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07民初1196号
原告襄樊南车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樊南车公司）。
法定代表人靳勇刚，襄樊南车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波、刘红刚，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马元安，男，1964年9月5日生，汉族，青海省德令哈市人，住青海省德令哈市德令。
被告陈秀梅，女，1959年10月26日，汉族，青海省德令哈市人，住青海省德令哈市。
被告青海福昌重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福昌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海凤，青海福昌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德令哈市河西街道办事处甘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史正魁，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主任。
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与被告马元安、陈秀梅、青海福昌公司、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融资租赁债权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4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襄樊南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波、刘红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马元安、陈秀梅、青海福昌公司、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诉称，2012年9月25日，被告马元安与案外人天津南车投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南车公司）及原告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天津南车公司向原告购买被告马元安选定的租赁物五台豪泺牌自卸车（型号为×××××）总价值2124000元。2012年10月22日，天津南车公司与被告马元安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天津南车公司将上述车辆租赁给被告，租赁期限18个月，起租日为2012年11月，租金支付日从2012年11月起至2014年4月止，每月为一期，每期租金为129621元，租金总额为2333178元，同时约定了违约、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争议解决等各项内容。被告青海福昌公司为推进长远与原告的合作，双方签订了协议书，自愿为被告马元安欠款承担垫付责任。被告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员会为被告马元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马元安租赁该车在青海省从事运输业务，但是被告马元安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并且至今占用该5台车辆。后天津南车公司将《融资租赁合同》等合同中对被告的债权、租赁物所有权及其他权利转让给原告，由被告向原告履行义务，并通知了被告。但是被告至今未仍未履行，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马元安、陈秀梅、青海福昌公司支付下欠租金1929837元（已将保证金抵扣租金），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9447元；确认被告马元安租赁的5台豪泺牌自卸车（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为原告所有，并判令由被告马元安、陈秀梅、青海福昌公司立即返还租赁车辆；被告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马元安、陈秀梅未提交答辩意见。
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由于路途遥远不便往贵院当面答辩，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对青海福昌公司在襄樊南车与被告马元安的租赁合同中是否存在垫付义务的判断。2012年8月，襄樊南车与青海福昌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借助青海福昌公司在当地的销售渠道及客户网络拓展业务，并于当年10月至11月间促成了被告马元安等其他用户。用户车辆手续办理完毕放车前，襄樊南车为进一步降低风险，敦促青海福昌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其中约定用户拖欠费用时青海福昌公司予以垫付。依据日常生活经验，在被告马元安与襄樊南车订立合同之日起共承租18期，在此期间若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或不履行义务的倾向时，襄樊南车应采取相应措施而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襄樊南车在合同垫付期内没有要求青海福昌公司垫付，而合同超过失效期后即约定的18个月承租期超过后对付款义务只有连带担保一说，因垫付与连带担保义务在法律界定时性质完全不同，而且合同中有明确担保单位，青海福昌公司不应当再承担任何垫付义务，应追究被告马元安及其连带担保方的责任。（二）、青海福昌公司在襄樊南车与被告马元安的租赁合同中未受益却承担损失。综上，襄樊南车为实际受益方，襄樊南车未及时采取措施维护自身权益是其自身行为所致，襄樊南车在垫付期内客观没有执行垫付要求，超过合同失效期，青海福昌公司不应当再承担任何垫付义务。
被告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未提交答辩意见。
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为证明其所陈述的事实及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襄樊南车公司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襄樊南车公司分厂营业执照、襄阳市襄州区肖湾街道办事处机动车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各一份。据以证明原告襄樊南车公司的公司住所地在襄阳市襄州区钢铁路8号，在襄阳市襄州区境内。
证据二：马元安、陈秀梅身份证、户口本及结婚证复印件各一份；青海福昌公司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各一份。据以证明被告马元安、陈秀梅的基本情况，二者系夫妻关系，系适格被告；被告青海福昌重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基本情况，系适格被告。
证据三：购销合同（合同编号R2012-27）、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天津南车租赁租字（2012）-27号）各一份；天津南车公司授权书、机动车销售发票及合格证各五份；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与青海福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承诺书、汽车销售合同订单、青海福昌公司出具的销售发票、银行电子转账凭证、关于扣除保证金的说明、扣款明细；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员会的《担保函》；天津南车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据以证明，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与被告马元安、陈秀梅及天津南车公司之间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天津南车公司按照被告马元安、陈秀梅要求向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购买2台豪泺牌自卸车，并将合格车辆交付给被告马元安、陈秀梅。被告马元安、陈秀梅及天津南车公司之间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被告马元安、陈秀梅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天津南车公司车辆，约定租赁期限为18个月，从2012年11月起至2014年4月止，每月租金129621元，租金总额为2333178元，被告马元安、陈秀梅应按期支付租金。青海福昌公司自愿为被告马元安欠款承担垫付责任，以及双方之间存在的购销关系及付款、支付保证金、扣款情况。被告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员会为被告马元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双方约定诉讼管辖地为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以及其他约定事项。
证据四：合同权利（债权）转让协议书及天津南车公司欠款明细表各一份、合同权利（债权）转让通知书二份及送达回证、谈话笔录各一份、襄樊南车公司出具的欠款明细表各一份。据以证明，天津南车公司将对被告马元安享有的债权及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相关权利及其他权利转让给原告，并通知了被告马元安。以及被告欠款数额的事实。
证据五：律师代理费发票一份。据以证明原告因此花费的律师代理费39447元。
鉴于四被告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进行了审核，除被告马元安、陈秀梅的结婚证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证明二人系夫妻关系外，其他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且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马元安在本院送达应诉材料时向本院提交原告工作人员李远新于2013年8月2日出具的收条一份，据以证明被告马元安于2013年8月2日支付租金15000元。经质证：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对李远新签字的一张收条（金额为15000元）予以认可，但在起诉时已经将该款予以扣除。本院认为，对被告马元安提交的原告工作人员李远新于2013年8月2日出具的收条一份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陈秀梅、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青海福昌公司为证明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为：2014年9月20日的《会议纪要》、2015年4月26日的《关于青海福昌公司应收账款相关问题处理的会议纪要》《截至2015年4月24日费用说明及清单》的复印件各一份。经质证：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对三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该证据为复印件；2、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及天津南车公司并没有向被告收回车辆。退一步讲，即便按照被告青海福昌公司所述于2013年6月收回的车辆也没有被告马元安的车辆，被告福昌公司将其他人租赁的车辆收回后没有交付给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及天津南车公司，由被告青海福昌公司自行处置，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应当承担垫付租金的责任；3、对于被告已经支付给原告襄樊南车公司的租金已在诉讼主张中扣除，若存在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在收到租金后没有交给原告襄樊南车公司，是被告青海福昌公司与被告马元安之间发生的关系，被告马元安有权另行主张权利。4、被告青海福昌公司要求原告襄樊南车公司承担其开支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认为，被告青海福昌公司提供的二份会议纪要虽为复印件，但能反映案件相关事实，对于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截至2015年4月24日费用说明及清单》为复印件，既没有单位印章，也无相关证据相印证，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2012年9月14日，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与被告青海福昌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订单》，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向被告青海福昌公司购买30台规格型号为×××××豪泺牌自卸车，每台单价为40.48万元，总金额为1214.4万元。2012年9月28日，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向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开出12张销售发票，每张金额101.2万元，总金额1214.4万元汽车销售发票。2012年9月28日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向被告青海福昌公司支付购车款500万元。2012年11月6日，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向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出具《关于扣除保证金的说明》，该说明中载明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已经收取客户30台融资租赁保证金120万元，余款用户承诺交车后付清，请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贷款发放时扣除贷款总额的10%的保证金，即1274400元，扣款明细中包括被告马元安的5台车的租赁保证金212400元。2012年11月9日，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向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出具《扣款明细》，称被告青海福昌公司代原告襄樊南车公司收取的30台车的保证金127.44万元，请在付采购余款时予以扣除。2012年11月12日，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向被告青海福昌公司支付购车款522.505万元。
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从被告青海福昌公司购买30台自卸车后，将其中的5台销售给天津南车公司，天津南车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给被告马元安。2012年9月25日，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供货人）与天津南车公司（买受人）、被告马元安（承租人）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R2012-27，以下称购销合同）。购销合同约定天津南车公司向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购买被告马元安选定的租赁物5台×××××＊豪泺牌自卸车，每台单价42.48万元，总金额212.4万元。天津南车公司委托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代为收取被告马元安应支付的初始资金、租赁手续费、租赁保证金，被告马元安应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天津南车租赁租字（2012）-27号）及本协议约定将前述款项支付至本协议约定的原告襄樊南车公司指定账户，在天津南车公司向原告襄樊南车公司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时，该等款项冲抵相应的购买价款金额。购销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2012年9月25日，为了便于被告马元安运营租赁的机动车，天津南车公司授权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将机动车发票开给被告马元安。被告马元安名下的发票不因此成为被告马元安对机动车享有所有权的凭证，天津南车公司仍是租赁物的唯一所有人。
2012年10月22日，被告马元安与天津南车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天津南车租赁租字（2012）-27号，以下称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马元安为承租人、天津南车公司为出租人，租赁物与《购销合同》标的物一致，起租日为供货人向被告马元安交付租赁物之日，租期18个月，每一个月一期，自起租日起算。租金计算方式为等额租金法。本合同约定的租金是以《购销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交付日为起租日，按租赁成本计算的，被告马元安应按照《租赁附表》向天津南车公司按时、全额支付租金，不得有任何扣减或扣抵。《租赁附表》载明起租日为2012年11月，租金支付日从2012年11月起至2014年4月止，每月租金129621元，租金总额为2333178元。被告马元安应向天津南车公司支付租赁保证金，担保被告马元安适当、准时地履行租金支付及其他义务，租赁保证金不计利息。《融资租赁合同》中的核心条款约定租赁保证金为212400元，留购价款100元。自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向被告马元安交付租赁物时起，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天津南车公司且天津南车公司是租赁物的唯一所有权人。在被告马元安履行完毕本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后五个工作日内，天津南车公司将剩余租赁保证金如数退还被告马元安，经天津南车公司书面同意，租赁保证金可用来抵扣最后几期租金的全部或部分款项。天津南车公司有权以租赁保证金按其他应付款项、逾期利息、应付租金、约定损失赔偿金（若有）、留购价款的顺序冲抵被告马元安对天津南车公司的欠款。本合同期限内，如被告马元安未按时足额支付任何到期租金、租赁保证金、租赁手续费或其他应付款项，则构成违约，天津南车公司有权立即向被告马元安追索本合同项下所有到期未付租金、逾期付款利息、全部未到期租金、其他与本合同相关的应付款项；租赁物返还时，被告马元安需承担租赁物的维修、损坏、丢失、磨损等费用，正常耗损除外；要求被告马元安赔偿天津南车公司因被告马元安的违约行为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评估费、律师费、拖车费、强制执行费用等）及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本合同期限内，天津南车公司有权将本合同赋予其的全部或部分权利和义务（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的义务除外）及租赁物的所有权转让给第三方，天津南车公司的上述转让行为不影响被告马元安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被告马元安在此明确，本合同有效期内天津南车公司行使上述权利已获得被告马元安同意，将积极配合上述权利的行使。租赁期限届满后，在被告马元安清偿完毕本合同项下应付天津南车公司的全部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的前提下，被告马元安向天津南车公司支付留购价格后按“现时现状”留购租赁物，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融资租赁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款项。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将被告马元安租赁的5台豪泺牌自卸车（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交付给被告马元安。
2012年9月2日，被告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向南车租赁公司出具《担保函》，对被告马元安等10名村民偿还租赁款提供担保。
为全面推进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与被告青海福昌公司的战略合作，双方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就双方签订的订单号为2012-08-1的10台矿卡以及德令哈三十台自卸车（2012）-22至（2012）-31合同中的有关事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以上订单中，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付全款购买被告青海福昌车辆，然后将所购得的车辆以租赁方式租给客户，并签订租赁合同；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负责办理融资租赁相关手续，提供客户需准备的资料明细名称；客户租赁的车辆由被告青海福昌公司提供，并对车辆质量和售后服务负全责；被告青海福昌公司有责任跟踪客户的车辆运营，催促客户按期给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付款。客户拖欠时，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应及时予以垫付（注：订单号为2012-08-1的10台矿卡拖欠款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垫付30%、订单号为（2012）-22至（2012）-31的30台自卸车拖欠款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全额垫付），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4年12月24日，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向原告襄樊南车公司承诺继续做好对车辆的跟踪管理及租金催收，及时反馈车辆运营状况信息。
2016年2月25日，天津南车公司与原告襄樊南车公司签订《合同权利（债权）转让协议书》，天津南车公司将其于2012年10月22日与被告马元安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天津南车租赁租字（2012）-27号《融资租赁合同》的全部权利（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拖欠租金、利息、罚息、违约金、租赁物（5台豪泺牌×××××自卸车）的所有权、租赁物的取回权和返还权、收取租赁保证金、手续费、留购价款以及向法院起诉等合同约定的全部权利（全部债权）】转让给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其他相关权利也一并转让给原告襄樊南车公司，由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享有。由被告马元安向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履行清偿义务。2016年3月2日，天津南车公司、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同时将《合同合同权利（债权）转让通知书》直接送达给被告马元安，被告马元安在送达回执上签字。
另查明，被告马元安租赁了5台豪泺牌自卸车（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车架号×××××，发动机号×××××），租赁期限从2012年11月起至2014年4月止，每月租金129621元，租金总额为2333178元。被告青海福昌公司、马元安交纳租赁保证金212400元，支付租金190941元，余下租金至今未付。因被告未按期交纳租金，为此引起诉讼，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在起诉时将被告青海福昌公司、马元安交纳租赁保证金212400元扣除，冲抵了租金，并扣除已付租金190941元，该扣除的租金包括被告马元安于2013年8月2日交纳给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员工李远新的15000元租金。
还查明，2016年3月，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委托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就与被告马元安之间的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向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39447元。湖北省物价局和湖北省司法厅鄂价房服（2006）258号文件规定的《湖北省律师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暂行）》附件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民事案件根据争议标的按下列标准收费，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收600元—8000元外，对100000元至1000000元的，按1—5%收取，1000001元至5000000元的，按0.5—3%收取。
本院认为：天津南车公司与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被告马元安签订的《购销合同》，天津南车公司与被告马元安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与被告青海福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天津南车公司作为出租方依约履行了出租租赁物的义务，被告马元安作为承租方应依照合同的约定向天津南车公司支付租金。天津南车公司基于《融资租赁合同》对被告马元安享有扣留保证金、收取租金、收回租赁车辆所有权等权利合法有效。天津南车公司与原告襄樊南车公司通过订立《合同权利（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形式将上述合同权利转让给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并通过向被告马元安发出《合同权利（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形式履行了合同权利（债权）转让法律关系规定的通知义务，天津南车公司、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被告马元安之间所确立的合同权利（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可以作为权利人向被告马元安主张租金、返还车辆、赔偿损失等权利。
《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期限为18个月，租赁期限从2012年11月起至2014年4月止，每月租金129621元，租金总额为2333178元。被告青海福昌公司、马元安交纳了租赁保证金212400元。依据《融资租赁合同》第七条第4款约定，天津南车公司有权以租赁保证金按其他应付款项、逾期利息、应付租金、约定损失赔偿金（若有）、留购价款的顺序冲抵被告马元安对天津南车公司的欠款。因此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将被告青海福昌公司、马元安交纳了租赁保证金212400元扣除冲抵租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该租赁保证金不足以冲抵租金，因此按照该条约定的扣除顺序，只能冲抵租金。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自认被告交纳租金190941元中，包括被告马元安支付给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员工李远新的租金15000元租金。被告马元安提供交纳租金的证据低于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自认被告交纳租金数额，对于原告襄樊南车公司的自认本院予以采信。因被告马元安应当交纳总租金2333178元，在扣除租赁保证金212400元及已付租金190941元后仍欠租金1929837元，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请求被告马元安支付租金1929837元，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青海福昌公司与原告襄樊南车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被告青海福昌公司有责任跟踪客户的车辆运营，催促客户按期给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付款。客户拖欠时，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应及时予以垫付，订单号为（2012）-22至（2012）-31的30台自卸车拖欠款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全额垫付。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在答辩中对垫付的事实予以认可，据此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要求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对被告马元安的欠款承担垫付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在垫付后有权向被告马元安追偿。被告青海福昌公司辩称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在合同垫付期内没有要求垫付，在超过失效期后即约定的18个月承租期超过后，超过合同失效，不应承担垫付义务。经查，《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期限为18个月，租赁期限从2012年11月起至2014年4月止，该案诉讼时效应当租赁其届满后开始计算，即从2014年5月1日起计算，被告青海福昌公司于2014年12月24日向原告襄樊南车公司承诺以及被告青海福昌公司提交的二份会议纪要均可以证实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向被告青海福昌公司主张过权利，被告青海福昌公司辩称超过失效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青海福昌公司辩称因有担保单位履行连带担保业务其不应承担垫付义务，不论是否存在其他担保单位，也不能免除被告青海福昌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被告青海福昌公司的辩称本院不予支持。
《融资租赁合同》中第八条约定，自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向被告马元安交付租赁物时起，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天津南车且是租赁物的唯一所有权人。还约定留购价款为100元，该合同第十五条第1款约定，租赁期限届满后，在被告马元安清偿完毕本合同项下应付天津南车公司的全部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的前提下，被告马元安向天津南车公司支付留购价格后按“现时现状”留购租赁物，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本案中，原告主张了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同时还主张收回租赁物，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若被告马元安在支付完租金后再支付留购款后可以取得该租赁物的所有权，据此本院就原告主张确认租赁物所有权、返还租赁物的请求本案不予处理，若在本判决生效后，被告马元安未予履行，原告可另行主张上述权利。关于律师代理费问题，本院根据相关规定以及《融资租赁合同》相关约定，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状况，认为该数额未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符合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襄樊南车公司主张被告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查，2012年9月1日，被告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作出《担保函》，天津南车公司及原告襄樊南车公司在本案融资租赁合同期满后均未向被告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主张其承担担保责任，因此被告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限已过，依法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对原告襄樊南车公司要求被告德令哈市河西甘南村委会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还以马元安、陈秀梅系夫妻关系，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陈秀梅共同偿还，因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的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被告马元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襄樊南车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租金1929837元，被告青海福昌重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垫付责任；
二、被告马元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襄樊南车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39447元；
三、驳回原告襄樊南车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118元，由被告被告马元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国珍
审 判 员 肖家志
代理审判员 刘玉衡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方小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