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最高法民终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室。
法定代表人：刘良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权，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玉龙，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二路18号。
法定代表人：任珠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泽中，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皓，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京星探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号**层****室。
法定代表人：张庆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玲，北京市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清华，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号**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座********号。
法定代表人：井贤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盛，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工投）因与上诉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北京星探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探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证券）、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弘基金）证券交易与信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贵阳工投、五矿信托、星探公司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华宝证券、天弘基金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贵阳工投上诉请求：改判(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五矿信托、星探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贵阳工投支付超额浮动收益的20%即108138927.33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标准计算，从2015年7月1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仍未履行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解释》）之规定，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标准同时计收加倍债务利息）。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利息计算标准错误。五矿信托和星探公司均未履行付款义务，违反了《关于认购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之协议书》（以下简称《发行协议》）第六条的明确约定，应自2015年7月1日开始承担违约责任。五矿信托与星探公司应当共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判决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利息支付期间错误。一审判决利息支付期间为2015年7月1日起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实际上不当免除了五矿信托和星探公司从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债务利息。根据《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如五矿信托和星探公司未在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的，在迟延履行期间，五矿信托和星探公司应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同时计付加倍债务利息。
五矿信托辩称，（一）关于贵阳工投主张的超额浮动收益的利息计算标准及利息截止时间问题。五矿信托已将超额浮动收益的20%支付给星探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完成了全部义务，不存在迟延履行的情况。贵阳工投没有收到超额浮动收益的20%是其和星探公司之间的纠纷，应当由星探公司承担利息赔偿。（二）一审判决五矿信托与星探公司共同向贵阳工投支付超额浮动收益的20%明显错误，五矿信托对此并无共同支付的义务。《发行协议》第六条表明贵阳工投明确同意向其承担支付义务的是投资顾问，星探公司才是向贵阳工投承担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的义务承担主体，五矿信托将超额浮动收益的20%划付给星探公司后，已经完成了《发行协议》项下全部义务，不应再承担付款义务。（三）贵阳工投对可能无法自星探公司实际收取20%超额收益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四）星探公司主张五矿信托支付的款项为其应当享有的投资顾问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五矿信托—金牛6号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顾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顾问协议》）第四条和《发行协议》第六条之约定，星探公司非常清楚其作为金牛6号信托项目投资顾问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条件成就时代贵阳工投收取信托计划项下的20%超额收益。星探公司的利益实际是通过金牛6号信托计划中的次级委托人实现的。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次级委托人中有三个自然人是星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投资金额占次级比例的90%，取得了约36%的超额浮动收益，此部分才是星探公司参与金牛6号信托项目的利益所在。按照三方合意，投资顾问费就是作为贵阳工投收取超额浮动收益20%的一种安排，五矿信托支付星探公司超额浮动收益的20%本意并非是服务费，也不意味着超额浮动收益的20%由星探公司享有。请求驳回贵阳工投的上诉请求。
星探公司辩称，贵阳工投不应获得20%的超额浮动收益。贵阳工投主张20%超额收益的依据是其与五矿信托签署的《发行协议》，其中贵阳工投保底加20%超额浮动收益分配的安排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违反了贵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贵阳市国资委）对贵阳工投的授权。贵阳工投没有提供有效对价，违反了等价有偿的基本民事原则，严重危害了中国证券市场发行及交易秩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的规定。即使贵阳工投有权要求20%超额浮动收益，亦应由五矿信托独立向其承担支付义务，星探公司不应向贵阳工投承担任何支付义务。一审判决关键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予撤销。
五矿信托上诉请求：1.改判(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星探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贵阳工投支付“超额浮动收益”的20%即108138927.33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15年7月1日起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星探公司、贵阳工投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应当判令星探公司单独对贵阳工投承担20%超额浮动收益的支付责任，不应当认定五矿信托负有共同支付该款项的义务。五矿信托已将相应款项支付至星探公司，已经履行了三方约定的全部义务，不应当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解决的是在双方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履行债务，而第三人并不受该约定约束导致债权人无法向第三人直接要求履行的情形下，债权人如何行使其权利的问题。本案中，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星探公司直接对贵阳工投负有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的义务，星探公司并非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不受相应约定约束的第三方，应当依据三方间的约定判令星探公司单独承担将相应款项支付给贵阳工投的责任。一审判决在五矿信托没有违反三方间任何约定的情形下仍然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判令五矿信托承担违约责任，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二）贵阳工投应当自行承担可能无法自星探公司实际收取20%超额浮动收益的风险。贵阳工投在五矿信托按约定将信托资金分配完毕后才与星探公司及五矿信托联系有关事宜，未能对相应款项及时采取保全措施。贵阳工投因自身的原因造成了其疏于主张相应合同权利的不利后果，由此而引发的风险应当由贵阳工投自行承担。一审判决主文中判令五矿信托应与星探公司共同向贵阳工投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却仅在法律适用部分认定五矿信托在向贵阳工投承担了付款义务后，有权向星探公司追偿，支持了贵阳工投转嫁风险的主张。如该项判决生效，将会出现五矿信托在已经如约支付了20%超额浮动收益之后，还需要以自有资金另行重复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
贵阳工投辩称，（一）本案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第三人星探公司未履行的，应由合同当事人五矿信托承担支付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星探公司未按五矿信托指示履行付款义务，其责任应由五矿信托承担。贵阳工投在案涉《发行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求驳回五矿信托的上诉请求。
星探公司辩称，贵阳工投不应获得20%的超额浮动收益。贵阳工投主张20%超额浮动收益的依据是其与五矿信托签署的《发行协议》，其中贵阳工投保底加20%超额浮动收益分配的安排严重违反我国证券法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违反了贵阳市国资委对贵阳工投的授权。贵阳工投没有提供有效对价，违反了等价有偿的基本民事原则，严重危害了中国证券市场发行及交易秩序，违反了我国信托法的规定。即使贵阳工投有权要求20%超额浮动收益，亦应由五矿信托独立向其承担支付义务，星探公司不应向贵阳工投承担任何支付义务。一审判决关键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予撤销。
星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2.改判星探公司不承担向贵阳工投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的义务；3.改判星探公司不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关键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五矿信托已将贵阳工投享有的20%超额浮动收益支付给星探公司错误，五矿信托向星探公司支付的20%超额浮动收益为星探公司应得的投资顾问费。五矿信托向星探公司支付的108092200.36元是星探公司根据《五矿信托—金牛6号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投资顾问协议》所合法享有的投资顾问费，而不是应支付给贵阳工投的20％超额浮动收益。星探公司不承担向贵阳工投转付款项的义务。（二）一审判决判令星探公司应和五矿信托共同向贵阳工投支付超额浮动收益的20%，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如果第三人不履行债务，应由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承担责任，而不是由第三人和债务人共同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证券法第四条、信托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均未直接涉及本案争议的债务承担问题，不能支持星探公司应和五矿信托共同向贵阳工投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的结论。
贵阳工投辩称，（一）贵阳工投并非《信托合同》、《投资顾问协议》当事人，无法确定五矿信托向星探公司支付的款项属于何种性质。（二）如果法院认定上述款项确系贵阳工投的20%超额浮动收益款，则星探公司有义务与五矿信托共同向贵阳工投履行付款义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要求星探公司共同偿还债务，有助于减少诉累，且两公司共同承担债务也不会使贵阳工投超额受偿。（三）在五矿信托付款义务存续的情况下，星探公司通过合同约定及实际行为加入案涉债务，构成并存的债务承担。请求驳回星探公司的上诉请求。
五矿信托辩称，（一）一审判决五矿信托与星探公司共同向贵阳工投支付超额浮动收益的20%明显错误，五矿信托对此并无共同支付的义务。《发行协议》第六条表明贵阳工投明确同意向其承担支付义务的是投资顾问，星探公司才是向贵阳工投承担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的义务承担主体，五矿信托将超额浮动收益的20%划付给星探公司后，已经完成了《发行协议》项下全部义务，不应再承担付款义务。（二）星探公司主张五矿信托支付的款项为其应当享有的投资顾问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投资顾问协议》第四条和《发行协议》第六条之约定，星探公司非常清楚其作为金牛6号信托项目投资顾问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条件成就时代贵阳工投收取信托计划项下的20%超额浮动收益。星探公司的利益实际是在金牛6号信托计划中的次级委托人实现的。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次级委托人中有三个自然人是星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投资金额占次级委托人投资比例的90%，取得了约36%的超额浮动收益，此部分才是星探公司参与金牛6号信托项目的利益所在。按照三方合意，投资顾问费就是作为贵阳工投收取超额浮动收益20%的一种安排，五矿信托支付星探公司超额浮动收益的20%本意并非是服务费，也不意味着超额浮动收益的20%由星探公司享有。请求驳回星探公司的上诉请求。
贵阳工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五矿信托赔偿超额收益111798000元；2、判令五矿信托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上浮50%，从2015年7月1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3、由星探公司共同承担支付义务；4、本案诉讼费用由五矿信托、星探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黔轮胎A经证监会核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0万股新股。2014年1月20日，贵阳工投与五矿信托签署《发行协议》，主要约定：五矿信托拟通过发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认购黔轮胎A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并承诺以不低于4.48元/股的价格，认购不少于6000万股且不超过12000万股；贵阳工投保证五矿信托认购金额的本金安全并获得年化8%的固定收益，同时约定“如果五矿信托认购的全部股份的出售或处置所得（包括认购股份在持有期间的现金分红），超过五矿信托认购金额及固定收益，贵阳工投享有超额收益的20%。该超额收益由五矿信托的投资顾问（即“金牛6号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向贵阳工投支付，具体由五矿信托的投资顾问与贵阳工投另行签署协议进行约定”。2014年3月11日，贵阳工投与五矿信托签署了《关于认购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五矿信托拟设立“金牛6号信托计划”，并通过投资天弘基金发行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和华宝证券发行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认购9000万股黔轮胎A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价格为4.48元/股。还约定贵阳工投有义务保证五矿信托因参与认购黔轮胎A非公开发行股份而应享有的利益不劣于其他投资者。
2014年3月18日，五矿信托作为受托人出具《五矿信托－金牛6号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信托计划说明书》）,载明：信托文件包括该信托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声明书、信托合同等书面文件在内的规定信托计划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该信托计划项下产生的超额浮动收益是指该信托计划通过资产管理计划认购的标的股票的出售价款（包括现金分红），扣除与信托计划及资产管理计划相关的所有固定费用、优先级信托本金及固定预期收益、中间级信托本金及固定预期收益、次级信托本金之后的剩余部分。用公式表示为：C=信托计划累计从资产管理计划收到的标的股票的出售价款及现金分红，N=优先级信托本金及年化8%固定预期收益+中间级信托本金及年化9%固定预期收益+次级信托本金+与信托计划及资产管理计划相关的所有固定费用，如果C﹥N，超额浮动收益=C-N；否则超额浮动收益=0。信托受托管理费分为固定信托受托管理费和浮动信托受托管理费，其中浮动信托受托管理费为超额浮动收益的30%，投资顾问费为超额浮动收益的20%，优先级受益人收益包括固定预期收益和超额浮动收益，享有超额浮动收益的10%，次级受益人享有超额浮动收益的40%。
同年3月，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作为优先级认购人，五矿信托作为中间级认购人及方怀月（星探公司原董事长、控股股东）、方瑞（星探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沈利红（星探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郑毅博、李林位等五个自然人作为次级认购人，分别作为委托人与五矿信托作为受托人签订了《信托合同》,约定：委托人自愿将其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五矿信托以自己的名义委托天弘基金和华宝证券为资产管理人，对信托财产进行投资运作，主要用于认购黔轮胎A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该信托计划规模预计为40330万元，其中优先级信托资金规模约为26880万元，中间级信托资金规模约为10080万元，次级信托资金规模约为3370万元。该信托计划项下的受益人分为三类：优先级受益人，享有优先于中间级受益人和次级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的权利；中间级受益人，享有劣后于优先级受益人但优先于次级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的权利；次级受益人，享有劣后于优先级受益人、中间级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的权利。优先级受益人收益包括固定预期收益和超额浮动收益，固定预期收益率为8%／年，超额浮动收益=该信托计划项下产生的超额浮动收益×10%=（C-N）×10%；中间级受益人固定预期收益率为9%／年，次级受益人不设预期收益率，如该信托计划项下产生超额浮动收益，次级受益人享有超额浮动收益=该信托计划项下产生的超额浮动收益×40%=（C-N）×40%。该信托计划项下浮动信托受托管理费=该信托计划项下产生的超额浮动收益×30%=（C-N）×30%；投资顾问费=该信托计划项下产生的超额浮动收益×20%=（C-N）×20%。各委托人均按该信托合同约定认购了上述信托资金。
另查明，2014年3月，五矿信托与星探公司签订《投资顾问协议》，约定：五矿信托拟设立信托计划，并以自己的名义将信托计划项下财产委托天弘基金和华宝证券为资产管理人，对信托财产进行投资运作，主要用于认购黔轮胎A非公开发行股份。五矿信托拟委托星探公司为投资顾问，星探公司同意作为五矿信托的投资顾问。其中第四条约定投资顾问权限让渡：至信托计划存续满17个月之日，如果资产管理人仍持有非现金资产，且满足信托计划专用账户内现金余额+资产管理计划专户中的现金余额+截至信托计划存续满17个月之日应付未付固定信托费用和资产管理计划专户费用-
已分配的受益人信托利益，则星探公司的投资顾问权限交由信托计划全体优先级受益人行使，全体优先级受益人行使投资顾问权限时不得违反前述《发行协议》及《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五矿信托的权利和义务：有权聘用或解聘星探公司担任投资顾问；具有投资决策权；负责执行投资决策；有权及时获得投资建议或投资指令所依据的相关信息等。第六条约定星探公司的权利和义务：星探公司应以信托财产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本着专业、勤勉、尽责的原则提供投资建议或投资指令；有义务配合五矿信托完成必要的报告工作；应遵守法律法规、甲方信托计划文件关于投资范围、投资禁止及投资指令的相关约定等。第七条约定投资顾问费用：投资顾问费=本信托计划项下产生的超额浮动收益×20%=(C-N)×20%。第九条约定违约责任及免责条款：一方违背本协议项下义务，或因违反法律法规导致对方权利不能实现或造成损失的，应给予对方赔偿；因星探公司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投资建议或意见的采纳给信托财产造成损失的，应当对信托财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等。双方实际履行了该《投资顾问协议》。
上述文件签订后，五矿信托按协议约定，分别以“天弘基金－光大银行－五矿信托－金牛6号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名义认购黔轮胎A本次非公开发行的6000万股，价格为4.48元/股；以“五矿信托有限公司－五矿信托－金牛6号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名义认购黔轮胎A本次非公开发行的3000万股，价格为4.48元/股，前述合计认购9000万股，认购款总额为人民币4.032亿元。2015年4月10日上述股份解除限售后，五矿信托将认购的黔轮胎A的9000万股全部出售，出售交易价款总额为9.882亿元。根据《信托计划说明书》和《信托合同》，该信托计划项下产生的超额浮动收益为C-N,即981988412.00-（294075423.60+111785819.18+33700000.00+1732532.60）=540694636.66元。五矿信托支付情况如下：支付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华宝证券超额浮动收益的10%即54069463.67元；支付五矿信托超额浮动收益的30%即162208391元；支付方怀月、方瑞、沈利红、郑毅博、李林位超额浮动收益的40%即216277854.66元；支付星探公司超额浮动收益的20%即108138927.33元。贵阳工投主张，根据《黔轮胎非公开发行协议书》，其享有超额浮动收益的20%，即<90000000股×10.98元/股-403200000元×(1+8%)>×20%=110548800元加上现金分红部分，为111798000元。
对贵阳工投与五矿信托在《发行协议》中关于“如果五矿信托认购的全部股份的出售或处置所得（包括现金分红），超过其认购金额及固定收益，工投集团享有超额收益的20%。该超额收益由五矿信托的投资顾问即星探公司向工投集团支付，具体由星探公司与工投集团另行签署协议进行约定”的内容，星探公司知晓，且未提出异议。星探公司与贵阳工投也未另行签署协议进行约定。
在五矿信托与贵阳工投签订《发行协议》前，五矿信托工作人员与星探公司工作人员之间有过多次关于《发行协议》内容订立、修改的往来邮件，其中显示有超额收益的分配对象为贵阳工投及优先级、中间级、次级受益人的内容。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所涉的《发行协议》、《补充协议》、《信托计划说明书》、《信托合同》、《投资顾问协议》等，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恪守履行。《发行协议》中约定“如果五矿信托认购的全部股份的出售或处置所得，超过其认购金额及固定收益，工投集团享有超额收益的20%”，因本案信托计划项下产生了超额浮动收益540694636.66元，贵阳工投与五矿信托及星探公司之间就贵阳工投享有超额浮动收益的20%如何支付发生争议，引发本案纠纷，故本案争议焦点为贵阳工投享有的超额浮动收益的20%应当由谁支付。
（一）关于本案所涉合同及相关文件的关系问题。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发行协议》、《补充协议》、《信托计划说明书》、《信托合同》、《投资顾问协议》的缔约目的，是贵阳工投控股的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经证监会核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0万股新股即黔轮胎A，五矿信托通过发行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认购黔轮胎A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由五矿信托以自己的名义制定信托计划，投资人将其资金委托给五矿信托实施信托计划，五矿信托委托星探公司为投资顾问提供投资建议或指令。从上述合同的内容来看，《发行协议》、《补充协议》奠定了《信托合同》、《投资顾问协议》的合作基础，《信托计划说明书》、《信托合同》、《投资顾问协议》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约定了认购黔轮胎A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信托计划的具体事项，故上述合同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同一原因事实，均应纳入本案审理范围。星探公司关于其不是《发行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当事人，故不是本案适格第三人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五矿信托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贵阳工投与五矿信托在《发行协议》中约定：如果五矿信托认购的全部股份的出售或处置所得（包括现金分红），超过其认购金额及固定收益，贵阳工投享有超额收益的20%。该超额收益由五矿信托的投资顾问（即星探公司）向贵阳工投支付，具体由星探公司与贵阳工投另行签署协议进行约定。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的规定，上述内容属于附条件的合同。
因本案信托计划已经完成，且该信托计划项下产生了超额浮动收益，故合同所附条件已成就。鉴于星探公司未向贵阳工投支付超额浮动收益的20%，亦未与贵阳工投签署协议对支付问题进行具体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五矿信托应当向贵阳工投承担违约责任。五矿信托抗辩该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已经分配完毕，且已完成了清算，贵阳工投尚未收到20%超额浮动收益的问题应在贵阳工投和星探公司之间解决，五矿信托不应担责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五矿信托已将上述20%超额浮动收益给付星探公司，故星探公司负有向贵阳工投支付的义务，在星探公司不履行的情况下，五矿信托应当承担共同付款的违约责任。五矿信托在向贵阳工投承担了付款义务后，其有权向星探公司追偿。
（三）关于星探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1.五矿信托与星探公司在《投资顾问协议》中约定有行使投资顾问权限时不得违反《发行协议》的内容。在《发行协议》中，贵阳工投与五矿信托为星探公司设定了“由星探公司向贵阳工投支付20%超额收益”的义务，而五矿信托与星探公司签订的《投资顾问协议》约定不得违反《发行协议》，实质上是星探公司对《发行协议》中为其设定的支付义务的确认。由此在上述两份合同、三个商事主体之间形成了第三人债务加入的法律关系，星探公司向贵阳工投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是贵阳工投、五矿信托、星探公司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方约定对参与的各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应当信守，对参与约定的各方，不分参与时间的先后，承诺应当兑现。结合前述本案所涉合同的关联性，星探公司辩称其不是《发行协议》的当事人，《发行协议》的约定对其没有约束力的主张，有违诚信原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不应予以支持。
2.在本案所涉合同及相关文件中，并没有星探公司享有“投资顾问费”的约定。（1）在《信托计划说明书》中，载明超额浮动收益是指该信托计划通过资产管理计划认购的标的股票的出售价款（包括现金分红），扣除与信托计划及资产管理计划相关的所有固定费用、优先级信托本金及固定预期收益、中间级信托本金及固定预期收益、次级信托本金之后的剩余部分。还约定浮动信托受托管理费为超额浮动收益的30%，投资顾问费为超额浮动收益的20%，优先级受益人享有超额浮动收益的10%，次级受益人享有超额浮动收益的40%，以上分配比例共计100%。从《信托计划说明书》的内容来看，并未设定贵阳工投享有超额浮动收益的20%，也未明确星探公司享有超额浮动收益的20%。（2）在《信托合同》中，除了明确优先级受益人享有超额浮动收益的10%，次级受益人享有超额浮动收益的40%；对于投资顾问费，仍是仅仅确定了占有超额浮动收益的比例，亦未明确由星探公司享有。（3）在《投资顾问协议》中，也仅载明了投资顾问费=本信托计划项下产生的超额浮动收益×20%，并未约定星探公司享有投资顾问费的权利，更未对投资顾问费的支付方式及期限作出任何约定。（4）星探公司与五矿信托的往来邮件中显示的超额浮动收益的分配对象也是贵阳工投及优先级、中间级、次级受益人字样。据此，星探公司认为根据《信托合同》和《投资顾问协议》的相关约定，五矿信托向其支付的超额浮动收益的20%系其应当享有的投资顾问费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五矿信托认为上述合同中“投资顾问费”即是为贵阳工投预留的超额浮动收益的20%。因贵阳工投不是金牛6号信托计划的当事人，而五矿信托只能严格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接受托管银行的监督，通过托管银行划付信托资金，故经各方协商一致，安排星探公司作为向贵阳工投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的“通道”的陈述，与本案相关合同的约定能够相互印证，予以确认；星探公司认为五矿信托向其支付的20%超额浮动收益系其应当享有的投资顾问费的主张证据不足，认为其不应向贵阳工投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的主张与合同约定不符，不予采信；五矿信托抗辩其已将20%超额浮动收益支付给星探公司，贵阳工投尚未收到20%超额浮动收益的问题应在贵阳工投和星探公司之间解决，五矿信托不应担责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院于2016年8月3日作出(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依据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证券法第四条、信托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十三条等规定，判令：一、五矿信托、星探公司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贵阳工投支付“超额浮动收益”的20%即108138927.33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15年7月1日起算至该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贵阳工投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579.42元，由五矿信托、星探公司共同负担601400元，由贵阳工投负担9179.4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星探公司二审提交以下证据：1.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五份公告。拟证明贵阳工投利用内幕信息操纵股价，输送非法利益；2.星探公司包世泽与五矿信托相关人员往来邮件。拟证明星探公司明确向五矿信托表达了反对由星探公司承担向贵阳工投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的意见。3.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拟证明五矿信托收取了超额浮动收益的30%作为浮动信托受托管理费，严重不符合信托行业惯例。对上述证据，贵阳工投认为：第一组证据不同意作为新证据提交。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假如该证据真实也达不到证明目的，因该公告的信息是真实的，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大股东操纵股价不成立；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五矿信托对第一组证据不同意作为新证据提交，认为该公告与其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不确定，即使证据是真实的，也是证明了星探公司已经实际参与到《发行协议》的起草过程中，并就与星探公司密切相关的第六条有过多次协商，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整个交易是三方合意的事实是正确的。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不确定，且上海证券交易所没有任何否定性评价，其关注的焦点是受益增速的可持续性问题。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关于超额浮动收益108138927.33元利息计算是否错误的问题；二是关于超额浮动收益支付责任主体的问题。
（一）关于超额浮动收益108138927.33元利息计算是否错误的问题
首先，关于利息计算标准问题。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贵阳工投请求支付违约损失，因逾期付款损失主要表现为价款接受方的利息损失，即，由于价款支付方未按期支付，给价款接受方造成了本可以获得的由该金钱所产生的法定孳息损失，故一审判决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损失并无不当。贵阳工投关于利息计算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利息计算截止期限的问题。支付利息的性质为逾期付款的损失赔偿，付款人在付清款项之前其违约的状态一直持续，应当由付款人承担直至全部清偿之日的利息。因此，贵阳工投关于本案利息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再次，关于贵阳工投主张在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加算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利息的问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该条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未按照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与标准。一审判决已经明确指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况且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惩罚性利息责任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需要当事人自行主张。因此，贵阳工投关于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仍未履行的，按照《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解释》之规定，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标准同时计收加倍债务利息的上诉请求实为一审判决已经判定的内容，不需要其再行主张。
（二）关于超额浮动收益支付责任主体的问题
贵阳工投与五矿信托签订的《发行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有效。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果五矿信托认购的全部股份的出售或处置所得（包括认购股份在持有期间的现金分红），超过五矿信托认购金额及固定收益，贵阳工投享有超额收益的20%。该超额收益由五矿信托的投资顾问（即“金牛6号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向贵阳工投支付，具体由五矿信托的投资顾问与贵阳工投另行签署协议进行约定”。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合同约定的条件已经满足，故贵阳工投有权享有本案所涉超额浮动收益的20%。星探公司认为上述约定无效却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其关于贵阳工投不应获得20%的超额浮动收益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014年3月，五矿信托与第三人星探公司签订《投资顾问协议》，约定五矿信托委托星探公司为投资顾问。星探公司未向贵阳工投支付超额浮动收益的20%，亦未与贵阳工投签署协议对支付问题进行具体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星探公司未向贵阳工投支付本案所涉20%超额浮动收益，则五矿信托应当向贵阳工投承担违约责任。上述合同约定中并无将五矿信托承担的付款义务转移给星探公司的意思，贵阳工投也未作出免除五矿信托支付义务的意思表示，故五矿信托关于该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已经分配完毕，且已完成了清算，贵阳工投尚未收到20%超额浮动收益的问题应在贵阳工投和星探公司之间解决，其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第三人只是履行主体，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关于债务由第三人代为履行的约定，对第三人没有强制约束力。在第三人不履行或不全部履行的情况下，第三人对债权人不负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也不承担违约责任，债权人也不得向第三人主张债权及违约责任，而应当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然而，本案中，星探公司并非仅仅作为履行主体。贵阳工投与五矿信托在《发行协议》中约定了由星探公司向贵阳工投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后，星探公司又在其与五矿信托签订的《投资顾问协议》中，明确指出不得违反上述《发行协议》。上述约定结合星探公司工作人员与五矿信托的往来邮件中显示的超额浮动收益的分配对象是贵阳工投及优先级、中间级、次级受益人的事实，表明星探公司对《发行协议》中为其设定的支付义务是明知且认可的，星探公司即加入五矿信托与贵阳工投的债权债务关系中。故一审判决关于三个商事主体之间形成了第三人债务加入的法律关系，星探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应当与五矿信托共同承担向贵阳工投支付20%超额浮动收益付款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星探公司关于其不应当在本案中直接对贵阳工投承担法律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五矿信托是否已经将20%的超额浮动收益给付给星探公司，均不影响双方应当共同向贵阳工投承担付款责任。故五矿信托关于关于一审判决支持了贵阳工投转嫁风险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北京星探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超额浮动收益的20%即108138927.33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15年7月1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610579.42元，由上诉人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179.42元，由上诉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301200元，由上诉人北京星探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01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勇锋
审 判 员 张 纯
审 判 员 李玉林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周媛媛
书 记 员 谢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