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3民终13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园天都南路208号。
法定代表人：沈红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青松，安徽君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敏，女，198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系上诉人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联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荷塘乡中部国际机械物流园湖南昱升日立挖机4S店车间（岳塘经开区）。
法定代表人：龙子祥，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联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升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16）湘0304民初2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青松、赵敏，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建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16）湘0304民初2226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股东出资义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于2014年1月1日签订《湖南联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章程》，上诉人无论是作为被上诉人的发起人或新增股东，均负有及时出资的义务为由，判令上诉人承担履行900万元的股东出资义务。对此，上诉人认为该判决说理部分未能清晰、准确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一概而论的认定背后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理由如下：1、上诉人不可能作为被上诉人的发起人，进而履行出资义务。被上诉人于2011年9月14日实际注册成立。依据《公司法》第七条的规定，“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鉴于上述章程签订时间系2014年1月1日，在联升公司实际成立之后，任何主体不可能再发起设立该公司，该“发起设立公司”的章程注定自始履行不能，更加无法通过人民法院诉请继续履行。据此，若一审法院以此认定上诉人承担发起设立被上诉人公司的出资义务，显属适用法律有误。2、上诉人亦不应当以被上诉人“新增股东”的身份履行股东出资义务。被上诉人提交的唯一一份直接证据即上述公司章程中明确载明各股东系“共同出资设立”公司而非“增资出资”。设立出资与增资出资作为股东原始取得公司股权的两种基本形式，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亦分属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前者针对公司设立阶段的发起人，后者则是针对公司依法成立后的股东或其他投资者而言。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唯一一份直接证据也是一审法院据此直接作出认定的公司章程中，其前言部分、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等条款中，均明确各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成立”）联升公司而非各股东增资扩股共同投资联升公司；且对此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据此，一审法院若凭借该章程即认定上诉人应履行增资的出资义务，亦无任何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合法有效的内外部增资手续。若按被上诉人所称，各股东在章程上签字的“出资设立”的意思表示实际上应当理解为“增资扩股”，则各股东的签字行为构成重大误解，一审法院则更无法根据该章程直接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
在诉讼过程中，中建公司增加事实与理由：各股东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人合基础已不复存在,该股东出资义务现已无法适用强制履行。1、该章程自签字后一直未能履行，从联升公司的经营来看，自2014年1月1日章程签订后，中建公司一直未能以法人股东的身份参与经营管理或行使资产收益等股东基本权利。期间，联升公司多次发生工商变更，中建公司也并未参与任何决策。事实上，因为股东间缺失信任基础，该章程签字后一直未能履行；相反，联升公司以其三年多的实际经营及管理模式表明，其已不再继续履行该章程的真实意思表示。2、联升公司发生多次变更，该出资义务已无法强制履行，自该章程签订后，联升公司多次发生工商变更。二审期间，联升公司各登记事项更是发生重大变化，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各股东、出资比例、法定代表人等重大事项也一并变动。鉴于联升公司的资产价值、股权结构均发生了有效变动，如人民法院强行通过裁判，要求中建公司取得出资人地位并认定其应当出资900万元，将导致各方权利义务的混乱，如现有股东的地位、出资比例、公司治理架构等问题，并对于现有股东的利益带来巨大冲击，直接造成联升公司已稳定的股权结构和法律关系遭到破坏，有违维护法人组织稳定性的法律原则。3、联升公司未能在合理期限内要求履行出资义务，自签订章程到联升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近三年的时间里，联升公司从未以任何方式要求中建公司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亦未赋予中建公司任何股东身份或行使股东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等基本权利。现却以股东出资义务为由要求中建公司承担900万元的出资责任，双方权利义务不相一致，有悖公平及诚实信用的交易基本原则。4、联升公司现有全体股东应当参与庭审，上述章程由李轶、李纯安、吕艳萍以及中建公司于2014年签订。彼时，联升公司股东为李轶、李纯安、吕艳萍，注册资本300万元。现股东为李轶及湖南腾飞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鉴于联升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具有资合与人合的双重属性，其自治权亦应得到法律尊重，考虑到该章程签订时公司治理架构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且在未能核实现有全体股东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如强行要求其接受中建公司作为新出资人，有违尊重法人自治的法律原则。综上，鉴于股东信任合作的人合基础已不复存在，章程一直未能履行且已履行不能；加之目前联升公司工商登记事项已发生重大变更，原出资义务现已无法通过诉请强制履行予以完成。
被上诉人联升公司辩称，第一，被上诉人为证明上诉人应当履行其承诺的出资义务，在一审中提交了双方和其他股东签署的章程，以及上诉人法人签署的关于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名义开设银行验资账户的申请材料，被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股东出具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增资并开户的材料，足以形成完成的证据链条证实上诉人应当承担的出资义务，而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说仅仅只有公司章程证明。第二，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没有在工商登记注明的股东，其没有参与自2014年之后的股东会决议原因是其没有履行其承诺的出资义务，被上诉人股东会对其股东行使权利做出限制是合理合法的，上诉人怠于履行出资义务、变更股东身份的权利，将其自身不履行出资义务和变更股东身份的过错推脱至其他股东是不合理的。第三，被上诉人之所以在一审庭审后引入新的投资人是因为上诉人在判决以后双方一直沟通和解，就上诉人不再履行出资义务一事已经达成基本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被上诉人为促进公司继续发展引入了新的投资人，对于上诉人应当履行的股东出资义务是没有实际影响的，上诉人所出资的900万元的出资金额和享有的股东权利不会产生实质的变化。上诉人也可以就公司决策造成其权利的侵害另案起诉。再次被上诉人也可以承诺，如果上诉人坚持称其是因为股权比例和注册资本的变化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被上诉人可以把股权比例和注册资本变更为原有的样子。
联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中建公司履行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向联升公司支付90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2014年1月1日，中建公司以及联升公司股东李轶、吕艳萍、李纯安确认联升公司章程，约定联升公司在2015年1月1日前将900万元作为对联升公司的出资进行缴纳，中建公司在约定时间未履行该义务。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2014年1月1日章程的约定是对联升公司进行新设成立还是增资扩股。联升公司认为，联升公司实际是进行增资扩股，中建公司是作为股东加入联升公司，中建公司应当依据章程约定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中建公司认为，该章程中明确约定是对联升公司进行新设成立，因联升公司于2011年已经注册成立，故该章程自始履行不能，因而对中建公司没有约束力；法院认为，该章程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联升公司是增资扩股还是新设成立并不影响中建公司出资义务的履行。2、卢晓光和徐明成是否为中建公司委派至联升公司处管理经营的工作人员，并对联升公司进行实际经营管理。联升公司认为，该两人系联升公司委派至联升公司进行实际经营管理的人员，参与了公司的实际管理,该行为正好体现了中建公司行使了股东权利；中建公司认为，联升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该两人系中建公司委派，且该两人是否是中建公司委派参与对联升公司的经营管理与中建公司应向联升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性；法院认为，卢晓光和徐明成是否由中建公司委派至联升公司对联升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只能说明中建公司是否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这与中建公司是否需要履行出资义务没有关联性。3、中建公司是否为联升公司的股东，中建公司是否应该向联升公司履行出资义务。联升公司认为，中建公司是作为新股东加入联升公司，且章程中也明确了中建公司作为联升公司的股东身份，中建公司应该履行出资义务；中建公司认为，联升公司没有提供相关股权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名册证明中建公司为联升公司的股东，故中建公司不是联升公司的股东，亦不应履行出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性文件，章程签订后即对各股东具有约束力，章程中约定中建公司作为联升公司股东出资，中建公司应当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中建公司与联升公司股东李轶、李纯安、吕艳萍签订的《湖南联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章程》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予以保护。公司章程系公司内部治理性文件，章程签订后即对各股东具有约束力。章程中明确了中建公司作为股东于2015年1月1日前注资900万元给联升公司。中建公司不论是作为联升公司的发起人还是新增股东，都负有向联升公司足额出资的义务，其辩称系新设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湖南联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90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
证据一、联升公司股东会决议三份，拟证明自2014年1月1日章程签订后，中建公司未能作为法人股东，参加联升公司历次工商变更事项的股东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原章程约定的公司治理结构等内容自章程签订后即自始未能履行。
证据二、联升公司企业查询信息一份，拟证明联升公司现股东为李轶及湖南腾飞集团有限公司，现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李轶持股49%、湖南腾飞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1%；较之2014年1月1日签订章程相比，该公司的股东人数、持股比例、治理结构等均发生重大变化，该章程约定的股东出资义务现已无法继续强制履行。
被上诉人对上述两组证据质证认为：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一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诉人未能行使股东权利的原因是其自身未履行出资义务导致的，过错不在被上诉人。上诉人应当自行承担未能行使相关权利产生的损失和责任。对证据二证明目的有异议，关于被上诉人公司出资金额和股东股权比例的变化在答辩中已经明确说明，没有任何事实和理由导致上诉人所说的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上诉人企图逃避其出资义务对公司现有的公司债务所对应的债权人和公司其他股东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也不符合双方的契约约定。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认为：两组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依法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本院将结合本案案情在审理查明中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14日，董玺与李纯安共同设立联升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董玺出资120万元，占股40%，李纯安出资180万元占股60%。2013年10月9日，董玺与李轶签订《湖南联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董玺将所持有的联升公司40%的股权作价120万元，全部转让给李轶。同日，李纯安与吕艳萍也签订了《湖南联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李纯安将所持有的联升公司30%的股权作价90万元转让给吕艳萍，至此，联升公司股东为李轶、李纯安、吕艳萍。2014年1月1日，中建公司、李轶、吕艳萍、李纯安签订《湖南联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章程》，章程中约定，中建公司、李轶、吕艳萍、李纯安共同设立联升公司，联升公司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中建公司出资9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5年1月1日前，占股75%；李轶出资120万元，占股10%；吕艳萍出资90万元，占股7.5%；李纯安出资90万元，占股7.5%，对李轶、吕艳萍、李纯安未约定出资时间。章程签订后，中建公司并未出资，由此引发本次诉讼。
另查明，2014年1月2日，联升公司召开股东会，中建公司以股东身份在决议上签字盖章，此次股东会形成两项决议：1、同意《关于湖南联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账户增资的决议》；2、同意在农行长沙泉塘支行开立增资账户。就联升公司的经营情况，联升公司一直与中建公司有邮件往来。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2017年8月2日），联升公司将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股东为李轶（出资980万元），湖南腾飞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02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中建公司是否是联升公司的股东，是否仍需履行出资义务。中建公司认为联升公司早于2011年已存在，中建公司不可能作为联升公司的发起人而履行出资义务，而其与李轶、吕艳萍、李纯安签订的《湖南联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联升公司章程）又规定“发起设立公司”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如果中建公司是作为新增股东进入联升公司，则其不应以发起人的身份签订联升公司章程，故其行为构成重大误解，中建公司不应再履行出资义务。且联升公司已发生多次变更，联升公司也未在合理的期限内要求中建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故该出资义务现已无法强制履行。本院认为，中建公司向联升公司出资是以发起人的身份还是以增资人的身份，不单只看其签署了什么文件，而是要综合案情，充分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联升公司已于2011年发起成立，一直存续未注销，故中建公司不可能以发起人的身份成为联升公司的股东。联升公司原所有股东李轶、吕艳萍、李纯安与中建公司签订联升公司章程，同意接受中建公司出资900万元，占股75%，并且约定了出资时间，此后联升公司也召开了股东会议，中建公司以股东身份在决议上签字盖章，此次股东会形成两项决议，其中就包括增资决议，故可以认定，中建公司向联升公司的出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增资行为，双方当时对此行为均并未产生歧义，中建公司是联升公司的新增股东。
我国公司法规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必须由股东会决定。本案中，联升公司原所有股东在联升公司章程上签字的行为，已经明确表示，所有股东同意联升公司增资并同意新的股东加入，中建公司在联升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其应受章程约束，履行向联升公司出资的义务。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本案中，联升公司虽未办理变更登记，但这并不能成为中建公司不履行出资义务的理由。工商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只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当公司内部发生股东资格争议时，不应仅以工商登记为准，还应对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性条件进行审查，章程中已经约定了中建公司的出资义务，中建公司随后也以股东身份参加了联升公司的股东会，从往来邮件也可认定，中建公司参与了联升公司的经营管理，且联升公司的其他股东对中建公司的股东身份并没有异议，故，中建公司是联升公司的股东，应积极履行出资义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在法院判决未生效的情况下，联升公司擅自变更股东登记情况，属另一法律关系，中建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而不能以联升公司发生多次变更，该出资义务现已无法强制履行为由拒绝履行出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对中建公司诉称联升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要求履行出资义务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中建公司认为联升公司现有全体股东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参加庭审，本院认为，本案是股东出资纠纷，其他股东与本案的审理没有关联性，故对中建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亦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上诉人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明智
审 判 员 陶 玲
代理审判员 许 姣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唐 灏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