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3民初10288号
原告：郭珍，男，1938年3月1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佳，北京市青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郭珍之孙），1986年8月15日出生。
被告：郭树森，男，1963年3月2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北京朗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丽群，北京朗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俊峰，男，1966年6月8日出生。
原告郭珍与被告郭树森、郭俊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珍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佳、郭军，被告郭树森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闫丽群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郭俊峰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郭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确认被告郭树森与郭俊峰签订的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原告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号有宅院一所，原告为该院落宅基地登记的使用权人。被告郭俊峰系原告郭珍之子，被告郭树森系原告郭珍之侄子。因原告长期不在该宅院内居住，由被告郭树森一直居住并使用。后被告郭树森于2016年4月中旬将宅基地上的原有房屋（包括正房五间、西厢房二间、猪圈一间、厕所一间、东侧棚子二间）予以拆除，新建北房四间、南房四间、西厢房一间。无奈之下，原告将被告郭树森诉至顺义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郭树森向原告返还房屋，被告郭树森出示了一份1994年的协议书，证明被告郭俊峰已将涉诉宅院内的房屋卖给了被告郭树森。原告认为，二被告私自签署协议书处分原告宅院的行为侵害了原告作为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财产权益。现原告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郭树森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理由是：一、原、被告于1994年7月18日就涉诉房屋及宅院签订了买卖协议。周尚先为代笔人，焦某1为中证人。签订协议时，原告郭珍在场并对此表示认可，被告按照协议向原告支付了4000元钱。原告将涉诉宅院交付给被告郭树森，被告郭树森做了装修后即搬入宅院居住至今。被告购买涉诉房屋及宅院后，被告本人及其家庭成员亦在涉诉宅院及房屋落户。二、被告郭树森作为北京市顺义区×镇×村的村民，有资格购买涉诉宅院及房屋，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签订的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已经不是本村村民，不再享有涉诉宅院及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利。三、《转让协议》中的房屋已经不存在，现在涉诉宅院内的房屋已经由被告郭树森新建，被告郭树森对所建房屋享有所有权。四、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在签订买卖协议时，原告本人在场，对买卖涉诉宅院及房屋一事知晓并认可，而且原告作为被告郭树森的叔叔，双方之间一直有联系并相互走动，时经22年，其主张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也违背了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郭俊峰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没有与被告郭树森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上的签名不是我本人的签名，我申请对合同上的签名是否是我本人的笔迹进行鉴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郭树森为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村民。郭珍系郭俊峰之父亲，郭树森之叔叔。郭珍原为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村民，其在该村×号涉诉宅院有宅基地一处，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顺-×乡×集建（证）字第011号，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郭珍。2016年4月，郭树森拆除涉诉宅院内的原有房屋并在该宅院内建设新房。2016年4月19日，郭珍以返还原物纠纷为由将郭树森诉至本院，要求郭树森将涉诉宅院及房屋腾退并返还给郭珍，并要求郭树森将新建房屋拆除，将地上房屋恢复原状。该案审理中，郭树森称其与郭俊峰就涉诉宅院及房屋已达成转让协议，并向本院提交协议书一份，载明：立转让房产给堂兄郭树森字据，堂弟郭俊峰将×后街五号砖房五间凭中人证明转让归郭树森永远居住，当补偿重修费人民币肆仟元整，日后再修自负，同中证人当场言明，恐后无凭，特立字为证。转让人郭俊峰，承住人郭树森，中证人焦某1，代笔人周尚先，1994年7月18日立。该协议使用的是北京市顺义沿河工艺品厂的专用纸张。郭珍不认可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称协议书中没有郭珍的签名，且协议书的内容是郭俊峰将涉诉宅院内的房屋转给郭树森居住并由郭树森给付郭俊峰房屋重修费，故该协议本质上并非房屋转让协议。后经本院释明，郭珍以需要继续搜集证据为由于2016年6月30日撤回该案起诉。2016年7月8日，郭珍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将郭树森、郭俊峰诉至本院，要求确认郭俊峰与郭树森签订的上述协议无效。
庭审中，郭珍及郭树森均向本院提供上述协议书作为证据。郭珍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提供该证据为证明无论该协议书是否为郭俊峰本人签署，因郭珍是涉诉土地的使用权人，未经其签字确认或者授权委托，郭俊峰与郭树森私自处分涉诉宅院和房屋的行为都是无效的。郭树森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称郭俊峰和郭树森的钢笔签名均是本人所签，根据协议中的表述，郭俊峰转让房产给郭树森，说明该协议中确立的法律关系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签订该协议时郭珍夫妇、郭俊峰夫妇、郭树森夫妇以及代笔人、中证人均在场，因此该协议是有效的。郭俊峰称其无法确定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协议书中郭俊峰的钢笔签名不像本人所签，因此申请对协议书中郭俊峰的钢笔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后本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郭俊峰的申请事项进行鉴定，但因郭俊峰无法提供同时期书写的自然样本字迹，致使该鉴定中心无法作出鉴定意见并最终作退案处理。郭俊峰申请委托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本院再次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由于郭俊峰仍未能提供与鉴定内容同时期、平时书写的样本材料，导致本案鉴定被迫终止。
关于郭珍未在协议书中签名的原因，郭树森称郭珍当时是北京市顺义沿河工艺品厂的书记兼厂长，郭树森也在该厂上班；协议书就是在该厂内签订的，使用的纸张也是厂子里的；中证人和代笔人都是郭珍自己找的，中证人焦某1也是厂里的员工；当时问郭珍为何不在协议上签字，其称其只有郭俊峰一个儿子，所有财产都是儿子的，有儿子郭俊峰的签字就行了；签协议时郭珍只有五十多岁，其应当清楚签订该协议书的后果，签完协议后郭树森就给了郭珍4000元钱，郭珍把宅基地使用证原件给了郭树森。经本院询问，双方均认可涉诉宅院的宅基地使用证原件现在郭树森处。郭树森称该事实也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因为买卖房屋并交付宅基地使用证件符合农村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郭珍称其当时确实是北京市顺义沿河工艺品厂的书记兼厂长，焦某1是该厂员工，但不清楚郭树森当时是否在该厂上班；1993年左右，郭珍就不在涉诉宅院内居住了，郭树森向郭俊峰提出要在此居住，经郭俊峰许可，郭树森才在涉诉宅院内居住了下来，后来郭俊峰将该情况告知了郭珍，郭珍也表示同意，但双方没有约定居住的期限；至于涉诉宅基地使用证原件为何在郭树森处，郭珍并不知情，当时其把该证交给了郭俊峰保管，其对郭俊峰和郭树森签订协议的情况也不知情，更没有收到过郭树森给的4000元钱；郭树森所述交易习惯并不属实，如果按照当时的习惯，郭树森可以将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自己名下。郭俊峰称郭珍确实是北京市顺义沿河工艺品厂的负责人，1994年前该厂厂址由×村搬至西大坨村，郭珍、郭俊峰一家也从涉诉宅院搬到了厂子里居住；焦某1原系该厂员工，搬厂后就离职了，郭树森不是该厂的员工；当时郭树森称家里人多要在涉诉宅院内居住，就答应了他，没有约定要住到什么时候；一开始并未将此事告知郭珍，直到郭珍起诉郭树森返还原物时才将此事告知郭珍；因郭树森称为了办事情方便，并多次找其要宅基地使用证，所以才把该证给了郭树森，但记不清是哪一年给的了。
为证明焦某1并非涉诉协议书的中证人，郭珍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孙某称其原为北京市顺义沿河工艺品厂的出纳，1991年至1995年在该厂工作；当时郭珍是厂长，焦某1和其丈夫一开始都在该厂上班，但据说后来和郭珍产生了矛盾，于1993年离开了该厂。孙某另称，厂子是1991年搬到西大坨村的，当时郭珍、郭俊峰都在厂子里居住。郭俊峰认可孙某的陈述。郭树森不认可孙某的证言和证明目的，称证人与郭珍原系上下级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且证人只是听说焦某1和郭珍存在矛盾，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为证明1994年7月18日签订涉诉协议书时郭珍不在现场，郭珍另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称与郭珍系朋友关系，是在郭珍厂子里买花的时候认识的郭珍，不认识郭俊峰和郭树森，并称1994年7月13日或14日其与郭珍一起坐火车到承德买古董，后于当月22日左右返回；所买的东西都是一些瓶瓶罐罐之类的，具体物件和花费记不清了。张某称之所以对往返的时间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其公公有病，没两天就去世了，家里人要其赶紧回来。郭俊峰认可张某的陈述。郭树森不认可张某的证言和证明目的，因为证人与郭珍有利害关系，1994年距今时间太久，证人却对郭珍往返的时间记得如此清楚不符合常理。
为证明涉诉协议书实质为房屋买卖合同以及协议书的签订情况，郭树森申请证人焦某2出庭作证。焦某2称其小名为焦某1，与双方为同村邻里关系；1994年，郭珍、郭俊峰与郭树森买卖房屋时，郭珍找其做中证人，因为其在郭珍的厂子里上班，是攒花工人；协议书是在厂子里签订的，在场人员除其之外，还有郭珍夫妇、郭树森夫妇、郭俊峰夫妇以及代笔人周尚先，周尚先现已去世；买卖的房屋为院内仅有的五间正房，价款为4000元，当时钱放在桌子上了，谁拿走的记不清了，有没有当场交付宅基地使用证也记不清了。关于为何在协议书上所签名字为焦某1，其称焦某1是村里人对其的习惯叫法，当时认为签哪一个名字都一样。关于为何郭珍未在协议书上签字，其称郭珍和郭俊峰是父子关系，都是一家人，谁签都一样。郭珍不认可焦某2的证言和证明目的：一是焦某2的陈述与证人孙某的陈述相互矛盾。根据孙某陈述，焦某2因与郭珍不和于1993年离开了厂子，故郭珍不可能找焦某2做中证人。根据证人张某的陈述，签协议时郭珍不在北京，故焦某2称郭珍当时在场的说法是虚假的。二是签协议时郭珍才56岁且是厂长，文化程度高，因此不会找他人代笔。三是焦某2对4000元钱支付给谁以及宅基地使用证的去向均不清楚，故其证言不属实。四是涉诉宅院内除了五间正房外，还有西厢房和棚子等，因此焦某2对当时的房屋现状并不了解，其证言不可采信。另，本院根据郭珍的申请调取了（2016）京0113民初5701号郭珍诉郭树森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的卷宗，焦某2在该案出庭作证时的陈述与本案一致。
关于为何时隔多年才起诉郭树森确认涉诉协议无效，郭珍称其是在郭树森翻建房屋时才得知涉诉房屋已经处分给郭树森，也是在（2016）京0113民初5701号民事案件第一次庭审时才得知郭树森与郭俊峰签订过上述协议，当时提供给郭树森房屋和宅院只是让其居住，因为两家有亲戚关系且郭树森家庭条件不好，对此双方只是口头约定，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也没有约定要住到什么时候。
经本院现场勘验，涉诉宅院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号；宅院内现有正房两排，前排正房共有三间，东数第一间为门道及卧室，东数第二间为客厅及储物间，东数第三间为厨房和卫生间；后排正房共有三大间，东数第一大间内有南北两个卧室，东数第二大间为客厅，东数第三大间内有南北两个卧室；两排正房之间西侧另建有卫生间一间；两排正房相互独立，自成院落，均开东门出行。
另查，郭树森的户籍登记变动情况如下：1976年9月20日因参军注销×村户口，于1983年10月28日将户口由5624部队迁至×村，于1984年7月23日将户口由×村迁至铁厂，于1990年6月12日将户口迁至×村×号。现郭树森的户口登记地址（现住址）为顺义区×镇×村×号。
上述事实，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协议书、证人证言、证明信、（2016）京0113民初5701号民事案件卷宗、勘验笔录、照片及本案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郭树森与郭俊峰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郭树森主张其与郭珍、郭俊峰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其与郭俊峰签订的协议书为证。郭珍、郭俊峰均否认协议书的真实性，主张其与郭树森之间为房屋借用关系，但郭珍、郭俊峰均未能就其主张的房屋借用关系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郭树森一家在涉诉宅院内已经居住二十余年，户口也早已迁至涉诉宅院，并且一直持有涉诉宅院的宅基地使用证原件，再结合证人焦某2在双方两次诉讼中的陈述，以上事实和证据与协议书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郭俊峰与郭树森之间存在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协议书在本质上应为房屋所有权的转让协议。郭珍、郭俊峰关于房屋借用关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也违背生活常理，故郭珍、郭俊峰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二是郭珍对郭树森与郭俊峰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是否知情。郭珍称郭俊峰与郭树森签订协议时其不在现场，故对二人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不知情。证人张某亦称签订协议书时郭珍去承德买古董了，但该事实仅有证人的陈述，郭珍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故张某的证言无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证人焦某2的陈述，涉诉协议书是在郭珍的厂子里签订的，当时郭珍夫妇均在现场。再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签订协议书时郭珍及郭俊峰一家均在厂里居住，协议书使用的是厂里的专用纸张，且郭树森一家在涉诉宅院内已经居住了二十余年，郭珍称其是在（2016）京0113民初5701号民事案件第一次庭审时才得知郭树森与郭俊峰签订过上述协议，显然与常理和事实不符，因此签订涉诉协议书时郭珍在场且对郭俊峰与郭树森订立房屋转让协议的行为不持异议。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郭树森在签订上述协议书时系涉诉房屋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与郭俊峰就涉诉房屋所达成的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对此双方均应当遵守。故原告郭珍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原告郭珍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留意
人民陪审员 郭汝楫
人民陪审员 杨凤利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刘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