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普中民终字第1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红塔区支公司。
负责人黄梅，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严尔防，云南滇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黄庆，云南滇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亚萍，女，1961年10月10日生，拉祜族，大学文化，普洱市人，退休教师。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代理人段砚，云南谏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富云，男，1962年3月10日生，汉族，大专文化，普洱市人，教师。公民身份号码：×××。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红塔区支公司与被上诉人宋亚萍、被上诉人徐富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4年7月8日进行了法庭调查、调解，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严尔防、黄庆，被上诉人宋亚萍的委托代理人段砚，被上诉人徐富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法律事实如下：原告宋亚萍与被告徐富云同为思茅第二小学教师，均居住于思茅区月光路10号二小职工宿舍。2013年1月15日14时许，被告徐富云在宿舍区院内驾驶云JAR2**号雪佛兰轿车倒车时，将原告停放于宿舍区院内车位上的云JPW7**号梅赛德斯
--奔驰轿车撞坏。经被告徐富云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现场勘验后，双方协商由被告徐富云出钱请明丰修理厂的车辆将原告受损的车辆送至昆明星旗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
奔驰特许服务中心进行修理。2013年3月15日车辆修复达到使用要求，原告支付88257.05元修理费后将车取回。因被告徐富云认为原告的修理费不合理至今未向原告支付上述修理费。
另查明，原告的车辆受损后，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理赔客户服务分中心对受损车辆进行定损，确定原告的车辆受损部件为更换零件左后下臂、油箱座子、右后叶�板内衬、字标，受损部件确定损失为8000元，但在定损单上没有原告的签字认可。原告修理车辆时更换零部件，加上工时费后的修理费为88257.05元（配件价值73987.72元＋工时费14269.32元），但在配件报价单上也没有被告签字认可。
又查明，被告徐富云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为100000元。
庭审中，双方对原告车辆实际发生的修理项目及修理费的合理性争议较大，经法庭征询原告的意见，原告同意请司法鉴定部门鉴定，但因检材不够无法鉴定。
原审认为，关于本案的性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本案事故发生在思茅第二小学职工宿舍区院内，虽然不属于道路，但属�职工停放车辆及通行、活动的场所，因此虽然事故发生后原告及被告徐富云均未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案，但对此引发的纠纷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处理，故本案案由确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失，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根据上述法条规定，原告因车辆被被告徐富云撞坏而对车辆进行修理，因此产生的合理的修理费应由被告徐富云承担。本案原告为修理被损坏的车辆产生了修理费88257.05元，该费用的合理部分应由被告徐富云赔偿。根据查明的事实，被损坏车辆应当修理的部件双方并未达成协议，而是由原告单方根据昆明星旗汽车有限公司配件报价，对车辆部分零件进行了更换。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昆明星旗汽车有限公司的修理是否与本次事故有关及所进行的修理均合理的情况下，使原告为修理被损坏的车辆支付的修理费88257.05元是否均合理不能确定。被告保险公司作为保险单位，对原告受损车辆应修理部分未尽到合理定损义�，在不能对修理的合理性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原告根据昆明星旗汽车有限公司报价进行的修理大部分合理。从被告徐富云提供的证据看，原告车辆后轮受损应为一只，但原告更换了两只轮胎（含钢圈），故应扣除一只轮胎（含钢圈）的价款7200元，余81057.05元由被告徐富云赔偿。又根据上述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被告徐富云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为100000元，因此被告徐富云应当赔偿的81057.05元转由被告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2000元，余79057.05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内予以赔偿。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险股份有限公司红塔区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宋亚萍修理费2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宋亚萍修理费79057.05元，合计81057.05元；二、驳回原告宋亚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6元，由原告宋亚萍负担180元（多诉部分），由被告徐富云负责1826元，保全费903元由被告徐富云负担。
一审判决后，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红塔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撤销（2014）思民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保险责任事故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发生在思茅第二小学职二小宿舍区院内，事故发生后双方没有报警，也没有相应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事故成因进行证明，�双方责任进行划分，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本案为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一审认定本案属于交通事故，将本案错误定性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并且一审判决还错误适用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该条款是指公安机关在处理事故时参照使用本法，是否属于交通事故应当由公安机关根据专业知识作出认定，而不是人民法院据此进行交通事故的认定。因此，一审对本案定性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宋亚萍的修理费用81057.05元缺乏事实依据。第一，被上诉人宋亚萍所举证据不能证实其修车费用是因为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宋亚萍应当对修理费用的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交修理费发票、修理账单、并不能证实其修理的项目是因徐富云的车辆撞击所导致的，即修理项目与�辆碰撞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宋亚萍提交的《检测报告单》因缺乏证明力，法院也未予采信，但是，就在被上诉人宋亚萍未能证实其修理项目与本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的条件下，一审判决却认定了被上诉人宋亚萍修理费用为81057.05元，证据明显不足。被上诉人宋亚萍在不认可保险公司定损单中的损失情况下，也不申请鉴定机构对损失进行评估的，自行到修理厂进行了修理，并自行支付了88257.05元的费用，其修理项目与费用与现场勘验照片反映的损失情况、三方认可的《损失情况确认书》大相径庭，上诉人认为非碰撞原因造成的其他维修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宋亚萍自行承担。第二，一审认定上诉人没有尽到合理定损义务是错误的。2013年1月15日，上诉人在接到被上诉人徐富云的报案后，进行了现场查勘，确定了被上诉人宋亚萍的车辆只是车体右后外壳叶子板、后门部分受损。2月26日经过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徐富云、昆明星旗汽车有限公司三方当场拆检，确定了被上诉人宋亚萍的车辆受损部位更换零配件为左后下臂、油箱座子、右后叶子板内衬、字标四处，并注明了所需材料费、工时费共计8000元。对此，被上诉人徐富云提交了有三方签字的《损失情况确认书》，该证据客观地显示了车辆的受损情况，与上诉人的现场查勘情况相互吻合，并具有第三方“昆明星旗汽车有限公司售后服务部”的签章认可，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宋亚萍的车辆的损失情况，一审法院却以该证据上没有原告的签字为由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错误。根据《保险法》和《保险条款》的规定，在修理前，保险公司应当会同被保险人进行定损，但并不是所有的定损单都需要有受损方的签字，在实践中受损方因种种原因拒绝在定损单签字并不会�响保险人对损失的评估，所以，上诉人作为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定损义务。三、一审判决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宋亚萍在诉状中并没有起诉上诉人，而是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起诉被上诉人徐富云，但是一审法院却违反不告不理的基本民事诉讼原则，根据被上诉人徐富云的申请追加上诉人为被告，被告追加被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诉讼权利，并将案由财产损害赔偿变更成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违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二审法院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宋亚萍书面答辩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首先，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是事实错误，却未指出该案应如何定性，其根本原因是想借此逃避其应承担的责�。其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所谓“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所谓“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本案事故地属于规定的“道路”范畴，虽然交管部门对此次事故未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但上诉人不能就此推断本次事件非交通事故。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答辩人的修理费用81057.05元事实依据充分。首先，答辩人在昆修理肇事车辆上诉人是知情和认可的。受损车辆是从思茅拉到昆明修理被上诉人徐富云事先征得上诉人同意。2013年1月31号送到修理厂后被上诉人徐富云通知了上诉人，车辆在厂修理时间长达25天，而修理厂又是上诉人的“合作伙伴”，上诉人对答辩人受损车辆进厂修理不可能不知情。其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被上诉人宋亚萍在不认可保险公司定损单中的损失情况下，也不申请鉴定机构对损失进行评估，自行到修理厂进行了修理，并支付了88257元的费用”与事实不符，事实是车辆进厂修理25天，车辆2013年2月25日修好，而定损单上显示的定损时间为2013年2月26日，也就是事后定损。在长达25天的修理期间，答辩人从未接到上诉人到场定损的通知（修理期间答辩人在昆明办事，被上诉人徐富云知晓），答辩人对车辆肇事修复、保险理赔是缺乏相关知识、经验的，而作为职业定损理赔的上诉人怠于履行定损义务，更为严重的是未通知答辩人到场定损（定损单上设计有车主签名一栏但并没有答辩人签字确认，却在上诉状中述“被上诉人宋亚萍在不认可保险公司定损单中的损失情况下，也不申请鉴定机构对损失进行评估，自行到修理厂进行了修理”等说法纯属是非颠倒，答辩人根本不知道上诉人的定损情况何谈申请鉴定机构鉴定评估，这分明是对上诉人的苛难。由此可见，本案由于上诉人怠于履行义务，定损情况和定损时间的定损结果对答辩人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第三，修理车辆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修理费发票、修理清单证实了修理的事实，因此答辩人已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尽到举证责任。三、一审法院追加上诉人为被告，变更案由是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作出的，程序正当。一审法院追加上诉人为被告进行审理是在审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民诉法的规定通知上诉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而案由变更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也是在审理过程中根据案件事实和案由变更的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的，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并无不当。
被上诉人徐富云未作书面答辩。
二审中，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星旗汽车修理公司员工出具的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在定损时被上诉人宋亚萍之子艾宇锋在场，修理范围是按照其要求修理，并非按照定损的范围修理。
被上诉人宋亚萍质证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认为上诉人在一审未提交该证，证人没有出庭也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被上诉人徐富云质证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但不认可证明内容。
综合双方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又无其他证据相印证，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徐富云身份证明、投保单，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各一份，用以证明根据保险条款第25条，因保险事故损坏的第三者财产，应当尽量修复，修理前被保险人应该会同保险人检验，协商确定修理项目、方式�费用，否则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无法核定的，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本案因宋亚萍不同意定损方案，也没有要求重新协商，对于超出定损方案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宋亚萍质证对身份证明、投保单无异议，对于保险条款，因定损没有得到宋亚萍认可，属于单方定损，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被上诉人徐富云质证对身份证明、投保单无异议，但不清楚宋亚萍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协商情况，对保险条款证明内容不认可。
综合双方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以上身份证明、投保单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宋亚萍不同意定损方案，也没有要求重新协商的事实，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上诉人保险公司当庭提交申请书一份，请求对星旗汽车修理公司人员对修理，定损事宜进行询问，本院认为该事实属于保�公司举证范围内，并不存在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情况，视为其放弃举证。
被上诉人宋亚萍、被上诉人徐富云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根据法庭调查、结合本案的证据材料，二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归纳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属于财产损害纠纷或是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保险公司是否是原审适格被告？3、汽车修理费的数额认定？4、汽车修理费应否由保险公司承担？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共通行的场所”。本案，事故发生地思茅区月光路10号二小职工宿舍区院，系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行的半封闭式小区，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道路的范畴，车辆在此范围内车辆在行驶途中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属于道路交通事故。故，一审法院对案件定性准确，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财产损害纠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保险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请求将承保商业险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被上诉人徐富云在上诉人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原审法院依被上诉人�富云的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并无不当。故，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在原审原告未起诉上诉人的情况下，根据被上诉人徐富云的申请追加上诉人为被告违反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原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汽车修理费数额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被上诉人宋亚萍在一审中提交修理费增值税发票、修理账单欲证明受损车辆修理费用为88257.05元，上诉人认为修理费应以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理赔客户服务分中心出具的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上确定的8000元进行赔偿，双方对此次事故造成损害的车辆的修理费的数额争议较大。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宋亚萍提交修理费增值税发票、修理账单能够证明其为修复车辆实际支出修理费为88257.05元，虽该证不能完全证明被上诉人宋亚萍修理的项目及支出的修理费均与本案关联，但是被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修理费的赔偿数额已完成举证责任。上诉人保险公司对该费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有异议，应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上诉人徐富云在一审中提交一份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理赔客户服务分中心出具的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宋亚萍受损的车辆经保险公司确定的受损部件及损失为8000元的事实，该证据材料真实，但该组证据因没有被上诉人宋亚萍的签字，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宋亚萍已经认可损失为8000元。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确认车辆修理费用为81057.05元并无不当。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宋亚萍的修理费用81057.05元缺乏事实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汽车修理费是否由保险公司承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失，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对于被保险人徐富云造成他人车辆损害应负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应该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上诉人宋亚萍赔偿保险金。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宋亚萍修理费2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宋亚萍修理费79057.05元的判决并无不当，二审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处理得当，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红塔区支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五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6.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红塔区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张相云
审判员 赵 勇
审判员 李家宇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