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内0202民初274号原告郭某1，男，汉族，现住包头市。委托代理人张培龙，系内蒙古培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某2，男，汉族，现住包头市。委托代理人杨占玉，系包头市东河区148法律服务一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郭包元诉被告郭金元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梁子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包元及委托代理人张培龙、被告郭金元及委托代理人杨占玉，证人常某、边某、郭某1、郭某2、郭某3、王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3年4月20日，原告购买了河东乡联合总支委员会所属企业“包头市郊区起重机械�件厂”，原告和河东乡联合总支委员会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并缴纳了购买款。在办理此处房本时，由于面积超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的宅基地面积，原告无法登记到自己名下，故借用了被告的身份证，将此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到了被告名下，办理房本及测绘的相关费用都由原告缴纳。此房地产的买卖合同由原告签订、购买款由原告出资，仅是由于宅基地使用面积限制的客观原因才借用被告身份证登记到被告名下。2017年11月15日被告要求原告以返还原物为由向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又撤回诉讼，现被告仍拒绝承认房屋归原告所有，被告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诉争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为原告所有。在争诉的房院中共办理了四个房本，其中有原告郭包元和原告的妻子杨秀花和被告郭金元和妻子李文林四个人的房本。一、请求依法确认坐落于东河区房屋的实际出资的所有人为原告。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辩称，被答辩人所述与事实不符，诉争房屋实际所有人为答辩人。一、证明本案诉争房屋权属的《房屋所有权证》，是国家机关经审核并审查属实后颁发给房屋所有人的物权凭证，房屋所有人明确载明为答辩人。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据此，诉争房屋的�际所有人为答辩人的事实清楚。二、被答辩人所称的“河东乡联合总支委员会所属企业‘包头市郊区起重机械配件厂’”，实际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每人出资5万元而共同购买的，双方一直共同联系买卖事宜，共同交款，只是与卖方签订买卖合同时，是由被答辩人一人签的字。但他也是代表了共同购买人的郭金元，所以，在2003年4月20日与原河东乡联合总支委员会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八条“本合同主体”：一项，被答辩人有意将自己的签名写在“代表人”处，而没有写在“乙方处”，以此向共同购买人表明标的物是俩人共同购买的，其是作为代表人签字。此后，双方又共同建设了房屋。之后双方又于2004年1月对上述全部房屋办理了四套产权证，其中答辩人夫妇与被答辩人夫妇四人每人一套。对双方共同购买和后期建设的全部房屋如此分割，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也是公平合理的，这个事实一直保持至今。三、被答辩人诉称涉案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是其一人出资购买，办理此处房本时，由于面积超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的宅基地面积，而借名登记在被告名下的理由不成立，更不是事实。首先，2000年10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公布施行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中没有对宅基地面积的规定；其次，假如有此规定，从购买涉案标的物到办理房屋产权证时，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及其双方配偶均为包头市东河区的城镇居民户口，不是原井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村宅基地的法律规定无关。况且当时国家及均没有宅基地的面积的限制性规定。所以，被答辩人所谓借名登记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四、因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系亲兄弟关系，而且长期合伙经营，所以在购买涉案标的物并签订买卖合同时，虽然是双方共同出资购买，而没有留下相应文字资料的原因就在于亲情关系。如何证明该事实，国家机关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足以证明这一基本和客观事实。五、双方因合伙清算和答辩人诉请其给付占用本案诉争房屋等使用费而产生矛盾，被答辩人便编造理由诉请确权。但被答辩人诉称的借名登记房屋的法律规定不存在，理由虚构，其应对借名登记的主张提供足够的证明，否则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涉案标的物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共同购买的事实成立，诉争房屋为答辩人所有的事实清楚，被答�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3年4月20日，购买方郭包元（原告）与出卖方河东乡联合总支委员会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共约定九条条款。第一条约定：地上房屋壹栋，东西为72.5米，南北为48米第八条约定：合同主体，甲方河东乡井坪村联合总支委员会，乙方代表人郭包元。同日，河东乡井坪村联合总支委员会出具收据一张，交款人郭包元，收款单位加盖中共包头市东河区河东乡联合总支委员会公章。又查明，证人常某证明：于2003年5-6月至2004年9月期间为原告郭包元盖过房，施工费由郭包元支付。证人边某证明：于2003年5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期间，给原告做夜勤工作，期间未见过郭金元（本案被告），工作地点是在原告的院落。证人郭某1（系原、被告的兄长）证明：购买争议房屋的房款系原、被告共同付的，因原、被告系合作做生意，是合作关系。证人郭某2（系原、被告的姐姐）证明：房院系原、被告合伙购买。证人郭某3（系被告郭金元的儿子）证明：诉争房屋于2003年购买，于1994年至2008年期间，被告与原告合伙做买卖。在2017年2月，因房屋要拆迁，曾传俩个房本的复印件给原告。证人王某（系被告郭金元的儿媳）证明：2017年2月3日，与丈夫郭某3一起与原告商谈拆迁事宜。另查明，争议房屋的产权证由被告郭金元持有。房屋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郭金元（本案被告），房屋坐落于东河区，附记新建登记，集体土地。填发单位包头市房地产产权管理处，填发日期2004年1月16日，发证机关包头市房产管理局。该产权档案有包头市村镇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表，其中载明:所有权人为郭金元,性质私产，产权来源自建，建成年代1987年，用途住宅等内容，申请日期为2003年10月12日。还附有房屋建设准建证一份。还有税费核算单一份、房产分布图一份（包头市昌达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具结书二份。本院认为，该案的焦点为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虽然在2003年4月20日，原告和河东乡联合总支委员会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购买方及缴款方均为原告郭包元，但仅据此不能证明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就归其所有。在诉争的房院中共办理了四个房本，分别为有原告郭包元及妻子杨秀花、被告郭金元及妻子李文林。被告的陈述及证人的证言证明，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在诉争的房屋中，四个房本于2004年1月进行了办理，故�视为原、被告双方对合伙财产进行了处分，四人分别对四个房本所对应的房屋拥有了所有权。因而原告再无权对已处分的财产主张权利。第二，原告诉称，此房地产的买卖合同由原告签订、购买款也由原告出资，仅是由于面积超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的宅基地使用面积限制的客观原因，才借用被告身份证将此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借名登记在被告名下，上述理由缺乏依据及证据。首先，虽然在1997年11月20日施行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有对宅基地面积的限制规定，但已被2000年10月15日实施的该法予以修正；2000年10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公布施行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中没有对宅基地�积的限制规定。涉案房本于2004年1月办理，故原告适用法律错误，主张缺乏依据。其次，原、被告双方均为包头市东河区的城镇居民户口，而非原河东乡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也不能适用农村宅基地的法律规定，理由不能成立。最后，原告诉称的借名登记的主张，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原告应提供充分的证明，否则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因合法建造事实行为设立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争议房屋档案载明：该房系本案被告郭金元合法建造，故其享有物权效力。被告郭金元对此不动产进行登记，并已取得房屋所有权。对上述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包元的诉讼请求，即请求确认坐落于东河区房屋（房屋所有权人郭金元）的实际出资的所有人为原告郭包元。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子明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周桂芸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