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17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可成，男，1964年9月16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现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志康，男，1967年11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伊成，上海市理诚（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海林，男，1976年7月26日生，朝鲜族，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现住上海市杨浦区。
上诉人刘可成因与被上诉人范志康、李海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3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可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是刘可成向上海XX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化工）借款600万元（人民币，下同）后直接指示XX化工将钱款打入范志康、李海林借款时指定的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账户，故其已经完成了款项交付，一审法院判决错误。二是范志康、李海林将钱款用于Z公司的经营，其作为企业的实际经营人，并不影响个人借贷的效力。
范志康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海林未答辩。
刘可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范志康、李海林共同支付借款本金6,0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2月24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暂计为1,653,000元）。庭审中，刘可成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范志康、李海林共同支付借款本金6,000,000元；二、判令范志康、李海林共同支付利息（以6,0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4日，案外人XX化工通过上海农商银行网银支付方式向案外人Z公司转账700,000元。XX化工该笔款项的财务记账凭证、付款申请单、银行付款通知、付款申请上记载了“农商行借款Z公司”、“农商行借款Z公司700000./”、“往来款”、“总经理审批同意。何某”、“金广借款，600万总额内”等内容。
次日，XX化工以同样方式向Z公司转账3,500,000元，XX化工的付款申请单、付款申请等财务凭证上记载了“借款Z公司3500000/”、“借款”、“600万额度，余额180万”、“总经理审批同意并请告知刘总Z公司借款进展。何某”等内容。
同月30日，XX化工通过农业银行向Z公司转账1,800,000元，记账凭证、付款申请单上同样记载了“借款Z公司”等内容。
XX化工与Z公司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案外人何某。XX化工的股东有案外人马某、陈某、何某及范志康，其中马某出资比例为50%。Z公司原企业名称为上海Z公司，于2016年4月经核准变更登记为Z公司，该公司股东有XX化工、案外人北京A中心（有限合伙）及李海林，其中XX化工出资比例为77.5%。
2015年12月底至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刘可成未向XX化工归还6,000,000元。
刘可成、范志康、李海林对于上述事实均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刘可成提供范志康、李海林于2015年12月24日出具的《借款书》一份，载明：“今向刘可成借款人民币陆佰万整，承诺2016年1月底归还叁佰万元整，2月底归还叁佰万元整。特立据借款人：范志康李海林2015年12月24日（此款打入Z公司企业账户）刘可成”。刘可成提供该证据欲证明范志康、李海林共同向刘可成借款6,000,000元的事实。范志康、李海林对该证据中各方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是根据XX化工实际控制人的要求所写，表述的是范志康、李海林向刘可成借款，不管收款账户是否Z公司企业账户，出借人必须是刘可成，范志康、李海林并没有确认过可以由其他账户打入；因XX化工是Z公司的大股东，2015年XX化工和Z公司之间就有20,000,000元左右的往来款，且刘可成、范志康、李海林均知情，故在不写明XX化工转来的6,000,000元是替刘可成支付借款的情况下，不能认定XX化工转出的款项就是刘可成交付的出借款，也从来没有人通知过范志康、李海林该款就是刘可成出借给范志康、李海林的款项。
2、刘可成提供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24日其与XX化工、马某签订的《借款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上海XX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乙方：刘可成丙方马某鉴于：范志康、李海林是乙方的朋友，其中范志康是甲方的股东之一、李海林也是甲方的合作伙伴；鉴于：范志康、李海林因经营需要急需向甲方借款600万元（陆佰万元），甲方为规避资金风险，不能直接借给范志康、李海林；鉴于：丙方与乙方系朋友关系，丙方是甲方的大股东、实际投资人，甲方为确保借贷资金安全，保证借款能够按期收回且不会发生借贷风险；鉴于：甲方将借款先行借给乙方，由乙方再出借给范志康、李海林，丙方愿意作为乙方的还款保证人；因此，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向甲方借款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同意借给乙方现金600万元（陆佰万元），借款在本协议签订后分批支付；二、甲方同意按照乙方要求，将600万元借款直接汇入Z公司在建设银行及宁波通商银行设立的公司账户，由范志康、李海林自行支配使用；三、乙方必须在2016年2月底之前将600万元借款归还给甲方，丙方同意为乙方还款提供担保；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XX化工、刘可成及马某分别在上述协议上盖章、签名。刘可成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该证据形成于2015年12月24日，《借款书》出具在前，《借款协议》签订在后，当时刘可成、范志康、李海林、马某都在场，在XX化工办公室签的，持有XX化工公章并盖章的是法定代表人何某，何某也在场；第二次庭审中陈述签订《借款协议》时在场人有马某、刘可成和何某，公章是何某盖上去的，XX化工具体出面操作的是马某，何某知道此事。刘可成提供该证据欲证明范志康、李海林向刘可成出具《借款书》当日，刘可成向XX化工借款6,000,000元，出借资金来源于XX化工，现6,000,000元款项已按照范志康、李海林指示转入Z公司企业账户，刘可成完成了交付借款义务。范志康、李海林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事后为了本案诉讼而制作，该协议第二项中载明的“Z公司”在2015年的名称为“上海Z公司”，2016年才更名为“Z公司”，故刘可成提供的该份证据系伪造，范志康、李海林并认为只有《借款书》出具时其在场，之后的文书形成时都不在场。刘可成质辩认为“上海Z公司”的确是在2016年4月更名，但在2015年就已经准备更名，所以《借款协议》中就写进去了。对此范志康补充说明：当时并不存在需要更名的情况，所有Z公司股东都没有协商过当时要更名。
3、刘可成提供上海XX化工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的转账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我公司分别于2015年12月24日、2015年12月25日、2015年12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向上海Z公司分别转入人民币70万元、350万元、180万元，合计600万元整，该三笔款项实为我公司出借给刘可成（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的款项，因刘可成又将该600万借给范志康、李海林，而范志康、李海林要求将该600万直接转入上海Z公司，由他们二人自行支配使用，我公司按照刘可成的指定将该600万分批转入了上海Z公司账户。据刘可成所述，因范志康、李海林未将该笔借款归还给他，故他亦无力偿还，我公司特此声明保留向刘可成追讨该600万借款的权利，必要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刘可成提供该证据欲证明XX化工已将6,000,000元打入范志康、李海林指定账户，该款系刘可成向范志康、李海林交付的借款。范志康、李海林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XX化工现掌握在刘可成和马某手中，故该份证据没有证明力，且范志康作为XX化工的股东之一，并不知晓也不认同XX化工出具该证据，另外该情况说明中又换回“上海Z公司”名称也是为了本案诉讼。
4、刘可成提供XX化工记账凭证、银行付款通知、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付款申请等若干，欲证明XX化工已将6,000,000元转入Z公司账户，刘可成完成了交付借款义务。范志康、李海林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未提异议，但认为备注栏只是简单写了“往来款”、“借款”，如果是刘可成提供给范志康、李海林的借款，完全可以写明“是刘可成给范志康、李海林的借款”，说明该6,000,000元就是XX化工和Z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对此，刘可成质辩认为转账凭证中的附言是财务的附言，并不是XX化工的真实意思，应以XX化工提供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意思为准，范志康、李海林应自己核实刘可成出借的款项是否到账，且XX化工和Z公司虽有多笔款项往来，但是都有基础依据，该6,000,000元的确是刘可成的出借款，范志康、李海林无证据证明该款是其他款项的转款。对此范志康补充说明：正是由于XX化工和Z公司之间有众多往来款，如果该6,000,000元是刘可成提供的借款，那就更应特别书面说明来注明款项性质。
5、刘可成提供其户籍资料、民事调解书各一份，欲证明其目前是单身，与马某不是夫妻关系。范志康、李海林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者虽不是夫妻，然关系亲密。
6、范志康提供工商档案机读材料二份，欲证明马某是XX化工股东，XX化工又是Z公司股东，从而说明两家公司之间存在控股关系。刘可成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虽然马某是XX化工股东，但并不是实际控制人，也没有实际参与经营；XX化工虽是Z公司股东，但并不是控制人，双方是独立核算独立经营，双方的款项往来都是有事实依据和基础的。李海林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7、范志康提供Z公司投资协议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在追加北京B中心为Z公司股东之前，投资方与各股东、实际控制人私下签订的该份协议中，第3页载明Z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刘可成和马某，两人的住址都列明为徐汇区XX路XX弄XX号XX室，且在这份协议第22页落款处刘可成和马某都在实际控制人处签字确认，故刘可成和马某共同掌控Z公司和XX化工，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亲密。刘可成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无原件，故对真实性有异议，刘可成也没有签署过该份协议，且即使该协议真实，也是形成于2016年11月，不能代表借款之时即2015年12月时刘可成和马某有关系，且马某和刘可成不是夫妻，该协议第5页中提到二者是夫妇与事实不符；且投资协议是秘密文件，可以反映出范志康有渠道可以了解资金的流向。针对刘可成的质证意见，范志康陈述该证据是其在Z公司工作时拿到的PDF文件，是公司扫描在电脑里的，故其无法提供原件；范志康并质辩认为其的确可以了解到公司的财务流水，也可以看到XX化工打到Z公司的钱款，但并不能了解到该笔款项就是刘可成的钱，因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XX化工代刘可成交付借款，在收款账户不是范志康、李海林账户的情况下，刘可成变更出借款的出处必须要经过范志康、李海林确认。李海林对该证据无异议。
8、范志康提供XX化工与Z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于2017年2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两家公司的公章和法人章都已经不由何某控制，2017年2月27日以后形成的任何证据都是刘可成和马某制作。因无原件，刘可成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不能达到范志康的证明目的，若公章控制在刘可成和马某手里则何某没有必要将原件寄给前者。李海林对该证据无异议。
9、范志康提供企业名称变更申请书及附件、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欲证明2016年4月“上海Z公司”更名为“Z公司”，XX化工将其部分股权转让给了北京A中心，从而印证证据7的真实性。刘可成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因更名需要经过公司决议，不可能当天决议当天更名，2015年底就已经在谈判引入第三方公司进入，当时就想把公司更名，所以《借款协议》中Z公司的名称是笔误。李海林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10、范志康提供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份，欲证明刘可成在2013年、2014年是Z公司股东并法定代表人，之后才转给何某，实际上刘可成至今都控制着公司。刘可成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4年1月20日之后刘可成没有再参与Z公司的经营，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李海林对该证据无异议。
11、刘可成陈述范志康、李海林本来是直接向XX化工借款，但XX化工认为有风险，所以转了个圈，先把款项借给刘可成，再由刘可成借款给范志康、李海林。范志康、李海林则认为其是代表Z公司向XX化工借款，按照XX化工实际控制人即刘可成与马某的要求出具《借款书》，XX化工向Z公司转账的6,000,000元与刘可成无关，若按照刘可成观点，则可认为之后Z公司向XX化工的打款就是范志康、李海林向刘可成的还款。
鉴于刘可成、范志康、李海林对上述事实与证据争议较大，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通知何某于2017年4月13日到庭并向其制作了谈话笔录，其向法庭作如下陈述：
1、一审法院向何某出示证据8范志康提供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何某陈述：该份材料是其出具，原件在其处，其通过微信的形式告诉过股东；其是XX化工和Z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现在公司的控制权不在其手上，包括两个公司的人事权、财务权都在马某那里，两个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营业执照等材料都控制在马某手上；马某是XX化工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占50%股份。
2、对于刘可成陈述的刘可成、范志康、李海林之间借款的事情，何某陈述其本来是不知道的，这次他们起诉其才知道。
3、对于证据2刘可成提供的2015年12月24日《借款协议》，何某陈述公章当时应该在其控制之下，上面的公章应该是真的，但其不知道有这个事情。
4、对于证据3刘可成提供的XX化工转账情况说明上公章的真实性，何某陈述：其不太确定，当时公章已经不在其这里了。
5、对于刘可成陈述的2015年12月底XX化工拨款6,000,000元给刘可成并直接打入Z公司账户、作为刘可成出借给范志康、李海林借款一事，何某陈述：其不清楚，但在2015年12月要用钱，规范的做法必须要其同意，要么是纸质的审批单要么是电脑系统里的OA审批。
6、对于范志康、李海林陈述的XX化工之前也向Z公司提供借款、曾由Z公司股东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之事，何某陈述：借条是要总经理李海林签字，拨款也必须要有审批的流程，2015年范志康应该是代表Z公司的，也有可能会签字。
7、对于Z公司更名一事，何某陈述：当时是叫上海Z公司，没有“科技”二字，2016年4月更名为Z公司，2015年公司应该还不确定要变更为Z公司。
8、对于刘可成与马某之间的关系，何某陈述：表面看他们应该是蛮多年的夫妻关系，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9、对于证据4刘可成提供的XX化工财务记账凭证，其陈述：2015年12月24日700,000元的付款审批上面没有批准人签名，一般会附一张OA审批单，OA审批单上2015年12月25日其意见就是审批通过了，付款事由是“金广借款，600万元总额内”；2015年12月25日的3,500,000元付款申请单同样没有审批人签名，后面必然附有一张OA审批单，写的“600万额度，余额180万，金广借款”，这张审批单当时其批注了内容“同意并请告知刘总Z公司借款进展”，刘总就是刘可成，也是两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有一笔2015年12月30日1,800,000元付款申请单也是没有审批人签名，这笔钱应该是OA审批单漏打了，当时支付对象是金广。
10、对于2015年12月底何某审批通过支付的该6,000,000元借款的对象，其陈述：从其审批的材料来看，应该就是XX化工提供给金广的借款。
第二次庭审中法庭向刘可成、范志康、李海林出示一审法院对何某的谈话笔录，经质证，刘可成对何某的此次陈述不予认可，并认为XX化工和Z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何某，在何某的经营下都出现了巨额亏损，包括虚增盈利、虚开增值税发票，给股东造成了损失，何某的陈述都是为了推脱责任。范志康对何某的此次陈述无异议，并认为当时公司的章在何某手上，但其并不知道2015年12月24日的事，并且其也明确了该6,000,000元并不是范志康、李海林的借款，而是Z公司的借款。李海林对何某的此次陈述无异议。
第二次庭审结束后的当日，何某立即向一审法院表示要对2017年4月13日的陈述作补充说明，并陆续提供《关于刘可成诉、李海林、范志康一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式多份，表述的内容与刘可成所述基本一致，而与其之前向法庭所作的陈述相悖，其解释由于当时记不清一些事，现在回忆起来了。经质证，刘可成对何某的此次说明无异议，认为第一次庭审后范志康找到何某商量，要求其按照范志康的意思做笔录，故形成了第一次的谈话笔录。范志康、李海林则提出异议，认为法庭对何某制作的谈话笔录距离事发时间比较近，而且是在未受任何影响的情况下作出的，现其提供的补充说明是在对谈话笔录进行质证之后匆匆忙忙所作的，已经受到了刘可成方的影响，两份完全相反的陈述应以法院所作的笔录为准，补充说明不应采信。
第三次庭审前，刘可成申请何某、姜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鉴于刘可成申请两位证人出庭的证明内容法庭已经查明，且何某已由法庭向其进行过调查，故不宜再作为刘可成的证人出庭作证。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刘可成的申请未予准许。
对于何某2017年4月13日的到庭陈述以及第二次庭审后提供的《关于刘可成诉、李海林、范志康一案真实情况的说明》，二者内容基本相悖，自相矛盾，对此，一审法院结合审理中查明的事实，何某向法庭作陈述时的神态、措辞，欲推翻自己陈述的时间节点及其反应情况，经过甄别，一审法院认定如下：首先，一审法院对何某制作谈话笔录的时间为2017年4月13日，而其恰好在2017年6月9日刘可成、范志康、李海林对该谈话笔录进行质证后的当日即欲推翻第一次陈述，期间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何某都没有向法庭反映过第一次陈述内容有误，故从时间节点上看，何某的行为显然有违常理；其次，何某名为补充说明，实为推翻自己陈述，其颠覆的理由“当时记不清，现在回忆起来了”太过牵强，刘可成陈述何某在法庭做笔录前与范志康商讨过、其是按照范志康的意思做的笔录，此与何某自述的理由也不一致，且何某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己在法庭上的言行负责；再次，最为重要的是何某两次陈述自相矛盾、内容逆转，法庭观察其第一次陈述时措辞严谨、神态自然，阅看谈话笔录用时较长，谨慎斟酌，而现其欲推翻自己陈述的迫切反应和草率行为恰恰显得欲盖弥彰。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何某2017年4月13日的陈述较为客观、真实，而《关于刘可成诉、李海林、范志康一案真实情况的说明》有违常理、不符合逻辑、内容有失客观，故一审法院采纳其第一次的到庭陈述，对之后的补充说明不予采纳。
此外，因范志康、李海林提到上述6,000,000元已纳入XX化工与Z公司企业账目，范志康并申请法院开具调查令向上海A事务所及上海B事务所调取两家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档案材料。鉴于该节事实与本案有重要关联，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18日向范志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开具调查令，但其未能调取到相关材料。一审法院遂于2017年6月21日向上海A事务所有限公司调取XX化工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相关材料，该公司提供的科目明细账查询单显示至2015年底刘可成尚欠XX化工其他应收款3,130,300元，但其中并无2015年12月24日700,000元、2015年12月25日3,500,000元及2015年12月30日1,800,000元三笔款项记录；该公司提供的企业询证函显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Z公司尚欠XX化工其他应收款12,184,091.15元。该公司以无XX化工与Z公司之间的科目明细账查询单为由未能提供相关材料。经第三次庭审质证，刘可成对一审法院调取的科目明细账查询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核算名称有涂改，不能反映这是刘可成的账目；对企业询证函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只能反映两个公司之间有账目往来，不能反映本案所涉6,000,000元的情况。范志康、李海林对上述材料均无异议，认为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述材料能够反映不存在刘可成所述其向XX化工借款6,000,000元的事实。
第三次庭审中，刘可成补充提供如下证据：
1、XX化工、Z公司、何某、姜某联合出具的《关于范志康、李海林向刘可成借款600万元的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范志康、李海林向刘可成借款的事实。范志康、李海林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由于刘可成是Z公司和XX化工的实际控制人，其完全有能力指使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作出对其有利的陈述，之前庭审中，刘可成也指使XX化工出具虚假证明。
2、XX化工2015年度《审计报告》一份，欲证明截至2015年12月底，刘可成尚欠XX化工预付款项7,868,090元、其他应收款3,130,300元，合计10,998,390元，刘可成向XX化工所借的6,000,000元即包含在该10,998,390元之中。范志康、李海林对刘可成补充提供的《审计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是写了刘可成到期债务金额，并没有列明涉案6,000,000元，且报告中也有Z公司的钱款，故不能证明刘可成所要证明的内容。
3、福建C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及付款审批记录若干，欲证明范志康、李海林虚受福建C有限公司发票挪用侵占Z公司资金导致后者存在资金缺口，故范志康、李海林以个人名义向刘可成借款。范志康、李海林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刘可成提供的明细上只有2,000,000余元，并没有8,000,000余元，据范志康、李海林所知，这笔钱已经由福建C有限公司退还给Z公司了。
对于刘可成、范志康、李海林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对证据1刘可成、范志康、李海林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甲乙丙三方签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XX化工公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5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7，因刘可成不予认可，范志康未提供原件，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8，因何某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9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0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刘可成补充证据1中各方签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刘可成补充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刘可成补充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除了要有借贷的合意外，还必须要有借款交付的事实，二者缺一不可。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XX化工向Z公司转账支付的上述6,000,000元是否为刘可成向范志康、李海林交付的借款？围绕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作如下阐述：
第一，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XX化工与Z公司之间长期存在巨额资金往来。刘可成提供的三组XX化工财务记账凭证、付款申请单等证据多处摘要了“借款Z公司”、“Z借款”等字样，而并未摘要刘可成借款或范志康、李海林借款，故从该组证据看，一审法院难以认定XX化工向Z公司转账支付的上述6,000,000元系刘可成向范志康、李海林交付的借款。
第二，刘可成提供的《借款协议》虽然提到范志康、李海林因Z公司经营向XX化工借款，XX化工为规避资金风险先把款项借给刘可成再由刘可成借给范志康、李海林，但该证据确实如范志康、李海林所述有严重瑕疵，不符合逻辑，且刘可成陈述的该证据形成经过、该证据表达的内容都与法定代表人何某第一次陈述严重不符。纵观本案审理过程，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何某的第一次陈述，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刘可成与XX化工或XX化工的控股股东有密切关系，其有取得XX化工公章的便利条件。因此，对于刘可成以该证据主张其向范志康、李海林交付的款项来源于其向XX化工的借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第三，虽然XX化工在2017年3月10日出具了转账情况说明，但何某同时作为出款单位XX化工与收款单位Z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出了与该转账情况说明内容截然相反的陈述，且转账情况说明出具时公章已经不在何某控制之下，刘可成亦有取得公章的便利条件。因此，何某的第一次陈述证明力应明显大于XX化工转账情况说明的证明力，刘可成以转账情况说明主张上述6,000,000元系XX化工代刘可成向范志康、李海林交付的借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可成补充提供的联合情况说明，性质、内容与转账情况说明类似，同理，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
第四，何某的第一次陈述提到了上述6,000,000元是XX化工提供给Z公司的借款，并不知道有刘可成所述XX化工通过刘可成转借一事，对于刘可成所述签订《借款协议》时何某在场并盖章也予以否认，一审法院暂不论孰是借款人，但何某作为两家公司共同的法定代表人，在否定刘可成是出借人的同时也肯定了XX化工是出借人。
第五，从上海A事务所有限公司提供的材料以及刘可成提供的XX化工2015年度《审计报告》分析，至2015年底刘可成欠XX化工的款项包括预付款项7,868,090元、其他应收款3,130,300元，合计10,998,390元。根据专业术语解释，预付款项是指预付给供货单位的购货款或预付给施工单位的工程价款和材料款，通常是用商品、劳务或完工工程清偿，而其他应收款通常是用货币清偿，故按照常理借款不应列入财务审计报告中的预付款项。然上海A事务所提供的科目明细账查询单显示，XX化工分三次转账给Z公司的6,000,000元并未列入刘可成欠XX化工的其他应收款中，刘可成亦未举证证明该款已列入其欠XX化工的预付款项中，且客观上刘可成亦未向XX化工偿还所谓的6,000,000元借款，因此刘可成所述其向XX化工借款6,000,000元再转借给范志康、李海林并不属实；此外，一审法院虽无法调取到XX化工或Z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完整内容及科目明细账，但从上海A事务所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询证函看，截至2015年底Z公司欠XX化工其他应收款逾12,000,000元，故不排除上述6,000,000元已纳入两个公司往来账目的可能性，结合前述6,000,000元未列入刘可成欠XX化工其他应收款的客观事实，范志康、李海林关于该款已纳入公司往来账目的抗辩意见较之刘可成的主张更加符合逻辑。综上所述，刘可成提供的证据，如前所述或是有严重瑕疵、不符合逻辑，或是证明力较弱，或是与事实不符，不能形成有效证据链来佐证其观点。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为XX化工向Z公司转账支付的上述6,000,000元并非刘可成向范志康、李海林交付的借款，刘可成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刘可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37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70,371元，由刘可成负担（已付）。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
本院认为，关于款项交付，由于XX化工和Z公司之间有大额的往来款，XX化工在转账涉案款项时仅标注“借款Z公司”、“金广借款”等字样，而并未摘要刘可成借款或范志康、李海林借款，再加之XX化工系三次转账，并非一次转账600万元，因此使XX化工涉案的转账与其同Z公司的其他往来款存在混同的情况。对此，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该三笔转账款项与其他往来款是相互区隔的。尽管，上诉人提供了XX化工的声明，但从在案证据来看，刘可成与XX化工或XX化工的控股股东有密切关系已达到高度盖然性，因此，上诉人理应提供其他证据对其款项交付进行补强，但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对其主张进行证明。相反，上诉人主张其系向XX化工借款后再要求XX化工直接将款项打入Z公司，但至今该笔借款未予归还，亦未进入司法程序，且从一审法院调取的XX化工的审计报告来看，涉案借款未列入财务报表中，与上诉人的主张互相矛盾。一审法院通过相关证据的审查，认为涉案款项已纳入公司往来账目的主张更为可信，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刘可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371元，由上诉人刘可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春蓉
审 判 员 朱雁军
代理审判员 吴慧琼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凯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