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53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营业场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847号瑞通广场B座20层。
法定代表人：胡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芳，女，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有芬，女，1978年5月28日出生，苗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顺武，男，2000年9月20日出生，苗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顺梅，女，2003年10月20日出生，苗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顺飞，男，2010年12月20日出生，苗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省，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顺海，男，2012年7月21日出生，苗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省，出生。
上列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龙，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士超，男，198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城市，
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粤0184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事实未能查明，请求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发出传票时间为2017年4月27日，保险公司签收传票时间为2017年5月2日，开庭时间为2017年5月16日，举证通知书上的举证期限为15天，即保险公司的举证期限到2017年5月17日才到期，但一审法院2017年5月16日便开庭，损害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二、一审法院对重要事实未能查明，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虽为庭后提供，但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应予以查明。本案法院受理地在广东，上诉人在湖北，李有芬、熊顺武、熊顺梅、熊顺飞、熊顺海（对该五人以下简称为一审五原告）等在云南，三者之间相距较远；一审五原告的居住地不通公路，距离县城远达一百多公里，为保险公司的调查取证带来实际困难。同时，经保险公司现场走访发现一审五原告完全不知本案的诉讼一事，其中李有芬亲笔签名也与诉状签名完全不一致，一审五原告已经就本案的损失于起诉之前与车主达成调解，调解金额为376000元。本次诉讼非一审五原告提起，李有芬对诉讼事实完全不知情，且李有芬也确认死者熊某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系从云南家里刚到广州的，有关赔偿金的计算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案应就诉讼本身是否为一审五原告的本意及具体赔偿情况进行核查，保险公司赔偿的范围为被保险人因本次事故所遭受的合理合法的损失；超出其实际损失部分，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发回重审。此外，保险公司与李有芬于2017年达成调解协议，调解金额为保险公司赔偿一审五原告40万元，减除郭士超支付的45000元，本案应按保险公司与李有芬达成的调解协议处理，由保险公司赔偿给一审五原告355000元。
被上诉人李有芬、熊顺武、熊顺梅、熊顺飞、熊顺海（一审五原告）共同辩称：一、对于程序问题：本案是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保险公司在开庭时并没有对答辩、举证期提出异议，也没有申请延期举证和开庭，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是合法的。二、对于证据问题：保险公司一审庭后提供的调查询问材料，一审法院不予认定采纳符合法律规定。保险公司没有向一审法院申请延期举证，保险公司在庭后才向一审法院举证显然已超过举证期限，而且保险公司的举证材料也是委托保险公司在云南当地的公司进行调查取证的，并不存在距离远近的问题，其理由不成立。三、对于代理问题：李有芬有关委托事项是由李有芬等人共同委托，并经李有芬的有关亲属见证下签订委托书，委托合法有效。因李有芬本人文化水平有限，连自己本人的姓名都不会签名，为此有关李有芬的签名是由其亲属手把手教李有芬书写的，并由李有芬本人加印指模，保险公司称李有芬不知道起诉一事及本次诉讼非其本人发起是不属实的，同时本次起诉的主体是死者熊某的直系亲属，一审五原告是其合法继承人，诉讼主体适格，受偿的主体也为一审五原告，没有损害一审五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保险公司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四、关于郭士超赔偿款支付问题：保险公司与李有芬达成的调解协议不是李有芬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损害了其他受害人的利益，保险公司陈述的45000元在一审已经查明郭士超已经向一审五原告支付44429.27元，而非45000元。综上，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郭士超经本院合法传唤并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通过其他方式向本院发表答辩意见。
李有芬、熊顺武、熊顺梅、熊顺飞、熊顺海（一审五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1、保险公司在车辆鄂Ｆ×××××号的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共同赔偿620000元（详见赔偿清单、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2、郭士超在保险责任外按责任赔偿86342.87元，并对第1项的赔偿款不足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险公司和郭士超共同承担。赔偿项目及清单：1、医疗费：24429.27元；2、丧葬费:36329.5元；3、死亡赔偿金：695144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324122.88元；6、误工费：4761.26元；7、住宿费：22500元；交通费：4000元。共计1171286.91元。
一审五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出生证、户口本、关系证明;
2、驾驶证、行驶证、保险单、企业信息查询;
3、交通事故认定书;
4、抢救医疗发票、用药明细清单、病情简介、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
5、工作证明。
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向从化区明珠鸿业搭棚店负责人杨海棠调查询问，作出调查笔录一份，并拍摄现场照片三张。
一审庭审中经当庭辩证和质证，保险公司对一审五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户口本的真实性确认，但户口只显示两个小孩，且户口显示签发日期是2016年3月17日，是延期签发的，另李有芬、熊顺武、熊顺梅、熊顺飞、熊顺海提供的两个小孩的医学证明是熊顺海、熊顺飞，他们的出生时间为2010、2012年，但出生证的签发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而死者死亡时间是2017年2月20日，故这是不符合常理的，保险公司对出生证明无法确认；在证明里有亲属关系的证明，只有村委会盖章，并且只是复印件，故我保险公司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三性确认，对证据3、4的三性予以确认；证据5的三性有异议，理由有：一、保险公司通过工商、网上查询不能核实该单位的真实存在；二、保险公司通过在鳌头镇各地寻找也没有找到该单位，保险公司认为其是虚假的。三、一审五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和工作证明是不一致的，而且营业执照只有复印件，且一审五原告又撤回，保险公司认为其存在疑问。
保险公司对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质证意见为：保险公司收到法院邮寄的调查笔录后，根据地址找到杨海棠进行核实，要求看死者出事前的工作地点及居住场所，杨海棠避而不谈，后完全回避。保险公司委托了死者所在地的云南公司派员前往死者居住地进行调查核实，了解到死者系在家务农，2017年2月15日才从广南县出发去从化打工，与调查笔录的陈述不一致。同时保险公司对比了李有芬的签名，与起诉状上的签名不一致。综上，保险公司认为本案存在重大虚假，对此调查笔录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郭士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郭士超放弃抗辩和质证权利。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0日02时45分许，郭士超驾驶制动系、灯光系不合格的鄂Ｆ×××××重型仓栅式货车沿106国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行驶至2405公里700米处（从化区鳌头镇西向村路段）时，适遇熊某未走人行横道在该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步行，郭士超避让不及碰撞上熊某，造成车辆受损、熊某受伤被送往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抢救无效后于当天死亡的交通事故。2017年3月31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熊某与郭士超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郭士超驾驶的鄂Ｆ×××××重型仓栅式货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与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及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两保险的保险期内。李有芬与熊某是配偶关系，熊顺武是熊某的儿子，熊顺梅是熊某的女儿。对于熊顺飞和熊顺海之间的关系，李有芬表示因熊顺武和熊顺飞属于超生人口，无法办理入户，但已经提供村委证明和出生医学证明予以证实其亲属关系,保险公司辩称熊某的户口本上并没有熊顺海和熊顺飞的名字，村委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没有提供原件，且出生医生医学证明是在熊某死亡之后办理的。经审核，熊顺飞、熊顺海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是合法有效的，是因李有芬、熊顺武、熊顺梅、熊顺飞、熊顺海家庭经济条件差才在熊某死亡之后才去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村委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虽没有提供原件，但该复印件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盖章确认与原件核对无误，对此予以确认，熊顺飞、熊顺海与熊某之间确为父子关系，熊某的父母已经先于其死亡，故本案一审五原告均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事故发生后，熊某的亲属从云南过来广州处理本次交通事故和办理丧事等事宜。
另一审五原告提供了熊某的工作证明等证实在事故发生前熊某一直在明珠鸿业搭棚店工作的事实，保险公司认为该单位是虚假存在的，且营业执照和工作证明的公章名字不一致，对一审五原告提供的证据有异议。为查明案件事实，派员前往一审五原告所述的熊某生前工作的明珠鸿业搭棚店进行调查，该搭棚店负责人杨海棠的陈述称：营业执照和名称曾因地域管辖发生变化而发生了变更，但执照和名称发生变化之后还是沿用以前的公章。杨海棠证实熊某自2015年11月至事故发生前一直在该搭棚店工作，工资为每月3500元。另庭审过程中一审五原告表示郭士超已向赔偿44429.27元，对此予以确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标准，对一审五原告的诉请项目认定如下：
1、医疗费为24429.27元。
2、死亡赔偿金为695144元。虽被告保险公司对原告提供的熊某的工作证明提出异议，但经本院调查核实，死者熊某在事故发生前的2015年11月起就在广州市从化区明珠鸿业搭棚店工作居住，赔偿标准应按城镇标准计算。
3、丧葬费为36329.50元。
4、精神损害抚慰金为60000元。
5、被抚养人生活费为324122.89元。一审五原告提供了熊某的工作证明等并经该院查实其事故发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广州市从化区，并已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故计算标准应按城镇标准进行计算。
6、误工费为3000元。
7、交通费为2000元。
8、住宿费为6750元。
以上第一项医疗费为24429.27元，第2-8项其他损失共计1127346.39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依法受法律保护，熊某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有交警部门的处理等证据证实，一审五原告作为熊某的直系亲属，是其法定继承人，其五人作为适格原告诉讼要求赔偿损失有理，予以支持。因事故车辆已经在保险公司处承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及不计免赔），故一审五原告的上述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按照事故责任划分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郭士超按照事故责任划分予以赔偿。其中第一项医疗费24429.27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1万元，剩余14429.27元医疗费及第2-8项损失共计1141775.66元（1127346.39元+14429.27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范围内赔偿11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6万元优先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因死者熊某对事故负同等责任，故根据法律规定，超出交强险损失按照双方责任进行承担，同时因本次事故是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的，应由机动车一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按照1031775.66×60%=619065.4元进行计算，因事故车辆已在保险公司处购买第三者商业险（50万元及不计免赔），故应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内予以赔偿50万元，由郭士超予以赔偿119065.4元，因郭士超已向一审五原告支付44429.27元，应予以扣减，故郭士超还需赔偿74636.13元（119065.4元-44429.27元）。综上，保险公司需向一审五原告赔偿62万元（11万元+1万元+50万元）。
对于保险公司庭后提供的调查询问笔录，因其并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的规定，故不予采纳。
一审五原告起诉标的超过获得支持数额，超出部分的案件受理费应由一审五原告自行承担。郭士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作缺席判决。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十八条、二十二条、二十七条、二十八条、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天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万元给原告李有芬、熊顺武、熊顺梅、熊顺飞、熊顺海；二、限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天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50万元给原告李有芬、熊顺武、熊顺梅、熊顺飞、熊顺海；三、限被告郭士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天内赔偿74636.13元给原告李有芬、熊顺武、熊顺梅、熊顺飞、熊顺海；四、驳回原告李有芬、熊顺武、熊顺梅、熊顺飞、熊顺海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432元，由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承担4768元，由被告郭士超承担574元，由原告李有芬、熊顺武、熊顺梅、熊顺飞、熊顺海自行承担90元。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一审期间，对于一审法院对杨海棠的调查笔录，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并在该《质证意见》附上保险公司在一审五原告住所地的云南省广南县实际调查时由该保险公司人员制作的相关笔录及拍照的照片（其中李有芬谈话笔录上没有就死者熊某何时从广南县到广州打工相关事实进行陈述，熊明祥和熊明发的谈话笔录的内容只是陈述死者熊某在2017年农历正月十九从广南县到广州打工，其余的内容都是有关死者熊某生育子女和及其子女办理户口、出生证的情况），以否定杨海棠向一审法院向其调查时的陈述。
二审期间，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保险公司与李有芬于2017年7月20日签订的调解书，该调解书显示的调解协议为：一、甲方（一审五原告）确认死者熊某为农村户籍，同意就本次交通事故按照农村户籍标准进行赔偿计算；二、双方共同确认本次事故的赔偿金为40万元，甲方收取乙方赔款后不得以任何理由通过任何方式再就本案的损失进行主张赔偿；三、该40万元包含了甲方获得了本次交通事故其他车主及司机的赔偿，即已经获得的赔偿款需要从本协议约定的赔偿金中予以剔除，乙方（保险公司）只赔偿不足额部分。保险公司据此表示保险公司已经就本案的保险赔偿问题与一审五原告达成调解协议。同时，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由保险公司人员制作的该公司人员与李有芬、熊明发的谈话笔录，其中，李有芬的谈话笔录显示李有芬陈述熊某从“2月18日从家出门，2月19日到广州，2月20日出事故”，熊某“有残疾，他在家也没工作，在家做点农活”等，并表示愿意和保险公司调解，同意由保险公司赔偿40万元。熊明发的谈话笔录显示，其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在从化交警处与广东的律师何文峰就熊某的死亡赔偿问题签订协议，赔偿金额为37.6万元，协议在律师处。
对此，一审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有特别授权）认为李有芬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不识字且不懂法律，该调解书是李有芬在保险公司的误导下签订的，不是李有芬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他一审原告是未成年人，即使是李有芬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损害了其他未成年人的一审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
对于一审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异议，保险公司表示李有芬可以亲自到庭向本院陈述其意见，但保险公司后来以保险公司再次找李有芬时，李有芬避而不见，无法让李有芬亲自到本院参加诉讼，并再次提供一份由该保险公司人员制作的谈话笔录，该谈话笔录显示李有芬住所在的村委会村务监督主任在村委会办公室向保险公司人员陈述熊某的子女情况，熊某“没有外出打工，他手有残疾，之前一直在家务农，第一次外出打工，就被车撞死”，熊某在2017年之前从没有外出打工。
对于一审五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一审五原告向法院提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以及保险公司提交的谈话笔录上的“李有芬”的签名，一审五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和保险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分别确认系由李有芬按他人所写的“李有芬”的文字抄写上去的。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关于死者熊某在事故发生前是否一直在从化区明珠鸿业搭栅店工作的事实认定问题。对于该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依职权到从化区明珠鸿业搭栅店处向该店负责人杨海棠进行调查，该店负责人杨海棠向一审法院表示其出具的有关熊某工作收入情况的《证明》（该证明载明熊某于2015年11月至2017年1月期间在该店上班并在该店提供的宿舍住宿，工资平时均每月3500元）是真实的。审查保险公司一、二审期间所提交的证据，其中李有芬的谈话笔录中没有陈述熊某在事故发生前一直在家务农的有关陈述内容，而其他的谈话笔录中对熊某在2017年在家务农的陈述内容，属于证人证言。由于保险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证人并没有与熊某共同生活，对于熊某是否在2017年前在家务的事实，由保险公司制作的该保险公司与证人的谈话笔录，证人未出庭质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谈话笔录的证人证言，不能认定保险公司所主张的熊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前一直在家务农的事实。而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取得的从化区明珠鸿业搭栅店负责人杨海棠的证人证言，有一审法院拍摄的现场照片和该店的营业执照予以佐证，且杨海棠作为熊某雇主的身份，其就熊某的工作情况向一审法院的陈述的证明力大于保险公司的谈话笔录的证明力。因此，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推翻一审五原告提交关于证明熊某在事故发生前一直在从化区明珠鸿业搭栅店工作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保险公司在一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由该保险公司制作的谈话笔录，一审法院以保险公司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为由不予采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予以训诫、罚款。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训诫。本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12日受理，于2017年4月28日向保险公司邮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该邮件于2017年5月2日妥投。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7年5月16日开庭审理，保险公司诉讼代理人与一审五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已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5月18日，一审法院向从化区明珠鸿业搭栅店负责人杨海棠进行调查询问，并将该调查笔录和现场照片邮寄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于2017年6月8日对该调查笔录作出《质证意见》并附上由该保险公司制作的谈话笔录。根据上述规定，即使该谈话笔录系保险公司超过举证期限逾期提交的，一审法院应审查该谈话笔录是否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如果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应予审查确认是否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在没有审查该谈话笔录是否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情况下，就以保险公司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为由对该谈话笔录不予采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是，如前所述，保险公司在一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证明力不足，故即使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也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
关于保险公司与李有芳签订的调解书问题。鉴于保险公司诉讼代理人和一审五原告诉讼代理人都认可各自提交给法院的诉讼文书（包括证据）上的“李有芳”签名，系由李有芬按他人所写的“李有芬”的文字抄写上去的，可见，以李有芳现有的文化水平，其对本案赔偿的计算的相关法律规定，特别是对保险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的理解和认识显然是不足的,而调解协议由保险公司赔偿的40万元金额明显少于一审判决确定保险公司赔偿的62万元的金额，一审五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对该调解协议不予认可，李有芬又没有按保险公司的要求亲自到庭表示愿意按调解协议履行。故为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本院对保险公司请求本案应按保险公司与李有芬达成的调解协议处理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对于保险公司认为郭士超已经实际支付给一审五原告45000元和本案诉讼的提起非一审五原告本意的上诉主张，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确认的赔偿项目及金额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但一审将超出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的14429.27元医疗费与其他损失合计1141775.66元（1127346.39元+14429.27元）确认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范围内赔偿11万元，是不当的，该14429.27元医疗费应在商业三者险内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而不应与其他损失合计在交强险内死亡伤残范围内赔偿。由于其他损失数额已经超过交强险内死亡伤残范围的11万元，即使14429.27元医疗费不再在交强险内死亡伤残范围内赔偿，对交强险不足赔偿的金额不构成影响，保险公司仍应在商业三者险予以赔偿50万元，故一审的判决结果是正确的，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对上诉人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9536元，由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志刚
审判员 余军梅
审判员 张 宾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陈慧兰
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