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6民初8611号
原告：李舸，男，1980年10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六一路*号附*号。
法定代理人：李建安（李舸之父），195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办事处解放路**号*楼*单元*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丽红，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七医院，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刘素刚，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忠，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七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宁，北京市京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舸与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七医院（以下简称三〇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舸的法定代理人李建安、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丽红，被告三〇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忠、乔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31913.01元，误工费1077072元，护理费16351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650元，营养费7650元，交通费2020元，残疾赔偿金11455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41830元，复印费2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婚姻补偿费300000元，生育补偿费600000元，原告父母年迈、病老床前护理费400000元，共计5449065元；2、本案鉴定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李舸于1997年4月因视力减退，查眼底发现视神经乳头水肿，又作CT发现脑积水，当时无任何其他不良症状，同年5月1日在许昌市医院行右侧侧脑室额角—腹腔分流术，放置中压管，术后症状消失，五年多一切正常。2002年12月李舸出现间断性嗜睡，每次持续1-2天，可自行好转，未特殊处理。2003年1月初，李舸再次出现精神不振、嗜睡，于2003年1月8日在许昌行头颅CT检查，见脑室扩大，考虑分流管梗阻、颅压高，于1月15日在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疏通原右侧脑室分流管，同时进行左侧侧脑室额角—腹腔分流术，术后症状好转。于1月27日出现精神不振行CT检查，见脑室较小，考虑分流过度。在当地行生理盐水输液治疗3天，症状好转。2月下旬李舸再次出现精神不振、头晕、嗜睡，28日行头颅CT检查，见脑室再次扩大，考虑脑室引流欠通畅。经按压头引流泵，症状可缓解。3月8日再次行CT检查，见脑室较小，考虑分流过度，经生理盐水输液，效果欠佳。为查明病因，在朋友的劝说下，于2003年3月26日至被告处就诊，被收入院治疗。入院时，李舸的精神情况很好，院方粗心大意，以所谓的排除法猜想原告病因，于4月2日上午手术拔除了“河医大一附院”二次左侧额叶顶部的中压分流管，选用抗虹吸的中压管改在左后枕部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原告原有的精神困倦、嗜睡的症状不但没有改善反而病情逐渐恶化，术后第5天出现吞咽困难，只能通过鼻饲管进食，走路不稳，起卧行动、上厕所均需二人搀扶。4月9日被告让原告到“首钢医院”做MRI检查，并确诊为“鞍上池蛛网膜囊肿”，于4月14日对原告行鞍上池囊肿切除术。术后原告出现昏睡不能唤醒，双侧瞳孔不等大，去大脑强直。复查头CT见第三脑室、侧脑室增大，右额顶骨内板下方见新月形高密度血肿和少许积气。于5月12日在局麻下探查脑室腹腔分流管腹腔端情况，无梗阻。复查头颅CT脑室未见缩小。行脑室穿刺外引流。原告意识无好转，肌张力呈铅管样升高，高烧不退，抽搐，呼吸急促，去大脑强直，成植物人状态，在被告医生明确表示无能为力时，原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于2003年7月4日无奈出院。原告现生活不能自理，经鉴定为智力二级残疾、肢体一级残疾。原告父亲经阅读大量医学书籍才知道，原告所受伤害并非是医学中的“不可抗力”。被告的粗心大意造成诊断失误，致使原告遭受伤害。被告错误的更换位置分流手术；责任心不强造成错失治疗良机；又错误施行鞍区蛛网膜囊肿手术，造成术后出现硬膜下血肿、脑水肿、脑室扩大和脑疝，损伤脑干；又由于被告在两次错误手术后没有及时正确的采取补救措施，反而采取违背医疗规范的治疗方案，致使原告病情恶化，最终出现植物人状态。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向贵院提出诉讼。
被告三〇七医院辩称：李舸曾经因脑积水、鞍上池囊肿等疾病，从2003年3月26日至2003年7月4日期间在我院就诊。由于患方质疑我院的医疗行为构成医疗事故，于2004年3月8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管理局委托北京市海淀区医学会，对我院的医疗行为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2004年6月22日，海淀区医学会做出了鉴定结论，认为我院对李舸实施的诊疗行为，没有违反国家、军队现行的卫生法规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本病例并不构成医疗事故。由于上述鉴定报告作出后，患方并未申请北京市医学会进行再次鉴定，也未通过诉讼等形式向我院主张赔偿，至提起本次诉讼时已经超过7年，大大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李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病历、医疗费票据、发票、收据、火车票、汽车票、家政服务合同、收条、营业执照、误工证明、挂号信函收据等证据，三〇七医院依法提交了病历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5月，李舸曾经因脑积水在外院行右侧侧脑室额角—腹腔分流术、放置中压管。术后症状消失。2003年1月初，再次出现头晕，精神不佳、嗜睡。于2003年1月8日在河南当地医院行头颅CT见脑室扩大，考虑分流管梗阻、颅内压高，于1月15日调整右侧侧脑室分流管位置，同时进行左侧侧脑室额角—腹腔分流术。术后李舸因间断出现精神不振、头晕、嗜睡等症状，于2003年3月前往三〇七医院处就医。
2003年3月26日至2003年7月4日，李舸在三〇七医院处住院治疗。相关住院病历（病案号57399）记载下列内容，“住院后查体：嗜睡，精神倦怠，叫醒后语言流利，定时、定向力、判断力正常，双侧肢体肌力5级，肌张力正常，神经系统检查未见明确的定位体征。入院后仍处于嗜睡状态，经补液等治疗效果不佳，且有加重趋势。两次腰穿检查，颅压分别为220mmH2O和200cmH2O。两次行头颅CT检查，3月27日显示脑室较小，4月1日见脑室扩大。经全科讨论，分析患者脑室分流管经侧脑室额角、室间孔进入三脑室，位置较深，分流管在该位置易出现引流不通畅，而反复按压分流泵导致分流过度。拟在基础加局麻下行分流管调整术，手术时先调整旧分流管的位置，如果调整后分流仍不通畅，可考虑将旧分流管拔出，安装新的脑室分流管。4月2日行左侧脑室额角—腹腔分流管取出，左侧脑室枕角—腹腔分流术。4月3日病情平稳，神志较术前有所好转，呼之回应，可按指令动作，但仍有嗜睡。4月5日患者术后意识状态虽较手术前有所好转，但仍嗜睡，和入院时相比未见明显改善。昨天下午复查头颅CT，见分流管位置良好，脑室较术前明显缩小；中脑四叠体处有一点状高密度影。4月9日下午行头颅MRI检查，显示脑室未见明显扩大；三脑室前部可见水样占位性信号，考虑为鞍上池蛛网膜囊肿；中脑导水管梗阻，四叠体上部肥大，考虑四叠体区胶质瘤的可能性大；脑萎缩。4月10日下午经301医院神经内科于主任会诊，查体见患者意识清楚，右侧瞳孔较左侧略大，光反射灵敏。双眼上视较差，可见水平眼震。双侧肢体肌力4+级，肌张力铅管样增高。四肢腱反射亢进，双侧Chaddock，s征（+）。根据患者：1、意识情况波动较大，有时呈嗜睡，有时意识清楚；2、有眼部体征；3、有锥体外系体征；4、有轻度锥体系体征。考虑病变定位在中脑水平，符合MRI检查所见。定性诊断考虑以低级别的胶质瘤可能性最大。患者脑萎缩考虑为长期脑积水导致皮层受压所致。另外，鞍上池囊肿导致患者出现目前临床表现的可能不大。治疗困难较大，考虑难以手术切除，且对放疗一般不敏感。4月11日孙伟建主任查房，分析患者中脑水平病变时间已较长，而且范围不大，难以用中脑病变完全解释患者嗜睡的原因。可行手术治疗，将囊肿和蛛网膜下腔贯通，缓解局部压迫，考虑囊肿消除后患者症状会有所缓解。但应向患者家属讲明手术后可能症状不能完全缓解，以及手术可能出现意外和并发症。4月14日行鞍上池蛛网膜囊肿切除、鞍上池—腹腔分流术。患者麻醉清醒后意识恢复，可简短言语。下午患者寒战，体温38.5℃。4月15日患者神志较昨天下午差，处于昏睡状态，间断肢体不自主抽搐。4月21日电话回报4月16日之脑脊液标本培养未见细菌生长，考虑发热为中枢性发热或病毒性感染引起，暂停抗生素治疗。下午头颅CT检查，见患者鞍上池仍增大，右额少量积气，右额颞硬膜下积液，纵裂内密度增高。下午测颅压140mm水柱。5月6日复查头颅MRI，见鞍上池囊肿较前明显缩小，但三脑室以上之脑室系统扩大明显；脑干部异常信号较前似有扩大。按压头部分流泵，脑室—腹腔分流管和鞍上池—腹腔分流管均畅通。考虑患者脑室腹腔分流管并无阻梗，意识障碍并非完全由脑积水造成。脑室之扩大考虑和鞍上池—腹腔引流过度及脑萎缩有关。脑室外引流后，患者意识状态仍未见明显改善，肌张力明显高于正常，呈铅管样升高。间断发热，去大脑强直，应用安定后方可缓解。应患者家属要求，经上级医师同意，安排出院。出院诊断：1、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术后；2、鞍上池囊肿—腹腔分流术后；3、脑萎缩；4、中脑病变，性质待查。”
2004年北京市海淀区医学会受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管理局委托，对三〇七医院对李舸的手术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2004年6月22日，该机构作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结论。李舸支出鉴定费3000元。
2008年10月30日至11月15日李舸再次前往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其主要症状体征：脑积水术后11年。头部多处手术瘢痕，左眼结膜红肿，双足呈钩状，双上肢屈曲，双下肢僵直，神志浅昏迷。2008年11月4日在全麻下行V—P分流术。出院诊断：脑积水术后脑积水。
2003年后，李舸多次到医院进行治疗。2016年5月30日至6月18日，李舸在许昌市中心医院骨科住院治疗。2003年3月至今，李舸共计支出医疗费84613.01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830元。李舸系非农业户口。李舸就其主张的误工费提交了误工证明、营业执照，三〇七医院对此提出异议。李舸就其主张的护理费提交了营业执照、家政服务合同、收条，三〇七医院对此提出异议。李舸就其主张的交通费提交了火车票、汽车票等，三〇七医院对此提出异议。
审理中，为查明三〇七医院对李舸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李舸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李舸申请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司法鉴定。2014年7月10日，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机构在分析说明中认为：1、根据被鉴定人李舸（以下简称患者）主诉、现病史、临床表示及辅助检查结果，三〇七医院（以下简称医方）“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术后”诊断明确。2、脑积水是常见的颅内疾患并发症，病因复杂，不易明确脑积水性质，选择合适的分流装置也有一定的难度，脑室腹腔分流术虽可缓解症状，但不是针对病因的治疗，且术后并发症较多，如堵管、癫痫、硬膜下积液等。本例患者因右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6年，左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2月，间断性精神不佳到医方住院治疗，医方根据患者病情明显加重，颅脑CT检查显示脑室系统明显扩大等具体情况行“左侧脑室额角—腹腔分流管取出，左侧脑室枕角——腹腔分流术”无明显手术禁忌症，但术前告知的为分流管调整术，医方更改手术方式未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术前告知不到位，存在过错。3、医方此次手术记录过于简单，无分流管调整术具体情况的记载，如分流管阻塞部位，疏通矫正分流管后的情况，颅内压力等，存在瑕疵。4、脑积水分流手术穿刺点有额角、枕角和三角区。医方选择额角或者枕角置管，以及穿刺部位和方向，与对医学观点认识的不同及当时术者经验有关，医方此次分流术未违反当时诊疗规范。5、根据目前鞍上池蛛网膜囊肿的诊断标准，审阅患者提交的MR影像学片，医方鞍上池蛛网膜囊肿的诊断证据不足。考虑鞍上池囊肿为罕见疾病，随神经外科学的发展及手术水平的提高，该疾病目前诊治水平较患者就诊时已有明显改善。以当时医学水平分析，患者鞍上池囊肿的诊断、手术方式问题值得商榷。6、医方邀请301神经内科专家会诊，专家分析鞍上池囊肿导致患者出现目前临床表现的可能不大。但医方因不能排除其是引起患者嗜睡的原因，行鞍上池囊肿—腹腔分流手术显得过于仓促，手术指征掌握不严谨，存在过错。7、鞍上池蛛网膜囊肿手术主要目的是沟通囊肿和周围脑脊液的循环，不要求彻底剥除囊壁，且未彻底剥除囊壁和患者术后病情恶化没有明显相关性。8、患者术后病情恶化为术后并发症所致，硬膜下出血为开颅术后并发症之一，根据头颅CT检查所示，出血量不大，脑沟裂显示清楚，无中线移位，可以采取观察及保守治疗。综上所述：医方在对患者李舸的诊疗过程中存在第一次术前告知欠充分、第二次手术指征掌握不严谨的过错。患者术后病情恶化为术后并发症所致，与医方上述过错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中天司法鉴定中心最后的鉴定意见为：三〇七医院在对患者李舸的诊疗过程中存在第一次术前告知不到位，第二次手术指征掌握不严谨的过错。患者术后病情恶化为术后并发症所致，与医方上述过错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医方承担次要责任。李舸支出鉴定费8000元。三○七医院对该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中天司法鉴定中心指派鉴定人杨保丰出庭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并进行了相应的答复，重申了鉴定分析及结论意见。三○七医院支出出庭费用1500元。
上述鉴定完成后，经李舸申请，本院就李舸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等事项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5年12月1日，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一）被鉴定人李舸（重度非肢体瘫的运动障碍）伤残等级为一级。（二）被鉴定人李舸需要完全护理依赖，建议护理人数为1人为宜。（三）被鉴定人李舸后续治疗费用，建议以当地医疗康复方案的实际发生费用为准。（四）护理依赖程度包含护理期限。李舸支出鉴定费11238元。
李舸自2003年至2011年期间，未就被告的医疗行为提起过民事诉讼，其首次就被告医疗行为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1年年底。三〇七医院在庭审中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原告认为，原告的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原告仅仅知道被告的医疗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必须等待专业机构鉴定后才能明确，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此外原告也在诉讼期间曾经向各级政府写信反映情况，因此诉讼时效也中断。另外被告所造成的伤害一直持续至今，综上，原告的诉讼未超过时效。
本院认为：患者因医疗机构的过错医疗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有权要求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李舸2003年到三〇七医院就诊，2004年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08年李舸在当地医院再次手术，可见，李舸的病情在2008年尚未稳定，故对于三〇七医院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经司法鉴定，三〇七医院在对李舸的诊疗过程中存在第一次术前告知不到位，第二次手术指征掌握不严谨的过错，患者术后病情恶化为术后并发症所致，与医方上述过错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三〇七医院虽对该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充分证据，故对该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采信。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三〇七医院应对李舸的人身损害承担25%的赔偿责任。2003年3月，李舸到三〇七医院就诊时，“双侧肢体肌力5级，肌张力正常”，李舸自三〇七医院出院时，“患者意识状态仍未见明显改善，肌张力明显高于正常，呈铅管样升高”，2008年10月李舸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时，“双足呈钩状，双上肢屈曲，双下肢僵直”。所以，三〇七医院应对李舸重度非肢体瘫的运动障碍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李舸实际支出的医疗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本院予以支持。李舸至定残之日的误工费，本院依法确定为380000元。李舸至定残之日后20年的护理费，本院依法确定为980000元。李舸主张的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依法分别确定为1000元、7650元、7650元。李舸主张的残疾赔偿金，本院予以采信。李舸遭受人身损害致残，三〇七医院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数额由本院酌情确定。李舸主张的其他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李舸医疗费21153元、误工费95000元、护理费24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13元、营养费1913元、交通费250元、残疾赔偿金286375元、残疾辅助器具费45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
二、驳回李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9880元，由李舸负担43645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七医院负担6235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鉴定费19238元，由李舸负担14428元（已交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七医院负担481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舸）。
出庭费用1500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七医院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海平
人民陪审员 朱金录
人民陪审员 张毅涛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郭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