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02民初10591号
原告梁子娟，女，195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鑫华，绍兴市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云东路496号。
法定代表人孙传忠，总经理。
被告绍兴市工贸国有资本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延安东路505号B幢。
法定代表人骆有才，董事长。
上述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羽圣，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子娟与被告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绍兴市工贸国有资本经营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2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赵钦宇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6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日、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子娟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鑫华、被告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绍兴市工贸国有资本经营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李羽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庭外和解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子娟诉称：2006年2、3月，原告在办理退休时发现自己26年10个月工龄中缺少在被告企业的13年9个月工龄，即向被告和社保部门询问原因：自己于1979年6月2日至1993年3月3日，在被告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工作的在编在册正式职工即固定工，工龄有13年9个月，于1993年3月3日辞职进绍兴市联运公司工作至2006年3月22日退休的，前后为26年10个月的连续工龄。要求补办在被告企业的13年9个月连续工龄和退休金手续，补发职工退休养老金，补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部分）、补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金（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部分）。同时，要求查实原告的人事档案和《辞职报告》，落实原告的退休养老保险待遇。自2006年3月退休至2016年10月，连续投诉10余年，艰辛奔波84次，有电视台的“小亲小妹”和“师爷说新闻”帮助投诉实地采访，被告说“是社保部门的政策不允许”，社保部门说“是公司的上报名册没有原告的名字，不好落实。并称：不妨可以打官司来解决”，等等，遭到被告和社保部门的推诿。说原告的“转办”存在四个问题：（1）企业办理职工退休时“没有提供个人档案”；（2）原告是“小集体”；（3）原告1993年3月3日是“自退”；(4)原告没有“劳动部门的正式招工录用手续”，等。多年来，由于被告向社保部门提供不实信息，也由于受越城区政府的文件传阅范围的限制等因素，原告在遭受了被告的严重侵权情况下，也无法知道申冤的依据和理由。
2016年6月，原告终于查到了越城区人民政府越政发（1990）66号文件《关于区直属企业职工“转办”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终于知道了被告严重侵犯原告养老保险待遇和医疗保险待遇的事实依据。（1）关于企业办理职工退休“没有提供个人档案”问题（详见证据材料市人社局信访回复和被告出具的《证明》）。首先，1999年和2000年的一天，原告在被告企业人事科亲眼看到原告的人事档案和辞职报告肯定存在。企业老职工的个人档案是由被告人事部门建档和保管的。企业办理原告退休没有提供个人档案，一或是把原告的人事档案丢了，无法提供；二或是出于某种目的把原告的人事档案毁了，故意不提供；三或是隐匿原告的人事档案，故意刁难职工，其后果都是直接侵害了原告的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待遇和医疗保险待遇的落实，其责任完全应由被告承担。2016年7月，原告为进一步厘清被被告故意搅混的侵权事实，在2000年由被告企业提供给原告的1979年6月至1993年2月15日的16份原告工资单等重要证据材料的基础上，还在绍兴市档案馆查实了被告移送馆藏的“华丰针织印染”的企业档案，找到了散落在里面的原告部分人事档案材料：（一）有原告的1979年《东湖区企业职工登记表》1份；（二）有原告的1985年11月，由越城区工业财贸局作为企业主管部门批准的《1979~1982年招收固定工在1985年9月底已定为二级职工提高定级工资审批表》1份；（三）有原告的1989年11月，由越城区计经委根据国发（1989）33号文件和浙劳人薪（1990）52号文件批准的《1989年企业职工工资升级审批表》1份；（四）有原告的1992年3月，由越城区计经委批准的《企业职工提高工资标准审批表》1份；（五）有原告的1992年3月，由越城区计经委批准的《企业职工晋升标准工资表》1份；（六）有原告的1979年6月至1993年2月底，原告的历年工资发放表15份，等。这些原始材料都历史性地记录了原告于1979年6月至1993年2月系被告企业的在编在册正式职工即固定工的铁证事实，这是被告有权根据越政发（1990）66号文件取得“转办”和有权享受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待遇、退休医疗保险待遇的重要依据。（2）关于原告是“小集体”问题。查看被告的《职工“转办”名册》，被告于1993年6月20日为“华丰”250名职工办理“转办”，办理职工养老保险。这说明，被告企业包括原告在内的250多名职工在“转办”前都是“小集体”的事实。至于原告的“小集体”问题，是由于被告没有客观地按照越政发（1990）66号文件规定造成的。越政发（1990）66号文件关于区属以下企业在编在册正式职工的“转办”条件、“转办”时限、和“转办”后落实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规定十分明确。也就是说，职工有权利享受政府规定的“转办”和有权取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完全是凭籍职工参加工作的年份和经过企业主管部门的批准的记录是否符合文件规定条件所决定的，被告即便推迟《职工“转办”名册》上报时间，也不得脱离文件的这一“转办”规定，这是企业为职工“转办”的唯一依据。因此，文件在第十三条中特别强调：“凡符合转办条件的人员均应填写职工‘转办’登记表”。否则，“转办”标准不统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虽然，原告于1993年3月1日提出辞职报告，经过领导同意后于3月3日离厂。但是，原告的工龄和工作履历还在被告企业，这是唯一证明原告在被告企业曾有过贡献的一种记录。这一记录正是原告日后活命的、享受退休养老保险待遇的唯一依据。而且，被告至今没有履行原告的人事关系转移手续，其人事档案至今仍在被告企业。被告既不给“转办”和落实养老保险待遇，也没有给予办理人事关系转移手续，行为既违反法律也违反劳动人事制度。文件的第一条第一项明确规定：1990年10月底前经企业主管部门批准进入本企业的在编在册正式职工；第二项明确规定：粮户关系在本区四街六乡（镇）吃国家商品粮的城镇人员。第八条又明确规定：从“转办”之月起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金、待业救济金。对照第一项：原告是符合的。由前述（1）绍兴市档案馆提供的（一）至（五）特别是（二）的档案材料佐证；由被告企业历任厂长、书记出具的证明材料佐证；由与原告同时进厂的7人，其中5人出具的证明材料佐证；由被告企业盖章出具的《证明》和《梁子娟工作简历》等证据材料佐证，都客观地记录了原告是1979年6月经东湖区委研究同意招收为被告企业的正式职工，又于1982年履行了越城区工业财贸局招收为固定工的手续的，这些历史性档案记录是符合越政发（1990）66号文件规定的：1990年10月经企业主管部门批准进入本企业工作的在编在册正式职工这一要求的。对照第二项：原告也是符合的。有2000年由被告企业提供给原告的1979年6月至1993年2月15日的16份原告工资单，有前述（1）证据（六）由绍兴市档案馆出具的原告的工资档案等馆藏材料佐证，明确记载了原告每月6（副）级标准工资并享有粮贴、菜贴、药贴、肉贴、卫生费、副食品补贴、物贴和化工费补贴等工资性补贴，既证明了原告是被告企业的在编在册正式职工，也证明了原告是越城区四街六乡镇吃国家商品粮的城镇人员事实（农村人员是不享受各种商品性补贴的）。对照第八条：原告仍然是符合的。“越劳人（1993）第54号批文规定，于1992年12月“转办”之月起，向区社保处缴纳了职工养老保险金、待业保险金、领取了劳动手册”。“1992年12月”这个时间点，正是原告在被告企业在编在册正式职工的时间点，与文件规定的“转办”条件完全相符。而恰恰相反，被告故意向劳动部门提供不实信息，灭失原告的“转办”依据，致使原告处于申诉中的不利地位。又以“刻舟求剑”的手法，把“转办”名册上报时间推迟至原告辞职后的1993年6月20日；另一方面，被告取消了原告的1993年度应当在年初缴纳的养老保险金，还把1992年3月31日原告还在被告企业工作时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金连同账户也一起取消了，剥夺了原告的“转办”，也剥夺了人民政府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原告还发现，被告在“转办”的名册中，有90名农户也给予了“转办”，原告认为，既然农户也“转办”了，那么，原告为什么不能得到“转办”呢？（3）关于原告“自退”问题。被告也是罔顾事实。这里，原告有被告企业同意辞职的《辞职报告》；有前述（2）厂长、书记的证明材料；也有前述（2）被告的《证明》和《梁子娟工作简历》等证据，也有当年被告企业职工吴某某的证言笔录，客观地证实了1993年3月3日上午，吴某某在被告的厂部门卫附近，听到主管人事的张锦友向原告传达：“梁子娟，你的《辞职报告》领导已经批下来了，你可以好走哉咯”的原话。这些证明人，有曾经的领导，有曾经的审批原经办，也有当时实际看到的职工见证。另外，原告有人社部门提供的被告于1992年3月31日填报的《越城区企业在职职工养老保险花名册》复印件，在原告姓名栏标注“自退”，二字，可是，原告在1992年3月31日，还是被告企业的职工呢。纵观被告的所作所为，被告的办事随心所欲、不守法律，捏造事实又不择手段。（4）关于原告没有“劳动部门的正式招工录用手续”问题。被告脱离了1983年7月越城区成立之前县辖区乡企招工历史背景。如果，被告的250多名职工都有“劳动部门的正式招工录用手续”，还有必要于1990年为乡企职工实施全编制全员额的“转办”吗？况且，被告把原告的人事档案都灭失了，还能提供得出招工录用手续吗？更何况，越政发（1990）66号文件也没有这个规定。现在，被告的侵权行为仍在继续。由于被告没有给原告“转办”，没有给原告办理连续工龄手续，没有缴纳法定的职工养老保险金（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部分）、没有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金（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部分）、造成原告艰辛地为被告工作13年9个月所做的贡献且没有享受到政府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致使原告2006年3月退休至2016年11月合计损失退休金约189802元，致使原告退休养老艰苦生活10余年。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二被告连带承担原告退休金损失人民币189802元（指原告于1979年6月2日参加工作至2006年3月22日退休26年10个月工龄中，缺少在被告企业工作的13年9个月连续工龄及退休养老金，自2006年3月退休至2016年11月法庭审理之日的退休养老保险累计损失）及利息；2、二被告补办原告的13年9个月连续工龄手续和退休金手续，补缴1979年6月至1993年3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纳部分）、补缴1979年6月至1993年3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金(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视同缴纳部分)；3、承担本案法律服务费和诉讼费。
被告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辩称：1、原告并不符合区直属企业职工转办工作若干问题暂行规定文件中规定的可以转办人员的条件。原告在该文件开始实施时已经离开了被告，不属于被告的在编在册正式职工，当时原告已经进入绍兴市联运公司，并成为该公司的正式职工，相关的事实可以从原告的陈述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中予以印证，综上原告不符合转办暂行规定第一条的条件。被告在履行以及实行相应的转办政策时均是按照相关政策办理的，并没有使原告的权利受损。2、原告主张的费用是没有事实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其认为二被告应当承担原告的退休金18万余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要求补缴养老保险金，该部分金额不属于法院处理的范围。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法律服务费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绍兴市工贸国有资本经营有限公司辩称：在被告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答辩意见的基础上，补充如下：原告将被告列为本案被告不适格，原告在退休前一共到两个工作单位即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绍兴市联运公司工作，原告的工作经历显示其并未在被告处工作过。从原告诉状的陈述，本案的争议是在于原告认为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没有按相应的政策为其办理转办事宜，导致其权利受损，被告认为本案争议事项发生在原告和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之间，目前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的状态为吊销未注销，按照民诉法的规定，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和相应的民事主体资格是依法存在的，相应的民事权利义务仍旧应当由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承担，所以原告将被告列为本案被告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经审理查明：1979年6月，原告进入被告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原东湖区知青化工厂）工作，系该公司在册正式职工，1993年2月提出辞职，企业同意其辞职离厂。1993年3月至2000年12月，原告在绍兴市联运总公司工作。
1990年11月29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印发越政【1990】第66号关于《区直属企业职工“转办”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该暂行规定第一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转办”：1、1990年10月底前经企业主管部门批准进入本企业的在编在册正式职工；2、户粮关系在本区四街六乡（镇）吃国家商品粮的城镇人员。第六条规定，各企业职工“转办”工作，实行一次性报批办理。第十四条规定，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1993年6月20日，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厂制作的《职工“转办”名册》中未包含原告梁子娟。1993年7月30日，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局印发越劳人【1993】第54号《关于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厂诸友金等二百五十名人员转为区（县）以上集体职工的批复》，载明：你厂（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厂）于1993年7月24日报来的“关于诸友金等二百五十名人员转为区（县）以上集体职工问题的请示”悉。根据越政【1990】第66号文件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一、同意诸友金等二百五十名人员自1992年12月起转为区（县）以上集体所有制职工；二、上述“转办人员”，从1992年12月起按规定向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交纳职工养老保险金、待业保险金，并领取《劳动手册》；三、企业性质调整后，应按国家有关劳动、人事政策、违规的规定及深化劳动制度改革的要求，建立健全劳动、人事、工资、保险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同时查明，2011年12月19日，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针对原告信访要求认定在华丰针织印染厂的工作年限为连续工龄的事项答复如下：1、企业在办理职工退休手续时必须提供职工个人档案。由于你来信所附材料中没有劳动部门的正式招工录用手续及当年离开单位时的辞职手续，仅有原在企业工作时的原始工资表以及企业后来为你出具的工作简历证明、辞职报告等非原始资料，这些材料均不能作为认定连续工龄的依据；2、经查阅原越城区劳动人事局文件，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厂250名职工转为县以上集体职工的时间为1992年12月，并从1992年12月起按规定向当时的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但你未在上述250人名单之列，即你的职工身份当时并没有转为县以上集体性质，因此你仍应属小集体职工，原工作年限不能认定为连续工龄，也不能视作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综上所述，劳动部门无法认定你在华丰针织印染厂的工作年限为连续工龄。
另查明，原告曾向绍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6年10月27日出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故原告向本院起诉。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证明1份、东湖区企业职工登记表1份、工资审批表4份、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越政发（1990）66号文件1份、实业总公司工资单16份、档案馆工资表15份、（1993）第54号文件复印件1份、职工转办名册复印件1组、绍兴市人社局信访办回复1份、不予受理通知书1份，被告提交的公司法人基本情况1份予以证实。原告提交的给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申诉信1份、证明及身份证摘抄件各10份、请求报告1份、身份证摘抄件1份、调查笔录1份、身份证摘抄件1份、李岗出具的证明1份、茹阿毛出具的证明1份、吴永康出具的证明1份、北海街道胜利社区出具的证明1份、北海街道西小路社区出具的证明1份、稽山街道秀水社区出具的证明1份、身份证摘抄件1份，实质均系证人证言，且证人未到庭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目录2份、农业户口转办名单打印件1份系原告自行制作，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原告提交的公司基本情况2份、绍市贸（2001）51号文件1份、工作简历1份、辞职报告1份、绍兴市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缴费年限审批表1份、增值税发票1份、委托代理合同1份、绍兴市就业管理局的证明1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在职职工养老保险花名册2份系复印件，且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故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梁子娟调查笔录1份、信件1份（信封1个、邮件查询跟踪单1份），属于原告自述，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网页2份，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决定1份、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网络打印件1份、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1份、最高院民一庭民事典型案例精选摘录1份、企业职工档案工作规定1份，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局于1993年7月30日印发越劳人【1993】第54号文件，对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厂诸友金等二百五十名人员转为区（县）以上集体职工予以批复，该批复中未包含原告梁子娟，故即使如原告梁子娟所述其权利被侵害，权利侵害之日为1993年7月30日，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故原告主张要求二被告连带承担原告退休金损失人民币189802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要求二被告补办原告的13年9个月连续工龄手续和退休金手续的诉讼请求，该请求系被告绍兴市华丰针织印染实业总公司在落实政策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应由政府主管部门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同时，工龄认定是劳动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是劳动争议仲裁范围，亦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关于原告主张要求补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诉讼请求，因社会保险费的催缴属于社会保险费征收部门的法定职责，用人单位是否需要为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以及补缴社会保险的时间等，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梁子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梁子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钦宇
代理审判员 俞颖尔
人民陪审员 万春霞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朱黄莹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