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9民终43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春生，男，197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东台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美红，女，196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东台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长峰，男，197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东台市时堰镇周舍村*组**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业全，男，195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东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平，上海坤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春生、孙美红因与被上诉人崔业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17）苏0981民初4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春生、孙美红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撤诉后再次起诉，未提交任何新证据。为什么同一案件，基于同样的事实和证据，第一次法院动员被上诉人撤诉，而第二次却判被上诉人胜诉？上诉人认为，这是法官主观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二、一审法官颠倒了一般民事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一般民事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应是谁主张谁举证。结合本案，被上诉人凭上诉人的借条起诉要求上诉人归还60万元本息。按照被上诉人主张的数额和法律规定，法院首先应当要求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上诉人是怎么出借其60万元的，包括借款人、时间、地点、交付方式等，而不是首先强调出具借条方举证证明其是否已按照借条还钱。因此，无论上诉人是否亲自到庭陈述以及陈述如何，均不应当减轻或免除被上诉人依法应履行的举证责任和举证义务。假设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通过如此的诉讼而去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一审法官是否亦照此判决？三、一审判决完全是法官以主观推定作出的，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支持。1.被上诉人庭审时提交的2012、2013年的借条和欠条均是复印件，而与借条、欠条所对应的保证书却是原件，众所周知，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更不能作为法官定案的依据，而借条和保证书是皮和毛的关系，即使有了保证书原件，因借条是主合同，保证书是从合同，主合同不存在了，保证书还有实际意义吗？该情形之所以出现只能证明双方已经了结2014年以前的账，故借条原件由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销毁等情况。从被上诉人的自述来看，2012、2013年的借条和欠条是经过双方“核算”后由上诉人收回的，不经过结账确认上诉人实际并未借到60万元，被上诉人怎能同意上诉人收回借条和欠条原件？2012年到2014年借条上的数额均是60万元，而从2012年开始就约定利息，如上诉人真实借到被上诉人60万元本金，经2013、2014两次换据时为什么没有加计利息？被上诉人自己应当先自圆其说；2.一审歪曲了上诉人在庭审中对2012、2013两份保证书发表的一贯答辩意见，即保证书是上诉人写的，对其真实性不可能持怀疑态度，而是对关联性有异议，其理由在上述“1”中已经阐明，无需赘述；3.2014年的借条确是上诉人所写，但同样并未实际发生。如果发生，就应当有打款记录，所以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就是以民间借贷为案由，当庭审中要求其出示付款方式和记录时，被上诉人顿感措手不及，又改称系业务欠款转借款，当上诉人要求其出示经双方签字确认的对账单或往来账册时，被上诉人只能撤诉。时隔一年半后又起诉又未提交任何新证据；4.一审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保证书、借条、加了引号的“账册”和当事人的陈述。(1)上诉人认为，保证书原件证明因事了不复存在复印件的效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2）2014年的借条因没有实际发生而留置在被上诉人处，是有先例的，即2012、2013年借条原件收回销毁，而保证书原件就留在被上诉人处。另两份保证书是对2012、2013年借条和欠条的保证，既然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收回了借条和欠条的原件，与之相应的保证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将对2012、2013年借条和欠条起保证作用的保证书，用来证明2014年借条的效力并作为判决的依据，岂不荒唐至极；（3）要证明2014年借条的法律效力，就必须证明有真实的打款记录或双方对账签字确认的业务账册；(4)加了引号的“账册”系被上诉人单方做账，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没有证据支持，却得到法庭的认可并作为判决依据，实属罕见。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对保证书的真实性提出鉴定意见和上诉人没有到庭陈述，因而判其不利，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上诉人对保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当然不需要提出鉴定意见；上诉人因在山东打工，特地请了亲戚全权代理，代理人的意见就是上诉人的意见，这与上诉人是否到庭陈述有何关系？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据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崔业全书面辩称，一、上诉人武春生、孙美红上诉状的不服事由，在东台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已载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因路途遥远，且本案纠纷纠缠多年，答辩人身心疲惫，请求不再出庭参加审理。
崔业全向一审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武春生、孙美红归还借款60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2月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9.05‰计算）；2.判令武春生、孙美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崔业全与武春生、孙美红有买卖业务往来。2012年12月4日武春生、孙美红出具保证书一份，承诺对所欠崔业全的借款60万元分期归还。2013年2月7日武春生又出具保证书一份，承诺对借款60万元分期还清。2013年2月9日武春生、孙美红出具60万元的借条一份，约定了利息和履行期限。武春生、孙美红在2014年2月5日出具借条后收回2013年2月9日的借条，在新借条上载明：“今借到崔业全人民币陆拾万（600000.00元）元正，月息9.05‰在2015年2月1日前还款借款人：武春生孙美红2014.2.5”。嗣后，武春生、孙美红未归还案涉借款。
审理中，武春生、孙美红自认2011年以来其与崔业全之间曾发生数百万的买卖业务往来。其对崔业全提交的两份还款保证书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在指定期限内既未到庭陈述相关情况，也未申请司法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在双方当事人曾发生数百万买卖业务往来的基础上，崔业全提交借条和保证书对借贷关系予以证明，武春生、孙美红表示对2014年2月5日借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而称借条中载明的款项并未实际发生，且保证书是虚假的，但并未到庭说明相关情况并提交相关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也未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对其辩解无法采信。结合保证书、借条、“账册”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武春生、孙美红数次出具60万元借条和相关保证书的行为系经双方协商后对货款转为借款的确认，其应当按照借条载明的内容履行给付义务。崔业全主张自2014年2月6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月利率9.05‰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照准。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武春生、孙美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崔业全支付借款60万元及利息（以60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2月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9.05‰计算）。案件受理费133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300元，由武春生、孙美红共同负担。
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由武春生、孙美红承担60万元本息还款责任是否适当的问题。经查，武春生、孙美红于2014年2月5日向崔业全出具一张60万元借条，崔业全主张该条据名为借条实为结账条且款项已交付，并提供武春生、孙美红二人分别于2012年12月4日、2013年2月7日出具的保证书、2014年2月5日出具的126553元欠条、2013年2月9日借条复印件、个人账册、配偶游巧凤2012年取款记录等综合证据佐证。武春生、孙美红对案涉60万元借条真实性无异议，但抗辩称因崔业全提供的2013年2月9日借条复印件是虚假借条，个人账册未经其二人确认等，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该60万元款项已实际交付。对此，本院认为，因武春生、孙美红二人出具的两份保证书内容与案涉60万元借条、2014年2月5日126553元欠条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该60万元借款系对双方债务的结算且款项已交付，反之，武春生、孙美红二人抗辩称出具保证书是为了能够顺利借到该60万元，而非保证偿还该60万元，与保证书中详细的还款约定明显不相符，且其二人主张多年来未收到借款，却未将借条收回亦与常理不相符，故两上诉人的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两上诉人承担60万元的本息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武春生、孙美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0元，由武春生、孙美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祥
代理审判员 张振福
代理审判员 唐艳玲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吴珺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