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13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住所地：杭州市莫干山路329号浙江省邮政公司大厦裙房1-2层。
负责人：江泓，行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勇、孙韩丹，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萧山运物纺织品经营部。经营场所：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市阳光广场1幢2单元601室。
经营者：王水定，男，1945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胡泽明、来佳琪，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以下简称招行凤起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杭州萧山运物纺织品经营部（以下简称杭州萧运）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2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6月15日，杭州萧运与杭州萧山萧联纺织品经营部（以下简称杭州萧联）签订《质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杭州萧联向杭州萧运借款109万元，杭州萧联将票号为3080005395356258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杭州萧运出质，并于签约当日交付该票据。2015年6月15日，杭州萧运向杭州萧联转账109万元。后杭州萧运取得上述票号为3080005395356258的银行承兑汇票，该票据记载票面信息如下：出票人杭州天途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天途），收款人天津市麒麟山水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麒麟），出票金额109万元，出票日期2015年6月3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12月3日，付款行招商银行杭州风起支行，招商银行签章承兑。在该票据背面，记载了多笔票据权利背书转让并附粘单，依次为天津麒麟背书转让给杭州萧山梦桥纺织品经营部（以下简称杭州梦桥），杭州梦桥背书转让给杭州萧联，杭州萧联背书转让给杭州萧运；杭州萧运背书委托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以下简称杭州联合银行）收款。该票据附有三份书面《证明》，两份署期2015年6月4日的《证明》，系天津麒麟、杭州梦桥分别解释因公司工作人员粗心导致在涉案票据上的盖章不清晰及有刮擦痕迹，表示愿意对有关纠纷承担责任，一份署期为2015年8月6日的《证明》，系杭州萧联解释因公司工作人员粗心导致在涉案票据上的盖章模糊不清，并表示愿意对有关纠纷承担责任。2015年9月17日，杭州联合银行向招行凤起支行发出查询书查询涉案票据“要素是否正确、是否机打、有无挂止公催他查”，招行凤起支行回复称：“查询汇票记载事项与我行承兑的汇票记载一致。暂无挂止公催，有他查2015060430510000001320150608403100000004，与该票相关联的票涉及变造票据，真伪自辩”。2015年12月2日，招商银行出具《拒绝付款理由书》一份，对杭州萧运的背书委托收款予以拒付，理由为：“第一背书人与被背书人、第二背书人与被背书人签章有涂改”。另查明，2015年6月5日，杭州梦桥与杭州萧联签订《质押借款协议》一份，约定杭州梦桥向杭州萧联借款109万元，杭州梦桥以上述涉案汇票向杭州萧联出质。当日，杭州萧联先后向杭州梦桥汇款87750元、975000元。2016年3月15日，杭州萧运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招行凤起支行向杭州萧运支付109万元；2、招行凤起支行支付汇票金额109万元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招行凤起支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招行凤起支行作为票据承兑人在持票人委托收款时拒绝付款，现杭州萧运以合法持票人身份向其行使追索权主张给付票款及利息，故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招行凤起支行主要提出了两项抗辩理由认为杭州萧运不能依法享有票据权利，即杭州萧运并非正当持票人、票据背书不连续。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杭州萧运虽然与其直接前手之间订有《质押借款合同》并占有票据，但票据当事人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涉案汇票不存在票据法意义上的质押，杭州萧运诉称经由质押方式取得票据并不准确，应认为杭州萧运系经背书转让取得涉案票据。在杭州萧运举证证明其与直接前手之间具有取得票据权利的基础关系的情况下，招行凤起支行未能举证证明杭州萧运系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述情形而出于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故招行凤起支行关于杭州萧运并非涉案汇票合法持票人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关于背书是否连续问题，招行凤起支行在其出具的《拒绝付款理由书》中指出：“第一背书人与被背书人、第二背书人与被背书人签章有涂改”。经审理查明，涉案汇票的第一背书人、第二背书人及其被背书人分别为天津麒麟、杭州梦桥、杭州萧联，该三公司在票据上的签章虽有刮擦，但各当事人名称仍然清晰可辨，不影响票据背书的表面连续性判断；况且，该三公司分别出具书面《证明》，对本公司的签章问题作出解释并表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进一步证明涉案票据上的签章系票据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故招行凤起支行关于涉案票据背书不连续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亦不能成立。综上，在本案票据追索权纠纷中，杭州萧运作为最后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招行凤起支行作为票据债务人所提出的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招行凤起支行提出的涉案汇票系案外人利用变造的票据诈骗取得后进入市场流通问题，因与本案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在无证据证明本案当事人涉嫌犯罪的情况下，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萧山运物纺织品经营部汇票金额人民币109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9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10元减半收取7305元，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负担。杭州萧山运物纺织品经营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招行凤起支行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将本案件争议焦点归纳为：1、涉案银行承兑汇票（以下简称涉案票据）背书是否连续。2、杭州萧运是否是正当持票人。但针对原审判决，应另有争议焦点3、涉案票据是背书转让取得，还是质押背书取得，该票据质押是否成立，杭州萧运是否享有票据权利。围绕上述3个争议焦点，招行凤起支行认为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一、原审程序违法，不当。（一）招行凤起支行申请了调查取证，原审法院也已同意，却实际未向案外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湖州邮储银行）进行取证，也未对招行凤起支行提交的证据1“立案告知书”的真实性依据职权予以核实，不仅程序违法，不当，同时导致本案基础事实不清。根据2015年6月10日邮储银行查复书号为00800411号查询查复书的查复内容，邮储银行已在2015年6月8日对编号为3080005395356258涉案票据办理了贴现，且招行凤起支行从邮储银行处取得和提交法庭当时办理业务时的涉案票据复印件，即原审证据4。该证据显示涉案票据在2015年6月8日的背书路径为：天津市麒麟山水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由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到邮储银行办理贴现业务。鉴于邮储银行仅提供了涉案票据复印件，招行凤起支行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相关业务凭证原件，故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原审法院开具了调查令由招行凤起支行自行前往调查取证。然而，由于邮储银行规定，调查取证应由人民法院法官前往，故未出具当时办理业务时的相关材料，但口头确认了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在2015年6月8日到邮储银行办理了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业务，在向招行凤起支行查询查复得知涉案票据已系赃物后，邮储银行已将涉案票据退回贴现申请人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招行凤起支行及时将上述调查情况反馈给原审法院，要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调取，然而原审法院并未取证，在采纳证据时，却以招行凤起支行的证据4为复印件，而不予认定。如该证据取证成功，本足以证明涉案票据存在人为涂改和刮擦，背书不连续。也足以证明杭州萧运提交的三份证明存在伪造，内容虚假。招行凤起支行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已申请原审法院调查取证，原审法院也同意取证，原审法院应当进行调查收集。原审法院未进行调查取证，程序违法。另外，关于招行凤起支行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1“立案告知书”，招行凤起支行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该证据原件，原审法院未依据职权向相应公安机关核实，却罔顾事实，以系复印件为由，不予以认定。显然程序不当。（二）涉案票据是被告人鲁继光、廖锋辉、犯罪嫌疑人张静巍诈骗所得的赃物，本案事实应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且杭州萧运也可能涉嫌伪造证据，骗取票款，原审案件理应驳回杭州萧运的起诉或者中止诉讼。1、（2016）浙0106刑初145号刑事案件的相关侦查结果等足以证明，涉案票据是鲁继光、廖锋辉、颜浩良、程瑞安、沈勇、李波、王文超、犯罪嫌疑人张静巍（在逃）利用变造的大额银票到招行凤起支行办理质押、开立小额银票形成的，是票据诈骗案的赃物，依法应当追缴，发还招行凤起支行。杭州萧运明知涉案票据是赃物仍恶意取得，并不是正当持票人，原审判决理应驳回其起诉，移交案件给公安机关，或至少诉讼中止。退一步讲，关于涉案票据是否为票据诈骗案的赃物、杭州萧运取得票据是否合法、涉案票据是否要发还招行凤起支行等事实仍需由法院刑事判决予以认定，原审案件必须以（2016）浙0106刑初145号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原审案件依法应当中止诉讼。原审判决在第8页认为招行凤起支行提交的“证据5、9-12均系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且内容均与本案争议缺乏直接关联，不予认定”。证据5、9-12是杭州梦桥实际控制人赵莉侠、被告人颜浩良、鲁继光、廖锋辉、王文超的询问笔录，从中即可证明收款人天津麒麟从未收到过涉案票据，也未进行背书签章，其背书章是被告人加盖的，杭州梦桥与天津麒麟之间并无真实贸易关系，杭州梦桥将涉案票据贴现款项直接交付给了被告人颜浩良，帮助其取得赃款。上述证据与原审案件有直接关联，由此可证明杭州梦桥取得涉案票据无真实贸易关系，且未支付对价，不享有票据权利，其后背书也不产生背书效力。原审判决也认为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应当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而刑事案件尚在审理中，原审案件却未中止诉讼、径行判决，程序违法。2、本案中，杭州萧运涉嫌伪造证明3份，骗取票款，涉嫌票据诈骗罪，或伪造公司印章罪，原审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二、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原审判决未认定涉案票据是票据诈骗案件赃物的事实。如上所述，涉案票据是被告人鲁继光、廖锋辉、颜浩良、程瑞安、沈勇、李波、王文超及犯罪嫌疑人张静巍（在逃）利用变造的大额银票到招行凤起支行办理质押、开立小额银票形成的，是票据诈骗案的赃物，依法应当追缴，发还招行凤起支行。（二）原审判决遗漏了邮储银行在2015年6月8日已对涉案票据办理贴现业务并加盖其条章的重要事实。根据2015年6月10日邮储银行查复书号为00800411号查询查复书的查复内容，邮储银行已在2015年6月8日对涉案票据办理了贴现，且邮储银行提供了当时办理业务时涉案票据复印件，涉案票据在2015年6月8日的背书路径为：天津市麒麟山水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在得知涉案票据系赃物后，邮储银行已将涉案票据退回贴现申请人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根据杭州萧运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在（2016）浙0106民初2074号案件中自认及赵莉侠的公安笔录：赵莉侠是杭州梦桥的实际控制人，蔡灿明是杭州萧联及杭州萧运的实际控制人。涉案票据是赵莉侠在2015年6月5日卖给蔡灿明的，当时涉案票据上只有收款人的背书章，由杭州萧联将扣除贴现利息后的1062750元分两次转入杭州梦桥的账户，后因杭州萧联已注销会影响托收，所以又在2015年6月15日借用杭州萧联与杭州萧运的平台做了一笔质押借款，并于当日将1090000元打入杭州萧联账户。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涉案票据的真实流转情况是：2015年6月5日，杭州梦桥实际控制人赵莉侠将票据直接交付给杭州萧运实际控制人蔡灿明，系空白背书，款项由杭州萧联打给杭州梦桥；蔡灿明又将其卖给杭州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加盖了杭州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条章，杭州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再背书给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2015年6月8日，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到邮储银行申请贴现，邮储银行同意贴现并加盖了条章。在向招行凤起支行查询后得知涉案票据系赃物，湖州邮储又将票据退回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一环一环退还前手直至涉案票据最终回到蔡灿明手中。因涉案票据系赃物不能再行流转，2015年6月15日，蔡灿明利却用自己控制的包装户杭州萧联、杭州萧运重新进行背书，将原先的背书签章涂销，再加盖包装户签章，并违法、恶意制作《证明》、《质押借款合同》等以证明其取得合法。（三）原审判决遗漏了杭州梦桥明知涉案票据系赃物，仍进行恶意转让的事实。根据杭州梦桥实际控制人赵莉侠的供述，杭州梦桥与收款人麒麟公司之间并无真实贸易关系，杭州梦桥将涉案票据贴现款项直接交付给了被告人颜浩良，由此可证明杭州梦桥取得涉案票据无真实贸易关系，且未支付对价，不享有票据权利，其后背书也不产生背书效力。（四）杭州萧运主张涉案票据是杭州梦桥质押给杭州萧联，杭州萧联又质押给杭州萧运的。但是，原审判决却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和庭审主张，认定涉案票据系背书转让，该事实认定错误，系主观臆断，也与杭州萧运证据不符。杭州萧运主张其基于质押借款关系取得涉案票据，并提供了杭州梦桥与杭州萧联、杭州萧联与杭州萧运之间的《质押借款合同》，两份合同中均未有将票据权利转让给后手的意思表示，相反明确了将涉案票据作为质物，为其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的事实。原审判决于第7页倒数第4行，对杭州萧运的所有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定，却未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径行认定该背书是转让背书。显然自相矛盾。原审判决对该背书的性质认定错误，应当依据杭州萧运的主张和证据，认定为质押背书而非转让背书。（五）关于杭州萧联与杭州萧运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借款关系，是否真实支付对价，原审法院认定错误。如上所述，杭州萧运已经自认，两经营部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仅仅是因为误以杭州萧联名义打款给了萧山梦桥，所以不得已虚构了杭州萧联与杭州萧运之间的借款质押关系。可见，两经营部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质押也虚假。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案件涉及刑民交叉，理应驳回原告起诉或中止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涉案票据是票据诈骗形成的赃物，杭州梦桥、杭州萧联、杭州萧运涉嫌帮助被告人洗白赃物，原审法院理应将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退一步讲，关于涉案票据是否为票据诈骗案的赃物、杭州萧运取得票据是否合法、涉案票据是否要发还招行凤起支行等事实仍需由法院刑事判决予以认定，原审案件必须以（2016）浙0106刑初145号刑事案件以及后来公安机关另对颜浩良等人立案侦查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两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原审案件应当中止诉讼。（二）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不是票据质权设立的生效要件，另行签订了质押条款的，亦可构成质押。但是，票据转质押的无效。1.票据上“质押”签章只是登记对抗要件，不是生效要件。因此，票据当事人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但另行签订了质押条款的，亦可构成质押。关于票据质权的设立是否需要记载“质押”字样，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票据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由此可见，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认为“质押”字样是设定票据质权的生效要件。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由此可见，物权法、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认为“质押”字样是设定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倾向性意见，根据《物权法》、《担保法》原理，质权自转移占有时生效，因此票据上“质押”签章只是登记对抗要件，不是生效要件。因此，若质权人提供真实合法的质押合同等证明其权利来源，亦可构成质押。2、本案中，按杭州萧运自称，杭州萧联将质押取得票据转质押给了杭州萧运。依据法律规定，转质押行为应认定无效，杭州萧运不享有票据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7条，因票据质权人以质押票据再行背书质押或者背书转让引起纠纷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背书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1条，以票据、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质权人再转让或者质押的无效。原审判决认可了杭州萧运提供的两份质押借款合同的效力，那么杭州萧联作为质权人，将涉案票据转质押给杭州萧运的行为无效，杭州萧运并不享有票据质权，不得向招行凤起支行行使票据权利。（三）依据票据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因涉案票据系犯罪形成的赃物，杭州萧运应对其持票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但是，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错误地分配给招行凤起支行，对招行凤起支行作为债务人提交证据一概不予以认定，从而认为提出的抗辩理由均不成立，显然是违法加重了招行凤起支行举证义务和责任。杭州萧运在提交的证据四《证明》中自认：2015年6月4日，杭州梦桥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其在背书转让给杭州萧联时，因财务人员工作粗心，将杭州梦桥的财务印鉴盖得模糊不清，且将被背书人杭州萧联的全称盖得不规范且有刮擦。据杭州萧运所称，杭州梦桥、杭州萧联在2015年6月4日均已在涉案票据上进行了背书签章。但如上所述，邮储银行在2015年6月8日办理贴现业务时，涉案票据上并未出现杭州梦桥、杭州萧联的签章。杭州萧运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要么是其将原先的背书签章进行涂改，要么其出具的证明虚假，其取得票据合法性存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诉争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杭州萧运应当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合法性，证明其如何合法取得3份证明，以及证明的真实性等，否则其不享有票据权利。上述事实均可证明，杭州萧运在取得涉案票据时明知其涉嫌票据诈骗仍与前手制造质押借款合同、证明，为骗取票款伪造证据，其取得票据存在恶意，甚至是犯罪故意，并不是正当持票人。总之，原审判决将票据无因性绝对化，认为涉案票据表面背书签章形式连续（实际上缺乏质押背书签章），且杭州萧运支付了所谓的“对价”，故认定其享有票据权利。这与最高院民二庭杨临萍庭长于2015年12月24日就商事审判中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中的“关于正确理解票据无因性和认定票据权利人问题”的相关规定不符。本案中，法院应从全案刑事犯罪背景，从杭州萧运取得票据的交易背景的真实性，从其自认的票据质押真实目的，从三份证明的真伪等角度，认定持票人以非法方式取得票据时，不应享有票据权利。综上，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杭州萧运的全部诉讼请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由杭州萧运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杭州萧运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称：一、原判决程序正当，招行凤起支行所述的鲁继光等人的票据诈骗犯罪与本案票据追索权纠纷无关，且为保障杭州萧运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无须驳回起诉或者中止审理。1、鲁继光等人的诈骗行为，与本案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招行凤起支行所述的鲁继光等人的犯罪行为为票据诈骗法律关系，而本案属票据追索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诈骗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本案的票据纠纷案件不因此而中止审理。故此，本案与鲁继光等人的犯罪行为明显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同时根据票据的无因性，无须遵循“先刑后民”的审判原则，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完全符合程序规定。2、杭州萧运为善意取得涉案票据，未参与且不知相关的票据诈骗犯罪，应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杭州萧运对价取得涉案票据的民事行为符合民事法律所要求的合法、公平、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所以取得财物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其所取得的对物品的所有权应当得到确认，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即使是财产的原所有人也不应就该物品向善意取得的第三人主张权利。招行凤起支行所主张的“杭州萧运明知涉案票据是赃物仍恶意取得，并非正当持票人，原审判决应驳回其起诉，移交案件给公安机关，或至少诉讼中止”，以及“杭州萧运涉嫌伪造证据2证明3份，骗取票款，涉嫌票据诈骗罪，或者伪造公司印章罪”，与事实不符，且其未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纯属招行凤起支行的臆想。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杭州萧运作为正当的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招行凤起支行作为承兑付款人应向杭州萧运支付票据金额。1、杭州萧运举证充分以证明其为正当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首先，涉案票据已经招行凤起支行确认为真实，同时票面清楚明确地记载了票据事项并经招行凤起支行查复确认，即涉案票据票面完全正常，且不存在退票情况；其次，杭州萧运于到期日通过杭州联合银行萧山支行提示付款，即涉案票据未过期；再者，招行凤起支行在上诉理由中提出了涉案票据是案外人以犯罪手段获取及杭州梦桥明知涉案票据系赃物，仍进行恶意转让的情况，杭州萧运对此不知情，亦不具有审查义务，即杭州萧运不知前手的权利存有任何瑕疵；最后，杭州萧运未参与且不知与涉案票据相牵连的诈骗犯罪活动，以支付109万元对价的方式获取涉案票据，即杭州萧运善意取得涉案汇票，且支付了对价。综上，杭州萧运依法有权行使付款请求权及追索权。2、本案不存在湖州邮储银行办理贴现，退回涉案票据的事实。首先，在原审法院接受招行凤起支行申请后，向其律师签发《调查函》，但招行凤起支行仍未在原审中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其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者，招行凤起支行主张邮储银行“在得知涉案票据系赃物后，邮储银行已将涉案票据退回贴现申请人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但其未提供是由谁告知，告知何人，如何告知，告知依据等相关材料，同时案外人的刑事诈骗犯罪于2015年6月21日公安立案，即从该日起涉案票据才可认定为涉案赃物，即招行凤起支行所主张的与事实相矛盾，且缺乏证据佐证；其次，假使存在邮储银行贴现的情况，亦不能推定杭州萧运对此情况明知，恶意获取票据。三、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构成票据法意义上的“质押”，故此不产生“转质”后果，不影响杭州萧运合法行使票据权利。1、杭州萧运对杭州梦桥与杭州萧联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承担审查义务，且其二者之间不产生票据质押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杭州萧运作为被背书人仅须对其直接前手的签章的真实性承担审查义务，而对背书人及背书人前手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承担审查义务。杭州梦桥与杭州萧联在背书时未在票据上注明“质押”字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其二者之间不产生票据质押效果，仅视为一般背书转让，故本案不存在票据转质行为。2、是否构成“转质”不影响杭州萧运作为正当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因票据质权人以质押票据再行背书质押或者背书转让引起纠纷而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背书行为无效”，即原审法院无须就本案票据追索权纠纷而对招行凤起支行所述的质押背书的有效性做出认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即使本案构成转质，依法亦不影响杭州萧运要求承兑人承担票据责任，履行付款义务，即招行凤起支行的付款义务不因转质行为而可以逃避。综上，原审法院适用程序正当，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同时，本案实际上为招行凤起支行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失职所引发的，应汲取教训，而非推卸责任，损害正当持票人的合法权益。故此，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招行凤起支行向本院提交（2016）浙0106刑初145号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案涉票据已经在邮储银行办理贴现的事实，同时证明杭州萧运提供的票据存在涂改的痕迹，杭州萧运也未进行审查，存在过失。以上证据经质证，杭州萧运对真实性无异议，即使有贴现过程，也不能说明杭州萧运获得票据是非法的，一审已认定不构成变造。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生效判决书，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招行凤起支行申请本院到湖州邮储银行调取案涉银行承兑汇票于2015年6月8日办理贴现业务和退票的相关凭证。本院依法调取了案涉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承兑汇票申请表、贴现业务申请书、商业汇票收妥回执、进账单、内部通用凭证等材料。经上证据经质证，招行凤起支行无异议，认为以上证据可证明杭州萧运提交的本案银行承兑汇票存在涂刮、变造背书签章，撕毁粘单后另行私自粘单的事实，由此证明杭州萧运恶意取得票据，甚至涉嫌变造伪造金融票据等刑事犯罪，票据背书不连续，不应享有票据权利，招行凤起支行拒付行为合法合理。杭州萧运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本案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应由法院依职权调查的情形，对关联性亦有异议，认为以上证据不能证明杭州梦桥明知案涉票据是犯罪所得，背书也不涉及伪造票据，如果在流通中有瑕疵，湖州邮储银行也未向招行凤起支行要求承兑，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重新将该票据返给杭州萧运，杭州萧运再重新盖章后向招行凤起支行承兑，尽管背书有瑕疵，但系善意，本案属于票据涂消，而不是变造，不存在刑事违法。本院认为，以上证据系本院依当事人申请依法调取，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除对一审已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5年6月5日，蔡灿明（系杭州萧联、杭州萧运实际控制人）以民间贴现方式从赵莉侠（系杭州梦桥实际控制人）处购得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系空白背书，贴现价款1062750元由杭州萧联汇给杭州梦桥；蔡灿明又将该票据交给杭州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加盖了杭州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印章，后杭州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2015年6月8日，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持该票据到湖州邮储银行申请贴现，湖州邮储银行同意贴现。在向招行凤起支行查询得知该贴现票据存在纠纷后，湖州邮储银行要求撤销贴现，2015年6月10日湖州邮储银行依申请将案涉票据退还给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后退至蔡灿明处。蔡灿明找到赵莉侠要求背书转让，在擦掉杭州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背书印章的案涉票据上，杭州梦桥、杭州萧联、杭州萧运依次重新加盖背书印章。又查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9日作出（2016）浙0106刑初14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鲁继光、廖继辉将一张变造的金额499万元的大额银行承兑汇票在招行凤起支行办理质押取得包括案涉汇票在内的六张小额银行承兑汇款（总计金额499万元）的犯罪事实，判决鲁继光、廖继辉犯票据诈骗罪，并责令退赔未追回的赃款。
本院认为：本案中，杭州萧运系以合法持票人身份向招行凤起支行行使追索权主张给付票款及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该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本案中，杭州萧运在一审中主张并举证证明其系以借款质押方式通过背书转让取得案涉票据，但在二审中又称系其实际控制人蔡灿明以民间贴现方式从杭州梦桥实际控制人赵莉侠处购得，陈述前后矛盾，显失诉讼诚信。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案涉承兑汇票系犯罪人鲁继光、廖继辉从招行凤起支行诈骗所得，虽然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蔡灿明最初从赵莉侠处购得时明知或应知该事实，但在湖州邮储银行向招行凤起支行查询得知该承兑汇票存在纠纷并撤销贴现后，蔡灿明接受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退票时未瑾慎审查相关事项，存在过失。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票据上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变造，伪造、变造票据上的签章和其他记载事项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案涉票据上原有的杭州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湖州广千铜业有限公司的背书印章均被人为故意刮擦，虽然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此系蔡灿明所为，但其对真实背书情况应系明知，在蔡灿明找到赵莉侠要求背书转让后，经重新背书转让的案涉票据附有的三份书面《证明》均不真实，杭州萧运为证明背书连续向一审提交的二份《质押借款协议》与票据取得的真实情况亦不相符，因此杭州萧运在虚假背书问题上至少负有重大过失。综上，杭州萧运并非案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招行凤起支行上诉提出的抗辩理由成立，原审判决招行凤起支行给付票款及利息错误，应予改判。最后，虽然本案对杭州萧运主张的票据权利不予支持，但本院注意到，案涉票据上记载的金额、日期、出票人、承兑人等事项均系真实，该票据最初亦系由杭州萧运的实际控制人蔡灿明支付对价取得，而生效的刑事判决也未认定案涉票据系赃物，并已责令犯罪分子鲁继光、廖继辉退赔未追回的赃款，故杭州萧运或蔡灿明对相关责任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可另行主张。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210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杭州萧山运物纺织品经营部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4610元，减半收取7305元，由杭州萧山运物纺织品经营部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610元，由杭州萧山运物纺织品经营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明贵
审判员 祖 辉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