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2民初10553号
原告：熊永海，男，197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
被告：上海闵行星河湾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黄健慧，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静，女。
原告熊永海与被告上海闵行星河湾酒店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永海，被告上海闵行星河湾酒店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永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2月5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的工资45,600元及拖欠工资的25%赔偿金11,40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00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4日期间的工资698.84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2月4日期间拖欠工资25%的赔偿金299.71元；5、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9月29日至2016年2月4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2,795.36元及拖欠工资的25%赔偿金698.84元；6、被告为原告补缴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全部社会保险和公积金；7、被告支付原告交通费1,384元及误工费1,048.26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5年9月28日进入被告处担任康体部督导，双方签订有书面的劳动合同。2016年1月27日，康体部经理朱骅在同年2月的排班表中将原告的班只排至2月4日。原告反复找上级反映，但得不到解决。且自同年2月5日起，保安拒绝原告进入被告公司。原告只得先回家过年。之后，原告一直处于待岗状态。2017年3月16日，被告人事部的白玉电话通知原告办理离职手续。原告为此申请仲裁，现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
上海闵行星河湾酒店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自2016年2月4日起未再向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以原告旷工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仲裁裁决的2016年2月工资396元，其已支付。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5年9月28日进入被告处工作，担任康体部督导。双方签订了有效期自当日起至2018年9月27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2,020元及绩效工资752元组成。双方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原告每周工作五天半，每月休息日加班工资为528元。原告正常出勤至2016年2月3日。被告发放原告工资至2016年1月，当月工资实发金额为3,609.53元。
2017年1月18日，原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其2016年2月5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的工资45,600元及拖欠工资25%的赔偿金、2016年1月1日至同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00元及拖欠工资25%的赔偿金、2016年2月1日至同年2月4日期间的工资698.84元及拖欠工资25%的赔偿金、2015年9月29日至2016年2月4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2,795.36元及拖欠工资25%的赔偿金、交通费1,384元以及误工费1,048.26元。该会于2017年3月8日作出闵劳人仲(2017)办字第525号裁决，由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2月1日至同年2月3日期间的工资396元，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未予支持(不包括不予处理部分)。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于2017年6月6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原告仲裁裁决的2016年2月工资396元。
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三份工资单，称分别为其2015年10月至同年12月期间的工资单。三份工资单的工资合计一栏均记载原告工资为3,300元。其中12月份的工资单载明有“奖惩/考核扣款”50元，另有“补贴”1,500元，应发工资总额为4,750元，实发3,800.58元。
被告则提供了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四份工资单。四份工资单与原告提供的略有不同，体现为在“工资合计”一栏之前还有四个组成项目，分别为“标准工资”3,300元、“基本工资”2,020元、“加班工资”528元、“绩效工资”752元。且，2015年12月的工资单中亦有“补贴”1,500元。另，2016年1月的工资单中亦有“补贴”项，金额为500元。该月工资单应发工资总额为4,182.34元，实发工资总计为3,609.53元。
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在被告处的康体部任督导员，根据排班表的排班情况上、下班。但被告于2016年1月27日制定的2016年2月的排班表，仅为其排班至同年2月3日。其在排班表出台后，多次找其部门经理朱骅及人事白玉沟通。但他们总是互相推诿，不给原告解决。至同年2月2日或3日，他们明确告知原告，系曾总不给其试用期转正，就是原告“不能再在公司待下去了”。但当时被告没有发给原告书面材料。原告工作至同年2月4日�保安就不准其再进入了。2016年3月，原告收到被告宿舍相关人员的电话，说单位已发了通知，要求其将个人物品搬走。原告于2016年6月10日至宿舍整理物品，并搬离。原告为证实其陈述，提供了康体中心(2015年)12月份排班表、康体中心(2016年)1月份排班表以及康体中心(2016年)2月份排班表的照片打印件。其中2015年12月排班表尾部制表人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17日，2016年2月的则为2016年1月27日。2016年2月排班表载明原告的班次仅至2月3日，2月4日为其休息日。
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排班表系复印件，故未予认可。在法庭多次询问被告如何对原告进行排班、管理的情况下，被告仅回复不清楚，庭后也未按法庭要求提供书面回复。后在法庭的反复询问下，被告答复，对原告的排班可能在前一个月的月底进行，也可能在当月的月初进行。但因相关人员已离职，其现已无法提供2016年1月、2月的排班表。
被告对此陈述，原告出勤至2016年2月3日，之后，原告未再至被告处工作。被告于2016年2月10日以原告旷工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2016年3月15日，原告回被告处，人事白玉向其送达了解除通知书，并为原告拍照。被告为此提供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照片、拍摄照片的手机照片。照片清楚地显示系原告本人手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先是陈述，“照片上的人看起来是我”，“拍照时间不记得了”，后又表示，其不认识照片上的人。但最后原告又称，“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我不知道”，“不记得了”。
原告还提供了一份主题为关于救生员岗位补贴申请事宜的文件复印件，内载为包括原告在内的三名救生员每月发放补贴500元。表格注明日期为2015年10月。文件尾部有各部门负责人及经理等领导签名。原告欲以此证明，被告处�2015年12月出台有关救生员每月发放补贴500元的方案，并于当月一次性发放了2015年10月至同年12月期间的补贴1,500元，但被告未发放其2016年1月的补贴。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文件，以系复印件为由未予认可。但被告于庭审后认可，其于发放原告2015年12月工资时补发了原告2015年10月至同年12月期间的救生员补贴共1,500元。被告还陈述，其于发放原告2016年1月工资时发放了原告当月的救生员补贴500元。
原告还提供了三份员工违规通知书，其中一份生效日期由2016年3月8日先改为2016年2月7日、后又注明2016年3月14日的违规通知书，内载：“……2、不符合部门要求，进行劝退，迟迟不肯办理离职；3、曾总未批其转正单”。被告认可，上述违规通知书系其于仲裁期间提供。
对于加班工资，原告认为，被告应按3,300元+500元之基数发放其加班工资。被告则认为�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对原告的工资、绩效工资及加班工资均有明确约定，故其已足额支付原告加班工资。
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工资单、排班表、关于救生员岗位补贴申请事宜、银行交易明细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
本院认为，根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各自提供了一组工资单，且双方均对对方提供的工资单未予认可。但仔细对比即可发现，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工资单主要构成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被告提供的工资单对于3,300元的组成有具体的明细。但被告提供的工资单中的工资具体组成与原、被告双方在劳动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完全一致，故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工资单于本案中具有证明力。另，对于原告主张的500元补贴一节，因在原、被告双方提供的2015年12月的工资单中均清楚可见“补贴1,500元”，且原、被告对补贴发放的时间陈述亦一致，故本院按原、被告双方的陈述，认定500元补贴始于2015年10月。
对于原、被告间的劳动关系的存续状态，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则认为，其于2016年2月10日以原告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于同年3月15日向其送达了书面解除通知书。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原在康体部任督导员，根据原告的工作岗位以及被告向客户提供服务的需要，被告应对其上班的班次事先安排。但在法庭多次要求下，被告始终未能提供原告于2016年1月、2月期间的排班表。故本院只得采信原告提供的排班表，认定原告实际工作至2016年2月3日，且2月4日为其本休。另按原告陈述，其最迟于2016年2月3日已被告知，因曾总不同意其转正，故其无需再至被告处上班。再则根据被告在仲裁审理期间提供的员工违规通知书，该通知书中亦有“迟迟不肯办理离职”、“曾总未批其转正单”等记载。故本院认为，原告的陈述与被告在仲裁时提供的违规通知书可以相互印证，证明被告最迟于2016年2月3日已口头告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事宜。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6年2月1日至同年2月4日期间的工资之请求，本院理由同前，原告于2016年2月1日至2月3日期间确向被告提供了劳动，但因2月4日系原告本休，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16年2月1日至同年2月3日期间的工资。扣除被告已支付部分，被告还应支付原告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55.31元。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6年2月5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的工资之请求，本院已按原告陈述认定，被告于2016年2月3日口头告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故原告再主张之后的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6年1月工资差额500元之请求，本院已认定，原、被告提供的工资单实质相同，现被告提供的2016年1月工资单载明的实发金额与原告实际收到的数额吻合，表明被告已支付原告补贴500元。原告此项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5年9月29日至2016年2月4日期间的加班工资之请求，本院认为，原、被告在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的工资由基本工资2,020元、绩效工资752元以及休息日加班工资528元组成。故在被告发放给原告的3,300元工资中已包含了固定的加班工资528元。但在被告处出台相关救生员岗位补贴后，被告应将500元/月的岗位补贴亦计入原告加班工资的基数。原告要求按3,800元为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对其上述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各类拖欠的工资、工资差额及加班工资25%的赔偿金的请求，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补缴社保费以及公积金的请求，因不属法院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交通费及误工费的请求，因不属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本院于本案中亦不予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闵行星河湾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熊永海2016年2月1日至同年2月3日工资差额55.31元；
二、被告上海闵行星河湾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熊永海加班工资差额294.99元；
三、驳回原告熊永海的其余诉讼请求(不包括不予处理部分)。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上海闵行星河湾酒店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剑虹
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陈 楚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
第三十一条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