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中盛房屋动迁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伟。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伟龙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伟。
以上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兴华，上海力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李新奇，上海力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
法定代表人陈聪。
委托代理人王正，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润来，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利伟。
上诉人上海中盛房屋动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盛公司）、上海伟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龙公司）因与上诉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原审被告陈利伟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2）静民二（商）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兴华、李新奇，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委托代理人王正、杨润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利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中盛公司、伟龙公司作为处理某区动拆迁安置事务的国有公司，有空余资金，经他人介绍，时任中盛公司总经理、伟龙公司董事长的丰云龙结识�时任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副行长之职的邵炜。双方经商谈，在邵炜承诺银行吸纳两公司存款给予超过正常银行存款利息的高息后，丰云龙决定委托上海银行静安支行进行理财。嗣后，邵炜介绍冒充被告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信贷部经理的陈利伟、冒充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工作人员的陆杨分别与丰云龙和时任中盛公司财务部门副经理汤志明认识。双方约定，由伟龙公司在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处开立账户。
2008年2月1日，汤志明携伟龙公司证照至上海银行静安支行，由陆杨操控在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处开立了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账号为316188-030006XXX95），并签订了《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协议约定，上海银行静安支行负责对伟龙公司账户使用情况进行监管，保障伟龙公司资金安全。伟龙公司开立账户后，陈利伟及陆杨以上海银行静安支行需划转资金用于理财为名，先后两次从汤志明处取得印章齐全、未记载内容的伟龙公司贷记凭证5张。2008年2月1日至3月25日期间，伟龙公司向上述账户存入1.1亿元，同年5月30日，中盛公司向上述账户存入6，000万元。2008年2月至6月，陈利伟指使陆杨冒充伟龙公司工作人员，使用上述5张空白贷记凭证，于2008年2月1日从上述伟龙公司账户中划出1，500万元、2月2日划出800万元、2月18日划出3，500万元、4月1日划出5，000万元、6月2日划出6，000万元，共计划转1.68亿元。因伟龙公司需用资金，陈利伟等又将部分资金划回，伟龙公司于2008年5月28日从其账户中提款1，000万元、8月25日提款2，000万元。
2008年9月17日，经中盛公司申请，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为其开立了账号为316188-030008XXX27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中盛公司与上海银行静安支行随即订立了《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该协议也约定，上海银行静安支行负责对中盛�司账户使用情况进行监管，保障中盛公司资金安全。2008年9月12日，伟龙公司向上海银行静安支行申请撤销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账号为316188-030006XXX95），并办理了销户手续，在该账户名下的剩余款项转入中盛公司开立的账号为316188-030008XXX27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账户滞留余额119.38元由伟龙公司提取。因中盛公司有用资需求，陈利伟等又将部分资金划回，中盛公司于2008年9月23日从其账户中提款2，000万元、2009年1月24日提款600万元、4月10日提款1，400万元。
2009年4月，陈利伟等人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案案发。2010年3月18日，中盛公司取回其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款项13，932，502.16元、2011年4月13日取回款项496，760元。2011年11月10日，检察机关将查获的200万元发还中盛公司。至此，两公司先后存入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的1.7亿款项，共收回86，429，381.54元，尚有83，570，618.46元�今未收回。
原审另查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1日作出刑事判决，以邵炜、陈利伟犯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刑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追缴违法所得。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作出刑事判决，认定丰云龙犯失职罪、受贿罪，汤志明犯受贿罪。
原审中，中盛公司、伟龙公司起诉请求判令：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归还存款83，570，618.46元并支付从2008年2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付的利息。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均系某区为动拆迁安置事务而设立的国有公司，能实际支配公司资产的均系当时任两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丰云龙，两公司的财务机构也相互关联，且两公司先后将款项存入伟龙公司账户，虽然伟龙公司在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处开立的账户已注销，但其名下剩余款项转入中�公司在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开立的账户，故两公司系混同经营，涉案款项可视为两公司共同享有所有权，可以共同主张权利。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关于伟龙公司无权向其主张权利的意见不能成立。
两公司在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签订《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并将资金存入该账户，两公司据此认为，基于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应归还尚未归还的存款。但从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原任副行长邵炜承诺银行吸纳两公司存款给予超过正常银行存款利息的高息，两公司原主要负责人丰云龙决定委托上海银行静安支行进行理财的事实来看，此案不是简单的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从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出示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存款和取款凭证、进账单、上海银行静安支行提交的印章齐全的贷记凭证等证据的表现形式看，此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所规定的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还是其他侵权法律关系，系解决诉争的一个前提性焦点问题。尽管两公司将钱款存入开立在上海银行静安支行的账户是为了获取超过正常银行存款利息的高息，符合以存单为表现形式借贷关系的重要特征，但成立以存单为表现形式借贷关系，除获取高额利息外，尚需包括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在内的至少三方当事人。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根据款项的交付和处分规定了四种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情形，无论是何种情形，确立应为当事人三方或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案件中，既不存在作为金融机构的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与犯罪分子关于借贷的意思表示一致，也不存在两公司与犯罪分子关于借贷的意思表示一致，更不存在三�的意思表示一致。涉案款项是两公司存入开立在上海银行静安支行账户后被陈利伟等罪犯骗取，并非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和上海银行静安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案件诉争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的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形式。
两公司存入开立在上海银行静安支行款项被陈利伟等人骗取，至今还有83，570，618.46元未收回，该损失是由两公司和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各自过错所致。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作为金融机构本应对本行管理人员与工作人员尽教育管理之责和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之责，但身为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原副行长的邵炜违背职业操守，与陈利伟等人达成共同的意思联络，致使时任两公司主要负责人丰云龙相信陈利伟以及陆杨等人系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工作人员，而放心让陆杨为其办理开户事宜，成就了陈利伟以及陆杨对开立账户的控制，同时，邵炜承诺银行吸纳两公司存款给予超过正常银行存款利息的高息，吸引两公司将资金存入。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基于对上海银行静安支行的信赖，将巨额资金存入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却被陈利伟以及陆杨等人骗走，至今仍有巨额款项未追回，暴露出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对管理层监管的缺失。其次，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对银行账户的开立、资金的监管不力，没有有效核对开立账户人员的身份，未尽到作为金融机构的职责。对此上海银行静安支行负有重大过错。两公司为谋取非法高息，不按财务制度规定，违规将印章齐全、未记载内容的贷记凭证交付罪犯，给陈利伟等人诈骗行为得逞创造了条件，同时亦影响了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对账户资金的有效监管，致使巨额资金被骗，对此两公司亦有过错。对于未收回款项的损失�应根据当事人之间过错责任大小分别承担，由两公司承担30%的损失，上海银行静安支行承担70%的损失。中盛公司、伟龙公司无视自己违规将空白贷记凭证交付罪犯的过错，要求上海银行静安支行承担全部还款责任，有失公允，不予支持。陈利伟被本院判处刑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追缴违法所得，对于尚未追回的损失，由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和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在陈利伟刑事一案中继续追偿。
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一、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盛公司、伟龙公司58，499，432.90元；二、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其他诉请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中盛公司、伟龙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称：1、根据多份刑事判决书的内容均可以证实，本案中各方就系争款项运作所达成的合意为，两公司在银行开户存款，供银行运作理财，获取高于正常存款的利息，银行凭空白贷记凭证划款，但必须保证资金安全并随用随取。2、本案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应适用合同法上的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根据合同约定，银行有保证资金安全并归还本息的义务，并不因其他过错事由而免除合同责任。上海银行静安支行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系严重的违约行为。同时，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依贷记凭证划款时未按照规定审核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等材料，未尽合理注意义务。3、两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也无过错。刑事判决中并未将丰云龙作为金融凭证诈骗罪的共犯，相反他和两公司都是犯罪分子诈骗的对象。两公司将款项交银行监管保存系出于对银行的信任，从未有将钱款交与陈利伟等犯罪分子的意思表示，两公司是该储蓄合同的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主张权利。4、原审法院不支持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关于利息的主张不当，应支持相关利息。据此，中盛公司、伟龙公司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核心问题应当是上海银行静安支行是否存在违约。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与伟龙公司的存款合同因伟龙公司的销户而履行完毕，伟龙公司在此期间曾存入款项但又通过其他方式自行取出，上海银行静安支行按照贷记凭证的要求处理款项，无任何过错，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合同义务已经完成。中盛公司自始没有资金入账，后汇入的资金已被其取出，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亦无违约行为。2、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与中盛公司、伟龙公司间不存在委托理�合同关系，根据相关事实，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并非善意无过失，因此不能认定邵炜及其他犯罪分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从而要求上海银行静安支行承担责任。3、中盛公司、伟龙公司的诸多行为均反映，其早已知晓款项被挪用的事实，且多次故意违反财务制度为犯罪分子提供配合和掩盖，其存在明显过错。特别是两公司每次取款都先由犯罪分子汇款，而且在其中一次汇款中，犯罪分子写错账号，中盛公司还出具证明为其汇款提供便利，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中盛公司、伟龙公司与犯罪分子间存在勾结。4、即便认定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应承担责任，但一审判决与其他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相比，对银行的判罚明显过重。据此，上海银行静安支行请求撤销原审，改判驳回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中盛公司、伟龙公司提供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对张元德《询问笔录》一份，笔录大致内容为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当时经办的柜面人员张元德在邵炜的关照下，虽明知代表多家公司经办人的陆杨身份可疑，但仍为其办理开户、划款等手续，并没有按照规定要求其提供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材料。之所以违规操作，张元德陈述称“我怕得罪领导，所以就破例”。中盛公司、伟龙公司以此证明上海银行静安支行的违规行为。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对《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它不属于新证据，也不适用本案，陆杨是作为其他公司的经办人操作的。本院认为该证据对于查清本案的事实较为重要，应予认定。
二审另查明，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与伟龙公司曾签订《单位人民币协定存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第二条乙方（伟龙公司）在甲方（上海银行静安支行）�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基本存款额度为人民币贰佰万元。第三条协定存款按季计息。每季末月结息日，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存款在基本存款额度以内的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超过基本存款额度部分的存款，按协定存款月利率0.1275%计付利息。上海银行静安支行曾于2008年9月1日、2009年4月1日和2009年4月1日出具户名为上海中盛房屋动迁有限责任公司、账号316188-XXXXXXXXXXX的三份《上海银行客户对账单》，期末余额分别为120，471，383.21元，120，695，019.92元，114，993，984.29元。三份对账单上均盖有中盛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以及丰云龙的印章，并有手写记载：“本公司账面明细发生额与此时对账单明细发生额一致。汤志明XXXXXXXX。”2008年12月21日《上海银行存贷款计息凭证（回单）》上载明：户名上海中盛房屋动迁有限责任公司、账号316188-XXXXXXXXXXX，本金或积数120，471，383.21，利率0.72%。2009年3月21日《上海银行存贷款计息凭证（回单）》上载明：户名上海中盛房屋动迁有限责任公司、账号316188-XXXXXXXXXXX，本金或积数120，695，019.82，利率1.17%。
二审另查明，2008年9月23日，昆山市明因旅游工艺品有限公司向上海东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汇公司）出具陈利伟签名的《划款委托书》，上载明：“贵公司退还我公司关于东汇商厦首期收购款本金人民币贰仟万元整，……现本公司授权贵司通过银行划款，将前述贰仟万元整支付至下列收款人：上海中盛房屋动迁有限责任公司，账号：316188XXXXXXXXXXX，开户行：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中盛公司向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开具《说明》一份，载明：“本公司账号为316188-XXXXXXXXXXX，因划款时疏忽，把账号误写成316188-XXXXXXXXXX，请贵行能给予入账，如由此发生的纠纷，本公司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编号为XXXXXXXXXXXX的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记载，上海东汇集团有限公司向收款人账号为316188-XXXXXXXXXX中盛公司汇款金额贰仟万元整。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性质，一是本案审理中双方均主张本案为一般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和行为内容符合储蓄存款合同的特点，三是即便存在犯罪分子介入导致款项损失的情况，由于储蓄过程中存款所有权已经转移，不能认定为侵犯储户对款项的所有权。故本案案由应界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与特殊之处在于，在储蓄存款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犯罪分子的介入，造成了账户内资金的损失，对于这一损失如何承担？对此本院认为，从《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一司法解释的归责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一系列类似案件处理结果来看，尽管银行与储户双方的基础关系为合同关系，但在外力介入的情况下，仍应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即依据各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中的过错来认定各方承担责任的大小。
本院进一步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有自己的员工被认定为犯罪分子，亦有第三方即用资方陈利伟被认定为犯罪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认定本案中既不存在作为金融机构的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与犯罪分子关于借贷的意思表示一致，也不存在两公司与犯罪分子关于借贷的意思表示一致，更不存在三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对此本院予以认可，故无法直接适用《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具体归责情形，只能根据具体案情来认定各方的过错。
具体而言，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在涉案款项被邵炜、陈利伟等犯罪分子诈骗并造成款项损失方面，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和中盛、伟龙两公司均存在明显过错。上海银行静安支行的过错有三：其一，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副行长邵炜直接参与诈骗行为，邵炜在其行长办公室约谈高息揽储之事宜，并谎称两名社会人员为该银行信贷部负责人和银行工作人员，致使中盛公司、伟龙公司的负责人丰云龙基于对银行的信任而将巨额款项交付。其二，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副行长邵炜以方便银行运作理财为名要求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将签章后的空白贷记凭证交付给其他犯罪分子，致使款项被盗划。其三，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工作人员在用贷记凭证划款时，曾发现经办人陆杨代理多家公司办理划款业务，但碍于邵炜领导情面，未做必要的身份审查，导致钱款流失。因此，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对本行管理人员与工作人员未尽教育管理之责，对客户的资金安全未尽勤勉谨慎义务，对款项损失存在明显过错�中盛公司、伟龙公司的过错亦有三：其一，两公司负责人丰云龙为获取非法高息将款项存入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并在明知款项可能被挪用的情况下，指示时任中盛公司财务部门副经理汤志明交付五张已签章的空白贷记凭证，致使系争款项处于被犯罪分子随意盗划的状态。丰云龙、汤志明应具备相应的管理知识与财务技能，但在上述过程中不仅仅是疏忽大意，而是从中收取了好处费，导致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放任不管，最终被认定为受贿罪。其二，由于上述管理人员的不当行为，导致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在存款过程中接受犯罪分子陆杨提供的明显虚假的对账单、利息清单，并应付入账，伟龙公司办理销户时，其账户滞留余额仅为119.38元，但并未就此提出疑义。这也说明两公司内部财务制度管理有漏洞，否则应能及时知晓存款被转出的事实。其三，中盛公司、伟龙公司�从涉案账户取款用款时，上述管理人员直接与犯罪分子陈利伟所开的东汇公司进行沟通联络并提供便利予以配合，说明其对款项的去向是明知的。综上，中盛公司、伟龙公司为谋取非法高息，在本案整个过程中，存在默许、放任甚至一定程度的配合，在涉案款项损失方面亦存在明显过错。
综上，本院认为，上海银行静安支行是专业从事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中盛公司、伟龙公司系专门处理动拆迁安置事务的国有公司，具有一定资金优势，也有着相应的金融、财务方面的判断辨别能力，在洽谈储蓄存款事宜的过程中，双方系地位平等的商事主体。本案中，上海银行静安支行的副行长邵炜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参与诈骗行为，储蓄存款合同的相对方系基于对银行的信任，难以辨别邵炜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在款项被划取的过程中，如果其工作人员能�勤勉谨慎地审查和识别公司经办人员的身份，则犯罪分子等人自然无法成功实现款项的划转。同样，如果中盛公司、伟龙公司不谋取非法高息，就不会产生本案之纠纷；若不向犯罪分子提供已签章的空白贷记凭证，犯罪分子就难以动用涉案款项；如果不是公司管理人员收取贿赂，放任风险，则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将会及时被发现；如果公司内部设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则应能识别虚假的对账单、利息清单，及时与银行对账，可以防止涉案款项损失的扩大。可见，环环相扣的积极或消极行为导致了存款最终被诈骗。但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来看，均是单独截取储蓄合同中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环节，认为已方没有过错，责任均在对方，有所不当，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过错的大小，本院认为中盛公司、伟龙公司和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作为能力平等的商事主体，在涉�款项损失方面皆有明显过错，难以区分主要与次要，故双方应对尚未追回的83，570，618.46元款项损失分别承担50%的责任；对于利息损失，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不予支持。对于尚未追回的损失后果，如相关刑事案件中存在后续追回财产，双方可依此比例分配。原审法院关于两公司承担30%的损失，上海银行静安支行承担70%的损失的责任判定，与双方过错程度和地位不符，有失公允，本院予以纠正。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2）静民二（商）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上海中盛房屋动迁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上海伟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人民币41，785，309.23元。
三、上诉人上海中盛房屋动�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上海伟龙房地产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6，740.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6，718.21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中盛房屋动迁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上海伟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符 望
代理审判员 金 冶
代理审判员 朱颖琦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煜
附：相关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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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