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6086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汪惠民，男，1945年12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伟，男，1978年2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春，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伟，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11层4-1105室。
法定代表人：张立岩，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晓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道日纳，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立岩，女，1959年4月6日出生，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刘小峰，男，1968年4月24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程金山，男，1969年7月4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胡交宇，男，1964年1月16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樊建中，男，1961年6月8日出生。
上诉人汪惠民因与被上诉人赵伟、原审被告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原审第三人张立岩、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樊建中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2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惠民，被上诉人赵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春，原审被告中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道日纳、项晓月，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张立岩、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樊建中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惠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赵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赵伟提交的“中科公司持股情况列表”等证据有效，并支持赵伟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2015年3月26日中科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认当时中科公司股东人数为25人、总股数为72股。但赵伟出具的中科公司持股情况表显示公司股东持股数74股、股东人数为14人，该证据不是股东大会决议，仅是普通表格，对股东持股数的认定无效，不应作为裁判依据。应依据2013年6月2日股东会决议确认股东人数28人和总股数93股。2.中科公司董事会决议从未指定6名登记股东代持股，该项主张无证据支持。中科公司工商登记虽显示股东情况，但未显示各登记股东持股数，仅凭6名股东信息无法认定股东代持协议书载明的代持股权数有效。中科公司的股东应该是汪惠民、王玮、朱进桂、戎志敏、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齐晓寰8人。3.赵伟主张于2015年5月31日受让汪惠民0.5股持股份额，但未提供履行合同的证据，只有赵伟履行转让协议后协议才生效，一审法院在尚未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的情况下认定协议有效，判决错误。4.樊建中持有中科公司的股权已经（2013）海民初字第10543号民事判决判给了齐晓寰，不再具备中科公司股东资格，不能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5.汪惠民于2015年6月20日参加一审第一次开庭，但庭前未收到诉状和证据等材料。2016年4月13日第二次开庭前，汪惠民因在外就医无法出庭并委托律师在2016年4月8日提交了延期开庭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未予理会。因此，一审法院在汪惠民不了解诉求及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缺席判决，剥夺了汪惠民的诉讼权利，审理程序违法。
赵伟辩称，不同意汪惠民的上诉请求。汪惠民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是案件证据反映的客观事实，他质疑的中科公司股东人数和股数，在一审中都已经查明，中科公司目前总股数是82股，每名股东个人持股数，以及股数的来源也有明确的证据予以证明，作为中科公司的骨干和高管获得的股权是有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为依据的。对于从其他股东中受让的股权也签有股权转让协议，代持部分的股权也签有代持协议。汪惠民的上诉请求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浪费了诉讼资源。而且截至2015年5月底，汪惠民不再持有中科公司任何实际的股权，和中科公司没有任何股权上的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中科公司述称，中科公司的股东架构是汪惠民在中科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设计和管理的。实际上，中科公司在工商机关登记的是股权比例，在中科公司内部是按股份制进行管理，现在要求法院判决确认所有的隐名股东到工商机关按照实际的股权比例进行登记，每股对应什么样的股权比例实际上根据自己的股份数折算的，一审判决的是比例，不是股数。汪惠民提到的相关8个案件的股份数是建立在其在2013年时对中科公司的股份数的理解和了解，并没有将2013年之后中科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的情况计算在内。这些情况中科公司在一审中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完整的证据材料，清楚的记载了每位股东的股份数和持股比例。关于程序问题，汪惠民未参加一审诉讼，并提出了无理要求，但一审法院仍然满足了汪惠民的要求。汪惠民第一次参加了谈话，一审法官也给了汪惠民答辩期和举证期，汪惠民在获知开庭时间后，称其在国外，但又拒不提交机票等证据，法院对其依法缺席审理是合法的。汪惠民在离开中科公司后仍然以种种理由拒不配合公司股东变更，对正常的股份转让都提出质疑，严重影响了中科公司的经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理程序合法，汪惠民所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原审第三人张立岩、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樊建中未作陈述。
赵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赵伟持有中科公司2.439％股权（现登记于第三人汪惠民名下）；2.中科公司负责为赵伟的上述持股情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月25日，中科公司依法注册成立（注册号：110000005038313）。根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汪惠民，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11层4-1105室，营业期限自1995年1月25日至2045年1月24日。
2015年5月5日，赵伟(甲方)与汪惠民(乙方)及中科公司(丙方)共同签署一份股权代持协议书。根据协议书记载，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甲方所持丙方1.8293％的股权的名义持有人。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作为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而甲方则为代持股权的隐名股东。乙方作为代持股权的名义持有人，不得代甲方行使实际归属于甲方的任何股东权利，甲方作为丙方股东的实际权利仍由甲方享有。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权的有效期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丙方在工商管理部门做股东实名注册、或法院判决生效、或乙方决定不再委托甲方代持之日止。该协议生效后，甲方作为代持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是丙方的实际股东，有权行使《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丙方《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以股东身份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行使表决权、参与丙方相应活动等。乙方作为甲方的受托人，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处置代持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或以代持股权为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等。上述协议书的落款处，分别有赵伟、汪惠民两方的签名字样，另加盖有中科公司的印章。
除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外，赵伟与汪惠民之间曾签订有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伟受让汪惠民在中科公司的持股数额0.5股。
2016年4月5日，赵伟与朱丹签订有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伟受让朱丹在中科公司的持股数额0.5股（持股比例0.6097％）。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朱丹（甲方）曾与汪惠民（乙方）、中科公司（丙方）于2015年5月5日签订有一份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甲方所持丙方1.2195％的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前述协议书其他约定内容与赵伟与汪惠民、中科公司所签股权代持协议书的内容相一致。
另查，根据中科公司所出具的持股情况列表显示，赵伟在该公司内部的持股数为2股，对应的持股比例为2.439％。
再查，根据中科公司目前的企业信用信息网上查询结果显示，该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汪惠民、刘小峰、张立岩、胡交宇、樊建中、程金山各方。
诉讼中，张立岩、胡交宇、樊建中、程金山均表示对中科公司将赵伟按照其诉请之持股比例变更登记为该公司股东不持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赵伟与汪惠民及中科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
本案中，根据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的记载，汪惠民作为中科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其名下登记之相应股权实际系替赵伟所代持，即赵伟实际系中科公司的隐名股东。对于上述约定内容，该院认为，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缔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从赵伟与朱丹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朱丹与汪惠民及中科公司所签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约定来看，赵伟实际从朱丹处受让有汪惠民代朱丹持有的部分中科公司股权。此种情况下，赵伟亦部分取代了朱丹作为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故赵伟有权据此向汪惠民再行提出权利主张。
结合上述情形，从赵伟在本案中的诉请来看，其现在已明确要求将其股东资格予以显名化。对此，根据我国《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应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否则不予支持。本案中，除为赵伟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外，中科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显名股东已明确表示对赵伟所诉请之持股内容不持异议。此种情况下，该院认为，赵伟相应诉讼请求，应属于法有据，故该院予以支持。
本案中，关于赵伟要求中科公司进行变更登记的诉请，该院认为，根据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据此，赵伟在被确认为中科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当然有权要求该公司履行上述变更工商登记的法定义务。此外，第三人汪惠民及第三人刘小峰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裁判。判决：1.确认汪惠民所持中科公司2.439％股权归赵伟所有；2.中科公司负责将汪惠民所持该公司2.439％股权变更登记至赵伟名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汪惠民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2013年6月2日中科公司2013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证明中科公司2013年股东人数28人、股东持股数93股；证据2.2015年3月26日中科公司2015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证明中科公司2015年股东人数25人、股东持股数72股。以上证据证明中科公司不同时期，内部有效股东人数、股东持股数不同，赵伟一审期间提供的“中科公司持股情况表”是无效的。证据3.2012年1月31日中科公司股东大会2012年第一次及第二次会议决议，证明张立岩增持中科公司股份8股，同时日办减少8％提成比例；证据4.2014年3月13日中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第五次会议纪要，证明董事会给张立岩增持8股，股东大会未通过。以上证据证明董事会只能提议不能决定增加股东持股数，股东持股数需由股东大会表决决定，张立岩2014年1月1日持股数为2股。证据5.2012年8月20日中科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第七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出资转让协议书和投资者情况表，证明中科公司注册股东由8名变更为7名。证据6.2012年11月22日中科公司章程修正案、投资者情况表、第七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第八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出资转让协议书，证明中科公司注册股东由7名变更为6名。证据7.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053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樊建中不是中科公司股东。证据8.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京工商海处字（2014）第12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工商备案登记资料，证明中科公司2012年8月30日的变更登记被撤销，恢复之前登记事项及内容。赵伟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付款委托书和付款凭证，证明从汪惠民处受让股权的六名股东已经将股权转让款1600万支付给了汪惠民。中科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2010年8月27日中科公司第六次董事会会议纪要，证明中科公司对外工商注册的形式是以董事会成员的名义进行的形式注册，实际股东成员是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确定的。证据2.2013年5月8日中科公司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证明该股东会决议确认了证据1中董事会会议的内容。证据3.2016年4月13日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证明目前中科公司的股东人数14人和持股数共计82股。证据4.（2016）京01民终534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书判决确认中科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为张立岩。
各方当事人对汪惠民提供证据1-8、赵伟提供证据以及中科公司提供证据1、2、4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不持异议，予以确认。中科公司提供了证据3即2016年4月13日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原件，汪惠民虽然不予认可其真实性，但未能提供反证予以推翻，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证明力问题，本院将在裁判论理部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张立岩以中科公司为被告、以汪惠民为第三人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变更公司登记之诉，请求将中科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汪惠民变更为张立岩。该院作出（2015）海民（商）初字第177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科公司负责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汪惠民变更登记为张立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执行。汪惠民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京01民终53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因中科公司特有的股东会结构和股东之间代持股的事实，中科公司的股东人数及持股数一直处于变化状态。另，汪惠民述称，本案股权代持协议书系由其本人签署，但持股比例部分已被王旭篡改，其也无法提供未经篡改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汪惠民持有中科公司10股股权，其他都是代他人持有，但不清楚具体代持多少股和替谁代持，且该10股股权已经于2015年5月31日全部转让，并拿到了1600万元的对价；汪惠民已经于2013年退休，不再参与中科公司的经营管理。
另查，一审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均已经按照汪惠民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发送了开庭传票，投递结果显示被签收。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赵伟与汪惠民及中科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汪惠民代赵伟持有中科公司部分股权，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汪惠民主张股权代持协议书系被篡改，但既未能提供其认为真实有效的股权代持协议书，亦未能就其代持股人数、持股数额予以说明，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汪惠民作为中科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其名下登记之部分股权实际代赵伟持有，现赵伟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中科公司半数以上的工商登记股东已明确表示同意，其诉讼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汪惠民上诉主张，中科公司持股情况列表不是股东大会决议，不应作为裁判依据，应依2013年6月2日股东会决议确认股东人数和持股数。对此本院认为，中科公司持股情况表确系中科公司单方盖章出具，且持股情况仅显示了90％持股比例，尚有10％股权未明确持有人，不足以认定该持股情况列表的真实性、完整性。鉴于此，中科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补充提供了2016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明确记载了中科公司现行股东人数14人、持股数额82股。汪惠民对上述股东会决议不予认可，但对于中科公司股东人数、持股数额均未提供其他有效反证予以推翻。此外赵伟提交证据显示所持股数与上述股东会决议记载持股数相符，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进一步佐证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真实性。故应当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中关于汪惠民代赵伟持股数额和比例。另，因中科公司特有的股东会结构和股东之间代持股的事实，中科公司的股东人数及持股数一直处于变化状态，二审期间，中科公司提供了2016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汪惠民提供了2013年6月2日和2015年3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三次股东会决议对于股东人数、持股总额的记载均不同，汪惠民主张依据最早的2013年6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确认中科公司股东人数、持股数额，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汪惠民上诉主张，樊建中持有中科公司的股权已经（2013）海民初字第10543号民事判决判给了齐晓寰，不再具备中科公司股东资格，不能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中科公司的显名股东应当是汪惠民、王玮、朱进桂、戎志敏、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齐晓寰8人。其上述主张均与中科公司现行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情况不符，本院不以其作为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效力和确认赵伟股东资格的依据。
汪惠民上诉称，赵伟主张受让汪惠民0.5股份额，但未提供履行合同的证据，只有赵伟履行转让协议后协议才生效，一审法院在尚未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的情况下认定协议有效，判决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汪惠民上述主张与2016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汪惠民上诉称，其未参加本案一审两次庭审，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剥夺了汪惠民的基本诉讼权利，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两次开庭均已向汪惠民发送了开庭传票并被签收，程序并无不当。汪惠民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采信。
原审第三人张立岩、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樊建中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本案作出处理。
综上所述，汪惠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汪惠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占山
审 判 员 刘海云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