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民终34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东军，男，1969年5月29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丽霞，女，1975年10月14日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健，男，1985年6月9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泰来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桂芳，男，1983年2月9日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
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俞国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江苏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水林，该公司职员。
第三人：合肥宏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李健，总经理。
上诉人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与被上诉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四建），第三人合肥宏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宏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通州法院）（2017）苏0612民初2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9月30日，通州法院（2015）通商初字第0087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2015年11月5日通州法院受理执行（2015）通商初字第00877号民事判决，2016年8月15日，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执行。2017年2月27日通州法院以（2017）苏0612执异1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被执行人原股东汪东军、付丽霞及现股东李健、陈桂芳为被执行人。原、现股东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判令不得追加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为被执行人。
原审法院另查明，合肥宏昌原股东汪东军、付丽霞，现股东为陈桂芳、李健。汪东军、付丽霞原分别持股10%、90%，价值100万、900万，两原股东于2015年10月10日，转让股权给现股东，汪东军的股权转让给陈桂芳，付丽霞的股权转让给李健。转让价格均为零。合肥宏昌的该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名称却为合肥索维。两原股东出资期限为一个月，两现股东出资期限为20年。2017年1月20日，合肥索维的全资股东陈建斌与合肥宏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100%的股权作价1000万转让给合肥宏昌。
原审法院认为，该院在执行合肥宏昌过程中，被执行人合肥宏昌并未申报财产，供法院执行。现法院裁定追加四原告作为被执行人时，四原告认为合肥宏昌有财产可供执行履行全部债务。作为现股东的李健、陈桂芳不积极为合肥宏昌办理到庭诉讼等相关业务，急于开脱自己的责任，显属不当。合肥索维已被其他两家法院列为失信人名单，无财产执行或执行受阻，可以认定该公司暂无偿还债务之能力。原股东表示出资期限为一个月，则原股东对出资期限是否到期的主张没有意义，出资期限早就到期。至于新股东，将出资期间改为20年，即使有效，其20年的期限不能对抗其变更之前就已经发生并存在的债务。综上，四原告就不可以追加他们作为被执行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的诉讼请求；二、确认汪东军、陈桂芳在100万元范围内，付丽霞、李健在900万元范围内作为合肥宏昌股东对外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负担。
宣判后，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请求撤销通州法院（2017）苏0612民初2535号民事判决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为：1、一审判决以被执行人没有积极配合法院执行为由判令被执行人股东对被执行人债务承担偿付责任，无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及第十九条规定，变更追加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或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时，适用的条件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且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根据该规定，执行中只有在对被执行人的所有财产予以执行后，仍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才能依法追加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在未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执行时直接追加被执行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2、一审判决以“四原告代合肥宏昌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合肥宏昌主张权利，救济途径仍在”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3、被执行人合肥宏昌以股权受让方式取得合肥索维100%股权成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合肥索维的资产经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其净资产2208.66万元，该公司的各项资产均现实存在，并无虚假，股权对应价值明确，足以清偿所欠被上诉人的10001266元债务，在被执行人有明确财产时，没有依据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为被执行人。4、一审判决的有关认定存在诸多明显的事实及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在裁判理由、证据采信、争议焦点评判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法外评判、脱离法律规则的错误，不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裁判原则，以致产生错误的事实认定和裁判结果。
被上诉人南通四建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被执行人合肥宏昌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通州区人民法院已经对宏昌公司的财产包括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进行了查询，发现无财产可供执行，据此情况，通州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了终结执行的程序。2、合肥宏昌原股东在收到通州法院判决书后将股权转让给后任股东。原股东的出资时间是一个月，后股东的出资时间是20年，后股东的出资承诺对原先已经存在的债权没有任何约束力。该事实也证明了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陈建斌的没有时间的承诺书是虚假的。3、上诉人将合肥宏昌对外的股权认定为可以可供执行的财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上诉人以资产评估报告作为合肥宏昌的财产，没有任何法律和执行依据的。4、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
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在二审中提供了一份合肥索维承诺函，主要内容是同意并配合法院执行合肥宏昌在合肥索维的100%股权。另提供了合肥索维的电子元器件、结构件、辅助材料、产成品、半成品、五金备品配件、机器设备、电子设备汇总表。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5年8月14日，南通四建为与合肥宏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向通州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合肥宏昌立即给付货款10001266元、支付逾期付利息1058368元及自2015年8月1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的逾期利息）。同年9月30日，通州法院作出（2015）通商初字第0087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依该判决，合肥宏昌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南通四建给付货款10001266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901250元（2015年8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并负担案件受理费43608元。因合肥宏昌逾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南通四建向通州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该院依法对合肥宏昌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于2015年8月15日作出（2015）通执字第03052-4号执行裁定，终结（2015）通商初字第00877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后南通四建以合肥宏昌的股东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均未出资为由，申请追加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为被执行人。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在原审中提供了合肥索维的资产评估报告、工商登记资料和合肥宏昌的资产负债表、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材料。
还查明，合肥宏昌于2014年6月10日成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汪东军出资100万元、付丽霞出资900万元，出资期限1个月。2015年10月10日，汪东军与陈桂芳、付丽霞与李健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抬头为合肥索维），约定将汪东军、付丽霞在合肥宏昌所持股份以零价格转让给陈桂芳、李健，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2015年11月9日，陈桂芳、李健向工商部门出具承诺书，将合肥宏昌原规定的出资期限2014年7月10日延长至2034年6月10日。合肥宏昌提供的2016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实收资本栏显示空白。
再查明，合肥索维于2011年6月21日成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1000万元。2017年1月20日，合肥索维的唯一股东陈建斌与合肥宏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建斌将其在合肥索维认缴1000万元、实缴1000万元（占100%），依法转让给合肥宏昌，转让价格1000万元，支付方式货币，支付时间2017年1月20日。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在一审中提供了一份陈建斌未签署时间的承诺函，主要内容是“我与合肥宏昌于2017年1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现本人自愿以该转让款代合肥宏昌股东李健、陈桂芳向合肥宏昌履行出资义务，因此本人不再要求合肥宏昌承担付款义务。”
又查明，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合肥索维于2017年7月5日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2017）沪0106执1687号案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该案于2017年2月17日立案，执行标的为543456.4元。经调查合肥索维的总帐会计张如（系前任股东之一），其陈述：“合肥索维因欠厂房租金120万元左右而于2016年上半年起基本停止生产，财务报表上的资产与负债基本是平的，无不动产，所提供给法院的电子元器件、结构件、辅助材料、产成品、半成品、五金备品配件、机器设备、电子设备已被厂房出租人留置，其中有部分财产已被法院查封，付丽霞与陈建斌是夫妻关系，合肥宏昌购买合肥索维的股权未支付对价，法定代表人付于华来公司时间少，我的上级是陈建斌。”
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合肥宏昌的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二、合肥宏昌受让合肥索维股权的真实性和可执行性。三、追加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为本案被执行人是否合法有据？对此，本院认为：
关于合肥宏昌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公司设立或运行过程中，因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或不恰当履行出资义务而导致的瑕疵出资，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资本充足，而资本充足不仅是公司赖以运行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物质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修正)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合肥宏昌提供的2016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足以认定合肥宏昌的新旧股东均未履行出资义务。合肥宏昌的原股东汪东军、付丽霞未按期履行出资义务，依法应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合肥宏昌的原股东汪东军、付丽霞将其所持股权以零价格转让给陈桂芳、李健，陈桂芳、李健向工商部门出具承诺书，将合肥宏昌原规定的出资期限2014年7月10日延长至2034年6月10日，表明其对汪东军、付丽霞未履行出资义务是明知的，依法应共同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关于合肥宏昌受让合肥索维股权的真实性和可执行性问题。本院认为，公司不能对外清偿债务时，股东对其瑕疵出资和公司是否有财产可执行负有举证责任，举证不能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作为合肥宏昌股东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提出合肥宏昌受让合肥索维股权，并主张合肥宏昌在合肥索维的股权可执行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
一、合肥宏昌在自身无财产清偿对外债务的情况下，以1000万元的价格受让一个已经歇业的合肥索维原股东陈建斌的股权，缺乏经营活动的正当合理动机。
二、合肥索维原股东陈建斌将评估报告中净资产值2208.66万元的公司全部股权以1000万元价格出让，并将依约定由其个人应得财产1000万元全部豁免，违反交易常规。
三、尽管合肥宏昌与陈建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但该股权转让协议未实际履行，合肥宏昌未支付相应对价，合肥索维仍由原法定代表人陈建斌负责管理。
四、合肥索维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净资产2208.66万元，这与合肥索维总帐会计张如反映该公司停止生产达两年，欠付厂房租金120万元，被厂房出租人留置了公司仅有的产品、辅助材料、机器设备，其中部分财产已被法院查封等情况存在明显出入，也与因执行标的仅为543456.4元的执行案件而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之事实相矛盾。
五、合肥索维总帐会计张如反映该公司财务报表上的资产与负债基本持平，公司有形财产已被留置或查封，公司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等事实，正好反映了合肥索维的股权已无财产价值，缺乏可执行性。
关于本案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否合法的问题。依据上述分析，通州法院在强制执行中依法对合肥宏昌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了案涉（2015）通商初字第00877号民事判决的本次执行程序。上诉人主张可执行合肥宏昌受让的合肥索维的股权，依据上述分析，该股权不具有实际财产价值，缺乏可执行性。因此，通州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依据被执行人合肥宏昌的股东未出资之事实，追加相应股东为被执行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裁判说理、主文表述上均存在不足，应予补正，但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判决“驳回原告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的诉讼请求”之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的上诉请求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汪东军、付丽霞、李健、陈桂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建飞
审判员 刘 瑜
审判员 陈新源
二〇一八年二月八日
书记员 吕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