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20民终44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宽，男，197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麒栋，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伍，男，196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麒栋，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文，男，196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麒栋，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伟，男，1969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麒栋，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春，男，196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麒栋，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国，男，1970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月梅，广东广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红，广东广诚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洋，男，199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月梅，广东广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红，广东广诚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余永宽、余永伍、余永文、余永伟、余永春（以下统称五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杨建国、杨洋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014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五上诉人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上诉人共计转款62万元给被上诉人，故即使五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退股金及分红款等，所欠金额也应为155386元。（二）五上诉人拒付退股余款的原因是被上诉人不仅违反了退股协议中的第12、13、14条的竞业禁止义务，还违反了退股协议中的第5、6、7、9、10、11条约定、原股东协议书的约定以及劳动合同法的竞业条款。（三）退股协议书第12、13、14条并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合同无效和显失公平的情形。杨洋既是中山市板芙镇春雨金属清洗用品经营部（以下简称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的员工也是该经营部的合伙人，杨建国既是该经营部的合伙人也是广州市春雨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春雨化工公司）的员工，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2015）中二法黄民二初字第4号判决予以确认。其二人对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地点、各分公司以及公司原股东协议都是清楚的。竞业禁止义务在原股东协议和退股协议中均有约定，其签订退股协议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条款并没有违反劳动合同法及合伙企业法的强制性规定。（四）退股协议中约定五上诉人须向被上诉人支付分红款、经济补偿金、竞业限制金、年终奖等，故双方的权利及义务是对等的，并不存在显失公平。（五）如按照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杨洋和杨建国起诉的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在同案中予以判决。
杨洋、杨建国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已注销，竞业限制已缺乏企业主体，应当不受法律保护；2.被上诉人并不是广州春雨公司的股东或员工，被上诉人的工资、奖金、分红一直以来都是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支付的，社保也是在该经营部缴纳；3.杨洋不是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的股东，其签订退股协议书后，没有收到任何款项，协议对其限制太多，对其不公平；4.五上诉人尚欠杨建国215386元退股金和分红；4.余永春成立的中山市板芙镇星河经营部与被上诉人无关；5.退股协议书约定的范围过广、时间过长，超过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2年最长竞业限制时间。
杨洋、杨建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退股协议书》里的第12条、13条、14条条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2日，杨建国与五上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六人合伙设立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以杨建国名义登记），共同经营广州春雨化工公司的化工产品。其中杨建国出资3万元，参与分配的股份数占2股，五被告分别出资2.25万元至9.75万元不等，占股份数分别为1.5至6.5不等。经营期限至协议约定的终止事由发生时止。其中第八条，非经股东同意，各股东应在公司工作，共同参与公司经营，若不能在公司工作或被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应按约定退股。第十条，禁止行为：1.非经全体股东同意，股东不得自营与公司相同业务，不得在其他公司兼职；2.股东直系亲属不得经营与公司相同性质的产品；3.不得截留客户款项或故意损害公司与客户关系；4.不得泄露公司商业秘密。第十二条规定，股东没有第七、八条规定的情形，而自愿要求退股的，须提前3个月书面申请（经理须提前6个月），经同意与其他股东签订退股协议，结算应退出资本金及应分配利润，应退出资本金及应分配利润在签订协议时支付总额的30%，90-100天内再支付应退总额的30%；剩余40%在180-190天内支付。退股者及直系亲属在上述付款期内，应遵守第八条约定，并且不能与公司原客户发生业务关系，不得聘用公司业务员，否则剩余应退款作为赔偿公司损失，归公司所有。
后，杨建国因故拟从合伙中退出。2015年11月15日，杨建国及其儿子杨洋作为乙方与余永宽（作为甲方代表）签订了《退股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双方出资合股设立春雨营业部，2015年11月6日，乙方申请离职并退股，经双方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第1条，甲方同意解除乙方与春雨营业部的合约关系，双方确认应退乙方入股金、红利及禁业限制等经济补偿金及财物等共775386元。第2条约定了具体的付款方式。第10至14条约定了保密及竞业禁止义务。其中第12条，乙方不得在广东省内（含市、区、县在内）从事、经营或以他人名义从事、经营与甲方和甲方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也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甲方和甲方公司相竞争的业务；第13条，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与甲方客户和广州市春雨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的客户发生业务关系。第14条，乙方不论因何种原因不得在广东省内（含市、区、县在内）从事与甲方及其公司商业科密有关的产品的生产、销售。
协议签订后，杨建国分别于2015年11月13日、2016年2月2日，通过余永春的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收取了退股款33万元及23万元，并出具收据。对比，尚欠215386元。后五上诉人认为杨建国、杨洋违反前述退股协议中的竞业禁止义务，拒绝支付余款，双方产生纠纷。杨建国、杨洋于2016年5月23日、7月8日分别以合伙协议纠纷和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受理后立案号分别为（2016）粤2071民初10624号和14251号。
一审另查，杨建国系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的登记经营者。该经营部于2010年12月29日成立，经营场所在中山市板芙镇新中心村（深湾幼儿园侧），经营范围为零售金属清洗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2015年11月11日，即案涉《退股协议书》签订前，该经营部办理了注销登记，所载原因为：其他，结束营业。另，杨建国、杨洋在签订案涉退股协议前均系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的工作人员。确认对外开展业务时曾分别以广州春雨化工公司经理和技术员的身份进行。
2015年11月16日，余永春登记成立中山市板芙镇星河金属清洗用品经营部（以下简称星河经营部），经营场所在中山市板芙镇深湾村孖龙新街1号一层，经营零售：金属清洗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2015年11月17日，五上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因广州春雨化工公司分公司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原股东杨建国离职，故将该经营部更名为星河经营部，由五人重新集资入股共同经营，约定了参股比例和出资额。
一审又查，余永宽系广州春雨化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营场所在广州市南沙区，于2008年7月25日登记成立，经营期限为长期，经营范围为化学工程研究服务：专项化学用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股东有余永文、余永伟、余永宽。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杨建国、杨洋的诉求为请求撤销案涉退股协议中的部分条款。故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退股协议是否成立并生效？2.协议中的第12条、13条、14条是否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焦点一，案涉合同为退股协议书，主要约定杨建国退出与五上诉人的合伙经营相关权利义务的协议。杨洋并非原合伙协议的当事人，也无证据或各方确认通过后续入股或受让等方式加入了该合伙，故其并非退股协议书中退股方及股权利益的相对方。因此，杨洋并非案涉《退股协议书》的适格相对方。案涉《股退协议书》实际包含了两重关系，杨建国与五上诉人的退股关系，杨洋与“用工单位”的竞业限制补偿关系。五上诉人虽主张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为广州春雨化工公司的分公司，杨建国、杨洋为该总公司的员工。但从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的工商登记、合伙投资情况显示，无法证明该经营部系广州春雨化工公司投资设立的分公司。只能证明两主体在管理和对外经营上存在混同。故对五上诉人的相应陈述和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洋系独立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证据显示，亦未经双方确认为合伙人。甲方（即五上诉人）在庭审中称因为杨洋系原合伙人杨建国的儿子，无法区分合伙股份的实际权益，故要求杨洋一并参与签订退股协议书。该要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单方要求杨洋以共同合伙人身份参与签订退股协议书。基于杨洋并非合伙人，签订与退股权益无关的协议，只负担义务，并未享有退伙权益。违反了《合同法》第三条，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及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案涉《退股协议书》即便杨洋基于员工身份，上述的竞业禁止约定内容，实际变相剥夺了杨洋作为劳动者选择岗位和平等就业的权利，亦属无效。且无证据证明甲方（五上诉人）系杨洋的用工单位，故无权要求杨洋履行相应的竞业限制义务。故，该《退股协议书》基于杨洋之身份和主体，当全部无效。但，对于该《退股协议书》，系就杨建国退出与五上诉人合伙经营关系而产生的有关权利与义务，双方均确认签订该协议时为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协议书的内容，作为合伙人，在合伙经营期间，参照我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合伙人不得自营或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但就退伙后的竞业限制，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或限禁。杨建国作为合伙人，在签订退股协议时，自愿接受第12条、第13条、第14条关于退伙后经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限制性规定，是其对自身经营自由权的自主处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无证据证明一方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损害社会公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可能导致无效的情形。故，相对于合伙身份的杨建国来说，与五上诉人就退伙事宜签订的该《退股协议书》已经成立并生效。
关于焦点二，本案所涉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并非我国《合伙企业法》意义上合伙企业，而是以内部合伙方式对外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杨建国系该个体工商户的持牌人和内部合伙人。五上诉人提交的有关用来证明杨建国系广州春雨化工公司员工（经理）的证明、判决书，系其单方可以形成的书证，杨建国予以否认，与合伙协议书、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等矛盾，且无相应劳动合同、购买社保、发放工资的记录等，一审法院不予以采信。五上诉人混淆了实质身份和对外经营借用名义的关系，且完全打破了我国《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及《民法通则》中有限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乃至合伙企业的有关人格独立性的规定。其实际经营中的资产、业务、管理、对外经营的混同或多重关系，不足以证明杨建国与其存在合同法的劳动合同关系（即系该公司的管理人员）。故其所抗辩的以竞业限制名义，约定禁止杨建国从事与五被告及相关联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包括销售有关产品、与客户发生业务关系），无事实依据。且即便与杨建国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余永宽作为签约方不符合用人单位的主体要件，且违反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亦应认定无效。而杨建国作为合伙人，在退伙时基于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及自身身份的不清晰，接受了有关竞业禁止的约定。退伙后，认为约定限制范围过广，显失公平，请求予以撤销。从杨建国的陈述、双方的举证及前述三条约定的具体内容来看：首先，该3条约定内容不明，其中第12条关于“甲方和甲方公司”具有不确定性和范围过广。杨建国基于合伙身份退股，被限制不得从事与全部合伙人今后可能参与或经营的公司业务相同或相近的行业，显然显失公平。其次，第13条中的“甲方客户”指向不明。再次，第14条关于地域约定全广东省内过宽，且关于“商业秘密有关的产品”没有明确指向，过于笼统。显然，该协议书第12条、第13条、第14条所约定的竞业禁止的限制范围、地域等均具有难以界定、不可操作性、涵括过宽及不明确的特点。且限制没有约定期限，明显显失公平，完全剥夺了杨建国今后从事相关行业的权利。因此，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合同中的上述条款，因杨建国的重大误解以及存在的前述显失公平的情形，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撤销。
综上，案涉《退股协议书》基于杨洋的身份及主体，自始无效，且五上诉人亦非其用工单位，约定有关竞业禁止义务于法无据。杨洋作为一审共同原告一并请求撤销，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亦以杨建国、杨洋诉求为限予以认定。故杨建国、杨洋请求撤销相应条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五上诉人的辩解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撤销杨建国、杨洋与五上诉人（以余永宽名义），于2015年11月15日所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的全部约定。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五上诉人共同承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杨建国与余永宽等人签订的《协议书》及《退股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各方均应恪守。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陈述和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本院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杨建国及其儿子杨洋请求撤销《退股协议书》中第12、13、14条，理据是否充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本案中，杨洋虽不是《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人，但该《协议书》中约定股东直系亲属不得经营与公司相同性质的产品。杨洋系杨建国儿子，均系中山春雨营业部的工作人员，经营该营业部的业务，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退股协议书》中签名确认所涉的第12、13、14条等限制条款，自愿接受约定义务，杨建国及杨洋也无证据证明受重大误解而签订，且上述条款规定的是与原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并未超出合理范围，该条款的约定并未显失公平，故杨洋应受上述三个条款的限制。另，中山春雨化工经营部虽是以杨建国的名义登记成立，但杨建国以《协议书》的形式确认余永宽等人按股份共同经营前述经营部，故全体合伙人包括杨建国均应遵守该协议书中第十条禁止行为的约定。
关于该条款中没有约定限制的期限及地域约定范围是否过广的问题。对于限制期限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应依照我国相关禁业限制的相关法律规定的期限处理，本院认为上述三个条款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二年时间的约束。对于广东省内的地域约定，杨建国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经营部的业务范围小于广东省范围，但从《协议书》和《退股协议书》分析，前经营部的业务至少在广州市和中山市范围内，故限制在广东省范围内属于合理范围，故期限无约定及广东省内的地域限制并不影响前述三个条款的效力。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退股协议书》所涉的第12、13、14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可撤销情形，被上诉人杨建国、杨洋主张撤销上述条款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上诉人余永宽、余永伍、余永文、余永伟、余永春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1425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杨建国、杨洋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200元，均由被上诉人杨建国、杨洋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飞龙
审判员 陈亦和
审判员 姜新林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吴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