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终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大庆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行街8号。
法定代表人：吕永刚，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纬三路11号。
负责人：刘恒勇，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君，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以下简称大庆农行）侵权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黑高商重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庆农商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1)黑高商重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2.诉讼费用由大庆农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裁定认为案涉1710万元属于信用社内部的资金划转，不属于平等主体所进行的同业拆借，故本案纠纷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错误。1.根据大庆农商行所举示的证据,与信用社发生业务关系的另一方是大庆农行的分支机构，本案明显不符合资金调剂的主体条件。原审裁定认定大庆农商行主张拆借资金的主要依据是会计科目，会计科目应当体现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但本案的会计科目并不准确，本案双方当事人不是农村信用社，不属于资金调剂科目，而原凭证上所记载的“067”“1211”“2412”科目不准确，只能说明农行当时对信用社的管理不到位，会计科目记载错误。2.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农行领导和管理农村信用社，大庆市农村信用社也由大庆市农行管理，但资金并不混同。大庆农商行所主张的1710万元拆借资金是记在信用社账上的资金，而拆入方为大庆农行一方，大庆农行根据合同的约定应当还本付息。（二）一审裁定驳回起诉造成大庆农商行权利失去司法保护的最后屏障。1.大庆农商行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大庆农行利用其优势地位在行社脱钩时以指定发放贷款、强行划转不良贷款的形式将不良债权转移给大庆农商行，造成大庆农商行的权利受到严重侵害。2.行社脱钩后，大庆农商行就一直向人民银行、银监局等机关主张权利，要求对相关纠纷进行解决，但直到今日，人民银行与银监会也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行政解决无望的情况下，大庆农商行才不得已寻求司法救济，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使大庆农商行失去了维权的途径。
大庆农行辩称，（一）大庆农商行主张的债权债务问题在行社脱钩时已经得到处理。大庆农商行主张的拆借资金发生在行社分家之前，行社分家时在人民银行的主导下，两家形成一致意见对双方的往来进行了相应的核算和账务处理，并在《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资金划转清算表》（以下简称《资金划转清算表》）上签字、盖章的方式予以确认。《资金划转清算表》是确定行社脱钩时大庆农行与大庆农商行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且已经涵盖了案涉诉争业务。大庆农商行提出的诉争主张实际上要求推翻行社分家时的处理结果。（二）原审裁定认定大庆农商行主张的拆借资金1710万元的性质为资金调剂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综上，请求维持原审裁定。
大庆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大庆农行返还指令大庆农商行发放的贷款、强行划转的贷款本金1295.20万元及利息10,430,088.76元；返还拆借款本金1710万元及利息29,705,694.50元；并按约定给付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庆农行从大庆农商行划转资金的具体事实如下：1995年11月30日，让胡路农行从让胡路信用社划转13万元；1995年11月30日，龙凤农行从龙凤信用社划转182.20万元；1995年11月30日，红岗农行分八笔从杏树岗信用社划转385.50万元；1989年至1995年，卧里屯农行从卧里屯信用社划转650万元。大庆农行指令大庆农商行发放贷款的具体事实如下：1991年4月至1992年2月期间，卧里屯农行先后指令卧里屯信用社向大庆市龙凤乡砖厂、龙凤乡农牧场村砖厂、龙凤乡英勇砖厂发放贷款共计62万元；1994年2月21日，红岗农行指令杏树岗信用社向大同区腾飞综合贸易公司发放贷款50万元，后大同区腾飞综合贸易公司偿还了13.58万元。
大庆农商行所主张拆借款1710万元的具体事实及相应证据如下：1991年10月29日，卧里屯信用社向立志办事处转款550万元，证据为《信用社资金调剂通知书》及《中国农业银行担保借款契约》，其中《中国农业银行担保借款契约》所载会计科目为065，借款用途为调剂资金；1993年1月11日，卧里屯信用社向大庆农行会计科转款100万元，1993年3月8日，该行信合科转回70万元，证据为《特种转账付出传票》，会计科目为067，转款原因为调剂资金；1995年12月1日，卧里屯信用社向红岗农行转款450万元，证据为《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及《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凭证》，其中《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凭证》载明贷款账号为1211，贷款用途为拆借；1991年12月30日，让胡路信用社向立志办事处划转170万元，证据为《特种转账付出传票》，转账原因为调剂资金，账号为067；1988年1月18日，杏树岗信用社向立志办事处划转45万元。1993年10月至1996年5月，杏树岗信用社分9笔向红岗农行划转465万元，证据为11份《特种转账付出传票》《特种转账借方传票》，账号为067或1211，转账原因为资金调剂。
93年12月25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务院下发《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决定要求“根据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农村信用联社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要制订《农村合作银行条例》，并先将农村信用联社从中国农业银行中独立出来，办成基层信用社的联合组织”。1996年8月22日，根据国发〔1993〕91号文件，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明确要求“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在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改革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员、财产、资金关系等问题，应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同年8月28日，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制定了《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主要内容为：行社脱钩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之间的人员关系、财务关系、资金关系等三方面。资金关系包括农村信用社在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处理；农村信用社在中国农业银行转存款的处理；农村信用社借入中国农业银行款项（即中国农业银行对信用社的支持款）的处理三个方面。1998年7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传〔1998〕39号），主要内容为：“信用社对农业银行的债务是指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前形成、至今尚未清偿的债务，包括信用社向农业银行借款和已逾期的拆入资金。对1995年12月29日农银传〔1995〕68号《关于稳定当前行社工作的紧急通知》下发以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债务不应由信用社承担：1.农业银行通过贷款凭证置换，对同一客户由信用社增加贷款、农业银行同时收回原贷款等方式将贷款资产转移给信用社而形成的债务；2.农业银行委托信用社发放，后转为信用社自营的贷款，或农业银行作为担保人由信用社发放贷款而形成的债务；3.农业银行确定贷款项目，未经信用社主任审批，指令信用社贷款形成的债务。认定以行社双方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或协议，下同）为基础。已签订合同，且合同合法、有效的，原则上按合同规定由信用社承担；虽已签订合同，但确属前款所指情况之一的，债务不应由信用社承担；未签订合同及对合同的合法、有效性有疑问的，由行社双方协商确定；对行社双方有争议、协商未果的，由人民银行当地支行仲裁。解决行社资金遗留问题，要以1995年12月29日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总行关于维护行社双方合法权益的有关电报、文件为依据，行社双方应尊重历史、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互谅互让。对明显违背政策规定，农村信用社难以接受的债务，当地人民银行应合情合理地进行调解。县（市）支行解决不了的，可报经人民银行省分行进行仲裁。”同年7月20日，省人民银行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传〔1998〕39号通知。2007年6月11日，人民银行哈中心支行致函一审法院，即《关于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与黑龙江省农业银行脱钩遗留资金纠纷相关情况说明的函》，就行社脱钩债务纠纷的由来、该中心一直协调解决行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问题及建议省政府和省银监局及早解决该纠纷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以下意见：“一是必须考虑行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问题和特定的管理体制，顺利实现行社脱钩；二是国家有关部门未出台有关解决纠纷的意见，没有政策依据；三是行社脱钩过程中，省信用联社一直向有关管理部门主张债权。”同年6月19日，省银监局致函一审法院，即《关于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形成遗留资金问题情况说明的函》，其中心意思为：“2003年特别是2005年以来，省信用联社多次向我局反映行社脱钩遗留资金问题，希望帮助解决，我局也向有关方面反映了此类问题，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一审法院认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案涉纠纷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大庆农行应否承担偿还责任。行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是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行社脱钩前，农村信用社虽系独立企业法人，但其行政隶属关系归属于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资金统一使用，人员统一调配，双方属于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这种特殊的管理体制，使得二者在业务经营和资金往来中形成了基于内部资产划转、强制划转存贷款及其他资产负债、指令性贷款等具有行政色彩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7月13日下发的银传〔1998〕39号通知已就如何“解决行社资金遗留问题”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并明确要以1995年12月29日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总行关于维护行社双方合法权益的有关电报、文件为依据。对明显违背政策规定，农村信用社难以接受的债务，当地人民银行应合情合理地进行调解。县(市)支行解决不了的，可报经人民银行省分行进行仲裁。中国人民银行系在国务院领导下，代表国家进行金融调控和管理的国家机构，负责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脱钩的具体工作，其就行社脱钩相关问题所作出的规定应当具有普遍拘束力，即此类纠纷不应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不应予以受理。本案中，大庆农商行所主张的大庆农行指令其发放的贷款、强行划转的贷款本息23,382,088.80元系双方于行社脱钩前所形成的历史债务，系农业银行在代管农村信用社期间，在行社之间所进行的一种内部资金划转行为，由此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范围，应予驳回。虽然大庆农商行还主张大庆农行向其拆借1710万元，但其举示的1991年10月29日转款55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担保借款契约》所载借款用途为调剂资金。1995年12月1日转款450万元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凭证》所载明的贷款账号为1211。其余转款760万元的《特种转账付出传票》《特种转账借方传票》中，有的所载明转账原因为资金调剂，有的账号为067或1211。根据中国农业银行于1992年9月24日发布实施的《农村信用社资金融通管理办法》第二条及第八条规定，“资金调剂是指农村信用社之间和农村信用社与联社之间的资金调剂”，“调剂资金通过067调剂资金科目核算”，双方庭审中又确认067科目于1995年后分为1211调出调剂资金及2412调入调剂资金科目。因此，大庆农商行本案主张1710万元所依据的证据，均体现该款项的性质为资金调剂，其系信用社内部所进行的资金划转行为，并非信用社与农业银行之间基于平等民事主体所进行的同业拆借行为，由此产生的纠纷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范围，应予驳回。裁定：驳回大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大庆农商行与大庆农行就涉案1710万元形成的争议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
中国农业银行于1992年9月24日发布实施的《农村信用社资金融通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信用社资金融通包括：1.资金调剂。指农村信用社之间和农村信用社与联社之间的资金调剂。2.资金拆借。指农村信用社与银行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拆借”；第八条规定，“农村信用社调剂、拆借资金(包括本金、利息和汇费、手续费)必须按规定科目进行核算，一律采取转账结算。调剂资金通过‘067调剂资金’科目核算；拆借资金通过‘065同业往来’科目核算。资金调剂和资金拆借应使用专用凭证”。资金调剂与资金拆借的主要区别体现为资金是否在内部单位之间融通。依据双方当事人原审所举示的证据，在案涉大庆农商行主张的拆借款中，有780万元转款原因为调剂资金，对应会计科目账号067或1211（即1993年1月11日卧里屯信用社向大庆农行会计科转款100万元、1991年12月30日让胡路信用社向立志办事处转款170万元、1998年1月18日杏树岗信用社向立志办事处转款45万元、1993年10月至1996年5月杏树岗信用社向红岗农行转账465万元），上述款项转款原因与会计科目记载相一致，均为资金调剂。另有1991年10月29日卧里屯信用社向立志办事处转款550万元及1995年12月1日卧里屯信用社向红岗农行转款450万元转款原因与会计科目不一致。其中，卧里屯信用社向立志办事处转款550万元，所载会计科目为065拆借资金，但在借款凭证中又同时载明借款用途为调剂资金，且有《信用社资金调剂通知书》佐证。卧里屯信用社向红岗农行转款450万元的会计科目记载亦为1211调剂资金。一审裁定认定大庆农商行本案主张1710万元所依据的证据，体现款项性质为资金调剂，具有事实依据。大庆农商行申请再审称，农行当时对信用社的管理不到位，会计科目记载错误，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行社分家前，两家之间的关系具有行政色彩，不能单纯以信用社账户资金流转至农业银行，即认定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案涉1710万元资金流转于1988年1月18日至1996年5月间，国务院1996年8月22日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即案涉1710万元资金划转关系于行社脱钩改制之前形成。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1996年8月28日《关于印发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的通知》第二条第一项规定，“脱钩工作由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和省、地、县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具体组织和领导。部际协调小组和各级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办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事项。”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宣布‘脱钩’的条件：……3.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其所辖县（市）已基本完成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之间人员、财产、资金的界定和划转，并登记造册清楚。……”1996年9月29日，大庆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向黑龙江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请示对大庆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市农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该文件第3条载明，大庆市行、社之间的人员、财产、资金已经界定，并登记造册清楚，双方无争议，并已上报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1996年11月4日，大庆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大庆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大庆市分行向黑龙江省金融体制领导改革小组作出《关于大庆市农村信用社“脱钩”应划转资金的报告》，该报告称，中国农业银行大庆市分行对所辖区域的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资金应划转数额进行了汇总和核对，并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大庆市分行审核和大庆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确认。该报告附有《资金划转清算表》，确认了双方资金划转的具体数额。大庆农商行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述文件内容表明，在大庆市行社脱钩改制过程中，有关主管部门已对行、社资金进行清算并制定了界定和划转的方案。大庆农商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大庆农行返还拆借资金1710万元，属于行社脱钩遗留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传[1998]39号）第三条第四项规定，“解决行社资金遗留问题，要以1995年12月29日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总行关于维护行社双方合法权益的有关电报、文件为依据，行社双方应尊重历史、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互谅互让。对明显违背政策规定，农村信用社难以接受的债务，当地人民银行应合情合理地进行调解。县(市)支行解决不了的，可报经人民银行省分行进行仲裁。”在行社脱钩改制之前，农村信用社虽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但其隶属于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案涉信用社与大庆农行下设部门、分支机构的资金调剂由大庆农行监督管理，由此产生的纠纷并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原审裁定驳回大庆农商行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大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万 挺
审 判 员 董 华
审 判 员 潘 杰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 闻
书 记 员 曹美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