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浙行赔终字第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满英，女，1928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容芳，女，193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秋琴，女，195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许玉灵，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东一路19号。
法定代表人徐良平，市长。
委托代理人徐俊东，诸暨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义，男，197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乐，男，197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钟秀平，女，194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徐满英、赵容芳、赵秋琴诉诸暨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赔偿一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2015）浙绍行赔初字第1号行政赔偿判决。徐满英、赵容芳、赵秋琴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2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许玉灵，被上诉人诸暨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徐俊东，被上诉人赵义、赵乐、钟秀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5日，三原告徐满英、赵秋琴、赵容芳向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书，以被告违法土地行政登记行为损害其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为由，请求诸暨市人民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当地政策为三申请人进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在涉案房屋原处为三申请人安置房屋173.52平方米；请求诸暨市人民政府赔偿三申请人其他损失共计人民币161903元。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2015年3月4日作出诸政赔决字〔2015〕1号诸暨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三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决定不予赔偿，并将该决定书送达三原告。
诸暨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5月31日作出2-1993-022-03491号土地使用权证，土地坐落于诸暨市草塔镇陈家村佳山下，土地使用者为赵士汶，使用权面积92.4平方米。2010年12月17日，诸暨市草塔镇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钟秀平（赵士汶之妻）就坐落在涉案土地上的草塔镇佳山下61号房屋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三原告于2011年4月21日针对前述土地行政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2012）绍虞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查明赵某系原告徐满英的丈夫、赵容芳的哥哥、赵秋琴的父亲，1951年11月三原告与赵汝济等八人共同所有坐落于诸暨市草塔镇陈家村佳山下房屋两间。至2006年，除三原告外，其余共有人先后去世。该判决认定被诉土地行政登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程序未完全到位，鉴于涉案土地使用权证已于2011年1月13日被注销，遂判决确认违法。（2012）浙绍行终字第61号行政判决维持前述行政一审判决，并于2012年12月3日送达三原告。
（2012）绍诸民初字第699号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审理中，法院认定赵乐、赵义、钟秀平向法院提交的1983年6月20日署名为赵某的卖房书真实性存疑，而载明的执笔人均亡故，无法进一步核证；但房屋买卖时未征得三原告的同意，侵犯了三原告的财产权，该买卖行为应属无效，故确认1983年6月20日以赵某名义签署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012年12月25日，三原告又因与钟秀平、赵义（赵士汶之子）、赵乐（赵士汶之子）物权确认纠纷，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诸暨市人民法院（2013）绍诸民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驳回三原告关于确认三被告与诸暨市草塔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三被告获得的权利（包括拆迁安置房屋及一切补偿费用）归三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2013）浙绍民终字第464号民事判决维持前述民事一审判决。2014年4月1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民申字第132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三原告对此民事案件提出的再审申请。2014年10月13日，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绍检民（行）监［2014］3306000102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
2014年5月19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三原告出具通知，内容为“你三人诉诸暨市人民政府请求返还拆迁补偿安置权利一案材料已收悉，经审查，诉讼请求不明确，请于补正。现将材料退回，请查收”。赵容芳、赵秋琴分别于2014年7月7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2014年11月25日至2014年12月15日期间住院。2014年12月11日、2014年12月24日，三原告分别向诸暨市人民法院、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中，诸暨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后，该案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柯桥区人民法院受理。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是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亦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故原告作为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是其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前提条件。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于2012年12月3日收到确认被诉土地行政登记行为违法的二审判决书，而于2015年1月5日向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提出赔偿请求，即使扣除其中两位原告生病住院期间，也已超过法定的两年请求时效，故该院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满英、赵容芳、赵秋琴的赔偿请求。
徐满英、赵容芳、赵秋琴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未超过请求时效。（1）三上诉人的请求时效的起算点应为其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的时间即2014年4月17日。被上诉人的案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后，诸暨市人民法院向三上诉人释明应向第三人主张权益。三上诉人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以第三人为被告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确认第三人基于案涉土地和房屋拆迁而获得的权益归三上诉人所有。该案经法院一审、二审、再审，2014年4月17日，上诉人收到（2013）浙民申字第13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阐明了三上诉人在该案中的一审诉讼请求违背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其无权向第三人主张该权益；裁定书同时向三上诉人释明“至于三再审申请人（即三上诉人）基于其他案件的生效裁判，认为三被申请人（即第三人）或其他案外人（显然指被上诉人）构成侵权，其可另行主张。”至此，三上诉人方知其可向被上诉人主张赔偿。而此前一审、二审、再审被耽误的时间均系“不属于原告自身的原因”而耽误的时间，依法不应计算在赔偿请求时效内。目前的证据不能证明三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案涉登记行为被确认违法之时已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上诉人的行为侵犯其财产权，其以第三人作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正说明这一点。仅从案件受理费这个因素考虑，也能得出前述结论，三上诉人缴纳了民事案件的受理费近贰万元，而行政赔偿案件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三上诉人违背趋利避害的人之常情提起民事诉讼，恰好从另一个角度有力地证明三上诉人当时并不知道被上诉人的行为侵犯其财产权。（2）即使不按照前述方式计算请求时效的起算点，三上诉人的请求也未超过请求时效。原审法院认定三上诉人已于2014年5月对被上诉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审法院当时并未告知此案需要向被上诉人申请先行处理，仅是让三上诉人补正诉讼请求；在三上诉人补正诉讼请求后，无论是原审法院还是诸暨市人民法院均未告知三上诉人需要向被上诉人申请先行赔偿，反而有法院工作人员告知三上诉人的代理人该案无需申请先行赔偿，且诸暨市人民法院也于2015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因此，三上诉人于2014年5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时间应视为其向被上诉人申请先行赔偿的时间。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实际上原审法院已认定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原告财产权益，却适用此规定驳回原告赔偿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判令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诸暨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答辩称：原审法院审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陈述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赵义、赵乐、钟秀平未答辩。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5）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本案中，三上诉人系赔偿请求人，被上诉人诸暨市人民政府系赔偿义务机关，三上诉人向诸暨市人民政府提出赔偿请求是其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前提条件。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本案中，三上诉人于2012年12月3日收到确认被诉土地行政登记行为违法的二审行政判决书，直到2015年1月5日才向诸暨市人民政府提出赔偿请求，已超过法定的请求时效，且无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原审法院驳回其赔偿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要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 判 长 董跃进
代理审判员 万成兆
代理审判员 何 淼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