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14民终10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负责人：梁佳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慧婷、李景，广东正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遂宁市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卢中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少彬，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7）粤1424民初1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7日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被上诉人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少彬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7）粤1424民初104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各项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对本案争议焦点“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是否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告知义务”的评判严重失实，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保险单》，以及上诉人提交的有被上诉人盖章、签名确认的证据《投保单》、《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和《团体建筑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2版）》（以下简称“《保险条款》”）均证明上诉人已经在承保时尽到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已经履行了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部门规章《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11年第3号）第二十条的规定，正因为本案《保险条款》在使用之前已经报送中国保监会行政审批，进行了合法性和合规性审查，批准文号为：（备意外）[2012]主9号。同时《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三条对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做了列举性地说明，即：如果保险人能够举证说明投保人在相关文书上，比如《投保单》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明确说明义务。鉴于被上诉人是多年来专业从事建筑劳务分包业务的公司法人，具有多次购买“团体建筑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的经验，其授权代理人何耀添也在《投保单》、《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上签名确认，被上诉人也加盖了行政公章确认无误。既然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法庭上否认上诉人已经向其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以下证据及内容来看，上述《保险条款》的免责事由合法有效：①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证据4《保险单》，说明其承认《保险单》上记载的内容属实，也证明其作为投保人在投保时知悉并且收到上诉人送达的《保险条款》的免责内容。因为《保险单》的第一段载明：“鉴于投保人已仔细阅读了本保险所适用的保险条款，并已知悉了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内容，愿意以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为基础向保险人投保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并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保险单》的“特别约定”一栏载明：“1.本保单适用人保财险（备意外）[2012]主9号-团体建筑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2版）……”②投保人2016年4月14日在《投保单》上的“投保人声明”一栏盖章并签名确认：“保险人所提供的投保单已附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尤其是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责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上述所填写内容及其他本人所填投保资料（包括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等）为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属事实。”③投保人在《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上的“投保人”一栏盖章并签名确认：“本投保人就本建筑工程施工人员的意外身故残疾烧伤、意外医疗费用补偿责任、意外住院津贴，向：人保财险黄圃支公司投保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确认以下事项：产险销售人员姓名：……冯毅桃，产险销售人员姓名：欧云标，已向本人详细解释有关保险条款内容，并清楚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同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和该法第十条以及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由于冯锦鸿驾驶的无号牌自卸低速货车既未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安全性检测，也未获得政府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而且制动检验不合格，上诉人不应当在“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中承担保险金的赔偿与给付责任。依据《保险条款》第2.2责任免除条款，第2.2.2期间除外第（4）点：“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残疾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4）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释义见8.6）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保险条款》第8.7对“无有效行驶证”的释义：“无有效行驶证：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驾驶的机动车无公安部门、农机部门等政府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或行驶证不在有效期内，或该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本案显然符合《保险条款》的第2.2.2期间除外第（4）点免责事由的范围，上诉人不承担保险金的给付责任。二、《保险单》约定工程名称为“梅州抽水蓄能电站自流排水洞和7#施工支洞工程”，保险区域并不包括排水洞和支洞以外的石料堆放场。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交通事故的发生地点为“五华县龙村镇翻新村”，也不属于《保险单》约定的“项目地点：梅州市龙村镇黄狮村境内”，不能因为交警大队加括号注明事故发生地为被上诉人在龙村镇翻新村自流排水洞施工地段，就武断地认为本案发生在《保险单》约定的项目地点和施工区域内。《保险单》的“特别约定”一栏载明：“6.项目名称：梅州抽水蓄能电站自流排水洞和7#施工支洞工程，项目地点：梅州市龙村镇黄狮村境内……。”与《投保单》上“建筑施工信息”一栏载明的施工地址一致，该项约定依法不属于责任免除条款。根据《保险条款》“2.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载明的工程项目施工区域内从事管理和作业过程中，或者在施工期限内施工方指定的集中生活区域内，或者从施工现场到施工方指定的集中生活区域往返途中遭受意外伤害（释义见8.2），并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残疾的，保险人依照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且给付各项保险金之和不超过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事实上，根据交警部门对被上诉人的现场负责人“何耀添”以及其他工人的《询问笔录》，事发地点为“五华县龙村镇翻新村”，距离“龙村镇黄狮村”尚有一段距离。一审法院既没有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收到双方当事人关于现场勘验和调查的书面申请，主审法官自行制作的调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和调查笔录也不属于《民事证据规定》所列举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而且，该份《调查笔录》既没有被调查人（该地村支部书记）的亲笔签名、身份证号码和村支部书记任职证明，也没有得到五华县交警大队协助指明确切的案发现场，一审法院仅仅凭借案发当时并不在事故现场的被调查人的主观臆断，就认为“村界以东西走向的小溪为界，事故发生地为黄狮村，距7#支洞洞口约100米。”其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和手绘的《勘验图》既没有经过地理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行政主管部门、民政主管部门、镇人民政府等行政区划主管部门的盖章确认，也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类型，均不具备《民事诉讼法》要求的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也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案发地点和村庄界址，更不能推翻交警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关于发生交通事故的发生地点为“五华县龙村镇翻新村”这一行政认定。三、被上诉人作为本案人身保险的投保人，既不是被保险人，也不是受益人，不具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更不符合《保险条款》8.11“保险金申请人”的约定。受害人冯锦明的受益人将自己享有的人身意外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行为，存在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也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导致被上诉人规避了法定的工伤赔偿责任。《保险条款》8.11“保险金申请人：身故保险金申请人是指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他自然人。”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三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只是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履行了工伤赔偿责任，或者根据《侵权责任法》履行雇主的人身损害赔偿义务，并不当然取得了人身意外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前者是基于劳动（雇佣）关系，后者是基于人身保险合同关系。否则，被上诉人就规避了《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劳动合同法》关于用人单位为职工购买工伤社会保险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如果得不到纠正，势必会导致大量的用人单位用人身意外保险取代工伤社会保险的违法情形大量出现。四、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冯锦鸿2016年9月16日才同其签订《聘用合同书》，说明在2016年4月14日签订保险合同时尚未同投保人建立劳动关系，投保人在投保时对冯锦鸿尚不具有保险利益。一审判决错误地认为“综上，冯锦鸿作为原告在项目工程处的施工人员，应属于被保险人。”这显然不符合《保险法》第十二条和该法第三十一条，以及《保险条款》1.2被保险人的定义，因此，冯锦鸿不属于本案人身保险订立时的被保险人。五、既然被上诉人在投保时尚未聘用冯锦鸿，也就不可能取得其书面同意并认可意外身故的保险金额，因此该保险合同并未将冯锦鸿纳入被保险人范围，该保险合同相对于冯锦鸿尚未生效。一审判决书武断地认为：“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是建筑企业基于劳动关系而整个企业员工所托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与投保人对投保人近亲属及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抚养关系的其他家庭成员所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单纯的人身保险合同不同，并不需要被保险人同意及认可。”这恰恰是对《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立法本意的误解和歪曲，也严重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以及第三条的规定，然而，一审法院并未审查这一重要事实，程序错误导致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辩称：一、本案中，上诉人既无法举证证实其已将“保险免责条款”以书面形式交付投保人，也无法举证证实其履行了对“保险免责条款”的法定提示和说明义务，因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本案事故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1、《保险合同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对保险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进行了细化规定，即保险免责条款的提示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大体分为“单独印制”或“显著标识”两种。但无论是何种形式，均应是以书面形式将“保险免责条款”交付给投保人。上诉人在上诉状述称法律没有强制性要求保险人将完整的《保险条款》以书面形式交付投保人的说法是与现行法律相违背的。2、在司法实践中，提示义务是一项独立的义务。提示义务是说明义务的前置性义务，保险只有先履行了法定的提示义务，使投标人知悉免责条款的存在，明确说明义务才有实际的对象。由此可见，提示义务是具有独立性的，是明确义务的前置性义务。如果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已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保险条款当然不发生法律效力。3、无论是上诉人提供的《投保单》还是《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均无相应的、完整的、具体的免责条款内容，因此一审法院不采纳上诉人的观点并无不妥。4、本案的投保人不认识《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中的“冯毅桃”和“欧云标”，对于上述两人对投保人履行了法定提示、说明义务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按逻辑推断，该两人隶属人保财险黄圃支公司，让其两人远赴数百公里之外的广东省五华县进行保险销售是不现实的。另外，提示和说明义务是先合同义务，如果仅仅是公司将公司公章加盖在空白的《投保单》或《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上，保险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亦是无效的。5、本案的保险合同有效期限为2016年4月15日至2017年10月14日，而事故车辆的生产日期是2016年5月28日，该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仅仅因为排放标准达不到国五标准而未能入户。因此，针对此类情形，保险公司一刀切认为无有效行驶证即主张保险免赔是不合理的。6、冯锦鸿死亡原因并非“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其驾驶自卸低速货车也仅仅在施工工地行驶，并未上路，不应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时，保险公司主张拒赔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经一审法院调查，事故发生地为黄狮村，距离7#支洞洞口约100米，属于项目工程区域，该事实有黄狮村支部书记的调查笔录和另一村委干部的现场签名的现场勘验笔录和勘验图证实。上诉人主张本案事故不属于《保险单》约定的项目地点和施工区域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保险单》约定的施工内容包含并且不限于土方明挖、石方明挖、石方洞挖、钻孔、灌浆、混凝土工程、砌体工程、植物工程及辅助施工等工作，因此，冯锦鸿事发前从事的卸石工作当然应当纳入保险责任范围内。三、《保险单》约定建筑施工人员约100人，并无确认的人员名单，由此可见该保险为不记名的团体险，即只要在施工区域从事施工、管理的人员，均应是本案保险的被保险人。事实上，冯锦鸿因履行职务行为造成意外死亡，本案的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理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况且，答辩人已经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供了冯锦鸿的《聘用合同书》及答辩人通过公公司账户向冯锦鸿家属转账123万元的证据。四、冯锦鸿的家属在事故发生后，获得了答辩人支付的123万元赔款，并且同意将保险请求权转让给答辩人，因此，答辩人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向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给付意外死亡保险金700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4日，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处投保《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并即时支付保险费9万元，随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出具《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单号：PECJ201644200××××）。保单约定项目工程所在地为梅州市龙村镇黄狮村境内，工程名称为梅州抽水蓄能电站自流排水洞和7#施工支洞工程（下称“项目工程”），保险期间自2016年4月15日零时起至2017年10月14日二十四时止，投保方式为建筑工程合同总造价，保障项目之一为意外身故、残疾，保险金额为70万元/人，保单未指定受益人。保单特别约定施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自流排水洞及7#施工支洞工程的土方明挖、石方明挖、石方洞挖、支护、锚杆机管棚、喷凝混土（浆）、支撑、挂网、预埋件安装、钻孔（含检查孔）、灌浆、钢筋制安、混凝土工程、砌体工程、植物工程以及辅助施工等工作等（详见合同）。合同造价19020046元，建筑施工人员约100人。另查明，冯锦鸿（男，1976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安流镇），在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项目工程处司机岗工作。2017年3月13日19时40分，冯锦鸿驾驶无号牌低速自卸货车前往指定石料堆放场倒碎石时，因操作不规范导致车辆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五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交警大队”）认定，冯锦鸿负事故全部责任。再查明，冯锦鸿与赖枚花是夫妻关系，冯桂方是冯锦鸿父亲，冯锦鸿与赖枚花育有两女一子：冯某1（2008年10月3日出生）、冯某2（2011年2月16日出生），冯某3（2014年3月19日出生）。2017年3月20日，赖枚花、冯桂方共同与何耀添（原告项目工程负责人）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无号牌低速自卸货车方代理人何耀添一次性补偿给冯锦鸿家属123万元（含冯锦鸿医药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参加事故处理人员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冯锦鸿家属将向保险公司索赔的一切手续材料提供给何耀添。该协议书有见证人张国村、冯桂标、黄巧辉在场见证。2017年3月20日、3月24日，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通过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以“支付赔偿款”项目向赖枚花、冯桂方银行账户转款共计123万元。2017年3月24日，赖枚花、冯桂方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上述123万元。同月27日，赖枚花、冯桂方到五华县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内容为冯锦鸿意外伤害保险理赔由何耀添办理，理赔款汇入原告公司账户。同年7月24日，赖枚花、冯桂方再次到五华县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内容为由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为冯锦鸿办理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理赔及将理赔款汇入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司账户。事故发生后，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提出索赔要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拒赔通知。因双方当事人对理赔事宜协商未果，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遂向法院提出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以查明案件事实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要求调取涉案事故在交警大队的卷宗材料。依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该案卷，并在庭审时出示了冯国强、洪远辉、肖贵文、任强、何耀添在交警大队的询问笔录，从询问笔录内容可知，事故发生地在项目工程地段。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认为事故认定书上的地点“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龙村镇翻新村自流排水洞施工地段”，不属于项目工程范围。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7日前往事故发生地实地查看，并向该地村支部书记和另一村委干部作了调查了解。经查看，龙村镇翻新村与黄狮村相邻，村界以东西走向的小溪为界，事故发生地为黄狮村，距7#支洞洞口约100米。有黄狮村支部书记的调查笔录和另一村委干部现场签名的现场勘验笔录和勘验图。同时，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加括号认定事故发生地段为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龙村镇翻新村自流排水洞施工地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原告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处投保《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原告交纳保险费，被告出具保险单，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秉着诚实信用原则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是建筑企业基于劳动关系而给整个企业员工所投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是不记名，不特定人，按工程总造价交纳保险费的保险，同时也是保护建筑企业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与投保人对投保人近亲属及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扶养关系的其他家庭成员所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单纯的人身保险合同不同，并不需要被保险人同意及认可。因此，被告以《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认为“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金额的，合同无效”的意见，不符合本条立法本意，不予采纳。被告认为根据《劳务分包合同》5.2.17条约定，该工程总承包方已经为原告分包的工程施工人员购买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原告不能再重复购买，但该《劳务分包合同》该条同时规定仍应为分包企业员工另行购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并且法律也没有禁止重复保险不能赔偿，被告也没有举证工程总承包方已为原告职工购买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因此，被告对此认为重复保险合同无效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冯锦鸿是否属于本案被保险人；二、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三、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是否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告知义务；四、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对此，分述如下：一、冯锦鸿是否属于本案被保险人。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建筑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第六条第一款关于“鉴于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工艺流程中各工种调动频繁、用工流动性大，投保应实行不记名和不计人数的方式”的规定，原告与被告自愿订立的《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是以工程合同总造价的方式投保，并按总造价收取保险费，《保险单》中载明“建筑施工人员约100人”，应为被保险人数，因此，该投保是团体计人数不记名的，该种投保方式决定了只要在投保工程进行施工、管理的人员（约100人）均应为被保险人，并不需要被告辩称的提供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根据交警大队对冯国强及原告的员工肖贵文等人的询问笔录中所反映的内容，可以证实冯锦鸿在本案保险合同签订至保险事故发生时已经在原告项目工程处工作，与原告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聘用合同书》的签订只是企业对其员工的管理形式，至于被告质疑的原告与冯锦鸿于2016年9月16日订立的《聘用合同书》，其有无签订，签订时间先后，均不能否定冯锦鸿与原告形成的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因此，被告辩解“原告聘用冯锦鸿是在投保之后，冯锦鸿不属于被保险人”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冯锦鸿作为原告在项目工程处的施工人员，应属于被保险人。二、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人身保险合同因其具有人身依附性，除有特约条款外，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未经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意，不得将受益权转让给他人，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因保险责任已确定，受益人的受益权转化为确定的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受益人可将与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他人。本案中，冯锦鸿的受益人（即法定继承人）为赖枚花、冯桂方、冯某3、冯某1、冯某2，上述受益人在事故发生并获得原告支付的赔偿金后，将自己享有的权益转让给原告，是其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转让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以其受让取得的保险金请求权为由，并提供协议书、收条、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公证书、情况说明等证明权利转让之事实，主张被告支付保险金，原告之诉讼主体适格。三、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是否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告知义务，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关于“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免责条款要产生效力，需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保险人履行了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告知义务。本案中，被告提供“投保单、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团体建筑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2版”予以证实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告知义务。但该《投保单》只在投保人声明栏处印有“保险人所提供的投保单已附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尤其是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负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特别约定第5条印有“被保险人在违法施工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残疾的，以及发生的意外医疗费用，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字样。《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中也只有一句“保险人已向本人清楚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虽然投保人声明的内容进行了加黑，但表述简单没有具体的免责条款内容和法律后果，特别约定第5条及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亦如此。至于载有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条款-2012版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已交付给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该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原告作出明确说明，因此本案争议的、保险条款中约定的“……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残疾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条款被告没有对原告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告知。据查，事故车辆具备车辆合格证，只是因排放标准达不到国五入户标准而未获得上牌登记，而车辆未上牌登记并非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也并未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危险程度，并且驾驶无有效行驶证、制动安全设施不全或者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虽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形，但不是保险公司法定免责条款，禁止性规定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并不当然对私法上的民事合同产生影响，更不能直接导致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效果。驾驶无有效行驶证机动车属禁止性条款，违反禁止性条款将导致保险公司责任免除或者减轻的条款，保险人即被告应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未能证实其履行了该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被告以免责条款抗辩责任免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被告该辩称不予采纳。四、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根据查明的事实，冯锦鸿作为原告项目工程处的员工，在保险期间履行职务发生意外事故死亡，事故地点发生在龙村镇黄狮村的项目工程区域，符合涉案保险合同的约定，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即保险事故。被告以事故车辆未有登记，发生事故不属于保险事故遂要求免责，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据此认为保险公司应免责的辩称，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原告四川应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保险金70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800元，减半收取计54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取得了保险金请求权以及本案的免责条款是否生效的问题。关于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冯锦鸿作为被上诉人项目工程处的员工，在保险期间履行职务发生意外事故死亡，事故地点发生在龙村镇黄狮村的项目工程区域，符合涉案保险合同的约定，冯锦鸿应认定为被保险人，本案事故应认定为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即保险事故。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取得了保险金请求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本案中，冯锦鸿的受益人为赖枚花、冯桂方、冯某3、冯某1、冯某2，受益人在事故发生并获得被上诉人支付的赔偿金后，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根据协议书、收条、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公证书、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其已经取得了保险金请求权，其主张上诉人支付保险金的请求应予支持。关于本案的免责条款是否生效的问题。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倒车不慎，根据保险近因原则，本案事故与车辆是否有证照没有因果关系。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证明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已向交警部门申请办理事故车辆的证照，但非因被上诉人和公司的原因造成事故车辆无法取得证照。据此，本案所涉驾驶无证照车辆则免责的免责条款加重了被上诉人的责任，对被上诉人不生效。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被上诉人在该意外保险范围内应当享有其保险利益。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干忠审 判 员  孔宁清代理审判员  赖志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幸静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