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2民终83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德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秀芹(上诉人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炳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悦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宝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月英，山东雅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琅琊台酒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咏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宝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月英，山东雅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德峰与被上诉人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琅琊台集团)、青岛琅琊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4）黄商初字第2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胡金鳌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代理审判员曲波、刘歆鑫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德峰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予以改判。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于2014年10月立案，至2016年8月9日上诉人收到判决，耗时近两年，严重超过审限；2016年4月6日开庭时，上诉人当庭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被上诉人增加支付上诉人经济损失21万元未准许，但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中旬，将被上诉人在开庭后提交的34份证据寄给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质证。二、两被上诉人主体适格。被上诉人提供的第二份证据“青岛琅琊台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加盖琅琊台集团公章，证明两被上诉人作为销售公司的适格性。三、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自1998年就销售被上诉人酒水，每年到被上诉人处开会订货，每次都会向被上诉人索要欠款，被上诉人每次说给予解决。上诉人还于2012年3月28日、2014年10月14日、17日给被上诉人寄过催款函，从未明确拒绝过。四、被上诉人业务员的行为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的业务人员生宝甫、戚旭选、刘永聪、高泗才、仉振虎等，长期代表被上诉人进行销售合作，他们的行为代表被上诉人，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上诉人琅琊台集团、销售公司共同辩称，一、一审法院程序合法。本案立案后，一审法院及时组织双方调解并进行证据交换。在此过程中，被答辩人提交出许多与立案时证据不符的新证据。因年代相隔十几年的时间，答辩人无法确认其新证据的真实性；再者，答辩人也是抱着对事实负责的态度，同意回公司后对被答辩人的证据进行落实、对账，并邀请被答辩人到答辩人处一起对账，但一直没有等到被答辩人前来对账，该案调解未成，故而一审法院不得不择日开庭审理。在庭审过程中，被答辩人多次增加新证据，答辩人不得不反复调查落实后方能实事求是地进行质证。
二、被答辩人没有在诉讼时效内及时对账或起诉，而是在2014年10月27日才对2002年之前的账目提出异议，徒增了答辩人代理人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量。答辩人曾书面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并获准。答辩人认为，造成审理拖沓的根本原因在于被答辩人，是被答辩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致使答辩人举证、质证变得异常艰难；即使答辩人在一审庭后提交的证据，也是针对被答辩人在庭审中主张冠润公司与被答辩人系同一主体、相关债权债务延续而提出的反驳证据，虽然被答辩人不予质证，但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
三、一审法院认定琅琊台集团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是正确的。被答辩人以合同纠纷起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被答辩人要求琅琊台集团承担合同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至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答辩人提供的第二份证据是“青岛琅琊台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则纯系子虚乌有。答辩人提交的第二份证据并非该证据，而是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的《收货凭据》一份。退一步讲，即使对账单名称为《青岛琅琊台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也与《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不是一回事儿，不能由此认定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适格主体。
四、该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已于2004年2月24日对过账，且被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答辩人财务人员纪冬云向被答辩人出具的对账明细单，明确载明截至2002年年底，被答辩人尚欠答辩人货款161076.92元，答辩人主张的相关返利也已经全部抵顶货款使用。通过该对账单可以看出，即使生宝甫收了被答辩人的货款153422.95元，相互抵顶后，被答辩人尚欠答辩人7653.97元，而答辩人不欠被答辩人任何款项。对账时被答辩人已经认可对账结果，之后长达10余年的时间也并没有异议。被答辩人的证据14足以证明被答辩人的所有主张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从实体方面看，答辩人不欠被答辩人任何款项；从诉讼时效看，2004年2月24日双方对账后，答辩人否认欠被答辩人任何款项，被答辩人在2年的诉讼时效内从未提出异议。即使被答辩人2014年的催款函属实，也是在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之后的行为，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被答辩人的起诉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
五、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业务人员的行为后果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中答辩人已提交详细书面质证意见予以反驳，在此不再赘述。即使被答辩人所述成立，因被答辩人尚欠答辩人的酒款，其诉请也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而被答辩人所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其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应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王德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王德峰与琅琊台集团、销售公司解除买卖合同并返还王德峰支付的酒款163207.95元；2、琅琊台集团、销售公司支付王德峰优惠政策返利款171746.20元；3、琅琊台集团、销售公司支付王德峰借用和退酒款10273.60元；4、琅琊台集团、销售公司支付王德峰车辆落户费、养路费11675.77元，诉讼费由销售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王德峰自1998年开始分别以淄博市临淄北金鑫鑫副食商场、淄博市临淄区召口乡北金鑫鑫商场、世纪风商场名义与销售公司合作销售系列酒类产品。当时销售公司方业务员是生宝甫，至2002年底这段期间，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根据销售情况应当返利171746.2元，销售公司赠送王德峰运输车一辆，按照约定销售公司应支付车辆落户费、养路费11675.77元，该费用由王德峰垫付，销售公司至今未支付给王德峰，在生宝甫负责期间，销售公司从王德峰处借用各种酒作为样品拓展业务以及其他业务员戚旭选、高泗才退还和借酒等共计10273.60元。由于销售公司与生宝甫发生纠纷停止给王德峰发货，尚有163207.95元（其中王德峰直接向销售公司财务交款两次10万元，尚有9785元未发货）酒款未发货也未返还，销售公司系琅琊台集团的下属单位，王德峰多次向销售公司主张权利，但销售公司至今没有履行。
原审查明，1998年7月30日，销售公司（甲方）与淄博市临淄北金鑫鑫副食商场（王德峰，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在1998年8月1日至1999年2月31日，销售甲方产琅琊台系列高、中、低档白酒（青岛王牌长生、方低、力士酒除外）30万元（含30万元）以上，甲方给乙方压货款8万元，每车货款最长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超出时间按销售额乙方向甲方缴纳10%滞纳金，为了有利于促销，自1998年9月31日前，按乙方销售总额（销售额不得低于3万元），甲方按10%返利给王德峰，款到为准。自1998年8月1日起至1999年2月31日止，运费由销售公司负担。
1998年10月30日，销售公司（甲方）与淄博市临淄北金鑫鑫副食商场（王德峰，乙方）又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一辆手续齐全的微型送货车（柳州五菱双排），甲方不再负担一切费用（如修车、油费用等）。车主为甲方所有，甲方只限乙方使用送琅琊台酒厂产品用车，甲方有权随时收回所提供车，并要该车完整无损。如损坏由乙方负担全部的经济责任。甲方只提供车，不配驾驶员。乙方在提车前，必须向甲方预付琅琊台酒款5万元，作为诚意用车销售琅琊台产品。1998年8月份到1999年2月31日前销售甲方产品30万元以上，款到甲方账户为准（甲方给乙方压货款8万元，每车贷款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超出时间按销售额乙方向甲方缴纳10%滞纳金），乙方可以继续使用车。到1999年8月30日前，销售回款累计达到50万元以上，甲方把车送给乙方，作为年底金额奖励，不再享受其他奖励政策。如达不到以上销售回款数字，甲方有权把车收回。本协议条款中与7月份协议条款相抵触的，以本协议为准。
2001年12月21日，销售公司与淄博市临淄北金鑫鑫副食商场王德峰签订琅琊台酒销售合同一份，约定王德峰为销售公司的一级代理商，授权王德峰在临淄区域内代理经销琅琊台酒，产品价格按照2002年销售公司供货价格表的价格执行，如遇到价格调整时，销售公司及时通知王德峰执行新价格。款项及销售政策：现款现货，王德峰以现金或银行汇票付款，年内完成销售额50万元为基数，销售公司给予王德峰瓶价6元以下（含6元）返利3%，6元以上返利5%，半年兑现。每超出基数50万元返利上浮1个百分点，以此类推，超基数260万元以上返利上浮5个百分点。基数内每降低20万元返利下降1个百分点，以此类推（销售公司规定无返利品种除外，但计算销售额），本合同生效日起，以前所签协议，合同终止。本协议自2001年12月21日至2002年12月20日止，销售公司当时的工作人员生宝甫在甲方处签字。之后王德峰与销售公司又签订琅琊台酒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协议自2002年12月21日至2003年12月20日止。
王德峰要求与琅琊台集团、销售公司解除买卖合同，并主张销售公司应当返还王德峰支付的酒款163207.95元、优惠政策返利款171746.20元、借用和退酒款10273.60元、车辆落户费、养路费11675.77元，并提交如下证据：
1、销售公司财务明细账一份，显示截止到2001年6月20日王德峰尚欠销售公司91810元。销售公司业务员生宝甫于2002年7月8日书写的证明一份，证明账面欠款玖万元整与召口鑫鑫副食无关，属生宝甫本人挪用公款。证明上述账面欠款与王德峰无关，而是生宝甫个人挪用，据说生宝甫因此也受到了处分。
经质证，销售公司认为明细账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属实，恰好证明截止到2001年6月3日，王德峰欠销售公司货款91800元，生宝甫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数额9万元与账面欠款不符，证明若属实，则涉及刑事犯罪，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2、2002年7月9日生宝甫书写的欠条一份，注明欠王德峰112622.95元；2002年11月19日生宝甫书写的欠条一份，注明欠王德峰800元；2002年7月16日（实际收到时间为2002年4月20日）生宝甫书写的收到条一份，注明收到酒款20000元；2002年7月16日，生宝甫书写的收到王德峰现金20000元。以上证明生宝甫收取了共计153422.92元的酒款未发货。
王德峰称2002年1月7日、2002年3月12日分别付款50000元，共计100000元，但销售公司仅发货90215元，尚欠9785元，加上上述生宝甫收取的153422.92元，共计163207.92元。
经质证，销售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双方约定“现款现货，王德峰以现金或银行汇票付款，”即使生宝甫系销售公司的业务员，也无权代收货款。
3、2002年5月19日生宝甫和王德峰对账单一份，包括：98年定额50万任务，超出按10%，7万（计7000元）、98年2000年共计130万的破碎2‰（计2600元）、2000年80万5%的回扣（计40000元）、2001年8月27日交款开户回扣没算（40000元×12%=4800元）、2000年11月28日交50000元回扣（50000×12%=6000元）、2001年9月19日开定货会120000元12%回扣（计14400元）、2002年1月7日50000元和2002年3月12日50000元回扣（12000元）、2001年1月14日交款100000元与11.28国旅会政策，100个人/30饭费、品尝用酒468元，返利3000元，计6468元，上述共计93268元（2002年6月16日，生宝甫在该对账单下方注明：以上返利及费用回公司处理后办理手续）；2002年7月7日生宝甫给王德峰出具的欠条一份，注明今欠临淄区召口鑫鑫副食返利及费用①2001年总付22万元返利20572元、②2001年12月28日胶南国旅交款5万元加订货会5万元，共计10万元返利未办（12000元）、③2001年元月14日交10万元返利6468元没办（该笔款已经计算在上述对账单中），上述共计32572元；2002年7月8日，生宝甫书写的欠条一份，注明欠王德峰八仙特曲904箱十赠一没办（904箱×20.8元/箱=18803.20元），红太阳500箱返利没办（500箱×100元×3.9%=1950元），上述共计20753.20元；2004年2月14日销售公司财务人员纪冬云书写的明细一份，记载：生宝甫收款2002.7.16，20000元、20000元、2002.11.19，800元，2002.7.9,112622.95元，共计153422.95元，截止2002年12月底应收款161076.92元，其中F号4650元、156426.92元，明细还记载了返还明细：2001年中秋返利20572元，在2002年1月F号用；2001年全年返利11864元，在2002年6月份用；2002年12月春节返利13289元，在2002年4月份用；2002年12月老品种返利3506元，在2003年10月份用；2002年37月返利2063元，在2003年10月份用；2002年12月春节返利7985元，在2003年10月份用。王德峰称2001年全年返利11864元以及2002年12月份春节返利13289元付给王德峰，共计25153元。
王德峰称上述返利及优惠政策共计171746.20元。
经质证，销售公司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生宝甫签字属实，欠条与销售公司无关；收到条不能证明销售公司收到款且没有发货；所有欠条和收到条的落款时间均在2002年7月8日之后，也就是说在销售公司未授权且王德峰明知生宝甫涉挪用公款的情形下，依然与生宝甫发生金钱关系，应由王德峰承担不利后果，且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在纪冬云书写的明细账中明确载明王德峰尚欠销售公司应付款161076.92元，并注明相关返利已经全部抵顶货款使用，其中2002年7月7日生宝甫书写的欠条第①项就是纪冬云书写的2001年中秋返利20572元；第②项就是纪冬云书写的2000年12月春节返利13289元；第③项不存在。
4、2001年9月17日，生宝甫书写的收到条一份，注明收到礼盒原酒13盒；2001年6月13日，生宝甫书写的收到条一份，注明收到礼盒原酒14箱；2001年9月6日，生宝甫书写的借条一份，今借金狮酒2箱、金龙酒2箱、飞天酒1箱、金光酒1箱、红光酒1箱、长城酒1箱，并注明杨德新借用样品；2005年11月10日，戚旭选书写的收到条一份，注明收到冠润公司退回28°贡品63箱；2005年12月19日刘永从书写的收条一份，注明捎回胶带30条、28°贡品3箱；2003年10月17日销售公司法律事务处高泗才书写的借条一份，今借临淄召口鑫鑫酒水批发部礼盒原酒2盒，公安局谭增林处理关系用。
上述酒品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共计10273.60元。王德峰称因为当时双方业务关系很好，销售公司业务员到周村等地方开订货会，从王德峰处借酒使用很正常，因为业务员不可能跑回胶南拿酒用。
经质证，销售公司主张上述工作人员均未得到销售公司的授权，且戚旭收到的是“冠润公司”，与王德峰无关，刘永从书写的条也是2005年发生的业务，与王德峰主张的自1998年至2002年这段时间无关，即使退回相关酒品，也不能证明销售公司尚欠王德峰酒款，具体应以对账单为准，高泗才书写的借条系其个人行为，与销售公司无关。
5、2002年6月27日生宝甫出具的收到条一份，注明收到餐费发票金额1046元，悦平饭店杨德新处理开发淄博饭店用，王德峰称当时生宝甫的上级领导杨德新为了拓展淄博饭店的酒水业务，餐费是王德峰付的，王德峰将发票交给生宝甫，生宝甫回单位报销，所以给王德峰出具了收到条；2000年9月6日生宝甫出具的收到条一份，注明收到4409车养路费单据2464元拿回去报销不一定报；2002年元月10日生宝甫出具的收到条一份，注明收到鲁Ｃ×××××车费用单据8058.77元、2001年9月15日明月楼开会做条幅费用107元发票一张。
王德峰称上述证据证明销售公司欠王德峰餐费、车费11675.77元。
经质证，销售公司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有关车的费用的收到条，结合1998年10月3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销售公司不再负担车的一切费用，且证据上注明“拿回去报销不一定报”。
6、王德峰还提交了2003年销售公司业务员仉振虎收到王德峰预付款等收款证明、销售公司业务员戚旭选收到王德峰订货会交款等证明，其中2003年12月28日还书写了一份注明2003年9月28日之前的收到条（王德峰）全部作废的证明。
证明王德峰销售销售公司的酒水，必须先打款订货后销售公司才送货，还证明王德峰2003年9月28日之前王德峰的收到条全部作废。
经质证，销售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均是仉振虎接手生宝甫之后及戚旭选接手仉振虎之后的收款条，不能证明2003年1月之前的业务是现款现货。实际上，在2002年12月份之前，都是先发货后付款，王德峰付款后才能将相关收到条撤回，没有撤回的收到条均为尚未结清的货品；至于戚旭选所写的收到条作废的表示，仅是代表了自2003年戚旭选接手仉振虎的业务之后所发生的有关王德峰收到条已结算清楚的意思，并不能代表2003年之前的业务情况，王德峰的证明事项不成立。
7、王德峰提交其分别于2014年3月28日、10月12日、10月17日向琅琊台集团、销售公司邮寄催款信函的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向销售公司索要返利款、车费养路费以及借用酒品款，并在信件中表述了其每年都向琅琊台集团、销售公司索要，但琅琊台集团、销售公司一直未支付。
经质证，销售公司认为王德峰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销售公司提交了由王德峰和其妻子徐秀芹签字的并加盖淄博市临淄北金鑫鑫副食商场公章的收到货物证明、收款凭据、证明条、收到条、证明共计13份，证明自2001年10月21日至2005年3月21日，王德峰共计收到销售公司货物计款229180.58元，证明王德峰尚欠销售公司货款229180.58元。销售公司主张其自2005年淄博冠润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德峰）成立后，销售公司就与冠润公司发生业务关系直至2011年，并非是王德峰所称的与王德峰发生业务至2011年。销售公司提交了其与冠润公司签订的琅琊台酒销售合同以及对账单等，因销售公司未在法庭规定的时间内向本院提交证据，王德峰对销售公司在庭后提交的证据不予质证。
原审认为，王德峰与销售公司自1998年至2002年期间签订琅琊台酒销售合同以及协议书等，约定王德峰为销售公司销售琅琊台酒，王德峰为销售公司的一级代理商，当时生宝甫为销售公司的业务员，最后一份销售合同的期限到2003年12月20日止，双方合同早已到期。双方发生的业务关系应当由双方承担，销售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单位，王德峰要求琅琊台集团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王德峰主张的酒款163207.95元。根据王德峰提交的生宝甫于2002年7月份和11月份给王德峰书写的欠条、收到条等共计153422.95元，能够证明生宝甫收到王德峰货款，并且从王德峰提交的销售公司财物人员纪冬云于2004年2月24日的明细中也记载生宝甫收款153422.95元，依法予以确认。但是纪冬云书写的明细中不仅注明了生宝甫收款153422.95元，也记载了截止2002年12月底应收款为161076.92元，应收款大于收款，也就是说2004年2月24日双方对账王德峰尚欠销售公司7653.97元，并不存在王德峰所主张的生宝甫收款153422.95元未发货的情形，故对王德峰的主张不予支持。王德峰主张销售公司收取王德峰款项100000元，但仅向王德峰发货90215元，尚欠9785元，但仅提交王德峰自己书写的明细，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优惠政策返利款171746.20元。王德峰根据2002年5月19日生宝甫和王德峰的对账单计算回扣93268元，但是2002年6月16日生宝甫在该对账单上注明：以上返利费用回公司处理后办理手续，从其表述来看，应当以和公司办理手续为准，2002年7月7日的欠条也是和返利相关，并且部分和上述对账单重复，而王德峰提交的销售公司财务人员纪冬云书写的明细中明确记载了2001年到2002年期间的各项返利，并且也明确记载返利已经使用。王德峰称销售公司未将返利支付给王德峰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借用和退酒款10273.60元。王德峰提交的2005年11月10日戚旭选的收到条中记载的收到冠润公司退回的28°贡品63箱（计款7030.80元）以及2005年12月19日刘永从书写的收到28°贡品3箱（计款334.80元）均与本案无关，对此不予支持，生宝甫以及高泗才书写的借用酒款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系借用法律关系，王德峰可以另行主张，生宝甫收到两次退回的原酒13盒和原酒4箱计款2516元，但该退回酒品发生在2001年，双方在2004年2月24日对账时显示截止到2002年12月底王德峰尚欠销售公司7653.97元，上述退回的酒款应当在2004年2月24日已经扣除。王德峰现在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车辆落户费和养路费11675.77元。王德峰主张的餐费以及条幅的费用与本案的琅琊台酒销售合同没有关联性，依法不予支持。关于4409车的养路费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并且生宝甫也在收到条上注明“拿回去不一定报”，至于鲁Ｃ×××××车费单据，即便该车是销售公司奖励给王德峰的车，但双方1998年10月30日协议书中约定销售公司不再负担一切费用（如修车、油费用等），王德峰要求销售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
销售公司主张王德峰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从时间上来看，王德峰主张的业务均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间，也就是在王德峰经营淄博市临淄北金鑫鑫副食商场期间，自2005年冠润公司成立后，该公司与销售公司发生业务关系，虽然王德峰系法定代表人，但该公司系独立的法人，并非王德峰所称的一直和销售公司发生业务到2011年，王德峰仅是和销售公司发生业务至2003年，但王德峰直到2014年才给琅琊台集团、销售公司邮寄催款信函，早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故王德峰要求销售公司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德峰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654元，由王德峰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新证据：
一、2005年7月29日、2009年12月14日、2010年5月13日对账单，证明：两被上诉人是本案适格的责任主体；同时被上诉人欠上诉人377905.92元货款、返利款等款项；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戚旭选欠退酒款6930元(退贡品酒66箱，每箱6盒，每盒17.5元)；上诉人一直向被上诉人催要上述款项，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二、冠润公司工商登记一份，证明该公司由王德峰注册，成立于2005年7月21日，于2006年12月29日被吊销，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德峰，公司的债权债务由王德峰享有和承担。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三份对账单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工商登记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两份冠润公司对账单，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
被上诉人提交2005年7月29日客户名称为冠润公司的对账单一份，证明至2005年7月29日，双方不存在欠款关系。
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2005年7月29日存在两份不同内容的对账单，证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款项，但被上诉人与冠润公司没有业务欠款。
本院认为，三份对账单中关于生宝甫欠上诉人遗留问题款项377905.92元，该内容系上诉人自行书写，被上诉人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冠润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冠润公司对账单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承认其起诉不包括冠润公司业务款项，冠润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业务已经结清。
上诉人以时间久远、单据不全为由拒绝与被上诉人对账。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对于上诉人提交的2005年7月29日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崔旭光签名的对账单，该对账单记载上诉人欠被上诉人132356.17元货款，上诉人自行记载生宝甫欠上诉人遗留问题款项377905.92元，被上诉人对此不认可，且该欠款系上诉人自行书写，本院不予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琅琊台集团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责任主体；二、被上诉人应否偿还上诉人163207.95元酒款；三、被上诉人应否支付上诉人171746.2元返利款；四、被上诉人应否支付上诉人10273.6元借用、退酒款；五、被上诉人应否支付上诉人车辆落户费、养路费、餐费等费用11675.77元。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销售公司签订多份销售合同，销售公司是合同当事人。上诉人仅凭一份“青岛琅琊台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且没有加盖该集团公司公章，认为琅琊台集团是本案适格的责任主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被上诉人应否偿还上诉人163207.95元酒款问题。该酒款分两部分：一是有生宝甫签名的收款条4份，计款153422.95元；二是上诉人出具情况说明称支付货款10万元，但收货90215元，尚欠9785元。对于生宝甫的153422.95元收款，被上诉人确认收到，并在2004年2月24日对账单中载明。但该对账单同时确认上诉人尚欠161076.92元货款，截止到2003年11月6日(被上诉人最后一次返利时间)，被上诉人并不欠上诉人酒款。并且双方当事人此后一直持续业务往来，对于上诉人所欠货款及被上诉人收款未发货等情形，均可在相互履行中得到弥补。对于上诉人主张的所欠9785元被上诉人供货不足问题，仅有上诉人主张而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仅凭上诉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欠163207.95元酒款。
关于第三个焦点，被上诉人应否支付上诉人171746.2元返利款问题。上诉人主张的上述返利业务时间发生在1998年至2002年底。一、根据双方当事人1998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到1999年8月30日前，销售回款累计达到50万元以上，被上诉人把车送给上诉人作为年底金额奖励，不再享受其它奖励政策”。因此，在被上诉人将车辆赠送给上诉人后，上诉人不应再享有1999年8月30日以前的其他奖励；二、关于2001年至2002年返利，双方当事人在2004年2月24日对账中均确定了返利金额及返利使用方法，上诉人自称2001年全年返利11864元及2002年12月春节返利13289元未支付给上诉人，但该对账单明确记载该两次返利分别于2002年6月份、4月份使用；三、2002年5月9日生宝甫出具的自1998年至2002年返利93268元说明中，注明“以上返利及费用回公司处理后办理手续”，被上诉人事后没有办理相应返利手续，证明该返利并未得到被上诉人的确认。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利171746.2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四个焦点，被上诉人应否支付10273.6元借用、退货款问题。该部分金额中较多的一笔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戚旭选于2005年11月10日收回冠润公司63箱贡品酒7030.8元，但该部分请求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无权主张冠润公司的权利。且上诉人庭审时承认，关于涉及冠润公司的业务与被上诉人已经结清。故本院对上诉人该7030.8元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其他3242.8元(10273.6元7030.8元)，分别发生2001年生宝甫借用酒品2772元、高泗才2003年10月借用酒品136元、刘永聪2005年12月收到退货酒334.8元。该部分借用及退货款因以下原因本院亦难于支持上诉人的主张：一、2004年2月24日经双方当事人对账，并未出现该部分内容，亦未得到被上诉人的确认；二、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上诉人自2001年10月至2005年3月收到被上诉人229180.58元不同种类酒品，双方当事人系长期业务关系，此后仍进行业务往来，在被上诉人出具上诉人收货金额已远超过上诉人借用、退货款时，上诉人在不同意对账或审计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借用或退货款；三、自2005年9月冠润公司成立后，由冠润公司与被上诉人开展业务，上诉人不能区分系其个人业务或冠润公司业务。综上，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10273.6元借用及退货酒款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五个焦点，被上诉人应否支付上诉人车辆落户费、养路费、餐费等费用11675.77元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1998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约定，被上诉人“不再负担一切车辆费用”，所发生的车辆养路费、落户费用是上诉人在车辆使用过程中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产生的应自行负担的费用，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相关车辆使用费用没有合同依据。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接待其工作人员杨德新所花费的1046元餐费问题，与本案买卖无关，本院不予处理。
另外，上诉人要求解除双方当事人的买卖合同关系问题，因双方当事人自2005年不再发生业务，买卖关系已经终止，此后系冠润公司与被上诉人业务往来，无需另行解除合同。
综上，双方当事人系长期业务关系，来往业务金额较多，双方不能就欠款问题达成一致，比较妥当方法应由双方当事人对账或审计确认欠款金额，在被上诉人同意对账或审计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同意，且上诉人提交欠款证据不足，本院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存在其他借用、收款等被上诉人不认可的行为，上诉人可另行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54元，由上诉人王德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金鳌
代理审判员 曲 波
代理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