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0802民初787号
原告李某1，女，生于1954年1月10日，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现住普洱市思茅区。
原告李某2，女，生于1961年1月8日，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现住普洱市思茅区。
原告李某3，女，生于1963年10月12日，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现住普洱市思茅区。
委托代理人饶康，云南乾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华瑞玲，云南乾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李某4，女，生于1965年9月7日，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现住普洱市思茅区。
委托代理人李晋楠，云南聚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沈某（被告李某4的丈夫），男，生于1962年10月6日，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现住普洱市思茅区。
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与被告李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2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刘晓玲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6年5月25日、2016年6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及其委托代理人饶康、华瑞玲、被告李某4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晋楠、沈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1、李某2、李某3诉称：李乔安与杨召娣是夫妻，均是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白庙村民小组村民，二人育有四女，长女李某1、次女李某2、三女李某3、四女李某4，四女现均已成年独立生活。2010年2月19日，杨召娣去世，因李乔安在世，未进行遗产分割，2010年11月5日，李乔安在普洱市法律援助中心的见证下，立下了《赡养和继承遗嘱》。2011年3月12日，李乔安去世，各继承人对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议，虽经相关部门多次调解，但一直未能解决。各继承人所争议的遗产，主要是父母遗留的征地拆迁补偿款。2014年思茅镇人民政府按照“思茅河综合整治项目征地拆迁方案”的要求，对该项目涉及的建设用地进行征收，李乔安和杨召娣生前的承包地、自开地以及房屋等均属于征收对象。对上述土地按每亩10万元进行征收补偿，房屋补偿46667元，共计849167元，其中李乔安、杨召娣生前的自开地7.015亩，根据规定，自开地补偿款的百分四十须交给所在村民小组，剩余的420900元属于李乔安、杨召娣个人的自开地补偿款，该款由于各方争议较大，暂存于思茅镇人民政府。李某1、李某2、李某3认为三人是合法的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由于母亲去世时未留有遗嘱，母亲的遗产份额，应按法定继承继承，父亲的遗产分割，应以遗嘱继承方式继承。母亲杨召娣的遗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二分之一，经征收补偿款量化后为210450元，继承人为李乔安、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每人继承五分之一，即42090元。李乔安的遗产为252540元，根据遗嘱，在给付李某3、李某4每人3万元后，剩余的192540元应当由李某1、李某2均分，每人分得96270元。即李某1、李某2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各为138370元，李某3继承的遗产份额为72090元。故李某1、李某2、李某3起诉，请求判令：1、杨召娣、李乔安的遗产，由李某1依法继承138370元，李某2依法继承138370元，李某3继承72090元，合计348810元；2、由李某4承担因本案产生的全部诉讼费用。
李某4答辩称，1、2010年11月5日李乔安所立《代书遗嘱》为无效遗嘱，因其内容不合法及程序性质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包括：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等。而对于林地以外的其他家庭承包土地，法律未授予继承人可以继承承包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这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李乔安以家长式的方式，以自己完全说了算的方式，以所有土地为自己一人为使用权人的方式，单方面处理了家庭承包土地侵犯了李某4及案外人谌永希、谌永金的合法权利。另《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2个以上自然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李乔安所立遗嘱的见证人为组织见证（普洱市法律援助中心），张思伟系在场人而不是见证人，是严重和典型的程序性违法。2、李乔安、杨召娣死亡后取得土地补偿款不属于遗产。遗产是指死者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李乔安和杨召娣死亡时，土地未开始征收，土地补偿款不存在已取得或应该取得的情况。我国农村土地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李乔安、杨召娣部分家庭成员的去世，并未导致农户的消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未终止，故以家庭为农村土地承包地并不发生继承，且征地补偿款不属于承包收益。征地补偿款主要目的是对失地农民预期损失的补偿，是对农民将来生产、生活的保障。已去世的家庭成员，除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中有其生前的投入外，均不能成为享受补偿的权利主体。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求，全部征收补偿款归李某4家庭成员所有。
李某1、李某2、李某3为证明其提出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赡养与继承遗嘱》1份，证明2010年11月5日，李乔安在普洱市法律援助中心的见证下，立下了《赡养与继承遗嘱》，遗嘱合法有效，依据该遗嘱在李乔安身故后，如自开田（鱼塘）的征地补偿款在冲抵李乔安生活费、医药费后，剩余的2万元归李某3、1万元归李某4，其他由李某1、李某2平均享有。
李某4质证，遗嘱处理的财产属于农村承包经营权，不属遗产，且遗嘱侵害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权利，且遗嘱中处理的财产不明确、不具体。
2、《证明》1份，证明李乔安、杨召娣是夫妻，均是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三家村社区白庙小组村民；杨召娣于2010年2月19日病故，杨召娣未立遗嘱；李乔安于2011年3月12日病故，李乔安已立遗嘱，遗嘱继承发生。
李某4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要证明遗产继承发生不认可，因李乔安、杨召娣生前未取得补偿款，不发生继承。
3、思茅区思茅镇人民政府文件1份，证明思茅镇人民政府2014年初对涉案土地进行征收，李乔安户征收土地为承包地1.2亩、自开地面积7.015亩。每亩地征地补偿款为10万元，房屋1间，补偿款为46667元，李乔安已去世，其有四个女儿：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根据自开地征收补偿惯例，自开地补偿款的百分之四十交给村民小组，余款420900元属于李乔安、杨召娣个人的自开地补偿款，因四个女儿对款项的分配存在争议，思茅镇人民政府将该笔征地补偿款封存。
李某4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征承包地不是1.2亩，而是2.2亩，被征收人是李某4不是李乔安，因李乔安已去世，对房屋补偿不认可。
4、《证明》2份，证明李乔安的生活地点等情况。
李某4质证，不认可，李乔安去世时不居住在李某4家，是因李某1、李某2将李乔安领走，并不是李某4不照顾李乔安。
李某4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户口本、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各1份（原件），证明李乔安、杨召娣与李某4属于同一农村联产承包经营户，1998年起，李乔安和李某4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了马哈地等承包地，李乔安、杨召娣和李某4是所有承包地及自开地的共有人。
李某1、李某2、李某3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自开地不属于承包地，且承包土地应以承包合同为准。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份（复印件），证明李乔安和李某4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了马哈地等承包地，李乔安、杨召娣和李某4是所有承包地及自开地的共有人。
李某1、李某2、李某3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证发生于2007年，与1998年的承包经营权证不符。
本院根据李某4的申请，向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农业工作站调取李某4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存根，该部门出具《证明》，思茅镇三家村白庙小组因城市建设耕地被征，未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李某1、李某2、李某3质证无异议，李某4质证不认可，认为因相关部门不愿意出具相关材料才出具以上《证明》。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如下证据材料：
1、向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三家村委会白庙村民小组组长李革、书记李勇调查取证，并制作了《谈话笔录》，主要内容为：李某4户的承包人口为3人，即李乔安、杨召娣、李某4，涉案争议被征土地承包地是承包人口才能享有，现李乔安、杨召娣去世，应由李某4享有，自开地,是李乔安、杨召娣、李某41982年承包到户后人工开挖了一部分(村民自行开地),当时已分户,2010年左右,李某4家用挖机把自开地扩大了,按照村民小组的规定,自开地的百分之四十收益归村民小组,百分六十归村民个人所有。自开地是李乔安、杨召娣、李某4一起开的面积更多点，李某4自己开的面积更少点。自开地如是去世的老人开下的，村民小组也是把该地60%的补偿款分在老人名下，作为遗产继承，由继承人自行调解如何分配款项，本小组出现这种情况都是这样处理。
李某1、李某2、李某3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另说明自开地不全是李乔安的，有部份是李乔安用自己的地和别人换的。李某4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因自开地是李某4与李乔安共同开的，但承包合同中的两个劳动力是李某4和杨召娣，李乔安不算承包合同中的劳动力。
2、向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三家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李红仙调查取证，制作《谈话笔录》，主要内容为李乔安家的相关情况与我院向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三家村委会白庙村民小组组长李革、书记李勇调查的情况一致，纠纷经过多次调解，原来李乔安在世时就土地补偿款调解过多次，达不成协议，李乔安赡养的情况，两个女儿付出的更多点，嫁到光坡村民小组的女儿付出的更少点。
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质证认可，李某4质证，对多次调解情况认可，但赡养的说法不认可，李乔安一直都是李某4赡养，直到去世前一段时间才被其他子女接走的。
3、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李乔安家征地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1、李乔安家1.2亩承包地属集体土地，发包方为三家村白庙村民小组，土地是否有承包合同外的面积，应由村民小组认定。2、在实物认证时，李乔安家地块点多、散，在进行实物认证时，政府多次催促李某4（李改芝）到场，但本人拒到，故在征地意见上无李某4的签字，现涉及征收的地块及房屋都在，征地款也封存在政府帐户上。
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质证无异议，李某4质证对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被征的承包地1.2亩，实际被征的承包地是2.2亩，征地时实地测量李某4未参加，具体征地的总面积不清楚。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的证据材料、本院调查取证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举证的证据材料中，第1组证据材料《赡养与继承遗嘱》中涉案被征收鱼塘的承包地，不属继承财产范围，李乔安无权处理，另被征收鱼塘的自开地在该材料中未明确具体面积和具体处理意见，故本案对该证据材料不予采信；第2组证据材料，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采信；第3组证据材料，思茅区思茅镇人民政府文件，因涉案的征地补偿实地测量李某4未参与，也无征地补偿协议，该文件中认定的涉案补偿土地的面积、补偿款不是最终的补偿结果，本院不予采信。第4组证据材料，是李乔安所在社区、小组开具的《证明》，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李某4举证的第1组证据材料，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材料，属复印件，亦无其他证据材料相印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中，第1组证据材料，《证明》，属李某4所在地的农经部门出具的，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第2、3组证据材料，属涉案被征地所在的村委会、村民小组的领导的陈述，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第4组证据材料中，对李某4未参加征地补偿的实物认证的情况，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征地的承包地面积的认定，因未经被征地的承包人和使用人李某4认可，不能以普洱市思茅镇人民政府现认定的承包地面积作为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庭审，本院对本案确认如下法律事实：李乔安、杨召娣是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的父、母，李某1、李某2、李某31982年因出嫁后已与李乔安、杨召娣分户（承包合同户分户），李某4与李乔安、杨召娣为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三家村村委会白庙村民小组的一个农业承包户。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乔安、杨召娣、李某4共同开挖了地名为马哈的鱼塘（其中有承包地也有自开地），该鱼塘由李乔安、杨召娣、李某4共同管理、2011年，李某4又用挖机对鱼塘进行加固、扩大。杨召娣于2010年2月19日病故，李乔安于2011年3月12日病故。该鱼塘一直由李某4使用、管理，2014年初，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人民政府按照思茅河综合整治项目征地拆迁要求，对涉案鱼塘在内的地块进行征收，涉案鱼塘征收标准为10万元/亩，根据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三家村村委会白庙村民小组的决议，被征收的承包地的补偿款归承包人，被征收的自开地的补偿款由村民小组提留40%，剩余的60%归自开地的开地人。征收过程中，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人民政府对被征鱼塘进行实地测量时，经多次通知，李某4未到场参加测量，李某1、李某2、李某3参加了实地测量，李某4不认可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人民政府测量的征地面积及被征承包地面积。
本院认为，李某1、李某2、李某3要求分割的自开地补偿款，因征地部门进行实地测量时，李某4作为被征鱼塘的使用人、承包地的承包人未到场，且李某4也不认可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人民政府测量的被征鱼塘总面积和其中被征承包地面积，故对于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人民政府认定被征鱼塘中承包地、自开地面积，不能作为确定被征鱼塘的承包地、自开地面积的依据。因李某1、李某2、李某3所诉分割的自开地面积、款项，所举证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被征自开地的面积、数额，无法计算分割，故对于李某1、李某2、李某3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令如下：
驳回李某1、李某2、李某3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32元，减半收取3266元，由李某1、李某2、李某3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晓玲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