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81民初102号
原告：莆勇，男，1971年3月31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若尔盖县阿西茸乡。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敏，四川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一：都江堰市宏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观景路617号。
法定代表人：李茂熙。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烽，四川原则（都江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吉，四川原则（都江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二：四川富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法定代表人：雷丽仙。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薛，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云南九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春城路。
法定代表人：黄少良。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世文，男，196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寅江，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骆艳，女，1979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娟，都江堰市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五：杨宇瑞，男，199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娟，都江堰市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六：杨华福，男，195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娟，都江堰市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七：艾俊英，女，1957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娟，都江堰市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若尔盖县人民政府定居办，住所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达扎寺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心强，男，1969年5月28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若尔盖县，系该办工作人员。
原告莆勇与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富圣公司）、云南九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九州公司）、骆艳、杨宇瑞、杨华福、艾俊英及第三人若尔盖县人民政府定居办（以下简称若尔盖县定居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红霞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6年3月11日，原告莆勇向本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依法审查后同意了原告的申请并调取了相关证据。2016年5月26日，因案情复杂，本院裁定将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李红霞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田丹、人民陪审员李国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6年7月17日，原告莆勇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审查后同意原告的申请并启动鉴定程序。后因工作变动，本案先由审判员吴勇建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益西措、人民陪审员李国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后来又由审判员邹荣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国平、李旭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原告莆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烽、陈俊吉、被告四川富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薛、被告云南九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世文及游寅江、被告骆艳、杨宇瑞、杨华福、艾俊英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娟及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心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莆勇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上述七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运费210000元；2、第三人在未支付的工程款内优先支付原告。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莆勇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上述七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运费210000元；”变更为“依法判令被告一、二、三连带支付原告运费210000元。”事实和理由：位于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定居房工程由第一、二、三被告承建，杨瑞红（又名杨洪）作为第一、二、三被告所承建工程的项目经理，负责具体的工程施工建设。原告从2010年至2013年期间为工程运输材料。2014年1月17日经项目负责人杨瑞红（又名杨洪）与原告结算尚欠原告运费210000元。该款项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杨瑞红于今年6月去世，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辩称，1、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都江堰市宏达公司与原告莆勇没有签订过运输合同，双方没有运输合同关系。若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则原告莆勇应当举证证明其向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运输材料的事实。而本案中双方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无须向原告莆勇支付运费；2、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承建了若尔盖县噶尔玛村民建部分的工程，业主是若尔盖县噶尔玛村村民委员会，该工程项目经理是杨瑞红，但杨瑞红同时也是云南九州公司、四川富圣公司承建的相关工程的项目经理。原告莆勇诉称其向杨瑞红运送了材料，但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运送的材料是否运送至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所承建的若尔盖县噶尔玛村民建部分的工程上。而事实上原告莆勇运输的材料并非运送至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所承建的民建部分项目。3、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所承建的若尔盖县噶尔玛村民建部分的工程已竣工，相关工程款已通过（2014）成民初字第496号民事案件已确认，且杨瑞红也书面承诺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已支付完毕工程全部费用，不存在拖欠费用的情况。4、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没有授权杨瑞红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杨瑞红对外出具结算单的行为，没有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的授权，都江堰市宏达公司也未事后追认，故杨瑞红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
被告四川富圣公司辩称，1、被告四川富圣公司与原告莆勇之间没有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四川富圣公司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莆勇只能向运输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不应当向被告四川富圣公司主张权利；2、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既没有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合同约定，被告四川富圣公司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八种法定情形之一；3、本案不存在被告四川富圣公司应当承担责任的条件。首先，杨瑞红不是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所承建项目的负责人，而是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承建项目的项目经理，故杨瑞红的行为是代表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其次，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没有授权杨瑞红代表四川富圣公司对外签订并履行合同的权利，故杨瑞红的行为不能代表被告四川富圣公司，其行为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再次，杨瑞红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因为杨瑞红并没有以被告四川富圣公司的名义订立合同或出具欠条，且原告莆勇也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原告莆勇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向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所承建的公建项目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在2010年起至原告起诉之日5年左右的时间里，原告没有告知过被告四川富圣公司关于案涉合同的情况，更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原告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自身有重大过失。4、原告莆勇应当承担自身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告四川富圣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也不能证明其向被告四川富圣公司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故原告莆勇应当承担自身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请求驳回原告莆勇对被告四川富圣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云南九州公司辩称，1、被告云南九州公司与原告莆勇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被告云南九州公司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莆勇只应当以合同相对方为被告主张权利，不应当以被告云南九州公司为被告主张权利；2、被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了若尔盖县噶尔玛村2010年牧民定居公建一标段项目建设。杨瑞红是该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于2011年已经完成并已进行结算，工程无其他债权债务。
被告骆艳、杨宇瑞、杨华福及艾俊英共同辩称，本案杨瑞红与杨洪系同一人。杨瑞红对外出具结算单的行为系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的职务行为，应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因原告莆勇在庭审中明确表明其不要求被告骆艳、杨宇瑞、杨华福及艾俊英承担责任，故被告骆艳、杨宇瑞、杨华福及艾俊英不应当承担责任。
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述称，1、将若尔盖县定居办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主体不适格。若尔盖县定居办是若尔盖县人民政府按照全省牧民定居行动计划的要求，为了圆满完成牧民定居行动计划的各项工作而临时成立的“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在于按县人民政府的要求审核及管理牧民定居的国家配套资金，根据业主单位的要求拨付国家配套资金。如果涉及民建工程补助款的支付，定居办按照所在村村委会或乡、镇人民政府制作的花名册或申请进行拨付国家配套资金。故按照民事法律的相关要求，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原告要求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优先支付运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已与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进行了债权债务的结算，相关工程款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已向上述三公司支付清结。故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不应承担责任，请驳回原告莆勇对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的诉讼请求。
原告莆勇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原被告身份信息，拟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适格；证据2：《若尔盖县城乡建设和住房保障局（2016）7号文件》。拟证明若尔盖县唐克镇噶尔玛村牧民安置点分民建和共建4个项目，分别由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项目负责人均为杨瑞红。证据3：被告云南九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资质。证据4：《中标通知书》、《项目报建表》及《劳动合同》。拟证明若尔盖县2010年牧民定居行动计划第一标段系被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并已报建。中标通知书上有项目负责人杨洪（又名杨瑞红）的签字，证明杨瑞红系项目具体负责人。证据5：《若尔盖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建设施工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拟证明被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的涉案工程项目负责人系杨瑞红。证据6：银行开户许可证、《收条》及《拨款申请审批表》。拟证明杨瑞红作为云南九州公司承建项目的负责人领取了工程款。证据7：《施工合同》、部分收条及审批手续，拟证明涉案工程系云南九州公司承建，杨瑞红以云南九州公司经手人的名义领取工程款的事实。证据8：《中标通知书》、《民工工资保证金担保申请表》、被告四川富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资质、《安全生产合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表》及《建设工程廉政合同》。拟证明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的工程并证明杨瑞红系该项目负责人。证据9：《关于变更委托代理人的公函》、《授权委托书》、杨瑞红的身份证明及成都中院（2014）成民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被告宏达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杨瑞红系该项目经理。证据10：《借条》及《委托书》，拟证明杨瑞红以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名义向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领取工程款及材料款，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委托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向原告支付材料款的事实；证据11：《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杨洪与杨瑞红系同一人。证据12：《承诺》，拟证明原告向三被告公司承建的工程履行了运货义务，后经三被告公司项目负责人杨瑞红结算确定了应当支付原告运费的具体金额。证据13：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戴艳彬、刘虎、吴兵强的调查笔录，拟证明杨瑞红系三被告公司所承建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三被告公司承建的工程统一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原告向项目部运送了材料。
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若尔盖定居行动计划合同书》，拟证明被告宏达公司承建的项目。证据2：《川海造价鉴（2014）006号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精品村建设工程造价鉴定报告》，拟证明被告宏达公司所承建工程的审计价。证据3：2014成民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涉案项目工程款已付情况和未付情况。原告主张的材料款并非是宏达公司承建项目所用的材料。证据4：《承诺书》，拟证明杨瑞红与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之间的民建工程款已全部结清。
被告四川富圣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内部承包合同》，拟证明工程项目负责人为赖勇华而非杨瑞红；证据2：《收条》及《领款单》，拟证明被告四川富圣公司使用的砂石已经结清。证据3：若尔盖县人民法院（2016）川3232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杨瑞红不是被告四川富圣公司的负责人。
被告云南九州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工程施工联营协议》，拟证明云南九州公司承建的若尔盖牧民行动计划工程一标段项目由杨瑞红和任光志全权负责，杨瑞红和任光志均是项目负责人，杨瑞红负责工程施工，工程资金划拨由任光志处理。证据2：《情况说明》，拟证明云南九州公司承建项目的工程款已全部付清，工程竣工后无人反应该工程人工、材料和其他费用未付情况。证据3：转款单、电汇凭证、收条及领条，拟证明2010年6月11日至2013年2月27日期间，云南九州公司按照联营协议已向任光志支付了工程款共计9659613.32元。
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若委办【2008】53号《通知》、《授权委托书》及（2014）成民终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机构性质，且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已向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和云南九州公司支付清结了全部工程款。证据2：情况说明、发票、审批表，拟证明第三人已向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和云南九州公司支付清结了全部工程款。
法院调取的证据：1、《若尔盖县2011年牧民定居精品村建设项目一标段结算审核报告》。该报告载明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若尔盖县2011年牧民定居精品村建设项目一标段项目。工程发包方为若尔盖县规划建设局。2、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烽的询问笔录；王烽陈述“杨瑞红和杨洪是同一人，杨洪是杨瑞红的曾用名。都江堰市宏达公司的人都知道杨瑞红又叫杨洪。项目材料中杨洪和杨瑞红的签名为同一人所书写。杨瑞红是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承建项目的负责人，由其内部承包经营该项目工程。”
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7及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提交的证据2、3，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5、6、10，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5、6、10来源于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8、9，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杨瑞红系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和四川富圣公司的项目经理。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8虽不能直接证明杨瑞红与都江堰市宏达公司之间的关系，但原告提交的证据9系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对外出具的函件，且符合证据的三性，能够证明杨瑞红系都江堰市宏达公司的项目经理，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9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1，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对该份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对关联性有异议，提出公司未授权杨瑞红对外签订合同并出具结算单。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1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都江堰宏达公司及四川富圣公司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运送的材料用于哪个公司。本院认为，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8证明戴艳彬系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工程施工合同备案登记的经办人，可知证人戴艳彬与原告无利害关系，且证人已出庭作证，其证言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该《证明》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且有嘎尔玛村村主任的签名。证人刘虎、吴兵强及村委会相关人员未到庭参加诉讼，虽不能以该证据单独作为认定杨瑞红与三被告公司之间的关系及原告履行合同的证据，但上述证据证明的内容与证人戴艳彬的证言相吻合，能够形成证据链，故本院对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证人刘虎、吴兵强的证言予以采信。对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原告莆勇、被告四川富圣公司及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及被告四川富圣公司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恰能证明杨瑞红系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承建项目的负责人。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仅能证明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承建若尔盖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民建工程的事实，无法证明杨瑞红与都江堰市宏达公司之间的关系；对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提交的证据4，被告云南九州公司对该份证据无异议，原告及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提交的证据1，原告莆勇及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对其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原件，符合证据的真实性。该文件系四川富圣公司承包的2011年噶尔玛村牧民定居精品村公建项目的分项工程的有关管理责任、质量安全目标的协议，不能以此证明赖勇华系2011年噶尔玛村牧民定居精品村公建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且被告四川富圣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若尔盖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部出具的若规建住【2016】7号文件的三性均无异议，认可该文件载明的“2011年噶尔玛村牧民定居精品村公建项目系杨瑞红以四川富圣公司名义承建，故被告提交的该份证据与其质证意见不一致，该份证据不能到达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提交的证据2，原告及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提交的证据3及被告云南九州公司提交的证据1，各当事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云南九州公司提交的证据2及证据3，原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云南九州公司提交的证据2、3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若尔盖县定居办提交的证据1及证据2，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杨瑞红与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的关系；
原告莆勇向本院提交了由若尔盖县城乡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出具的若规建住（2016）7号文件。该份文件载明：“2011年至2013年期间，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牧民安置点分为民建和公建工程，共涉及以下4个项目：一是2010年牧民定居公建一标段项目建设。该项目是由杨瑞红以云南九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义承建，于2010年5月启动，2010年底竣工。二是2011年嘎尔玛村牧民定居精品村公建项目。该项目是杨瑞红以四川富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承建，于2011年8月启动，2012年12月竣工。三是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居提升完善村内道路建设工程。该项目由杨瑞红以四川富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承建，该工程于2013年6月启动，2013年12月竣工。四是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定居民建工程。该项目是由杨瑞红以都江堰市宏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义承建。主要包括226户民房建设工程，民建配套工程，期间的迎检应急工程三项。”本院认为，该份文件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且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文件的三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份文件载明的事实予以认定。就杨瑞红与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的关系问题，本院认定如下：
首先，杨瑞红与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的关系：原告莆勇主张杨瑞红是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承建的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定居民建工程的项目经理，并提交了《授权委托书》、《变更委托代理人的公函》、（2014）成民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书》、《借条》及《委托书》为证。经审查，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承建的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定居民建工程发包人为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村民委员会。该工程发包方因与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就工程款发生纠纷而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成民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村民委员会向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支付工程款3119972.56元。在（2014）成民初字第496号案件中，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杨瑞红。原告莆勇提交的由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出具的《变更委托代理人的公函》载明：“我单位决定对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村民委员会诉都江堰市宏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变更，即将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佩变更为我公司涉诉项目的项目经理杨瑞红（身份证号码：510181197612125310），变更后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瑞红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此外，原告莆勇提交的《借条》及《委托书》载明了杨瑞红以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的名义向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领取工程启动资金、民工工资、机具费及材料款的事实。庭审中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莆勇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变更委托代理人的公函》及（2014）成民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杨瑞红系都江堰市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而非项目经理。本院认为，《授权委托书》及《变更委托代理人的公函》系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对外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函件，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能够证明杨瑞红系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所承建的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定居民建工程的项目经理。庭审中被告富圣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借条》及《委托书》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借条》及《委托书》来源于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且第三人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此外，因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烽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杨瑞红是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承建项目的负责人，由其内部承包经营该项目工程。”故本院对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自认的事实予以认定。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定杨瑞红系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承建的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定居民建工程的项目经理。
其次，杨瑞红与被告云南九州公司的关系：原告莆勇主张杨瑞红是被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的2010年牧民定居公建一标段项目建设的项目负责人，并提交了《中标通知书》、《项目报建表》、《劳动合同》、《若尔盖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建设施工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银行开户许可证、《收条》、《拨款申请审批表》、《施工合同》、部分收条及审批手续等证据为证。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被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的2010年牧民定居公建一标段项目建设《中标通知书》中有杨洪的签字。在被告云南九州公司与若尔盖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签订《若尔盖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中，杨洪以云南九州公司“责任人”的身份在该份责任书中签字。原告提交的被告云南九州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若尔盖县牧民定居办2010年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工程工程款1898076.81元。”该份《收条》加盖了被告云南九州公司的公章，杨瑞红在该份《收条》的“经手人”处签字。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来源于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庭审中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上述证据证明了杨瑞红（杨洪与杨瑞红为同一人，具体认定依据在下文中阐述）实际参与工程的投标、施工安全管理及领取工程款的事实，虽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杨瑞红系被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项目的负责人的证据，但因被告云南九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世文及游寅江在庭审中陈述：“杨瑞红系云南九州公司承建的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工程的项目经理。”故本院对被告云南九州公司自认的事实予以认定。故本院认定杨瑞红是被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的2010年牧民定居公建一标段项目建设的项目负责人。
再次，杨瑞红与被告四川富圣公司的关系：原告莆勇主张杨瑞红是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的2011年嘎尔玛村牧民定居精品村公建项目及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居提升完善村内道路建设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并提交了由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证人吴兵强、戴艳彬及刘虎的证言。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明》载明：“兹证明我村牧民定居工程民建和公建由都江堰市宏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富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云南九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个公司承建。三个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均为杨瑞红（又名扬洪）。从2010年至2013年工程施工期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项目部，代表三个公司具体进行施工，包括建材的购进、管理和现场的负责和管理等。具体现场材料收货人有卢强、刘虎、吴兵强及代艳冰等。具我村了解到莆勇等人向工程提供了工程所需的相关材料。”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村委会在该份《证明》上加盖了公章。证人吴兵强、戴艳彬及刘虎的证言均证实：“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定居工程是由都江堰市宏达公司、云南九州公司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三个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均是杨瑞红。”庭审中，被告四川富圣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杨瑞红是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项目的负责人。且证人吴兵强、刘虎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首先，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阿坝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登记表》载明：“戴艳彬系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工程施工合同备案登记的经办人”可知，证人戴艳彬与原告无利害关系，且证人戴艳彬已出庭作证，其证言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其次，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该《证明》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且有嘎尔玛村村主任的签名。证人刘虎、吴兵强及村委会相关人员未到庭参加诉讼，虽不能以该证据单独作为认定杨瑞红与被告富圣公司之间关系的证据，但村委会的《证明》及证人刘虎、吴兵强的证言与证人戴艳彬的证言相吻合，能够形成证据链，故本院予以采信。此外，就杨瑞红与被告四川富圣公司的关系，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提交了《内部承包合同》拟证明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负责人为赖勇华而非杨瑞红。本院认为，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提交的《内部承包合同》系对四川富圣公司承包的2011年噶尔玛村牧民定居精品村公建项目的分项工程有关管理责任、质量安全目标的协议，不能以此证明赖勇华系2011年噶尔玛村牧民定居精品村公建项目的负责人。且因被告四川富圣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若尔盖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部出具的若规建住【2016】7号文件的三性均无异议，认可该文件载明的“2011年噶尔玛村牧民定居精品村公建项目系杨瑞红以四川富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承建”的事实。因被告四川富圣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杨瑞红之间的关系，故本院依据优势证据规则认定杨瑞红系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的2011年嘎尔玛村牧民定居精品村公建项目及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居提升完善村内道路建设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二、本案买卖合同订立并履行的事实。
原告莆勇为证明其向若尔盖县牧民定居工程运送材料的事实而向本院提交了由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人吴兵强、戴艳彬及刘虎的证言及杨洪于2014年1月17日出具的《承诺》为证。本院审查证据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明》载明：“兹证明我村牧民定居工程民建和公建由都江堰市宏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富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云南九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个公司承建。三个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均为杨瑞红（又名杨洪）。从2010年至2013年工程施工期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项目部，代表三个公司具体进行施工，包括建材的购进、管理和现场的负责和管理等。具体现场材料收货人有卢强、刘虎、吴兵强及代艳冰等。具我村了解到万科等人向工程提供了工程所需的相关材料。”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村委会在该份《证明》上加盖了公章。证人吴兵强、戴艳彬及刘虎的证言均证实：“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定居工程是由都江堰市宏达公司、云南九州公司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三个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均是杨瑞红。工程施工期间统一成立了一个项目部，代表都江堰市宏达公司、云南九州公司及四川富圣公司进行施工管理，包括材料的收购、保管及分配。吴兵强、戴艳彬、刘虎均为项目部收货人员。项目部收到了莆勇运送的材料。项目部收到货后是进行统一的管理和分配。”庭审中，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及四川富圣公司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莆勇向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及四川富圣公司提供了材料，且证人吴兵强、刘虎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首先，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阿坝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登记表》载明：“戴艳彬系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工程施工合同备案登记的经办人”可知，证人戴艳彬与原告无利害关系，且证人戴艳彬已出庭作证，其证言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其次，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该《证明》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且有嘎尔玛村村主任的签名。证人刘虎、吴兵强及村委会相关人员未到庭参加诉讼，虽不能以该证据单独作为认定原告向项目部供货的证据，但村委会的《证明》及证人刘虎、吴兵强的证言与证人戴艳彬的证言相吻合，能够形成证据链，本院予以采信。
2、原告提交的由杨洪于2014年1月17日出具的《承诺》载明：“本人杨洪向莆勇承诺，在2014年1月30日前向莆勇支付运费210000元。若年前未付，则每月支付4%利息。付款时，经万科在场支付。”案外人杨洪在该份《承诺》的落款处签名并捺印。
就上述《承诺》落款处“杨洪”的签名及手印是否为杨瑞红本人所签所捺印，原告莆勇向本院申请鉴定。本院同意了原告莆勇的申请并启动了鉴定程序。因案外人杨瑞红已于2015年6月16日死亡，无法由其本人对签名及捺印进行比对鉴定。杨瑞红生前出具了《承诺书》两份，其中一份《承诺书》落款处载明了杨瑞红的签名及捺印，另一份《承诺书》落款处载明了杨洪的签名及捺印。此外，案外人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人与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因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定居民建工程的工程款发生纠纷而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4）成民初字第496号）】。该案中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委托涉诉工程项目经理杨瑞红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杨瑞红在该案的庭审笔录及送达回证中均有其本人签名。故原告莆勇申请对《承诺》落款处“杨洪”的签名及手印与《承诺书》中杨洪、杨瑞红的签名手印及庭审笔录、送达回证中的签名是否出自同一人进行鉴定。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成联【2016】文痕鉴字第140号《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文书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该份鉴定意见书载明：“1、标称日期为“2014.1.17”的《承诺》落款处的签名“杨洪”的“杨”字与2015年3月23日的《承诺书》、2015年6月的《送达回证》、2015年12月10日的《庭审笔录》上的签名“杨瑞红”的“杨”字系出自同一人的笔迹；同部位的“杨洪”押名指印与样本指印不能确定是否同一人手指捺印形成；同部位的“杨洪”押名指印与样本指印2是同一人的手指捺印形成。本院认为，因《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文书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确认《承诺》落款处“杨洪”的“杨”字为杨瑞红本人书写，且同部位的“杨洪”押名指印倾向认定与样本指印2是同一人的手指捺印形成。结合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烽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杨瑞红与杨洪系同一人，杨洪是杨瑞红的曾用名”，证人戴艳彬作证陈述“杨瑞红又叫杨洪”，故本院认定《承诺》中“杨洪”的字样系出自杨瑞红本人。杨瑞红与杨洪系同一人。
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定：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牧民安置点分为民建和公建工程，共涉及以下4个项目：一是被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的2010年牧民定居公建一标段项目建设。二是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的2011年嘎尔玛村牧民定居精品村公建项目。三是被告四川富圣公司承建的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居提升完善村内道路建设工程。四是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承建的唐克镇嘎尔玛村牧民定居民建工程。以上四项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均为杨瑞红。杨瑞红又名杨洪。2010年至2013年工程施工期间成立了一个统一的项目部，代表三个公司具体进行施工和管理，包括建材的购进和管理等。原告莆勇向项目部运送了材料。项目部收货后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2014年1月17日，杨瑞红与原告莆勇就运费进行了结算，杨瑞红出具《承诺》载明：“本人杨洪向莆勇承诺，在2014年1月30日前向莆勇支付运费210000元。若年前未付，则每月支付4%利息。付款时，经万科在场支付。”
另查明，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将上述四项工程的工程款已向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支付清结。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与原告莆勇建立运输合同的相对人是谁及责任承担的问题。原告莆勇诉称：“案外人杨瑞红系以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订立的运输合同。”因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运输合同，且原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杨瑞红是以谁的名义与原告莆勇建立的运输合同的事实，故本院根据运输合同实际履行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首先，原告莆勇实际是向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牧民安置点工程项目部履行的合同义务。该项目部系代表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为承建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牧民安置点工程而统一设立。该项目部收到原告莆勇运送材料的事实客观存在。
其次，杨瑞红（又名杨洪）于2014年1月17日向原告莆勇出具的《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欠条合法有效。该《承诺》载明：“本人杨洪向莆勇承诺，在2014年1月30日前向莆勇支付运费210000元。若年前未付，则每月支付4%利息。付款时，经万科在场支付。”经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杨瑞红系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的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牧民安置点共计四个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故杨瑞红向原告莆勇出具《承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之规定，应由杨瑞红代表的公司承担责任。因本案中杨瑞红是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的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牧民安置点共计四个工程的项目负责人，身份混同。且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承建的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牧民安置点成立的项目部收到原告莆勇运送的材料客观存在。现有证据无法查实原告莆勇运送材料用于哪个公司所承建的工程。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本案中应由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原告莆勇向项目部运送的材料是由哪个公司所使用，用于哪个工程及用量多少等事实。庭审中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相反，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承建的工程所使用的全部砖及水泥材料均系其他供应商所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应由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本院认定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欠原告莆勇运费210000元，且该债务系以上三公司的共同债务，故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应当共同承担向原告支付运费210000元的责任。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因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将上述四项工程的工程款已向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公司、四川富圣公司及云南九州公司支付清结，故原告莆勇要求第三人若尔盖县定居办在未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向原告莆勇优先支付运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富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云南九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给原告莆勇运费210000元。
二、驳回原告莆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50元，鉴定费4000元，共计8450元，由被告都江堰市宏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富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云南九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邹荣杰
人民陪审员 李国平
人民陪审员 李 旭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梦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