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77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健光，男，1954年6月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广东省广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常书，女，197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
委托代理人：戴小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丽萍，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健光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7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健光于一审诉称：黄健光与郑常书是朋友关系，2014年下半年（具体日期忘记了），郑常书以购买丽江花园星海洲2608房资金困难为由向黄健光借款。黄健光于2014年分两次向郑常书给付现金40万元，每次20万元，其中一次与郑常书一起到大德路工商银行存入现金20万元到郑常书帐号，郑常书出具了欠黄健光共计40万元整的借据，并承诺于2014年12月30日前还清，但郑常书至今仍没有清还所欠的借款，为维护黄健光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诉讼请求：1.判令郑常书向黄健光清偿借款40万元；2.判令本案受费由郑常书承担。
郑常书于一审辩称：郑常书确实曾在2014年因购房向黄健光借款，但黄健光实际出借的金额是20万元，非40万元，而且郑常书已经偿还了全部借款20万元，事实上黄健光在郑常书的要求下也当面将借条撕掉，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1.本案的黄健光、郑常书原是情侣关系，郑常书在2014年想换大一点的房子，由于资金不够，所以郑常书就向黄健光提出暂时借用40万元，待银行贷款批下来再还给黄健光。黄健光当时也同意以现金的方式借给郑常书，但表示其资金也不宽裕，就提出让郑常书出具一份借条。郑常书基于与黄健光多年的感情，就相信黄健光会依约出借40万元，所以就按黄健光的要求出具了本案的借条。本案借条的内容是“本人郑常书向黄健光借40万，还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前”，没有落款日期，也就是郑常书出具这份借条时，是向黄健光借，而不是借到40万元。即郑常书在出具这份借条时，黄健光是没有实际交付借款40万元。根据一般的常理，如果郑常书在出具这份借条时，已经收到了黄健光的借款，那么肯定会有具体的日期，借条不可能没有落款日期，所以该份借条仅视为是一份借款申请，而不是实际已收到借款。2.郑常书出具这份借条后，黄健光确实在不久之后，即2014年6月初向郑常书给付现金借款20万元，但黄健光说其经济比较紧张，没有将余下的20万元出借给郑常书。在2014年6月中旬银行的贷款批下来后，郑常书就跟黄健光说要把那20万元给回黄健光，要黄健光将借条还给郑常书。郑常书就把本人的身份证，还有余额为200050元帐号为60×××84的存折一并给到黄健光，让黄健光自行去取20万元。郑常书在2014年6月15日拿着郑常书的身份证原件及上述存折到中国邮政银行广州市中山八路支行取走了4万元，在2014年6月16日，同样拿着郑常书的身份证原件及存折到中国邮政银行广州荔湾支行取走了16万元。我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该两笔款项都是由黄健光以郑常书的代理人名义办理的取款，所以郑常书已经偿还了黄健光全部借款20万元，不存在黄健光所主张的借款40万元一事。而且黄健光在郑常书还了这20万元之后，在郑常书的要求下，当着郑常书的面将借条撕掉。郑常书作为长期房地产工作的人员，也确实核实了这份借条是其当初签署的，上面有郑常书的手印。综上所述，黄健光仅向郑常书支付借款20万元，郑常书也已偿还全部借款20万元，故黄健光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查明：黄健光于2014年6月5日向郑常书支付借款20万元，郑常书于当日将该笔款项存入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至于黄健光主张的另一笔20万元借款，原审法院不予确认，理由如下：其一，关于该笔借款的支付情况，黄健光在第一、二次庭审时陈述不符，令人存疑；其二，第二次庭审时黄健光称该笔款项是其于2014年6月12日存入郑常书的银行账户中，但郑常书提供的证据证实该笔款项实为银行发放的贷款，综上，原审法院对黄健光的主张不予采信，并确认黄健光实际仅向郑常书支付了借款20万元。至于该笔款项是否已清偿，庭审中，黄健光确认从郑常书账号60×××84的账户里分两次取出款项20万元，但称该笔款项已还给郑常书。但关于该笔20万元如何支付给郑常书，黄健光的陈述前后不一，先称是取出该笔20万元后转账给郑常书，后又称是取出后与郑常书一起到工商××××路支行将现金存入郑常书账户，但对上述主张黄健光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而且在郑常书尚欠黄健光借款未还的情况下，黄健光将从郑常书账户里取出的钱又还给她，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审法院对黄健光的主张不予采信，并确认郑常书已用上述款项清偿了案涉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因黄健光是香港居民，本案参照涉外民商事纠纷处理。郑常书住所地在原审法院辖区范围内，原审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关于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因当事人未就处理本案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做出选择，本案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在我国内地，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原审法院确认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本案中，黄健光与郑常书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虽然案涉借条列明借款金额为40万元，但经审查实际出借金额仅为20万元。且在借款到期前，黄健光已通过从郑常书账户中自行取款20万收回了该笔借款。另因双方均确认案涉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故郑常书已向黄健光清偿完案涉借款。现黄健光以案涉借据为据要求郑常书偿还借款4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健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黄健光负担。
判后，上诉人黄健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郑常书以答应同黄健光结婚为由骗取黄健光的信任，借了黄健光40万元。郑常书又将借黄健光的20万元现金存入银行，再以工作忙急需现金为由，叫黄健光帮忙从银行取出现金20万元，黄健光将钱交回给郑常书。郑常书从而骗得黄健光从郑常书账户拿回现金的证据。郑常书据此证明已偿还黄健光借款20万元。但郑常书无法证明借据记载郑常书向黄健光借40万元的原因。为欺骗黄健光，郑常书称借给郑常书现金可以作为黄健光离婚隐瞒财产的手段。因此，书写借据时，黄健光只是注意郑常书写的还钱日期。郑常书是房产经纪人，故意不写借款落款日期造成借据不完整。郑常书也没有否认借据是其本人书写的。一审法院仅根据郑常书所言而判定其胜诉是错误的，与事实完全不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郑常书答辩称：一、黄健光出借的款项是20万元，且郑常书已经将20万元还给了黄健光。二、郑常书于2014年向黄健光提出借款40万元用于购房，并书写借条，借款的内容是郑常书向黄健光借40万元，但没有落款日期。事实上，郑常书没有借到40万元，而是借到20万元。黄健光于2014年6月5日向郑常书提供现金借款20万元，黄健光称资金紧张，没有将剩余的20万元出借。到2014年6月下旬，郑常书购买房屋的银行贷款批了下来，郑常书就将20万元还给了黄健光。郑常书将身份证和存折一起给了黄健光，让黄健光自行取钱。黄健光于2014年6月15日、6月16日分别从郑常书的上述存折内合计取走了20万元。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终结。黄健光也当面撕掉了借据，但该借据是虚假的。请求法院驳回黄健光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
黄健光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港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讼争双方于一审自愿选择内地法律解决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首笔借款20万元是否得到清偿；2.黄健光是否向郑常书支付了其余20万元借款本金；
对于第1个争议焦点：黄健光认可其于2014年6月15日、16日分两次从郑常书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中共取出20万元现金。该事实有黄健光在一审庭审期间的陈述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取款凭条为证，可资认定。黄健光自述将上述20万元现金在郑常书家中交付给了郑常书，但郑常书对此不予认可。该自述属于当事人的单方陈述，且不符合常理。黄健光对此交付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未能举证证明此交付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黄健光关于首笔借款20万元未获清偿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对于第2个争议焦点：首先，对于借款的起因，黄健光于一审述称是因郑常书购房资金困难，其于二审述称是因其离婚需郑常书帮助隐匿财产。其次，对于第二笔借款本金的支付经过，黄健光于一审对该笔借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作出差异较大的陈述。针对黄健光的陈述，郑常书提交了其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流水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上述银行流水和交易明细并没有黄健光在其陈述的时间内将该笔借款本金存入上述账户的记录。黄健光关于已将第二笔借款本金20万元交付给郑常书的陈述，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黄健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毅
审判员 张明艳
审判员 王汇文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张心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