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行申92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玉廷，男，1962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凤萍，女，1962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系孙玉廷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银河东路***号。法定代表人：刘甲锋，该县人民政府县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常信乡北街。法定代表人：张才，该乡人民政府乡长。再审申请人孙玉廷因诉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贺兰县政府）、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常信乡政府）不履行土地征收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宁行终14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孙玉廷起诉称，孙玉廷系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村民，拥有合法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使用证，承包期为30年。2006年，贺兰县政府搞水产养殖大县，孙玉廷承包的土地全部挖成养鱼池。2006年7月，经银川市农牧局等单位联合验收,公示确认孙玉廷的精养鱼池为130亩。2007年1月，贺兰县政府因河西总排干沟工程将孙玉廷的130亩鱼池全部占用，但其中的44.72亩土地没有签订协议，没有领取补偿款。请求法院判令贺兰县政府、常信乡政府立即履行对征收孙玉廷44.72亩土地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一、二审法院认为，孙玉廷承包的土地2007年已经被征收，其于2016年7月向法院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据此，一审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宁01行初143号行政裁定，驳回孙玉廷的起诉；二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宁行终141号行政裁定，驳回孙玉廷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孙玉廷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裁定认定本案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错误的。孙玉廷明确知道44.72亩承包地被征收的时间是2015年6月24日，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2016年7月12日，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2.被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处于继续状态，其土地征收行为至今未得到合法批准，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本案土地征收行为发生于2007年，从当年起再审申请人就进行信访、投诉、控告、信息公开、复议，从未间断过求证征地行为合法性和要求增加安置补偿的诉求，这些都是起诉期限中断的事由，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3.一、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申请人未告知孙玉廷起诉期限，也没有告知行政行为内容，直到孙玉廷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才知道自己的44.72亩承包地被违法征收，此时孙玉廷的诉权才产生，一、二审裁定从形式上推断孙玉廷知道44.72亩承包地及违法征地行为的发生，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诉争的是不动产，被申请人征收时没有明确告知孙玉廷，导致孙玉廷信访9年后才知道2007年被申请人征收自己承包地的具体内容，应当适用20年而不是2年的起诉期限。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支持孙玉廷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孙玉廷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判令贺兰县政府、常信乡政府立即履行对征收孙玉廷44.72亩土地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结合原审裁定和孙玉廷申请再审的理由，本案应当审查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孙玉廷要求贺兰县政府、常信乡政府履行征收44.72亩土地安置补偿的职责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是孙玉廷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关于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孙玉廷承包土地的征收及安置补偿行为发生在2007年，其承包的97亩鱼池于当年即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对于其所主张的44.72亩承包地的补偿问题，孙玉廷当时就可以要求土地征收部门与其签订补偿协议或者请求土地征收部门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如果土地征收部门拒绝或者怠于履行职责，孙玉廷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孙玉廷在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从未针对44.72亩承包地提出补偿请求，在2015年之前的多次信访中孙玉廷也未提及关于44.72亩承包地的补偿问题。孙玉廷提出其在2015年从常信乡政府取得占地赔偿款发放表时才知道自己有44.72亩土地被征收，所以起诉期限应从2015年起算。土地征收行为的直观表现形式是权利人的土地被实际占用，一般情况下权利人当时就应当知道土地被征的事实，如果孙玉廷确实还有44.72亩承包地在2007年被征收，其在2015年通过查看赔偿款发放表才得知土地被征收显然与常理不符，故对孙玉廷的该理由不予采信。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孙玉廷的起诉明显超过了起诉期限。孙玉廷提出本案应当适用20年起诉期限,因20年起诉期限适用于权利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形，与本案情况不符，该主张不成立。虽然2007年之后孙玉廷多次因征地问题信访，但信访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不可抗力、其他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能以此为由扣除、延长起诉期限。关于孙玉廷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条规定的利害关系是指，起诉人享有的合法权益存在受到被诉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此种不利影响可能性产生的前提是，起诉人必须享有其所主张的合法权益，否则就不具有原告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因此，起诉人有义务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如果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诉行政行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那就应当认定起诉人无原告资格，该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至于提交哪些证据达到哪种程度才能完成该证明责任，需要法院根据不同案件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到本案，孙玉廷2007年已经获得其承包的97亩鱼池的安置补偿，其要求县、乡政府履行对其在同一项目即河西总排水干沟征地中被征收的其它44.72亩承包地的安置补偿职责，就应当首先证明其对所主张的44.72亩土地拥有合法权益，这是其享有本案原告资格的前提。从其提交的证据来看，土地开发承包合同及公证书、土地使用权证均载明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为100亩（常信乡政府称在该承包地被改成养鱼池后重新测量实际为97亩），没有孙玉廷享有所称的44.72亩承包地使用权的证明材料或者耕种证明；银川市农牧局、财政局的公示文件及报纸上的公示虽然载明孙玉廷有130亩池塘，但这一数字已被生效的贺兰县人民法院（2010）贺民初字第1924号民事判决认定为系人为扩大之后的虚假亩数；征地补偿款发放表关于44.72亩土地（包括15亩耕地和29.72亩开发地）补偿款领款人签章栏书写的名字虽然是孙玉廷，但是常信乡政府在信访答复意见中明确这44.72亩土地实际是村集体土地，仅以孙玉廷名义领取了补偿款，而且从孙玉廷申请再审时提交的历次信访答复材料来看，在2007年至2015年孙玉廷信访的理由中没有44.72亩土地安置补偿的问题，直到2015年孙玉廷从常信乡政府取得占地赔偿款发放表后才提出这一要求。结合上述对证据和对孙玉廷信访过程的分析，本案仅凭占地赔偿款发放表中44.72亩土地补偿领款人记载为孙玉廷，尚不能初步证明孙玉廷对争议的44.72亩土地享有合法权益，故孙玉廷不具有本案原告资格。综上，孙玉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玉廷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李 涛审 判 员  丁晓明审 判 员  杨 卓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任少鹏书 记 员  赵 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