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527民初880号
原告：谭国华，男，1972年6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秭归县。
原告：谭小平，男，196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秭归县。
原告：谭卫红，女，196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秭归县。
原告：谭爱平，男，196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秭归县。
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涛，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宜昌市湖堤街*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500420178075G。
法定代表人:崔向军，系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剑，男，198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职员，住宜昌市西陵区。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勇，男，197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职员，住宜昌市西陵区。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秭归县中医医院，住所地秭归县茅坪镇平湖大道**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527420299715F。
法定代表人：秦文洲，系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俊，女，196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秭归县中医医院职员，住秭归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建华，湖北林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谭国华、谭小平、谭卫红、谭爱平诉被告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宜昌一医院）、秭归县中医医院（以下简称秭归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国华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涛、被告宜昌一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后解除委托）、董勇、被告秭归中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建华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被告宜昌一医院、秭归中医院先后向本院书面申请对医疗机构在对杜发秀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先后委托三家鉴定机构对被告的申请事项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以无尸检报告为由先后函告本院不予受理本案鉴定。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7年12月2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国华、谭小平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涛、被告宜昌一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剑、董勇、被告秭归中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建华、姜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谭国华、谭小平、谭卫红、谭爱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宜昌一医院赔偿四原告医疗费1717元，被告秭归中医院赔偿四原告医疗费6048.23元，二被告连带赔偿四原告经济损失17891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135255元、丧葬费236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四原告系杜发秀子女。2016年4月6日，杜发秀因畏寒发热呕吐入住被告秭归中医院进行治疗，当天通过对杜发秀进行多项检查都很正常，主要问题是肾积水，医生表示只要把水抽出就可以出院。次日上午，杜发秀由普通病房转入重症监护室，病情基本稳定，一切正常。后经过会诊，被告秭归中医院建议将杜发秀转入被告宜昌一医院进行治疗，并告知被告宜昌一医院重症监护室是全市最好的科室，而且转院也不会危及杜发秀的生命，原告便同意了被告秭归中医院的建议。当日下午4时，被告秭归中医院联系被告宜昌一医院对杜发秀进行转院，当日下午6时50分，被告宜昌一医院的两名医护人员乘坐该院救护车抵达被告秭归中医院，并与被告秭归中医院进行了交接。杜发秀在从被告秭归中医院重症监护室被送往被告宜昌一医院救护车的过程中，被告秭归中医院没有给杜发秀携带氧气设备进行供氧，杜发秀被送上被告宜昌一医院的救护车后，被告宜昌一医院的医护人员给杜发秀连接相关设备后，拧开氧气罐阀门，没有任何反应，原告谭国华帮忙将氧气罐阀门拧开到最大程度仍未见氧气仪表指针有任何反应，救护车上的司机说可能是氧气罐里没有氧气了，便联系被告秭归中医院重症监护室送来一个氧气袋，但因耽误了最佳抢救时机，长时间缺氧，杜发秀于当日晚上7时50分死亡。被告秭归中医院未善尽职守，明知对杜发秀进行了气管插管，需要吸氧，但在其将杜发秀从重症监护室送往救护车的过程中没有为其携带吸氧设备；被告宜昌一医院应当知道救护车上应配备足额的氧气，但最终因疏忽大意导致救护车上的氧气罐中没有氧气。二被告的过错行为导致了杜发秀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与杜发秀的死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依据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四原告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处。
被告宜昌一医院辩称，2016年4月7日，我院急诊科被告知要到被告秭归中医院重症监护室转运一名感染性休克患者，我院急诊科便立即检查呼吸机、除颤心电监护仪、氧枕、氧气瓶、输液泵、急救箱等急救设备，由多名医护人员调试呼吸机、检查氧气瓶压力，确保急救设备为备用状态后，于当日17点50分从我院出发，于当日18点50分到达被告秭归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我院医护人员对患者杜发秀进行了检查，与被告秭归中医院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交流了患者病情，向患者家属告知转运风险，患者家属签署转运病人同意书后方才进行转运，从病房到救护车转运过程中接简易呼吸气囊连氧枕辅助呼吸，患者杜发秀被送上救护车后立即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呼吸机参数显示正常，连接心电监护提示血压测不出，氧饱和度低，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我院医护人员立即与被告秭归中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在救护车上对杜发秀进行抢救，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杜发秀在被转运过程中有氧枕及简易呼吸器辅助呼吸，秭归中医院的监控视频可以佐证，我院救护车司机并未说氧气瓶没有氧气，氧气瓶阀门太紧，患者家属帮忙拧开后，对应氧压表显示5Kpa，患者家属对救护车载设备不熟悉，产生误判。抢救过程中我院医护人员并未要求被告秭归中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拿氧气袋，氧气袋是无法连接呼吸机使用的，这是医务人员的常识问题，且救护车上的氧源充足。我院认为，我院医护人员在对患者杜发秀转运前向患者家属履行了告知义务，转运过程中患者病情突然出现变化，医护人员按照医疗原则和操作规范对患者进行了院前急救，但患者因病情危重，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医护人员已按照医疗原则对患者尽到了合理的治疗义务，我院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系感染性休克死亡，与我院的院前急救过程无直接因果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秭归中医院辩称，被告秭归中医院对杜发秀的治疗不存在过错。杜发秀于2016年4月6日15时以发热原因待查收入我院内一科，初步诊断为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2型糖尿病，入院后进行相关检查和治疗，当晚21时41分，经我院张科芳副主任医师会诊后，将杜发秀转入我院外二科，我院将杜发秀的CT图像上传宜昌市泌尿外科专家阅看后，建议进行保守抗感染治疗，我院医生积极与患者家属沟通，并将杜发秀的病情和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告诉患者家属。2016年4月7日12时25分，因杜发秀病情极度危重，被转入我院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经我院专家会诊，认为患者广泛心肌缺血并严重心衰，生命体征不稳定，随时可能因呼吸循环衰竭、多器官功能衰竭导致死亡，病情危重，治疗难度极大，建议转上级医院进行治疗。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本院及时联系被告宜昌一医院进行转诊，当日19时许，被告宜昌一医院的救护车到达，经与患者家属沟通并告知转运风险，患者家属签字后，杜发秀于当日19时12分被转运到被告宜昌一医院的救护车上，此时杜发秀出现血压、血氧饱和度进行性下降，全身大汗淋漓，被告宜昌一医院的随车医护人员立即对杜发秀进行抢救，当日20时8分，杜发秀因抢救无效死亡。四原告诉称我院将杜发秀从重症监护室转至救护车途中未有给杜发秀吸氧与事实不符，我院将杜发秀从重症监护室转至救护车途中配备了医用氧气袋供氧，从未终止，有我院全程监控视频为证，杜发秀的死亡是因自身疾病所致，与我院的治疗和供氧设备无关，我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四原告系杜发秀子女，杜发秀生于1938年7月12日。2016年4月6日，杜发秀因畏寒发热呕吐入住被告秭归中医院进行治疗，入院诊断为发热待查：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2型糖尿病。经治疗杜发秀病情没有得到缓解，经会诊后遂转入被告秭归中医院外二科继续治疗，在征得患者家属即原告谭国华同意后，对杜发秀进行了气管插管和中心静脉穿刺，通过进一步的完善相关检查和治疗，杜发秀的病情危重，于2016年4月7日转入秭归中医院重症监护室继续治疗，因杜发秀病情没有得到缓解，被告秭归中医院对杜发秀的病情会诊后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遂于当日下午联系被告宜昌一医院转诊。被告宜昌一医院的两名医护人员乘坐该院救护车于当日下午到达被告秭归中医院，初步诊断杜发秀为感染性休克，被告宜昌一医院向原告谭国华出示了救护车转运病人同意书。该同意书载明：“根据您的病情，目前需要救护车转运。由于搬动转运或救护车颠簸，在转运途中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及意外，一旦出现并发症或意外的情况，医护人员自当根据急救原则充分利用车上设备尽力抢救，但是，也可能抢救无效而危及生命。因此病人及家属事先需充分考虑其转运风险性，特此向您说明，若表示同意，请签字。”原告谭国华在该同意书上签字后，于当日19时许从被告秭归中医院重症监护室转运至被告宜昌一医院救护车上后，杜发秀出现血压、血氧饱和度进行性下降，二被告的医护人员在救护车上立即对杜发秀进行抢救，杜发秀于当日20时8分许因抢救无效死亡。杜发秀死亡后，运至秭归殡仪馆，四原告予以安葬。安葬后不久四原告认为被告秭归中医院对杜发秀的死亡应承担相应责任，要求被告秭归中医院解决未果。四原告遂于2016年7月6日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因杜发秀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审理过程中，被告宜昌一医院、秭归中医院先后向本院书面申请对二被告在对杜发秀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先后委托湖北同济司法鉴定中心、西南司法鉴定中心、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下列事项进行司法鉴定：1、被告宜昌一医院、秭归中医院在对杜发秀进行有关诊疗活动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2、若被告宜昌一医院、秭归中医院在对杜发秀进行有关诊疗活动过程中存在过错，则该过错与杜发秀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因果关系，其责任程度分别为多大。本院一并向上述司法鉴定机构提交了四原告的起诉状、杜发秀的病历、杜发秀死亡户口注销证明、本院第一次开庭庭审笔录、原告及被告秭归中医院提供的光盘各一张等相关证据和资料，上述司法鉴定机构先后分别函告本院，均以杜发秀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无法完成委托事项为由不予受理本院委托的鉴定事项。
同时查明：四原告及被告秭归中医院向本院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杜发秀在从被告秭归中医院重症监护室转运至被告宜昌一医院救护车上的过程中，携带了简易吸氧设备。被告宜昌一医院向本院提供的急救科救护车物品交接清单记载，该院救护车对杜发秀接诊前后，每天都对车载吸氧装置及其它相关设备进行了检查交接。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杜发秀的病历、视频影像资料、死亡户口注销证明、急救科救护车物品交接清单、司法鉴定机构退回本案鉴定的函件等证据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应二被告申请本院先后依法委托三家司法鉴定机构对二被告在对杜发秀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等相关专业性问题进行司法鉴定，但因杜发秀死后没有进行尸检，三家司法鉴定机构均无法对本案过错责任及相关专业性问题作出鉴定。四原告在杜发秀死亡后没有立即对杜发秀的死亡原因提出异议并要求进行尸检，而是在将杜发秀安葬后才向被告秭归中医院提出主张，致使司法鉴定机构因未对杜发秀进行尸检而无法鉴定本案过错责任及其他相关专业性问题，其责任不在二被告。本案诉争焦点为杜发秀在从被告秭归中医院转运至被告宜昌一医院的过程中是否吸氧以及被告宜昌一医院的救护车上的氧气罐是否有氧，本院在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时已将杜发秀的相关病历、原告和被告秭归中医院提交的视频影像资料、被告宜昌一医院提交的急救科救护车物品交接清单及本院第一次开庭庭审笔录等全部相关证据和材料提交给了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机构也并未根据本院提交的上述鉴定资料对本案过错责任等相关问题予以界定，同时根据原告和被告提交的视频影像资料显示杜发秀在从被告秭归中医院转至被告宜昌一医院的过程中携带了简易吸氧设备予以吸氧，被告宜昌一医院提交的急救科救护车物品交接清单证实被告宜昌一医院的车载氧气装置在转运病人当日进行了检查交接，因此四原告诉请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因四原告在杜发秀死亡后未有要求对杜发秀进行尸检致使司法鉴定机构对本案过错责任等相关专业性问题无法鉴定的责任不在二被告，而四原告又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实二被告在对原告实施诊疗活动的过程中具有其他过错，因此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谭国华、谭小平、谭卫红、谭爱平要求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秭归县中医医院赔偿因杜发秀死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33元，由谭国华、谭小平、谭卫红、谭爱平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秭民
审 判 员 谭家贵
人民陪审员 杜雷林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