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镇民终字第21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炳荣。
委托代理人勇成亚，江苏天哲（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符海明。
委托代理人勇成亚，江苏天哲（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明。
委托代理人勇成亚，江苏天哲（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华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镇江新区丁卯南纬二路。
法定代表人金波，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红玉，江苏汇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华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镇江新区分公司，地址镇江新区大港街道港口路2号。
负责人张振羽，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红玉，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镇经民初字第00201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7日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与江苏华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镇江新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华飞镇江分公司）约定，由该分公司接替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承建中科公司泗水绿景一期打桩项目工程，该分公司支付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前期垫付工程款70万元。同日华飞镇江分公司向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支付6万元。2013年2月8日华飞镇江分公司向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出具还款计划，约定2013年7月底支付34万元，2013年10月底支付36万元。后华飞镇江分公司陆续支付10.22万元，中科公司代该分公司支付了37.4万元。华飞镇江分公司除向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支付上述款项外，于2013年11月18日支付给王国明现金19.5万元。
王国明称其是山东济宁泗水绿景工程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华飞镇江分公司支付的上述19.5万元是该分公司支付的其他桩基款项。王国明提供案外人任卫东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上述事实。华飞镇江分公司称该19.5万元与任卫东无关。
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一审诉称：华飞镇江分公司应给付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70万元，尚有16.38万元未支付。请求判令：江苏华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飞公司），以及华飞镇江分公司返还垫付款16.38万元及支付利息（自2014年1月1日起以16.38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计算）；华飞公司以及华飞镇江分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诉讼费用由华飞公司以及华飞镇江分公司承担。
华飞公司以及华飞镇江分公司一审辩称：华飞公司及其镇江分公司已经付清所有应付款。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的工程款总额为70万元均无异议，应予确认。华飞镇江分公司已经支付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73.12万元，超出了应付工程款总额。故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要求华飞公司及其镇江分公司支付工程款16.38万元不应支持。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称涉案19.5万元是王国明代替华飞镇江分公司负责人朱文虎向任卫东代付桩基款，依据不足，不应采信。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76元，由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负担。
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上诉称，被上诉人与任卫东存在工程承包关系，应支付任卫东约90万元。王国明作为被上诉人在山东绿景国际一期工地的现场负责人，领款19.5万元后已经支付给任卫东。涉案三份承诺书所载款项总额，是承诺书形成时被上诉人确认的尚欠上诉人应付款总额，将争议收条所载款项计做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后，总的应付款金额将大大超过70万元；承诺书形成后，上诉人依承诺书实际获得的付款金额与双方无争议的其他付款之和，再加上争议收条记载的金额，总额达73.12万元，可见被上诉人对争议19.5万元收条的说明不成立。任卫东的情况说明也证明上诉人所述属实。一审法院认定该款是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款项，事实认定错误，应认定上述19.5万元与应付上诉人的款项无关，根据三份承诺书上记载的总金额（51.91万元）与依承诺书实际收取的款项（37.4万）的差，认定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款项金额。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工程款14.51万元及自2014年1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该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华飞公司以及华飞镇江分公司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份承诺书上记载的金额仅仅是方便上诉人向中科公司索要钱款，该金额不是被上诉人确认的拖欠上诉人的钱款金额；最终多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是答应补贴上诉人的部分工资款。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已经查明，但一审判决书未记载的事实有：
一、一审起诉以及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均称被上诉人共计应给付上诉人70万元，已经给付18万元，尚欠52万元，要求被上诉人给付52万元及利息。被上诉人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对应付上诉人70万元无异议，称该款已经全部付清。
除上诉人自认的18万元外，被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三份，承诺书记载的金额共计51.91万元，被上诉人称，尚余900元上诉人已经自愿放弃。
上述三份承诺书内容分别是：1、“江苏华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今收到贵司绿景国际一期打降水井工程人工工资（壹拾伍万伍仟元整），待工程审计计算出正式报告后再按实结算。现特向贵司承诺：保证不上访闹事。如发生则愿承担每人每次按结算总价的千分之二罚款，从工程款中直接扣除，绝不食言。签收承诺人王国明。委托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华东分公司将此款额付给承诺人。江苏华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镇江新区分公司，2014年1月13日”；2、“江苏华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今收到贵司绿景国际一期制作钢筋笼人工工资（贰拾肆万叁仟壹佰元整），待工程审计计算出正式报告后再按实结算。现特向贵司承诺：保证不上访闹事。如发生则愿承担每人每次按结算总价的千分之二罚款，从工程款中直接扣除，绝不食言。签收承诺人符海明。委托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华东分公司将此款额付给承诺人。江苏华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镇江新区分公司，2014年1月13日”；3、“江苏华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今收到贵司绿景国际一期排水、维护工程人工工资（壹拾贰万壹仟元整），待工程审计计算出正式报告后再按实结算。现特向贵司承诺：保证不上访闹事。如发生则愿承担每人每次按结算总价的千分之二罚款，从工程款中直接扣除，绝不食言。签收承诺人赵炳荣。委托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华东分公司将此款额付给承诺人。江苏华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镇江新区分公司，2014年1月16日”。
上诉人称该承诺书记载的款项是其他应收款，与上诉人主张的应收款无关，承诺书不能证实实际收到款项的金额。
二、一审第二次庭审时，上诉人对2104年1月24日持前述承诺书从案外人中科公司收取了37.4万元，该款应计做被上诉人付款的事实无异议。并且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上诉人给付26万元及利息。
被上诉人称除上诉人自认的18万元和依据前述承诺书收取了37.4万元外，王国明还收取了被上诉人19.5万元，被上诉人多支付了4.9万元。被上诉人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18日，落款人栏有“王国明”字样签名的收条一份，收条载明“收到朱总现金（19万五千）”。
上诉人对上述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亦不确定该收条与本案的关联性，对款项收取的事实亦有异议。后上诉人又确认该收条系王国明出具，但称，上诉人撤场后，王国明受被上诉人指派继续在涉案工地从事管理工作，出具收条时并未收取收条所载款项，相应的款项后来由被上诉人与工地上的人直接结算了。
上诉人还称前述自认的18万元中的12万元包含在自案外人中科公司收取的37.4万元中。在被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出具的总额为10.22万元的14份收款凭证后，上诉人对收到该10.22万元，且该款与前述37.4万元无关的事实不持异议。
三、一审第三次庭审时，上诉人再次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上诉人给付16.38万元及利息。
上诉人提交了落款为任卫东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本人任卫东曾于2012年6月至2013年11月在山东泗水绿景国际做CFG桩工程，工地负责人王国明为了帮我向华飞集团公司（朱文虎）要工程款，在2013年11月18日向华飞集团公司（朱文虎）出具过一张金额为19.5万元的现金收条，（其中本人支17.69万元，另外1.81万元为朱文虎代付的旅社费用）”，拟证明涉案金额为19.5万元的收条与自己主张的被上诉人应付款无关。被上诉人以任卫东未到庭为由，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
王国明还称，自己负责涉案工程管理，2012年年底到中科公司结账，结账后华飞镇江分公司的涉案工程负责人朱文虎将账本留在了中科公司会议室里，“2013年11月，我们一起去跟朱文虎结最后一批账，任卫东提供了一份在工地上我签过字的工程款的单子，因为任卫东签过字的原件只有我有，已经留在上海中科，结账时任卫东拿出数据要我核实，17.6万元与宾馆的住宿费1.9万元共计19.5万元，所以我写了该收条。如果我不写该收条，施工单位是结不到帐的。该收条是朱文虎将工地上的零碎的钱款汇总后给我写的”。王国明还称，“写了一份收条给朱文虎作为一份证明，证明已经支出了这么多钱，该19.5万元是在2012年5月开工以来陆陆续续给任卫东的”，任卫东收款时出具的收款凭证原件在上海中科。
一审第三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除上述19.5万元外，上诉人已经收到被上诉人53.62万元，包括2013年2月7日给付的6万元，2104年1月24日给付的37.4万元，2013年9月18日至2014年1月1日，分13次给付的共计9.77万元，以及2014年1月18日给付的4500元。被上诉人坚持争议收条记载的19.5万元是与涉案70万元应付款对应的付款，该款已经以现金形式给付王国明。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仍然确认无争议的已付款金额为53.62万元，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应否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金额为19.5万元的收条，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付款19.5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存在在关键事实上前后陈述重大矛盾的情形。尤其是上诉人，所述事实以及诉讼请求在被上诉人陆续提供证据的情形下，一再变更，诉讼请求给付的欠款金额从最先的52万元到26万元、16.38万元，再到14.51万元，其诉讼活动明显不符合诉讼诚信原则。双方所述事实的可信度均不高。应当更多地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更具客观性的书证，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
涉案有争议的收条系上诉人王国明出具，由被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确认应付上诉人前期垫付工程款70万元的时间是2013年2月7日，双方无争议的最迟付款时间是2104年1月24日，争议收条的出具时间是2103年11月18日，在双方债务形成后，与上诉人确认的其他涉案款项的支付时间也相互吻合，根据收条内容、收条出具时间等，无法排除收条所载款项与涉案70万元应付款的关联性；该收条并未注明特定收款事由，收条上记载的付款人确认，该款是被上诉人与涉案70万元应付款对应的付款。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依据该收条主张的付款事实提出反驳意见，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按照收条记载的付款经办人和收条持有人的说明，确认收条所载款项的付款用途。
上诉人就涉案19.5万元收条形成事实的陈述不稳定，王国明对收条成因的最终解释中，“我们将账本留在了中科会议室里面”、“任卫东拿出数据要我核实，17.6万元与宾馆住宿费1.9万元共计19.5万元，所以我写了该收条”、“如果我不写收条施工单位是结不到账的”、“该收条是朱文虎将工地上的零碎的钱款汇总给我写的”等内容，缺乏内在逻辑合理性，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确认。任卫东并未到庭作证，接受质询，落款为任卫东的情况说明的关键部分是“王国明为了帮我向华飞公司（朱文虎）要工程款，在2013年11月18日向华飞集团公司（朱文虎）出具过一张金额为19.5万元的现金收条”，该部分内容语焉不详，不足以支持上诉人的主张。
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就争议收条所做的说明与涉案三份承诺书以及其他收款事实之间有矛盾，被上诉人做了相应的解释。同时，如果如上诉人所言，涉案三份承诺书所载款项总额，是承诺书形成时双方当事人通过计算得出的被上诉人尚欠款总额，那么应付款70万元和上诉人最终确认的承诺书形成时其已收款金额（15.77万元）之差（54.23万元），与三份承诺书记载的金额（51.91万元）与也不吻合。即使按照上诉人最先自认的收到被上诉人18万元的事实，扣减承诺书形成后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4500元，承诺书金额总和也应为52.45万元，虽然该金额与51.91万元仅相差5400元，但在承诺书上的金额已经精确到百位数的情况下，该5400元的差额仍然无法解释。鉴于双方在涉案工程施工活动中的行为缺乏规范性，在被上诉人已有相应解释，上诉人的解释亦不无矛盾的情况下，承诺书中的金额，以及被上诉人超额付款本身，不足以认定争议收条与涉案70万元应付款无关。
被上诉人坚持主张收条所载款项是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反驳意见，故应当根据该收条，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付款19.5万元。对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任卫东，以及王国明与任卫东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不予理涉。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00元，由赵炳荣、符海明、王国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开亮
代理审判员 李益成
代理审判员 戴晓东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思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