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昆行终字第5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昆明市呈贡区锦绣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8号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姚振康，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艳，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地址：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工业园区西冲村“昆明国际印刷包装城”C3地块。
法定代表人李文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锐，云南云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肖建光，男，汉族，1976年10月7日生，住云南省宣威市田坝镇喜鹊乐生活区北村**幢*单元***号。
委托代理人肖俊，女，汉族，1978年4月29日生，住云南省宣威市田坝煤矿廉租房*栋*单元***号。
委托代理人刘潘军，昆明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一般诉讼代理。
上诉人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为：昆明市人社局）、上诉人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君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肖建光“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呈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3年2月19日，原告肖建光冒用“张润明”的名义及身份证与君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3年2月19日至2014年2月19日止）；肖建光在该公司胶印车间工作。2013年11月16日下午16时至晚上20时左右期间，肖建光与该公司技术顾问梁广争吵发生肢体冲突被打伤（至第二天早上被同事发现卧床昏迷不醒）；肖建光以“张润明”名字于同年11月18日到昆医附一院住院治疗并于同年12月18日好转出院（期间施行了“右额颞脑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手术治疗）。肖建光伤情经该医院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1、右额颞脑内血肿；2、颅内多发脑挫裂伤）。2013年11月29日，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分局大板桥派出所委托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对肖建光伤情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经审阅法医学文证于2013年12月18日以云鼎鉴临字2013第1301026号意见书对肖建光伤情鉴定为重伤。肖建光与君和公司之间因劳动争议经昆明市官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该仲裁院于2014年3月31日以官劳人仲字（2014）第19号仲裁裁决书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君和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向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经审理于2014年6月13日以（2014）官民三初字第25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君和公司诉请并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肖建光于2014年4月11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昆明市人社局受理相关工伤认定申请后，相关行政执法人员经调查收集了肖建光住院治疗的诊断证明书及相关病案资料、法医学文证审阅意见书、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及一审民事判决书、肖建光亲属侯培珍、肖俊书面证词、用人单位君和公司工伤认定书面回复及该公司员工冯金生、申群庆、段小超、吴道雄、刘金祥、尹耀民、梁广等人的书面“证明”、君和公司调取证据申请书，以及大板桥派出所询问梁广、肖建光、申群庆、冯金生等人的笔录等证据材料，但被告昆明市人社局并未向事发时的在场人王斌及段小超、吴道雄、刘金祥、尹耀民等人进行调查核实，也没有根据君和公司提出的车间监控视频线索调取相应监控录像资料；被告在大板桥派出所询问王斌笔录所反映的肖建光受伤起因、时间及具体场所等情况（2013年11月16日下午16时许，肖建光在胶印车间打扫卫生过程中因与梁广发生争吵被梁广击打头面部倒在运转的机器上被夹伤），与被告认定的“肖建光在2013年11月16日晚20时下班后在与同事梁广等人在KTV娱乐过程中和梁广发生冲突被打伤”的事实情况相互冲突、对立矛盾的前提下，于2014年8月12日作出第1403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肖建光受伤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伤或视同工伤情形，进而不予认定肖建光伤情为工伤。原告肖建光不服诉诸法院请求撤销。
一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肖建光作为涉案受伤劳动者，对被告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服，依法享有起诉的权利，其请求撤销被告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的第1403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诉讼请求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属合理，予以支持。被告昆明市人社局属于法律授权的昆明市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行政机关，有权对辖区内的劳动及工伤社会保障纠纷进行裁决处分；用人单位君和公司经营住所地在昆明市辖区内，与劳动者之间的工伤认定纠纷属被告管辖区内的工伤社会保险统筹裁决事项，涉案劳动者肖建光受伤情形是否构成工伤，相关工伤认定及赔偿依法属被告辖区内的裁决处分事项；原告肖建光、第三人君和公司对此均无异议。涉案第三人君和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与相关工伤认定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应参与本案诉讼并享有相关权利。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被告昆明市人社局行政主体资格适格，执法权限并无不妥，依法对此予以确认。但是被告作为法定工伤认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因为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存在不完整或有重大缺陷的因素，导致所认定的本案肖建光受伤起因、具体时间和场所等的基本事实不清；在肖建光2013年11月16日下午16时在胶印车间打扫卫生过程中因与梁广发生争吵被梁广击打头面部倒在运转的机器上被夹伤、或者肖建光在2013年11月16日晚20时下班后在与同事梁广等人在KTV娱乐过程中和梁广发生冲突被打伤等的事实情况同时并存前提下，肖建光上述第一种情况因与法定工伤构成要件存在直接关联而可能构成工伤；其第二种受伤情形与法定工伤构成要件不存在直接关联而不构成工伤，被告昆明市人社局在未有效排除肖建光受伤的第一种事实可能性的情况下，认定肖建光受伤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相应工伤构成要件而不予认定为工伤的结论，显然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质属于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律适用错误，并导致执法程序实质违法，依法应予撤销。据此，一审人民法院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项、第六十二条，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以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昆明市人社局于2014年8月12日作出的第1403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二、由被告昆明市人社局针对原告肖建光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昆明市人社局承担。
上诉人昆明市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2014年4月24日，我局受理肖建光就其于2013年11月16日所受伤害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后我局向用人单位君和公司下发了《用人单位举证通知书》，要求用人单位就肖建光所受伤害是否属于工伤进行举证，用人单位在举证期限内进行举证。经审查工伤认定申请人和用人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并进行调查核实，查明：2013年2月19日，肖建光冒用“张润明”身份证与君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为2013年2月19日至2014年2月19日止，岗位为胶印工。2013年11月16日下午，用人单位生产部全体员工包括肖建光与同事梁广、申群庆等一行人到大板桥开发区吃饭、喝酒，吃完饭后又到大板桥盛世之都KTV唱歌，期间肖建光与梁广发生冲突打斗，被其他人拉开。2013年11月18日同事在宿舍喊肖建光上班，发现肖建光在床上昏迷不醒，被送往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治。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右额颞脑内血肿、颅内多发脑挫裂伤。我局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为肖建光受到伤害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法定要件，依程序于2014年8月12日作出“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的认定结论，并按规定将认定结论送达当事人。二、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结论的理由。本案中肖建光被同事打伤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应认定为工伤的法定要件，不予认定为工伤。三、被上诉人所述理由不能认定为工伤。肖建光作为单位胶印工，其受到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没有必然联系，所受伤害并不是因生产、工作目的导致的伤害，也不是由于执行职务或业务而发生的伤害，完全是同事间个人不当行为，应当由侵害人承担责任，因此不予认定为工伤。四、一审判决撤销我局作出的原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人民法院仅仅凭证人王斌在事故发生后数月（2014年3月27日）与肖建光家人自行到派出所所作的一份《询问笔录》（孤证）就认定肖建光于2013年11月16日下午16时在胶印车间打扫卫生过程中因与梁广发生争吵被梁广击打头面部倒在运转的机器上被夹伤，完全忽视与肖建光一起到大板桥KTV娱乐的其他10人的证词，该10人在肖建光受伤后即刻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和我局对部分人员进行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均证实肖建光与梁广在大板桥KTV包房内发生争执被打倒，并没有在胶印车间被打伤的事实。这些人员有的已经离职，所作证言与用人单位无利害关系，可以采信。且一审审理时，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判决第7页倒数第6行起）视听证据中，肖建光的父亲、妹妹等人与保险员谈话内容中已经证实肖建光是与同事共12人到KTV娱乐过程中受伤，肖建光及其亲属明知这一事实并认为同去娱乐的11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由此王斌也是同去娱乐的其中之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排除王斌为了避免承担责任而为肖建光出具假证。再者肖建光本身存有不诚信的行为，欺骗单位，冒用他人身份进入用人单位工作，其在公安机关所述事故经过与工伤申报时存在各种漏洞。工伤认定过程中，肖建光自述2013年11月16日下午16时在单位车间打扫卫生时被主管梁广打伤，但其在公安机关2013年12月17日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自述的受伤时间是“2013年11月17日晚21时30分”，而且还强调那天是星期五，与其工伤申报的受伤时间2013年11月16日下午16时不仅日期不符而且时间也不符。而且经查明，2013年11月17日不是星期五，而是星期日。完全得出肖建光为了套认工伤编造、歪曲事实。（二）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退一步来说，即使假设一审认定的事实正确，肖建光是在用人单位车间打扫卫生时与主管梁广发生口角被梁广打伤，该种情形也不符合工伤认定要件，不能认定工伤。因为工伤认定中最重要的三要素之一就是“工作原因”，认定为工伤必须满足“工作原因”这一法定条件。工作原因是指职工的行为是为了生产、工作的目的，而非因个人的目的。因此，即使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要求，但不符合工作原因的法定条件，也不能认定为工伤。肖建光不服从主管梁广的管理与之发生口角；梁广不能很好地履行工作职责，采取错误的方式处理问题，致使打伤肖建光，其受伤并不是肖建光因主动履行工作职责被打伤。肖建光作为单位胶印工，其受到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没有必然联系，所受伤害并不是因生产、工作目的导致的伤害，也不是由于执行职务或业务而发生的伤害，完全是同事间个人不当行为，应当由侵害人承担责任，因此不予认定为工伤。（三）我局已经履行工作职责，到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未调取到对王斌作出的《询问笔录》，并非工作人员故意或者疏漏，我局工作人员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涉案全部证据，在王斌笔录书稿遗失的前提下，并不知道有王斌笔录这一情况，法院前去调取证据是有针对性的调取王斌笔录，才调取到电子笔录的，因此我局工作人员并无过错。另外对于2013年11月16日下午16时左右车间内的监控视频我局也未调取到而非未进行调取。综上，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呈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2、改判维持上诉人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君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本案事实的认定。在一审期间，上诉人申请一审人民法院向官渡区大板桥派出所调取证据，在庭审中当庭出示了刘金祥、冯金生、肖建光、梁广4人的询问笔录，同时昆明市人社局也向法庭出示了在工伤认定阶段，其向大板桥派出所调取的申群庆、梁广的询问笔录，以及官渡区人社局执法人员对申群庆、冯金生的现场调查笔录。其中，刘金祥、冯金生、申群庆、梁广4人均为上诉人胶印车间的员工，4人均知晓案情，4份询问笔录可以相互印证。在之前的工伤认定阶段，上诉人还向官渡区人社局执法人员提供了段小超、吴道雄、尹耀民等人的书面证明，以上询问笔录与书面证明再次相互印证：2013年11月16日，工作期间在胶印车间内未发生意外与打斗，当晚20时许，包括被上诉人肖建光在内的12人下班后在大板桥餐馆吃饭后到“盛世之都”KTV唱歌娱乐过程中，肖建光与梁广打架冲突。二、关于“王斌笔录”的法律效力。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存在第二种无法排除的事实，是依据一份王斌的笔录，该份笔录是在案发4个月之后才制作形成，且王斌所陈述的案发时间和事情经过不仅与被上诉人肖建光自己的陈述不符，无法相互印证，与其他人的陈述更是存在严重矛盾。王斌笔录中陈述：2013年11月16日下午16时许，在打扫卫生过程中梁广与肖建光发生争执，肖建光被梁广用拳头击中头面部而倒在运转的机器脚踏板上并被机器夹伤头部。既然是被机器夹伤头部，其头部就应该双侧都受伤，而法医鉴定仅为右额颞脑内血肿，因此王斌的陈述与法医鉴定也存在矛盾。在本案中因被上诉人肖建光所作陈述被一审人民法院认为真实可信度存疑，“王斌笔录”与案件的所有证据都无法相互印证，是一份孤证，而且该份笔录完全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综上，一审人民法院凭借一份不具备形式要件的孤证，就主观认为本案存在无法排除的第二种事实，完全是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上诉请求：1、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5）呈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维持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肖建光承担。
被上诉人肖建光答辩称：一、上诉人昆明市人社局认定并上诉称：2013年11月16日下午，用人单位生产部全体员工，包括肖建光与同事梁广等到开发区统一消费吃喝玩乐时，肖建光与梁广发生打斗，被其他人拉开……如此认定既无客观真实性，又无伤害情节的定性结论，显属认定事实不清楚，采信证据不确凿，不充分。以下客观事实足以佐证。1、当用人单位生产部全体员工到开发区吃喝玩乐，尽情消费享受时，肖建光正孤零零地躺在宿舍痛苦地艰难挣扎，此时，他根本不可能参加用人单位生产部全体员工的消费活动。2、用人单位生产部全体员工的统一消费活动是有领导、有组织的集体活动，冲突打斗的恶作剧是不可能在这种场合发生的。即使在这种场合真的发生了打架斗殴且致人重度颅脑损伤就必然发生两种情形。其一是生产部有人看到并能清楚描述出肖建光受伤的具体细节，生产部会即刻派人员送肖建光入院救治。其二是生产部及时报警。没有上述事实情况发生，且于11月18日肖建光才被发现在公司员工宿舍床上昏迷不醒被公司领导班子送往医院，云桥医院CT报告单描述患者脑室遭受到压力，公司在通知肖建光家属时说是高血压引起脑出血，请问：以上事实，上诉人如何解释？上述这些足以证明：上诉人在掩耳盗铃，欺骗法庭。试问上诉人，肖建光当晚究竟在场没有？生产部的全体员工敢出庭质证说清肖建光是怎样受伤的吗？既然肖建光在当晚的集体消费活动中遭受了重度颅脑损伤的惨重后果，为何没有生产部报警的情节存在？为何没有生产部送伤者入院的情节发生？毋庸讳言，梁广作为君和公司的领导，无疑是为掩盖其错误导致肖建光受伤，以肖建光被机器致伤与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与公司上下勾结，掩盖真相，刻意组织这次统一埋单的聚餐娱乐消费活动来制造假象，掩盖真相。因为生产部的员工与公司存在依附从属关系，即使不是孤证，凡未经质证的说辞皆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君和公司组织提供伪证，昆明市人社局盲从采信，故而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的荒谬决定。二、王斌是肖建光受伤的现场目击者，官渡区大板桥派出所是国家司法机关，询问笔录是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王斌在11月16日晚间的消费活动中没有发生参与打斗的事实，整个集体消费活动都是由生产部统一部署安排的，王斌不需回避责任。三、上诉人诉称肖建光的受伤与工作原因没有必然联系予理无据。四、肖建光使用他人身份证进入用人单位工作且在陈述事故过程中存在各种漏洞的不诚信行为与本案无关，不能因为其曾有的不诚信行为就对其工作时所受伤害不予认定工伤。因为认定工伤的客观前提基础是肖建光与用人单位发生的实际存在的劳动关系。至于肖建光在陈述过程中的漏洞问题，对于一个与死亡擦肩而过重度颅脑损伤且处于昏迷状态的患者能够在此情况下说出2013年11月17日晚9点半和星期五的昏话，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上诉人不能以其昏话、胡话来对其实质性的工伤认定作出否定。综上，昆明市人社局认定事实错误，采信的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且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有所疏漏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答辩请求：1、维持原判，驳回上诉；2、由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3、判令上诉人依法作出对肖建光的工伤认定。
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在二审中均无新的证据提交。
经本院二审审查，一审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审判程序合法。
根据本案收录的有效证据，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3年2月，被上诉人肖建光到上诉人君和公司工作。同年2月19日，肖建光冒用“张润明”的身份证与君和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3年2月19日至2014年2月19日止，肖建光的工作地点在君和公司胶印车间。2013年11月18日，肖建光在公司宿舍被发现昏迷不醒，送医后转至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11月19日凌晨，肖建光接受了“右侧额颞脑内血肿清除术并去骨瓣减压术”，后住院治疗至同年12月18日。经诊断，其伤情为头外伤、重型颅脑损伤、右额颞脑内血肿、颅内多发脑挫裂伤。2013年12月18日，受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大板桥派出所委托，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对肖建光的伤情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重伤。2014年4月24日，肖建光向上诉人昆明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昆明市人社局于同月28日予以受理。2014年5月6日，因肖建光与君和公司的劳动关系尚在诉讼期间，昆明市人社局对工伤认定时限予以了中止。2014年6月13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官民三初字第253号民事判决，对肖建光与君和公司的劳动关系予以确认。昆明市人社局于2014年7月15日恢复工伤认定程序。2014年8月12日，昆明市人社局作出1403019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肖建光所受伤害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肖建光不服，向一审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昆明市人社局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诉讼费用由昆明市人社局承担。
另查明，针对肖建光受伤一事，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大板桥派出所已展开调查，截止本案二审，各方当事人均未收到公安机关针对该案件的调查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公民对行政机关所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符合行政诉讼管辖的相关规定。肖建光作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受伤害职工，其权利义务受该工伤认定结果的直接影响，依法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昆明市人社局作为本案被诉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作出机关，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昆明市人社局在本案中的行政执法权限合法。君和公司作为肖建光的用人单位，与本案诉讼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其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宣判后，昆明市人社局与君和公司不服，分别提起上诉，肖建光作为未上诉的持相反诉讼主张的对方当事人，本院二审依法将其列为被上诉人。
《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工伤认定中，可以进行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根据工作需要，进入有关单位和事故现场；（二）依法查阅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询问有关人员并作出调查笔录；（三）记录、录音、录像和复制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纵观本案，昆明市人社局在作出被诉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时所获取、收集的与肖建光受伤原因相关的证据主要为：肖建光一方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书上肖建光的本人陈述、肖建光的母亲侯培珍及肖建光的妹妹肖俊分别书写的有关事故发生后所了解的肖建光受伤原因的《证明》，君和公司为证明肖建光的受伤不属于工伤所提交的其公司员工出具的三份《证明》，以及昆明市人社局对君和公司两名员工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和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肖建光及梁广二人的《询问笔录》。上述证据从性质上均属于当事人的陈述、相关人员的证人证言及询问、谈话类笔录，真实性、客观性容易受陈述者的身份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昆明市人社局作为法定的工伤认定部门，在工伤认定双方当事人对是否认定为工伤持相反意见，且所提交的证据形式单一、证明力有所欠缺的情形下，未充分运用和行使《工伤认定办法》所规定的上述调查核实手段和权力，未全面细致地对相关证据线索进行查实，而是依据上述有限证据直接认定肖建光所受伤害系下班娱乐期间与梁广发生争执打斗所致，其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综上，一审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进行工伤认定，认定的主要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昆明市人社局及君和公司的上诉请求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计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华虹
审 判 员 方玲
代理审判员 张锐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书记 员代 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