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1民再22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丹阳金鹰天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丹阳市城河路与新民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冯卓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玲，江苏永恒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朱益鹏，男，196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丹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江苏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悦瑞英，江苏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丹阳金鹰天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阳金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朱益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镇民初字第0058号民事判决书，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5）苏审三民申字第0075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9日、2017年1月10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丹阳金鹰公司的委托诉讼诉讼代理人邬玲、被申请人朱益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丹阳金鹰公司申请再审称，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朱益鹏的全部诉讼请求；2、全部诉讼费用由朱益鹏承担。事实和理由：其公司调取的新证据可以证明，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支付给叶曙光的1000万元系用于购买叶曙光所持“中国矿业公司”原始股的投资款，而非提供给高登置地（丹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登公司）的借款，且叶曙光也已向朱益鹏偿还了该1000万元；朱益鹏、叶曙光在明确知晓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互相串通伪造了原审判决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两张借条），导致原审法院错误认定高登公司与朱益鹏之间存在借款关系。
朱益鹏辩称，其向叶曙光提供1000万元的目的是为购买高登公司的商铺，后其又向叶曙光给付了1000万元用于偿还之前所付款项，故虽然叶曙光向其返还过1000万元，但本案的借款并未清偿完毕。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再审予以维持。
朱益鹏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丹阳金鹰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支付利息884万元（自2011年1月28日起至2013年8月28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及自2013年8月29日起至付清本息止的利息（仍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登公司因经营发生困难急需资金周转，由其法定代表人叶曙光与朱益鹏协商，要求提供1000万元帮助资金周转。朱益鹏于2011年1月28日通过工商银行界牌支行（账号11×××51）向叶曙光银行卡（卡号62×××56）内付款1000万元。2011年4月6日高登公司向朱益鹏出具借条，内容为“今由我公司向朱益鹏先生借到人民币现金（大写）叁佰捌拾万元整（小写）3800000.00元，借款期限至2012年7月31日止，逾期按银行贷款同期利率的四倍计息。并由叶曙光为我公司向朱益鹏就前述借款本息（含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律师等费用）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本借条载明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高登公司在借条上借款单位处盖章，叶曙光在保证人处签名并留有电话号码8268×××7。2012年1月16日，高登公司又向朱益鹏出具借条，除借款数额为15040000.00元及借款期限至2012年2月28日止外，其余内容与前一借条相同。2012年8月31日高登公司变更为丹阳金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叶曙光变更为冯卓明。
原审法院认为，高登公司与朱益鹏之间的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除约定利息过高外，其余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因高登公司变更为丹阳金鹰公司，故朱益鹏请求丹阳金鹰公司归还借款的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虽然朱益鹏将1000万元出借款打入叶曙光个人银行卡上，但是根据叶曙光的指定打入，且事后高登公司向朱益鹏出具了借条并加盖印章，表明高登公司与朱益鹏之间借贷关系确定，意思表示真实。而叶曙光只是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如果是借款人则无需在担保人处签字。因此，本案借贷关系的主体是高登公司与朱益鹏，而非叶曙光与朱益鹏。故丹阳金鹰公司辩称借款人是叶曙光个人并非是高登公司，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关于丹阳金鹰公司提出高额利息的问题。2011年4月6日高登公司向朱益鹏出具的借条上记载的借款数额是380万元，朱益鹏对此解释为是高登公司按照约定应付的利息，但根据朱益鹏付款的时间计算，自2011年1月28日至2011年4月6日按照法律规定所得最高利息为55.6191万元，显然380万元的利息超过的数额太高。同理，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记载的借款数额为1504万元，朱益鹏称，其中504万元是利息，该利息亦超过的数额太高。对利息超出法律规定的部分，不予支持。对丹阳金鹰公司应当支付的利息依法应当进行调整。根据朱益鹏的请求，利息自2011年1月28日起算至2013年8月28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该期间的利息为663.5752万元。关于丹阳金鹰公司提出应代扣朱益鹏获得的利息税款问题，该问题不属民事法律范畴，本案不作处理。
原审法院判决：一、丹阳金鹰天地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朱益鹏归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二、丹阳金鹰天地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朱益鹏支付利息663.5752万元（此利息自2011年1月28日至2013年8月28日止）；自2013年8月29日起至丹阳金鹰公司付清本息之日止的利息，以未偿还的金额为基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三、驳回朱益鹏的其他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再审提交的证据，本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
1、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通过工商银行界牌支行（账号11×××51）向叶曙光银行卡（卡号62×××56）汇入1000万元。
2、朱益鹏在再审中提交2011年4月6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2张（付款方户名均为陈建平）、存款凭证1张，陈建平书面证言一份，拟证明2011年4月6日朱益鹏通过陈建平账号为62×××58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叶曙光账号为62×××56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汇入人民币650万元，并向叶曙光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现金存入人民币50万元；同时，叶曙光在2011年9月14日常州市公安局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2011年3、4月，朱益鹏说他公司要买地，急用资金，又要把钱要回去。我拿不出钱，让朱益鹏找他朋友借了700万元给我，当时正好何广琳投资了600万，我抽出300万，加上朱益鹏找人帮我借的700万，凑足了1000万还给朱益鹏的，现在这700万元，是算借款还是算投资款，要找朱益鹏商量……”。
3、再审审理中，朱益鹏提交2011年4月7日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一份（存款金额为100万元、确认签名处签有“戎绢花代叶曙光”）、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一份（存款金额为100万元、戎绢花在客户签名处签名）、中国银行转账支付存根及进账单一份（出票人为丹阳市丹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朱益鹏，金额为300万元）；2011年4月12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一份（存款金额为80万元，客户签名处签有“戎绢花代”）；2015年9月15日戎绢花（高登公司会计）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朱益鹏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2011年4月7日朱益鹏通过丹阳市丹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朱益鹏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会计孙传芳向高登公司会计戎绢花交付现金300万元；本院再审中分别对孙传芳、戎绢花进行了询问，双方均陈述：朱益鹏于2011年4月7日通过孙传芳向戎绢花交付现金300万元，当日由孙传芳与戎绢花一起并由戎绢花经办将其中200万元存入叶曙光银行账户，剩余的100万元现金由戎绢花带走；戎绢花还陈述，该剩余的100万元由其带回公司存放在叶曙光保险柜，过了4、5天时间，叶曙光又让她将其中80万元日存入叶曙光个人银行账户，留了20万现金。
4、再审审理中，丹阳金鹰公司提交中国工商银行支付凭证（2011年4月7日）、叶曙光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2011年4月7日叶曙光通过其账号为62×××56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朱益鹏账号为11×××51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汇入人民币1000万元，朱益鹏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无异议，本院再审予以认定。
5、高登公司向朱益鹏出具借条两张，借条载明的日期分别为2011年4月6日、2012年1月16日。其中，日期为2011年4月6日的借条载明“今由我公司向朱益鹏先生借到人民币现金（大写）叁佰捌拾万元整（小写）3800000.00元，借款期限至2012年7月31日止，逾期按银行贷款同期利率的四倍计息。并由叶曙光为我公司向朱益鹏就前述借款本息（含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律师等费用）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本借条载明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日期为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载明：“今由我公司向朱益鹏先生借到人民币现金（大写）壹仟伍佰零肆万元整（小写）15040000.00元，借款期限至2012年2月28日止，逾期按银行贷款同期利率的四倍计息。并由叶曙光为我公司向朱益鹏就前述借款本息（含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律师等费用）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本借条载明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上述两张借条中，高登公司均在借款单位处盖章，叶曙光在保证人处签名并留有电话号码8268×××7。
6、叶曙光在2011年9月2日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朱益鹏，2011年1月28日在上海王律师签署协议，以他儿子的名义投资1000万元，当天汇给我的钱，2011年4、5月，朱益鹏说急用资金，又把钱要回去，隔了一个礼拜，朱益鹏又把投资款给我了”；在9月14日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以他儿子的名义投资1000万元，按上市后股价的50%折算股票……朱益鹏当天给我汇的钱，一次性汇到我个人丹阳工行卡上。有500万资金被我汇给谢建亮了，剩下500万，大约有一、二百万被我转到新加坡去了，用于支付新加坡高登公司和中国矿业公司办公场所租金，约有一、二百万给我儿子用于他个人开销和做生意，一部分被我用于还款……2011年3、4月，朱益鹏说他公司要买地，急用资金，又要把钱要回去。我拿不出钱，让朱益鹏找他朋友借了700万元给我，当时正好何广琳投资了600万，我抽出300万，加上朱益鹏找人帮我借的700万，凑足了1000万还给朱益鹏的，现在这700万元，是算借款还是算投资款，要找朱益鹏商量……”
7、朱益鹏在2011年9月7日常州市公安经侦支队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叶曙光签的是一份投资协议，主要内容是叶曙光拥有中国矿业一部分股权，30%或40%的股份，具体多少股份我记不清了，叶曙光将其名下的部分股份转让给朱振宇（朱益鹏之子），协议投资额是1000万。协议还有第二个条款，如果中国矿业没有上市，投资者可以选择等待，或退款（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011年1月28日，我儿子朱振宇和叶曙光签署的”，“我按蒋国锦的要求，将1000万元资金从丹阳界牌镇的工商银行汇到叶曙光的工行卡上，不过到2011年3月下旬，我因为公司要缴土地款，我打电话给蒋国锦，让他向叶曙光要这笔资金，过了一段时间，到2011年4月7日，叶曙光通过银行，把这笔资金又汇给我工行卡上了。由于时间短，我也没有向叶曙光按照协议要求支付利息。”
8、2012年8月31日高登公司变更为丹阳金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叶曙光变更为冯卓明。
9、再审审理中，丹阳金鹰公司提交高登公司2010年度、2011年度审计报告，在上述审计报告中，朱益鹏的借款未在高登公司2010、2011年度账册中有所体现；朱益鹏对上述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丹阳金鹰公司称未就收购对高登公司进行专项审计，亦不能提供审计报告。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丹阳金鹰公司是否应当向朱益鹏偿还1000万元本金及利息？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涉及以下几个争议问题：
1、朱益鹏是否基于与高登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而向叶曙光账户提供款项？本院认为，朱益鹏系基于与叶曙光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提供款项，理由如下：
首先，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向叶曙光账户汇入1000万元，系为履行双方个人之间的投资协议。朱益鹏、叶曙光在常州市公安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以其子的名义与叶曙光签订了投资协议，目的是投资购买叶曙光持有的中国矿业原始股份，当日朱益鹏向叶曙光汇款1000万元；其二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基本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认定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通过其子与叶曙光签订投资协议并因此向叶曙光个人账户汇款1000万元的事实。
其次，根据朱益鹏及叶曙光的陈述，2011年4月6日、4月7日朱益鹏向叶曙光提供款项，系用于偿还朱益鹏2011年1月28日支付的投资款。叶曙光在公安机关陈述“2011年3、4月，朱益鹏说他公司要买地，急用资金，又要把钱要回去，我拿不出钱，让朱益鹏找他朋友借了700万给我，具体朱益鹏的哪些朋友我记不清楚，当时正好何广琳投资了600万，我抽出300万，加上朱益鹏找人帮我借的700万元，凑足了1000万元还给朱益鹏的。现在这700万元的钱是算借款还是算投资款，要找朱益鹏商量确定。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朱益鹏在再审庭审中陈述，“叶曙光被经侦支队弄进去了，我怕出事，让叶曙光把钱还我，他说他没有钱，让我走个帐”，“2011年4月7日打给我的1000万元是我的”，其二人虽然对2011年4月朱益鹏提供资金的数额及来源上在陈述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对朱益鹏提供款项的目的和用途的陈述是一致的，即为叶曙光提供资金以偿还朱益鹏先前的投资款。
第三，朱益鹏在再审中主张，其多次向叶曙光支付款项系为购买高登公司房屋而提供的借款，依据不足。朱益鹏在再审中称，其一开始是为了购买房屋而提供借款，其间又发生了投资关系，但其因购房而提供款项的目的始终未发生改变。本院认为，朱益鹏的该主张除一张借条复印件以外，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与朱益鹏在公安机关及庭审中的多次陈述相互矛盾，故不应予以采信。
综上，朱益鹏向叶曙光账户支付款项系基于履行双方个人之间的投资协议及为叶曙光提供资金以偿还个人投资款的意思表示，叶曙光在此过程中未代表高登公司作出过向朱益鹏借款的意思表示。
2、朱益鹏提供给叶曙光的款项能否转化为与高登公司之间的借款？本院认为，朱益鹏提供款项不具有转化为公司借款的事实基础，理由如下：
首先，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汇入叶曙光账户的1000万元，直至清偿其性质仍为投资款。根据朱益鹏的当庭陈述及朱益鹏、叶曙光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其二人均认可：2011年4月7日叶曙光汇给朱益鹏1000万元系用于清偿朱益鹏2011年1月28日给付的投资款，且朱益鹏在再审庭审中亦陈述“2011年4月7日叶曙光归还的1000万是投资款”；根据上述陈述，朱益鹏2011年1月28日所付投资款直至2011年4月7日由叶曙光清偿完毕，在性质上并未发生转化，朱益鹏与叶曙光在主观上均认为该款项仍为投资款。
第二，朱益鹏、叶曙光均认可，2011年4月6日、4月7日朱益鹏向叶曙光账户提供的款项，已用于偿还叶曙光个人收取的投资款，故该款项不具有再转化为高登公司借款的可能性。首先，朱益鹏、叶曙光均陈述，2011年4月朱益鹏要求叶曙光返还投资款，叶曙光称没有资金，故朱益鹏才又向叶曙光账户汇入款项用于偿还其先前的投资款；其次，丹阳金鹰公司在再审中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叶曙光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可以证明2011年4月7日叶曙光向朱益鹏账户汇款1000万元的事实；第三，朱益鹏在再审中亦陈述“2011年4月7日打给我的1000万元是我的”。根据以上事实，朱益鹏所称其于2011年4月6日、4月7日提供给叶曙光的款项，无论是仍然作为投资款还是转化为借款，均基于朱益鹏与叶曙光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其实际也用于偿还叶曙光个人债务，朱益鹏、叶曙光对此均知情，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流入丹阳金鹰公司账户或被丹阳金鹰公司所使用，因而该款项不具有转化为与高登公司之间借款的事实基础。
3、关于高登公司出具的两张借条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两张借条不能作为认定朱益鹏与高登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理由如下：
首先，高登公司出具的借条与朱益鹏提供的转账凭证在时间和数额上不能相互印证，朱益鹏对此所作的解释前后矛盾。（1）根据朱益鹏提交的转账凭证及其当庭陈述，朱益鹏向叶曙光提供款项的时间分别为2011年的1月28日、4月6日、4月7日，数额分别为1000万元、700万元、300万元，而高登公司出具给朱益鹏的借条载明的借款时间分别为2011年4月6日、2012年1月16日，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本金分别为380万元、1504万元。朱益鹏称，2011年4月6日出具的380万元借条系对2011年1月28日提供1000万元利息的结算，2012年1月16日出具的借条系对2011年4月6日、4月7日提供款项本息的结算；而2011年4月6日高登公司出具的借条上，载明了借款本金和借款期限，同时也对利息进行了约定，无法与朱益鹏“该借条仅结算利息”的说法相印证，同时2011年9月朱益鹏在公安机关陈述“2011年4月7日，叶曙光通过银行，把这笔资金（指2011年1月28日汇出的1000万元）又汇给我工行卡上了，由于时间短，我也没有向叶曙光按照协议要求支付利息”；同时，朱益鹏在该次询问中亦未向公安机关提及2011年1月28日支付给叶曙光的投资款已在2011年4月6日经高登公司出具借条转化为公司借款的事实；故朱益鹏主张该借条系结算2011年1月28日提供1000万元利息并进而认为该1000万是其与高登公司借款，依据不足；（2）朱益鹏在再审中称，其于2011年4月6日、4月7日又向叶曙光提供了1000万元，而高登公司直至2012年1月16日才向其出具上述款项的借条，系因提供款项时叶曙光不在国内，但该陈述与朱益鹏所提交的2011年4月6日叶曙光以高登公司名义出具的另一借条自相矛盾。
其次，叶曙光以高登公司名义向朱益鹏出具借条的行为，系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以公司资产偿还个人债务的行为，在朱益鹏为非善意相对人的情况下，该行为对高登公司及金鹰公司均不具有约束力。（1）叶曙光以高登公司名义向朱益鹏出具借条，系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的无权代表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本案中，朱益鹏所有提供给叶曙光的款项均是基于其与叶曙光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上述款项汇入叶曙光个人账户，亦被叶曙光个人支配和使用；在此情况之下，叶曙光以高登公司的名义向朱益鹏出具借条的行为，系以高登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债务的行为，该行为违反了法定的忠实义务，无论高登公司章程对此有无作出明确的规定，该行为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明显超越了叶曙光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属无权代表行为。（2）朱益鹏系非善意相对人，故叶曙光的无权代表行为对高登公司及金鹰公司均不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朱益鹏的款项均汇至叶曙光个人账户，根据朱益鹏在再审庭审中以及公安机关的陈述，其对款项系提供给叶曙光个人并由其个人使用是明知的；故在此情况下，朱益鹏与叶曙光达成合意，由叶曙光出具借条将其个人债务转化为高登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较为明显。而朱益鹏自身亦作为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理应对公司法规定及法定代表人的忠实义务知晓并有所了解，其应当知道叶曙光出具借条的行为是违反公司法强制规定侵占公司财产行为，故朱益鹏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该借条对高登公司及其后承接其权利、义务的丹阳金鹰公司均不具有约束力。
综上，丹阳金鹰公司主张朱益鹏与高登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上诉理由成立。因朱益鹏在原审审理中隐瞒了其与叶曙光签订投资协议、叶曙光已向其偿还1000万元等事实，导致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再审应予改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镇民初字第005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朱益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4840元，由朱益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九份，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详见上诉须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山西路支行帐号：10×××75。
审判长 于 竞
审判员 杨道骏
审判员 贾黛舒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赵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