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九中民一初字第37号
原告九江楚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威，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振民，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德燃，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宾峰，北京市东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诚，北京市东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江西鸿祥集团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屈胜鹏，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叶双湖，江西顺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志，江西顺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九江楚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公司”）与被告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第三人江西鸿祥集团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祥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楚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威及其委托代理人汪振民、被告信达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宾峰、黄诚及第三人鸿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双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楚天公司诉称，2011年5-6月，鸿祥公司承租北京信达公司位于九江市区浔阳路113号的房屋、附楼及庐山建银宾馆，约定：“租赁期限自2011年6月1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止”、“同意乙方因经营需要将该房屋全部转租给乙方的关联方”。2011年6月起，楚天公司实际取得了上述房产的实际使用权、转租权，信达公司未提出异议。2013年4月15日，信达公司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将九江市浔阳路113号（白鹿宾馆）的房地产出售，总价款为134000000元；同时一并由竞拍公司竞买成功的还包括庐山建银宾馆不动产的财产权利（成交价1000万）及对鸿祥公司的债权（成交价500万）。上述房产的市场价值超过2.4亿元（据悉上述房产抵押贷款1.7亿元，按照70%的评估贷款比率，评估价超过2.4亿元），实际出售价格仅为市场价格的一半。信达公司未在拍卖前通知原告，侵犯了原告的优先购买权。现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信达公司赔偿原告的优先购买权损失（按照审理中法院评估房价与实际成交价的差额计算）暂按210万元计算；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针对原告楚天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告信达公司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主体不适格,起诉状中的有关陈述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从未将名下房屋资产租赁或者同意他人将房屋转租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不是承租人。2011年6月9日，答辩人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与本案第三人鸿祥公司签订《资产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同意乙方将该房屋转租给乙方的关联方（指与乙方有直接、间接股权投资或者特许品牌授权关系）”，“若整体转租给非关联方需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被答辩人与第三人鸿祥公司当时没有直接、间接股权投资或者特许品牌授权关系，并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关联方”，因此不存在被答辩人自动取得转租权问题。2012年8月23日，被答辩人致函答辩人，要求确认租赁承包关系，即变更《资产租赁合同》主体。答辩人在2012年9月7日的回函中就明确拒绝了被答辩人的要求，认为无法律及合同依据，并告知被答辩人，如承租九江白鹿宾馆相关资产，应先与第三人鸿祥公司协商，再由鸿祥公司依据《资产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转租程序。合同履行中，答辩人一直是针对第三人鸿祥公司行使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在收到第三人鸿祥公司第一笔150万元租赁费后，及时向第三人开具了有效发票。被答辩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答辩人认为这属于代鸿祥公司履行支付租赁费的行为，是被答辩人与第三人鸿祥公司之间的问题，证明不了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建立了事实租赁合同关系。从上述事实看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被答辩人缺乏享有优先购买权的事实基础，其无权就优先购买权赔偿提起诉讼。二、答辩人与第三人鸿祥公司之间的《资产租赁合同》已依法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承租人已丧失优先购买权。第三人鸿祥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拖欠租金，构成严重违约，2013年3月14日，答辩人依据《资产租赁合同》第九条第9.2款的规定，依法向鸿祥公司发出《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第三人鸿祥公司作为承租人，未就答辩人解除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答辩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已经解除。因此，在《资产租赁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下，承租人已丧失优先购买权。在第三人作为承租人已丧失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被答辩人主张优先购买权既无事实基础，也无法律根据。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
第三人鸿祥公司答辩称，1、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转租权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原告是借用第三人名义与本案被告签订资产租赁合同；2、虽然是以第三人名义签订资产租赁合同，租赁房屋及相关资料，被告都是移交给了原告，租金也是由原告交付给被告的。
原告楚天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资产租赁合同复印件（7页）(并提交原件核对)，主要内容：鸿祥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房产租赁协议，证明目的：2011年，鸿祥公司承租诉争房产。被告信达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合同表明被告房屋的承租人为鸿祥公司即本案第三人，原告不是本案诉争的房屋承租人，与本案没关系。第三人鸿祥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第三人的签约代表人是原告的法人杨威，原告楚天公司实际上是借用第三人资质与被告签订资产租赁合同，实际承租人是原告楚天公司。
第二组证据，致九江楚天酒店管理公司及杨威复函（2页），主要内容：信达公司认可房产转租给楚天公司，证明目的：信达公司认可房产转租给楚天公司，明知转租的事实，被告与原告之间是出租方与次承租方的关系。被告信达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确实发出这份复函，但是该证据反而证明信达公司从来没有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过合同关系，被告方始终只承认与第三人发生过租赁关系，在复函中间也明确告知原告，如原告要承租房屋，应与第三人协商，办理房屋转租手续，并告知被告，原告故意曲解该函的意思。第三人鸿祥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楚天公司是实际承租人，原告从未对承租物实际使用，仅仅是借用资质，原告实际是承租人，也不存在说有转租关系的存在。
第三组证据，工商银行的转账回执及农村信用社电汇凭证(并提交原件核对)、九江银行的转账凭证复印件（2页），主要内容：楚天公司将房租款直接汇款至信达公司，证明目的：信达公司认可房产转租给楚天公司，明知转租的事实。被告信达公司质证称，对工商银行的转账回执及农村信用社电汇凭证真实性请法院予以核实，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建立了租赁合同关系，只能证明第三人和被告之间，由第三人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按照原告的逻辑，如果谁付款，谁就是合同实际承租人，农村信用社电汇凭证是杨翔宇付款150万元，如果原告方的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杨翔宇也可以用承租人的身份向被告提起诉讼。所以说实际付款在合同履行中，并不是被告方所关心的，也并不能证明谁实际付款就是合同一方的当事人，至于说为什么由原告以及由案外人付款这与本案无关。九江银行的转账凭证复印件因没有原件不予质证。第三人鸿祥公司质证称，工商银行的转账回执及农村信用社电汇凭证真实性请法院予以核实，这两份证据恰恰说明原告是实际承租人，租金直接交由信达公司，并没有经手第三人，第三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获益。九江银行的转账凭证复印件因没有原件不予质证。
第四组证据，拍卖延期公告复印件（1页），主要内容：租赁房产于2013年4月15日拍卖，证明目的：信达公司未通知鸿祥公司拍卖租赁房产。被告信达公司质证称，看不到该证据的原件及来源，以及链接地址，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第三人鸿祥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法核实，与第三人无任何关系，我方不予质证。
被告信达公司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资产租赁合同复印件（7页），主要内容：鸿祥公司承租信达公司有关房产，证明信达公司与鸿祥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签约代表人不是合同主体，与原告没有租赁合同关系；原告不是信达公司相关资产的承租人，不具有优先购买权。原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我不是租赁合同的主体，但是第三人已经将租赁房屋向我转租，我是次承租人。第三人鸿祥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是借用第三人资质，原告是实际承租人。
第二组证据，江西省地方税务局代开统一发票记账联复印件（1页），主要内容：信达公司就收到的第一笔租赁费，向承租人鸿祥公司代开的150万元发票。第三组证据，《致九江楚天酒店管理公司及杨威复函》复印件（2页），主要内容：拒绝原告关于确认承租关系的要求，指出不介入原告与本案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信达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原告如承租应与第三人协商，由第三人根据合同约定履行转租程序，两组证据的共同证明目的：信达公司只与承租人鸿祥公司发生租赁权利义务关系，就所收到租赁费向承租人开具租赁费发票。原告不是承租人，信达公司从未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原告与承租人之间的关系与信达公司无关。原告楚天公司质证称，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以我方举证目的为准。第三人鸿祥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来讲，我们看到楚天公司汇给信达公司的第一笔汇款150万是2011年11月24日，信达公司开具租赁收费发票的时间是2012年1月30日，从时间截点顺序来看，可以证明楚天公司直接将租金汇入信达公司的事实，也可以达到第三人所述的楚天公司是借用第三人资质，是实际承租人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合同解除《公证书》《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复印件（9页），主要内容：对《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进行证据保全公证，证明目的：信达公司已经依法解除《资产租赁合同》。承租人不存在优先购买权，更不存在原告优先购买权问题。原告楚天公司质证称，今天才知道有《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及《公证书》，之前不知道。第三人鸿祥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信达公司单方发出的《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是否达到了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需要相关的诉讼程序或裁定来认定，通知书当中所讲拖欠租金、违约也是原告方的原因造成的，原告是实际承租人，拖欠租金与否与第三人无关。
第三人鸿祥公司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及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目的：证明第三人的主体资格问题。原告楚天公司质证称，无异议。被告信达公司质证称，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两份协议书，证明楚天公司股东杨威、代健君分别就借用第三人名义租赁白鹿宾馆资产一事同第三人签订协议书。原告楚天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有异议，第一份2011年5月16日的协议书上签名代健君不是原告楚天公司的股东，第二份5月27日协议书上面杨威签名不是杨威本人签的，达不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被告信达公司质证称，真实性不清楚，该两份协议与信达公司没有关系，这两份协议与原告没有关联，协议所体现的所谓原告借用第三人名义一事无法查实，即使第三人将自己公司借给其他第三方签订合同，因资产租赁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依然由第三人承担。
第三组证据，楚天公司答辩状一份（答辩状第六行至第十行），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并非转租关系，而是原告借用第三人资质，原告是实际承租人。原告楚天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都无异议。被告信达公司质证称，真实性及其来源我们无法核实，请法院查实，关联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在答辩状中陈述其借用第三人资质问题，系原告自己的理解，无合同依据，在资产租赁合同签订过程中，第三人授权杨威代表第三人与信达公司协商资产租赁事宜，信达公司只针对第三人签订资产租赁合同，对杨威与第三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依然理解为杨威系第三人委托的代理人，其期间的所谓借用资质问题我方并不清楚。此后原告也曾经给被告方发函要求变更合同关系，被告始终明确答复如变更要履行严格的资产拍卖程序，第三方与原告之间的关系我们一直不知情，他们之间的纠纷与我方没有关系。
第四组证据，公函两份，证明：1、第三人于2011年6月6日去函被告要求变更承租主体，将承租人变更为实际承租人，即本案原告；2、信达公司收到变更函但未明确回复第三人，应视为默认楚天公司为实际承租人。原告楚天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也认同，被告在2011年6月份已经知道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被告信达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信达公司不回复不能视为默认，第三人关于要求变更承租主体的要求不予同意，不回复就是不同意。资产租赁合同是在2011年6月9日签订并生效的，是在信达公司收到2011年6月6日的函之后才签订的租赁协议，信达公司以自己的事实行为拒绝了第三人要求变更承租主体的要求。2012年9月7日信达公司针对原告的回函，是因为在2012年8月13日原告来函要求确认与信达公司的租赁关系所作出的一份回函，在该回函里面信达公司明确表示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确认与原告之间的租赁关系，即明确拒绝了原告要求确认租赁的要求，并作出两点重申：1、第三人通过摘牌程序取得了白鹿宾馆及庐山建银宾馆租赁权是资产租赁合同的租赁人，资产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向关联方及非关联方转租的条款，原告如实际使用白鹿宾馆，应与第三人协商，并按合同约定办理转租手续；2、在该函里面信达公司已明确对2011年6月6日第三人来函要求变更租赁合同主体一事向原告说明，租赁合同主体变更应依法重新公开挂牌，才能允许变更，综上，信达公司对资产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变更及房屋转租权问题态度非常明确，即不同意变更合同主体，转租需依合同约定办理转租手续，但信达公司此后并未收到相关房产转租给原告的相关信息。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份，被告信达公司通过北京金融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租其白鹿宾馆和庐山建银宾馆，第三人鸿祥公司摘牌取得上述房屋的承租权。2011年5月29日，第三人鸿祥公司在《资产租赁合同》上签字盖章。2011年6月6日，第三人鸿祥公司向被告信达公司致函称，“经我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由九江楚天酒店管理公司（白鹿翰林酒店品牌）全面经营管理。我司与贵方资产租赁合同约定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均由九江楚天酒店管理公司承担，并请贵方按合同约定的条款办理资产租赁合同变更等相关手续”。信达公司未对此函予以回复，且于2011年6月9日，被告信达公司在《资产租赁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资产租赁合同》约定被告信达公司将上述房屋出租给第三人鸿祥公司，并对出租房屋情况、出租用途、租赁期限、租金等进行了约定，双方约定租金及支付方式为：“自2011年6月1日起（起租日），其中白鹿宾馆租金为580万元/年，庐山建银宾馆租金为20万元/年，共计租金为600万元/年，二者租金从第二租赁年起，租金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1.68%，直至租期届满；房屋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合同签订后免租期结束后3日内第三人鸿祥公司向被告信达公司支付半年租金300万元，以后每年4月5日、10月8日之前分别支付半年租金。”合同约定了第三人鸿祥公司的转租权：房屋租赁期间，被告信达公司同意第三人鸿祥公司因经营需要出租客房或转租部分场所；同意第三人鸿祥公司因经营需要将该房屋全部转租给第三人鸿祥公司的关联方（指与第三人鸿祥公司有直接、间接股权投资或者特许品牌授权关系），被告信达公司同意配合办理与该关联方的相关租赁手续；如整体转租给非关联方需事先征得被告信达公司的书面同意，若出租产生的不良后果由第三人鸿祥公司承担。合同还对解除合同的条件进行了约定：双方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可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1、因第三人鸿祥公司原因造成房屋主体结构损坏无法修复的，2、第三人鸿祥公司未按照约定擅自整体转租房屋、转让该房屋全部承租权且其转租结果无法挽回的，3、第三人鸿祥公司迟延支付租金超过30日的，4、第三人鸿祥公司违法经营，遭到处罚的，5、擅自改变房屋用途，因第三人鸿祥公司的经营、租赁等行为给被告信达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导致第三方向被告信达公司追偿的。
合同签订后，原告楚天公司对第三人鸿祥公司承租的上述全部房屋实际使用，被告信达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原告楚天公司共向被告信达公司支付了300万元的租金，其中2011年11月24日，原告楚天公司向被告信达公司转账支付了150万元，2012年1月30日，被告信达公司向第三人鸿祥公司出具了150万元的税票；2012年6月25日，原告楚天公司通过法人杨威之子杨翔宇的名义向被告信达公司转账支付了150万元租金。第三人鸿祥公司未向被告信达公司支付租金。2012年8月份，原告楚天公司致函被告信达公司，要求被告信达公司确认原告楚天公司与被告信达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2012年9月7日，被告信达公司致函原告楚天公司及法人杨威，该函称：“转租行为并不形成我公司与次承租人直接建立租赁关系（即变更合同主体）。《合同法》第224条关于转租之规定，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关系、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转租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出租人与次承租人并无租赁关系，转租行为也不导致承租人的权利义务转移给次承租人。故我司与贵司之间并不存在需确认贵司承继鸿祥公司权利义务及租赁关系的问题。”“鸿祥公司曾于2011年6月6日致函我公司，要求将其在《资产租赁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转移给贵司承担，并办理合同变更手续。对此，我公司明确告知鸿祥公司，因鸿祥公司是经公开、严格的挂牌程序确定的合格承租人，若要变更承租人，须依法重新公开挂牌。此后，鸿祥公司未再致函我公司要求进行转租。故贵司承租九江白鹿宾馆的请求，应先与鸿祥公司协商，再由鸿祥公司根据《资产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转租程序。”2013年3月13日，被告信达公司向第三人鸿祥公司发出《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表示由于第三人鸿祥公司在《资产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屡次拖欠租金，故被告信达公司根据《资产租赁合同》关于承租方迟延交付租金超过30日的，出租方有权解除合同的约定，向第三人鸿祥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并表示“《资产租赁合同》自贵司收到本通知书之时解除”。2013年4月15日，涉案房屋在北京市拍卖厅进行拍卖，并由案外人竞拍成功。2015年4月14日，原告楚天公司以被告信达公司侵犯其优先购买权为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信达公司赔偿其损失。
本院经审理认为，第三人鸿祥公司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取得涉案房屋的承租权，其与被告信达公司之间签订的《资产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第三人鸿祥公司与被告信达公司系承租方与出租方关系。第三人鸿祥公司辩称，原告楚天公司实际上是借用第三人资质与被告签订资产租赁合同，实际承租人是原告楚天公司。本院认为，首先，2011年6月《合同》上的承租方系第三人鸿祥公司加盖的公章，虽然杨威在《合同》上的“签约代表”予以签名，但没有证据证明杨威是代表原告楚天公司履行职务行为而签订该《合同》；其次，2011年5月16日，第三人鸿祥公司向杨威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委托其代表第三人鸿祥公司参加被告信达公司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公开转让的九江白鹿宾馆固定资产租赁权项目相关事宜，该委托书并未注明委托期限，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合同》的相对方是被告信达公司与第三人鸿祥公司。
关于2011年6月6日第三人鸿祥公司向被告信达公司致函表示要求被告信达公司办理合同变更手续，即由原告楚天公司作为承租主体，被告信达公司对此未予明确回复，是否可以表明第三人鸿祥公司已不是合同主体问题。本院认为，第三人鸿祥公司要求将《合同》的承租主体变更为原告楚天公司，实际是欲将该《合同》中承租人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原告楚天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即合同权利义务的一并转让需要经过对方同意，而第三人鸿祥公司致函被告信达公司要求将承租主体变更为原告楚天公司后，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信达公司已经同意第三人鸿祥公司的请求，且2012年9月7日被告信达公司致函原告楚天公司时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承租人变更为原告楚天公司。虽然第三人鸿祥公司与被告信达公司签订合同后，未对涉案房屋进行使用，而是由原告楚天公司进行实际使用和收益，但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信达公司已认可原告楚天公司为其《合同》相对方。同时，即使涉案房屋的租金是由原告楚天公司向被告信达公司交付，但在《合同》主体未经被告信达公司同意变更前，只能认为系原告楚天公司代第三人鸿祥公司履行支付租金的行为，不能改变第三人鸿祥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地位。故对第三人鸿祥公司称原告楚天公司才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承租人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信达公司向第三人鸿祥公司发出的《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第4.2条、第4.3条的约定，涉案房屋第一年的租金为600万元/年，从第二租赁年起，租金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1.68%，直至租期届满，房屋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合同签订后免租期（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11月1日共计5个月）结束后3日内第三人鸿祥公司向被告信达公司支付半年租金300万元，以后每年4月5日、10月8日之前分别支付半年租金。第三人鸿祥公司自《合同》签订后，共向被告信达公司支付了300万元的租金。经被告信达公司于2012年9月11日、2012年12月14日致函第三人鸿祥公司，催收拖欠的租金后，第三人鸿祥公司仍未交纳欠付的租金，第三人鸿祥公司已迟延交付租金超过30日。双方签订的《合同》第9.2条规定，第三人鸿祥公司迟延支付租金超过30日的，被告信达公司可书面通知第三人鸿祥公司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故被告信达公司可据此行使合同解除权。2013年3月13日被告信达公司向第三人鸿祥公司发出《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并经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向第三人鸿祥公司邮寄送达，第三人鸿祥公司对该《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说明其已收到被告信达公司发出的该《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且（2014）赣民一终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亦确认了《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于2013年3月15日到达第三人鸿祥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故被告信达公司与第三人鸿祥公司之间的《合同》自《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到达第三人鸿祥公司时已经解除。
关于原告楚天公司主张的优先购买权能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合同》的相对方是第三人鸿祥公司与被告信达公司，原告楚天公司并非《合同》的相对人。其次，第三人鸿祥公司与被告信达公司之间的《合同》已经依法解除，《合同》解除后，第三人鸿祥公司已经丧失了对涉案房屋的承租权，而次承租人等实际使用人得以对涉案房屋进行继续使用的前提是承租人依法对租赁物享有租赁权。因此，第三人鸿祥公司与被告信达公司之间的《合同》解除客观上导致原告楚天公司丧失了继续使用涉案房屋的基础。第三，原告楚天公司称，其并不知道被告信达公司向第三人鸿祥公司发出的《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楚天公司不是被告信达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原告楚天公司与被告信达公司之间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被告信达公司没有通知原告信达公司的合同义务和法律责任，同时被告信达公司在《解除<资产租赁合同>通知书》中已明确告知第三人鸿祥公司“在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将解约事实依法告知上述资产的所有实际使用人”，即被告信达公司已经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了合同附随义务。因被告信达公司与第三人鸿祥公司之间的《合同》已经解除，第三人鸿祥公司与被告信达公司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因《合同》解除而终止，且被告信达公司对涉案房屋的拍卖在《合同》解除之后，故第三人鸿祥公司此时对涉案房屋已不具备优先购买权，因此，原告主张的优先购买权已经丧失基本的事实基础。故对原告楚天公司主张的优先购买权损失210万元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二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九江楚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原告九江楚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欣
审 判 员 邱俊华
代理审判员 黄丽丽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查晓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