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15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运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鑫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鑫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来法。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孔庆华。
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淑斌，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沈汛，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行政部长。
上诉人朱运福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尔集团）、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与企业有关的纠纷（原审判决所载案由“劳动争议纠纷”不准确，本院予以纠正）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4）杭萧民初字第2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运福，被上诉人爱迪尔集团、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淑斌、沈汛，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疑难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朱运福于1993年调入杭州出口商品包装有限公司工作。1994年6月28日，杭州出口商品包装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经批准，组建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为集团核心，该集团紧密层为杭州爱迪尔文具礼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尔文具公司）、浙江爱迪尔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尔有限公司）、杭州亚洲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杭州爱迪尔商务印务公司、杭州爱迪尔傢俬工贸公司。2003年3月5日，爱迪尔文具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兹有本公司员工朱运福服从公司安排提早退休，至于其尚需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金，由公司继续统缴到能在社保领取退休金为止”，同年4月5日，王鑫炎在该承诺书上注明“根据本人要求退休，并根据公司规定同意退休，该人养老保险金公司同意缴到领取为止”。2003年4月5日后，朱运福未在爱迪尔文具公司上班，爱迪尔文具公司也未向其发放工资。2006年8月前朱运福的社保缴费单位系爱迪尔文具公司，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的社保缴费单位系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尔股份公司）。2007年3月朱运福领取职工退休证，退休证载明原工作单位为爱迪尔股份公司。2005年4月28日，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向萧山区党山镇人民政府提出“关于要求确定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转制方案的报告”；2006年6月9日，萧山区党山镇人民政府向萧山区人民政府报送“关于要求对浙江爱迪尔集团公司转制方案予以批复的请示”；2006年7月28日，王鑫炎与党山镇梅林村经济联合社签订“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村属集体部分资产产权转让协议”，约定“……为顺应形势发展，集团公司及下属的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文具公司、杭州萧山爱迪尔房地产有限公司、杭州爱迪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整体机制转换……对提前退休部分的职工，落实好原爱迪尔集团的相关文件的规定”。2006年9月1日，萧山区党山镇人民政府经萧山区经济发展局、萧山区乡镇企业局同意，发“关于对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资产处置的通知”给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该通知载明：截止2005年5月31日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拥有总资产340669945.40元，调整结算后的净资产为144341855.13元，……，实际可量化资产83281580.16元，……，50%归公司职工集体所有计41640790.08元，……，股权量化原则（1）享受对象为转制时（评估基准日）在册在职的正式职工，……。2006年9月22日，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公司转制的有关问题，大会决议：……，①享受对象为转制时（评估基准日）在册在职的正式职工……。2006年11月20日，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形成四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1.爱迪尔集团评估及调整后的净资产144341855.13元，减去国家扶持资金61060274.97元，实际可量化的净资产为83281580.16元。2.净资产50%归梅林村，50%归公司职工集体所有，用于股权量化。3.职工股权量化后由公司收购，以现金支付到人；同意公司将收购后的职工股权全部转让给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2007年2月12日，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出具承诺书，承诺“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转制后的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接收及偿还，并由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对债务负清偿责任”。2007年5月11日，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经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集体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朱运福于2006年领取了22年工龄补贴款共计4840元。2006年12月3日，朱运福就关于要求享受“资产量化分配和最低生活费”向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发函，2008年11月申请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工龄量化资金及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进行仲裁；2010年9月1日，朱运福就要求爱迪尔集团支付工龄量化资金及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向原审法院起诉，于2010年11月10日书面提出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爱迪尔集团支付25年工龄补贴款。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朱运福诉请的工龄股权量化资金实际是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对职工集体所有的财产进行量化后，每位在册在职的正式职工所应享有的权益。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其转制方案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并经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对在职在册的职工依据贡献大小等标准进行股权量化奖励符合法律规定。朱运福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属于股权量化享受的对象，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朱运福自2003年4月5日起不再去公司上班，也不再领取工资，由单位继续为其缴纳养老金直至退休年龄，其不属于股权量化享受的对象。朱运福在2006年领取了工龄补贴款，于2010年11月在案件审理中增加诉讼请求提出要求爱迪尔集团支付工龄补贴款，其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爱迪尔集团、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的该抗辩意见予以采纳。综上，朱运福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该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朱运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47元，由朱运福负担。
上诉人朱运福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证据不足。（一）关于朱运福被“提早退休”的事实。爱迪尔集团原审中提交的证据7明确记载“服从公司安排提早退休”，说明朱运福“提早退休”是被迫服从爱迪尔文具公司安排的，因朱运福所从事的是另一家子公司中外合资企业爱迪尔有限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从2003年4月-2004年9月朱运福移交财务资料（朱运福原审证据23）即可证实，是王鑫炎的二个违法经济行为将中外合资企业爱迪尔有限公司（详见“三、回避庭审外举证的经济违法行为事实”）资产转移到爱迪尔文具公司，故朱运福才在爱迪尔文具公司领取工资，据此，朱运福应是爱迪尔集团的经营层、骨干人员而不是爱迪尔文具公司职工。我国劳动法律设立法定退休年龄制度，法律法规无“提早退休”制度。爱迪尔集团所谓的“提早退休”，是爱迪尔集团制定的内部制度，该制度违反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爱迪尔集团给朱运福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见朱运福原审证据4）、2007年3月办理退休手续（见朱运福原审证据3）、2006年3月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见朱运福原审证据6）、2003年4月-2004年9月朱运福移交财务资料（见朱运福原审证据23）及2006年9月25日发放工龄补贴（见朱运福原审证据19）的事实，朱运福与爱迪尔集团维系着劳动关系，朱运福在2003年4月5日之后，虽然没有领取工资（朱运福当时确实不知道有相关劳动法法律法规规定还可以领取生活补助或比例工资），但仍维系着社会保险关系和劳动关系，仍在服从爱迪尔集团安排，维系着中外合资企业爱迪尔有限公司的财务管理需要的部分工作和责任。据此事实应认定朱运福仍是爱迪尔集团的职工。爱迪尔文具公司在承诺书上载明安排朱运福“提早退休”的表述，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而爱迪尔文具公司根本没有解除朱运福合同关系的权利，因为其与爱迪尔有限公司一样属于爱迪尔集团的子公司，从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事实足以证明朱运福并未单一与爱迪尔文具公司维系着劳动关系。爱迪尔集团称“提早退休”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说法，依法依事实根本不能成立。只要朱运福还与爱迪尔集团及其下属爱迪尔文具公司、爱迪尓股份公司和爱迪尔有限公司存在着劳动关系，就依法应当属于经萧山区政府相关局批准的转制处置文件和公司职代会通过的决议中的在职在册的正式职工。朱运福的社保资料中变动后人员状况栏显示，2006年8月朱运福还是“在职”职工。依据我国劳动部颁发的关于对被企业提早退养的职工处置文件的规定，朱运福应属转制文件规定的在职在册的正式职工，应该享受股权量化的待遇。原审法院回避了是王鑫炎的二个违法经济行为造成朱运福被“提早退休”的事实，对朱运福和用人单位之间合法的劳动关系简单地认为不领工资、不上班就不是在职在册职工，该认定明显偏颇，有违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二）关于转制方案的问题。爱迪尔集团提供的证据1即党山镇人民政府向萧山区人民政府报送的《关于要求对浙江爱迪尔集团公司转制方案予以批复的请示》（党政（2006）30号）中载明：镇转制领导小组提出的转制方案：“一、关于产权界定”第3条第（2）项“余50%（20820395.04元）股权量化给企业经营层、骨干和全体在职职工，其中60%（12492237.02元）按岗位系数和任期量化给经营层及骨干，40%（8328158.02元），按工龄量化给在职职工”。该方案依据的是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职工集体股终极产权改革的若干意见》（萧政办发（2001）17号文，即朱运福原审提交的证据27）中“职工集体股权益享受的对象主要为转制时至今尚在册的正式职工”。朱运福认为“在职职工”应当就是“在册的正式职工”。但爱迪尔集团在实施转制方案过程中，擅自改变了转制方案，将享受股权量化的职工进一步限定为“在职在册的正式职工”，剥夺朱运福的权益，属违法行为，也缺乏法律依据。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职工集体股权终极产权改革的若干意见》（萧政办发（2001）17号文）中明确：转制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拟定职工集体股权终极产权处置的具体实施方案，拟定后召开企业职工持股会全体会议或代表会议审议通过，没有企业职工持股会的，可由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还应召开公司股东会议；实施方案经职工持股会和股东会同意后，经镇乡企管办签署意见再报市乡镇企业局审核同意，民政局、工商局凭乡企局审核同意意见办理有关手续。因此，转制方案应先由爱迪尔集团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经镇乡企管办签署意见再报萧山区乡镇企业局审核同意。但根据爱迪尔集团原审提供的证据1和2，朱运福提供的证据21和22，萧山区党山镇人民政府《关于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资产处置的通知》发出是在2006年9月1日，爱迪尔集团的“职工代表会议决议”签署时间为2006年9月22日，股权量化协议签订和发放在2006年12月20日，萧山区乡镇企业局审核同意在2007年1月25日，明显违反萧政办发（2001）17号文规定的程序。不管是党山镇政府、乡镇企业局、经济发展局还是爱迪尔集团及其职工代表会议作出的通知、决议，如果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职工集体股终极产权改革的若干意见》的规定作出的转制方案均应当无效。（三）关于职工代表会议决议的问题。爱迪尔集团原审提交的证据2（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职工代表会议决议及签到名单）中所谓的职工代表仅限于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职工，并不包括爱迪尔文具公司等其他一并转制的公司职工，也没有“提早退休”和退休人员代表。爱迪尔集团原审提交的证据3即爱迪尔文具公司的工资单上的人员没有一个参加所谓的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职工代表会议，该会议所作决议不能代表一并转制的所有公司的职工意愿。会议召开前没有通知，会议作出决议后未公示，作出的包括股权量化原则和方案在内的决议与党山镇人民政府向萧山区人民政府报送的《关于要求对浙江爱迪尔集团公司转制方案予以批复的请示》、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职工集体股权终极产权改革的若干意见》相违背。因此，职工代表会议程序上违法，所作决议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侵犯职工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原审法院根本未考虑朱运福的质证意见，就采信了爱迪尔集团的证据，有违依法裁判的要求。（四）关于股权量化实施的问题。在股权量化的实际操作中，离厂人员同样享受股权量化。爱迪尔集团辩称离厂人员胡某在2005年5月31日仍在职在册，在2006年9月25日前“退休”，因此其可以领取股权量化资金和工资补贴。根据朱运福原审提供的证据21即股权量化清单，胡某可享受股权量化资金的月数合计为305个月，因股权量化的截止时间为2005年5月31日，假设“退休人员”领取工龄补贴日为2006年9月25日，且假设胡某刚好在2006年9月25日“退休”，计算至2006年9月25日，则胡某的工龄合计应为321个月。但爱迪尔集团原审提供的证据4载明，胡某的工龄为27年，计324个月，故胡某不可能在2006年9月25日或该日之前“退休”。根据爱迪尔集团的说法，享受股权量化时未“退休”的“在职在册人员”，应该同时享受股权量化和工龄补贴，但朱运福原审提供的证据21股权量化清单载明的享受股权量化资金的“离厂人员”中，胡某却与朱运福同在一张“退休职工工龄补贴发放清单”内，即胡某等提前退休人员可同时享受股权量化资金和工龄补贴，朱运福却没有享受。故爱迪尔集团的辩称根本不能成立。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原审法院却根本没有发现。（五）关于股权量化资金的计算和分配的问题。朱运福在原审庭审时提出，根据萧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保存的股权量化资金的31份领取单，爱迪尔集团实付资金远远小于转制方案规定的金额，大量应发的股权量化资金被隐瞒了。原审庭审时，朱运福曾要求爱迪尔集团提供股权量化计算方法，但原审法院此后没有开庭审理，也没有向朱运福送达爱迪尔集团对于股权量化计算的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原审法院没有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在爱迪尔集团补充证据后，亦未再次开庭对本案事实、法律适用进行辩论，有欠妥当。二、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公，认定事实有误。（一）爱迪尔集团保存有股权量化制定、实施等所有证据材料，朱运福作为职工对此并不清楚，且朱运福已经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能从萧山区工商行政登记机关查到的关于转制、股权量化的政策依据、文件等所有资料，朱运福已经尽到举证责任。股权量化涉及职工切身利益，职工相对于爱迪尔集团而言明显居于弱势地位。爱迪尔集团应当提供的资料不提供或提供不全，显然对朱运福不利。原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明显加重了朱运福的举证责任，相对减轻了爱迪尔集团的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要求爱迪尔集团提供的资料，爱迪尔集团可以不提供，对爱迪尔集团提供的存在明显瑕疵的证据，原审法院却均予以采信。（二）原审法院将爱迪尔集团不实的抗辩披露在判决书上。如原审判决书第9页顺数第七行中表述“陶某系原告的上级领导，原告不能与陶某采用同一标准计算”，而原审庭审已核实，陶某系爱迪尔文具公司的会计，原审法院对该节事实却未予披露。三、原审法院回避朱运福庭审外举证证明的王鑫炎经济违法行为事实而不予披露。朱运福2014年4月14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及本案审理时，都主张过是王鑫炎二个违法经济行为造成朱运福所在的爱迪尔有限公司倒闭后被安排提早退休（退养）的。该事实如下：1.王鑫炎在爱迪尔有限公司未达正常生产一年的情况下，私下签订违法协议，未经政府批准、未经清算，同意外商中途撤资，违反中外合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2.由于外商撤资后缺乏权力监管，王鑫炎私自盖章（公章由朱运福保管）替松散型子公司浙江爱迪尔制冷电器成套公司郭某贷款担保800万元，后郭某外逃，王鑫炎为逃避担保追责，于1996年底将朱运福所任职的爱迪尔有限公司资产转移到另一家子公司爱迪尔文具公司（朱运福劳动关系在该公司的原由）经营；注册资本甚至抽逃至境外，但仍叫朱运福每月将无经营的原公司空白报表按规定申报至退养办移交时，因为中外合资企业中途不准歇业，抽逃资产虚报报表又违反相应法规。这才是造成朱运福服从集团公司安排提早退休（退养）的前因后果，也是原审法院认为朱运福自2003年4月5日起不再去公司上班，也不再领取工资而被剥夺享受股权量化资金和退养期间比例工资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的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未查明上述事实而作出错误判决。假如没有王鑫炎的违法行为，朱运福所在公司不会倒闭，转制时还在继续上班领工资，就不会发生被剥夺享受股权量化资金和退养期间比例工资等情况。原审法院应查清事实，判决王鑫炎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与爱迪尔集团已承认实施的行为相悖。根据社保资料，朱运福2006年8月是“在职”，2006年9月还领取了集团公司造册的工龄补贴款。缴纳养老保险金又造册发放工龄补贴款的行为，表明已承认朱运福是“在职在册”职工的事实，应可享受股权量化待遇。原审法院却以朱运福2003年4月5日起不再去公司上班，也不再领取工资为由，驳回朱运福要求享受股权量化资金的诉请，实属错误判决。五、原审法院有法不依。国务院1993年4月20日发布的国务院令第111号文及劳部发（1994）259号文，对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职工被迫退出岗位休养期间的待遇享受问题，都作了明文规定，特别是劳动部劳险字（1988）3号文中规定，年老体弱者可离岗退养，离岗退养期间工龄连续计算，按一定比例发放工资。朱运福未再领取工资的行为恰恰证明是爱迪尔集团违反相关劳动法规，剥夺了朱运福在离岗退养期间依法应享受的比例工资待遇。劳动法、劳部发（1995）202文等也都对未到法定退休年龄被企业提早退养（退休）期间的职工劳动关系处理、待遇享受等问题作了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网站中也有关于内部退养案例的分析。爱迪尔集团是集团型乡镇集体企业，没有法律规定其可以不遵守上述劳动法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企业发生劳动争议，可以参照《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处理。六、朱运福关于要求补领退养期间4年工龄补贴的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朱运福2006年9月25日领取了22年的工龄补贴是事实，但不知道该22年是如何计算得出的。在原审法院（2010）杭萧民初字第3502号案庭审时，朱运福要求爱迪尔集团提供工龄补贴清单，爱迪尔集团却称朱运福不是集团公司员工而没有发放工龄补贴给朱运福，直至2014年4月14日浙江省高院再审该案时，经法官追问，爱迪尔集团才提供了发放工龄补贴的清单，朱运福此时才知少算了4年工龄，重审时再诉请追加补领应未超过诉讼时效，因为2014年4月14日到2014年10月15日只有6个月，而法律规定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侵权时起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七、原审法院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查清与本案有因果关系的经济犯罪行为。本案涉及的企业转制时股权量化资金和退养期间比例工资等的争讼自2006年12月开始，历经多次起诉、上诉、抗诉、再审，至今己近10年还在继续，主要是法院未查清与本案有因果关系的经济犯罪行为造成朱运福被提早退养（退休）的事实。朱运福第一次知晓自己被侵权时，已于2006年12月3日以特快专递寄函给董事长王鑫炎、办公室主任沈某，要求享受股权量化资金和退养期间最低生活费待遇，但一直未果。2008年10月，朱运福才清楚爱迪尔集团整体转制，经转制后界定、确认的调减净资产己全归爱迪尔集团，后朱运福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在超出应立案受理日后才通知朱运福应先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而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8年11月27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认定“此案不属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鉴于此，朱运福只好于2008年12月8日以特快专递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寻求权利救济。2010年8月29日，朱运福再次就享受股权量化资金和退养期间最低生活费待遇问题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以（2010）杭萧民初字第3502号案立案受理，最终又竟然从程序上驳回了朱运福的起诉，朱运福遂提起上诉，后又申请再审。本案中，原审法院又以朱运福自2003年4月5日起不再去公司上班，也不再领取工资为由判决驳回了朱运福的诉讼请求。现应该查清造成朱运福被提早退休（退养）的真相。该真相是王鑫炎的违法经济行为导致朱运福所任职的爱迪尔有限公司倒闭，朱运福未到法定退休年龄被爱迪尔集团违法安排提早退养（退休），导致转制时股权量化资金和退养期比例工资被爱迪尔集团无理剥夺。朱运福本想将应得的转制时股权量化资金和退养期间比例工资等权益收回即可，但原审法院却不依照事实和法律裁判。原审法院认定股权资金量化已发放18738151.77元，但与总额41640790.08元尚差22902638.31元，该未分配的量化资金情况，应移送相关司法机关查清去向是否合法。八、原审法院应在本案中将朱运福退养期间的比例工资待遇诉请一并处理。自工龄量化股权（资金）被爱迪尔集团侵吞，朱运福才知被提早退休依法应属企业内退人员，可享受退养期间生活费保障待遇。2006年12月朱运福第一次主张权利时就是将股权量化资金和退养期间的比例工资（当初是最低生活费保障金）一并提起诉请的。后查询到劳动部劳险字（1988）3号文，也才知用工单位爱迪尔集团是不符合实施职工内退的企业，职工未到法定退休年龄被提早退养（退休）是违法的，也才知朱运福退养期间应得到比例工资。当时因爱迪尔集团已被转制，不知诉讼主体是谁，终于在2008年10月份才打听清楚爱迪尔集团属整体转制，企业转制后界定、确认后净资产调减（拨入）的单位集团公司应是有用人单位主体资格，遂于2008年10月29日第一次起诉，原审法院和萧山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收件后互相推诿，均未提出分别受理的问题；2010年8月29日，朱运福再次就享受股权量化资金和退养期间最低生活费待遇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也未提出两诉请要分开处理的问题。而如另案处理，在事实认定上会存在问题，还会增加诉累和浪费司法资源，一并审理更为妥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并将朱运福退养期间比例工资的诉请一并在本案中处理。
被上诉人爱迪尔集团、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共同辩称：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中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的改制行为由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发展局、乡镇企业局和原党山镇党委、人大及镇政府批准，且党山镇政府全程参与指导改制行为，不属于企业自主改制范围，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涉及改制引发的对职工股权量化资金分配和工龄补贴问题应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二、对于朱运福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提早退休”这一表述的理解问题，爱迪尔集团、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已经在原审的答辩意见中详细作了阐述，不再赘述。朱运福在原审庭审中确认，其于2003年4月5日起不再去公司上班，也不再领取工资，该事实能与爱迪尔文具公司承诺书内容相印证，足以说明朱运福与爱迪尔文具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03年4月5日起就已经解除。朱运福上诉提到的中外合资企业爱迪尔有限公司有关事项与本案无关。三、关于转制方案问题。案涉转制方案经由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由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且由原党山镇政府全程指导参与，内容和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萧山区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职工集体股终极产权改革的若干意见》也仅是对重点环节予以明确，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流程，而且该局也同意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的转制方案。故转制的内容和程序合法合理。四、关于朱运福的员工身份问题。首先，爱迪尔文具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国有企业，朱运福主张的依据均是涉及国有企业员工的，所以其主张于法无据。其次，朱运福所主张的依据大多被修改或已失效，不能类推适用于本案中。五、胡某的情况，爱迪尔集团、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已经提交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在2005年5月31日还是在职在册的职工，应与朱运福的情况明确区分。另外，2006年9月25日爱迪尔集团仍向朱运福发放工龄补贴是基于其从1980年至2002年期间的工作年限，之所以在2006年9月25日发放，是整个集团公司全部统一的，并不能以此认定其与爱迪尔集团之间还存在劳动关系。其在工龄补贴发放清单上签字的行为也正好可以说明其自己也确认工作至2003年的事实。六、关于举证责任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朱运福作为原审原告，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七、关于朱运福提出的所谓违法经济行为问题，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八、朱运福主张的退养期间比例工资待遇问题，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依法不应予以审理。综上，朱运福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朱运福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朱运福提供给原审法院的反映王鑫炎违法犯罪的信件三封，欲证明原审法院没有处理朱运福在信件中反映的问题。
2.协议一份，欲证明王鑫炎违反法律规定，导致爱迪尔有限公司倒闭。
3.原审法院（1997）萧临经初第30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欲证明爱迪尔有限公司为了逃避贷款担保，将涉外资产抽逃到爱迪尔文具公司，导致公司非正常性倒闭。
4.高丽的股权分配协议书一份，欲证明招聘新的财会人员高丽之后，朱运福变成了多余的财会人员而被迫提早退休。
5.《关于同意组建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和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的批复》一份，欲证明朱运福不是爱迪尔文具公司员工，只是在该公司领取工资。
6.《会计证》一份，欲证明朱运福在萧山区党山镇工业办公室主管的企业内任职的事实。
被上诉人爱迪尔集团、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对上诉人朱运福二审期间提供的上述证据，被上诉人爱迪尔集团、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质证认为：证据1，属于当事人陈述，应为朱运福的答辩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根本没有证明力。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不能证明朱运福主张的待证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朱运福所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该材料是组建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时的批复，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朱运福的待证事实。证据6，该证据不能证明朱运福主张的待证事实，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上诉人朱运福二审期间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该证据属于朱运福作为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所作的书面陈述，朱运福提供该证据是欲证明原审法院在本案处理中未涉及信件中反映的问题，但朱运福书面陈述所涉及的关于王鑫炎违法犯罪的情况并无其他证据印证，且该情况是否存在与本案的实体处理并无关联，故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3、4、5，无法证明朱运福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6，所欲证明的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朱运福二审期间还申请本院向爱迪尔集团调取如下证据：1、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含各子公司）的工资分配制度，欲证明朱运福遭遇不公平待遇，应得工资被克扣。2、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从1997年至2004年止的食堂会计帐和凭证，欲证明朱运福任职食堂会计、负责人及先后被解除职务后被逼服从安排提早退养。3、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从1997年至2003年4月止的食堂工作人员工资发放清单（在子公司爱迪尔股份公司会计凭证内），欲证明朱运福任集团公司食堂会计、负责人期间却不能与食堂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被逼服从安排提早退养。4、爱迪尔文具公司会计陶某从1997年至2003年5的工资发放清单（在爱迪尔股份公司会计凭证内），欲证明爱迪尔文具公司会计陶某在领取集团公司平均工资。5、朱运福要求提前退休的申请报告和公司规定文件，欲证明爱迪尔文具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上“根据本人要求退休，并根据公司规定同意退休”内容不属实。6、朱运福所任工种的依据，欲证明朱运福任职公司是爱迪尔有限公司，并非爱迪尔文具公司。7、爱迪尔有限公司的注销文件，欲证明该公司注销的事实。因上述证据所欲证明的事实与本案的实体处理并无直接关联，故朱运福的上述申请，本院未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朱运福二审主张的退养期间工资的诉请应否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问题。朱运福向原审法院起诉爱迪尔集团时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爱迪尔集团向其支付2005年5月31日前的工龄量化资金120000元、退养期间（2003年4月5日至实际退休年龄止）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费13440元、股权量化资金和退养期间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费的利息损失34800元、至转制时应得的25年工龄补贴款11000元及利息2540元。后其申请追加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为共同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为：1.要求爱迪尔集团支付按2005年5月31日前工龄分配的股权（资产）量化资金448961.42元及赔偿该款从2005年6月起至法院判决履行日止按民间借贷月利率1％计算的经济损失；2.支付尚差4年的工龄补贴款（按每年220元计算）880元及赔偿该款从2005年6月起至法院判决履行日止按民间借贷月利率1％计算的经济损失；3.支付退养期间的工资68414元及赔偿该款自2005年6月起至法院判决履行日止按民间借贷月利率1％计算的经济损失；4.由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对爱迪尔集团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庭审中，经原审法院释明，朱运福撤回了其上述第三项即关于退养期间工资及其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表示要另案处理。鉴于朱运福原审中已经撤回了关于退养期间工资及其经济损失的诉请，故其关于退养期间比例工资的诉请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爱迪尔集团应否向朱运福支付股权量化资金问题。本案系因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转制过程中引发的职工权益纠纷。从转制过程中当地政府所发文件来看，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转制系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政府相关文件是企业转制中重大问题的处理依据。根据萧山区党山镇人民政府2006年9月1日向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出具的《关于对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资产处置的通知》所载明的内容，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实际可量化资金中的50%归职工集体所有，该职工集体所有的资产，股权（资产）量化对象为转制时（评估基准日）在册在职的正式职工。故朱运福能否享受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转制过程的股权量化资金分配，关键在于其身份的确定。从已查明事实来看，朱运福在2003年4月5日后因“提早退休”而未在爱迪尔文具公司上班，也不再领取工资，故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在转制过程中未将其作为转制时即2005年5月31日的在册在职正式职工对待，未向其分配股权量化资金，并不违反上述改制文件的规定。因爱迪尔文具公司本身同意继续为朱运福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到其能领取退休金为止，故社保资料是否显示朱运福为“在职”职工，并不能证明其实际身份情况。至于“提早退休”到底基于何种原因，并不能改变朱运福在2005年5月31日并非在册在职正式职工的事实，且企业转制是在朱运福“提早退休”后两年才进行。故朱运福关于其应享受企业改制时的股权量化资金分配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爱迪尔集团应否向朱运福再支付4年工龄补贴问题。朱运福已于2006年领取了由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发放的工龄补贴共计4840元，而工龄补贴发放清单上明确载明了每位退休职工领取补贴的工龄数，其中朱运福的工龄数为22年，朱运福当时并未就此提出异议。无论是其上诉状中所称的直到2014年4月14日看到爱迪尔集团提供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龄补贴发放清单才知道少算其4年工龄的理由，还是其二审庭审中所作的“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计算工龄到什么时候的，领取的时候我也没有发现，也没有计较。直到后来发放股权量化资金看了法律文件才知道，原来工龄的计算方式少算了”的陈述，均明显不足采信，其现要求工龄补贴按26年计算，既缺乏事实依据，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47元，由上诉人朱运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 迎 华
审 判 员 袁 正 茂
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