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青民二终字第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华德尔复合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
法定代表人黄仕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楠，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峰，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海，男，汉族，昆山市益升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王阳，青海晨雨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昆山华德尔复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公司）与被上诉人于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西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黄仕芬、委托代理人陈楠、陆峰，被上诉人于海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8年9月27日，原告于海与格尔木际华江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于海对格尔木际华江源钾硼有限公司一万吨氯化钾生产车间实行承包，方式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08年4月，原告于海与被告昆山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毕建华口头约定，于海向昆山公司销售氯化钾，昆山公司委托沈海英提货。后沈海英将该批氯化钾以汽运方式从格尔木运至兰州，再由王少辉以铁路运输方式运至昆山。
2008年4月，昆山公司先后从格尔木购买氯化钾1080吨，其中包括沈海英从于海处自提的氯化钾，均由王少辉负责发往昆山，而王少辉先后共发走780吨氯化钾，剩余300吨氯化钾并未发往昆山。沈海英发现后，王少辉承诺在2008年12月20日前还清货物或现金，直至2009年5月，王少辉陆续退还240吨氯化钾，剩余60吨一直未退还，此后昆山公司一直联系不到王少辉，于2010年12月17日向兰州市七里河公安局报案。
2010年5月昆山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毕建华过世后，该公司的陆建新前往格尔木与于海对账时发现，于海发的487吨氯化钾在该公司账目上没有显示，后经核实，其中300吨氯化钾记在了李伟梁的帐目上。
另查明，于海系昆山市益升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昆山公司与昆山市益升电子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由于昆山公司不予认可曾委托沈海英从于海处提货的事实，且该公司的账目上没有显示沈海英提走的该批氯化钾，故于海于2012年8月28日对其主张的487吨氯化钾被骗的事实向格尔木市公安局报案。
再查明，2008年8月6日，于海向昆山公司销售5个车皮共计301吨氯化钾，其中3个车皮共181吨氯化钾，价格为2350元／吨，2个车皮共120吨氯化钾，价格为4400元／吨，对此，于海主张同一天销售的氯化钾应以相同的价格4400元／吨计算，且未在该对账单上签字，而昆山公司已按该对账单记录将货款给付于海，庭审中于海表示收到货款。
原审法院认为，2008年4月，原告于海与被告昆山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毕建华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于海向昆山公司销售氯化钾，昆山公司支付货款。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
一、关于原告于海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
本案原告于海自2008年3月1日至2009年3月1日止，承包了格尔木际华江源实业有限公司氯化钾生产车间生产钾肥，2008年4月于海以个人名义向昆山公司销售氯化钾，虽然被告昆山公司认为原告于海提交的对账明细表抬头为青藏兵站（于海），买卖关系的主体为兵站部钾肥厂，不是于海个人，而本案证据并没有兵站部钾肥厂或格尔木际华江源实业有限公司的盖章，且于海与昆山公司转账凭证均系于海个人账户，因此，于海作为原告对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原告于海的主体适格。
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2010年12月17日昆山公司对本案涉及的氯化钾被骗的事实向兰州七里河分局刑侦二中队报案，2012年7月31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苏中商终字第0291号民事判决对昆山市益升电子有限公司主张的货款不明、华德尔公司将一笔青藏兵站二分厂销售给其487吨的货物错误记在他人账户上的问题认为，如果该主张确属事实，相关权利人可以另案主张。2012年8月28日，对于487吨氯化钾于海向格尔木市公安局经侦队报案，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被告昆山公司是否支付原告于海货款2124250元的问题
1、原告于海向被告昆山公司主张487吨钾肥货款，每吨3600元，计1753200元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及第一百四十四条“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由买受人承担。”的规定，本案中，于海与昆山公司对货物风险问题并没有约定，于海将货交昆山公司后，风险就应由该公司承担。首先，王少辉及沈海英的询问笔录、邱剑明的报案材料及询问笔录均能证实被告昆山公司于2008年4月委托沈海英从于海处自提钾肥，沈海英实施的提货行为是在代理权限内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由昆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故沈海英提取货物之后，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就转移至昆山公司；其次，沈海英、王少辉、邱剑明的报案材料及询问笔录证实的“于海的货包括在1075吨中，王少辉变卖了300吨，后退还240吨氯化钾，剩余60吨”的事实，以及俞立新、陆建新的询问笔录证实的“2010年5月陆建新在格尔木与于海对完账后，发现于海所提的487吨货在其公司帐上没有显示，后根据于海提供的车号并经核实，李伟梁二上挂账的300吨钾肥是于海487吨钾肥的一部分”，能证实于海300吨的货记在“李伟梁二”的账上，对此账目昆山公司没有结清，而昆山公司与李伟梁的笔录证实双方的账目已结算完毕，则王少辉卖掉的300吨包括于海供的187吨，记在“李伟梁二”的账上的300吨氯化钾系于海所供货，故确认于海向昆山公司供487吨氯化钾及昆山公司未与于海结算的事实。
关于487吨氯化钾的价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价款应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当时市场最高价为4000元／吨，且王少辉的询问笔录能证实，其以每吨3700元卖掉了300吨，故于海主张3600元／吨应予支持，昆山公司应支付于海货款1753200元。原告于海请求被告昆山公司支付其487吨钾肥货款1753200元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2、关于181吨的差价371050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于海对此主张，只提供一份账户清单，且对账单上显示的账目，双方均认可已全部结清，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告于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昆山华德尔复合肥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于海货款17532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于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94元，由被告昆山华德尔复合肥有限公司承担19637元，原告于海承担4157元。
宣判后，昆山公司不服上诉称：1、被上诉人的主体不适格、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2、原判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上均有误。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为证人证言，应当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方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于海提供的报案材料和9份运输合同单可以反映货物数量为328吨，与被上诉人于海所称的487吨也有很大出入；关于单价是否为每吨3600元，既然被上诉人称本案的买卖关系发生在2008年4、5月份，假设在买卖关系存在的情况下，也应当按照上诉人与兵站部钾肥厂当时交易的价格每吨2300-2350元计算；3、被上诉人于海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提供了一份对账单，公安机关对账单上的内容向陆建新予以了核实，对账单上是于海经营的兵站部钾肥厂、格尔木际华钾肥厂、益升电子公司共计欠上诉人394390元，扣除益升电子公司欠上诉人的100万元，上诉人还欠兵站部钾肥厂、格尔木际华钾肥厂共计605610元，而非被上诉人于海起诉的2124250元。故请求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于海未作书面答辩，庭审时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查明，2008年9月27日，被上诉人于海与格尔木际华江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于海对格尔木际华江源钾硼有限公司一万吨氯化钾生产车间实行承包，方式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08年4月，被上诉人于海与上诉人昆山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毕建华口头约定，于海向昆山公司销售氯化钾，昆山公司委托沈海英提货。后沈海英将该批氯化钾以汽运方式从格尔木运至兰州，再由王少辉以铁路运输方式运至昆山。
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昆山公司与昆山市益升电子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海系昆山市益升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于昆山公司不予认可曾委托沈海英从于海处提货的事实，且该公司的账目上没有显示沈海英提走的该批氯化钾，故被上诉人于海于2012年8月28日对其主张的487吨氯化钾被骗的事实向格尔木市公安局报案。
2010年5月上诉人昆山公司与被上诉人于海进行了对账，双方对被上诉人于海供上诉人昆山公司钾肥487吨（汽车运输）没有异议，但被上诉人于海对钾肥每吨的单价是2190元有异议。该对账单上双方当事人没有签字。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理由，本院归纳争议焦点
如下：一、关于本案被上诉人于海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上诉人昆山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于海货款1753200元。
一、关于本案被上诉人于海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本案的买卖关系是由被上诉人于海与上诉人昆山公司形成的，双方的钾肥交易是在2009年6月结束，被上诉人于海是2011年在昆山法院起诉上诉人昆山公司借款纠纷时涉及到487吨钾肥货款事宜，法院判令其另案诉讼，据此可以认定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于海的主体资格、诉讼时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昆山公司对此的上诉请求，没有证据支持，应予驳回。
二、关于上诉人昆山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于海货款1753200元
上诉人昆山公司在二审提交新证据对账单1份，证明被上诉人于海提交的2010年5月12日对账记录，认为被上诉人于海、兵站部钾肥厂以及益升公司共欠上诉人昆山公司394390元，该对账单是被上诉人一方的会计写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按被陆建新的意思写的，在被上诉人于海主体资格适格、买卖关系成立、未超过时效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以该对账单为裁判依据，采纳487吨钾肥的数量和单价，同时该对账单下，被上诉人于海及其所控制的公司欠上诉人昆山公司394390元，减去被上诉人于海欠上诉人昆山公司的借款100万元，其只承担605610元的货款；至于被上诉人于海在二审提交的三份关于2008年钾肥市场询价的证据均不予认可，因均价只能说明全年平均价，不能证明2008年4月的市场价格和双方的交易价格。
被上诉人于海认为，2010年的对账单是我们提交的，是应上诉人昆山公司陆建新写的，其不能证明钾肥的单价是2190元／吨，只能证据钾肥数额是487吨，所以双方没有签字，也不认可对账单中欠上诉人昆山公司394390元。关于钾肥的价格，依照双方2008年4、5月钾肥的交易价格，也没有钾肥2190元／吨的价格，而况上诉人昆山公司在上诉书中认可钾肥2350元／吨，所以，487吨的钾肥单价应当是3600元，最低也是当时钾肥价格的平均价格。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2010年5月的对账单上钾肥数额487吨，没有异议；关于487吨钾肥单价，上诉人昆山公司认为487吨钾肥应以双方对账单的2190元／吨计算，因双方在对账单上没有签字确认，故不能认定对账单上钾肥是2190元／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2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上诉人昆山公司的承运人沈海英提供的2008年4至5月双方的汽运钾肥承运合同、被上诉人于海提交的3份2008年4至5月钾肥的市场询价，以及沈海英的合作承运人王少辉的证人证言和2008年国内市场上钾肥销售的行情，均能证明被上诉人于海主张的2008年4至5月市场交易钾肥价格在3600元／吨左右，认定双方讼争的487吨的钾肥3600元／吨，符合当时双方当事人钾肥交易的实际情况，所以，上诉人昆山公司的上诉请求，无相关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昆山公司提出的对账单中，被上诉人于海及其所控制的公司欠上诉人昆山公司394390元，减去被上诉人于海欠上诉人昆山公司的借款100万元，上诉人昆山公司只承担605610元的货款的理由，因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而借款与买卖合同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不予审理。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达成的销售氯化钾的口头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应受法律保护。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昆山公司上诉无证据支持，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3794元按一审判决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14812元，由上诉人昆山华德尔复合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晓云
审判员 吴 蓓
审判员 刘 俊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刘江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