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苏0682行初270号
原告丁祝青，男，1949年1月30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被告南通市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横河南路528号。
法定代表人张剑冰，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新建，南通市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特别授权。
原告丁祝青诉被告南通市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通州区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丁祝青，被告通州区人社局行政负责人吴卫东，委托代理人吴新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0月31日，被告通州区人社局对原告作出了通人社信告（2016）56号《告知书》，主要内容为根据你（丁祝青）的退休审批表，你已经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于2010年12月退休，2011年1月起已经享受企业职工退休养老金，苏人社（2011）282号、苏财发（2011）116号文件并不适用你的问题。
原告丁祝青诉称，原告原在南通县石港镇是定量户口，1961年在石港小学上小学，1965年原告响应党的号召，只身一人作为下放知青将户口迁到石南公社4大队8小队插队落户。1969年至1976年在原石南乡任大队革委会主任8年，1976年8月至2002年连续25年任大队支书，后连续9年任石南敬老院院长，直至退休，2007年补缴了1996年至2007年的养老保险，2010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退休时通州区人社局将原告的工龄从1996年开始计算。原告认为根据江苏省组织部、人事局《关于村干部被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结合原告的实际情况为知青下乡插队，退休年龄应当从原告作为知青下乡插队的1965年开始计算。故请求：判决被告对原告的退休待遇重新核定工龄，从1965年开始计算至实际退休年龄。
原告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1.原告于2016年9月13日的申请报告。
2.被告通州区人社局于2016年10月31日对原告作出的通人社信告（2016）56号《告知书》。
以上证据以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重新核定退休待遇后，被告作出了《告知书》。
3.通州区石港镇党委、政府2016年1月18日出具的《证明》、石港镇新貌村总支部委员会2016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原告的简历是真实的。
4.原石南公社党委书记葛龙山、原石南公社组织委员周国兴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原告原来是知青，到石南公社落户，后来落实政策知青可以回城，原石南公社党委决定要原告留下继续担任大队支书。
5.原告的入党志愿书、原告在石港小学上学期间参加少年代表会的照片、毕业照，以证明原告曾经在石港小学上学，后来到石南公社4大队8小队插队务农。
6.1994年石南乡机关村企业干部工资制度改革审批表，以证明有关部门认可原告26年工龄。
7.南通县公安局、粮食局《60年代下放户口就地“农转非”的批复》，以证明原告是知青下放，1988年办理“农转非”手续时，原告将其“农转非”的指标给了其女儿丁飞燕。
8.苏人四（1993）4号《关于村（大队）干部被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后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以证明原告担任过村支部书记的时间也要计算连续工龄。
9.劳人培（1985）23号《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以证明原告属于知青，应从其下乡插队之日起计算工龄。
被告通州区人社局辩称，1.原告于2007年6月首次参保，并补缴了1996年1月至2007年6月的企业养老保险，之后一直缴费至2010年12月，2010年12月原告办理退休手续。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2、根据原告提供的资料，原告到原石南公社落户属于60年代初精减城镇人口的情形，原告提供的其他材料不能证明原告是知青，经查原南通县知青档案名册中也无原告，原告认为其属于知青身份无依据。3、江苏省组织部、人事局《关于村（大队）干部被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经县市委组织部或乡镇党委正式批准，担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大队长）、村（大队）主办会计三种职务，且在村（大队）任职期间享受固定生活费或定额补贴的人员，被直接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其最后一次在上述岗位上工作的时间，可以和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对照上述文件，原告无被直接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情形。我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1.1961年1月1日到1965年6月9日城镇下放老居民就地“农转非”户口审批表，该审批表显示“1965年3月将我压缩到石南乡思源村8组外祖母处落户”。
2.南通县公安局、粮食局《60年代下放户口就地“农转非”的批复》。
上述证据以证明原告属于60年代初精减城镇人口时被下放到原石南公社落户，并非属于知青下乡。
3.苏人四（1993）4号《关于村（大队）干部被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后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以证明原告并没有直接被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形，原告不符合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的条件。
休庭后，被告补充提供通州区档案馆出具的自1964年至1977年石港区知青花名册，该知青名册中无原告的名字，以证明认定原告属于知青身份无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证据质证认为，其1965年学习先进模范邢燕子下乡务农，应该属于知青，按照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的规定，从1965年开始计算工龄。对于知青档案名册中也无原告名字原告无异议，其自述其也到档案馆查询，未能查到其名字。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认为，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知青，其也不符合苏人四（1993）4号文件规定的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的条件。
本院认证认为，原告的证据1、2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重新核定退休待遇，被告作出了《告知书》，即证明本案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告证据3-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原告的证据8、9，即劳人培（1985）23号文件、苏人四（1993）4号文件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予以确认。被告的证据1、2原告亦无异议，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丁祝青19**年3月从原南通县石港小学毕业后至1965年3月期间在家学徒，1965年3月，原告丁祝青将户口从原南通县石港镇迁到其外祖母所在的原南通县石南公社4大队8小队插队落户，1969年3月至2001年2月，原告先后任原石南公社4大队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支部书记，2001年2月任石港镇敬老院副院长。2007年6月，原告补缴了1996年1月至2007年6月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其后原告缴社保费至2010年12月，缴费年限满15年，于2010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
2013年10月，原告致函通州区领导，要求“落实60年代下放知青连续工龄”的问题，通州区领导将信访件批转通州区人社局处理，通州区人社局于11月4日对原告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主要内容为：根据你提供的材料，你属于60年代初我国精减城镇人口，下放靠外祖母生活，不符合有关文件的规定，无法计算你60年代下放期间的连续工龄。2014年9月12日，通州区人社局又给予原告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主要内容为：鉴于你目前提供的相关材料，还无法计算你60年代下放期间的连续工龄，你需提供原知青办认定你为知青的相关材料，才能按苏人四（85）69号文件执行。2016年9月13日，原告向被告递交报告，要求对其退休待遇重新核定，退休工龄从1965年计算到退休年龄。被告收到原告的报告后，于2016年10月31日给予原告《告知书》，主要内容为：苏人社（2011）282号、苏财发（2011）116号文件于2011年发布，相关文件的适用对象指的是具有我区城镇户籍，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而根据你的退休审批表，你已经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于2010年12月退休，2011年1月起已享受了企业职工退休养老金，苏人社（2011）282号、苏财发（2011）116号文件并不适用你的问题。
原告收到上述《告知书》后，于2016年12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如前诉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故被告通州区人社局具有核定职工工龄的职责。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2.原告要求被告履行重新核定工龄职责的理由能否支持。
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原告于2016年9月13日向被告申请，要求对其退休待遇重新核定，该申请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要求被告履行保护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的范畴，被告于2016年10月31日给予原告《告知书》，原告在2016年12月起诉并不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原告要求被告履行重新核定工龄职责的理由能否支持问题，原告所要求的重新核定工龄即是指可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江苏省劳动局关于职工养老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可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是指各地实行养老社会保险以前按国家和各省规定的可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实行养老社会保险以后，除国家明确规定可视同缴费年限的时间外，一律按实际缴费年限累计计算。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未缴纳或未缴足基本养老保险的时间，不得计算缴费年限，也不得按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处理。
本案中，原告所诉请重新核定工龄的理由，一是认为其属于下放知青，应按照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的规定，从1965年开始计算工龄；二是认为其担任过村支部书记，按照苏人四（1993）4号的规定，其担任过村支部书记的时间也要计算连续工龄。
关于原告应否适用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的规定从1965年开始计算工龄的问题，劳人培（1985）23号《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工龄起算的时间可以由原插队知识青年现在的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单位，根据本人档案中履历表和其他有关材料填写下乡日期审定。该文件又规定，在1962年至“文革”开始前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后，在工龄计算上可以仿照上述办法处理。该文件旨在对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特殊问题（知识青年的工龄）予以较为妥善的解决。该文件明确适用的主体是“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或“在1962年至文革开始前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即明确界定了可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的主体是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当年属于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而被告提供的原告本人填写的证据《1961年1月1日到1965年6月9日城镇下放老居民就地“农转非”户口审批表》显示：“1965年3月将我压缩到石南乡思源村8组外祖母处落户”，原告填写的该《审批表》应能客观地反映原告当年下乡的实际情况，从该《审批表》可以看出，原告当年并非属于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而是在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中发〔1962〕第261号）文件的背景下，原告自愿到原石南公社4大队8小队其外祖母处落户，性质上属于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历史范畴。且通州区档案馆保存的1964年至1977年石港区知青花名册也无原告的名字，因此也难以认定原告属于知青身份，故原告要求依据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的规定从1965年开始计算其工龄依法难以支持。
关于原告能否按照苏人四（1993）4号的规定，将其担任过村支部书记的时间也要计算连续工龄问题，苏人四（1993）4号《关于村干部被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经县（市）委组织部或乡（镇）党委正式批准，担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大队长）、村（大队）主办会计三种职务，且在村（大队）任职期间享受固定生活费或定额补贴的人员，被直接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其最后一次在上述岗位上工作的时间，可以和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对照该文件，原告并未被直接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故也难以将其担任过村支部书记的时间也计算连续工龄。
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履行重新核定工龄职责的理由依法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丁祝青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丁祝青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西被闸支行，帐号：47×××82，户名：南通市财政局）。
审 判 长 刘 斌
代理审判员 江丽南
人民陪审员 环爱云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见习书记员 刘 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
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