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民终2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星控股集团沈阳电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文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焦锋，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负责人：张业军，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白依伦，该分行职员。
委托代理人：何奎橙，该分行职员。
原审被告：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文君。
原审被告：沈阳星河铜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兆伟。
原审被告：九星控股集团通辽铜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海。
原审被告：李文君。
上诉人九星控股集团沈阳电缆有限公司（下称沈阳电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下称平安银行），原告被告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九星集团公司）、沈阳星河铜业有限公司（下称星河铜业公司）、九星控股集团通辽铜业有限公司（下称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大民三初字第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郑锦弘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谭弘、代理审判员陈建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7月16日，平安银行与沈阳电缆公司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编号平银连营综字20131225第218号）。该合同约定：平安银行同意授予沈阳电缆公司2.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自2014年5月27日起至2015年5月26日止，额度期限内可循环使用，额度项下具体授信的起始日期必须在额度期限内，具体授信的终止日期可以超出额度期限，具体授信的起始日期及终止日期以具体授信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准。
2014年5月27日，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分别与平安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编号平银连营额保字20131225第218-1、218-2、218-3、218-4号）。该四份合同均约定：为了保证平安银行与沈阳电缆公司（债务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编号平银连营综字20131225第218号）的履行，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均愿作为保证人向平安银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是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2.3亿元中的3000万元整，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只要主合同项下债务未完全清偿，平安银行即有权要求九星集团公司就债务余额在上述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该合同的保证期间从该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2014年7月16日，平安银行在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额度内，与沈阳电缆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编号平银连营贷字20140715第219号）。该合同约定：沈阳电缆公司向平安银行申请借款，贷款金额3000万元，用于采购原材料，贷款期限自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16日；首期贷款利率为贷款发放日的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6%，该合同中的贷款利率的调整方式为按季浮动，每隔3个月与贷款发放日期相对应的日期，没有对应日期的，为对应月的末日，贷款利率浮动的，从利率调整之日起贷款按照调整后的利率计收利息，遇基准利率多次调整的，平安银行按调整日最新的的基准利率进行相应调整，国家变更利率确定方式、调整方式和计息方式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每月20日为结息日，沈阳电缆公司按月付息，贷款到期日为最后一次结息日，利随本清；贷款的发放采取全额受托支付方式；还款方式是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该合同第七条违约条款约定：该合同项下授信发生欠息、逾期、垫款或未按双方约定的用途使用授信资金等构成该条款所称违约事件，有违约事件发生时，平安银行有权采取措施宣布授信提前到期，要求沈阳电缆公司立即偿还部分或全部授信本金、利息及费用，并自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对已发生的全部授信本金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至沈阳电缆公司清偿全部授信本金，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平安银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公告费、送达费、执行费、过户费等所有费用；贷款到期或提前到期，沈阳电缆公司未能按约定偿还贷款的，平安银行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从逾期之日起对贷款本金按照合同的约定的利率加50%计收罚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同日，沈阳电缆公司向平安银行出具《贷款委托支付申请书》，申请进行贷款资金支付，收款人为星河铜业公司，金额3000万元。同日，平安银行按照约定出具借款借据向沈阳电缆公司发放了3000万元贷款，借款期限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16日，贷款利率（首期年息）8.16%。平安银行陈述，在贷款期限内，沈阳电缆公司于2014年11月21日起产生欠息，截至2014年12月21日的欠息为20，400元，至今未予偿还。根据合同的约定，平安银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沈阳电缆公司立即偿还本金、利息及费用。各担保人也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5年3月31日，平安银行（甲方）与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清收不良资产为沈阳电缆公司对甲方的欠款本金3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前期费用5万元，现金收回的，按现金收回金额的2%支付律师费，经甲方同意以物抵债的，按现金收回标准的50%支付律师费，第一项前期费用已包含在第二或第三项费用中，即甲方支付第二项或第三项费用前需扣除前期已支付的费用5万，上述律师费已包含乙方调查取证、出差办案所需的所有费用，除上述律师费外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2015年4月29日，平安银行向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支付5万元，该笔费用已由收款方开具了增值税发票。
平安银行在原审起诉称：平安银行与沈阳电缆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平银连营综字20131225第218号），平安银行授予沈阳电缆公司综合授信额度2.3亿元整，授信期限自2014年5月27日起至2015年5月26日。基于此，2014年7月16日，平安银行与沈阳电缆公司签订了案涉《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平银连营贷字20140715第219号），沈阳电缆公司获得了平安银行发放的该综合授信额度项下一笔人民币3000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自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16日，利率为贷款发放日的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6%。此前，基于平安银行与沈阳电缆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平安银行于2014年5月27日分别与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约定：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对《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沈阳电缆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300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7月16日，平安银行向沈阳电缆公司一次性发放贷款3000万元，履行了合同义务。根据平安银行与沈阳电缆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第七条的约定，该合同项下贷款发生欠息，平安银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沈阳电缆公司立即偿还部分或全部贷款本金、利息及费用。自2014年11月21日至今，沈阳电缆公司未偿还利息，沈阳电缆公司已属违约，保证人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也均未履行代为还款的义务。因此，平安银行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沈阳电缆公司偿还平安银行借款人民币本金3000万元及欠息204，000元（自2014年11月21日起至2014年12月21日，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8.16%计息）、罚息（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贷款利率上浮50%，从逾期之日起至债务结清之日止）和复利（以欠息204000元为基数，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11月2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沈阳电缆公司、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承担平安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支付律师费60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沈阳电缆公司、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在原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材料。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平安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债务人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是否成立。因平安银行与沈阳电缆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如约履行。平安银行已经向沈阳电缆公司发放了前述合同项下的3000万元贷款，沈阳电缆公司应当在贷款期限内按月偿还利息。但是，沈阳电缆公司自2014年11月21日起已产生欠息，截至2015年6月3日，共欠付复利22843.36元，利息和罚息合计1243040元。所以，根据双方《贷款合同》的约定，平安银行有权提前宣布授信的贷款到期，并自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即2014年11月21日），对已发生的全部授信本金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至沈阳电缆公司清偿全部授信本金。故平安银行主张由沈阳电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
其中关于利息、罚息、复利的计算问题。该院认为，因该贷款合同已约定，借款年利率为浮动利率，即首期贷款利率为贷款发放日的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6%，按季浮动调整；复利、罚息为借款年利率上浮50%。同时，关于宣布授信贷款提前到期后的复利、罚息的问题，《贷款合同》也已约定从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故沈阳电缆公司除应偿还平安银行借款人民币本金3000万元外，还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即贷款利率上浮50%，从逾期之日即2014年11月21日起至债务结清之日止计收）和复利（以自2014年11月21日起产生的利息为基数，按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12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计收）。
关于律师费用的问题。因《贷款合同》已约定平安银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律师费，所以平安银行主张由沈阳电缆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应当予以支持。但是，根据平安银行所提举的此部分证据，平安银行实际已发生的律师费用为5万元，而平安银行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律师费为60万元，其中包括尚未发生的律师费，因平安银行与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为风险代理，平安银行最终基于本案从五被告处实际追回款项的数额和方式与平安银行承担律师费的数额有直接关系，律师费数额尚不确定。故对于平安银行所主张的其他尚未发生的费用，平安银行可于该部分费用实际发生后另案处理。
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二是担保人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因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分别与平安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编号平银连营额保字20131225第218-1、218-2、218-3、218-4号）。该四份合同均约定：为了保证平安银行与沈阳电缆公司（债务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编号平银连营综字20131225第218号）的履行，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均愿作为保证人向平安银行提供最高额（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前述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均应依约对担保事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故对于平安银行主张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原审判决：
（一）沈阳电缆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平安银行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即浮动贷款利率上浮50%，从逾期之日即2014年11月21日起至债务结清之日止计收）和复利（以自2014年11月21日起产生的利息为基数，按浮动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12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计收）；二、沈阳电缆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平安银行律师费5万元；三、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对沈阳电缆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沈阳电缆公司追偿；四、驳回平安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8，93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03，938元（平安银行已预交），由沈阳电缆公司、九星集团公司、星河铜业公司、通辽铜业公司、李文君共同承担（给付时间同上）。
沈阳电缆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沈阳电缆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中虽明确约定了律师费由沈阳电缆公司承担，但该合同系平安银行自制的格式合同，该条款为不利于沈阳电缆公司的格式条款，故该约定应无效。另外，在原审庭审中，虽然平安银行提供了5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但该发票并不能够证明平安银行所支出的5万元律师费为本案的律师费用。并且平安银行举证提供的律师合同系风险代理合同，律师费在案涉时并未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仅凭一张发票即认定平安银行支付了本案律师费5万元显然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一、二审诉讼费由平安银行承担。
平安银行答辩称：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未收回贷款发生的律师费由上诉人承担。是风险代理，但有前期费用5万元真实发生了。同意一审判决除5万元之外不要求上诉人承担，但这5万元已经发生的、且合同明确约定，应由上诉人承担。《贷款合同》是格式合同，但没有显失公平的情况发生，上诉人且明确签署同意。根据谁主张、谁举证，我方提供了该合同的原件、发票，如果上诉人认为不是本案的这笔，应举证证明。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已认定的事实属实。
另查明：二审中，平安银行提供了其总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向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异地跨行转账5万元的汇款凭证。
上述事实有汇款凭证单及一、二审庭审笔录，载卷为凭，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贷款合同》中约定给付律师费的条款是否无效及5万元律师费应否予以支持。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案涉《贷款合同》是平安银行与沈阳电缆公司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订立的，内容亦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合同第七条约定：发生本合同项下授信发生欠息、逾期、垫款等违约事件时，平安银行有权宣布授信提前到期，要求沈阳电缆公司立即偿还部分或全部按月授信本金、利息及费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平安银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公告费、送达费等所有费用。虽然《贷款合同》系平安银行提供的格式合同，但该条款内容不是免除或限制平安银行责任的约定，没有加重沈阳电缆公司责任、排除沈阳电缆公司主要权利，也不存在造成沈阳电缆公司人身伤害及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沈阳电缆公司财产损失的问题，该合同条款不存在违反公平原则情形。而且，该合同最后以黑体字记载“乙方（即沈阳电缆公司）特此声明，完全理解本合同的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及与之相关的担保合同条款及其他相关文件，并已就此（在需要时）获取过独立的法律咨询”，沈阳电缆公司通过加盖公章方式对此予以确认。因此，该条款不存在无效的问题。
其次，平安银行在一审中为支持给付其律师费的诉请，提供了其与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向其开具的5万元增值税发票的证据；二审中平安银行还提供了其总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跨行转账方式向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支付5万元的汇款凭证。《委托代理协议》中关于“前期费用5万元；…第一项前期费用已包含在第二或第三项中，即甲方（平安银行）支付第二项或第三项费用前需扣除前期已支付的费用5万…”的约定，与平安银行总行向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跨行汇付5万元及辽宁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向平安银行开具5万元增值税费发票的事实相互印证、形成链条，足以证明平安银行向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给付涉案律师费用5万元的事实。沈阳电缆公司虽称上述证据不能当然证明该笔款项用于本案律师费用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沈阳电缆公司关于案涉5万元款项不必然用于本案律师费的观点亦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沈阳电缆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九星控股集团沈阳电缆有
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锦弘
审 判 员 谭 弘
代理审判员 陈 建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