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2民终39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怀林，男，1981年3月14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亚军，男，1980年2月3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崇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白云，上海市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怀林因与被上诉人黄亚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18)沪0151民初1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怀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黄亚军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已查明上海陈章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陈章合作社”)于2014年1月27日出具《委托书》(由黄亚军签名作证)和《承诺书》，承诺将2014年5月31日至2020年5月30日的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纯阳村479亩土地经营权转让给上海振欣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振欣合作社”)即金怀林。因此，金怀林已于2014年1月27日取得上述土地的经营权，而不是一审认定的金怀林在2014年4月之后并没有纯阳村479亩流转土地的经营权。2、2014年4月17日纯阳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纯阳村村委会”)与上海琦旺粮食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琦旺合作社”)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纯阳村已取得上述479亩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2014年5月20日的《协议书》是金怀林与黄亚军之间的协议，没有损害纯阳村村民的集体利益。3、根据已生效的(2015)崇刑初字第283号刑事判决书记载，黄亚军作为证人在该刑事案件中所作的证人证言表明金怀林是放弃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与黄亚军达成的协议，每年15万元实质是补偿给金怀林因放弃承包经营权所导致的收益损失。正因为金怀林放弃承包经营权后，纯阳村村委会才与琦旺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4、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被上诉人黄亚军辩称：1、金怀林从未取得过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没有所谓的收益。陈章合作社出具的《委托书》仅是委托金怀林对涉案土地代为经营，陈章合作社出具的《承诺书》于2014年5月31日开始生效，但2014年4月16日陈章合作社与纯阳村村委会已经解除涉案479亩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合同。2、因金怀林也想承包涉案土地来种西瓜，但种西瓜必定会影响土地的肥力，且上级部门也不会同意。金怀林认为村委会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琦旺合作社的行为是黄亚军作出的，所以一直盯着黄亚军。黄亚军作为一个年轻的书记，顾忌自己的面子，所以在金怀林拿来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同意每年给金怀林15万元，作为金怀林对涉案土地的收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亚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黄亚军、金怀林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请求判令金怀林返还其根据该《协议书》从黄亚军处取得的土地流转差价3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亚军曾经在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纯阳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012年6月1日，陈章合作社与纯阳村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自2012年5月31日起，陈章合作社在该村取得纯阳村村民479亩土地的经营权。合同到期日为2020年5月30日。
因陈章合作社经营不善，2014年1月27日，陈章合作社向金怀林为法定代表人的振欣合作社出具《委托书》，委托振欣合作社经营本由其经营之479亩土地。同日，陈章合作社又出具《承诺书》，承诺将2014年5月31日至2020年5月30日的土地经营权转让给振欣合作社。但是，根据陈章合作社与纯阳村村委会所签之《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未经纯阳村村委会同意，陈章合作社是不得将其取得之流转土地再次进行流转的。2014年4月16日，陈章合作社申请与纯阳村村委会解除了479亩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合同。2014年4月17日，纯阳村村委会将该479亩土地的经营权另行流转给琦旺合作社，并与该合作社签订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流转期限自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
2014年5月20日，黄亚军与金怀林就上述土地的经营权流转问题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内容是：“上海振欣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位于三星镇纯阳村，497亩(此为原文，应为“479亩”)土地由纯阳村支部书记黄亚军负责经营。经营期限为2014年5月31日至2020年5月30日，由黄亚军向上海振欣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每年支付15万元整，于每年的8月30日之前支付，逾期不负(此为原文，应为“付”)按每日千分之六计算，黄亚军自负盈亏。在委托经营期间上海振欣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不得干涉村委会经营”。该份协议签订后，黄亚军分别向金怀林支付了2014和2015两个年度的30万元。因金怀林继续向黄亚军追索后续年份土地租金，遂产生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尽管陈章合作社向金怀林为法定代表人的振欣合作社出具过《委托书》及《承诺书》，由陈章合作社与纯阳村村委会已于2014年4月16日解除了479亩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合同》，所以振欣合作社及金怀林在2014年4月16日之后并没有纯阳村479亩流转土地的经营权。金怀林称其让出这片土地的经营权，由黄亚军经营，此事实并不存在。2014年5月20日双方为此签订了《协议书》，此《协议书》即使不存在黄亚军所称之这是由于受到了金怀林的纠缠与胁迫，签订的事实如金怀林陈述的那样，土地再次流转后，每年有30万元的土地流转差价，此30万元土地流转差价也是纯阳村土地流转村民的集体收益，黄亚军与金怀林签订《协议书》，欲私分这笔土地再次流转差价，这样的《协议书》，根据法相关律规定，也是不具备合同效力的。所以黄亚军认为该份协议无效的主张是成立的，但黄亚军与金怀林签订出这样的协议也是具有过错的。党的干部应该为人民群众谋福祉，应该敢于同社会邪恶作斗争。
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黄亚军与金怀林于2014年5月20日就土地的经营权流转问题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金怀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黄亚军30万元。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2年6月1日，陈章合作社与纯阳村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涉案的479亩土地以出租方式流转给陈章合作社经营。签约时，裴耀昌为陈章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
本院再查明，黄亚军在(2015)崇刑初字第283号刑事案件中作为证人作证，证实2014年1月裴耀昌将土地抵押给了金怀林，但因金怀林要种西瓜，村里不允许，因此经协商，把土地转包给尹永昌种水稻，每年给金怀林土地差价，金怀林就同意了，故在裴耀昌申请解除合同后，村委会将相关土地承包给了尹永昌。该刑事判决书已生效。
本院在审理过程中，黄亚军再次明确其与金怀林签订的《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金怀林当时没有取得土地的实际经营权，且金怀林是威胁黄亚军在《协议书》上签的字。黄亚军并确认其担任纯阳村党支部书记至2014年5月底，其当时是知晓2014年4月17日纯阳村村委会将涉案479亩土地经营权另行流转给琦旺合作社这一事实。
本院认为，关于黄亚军与金怀林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黄亚军认为该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系在金怀林的纠缠、威胁下所签订，故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书》无效，并请求判令金怀林返还依据该《协议书》从黄亚军处取得的3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黄亚军虽表示其系在金怀林纠缠、威胁下而签订《协议书》，但未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根据黄亚军在刑事案件中的陈述及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称意见可见，2014年1月金怀林从陈章合作社处取得涉案47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欲用于种植西瓜，后纯阳村与金怀林进行协商，金怀林同意由纯阳村将上述47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另行流转给他人，但每年给金怀林相应的土地差价，在此情况下陈章合作社解除了与纯阳村村委会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纯阳村村委会则将上述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另行流转给琦旺合作社，之后时任纯阳村党支部书记的黄亚军在明知上述479亩土地实际流转状况的情况下，仍与金怀林签订了《协议书》，故该《协议书》的签订应为黄亚军、金怀林双方之间的合意，系对金怀林退出土地承包经营的补偿，黄亚军也已按约向金怀林支付了2014年和2015年两个年度的土地流转差价。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对合同无效情形已进行了罗列，黄亚军主张的遭金怀林胁迫的意见，实际并不符合该条的规定，黄亚军亦未曾提出撤销该协议书的诉讼主张，故黄亚军以胁迫为由提出的要求确认其与金怀林签订的《协议书》无效的主张，并要求金怀林返还已收取的30万元，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18)沪0151民初132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黄亚军请求确认其与金怀林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金怀林返还其依据该《协议书》从黄亚军处取得的土地流转差价30万元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合计人民币8,700元，由上诉人黄亚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俊
审判员 徐 江
审判员 俞 璐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董佳欣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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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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