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崇民初字第01439号
原告周青诚。
委托代理人周春江（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刁品华，江苏联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新颖。
委托代理人沈跃进（特别授权），南通市通州区光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周青诚与被告陈新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青诚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春江、刁品华，被告陈新颖及其委托代理人沈跃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青诚诉称：案外人章某于2012年11月14日向原告出具了一张金额为人民币4000000元的借条，约定借期十日，随后被告陈新颖、案外人毛葛民在该借条上签字确认，三人协议并指示周青诚将上述款项直接汇给案外人孙伟红。借期届满后，毛葛民偿还了330000元，被告和章某各偿还了20000元，剩余3630000元经原告、被告、毛葛民、章某协商一致，由被告、毛葛民、章某各承担1210000元，并且三人向原告分别出具了借条。现章某履行了大部分还款义务，毛葛民已经逃逸不知下落，被告仅偿还了237000元，余款973000元未还。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借款人民币973000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6.25%从2012年11月14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被告给付之日止）。
被告陈新颖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因为4000000元借条上的款项是从案外人刘巧珍（原告母亲）卡上汇出，不属于原告所有。二，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原告未提供4000000元借条的原件，被告也记不清该借条上自己是否签过名，1210000元的借条是被告出具，但是在原告的胁迫下签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只是起了中间介绍人的作用。三，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款项交付事实。1210000元的借条不存在款项交接，即便有4000000元的款项交付，也发生在案外人刘巧珍和案外人孙伟红之间。四，本案中原告及证人章某、章建华的诸多陈述与（2012）崇民初字第177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相矛盾，该判决确认的是章建华与孙伟红之间的借贷关系，款项交付依据就是刘巧珍向孙伟红的汇款凭证，具体表现在：1、该判决查明借款的汇出人是刘巧珍，而原告周青诚称自己是债权人；2、该判决查明章建华与孙伟红认识，除3800000元系转账交付的外，其余200000元是章建华到孙伟红家现金交付的，而在本案中证人章建华却称与孙伟红根本不认识，也未向孙伟红交付过200000元现金，孙伟红出具4000000元借条时其根本不在场；3、该判决查明是章建华委托刘巧珍将钱款汇给孙伟红，而本案中章建华却称款项交付时其不知情，更不认识刘巧珍；4、该判决查明原告及其母亲刘巧珍在（2012）崇民初字第1770号案件中配合章建华起诉，而本案中原告却否认参与了该诉讼，还称刘巧珍在汇款时根本不知情，刘巧珍的银行卡当时一直在原告自己手里，是原告一手操办的。五，被告陈新颖的还款均非其本人自愿偿还，而是在原告的逼迫下由其家人付款，可见被告是不承认其与原告之间的借款关系的。六，若法院判决本案由被告偿还原告借款，那么被告的权利无从救济，因为被告与章建华或孙伟红之间均无借贷手续。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14日，案外人章某向原告周青诚出具借条一张，载明“章某今借周青诚人民币肆佰万元整，期限拾天”，章某、被告陈新颖及案外人毛葛民先后在“欠款人”一栏签字确认。当日，原告周青诚将上述借款通过其母刘巧珍的银行账户转账至案外人孙伟红的银行账户，转账数额为人民币3800000元。以上借期届满后，被告陈新颖于2012年11月24日通过其母沈慧的银行账户向原告偿还了人民币20000元，原告自认案外人毛葛民向其偿还了人民币330000元，案外人章某向原告偿还了人民币20000元，共计人民币370000元。而后，被告陈新颖、案外人毛葛民及章某就剩余的借款金额人民币3630000元平均进行了分割，并且每人分别向原告出具了金额为人民币1210000元的借条，未再约定利息和借期。2012年11月26日、11月30日、12月1日，被告陈新颖通过其母沈慧的银行账户向原告分别偿还了人民币200000元、5000元、5000元；同年11月28日，被告陈新颖由其父亲吴建民代为偿还原告人民币2000元；2014年1月27日，被告陈新颖通过其家人向原告偿还了人民币25000元。以上还款共计人民币237000元。
另查明：案外人章建华委托律师于2012年12月将孙伟红和南通业和船舶配套工程有限公司诉至本院要求偿还借款4000000元，本院依据章建华提交的借条（孙伟红和南通业和船舶配套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给章建华）、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及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2012年11月14日）、周青诚和刘巧珍在该案中出具的《情况说明（声明）》，于2013年4月判决支持了章建华的诉请，案号（2012）崇民初字第1770号（以下简称“章建华案”）。周青诚和刘巧珍在该案中并未到庭作证，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声明）》记载：“周青诚母亲刘巧珍受章建华委托转款给孙伟红”；该案庭审笔录载明：“原代：……原告委托刘巧珍通过农业银行汇款380万元给孙伟红”；该案判决查明事实部分对该事实予以了确认。
诉讼中，原告周青诚放弃了部分利息主张，将诉请变更为“要求被告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被告给付之日止”。原告还称：确系其本人拿着其母刘巧珍的银行卡经办的汇款手续，当日还向章某交付了60000元现金，该款连同转账交付的3800000元均为4000000元借条的借款，章某对收取该款的事实予以认可，并称分给了被告和毛葛民各20000元。本院传唤章建华、刘巧珍、周青诚到庭制作了调查笔录，章建华称：本案借款转账交付时，其与刘巧珍并不认识。刘巧珍称：3800000元汇款并不是她办理的，其文化程度低，不识字，当时其与章建华并不认识，章建华也未曾委托她汇款。周青诚和刘巧珍均称：其在章建华案中所作声明并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之所以那样陈述是为了方便章建华起诉。
庭审中，章某、章建华出庭作证。章某称：其与被告陈新颖、毛葛民共同出具的4000000元借条中，三人共同指示原告将款项交付给案外人孙伟红。在出具金额为人民币1210000元的借条前，其向原告偿还了人民币20000元。章建华称：章建华案庭审中其本人并未到庭。
上述事实，有章某等人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11月14日金额为人民币4000000元的借条、户籍信息登记资料、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2012年11月14日、2012年11月26日各一张）、农业银行明细对账单（打印日期2014年1月27日、2015年3月6日各一张）、被告陈新颖、案外人毛葛民及章某各自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11月14日金额为人民币1210000元的借条、落款日期2012年11月26日及11月28日的收条、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2014年1月27日）、民事起诉状、周青诚和刘巧珍出具的《情况说明（声明）》、（2012）崇民初字第1770号庭审笔录及民事判决书、章某、章建华及刘巧珍的证言及原、被告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以上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落款日期2012年11月14日由章某书写的金额为人民币4000000元的借条，章某、被告陈新颖及毛葛民与原告周青诚之间金额为人民币4000000元的借贷合意明确。被告辩称记不清是否签过字，且该借条非原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对此，本院认为，该借条复印件虽无法与原件核对，依法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如有其他证据佐证待证事实，亦可依法采信。章某、被告陈新颖及毛葛民与原告周青诚之间的借贷合意除了该份借条外，还有章某的证言、原告的陈述予以印证，并且被告也未明确否认其签字的真实性。因此，本院依法对该份借条予以采信，认定章某、被告陈新颖及毛葛民与原告周青诚之间存在借贷合意。
关于以上借款的交付，系本案争议的焦点。一般来讲，借款应由出借人直接交付给借款人。但是，出借人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指示的第三方，亦可实现民间借贷中借款交付的法律效果，故被告辩称“其与原告之间并无款项交付事实”也不足以否定两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本案中，原告称章某、被告陈新颖及毛葛民三人指示其将借款交付给案外人孙伟红，并有证人章某的证言直接予以佐证。然而，被告陈新颖否认以上指示行为，认为该款系案外人章建华委托刘巧珍汇付给孙伟红，对于该主张被告认为以下证据可予以佐证：1、2012年11月14日的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及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即刘巧珍与孙伟红之间的转账凭证）；2、章建华案的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事实部分）。
对于以上证据，本院认为：刘巧珍与孙伟红之间的转账凭证虽然显示款项是从刘巧珍名下汇入孙伟红名下，但回单上的客户签名是“周青诚”，可见是周青诚经办的该笔汇款手续，刘巧珍并不必然知晓汇款事宜，故被告认为系“刘巧珍汇付给孙伟红”并无直接依据，继而被告辩称刘巧珍才是适格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
被告还依据章建华案的民事判决书主张借款系“章建华委托刘巧珍汇付”。该案判决书的主要依据为章建华案庭审笔录中章建华代理律师的庭审陈述、周青诚和刘巧珍在章建华案中出具的《情况说明（声明）》。前一份证据是章建华的代理律师陈述的内容，并非章建华本人陈述，因此该证据属于传来证据，在证明力上一般要小于原始证据；后一份证据系一份书面证词而非出庭证言。章建华案的生效判决，从证据规则角度看，其查明事实部分仅仅是免证的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
周青诚、刘巧珍、章建华在本案中到庭陈述、作证后，周青诚、刘巧珍推翻了其在章建华案中的证言，章建华推翻了章建华案中其代理律师的庭审陈述。对此，本院认为：同一个主体在不同的诉讼环境下以不同方式作出的陈述，其证明力应当区分对待。第一，章建华在本案中的证言系原始证据，证明力要大于其代理律师的陈述，何况章建华在其自己出具的民事起诉状中也未曾提及“委托事宜”。第二，周青诚和刘巧珍在本案中是在法庭告知其如实陈述义务和虚假陈述责任后作出的陈述，并且是在对抗环境下所作，两人还阐述了否定原先陈述的理由，也具备相当的合理性。因此，两人在本案中陈述的证明力应大于两人在章建华案中的书面证词。
综上，本院依法采信周青诚、刘巧珍、章建华在本案中的陈述和证言，对于被告的主张“章建华委托刘巧珍汇付给孙伟红”，本院不予采纳。反观原告的主张“章某、被告陈新颖及毛葛民三人指示其将借款交付给孙伟红”，其依据是章某的证言，而章某本身尚欠原告金钱债务，两人利益存在冲突，故可见其证言是具备相当的客观性的。因此，本院采纳以上原告的主张，认定章某、被告陈新颖及毛葛民与原告周青诚之间发生了合法有效的借款交付事实。至于交付的金额，应包括原告按指示汇付给孙伟红的3800000元和交由章某收取的60000元，共计人民币3860000元。
通过以上分析和论证，章某、被告陈新颖及毛葛民与原告周青诚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且生效，鉴于借款合同的实践性特征，该借贷关系的借款本金应认定为人民币3860000元。章某、被告陈新颖及毛葛民分割债务之前，原告已获偿借款本金人民币370000元，故三人实际分摊的借款本金数额应为人民币3490000元（3860000-370000）。由于三人是平均分担该剩余借款，故被告陈新颖应承担的借款本金为人民币1163333.33元（3490000÷3），而非借条载明的1210000元。扣除被告后偿还的人民币237000元，被告尚余借款本金人民币926333.33元（1163333.33-237000）未还。本案债务分割后，当事人并未重新约定还款期限，原先约定的十天借期已经届满，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于法有据。双方未约定逾期利息，原告现参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28日（被告最后一笔还款日的次日）起主张逾期利息的请求于法不悖，但应以本金人民币926333.33元为计息基数。
此外，对于被告的其他抗辩理由，本院认为：被告辩称其出具的1210000元的借条系原告胁迫，被告仅起中间介绍人作用，所还款项也非其本人所为，而是在原告家逼迫之下被告父母的无奈之举。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接警记录只能反映原告向被告催要借款继而双方产生争执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存在胁迫行为。至于被告辩称其还款的受胁迫事实，同理不能成立，而且从被告向法庭提供的收条（原告及其父亲出具）内容看，都包含着“陈新颖还款”的意思，若被告及其家人不认可自身的借款人身份，就不应当接受这样的收条。关于被告辩称的中间介绍人身份，即便被告起初是充当该角色，但在其向原告出具1210000元借条分担原债务后，其身份性质已发生了转变。此外，被告辩称自己承担还款责任后无救济途径，本院认为，被告可以依据章建华、章某在本案中的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依法向相关责任主体追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新颖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周青诚借款本金人民币926333.33元。
二、被告陈新颖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原告周青诚上述借款的逾期利息（自2014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被告给付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周青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4457元、保全费人民币3020元，合计人民币17477元，由原告周青诚负担人民币1000元，由被告陈新颖负担人民币1647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457元（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信息：户名：南通市财政局；账号：47×××82；开户行：中行西被闸支行）。
审 判 长 黄素兵
代理审判员 顾 彬
人民陪审员 杨惠明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赵 云
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
（法（2011）336号）
六、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依法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出借人依照合同约定请求支付借款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7条的规定处理。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依法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
（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