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19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官立群。
委托代理人：周广敬，广东弘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永亮。
委托代理人：唐家学，广东东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照庭，广东东慧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原审第三人：邓惠洪。
委托代理人：赖芳芳，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官立群因与被上诉人黄永亮、原审第三人邓惠洪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一初字第10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1月6日，黄永亮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官立群立即返还黄永亮人民币150000元以及利息16800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从2011年8月31日暂计至起诉之日止）。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31日，官立群（甲方）、邓惠洪（乙方）、黄永亮（丙方）签订一份《股份合同》，合同载明：入股公司：东莞加百列策划有限公司；入股时间：自2011年9月1日起；入股金额：丙方出资共计人民币150000元，计30股；入股金资产计算：按人民币500000元为总资产（以签约当日核算计），共计100股，甲方占40股、乙方占30股、丙方占30股；分红：每年12月30日为分红日，同时召开股东会议；红利按每年纯利润之金额分配；公司财务、管理等，由甲方保管以及执行，乙、丙方监管，每年核算签字后分红。官立群对《股份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合同里载明的公司名称与工商登记名称不符，只是文字上的一点差异，实际上双方协议要开设的公司已经成立。邓惠洪对《股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合同是官立群拿给邓惠洪先签，而合同上丙方处是空白的，也不知道是黄永亮。
黄永亮提供一张收款收据，证明其已于2011年8月31日向官立群交付出资款50000元。收据上有记载注资金额一笔50000元，（余下100000元于9月6日付清）。收据盖有东莞市加百列策划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黄永亮提供电话录音材料，拟证明已向官立群交付出资款100000元。官立群质证认为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电话录音不完整，后面的内容被剪切了，录音时间也不明，录音并不能证明黄永亮有支付100000元，因为黄永亮说“我给了100000元”，官立群一直都在回复“哦”，这只是一种自然反应，并不表示官立群承认有收到的事实。邓惠洪质证认为无法判断收款收据的三性，且与邓惠洪无关；不确认电话录音材料的三性，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
官立群提交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证明公司经营一直处于亏损。黄永亮对两表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与黄永亮无关。邓惠洪则称因官立群无证据显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有备案，且为其自行委托第三方制作，邓惠洪不知情，故无法确认两表的真实性。
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查询显示：东莞加百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元（实收资本人民币100000元），法定代表人官立群，成立日期2011年11月15日，核准日期2012年8月3日，经营范围婚庆策划、礼仪庆典服务、摄影服务，投资者官立群。经查询，暂找不到名称为“东莞市加百列策划有限公司”的企业资料。
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东莞加百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的公司变更及股东基本情况资料。公司于2012年8月3日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经核准的变更登记事项如下：变更前法定代表人邓惠洪，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邓惠洪、官立群于2011年11月11日认缴并实缴出资各50000元，邓惠洪为执行董事、经理，官立群为监事；变更后法定代表人官立群，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官立群于2011年11月11日认缴并实缴出资100000元，官立群为执行董事、经理，李小琴为监事。
官立群认为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并向原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22日作出（2013）东一法民一初字第10254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官立群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官立群不服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7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股份合同》、收款收据、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工商登记查询资料及原审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涉的《股份合同》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亦未就合同效力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认为该合同依法生效，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其义务。
《股份合同》的落款日期是2011年8月31日，而“东莞加百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的成立日期是2011年11月15日，核准日期是2012年8月3日。即合同签订是在前述公司成立之前，官立群辩称其无法将黄永亮登记为股东的说法，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黄永亮提供的收款收据上已盖有“东莞市加百列策划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可见双方合意要成立的公司名称确与工商登记成立的公司名称不相符，而在此点上，官立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佐证其主张。且官立群提供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未能充分证明黄永亮有参与“东莞加百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的经营、分红等事项。故原审法院认为，黄永亮、官立群之间合意要成立的公司并未实际得以成立，官立群应向黄永亮返还出资。黄永亮提供的电话录音材料的对话内容前后能连贯起来，官立群在对话中并没有否认黄永亮的问话，故原审法院推断官立群已经收到黄永亮的150000元，故原审法院采信黄永亮主张其已向官立群出资150000元，即官立群应向黄永亮返还出资款150000元。
关于利息问题，因黄永亮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官立群支付出资款150000元的具体时间，故仅能支持从黄永亮起诉之日即2013年11月6日起的利息，即利息计算：以15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11月6日起计至本息清偿之日止。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官立群并未以其与黄永亮双方合意成立公司，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黄永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故本案未超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14年7月4日判决：一、官立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黄永亮返还出资款150000元以及相应利息（以15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11月6日起计至本息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黄永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36元（黄永亮已预交），由官立群负担。
官立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黄永亮主张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并根据合伙协议纠纷提出诉讼请求，而原审法院最后认定本案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两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即黄永亮以合伙协议纠纷所主张的请求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但原审法院却直接将黄永亮提出的诉讼请求视为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请求进行处理，明显是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股份合同》是官立群、黄永亮及邓惠洪三方所共同签订，合同上明确写明黄永亮为入股人，入股公司为“东莞加百列策划有限公司”，入股时间自2011年9月1日起，这就说明黄永亮在入股时就完全清楚具体情况，是入股官立群与邓惠洪所要设立的加百列公司，不然也不可能入股，更不会在合同上明确写明为入股人，而不写为公司自然人。官立群与邓惠洪最后设立成立的公司名称为“东莞加百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是根据工商部门要求而增加婚庆二字，增加婚庆二字并没有改变二者是同一家公司，因事实上只成立了该一家加百列公司，对该事实官立群、邓惠洪都是认可的。《股份合同》是官立群、黄永亮、邓惠洪三方所签订，明确官立群、邓惠洪为公司自然人，黄永亮为入股人，官立群、邓惠洪都已确认黄永亮要入股的就是官立群与邓惠洪所成立的“东莞加百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并不能因黄永亮没有参加管理，就否认成立该公司的事实。原审法院否认邓惠洪的存在及邓惠洪确认的事实，认定“黄永亮与官立群之间合意要成立的公司并未实际得以成立”，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证实，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法院认定《股份合同》依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其义务，这就说明该合同还是处于有效合同期间，而黄永亮从未向原审法院提出过任何明确请求，请求认定该合同无效或者解除该合同，即该合同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在该合同效力尚未终止时，黄永亮是无权请求返还150000元，原审法院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判决返还出资款150000元错误，请求予以改判。（四）黄永亮所提供的电话录音并不完整，内容也有被剪切，录音时间也不明确，该证据不具有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黄永亮主张履行了交付100000元的义务，应承担充分的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在黄永亮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凭不完整、内容不明确的电话录音，推断官立群收到黄永亮150000元，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据此，官立群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官立群无须向黄永亮返还出资款150000元及相应利息。
被上诉人黄永亮口头答辩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
原审第三人邓惠洪口头答辩称：原审的判决和官立群的上诉均与邓惠洪没有关联性，坚持原审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还查明，原审中，黄永亮提供电话录音材料记载黄永亮、官立群电话录音内容如下：官立群：“喂！你好”。黄永亮：“喂！你在哪？”。官立群：“在店里。”。黄永亮：“我当时在2011年给了你公司5万元，另外的10万元都给你了，是吧？”。官立群：“嗯！”黄永亮：“我当时是隔了多久给你的？”官立群：“隔了多久给我？”。黄永亮：“你记不记得啊？”。官立群：“不记得了，我记得你是分开两次给的”。官立群认为电话录音不完整，后面的内容被黄永亮剪切了，录音时间也不明，录音不能证明黄永亮有支付100000元。
二审中，对于2011年之后，案涉公司有无分红以及公司管理的问题。官立群陈述通过现金给股东分红，但没有留下收据；黄永亮、邓惠洪每月都来公司查看账本之类，但没有书面的材料予以证明。黄永亮、邓惠洪则陈述没有分红，其也没有参与公司管理。另外，官立群陈述案涉公司分红有记账，但是相关资料被黄永亮拿走。黄永亮对此予以否认。
本院认为，黄永亮认为其与官立群签订《股份合同》，共同出资成立公司，因公司未成立，诉求官立群返还其出资150000元，原审认定本案属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院分析如下：
案涉的《股份合同》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亦未就合同效力提出异议，该合同真实生效，黄永亮应依约定履行出资150000元的义务，官立群应履行让黄永亮自2011年9月1日起入股“东莞加百列策划有限公司”的义务。
关于黄永亮是否已实际入股《股份合同》约定的公司的问题。首先，黄永亮、官立群约定黄永亮入股的公司为“东莞加百列策划有限公司”。官立群主张“东莞加百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即为《股份合同》约定黄永亮入股的公司，但是，“东莞加百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15日成立、于2012年8月3日核准变更登记，无论是该公司登记成立时还是核准变更登记后，黄永亮均未登记为该公司股东，而官立群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约定黄永亮作为隐名股东入股该公司。官立群辩称其无法将黄永亮登记为股东的说法，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从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上看，《股份合同》约定“公司财务、管理等，由官立群保管及执行”，官立群保管和执行公司财务，其主张东莞加百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经营中有给股东分红，但其未能对此举证证明，与《股份合同》约定不符。官立群也未能举证证明黄永亮参与东莞加百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的经营或监管。综上，官立群主张黄永亮已经依照《股份合同》约定入股东莞加百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黄永亮是否已向官立群出资150000元的问题。从黄永亮提供的收款收据，证明其已于2011年8月31日向官立群交付出资款50000元，余下100000元于9月6日付清。黄永亮提供的录音资料，官立群认为该电话录音存在剪切的情形，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黄永亮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证明黄永亮已经向官立群交付出资款150000元。
综上，黄永亮依照合同约定向官立群支付150000元入股资金，而官立群未能依约履行让黄永亮自2011年9月1日起入股“东莞加百列策划有限公司”的义务，故原审法院认定官立群应向黄永亮返还出资款1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原审法院认定利息问题也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一并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官立群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官立群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健如
代理审判员 何玉煦
代理审判员 徐华毅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淑仪
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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