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11民终17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羊卫东，男，汉族，1967年5月18日生，住漯河市召陵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支红伟，男，汉族，1978年12月13日生，住商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旗，男，汉族，1966年6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中有，河南诸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佳佳，河南诸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漯河市召陵区广铭货运服务部，经营场所漯河市召陵区光明路土产总公司院内。
经营者：支红伟，男，汉族，1978年12月13日生，住商水县。
上诉人羊卫东、支红伟因与被上诉人李红旗、漯河市召陵区广铭货运服务部（以下简称广铭货运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2017)豫1104民初1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羊卫东、支红伟，被上诉人李红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佳佳、被上诉人广铭货运部经营者支红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羊卫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第二项，改判羊卫东不承担清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李红旗在广铭货运部办理办理货物托运并代收货款，货物托运凭证上盖有广铭货运部骑缝章，本案委托合同双方是李红旗和广铭货运部，合同成立时光明货运部已经注销，羊卫东及光明货运部不是合同相对方，一审判决羊卫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广铭货运部运营中，支红伟为承揽客户，保持客源，继续使用“光明物流”名义对外宣传，是支红伟单方之举，羊卫东不存在过错，更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随意扩大适用诚实信用原则，适用法律错误。
上诉人支红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红伟不承担支付货款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羊卫东于2010年4月13日开办光明货运部，经营场所为漯河市召陵区光明路土产公司院内，2016年7月羊卫东为应付其所工作的土产公司相关部门审查，以欺骗方式与支红伟签订一份假物流转让协议，2016年7月26日羊卫东在支红伟不知道光明货运部已注销的前提下以支红伟名义注册广铭货运部，实际经营人为羊卫东。支红伟在羊卫东安排下收到货款后直接交付给光明物流会计陈理良，支红伟履行的仍是光明物流业务人员的职务行为。出具的托运凭证是光明货运部的托运凭证，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变动，货款仍然由原光明物流财务人员收取、发放。支红伟虽然注册了广铭物流，但并未经营相关业务，支红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上诉人羊卫东辩称，物流转让协议由支红伟签字捺印，结算时还打了收到条，支红伟没有证据证明协议是假的，对此羊卫东与支红伟官司已打了多次。2017年1月6日广铭货运部崩盘前两天，支红伟向几十号商户当面承诺到时候给钱，之后又说只是打工的，但临近春节支红伟还和羊卫东及两名商户去各物流点收了一、二十万货款。其他同上诉意见。
上诉人支红伟辩称，之所以托运凭证背面有广铭服务部印章，目的是为便于统计光明物流开具的托运凭证张数，其他没有任何意义。按照羊卫东在相关案件中关于结算的说法，羊卫东转让给支红伟一个货运部和多台车，羊卫东反而给支红伟10万余元，这也证明转让协议是假的。其他同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李红旗辩称：羊卫东、支红伟签订物流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转让协议生效后甲方（羊卫东）负责乙方（支红伟）继续使用“光明物流”店名，一年后变更，该约定意味着羊卫东同意支红伟对外以其名义开展业务，变更工商登记后，经营地点、招牌、工作人员、发货票据、发货流程都与之前一样，欠款纠纷爆发前，李红旗根本不知道广铭物流的存在，发货也是冲着羊卫东去的，羊卫东应承担义务。支红伟于2016年7月6日注册广铭货运服务部，经营权人支红伟应是责任承担主体。支红伟一审中认可涉案物流货款打到了其个人账户，部分发货票据加盖有“广铭物流”骑缝章，可以认定支红伟参与了涉案物流的日常经营。物流转让协议的真假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支红伟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红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代收货款3096元，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羊卫东于2010年4月13日开办光明货运部，经营场所为漯河市召陵区光明路土产院内，经营范围货运代理。支红伟系羊卫东的业务员（负责装卸、催款、结算业务），陈理良系羊卫东出纳。2016年羊卫东、支红伟双方签订物流转让协议，其中第五条约定：转让协议生效后甲方（羊卫东）负责乙方（支红伟）继续使用“光明物流”店名，一年后变更。2016年7月6日羊卫东申请将光明货运部注销。2016年7月26日支红伟注册广铭服务部。支红伟经营期间还在光明货运部的经营地点经营，仍然使用光明货运部的货物托运凭证，并悬挂光明物流的牌子，出纳仍是陈理良。支红伟称物流公司“转让”后，原来的“公司”账户变更了，货款都是打到了支红伟个人的账户上，羊卫东安排支红伟交给光明物流出纳陈理良。另查明：李红旗从2016年10月31日至同年12月11日两次委托广铭服务部办理货运，并代收货款。货款总额为3096元。该款经李红旗催要，广铭服务部至今未付。庭审中李红旗提供有2张漯河市光明物流货物托运凭证，证明代收货款为3096元。羊卫东对李红旗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称与其本人无关。支红伟称货物托运凭证是其同事开具的，其本人不知道。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依照此条规定广铭服务部是适格的当事人。因李红旗委托办理货运，并代收货款是发生在支红伟注册广铭服务部之后，且支红伟作为广铭服务部经营者认可货款是打到了支红伟个人账户上，故认定李红旗与广铭服务部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广铭服务部应承担付款责任。关于羊卫东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因羊卫东、支红伟双方约定支红伟继续使用“光明物流”店名，一年后变更，在其注销光明货运部后，也没有摘掉光明货运部的牌子，且支红伟在原光明货运部地点使用印有“光明物流”字样的招牌，出具“漯河市光明物流货物托运凭证”，工作人员基本未变，致使李红旗认知错误，认为仍然是在与光明货运部发生业务。羊卫东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存在过错，羊卫东应承担补充责任。在广铭服务部不能清偿或不能全部清偿的情况下，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并有权向广铭服务部追偿。因羊卫东允许支红伟在经营货运代理时使用其开办的“光明物流”的名称，故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支红伟辩称其收款后，又将款项打给羊卫东的出纳陈理良，意图否认责任。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在广铭服务部注册成立后，陈理良仍然是羊卫东的出纳会计，故其辩称本院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漯河市召陵区广铭货运服务部（经营者支红伟）支付李红旗代收货款3096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结；二、在漯河市召陵区广铭货运服务部（经营者支红伟）不能清偿或不能全部清偿的情况下，羊卫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羊卫东、漯河市召陵区广铭货运服务部（经营者支红伟）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羊卫东提供的物流点经营者书面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证言效力较弱，且证言内容仅证明羊卫东与支红伟内部物流转让协议履行情况，并不能证明羊卫东对外就本案商户货款不应承担责任。关于支红伟提供的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元月的业务清单，其内容仅涉及支红伟与羊卫东经营中的内部财务结算问题，对于支红伟应否对外承担偿还商户货款的责任不具有证据上的直接关联性。本院二审经审理，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6年7月6日，原漯河市召陵区光明货运服务部办理注销登记，2016年7月26日，漯河市召陵区广铭货运服务部在原址注册成立，支红伟为经营者。本案托运货物代收货款业务即发生在广铭货运部成立之后，且支红伟承认2016年7月1日之后的代收货款均汇入其个人账户，说明支红伟至少是参与了2016年7月1日及广铭货运部成立后的货运经营。支红伟既是登记经营人，又实际负责或参与了经营，支红伟应对本案诉请货款承担偿还责任。光明货运部虽于2016年7月6日注销，但新注册成立的广铭货运部经营场所、外挂招牌、货物托运凭证均无变化，工作人员也基本未变，该事实足以使李红旗等商户认为其交易相对方仍为光明货运部即羊卫东。羊卫东承认对此明知，在其与支红伟的物流转让协议中还明确约定支红伟继续使用“光明物流”店名，进一步说明羊卫东对继续使用光明物流名义对外经营是明确同意的。故基于羊卫东与支红伟的这种特定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判决羊卫东对本案货款承担补充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羊卫东与支红伟之间因物流转让、经营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不是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双方当事人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羊卫东、支红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羊卫东、支红伟各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笑云
审判员 李 刚
审判员 刘继伟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瑞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