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民终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临钢企业公司塔儿山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襄汾县塔儿山矿区。
法定代表人：王军明，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贾文鑫，山西晋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鑫聚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城区演武巷B区综合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常秀云，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邢杰平，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侯向龙，山西翰林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西省临钢企业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临汾市临钢路。
法定代表人：毛跃民，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山西省临钢企业公司塔儿山公司（以下简称塔儿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鑫聚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聚源公司）、原审被告山西省临钢企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临民初字第00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塔儿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军明及其委托代理人贾文鑫，被上诉人鑫聚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邢杰平、侯向龙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山西临钢企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4月12日被告塔儿山公司召开职工会议决定将半山里联营铁矿股份转让。2011年11月2日，被告临钢企业公司塔儿山公司（甲方）与长治市鑫聚源物资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转让股份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甲方将半山里联营铁矿52％的股份中42％的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1500万元，其中协议生效后乙方在五日内一次付清1000万元，余款在投产后两年内付清；乙方对在生产经营中所发生的安全伤亡事故全权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甲方收到股权转让款后配合乙方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与之相关的变更手续。合同签订当日，长治市鑫聚源物资有限公司将两张金额均为500万元银行承兑背书给被告塔儿山公司，塔儿山公司出具收据并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据载明：今收到山西长治市鑫聚源物资有限公司银行承况汇票贰张，票号分别为×××、×××，票面金额分别为伍佰万元整，总计壹仟万元整，特此为据。长治市鑫聚源物资有限公司付款后，双方也未履行铁矿的交接手续，也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3月11日半山里联营铁矿因决议解散，被襄汾县工商局注销登记。2013年3月11日经山西省工商局核准”长治市鑫聚源物资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山西鑫聚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告鑫聚源公司向被告塔儿山公司索款未果，遂提起诉讼。以上为本案基本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鑫聚源公司（原长治市鑫聚源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塔儿山公司于2011年11月2日关于襄汾县半山里联营铁矿的股权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鑫聚源公司在协议签订后依约支付给被告塔儿山公司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但之后双方对于襄汾县半山里联营铁矿的股权经营并未进行交接，也未在工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在合同尚未实质履行的情况下襄汾县半山里联营铁矿已被注销，合同履行的前提及客观条件已不存在，故被告塔儿山公司应将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退还给原告。关于被告塔儿山公司的主体问题，被告塔儿山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自2008年起塔儿山公司就已具备企业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本案诉争款项应由被告塔儿山公司予以承担，原告主张由被告山西临钢企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塔儿山公司主张1000万元汇票已由原告代理人阮彬兵拿走，其不应承担偿还责任一节，因被告塔儿山公司提供的系阮彬兵的收据，不能充分证明取走款项系原告的委托行为，结合被告塔儿山公司出具给原告的收据与塔儿山公司提供的阮彬兵的收据时间均为2011年11月2日，原告鑫聚源公司于当日交给被告塔儿山公司款项又于同日委托他人取回也不符合常理，且阮彬兵未到庭，被告塔儿山公司提供的收据真实性亦无法认定。因此被告塔儿山公司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省临钢企业公司塔儿山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山西鑫聚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0万元。（二）驳回原告山西鑫聚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塔儿山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没有对关键证据”企业托管经营协议”以及”特快专递单”予以合理的解释，致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院递交了被上诉人出具的”企业托管经营协议”，该协议明确委托浙江人阮彬兵为其全权代理人，但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声称”不认识阮彬兵，也从未委托过阮彬兵”，那么盖有被上诉人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常秀云签字的证据作何解释？上诉人在一审时亦向法院递交了邮局回执用于证明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寄发过特快专递，催讨股份转让款，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声称从未收到过我方的任何文件，那么对方法定代表人签收的是什么东西？一审法院置上诉人的两份关键证据于不顾，又不给出合理解释，却让上诉人找到阮彬兵是颠倒了是非。《托管协议》是被上诉人出具的，是被上诉人委托阮彬兵的，按理应该由被上诉人负举证责任。2、一审法院并没有对上诉人、被上诉人如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给出合理解释，相反上诉人的答辩和解释符合常理。上诉人在临汾，被上诉人在长治，双方并不认识，请问被上诉人是如何知晓上诉人要转让股权的?是如何谈判的?如何签约的？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早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的2011年10月25日就委托浙江人阮彬兵在临汾参与谈判，从中牵线搭桥，并委托其代管42％的股权、管理生产、经营。在2011年11月2日双方签约的当日现场，由于承兑汇票不好承兑，阮彬兵当着我方王军明经理、被上诉人方三个人把汇票取走的，地点在临汾富士龙大酒店，并非一审判决认为的”同日又委托他人取回”的。总之，被上诉人的两张汇票被其代理人取回，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的协议并未履行。上诉人基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被上诉人出具的《企业托管经营协议》有理由相信阮彬兵是42％股权的经营、管理者，同样上诉人视阮彬兵对42％股权的收买、处分、交易的行为等同于被上诉人的行为。请求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鑫聚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判决中已经考虑到上诉人的证据，其中托管协议即使是真实的，内容也仅是委托其管理半山里联营铁矿42%的股权及生产经营，并未涉及到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上诉人提到11月2日当场将汇票取走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其说法明显不符合常理。股权转让协议是2011年11月2日签订的，代表上诉人签订协议的是我公司的员工闫瑞生，也是当日被上诉人将二张汇票交给上诉人，当时我公司人员在场，如果取走，也是我公司员工当场取走。按常理说，上诉人也要将收据拿回，但是并没有，反而给我们出具了二张汇票的收据，所以上诉人的说法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还查明阮彬兵拥有半山里联营铁矿23%的股权。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塔儿山公司是否应返还被上诉人鑫聚源公司1000万元。首先，2011年11月2日，长治市鑫聚源物资有限公司将两张金额均为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付予塔儿山公司，塔儿山公司出具收据并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据载明的内容为”今收到山西长治市鑫聚源物资有限公司承兑汇票贰张，票号分别为×××、×××，票面金额分别为伍佰万元整，总计壹仟万元整，特此为据。”该收据由鑫聚源公司持有。如塔儿山公司将汇票退还，应将该收据收回；另外，被上诉人鑫聚源公司有人在签约现场，按常理，塔儿山公司应将汇票直接退还给鑫聚源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不应退还给鑫聚源公司的代理人阮彬兵。故塔儿山公司上诉称2011年11月2日双方签约的当日现场，由于承兑汇票不好承兑，阮彬兵当着我方王军明经理、被上诉人方三个人把汇票取走的理由不符合常理，无法采信。其次，塔儿山公司出具的有阮彬兵签字收据的原文载明”今收到山西长治市鑫聚源物资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贰张”，后被塔儿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军明将长治市鑫聚源物资有限公司划掉改为临钢企业公司塔儿公司。说明是塔儿山公司将汇票交付于阮彬兵本人。但阮彬兵亦是拥有半山里联营铁矿23%股权的股东，故该收据无法证明塔儿山公司是在收到鑫聚源公司的汇票后又将汇票退还给鑫聚源公司，该修改后的收据仅体现塔儿山公司与阮彬兵个人之间存在汇票的交付行为。再次，上诉人递交的邮局回执收件人常秀云的签名为寄件人填写，真实性存疑，且信件内容无法确认，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综上，鑫聚源公司在协议签订后依约支付给上诉人塔儿山公司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之后双方对于襄汾县半山里联营铁矿的股权经营并未进行交接，也未在工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在合同尚未实质履行的情况下襄汾县半山里联营铁矿已被注销，合同履行的前提及客观条件已不存在，故塔儿山公司应将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退还给鑫聚源公司。关于阮彬兵从塔儿山公司取走的1000万元汇票塔儿山公司与阮彬兵之间应另寻其他途径予以解决。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山西省临钢企业公司塔儿山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红雯
审 判 员 成 堃
代理审判员 丁勇虎
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刘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