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江安民初字第1700号
原告伍声桂，女，195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安县。
原告徐兴来，男，1984年7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安县。
委托代理人徐超全，男，195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安县。（系伍声桂之丈夫、徐兴来之父）
被告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长咀上组，住所地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长咀上组。
法定代表人王显强，该村民小组组长。
被告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长咀上组。
法定代表人秦朝贵，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原告伍声桂与被告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长咀上组（以下简称长咀上组）、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塘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追加徐兴来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声桂以及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徐超全，被告长咀上组的法定代表人王显强，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秦朝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伍声桂、徐兴来诉称，徐超全系原告伍声桂之丈夫、徐兴来之父，徐超全系江安县江安镇居民。二原告本系被告长咀上组村民，其于2006年将户籍迁移至江安县江安镇。当年，被告长咀上组时任村民小组组长江祥海以二原告户口已迁移为由，将原告母子承包经营的山林0.06亩、田1.5亩、地1亩，共计2.56亩土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并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收回。原告当时不服，先后多年数次口头、书面诉求到江安县大妙乡人民政府。2015年1月28日，江安县大妙乡人民政府以“大府发（2016）6号《关于建塘村村民伍声桂土地承包权的处理意见》”文件下发到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该文件明确指出：建塘村长咀上组2006年收回伍声桂承包地处理决定有误，要求建塘村长咀上组限期纠正处理。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通知原告回村处理该问题。当时，原告伍声桂受聘到重庆市大笔全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班，只得请假于2015年1月29日赶回建塘村等待解决处理。期间，原告用了120天时间，先后多次找二被告要求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未果。2015年5月12日，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向江安县大妙乡人民政府汇报，并作出《关于伍声桂承包土地问题的处理意见》称：要有“五保户”过世后，再作土地调解解决。故原告的承包经营土地权问题至今都未得到任何解决，并耽误了原告打工时间长达4月之久。经查，当地田、土、山林等土地流转他人经营使用，每亩每年的土地流转费为400元。被告违法收回原告的承包经营土地2.56亩至今，已给原告造成土地经营收益或流转费损失。综上，被告长咀上组于2006年违法收回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并给原告带来了经济损失；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未执行江安县大妙人民政府的处理意见，造成该问题未得以解决。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遂诉至人民法院，请求：1、判决被告长咀上组因非法收回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至今，赔偿原告土地流转费经济损失共计9216元（每亩400元计算）；2、判决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从2016年起至返还原告土地承包经权止，每年赔偿原告土地流转费经济损失1024元；3、判决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赔偿原告因讨要承包土地经营权期间的误工费112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全部承担。
被告长咀上组辩称，一、原告不应享有长咀上村民组土地承包权。原告伍声桂于1977年4月2日从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长咀上组迁往当时南充蚕桑学校读书后，就再也没有将户籍迁回长咀上组。由于当时户籍管理不完善，长咀上生产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让原告伍声桂承包了土地，原告徐兴来出生后都入籍至原告伍声桂之父伍海云名下。二、原告诉称被告长咀上组非法收回承包土地2.56亩不实（包括面积不实）。1、被告长咀上组与另一村民小组打银山组于2006年联合筹备修建公路，被告长咀上组于2006年12月4日召开社员大会筹备修公路并形成决议：本组全迁户、死绝户的土地由长咀上组统一收回，用于补偿在公路修建中被占地的农户。当时原告伍声桂是参会人员，并未对此决议提出反对意见，应视为认可此决议。200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原告伍声桂仍然没有提出土地延包要求，也应视为其对上述决议是认可的。2、原告诉称土地面积为不实。原告伍声桂名下承包土地在2005年粮食直补面积公示中显示只有1.19亩，况且被告长咀上组在收回土地时并未收回原告的自留山、自留地。3、原告请求土地流转费9216元缺乏依据。长咀上组的土地流转费是下马村里湾组梁华于2013年到长咀上组承包条件良好的田土用于种植莲藕才产生，在此以前种植粮食基本没有经济效益，绝大多数农户自己未耕种的田土都是送人耕种。在此之前不存在土地流转费。三、原告诉讼请求第二条、第三条与被告长咀上组无关，被告长咀上组不予答辩，请求人民法院对原告诉求予以驳回。四、原告诉讼请求第四条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辩称，一、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不是原告原承包土地的所有人，该土地属被告长咀上组集体所有，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对该土地没有经营、管理权。二、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不是原告原承包土地的发包人，该土地属被告长咀上组集体所有，被告长咀上组依法享有该土地的发包权。综上，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既不是原告原承包土地的所有人，也不是发包人，没有对原告实施侵权行为，依法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建塘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伍声桂原系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长咀上组村民，其于1977年考入四川省南充蚕丝学校读中专，并将户籍迁至该校。原告伍声桂中专毕业后回到江安县大妙乡工作，担任乡蚕桑员。1983年12月20日，原告伍声桂与徐超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于1984年7月4日生育原告徐兴来，原告徐兴来的户口迁至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长咀上组原告伍声桂之父伍海云户口中。此后，二原告从被告长咀上组取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徐超全系城镇居民。1986年7月25日，二原告以“自理口粮户”的形式将其户口从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长咀上组迁至江安县江安镇南正街62－1号（七居七组），成为城镇居民。1996年3月12日，江安县公安局大妙派出所又为二原告颁发户口本，该户口本显示该户为“农户”，住址为“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长咀上组”，户主为原告伍声桂。原告伍声桂的文化程度为“中专”，职业为“乡蚕技员”。1999年，江安县公安局将二原告的“农户”户籍注销，保留了二原告的城镇户籍。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开始后，二原告于1999年10月从被告长咀上组取得面积共计84平方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得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5年，经有关部门核定，二原告的土地种植面积为1.09亩。2006年11月6日，原告伍声桂、徐兴来将户口迁至徐超全户口中（户主为徐超全），徐超全的户口本中显示原告伍声桂的的文化程度为“中专”，服务处所为“江安县农业局蚕桑站”，职业为“辅导员”，并注明“从四川省江安县南正街62－1号迁来”。2006年，被告长咀上组因修建公路，将二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收归集体并收回二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此后，被告长咀上组又将收归的土地发包给因修建公路被占地的其他农户。二原告对被告长咀上组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收归集体不服，多次找二被告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未果，遂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原告伍声桂于1991年4月20日取得助理农艺师职称，职称证显示其工作单位为“农业局”。原告在被告长咀上组有住房，使用权面积为169平方米，并于1999年12月30日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原告伍声桂于2014年2月25日以助理农艺师身份被重庆市大笔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聘请为技术员。
又查明，中国共产党江安县委员会与江安县人民政府于1999年10月12日联合发出江委发（1999）54号《中共江安县委江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延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工作期的工作意见》文件，该文件中有如下内容“……四、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认真处理好在土地延包工作中的有关具体问题……（二）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作为应退承包土地人口：一是已死亡的；二是结婚迁出人口‘农迁农’的；三是已办理‘农转非’户口的；……”。
审理中，原告伍声桂自述其于1979年中专毕业后在江安县大妙乡蚕茧站工作，担任蚕桑员，江安县大妙乡蚕茧站属集体单位；原告伍声桂在江安县大妙乡蚕茧站工作至2005年退休，并领取退休养老金；原告伍声桂称其退休后继续在由蚕茧站改制的公司上班，由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原告伍声桂另称其结婚生子后户口与其父母户口分开，在江安县大妙乡工作期间其全家承包经营的土地并未实际耕种，交由其弟弟耕种。原告伍声桂述称其丈夫徐超全1990年左右以前在江安县江安镇集体企业上班，1990年左右未上班后从事一段时间的个体经营，近几年曾外出务工。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徐超全以及二原告身份证各一份，1996年、1998年、2014年颁发户口本各一份，结婚登记申请表一份，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民委员会作出的《关于伍声桂承包土地问题的处理意见》一份，江安县大妙乡人民政府大府发（2016）6号《关于建塘村村民伍声桂土地承包权的处理意见》文件一份，原告伍声桂职称证以及重庆市大笔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招聘科技人员协议书、农业承包合同书、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农村进进出出承包登记卡台账、四川省农民负担监督卡、四川省粮食补贴通知书、江安县公安局江安派出所迁移证各一份；有被告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大妙乡2005年粮食直补面积公示表、江安县公安局大妙乡派出所汇报材料各一份，中国共产党江安县委员会与江安县人民政府江委发（1999）54号文件，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二原告是否具有被告长咀上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是否有权在被告咀上组处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原告虽然从被告长咀上组取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其自身并未实际耕种。原告伍声桂的收入来源于江安县大妙乡蚕茧站工作的工资收入。二原告的户口于1986年7月25日迁至江安县江安镇南正街62－1号（七居七组），根据国务院于1984年10月13日发出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的规定，自理口粮户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同集镇居民户一样纳入街道居民小组，并参加街道居民委员会活动，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应尽义务，二原告此时已成为了城镇居民。江安县公安局大妙派出所于1996年3月12日为二原告颁发的户口本虽然显示该户为“农户”，但该户口本中原告伍声桂职业为“乡蚕技员”，原告伍声桂的职称证以及此后办理的户口本表明其服务场所或工作单位系江安县农业局，说明原告伍声桂有其他正当工资收入保障其生活，并不依靠承包农村土地为生。二原告于1986年7月25日后并无从江安县江安镇南正街62－1号迁回江安县大妙乡建塘村长咀上组农村的相关迁移变更记录，不能证明二原告系被告长咀上组的农村居民。二原告于2006年11月6日将户口迁至徐超全户口中时，户口迁移记录注明“从四川省江安县南正街62－1号迁来”，也证明二原告在1986年就成为城镇居民，并非农村居民。此后，二原告作为城镇居民，并未在被告长咀上组从事农业生产，不依靠承包土地保障其生活，已丧失了作为被告长咀上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根据当时的土地承包相关政策规定，二原告在1999年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开始时，应退回此前已承包的农村土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之规定，二原告无权在被告咀上组处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本案诉争土地无直接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条“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伍声桂、徐兴来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310元，由原告伍声桂、徐兴来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易 渡
代理审判员 刘作强
人民陪审员 刘冬连
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
书 记 员 周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