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89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巧玲，女，197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昌，男，1980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菊婷，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展鹏，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敏，男，197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自辉，广东天道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婕，女，198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祖伟，浙江东方绿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巧玲、刘国昌因与被上诉人李敏及原审第三人陈婕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13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邓巧玲签发号码为1030443031070462的支票一张，支票记载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30日，票面金额150万元，收款人为陈婕。陈婕收到上述支票后，把支票背书转让给李敏。李敏又把上述支票交给刘国昌，用于偿还广东顺德晶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纬公司）欠刘国昌的借款，但没有进行背书。刘国昌取得支票后没有向银行申请兑付。
2016年1月11日，刘国昌以民间借贷为案由提起对晶纬公司的诉讼，法院依法作出（2016）粤0606民初3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晶纬公司向刘国昌借款150万元，李敏是晶纬公司法定代表人，把上述支票交给刘国昌用于归还晶纬公司所欠借款，刘国昌于2014年10月21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李敏交来的上述支票用于归还借款，收据还注明“待支票正常入账后，所有属于李敏开出借据将归还给其本人，票据如有问题不能进账，本收据作废”，判决晶纬公司向刘国昌归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晶纬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2016）粤06民终441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审认定的事实，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于2016年8月1日发生法律效力。李敏遂于2016年8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邓巧玲、刘国昌共同返还票据金额15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0月3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在（2016）粤06民终441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刘国昌表示案涉支票原件已交给法院，其不会主动要求法院退票支票原件，如果法院把案涉支票还给刘国昌，刘国昌愿意把支票还给晶纬公司，晶纬公司则表示如果法院判令其应承担债务，要求刘国昌归还支票。
陈婕于2014年10月21日出具《借据》，确认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享公司）向刘国昌个人借款150万元，由陈婕代表收取刘国昌支票一张，代出票人邓巧玲，出票日期2014年10月30日，票号1030443031070462，金额150万元。
邓巧玲与刘国昌是夫妻关系，两人于2003年1月27日登记结婚。
一审诉讼过程中，邓巧玲、刘国昌称签发案涉支票是由于陈婕提出借款，两人要求由大享公司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上盖章后才交付借款，但可以先签发支票给陈婕，但陈婕一直未能找到大享公司盖章，故借贷关系不成立；陈婕称其受大享公司委托向刘国昌借款150万元，为此，邓巧玲签发了案涉支票，当时未约定由大享公司在借据上盖章后才能将支票入账，把支票背书转让给李敏是用于大享公司借款给李敏及晶纬公司另一名股东，陈婕目前持有晶纬公司15%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45万元，在背书转让案涉支票前，大享公司已向晶纬公司支付150万元，其中45万元就是股权转让款，其余105万元也是大享公司借给晶纬公司的借款；李敏称陈婕把案涉支票背书转让给其是为了支付股权转让款，工商备案文件中记载晶纬公司15%股权转让价格为45万元是不真实的，李敏及另一名晶纬公司股东从未向大享公司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李敏依据该规定请求邓巧玲、刘国昌返还票据金额150万元及利息，本案属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本案中，案涉支票已超过票据权利时效事实清楚，法院予以确认，据此，本案审查重点在于：1.李敏是否合法持票人；2.邓巧玲是否因案涉支票超过权利时效而取得与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3.案涉债务是否属于邓巧玲、刘国昌夫妻共同债务。
第一，关于李敏是否合法持票人的问题。虽然陈婕与李敏就背书转让案涉支票的原因关系存在争议，但无论是陈婕主张的借款合同关系，还是李敏主张的股权转让关系，均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即陈婕把案涉支票背书转让给李敏是基于合法的原因关系发生的，对此，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就原因关系存在的争议不影响转让行为的效力，就原因关系产生纠纷的可另行主张权利。邓巧玲自愿向陈婕签发案涉支票，陈婕把该支票背书转让给李敏，该支票流转过程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李敏把案涉支票交付给刘国昌用于归还晶纬公司欠刘国昌的借款，刘国昌出具的收据注明“待支票正常入账后，所有属于李敏开出借据将归还给其本人，票据如有问题不能进账，本收据作废”，该支票至今没有入账，根据上述约定收据作废，即双方之间交付支票的行为不发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且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已确定晶纬公司应向刘国昌返还借款本息，即李敏交付支票给刘国昌偿还晶纬公司所欠借款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刘国昌应把该支票返还给李敏，刘国昌在（2016）粤06民终441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也表示愿意把支票返还给李敏，虽然案涉支票现保存在（2016）粤0606民初388号案件案卷内，但法院保存涉案证据的行为并不影响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故应视为李敏持有案涉支票，为合法持票人。
第二，邓巧玲是否因案涉支票超过权利时效而取得与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邓巧玲、刘国昌称陈婕向其借款，两人要求由大享公司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上盖章后才交付借款，但先行向陈婕签发了案涉的支票，但大享公司一直没有在借据上盖章，故借贷关系不成立，但陈婕否认双方约定由大享公司在借据上盖章后才能将支票入账，邓巧玲、刘国昌对其上述主张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故法院不予确认，邓巧玲、刘国昌与陈婕之间有借贷的合意，邓巧玲也实际签发了支票用于支付借款，陈婕再把支票背书转让给李敏，该支票超过权利时效未进行兑付，邓巧玲作为持票人没有实际支付应支付的票据金额，已取得与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第三，邓巧玲、刘国昌在诉讼中承认陈婕提出借款，邓巧玲、刘国昌同意由邓巧玲先签发支票，即刘国昌知道并同意邓巧玲的出票行为，该出票行为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应属邓巧玲、刘国昌的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李敏请求邓巧玲、刘国昌共同返还票据利益150万元及利息理由充分，法院予以支持，但李敏请求从2014年10月30日，即出票之日起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应从其主张返还票据利益之日，即起诉之日2016年8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判决：1、邓巧玲、刘国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李敏返还票据金额15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从2016年8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驳回李敏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590.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4590.60元，由邓巧玲、刘国昌共同负担。
邓巧玲、刘国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敏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敏承担。事实与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上的权利因时效消灭后，只有在持票人实际受有利益时，才能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邓巧玲、刘国昌与陈婕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但前者并无向后者实际出借款项，故后者不负有偿还借款的义务。换言之，邓巧玲、刘国昌并没有实际获益，原审认定两人取得了与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缺乏依据，据此判定向李敏返还票据金额有误。
李敏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邓巧玲、刘国昌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持票人可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本案中，邓巧玲已取得了与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李敏要求邓巧玲等返还票据利益，合法有据。另，邓巧玲明知其账户没有资金而故意签发空头支票，不仅违反了票据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还涉嫌经济犯罪。
原审第三人陈婕述称，对邓巧玲、刘国昌的上诉意见予以确认。案涉支票的基础关系是民间借贷，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李敏未实际取得借款款项，则借贷关系不能成立，其无权主张返还票据利益。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邓巧玲、刘国昌提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李敏可否主张返还票据利益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关于“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之规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包括：票据权利曾有效成立并存在；票据权利因时效完成或手续欠缺而无法得到法院保护或者消灭；出票人或承兑人受有利益。利益返还请求权从本质上讲，是种不当得利的债权，它以出票人因持票人票据权利的丧失而取得利益为条件。此处的利益，应指授受票据的原因关系或者委托付款的资金关系确定的利益，而非指其因持票人票据权利丧失而得以免除票据债务本身受有的利益。就本案而言，案涉支票记载完备，签章真实，属有效票据。李敏作为合法持票人亦确因时效完成已丧失票据权利。至于出票人邓巧玲是否因案涉支票超过时效而取得与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一节，因出票人邓巧玲与其直接后手陈婕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相对性、封闭性，李敏难以获知真实情况，由其举证证明出票人受有利益存在困难，故应由出票人邓巧玲对其未获得额外利益负初步举证责任，即出票人应证明其与直接后手的基础关系及直接后手履行对价义务的情况。本案中，邓巧玲、陈婕均确认系因借贷关系而交付案涉支票，陈婕作为支票收款人亦出具了借据并把支票背书流转，由此，邓巧玲等享有的债权已确定。现案涉支票因票据权利丧失而使得邓巧玲银行支票存款账户上的金额无须划出，换言之，邓巧玲已因出票行为获利。故李敏诉请其返还票据利益，符合必要的责任构成要件，本院予以支持。刘国昌知悉邓巧玲的出票行为，且该出票行为发生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原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定两人共同向李敏返还票据金额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邓巧玲、刘国昌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邓巧玲、刘国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炜烽
代理审判员 刘金玲
代理审判员 张媛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法官 助理 梁 哲
书 记 员 梁碧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