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民申341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余红海，男，1962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安荣，男，195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天斗，男，196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上列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纯，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琪，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靖昌，男，1982年2月8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兴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兴市济川路26号。
法定代表人：倪道仁，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兴建设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建设路晨虹小区。
负责人：马立新，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襄阳�襄州区黄集镇樊魏路78号。
法定代表人：赵春红，该镇镇长。
再审申请人余红海、王安荣、李天斗因与被申请人赵靖昌、中兴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中兴建设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兴襄阳分公司）、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黄集镇政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6民终1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余红海、王安荣、李天斗再审申请称，（一）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陶化江等六名证人同意出庭作证，证明赵靖昌与申请人达成协议，本案所涉工程全部由申请人承包，所结工程款扣除30万元作为赵靖昌的介绍费后，剩余款项全部由申请人取得，现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二）原审判决�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未查明本案工程款中，申请人的应得数额，支付方的支付方式；2.余小卫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余小卫没有申请人的授权，余小卫在领条上的备注系形势所迫，其签署的任何文书不对申请人产生法律效力；3.2012年1月18日的借条中“不在有任何拖欠”系指农民工工资不再拖欠，并非工程款。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该表述系余红海与赵靖昌之间工程款结清，属于主观臆断。（三）政府委托的审计价为3850174.26元，余红海只得205万元，两者相差太多，不合常理。（四）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为2011年10月24日的工程款分配协议，该证据系复印件，在申请人否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属于重大错误。而且该证据上的工程款总额明显低于政府委托审计价。根据《�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该是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对本案再审。
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款结算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事由，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红海与赵靖昌之间工程款是否结清。现评析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申请陶化江等六名证人出庭作证，应在一审中向人民法院提出，在再审申请中提出，明显属于逾期。�逾期提供的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不予采纳。在本院再审审查过程中，余红海接受本院询问时对此的解释是“我们不懂法律，当时请的法律工作者也没有这个意识说要申请证人出庭，一审法院也没告知我说要请证人来出庭作证”。申请人的该解释说明其没有申请证人出庭并非客观原因，而是申请人自身的主观原因，有重大过失。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余红海提交的证人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仅依据证人证言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因此该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形。
二、关于双方工程款是否付清的问题。1.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称，原审判决未查明本案工程款中申请人的应得数额和赵靖昌的支付方式。本院认为，原审中余红海认可赵靖昌共支付了205万元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关于赵靖昌付款，有原审中余小卫的借条和领条共六张，余红海对其所涉金额包含在205万元中也无异议。因此，原审无需再审查赵靖昌的支付方式。2.余红海主张余小卫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出具的该领条，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余红海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如余红海与赵靖昌双方约定基础设施部分工程款为3850174.26元的政府审核价减去30万元给赵靖昌的介绍费，那么在赵靖昌付给余红海205万元后，赵靖昌还应付给余红海约150万元。余红海在原审和接受本院询问时均陈述余小卫全程参与了该工程，应知晓应结工程款数额。根据再审申请人的一审起诉事由，双方有争议的工程量只有地面硬化、修复彩砖等共计18万余元。余小卫给赵靖昌出具领条书写有“基础设施房建部分除有争议的工程量之外全部结清”。出具该领条，意味着余红海只能对18万余元的增加工程举证属实后主张权利。对此后果，余小卫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即使在赵靖昌强迫之下，按照常理余小卫也不会为了拿到60万元而在借条上书写可能导致约150万元债权被放弃的备注。
三、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称，原审采信了无原件核对的工程款分配协议复印件，且该复印件上的工程款总额明显低于政府委托审计价。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包括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情形；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余小卫出具的领条、余红海出具借条与该分配协议的复印件能够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工程款结算这一事实。由于该分配协议系在政府委托的审核报告出具之前赵靖昌与余红海基于合意而达成的协议，因此该工程款分配协议上工程款总额低于政府委托审计价亦属正常，故原审采信该复印件并无不当。
四、本案诉争的基础设施工程（含增加工程量）政府委托审计价为3850174.26元，双方结算价为205万元。赵靖昌对政府审计价与双方结算价之间的差额进行了说明，余红海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以政府审计价为基础、扣除30万介绍费后其余工程款都归余红海所有的协议。因此，余红海关于两个价格之间相差太多，不合常理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王安荣、李天斗的再�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余红海、王安荣、李天斗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邢 勇
审 判 员 朱红祥
审 判 员 彭 静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胡 静
书 记 员 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