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4民终20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通达发金属工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密云路与黄河道交口西南侧北方城一区9-11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46006878117。
法定代表人：刘建军，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东岩，天津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大通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渔里路南。组织机构代码：14654656-7。
法定代表人：蔡燕祥，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云，上海吉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市通达发金属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发公司）与被上诉人嘉兴市大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402民初2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达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大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申请费、鉴定费由大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主要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对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错误，涉案两份对账单的形成时间、地点、过程，大通公司的公章、李某和邵凌杰签字的真实性等关键事实，一审法院均未查明而对其妄作认定，并以此否定对账单上唯一查明的事实即关于通达发公司公章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先行主观认定对账单上时间、签字、印章真实，以此作为证据链条推导对账单内容真实，并得出欠款金额的结论，该认定毫无事实依据和逻辑。2.一审法院关于不排除目前通达发公司使用多枚印章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则，通达发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抗辩称公司印章在2010年左右曾进行过变更，而系在确定检材及比对样本阶段因产生误区所作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偷换概念导致认定事实；二则，根据天津市管理印章业的相关规定及实际操作，刻制印章后不需在公安机关或刻章部门对印模进行备案留底，公安机关需要备案的是“底样及委托刻制单位的证明文件及相关材料”，且只保存三年时间，一审法院未查清天津市的印章管理规定，便认定通达发公司在刻制时未经公安备案留底，并以此否定通达发公司公章的唯一性有失偏颇，请求二审法院就上述问题依法向天津市公安部门予以核实。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要求通达发公司举证证明在公司经营中仅使用一枚印章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大通公司所举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大通公司已经交付了全部货物；3.本案并不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大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三、原审判决存在漏判，通达发公司申请鉴定垫付了鉴定费6000元，一审法院对该费用应当由谁负担未进行判决。
大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通达发公司欠大通公司货款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中李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其去通达发公司对账的事实，大通公司二审中补充提供李某出差去天津的车某以加强证明。
大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通达发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6314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63148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3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通达发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通公司与通达发公司存在多年买卖千斤顶等业务往来。2009年5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大通公司合计向通达发公司销售货物金额为1388068元，通达发公司合计已支付货款1185072元，尚余未付金额为203014元。双方于2014年12月26日对账，扣除部分退货，通达发公司确认截至2014年12月26日欠大通公司货款壹拾陆万叁仟壹佰肆拾捌元。此后，大通公司多次催讨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2009年5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大通公司销货金额1388068元对应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经天津市南开区国家税务局认证；通达发公司对账经办人邵凌杰系通达发公司工作人员，2009年12月至2017年7月均由通达发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通达发公司具体结欠大通公司的货款数额。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本案大通公司的举证情况来看，其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达发公司已付款凭证、对账单，可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通达发公司欠款事实，故通达发公司应就其欠款承担付款责任；现通达发公司对双方对账事实存在异议、认为大通公司主张的金额不合理，又未能举证证明其公司经营过程中仅使用一枚印章，其对双方业务已履行完毕、对大通公司不存在债务，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通达发公司应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即便没有对账单，结合通达发公司已收取并经税务部门认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通达发公司已付款凭证，也可确认双方的交易金额，现大通公司自认存在部分退货并予以扣减，未加重通达发公司的付款责任，其主张亦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关于大通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1日判决：一、通达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大通公司货款163148元；二、驳回大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6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395元，由通达发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大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5张车某，其上显示李某曾于2014年12月25日到达天津，于12月27日离开天津返回嘉兴，用以证明李某确曾于2014年12月26日至通达发公司对账的事实。经质证，通达发公司认为该证据并非新证据，其对真实性亦无法核实，且即便真实，也不能证明李某到达天津就是与通达发公司对账。本院经审查认证认为，该5张车某均系原件，其上载明了李某的名字及身份证号码，能够证明李某曾于2014年12月25日到达天津，并于12月27日离开天津返回嘉兴的事实，结合其一审中的证言及其它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二审中，通达发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大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亦即涉案交易经办人李某曾于2014年12月25日到达天津，并在次日与通达发公司对账确认尚欠货款，于12月27日离开天津。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通达发公司对其多年来向大通公司购买千斤顶及尚欠部分货款未支付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通达发公司尚欠货款金额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大通公司主张通达发公司尚欠其货款为163148元，其提供了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并申请了涉案交易中该公司经办人李某出庭作证。本院认为，首先，大通公司申请的证人李某讲述了其至通达发公司并与该公司经办人邵凌杰对账的过程，并在二审中补充提供了李某于2014年12月25日到达天津，12月27日离开天津的车某，该证人证言、车某与涉案2014年12月26日对账单能够相互印证。其次，对账单上通达发公司处经办人签字为邵凌杰，据一审查明邵凌杰确系通达发公司员工，该公司自2009年12月至2017年7月均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但该公司在一审质证时称“该邵凌杰并没有在我单位工作过”，在一审法院依大通公司申请调取到邵凌杰的社保信息后，通达发公司则认为邵凌杰即便系其员工也无权与代表公司对账，其行为明显有违诚实信用。现其二审中又称邵凌杰并非涉案交易经办人，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交易经办人另有其人；其称邵凌杰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但本院在已查明部分事实的基础上将举证责任分配至该公司后，该公司亦拒绝申请对该签名进行鉴定，故本院对其否认对账单真实性的主张不予采信。再次，从大通公司提供的通达发公司付款凭证及已认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来看，也可确认双方自2009年5月至2012年10月期间交易总金额为1388068元，通达发公司合计支付货款1185072元，尚欠货款金额为203014元，大通公司主张经双方对账扣除部分退货后确认欠款为163148元，有其合理性，且与对账单上所载金额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反观通达发公司，其二审中称仅结欠大通公司货款七八万元，但至今无法明确该金额，且就其主张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理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最后，尽管通达发公司称对账单上公章与其目前使用的印章不一致，但在一审法院询问其“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公章是否是唯一的？有无变更过？”时，该公司称“公章在2010年前后有过一次变更，具体时间不清楚了，此后没有变更过”，此后其再以当初核实时误将2011刻制发票专用章错认为系变更公章为由予以推翻，本院认为，该理由并不符合常理，且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其此前陈述，一审法院据此认为不能排除该公司使用多枚印章的情形并无不当。综上所析，在案证据已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涉案对账单的真实性，通达发公司仅以对账单上公章与其现使用公章不同一为由予以否认，理由明显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双方于2014年12月26日对账确认欠款，至2016年5月31日大通公司起诉，并未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通达发公司关于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过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鉴定费用承担的问题，因涉案鉴定意见并未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亦无法证明通达发公司的相关主张，故相应的费用应由申请人通达发公司自行负担，通达发公司上诉要求大通公司承担该鉴定费用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未就此作出决定，存在瑕疵，但并未导致实体结果错误，本院二审中予以补正说明。
综上所述，通达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62元，由天津市通达发金属工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蕾
审 判 员 宁建龙
审 判 员 褚 翔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 蓉
书 记 员 金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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