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武邑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1122民初512号
原告：于文昊，男，199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
委托代理人：吴战勇，男，河北刘爱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东苑小区8号楼5-7号22区45号。
法定代表人：沈海江，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宁宁，女，河北中衡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国锋，男，河北中衡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于松，男，1970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
第三人：刘春华，女，196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
原告于文昊与被告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第三人于松、刘春华因执行异议之诉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11月11日与2016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于文昊的委托代理人吴战勇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开庭审理被告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宁宁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审理被告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国锋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于松、刘春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文昊诉称：一、武邑县人民法院查封、拍卖原告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的强制执行行为违法。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乔文涛、刘俊荣，担保人于松借款纠纷案件，由武邑县人民法院审理作出判决，并对原告所有的位于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进行了查封、拍卖强制执行措施。武邑县人民法院查封、拍卖原告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的强制执行行为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规定，依法应当停止对原告位于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的强制执行。二、原告对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享有所有权。原告享有权利的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是原告的父母于松、刘春华赠与所得。2011年3月30日，原告与原告的父母达成了赠与协议，原告接受了赠与房屋并且出租给他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8条“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的赠与规定。因此，原告对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享有所有权。三、原告对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是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而不是原告的过错责任，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符合物权期待权保护条件，人民法院不得对其强制执行。实践中不动产登记制度尚不完善，对于被执行不动产等需要登记财产的案外人而言，即使其没有取得物权，但是如果其因为合同而对该财产享有的物权登记请求权符合物权期待权保护条件的，人民法院也不能执行。法律之所以要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之物权期待权进行保护，其原因在于，案外人已经依照合同约定，其预期物权将确定无疑地变动到其名下，在与申请执行人的一般债权的实现发生冲突时，法律选择了优先保护案外人的物权期待权。至于物权期待权保护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依照前述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原告即受让人，在涉案财产上的物权期待权可以产生排除执行的效力。综上所述，原告依据赠与合同取得了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虽然现在没有取得该房屋的产权证，是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而非原告责任。该房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且符合物权期待权保护条件。原告现要求依法判决停止对原告位于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的强制执行。
被告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辩称：不应停止对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的执行措施。1、原告于文昊在执行异议起诉书中称，涉案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在2011年已属其所有，是由其父母和祖父及外祖父共同出资为其购买，无证据证实其所述内容。经阜城县房地产管理办公室档案查询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四号房产，该房产登记所有权人为于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该房产应为产权登记所有权人于松所有。2、原告于文昊的确未向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过任何款项，河北省武邑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三初字第511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与原告于文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于文昊是否明知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乔文涛、刘俊荣、于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乔文涛、刘俊荣、于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与本案原告于文昊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关于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乔文涛、刘俊荣、于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程序进展情况，法院无权告知于文昊，河北省武邑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三初字第51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此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法院拍卖产权登记所有权人于松位于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的房产是合法的。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的执行行为不存在违法，涉案房产产权登记所有权人为于松，法院根据511号判决书进行执行是合法的，不存在违法行为。原告诉称该房屋为于文昊所有，但并未提供房产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6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因此法院执行于松的个人财产，原告于文昊称虽没有过户手续但涉案房屋是自己所有的，没有法律依据。
第三人于松辩称：2010年5月20日，涉案房屋是由刘春华和我交首付，余款由刘学文、于金友共同出资为于文昊购买的，2011年3月21日付的全款，3月30日在两个老人见证下将房屋赠与于文昊，自此于文昊一直占有、使用至今。
第三人刘春华辩称：该诉争房产于2011年3月30日赠与于文昊并达成了赠与协议，于文昊对房产从赠与开始一直占有、使用至今，将诉争房产赠与于文昊是真实的。被告认为该诉争房产登记在于松名下就属于于松个人所有是错误的，该房产已经赠与于文昊就应属于于文昊所有。涉案房屋在赠与于文昊之前是在我同于松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买的，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有我的一半。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本合议庭归纳本案的重点调查问题及争议焦点是：武邑县人民法院对该诉争房屋的查封、拍卖是否应予停止。调查重点为：1、本案所诉争的于松名下的房屋原始房产所有人是谁？现房产所有人应是谁？2、第三人于松、刘春华对诉争房屋的赠与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
围绕以上争议焦点及调查重点，原告陈述并举证如下：
原告述称：武邑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诉争房屋采取的查封、拍卖措施应当停止。因为本案诉争房屋已经在2011年3月30日由原告的父母即本案两位第三人赠与原告。由于开发商的原因，导致诉争房屋一直没有能够办理房产证，所以导致也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虽然本案诉争房产原始的所有权人为本案的两位第三人，但自2011年3月30日，原告同第三人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赠与协议，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为原告。并且原告自2011年3月30日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后，一直对外出租收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8条的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的，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并且原告未能及时办理本案诉争房产的过户手续，原告本身没有任何过错。完全是开发商手续不齐全及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善造成的。综上所述，原告同第三人签订的赠与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本案诉争房产所有权人为原告。法院应停止对诉争房产的一切强制措施。
提交证据如下：
一、2011年3月30日原告同第三人签订的赠与协议一份。证明赠与房产现所有权人为原告。
二、2015年3月15日原告同朱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及朱某出庭和朱某给原告交纳房租时的汇款凭证、银行电子回单一份。证明本案诉争房屋一直由原告使用、收益。
三、承租人朱某的父亲朱希录在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于文昊的打款凭条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用于证明原告于文昊收取租金。
四、证人朱某出庭证言，用于证明朱某自2015年3月15日与于文昊签订租赁协议承租房屋，租赁费交付于文昊。
原告于文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申请法院向阜城县农业银行调取的2015年3月20日向于文昊打款记录一份。查明：该笔款打款账号的户名是证人朱某的父亲朱希录。
被告对原告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赠与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涉案房产已经在房管部门登记，赠与协议不能对抗物权的公示公信力。该赠与协议是家庭成员之间签订的，存在利害关系，通常说家庭成员之间不会用赠与协议互相约束，本案的赠与协议不符合常理。原告提交的赠与协议属于于松为逃避执行而伪造，理由如下：在武邑县法院查封该房产后原告及两位第三人均没有向法庭出示赠与合同这份证据，这说明这份赠与合同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是法院查封且在一审判决生效后，为逃避执行法律文书的确定义务避免该房产被法院强制执行才伪造的这份赠与合同，因此对赠与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在赠与合同当中，由于两个第三人与于文昊之间是亲属关系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们在抗拒法院执行该房产上具有共同利益。因此，他们具有虚假共同签订赠与合同的动机和可能性。在赠与合同当中，所签署的内容有“本合同签字后生效”，但该合同并不是所有赠与人都签了字，这也说明该赠与合同是虚假的。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房屋租赁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方为于文昊，但该房产登记所有权人为于松，于文昊出租该涉案房产是于松与于文昊之间的事务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转账凭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只显示收款方账号的户名而转出方账号的户名为空白，不能证实是谁转给于文昊的款项。而且电子回单有提示，回单只能证明这个账户有金融交易不能作为到账凭证。而且这份电子回单并没有加盖银行公章，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该证据也不能证明朱某将租金打款给于文昊，因为回单上没有朱某的账户，所以回单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二者之间存有租赁合同关系。对于卡卡转账，通过法院查询的银行账号，该账号户名也不是朱某，所以卡卡转账的凭证与本案朱某是否是承租人也不具有关联性。我方对法院查询的银行记录的真实性及来源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查询通知里面查询的内容户名为朱希录，并不是朱某。朱希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朱希录是否与于文昊之间存有借款关系或者其他债务关系在原告提交的证据当中也都不能显示。因此，法院调取来的银行记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第三人刘春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陈述及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武邑法院对诉争房屋的查封、拍卖应当停止，于松、刘春华于1991年结婚，诉争房产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是夫妻共同财产。2011年3月25日交付全款后，于当年的3月20日赠与于文昊，该房产当时双方老人有过出资，父母为了防止和其他子女产生纠纷在双方老人的监督和见证下签订了赠与协议。该协议真实合法。被告称见证人身份有瑕疵，但不影响双方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房产购买后，由于开发商手续不齐备，直到2014年开发商手续才齐全，才签订的购房合同并开具发票。由于条件限制，于松和刘春华没有办理房产证，但是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必须要有房产证，故于文昊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于文昊对未办理过户手续不具备条件无任何过错。双方老人对房产有过出资，他们监督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第三人于松、刘春华同其他兄妹之间造成不和睦产生纠纷。第三人于松、刘春华已经将诉争房屋赠与于文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只有二人将赠与协议撤销，赠与协议才没有法律效力。但二人并没有行使撤销权，故赠与协议有效，任何部门也无权撤销该赠与。故被告对赠与协议的异议，纯属推理行为，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称房管部门登记的房产为于松就属于于松个人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8条的规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予受赠人，于文昊根据赠与协议已占有、使用了诉争房产，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充分证明了原告占有、收益的事实，赠与有效。证人朱某证明已通过其父亲的账号将房租款汇入于文昊账号，已充分说明于文昊已经占有、使用该诉争房产。
第三人于松的质证意见同第三人刘春华质证意见。
被告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主张陈述并举证如下：
德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陈述没有办理产权证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原因导致，事实并非如此，涉案门店早在2014年7月份就可以办理产权证。该份证明内容能够说明原告所述的是由开发商原因导致不能办理房产证是虚假的不真实的。
被告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法院调取的武邑县人民法院在执行于松房产案当中的调查笔录一份。
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及法院调取的调查笔录发表如下陈述及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对法院调取的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一、该证据是被告在庭审后申请法院调取的，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二、该证据充分验证了朱某当庭出庭证言的内容及交付租金的情况。三、因为原告于文昊经常不在家，按照阜城的口音本身就是谁的房和谁家的房不分，且被调查人也知道原告父亲于松的名字，所以当别人问到是谁的房或谁家的房，陈述大人的名字也实属正常。至于房屋到底是承租的谁的，应当以原始的租赁协议及原始的交付租金的情况等原始的书面证据予以确定。原告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及法院依据原告申请调取的农行通知，完全证明了原告的主张，达到了其证明目的。根据法律的规定，如果被告认为原告与朱希录之间存在其推测的借款或债务关系或其他经济来往，被告具有依法向法庭提供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的义务。因为原告与朱希录之间除存在租赁费的交付不存在其他任何关系。
被告对法院调取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该调查笔录能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人为于松不是于文昊，也能证明证人朱某在庭审时向法庭出具的证言具有虚假性。在该份调查笔录中，法院在调查朱某时没有其他主观因素介入到朱某的意识中，而朱某在庭审时出具的证言已经具有了目的性，具有其他主观因素的介入，故该调查笔录能够客观的证明涉案的门店为于松所有。另外，在调查笔录当中有关租金的内容，在原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合同签订日期是2015年3月15日，房屋租赁合同内容第一条规定的是交纳租金为预交租金，从签订时间到第一条的预交租金内容显示出该租赁合同是不真实的，原告提供的电子回单交易时间是2015年3月20日，那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既然是3月15日那么给款时间应是在3月15日之前，说明租赁合同并非当时真实签订不具有真实性。因为原告庭审前没有向法庭提交证人出庭申请，被告申请法院调取调查笔录是针对原告的证人出庭证言提出的，因此不超过举证期限。
第三人刘春华对被告提交证据及法院调取的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2011年3月25日，诉争房屋交清全款，同时交付了房屋，到2014年7月，开发商才允许办理房产证，中间隔了三年半时间，原告没有办理赠与房屋的过户手续，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仍然是开发商在购房人交清全款时不能及时的办理房产证。再有，能够办理过户的时间不是2014年7月，是2014年3月份，出的证明不对。诉争房产赠与于文昊后，于文昊要办理过户手续必须要有房产证，因为于松没有办理房产证，于文昊不具备办理房产证的条件，于文昊对此没有任何过错。于文昊所有的诉争房产依法应当予以保护。
第三人于松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陈述及质证意见：当时开发票后想办房产证，但是因为需要出费用没有办理。
本院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第三人于松、刘春华与原告于文昊签订的赠与协议，被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因涉案房屋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并且原告提供的赠与协议显示该协议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家庭成员之间签订的，故该协议不能对抗不动产登记部门对不动产登记所产生的公示公信力。因被告对证据二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及证据三打款凭证的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而证据四证人朱晓伟关于房屋出租人是谁的证言内容与本院执行庭执行于松房产时对朱晓伟的调查笔录的内容相矛盾，故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及房屋租赁合同均不再具有证据效力，仅凭银行转账凭证、电子回单不足以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对被告提交的德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证明，原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出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根据原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本院在审理原告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乔文涛、刘俊荣、于松、刘春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期间，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对被告财产进行财产保全，诉讼保全期间法院将于松名下的一套房产予以查封，被告于松对法院保全行为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其异议申请被驳回。（2015）武民三初字第511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担保人于松对借款人乔文涛、刘俊荣所借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70万元及剩余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判决生效后，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立案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执行案件承办人对涉案房屋的承租人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承租人朱某陈述其承租的是于松的房子，经阜城县房地产管理办公室档案查询阜城县锦绣现代城S3西商4号房产，登记所有权人为于松。执行期间，申请执行人阜城县阜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对查封的于松的房产进行拍卖，案外人于文昊以涉案房屋是其父母赠与他的个人财产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要求停止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原告于文昊不服，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德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涉案房产所在小区于2014年7月开始可以办理房屋产权证。
本院认为：本案涉诉房产在房产登记部门登记公示的所有权人为第三人于松。原告于文昊称该涉诉房产于2011年由于松、刘春华赠与原告，并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原告通过出租房屋已经对该涉诉房屋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并提供了房屋租赁合同、银行转账凭证、电子回单及银行调取的打款记录等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但承租人朱某关于出租人的出庭证言与法院执行庭对其所做的调查笔录当中的相关内容相矛盾，故本院对其证言及房屋租赁合同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因此，仅凭银行转账凭证、电子回单及银行调取的打款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对现有房屋占有、使用等事实，且原告提供的第三人于松、刘春华与其签订的赠与协议，被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该涉案房屋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并且原告提供的赠与协议显示，该协议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家庭成员之间签订的，不能对抗不动产登记部门对不动产登记所产生的公示公信力。原告及第三人主张赠与房屋一直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是因涉案房屋开发商的原因不具备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条件和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不是原告的过错责任，但德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涉诉房屋自2014年7月始可以办理房屋产权证，第三人刘春华、于松当庭认可了以上事实，并当庭述称系因无力缴纳办理产权证的相关费用没有办理房屋产权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原告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房屋赠与、租赁及其对涉诉房屋占有、使用的事实，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对其要求停止对涉诉房屋强制执行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文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267元由原告于文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付俊领
审 判 员 王 宣
人民陪审员 史成龙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文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