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4民终11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运年，女，1971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安市人民政府燕南街道办事处南郊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永安市五四路728号综合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朱其文，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扈胜安，永安市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永安市人民政府燕南街道办事处南郊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营业场所永安市五四路728号综合楼四楼。
负责人：邓向增，小组长。
上诉人魏运年与被上诉人永安市人民政府燕南街道办事处南郊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郊村委会）、原审第三人永安市人民政府燕南街道办事处南郊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四村民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永安市人民法院（2016）闽0481民初3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魏运年、被上诉人南郊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扈胜安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第四村民小组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运年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永安市人民法院（2016）闽0481民初300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追加第四村民小组参加诉讼错误，并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南郊村委会强制集资，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及南郊村委会用征地补偿款购置资产，属于基层组织履行管理集体资产职责的表现、认定“三八井”地块和“东坡菜地”征地补偿款已发放到位和《农转非自愿书》有效、认为魏运年的城镇居民养老与医疗保险与本案无关，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
南郊村委会辩称，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第1、2、3、7项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且理由不能成立；第4项的陈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第5项要求南郊村委会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养老和医疗保险，魏运年享受了居民待遇，并已和南郊村委会完全脱钩，南郊村委会没有义务、也没有可能为其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事宜；第6项关于征地补偿费领取的问题，第四村民小组按照历史习惯让土地承包户户代表领取，并且在发放前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专门召开了户代表会议，会议纪要中特别强调土地承包户内个别要单独发放征地补偿费需提前提交身份证复印件，魏运年没有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且其母亲表示魏运年可随时向其要钱，其随时支付，第四村民小组的做法完全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第8项关于《永安市大窑坑路沿线农用地征用补偿协议》、《永安市实验幼儿迁建工程征地补偿协议》、《征地协议书》内容不属实的问题，魏运年没有提供有关证据证明，且该问题也属行政诉讼的范畴，不属于本案诉讼范畴；第9项关于本案因合同违约起诉的问题，上诉人混淆了自己一审诉讼请求的内容，按法律规定，改变诉讼请求的内容性质，必须另行起诉，并非上诉处理的问题。综上，魏运年提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恰当，作出的判决合理合法，公平公正，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四村民小组未提交陈述意见。
魏运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南郊村委会补足魏运年“大窑坑”征地补偿款余额7，000元；2.南郊村委会足额赔偿魏运年“东坡”征地补偿款16，432元；3.南郊村委会赔偿魏运年“三八井”征地补偿款104，000元。4.南郊村委会补偿魏运年社保费用37，068元；2.南郊村委会补偿魏运年医保费用23，530元；5.南郊村委会一次性补偿魏运年200，000元，作为村委会资产分配权份额的终结；6.南郊村委会补足魏运年2008年至2016年村民福利15，400元；7.南郊村委会支付魏运年“大窑坑”、“东坡”、“三八井”补偿款合计127，432元的延迟赔偿相应的银行利息8，831元；8.本案诉讼费用由南郊村委会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魏运年父亲魏成化、母亲李运添均为永安市燕南街道南郊村第四村民小组村民，魏运年出生后亦落户于南郊村，户籍性质为农业户口。魏成化作为户主与魏运年、李运添等家庭成员合计13人以户为单位，以家庭承包的方式向南郊村承包土地，并获得土地承包证，承包证中魏运年的姓名笔误写为“魏运连”。在土地承包证中载明土地所有权单位为“南郊四组”，承包地块分别为“新市区”0.59亩、“东坡”0.42亩、“康平头”2.86亩，以上地块均为水田，面积合计3.87亩。
2.1997年4月16日，魏运年自愿将户籍由南郊村迁出至永安市燕南派出所太平居委会并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户口迁移原因为征地农转非。2004年2月20日，魏运年向南郊村出具《农转非自愿书》一份，其主要内容为魏运年自愿农转非迁出南郊村，不再属于南郊村村民，不享受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和村民待遇，南郊村一次性发给安置费20，000元。魏运年农转非后未从事农业生产，有时通过卖菜获取收入。魏运年自2002年起至2015年，均以个体户或灵活就业人员名义向永安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缴纳社会养老保险。2014年至2016年，魏运年有在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永安管理部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3.2014年9月15日，魏运年向永安市信访局反映其系南郊村4队农转非人员，其所在队征地补偿款农转非人员领取50%，而南郊村5、6队农转非对象全额领取征地补偿款，要求补偿。2014年10月10日，永安市燕南街道办事处出具信访答复意见书一份，主要内容：南郊村土地征收款到村后，是按各小组实际面积将征地款拨付至村小组，由村小组统筹分配；南郊村第四村民小组目前为止仅收到“东坡菜地”征地款每人8，216元，第四村民小组根据1994年持有土地承包证的村民每人发放8，216元，分配时未区别对待农户与农转非人员，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东坡”地块共属2、4、5、6、7五个村民小组，5、6小组是与其他征地补偿款一起发放，故比其他小组发放金额高；魏运年反映“三八井”地块征地款尚未进行分配。
因魏运年与南郊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对于多次征地补偿款发放的事实存在争议。对此，一审法院结合庭审时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情况，对多次征地事实，逐次进行查明、分析、认定：
1.“新市区”地块土地征地补偿款发放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定：因豪门御景小区建设征迁“新市区”地块，南郊村委会决定发放每人征地补偿款20，000元，且魏运年已实际受领该款，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南郊村委会主张2003年10月10日领取安置费花名册上魏运年签名领取的20，000元，并非征地补偿款而是魏运年因农转非与村集体脱离关系的一次性安置费，但该花名册上体现魏运年的父亲魏成化、母亲李运添、兄弟魏发堂等人均签名受领了20，000元，且这些人均为南郊村村民。南郊村委会解释称花名册中其他人领取的均为征地补偿款，而魏运年领取的是农转非一次性安置费。一审法院认为将性质不同的款项制作在同一份表格中且金额一致，不合常理；且魏运年于2004年才出具的农转非自愿书，约定脱离村集体农转非获得一次性安置费，而花名册款项领取时间为2003年，时间不能对应，亦不能认定花名册款项为农转非的一次性安置费，故该花名册中所列款项为魏运年领取的“新市区”地块征地补偿款。
2.“大窑坑”地块土地征地补偿款发放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定：南郊村“大窑坑”地块被征用，魏运年已收到征地补偿款5，000元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村民小组与村委会均有权分配已收到的土地补偿费，魏运年主张村民小组无权决定分配方案，与法律规定相悖，不予采纳。结合南郊村委会与第四村民小组的陈述及第四村民小组提供的领取征地补偿款花名册可认定“大窑坑”地块征地补偿款是由第四村民小组决定分配方案并发放，魏运年主张分配方案由南郊村委会决定，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纳。依据第四村民小组提供的“大窑坑”征地补偿款领取花名册上魏运年母亲李运添签名领取20，000元的记录，结合魏运年自认收款的事实可认定李运添领取的20，000元中包含魏运年的份额5，000元。魏运年主张“大窑坑”征地补偿款农民领取12，000元，农转非人员领取5，000元，但补偿款领取花名册中魏运年母亲、兄弟等人未农转非领取金额亦为5，000元整数倍，故魏运年主张农民领取的征地补偿款为每人12,000元未能提供证据且与现有证据不能印证，对该事实不予确认。
3.“东坡”及“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发放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定：南郊村“东坡”及“三八井”（即“康坪头”）地块均被征用，且相关征地补偿款已发放当事人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魏运年提供的永安市燕南街道办事处信访答复事项意见书中体现，魏运年曾以第四村民小组未足额发放农转非人员“东坡”及“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而南郊村第五、第六村民小组足额发放为由，向永安市信访局投诉信访。证明魏运年诉讼前已知悉南郊村“东坡”及“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是由村民小组决定分配方案，该事实与南郊村委会及第四村民小组陈述互相印证，予以确认。“东坡”地块征地补偿款依据魏运年提供的信访答复及第四村民小组提供的“东坡菜地”补偿款领取花名册可认定第四村民小组已按持证人每人8，618元发放征地补偿款，并未区分农转非或农民标准；“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依据第四村小组提供的“四组康坪头土地持证人口”、“四组康坪头菜地补偿款”领取花名册及小组决定补偿款分配方案的会议纪要，可认定第四村民小组已按土地承包证持证人每人30，000元、自1981年起至分配时小组成员每人22，000元的标准完成征地补偿款分配，未区分农转非或农民标准。魏运年主张征地补偿款发放农民与农转非人员标准不一，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与现有证据不能印证，不予采信。第四村民小组主张“东坡”及“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均有保留魏运年份额，已交由其母李运添代领，并提供领取花名册佐证；一审法院向李运添调查该事实，李运添表示确为魏运年领取了“东坡”及“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结合上述证据材料，可认定第四村民小组已将魏运年“东坡”及“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的份额发放并由李运添领取。
一审争议焦点1.魏运年征地补偿款是否可由其母李运添代为领取；2.第四村民小组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是否有权决定分配发放征地补偿款。
1.魏运年征地补偿款是否可由其母李运添代为领取。
一审法院认为，征地补偿款的发放及领取方式应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客观实际及以往形成的历史习惯决定。本案中被征用土地系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经营的，承包方是农户；虽征地补偿款份额明确至农户中个人，但由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农户代表统一代为领取符合农村客观实际，并无不当。依据魏运年自认其已获得的征地补偿款系其母李运添代为领取，及征地补偿款领取花名册中记载款项发放多为家庭成员代领的事实，可证明涉案征地补偿款由家庭成员、户代表代为领取符合历史习惯。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客观实际及以往形成的历史习惯，魏运年的征地补偿款均已由其母李运添代领。
2.第四村民小组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是否有权决定分配发放征地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村民小组对集体土地享有经营管理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村民小组可以作为土地发包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村民小组有权分配征地补偿款。魏运年持有的土地承包证中载明土地所有权单位为“南郊四组”，可证明涉案土地由村民小组管理发包村集体土地。由村民小组向村委会领取各自的征地补偿款，再由村民小组制定各自具体的分配方案。因此，第四村民小组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有权决定已获得的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魏运年虽于1997年已将户籍从南郊村迁往永安市市区，并因将户籍性质转换为非农业户口，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规定，魏运年未取得新的承包地，且其原户籍所在的农户依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魏运年作为该农户成员被记载在土地承包证中依然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魏运年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因该土地被征用亦有权获得征地补偿款。南郊村委会以魏运年已将户口迁出南郊村，并转为非农业户口无权领取征地补偿款的抗辩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魏运年以南郊村委会未对其发放“东坡”、“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未足额发放“大窑坑”地块征地补偿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经一审法院查明“大窑坑”、“东坡”、“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均由南郊村委会将征地补偿款发放至第四村民小组，由第四村民小组决定具体分配方案，其中魏运年享有的征地补偿款份额均已由其母李运添代为足额领取，不存在区别对待魏运年为其少发放或不发放征地补偿款问题，魏运年以此为由要求南郊村委会发放征地补偿款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魏运年提出未收到李运添转交的“东坡”、“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一审法院已释明此问题应由魏运年与李运添协商解决，魏运年坚持就此对南郊村委会提起诉讼，依法驳回该部分诉讼请求。魏运年提出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中区别对待农民与“农转非”人员，并由南郊村委会对征地补偿款强制集资，造成魏运年领取数额减少要求补足差额；一审法院经查明第四村民小组决定分配方案时并未以是否“农转非”设定不同分配标准，魏运年可领取的征地补偿款未因其为“农转非”人员而减少，魏运年以少领取征地补偿款为由要求补足，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南郊村委会是否对征地补偿款中部分进行提留，系村民自治范畴，魏运年以南郊村委会强制进行集资造成用于分配土地补偿款数额减少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对该事实及法律关系，法院不予审查处理。魏运年以“农转非”后未得到就业安置为由，要求南郊村委会承担其作为城镇居民需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险。村委会对于“农转非”人员不具有安排就业的义务，魏运年自愿选择将户口迁往城镇并转为非农业户口，其相应的社会保障即应与城镇居民标准一致，如其生活存在经济困难可通过申请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予以救济，要求南郊村委会承担其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费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魏运年以南郊村委会将部分征地补偿款用于购置的村集体资产为由，要求分割财产并获得一次性补偿200，000元。村委会提留部分征地补偿款用于购置集体资产发展非农产业，系村委会作为基层村民自治组织履行管理集体资产职责的表现，魏运年以此为由要求分割南郊村委会管理的集体资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魏运年要求南郊村委会补足其2008年至2016年村民福利待遇15，400元。因发放村民福利系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民福利的发放对象、发放标准属于村民民主议定的范围。魏运年的户籍已于1997年迁出南郊村，是否仍有资格领取2008年至2016年的南郊村村民福利，应由南郊村村民民主议定决定，魏运年径行提起诉讼要求南郊村委会支付村民福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魏运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84元，由魏运年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除了魏运年认为一审认定其在《农转非自愿书》上签字有异议外，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南郊村委会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到庭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村民小组有权分配征地补偿款。本案在案证据亦证实“大窑坑”、“东坡”、“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均由南郊村委会将征地补偿款发放至第四村民小组，由第四村民小组召开户代表会议决定具体分配方案，因此，第四村民小组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追加第四村民小组为被告，于法有据。关于“三八井”地块和“东坡菜地”征地补偿款是否已发放到位的问题。经查，根据魏运年提供的信访答复及第四村民小组提供的“东坡菜地”补偿款领取花名册、“四组康坪头土地持证人口”、“四组康坪头菜地补偿款”领取花名册及小组决定补偿款分配方案的会议纪要，证实第四村民小组已按持证人每人分别发放了8，618元和52000元征地补偿款，该两项征地补偿款系由魏运年的家庭成员，即其母亲李运添代领，李运添亦表示确为魏运年领取了“东坡”及“三八井”地块征地补偿款。魏运年对其母亲已领取上述征地补偿款一事亦无异议，故魏运年提出“三八井”地块和“东坡菜地”征地补偿款发放不到位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对于魏运年提出村委会用征地补偿款购置资产及南郊村委会强制进行集资造成用于分配土地补偿款数额的减少，涉及的均是征地补偿款的使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因此，征地补偿款如何使用应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的范畴，原审法院不予审查处理上述问题并无不当。魏运年要求南郊村委会承担其作为城镇居民需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与本案无关联。关于《农转非自愿书》是否有效的问题，因该问题涉及的是魏运年农转非后与南郊村委会的关系及南郊村委会是否支付20000元安置费的问题，与本案审理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魏运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84元，由上诉人魏运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学 斌
审判员 林 广 伦
审判员 黄 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陈艳红（代）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