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峨民初字第526号原告袁万宁，男，1955年10月17日出生，瑶族，个体户，住天峨县。被告新国线集团（河池）运输有限公司天峨分公司，住所地：天峨县六排镇塘英大道003号。主要负责人：罗瑞芳，该分公司经理。被告新国线集团（河池）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池市富华路17号。法定代表人：林格，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韦建冠,男，1975年10月1日生，壮族，该公司职工，住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三人潘宝金，男，1956年1月17日出生，壮族，个体户，住宜州市。原告袁万宁与被告新国线集团（河池）运输有限公司天峨分公司（下称“新国线天峨分公司”）、新国线集团（河池）运输有限公司（下称“新国线河池公司”）和第三人潘宝金合同纠纷（立案案由为“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后经释明变更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5年1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韦乔山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黄光崇、叶建强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2月8日和2015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刘婷担任法庭记录。原告袁万宁、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主要负责人罗瑞芳、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委托代理人韦建冠、第三人潘宝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万宁诉称，1999年7月9日，原告与南丹县董润田购置了一辆大型旧残客车，专营客运业务。1999年12月21日，原告与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申请更新车辆及道路客运班线议标经营业务，获准运营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2000年4月25日，原告交清年度10290元议标费后，开始从事正常的客运服务生产活动。至2014年1月15日止，依照车辆报废规定，原告报废了三辆客车，最后报废的为桂Ｍ×××××号客车。2014年1月15日，桂Ｍ×××××号客车报废前，原告曾于2011年11月29日、2012年4月l3日先后打报告，申请对桂Ｍ×××××号客车进行报废处理后购置新车，但未得到新国线天峨分公司的任何答复。2013年，原告又报告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经新国线天峨分公司许可,原告与南丹汽车总站取得联系，同年5月10日，新国线天峨分公司同意承让南丹桂Ｍ×××××号客车给原告经营。但2013年5月13日经天峨县运管局审批后，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却暗箱操作，在拖延8个月得不到市运管处审批的情况下，由南丹汽车总站将桂Ｍ×××××号客车转让给了大化汽车站。因此，原告与合伙人共同投资购车为经营天峨至柳州班线的希望变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为此，2014年11月3日，在原告的桂Ｍ×××××号客车被强制报废11个月后，原告又向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递交了《关于要求更新车辆的报告》，要求新国线天峨分公司在原告交纳首付30%购车款后，由新国线天峨分公司担保，分期付款购买一辆BJ6103U7MHB-1福田牌大型客车，原告承诺在今后营运收入中，分期扣款还清原告所借的由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担保的借款。然而，二被告串通一气，暗箱操作，用原告2014年1月15日的《报废汽车回收证明》，于2015年1月26日，以被告天峨分公司为购买方，向桂林大宇客车有限公司购进了价值40万元的厂牌号为“桂林牌GL6118HCD1”大型客车一辆，为第三人潘宝金入户为桂Ｍ×××××号大型普通客车，自2015年2月3日开始，用原告购买议标所得桂运班字B27260009号“天峨至柳州”市际班车班线牌，从事天峨至柳州班线营运，剥夺了原告从事天峨至柳州班线客运的生产经营权。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告桂Ｍ×××××号客车《报废汽车回收证明》，是办理“天峨至柳州”市际班车班线牌的唯一凭证，“天峨至柳州”班线营运线路牌为原告根据营运议标所得，是原告个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未经原告同意，窃取原告桂Ｍ×××××号客车《报废汽车回收证明》，为第三人潘宝金担保购买桂Ｍ×××××号客车从事原告原营运的天峨至柳州班线，致使第三人有机可乘，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构成了对原告经营天峨至柳州班线牌物权的侵权行为；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作为班线牌管理人，明知被告天峨分公司利用原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为第三人潘宝金担保购买桂Ｍ×××××号客车，以原告议标所得桂运班字B27260009号“天峨至柳州”市际班车班线牌，从事天峨至柳州班线营运的行为，将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而未予制止，也是一种对原告物权共同侵权的行为。因此，两被告利用原告的《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和市级班车牌桂运班字B27260009号转让给第三人使用营运“天峨至柳州”班线经营行为无效；《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和桂运班B27260009号班线牌是原告的合法财产，两被告和第三人无权占有原告的经营财产权，应当退还给原告，由原告经营使用。因无法协商，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恳请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两被告转让给第三人使用原告的《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和市际班车牌桂运班字B27260009号经营“天峨至柳州”班线的行为无效。二、两被告和第三人将《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和市际班线牌营运“天峨至柳州”班线经营权，退还给原告经营使用。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和第三人共同承担。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新国线河池公司没有提出书面答辩，其主要负责人和委托代理人在法庭上口头辩称，原告诉讼请求无法律事实依据。一、因国家政策调整，道路旅客班线客运实行经营权管理，天峨至柳州班线无需再交议标费，由新国线河池公司的前身河池集联公司取得该班线经营权，客运班线牌并不是原告个人财产，二、从2011年起原告申请更新车辆的手续，但是其并未投入车辆进行营运，造成天峨至柳州班线长期闲置，对被告造成影响。三、原告自己办理相关退费手续，放弃了承包经营权，四、从2005年元月开始，广西取消个体经营资质，现有个体客运经营户全部加入有资质的客运公司经营、五、个体运输户不能经营省内跨地班线。第三人潘宝金述称，一、客运班线经营权是属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不属原告个人的私有财产。二、原告所诉本案与第三人无关。三、第三人于2015年1月30日起获被告选择为新承包者，经营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是合法的，应受国家法律保护。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以本案的事实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判处本案，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1999年7月9日，原告与南丹县董润田购置了一辆大型旧残客车，从事天峨至柳州客运业务，使用路线临时标志牌，道路运输证号为27260001，有效期从1999年3月5日至1999年8月3日。2000年4月25日，原告袁万宁向原河池地区（现河池市）运输管理处缴纳10290元议标费，获得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的承包经营权，使用期限从2000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止。当时天峨至柳州班线牌号为B27262722，后变更为B27262913。自2003年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不再征收议标费，对所有个体客车实行公司化统一管理，并将线路经营权交由有资质的运输企业经营管理。2006年8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道路营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明确经营主体为新国线河池公司。2006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签订《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承包合同》，其中约定由原告承包桂Ｍ×××××号客车，经营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承包期限一年；合同届满即解除合同。原告和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都认可每年签订一次承包合同（但原告没有提供合同，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提供2007年至2010年的合同）。2012年9月1日，原告承包经营的桂Ｍ×××××号客车因残旧报停，之后从2013年1月1日起原告与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不再签订《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承包合同》。2013年11月15日，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局提出申请，要求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重新许可。2013年11月15日，该局作出《道路营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其中明确经营主体为新国线天峨分公司，经营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原告于2013年12月欲购买南丹汽车总站桂Ｍ×××××号旧客车，用于更换残旧的桂Ｍ×××××号客车运营，获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批准后，因车辆交易价格问题未能与卖主成交。后原告多次申请更新车辆，均因其资金不到位，未能更新车辆。2014年11月原告第三次申请更新车辆，并要求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为其担保70%的费用，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认为风险太大，不能为其担保，原告仍无经济能力更新车辆，造成原告原承包经营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不能正常运营。而原来用于运营的桂Ｍ×××××号客车终因残旧于2012年9月1日报停，于2014年1月15日报废（回收机构出具《报废汽车回收证明》），以致该客运班线牌闲置，长期无车运营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原告于2015年1月13日向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递交《关于要求退还线路牌押金的报告》，自动放弃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的承包经营权。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上报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均同意原告放弃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承包经营权的请求。2015年1月26日，原告到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领回了线路牌押金3000.00元。2015年1月30日,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发包方)与第三人潘宝金（承包方）签订《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承包合同》，由第三人潘宝金承包经营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2015年2月3日，经河池市运输管理处许可，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继续由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经营,由牌号为桂Ｍ×××××的客车营运。该车由第三人潘宝金承包经营，恢复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的运行。客运班线牌号为：桂运班字B27260009号，经营期限：2013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这也是原告营运期间使用的班线牌号。本院认为，起诉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其中原告应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有确认之诉，即确认两被告将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转由第三人承包经营的行为无效，涉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与第三人于2015年1月30日签订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承包合同》；又有给付之诉，即请求两被告和第三人将该客运班线经营权退还给原告经营使用，涉及2006年12月31日起原告与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逐年签订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承包合同》，还涉及2000年4月25日，原告向原河池地区（现河池市）运输管理处缴纳10290元议标费，便认为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牌是其购买所得，属其合法财产，经营权归其所有的问题。于是本案发生了诉的竞合，亦即发生了合同纠纷与物权保护纠纷案由的竞合。由于原告主张该客运班线属其合法财产，经营权归其所有，即原告主张的是该客运班线的经营权，而不是承包经营权，并对上述两同名合同一字不提。然而，两被告和第三人则分别以上述两同名合同和原告已自动放弃该客运班线的承包经营权等为依据来抗辩。涉案合同是承包经营合同，是关于承包经营权的问题，而原告坚持主张经营权，是关于所有权的问题，由此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的经营主体是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于是发生了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以上确认的法律事实，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鉴于本案法律关系的复杂性，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阐述。第一、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上述两同名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承包合同》，是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订立，其内容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集体或者其他人利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第二、2012年9月1日，原告承包经营的桂Ｍ×××××号客车因残旧报停，之后原告再也没有能力更新车辆继续承包经营，以致2012年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承包合同》未能完全履行，当2012年12月31日合同届满后，原告与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不再签订《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承包合同》，视为合同届满而解除合同，从而导致合同终止，符合合同约定。故就原告与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的合同而言，从2013年1月1日起原告丧失了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的承包经营权。而原告对该客运班线的经营权更不存在。第三、原告经营的桂Ｍ×××××号客车于2014年1月15日报废，2015年1月13日，原告向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递交《关于要求退还线路牌押金的报告》，并到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领回了线路牌（班线牌）押金3000.00元，视为自动放弃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的承包经营权。《关于要求退还线路牌押金的报告》是打印件，虽没有原告亲笔签名，但在庭审质证时原告称“我放弃承包经营权是因为我不懂公司已向运管处申请得到更新车辆的指标，而且原告放弃的时间与运管处批准指标是同一天，……”，等于认可了该报告中“从今往后经营天峨至柳州的经营权，我放弃”的意思表示，并与原告于2015年1月26日领回线路牌押金3000.00元的事实相吻合，可推定该报告是原告所写。这是原告作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作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其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故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以原告的《报废汽车回收证明》，以及原告自动放弃该客运班线承包经营权为依据，将该客运班线转由第三人潘宝金承包经营的行为并无不当。第四、关于班线牌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上述原告的客车报停后，一直未能购置新车继续营运，以致合同终止，加上后来原告自动放弃该客运班线的承包经营权，新国线天峨分公司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客运要求，有权确定第三人潘宝金为新的承包人，恢复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的运行，而不能因原告停班就不能由其他人承包营运，更不能因原告仍持有班线牌就由其支配该客运班线的经营权。并且第三人现使用的班线牌，不是原告于2000年4月25日向原河池地区（现河池市）运输管理处缴纳10290元议标费购买所得，因该议标费使用期限是从2000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止。而当时天峨至柳州班线牌号为B27262722，后变更为B27262913，并非第三人现使用的班线牌：桂运班字B27260009号。2003年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不再征收议标费，班线牌的使用是向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交纳押金。虽2003年至2012年9月1日原告承包经营的桂Ｍ×××××号客车因残旧报停，此期间原告曾使用桂运班字B27260009号班线牌，但上述原告已明确放弃该班线的承包经营权，且已领回班线牌（线路牌）押金，即原告以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丧失了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的承包经营权。故原告在本案中仍以该班线牌为依据，并以经营主体资格主张经营权，请求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和第三人将该客运班线经营权退还原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五、根据2006年8月2日、2013年1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局的《道路营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先后确定经营主体为新国线河池公司和新国线天峨分公司，而非原告。证明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是由国家道路运输管理机关管理，经行政许可由具有经营资质的企业经营。该企业可承包给具有经济能力和运输安全保障能力的个人营运。因为道路客运涉及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由具有经营资质的企业经营，并由安全系数高、性能优良的客车营运，而不能由报废的客车营运。因此，道路旅客运输是特种经营的行业，道路旅客运输班线是国家公共资源，由国家调控，属国家所有，而非公民个人所有。现新国线天峨分公司享有经营权，而原告只在《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承包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享有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与承包经营权有质的区别，除国家所有权经行政许可由单位或者个人经营外，经营权人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而承包经营权则属用益物权，对标的物不享有所有权，只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两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的经营权来自国家的行政许可，原告的承包经营权，是对二被告的经营权依法并按合同约定享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并且是有期限的。故原告诉称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牌是其购买所得，所有权归其所有，属其合法财产，并以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主张国有客运班线经营权，无事实根据，亦于法无据。第六、关于原告以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不为其担保更新车辆，以致不能继续营运的主张，本院认为，因没有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由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担保，且二被告也准许原告更新车辆，只是从2012年9月1日桂Ｍ×××××号客车报停，至2015年1月13日原告放弃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承包经营权之日止，有两年多时间，原告未能更新车辆而未能继续营运,这是原告自己的原因造成，故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以原告与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承包合同》终止，原告自动放弃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承包经营权，以及原告的《报废汽车回收证明》为依据，将桂运班字B27260009号市际班线牌及其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转由第三人潘宝金承包经营的行为有效；天峨至柳州客运班线经营主体是被告新国线天峨分公司，而原告不是该客运班线的经营主体，却以经营主体资格主张经营权，属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也就是说，原告以该客运班线牌所有权归其所有，属其合法财产，其有经营权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即原告主张的是该客运班线的经营权，而非涉案合同中的承包经营权，然而由于该客运班线所有权和经营权非原告所有，其不是该客运班线的经营主体，无权主张经营权，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因而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此外，原告还认为该客运班线牌亦即客运班线所有权归其所有，属其合法财产，二被告的行为是侵犯其物权的行为。使其诉讼主张与本案基础合同更明显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即民事侵权法律关系。因该客运班线所有权属国家所有，原告更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这是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情形，本院已告知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其不予变更，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条件，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袁万宁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00元，原告袁万宁已预交，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10份，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韦乔山人民陪审员  黄光崇人民陪审员  叶建强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刘 婷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四）保全和先予执行；（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