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5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亿亨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尚都国际中心A座（住宅楼）2809室。
法定代表人:赵文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肖燕，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朔，女，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亿亨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亨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朔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7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亿亨物流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肖燕，被上诉人徐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亿亨物流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法院判令徐朔赔偿亿亨物流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48000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朔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具体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徐朔的行为对亿亨物流公司的损害结果不具有故意及重大过失错误。徐朔作为从业七年并获得会计上岗证的财务人员，应当知晓相关财务法规及通常规则，但徐朔在公司需要发生如此大金额的转账汇款时，作为公司出纳主动添加未核实身份人员，并未经任何途径(包括但不限于短信、电话、邮件)向总经理赵文搏核实的情况下，将公司财产汇入他人账户的行为己严重侵犯了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存在重大过错。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6条规定，因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重大过错造成用人单位重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为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诚实信用原则，第二十九条全面履行原则应有之义。原审法院认定徐朔不具有重大过失显然还背劳动合同法的原则。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网络诈骗手段隐蔽，欺编性强，非普通劳动者所能轻易防范和识别。”亿亨物流公司认为:首先，徐朔的行为绝非完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就可以避免的，仅以管理制度不完善免责，将加深社会的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纵观本案，徐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网络诈骗手段隐蔽，欺骗性强，非普通劳动者所能轻易防范和识别。而是因其没有全面履行职责造成亿亨物流公司不可挽回的损失;其次，在本案一审过程中，此类性质的案件呈多发势头，此案也因其特殊性，从立案到一审判决长达将近一年半之久。如果徐朔的行为可以免责，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全部责任，那是不是就是支持作为公司的出纳，可以不尊重财务法规及通常规则，不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要发现公司管理制度不完善，就可以把款项转出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呢?这样的判决只会加深单位用人的义务，减轻员工的义务，有违公平。三、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及刑事诈骗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察，但至今没有调查结果，故亿亨公司要求徐朔赔偿经济损失亦缺乏事依据。”亿亨物流公司认为:首先，本案系劳动争议案件，此案与刑事诈骗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即徐朔作为单位的员工因重大过失给公司造成损失向亿亨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与诈骗案犯罪嫌疑人(与徐朔不是同一人)归案后对亿亨物流公司承担责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刑事诈骗案并不涉及对徐朔性质和责任的认定，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不应以刑事案诈骗结果作为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的认定显然错误。其次，退一步讲，如果原审法院认定此案与刑事诈骗有关联，根据“先刑后民”的规定，应该裁定中止民事部分的审理活动，等待刑事部分的判决结果，刑事部分定性明确后，方可恢复程序继续审理民事部分。而不是直接作出判决驳回亿亨物流公司诉讼请求的判决。
徐朔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要求维持原判决。不同意亿亨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人民法院驳回，第一，徐朔是新入职的员工,且系公司前台要求其添加一个赵总的微信号所以徐朔在主观上没有过故意和重大过失；第二，公司通过完善相应的制度，加强相应的管理是完全能够避免这种事件的发生。徐朔并不存在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形；第三，因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问题现在还没有侦查完毕，所以亿亨物流公司的损失并不确定。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亿亨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
亿亨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徐朔赔偿亿亨物流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48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徐朔于2016年3月7日入职亿亨物流公司，担任出纳，试用期工资2000元/月，转正之后为2500元/月，每月10号发放上上月26日至上个月25日期间工资。2016年5月19日亿亨物流公司通知徐朔待岗，之后每个月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2016年7月7日亿亨物流公司向徐朔邮寄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关于被骗的经过，徐朔称，2016年3月25日下午14点3分，亿亨物流公司前台员工刘笑辰以QQ的形式告知其加赵文搏（“赵总”）的微信，微信号为×××,说赵总有急事找，基于对刘笑辰的信任，徐朔就加了这个微信号，加完之后，“赵文搏”说有一个合同临时取消了，要求把钱退给客户，说退完其自己再补上，并明确告知收款人是王莉琼（账号×××），然后徐朔就把48万元汇给了王莉琼，汇完之后，徐朔告诉这个微信号，说钱已经汇完了，然后就开始忙别的工作，之后这个微信号让徐朔再汇36万，徐朔就觉得有些不妥，跟同事说了这个情况，然后用赵文搏的另外一个微信号与赵文搏确认了一下情况，之后就意识到被诈骗了，随后报警。徐朔称入职办理交接的时候，前出纳梁倩对其说过给赵文搏转账不需要走审批手续，直接网银转账就可以了，其平时都是通过赵文搏“永不言败”的微信号转账的，但是其只是入职10多天，不知道赵文搏有几个微信号，但是赵文搏有好几个手机号，每个手机号都是可以注册一个微信号的，而且之前给赵文搏汇款也不多，只汇过一两笔款。公司的日常开销（电话费、物业费等）需要跟人事经理打电话说一声要汇笔款，然后先汇款、再办补签手续，或者办完手续，再汇款都可以。徐朔就其主张提交了：1、与刘笑辰的微信记录截图，内容显示：“徐姐，赵总让你现在加他微信×××”、“稍等，马上加”、“姐，你快点吧，赵总着急”、“好的，加完了”、“OK”、“刚才我给赵总汇款”、“刚刚赵总一直催我，赵总知道倩倩离职了吗”、“知道”、“哦哦，那就好”、“应该知道了，赵总见过我”、“刚刚最开始赵总找的是梁倩，我以为他知道倩倩离职了，要找倩倩是别的事情呢”、“哦，要你这么说还真得确定一下”、“那你们还真得跟赵总说说”；2、与微信名为“赵文博”的微信记录截图，内容显示：“赵总，我是徐朔”、“徐朔，现在有个账要做”、“我已经买了3500美金了，我现在正在给苏富比转款，手续费是从咱们账户上扣吧?”、“是的”、“什么账”、“您说”、“之前有个合作商已把合同款汇到我的户头上，因合同协议临时变更，现在你先从公司账户上返还这笔合同款，回头我再补上”、“收到了吗”、“我现在跟客户谈事不方便”、“好的知道了”、“赵总，转完了”、“好的，我通知对方”、“还在吗”、“在”、“我跟那边谈好了，说要一次付合同全款的，合同涵晚点再拿给你，你现在再安排360000元给对方”、“赵总，为了慎重起见。您能用您昨天的那个微信号给我发条信息吗”、“我那手机没电上不了，这是我平时跟客户联系用的”；3.与赵总微信截图及文字整理，显示：“那二十万是曹晶借绥芬河的，现在汇回去有什么问题？我现在授权给她签字”、“赵总，曹姐说您让我把20万先汇给绥芬河赵广海，然后今天下午再给我补签字是吗？是的话您给我发个信息我就马上汇款”、“汇”、你还没汇？你要干嘛啊”、“刚从银行取完钱回来”、“这样的事情，没必要这样，原款返回原账户”、“因为数额太大了，我怕担责任，赵总”、“我真的是太害怕了”、“该严格的时候不严格，没问题的，事情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了呢？”、“这样工作你不觉得很影响效率？”、“正因为有以前的教训，所以我从现在开始从我这里出去的大额的钱我真的谨慎”…4、2016年3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出具的受案回执。对于证据1、2、3亿亨物流公司均不认可其真实性，对于受案回执亿亨物流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公安机关立案与本案无实质性关联。亿亨物流公司主张，前台给的微信号“×××”的昵称是“赵文博”，公司的法人是赵文搏，徐朔没有更加审慎的核实公司法人身份，也没有进行电话、短信等核实，而且徐朔也是知道赵文搏的另外一个微信号的，因此徐朔的行为存在重大的过失，且徐朔的此种行为也不是完善公司工作流程可以避免的。亿亨物流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1、新入职员工须知；2、财务部工作流程手册，内容显示“出纳工作流程，包括费用报销流程，借款流程等”；3、出纳工作移交清单；4、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5、情况说明；6、网银转账交易查询明细。徐朔对“新入职员工须知”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从未收到过员工手册；对“财务部工作流程手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没有见过该手册；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主张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是徐朔的过失造成了公司的损失，且公司的损失在刑事案件没有侦破前是无法确定的。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徐朔对亿亨物流公司因被诈骗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所进行的与其工作内容相关的业务活动，应属职务行为。若劳动者在工作中存在恶意损害用人单位利益的行为，其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应进行赔偿。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情况，徐朔显然对亿亨物流公司的损害结果不具故意及重大过失；其次，本案网络诈骗手段隐蔽、欺骗性强，非普通劳动者所能轻易防范和识别，亿亨物流公司财务管理存在漏洞亦是造成损失的重要原因。再次，本案涉及的刑事诈骗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但至今尚没有调查结果，故亿亨物流公司要求徐朔赔偿经济损失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鉴此，法院对亿亨物流公司要求徐朔赔偿公司经济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亿亨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亿亨物流公司认为徐朔作为公司的专业财务人员，在履行职务期间，未尽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造成公司财产巨额损失，而向其主张赔偿责任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根据双方当事人一、二审的诉辩意见，及案件查明的事实情况，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以下几点：
一、亿亨物流公司主张劳动者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造成的公司财产损失赔偿是否有法律依据。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徐朔系亿亨物流公司的财务人员，其将公司款项对外转账的行为亦系其在工作期间的职务行为，故应当优先适用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劳动者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因个人原因造成单位经济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部分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仅有劳动部出台的部门规章《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的原文规定为：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２０％。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本院认为首先从法律、法规等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均未赋予用人单位因劳动者在履行职务行为时造成单位损失的情况下，向其追究赔偿责任的权利；而从部门规章规定内容的角度来看，亦未对于何种情况属于因劳动者本人原因作出明确规定；另该规定还明确了，劳动者因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仅在有明确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才可能承担责任，如合同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主张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本案项下，亿亨物流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徐朔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对此赔偿责任没有作出明确的合同约定，故亿亨物流公司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主张徐朔承担赔偿责任是不成立的。
二、劳动者的行为是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亿亨物流公司上诉还提出徐朔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及第二十九条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原则。对此本院认为，因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对于劳动者的诚信义务标准未做界定，故可以适当参照侵权行为致损赔偿责任中关于侵权人的过错标准进行相应审查，但又不能忽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及劳动者行为系职务行为的特殊性，故在判断标准上应当以劳动者的过错程度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基础。本案中，徐朔对于亿亨物流公司遭受的经济损失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是关键。
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的相关情况及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以下几点：1.徐朔虽然是有较长从业经历并获得会计上岗证的财务人员，但其入职亿亨物流公司时间较短，涉案诈骗案件发生在其入职当月，其对于公司内部管理和人事关系并不太熟悉；2.从徐朔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文字整理内容可以看出，亿亨物流公司存在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文博通过微信方式要求财务人员划账的管理模式，财务管理制度规范性差，存在一定的漏洞；3.徐朔系根据公司前台人员的要求添加的诈骗微信帐号，并非无故自行添加；4.涉案款项系因涉嫌刑事诈骗已经被立案侦查，且没有证据显示徐朔与犯罪分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基于上述几点事实，本院认为，亿亨物流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徐朔在履行职务行为对外转账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了损失的发生。亿亨物流公司在徐朔没有明显重大过错的情况下，要求其对于刑事诈骗案件造成的公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缺乏充分依据。
三、追究劳动者对于职务过错的赔偿责任是否符合公平原则。
亿亨物流公司上诉认为徐朔的行为绝非完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就可以避免的，本案是因为徐朔没有全面履行职责才造成亿亨物流公司的损失;如果徐朔的行为可以免责，就是支持作为公司的出纳，可以不尊重财务法规及通常规则把款项转出而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判决只会加深单位用人的义务，减轻员工的义务，有违公平。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所进行的与其工作内容相关的业务活动，应属职务行为。劳动者因履行该职务获取的收益或利益系归于用人单位，相应的职务风险和因此遭受的损失也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这也是用人单位在选择劳动者时所应承担的相应经营和人事风险。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者在工作中存在明显损害用人单位利益的恶意的情况下，要求劳动者对于犯罪行为的侵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不公。
且即使有证据证明劳动者对于损失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亦应当结合其过失程度及其从用人单位实际获得劳动报酬的情形进行合理认定。这一点从《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后半部分的规定内容“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２０％。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可以看出。
四、劳动争议赔偿案件与刑事诈骗案的交叉处理问题。
亿亨物流公司上诉主张本案系劳动争议案件，与刑事诈骗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不应以刑事案诈骗结果作为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即使认定此案与刑事诈骗有关联，应根据“先刑后民”的规定，应该裁定中止民事部分的审理活动，等待刑事部分的判决结果。而不是直接作出判决驳回亿亨物流公司诉讼请求的判决。对此本院认为，经审查本案系亿亨物流公司基于劳动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过失向劳动者主张民事损害赔偿的案件，与亿亨物流公司被犯罪分子刑事诈骗案件确实属于不同的的法律关系，且没有证据证明劳动者徐朔与犯罪分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刑事诈骗案件的审查结果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徐朔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亦不以刑事诈骗案件的侦查结果为判断依据，故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情况对于民事案件迳行处理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亿亨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亿亨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茵
审 判 员 郑吉喆
代理审判员 熊 静
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
法官 助理 沈 力
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