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津0110行初41号
原告魏蕊,女，198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东丽区，现住天津市东丽区。
委托代理人赵中秋，天津裕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0000001770685），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15号。
法定代表人王岫遐，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树振，天津市。
委托代理人周扬，天津市。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000000125495G），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新科道2号。
法定代表人董家禄，局长。
委托代理人车迪迪，天津市公安局法制总队民警。
第三人于金红,女，197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
第三人左佩强,男，197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
第三人左某,男，200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
原告魏蕊因不服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下简称“东丽分局”）作出的丽公（华）行罚决字[2017]1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7]2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2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于2018年3月7日、3月9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18年3月12日向第三人于金红、左佩强送达起诉状副本和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因左某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蕊及其委托代理人赵中秋、被告东丽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树振、周扬、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车迪迪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于金红、左佩强、左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0月25日，被告东丽分局作出丽公（华）行罚决字[2017]1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7年2月24日19时30分，违法行为人魏蕊在天津市××区滨海渔港酒楼一楼大厅内，因魏蕊女儿魏某好与左某源因琐事发生争执，魏蕊拉拽左某源欲找其父母理论，在拉拽过程中左某源倒地。魏蕊与左某源到二楼后，在酒楼二楼走廊内于金红看见左某源面部红肿，认为系魏蕊殴打造成。双方发生争执并厮打。期间，于金红对魏蕊面部抓挠并殴打身体，左佩强挥拳殴打魏蕊身体，魏蕊对于金红身体进行殴打。经鉴定，魏蕊枕部皮下血肿及面部划伤的伤势均构成轻微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魏蕊行政拘留十三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因魏蕊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复议，天津市公安局于2018年2月6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7]2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东丽分局作出的丽公（华）行罚决字[2017]1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魏蕊诉称，东丽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告将与于金红、左佩强共同吃饭但对原告实施殴打的四人列为证人，并未对该四人进行处罚；被告东丽分局早已查明原告虽与左某有肢体接触，但并未对左某实施殴打，左某遭受损伤与原告无因果关系，二被告仅依据左某及其父母陈述，就认定了原告对未成年人左某实施殴打；本案中，原告并非主动引发纠纷，实际冲突制造者和施暴者均为左某父母，在六人殴打下，原告并无反抗能力，只能简单进行推搡抵挡等防卫性动作，该行为并非殴打他人。二、被告东丽分局在查明案件过程中，并未听取原告陈述。三、被告先对原告作出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据此提出行政复议，该处罚被撤销后，东丽分局又作出了拘留十三日且罚款伍佰元的处罚决定，加重原告责任，该处罚明显不适当。四、被告东丽分局作出处罚决定之前，未向原告告知处罚种类及幅度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五、被告东丽分局对原告提出的申辩未进行复核，即于当日作出处罚决定，程序违法。综上，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作出的丽公（华）行罚决字[2017]1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依法撤销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7]2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魏金博的证人证言。证明案发过程中，原告魏蕊拉着左某的领子，但未推左某。之所以在被告东丽分局处陈述原告有推的动作，是因为害怕，故虽然其监护人在场，但均未对笔录进行核实就进行了签字确认。
被告东丽分局辩称，2017年2月24日17时30分，违法行为人魏蕊在天津市××区滨海渔港酒楼一楼大厅内，因其女儿魏好好与左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其过分拉拽左某欲找其父母理论，在拉拽过程中左某倒地。魏蕊与左某到二楼后，在酒楼二楼走廊内于金红看见左某面部红肿，认为系魏蕊殴打造成。双方发生争执并厮打。期间，于金红对魏蕊面部抓挠并殴打身体，左佩强挥拳殴打魏蕊身体，魏蕊对于金红身体进行殴打。经鉴定，魏蕊枕部皮下血肿及面部划伤的伤势均构成轻微伤。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魏蕊的陈述，于金红、左佩强、左某的陈述，有证人范某、储某、刘某、陈某，么世方、李明、刘春丽、魏巧双、范柏乐、魏金博、魏好好、储川林、范秋晞、刘洪顺等人陈述、视频监控录像，天津市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实。魏蕊在本次纠纷中与于金红互殴，并以过分拉拽的方式伤害不满十四周岁的左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要件，故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准确，处罚适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东丽分局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证明华明派出所受理案件的经过及传唤违法行为人到案的经过。
2、2017年2月24日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明2017年2月24日华明派出所依法受理案件、3月23日依法延长办案期限。
3、传唤证及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明对违法嫌疑人依法进行传唤。
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对魏蕊、左佩强、于金红进行处罚前告知的程序。
5、行政处罚决定书、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拘留通知家属记录、送达回执。证明2017年10月25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丽公（华）行罚决字[2017]1388号行政处罚决定，对魏蕊以殴打他人为由作出行政拘留十三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暂缓执行行政拘留。
6、于金红询问笔录。证明其与原告行为属于互殴行为。
7、左佩强询问笔录。证明于金红与原告行为属于互殴行为。
8、魏蕊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与于金红是互殴。
9、左某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对左某的殴打行为，以及与于金红的互殴行为。
10、范某询问笔录。证明原告与于金红有推搡行为。
11、范秋晞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有对左某进行殴打的行为。
12、储某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和于金红有互殴行为。
13、储川林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对左某有伤害行为。
14、刘某询问笔录。证明原告脸上有伤，及左某脸上有伤，存在伤害行为。
15、陈某询问笔录。证明原告与于金红属于互殴，原告有殴打伤害左某的行为。
16、么世方询问笔录。证明对证人的询问情况。
17、李明询问笔录。证明原告与于金红互殴。
18、刘春丽询问笔录。证明听到双方互骂，有纠纷存在。
19、魏巧双询问笔录。证明双方有纠纷存在。
20、范柏乐询问笔录。证明左某有伤，且有监控。
21、魏金博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同左某有肢体接触。
22、魏好好询问笔录。证明左某同原告有肢体接触。
23、魏某询问笔录。证明双方确实存在纠纷。
24、刘洪顺询问笔录。证明原告伤害左某。
25、于金爱询问笔录。证明对担保人的询问情况。
26、魏定文询问笔录。证明对担保人的询问情况。
27、魏乾刚询问笔录。证明对担保人的询问情况。
28、张万兰询问笔录。证明对担保人的询问情况。
29、调解笔录。证明双方调解情况。
30、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诊断证明及鉴定意见通知书，送达回执。证明伤情鉴定的情况。
31、调取证据通知书、证据清单、滨海渔港酒楼监控录像。证明监控录像能够还原事发现场的情况。
32、现场照片。证明事发现场情况。
33、复议申请、天津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行政复议情况。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辩称，魏蕊对东丽分局2017年10月25日作出的丽公（华）行政决定[2017]1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7年11月8日依法受理。东丽分局于11月17日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了证据材料。天津市公安局经延长复议期限，于2018年2月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原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7]2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市局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2、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市局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3、行政复议申请接收凭证。证明市局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4、天津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市局履行了“要求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提交证据及有关材料”的程序。
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市局履行了“要求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提交证据及有关材料”的程序。
6、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证明市局履行了“延长复议期限”的程序。
7、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局履行了“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的程序。
8、EMS快递单。证明市局履行了“送达”的程序。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魏蕊对被告东丽分局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5没有异议；证据6、7有异议，对于询问程序无异议，对于金红、左佩强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于金红、左佩强为本案利害关系人，该两人未陈述其对原告魏蕊的殴打行为；对证据8的询问程序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本案中，监控视频和陈某于2017年2月27日的笔录中显示，原告被主动攻击，不属于互殴；对证据9的询问程序认可，对左某陈述内容不认可，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在其2017年2月28日陈述中，自述看到其母亲用手打了原告一巴掌，原告被推倒后，后面就不清楚了，未看到原告的殴打行为；对证据10的询问程序无异议，但证人范某与第三人于金红、左佩强是朋友关系，其陈述内容有主观性，且范某也参与了殴打，不应作为证人；对证据11的询问程序认可，询问内容不认可；对证据12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0；对证据13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1；对证据14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了原告被殴打，导致其左脸划伤；对证据15的询问程序认可，但陈某的陈述前后矛盾，其于2017年2月27日陈述原告对左某进行拉扯，并进行殴打，但在后两次陈述中，陈述没看到原告对左某殴打，故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6的询问程序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7的询问程序无异议，但李明陈述于金红先行殴打原告，原告才进行正当防卫，故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8-19无异议；对证据20的询问程序无异议，对陈述内容有异议，范柏乐陈述其没有看到事情发生经过，所以对其陈述的左某脸上有伤的陈述不认可；对证据21询问程序有异议，通过和范金博的沟通，其陈述的内容与2017年3月11日笔录记载的内容不一致，且监控显示的事实与笔录不一致，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左某进行推搡和用脚踹左某；对证据22的询问程序认可，但笔录显示原告仅仅拉拽左某的衣服，并未拉拽其肢体，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是被殴打的，故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3无异议；对证据24的询问程序认可，但证人魏某系酒店经理，且通过笔录中魏某本人陈述其与第三人左佩强相识，系本案利害关系人，该份证人证言不客观、不合法、不真实，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5-32无异议，其中证据31的监控录像可以证明：原告拉拽左某系对其采取的保护措施，且原告在二楼的行为为防卫行为不属互殴；对证据33复议申请无异议，对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不认可。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东丽分局补充如下意见：对于证据31中的监控录像，尾号为92002片段在19：33分左右可以显示，原告拉扯致左某摔倒后，仍然拉拽左某，该行为并非原告说的保护左某；尾号为16的片段在19：34左右只能看见左佩强挥拳打原告，无法看清原告与于金红互殴过程，故被告根据其他证据认定原告和于金红有互相殴打的行为；对于证据6，违法行为人于金红不用作自己违法的陈述；对于证据9，左某在笔录中陈述原告和于金红属于互殴行为，不属于原告所说的防卫；对于证据15，被告并未采信陈某关于原告殴打左某的陈述；对于证据17，李明在3月10日的笔录中，明确陈述原告和第三人存在互殴行为；对证据20，证人范柏乐仅仅是就其所见进行陈述，内容没有虚假，应予采信；对证据21，对魏金博进行询问时，其监护人在场，并对笔录签字同意；对证据24，刘洪顺的陈述不存在夸大，应予采信。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对被告东丽分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3无异议，能够证明原告提出复议的事实，但原告对处罚决定不认可；对证据4、5证明目的无异议，但该两份证据所涉及的涉案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的证明目的认可，但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不应维持东丽分局的处罚决定；对证据8无异议。被告东丽分局对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无异议。
第三人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未提供书面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被告东丽分局提供的证据真实、形式合法，能够证明东丽分局作出处罚的证据、依据和履行的程序，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部分证据均予采纳，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6-24能否证明被告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本院下文详论；对于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作出复议的过程及结果，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对于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该证人陈述其因害怕才在东丽分局的笔录中陈述原告推了左某，但经法庭询问，该证人法定代理人在东丽分局询问时在场，且该证人在本案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东丽分局接受询问时受到胁迫或欺骗，鉴于该名证人和原告的关系，其在法庭陈述的“原告未推左某”的证言更易受到污染，故对该陈述，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4日，被告接到原告报警，被告以行政案件受理。后被告经过传唤魏蕊、于金红、左佩强及其他证人进行调查。经鉴定，魏蕊枕部皮下血肿及面部划伤均为轻微伤。后被告东丽分局于2017年5月8日对当事人进行告知后，作出丽公（华）行罚决字[2017]3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双方因琐事发生争执，于金红对魏蕊面部抓挠并进行殴打，左佩强挥拳殴打魏蕊身体，魏蕊对于金红身体进行殴打，故对魏蕊决定行政拘留五日。
后魏蕊、左某均对上述处罚决定提出复议申请，天津市公安局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7]1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丽公（华）行罚决字[2017]3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予撤销，并限期东丽分局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东丽分局经进一步取证，于2017年10月25日向原告魏蕊进行了处罚前告知，魏蕊申辩称其并没有打左某，左某脸部伤情系左某自己倒地摔伤。东丽分局于当日作出丽公（华）行罚决字[2017]1388号《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魏蕊行政拘留十三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因魏蕊不服上述处罚决定，于2017年11月8日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复议，天津市公安局立案后，通知东丽分局提供相关证据及答复。因本案情况复杂，天津市公安局于2018年1月4日经批准后延长复议期限，后于2018年2月6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7]221号《天津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东丽分局作出的丽公（华）行罚决字[2017]1388号行政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被告东丽分局对辖区内的治安工作具有行政管理职权。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为东丽分局的上一级机关，对原告不服东丽分局处罚决定的复议申请，有复议的职责和职权。
关于行政处罚程序方面，被告东丽分局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审批、处罚前告知、作出处罚决定、送达等程序。原告认为被告东丽分局未对其陈述申辩进行复核，经本院询问，东丽分局已经在原告陈述申辩后，对案件证据及事实进行了复核，在达到事实清楚的前提下，作出了处罚决定。东丽分局对原告申辩所做的复核行为，法律并未规定其复核的最低期限，被告经复核认为其处罚能够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标准，即可依法作出相关处罚决定，故对原告提出的被告未进行复核，且在原告申辩当天即作出处罚决定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方面，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告予以认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原告魏蕊和于金红是否属于互殴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通过被告调取的监控录像，本院不能认定在整个过程中，原告仅仅处于防卫状态；本案中，对于酒店工作人员陈某所做的询问笔录，虽然在第一次询问中向东丽分局陈述了原告打了左某脸部，但在后期的询问中已向东丽分局说明上述陈述系其推断，并更改了该陈述，该变更陈述对原告有利，故陈某陈述的“于金红打原告后，原告亦动手打于金红，但是否打到不清楚”的证言相当可信，且在东丽分局对酒店工作人员李明做的询问笔录中，李明也陈述了“两个女的才相互打架”，结合本案中被告提供的其他证人证言，被告认定于金红和原告魏蕊系互殴，证据充分，认定无误。对于原告魏蕊是否对左某进行过分拉拽的认定，本院分析如下：通过本案魏金博、左某、魏好好、范秋晞及其他证人证言可知，本案起因系生活琐事引起的小孩口角，原告本可以通过对左某进行口头批评教育或者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其家长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本案原告却主动拉拽左某，尤其是左某已经通过激烈反抗等行动表明其拒绝拉拽后，原告仍强行拉拽左某进入电梯，期间，左某两次倒地。原告本无权对左某人身进行强制，如积极中止该侵犯行为，其情节尚属轻微，但原告在其激烈反抗后仍旧施加强制，已经超过了必要限度，故原告陈述其拉拽系对左某进行保护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两方激烈角力过程中，对于因角力产生的伤害，属于放任的态度，可能主观上未追求伤害后果的产生，但亦未主动避免。故被告东丽分局在本次处罚过程中，认定原告魏蕊对左某的拉拽属于伤害行为，并无不当。
关于法律适用和处罚幅度方面，本案左某未满十四周岁，原告对其伤害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中规定的伤害未成年人的范畴。原告诉状中认为，东丽分局经过复议后加重了对原告处罚，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但本案中，左某亦对原处罚决定提出了复议，故对于原告魏蕊的处罚，可以超过原处罚，本院对原告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东丽分局在法定幅度内作出的处罚，不存在明显不当的情形，本院依法应予维持。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履行了法定程序，事实正确，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魏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魏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夏浩天
人民陪审员 纪 纲
人民陪审员 黄志贵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 奥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