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34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石林赢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石林南路农行小区4号。
法定代表人：李剑云，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酿，云南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宁，云南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云南神农育种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长湖镇圆湖。
法定代表人：何祖训，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党邴骞，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云南鑫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石林赢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鸿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云南神农育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农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云民终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赢鸿公司再审申请称，（一）案涉《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委托饲养PIC商品代仔猪、回收育肥猪合同》（以下简称《肥猪合同》）约定的合作养殖模式发生变更，神农公司应对变更后的肥猪实际出栏数量承担举证责任。在赢鸿公司与神农公司签订《肥猪合同》的基础上，2009年1月13日，神农公司（甲方）与石林旺畜生态养殖场（乙方）签订《委托饲养PIC商品代仔猪、回收育肥猪合同》，同日，又签订《委托饲养PIC父母代种猪、回收仔猪补充协议》，约定“乙方猪场的生产管理和生产技术工作，由甲方派驻场长统一管理；乙方猪场的员工统一由甲方场长负责工作安排和管理”。石林旺畜生态养殖场法定代表人杨丽红系赢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剑云的妻子。同日，神农公司（甲方）与石林盛畜种猪场（乙方）又签订《委托饲养PIC商品代仔猪、回收育肥猪合同》和《委托饲养PIC父母代种猪、回收仔猪补充协议》，合同内容与前述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一致。石林盛畜种猪场法定代表人杨丽红系赢鸿公司的监事。前述四份合同的履行地点、签订合同的代表与本案《肥猪合同》的地点、签订合同的代表一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覆盖的，且石林旺畜生态养殖场及石林盛畜种猪场将二者对神农公司的债权转移给了赢鸿公司。前述四份合同与《肥猪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养殖模式均为神农公司负责管理、控制，赢鸿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提供场地、厂房、设备等硬件设施，神农公司以代养费的名义支付租用场地、设备的使用费。一审中，神农公司认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因赢鸿公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其代为履行了部分根据合同约定应由赢鸿公司承担的合同义务，包括进出栏猪只数量的统计、工人工资的发放、猪场设备的维修维护及代扣税金。因此，从实际履行情况看，双方合作养殖模式已从赢鸿公司具体饲养、管理的代养模式变更为神农公司具体负责管理、养殖、统计的合作养殖模式。但二审在双方都没有提交新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合同约定的养殖模式没有变更以及肥猪进出栏数量应由赢鸿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育肥猪出栏的具体数量不能单独依据神农公司提交的部分资料认定。神农公司提交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记录的肥猪养殖数量与实际严重不符。神农公司派驻至涉案猪场工作的场长廖敏发在出庭作证时，对这一数量也作了否认，认定实际养殖的出栏育肥猪数量远远超过神农公司提交资料上显示的数量。云南云融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客观真实，鉴定程序合法。但二审判决却以赢鸿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育肥猪的具体出栏数为由，对《资产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作任何评判，仅以神农公司提交的部分《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认定育肥猪出栏的具体数量，并认定神农公司已通过抵扣的方式支付了全部的饲养报酬，是错误的。（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认定赢鸿公司与神农公司合作养殖模式未变更，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赢鸿公司与神农公司实际履行《肥猪合同》过程中，合同约定的养殖模式发生了变更，反映肥猪出栏数量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应当由神农公司提供。综上，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2.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持一审判决；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神农公司承担。
神农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双方在合同履行期间未协商过合同变更问题，也未签订合同变更的书面协议。赢鸿公司再审主张的四份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二）《肥猪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约定的很清楚，合同约定饲养报酬结算方式为赢鸿公司先提交合格的肥猪，神农公司回收后10日内按批次结算支付饲养报酬。现双方饲养报酬已全部结清，赢鸿公司无权要求额外支付饲养报酬。（三）赢鸿公司再审主张将“饲养报酬”变更为“资产租赁费”，并主张按照一审采信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饲养报酬，是在回避其举证不能的风险。《资产评估报告》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果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针对一审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载明“本案中神农公司提交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时间跨度为2009年4月1日至2012年4月23日，其中2009年度仅有4月、5月二个月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统计出栏肥猪数量为690头；2010年度没有提交《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的问题,经本院要求，神农公司提交了2009年度和2010年度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经核查，2009年度4月至12月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统计出栏肥猪数量为6443头；2010年度1月至12月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统计出栏肥猪数量为7850头。该数量与《肥猪场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份代养费结算汇总表》中记载的结算头数基本吻合。
另查明，神农公司未支付2012年8月21日从赢鸿公司拉走的2086头猪只的饲养报酬。
2017年5月12日，赢鸿公司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内容为：“石林赢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申请（2016）云民终249号民事案件再审一案，石林赢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不要求法院在本案中对2012年3月29日后云南神农育种有限公司应付石林赢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饲养报酬处理，石林赢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准备另案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赢鸿公司主张《肥猪合同》存在变更，其应就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赢鸿公司再审提出，石林旺畜生态养殖场、石林盛畜种猪场分别与神农公司签订委托饲养合同及补充协议，该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均是由神农公司具体管理、控制，与本案《肥猪合同》履行情况一致。经审查，从内容上看，前述两份委托饲养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明确约定由神农公司具体饲养仔猪并负责记录养殖情况，仅是约定了由神农公司派人至养殖场负责管理、指挥员工，这与《肥猪合同》中约定神农公司派技术人员到养殖场全程管理、指导赢鸿公司饲养是一致的；从主体上看，石林旺畜生态养殖场、石林盛畜种猪场与赢鸿公司系不同法律主体，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证实本案《肥猪合同》发生变更。对赢鸿公司此项再审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赢鸿公司主张，神农公司一审中认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代赢鸿公司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包括进出栏猪只数量的统计、工人工资发放等，说明神农公司已自认案涉合同发生了变更。本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所谓合同关系变更是指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更，不能以神农公司代赢鸿公司履行部分合同义务的行为推定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变更。赢鸿公司一审提交的《告知函》载明，“石林赢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为全面执行你公司与我公司于2008年4月1日签订的《委托饲养PIC商品仔猪、回收育肥猪合同》及你公司与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根据本月的饲养情况，现需要你公司对猪场损坏设备进行维修及添置必要的设施（见附件），以上工作预计产生费用共计31503元。请你公司务必于2010年3月10日前履行以上义务，否则，为避免产生损失以及防止损失扩大，我公司将采取代为购买、代为履行、请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方式代你公司完成以上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你公司承担。特此函告！”时间为2010年2月25日。从上述《告知函》的内容看,神农公司仍在要求赢鸿公司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可见，双方并未就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变更协商一致。至于赢鸿公司再审主张其出租场地、设备给神农公司，由神农公司以代养费的名义支付租金，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二审判决并未评判，本案再审亦不作审查。综上，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未变更，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的肥猪实际出栏数量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一审中，神农公司不同意对案涉肥猪养殖场的养殖规模、养殖条件进行鉴定，且一审法院司法技术处亦明确无鉴定机构可就此案鉴定事项进行司法鉴定。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赢鸿公司单方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评估报告》采用的鉴定方法不符合合同约定，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赢鸿公司诉请神农公司按照《肥猪合同》约定支付饲养报酬，应就该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即肥猪实际出栏数量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再审审查中，双方对《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能反映肥猪实际出栏数量均无异议。但直至本案再审审查期间，赢鸿公司仍未提交任何《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亦未提供神农公司实际投放到其猪场饲养的仔猪数量即入栏数等相关证据。赢鸿公司主张案涉《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由神农公司掌握，应当由神农公司提交。对此，神农公司一审已经提交了相应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赢鸿公司主张神农公司提交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不全，应就该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再审审查期间，神农公司提交了2009年度和2010年度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经统计，其载明的出栏育肥猪数量与赢鸿公司一审认可的《肥猪场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份代养费结算汇总表》中记载的结算头数基本吻合，能够互相印证。在赢鸿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除神农公司已提交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外，尚有其他《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由神农公司控制的情况下，二审判决采信神农公司提交的《肥猪场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份代养费结算汇总表》，并据此认定神农公司已通过抵扣的方式支付了全部饲养报酬，并无不当。虽然一、二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表述上存在错误，但不影响判决结果。
此外，对于神农公司未支付2012年8月21日从赢鸿公司拉走的2086头猪只的饲养报酬，赢鸿公司已明确要求不在本案中进行处理，该行为系当事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处分，本院对此不作审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石林赢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 丹
审 判 员 张 纯
审 判 员 王季君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 朋
书 记 员 陈思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