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冀01行终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记龙（又名刘计龙），男，194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桥西区村民，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216号。
法定代表人邓沛然，市长。
委托代理人崔文康，男，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桥西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培甲，河北冀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记龙因被上诉人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作出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确权发证（编号：02040461）行政行为一案，不服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4行初2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刘记龙系石家庄市桥西区北杜社区居民，育有长子刘红杰（曾用名：刘爱国）、次子刘士杰、女儿刘丽敏。1988年11月20日，原告刘记龙向原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政府申请发放宅基地一处，位于石家庄市××北杜村（证号：西里乡北杜字第259号），面积：139.13平方米。1998年6月28日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政府审批通过《石家庄市郊区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确权发证审批表》（编号：02040461），载明“申请人姓名：刘爱国，住宅用地权源：发放；人口4，是否有老人居住房屋：是，总面积：139.23，户主签字：刘爱国”。该审批确权的宅基地与原告刘记龙名下的宅基地（证号：西里乡北杜字第259号）系同一块宅基地。2008年8月11日，刘红杰（曾用名：刘爱国）与北杜社区居委会签订《北杜社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绿字第82号），北杜社区居委会拆迁了案涉旧宅并按照规定安置了相应的房产。2016年1月17日，刘红杰（曾用名：刘爱国）因病去世。现该案涉宅基地已经注销，回迁安置房已交付。另查明，原告刘记龙次子刘士杰在该村另有宅基地一处，原告另持有家庭分家析产协议。原告对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内容不持异议。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被告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主体适格。本案中，原登记在原告刘记龙名下的宅基地与刘红杰（曾用名：刘爱国）名下宅基地系同一处宅基地，原告次子刘士杰名下另登记有一处宅基地，原告对分家析产事实并无异议。该审批表，有刘红杰（曾用名：刘爱国）的签名，经村委会、乡镇政府审核同意，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政府对刘红杰（曾用名：刘爱国）批准同意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确权发证，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且在2008年8月11日，刘红杰（曾用名：刘爱国）与北杜社区居委会签订《北杜社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绿字第82号），北杜社区居委会拆迁了案涉旧宅并按照规定安置了相应的房产，原告刘记龙应当知晓该宅基地确权登记在刘红杰（曾用名：刘爱国）名下的事实。现产生矛盾系因刘红杰（曾用名：刘爱国）因病去世后，家庭成员之间对房屋拆迁安置后财产产生纠纷，原告应通过其他民事途径处理，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且现该案涉房屋已拆迁安置，宅基地使用证已经注销，现主张确认《石家庄市郊区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确权发证审批表》（编号：02040461）违法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记龙的诉讼请求。
刘记龙不服，提出上诉，主要理由为：1、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上诉人持有原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政府1988年发放的《宅基地证》，是本案争议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2016年1月17日儿子刘爱国去世后，上诉人与刘爱国妻子冯建霞因财产纠纷诉讼过程中，才知道原石家庄市郊区政府在1998年在上诉人未同意且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上诉人的宅基地使用权确权在刘爱国名下。当时刘爱国在世时于2008年8月11日与北杜社区居委会签订的《北杜社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代表上诉人签订的，上诉人当时并不知道该宅基地确权登记在刘爱国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对合法变更宅基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提交的《确权发证审批表》不能作为合法变更的证据，审批表当中住宅用地权源一栏填写为“发放”，实际根本不是村委会发放的宅基地，不是初始登记，而是上诉人合法使用的宅基地。《河北省土地登记办法》（1996年）第九条规定“申请土地登记，申请人应提交下列资料：（三）土地权属证明；（四）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权属证明；”上诉人与刘爱国的分单中明确注明刘爱国对该宅基地上的房屋只有居住权，父母在世时归父母所有，父母去世后才开始继承。被上诉人在刘爱国未提交土地权属、地上建筑物证明等任何相关资料且上诉人未同意变更的情况下，将上诉人合法使用的宅基地确权给刘爱国，变更登记的主要证据不足。2、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被上诉人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第三十八条和《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1997年）第三十四条，都是规定使用原有宅基地的审批，而本案争议的宅基地不是刘爱国原有的，而是上诉人的，因此，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3、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土地登记规则》（1996年）第六条规定“土地登记依照下列程序进行：（三）权属审核”。《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审批宅基地应张榜公布。被上诉人既没有三榜公布，也没有审查土地权属来源，没有收回上诉人的宅基地证，没有通知上诉人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上诉人的宅基地确权给刘爱国，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被告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之规定，被告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确认违法。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查明：被答辩人刘记龙有两子一女，被答辩人刘记龙名下的宅基地（1988年）与刘红杰名下的宅基地(1998年)系同一块宅基地，被答辩人刘记龙次子刘士杰名下另登记一处宅基地。2008年8月11日，刘红杰与北杜居委会签订《北杜社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涉案宅院已经拆迁安置了相应房产，2016年1月17日刘红杰因病去世。根据“一户一宅”的规定，为刘红杰发放宅基地符合规定，且为刘红杰颁发宅基地证经过层层审批程序合法，并且涉案宅基地证已经注销，现被答辩人起诉确认《石家庄市郊区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确权发证审批表》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正确。2、石家庄市郊区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确权发证审批表（编号02040461）内容完备，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1998年6月，刘爱国（即刘红杰）申请登记宅基地时，有丈量人员对该宅基地面积进行了认真测量、如实在审批表登记，四邻及刘爱国对现场勘测情况认可并如实在审批表上签字，故石家庄市郊区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确权发证审批表登记事项事实清楚。北杜村民委员会、石家庄市郊区西里乡人民政府对审批表的登记内容无异议的情况下逐级审批并上报，经石家庄市郊区土地管理局审核，最终由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政府批准于1998年6月28日为刘爱国颁发了宅基地使用证。答辩人为刘爱国申请宅基地的审批颁证行为，符合《土地管理法》（1986年）第三十八条和《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1997年）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故答辩人的审批颁证行政行为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刘爱国（即刘红杰）申请登记宅基地时，有丈量人员对该宅基地面积进行了认真测量、如实在审批表登记，四邻及刘爱国对现场勘测情况认可并如实在审批表上签字，石家庄市郊区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确权发证审批表登记事项事实清楚。北杜村民委员会、石家庄市郊区西里乡人民政府对审批表的登记内容无异议的情况下逐级审批并上报，经石家庄市郊区土地管理局审核，最终由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政府批准于1998年6月28日为刘爱国颁发了宅基地使用证，程序合法。被上诉人为刘爱国申请宅基地的审批颁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第三十八条和《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1997年）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另，在2008年8月11日，刘红杰（曾用名：刘爱国）与北杜社区居委会签订《北杜社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绿字第82号），北杜社区居委会拆迁了涉案旧宅并按照规定安置了相应的房产，上诉人刘记龙应当知晓该宅基地确权登记在刘红杰名下的事实。现产生矛盾系因刘红杰因病去世后，家庭成员之间对房屋拆迁安置后财产产生纠纷，上诉人应通过其他民事途径处理，且现该涉案房屋已拆迁安置，宅基地使用证已经注销，现主张确认《石家庄市郊区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确权发证审批表》（编号：02040461）违法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建章
审判员 杨聚存
审判员 徐进富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孙亚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