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0民终15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阿甘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乳山市青山路57号。
法定代表人：鞠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明科，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治富，男，196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兰，女，196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林（系刘治富、张玉兰之子），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嵩山路**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长林，男，198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珊珊，女，198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威嘉斯水貂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荫子镇马家岭村。
法定代表人：刘长林，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双达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峨石山路。
法定代表人：刘长林，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港湾街道办事处南车村。
法定代表人：张玉兰，总经理。
原审被告：于瑞虎，男，195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原审被告：王善芳，女，195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原审被告：于海生，男，198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上诉人山东阿甘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甘融资担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治富、张玉兰、刘长林、张珊珊、荣成威嘉斯水貂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貂公司）、荣成市双达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达公司）、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林公司），原审被告于瑞虎、王善芳、于海生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威高商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阿甘融资担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刘治富、张玉兰、刘长林、张珊珊、水貂公司、双达公司、富林公司对原审被告于瑞虎、王善芳的各项给付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在于瑞虎借款时虽不认识刘治富等七人，但一审证人张绪君、王某系养貂专业户，刘治富系貂皮囤积大户，刘治富通过银行人员找到上诉人要求为张绪君、王某的贷款提供担保。上诉人提出为二人提供担保的交换条件就是要求中间人刘治富等人及其经营的公司为涉案该笔借款提供反担保，当时该七被上诉人签订担保的时间为2014年7月底8月初，因上诉人工作人员误认为所有反担保合同签订时间必须一致，才将签订时间写为2013年11月13日，双达公司于2014年7月成立，在此时签订反担保合同符合常理；2.上诉人虽然于2014年5月16日更名，但工商部门并未收回原公章，上诉人工作人员为了将担保合同与反担保合同上的公章保持一致，才在担保合同上加盖原公章，完全符合正常逻辑；3.证人张绪君、王某与刘治富等人有利害关系，且张绪君、王某二人对上诉人为其所作担保的借款已经到期，二人均未向银行偿还借款，二人信誉极低，其证言可信性较低，不应被采信，且刘治富、刘长林父子对外欠款数额巨大，已被法院列入失信名单，其所作辩解不应采信；4.在本案提起诉讼前，因于瑞虎到期不能偿还借款导致上诉人为其向银行垫款，上诉人代理人曾与上诉人工作人员一起到刘治富处，要求刘治富及其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刘治富未否认为于瑞虎借款担保一事。一审中，刘治富、刘长林等曾表示过要与上诉人和解，当时刘治富、刘长林、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及一审法官均在现场，刘治富等未提出未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的抗辩。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反担保保证合同成立。
刘治富、张玉兰、刘长林、张珊珊、水貂公司、双达公司、富林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阿甘融资担保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王善芳、于海生、于瑞虎未陈述意见。
阿甘融资担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于瑞虎、王善芳共同偿还原告为其垫付款项2014749.96元，违约金600000元、律师费130000元并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全部欠款本息清偿之日，以2014749.96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原告支付利息；2.其他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3年11月，被告于瑞虎、王善芳从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人民币200万元，委托原告为其贷款提供担保，双方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同时，其他被告为该笔贷款为原告提供反担保保证，并签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贷款发生后，至2014年11月18日，被告于瑞虎、王善芳无法还款，导致原告为其垫款本息合计人民币2014749.96元。2014年5月16日原告由山东阿甘创业担保有限公司更名为阿甘融资担保公司。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6日，原告由山东阿甘创业担保有限公司更名为现名称。被告水貂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10日，法定代表人原为刘治富，2014年4月2日变更为刘长林。双达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6日，富林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5日。
2013年11月12日，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银行）与被告于瑞虎、王善芳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二被告借款200万元，用途为购鱼，借款期限自发放贷款之日起至约定还款之日止，最长不超过12个月。同日，原告与商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原告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发生的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月13日，被告于瑞虎、王善芳与原告签订《委托担保合同》，二被告委托原告为其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约定：诉讼方式催收的，催收费包括律师代理费、代理费以诉讼标的额的5%计收；二被告迟延还款，导致原告催收的，二被告除按合同约定承担催收费用外，还须向原告承担迟延还款数额30%的违约金；二被告未按时偿还贷款人借款本息，累及原告承担担保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的，二被告除赔偿原告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原告代偿的全部金额、原告为实现追偿权所产生的催收费、诉讼费、评估费、律师费等）外，还应向原告支付承担保证责任金额30%的违约金；二被告违反借款合同或本担保合同的约定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它合同义务的，须承担借款总额30%的违约金。同日，被告于海生与原告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保证范围为原告为借款人代为履行的全部债务、借款人向贷款人承担的民事责任以及担保费、违约金、赔偿金、实现追偿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借款合同无效或保函无效后原告为贷款人承担民事责任而支付的全部赔偿金等；反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保证人为数人时，均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如既有本保证又有物的担保，则反担保保证人和物的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至借款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四年止，借款合同展期的，以展期后所确定的合同最终履行期限之日为届满之日。2013年11月15日，被告于瑞虎在商业银行的借款凭证上签字确认收到200万元贷款。2014年11月18日，商业银行扣划原告本息2014749.96元。
被告于瑞虎、王善芳、于海生对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反担保保证合同真实性及借款事实均无异议。其他被告表示与其无关。
原告另提交五份《反担保保证合同》，合同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13日，签订人分别是刘治富和张玉兰、刘长林和张珊珊、双达公司、水貂公司、富林公司，原告印章名称为山东阿甘创业担保有限公司。合同格式和内容同上述反担保保证合同。原告对五份合同进行解释：五份合同签订时间应当为2014年7月底，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因合同落款时间处是空白的，起诉时原告代理人让工作人员按放贷的时间2013年11月13日填写的。因为2014年7月被告刘治富找到原告，要求原告为张绪君等四人向银行贷款300万元提供担保，原告的条件就是要求被告刘治富提供保证人为被告于瑞虎、王善芳的200万元贷款提供反担保，被告刘治富提供的保证人就是被告张玉兰、刘长林、张珊珊、双达公司、水貂公司、富林公司,所以就签订了上述反担保保证合同。
经质证，刘治富等七被告有异议，认为：合同上刘治富、张玉兰、刘长林、张珊珊落款处签名属实，但七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反担保合同。2013年11月，被告刘治富、张玉兰、刘长林、张珊珊根本不认识原告，不可能为原告提供反担保。刘长林于2014年4月2日才变更成为水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达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6日，均不可能在2013年11月为原告提供反担保并签名、盖章。而且合同首页均系盖章在前、填写内容在后。实际上是2014年7月，七被告为张绪君、王某的借款与原告签订反担保合同，是原告以需要领导签字为由将应该给七被告的合同原件扣留，私自填写内容。而且从合同的落款处原告盖章的名称可以看出，原告于2014年5月16日更名为现名称，如果合同实际签订时间是2014年7月，那么原告不可能仍然盖有山东阿甘创业担保有限公司的印章。因此，此五份合同是原告伪造，原告有涉嫌犯罪事宜。原告称公司名称变更后，原印章并未立即交回，仍使用了一段时间。
原告为此申请证人王某、周某出庭作证。王某证实：2014年7月底8月初，其与朋友刘长林夫妇、刘治富夫妇到原告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在原告公司会议室，原告工作人员拿了很多合同让他们签字，因合同太多，原告工作人员也帮助盖章，签完后，原告工作人员以合同需要领导签字为由将合同全都拿走了，周某夫妇也是反担保人，亦在场签字。周某证实内容同王某。
应一审法院要求，原告提供了七被告为案外人王某、张绪
君提供反担保而与原告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时间为2014年8月1日，原告印章为现名称。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于瑞虎、王善芳、于海生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反担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各方均应按合同履行。被告于瑞虎、王善芳夫妇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导致原告代偿款项，原告代偿后，有权依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向二被告追偿，二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并承担违约金、利息损失及律师费等费用。原告主张的各项款项，被告于瑞虎、王善芳、于海生未提出异议，予以确认。另外，依据反担保保证合同，被告于瑞虎、王善芳、于海生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原告与刘治富、张玉兰、刘长林、张珊珊、水貂公司、双达公司、富林公司七被告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是否成立，七被告应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五份反担保合同，原告自认落款时间系其自行填写，实际时间为2014年7月底8月初，但此时原告已变更名称，合同落款名称依然为原告原名称，原告解释印章并未收回与常理不符。七被告辩解2014年7月底8月初时其为王某、张绪君提供反担保，与原告签订了大量合同，根据原告提供的王某、张绪君的合同落款时间及证人证言，可以认定七被告在2014年7月底8月初为王某、张绪君提供反担保的事实。再结合原告提交的五份担保合同存在的瑕疵与矛盾之处，七被告的辩解理由予以采纳，原告要求七被告承担反担保责任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对原告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于瑞虎、王善芳于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阿甘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2014749.96元、违约金60万元、律师费13万元，共计2744749.96元，并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履行义务之日止，以2014749.9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原告支付利息；二、被告于海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山东阿甘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刘治富、张玉兰、刘长林、张珊珊、荣成市威嘉斯水貂饲料有限公司、荣成市双达服饰有限公司、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于瑞虎、王善芳、于海生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79元，申请费5000元，共计19379元，由被告于瑞虎、王善芳、于海生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1.山东阿甘创业担保有限公司公章，证实上诉人虽然在2014年5月变更了名称，但是该公章因银行业务需要使用等原因并未被收回，上诉人一直使用该公章。2.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称其系上诉人员工，2014年6月至7月，商业银行员工李明、侯云路及刘治富来上诉人处与证人协商由上诉人为张绪君、王某的贷款提供担保事宜，证人判断该笔贷款是刘治富及其公司使用的，所以不同意，当时刘治富称知道上诉人在石岛有份风险业务，交流中达成了上诉人为张绪君、王某担保，刘治富必须为于瑞虎提供反担保的意见，当时刘治富就同意了，后刘治富及其妻子、儿子、儿媳与上诉人签订了反担保合同。证人同时陈述反担保合同上的日期是在被上诉人签字当天由上诉人工作人员填写，因为公司业务要求需要归档的时候填写日期。反担保合同签字时刘治富及其妻子、儿子、儿媳四个人在场。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枚公章的真实性不认可，而且认为根据工商管理条例及公司法相关规定，变更公司名称后原公章必须收回销毁，如果公章当时不能上交，应向工商部门提供书面资料登报公告，原公章即作废，如果原公章一直在上诉人处，该公章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一个公司不能同时拥有两枚印章。被上诉人同时申请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未按本院规定在七日内提交书面鉴定申请。对于证人证言，被上诉人认为与事实不符，且证人系上诉人员工，证人陈述签订合同时只有四人在场的陈述与一审确认的签订合同时十多人在场，包括张绪君夫妇、王某夫妇、周某夫妇的事实不一致，故证人证言不应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对于该公章的真实性不认可，即使真实，也不足以证实待证事实，而且上诉人变更名称后原公章未收回，不符合印章管理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也未给予合理解释，因此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不予认定。对于证人证言，该证人系上诉人员工，且其陈述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上的日期填写时间系被上诉人签字当天的事实与一审中上诉人陈述的起诉时委托诉讼代理人让工作人员按放贷时间填写的事实不一致，故对于该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亦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刘治富、张玉兰、刘长林、张珊珊、水貂公司、双达公司、富林公司与上诉人阿甘融资担保公司是否成立反担保保证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上诉人阿甘融资担保公司应对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反担保保证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上诉人阿甘融资担保公司为证实反担保保证合同关系成立，提交了五份被上诉人签字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但被上诉人对该五份《反担保保证合同》不认可，主张该五份合同系被上诉人在2014年7月为张绪君、王某的借款提供反担保时签订的空白合同，由上诉人私自填写而形成。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七被上诉人为案外人王某、张绪君的借款提供反担保而与上诉人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及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人王某及周某的证人证言，七被上诉人在2014年7月底8月初确实为王某、张绪君的借款提供了反担保保证，合同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日，加盖的印章为上诉人的现名称，而上诉人提供的涉案五份《反担保保证合同》签署日期虽为2013年11月13日，但上诉人认可该日期系其自行填写，实际签署日期为2014年7月，加盖的印章却为上诉人原名称山东阿甘创业担保有限公司，而上诉人在2014年5月16日即由山东阿甘创业担保有限公司变更为阿甘融资担保公司，此时仍然加盖上诉人名称变更前的印章，不符合常理，且其同时期与七被上诉人为案外人王某的借款提供反担保签订的合同加盖的印章亦为现名称。上诉人关于印章未收回的陈述与解释亦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另外，上诉人一审陈述的涉案反担保保证合同的日期签署时间为起诉前，与证人陈述的在被上诉人签字后即由上诉人工作人员填写时间的证人证言亦不一致。因此，上诉人的举证未达到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举证证明标准，一审法院未认定反担保保证合同成立，认为上诉人要求七被上诉人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的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对七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758元，由上诉人山东阿甘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英秋
审 判 员 王小平
审 判 员 葛俊生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薛淑娴
书 记 员 丛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