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9民终24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法定代表人：宋占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勇江，男，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防震，男，1976年8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鱼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利峰，山东齐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建洋，山东齐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维信，男，196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天津市塘沽区。
上诉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冶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姜防震、张维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阳县人民法院（2017）鲁0921民初1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冶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宁阳县人民法院（2016）鲁0921民初155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姜防震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张维信、姜防震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张维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1）在一审中，一冶集团举证证明了一冶集团得知张维信、王强等人私刻一冶集团印章向公安机关报警的事实，也举证证明在2011年4月21日前都不知晓张维信私刻一冶集团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的事实，直至2011年4月21日才知道张维信、王强等人私刻一冶集团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的事实，并要求其提交相关资料，但张维信一直未提交资料，只是在一冶集团的强烈要求下，才将其私刻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的印章于2011年交给一冶集团，该印章在2012年7月30日已会同其它三枚印章一同交给济南市历下公安分局王亮警官。上述事实说明一冶集团不允许张维信以一冶集团名义对外施工和签订合同。直至本案案发，一冶集团才知晓张维信使用私刻的印章与姜防震签订该合同和出具欠条。一审中，姜防震提交的有张维信签字并加盖“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印章的欠条出具的时间为2012年10月29日，而“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印章早在2012年7月30日就提交给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的王亮警官用作它案的证据使用，现在又出现一枚“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的印章，说明张维信与姜防震合谋串通损害一冶集团的合法权益。因此一审认定一冶集团对张维信以“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名义具体组织施工，并使用其私刻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的印章对外签订施工、购买钢材、水泥、机械租赁等合同的行为是事前明知事后默许的事实错误。（2）一冶集团在工程施工中派遣项目执行经理刘时汉管理项目并与业主及分包单位进行往来，同时按规范要求派遣其他项目人员参与项目的管理。在工程施工中也是将工程款支付给第三人天津市中建春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天津市中建春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春雨公司），中建春雨公司再将工程款支付给张维信。一冶集团一审提交的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及曲阜市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和曲阜市人民法院的调查笔录都证明了张维信只是中建春峰公司的合作人员，与一冶集团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上述案件的审理，张维信都到庭参与并自认了相关事实，而宁阳县人民法院（2014）宁商初字第99号判决书和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9民终80号判决书审理的案件中，张维信都未到庭，且在一审中一冶集团提交了（2016）鲁0921民初3317号案件的起诉状、传票等文书，也证明了张维信是中建春雨公司的分包人员，一审认定张维信代表一冶集团履行管理责任的事实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维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未过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3号》）的规定，本案欠条中债权的确认时间为2012年10月29日，依据上述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10月30日起算，在2014年12月29日终结。姜防震在时效期内未主张权利，其诉讼请求超过时效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二、一审审理程序不当。为查明事实一冶集团申请追加中建春雨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但一审法院未予追加。从（2016）鲁0921民初3317号案件的相关文书中可以证明本案的审理结果与中建春雨公司有利害关系，同时要想查明本案的事实，中建春雨公司应参与本案审理，但一审法院未同意一冶集团的申请，因此一审审理程序不当。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张维信的行为为表见代理的事实，因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错误。本案欠条的出具时间为2012年10月29日，应依据《法复［1994］3号》的规定，认定姜防震诉讼时效已过，驳回姜防震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不当，为维护一冶集团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姜防震的诉讼请求。
姜防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应当依法驳回一冶集团的上诉请求。对于张维信的身份，已经生效的（2014）宁商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予以认定，张维信系宁阳道路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其一直以一冶集团宁阳项目部负责人的名义组织施工，履行现场的管理职责，且张维信也以一冶集团宁阳项目部负责人的名义进行工程量签证进行结算，而一冶集团也凭此取得工程款，因此一冶集团对张维信的身份是认可的，而姜防震对于一冶集团和张维信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知情，姜防震系善意第三人。况且姜防震也已经完成了运输的工程劳务工作，一冶集团也以此受益，因此一冶集团对于张维信的行为应当对外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关于诉讼时效问题，2012年10月29日，张维信以一冶集团宁阳项目部的名义出具欠条以后一直索要欠款，在2015年10月19日，张维信出具了证明，证明宁阳项目道路工程欠姜防震19万元，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这个问题。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一冶集团的上诉请求。
张维信未作答辩。
姜防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一冶集团、张维信支付19万元及利息损失36446元（暂计算至2015年12月7日）。2、诉讼费由一冶集团、张维信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冶集团，原名为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4月18日，一冶集团与宁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0年6月7日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与中建春雨公司签订了专业分包合同。生效的（2014）宁商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一冶集团与宁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张维信即以“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的名义具体组织施工，并使用其私刻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的印章对外签订施工、购买钢材、水泥、机械租赁等合同。对于张维信的上述行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应当是事前明知事后默许的。即使在一冶集团与中建春雨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以后，张维信仍然以一冶集团的名义进行施工，在此期间，一冶集团并没有在施工工地派人履行管理职责，而是由张维信代表一冶集团履行管理职责，对于张维信的上述行为，一冶集团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最终一冶集团也是依据张维信加盖“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印章的工程量签证单进行的决算，并取得了工程款。由此认定张维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2012年10月29日，张维信给姜防震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记载“今欠姜震运输队运输土方及石料款，共计190000元（壹拾玖万元正）中国一冶宁阳项目部负责人张维信2012.10.29”，该欠条上加盖有“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的印章。2015年10月19日，张维信给姜防震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证明宁阳项目道路工程，欠姜防震车队运费190000元（壹拾玖万元正）。特此证明中国一冶宁阳项目工程部张维信2015.10.19”。2016年4月12日，姜防震向本院起诉，要求一冶集团与张维信偿还欠款190000元，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张维信给姜防震出具欠条及证明，证实姜防震确实履行了一冶集团承建的建设工程中相关的土方、石料运输工作，完成了相关的义务。一冶集团与宁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虽然于2010年6月7日又与中建春雨公司签订了专业分包合同，但张维信始终在以“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的名义具体组织施工，并使用其私刻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的印章对外签订施工、购买钢材、水泥、机械租赁合同等。在此期间，一冶集团并没有在施工工地派人履行管理职责，而是由张维信代表一冶集团履行管理职责，对于张维信的上述行为，一冶集团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最终一冶集团也是依据张维信加盖“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印章的工程量签证单进行的决算，并取得了工程款。因此，张维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姜防震按张维信的要求履行的运输土方、石料的义务，是一冶集团承包工程施工过程的组成部分，姜防震与一冶集团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张维信给姜防震出具“今欠姜震运输队运输土方及石料款，共计190000元（壹拾玖万元正）中国一冶宁阳项目部负责人张维信2012.10.29”欠条并加盖“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后果，应当由一冶集团承担。姜防震要求一冶集团支付运输欠款19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在欠条中未约定支付的期限，姜防震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可从其向法院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姜防震要求张维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冶集团主张姜防震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欠条中未载明付款时间，且在2015年10月19日，张维信又给姜防震出具了一份证明，姜防震于2016年6月12日向本院起诉，因此，一冶集团主张超过诉讼时效，不符合查明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一冶集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姜防震运输欠款款19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6月1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姜防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97元，由一冶集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一冶集团向本院提交证据。其中，证据一、申请再审的证据清单，证明一冶集团对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9民终80号民事判决提起再审；证据二、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调取证据通知书和该局王亮收到有关印章的收据，证明张维信打欠条的公章是事后又私自刻的，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并不知晓；证据三、宁阳县人民法院诉讼费收据一张，证明张维信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而非一冶集团的表见代理人。姜防震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性，事实是张维信一直作为一冶集团宁阳项目部负责人的身份在工程现场进行管理，进行结算，领取工程款；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仅证明一冶集团缴纳上诉费，并不能证明其他事项，而且正因为张维信是涉案工程的现场施工人，才能产生表见代理关系；证据四、一冶集团的任职文件（2010）162号《关于成立中国一冶山东宁阳道路工程项目经理部》的通知，证明刘时汉任该项目的常务副经理；证据五、2011年12月10日施工单位竣工验收报告，上面有刘时汉的签字。以上两证据共同证明一冶集团的项目经理刘时汉在该工程中履行了职责。证据六、2013年7月份中国一冶天津分公司对内结算单，证明该工程分包给中建春雨公司事实成立。中建春雨公司给一冶集团写的承诺书，认可双方之间的工程结算值，同时承诺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由该公司承担。根据结算书和承诺书可以证实，如果姜防震的债权属实，应由中建春雨公司和张维信共同承担；证据七、2013年3月14日张维信书写的合作协议；证据八、银行电汇凭证，汇款人是春雨公司，收款人是张维信。以上两证据共同证明张维信和中建春雨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的事实成立，一冶集团与张维信无关系；证据九：宁阳县人民法院（2016）鲁0921民初331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显示原告是张维信，主要被告有一冶集团和中建春雨公司，证明一冶公司仅在欠付中建春雨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欠付张维信的责任而不是承担连带责任。姜防震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判断，该证据属于一冶集团自己做出的文件，属于一冶集团自己的陈述，上面显示刘时汉是该项目的常务副经理而不是项目经理；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以及证据来源无法判断，对证明内容也不认可，项目经理在工程的管理过程中职责非常多，并不仅仅是在竣工报告上签字；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并不认可，这仅仅是一个内部的结算单，至于中建春雨公司的承诺书仅约束一冶公司与中建春雨公司，不应对外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对证据七、八，因提供的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的相关法律规定，不予质证，且两证据也仅是二者之间的内部协议；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恰恰能够证明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存在违法的转包以及挂靠的法律关系，关于三者内部是何关系，姜防震并不知情。另外通过张维信参与工程的招投标以及缴纳保证金并参与工程结算相关事项能够证明，一冶集团是知道张维信履行宁阳项目部管理职责的。姜防震则申请证人司某、梁某作证，证明因一冶天津分公司欠两证人的钱，他们曾经共同或者单独与姜防震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在张维信的陪同下去中国一冶天津分公司主张过工程款，该公司负责山东项目的刘经理接待的，从而证明姜防震向一冶公司天津分公司主张过权利，故涉案款项并未过诉讼时效。一冶集团的质证意见为，一是因两个证人都和姜防震之间是朋友关系、合作关系，他们之间有利害关系，因此两证人证言可信程度不高；二是两个证人所说的到一冶天津分公司主张权利仅有口头陈述并无其他物证予以佐证，因此两证人的证言不应被法院采纳。因证人证言无法证明姜防震在法定期间内主张过权利，故该款项的诉讼时效已过。综合评判以上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4月18日，一冶集团与宁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0年6月7日，在扣除管理费用后，一冶集团将该工程整体转包给中建春雨公司。随后，中建春雨公司在约定扣除管理费用后，又将该工程整体转包给张维信。张维信在承接该工程后，在未经一冶集团授权的情况下，以“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的名义将该工程肢解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在该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张维信无力支付姜防震运输土石方的运输款项，姜防震曾多次向张维信主张权利，并在张维信的陪同下，与本案证人司某、梁某一起在2012年至2015年每年均到中国一冶公司天津分公司主张权利。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是张维信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是姜防震对运输款项的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是是否应追加中建春雨公司为本案的被告。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理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行为人并没有获得被代理人的授权；二是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本案中，通过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以及本院认定的事实证明：一、张维信虽然在施工过程中以“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的名义对外转包、分包部分工程，但其始终未得到一冶集团的明确授权，应认定张维信没有代理权；二、一冶集团提供的2011年4月21日谈话笔录中显示，一冶集团在该次谈话结束时安排中建春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晓春（该笔录中称之为“杨姐”）、张维信（该笔录中称之为“张工”）相关工作任务，三方关系应为比较密切，且有一定的合作或者从属关系；宁阳县人民法院调取的招投标资料和工程决算材料中显示，一冶集团在涉案宁阳项目的所有招投标活动均由杨晓春和张维信参与，投标保证金也系由张维信缴纳。一冶集团也是依据张维信加盖“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印章的工程量签证单进行的决算，并取得了工程款；在双方当事人提交的青岛市、曲阜市、泰安市三地法院涉及被告为张维信、中国一冶、中建春雨公司的判决书中表明，各原告均主张张维信系中国一冶宁阳项目部的负责人；关于宁阳县道路工程，一冶集团将该工程整体转包给中建春雨公司，春雨公司又将该工程转包给张维信。在该工程中，一冶集团和中建春雨公司均未实际施工，张维信则作为实际施工人以“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宁阳项目部”的名义又将该工程肢解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综上以上事实可以推定，张维信与一冶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并在宁阳县道路工程中始终以一冶集团宁阳项目部的名义对外分包工程，该行为并未得到一冶集团的有效制止。基于以上事实，姜防震及其他施工人作为善意第三人一直认为张维信系一冶集团在涉案宁阳项目工程上的负责人，与其约定施工合同并向其主张权利，姜防震的以上行为应是善意的、无过失的。综上，张维信以一冶集团的名义与姜防震约定土方、石料运输工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一冶集团承担。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姜防震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姜防震曾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在张维信的带领下到一冶集团在天津的分公司连续催要过涉案运输款项，该涉案运输款的诉讼时效因姜防震在法定期限内主张而中断，故一冶集团主张涉案工程款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因张维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被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理应由一冶集团承担，至于中建春雨公司向一冶集团作出的承诺，以及一冶集团、中建春雨公司、张维信三者的转包及内部结算系三者之间的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追加中建春雨公司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冶集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97元，由上诉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