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3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莫文礼，男，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阳县，现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818。
委托代理人：莫盈盈，女，汉族，××年××月××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阳县，公民身份号码：×××4386，系莫文礼之女。
委托代理人：刘英，广东谨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芝海，男，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光山县，现住：珠海市，公民身份号码：×××181X。
委托代理人：汪险峰，广东融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立秋，男，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阳县，现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7616。
委托代理人：彭伏秋，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启明，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155。
委托代理人：黄晓峰，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春青，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莫文礼、何芝海因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珠香法湾民一初字第1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6月13日下午5时许，唐立秋在理想酒店门口做户外广告招牌时，因其所站的脚手架倒下，唐立秋从离地四米高处摔至地面受伤，随即被送往珠海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为2013年6月13日至2013年7月23日，共住院40天，其间于2013年6月24日施行左胫骨下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取髂骨植骨术。出院诊断为：左侧Pillon骨折、左跟骨骨折、乙型肝炎小三阳。出院医嘱有：定期骨一科门诊复诊，不适随诊；术后3月内部分负重，术后3月后视复查骨折愈合情况决定是否完全负重；待骨折愈合后取出内固定；全休一月。该院并出具诊断证明书两份，其中2013年7月23日诊断证明书载明住院期间留陪护一人；2013年10月18日诊断证明书载明1年至半年后酌情取出内固定（需治疗费用约1.5万元左右）。唐立秋提交医疗费单据7张、座便器收据1张，显示其住院期间至2014年10月19日期间共支出医疗费66606元。谢启明称，唐立秋住院期间，其支付了38000元给唐立秋，同时何芝海从其处预先支取了工程款25000元给唐立秋。何芝海于2013年6月21日向谢启明出具《借据》一份，内容载明何芝海向谢启明借款25000元用于唐立秋的住院费，由谢启明直接交付第二人民医院。何芝海称，其从谢启明处预先支取了25000元给唐立秋，是以莫文礼、何芝海的名义共同支付的，莫文礼、何芝海各支付了12500元。莫文礼称，何芝海支付的25000元中包括莫文礼支付的12500元，该12500元是莫文礼从何芝海处预先支取的工资，莫文礼另支付了4500元给唐立秋，合计支付17000元。唐立秋确认住院期间共收到莫文礼、何芝海、谢启明支付的上述67500元。
唐立秋提交《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合同》及《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工程项目报价单》各一份，显示2013年3月27日何芝海（承包方）与谢启明（发包方）签订该合同及报价单，约定谢启明将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工程（工程地点：拱北粤华路152号23栋3楼）发包给何芝海，由承包人包工，发包人包料，工程期限自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6月6日，具体工程项目有砌砖、批荡、贴地砖瓷砖、大理石门槛、窗台石、波打线、卫生间防水、天花及墙面油漆、天花吊顶、给水、排水、电路；何芝海是工程安全总责任人，施工中严格执行安全施工操作规范，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严格执行施工规范及质量标准，保质保量完成工程。唐立秋还提交《商品订货单》一份，在该订货单上有手写木工项目名称（衣柜、收银服务台、背景墙造型、包水管、窗帘盒）及相应的报价。该订货单没有任何人签名。唐立秋称：1.谢启明将理想酒店装修工程发包给何芝海承包，何芝海又将该工程的木工项目分包给莫文礼，莫文礼雇请唐立秋及案外人郭新良到该工地做木工，唐立秋每天的工作内容由莫文礼安排，工作量由莫文礼确定，工资由莫文礼支付，广告招牌是莫文礼安排唐立秋做的；2.唐立秋所站的脚手架是由莫文礼、唐立秋及郭新良三人共同搭建，其中郭新良在上方搭建，唐立秋在下方递材料，莫文礼把地面弄平；3.由于脚手架旁边有一堆垃圾，导致地面不平，脚手架在唐立秋站在上面工作时突然倒下，导致唐立秋摔伤。
谢启明对上述《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合同》、《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工程项目报价单》、《商品订货单》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并称：1.其是以个人名义与何芝海签订《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合同》，何芝海承包的工程范围包括木工、水电工、泥水工，案涉装修工程除发包给莫文礼外没有发包给其他人，目前工程已经完工，水电工、泥水工已经结算，但木工还没有结算；2.《商品订货单》不清楚是谁书写的，是何芝海作为总承包方于2013年5月25日在理想酒店工地直接交给谢启明的，并约定按订货单报价下浮10%计算。广告招牌工程是谢启明和何芝海直接结算，谢启明不认识唐立秋和莫文礼；3.其支付过木工项目的工程款3000元给何芝海，但没有付款凭证，何芝海后将该款支付给了莫文礼和唐立秋，其没有直接支付过工程款给莫文礼和唐立秋；3.脚手架倒塌的原因在于搭建时没有注意到承重问题；4.依据行业惯例，建筑垃圾的堆放及搬运应由何芝海负责。
何芝海对上述《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商品订货单》不予认可，称：1.该订货单是莫文礼的哥哥莫又可直接写给谢启明的，何芝海未承接木工项目，也未承接户外广告招牌项目，莫文礼不是从何芝海处领取工资，何芝海与莫文礼没有转包分包关系；2.何芝海亦未向莫文礼支付过款项，唐立秋的工作是由莫文礼安排，并非由何芝海安排；3.何芝海无装修工程资质。何芝海提交《工程费用结算单》一份，显示2013年8月5日，谢启明与何芝海就地砖、波打线、门槛石、窗台石、大厅包柱子、吊天花、窗帘盒、水电安装、油漆批灰、砌墙、批灰旧墙、洗手间防水、洗手间安装厕门工程项目进行了结算，上述工程总造价为167830元，谢启明已支付149000元-12500元=136500元，尚欠31330元工程款未支付，再扣除2013年8月5日谢启明支付的5300元，谢启明欠何芝海工程款26000元未付。何芝海称，上述结算项目均为泥水工和水电工项目，不包括木工项目，其中窗帘盒项目在木工进场前就由吊天花的工人先行做好，故何芝海、谢启明对该项目进行了结算；双方在谢启明向何芝海已付的149000元中扣除了12500元，该12500元属于应付木工工程款，而该款已以莫文礼的名义支付给了唐立秋，因此双方并未对木工进行结算，木工不属于何芝海的承包范围；由于莫文礼推脱，何芝海才向唐立秋出具了前述25000元的《借据》。谢启明称，扣除的12500元双方是约定到木工处，25000元款项均为借支的工程款。
莫文礼对上述《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合同》、《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工程项目报价单》、《商品订货单》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称：1.唐立秋与莫文礼共同受何芝海雇佣，唐立秋与莫文礼系同事关系，并非劳务关系，唐立秋与莫文礼是老乡关系，是通过莫文礼介绍进来一起做工的，唐立秋的工作是由何芝海安排，唐立秋及郭新良的工资是由莫文礼从何芝海处代领，再由莫文礼代付给唐立秋及郭新良，这是农民工用工时工资结算的惯常做法，不能就此认定唐立秋与莫文礼之间的劳务关系；2.何芝海与莫文礼非分包关系，莫文礼未从谢启明处直接取得款项，莫文礼的工资由何芝海确定，每日210元，由何芝海发放；3.莫文礼出于同情及老乡情谊为唐立秋垫付17000元医疗费；4.谢启明作为发包方，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关资质和条件的何芝海，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5.何芝海作为雇主，明知唐立秋不具备相关资质和条件仍进行雇佣，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6.莫文礼无装修工程资质。莫文礼于2013年6月26日出具《现场证人证明》一份，称其与唐立秋系同事关系，其于2013年5月27日起至2013年6月13日期间在理想酒店工作。并称：“（事情经过）在工地现场有一堆很大的垃圾，我几次三番催老板拉走，他们就是推三阻四，由于垃圾问题，脚手架倒了。”莫文礼又于2013年10月4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唐立秋于2013年5月27日至2013年6月13日在珠海市拱北新市花园理想酒店做木工，工资按日计算，（210元／天）工程完工结清。”
唐立秋单方委托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该所于2013年9月2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鉴定意见为伤者唐立秋因外伤致左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其工伤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级。唐立秋为此支出鉴定费1500元，并有鉴定费发票为证。莫文礼认可该鉴定意见，何芝海、谢启明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谢启明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重新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唐立秋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4年8月7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唐立秋因伤致残等级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谢启明为该次鉴定支出鉴定费2330元，有相应的鉴定费发票为证。
唐立秋称，其从事木工20多年，2004年来到珠海做工，日工资为210元。何芝海、谢启明对唐立秋主张的工资收入不予认可。唐立秋提交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一份，显示唐立秋在该行开办金穗借记卡一张，该卡账户在2011年3月21日即已发生交易行为。唐立秋又提交湖南省邵阳县九公桥镇塘洪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唐立秋母亲邓安怀（生于1930年10月10日），育有一子一女。湖南省邵阳县公安局九公桥派出所在该证明上盖章并写明“情况属实”。唐立秋主张其因伤误工期间为2013年6月13日至第一次伤残鉴定之日即2013年9月25日。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唐立秋与莫文礼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的问题。
目前市场上以个人身份承接装修工程的情形大量存在，在该类工程中，雇主与雇员之间不签订书面劳务合同的情形亦属普遍现象，雇员的工作内容往往由雇主口头安排，工作量的核定以及劳务费的支付即使有书面凭证，亦由雇主持有。因此，唐立秋对其关于与莫文礼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主张，仅需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即可，在唐立秋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后，莫文礼否认双方存在劳务关系的，应提供相应的反证。本案中，首先，根据唐立秋、莫文礼的陈述，足以认定唐立秋系在理想酒店从事木工作业的过程中受伤，唐立秋的工资是从莫文礼处收取。依常理判断，如唐立秋与莫文礼均系何芝海雇请，无需通过莫文礼领取工资，故莫文礼关于二人为同事关系，均系何芝海雇请的抗辩，不符合常理。其次，何芝海于2013年6月21日向谢启明支取的25000元款项中，包含了12500元的木工款项，后何芝海将该款以莫文礼的名义支付给了唐立秋，莫文礼予以认可并称该款项属于莫文礼的工资，但从莫文礼所称的其日工资210元及其在《现场证人证明》中所述的工期来看，两者数额无法对应。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唐立秋已对其上述主张完成初步举证责任，莫文礼否认双方存在劳务关系，但未提交相应反证，且其陈述与常理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唐立秋与莫文礼之间存在劳务关系。
（二）关于唐立秋及莫文礼的过错问题。
从唐立秋、莫文礼、何芝海、谢启明的陈述可以看出，脚手架的倒塌在于地基不平，莫文礼作为雇主，明知地基不平仍指示唐立秋及郭新良搭建脚手架，对脚手架倒塌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唐立秋系受莫文礼指示搭建脚手架，属于履行职务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莫文礼承担，故唐立秋对脚手架的倒塌不存在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莫文礼应对唐立秋的人身损害承担全部侵权责任。莫文礼称因现场有一堆垃圾导致地基不平，但该事实即使成立，垃圾堆的存在亦仅是导致脚手架倒塌的间接原因，而非直接原因，原审法院对莫文礼的该陈述不予采纳。
（三）关于木工项目是否属于何芝海承包范围的问题。
首先，发包方在装修过程中根据需要增加装修工程项目的情形大量存在，因此，虽然何芝海与谢启明签订的《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合同》中未包含木工项目，但不排除后续在何芝海的承包范围内增加木工项目的可能；其次，何芝海于2013年6月21日向谢启明支取的25000元款项中，亦包含了12500元的木工款项，何芝海辩称其未承包木工项目，却又向谢启明支取木工款项，相互矛盾，何芝海解释称系因莫文礼的推脱才出具该25000元的《借据》，该解释并不合理，亦无相应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最后，虽然《工程费用结算单》中未对木工项目进行结算，且扣除了12500元的木工款项，但不能就此得出木工项目并非何芝海承包的结论。相反，谢启明主张25000元均为何芝海借支的工程款，双方约定其中12500元在木工项目中另行结算，与该结算单及《借据》的内容能相互印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唐立秋、莫文礼、谢启明均主张木工项目（含广告招牌）属于何芝海的承包范围，并对此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何芝海不予认可，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审法院对唐立秋、莫文礼、谢启明的主张予以采纳，认定木工项目（含广告招牌）属于何芝海的承包范围。谢启明明知何芝海无相应装修资质而将案涉木工工程发包给何芝海，何芝海明知莫文礼无相应装修资质而将木工工程转包给莫文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唐立秋请求何芝海、谢启明与莫文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四）关于具体赔偿项目及数额问题。
从唐立秋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可以看出，唐立秋在珠海市居住一年以上，有固定收入且收入来源于城镇，对于唐立秋请求的具体赔偿项目，应按受诉人民法院所在地即珠海市2013年度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唐立秋伤残等级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确定为十级伤残，该鉴定意见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对于各赔偿项目，原审法院具体认定如下：1.后续治疗费15000元，根据唐立秋的伤情，唐立秋必须施行内固定物取出手术，医嘱已载明费用约15000元。唐立秋该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2.误工费。莫文礼、何芝海、谢启明侵犯唐立秋身体××，致唐立秋不能工作，劳动能力暂时受到影响，应当赔偿误工费用。根据唐立秋提交的《诊断证明书》显示，唐立秋在术后三月内只能部分负重，故唐立秋主张其住院期间及出院后60天内误工，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采纳，连同唐立秋因重新鉴定而误工一天，原审法院认定唐立秋共误工101天。唐立秋主张其日工资为210元，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何芝海、谢启明亦不予认可，故原审法院按2013年度国有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47613元计算误工费，即47613元÷365天×101天=13175.10元。唐立秋请求计算其亲属陪同其重新鉴定而发生的误工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3.护理费。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载明唐立秋住院期间留陪护一人，唐立秋称其住院期间有一人护理，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但唐立秋请求按每日200元的标准计算护理费，其标准过高，原审法院参照珠海市护理行业的收费标准，酌定按120元每天计算，护理费共计40天×120元=48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唐立秋住院40天，每天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即为40天×50元=2000元，唐立秋请求按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该标准过高，原审法院不予支持。5.交通费。唐立秋因伤住院治疗、重新鉴定，必然有交通费损失的发生，唐立秋请求700元，金额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6.营养费。唐立秋因伤致残，其康复确需补充营养，原审法院酌定营养费为2000元。7.伤残赔偿金。唐立秋为十级伤残，残疾赔偿金应依2013年度珠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75元计算20年，即为36375元×20年×10%=72750元。8.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2013年度珠海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6130.60元计算，唐立秋母亲在唐立秋定残之日已年满83岁，并生育有包括唐立秋在内的两名子女，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5年×26130.60元×10%÷2=6532.65元。9.鉴定费。唐立秋在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所支出的鉴定费1500元，系唐立秋自行委托鉴定而支出，非本案诉讼费用，应由唐立秋自行负担；10.精神损害抚慰金，唐立秋已达到伤残十级，由于莫文礼、何芝海、谢启明的过错致唐立秋严重损害后果，该莫文礼、何芝海、谢启明应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金额，原审法院结合唐立秋受伤情况及工作状况等，酌定人民币5000元。综合以上1－8、10各项，莫文礼、何芝海、谢启明应连带赔偿唐立秋合计人民币119957.75元。由于莫文礼、何芝海、谢启明已向唐立秋支付67500元，而唐立秋实际支付的医疗费金额为66606元，莫文礼、何芝海、谢启明应连带赔偿唐立秋119957.75元-（67500元-66606元）=119063.75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莫文礼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人民币119063.75元给唐立秋；二、何芝海、谢启明对莫文礼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唐立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70元，由唐立秋负担人民币470元，莫文礼、何芝海、谢启明共同负担人民币2700元。案件鉴定费人民币2330元，由莫文礼、何芝海、谢启明共同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莫文礼不服原审判决，依法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莫文礼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莫文礼与唐立秋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即莫文礼为唐立秋的雇主）缺乏依据。首先，唐立秋未提供任何可信证据来证明其与莫文礼存在劳务关系，其提供的《现场证人证明》及《证明》也只能证明，唐立秋在本工程项目中受伤的事实以及其工资标准为210元／天的事实。出具这两份证明是莫文礼帮工友维权之举，却无端成为自己担责的证据，实在荒谬。唐立秋主张在本工程中工资是由莫文礼“发放”的，但事实上，莫文礼从未向其发放、结算过任何工资。其次，原审判决以莫文礼向唐立秋“发放了”工资（事实上并未发放）以及莫文礼基于好心垫付了医药费两个事实大胆推定出莫文礼为唐立秋的雇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可以得出：雇主以支付报酬为代价，监督、指示雇员为其提供劳务活动，并从雇员的劳务活动中获取利益，即雇员提供劳务的实际受益者应认定为雇主。本案中，木工项目是何芝海工程承包项目中的一部分（原审判决已认定），其能从莫文礼、唐立秋的木工劳务活动中获取利益是不容质疑的，而恰恰相反的是，莫文礼并不能从唐立秋的劳务活动中获取任何的利益，其工资标准与唐立秋同为210元／天，这在原审判决中已加以认定。最后，退一步说，假使莫文礼因为好心垫付了医药费而被认定的雇主身份无法洗清，莫文礼需要为唐立秋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那在本案中，何芝海也支付了医药费（人民币12500元），基于相同的逻辑，何芝海也应就唐立秋的人身损害与莫文礼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一人一半。（二）原审判决中关于唐立秋请求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均按2013年度珠海市城镇标准进行计算，缺乏依据。唐立秋本为农村户口，根据广东省高院《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如要适用城镇标准应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即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就上述两个条件，唐立秋仅提供了一张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的明细对账单，在无其他证据相印证和辅佐并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该证据即属于孤证。原审判决单凭这样一个孤证即认定唐立秋达到了在珠海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的条件，缺乏依据。同时，就原审判决以2013年度国有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47613元为依据来计算唐立秋的误工费也可以看出，原审法院其实是已认定唐立秋是无固定收入的。因此，唐立秋请求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按2013年度珠海市城镇标准进行计算。二、本案的伤残鉴定是由谢启明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单独提出的申请，莫文礼并未提出伤残鉴定申请，因此本案的鉴定费，莫文礼无需承担。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缺乏依据，如莫文礼因基于农民工务工的行业习惯及老乡情谊，为唐立秋介绍工作，而要承受承担赔偿责任的代价，这对莫文礼是极其不公平的，也违背社会主义的公序良俗，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唐立秋答辩称：原审判决对莫文礼与唐立秋的关系认定为劳务关系是正确的；原审判决确定的赔偿依据和赔偿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驳回莫文礼的上诉请求。
何芝海答辩称：本案中，谢启明是发包方，何芝海承包了泥水、水电装修，莫文礼是承包了制作户外招牌为主的木工，有装修合同、报价单、结算单可以证明，在装修合同和报价单中均有提及到有制作户外招牌这一项，原审判决称不排除后期有增加户外招牌制作的可能，这起码应在结算单中体现，但均未体现，且结算单都是何芝海、莫文礼、谢启明三方签字，因此莫文礼称其承包了合同项目是不成立的；事发当晚，唐立秋受伤无钱医治，警察让在此的包工头先垫钱，也就是谢启明和何芝海、莫文礼，谢启明在一审时亲口说过是木工没有结算，泥水工、水电工一并支付，另外的12500元到木工处结算，何芝海认为自己垫付了12500元，另外的12500元要到木工处结算，何芝海一审提交了由谢启明、何芝海共同签字确认的最后工程结算单，上面第一行右边有标明12500元，与谢启明说的这句话相互印证，因此，何芝海承包的泥水工、水电工之外，还存在木工承包人，也就是莫文礼，是莫文礼聘请的唐立秋。
谢启明答辩称：何芝海曾向谢启明提供木工部分的清单及单价，窗帘盒是按照预算的单价进行结算的，谢启明强调该订货单的项目和单价是由何芝海亲自己交付给谢启明的，并最终按照报价进行结算，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
上诉人何芝海亦不服原审判决，依法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2013）珠香法湾民一初字第100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何芝海对莫文礼的赔偿义务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唐立秋、莫文礼、谢启明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装修合同》、《报价单》、《结算单》这三份关键的证据上都有发包方谢启明与何芝海的亲笔签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各方也都当庭认可其真实性，可以证实何芝海承包的是“泥水工、水电工”，并不包括“以制作户外招牌为主的木工”，原审法院在认定上述事实后，主观推断“不排除后续在被告二（即何芝海）的承包范围内增加木工的可能”，但这种可能并非事实，原因如下：1.发包方谢启明与何芝海已经在《装修合同》内约定“合同价款按项目报价单和实际工程量计算（详见：《报价单》）”如果按一审法院推断“有增加木工的可能”，那么双方一定会在《报价单》内下面的空白处加上，否则何芝海有不能结算的风险。2.即使双方本着信任的态度，未在《装修合同》、《报价单》列出这种有可能增加的木工，那么双方必定在《结算单》内列出，因为《结算单》是装修工程完工后领取报酬的依据，如果按一审法院推断“有增加木工的可能”，那么至少要在《结算单》有所体现，此处最能证明何芝海没有承接制作户外招牌。3.从双方签名的《报价单》、《结算单》来看，从几万元的地砖，到500元的包柱子都写的很清楚，并且都是双方一并签名确认，可见双方法律意识强，相关约定都采用书面形式；户外招牌是整个酒店的形象，美观程度要求高，技术复杂，从设计图纸、制作工艺、到验收有一系列文件需要双方签名确认，费用更高达5万左右，双方不可能单凭口头约定。而双方在《装修合同》、《报价单》、《结算单》内均未提及户外招牌，所以一审法院推断“有增加的可能”是挂一漏万。4.发包方谢启明曾表述：“木工没有结算，泥水工、水电工已经支付……另外12500双方约定是到木工处”（见一审2014年10月20日开庭笔录第13页），再结合笔录上下文意思可知，在何芝海承包的“泥水工、水电工”之外，还存在着木工承包人，即莫文礼，是莫文礼聘请的唐立秋（详见附件：《装修工程发包、承包关系图》）。5.至于原审法院认为“2013年6月21日向谢启明支取的25000元，亦包含了12500元的木工款项”，描述不准确，何芝海在一审已经陈述事发当晚因急于救人，在警察的压力下支取工程款垫钱，但支取的并非木工款，何芝海的陈述更没有什么互相矛盾之处，何芝海不明白原审法院为何如此认定。相反，如果真的是何芝海支取的自己的木工款25000元，那么谢启明在给何芝海结算时为何不全部扣除（谢启明无端扣除的12500元，何芝海还会再找谢启明要求支付），正如谢启明自述：“另外12500双方约定是到木工处”，其实谢启明还是要去找木工承包人莫文礼全部结算。在《装修合同》、《报价单》、《结算单》证据如此明晰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竟然绕开证据，主观推断出“不排除后续增加木工的可能”而让何芝海承担连带责任，与上述5点意见相比较，这种推断无法成立，所以原审法院凭主观推断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以维护何芝海的合法权益。
唐立秋答辩称：第一，原审法院认定木工项目是何芝海承包的范围是正确的，报价单只是单价的确认，不是作为整个项目的报价；第二，从结算单的内容，其包括了木工的项目在内，谢启明所称的窗帘盒、洗手间隔墙等都是由木工完成的，如要证明木工不在承包范围内应有图纸证明，而莫文礼并没有提供图纸，其手上有图纸不提供；在现有的基础上，因为已经有一套人马，原审推断户外招牌由何芝海完成是合情合理的。
莫文礼答辩称：木工项目是何芝海承包工程的一部分，莫文礼并没有承包任何项目，何芝海和谢启明签订装修合同及报价单及订货单，约定把理想酒店的装修项目承包给何芝海，后何芝海找了莫文礼要求其完成木工项目，莫文礼看了施工现场和图纸，称工程量比较大，其一个人承受不了劳动量，就建议何芝海再找人与其一起完成，何芝海说找不到，就让莫文礼帮忙找，后莫文礼就找了唐立秋、案外人郭新良，唐立秋和莫文礼是老乡，经常一起做工，他们的薪资是一样的，即每天210元，莫文礼没有享受其他额外待遇。雇佣关系应该从形式上和实质上进行区分，形式上的雇佣关系是雇员受到雇主监督、指示，而实质上雇主要从雇员的劳动中获取利益，本案中莫文礼、唐立秋、郭新良的薪资是一样的，莫文礼并未从中获取利益。
谢启明答辩称：何芝海是全部包工，其中包括木工的包工，报价单是何芝海根据整个装修合同的包工项目进行的报价补充，何芝海在请唐立秋之前已经请了一些木工来完成天花吊顶等工程，装修合同不可能第一次订立就能对全部装修项目进行列项，在装修的过程中进行补充是很正常的，商品订货单虽然不是何芝海的字迹，但该商品订货单是何芝海自己提供的，且能与结算单上的项目相对应，本案其他当事人也都认可何芝海承包包括木工在内的装修。
本院经审理查明，《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合同》上约定：“2、工程内容及做法：详见理想商务酒店装修设计图；5、合同价款：按项目报价单和实际工程量结算（详见：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工程项目报价单）。”《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工程项目报价单》上有“未标明单价的项目双方参考市场价协商”等字样。
二审中，莫文礼主张实际上莫文礼、唐立秋、郭新良的工资都是由何芝海支付的，莫文礼只是转交给唐立秋；莫文礼是因情况紧急，出于老乡的情谊为唐立秋垫付12500元，不能以此就认定莫文礼就是雇主。何芝海主张其承包木工的问题只是本案其他当事人所述，并不是客观事实。
对于为何认定莫文礼是唐立秋的雇主，唐立秋主张是莫文礼请唐立秋去的，并与其谈好了工钱及结算方式，如果莫文礼只是介绍唐立秋给何芝海，那应由何芝海与唐立秋洽谈，但唐立秋没见过何芝海，出事前其都不认识何芝海和谢启明。对此，何芝海予以认可，谢启明表示不清楚。谢启明、何芝海均认可双方的工程款均已经支付完毕，互不拖欠。
另经核，唐立秋一审中提交出租屋住户登记薄和收据原件及复印件，该出租屋住户登记簿显示地址为翠景路9号，其上登记有包括唐立秋在内多名租户的身份信息，收据显示：“今收到405房押金200元、锁匙2把，不满半年不退押金，日期为2010年8月8日”。
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经审理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唐立秋、莫文礼、何芝海、谢启明等人法律关系的问题。对此，各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一）唐立秋与莫文礼是否成立劳务关系；（二）何芝海是否承包了木工项目。根据各方诉辩意见及所提供证据情况，本院逐一分析认定如下。
（一）唐立秋与莫文礼是否成立劳务关系。根据唐立秋的主张，其系根据莫文礼的指示至理想商务酒店施工，劳动报酬也是由莫文礼确定，施工期间受莫文礼的安排、指挥和监督，工时由莫文礼考核。莫文礼主张自己是介绍唐立秋给何芝海做工，工作是由何芝海安排后，莫文礼作为班长，再安排给莫文礼做，工资是何芝海与唐立秋谈的，莫文礼从何芝海处带领后转交给莫文礼。莫文礼与何芝海均主张本案事故发生前并不认识。据此，本院认为，首先，莫文礼上诉主张唐立秋未提供任何可信证据来证明其与莫文礼存在劳务关系，诚然，本案中，唐立秋虽未能提供劳务合同或工资发放凭证等书面证据，但正如原审判决所言，当前劳务市场上雇主与雇员之间不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仅凭口头约定成立劳务关系的情形亦属普遍。从以上陈述可以看出，莫文礼虽不认可自己与唐立秋构成劳务关系，但其陈述的内容除了唐立秋的工资是与谁确定以外，其他都能与莫文礼的主张相印证，只不过主张以上行为均是授意于何芝海。莫文礼的上述行为已经符合劳务关系的构成要件，可以认定唐立秋向莫文礼提供劳务。莫文礼虽主张其是授意于何芝海，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莫文礼与何芝海也均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莫文礼上诉主张其工资标准与唐立秋相同，均为210元／天，并未从莫文礼的工作中受益，故不成立劳务关系，但其亦未能举证证明，唐立秋、何芝海、谢启明均表示不知情或不认可，本院亦难以采信；最后，莫文礼上诉主张因何芝海与莫文礼垫付看相同医药费，故应与莫文礼承担同样的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行为法》可知，垫付医药费的多少并非认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依据，此纯属莫文礼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认定的错误理解，并无任何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鉴于莫文礼未能举证证明自己的上诉主张，故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不予支持。
（二）何芝海是否承包了木工项目。针对何芝海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本院查明事实，《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合同》上约定了工程内容及做法详见理想商务酒店装修设计图，合同价款按项目报价单和实际工程量结算，《理想商务酒店装修工程项目报价单》上亦有“未标明单价的项目双方参考市场价协商”等字样，据此可知，谢启明与何芝海在订立装修合同之初就已经预见到后期有增加项目的可能性，未在报价单上显示的项目亦可以由双方协商确定，并非一定要在报价单上显示，何芝海上诉主张增加项目一定要在《报价单》上加上，否则不能结算的理由显然与上述合同及单据显示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次，《结算单》上显示2013年8月5日，谢启明欠何芝海工程款26000元，但何芝海在二审中当庭认可所有工程款均已经结算，双方没有拖欠，由此可知，双方的结算项目并非一定会显示在《结算单》上，何芝海上诉主张《结算单》上未显示有制作户外招牌故不存在该项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再次，从谢启明一审当庭表述：“木工没有结算，泥水工、水电工已经支付167830元”，“其中12500元是包含在167830元，另外12500双方是约定到木工处，25000元都是借支的工程款”，结合上下语境可知，此处的“木工”应与“泥水工”、“水电工”一样，均是表示项目，而非承包人，否则，按照何芝海的上诉主张，如果存在另外的“木工承包人”的话，那么可推断出也应该存在另外的“泥水工”、“水电工”承包人，而且，如果存在另外的木工承包人，是由谢启明直接发包的，那么谢启明应该直接与其结算，而无需由谢启明与何芝海双方约定到木工承包人处结算，因此，何芝海此点上诉理由不符合逻辑，本院不予采纳；另外，何芝海向谢启明支取的25000元中，不管是否包含了12500元的木工款，均不影响其垫付医药款及是否承包木工项目的事实认定；最后，唐立秋、莫文礼、谢启明均主张何芝海承包了木工项目，何芝海虽主张木工项目是由谢启明直接发包给莫文礼，但谢启明与莫文礼均不予认可，何芝海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法院对唐立秋与莫文礼成立劳务关系以及何芝海承包木工项目等法律关系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唐立秋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鉴定费等问题。莫文礼上诉主张唐立秋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按城镇标准进行计算。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一他字第25号）明确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参加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但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唐立秋虽为农村户口，但长期在城市居住、工作，鉴于唐立秋所从事木工工作在实践中通常构成劳务关系，一般未签订书面合同，故其难以提供劳务合同、社保记录等书面凭证，但唐立秋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明细对账单，显示自2011年3月至2013年6月期间的收入情况，经查，上述期间唐立秋每月均有一定收入入账，足以表明其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市，至于莫文礼上诉认为原审判决以2013年度国有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为依据来计算唐立秋的误工费实际上已认定唐立秋无固定收入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司法意见，此处的在城镇有固定收入应是指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而非指一定要有固定不变的收入。唐立秋亦提供了出租屋住户登记薄及押金收据，与其主张自2010年即居住于坦洲十四村的主张能够相互印证，以上证据能够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采纳，认定唐立秋符合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的条件，莫文礼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伤残鉴定费2330元，虽是谢启明申请重新鉴定的，但伤残鉴定费是因本案所产生的，且是为确定唐立秋人身损害后果所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应由赔偿义务人共同承担，莫文礼上诉主张不承担伤残鉴定费并无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内容，各方并未就此上诉，视为服判，本院径行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莫文礼、何芝海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62元，由莫文礼、何芝海各负担268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恒
代理审判员 唐育萍
代理审判员 黄夏莉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黄瑞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