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1民终24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邵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宏亮，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敬奎，男，1960年2月16�生，满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伟，男，1973年6月20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广香，女，1962年3月20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琳，女，1990年2月18日生，满族，住吉林省延吉市。系徐广香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延伟，男，1973年6月20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春青，女，1966年3月1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
上诉人长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对外合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3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对外合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巍、朱宏亮，被上诉人王延伟、郑春青，被上诉人李敬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伟，被上诉人徐广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对外合作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共同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30万元；2.诉讼费、保全费用、律师费用由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承担。原审庭审中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确认保全费未发生，律师费为2000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7月1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与被保证人李成琳签订《赴日本国技能实习合同书》，约定由对外合作公司为李成琳办理赴日本国技能实习事宜。合同第十一章第四条第一项约定，被保证人在日本期间逃逸或技能实习期满非法滞留的，应承担违约金30万元。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为李成琳提供了《赴日本国技能实习合同书》履约保证，《保证合同》约定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应支付的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2月28日，李成琳从日本实习基地逃逸，该起事件给日方雇佣单位及对外合作公司均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在原审辩称：一、如果对外合作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违约金数额过高，不应超过实际损失的30%。二、李成琳与对外合作公司于2012年7月1日签订合同，但2012年8月28日李成琳与对外合作公司重新签订的一份合同，该合同视为对原合同的变更，变更后的合同没有相应的违约条款及担保条款。根据担保法规定，被担保人与债权人变更的合同，未经担保人同意的，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三、对外合作公司与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签订的担保合同不属于担保法上的担保，不是在经济活动中为合同履行提供的担保，而是一种对他人行为的担保，不属于担保法调整范围。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出国劳务担保不属于人民法院收案范围。五、担保合同违反国务院《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1日，李成琳与对外合作公司签订了《赴日本国技能实习合同书》约定由对外合作公司为李成琳办理赴日本国东洋理工株式会社进行技能实习，日方监理团体为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该合同第十一章第四条约定如李成琳在日本期间逃逸或技能实习期满后非法滞留，应向对外合作公司支付违约金30万元；合同第十三章约定如李成琳未履行合同及合同条款给对外合作公司造成损失，由李成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当李成琳无力全部赔偿时，履约保证人须与李成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在该合同甲方履约保证人位置上签名捺指印。上述合同签订当日，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又与对外合作公司签订了一份《履约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作为李成琳的保证人，在债务人应支付的违约金（包括罚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等）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后两年止。2012年8月28日李成琳与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签订雇佣合同。2013年1月10日李成琳被派遣至日本。2015年2月28日，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与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向名古屋入国管理局报告，称李成琳于2015年2月27日去向不明。因此，对外合作公司以李成琳从日本实习基地逃逸为由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一、对外合作公司与李成琳签订的《赴日本国技能实习服务合同书》真实有效。至于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提供一份《合同书》复印件，用以证明李成琳曾与对外合作公司于2012年8月28日重新签订了另外一份合同，该合同中没有担保条款，应视为对原合同的变更之主张，因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无法提供该合同书原件，并且长春市商务局未保存备案合同信息，该合同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该合同真实存在，该合同中没有违约条款及担保条款，相关问题仍应按原合同约定内容履行。二、关于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提出的担保是否有效的问题。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所担保的对象是李成琳所应承担的违约金，而非违约行为。同时国务院制定的《对外劳务合�管理条例》虽然规定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劳务人员收取押金或者要求劳务人员提供财产担保”的内容，但该规定并不当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应对李成琳应付的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三、关于李成琳是否存在对外合作公司主张的违约行为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本案中，对外合作公司、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各方提交的证据，多数形成于日本，除对外合作公司提交的用以证明李成琳下落不明的《行方不明报告书》履行了上述规定的公证、认证程序外，其他形成于日本的证据均未履行公证、认证手续，故对这一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认，李成琳被日方解除了劳动关系，至今仍无法确认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并且在此之后日方没有继续给李成琳安排工作，同时，在李成琳的技能实习期尚未届满的情况下，日方也没有为李成琳继续申请在留资格。因此李成琳与日方实习机关及监理团体产生分歧，李成琳滞留日本期间到多个部门寻求纠纷解决途径。基于上述情况，在没有日本警方或入国管理局最终调查或处理结果的情况下，对外合作公司仅凭利害关系方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及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向名古屋入国管理局提交的报告书来证明李成琳存在逃逸或非法滞留证据不足，对外合作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长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长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对外合作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证据证明被保证人李成琳在擅自离开日本技能实习基地后有合法的滞留理由，而对外合作公司提交的《行方不明报告书》能够证明李成琳系个人原因擅自离开技能实习基地，李成琳行为符合合同约定的逃逸及非法滞留情形；二、李成琳在未事先通知实习机关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情况下便擅自离开技能实习基地不归，属非常严重的�约行为，李成琳的任何事后行为都不能改变其构成逃逸及滞留的事实行为认定；三、李成琳逃逸并非法滞留日本后，日本实习接收机关无义务再为被保证人李成琳提供新的工作岗位，也没有义务再为其办理在留资格，故一审法院判罚理由不能成立。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共同向上诉人支付履约保证金3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负担。
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
2011年9月12日，派遣机关对外合作公司与监理团体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签订《外国人技能实习事业协定书》，约定：第2条实习生在日本国的居留期间，根据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规定的在留资格“技能实习1号和技能实习2号”进行区分，设定居留期间。关于“技能实习1号”的居留期间，规定技能实习生每个人不能超过1年。关于“技能实习2号”的居留期间，在经技能实习生本人、技能实习生所属机关、中国的派遣机关、监理团体以及实习实施机关同意，向当地入国管理局提出“技能实习2号”在留资格变更申请，并且有关“技能实习2号”在留资格变更申请其后得到当地入国管理局审核批准的情况下，“技能实习1号”和“技能实习2号”加在一起，可以规定为3年以内（包括3年整）。第6条希望成为技能实习生者，必须满足下面列出的所有要件。（1）中国正在从事准备到日本国掌握的技能等的相关业务，或者具有从事相关业务的经验。（2）预定在日本国完成技能实习归国之后，从事需要应用在日本国掌握的技能等进行工作的业务。（3）在到日本国进行技能等的学习事宜上，得到中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的机关或者相当于上述机关的推荐。（4）理解技能实习制度的宗旨，具有学习技能等的强烈意欲。（5）年满18周岁以上。（6）原则上过去没有在日本国研修或者技能实习的经验。（7）具有学会为了进行技能实习而必须掌握的日语的基本素养。第14条在下列事由任何一个发生时，派遣机关、监理团体和实习实施机关在从技能实习生本人听取事情经过后，通过协议可以中止当事者的技能实习，让其归国：不具备第6条规定；违反第18条第4项即不从事签证资格认可之外的带来收入和报酬的活动之规定；因其它可以归咎于本人的事由，而导致技能实习的继续不可能或不适当时。
2012年7月1日，甲方李成琳与乙方对外合作公司签订《赴日本国技能实习合同书》，约定：第一章第三条乙方同意将甲方推荐给日本国接收中国技能实习的监理团体和实习实�机关。监理团体为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实习实施机关为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地址爱知县。第四章第一条李成琳赴日本技能实习期限为三年。在第一年技能实习期满前，经日本接收机关和对外合作公司同意，李成琳参加并通过技能实习鉴定考试，并获得日本入国管理局批准延期后，可转为第二年技能实习；在第二年技能实习期满前再依照上述程序方可转为第三年技能实习。第五章第一条讲习期间的住宿设施，由日本接收机关免费提供，并配备必要的生活设施。第四条日本接收机关为甲方配备一些生活必需的设施和物品。第七章甲方回国时，从日本国至中国入境地的交通费由乙方承担。第八章第一条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甲方李成琳应终止技能实习，立即回国：1.日本接收机关倒闭、停业、不景气或被日本国政府停止接收技能实习生业务时；2.甲方申请第二、三年技�实习时未被许可或未通过技能实习鉴定考试，导致不能继续技能实习时；3.甲方因违反日本国法律法规，受到日本国法律制裁；4.甲方因自身表现不好，被日本接收机关认为不适合继续技能实习时；5.甲方因发生事故造成身体伤害，导致不能继续技能实习时；6.甲方因疾病导致不能进行技能实习时；7.甲方因违反本合同及雇佣合同中相关条款时；8.甲方被检查出怀孕时。第十一章第四条甲方在日期间的违约及违约责任，甲方在日本期间出现以下情形时将被日本接收机关提前解除劳动雇佣合同并遣返。1.甲方在日本期间逃逸或技能实习期间后非法滞留。2.甲方在日本期间放弃技能实习提前归国。3.甲方在日本期间，有违法违规行为，或者有抢劫、偷盗、逃票或参与打架斗殴等其他违法行为。4.甲方在日本期间参与赌博或具有赌博性质的活动。5.在日本期间，甲方在宿舍留宿�人及异性过夜，男女生互相串寝，夜不归宿。6.甲方在日本期间从事技能实习以外具有报酬的其它行为。7.甲方在日本期间被发现怀孕。8.甲方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被日方发现。9.甲方在日本期间参与政治活动或宗教活动；计划或参与罢工、怠工。10.甲方在日本期间，违反日本接收机关的各项制度；不服从日本接收机关指导员指导；因违反日本接收机关规定，工作期间屡次出现失误或残次品。11.甲方在日本期间酗酒闹事或因酗酒影响工作。12.甲方向日本接收机关提出加薪、加班要求，在工作中态度不端正，消极怠工，不服从日本接收机关管理人员的指示和工作安排，互相攀比，挑选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13.甲方在日本期间未履行请假制度擅自离开技能实习岗位或出现其它旷工行为。14.在日本期间，因甲方疏忽对宿舍内水电气使用不当造成不良后果。甲方违反以上情形第1条支付违约金30万元。甲方违反以上情形第2、3条支付违约金10万元。甲方违反以上情形第4条至第14条中任一条款时支付违约金30万元。
2012年7月1日，对外合作公司与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签订《履约保证合同》，约定：为保证《赴日本国技能实习合同书》的履行，李敬奎、徐广香、王延伟、郑春青作为李成琳的保证人，在债务人应支付的违约金（包括罚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等）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如债务人出现没有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在主合同期满后不回国或擅自脱岗等违反主合同约定情形的，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2012年8月28日，李成琳与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签订《雇佣合同书》，李成琳于2013年2月入日本国到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进行技能实习，该合同履行期限至2014年2月21日。双方又签订第二年《雇佣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履行期限至2015年2月27日。
在第二年雇佣合同履行期间，李成琳以会社违法解雇其为由多次到领事馆、名古屋入境管理局等部门寻求解决纠纷途径。2014年8月26日，李成琳向日本爱知劳动局申请斡旋调解，2014年9月30日，日本爱知劳动局进行斡旋调解未成功。此期间，李成琳仍在会社提供的宿舍居住，但未工作。
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未与李成琳签订第三年雇佣合同，亦未给李成琳办理第三年技能实习签证。对外合作公司认为，李成琳已向劳动部门申请解决劳动争议纠纷，对外合作公司没有义务再为李成琳办理在留资格申请。
2015年2月28日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将宿舍门锁更换，不允许李成琳在会社宿舍居住，李成琳离开会社。对外合作公司认为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是在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要求李成琳搬出住所，充分履行了合同义务。
2015年2月28日，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向名古屋入国管理局递交行踪不明报告书，就李成琳在技能实习期间去向不明递交申报。《行踪不明报告书别纸附件（失踪经过以及应对等）》载明：“技能实习生李成琳在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工作期间，使用各种手段试图威胁会社要求赔偿，与会社其他技能实习生发生纠纷，并且在没有得到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同意下进行罢工，拒绝工作。李成琳作为技能实习生不但给会社造成利益上的损失并且对其他技能实习生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公司一度原谅其行为并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本人还是于2015年2月28日逃跑并非法滞在日本。2月28日我组合及二次接受机关判断李成琳去向不明的情况下，向警察提交了离家出走人员搜索请求（失踪人员登记安成警察平成27年25号），同时向入国管理局提交了失踪报告书。我组合将继续努力寻找李成琳的下落，发现后将立即让其回国。”
2015年11月9日，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将李成琳的衣物邮寄给名古屋入境管理局。四被上诉人主张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在合同到期后要求李成琳搬走并将房屋换锁，李成琳无法取得所有物品，向名古屋入境管理局申请后，该局要求退还李成琳物品，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以快递方式邮寄。对外合作公司认为是李成琳因非法滞留日本，名古屋入境管理局对其采取了限制措施，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将李成琳的衣物邮寄至名古屋入境管理局，但未提供相应依据。
另查明：对外合作公司陈述：“李成琳在日本技能实习期间不能与其他实习生和睦相处，多次为其调换寝室，直至一人单住。李成琳仍以各种借口和要求罢工并向领事馆、日本入境管理局、劳动部门进行无理告状，给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造成不良影响；会社并未解雇李成琳，建议与医生沟通治疗后继续工作。2014年6月8日对外合作公司派人到日本协商此事，劝说李成琳正常上班，如不上班可能被解雇。李成琳拒绝并要求会社赔偿。且拒绝与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签订第三年雇佣合同。第二年雇佣合同期满后，李成琳应在组合监督下自行回国，对外合作公司没有相应义务，且李成琳逃逸无法与其联系。2015年2月28日，李成琳从会社逃逸，非法滞留日本，构成违约，应支付违约金30万元，四被上诉人应承担保证责任。”
上诉人提交了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于2014年6月8日出具的《有关李成琳的实习情况》，该情况未经公证。实习情况的内容：“以下是有关李成琳的同期生向公司及组合反应的主要内容的一部分。李成琳到了日本来到公司后，与同期�及其他实习生关系相处的极其不好，无集体生活概念，给同期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宿舍生活中，不注意防火，有几次都险些引起火灾。另外，本人晚间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充电器充完电后也不拔出、并经常窥视其他人房间。同期生劝诫李成琳注意些，但本人表现出极其反抗情绪，并投掷笔来打同期生。公司指导员对李成琳进行指导，李成琳完全不听从，并表现出十分抵抗的态度。4月份的时候，在没有公司的吩咐下，去别的工作现场，擅自登上梯子，在没有任何目击者的情况下，说：“从梯子上掉下来了”，并躺在地上不起来。领导要带她去医院，本人也不答应。最后在公司领导的再三说服下，带本人去医院（西尾市民医院）进行了检查。通过CT及胸透检查后，发现无外伤及任何异常事情后，回家了。从那以后，总强调身体不舒服，到医院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不相信医生的诊断结果，经常与医生发生口头争吵，然后就回家了。由于本人睡眠不足，出了疱疹。本人强调头疼、总困、夜间总去洗手间，午休期间在河边午休的时候有意识不清的情况发生。组合找本人谈话，把注意点及希望本人能改善的地方跟李成琳会心的交谈了一番后，李成琳一再强调自己一点错都没有，并把责任都推到同期生的身上。还一再说：“我哪错了？请拿出证据来”等言辞，一点没有听取组合人员话语的意思。本人主观思想中一直认为由于受到会社的排斥而没有加班，且受到了其他技能实习生的排挤。她的一系列行动及做法，作为一个“社会人”是不可以想象的。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识李成琳由于想家，从而表现出一系列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建议，让她短暂回国，去中国的医院进行治疗，同母语（中国语）跟医生沟通，得到相关的�断后再回到日本工作为宜”。四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认为是日本企业对李成琳的无端歧视及辞退李成琳的原因。
四被上诉人陈述：“2014年4月21日，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横山某某某、生活指导员镜味某某，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会长西井某、翻译宋老师，口头通知解雇李成琳，理由是不听生活指导员的话。此后不让上班、不给解雇书。给对外合作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某打电话，其表示不管。2015年2月28日，会社将宿舍门锁更换，李成琳无法进入，给社长打电话，社长承认更换了门锁，不让她居住，也不让她拿东西。她去警署报了案，房子是会社的，警署无权要求社长。李成琳又给名古屋大使馆打电话，大使馆沟通后，会社社长不同意李成琳进屋拿东西。李成琳又打电话给组合的会长，会长表示不管此事。李成琳又给对外合作公司的李某打电话说明情况并求助，李某表示不管。”
四被上诉人提供了2014年4月21日的录音资料。对外合作公司认为录音资料均为日语，无法辨别身份，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日本接收机关存在违法解雇事实。
再查明：四被上诉人认为李成琳不存在非法滞留及逃逸的情形，并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5年2月23日李成琳向名古屋入国管理局提出《签证申请理由书》，内容：“我是技能实习生，到现在为止在日本2年了，之后希望可以继续还有1年的技能实习，所以因为要找新的全社和新的组合，希望得到三个月的特殊在留期间。名古屋入国管理局批准特例期限2015年4月27日。”证明李成琳向名古屋入境管理局投诉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不给申请签证，被告知可以以自己需要寻找新的会社和组合为由提出签证申请。对外合作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认为无法证�证据形成的时间及证明的内容。2.《在留资格变更》，内容：“2015年2月23日名古屋入境管理局受理李成琳的在留资格变更，特例期限为2015年4月27日。”证明在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表示不再与李成琳续签合同的情况下，名古屋入境管理局经审查李成琳签证申请，给予李成琳2个月的特例期，李成琳可以自行寻找其他会社。对外合作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李成琳在日本的特指期限。3.2015年5月27日李成琳向名古屋入境管理局提出的《申请表验收票》，内容：“资格外活动，在留资格的变更，在留期间的更新，永驻许可，在留资格的取得，再入国许可，就劳动资格证明的申请。”名古屋入境管理局受理。证明名古屋入境管理局未作出正式决定前，滞留日本为合法。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如果是真实的也说明2015年2月27日至5月27日李成琳非法滞留日本。4.2015年11月12日名古屋入境管理局的《认定通知书》，内容：“李成琳关于您涉及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强制驱逐出境嫌疑事件，经审理后，作出如下认定，特此通知。你符合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第24条第4款b，且不属于出境命令执行对象。如对上述认定不服，可在接到此通知后三天之内，向特别审理官提出口头审理的请求。”证明名古屋入境管理局认定李成琳不属于非法滞留，不属于出境命令执行对象。对外合作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名古屋入境管理局的公章且未经公证，仅能证明2015年11月12日期间李成琳在留资格问题，不能证明其他期间。
四被上诉人提供岐阜一般劳动组合的第二外国人支部支部长甄凯书面证言，证明李成琳在日本期间的相关情况。证言的内容：2014年4月21日李成琳被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解雇，李成琳向全日本华人华侨联合总工会求助，总工会将我介绍给李成琳。我给对外合作公司的李某、刘总打电话，她们明确表示不会解决这件事。4月26日李成琳在工作中受伤，日本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将其带到医院检查，松本单子没有给本人。2014年6月4日爱知县安城市相关部门组织李成琳、会社、组合进行了协商，会社和组合称回去研究解决办法。2014年6月8日李成琳给我打电话求助，说对外合作公司来了三个人威胁恐吓要强制押送李成琳回国，理由是会社和组合已经将李成琳解雇，让对外合作公司来人将李成琳强制押送回国，在我的帮助下李成琳没有被强制押送回国。2014年7月4日李成琳到爱知县刈谷劳动局反映情况，该局与会社、组合沟通后，没有协商成功。2014年8月4日爱知县劳动委员会关于李成琳解雇纠纷一事进行了第三次调解，没有�果。2014年9月30日爱知纷争调解委员会进行了第四次调解，没有结果。2015年2月23日我与李成琳到名古屋入境管理局反映在留期限情况，入管局研修部门商量后决定给李成琳特殊在留期限，这期间李成琳可以自己找新的组合和新的会社签订合同后，交到入管局申请第三年研修签证，入管局会批准李成琳第三年一年期的技能实习签证。对外合作公司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李成琳曾委托甄凯向日本劳动局申请斡旋调解，双方存在利害关系。
对外合作公司一审时申请证人李某出庭，李某证实：“我是该项目的担当人，在李成琳出现问题后公司也在协调处理相关事情，但李成琳不是很配合，致使其最后逃逸，李成琳在日本期间造成很大损失，企业和组合的损失也很大。李成琳曾在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去解决纠纷，当时我知道的情况是她到过入管局，驻日本中国领事馆�日本法律事务所，还有一个劳动组合，还有关于劳动仲裁的地方，但所有地方都没有支持她的想法，也没有任何文书。李成琳在2014年4月21日没有被辞退，在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宿舍呆过一年，也没有工作，当时会社说她在梯子上摔下来，做了检查没有问题。我与李成琳沟通时，她说没人管她，说有后遗症就没有工作过。我们没有负责生活来源。”四被上诉人认为证人是对外合作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公司有利害关系，证言大部分不属实，李成琳被解雇后不给安排在宿舍呆了一年，无生活来源这是事实。
再查明：在二审中，四被上诉人陈述：“李成琳于2016年1月自行回国。”上诉人称对此不知情。
上诉人陈述：“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逃逸，应理解为脱离接受机关管理即为逃逸。”
上诉人为证实李成琳逃逸及非法滞留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交了向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交纳300万日元的领收证。
本院认为：
上诉人主张李成琳技能实习提前终止应立即回国，但其逃逸并非法滞留日本，该行为构成违约，应支付违约金30万元，四被上诉人应承担30万元违约金的连带给付责任。
关于李成琳是否逃逸的问题。在现代汉语中，逃逸是指逃跑。李成琳入境日本后，与东洋理工株式会社签订了雇佣合同书，在该社进行技能实习并在该社提供的宿舍居住。双方在履行第二年雇佣合同时，产生争议，会社未与李成琳签订第三年雇佣合同，亦未给李成琳办理第三年技能实习签证。2015年2月28日东洋理工株式会社不允许李成琳在宿舍内居住，李成琳离开了该会社。此时，李成琳与东洋理工株式会社之间已不存在雇佣合同关系，李成琳离开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并不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故不能以此�定李成琳存在逃逸行为。另外，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李成琳对东洋理工株式会社未与李成琳签订第三年雇佣合同的原因各执一词，虽然对外合作公司主张李成琳拒绝与会社签订第三年雇佣合同，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上诉人与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签订的《外国人技能实习事业协定书》第14条“在技能实习生不具备第6条规定；违反第18条第4项即不从事签证资格认可之外的带来收入和报酬的活动之规定；因其它可以归咎于本人的事由，而导致技能实习的继续不可能或不适当时，派遣机关、监理团体和实习实施机关在从技能实习生本人听取事情经过后，通过协议可以中止当事者的技能实习，让其归国”之约定，上诉人作为派遣机关，在技能实习生被提前终止技能实习时，有通知其回国的义务，现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已通知李成琳回国。对外合作公司在诉讼中陈述，公司没有义务监督李成琳回国，其应自行回国。说明李成琳并不是在对外合作公司履行管理职责时，不服从管理而逃跑。上诉人提交的由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出具的《行踪不明报告书》，仅说明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向名古屋入国管理局报告李成琳行踪不明，向警察提交了搜索请求，但上述机关并未认定李成琳逃逸并非法滞留，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成琳离开东洋理工株式会社属于逃逸。
关于李成琳是否属于非法滞留日本的问题。非法滞留规范名称为非法居留，是指在东道国居留的外国人，未在签证或居留许可规定的有效停留期内办理签证或居留许可证件的违法行为。现没有证据证明日本有关部门认定李成琳在日本期间为非法居留，结合四被上诉人提交的李成琳在日本期间的《签证申请理由书》、《在留资格变更》、《申请表验收票》、《认定通知书�，以及李成琳称其2016年1月自行从日本回国，上诉人对此不知情，且亦没有证据证明李成琳是因非法居留被强制遣返，故上诉人主张李成琳非法居留日本构成违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提交的全日本国际协同组合出具的收取300万日元损失的领收证，因该领收证系在境外形成，未经公证，且该领收证中未记载收款的原因，无法判断此款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在没有转款凭据的情况下，亦无法判断此款实际支付，故上诉人主张的实际损失依据不足。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成琳的行为构成违约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四被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据不足，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长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业春
代理审判员 张兴冬
代理审判员 王忠旭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