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6民初4955号
原告(反诉被告)：前锐(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
法定代表人：TERRYGENERHOADS,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同春，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其文，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徐诗霖，女，1998年1月10日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海，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巍，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前锐(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徐诗霖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0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徐诗霖提起反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前锐(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同春，被告(反诉原告)徐诗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海、王广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前锐(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按照被告与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赞助合同金额的15%向原告赔偿佣金报酬等损失，暂估算的损失总额合计为人民币(以下不特别说明的均为人民币)1,20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1年底，原告的主要负责人Terry与被告及其父母在美国佛罗里达相识。当时，被告尚是年仅13岁跟随父亲打网球的孩子。出于对被告网球潜质的欣赏，Terry以经纪人的身份说服其父母于2012年4月带被告回到中国，并与其父亲一起开始了对被告成为职业网球运动员的长期投资和培养。2013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法定监护人签订了有关运动员市场营销和商业开发的为期10年的《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借助原告的专业经验和努力，原告先后为被告获得了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维沃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湖南省网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三个赞助合约。2013-2015三个年度内，被告及其父母通过原告的服务获得了价值770万元的商业赞助。从2015年1月开始，原告就为被告与阿迪达斯的赞助续约开展了谈判，基于原告的体育市场经验、市场资源以及专业的谈判技巧等，从阿迪达斯2014年底最初报价的合约四年赞助价值合计200万美元，原告成功地为被告争取到合约七年基本赞助收入(尚不包括奖金赞助收入)合计达950万美元(约人民币6,200万元)的赞助续约。如果算上被告从阿迪达斯获得的奖金赞助收入，被告在2016-2022年度光从阿迪达斯获得的赞助收入就将合计高达1500万美元(约人民币9,700万元)。但从2015年底被告与外籍教练MarkoDragic合作开始、在被告即将年满18周岁之时，被告自私自利地为了不再和父母及经纪人分享赞助权益，试图单方终止与原告的经纪代理合作关系，而选择自行与阿迪达斯签约并直接从阿迪达斯收取巨额赞助款项。随后，原告一直努力地与被告及其外籍教练、被告父母进行沟通和协商，希望被告全面保障原告有关阿迪达斯赞助合约项下的所有佣金报酬，但是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选择自行与阿迪达斯签约。原告故根据原告与被告之间《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第5.1款的约定、按照原告与阿迪达斯于2015年12月21日确定的赞助合同文本作为计算原告经济损失的依据，诉至法院提出如上诉请。
被告徐诗霖辩称，《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是被告父亲在其未成年时签署的，被告以明确的意思表示不予追认该协议，因此该协议应于2016年1月10日起归于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基础。本案争议合同的性质是居间合同，原告并未达成关于被告的赞助协议，因此无权获得佣金。原告未能尽到代理义务，且存在损害被告利益的情形。因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并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自2016年1月10日被告成年起无效；2、请求判令原告支付其尚未结清的合同款项293,098元。
反诉被告辩称，在被告未成年的时候，被告的父母是她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被告父亲在法定代理权限内，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署的《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合法有效，该合同从成立之日起就对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不需要被告的追认，也不会因为被告成年就自然失去效力。被告成年后，是她父母作为监护人的法定代理终止，而不是之前依法成立的合同终止或无效。原告没有任何工作失误或未尽到代理义务的情况。关于未结清款项，原告按惯例都是每年3月份整理上年度财务报告，因为之前被告的多次威胁变更合同以及自己单独与阿迪达斯签订赞助合同的违约行为，原告行使不安抗辩权，扣留了该笔款项并依法通知了被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供如下证据作为诉称依据：
1、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证明原、被告于2013年1月1日签订该协议，期限为10年，协议第5.1条款约定，被告应就原告所提供的商业服务向原告支付“总收入”(不包括运动员从ETA和ITF获得的奖金收入)的15%作为佣金报酬，在协议期限内由原告所创造或通过原告所获得的赞助合同、产品授权合同、市场推广合同、广告合同及其他商业机会，被告都将支付原告相当于每个商业合同税前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作为佣金报酬；
2、赞助协议，证明原告在2013-2015年为被告获得了阿迪达斯(adidas)、维沃通信(VIVO)以及湖南省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三个赞助合约，被告及其父母通过原告的服务和工作获得了总计价值约770万元的商业赞助，后续仍将获得价值800万元的赞助收入；
3、原告代表被告与阿迪达斯续约谈判的往来电子邮件，证明基于原告的体育市场经验、市场资源以及专业的谈判技巧等，原告成功地为被告争取到合约七年基本赞助收入(包括奖金赞助收入)合计高达1,500万美元(约人民币9,700万元)；
4、有关被告违约的往来电子邮件，证明在被告即将年满18周岁时，被告为了不再和父母及经纪人分享赞助权益，试图单方终止与原告的经纪代理合作关系，而选择自行与阿迪达斯签约并直接收取巨额赞助款项；
5、公证书，证明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期间，原告总经理沙伊峰与被告法定监护人徐扬之间的微信交流可以证实，被告由于受外籍教练的蛊惑或误导而仇视父母并试图变更或终止与原告的《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2015年12月30日被告离家出走，被告父亲被迫让女儿前往美国寻找她的教练，随后2016年1月9日被告父亲又被迫向原告和阿迪达斯发了函件；
6、有关原告与被告外籍教练的往来电子邮件及中文翻译，证明2015年11月，被告父亲发现被告与其外籍教练的亲密关系后解雇了教练，被告要求教练自己负责聘请，随后原告与被告教练就新聘用合同条件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沟通交流，但是教练回复不感兴趣拒绝签约；
7、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的排名及统计信息，证明有关阿迪达斯对被告的赞助合同金额提高与被告的职业排名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联，中国前三名球员的单项合同赞助连被告的赞助金额的一半都不到，从2014年底开始谈判时原告就向阿迪达斯提出基本年费500万的续约要求，通过长达一年的努力最终实现并超越了当初的赞助金额目标。阿迪达斯的续约实质上很大程度是通过原告的专业体育市场经验、体育市场资源、专业的谈判技巧等努力获得的；
8、有关网球行程计划及其签证的相关证据，证明训练计划和比赛都是事先确定的，有关2015年11月的台北和日本的两次签证和取消参赛，原告没有任何工作失误，被告也从没有提出过任何意见。台北比赛取消是由于新更换的外籍教练Marko的塞尔维亚护照和签证问题导致，教练临时决定去日本，但因为日本签证政策和要求变化等原因无法完成日本签证。被告有提出抱怨的是12月去美国和加拿大的签证。美国和加拿大签证问题是由于当时外籍教练Marko已被解雇并回到美国，被告急着要离开中国去跟他见面和度假，但是后来原告也帮助被告拿到了美国和加拿大签证。
被告提供如下证据作为辩称依据：
1、被告2015年6月8日和2015年12月7日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单打排名及翻译件，证明在阿迪达斯2015年6月15日向原告第一次发送代言协议草案和2015年12月21日向原告发送代言协议草案期间，被告在WTA的排名突飞猛进，因此阿迪达斯提出高额赞助与被告优秀的赛场表现密不可分；
2、(2016)沪东证字第50797号公证书及翻译件，证明自2015年12月18日起，被告多次以明确的意思表示不予追认原告与被告父亲2013年1月1日签订的代理协议效力，因此代理协议应于2016年1月10日起归于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基础；原告未能尽到代理义务，且存在损害被告利益的情形；在原告与阿迪达斯关于被告的赞助协议终止后(2015年12月31日)，原告在履行商业代理活动期间并未实际达成任何与阿迪达斯关于被告的赞助协议，因此无权得到佣金；
3、《有关徐诗霖(coco)与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签订商业协议的函》，证明被告以明确的意思表示不予追认原告与被告父亲2013年签订的代理协议效力，因此代理协议应于2016年1月10日起归于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基础；
4、被告分别于2015年12月24日、2015年12月29日作出的确认函，确认被告与原告的代理协议效力，5、律师函、授权委托书、商业和法律关系的确认函、法律顾问合同，证明被告因受其父亲虐待，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向阿迪达斯发函，确认与原告的经济代理关系及代理协议效力。阿迪达斯谨慎地意识到原告和被告可能有争议，与原告签署赞助被告的协议可能引发法律问题；
6、被告2016年1月11日的神经心理学诊断报告及翻译件，证明2015年12月23日至24日，被告在中国受其父亲虐待，引起脑震荡等危害身体健康及正常训练等的伤害；
7、声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被告父母承认2015年12月23日前后迫使被告违背其真实意愿作出证据4、证据5文件中的意思表示，因此证据4、证据5所包含的文件应归于无效；
8、(2016)沪东证字第50798号公证书及翻译件，证明被告以明确的意思表示不予追认原告与被告父亲签订的代理协议效力，原告未尽到商业代理公司应尽义务，反而损害被告利益；
9、被告缴纳ITF罚款的截图及翻译件，证明原告未尽到商业代理公司应尽义务，反而损害被告利益；
10、有关对徐诗霖款项进行扣留的通知，证明原告无故扣留代被告收取的湖南省网球管理中心的培训费用，应将被扣留费用返还给被告；
11、2015年12月29日原告发给被告母亲的邮件，证明原告与被告父亲串通起草了一系列给阿迪达斯的邮件，都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才签了字。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法定监护人(徐扬)签订了一份《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该协议第1.1款约定，“商业代理公司作为运动员在全球范围内独家排他的体育经纪人和商业代理人，应与运动员一起共同努力开发、提高和推广运动员的专业技能，并向运动员提供专业的市场营销策略和有关其个人品牌形象的发展机会，以此来帮助运动员有机会获得与其自身价值匹配的商业回报。”第2.4款约定，“未经商业代理公司事先许可，运动员不得擅自签订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与本协议体育经纪及市场开发事项相关并冲突的合同。”第3.3款约定，“商业代理公司与运动员双方皆认知，商业代理公司可以通过或转委托其关联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香港母公司前维有限公司)或第三方专业机构为运动员提供本协议项下的服务，以便更好地为运动员进行商业筹划和管理。”第4.3款约定，“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双方协商一致外，运动员保证不以个人名义或委托他人或组织以任何方式收取由商业代理公司经纪或代理的有关收入或款项。”第5.1款约定，“因为上述所涉及的商业服务，运动员应向商业代理公司支付运动员的总收入(不包括运动员从WTA和ITF获得的奖金收入)的15%作为佣金报酬。在本协议期限内由商业代理公司所创造或通过商业代理公司所获得的赞助合同、产品授权合同、市场推广合同、广告合同及其他商业机会，运动员都将支付商业代理公司相当于每个商业合同税前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15%)作为佣金报酬。有关服务报酬应在赞助商或市场合作伙伴的合同款项到帐后十个工作日内或根据相关商业合同的约定支付给商业代理公司。”第5.2款约定，“双方进一步确认和同意，运动员不仅应向商业代理公司支付其代理或谈判的所有商业合同的佣金，还应支付受益于该等商业合同的缔结而由赞助商或市场合作伙伴与运动员延展或续约的相关合同的佣金(同样地按照每个商业合同税前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15%)计算)，即使本协议终止或者相关代理权被终止。”第8.1款约定，“运动员应就其不当解除商业代理公司的职责而导致商业代理公司所遭受的任何和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013-2015年，原告分别与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维沃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湖南省体育局签订关于徐诗霖的合作协议、赞助合同。
从2014年底到2015年底，原告的法定代表人Terry与阿迪达斯的Max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就有关被告新的赞助合同进行了磋商和谈判。被告自2015年12月18日起通过电子邮件要求原告签订新的《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并威胁解雇原告，随后被告与其父母就是否继续认可原告经纪代理关系以及被告签署阿迪达斯赞助合同及其相关函件的有效性等问题作出了前后矛盾的表述。被告及其外籍教练于2016年2月3日和2016年3月23日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提议终止原告与被告父母之前签订的合同、不得对被告采取法律行动、原告与被告或其国际体育公司签订新合同、赞助方支付的款项必须直接汇至被告账户、被告有权随时终止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合同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Terry在2015年12月23日、2016年2月2日、2016年3月22日和2016年3月30日通过电子邮件回复，希望获得由原告洽谈的阿迪达斯赞助合同的佣金等报酬。但原、被告双方对此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确认其已以自己的名义与阿迪达斯签署了赞助合同。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监护人以被告名义签订的《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之情形。
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自被告成年后的效力问题。被告认为，《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签订时，被告尚未成年，被告法定监护人代表被告签字，该协议属于效力待定。被告已于2016年1月10日年满18周岁，现对协议不予确认，故《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自2016年1月10日被告成年后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签订时，被告未成年，其行使民事行为应由其法定监护人作出，被告父亲作为法定监护人具有代表被告签订协议的权利，且该协议内容并未损害被告的利益，故上述协议有效，对被告具有约束力。合同法相关解释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而上述协议系在被告法定监护人具有代理权限的期间签订，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情形，且法律并无规定由法定监护人签订的协议在被监护人成年后必须要由被监护人进行追认才继续有效。当然，被监护人成年后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单独行使民事权利，但其若认为前述合同存在侵犯其合法权益、显失公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等情况的，应通过法定途径行使撤销权或请求确认无效。对被告本案中关于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反诉请求确认《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自2016年1月10日被告成年起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问题。本院认为，随着世界范围内体育职业化，体育经纪业伴随着体育职业化的不断发展，对于活跃体育市场和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发掘和培养高素质运动员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体育经纪人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商业信息、人际关系、谈判技巧等促成体育经济活动中的双方达成合同，进而获得相应报酬。因此，依法保护体育经济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体育经纪业的有序发展，引导树立诚信守约的行业风气，对于体育经济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原、被告签订《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后，原告通过其专业化的服务，为被告提供了包括阿迪达斯公司在内的，在行业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商业赞助及合作机会，加之被告自身的能力与努力，使得被告能够成为目前颇具一定知名度的优秀运动员。原告基本较好地履行了合同义务。而根据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以及提供的双方往来邮件等证据显示，在《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履行期内，原与阿迪达斯公司协议将要到期时，原告与阿迪达斯公司就续约问题进行了实质性谈判并取得实质性结果(续约合同最后修改意见完成)，但被告最终单独与阿迪达斯公司另外达成协议。《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中约定，未经商业代理公司事先许可，运动员不得擅自签订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与本协议体育经纪及市场开发事项相关并冲突的合同；运动员应就其不当解除商业代理公司的职责而导致商业代理公司所遭受的任何和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称被告违反协议约定，构成违约，致使原告合同可期待利益无法实现，可予认定，被告应根据协议约定承担赔偿责任。鉴于被告未提供与阿迪达斯公司间协议约定，本院酌情参照原告母公司前维公司与阿迪达斯公司间续约合同(最后修改意见)约定确定原告的相应损失。其中，关于球员年费，续约合同约定2016年度为910,000美元、2017年度为1,015,000美元、2018年度为1,125,000美元、2019年度为1,265,000美元、2020年度为1,500,000美元、第一个续展年度为1,650,000美元、第二个续展年度为1,800,000美元，原告佣金为1,389,750美元；关于球员奖金，因球员参加的比赛等无法准确预估，原告自行制作的测算表并不能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原告可保留相关权利另行主张；关于球员签约奖金，根据续约合同，签约奖为315,000美元，原告佣金为47,250美元；关于年度视频费，续约合同约定经纪公司可获得2015年选手视频费80,000美元。
三、关于反诉请求。反诉被告辩称系因反诉原告违约故行使抗辩权扣留款项，现双方争议已经处理，双方应予结算，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尚未结清的合同款项293,098元，可予支持。
据此，为维护社会正常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徐诗霖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前锐(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1,517,000美元；
二、原告(反诉被告)前锐(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徐诗霖尚未结清的合同款项人民币293,098元；
三、被告(反诉原告)徐诗霖关于确认《体育经纪及商业代理协议》自2016年1月10日被告(反诉原告)徐诗霖成年起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前锐(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9,196.2元，被告(反诉原告)徐诗霖负担人民币84,603.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48.2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徐诗霖负担人民币50元，原告(反诉被告)前锐(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798.2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 峻
代理审判员 胡晓艺
人民陪审员 丁剑英
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叶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