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9民初122号
原告：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德市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庄家桥村六组。
法定代表人：丁德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正林，该公司总经理，系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芳，湖南省益阳市三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系一般代理。
被告：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益阳市资阳区长春东路长春经济开发区龙塘村101。
法定代表人：张佑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皮龙泉，该公司员工，系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骞，湖南万维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一般代理。
被告：益阳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诉讼代表人：李世林，该公司管理人的负责人。
原告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钦公司）诉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7日受理后，游艇公司申请追加益阳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为该案共同被告，该院遂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3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国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正林、陈建芳，游艇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佑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皮龙泉、夏骞，益阳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普华印染公司或普华印染公司管理人）的负责人李世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钦公司诉称，国钦公司于2014年8月1日与游艇公司签订了《纺织品销售合同》，国钦公司按约付款164万元后，游艇公司拒不提供纺织品，也不退还货款，给其造成了重大损失。故请求判令解除双方所签合同，由游艇公司返还货款164万元并自2014年8月起按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由游艇公司赔偿预期利益损失80万元。
游艇公司答辩称，国钦公司已经按约从普华印染公司仓库提取80.875吨棉纱。除已提棉纱外的剩余货物或价值，应由普华印染公司承担责任。因普华印染公司已破产，国钦公司应就差额部分向普华印染公司申报债权。因国钦公司贻于提货以及普华印染公司破产，三方所签合同已不能履行，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合同已经解除，故游艇公司并未违约。请求驳回国钦公司的诉讼请求。
普华印染公司管理人答辩称，公司没有收到涉案合同的货款，也未交付货物，公司在销售合同中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属于不平等合同，合同对普华印染公司没有约束力，其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国钦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纺织品销售合同》一份及付款凭证4份，拟证实其与游艇公司之间存在纺织品买卖关系，国钦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2、证人李丙芳（普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供销科长）的证词，拟证实其没有收到游艇公司答辩中所提到的80.875吨棉纱。3、益阳普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普华纺织公司）2014年12月31日记帐凭证及产品出库单（共14页）和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通知2份，记帐凭证及产品出库单显示：普华纺织公司共向国钦公司供货11次，共计303.175吨，分别为：2014年6月30日票号为0002121号32S/2D棉纱16吨，2014年7月1日票号为2304号32S/2D棉纱30吨，2014年7月2日票号为2122号32S/2D棉纱32吨，2014年7月6日票号2306号32S/2D棉纱24吨，2014年7月31日票号为2309号32S/2D棉纱30吨，2014年8月1日票号为2310号0E10S棉纱24吨，2014年8月2日票号为2311号32S/2D棉纱30吨，2014年8月3日票号为2312号32S/2D棉纱26.5吨，2014年8月3日票号2313号32S/2D棉30.75吨，2014年8月4日票号2314号32S/2D棉纱30吨，2014年8月5日票号为2315号32S/2D棉纱29.925吨。共计303.175吨。拟证实游艇公司答辩所提及的80.875吨棉纱中的2张出库单中的60吨货物（2014年7月31日票号为2309号32S/2D棉纱30吨，2014年8月2日票号为2311号32S/2D棉纱30吨）系普华纺织公司交付国钦公司的货物，并非游艇公司向国钦公司所供货物，且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仍在向国钦公司主张322吨棉纱（其中含游艇公司答辩证据中的60吨）的权利。4、经申请人民法院向工行益阳银城支行调取的商品融资合同等（共26页）一组，该组证据证明，普华印染公司于2013年11月14日与工行益阳银城支行签订600万元商品融资合同及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普华印染公司所质押的500吨棉纱存放于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的1、2、3、4、5号等棉纱仓库；该批棉纱由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租用普华纺织公司的前述仓库存放并监管；500吨质押棉纱的规格分别为：18S/C9吨、21S/C107.9吨、21S/2C60.1吨、32S/2D235.33吨、21S/2D87.67吨；仓库租赁期限为一年，至2014年11月22日止；普华印染公司已于2014年5月28日归还了上述600万元贷款，其质押物500吨棉纱已被工行益阳银城支行释放。国钦公司欲以该组证据证明其与普华纺织公司业务往来所涉货物系工行益阳银城支行抵押贷款合同的释放物。5、游艇公司于2014年5月9日与普华纺织公司签订的仓库租赁合同、公司仓库平面图、游艇公司与长沙银行签订的质押清单及质押明细，游艇公司的提货（170吨棉花）申请及提货单，2014年6月15日文玉华向游艇公司发出的提货通知、游艇公司关于72吨坯布及100吨棉纱的提货申请等（共18页），拟证实游艇公司在2014年5月9日买进并质押的货物以及游艇公司于2014年6月15日卖给文玉华的货物均存放在普华纺织公司7、8、10号仓库，而国钦公司依三方合同所需购买的该规格的货物也在7、8、10号仓库。
游艇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4年7月30日《纺织品销售合同》一份，拟证实其与国钦公司在2014年8月1日之前就发生了棉纱买卖关系，只是前一合同中没有约定普华印染公司为供货人；2、由普华纺织公司开出交给长沙豪捷仓储服务公司（以下简称豪捷公司）再交给游艇公司的产品出库单三份（分别是2014年7月31日票号2309号32S/2D棉纱30吨，8月2日票号2311号32S/2D棉纱30吨，均由湘J196**号车主刘军运送，8月5日票号2316号32S/2D棉纱20.875吨，由湘J189**号车主杨立军运送）；3、豪捷公司证明2份；4、游艇公司的提货申请书、长沙银行出具的提货通知书、豪捷公司的提货通知书回执；银行相关证明各一份。证据2、3、4拟证实国钦公司已从豪捷公司提走80.875吨棉纱；5、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法院（2015）大法民初字第151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拟证实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经与游艇公司协商并确认国钦公司已提走80.875吨棉纱，且游艇公司在处理剩余仓储货物（棉纱纺织品）时仅按比例取得72万元货款；6、游艇公司于2016年2月3日向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承诺书（复印件）一份，拟证实游艇公司在（2015）大法民初字第151号民事调解案件中已自愿放弃40万元的情况；7、益阳市公安局赫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向常德德强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屠泽君及该公司湘J196**号车驾驶员刘军进行询问所形成的笔录4份，屠、刘二人证实其与国钦公司宋正林之间有货物运输业务，这三车80.875吨棉纱是宋正林要他们从大通湖一个厂里送到国钦公司的；8、经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2015）益法民二初字第39号案卷中的普华印染公司与游艇公司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一份，拟证实游艇公司依合同向普华印染公司购买了775.22吨棉纱等货物并存放在普华纺织公司位于大通湖的7、8、9、10号仓库。9、备货融资合同等证据一组（共81页），该组证据证明：普华印染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和3月27日分两次向长沙银行（营业部）借款1600万元（两次均为800万元），普华印染公司以315.75吨棉纱及600多吨坯布等作质押，双方签订了质物清单，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租用普华印染公司位于赫山区千家洲和大通湖的仓库存放上述货物并于3月26日开始监管。该组证据拟证实原质押给工行益阳银城支行的货物已于2014年3月24日变更质押权人为长沙银行。10、（2015）大法民初字第151号案卷材料20页，拟证明国钦公司从游艇公司提走80.875吨棉纱的事实已被普华纺织公司确认。11、国钦公司付款凭证及质物清单共计23页，拟证实国钦公司已从大通湖仓库提货且与仓库中32支棉纱的总数相符。12、豪捷公司于2014年5月9日的质物清单和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即2014长银营物协字第D003号），拟证实2014年7月30日提货申请及通知单中所涉文件的真实性。
普华印染公司未提交证据。
游艇公司对国钦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销售合同和付款凭证无异议。对李丙芳的证词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即普华纺织公司记帐凭证反映的国钦公司从大通湖仓库拖走货物的事实无异议，且游艇公司的80.875吨棉纱已在该记帐凭证中反映。对从工行益阳银城支行调取的融资合同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普华印染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与长沙银行及湖南星沙物流公司有融资质押协议及工行益阳银城支行的贷款在2014年5月28日已还清，说明普华纺织公司1、2、3、4、5号仓库的棉纱已变更质权人为长沙银行，故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国钦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质证意见为，该组证据在以前的庭审中已经提供，但其不能达到国钦公司的证明目的。
普华印染公司对国钦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销售合同和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中约定普华印染公司为当事人有异议。对李丙芳的证言无异议。对普华纺织公司的记帐凭证及通知无异议。对法院从工行益阳银城支行调取的证据无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
国钦公司对游艇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7月30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因该合同已被8月1日的合同废除。对三份出库单的关联性有异议，因该三份出库单上并无国钦公司及相关人员的签字、三张出库单不能作为国钦公司收货的凭证，不能据此说明国钦公司收到了该三张出库单上的货物。对豪捷公司、长沙银行的证明及通知和民事调解书的关联性有异议，因其均不能证实国钦公司收到了80.875吨棉纱。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有异议，因公安机关介入民事案件的调查程序不合法，且询问笔录中所涉货物的品种规格与合同约定不符，该笔录不能达到认定国钦公司已收诉争货物的目的，也不能达到游艇公司的证明目的。5月9日销售合同与本案无关。普华印染公司虽在2014年3月向长沙银行贷款800万元并办理了质押手续，因普华印染公司在2013年11月向工行益阳银城支行贷款时已办理了棉纱的质押并存放在普华纺织公司的1、2、3、4、5号仓库内，且到2014年5月28日才还清600万元货款，故后者的质押与前面的质押相矛盾，游艇公司的第9组证据存在瑕疵，不能达到工行益阳银城支行质押物已变更为长沙银行质押物的证明目的。（2015）大法民初字第151号案卷材料及付款凭证和质物清单与本案无关。对5月9日的质物清单和D003号监管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2，因其与文玉华的陈述不一致，不能证明80.875吨棉纱系游艇公司所有，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普华印染公司对游艇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7月30日合同的关联性有异议，因普华印染公司并非该合同的相对人。对三份出库单的关联性有异议，因出库单中所载货物的产品名称与合同约定的产品名称（规格）不相符。对豪捷公司及银行的证明和通知，均与普华印染公司无关。对证据5即民事调解书有异议，因其不能证实游艇公司向国钦公司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公安机关介入民事案件的调查，属于公权私用。对5月9日的合同，因普华印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失联，故无法确认该合同及来源的真实性。普华印染公司对游艇公司第9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国钦公司相同。对证据10，该组证据没有反映80.875吨棉纱的权属被普华纺织公司确认。对证据11中的重要问题汇报系游艇公司的陈述而不是证据，对其中的质物清单及付款凭证等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对证据12无异议。
本院依职权询问了普华纺织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文玉华，文玉华陈述国钦公司的三方合同的签订是真实的，合同的履行情况不清楚，公司为了筹措资金，在2014年6-7月份，普华纺织公司已将几百吨货交给了国钦公司，具体数字以财务记帐为准，11张单据的情况只有公司的经办人、会计及李丙芳清楚。另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在2017年3月17日就80.875吨棉纱等情况作出了如下说明：2015年，管理人向国钦公司宋正林了解情况，宋正林出示了三方的购销合同以及出库明细，并说明提走了80.875吨棉纱。国钦公司和普华纺织公司对文玉华的陈述无异议。游艇公司对文玉华陈述的三方合同属实、三方合同已有部分履行、工行益阳银城支行释放物中有部分被普华纺织公司拖到国钦公司、关于2D2C的解释等事实无异议，但文玉华关于变卖货物偿还长沙银行贷款的情况、只要是普华纺织公司发的货都与游艇公司无关、不能一次性发放300吨货、李丙芳对11张单据等情况比较清楚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国钦公司对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的情况说明有异议，宋正林并未拖走80.875吨棉纱。游艇公司对该情况说明无异议。普华印染公司（管理人）对情况说明有部分异议，因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并未对80.875吨棉纱的来源、去向作出确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辨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2014年5月8日、9日，游艇公司通过支付对价的方式，取得普华印染公司存放于益阳市千家洲仓库411多吨纺织品以及存放于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7、8、9、10号仓库775.22吨纺织品（其中有17支和20支双线纱及21支纱16吨，11吨，16吨，32S/2C纱171.15吨，21S/2C纱48吨，21S/C色纱5吨，21S/2C色纱50.4吨，共计317.35吨，棉花170吨，坯布287.67吨，上述棉纱每吨单价为20000元）的所有权，游艇公司同时将上述货物中的775.22吨交由豪捷公司监管。游艇公司亦于同期将上述货物质押给长沙银行并获得相应贷款。
2014年7月30日，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签订2014年度《纺织品销售合同》，约定国钦公司向游艇公司购买317.55吨棉纱（其中各种纱的规格与前述游艇公司购进并存放在7、8、10号仓库的棉纱的型号及数量一致），货款总金额为400万元（国钦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合同中棉纱的所有单价为均价，约合12596.44元/吨，游艇公司对国钦公司这一陈述未提出反对意见），货款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增值税发票由普华纺织公司开具。同年8月1日，国钦公司（购买方、即乙方）与游艇公司（出售方、即甲方）以及普华印染公司（实际供货方、丙方）又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20140801），合同约定的购货数量、规格、货款总额及货款结算方式与7月30日合同一致，但合同另约定普华印染公司为实际供货方并负责提供相应增值税发票，合同还明确甲、乙双方此前所签销售合同作废。
2014年7月31日、8月1日、8月4日，国钦公司分三次共计付款164万元到游艇公司帐户上。
2014年7月30日，游艇公司向长沙银行提交317.55吨棉纱的提货申请。长沙银行于同日向豪捷公司发出317.55吨棉纱的提货通知书，其中明确提货人为国钦公司宋正林，提货时以游艇公司的即时电话通知为准。豪捷公司亦于同日致函长沙银行，表示收到提货通知书并同意其办理提货、出库手续。
2014年6月30、7月1日、7月6日，普华纺织公司分四次共运送102吨棉纱至国钦公司，棉纱出库单中有三张由普华纺织公司供销科长李丙芳为签发人，其中两次由常德德强运输有限公司屠泽君驾车承运。7月31日至8月5日间，普华纺织公司又七次共运送201.175吨棉纱至国钦公司，李丙芳为出库单签发人，屠泽君及该公司刘军、杨立军等人为承运人。上述11份棉纱出库单均未设定收货人名目，也无国钦公司（宋正林）等人作为收货人签章收货，11份出库单的棉纱重量为303.175吨。
普华纺织公司于2014年11月进入破产程序，普华印染公司于2014年12月进入破产程序。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2014年12月31日会计记帐凭证显示，国钦公司从2014年6月30日至8月5日间运走的303.175吨棉纱中，有249.175吨为32S/2D纱，其单价为23970元每吨（其余54吨OE10S纱的单价为7000元/吨），所运走棉纱的总货款为635.0724万元。
2015年4月28日，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向国钦公司宋正林调查情况时，宋正林向管理人出示了2014年8月1日的三方销售合同并说明其于2014年7月31日、8月2日和8月5日共计提走32S/2D棉纱80.875吨。2015年10月10日，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向国钦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国钦公司返还2014年6月30日至8月5日间运走的含上述303.175吨在内的共计322吨棉纱，或者支付相应货款。
普华纺织公司和普华印染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文玉华，文玉华于2014年9月失联，国钦公司在此后多次向游艇公司追索购货款。
三方当事人对2C纱的概念没有一致认识，证人李丙芳证实，纺织品中没有2C的提法。
本院认为，国钦公司、游艇公司及普华印染公司三方于2014年8月1日所签《纺织品销售合同》，合同约定的游艇公司收款、普华印染公司供货，因游艇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并未要求普华印染公司供货，而是将发货责任经质押银行转交给了合同约定棉纱的监管单位豪捷公司，游艇公司的这种行为已取消了普华印染公司的供货责任，故普华印染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供货和退还货款等民事责任。因游艇公司已取消了普华印染公司的供货责任，故游艇公司成为了涉案合同的实际供货人，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之间的棉纱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付款和交货义务。
2014年7月30日，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后，游艇公司即书面向长沙银行提出了解除部分监管的提货申请，银行亦向监管单位豪捷公司发出了提货单，国钦公司也于7月31日起开始向游艇公司付款，由此说明双方在合同签订后有履约行为。国钦公司、游艇公司以及普华印染公司三方于8月1日所签《纺织品销售合同》虽明确7月30日的合同作废，但因两个合同的买卖双方的主体并未变更，合同标的物等主要内容也未变更，且8月1日的合同并未对双方前两天的行为作出处理，故游艇公司7月30日办理的提货行为及国钦公司于7月31日的付款行为均系履行8月1日三方合同的行为。
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签订后国钦公司向游艇公司支付货款164万元的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合同签订后国钦公司是否从游艇公司提走了或游艇公司是否发送了80.875吨棉纱给国钦公司。
本案中，游艇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供货方应当就货物的交付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游艇公司提交了三张出库单原件拟证明向国钦公司交付了棉纱80.875吨，三张出库单虽无国钦公司的签收认可，但公安机关对常德德强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屠泽军、驾驶员刘军进行调查时所作的笔录能够认定国钦公司收到了80.875吨棉纱。同时，结合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向国钦公司宋正林了解情况时宋正林所提供的案涉三方买卖合同及提货明细，能够进一步证实国钦公司已从游艇公司提走了80.875吨棉纱的事实。国钦公司以游艇公司所持3张出库单（出厂证）已记入普华纺织公司会计账且有李丙芳作证为由，否认游艇公司已供货的诉辨意见，因普华纺织公司交付国钦公司的几百吨棉纱的行为并无合同约束，应交未交情况亦无相应规范制约，李丙芳的否认也只是事后回忆而无相应书证支持，而国钦公司宋正林又向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自认提走了80.875吨棉纱，故国钦公司所提游艇公司未供货的诉辨意见不能成立。国钦公司提出普华纺织公司交付的11车棉纱系工行益阳银城支行600万元贷款还清后解除质押释放物，游艇公司并未供货的意见。工行益阳银城支行600万元贷款的质押物为500吨棉纱（其中含32S/2D纱235.33吨），该批质押物存放于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1、2、3、4、5号仓库，2014年5月9日，其贷款还清后，该批质押物被释放。因涉案的11车棉纱的出库单中并未注明从哪个仓库发出，故国钦公司以仓库编号为由否定游艇公司已供货的诉辨意见不成能立。游艇公司按合同约定应供给国钦公司的棉纱规格型号为32S/2C，其购进及交付监管的明细也只有32S/2C纱，而普华纺织公司交付国钦公司的棉纱以及游艇公司据以抗辨的3车80.875吨纱均为32S/2D，二者之间虽有矛盾，但因三方当事人对2C纱均无准确解释且证人李丙芳证实纺织品中并无2C提法，故国钦公司以2C棉纱型号为由否认游艇公司已供货的诉辨意见不能成立。
因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所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已明确是2014年度的合同，且双方在庭审中均同意解除合同，故国钦公司所提解除双方所签《纺织品销售合同》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游艇公司以（2015）大法民初字第151号民事调解书以及其于2016年2月3日就调解书的履行向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自愿放弃40万元权利的承诺书为据，所提应由国钦公司就游艇公司除80.875吨以外的货物出现降价等损失按比例承担相应损失的答辩意见，因游艇公司并无已将相应绵纱交由国钦公司保管的证据，亦无国钦公司拒绝提货的证据，且双方在庭审中自认双方从2014年9月起就退款事宜进行过多次协商，故游艇公司的此项答辩意见因缺乏事实依据和合理性而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信。
因游艇公司已向国钦公司供货80.875吨的抗辨意见有事实依据，故所供货物的价款应予抵扣。按合同约定的棉纱均价12596.44元/吨计，80.875吨棉纱的价款为1018737元。国钦公司已付164万元，扣除80.875吨棉纱的价款1018737元，游艇公司应返还购货款621263元给国钦公司。
国钦公司要求游艇公司支付已付购货款自2014年8月1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利息，因双方在《纺织品销售合同》中并无计付利息的约定，国钦公司的此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但因游艇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国钦公司在2014年9月以后就已要求游艇公司退还货款，而游艇公司未予退款的行为必将给国钦公司造成相应利息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应由游艇公司自2014年10月1日起就应退还货款621263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国钦公司支付利息至本息付清之日止。
国钦公司所提应由游艇公司支付80万元预期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未提供证据证实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游艇公司所提其已向国钦公司供纱80.875吨的抗辨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国钦公司所提应由游艇公司返还购货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普华印染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与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及益阳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8月1日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
二、由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返还621263元货款给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
三、由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自2014年10月1日起就621263元货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本息付清之日止；
四、驳回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1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3130元，由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负担20130元，由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负担13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艳红
审 判 员 陈洪祥
人民陪审员 李 琳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曹 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