未提供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该证填写的领证户主姓名为“陆社厂”，领证人地址为“10、11、12生产队”，共登记5宗地，在2010年荔浦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时该5宗地均未取得林权证。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据此，荔浦县政府具有调处本案的法定职权，桂林市政府具有复议本案的法定职权。荔浦县政府受理本案后，分别向有关人员调查取证，组织双方的代表到争议地进行了现场勘查，制作了现场勘测笔录，对双方当事人调解未果后，对争议地及林木的权属纠纷作出了38号处理决定，并送达双方当事人等项工作，其调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桂林市政府受理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的复议申请后，向各方当事人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经审理后作出64号行政复议决定，其复议程序合法。
骆村六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中对“白蚁窝”的记载证明在林业“三定”时骆村六组已将争议地登记为本村集体所有，且骆村六组对争议地管业事实清楚，荔浦县政府根据该《山界林权证》存根及骆村六组对争议地的管业事实作出38号处理决定、桂林市政府作出64号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称争议地在1952年以后一直属于其所有，并提交了《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但该证填写的领证户主姓名为“陆社厂”集体，而《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注明其使用权归社员，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证中填写的争议地的所有权属其所有，该诉讼理由不予支持。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称骆村六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中填写的“白蚁窝”岭与其所诉称的“莫辛岭”为两个相邻的岭，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主张争议地的权属，既没有提供有关该争议地的权属凭证，也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存在管业事实，因此，其诉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崩塘屯七、八、九组和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组共同上诉称：一、争议地原是上诉人村民祖辈南公向骆村六组祖辈韦道奇购买的祖山，一九五二年之后一直属上诉人所有，一九八二年为上诉人集体的责任山，并由村委干部填写《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但上诉人村离此山岭较远，生产责任制后基本上没有去种植，而骆村六组离此山岭较近，一些村民到此山岭种植作物。骆村六组有一处山岭在争议岭旁边叫“白蚁窝岭”，面积为一亩，骆村六组也称在一九八五年填写《山界林权证》,但其仅有存根。2010年“阳鹿”高速公路征用部分争议地，骆村六组以其在争议地上种植作物多年为由主张所有权，荔浦县政府没有查明历史事实，仅凭骆村六组种植过、认为上诉人没有异议就将争议地确定为骆村六组所有，另荔浦县政府违反法律规定，对上诉人提供的一九八五年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只字不提。二、骆村六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上记载的四至界线与现场不符，其中马王乔与争议地相距200米。三、上诉人提供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上记载的四至界线与现场完全相符，可以作为确权依据，一审判决不予采信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38号处理决定和64号复议决定。
被上诉人荔浦县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称争议地在各个历史时期属其所有是无法成立的。经调查查明，在“大包干、四固定”以前，双方均无证据证实争议地归谁所有。七十年代以后，骆村六组所在的骆村大联队将争议地划分给骆村六组，骆村六组又将争议地分配给其村民韦继锋等9户人作饲料地。此后，以上村民按其分得的土地进行围园耕种至今。该事实有骆村六组围园的刺园基及种植几十年的竹、木予以证实。林业“三定”时，骆村六组将争议地登记为本小组集体，其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记载有关争议地的内容与争议地四至界限基本吻合。九十年代造林灭荒期间，骆村六组在争议地上种植湿地松并收割松脂。2010年，“阳鹿”高速公路征用部分争议地，湿地松及其它林木均由骆村六组砍伐处置。在发生本案纠纷之前，上诉人对骆村六组连续管业争议地几十年均无异议。二、骆村六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登记的有关争议地的权属内容是经过现场核实和调查甄别的，其四至界线是与争议地相符的。三、上诉人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在调处期间和复议期间都没有提供，而是在一审期间才提供，且该证据不符合所有权登记的形式要件，且无法提供争议地所有权权属凭证，依法不应予采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桂林市政府答辩称：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争议地权属归谁所有双方均无证据予以证明。骆村六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中对“白蚁窝”的记载证明了骆村六组在林业“三定”时期已将争议地归其所有，且一直管业。上诉人称争议地归其所有，并提交《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但该证填写的户主姓名为“陆社厂”集体，与此类证的发放对象不符，该证不能作为权属参考凭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骆村六组的陈述意见与荔浦县政府的答辩意见一致。
本院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以没有见到骆村六组《山界林权证》存根原件为由，对该存根真实性提出质疑。上诉人二审庭审后提供存档在寨脚村委会的骆村六组《山界林权证》正本复印件，以及寨脚村委2018年5月10日作出的《证明》、2010年10月8日作出的《证词》各一份，欲证明骆村六组《山界林权证》存根与正本不一致故存根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二审庭审时通知荔浦县政府庭后提供寨脚村所有村屯《山界林权证》的整本存根原件，组织各方质证。2018年5月14日，本院组织各方对寨脚村所有村屯《山界林权证》的整本存根原件进行质证。骆村六组经本院传唤，以证据是其提供、其无需再质证为由未到庭参加质证。荔浦县政府、桂林市政府及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质证。经质证核实，荔浦县政府提供质证的整本《山界林权证》存根，存档于荔城镇司法所，包含了寨脚村委绝大部分村屯的《山界林权证》存根，但未见陆社厂十、十一、十二组的存根，且整本存根中未见关于“莫辛岭”的山林权属登记，只有骆村六组《山界林权证》登记了“白蚁窝”的山林权属，且该存根原件与骆村六组提交给荔浦县政府及一审法院的存根复印件完全一致。上述骆村六组《山界林权证》存根，与上诉人提供的骆村六组《山界林权证》正本复印件拼接后，能够完整显示中缝骑缝章及“林证字第○九九号”字样且显示结果相互吻合，除了记载面积的数字存根用大写而正本复印件用小写之外，两者登记山林土地项目、名称、四至范围、面积等内容一致。而上诉人庭后提供的寨脚村委《证明》，内容中载明：“兹有我寨脚村骆村屯六队山界林权证已遗失，寨脚（上、中、下）林权证和崩塘林权证还在”，还另注明：“寨脚村公所分三个片区：寨脚片、崩塘片、骆村片。2018年我们到村公所看原件，其余二个片区山界林权证都在，只有骆村片的山界林权证全部不见。”根据该证明可知，上诉人能够收集提供其所在的崩塘片区的《山界林权证》，但上诉人却未收集提供。本院认为，经质证核实骆村六组《山界林权证》存根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此外，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供的三份证据，证据1《权属纠纷确权申请申请人更正通知》属一审证据予以认可，但本院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证据2、3为墓碑照片，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综上分析，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据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权属纠纷调处系行政机关对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属争议的居中裁决活动。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权属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并承担相应后果。
关于书面权属凭证。争议双方均主张争议地权属，且均提交了1980年代的书面权属凭证。上诉人提供了《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骆村六组提供了《山界林权证》存根。《山界林权证》是林业“三定”时期发放给村民集体组织的所有权凭证，骆村六组的《山界林权证》存根明确记载了争议地“白蚁窝”，证明林业“三定”时骆村六组已将争议地登记为本村集体所有。《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是发放给个人的使用权凭证，而非发放给村民集体组织的所有权凭证，但上诉人提供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填写的领证户主不是个人名字而是集体名字“陆社厂”，与此类证的发放对象不符，故该证据不能支持其权属主张。上诉人提供寨脚村委《证明》载明其所在的崩塘片区《山界林权证》存档在村委，但上诉人却未能提供该《山界林权证》以证实其权属主张。上诉人主张白蚁窝是争议地之外的相邻土地，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地经营管理事实。骆村六组长期在争议地经营管理，争议地上有其农户种植的竹子、杉树、马尾松、湿地松、刺子果、杨梅果等林木。上诉人亦承认因争议地距离较远其长期未经营管理。各方认可争议地内存在上诉人埋葬的三座祖坟，但祖坟不属于经营管理的事实，不能据此确定权属。上诉人以祖坟墓碑记载的内容主张争议地权属，但该证据不属于法定的书面权属凭证，亦不属于经营管理事实，本院不予支持。
据上分析，骆村六组不仅提供了《山界林权证》存根，还有长期在争议地经营管理的事实。荔浦县政府作出38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归骆村六组集体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且未能证明在争议地经营管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后果。桂林市政府64号复议决定维持了38号复议决定，是正确的。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崩塘屯第七、八、九村民小组和荔浦县荔城镇寨脚村委陆社厂屯十、十一、十二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善能
审 判 员 王小成
审 判 员 陈 惠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杜翰洋
书 记 员 王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