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1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友春。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观培，广东源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冠铭服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鞠金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俊，广东同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友春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冠铭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铭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何友春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冠铭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冠铭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冠铭公司在开庭时补交的何友春2016年5月12日签署的《往来对账单》已被何友春所提交的银行流水所否定，原审法院仅以冠铭公司单方制作并派人带去莫斯科让何友春签名的《往来对账单》作为认定加工费欠款金额的唯一凭证，证据采信错误。该《往来对账单》上何友春签名的时间是2016年5月12日，冠铭公司签章的时间是2015年8月8日，相差了近一年，这显然可以看出是冠铭公司预先制定再找何友春签名，且《往来对账单》连回执也没有撕开并交一份给何友春，签完名字后何友春根本就不记得签署了些什么东西，冠铭公司所称这是双方仔细对账后签署，与该证据所反映的情况不符。二、原审法院采纳冠铭公司关于何友春付款310万元是用于支付2013年的加工费的辩解，是没有事实依据并违背交易习惯和不合常理的。冠铭公司没有提供何友春欠冠铭公司2013年加工费及具体金额的任何凭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冠铭公司所称250多万元的用途属于支付2013年加工费的辩解应不予采纳。三、更正事实：《（2016）粤0183民初233号案情况说明》的第11笔与第25笔的8万元重复计算，属于笔误，因此，何友春支（预）付冠铭公司的加工费3330000元+冠铭公司确认的代订布料款1992251.25元+冠铭公司确认的库存布料款1443811元=为6816062.25元而非6896062.25元，冠铭公司应退还何友春1505427.75元而非1513427.75元。五、何友春在2014年1月1日后支（预）付的3330000元-冠铭公司承认的800000元（8万+15万+12万+10万+15万+15万+3万+2万）=253万元再减去冠铭公司拒不承认的李飞代收的3万元=250万元，原审法院除了将这250万元解释为何友春支付冠铭公司2013年的加工费的认定错误以外，其将《往来对账单》上的发货金额、欠款金额全部认定为加工费金额是明显错误的，不了解牛仔裤从“布行→加工厂→委托人”的流程以及三方之间的三角债的复杂关系。如果客户按加工厂的对账单付清了“布款+加工费”的全部款项，则由加工厂将赊欠布行的布料款代客户直接支付给布行，然后由客户与布行对账确认扣减布款金额。如果（委托人）客户没有按加工厂的对账单付清了“布款+加工费”的全部款项，赊欠布行的布料款是由客户来承担的，即布行的布料款的债务人是客户而不是加工厂，布料款这条数得由委托人来认，加工厂并不认这条数。六、何友春所提出的反诉与本诉均属于同一合同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对合同关系的理解过于狭隘，不受理反诉于法有悖。七、原审判决主文“案件受理费15119元，由被告广州市冠铭服装有限公司负担”也不知其意思究竟是由原告广州市冠铭服装有限公司还是由被告何友春负担。退一万步，即使冠铭公司变更后的诉请得到支持，但是，冠铭公司利用何友春的身份证地址是集体户口以及何友春人在国外，以为法院无法通知到何友春应诉，误以为本案会缺席判决，因此，冠铭公司在2015年12月起诉时，没有如实扣减何友春在2014年和2015年己经支付和抵扣的金额，也没有提交其在2015年8月8日就已经签章的《往来对账单》作为证据，企图借虚假诉讼牟利，主观上为恶意，严重违反诉讼诚信原则。若按冠铭公司起诉时的诉请金额3625970.5的货款本金及利息，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即使按其请求的本金3625970.5计算，其至少应交的案件受理费为32927元，法院应当判令其补交至少15023元，上缴国库，以此作为对冠铭公司恶意诉讼的最低惩罚，发挥诉讼费用对当事人的杠杆和制约作用，约束当事人诚信诉讼，原审法院给冠铭公司免除15023元案件受理费没有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冠铭公司答辩称：《往来对账单》由双方确认，真实、合法有效，原审证据充足，事实清楚，判决无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何友春的上诉请求。
冠铭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友春向冠铭公司支付货款3625970.5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2.何友春承担本案诉讼费。后冠铭公司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何友春向冠铭公司支付加工费1146572.25元及利息（利息以1146572.2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至2014年期间，何友春委托冠铭公司为其加工牛仔布。2014年9月28日，冠铭公司、何友春双方进行对账，何友春确认尚欠冠铭公司2014年3月至2014年6月加工费2902985元、2014年7月至2014年9月18日加工费722985.5元。2016年5月12日，冠铭公司、何友春双方再次进行对账，何友春确认尚欠冠铭公司2014年1月至2014年9月18日加工费1166572.25元，该对账单显示了发货金额、收货金额、欠款金额，以及详细备注了属于何友春付款，或何友春代订布料款，或何友春库存布料。
2016年7月8日，何友春通过其银行账户转账2万元至鞠云安的账户的方式，向冠铭公司支付了加工费2万元。
另，何友春提交《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何友春交给鞠云安加工款人民币3万元。此款由李飞代收。落款为：2016年5月16日李飞。何友春据此主张还向冠铭公司支付了3万元应于扣减。冠铭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陈述冠铭公司没有一个叫李飞的员工，更没有委托李飞代收冠铭公司的加工费。另外，何友春提出抗辩认为2016年5月12日签订的对账单存在漏计算2014年1月13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何友春共计向冠铭公司转账310万元款项（详见银行流水）的问题，该款项应当予以扣除，故何友春不存在拖欠冠铭公司加工费的事实。对此，冠铭公司认为，首先何友春提供的银行流水在2014年7月23日前转账的部分均是支付2013年的加工费，故2016年5月12日的对账单是双方在结清2013年加工费的情况下进行对账的。其次，按照常理分析，如果冠铭公司漏算了何友春300多万的款项，何友春不可能在对账的时候不提出，还签订其认为错误的对账单。
另查，2017年5月22日何友春向原审法院提起反诉，认为何友春还为冠铭公司代订布料，双方除了本案的委托加工合同关系外还有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广州市冠铭服装有限公司/广州市鸿浩源服装厂对账单》、广州市冠铭服装有限公司（广州市鸿浩源服装厂对账单（廖永青部分）、广州市冠铭服装有限公司的对账单、东莞市源进达纺织有限公司《证明》及《进货单》、广州市威琪纺织品有限公司《证明》及《细码单》、银行流水、《康成纺织销售对账单》、送货单等作为反诉及本诉的证据。冠铭公司经质证认为，上述银行流水除2016年7月8日转账2万元外，其他流水的形成时间均早于2016年5月12日签订的对账单。上述对账单均没有相对方盖章或者签字确认，不予认可。另，因本案何友春提出的反诉与本诉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依法告知何友春另行主张，同时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粤0183民初23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何友春提出的反诉，原审法院不予受理。
原审法院认为：冠铭公司与何友春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何友春尚欠冠铭公司加工费的具体金额的问题。首先，2016年5月12日，何友春经对账确认尚欠冠铭公司加工费1166572.25元，该对账单记载内容详细、清晰，予以确认。对账之后，何友春于2016年7月8日转账支付了2万元加工费。故何友春尚欠冠铭公司加工费为1146572.25元（1166572.25元-20000元）。另外，冠铭公司主张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1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符合规定，予以支持。其次，至于何友春抗辩对账时，漏算了何友春已支付的300多万元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冠铭公司已明确2014年1月至2014年7月23日前（不含当日）何友春转账的款项是支付2013年的加工费而并非2014年的加工费。对此，何友春如果认为冠铭公司陈述不属实，应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又或者何友春应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2016年5月12日的对账单。再次，至于何友春抗辩扣减《收条》上3万元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虽然该收条的落款时间是最后一次对账之后，但冠铭公司否认收到3万元，并认为李飞并非该公司员工且冠铭公司并没有委托代收加工费。故，对何友春的上述两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判决：何友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广州市冠铭服装有限公司支付1146572.25元及利息（以1146572.2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1月8日起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19元，由被告广州市冠铭服装有限公司负担（原审法院笔误，应为“由被告何友春负担”，本院注）。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何友春与冠铭公司之间为加工合同关系，冠铭公司主张何友春欠付加工费的主要依据为2016年5月12日经由何友春签名的《往来对账单》，而何友春在2014年9月28日也在《出货对账单》上签名，上述事实表明双方有通过对账的方式予以确定结算金额。何友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属于从事商业经营的人员，理应清楚其在对账单上签名的后果是什么。其辩称是受到冠铭公司的胁迫而签订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至于冠铭公司向原审法院陈述签订对账单过程是否准确，不影响对该对帐单真实性的认定，原审法院采信2016年5月12日的对账单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何友春于原审期间提交银行流水单，主张应扣除2014年1月13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的付款310万元。本院认为，何友春提交的银行流水单不能证明是支付哪一笔的加工费，且对账单已经明确载明付款的时间及金额，何友春如认为有遗漏，理应在签署对账单时提出或予以注明漏记的金额，而何友春与冠铭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加工合同关系，均是滚动式的付款，并无特别注明付款是针对哪笔加工费。如按照何友春的主张，何友春在2015年4月30日时已经付款了310万元，则根本不存在记账单所载明的何友春尚欠冠铭公司加工费1166572.25元的事实，何友春对对账单根本不应予以签名确认。在冠铭公司提供有何友春签名确认的对账单的情况下，理应采信对账单所记载的内容，故对于何友春要求扣减310万元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李飞出具的收条，由于无法证明李飞是受冠铭公司的委托而收取，故对于何友春要求扣减该3万元，本院不予支持。何友春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原审法院不予受理，何友春可另行起诉，并没有影响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关于案件受理费，冠铭公司起诉时的标的为3625970.5元，原审法院立案时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受理费减半收取（预交）为17904元，此后，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冠铭公司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已经变更诉讼请求，诉讼标的为1146572.25元，原审法院按此计算受理费并无不当。上诉人何友春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19元，由上诉人何友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黄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