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鄂2822行初30号原告刘远秋，男，生于1954年10月20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农民，住本县。原告潘俊芝，女，生于1959年8月10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农民，住址同上。系刘远秋之妻。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乃庆，建始县业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建始县业州镇广润路**号。法定代表人冉云峰，镇长。委托代理人付艳华（特别授权），湖北广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建始县业州镇建设路**号。法定代表人张渊平，县长。委托代理人周朋（特别授权），建始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第三人刘茂林，男，生于1960年3月17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农民，住本县。第三人刘成林，男，生于1963年7月22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农民，住本县。原告刘远秋、潘俊芝不服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的业政发[2017]38号《关于潘俊芝林与刘茂林、刘成林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以及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建政复决字[2017]第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7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后，于2017年7月1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刘茂林、刘成林与本案的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远秋、潘俊芝及其委托代理人周乃庆，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的副镇长向峰及委托代理人付艳华，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张鹏及委托代理人周朋，第三人刘茂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成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的业政发[2017]38号《关于潘俊芝与刘茂林、刘成林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载明：2016年潘俊芝通过阳光信访信息系统反映与同组村民刘茂林因林地权属发生争议，请求业州镇人民政府解决。业州镇人民政府受理本案后成立了工作专班进行调查后，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业政发【2016】28号《关于潘俊芝林权的处理决定》，潘俊芝不服该处理决定，向建始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建始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建政复决字【2016】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潘俊芝对该复议决定不服向建始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建始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业政发【2016】28号《关于潘俊芝林权的处理决定》程序违法，判决撤销业政发【2016】28号《关于潘俊芝林权的处理决定》及建政复决字【2016】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业州镇人民政府为此重新启动处理争议双方间林权纠纷程序。刘远秋与刘成林承包的小地名为“大坡”的山林相邻，刘成林与刘茂林系同胞兄弟，共同承包“大坡”山林，后刘成林与刘茂林分家时将“大坡”山林分给刘茂林承包管理。刘成林持有的1982年《社员自留山证》、1984年《山林使用证》登记小地名为“大坡”的山林四界为：东至贺国珍界、西至熊家胜田、南直刘永秋（刘远秋）界、北至熊家瑞界。贺国珍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登记小地名为“大坡”的山林四界为：东至贺仁福、西至刘远秋界、南至贺国银界、北至贺国清界。熊家瑞1982年《社员自留山证》、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登记小地名“大坡”山林四界为：东至熊振科坡、西至熊家胜界、南至刘成林界、北至熊振科界。刘远秋1984年《山林使用证》登记小地名“大坡”山林四界为：东至贺国珍界、西至刘远后界、南至贺耀富界、北至熊家瑞界。2016年2月银北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涉及到争议双方的承包山林，征地专班及村干部与当事人到征地现场划界测量，当事人现场指界，绘制了被征地现场图，征地部门对征地情况进行了公示，一直没有人提出异议，与争议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土地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对林地的界限均无异议。争议双方都承包有小地名为“大坡”的山林，结合双方山林四邻权属证书记载及调查情况证实，刘远秋承包的小地名“大坡”山林北边界限与刘成林承包的小地名“大坡”山林的南界相邻，刘远秋小地名“大坡”山林的北至熊家瑞界属于发证时填写错误，刘成林承包的“大坡”山林四至界限准确，潘俊芝、刘远秋主张其承包的“大坡”山林北界至熊家瑞界与事实不符；潘俊芝、刘远秋称刘茂林用“大坡”山林换其“马家坡”山林未提供证据证实，该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刘远秋承包管理的小地名为“大坡”的山林四至界限为：东至贺国珍界；西至刘远后界；南至贺耀富界；北至刘茂林承包管理的山。刘茂林承包管理的小地名“大坡”山林四至界限为：东至贺国珍界；西至熊家胜田；南至刘永秋（刘远秋）界；北至熊家瑞界。双方的南北相邻界限以修银北高速公路双方到山林现场指定的界限为准，面积以当时实际测量的为准。潘俊芝、刘远秋不服该处理决定向建始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建始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24日作出建政复决字[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的业政发[2017]38号《关于潘俊芝与刘茂林、刘成林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原告诉称，两原告于1982年9月5日取得建始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社员自留山证》，该证载明“大坡山林”四界清楚，面积为2亩。1984年根据国家政策换发了《山林使用证》，该证载明的四界与1982年颁发的《社员自留山证》相同。该山林自颁证以来一直由二原告管理使用至2016年7月14日，因银北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时刘茂林出示涂改的山林证与原告发生争议，原告申请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业州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了业政发【2016】28号《业州镇人民政府关于潘俊芝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向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建始县人民政府作出建政复决字【2016】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16年9月向建始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后，依法作出撤销上述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的判决。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6日又作出了处理结果相同的[2017]38号《业州镇人民政府关于潘俊芝与刘茂林、刘成林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该决定内容对山林的权属争议认定不清，表述不明确，四界认定不准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及建始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原告潘俊芝、刘远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二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主体适格。2.刘远秋1982年《社员自留山证》、1984年《山林使用证》。证明争议山林“大坡”的四界，争议山林一直由原告管理使用。3.业政发[2016]28号《关于潘俊芝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2016）鄂2822行初4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违反法定程序，违法处理原告的山林使用权。4.业政发[2017]38号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行政行为的存在，被告违反了法定程序，以同样的方法作出了处理决定。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及建始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刘远秋和第三人刘成林承包的小地名为“大坡”的山林相邻。刘远秋所持1984年《山林使用证》载明“大坡”四至界线为：东邻贺国珍界，西邻刘远后田边，南邻贺耀富界，北邻熊家瑞界。第三人刘成林持有的1982年的《社会自留山证》、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山林使用证》均载明“大坡”四至界线为：东邻贺国珍界，西邻熊家胜界，南邻刘远秋界，北邻熊家瑞界，实际管理人为刘茂林。原告与第三人的“大坡”山林北面均与熊家瑞接界，熊家瑞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载明“大坡”林地四至界线为：东邻熊振科坡，西邻熊家胜坡，南邻刘成林田，北邻熊振科田；原告与第三人因该山林一直存在纠纷，均未取得林权证。2004年2月，当地居委会就双方纠纷进行调解，调解协议载明“山界以原管理的界线为准（大坡）”。2016年4月，安乐井社区作出处理意见：“刘远秋山林证上大坡北面同熊家瑞交接的记载将刘茂林覆盖属于发证时笔误所致。刘茂林的山林四界准确，刘远秋的山林北面同刘茂林山林南面接界与实际相符”；该争议山林自1984年起至今都由第三人刘茂林管理和使用；原告主张争议山林北边界线至熊家瑞界不能成立。原告所持的《山林使用证》上北至界限属笔误，该争议山林的四邻承包人权属证书载明的四至界限及调查查明的事实情况证实，第三人刘茂林的山林四至界限是准确的，原告主张的刘茂林用“大坡”山林换“马家坡”山林一事，没有证据予以证实，通过调取的档案材料证明“马家坡”山林自1982年以来持证人就是刘成林，故原告主张换山一事不能成立。且被告在处理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纠纷程序中，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被告多次组织专班人员到争议山林实地查看，绘制现场方位、相邻各方情况草图，并走访多位知情村民后组织争议双方进行协商调解，最终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综上，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作出的38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建始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建政复决字[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38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均为复印件）：1.组织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的主体适格，有权处理该纠纷。2.潘俊芝、刘远秋、刘茂林身份证复印件，安乐井社区证明。证明争议双方的身份，镇政府是在调查清楚争议双方身份后做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刘远秋”与“刘永秋”是同一人。3.林权纠纷处理通知书、林权纠纷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处理该纠纷程序合法。4.刘成林1982年《社员自留山证》，刘成林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贺国珍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熊家瑞1982年《社员自留山证》、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刘远秋1982年《社员自留山证》、1984年《山林使用证》。证明1、争议山林的四至界线及山林四邻承包人权属证书的四至界线情况；2、证明刘远秋与刘成林山林的东边界线、北边界线重合的事实；3、刘成林山林的四至界线准确；4、马家坡的山林归刘茂林管理使用，原告主张换山林的事实不成立。5.2004年2月17日的《调解协议书》。证明该争议山林应以刘茂林长期管理的界线为准，即刘成林权属证登记的四至界线为准。6.安乐井社区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及《证明》3份。证明争议山林权属属于刘成林、刘茂林所有；马坡山林就是马家坡山林的事实及相邻方的界限情况。7.《土地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2份。证明刘茂林长期管理使用“马坡”、“大坡”山林的事实，征地划线时双方都到场指界，确认了各自管理使用的山林，没有争议。8.征地后绘制图纸、公示照片。证明争议山林相邻方的界址、方位情况，相邻各方与刘茂林山林使用证相吻合的事实。9.刘远秋、刘茂林大坡争议现场图，证明争议山林实际方位情况；大坡山林属刘茂林所有，四至界限准确。10.建始县业州镇安乐井居民委员会作出的《关于我社区11组刘远秋、刘茂林山林纠纷的处理意见》。证明刘远秋与刘茂林大坡山林北边界址重合属于笔误所致，刘茂林山林四至界限准确。11.对熊家胜、潘俊芝、刘茂林、熊家奎、刘贵远、马道玉、刘成林、刘远林等人的《询问笔录》7份、《谈话记录》2份。证明刘成林、刘茂林在大坡有承包山林，山林四至界限清楚的事实。12.调解笔录。证明镇政府在处理该纠纷的过程中，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的事实，镇政府处理纠纷程序合法。13.（2016）鄂2822行初4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本案争议已经经过法院审理，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潘俊芝对业州镇政府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的事实，且法院对镇政府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证据都是合法有效的。14.《送达回证》3份。证明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行政复议申请书》、《社员自留山证》、《山林使用证》、《身份证》复印件、投递邮件清单2页、《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告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第三人刘茂林述称，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建始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正确。第三人刘茂林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及第三人刘茂林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2、7、8、9、12、13、14无异议；对证据3认为未收到通知书；对证据4认为无原件核对；对证据5、6认为应当以颁发的证件为准；对证据10认为安乐井社区的处理意见不正确；对证据11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第三人刘茂林对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及第三人刘茂林对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3，原告未举证证明潘俊芝的签名非其所签，具有证明力。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4、5、6、10已被生效行政判决作为证据采纳，具有证明力。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1系其所作处理决定过程中对证据的调查核实，具有证明力。经审理查明，原告刘远秋持有1984年《山林使用证》载明其拥有小地名为“大坡”的林地一宗，其四至界线为：东邻贺国珍界，西邻刘远后田边，南邻贺耀富界，北邻熊家瑞界。第三人刘成林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载明其“大坡”四至界线为：东至贺国珍界，西至熊家胜界，南至刘远秋界，北至熊家瑞界。该宗林地由第三人刘成林的兄弟刘茂林实际经营管理。原告和第三人的“大坡”山林北面均与熊家瑞接界，双方为此发生林地使用权权属纠纷，因双方权属争议未得到解决，致使双方在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没有登记确权。2016年3月7日，原告潘俊芝在“湖北省阳光信访信息系统”反映其与第三人刘成林承包的林地发生界址争议，请求解决。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业政发[2016]28号《关于潘俊芝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内容为：持证人刘成林所持“大坡”处的山林四界真实准确并由刘茂林长期管理属实，信访人（潘俊芝）的诉求因与客观事实不符故不予支持。该处理决定仅写明信访人潘俊芝的基本情况，未列明争议的对方当事人及其基本情况。2016年7月24日，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将该处理决定送达原告潘俊芝。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第三人刘成林、刘茂林送达该处理决定。原告潘俊芝不服该处理决定，向建始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建始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建政复决字[2016]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业政发[2016]28号《业州镇人民政府关于潘俊芝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原告潘俊芝、刘远秋不服业州镇政府作出的业政发[2016]28号《关于潘俊芝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和建始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建政复决字[2016]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6年9月30日向建始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2016）鄂2822行初49号行政判决书，以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业政发[2016]28号《关于潘俊芝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和建始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建政复决字[2016]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6年12月16日，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依照（2016）鄂2822行初49号行政判决重新启动行政处理程序，向原告及第三人发出了举证通知书及林权纠纷处理通知书。2017年5月26日，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经过调查审核证据，作出业政发[2017]38号《关于潘俊芝与刘茂林、刘成林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内容如下：“刘远秋承包管理的小地名为“大坡”的山林四至界限为：东至贺国珍界；西至刘远后界；南至贺耀富界；北至刘茂林承包管理的山。刘茂林承包管理的小地名“大坡”山林四至界限为：东至贺国珍界；西至熊家胜田；南至刘永秋（刘远秋）界；北至熊家瑞界。双方的南北相邻界限以修银北高速公路双方到山林现场指定的界限为准，面积以当时实际测量的为准”。原告刘远秋、潘俊芝不服，于2017年5月27日向建始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7年6月24日，建始县人民政府作出了建政复决字[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林地使用权争议有权作出处理、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作为上一级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进行行政复议。原告与第三人在对“大坡”的林地权属发生争议后，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在处理过程中，组织原告及第三人进行实地踏勘、调查取证、调解，保障了各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和进行申辩、陈述的权利，处理程序合法。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以“修银北高速公路双方到山林现场指定的界限为准”确定原告刘远秋、潘俊芝“大坡”林地的北界与第三人刘茂林实际管理使用的“大坡”林地南界的界限，该表述不清，不能准确确定双方争议林地的界限，同时对于双方争议林地的具体界限也未收集证据，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业政发[2017]38号《关于潘俊芝与刘茂林、刘成林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因原行政行为被撤销，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亦应一并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的[2017]38号《关于潘俊芝与刘茂林、刘成林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建始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24日作出的建政复决字[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案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建始县业州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帐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纯斌人民陪审员  向泽炎人民陪审员  余 慧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书记员杨年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