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2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长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善付，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少波，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芸，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增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许志忠，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共清、贺从华，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郑新峰，男，197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郑爱玉，女，197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
上述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福生、张樱桃，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长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因工伤认定一案，不服增城市人民法院（2013）穗增法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8月8日，原告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核准登记成立，具备企业法人资格。本案死者叶柏海之真实姓名为郑友明，郑友明与第三人郑新峰、郑爱玉分别是父子关系、父女关系。
2012年10月26日，原告与广州增城市广英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广英公司）签订一份《物业管理合同书》。合同约定，广英公司将其物业管理工作交由原告负责，原告的工作范围如下：1、门卫、厂区的财产、人身安全保卫工作；2、车辆进出检查、停放等管理工作；3、协助广英公司每月检查消防设备是否能够正常使用；4、办公楼、员工宿舍及公共区域的清洁工作；5、绿化维护工作。委托管理期限从2012年11月1日起至次年10月31日止。
同年11月4日，郑友明以叶柏海的身份到原告处应聘，向原告提交一份叶柏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原告经审查同意招聘叶柏海为试用员工，试用期为三个月。同年11月19日，郑友明以叶柏海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广州市长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劳动合同》（以下简称为《劳动合同》）及《广州市长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劳动合同补充条款》（以下简称为《补充条款》）。上述合同约定，原告招聘叶柏海为保洁员，劳动合同期限从2012年11月18日至次年11月18日，如劳动者为新入职员工，双方同意本合同有效期内前三个月为试用期。叶柏海的工作岗位为保洁员，工作地点为原告所辖物业点，月薪为人民币1100元。原告根据叶柏海的工作岗位需要，经向劳动部门申请，确定叶柏海执行不定时工时制度，叶柏海具体工作时间由原告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依法确定。如叶柏海调整工作岗位的，应执行新岗位的工时制度。另外合同还作了其他约定。以上合同，由原告盖章，郑友明以叶柏海的名义签字确认。合同订立后，原告派遣叶柏海到广英公司工作，工作岗位为清洁工，并向叶柏海核发了《工作卡》。清洁工每日的工作时间为7时至11时，13时至17时，逢周日下午休息。
广英公司对员工及原告聘请的职员实行上下班打卡报到制度，打卡的电子信息由广英公司保存。原告派驻广英公司工作的人员使用的办公室位于广英公司生产区域外，毋须打卡进入。叶柏海进入其在广英公司的工作区域，只有一个出入口打卡，该出入口位于原告在广英公司的办公室外面。2013年1月30日、次日，叶柏海未到广英公司上班。同年2月1日9时45分，叶柏海到广英公司上班，同日11时8分，叶柏海感到身体不适离开广英公司，原告在广英公司的主管覃某指派其职员向某代替叶柏海打扫其工作区域内的卫生。同日约18时，在增城市新塘镇沙埔市场附近发现叶柏海病倒在路边，后送往增城市新塘医院治疗，该院经诊断确认在送院前已死亡，死亡原因为猝死。该院医生根据叶柏海遗留的《工作卡》记载的工作单位，发现叶柏海的工作单位与该院的物业管理单位为同一公司，于是将情况告知该院的保安队长谢久军，由谢久军电话告知覃某。稍后，原告用叶柏海留下的家属电话联系其家属，电话打不通；到叶柏海的出租屋找房东了解情况，没有找到其近亲属的联系电话。随后，原告在叶柏海租住的房屋张贴《紧急寻人告示》，寻找叶柏海的近亲属。同年2月21日，叶柏海的老乡到出租屋找叶柏海，见到该寻人告示，并将情况告知两第三人。两第三人随后前往原告处交涉，经与原告交涉未果，于同年2月25日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并向被告递交《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报告》。次日、同年3月11日，罗田县公安局根据两第三人的申请为郑友明重新签发《居民户口簿》、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同年3月2日，两第三人到本市公安局沙埔派出所报案，该所分别询问两第三人，并制作《询问笔录》二份。两第三人在笔录中将得知郑友明死亡的事实、家庭情况、郑友明的工作单位等事实向该所反映。两第三人在笔录中陈述，经辨认遗体，确认死者是其父亲。同时，两第三人向该所提交郑友明的第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上垸村村民委员会及罗田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同日，该所询问在广英公司工作的证人喻某，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喻某在笔录中陈述，死者入职广英公司物业管理处时登记的姓名为叶柏海，做清洁工工作，至同年2月22日才联系到死者家属，得知死者的真实姓名为郑友明。同日，原告向增城市新塘医院出具一份《证明》，确认死者叶柏海的真实姓名为郑友明，请求该院按两第三人、增城市殡仪馆的要求重新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同年3月5日，第三人郑新峰向罗田县公证处申请办理亲属关系公证。同日，该公证处作出（2013）鄂罗田证字第429号《公证书》，确认郑友明与第三人郑新峰、郑爱玉分别是父子关系、父女关系。同年3月6日，增城市新塘医院重新向第三人郑新峰出具一份死者姓名为郑友明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同年3月12日，第三人郑新峰向被告提交该证明书。同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被告提交相关证据。同日，被告向覃某了解案件的相关事实，覃某向被告提交本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工作卡》，并复印上述证据交被告核对，被告在上述证据的复印件上加盖“此件与原件核对相符”的印章。被告询问覃某有关案件的情况，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覃某在笔录中陈述：“我在2009年入职原告处，现是原告派驻广英公司的主管。2012年11月4日，郑友明以叶柏海的身份入职原告处，被原告派遣到广英公司负责清洁工作，工作区域是广英公司生产区域内篮球场附近的场地。清洁工每日的工作时间为7时至11时，13时至15时。平时，清洁工由钟妹梅负责管理，因事故发生期间是春节放假，原告人员不足，所以原告派我对清洁工进行管理。2013年1月30日、次日，叶柏海未到广英公司上班，也未向原告请假。同年1月30日下午，我发现该情况后，在次日请向某寻找叶柏海。向某找到叶柏海后了解情况，回来后对我说，叶柏海感冒了，要求请假，等身体康复后回来上班。同年2月1日8时10分，叶柏海回广英公司请假，我在公司门口遇见叶柏海，当时见到叶柏海脸色苍白，我就同意叶柏海口头请假的要求，请他回去休息。同年1月30日，没有人代替叶柏海上班。次日，由黄某和另一位同事代替叶柏海上班。同年2月1日，由向某代替叶柏海上班。”同年3月13日，第三人郑新峰向被告邮寄《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被告到本市公安局沙埔派出所调取郑友明死亡一案的相关证据，被告根据第三人郑新峰的请求到该所调取了郑友明的第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上垸村村民委员会及罗田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询问两第三人、喻某的《询问笔录》三份。同年3月27日，被告向向某了解案件的相关事实，向某向被告提交本人的《工作卡》，并复印该证据提交被告。被告询问向某有关案件的情况，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向云某笔录中陈述：“我认识叶柏海，我们都在广英公司做清洁工，清洁工每日的工作时间为7时至11时，13时至15时。员工都有一个《工作卡》，《工作卡》上还有一个卡，员工进入工作岗位必须通过厂门口的出入口打卡闸打卡进入，上下班需要打卡报到。2013年2月1日约9时40分（具体时间不是很准确），我干了一个早上的活，看见叶柏海坐在一个垃圾桶旁边，该垃圾桶离打卡闸约二十米。当时，我见叶柏海脸色苍白，很不舒服。我问叶柏海吃了早餐没有，他说没有，于是我为叶柏海买了瓶葡萄糖喝，当时有许多人看见。我觉得叶柏海没有什么了，就继续干活，覃某当时也在现场，其要求我帮叶柏海顶班。次日早上，我回公司上班才知道叶柏海已去世。”同年4月7日，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穗增人社工伤认（2013）9411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该决定认定：2012年11月4日，郑友明入职原告处，被派遣到广英公司担任清洁工一职。2013年2月1日9时50分，郑友明在广英公司厂区内打扫卫生时突发疾病坐在垃圾桶旁，同日11时8分离开广英公司。同日17时10分昏倒在路边，被120救护车送往增城市新塘医院抢救，于同日18时45分死亡。郑友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至死亡时约9小时，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为视同工伤。同时，被告书面告知原告、两第三人享有如下权利：原告、两第三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于接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增城市人民政府或者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接本决定书之日起九十日内向增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年4月14日、同年4月18日，被告分别向两第三人、原告送达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双方未提起行政复议。同年6月17日，原告对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判准其诉讼请求。
同年6月6日，本市公安局沙埔派出所委托广东省增城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亲子鉴定。同年6月24日，该中心作出穗增公（司）鉴（DNA）字（2013）86号《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确认死者叶柏海为第三人郑新峰的生物学父亲。
同年3月14日，原告委托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处理工伤认定，该所委派律师赵江新、唐红军向证人覃某、黄某、冯某、向某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并制作《询问笔录》四份。覃某在笔录中陈述：“我的职务是主管，清洁工在春节期间的工作由我安排，清洁工的工作时间为7时30分至11时，13时30分至17时，上下班均需要打卡报到。2013年1月30日、次日，叶柏海未到广英公司上班。知道这个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叶柏海，但电话打不通，于是我安排职员向某寻找叶柏海，在其居住的出租屋找到他，了解到他生病了，在家休息。我提出有病必须请假，否则作旷工处理，让向某转告我的意见。次日，叶柏海回公司办理请假手续，当时见叶柏海脸色苍白，便同意其请假。我在2013年1月30日下午发现叶柏海未上班，当日没有人代替叶柏海上班。次日，我安排黄某、冯某代替叶柏海上班。同年2月1日，由向某代替叶柏海上班，该日叶柏海绝对没有上班，他是来请假的。”黄某、冯某在笔录中陈述：“我们的职务是清洁工，叶柏海也是清洁工。在春节期间，清洁工的工作由覃某主管，清洁工的工作时间为7时30分至11时，13时30分至17时，逢周日下午休息。2013年1月30日、次日，叶柏海未来上班。同年1月31日，覃某安排我们代替叶柏海打扫其负责区域的卫生。同年2月1日，向某代替叶柏海打扫其负责区域的卫生。同年2月1日，我们见到叶柏海来到工厂，但没有干活。同年1月31日下班时，打扫卫生的工具是我们放置的，在当日上班时，我们见到打扫卫生的工具没有动过，下班时见到打扫卫生的工具还是我们放置时的状态。”向云某笔录中陈述：“我的职务是清洁工，叶柏海也是清洁工。在春节期间，清洁工的工作由覃某主管，清洁工的工作时间为7时30分至11时，13时30分至17时，逢周日下午、法定节假日休息。2013年1月30日、次日，叶柏海未来上班。同年1月31日，覃某安排我去寻找叶柏海，在其租住的出租屋找到他，问他为何没有到公司上班，也没有向公司请假。他说感冒了，说在次日回公司请假。同年2月1日，我代替叶柏海打扫其负责区域的卫生。当日，我见到叶柏海来到公司，只是请了假，没有干活。”
在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叶柏海在2013年1月30日至同年2月1日未到广英公司上班，及证明叶柏海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明：1、原告委托代理人询问覃某、黄某、冯某、向某的《询问笔录》四份；2、2013年2月1日的《检讨书》。《检讨书》的内容如下：“《检讨书》。由于本人在2013年1月30日、31日没有来上班打扫卫生，是因为这两天生病了，心脏不舒服无法起床，来不了工厂，后来向某找到我，我也告诉她了，并请向某2月1日帮我找扫卫生。本人保障（证）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请公司领导不要作旷工处理。检讨人叶栢海。2013年2月1日。”被告、两第三人对上述笔录质证认为，上述证人均是原告聘请的职员，与原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确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被告质证认为，不能确定《检讨书》的书写时间，有可能是原告在叶柏海病发后单方制作的，被告在询问向某时，向某陈述覃某发现叶柏海不适后安排向某代替叶柏海打扫其负责的工作区域之卫生，因此叶柏海在同年2月1日是在工作。两第三人质证认为，《检讨书》不是郑友明书写的，《检讨书》的笔迹与《员工招聘审批表》的笔迹一样，故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请求作笔迹鉴定。
因两第三人对原告出示的《检讨书》之签字及内容之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不是郑友明书写和签名，两第三人已向原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同年8月30日，原审法院要求原告提供《劳动合同》、《补充条款》的原件作笔迹鉴定，原告以未保留原件为由拒绝提供。2013年9月26日，原审法院摇珠选定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为笔迹鉴定机构。同年10月15日，原审法院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进行笔迹鉴定。同年10月17日，该所作出《关于委托鉴定事宜的函》。该《函》认为，《检讨书》的签名为“叶栢海”，其他检材的签名为“郑友明”，因没有相同字比对，不具备比对条件，不受理委托鉴定事项。
在审理中，原审法院向证人覃某、黄某、向某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并制作《调查笔录》三份、《询问笔录》一份。覃某在笔录中陈述：“原告派驻广英公司工作的员工仅有一间办公室，即是现在问话的这间办公室，进入办公室毋须打卡。进入叶柏海的工作区域只有一个进出口打卡，即这间办公室外面的进出打卡口。进入叶柏海的工作区域后进入这间办公室的，要打卡出来才可以进入这间办公室。2013年2月1日早上，叶柏海来到广英公司，解释前两日没有上班的原因，并口头向我请假，递交一份《检讨书》，《检讨书》不是当着我面前书写的。该日，叶柏海没有工作。”黄某在笔录中陈述：“2013年2月1日，我未见过叶柏海，也未见到他工作。同年1月30日，我代替叶柏海打扫其负责的工作区域之卫生。”向云某笔录中陈述：“2013年2月1日，叶柏海有无到广英公司上班，我已记不起来了，不知道哪天帮他打扫过卫生。”
原审法院认为，入职原告处的叶柏海现已去世，三方对此事实没有争议，应予认定。两第三人出示的《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原、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争议，原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确认本案死者叶柏海是第三人郑新峰的生物学父亲，两第三人在本市公安局沙埔派出所报案时已出示其父亲郑友明的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等证据，原告亦向增城市新塘医院出具《证明》确认本案死者的身份为郑友明。因此，原审法院确认本案死者的真实身份为郑友明，并确认本案死者郑友明是第三人郑新峰的父亲。两第三人出示的《公证书》盖有罗田县公证处的印鉴，证据来源真实、合法，原审法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公证书》记载郑友明是第三人郑爱玉的父亲，现原告未举证推翻上述证据认定的事实，原审法院确认郑友明是第三人郑爱玉的父亲。
《工伤保险条例（2010年修订）》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以上行政法规的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一年内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在本案中，郑友明已于2013年2月1日因突发疾病去世，三方对此事实没有争议，且有被告出示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以及两第三人出示的《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为证，三方对对方出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争议，应予认定。两第三人是郑友明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即是其近亲属，其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间未超过法定期限，故两第三人可以依据该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工伤认定。
上述行政法规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根据以上行政法规的规定，工伤认定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确认。原告的法定住所地为本市荔城街荔城碧桂园翠湖山畔首层391号，郑友明死亡的地点为本市新塘镇沙埔，现原告与两第三人对郑友明因病去世的事实是否构成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发生争议，因被告根据上述行政法规享有作出是否构成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职权，且原告的法定住所地是被告的管辖范围，故被告有权对本案作出处理。
上述行政法规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三）职工原在军队……。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根据上述行政法规第（一）项的规定，认定郑友明构成视同工伤，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缺一不可：1、郑友明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郑友明必须在工作时间内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3、郑友明必须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在本案中，原告对郑友明是其聘请的职员之事实没有争议，且有原告出示的《员工招聘审批表》、《工作卡》、《劳动合同》复印件、《补充条款》复印件等证据为证，且被告、两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争议，原审法院确认原告与郑友明存在劳动关系，郑友明是原告聘请的职员。原告出示郑友明的《考勤日报表》，被告出示郑友明的《长升物业叶柏海的打卡记录》，原审法院调取郑友明的《广英集团考勤日报表》，以上证据记载郑友明在2013年1月25日至同年2月1日上下班打卡记录的详细情况，因上下班的打卡电子信息由广英公司保存，上述三份证据记载郑友明上下班的时间一致，现两第三人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或者广英公司篡改该电子信息。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上述三份上下班打卡电子信息记载，郑友明在2013年2月1日9时45分打卡进入工作区域，同日11时8分打卡离开广英公司，因原告派驻广英公司工作的职员之办公室不在打卡进入的区域内，如当日郑友明去原告派驻广英公司的办公室找领导请假，则毋须打卡进入其工作区域，因此郑友明进入其工作区域是去工作，不是去请假。原告与郑友明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郑友明执行的是不定时工时制度，故其在2013年2月1日9时45分到广英公司上班符合合同约定。现时没有证据证明证人覃某、向某与原告的股东、被告的经办人、两第三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述证人向被告、原审法院陈述的相关事实予以认定。证人覃某向原审法院陈述，郑友明在2013年2月1日是口头向其请假，《检讨书》不是当面书写。根据覃某的陈述，如郑友明当日是去请假，则仅需时几分钟即可办理完毕。假如郑友明是到原告处请假，其应到原告设在广英公司的办公室找高管请假，但郑友明未到原告设在广英公司的办公室，反而进入了其工作区域，可见郑友明没有请假的动机和行为，其进入工作区域的时间长达八十三分钟，唯一的解释是上班。证人向某向被告陈述，2013年2月1日9时50分，看见郑友明坐在一个垃圾桶旁边，脸色苍白，很不适服。9时53分，向某外出购买一瓶葡萄糖给郑友明喝。原告出示向某的《考勤日报表》记载向某打卡下班外出购物的时间为9时53分，重新打卡上班的时间为10时5分，从而证明郑友明当时是在工作区域内，在工作岗位中。证人覃某向被告陈述，2013年2月1日8时10分，见到郑友明脸色苍白，同意郑友明的请假申请。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考勤日报表》、《长升物业叶柏海的打卡记录》，以及原审法院调取的《广英集团考勤日报表》记载，郑友明在2013年2月1日9时45分打卡进入其工作区域，如覃某在同日8时10分同意郑友明请假，郑友明则毋须打卡进入其工作区域，可见覃某陈述郑友明当日向其请假，且没有工作是虚假陈述。证人向某向被告陈述，2013年2月1日9时50分，看见郑友明坐在一个垃圾桶旁边，脸色苍白，很不适服，覃某请其帮郑友明顶班。以上事实证明郑友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已有身体不适的症状，处于病发状态。郑友明于2013年2月1日约10时感到身体不适，于同日死亡，符合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综上所述，郑友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上述行政法规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认定为视同工伤。
原告提供其委托代理人赵江新、唐红军律师询问证人覃某、黄某、冯某、向某时制作的《询问笔录》四份，证明郑友明在2013年2月1日未到广英公司上班，从而否定被告作出的视同工伤的认定决定。因赵江新、唐红军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与原告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述证人在原告委托代理人面前所作证人证言，原审法院不予认定。覃某在原告委托代理人面前所作证人证言，原审法院在前面已作阐述。黄某在原告委托代理人面前所作证人证言明确郑友明在2013年2月1日到过广英公司，但没有工作；而在原审法院工作人员面前所作证人证言明确没有看见郑友明在2013年2月1日到广英公司，两次作证前后不足五个月，且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原审法院对黄某在原告委托代理人面前所作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向云某原告委托代理人面前所作证人证言明确郑友明在2013年2月1日到过广英公司，但没有工作；而在原审法院工作人员面前所作证人证言为记不起来了，两次作证前后不足五个月，且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原审法院对向云某原告委托代理人面前所作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原告提供一份《检讨书》证明郑友明在2013年2月1日未到广英公司上班，从而否定被告作出的视同工伤的认定决定。《检讨书》所签姓名为“叶栢海”，原告出示的《员工招聘审批表》、《劳动合同》、《补充条款》等文件书写的姓名为“叶柏海”，与郑友明的书写习惯不一致，且两个姓名不同，因此原审法院确认《检讨书》不是郑友明书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劳动合同》、《补充条款》等证据由原告提供，上述证据署名为“叶柏海”，可以与《检讨书》进行有效比对，但原告以上述证据遗失为由拒绝提供，原审法院确认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被告于2013年4月7日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3）94118号工伤认定决定，该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增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4月7日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3）94118号工伤认定决定。
上诉人广州市长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基本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一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提供了证人证言，双方证人的证言均证明叶柏海（即郑友明，下同）在没有请假休息两日后，即2月1日早上8时许，到公司请假，请假后打卡进入厂区，并没有从事任何工作，只是坐在垃圾桶边与其他员工聊天、休息，其清洁区域由其他员工替代打扫。这一事实无论是被上诉人的调查，还是上诉人的调查，均完整还原了当时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中所谓叶柏海打卡进入厂区只有进厂工作“唯一解释”完全是错误的。二、叶柏海突发疾病的时间在离开工厂之后。叶柏海已经未请假病休两天，为了避免违反公司连续旷工三日被开除的后果，当日去请假。其突发疾病是在下午四时至五时期间，且为外出倒在路边，经抢无效死亡。根本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突发疾病经抢救48小时内死亡的基本条件，完全属于非工伤死亡。三、一审法院适用民事证据规则不当。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审第三人认为叶柏海的《入职表》、《劳动合同》、《补充条款》的签名以及叶柏海的《检讨书》的签名与郑友明的签名不一致，否认是郑友明所写，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并提供了检材。而鉴定机关认为检材太少无法鉴定。笔迹鉴定是由原审第三人申请的，并不是上诉人申请的，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举证不能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证据规则错误。故请求：1、依法撤销增城市人民法院（2013）穗增法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被上诉人做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3）9411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判令其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被上诉人增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审第三人郑新峰、郑爱玉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2013年2月1日上午，郑友明在公司上班时因身体不适离开公司，同日下午在被送抵医院前死亡，其从发病到死亡期间不超过48小时，符合上述视同工伤的规定，应认定为工伤。被上诉人依原审第三人的申请作出穗增人社工伤认（2013）94118号工伤认定决定，将郑友明发病死亡的情形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证据规则错误的意见。1、根据《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上诉人向增城市新塘医院出具的《证明》、《公证书》、郑友明的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等证据可以确定死者叶柏海的真实身份为郑友明，原审第三人郑新峰、郑爱玉分别为郑友明的儿子、女儿。2、电子打卡记录记载郑友明于9时45分进入工作区域，11时8分离开，其在工作区域的时间共83分钟，且向云某被上诉人向其调查的笔录中陈述在此期间看见郑友明坐在垃圾桶旁，脸色苍白，主管覃某安排其帮郑友明顶班。根据上述证据可知郑友明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出现身体不适，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由于上诉人的办公室在工作区域之外，郑友明如请假完全不需要再进入工作区域，而且郑友明当天在工作区域的时间有83分钟，因此，上诉人主张郑友明2月1日当天仅仅是去请假，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3、上诉人提交的四份《询问笔录》是由其委托代理人所制作，且被询问人黄某、向某所作的证言与原审法院调查时所作的证言前后矛盾，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所提交的黄某、向某《询问笔录》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4、对于上诉人提交的《检讨书》是否采纳的问题。该《检讨书》的签名为“叶栢海”，与上诉人出示的《员工招聘审批表》、《劳动合同》、《补充条款》等文件书写的姓名“叶柏海”不同，书写习惯不一致。上诉人以《劳动合同》、《补充条款》等证据遗失为由，拒绝提供鉴定的比对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因此原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确认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并无不当，对上诉人提交的《检讨书》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长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琳
审 判 员 肖晓丽
代理审判员 姚 伟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