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京0111民特监8号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王雅，女，1968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柱，北京市金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申请人）：芦现伟，男，1974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
被申请人（原申请人）：周杰，男，1978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强，天津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雅申请撤销调解确认决定一案，依法适用特别程序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雅称，2018年3月23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11民特116号民事裁定，确认周杰、芦现伟于2018年3月22日经北京市房山区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有效。申请人王雅与被申请人芦现伟因民间借贷纠纷，经房山法院裁决，目前判决生效，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法院依法查封了芦现伟名下多套房产。为转移财产，芦现伟伙同他人在河南省新密市法院进行了3件虚假诉讼案件，涉案金额3740万元。由于虚假案件严重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经案外人王雅申诉、控告，新密市法院经再审认定上述3件案件属于虚假诉讼，判决予以撤销原案件。由于没有达到转移财产、对抗王雅案件执行的目的，而且损失了巨额诉讼费，所以芦现伟又开始利用不收费的司法确认民间调解协议方式，以零成本的代价，伙同周杰等6人，虚构民间借贷事实，申请民间调解，进而在房山法院取得司法确认裁定。王雅认为，芦现伟与周杰民间借贷案件涉嫌虚假诉讼，而且人民调解机构受理上述纠纷并出具调解书本身就不符合管辖规定，程序违法。而房山法院对上述民间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并未尽到审慎的审查职责。具体为：第一，人民调解机构受理上述纠纷并进行调解，违反了司法部规章关于管辖的规定。《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事纠纷，由纠纷当事人所在地或者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但是本案原申请人户籍地或住所地均不在房山区，所谓民事纠纷发生地与房山辖区没有任何联系。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上述纠纷并出具调解书，违反了关于管辖的规定。第二，法院对上述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没有履行审查的职责。前述调解协议违反了司法部颁布的关于管辖的规定，符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范畴，应不予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属于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范畴。芦现伟与他人恶意串通，恶意形成新的债权对抗法院的执行，一旦法院确认裁定作为执行依据，必然侵害案外人的合法利益。只要具备侵害的因素，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确认，当事人有异议，可以通过诉讼方式维权。第三，原申请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事实。周杰是芦现伟的朋友，与芦现伟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芦现伟之所以煞费苦心，伙同多位亲属朋友，恶意串通，采取伪造事实、虚假诉讼的犯罪手段，是为了利用房山法院出具的确认裁定的公权力，达到转移财产对抗法院对其财产强制执行的目的。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上述裁定。
周杰称：第一，人民调解机构的管辖无误。周杰与芦现伟的民间借贷纠纷的调解未违反《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法律赋予人民调解委员会广泛的管辖权，并未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管辖范围进行限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及时、主动、就地开展调解工作，防止矛盾激化，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虽然《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民间纠纷由纠纷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者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属于部门规章，在法律位阶上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部门规章不应与法律产生冲突。另外，周杰与芦现伟的民间借贷纠纷属于疑难、复杂、跨区域的民间纠纷，可由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调解。房山区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北京第一个可以提供调解、司法确认效力的一站式流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与房山法院的合作属于联合调解的范畴，为共同调解的高级形式。周杰与芦现伟的纠纷中，欠条上明确写着周杰有权向房山法院解决，房山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房山区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因与房山法院存在联合调解的合作，自然有权受理本案的调解工作。第二，法院审查依法确认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原申请人共同向北京市房山区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五十七条，法院受理申请后，发现有上述不予受理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申请。原申请人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情形，故房山法院依法受理无误。申请人王雅仅以债权人人数多、标的额大、债务人同一等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认为可能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不属于法院审查时不予确认的理由。第三，王雅启动申请程序不合理，撤销理由不成立。根据法律规定，调解过程和调解协议内容不公开，而法院作出的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裁定书尚未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故王雅知悉调解案件不合常理。对于周杰与芦现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王雅系案外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即使管辖权存在问题，法院也取得了应诉管辖。周杰有合法的银行流水、借条等作为证据，申请调解及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系合法的救济途径。王雅的证据无法证明周杰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当驳回其申请。
芦现伟称，周杰是我的朋友。我向周杰借款时未打借条，申请人民调解时提交的借条是后补的，是我在房山区一个朋友处写好，具体地点记不清楚了，然后给周杰送过去的。借条中约定由房山法院管辖的理由是当时我居住在房山而且我与王雅的案子在房山法院执行。
经审查查明：2018年3月23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11民特116号民事裁定：确认申请人周杰、芦现伟于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经北京市房山区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有效。
申请司法确认时二原申请人提交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人民调解笔录、借条、中信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等材料。其中借条载明：“欠周杰叁拾万元整，双方约定月利息2分，从打款之日起到全部还清为止。周杰有权向海淀法院或房山法院解决。借款人：芦现伟2018.1.28”。
另查，周杰与芦现伟均称双方间借款发生于2014年，借款事宜为口头协商达成，未签订书面借条，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交的借条为2018年1月28日补充形成。借款发生时周杰和芦现伟的经常居住地均在北京市海淀区，申请人民调解时二人住所地亦均不在北京市房山区。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具有不属于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情形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发现有不予受理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申请。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为本院对周杰与芦现伟之间的纠纷是否具有管辖权。
周杰与芦现伟之间的纠纷属于借款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据此，本案中，应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等方面判断本院是否享有管辖权。借款合同纠纷中，周杰的住所地不在房山区，因此，原告住所地及合同履行地均不在房山区。对于芦现伟与周杰所持借条是在房山区形成，故合同签订地为房山区的主张，本院考虑如下：1.“合同签订地”应理解为诉争合同成立的地点，就本案而言，系指芦现伟与周杰口头借款合同成立的地点。芦现伟于2018年1月28日出具的借条并未形成新的借款合同关系，合同签订地应以双方口头借款合同成立的地点为准。根据芦现伟与周杰的陈述，口头借款合同达成时双方均不在房山区，故房山区并非合同签订地；2.即使该借条可以解释为补充合同，但借条为芦现伟单方出具且芦现伟未就出具借条的地点提交相应证据，故本院无法认定借条的签订地在房山区。另，芦现伟虽称其在出具借条时居住在房山区，据此以被告住所地主张本院享有管辖权，但其未就房山区为其经常居住地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无法认定出具借条时芦现伟的经常居住地位于房山区。另外，芦现伟称选择房山法院管辖的另一理由是其与债权人王雅的案件在房山法院执行，此事由并非确定管辖连接点的法定理由。因此，芦现伟在借条中载明的“有权向房山法院解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中关于协议管辖连接点的规定，应属无效，不能作为确定管辖法院的依据。周杰与芦现伟之间的纠纷应按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本案中债务人芦现伟的住所地及合同履行地均不在房山区，故本院无权管辖。周杰与芦现伟向本院提出的司法确认申请不符合法院应有管辖权的受理条件，本院受理不当。
另，受理司法确认申请时判断法院有无管辖权属于法院主动审查事项，且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属于特别程序不适用应诉管辖。故对于周杰提出的王雅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及本院取得应诉管辖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作出的（2018）京0111民特116号确认调解协议有效的民事裁定，违反了程序性法律规定，应予撤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三百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特116号民事裁定。
审判员 马艳佳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