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01民终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代表人:邢海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晓旭,吉林同信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恩庆,男,1937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张新峰,吉林铭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艳凤,吉林铭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恩庆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2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委托代理人李晓旭,被上诉人刘恩庆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新峰、赵艳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恩庆在原审诉称:2008年11月9日,刘恩庆在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处购买红双喜新C款两全保险一份,投保人为刘恩庆,被保险人为刘恩庆女儿刘某某,保险费为40000元。2014年2月19日,刘某某非正常死亡。刘恩庆向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申请理赔。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按疾病身故条款支付刘恩庆保险金232249.01元。但刘恩庆认为,长春市公安局出具的《死亡注销证明》显示被保险人是非正常死亡,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应按意外伤害支付保险金,但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拒绝支付。故刘恩庆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支付保险金232249.01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辩称:一、刘恩庆申请理赔的原因是被保险人因疾病去世;二、刘恩庆已领取了保险金,按合同约定,保险合同效力已经终止;三、刘恩庆所称“非正常死亡”仅是户籍注销证明上记载,二公安机关的死亡证明中,并没有死亡原因;四、刘恩庆应证明其是唯一受益人。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1月9日,刘恩庆以其女儿刘某某为被保险人向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投保了《红双喜新C款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费为40000元;缴费期限自2008年11月10日至2013年11月9日;保险期限自2008年11月10日至2018年11月9日。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人于缴费期满至本合同期满前因疾病导致身故,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按身故时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红利保险金额之和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合同效力即行终止;被保险人于缴费期满至合同期满前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按身故时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红利保险金额之和的二倍给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合同效力即行终止。同时合同条款中对“意外伤害”解释为:“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的身体伤害。”同时,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提交的保险单正本中体现,刘恩庆为唯一的受益人。合同签订后,刘恩庆按合同约定足额缴纳了保险费。2014年2月19日,被保险人刘某某死亡,并由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死亡证明。2015年4月29日,长春市公安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出具刘某某的死亡注销证明,在死亡原因栏体现为“非正常死亡”。现刘恩庆以刘某某为非正常死亡为由向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主张二倍的保险金未果,故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提出,刘恩庆在写有刘某某因“家中突发脑出血,经120抢救无效死亡”的索赔申请书上签字确认,应确认刘某某死亡原因为疾病,故只同意赔付一倍保险金。刘恩庆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虽然自己在索赔申请书下方签字,但该申请书中“家中突发脑出血,经120抢救无效死亡”等内容并非其本人书写,也不是其意思表示。另外,庭审中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对刘恩庆主张的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红利保险金额之和金额为232249.01元予以确认,对刘恩庆的受益人资格亦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一、刘恩庆向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投保,并按约定足额缴纳了保费,保险合同关系成立,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亦应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刘恩庆作为唯一的受益人,有权向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主张保险金。二、本案中,刘恩庆与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被保险人刘某某的死因是什么?刘恩庆为了证明刘某某的死因,提交的证据为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注销证明,该证明中体现刘某某死因为“非正常死亡”;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则提交了由刘恩庆签字确认的索赔申请书,用以证明刘恩庆自己主张刘某某系因疾病死亡。刘恩庆与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就刘某某的死因均提交了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且证明的内容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依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注销证明》证明力大于刘恩庆签字确认的索赔申请书。故对刘某某的死因,该院采信《死亡注销证明》中体现的“非正常死亡”。关于非正常死亡,法医学上指由外部作用导致的死亡,包括火灾、溺水等自然灾难;或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自杀、他杀、受伤害等人为事故致死。与之相对的正常死亡,则指由内在的健康原因导致的死亡,例如病死或老死。对比保险条款中对“意外伤害”的定义可知,“非正常死亡”范围更广泛,包含了因“意外伤害”致死以及自杀致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依据上述规定,证明保险人刘某某因自杀致死的举证责任在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而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在庭审中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故依据现有证据排除刘某某自杀身故的可能性,认定被保险人刘某某死因应为“意外伤害”。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应按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支付保险金,即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应向刘恩庆支付保险金464498.02元,扣除刘恩庆已领取的保险金232249.01元,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仍应向刘恩庆支付保险金232249.01元。三、关于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提出的刘恩庆已领取了保险金,依据合同约定保险合同已终止之主张。因刘恩庆对保险金数额持有异议,故刘恩庆领取保险金的行为并不能免除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按约定支付剩余保险金的义务,故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刘恩庆保险金232249.01元。案件受理费4784元由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负担。宣判后,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的主要理由为:被上诉人向刘恩庆答辩称:本案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多数人意见: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具体数额的问题。被上诉人提出被保险人刘某某死亡的原因系意外伤害,并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记载“非正常死亡”的死亡注销证明欲证明其主张,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少数人意见: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具体数额的问题。刘恩庆提出被保险人刘某某死亡的原因系意外伤害,故上诉人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其双倍给付保险理赔金。依据《证据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刘恩庆认为被保险人刘某某的死亡符合保险合同中保险责任的约定,进而要求光大保险北京分公司给付保险金,马京民即应对马承德死亡属于意外事故致死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保险条款中对“意外伤害”的释义,“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的身体伤害。”,也就是说,意外致死的原因应当满足外来的、非本意的、非被保险人自身的疾病所导致的原因所导致的身体伤害。本案中,刘某某死亡后,刘恩庆在未通知新华人寿吉林分公司的情况下将尸体火化,导致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未到现场对保险事故发生事实进行确认,亦未能对刘某某的死因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故在刘恩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刘某某的死亡因意外事故致死,故刘恩庆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与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刘恩庆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倪某某非正常死亡后,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出具的调查意见告知书已明确告知倪某某家属没有证据证明死亡系刑事案件,排除了因外部第三者施加伤害导致死亡的可能,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倪某某受到其他外力作用,显然,倪某某非正常死亡的情形不符合意外伤害险规定的必备条件,不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再次,倪某某系2014年2月9日被发现非正常死亡,之后,平安寿险上海分公司的代理人陈某某接报案后至其家中,言谈中未涉及需要尸检确定死亡原因。但此时公安机关已经介入,正在进行调查过程中,死亡原因尚不确定,陈某某也要求倪某某家属随时联络。2014年2月14日,公安机关在排除刑事案件后,征求倪某某家属是否需要尸检以确定死亡原因时,倪某某家属予以拒绝,并在同月16日将尸体火化。在此期间,倪某某的家属未将上述情况告知并征求平安寿险上海分公司是否需要通过尸检确定死亡原因,平安寿险上海分公司对上述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及时提醒,由此可见,是倪某某家属自身原因导致不能提供确认保险事故性质的证据。即使认为陈某某在与倪某某家属沟通时未尽全面善良之提醒,也不能否定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受益人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且平安寿险上海分公司是在2014年2月20日接到理赔申请,此时倪某某已经火化,平安寿险上海分公司亦无法尽到一次性通知义务,不能认定保险人存有过错。最后,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负有举证证明保险事故性质的责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该责任是法定的,现无举证责任转移或者另行分配的法定情形出现,故仍就布倪戚悠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白业春代理审判员  张兴冬代理审判员  王忠旭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李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