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53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44年7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北京市京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华，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37年7月19日出生，住南京市白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虹（王某2之女），1973年6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福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5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某2承担。王某1的上诉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我一审判决后新获取的证据表明：王某2不是被继承人张玉贵的亲生孙女，而是潘姓孙女；王某2的出生日期与王恺（王志恺）的牺牲日期相差11个月，违反生物学血亲的基本常识；公开出版物中关于王恺烈士的介绍仅有“遗留老迈双亲”，未有妻女的记述。一审判决错误采信了王某2证明自己是法定继承人身份的证据，应予纠正。王某2姓名的中的“环”字与之前户籍档案中的“王恩还”的“还”字不同，出生日期也不同，来源也不同，应属不同的两个人，故本案王某2与张玉贵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王某2提交的有关亲属关系证明的公证书依据的材料多为王某2及其利害关系人的自书，没有客观证据佐证，且依据的证据互相矛盾，故该公证书不具有证据效力。王某2提交的历史户籍材料证据中的“大宝”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是王某2。2、一审判决依据的公证书程序不合法、内容不合法，不具有证据效力。王某2提交的烈士证明书本身依据不足，且不足以说明王某2是王恺烈士的子女。南京月牙湖办事处社会事务科出具的证明并无相关依据，不能因此证明王某2是王恺烈士的子女。南京航空联谊会出具的证明书经调查其内容系王某2丈夫毛琪所写且无依据也未查验，故不具有证明王某2是王恺烈士的子女的效力。3、即使王某2继承人的身份得到证实，一审就涉案遗产的分割也是错误的。我自幼与被继承人张玉贵生活，相依为命，对其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为其养老送终。在张玉贵去世后，我对涉案房屋尽了维护保管的义务。我是残疾人，依法属于被照顾对象。因此，就涉案遗产我应多分。此外，涉案院落新增房屋部分，不属本案争议范围，应另行解决。
王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王某2向一审法院请求：判决我拥有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135号（楼房：楼号为1、4；平房：房号为2、3）房屋50%的所有权份额，诉讼费由王某1负担。事实和理由为：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135号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被继承人张玉贵。张玉贵是王某2和王某1的祖母。张玉贵于1965年10月病故，生前未留下遗嘱，王某2与王某1未能就继承该房产达成一致意见。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
王某1辩称，不同意王某2的诉讼请求。王某2不具有继承人的资格，王某2应举证证明自己是继承人。张玉贵生前多次表示诉争房屋留给我。诉争房屋在文革期间被收归国有，文革后，我自己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发还房屋。经过我的努力，房屋于1988年左右发还到张玉贵名下。发还过程中，只有我一人努力，没有其他人参与此事，不同意继承分割房屋。1981年的时候，开始发还房屋，王文振的家族成员试图侵占张玉贵的房产，出现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我独自主张发还房屋的权利，来维护张玉贵的权益。王某2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1981年我和王文振就诉争房屋发生过纠纷，时效应从我起诉之日即1981年1月9日计算两年。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法院不予保护。
一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王某2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北京市公安局厂桥派出所于2011年5月12日出具的证明信，证明张玉贵的死亡时间。
2、北京市公安局新源里派出所于2010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信，证明王文振的死亡时间。
3、北京市公安局厂桥派出所于2010年9月8日出具的证明信，证明王某2是王文振的孙女。
4、江苏省南京市公证处于1994年8月16日出具的《亲属关系公证书》，证明王恺与王志恺是同一人，王某2是王恺之女，乳名为大宝。
5、西四北大街户口调查表、厂桥派出所的户口登记表，证明王某2、王某1是王文振、张玉贵的孙女和孙子，大宝是王某2的小名，二宝是王某1的小名。
6、常住人口登记卡、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证明王某2的曾用名为“王恩还”，出生日期从7月5日变更为7月19日。
7、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诉争房屋是张玉贵的房产。
8、房屋产权登记书，证明诉争房屋的产权人为张玉贵。
9、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1）西民初字第17632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民终字第4076号民事裁定书、（2013）高民申字第0041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法院认为应先办理诉争房屋的继承手续。
10、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公证处（1998）宁二证外民字第6476号亲属关系公证书，证明王某2是王志恺的女儿。
11、革命烈士证明书、月牙湖街道社会事务科证明，证明王恺的死亡时间及原因。
12、1966年9月1日王文振的档案材料。
13、王某1写给王某2的信4封，证明双方几十年来关系融洽，王某1认可王某2是姐姐，认可诉争房屋有王某2一半的份额。
14、诉争房屋的照片，证明诉争房屋一直由王某1在使用。
15、照片，证明亲属关系。
16、南京航空联谊会于2013年9月出具的证明书，证明王恺又名王志恺，父母为王文振、张玉贵。
17、王某2在山西省永济董村农场期间的人事档案，证明张玉贵、王文振与王某2、王某1之间的关系。
王某1对王某2提交的证据材料1、7、8、9、14无异议；对王某2提交的证据材料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王某2提交的证据材料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材料没有证明力，不知道王某2和大宝是不是同一人，也不知道王恺与王志恺是不是同一人；对王某2提交的证据材料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王文振的子女不一定是张玉贵的子女，大宝、二宝不知道指的是谁，户口登记表看不出王某2是张玉贵的嫡亲孙女，不能证明大宝是张玉贵子女所生的子女；对王某2提交的证据材料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材料上没有标明变更日期的原因，不知道为何变更，不认可其合法性；对王某2提交的证据材料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该公证书的内容；对证据材料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王某2证明目的；对证据材料12不认可；对证据材料13，王某1称信有可能是王某1所写，但与本案无关，也与王某2是不是张玉贵的亲属没有直接关系；对证据材料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王某2的证明目的；对证据材料16，不认可王某2的证明目的；对证据材料17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对王某2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如下认定：1、2、3、4、5、6、7、8、9、10、11、14、16、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因无法确定内容由谁所写，且该份材料也无相关存档单位盖章确认，故对证据材料1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材料13，因王某1对此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认可该份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材料15，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单独凭此照片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
王某1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北京空调器厂于1980年5月16日出具的介绍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1988）西民字第874号民事调解书、危险自住房通知书，证明诉争房屋受到他人侵占时，只有王某1在维护相关权益，只有王某1作为唯一的权利人主张了权利。王某2在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2、王某2的人事档案材料，证明王某2的出生日期是1938年7月12日，与王某2出示的证据材料中显示的出生日期不一致，王某2不是王恺的子女。
3、1998年南京公证处谈话笔录、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宁民诉终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998年亲属关系公证的公证书从形式到内容均不合法。
4、王某1的残疾证，证明王某1虽然身体有残疾，但还是在维护诉争房屋的相关权益。
5、诉争房屋所有权证。
6、烈士证，证明只有拿到新的烈士证才有持证资格。
王某2对王某1提交的证据材料1中“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无异议，但不认可王某1的证明目的，对其他证据材料均不认可；对王某1提交的证据材料2，王某2不认可其真实性，认为1938年这一数字是被修改的；对证据材料3，王某2认可裁定书的真实性，不认可谈话笔录，不认可王某1的证明目的；对王某1提交的证据材料4，王某2称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能说明王某2放弃了继承权；对证据材料5的真实性，王某2无异议；对证据材料6，王某2认可其真实性。
一审法院对王某1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135号楼（幢）号为1、4的楼房共计8间及房号为2、3的平房共计3间（以下简称诉争房屋）所有权人原登记为王文振，后该房屋在文革期间被收回，落实私房政策后，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于1987年登记为张玉贵。
张玉贵、王文振原系夫妻关系，后二人离婚。
1981年1月9日，王某1将王文振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西城区西四北大街135号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法院于1981年4月25日出具“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有：“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如下：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一三五号（原一二八号）楼房十二间半系张玉贵之房产。”王某2、王某1均认可该房屋系张玉贵的个人财产。
张玉贵于1965年死亡。王文振于1988年死亡。张玉贵之父母均已先于其死亡。张玉贵未留遗嘱。
庭审中，王某2、王某1称张玉贵、王文振生育有以下子女：长子王恺、次子王怡、三子王馨。王恺于1937年死亡。王怡于1938年死亡，生前未婚、无子女。王馨于1994年死亡，王某1是王馨之子。
1937年6月的西四北大街户口调查表记载：“户主夫王文振、妻张氏、子王馨、孙女大宝、孙二宝、女仆赵氏”。1953年以后的户口登记表记载有“户主王文振，与户主关系：张玉贵（朋友、离婚、解放前原名为王张氏）、孙女王恩还（出生日期1937年7月20日）、孙王某1（出生日期1944年7月23日）。”
在前述“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案件调解完毕后，王文振向法院及其他相关部门递交了申诉材料，该申诉材料载有下列内容：“说明：我共有四子，张玉贵生三子，长子王恺，国民党空军，1937年'12.8'上海保卫战阵亡，其妻1945年改嫁，不知下落，留有一女王恩还（小名大宝），46岁，现在南京。次子王怡，国民党空军，1938年武汉保卫战阵亡，没有结婚。三子王馨，现在台湾，65岁，其妻1948年肺结核病死，留有一子王某1（小名二宝）。我与后妻潘世美生一子，王九华，49岁，最近（82年11月）落实政策由三门峡调回北京。”
1994年8月16日，江苏省南京市公证处出具（94）宁证民台字第420号《亲属关系公证书》：“根据档案记载并向知情人王九华、龚某和龚仁霖调查核实，兹证明王志恺（又名王恺，男，一九一六年二月一日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死亡）在大陆的直系亲属只有以下一人：女儿：王某2（乳名大宝，女，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出生，现住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西大影壁04幢306室）”。
1998年11月18日，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公证处出具（1998）宁二证外民字第6476号亲属关系公证书，主要内容为：“申请人：王某2，女，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出生，现住江苏省南京市西大影壁四幢306室。王某1，男，1944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生，现住美国加州。关系人：王志恺，男，一九一六年二月一日出生于北京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牺牲。王怡，男，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北京市，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牺牲。兹证明申请人王某2是关系人王志恺的女儿，是申请人王某1的堂姐、是王怡的侄女。王某1是关系人王怡的继子，是王志恺的侄儿、是王某2的堂弟。”王某1于2013年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公证书，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王某1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裁定不予受理。王某1为此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庭审中，王某1称其是王馨之子，听说自己被过继给了王怡，但没有法律手续。诉讼中，王某1未提交其是王怡继子的相关证据。
王某2在山西省永济董村农场期间的人事档案记载王某2的祖父是王文振、祖母是张玉贵、父亲王恺、母亲龚则琰、弟王某1。
王某2曾用名为王恩还。2010年9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厂桥派出所出具《证明信》，载明王某2是王文振的孙女，生于1937年7月20日。
2013年9月，南京航空联谊会出具《证明书》，主要内容有：“兹证明王志恺烈士（又名王恺），男，一九一六年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战役中光荣牺牲。烈士证号为苏政烈字第662号。参军前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原128号（现西四北大街135号），妻子龚则琰，女儿王某2（现居住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苜蓿园大街69号18幢201室）。父亲王文振，母亲张玉贵，二弟王怡（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武汉战役中光荣牺牲），三弟王馨。”
2014年11月18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月牙湖办事处社会事务科出具《证明》：“兹有月牙湖街道月牙湖社区居民王某2，身份证号码：×××，系王志恺烈士之女，2011年7月被认定为'60岁以上烈士子女'，目前在我街道享受定期抚恤。2014年7月，按上级统一部署，王志恺烈士证明书上交省民政厅等待更换新版烈士证。”
2011年，王某2以分家析产为由将王某1诉至法院，要求判决对张玉贵名下坐落于西城区西四北大街135号的房屋进行析产分割，法院于2011年12月19日出具（2011）西民初字第1763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现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135号房屋产权人仍登记为张玉贵。张玉贵已于1965年去世，现本案诉争房屋尚未办理相关继承手续，王某2并非诉争房屋的共有权人，并不具备析产条件，故王某2的起诉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据此法院裁定驳回了王某2的起诉。王某2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5日出具（2012）一中民终字第407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王某2并非诉争房屋的共有权人，不具备析产条件，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王某2随后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0日出具（2013）高民申字第0041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王某2的再审申请。
另查，王某1之父王馨于1994年5月25日死亡。其生前曾到我国台湾地区，于1963年8月10日与叶春英结婚，二人婚后无子女。叶春英于1998年6月21日死亡。叶春英与其前夫育有子女五名，分别为赵和光、赵尚机、赵正机、赵黛眉、赵黛娟。赵和光、赵尚机、赵黛娟均表示其未与王馨形成扶养关系，并表示其放弃对本案诉争房屋的继承。赵和光表示赵正机与王馨之间没有形成扶养关系。赵和光、赵黛娟、赵尚机均表示赵黛眉与王馨之间没有形成扶养关系。
赵正机于2010年6月20日死亡，赵黛眉于2015年9月5日死亡。赵黛眉之配偶李天云、子女李佑昕、李佑晖、李文宜均表示放弃继承诉争房屋。赵正机之配偶欧秀金、儿子赵立维、赵彦钦均表示放弃继承。
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诉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张玉贵名下，且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诉争房屋是张玉贵的房产，王某2、王某1在庭审中也认可诉争房屋是张玉贵的个人财产，张玉贵已死亡，故确认诉争房屋是张玉贵的遗产。
继承开始后，没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中，张玉贵未留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故本案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诉争房屋。
在确定了诉争房屋的性质后，本案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两点：第一、王某2是否能够继承张玉贵的遗产；第二、王某2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一）关于焦点一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本案中，从王某2、王某1的当庭陈述、“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王文振的申诉材料等证据可以确认张玉贵、王文振原是夫妻，二人有子女三人，即王恺、王怡、王馨。因王恺先于张玉贵死亡，故其子女对于张玉贵的遗产有权代位继承。王馨后于张玉贵死亡，故其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张玉贵相应的遗产份额。
关于王某2是否是王恺之女的问题，王某2提交的人事档案、户口登记表、户口调查表、（94）宁证民台字第420号亲属关系公证书、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月牙湖办事处社会事务科出具《证明》以及王文振针对“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书写的申诉材料等证据相结合，可以证明王某2是王恺唯一的女儿，南京航空联谊会出具《证明书》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因王恺先于张玉贵死亡，故王某2有权代位继承。
王某1虽否认王某2是张玉贵之孙女，但其认可王某2是王文振之孙女，而张玉贵、王文振原是夫妻关系，且其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王某2并非是张玉贵孙女，故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双方应继承的遗产份额问题。第一，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无法确认王某1是王怡的继子，在本案中，王某1应作为王馨的法定继承人来对待。理由如下：（1）王某1出生日期为1944年7月23日，而根据王文振的申诉材料及王某1提交的烈士证，王怡在1938年即已死亡，故从时间上来看，王某1不会是王怡的继子；（2）、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公证处于1998年11月18日出具的（1998）宁二证外民字第6476号亲属关系公证书中虽表述称“王某1是关系人王怡的继子”，但王某1在庭审中称其是王馨之子，其只是听说自己被过继给了王怡，没有相关的法律手续，王某1也未提交其是王怡继子的相关证据，故不能仅凭该公证书就认为王某1是王怡的继子。第二、王馨后于张玉贵死亡，而叶春英与其前夫所生之子女均未与王馨形成扶养关系，且相关利害关系人均表示放弃继承，故王馨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应由其子王某1继承。综上，王怡未婚、无子女，且先于张玉贵死亡，故张玉贵的遗产应由王恺之女王某2以及王馨之子王某1继承，每人各继承诉争房屋50%的份额。
（二）关于焦点二
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本案中，王某1虽与王文振在1981年就诉争房屋发生过纠纷，但该纠纷经调解解决，王某1与王文振均确认诉争房屋是张玉贵的房产，故不能视为王某2的继承权自1981年被侵害。
被继承人张玉贵虽于1965年死亡，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情况，诉争房屋所有权于1987年才被发还登记至张玉贵名下，之后并未进行析产继承，亦未进行所有权人变更登记，王某2也未表示放弃继承，且王某2曾起诉要求析产，被生效裁定认为因其不是房屋共有权人而驳回起诉，综合上述情况，本案也不应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故对于王某1所提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继承人张玉贵名下的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135号楼（幢）号为1、4的楼房以及房号为2、3的平房归王某2及王某1所有，其中王某2享有该处房屋50%的所有权份额，王某1享有该处房屋50%的所有权份额。
二审中，王某1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和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北京市档案馆2017年6月2日出具的《北京市政府警察局内七分局（潘杨氏）户口调查表卅八年一月一日》，显示户主为潘杨氏，女婿王文振，女潘玉侬（王文振妻子），外孙九华，孙女恩环，性别女，民国二七年六月一五日出生，证明王某2系潘姓孙女，非被继承人张玉贵孙女；2、张光明发表于2008年8月《中外杂志》上和独立作家出生社出版的《笕桥精神》一书中的《笕桥英魂（二）》文献，该书作者张光明系王恺烈士同学，王恺牺牲时仅遗有老迈父母而无妻女，证明王某2称其为王恺烈士女儿无史料依据；3、龚则琰《居民身份证》和《户口名簿》，显示龚则琰配偶项下空白，其出生日期为1923年11月16日，其为人母及为王恺妻子不合常理，证明王某2关于其母龚则琰系王恺妻子的主张无依据，且其“长女”身份与证人龚某和龚仁霖关系不符；4、1991年龚某《证明》，显示龚则琰为其妹，出生日期为1918年11月16日，证明一审判决依据的（94）宁证民台字第420号亲属关系《公证书》依据事实矛盾，违反公证材料应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充分性规则，该公证书不具有证明王某2亲属关系证明的证据效力；5、2017年5月19日南京航空联谊会《调查笔录》，证明2013年9月该会为王某2出具的《证明书》系王某2丈夫毛琪所写，该会无王恺烈士妻子、子女、父母、弟弟的信息考证资料，也未核实上述信息，故一审依据判决以该会证明书作为认定依据是错误的；6、涉案房屋修建状况图，证明王某1对涉案房屋的维护、保管尽了主要义务；7、2017年8月3日在南京市公证处的《调查笔录》及公证书卷宗复印件（盖有南京市公证处档案室印章），进一步证明涉案公证书存在证明材料不充分、不完整、不合法等违规问题，故不能做为认定王某2本案继承人身份的依据；8、2017年8月3日在南京航空联谊会的《调查笔录》，证明目的同证据5；9、中山陵园管理局文件--《关于王恺为抗日空军烈士的证明材料》及涉案（94）宁证民台字第420号《亲属关系公证书》复印件，文件日期为2008年4月7日，其中有王恺牺牲时遗有“妻及女二”文字，证明与王某2所称王恺仅有其一个女儿的说法相矛盾；10、南京市白下区民政局定期抚恤补助人员转移介绍信及备案材料，证明该局开具该介绍信的依据也是涉案《革命烈士通知书》，属于依据不足；11、“空军总司令部人事署”给王某1父亲王馨的函，该文件中没有记录王恺烈士有子女。
对前述王某1提交的证据，王某2认为均不属于新证据，同时认为：证据1不具有排除王某2是张玉贵之孙女的作用，且与王某2提交的其在董村农场的人事档案并不矛盾，只是因为历史原因户籍分开登记而已；证据2系杂志，不具有认定亲属关系的作用，且该杂志中没有记载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王某2系王恺烈士女儿的事实有多个国家机关出具的证据为证；证据3公证书档案充分说明（93）宁证民台字第50号和（94）宁证民台字第420号公证书的出具依据充分正确，程序合法，是具有效力的；证据4，已有证据能够说明矛盾之处是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证据5涉及的南京航空联谊会出具相关证明是在审查了王某2的烈士证书、公证书等后做出的，并非没有依据，该会也无需就此在进行考证；证据6
--10均是一审中主张的理由，不再发表意见。
王某2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和请求，提交了王某1所写的文章及媒体报道，其中王某1在其文章中写道王恺牺牲时遗有妻子及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儿，媒体报道中有王某2系王恺烈士女儿的内容。
对前述王某2提交的证据，王某1认可真实性，但认为均不能证明王某2的继承人身份。
本院二审认定的本案事实与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相同，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对本案被继承人及其遗产的认定是否正确问题；2、一审法院对本案继承人的身份的认定是否正确问题；3、一审法院对涉案遗产的分割处理是否适当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1：诉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张玉贵名下，且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诉争房屋是张玉贵的房产，王某2、王某1在庭审中也认可诉争房屋是张玉贵的个人财产，张玉贵已死亡，故一审法院确认诉争房屋是张玉贵的遗产是正确的。
关于争议焦点2：本案属于代位继承，我国法律就此问题进行了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当庭陈述、“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王文振的申诉材料等证据，做出的如下确认及认定均是正确的：张玉贵、王文振原是夫妻，二人有子女三人，即王恺、王怡、王馨；因王恺先于张玉贵死亡，故其子女对于张玉贵的遗产有权代位继承；王馨后于张玉贵死亡，故其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张玉贵相应的遗产份额。
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王某1是王馨之子，故其在本案中作为王馨的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张玉贵相应的遗产份额，是正确的，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关于王某2是否为王恺女儿及其是否应对于张玉贵的遗产有权代位继承问题，是本案二审焦点问题的核心。一审期间，王某2提交的人事档案、户口登记表、户口调查表、（94）宁证民台字第420号亲属关系公证书、（1998）宁二证外民字第6476号亲属关系公证书、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月牙湖办事处社会事务科出具的《证明》、王志恺烈士证明书、王文振针对“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书写的申诉材料、南京航空联谊会出具《证明书》等证据，均显示有王某2是王恺唯一的女儿的内容。王某1虽然坚持主张王某2不是被继承人张玉贵的孙女，不具有本案继承人资格，但其此主张与其以前在书信、文章等中就此问题的意思表示及所陈述的事实相悖。王某1二审虽然提交了新证据，力图证明前述涉案公证书、烈士证明书、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社会团体出具的证明均存在依据不足、程序违法等问题，但均不足以推翻前述涉案公证书、烈士证明书、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社会团体出具的证明等显示有王某2是王恺唯一的女儿的内容，故王某1此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鉴于前述涉案公证书、烈士证明书、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等现均处有效状态，无足以推翻的充分相反证据，且有王文振针对“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书写的申诉材料，以及相关社会团体出具的证明和涉案人事、户籍档案等配合印证，故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关于因王恺先于张玉贵死亡，王某2作为王恺唯一的女儿有权代位继承的认定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3：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本案事实，在王怡已先于张玉贵死亡且其生前未婚、无子女，王馨妻子与其再婚前生育的子女均未与王馨形成抚养关系，本案现有证据无法确认王某1是王怡的继子等情况下，认定张玉贵的遗产即涉案房屋应由王某2和王某1各继承50%的份额，无不妥，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光
审判员 施 忆
审判员 任淳艺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果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