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2民终20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胜军，男，197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蓝丽华，男，197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康州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城东大桥鹤山咀。
法定代表人：冯鸣，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刘胜军因与被上诉人蓝丽华、广东康州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州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7）粤1202民初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胜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胜军无需支付蓝丽华叉车装卸费用18000元，应由康州公司承担付款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蓝丽华、康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胜军与蓝丽华不存在合同关系，刘胜军只是康州公司的业务员，不是叉车装卸合同的主体，不应当支付叉车款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且蓝丽华也承认刘胜军是康州公司的业务员，是康州公司与蓝丽华发生合同交易关系，所以应当由康州公司承担合同相应的权利义务。二、刘胜军作为业务员与康州公司之间并不是委托与被委托关系。且即使是委托关系，康州公司也并不是隐名委托人，蓝丽华知道是与康州公司建立合同关系的。一审法院采信蓝丽华的一面之词，认定“本案叉车装卸合同为受托人即刘胜军以其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即蓝丽华签订”是错误的。事实上，蓝丽华是知道合同的交易对象是康州公司的。刘胜军作为康州公司的员工并不是接受康州公司的委托从事业务开展，而是作为康州公司的员工以康州公司的名义与蓝丽华发生交易行为。刘胜军与蓝丽华在接触时就告知供应砖块的主体是康州公司，康州公司才是合同的相对人。根据蓝丽华提供的“叉车对数表”手写内容载明：“叉车款未付合计……，因厂未付业务员，转付叉车蓝丽华，业务员确认：刘盛军”，且刘胜军提供的“证明”也证实“墙体砖建筑材料是由德庆康州建材公司提供”，可见，蓝丽华是知道刘胜军只是康州公司的业务人员，承担责任的是康州公司。三、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刘胜军不应当承担支付合同叉车款的义务。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康州公司与涉案的楼盘工地砖款的对账，均是与各楼盘的名义而非以刘胜军的名义进行，而康州公司与刘胜军之间的结算，是按照业务费提成的方式而非按照出售砖款的方式进行结算，供应砖款及收砖款的主体，均是康州公司而非是刘胜军。那么，既然砖块买卖合同的主体是康州公司，那么，因买卖砖块产生的叉车装卸合同的主体自然也是康州公司。所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刘胜军没有获得出售的砖款，自然不应当承担因出售砖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费用。故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康州公司，而非是刘胜军。另外，在一审时康州公司补充提供证据全部都没有刘胜军的确认，全是康州公司自己做出的证据，刘胜军不予承认，但确认几张转账的依据，这是刘胜军发工资的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刘胜军的上诉请求。
蓝丽华辩称，一、刘胜军提出叉车费与其无关与事实严重不符。事实上刘胜军在2014年初开始已经与蓝丽华存在口头合同协议，产生业务关系。且2014年所发生的叉车费款项金额，到2017年11月23日尚且恶意拖欠，经无数次追讨，刘胜军都不履行清偿义务。二、因刘胜军从2014年以来长期拖欠叉车费，故在2015年初，经双方口头协定，采取每月结算的方式，再次进行合作。事实上刘胜军也不能履行双方口头约定，2015年3月至5月的叉车费，直至2015年6月才得以结算完毕。可见，刘胜军不守诚信。后刘胜军不承认2015年7月份叉车费，直接将责任推到康州公司。三、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蓝丽华发现刘胜军与康州公司有业务代理关系，即向一审法院追加康州公司为被告，以便分清责任。四、刘胜军与康州公司确实存在业务代理关系，刘胜军与康州公司因客户来源方式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计酬方式，也只是内部协商报酬行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当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康州公司辩称，根据双方的合作内容应该由刘胜军支付。2015年3至6月的叉车费均是由刘胜军直接支付给蓝丽华，康州公司是从8月份支付叉车费给蓝丽华。因此，存在7月份的支付责任问题。该责任是蓝丽华自行确认，蓝丽华在一审时并没有将康州公司列为被告，只是在征求法官意见后，为了得到康州公司的资料才追加康州公司作为被告，希望说明7月份的责任归属在哪里。同样，刘胜军开庭之初所说的7月份的对账单不是其本人所签，所以不应由其支付7月份的叉车费。但在第二次开庭时，其将辩论焦点转移到其忘记了有没有签，而是代表康州公司，所以康州公司应该支付费用。该逻辑是前后矛盾的，真实情况是蓝丽华与刘胜军多次口头确认。康州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均是康州公司内部文件，里面主要反映蓝丽华多次提出刘胜军拖欠其叉车费，申请康州公司支付，康州公司从8月份开始支付叉车费直至现在。因此，康州公司对刘胜军的上诉请求不予认可。
蓝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刘胜军支付装卸费18000元；2.本案受理费、执行费等均由刘胜军承担。诉讼中，蓝丽华要求追加康州公司为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为：康州公司、刘胜军共同支付叉车费用18000元，并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蓝丽华与刘胜军口头商定由蓝丽华用叉车为刘胜军装卸多孔砖砖块至建筑工地，蓝丽华自行提供工人、叉车，刘胜军则以每车为单价结算叉车装卸费给蓝丽华。双方在2015年3-5月份期间多次发生业务并已结清相关装卸费用；对于2015年7月份的叉车装卸费用，蓝丽华提供了一份《2015年7月叉车对数表》，该表载明工地名为惠畅居、万威囍居、端州名门、肇中教师公寓、星光礼誉，期间合计叉车装卸72车，该表打印内容：“180（？）元/车×72=12960元，总价大写壹万贰仟玖佰陆拾元整”；手写内容：“叉车款未付合计18000元，合计大写壹万捌仟元正；因厂未付业务员，转付叉车蓝丽华，业务员确认：刘盛君”。刘胜军认可上述“叉车款未付合计18000元，合计大写壹万捌仟元正；因厂未付业务员，转付叉车蓝丽华”由其亲手所写。蓝丽华认为其与刘胜军已经就7月份叉车装卸费用确认为18000元，但至今未能支付，刘胜军与康州公司存在公司与职工的关系，刘胜军是受康州公司的委托而作出的代理行为，为此诉至法院要求刘胜军、康州公司向其承担付款责任。
另查明，在2015年3月份至12月份期间，经口头协商，刘胜军担任康州公司的业务员并对外开展业务工作。康州公司通过刘胜军与涉案的惠畅居、万威囍居、端州名门、肇中教师公寓、星光礼誉工地开展多孔砖砖块业务往来。
在诉讼过程中，蓝丽华向该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该院经审查作出（2017）粤1202民初776号民事裁定书，并查封了刘胜军的粤Ｈ×××××传祺牌小型普通客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讼争焦点主要为：1.叉车装卸费用的数额；2.叉车装卸费用的承担。对于以上争议焦点，该院综合评述如下：
一、对于叉车装卸费用的数额，蓝丽华及康州公司均认可为18000元，刘胜军则只认可12960元（180元/车×72=12960元），并表示对数表上的18000元是蓝丽华自行和康州公司协商后确定以单价250元/车计得总费用18000元后要求其手写的，因此其只认可12960元。该院认为，参照刘胜军与蓝丽华在2015年3、4、5月份期间的叉车对数，单价均为250元/车，该单价与18000元叉车装卸费用的计算标准一致；刘胜军认可其手写了“叉车款未付合计18000元”的内容，现又对该数额作出否认，但对该否认的答辩意见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蓝丽华提出涉案叉车装卸费用为18000元的诉请，合情合理，该院予以认可。
二、对于叉车装卸费用的承担问题。1.2015年3月份至12月份期间，刘胜军担任康州公司的业务员并对外开展业务工作。刘胜军称在此期间其一直以康州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所得的业务收入及所需费用均归康州公司，因此本案叉车装卸费用由康州公司承担；而康州公司则认为涉案工地的砖块是康州公司直接销售给刘胜军再由刘胜军转售各工地，相关叉车费用已经支付给刘胜军，因此叉车装卸费用应由刘胜军负担。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康州公司与涉案的楼盘工地（惠畅居、万威囍居、端州名门、肇中教师公寓、星光礼誉）砖款的对账，均是与各楼盘的名义而非与刘胜军进行，而康州公司与刘胜军之间的结算，是按照业务费提成方式而非按照出售砖款的方式进行结算；供应砖块及收取砖款的主体，均是康州公司而非刘胜军。因此，该院认为，在涉案产生叉车装卸费用的工地，刘胜军与康州公司之间存在业务代理关系。即使刘胜军与康州公司之间因为不同的客户来源采取不同报酬计算方式，也只是内部协商报酬的行为，并不影响双方的业务代理关系。康州公司提出在涉案工地中其与刘胜军不存在业务销售代理关系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2.刘胜军与蓝丽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产生叉车装卸业务并已对多个月份的业务费用进行了结算，但刘胜军辩称上述业务往来都是康州公司与蓝丽华之间的合同关系，并非刘胜军与蓝丽华之间的合同关系。但本案并无材料明确显示与蓝丽华发生叉车装卸费用的相对方是康州公司；且根据蓝丽华的初始诉求及陈述意见，再结合蓝丽华在刘胜军提出与康州公司是业务代理关系后，即向该院申请追加康州公司作本案被告的情况，该院确认本案叉车装卸合同为受托人即刘胜军以其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即蓝丽华签订。该合同虽然没有书面约定，但上述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刘胜军提出是因为康州公司的原因对第三人即蓝丽华不履行义务，并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披露委托人为康州公司，蓝丽华选择向委托人康州公司及受托人刘胜军同时主张权利。3.刘胜军与康州公司之间的业务代理关系，均是通过口头协议确定，双方对于具体的代理权限及内容各执一词，刘胜军通过蓝丽华装卸砖块，是康州公司供货到需货工地及刘胜军完成业务销售行为的一个环节。但根据刘胜军、康州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明确证明双方关于叉车装卸费用支付责任的约定及实际的叉车装卸费用支付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规定，刘胜军、康州公司之间的授权代理权限不明，应对蓝丽华诉请的叉车装卸费用18000元共同承担连带责任。4.各方当事人对于叉车装卸费用的履行期限没有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蓝丽华通过诉讼要求义务人履行支付义务，该院予以支持，刘胜军及康州公司理应向蓝丽华支付叉车装卸费用18000元。
综上所述，蓝丽华的诉请合法合理，该院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刘胜军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十日内向蓝丽华支付叉车装卸费用18000元；二、康州公司应对刘胜军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0元，共计450元，由刘胜军、康州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刘胜军、康州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蓝丽华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结账单一份，拟证明从2014年开始与刘胜军合作到2015年7月份，直至刘胜军不给付蓝丽华叉车费，双方发生矛盾。
经质证，刘胜军认为，对结账单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刘胜军也在履行结账单的内容。刘胜军之前给蓝丽华写过欠条，因为刘胜军是做工地的，在资金上有时收不到账款，支付比较慢，所以就给蓝丽华写欠条。前两个月刘胜军也有支付，也约好在这个月末付清。另外，2014年与蓝丽华产生的叉车费用是刘胜军在杰波货运公司工作时产生的，在2015年才开始由蓝丽华介绍在康州公司做业务员。
康州公司同意蓝丽华的意见。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法庭调查中，蓝丽华提交的结账单记载：“现各工地叉车卸车费：伯爵金殿工地、臻汇园工地、新一中工地、君安花园工地、东名筑工地、华英城工地，已对清账目，卸车费已全部结清，尚余尾款￥15500元壹万伍仟伍佰元正，相约于2017年5月结清。结账人：刘胜军”。二审中，蓝丽华明确主张本案叉车装卸费用应由刘胜军支付。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刘胜军应否向蓝丽华支付叉车装卸费用18000元。第一，蓝丽华提交的结账单证明其与刘胜军在多处工地发生合同关系，所产生的叉车装卸费用均由刘胜军支付。第二，刘胜军认可《2015年7月叉车对数表》中“叉车款未付合计18000元，合计大写壹万捌仟元正；因厂未付业务员，转付叉车蓝丽华”的内容由其亲手所写，且蓝丽华明确主张本案叉车装卸费用应由刘胜军支付。第三，刘胜军与康州公司之间存在业务代理关系，但刘胜军、康州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不能明确证明双方关于叉车装卸费用支付责任的约定及实际的叉车装卸费用支付情况。综上，一审法院判令刘胜军向蓝丽华支付叉车装卸费用18000元、康州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本案涉及的其他问题，因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且没有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视为当事人服从一审判决，本院依法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刘胜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0元，由上诉人刘胜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强
审 判 员 任 喜 跃
代理审判员 欧阳平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李 结 琼
书 记 员 邵 丽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