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永民初字第1318号
原告福建盛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三明市三元区莘口镇竹洲工业园1号。组织机构代码：72646620-5。
委托代理人杨原忠，三明市三元区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邱才元，男，196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福建盛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员，住永安市。
被告冯锦浩，男，196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永安市。
委托代理人范丁宝，福建永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庆鸿，福建建州·联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福建盛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冯锦浩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较为复杂，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吴任光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原忠、被告冯锦浩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庆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冯锦浩申请回避，本案另行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庭审，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原忠、邱才元、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范丁宝、刘庆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福建盛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诉称：原、被告原有一定的业务关系，2012年年初，被告告知原告，在其居住地的永安村镇银行有一贷款项目，农户销售农产品给农产品加工企业，若该加工企业作担保的前提下，村镇银行可通过给农户贷款达到扶持农户的目的。为此，双方约定以“走账”的方式，由原告将1120000元款项转入被告的账户，然后由被告将该款在次日退回，以此来表示双方业务量大，以便能够从银行贷得更多款项。2012年3月8日，原告转款1120000元到被告的账户中，按约定被告应于次日将该款转回给原告，然而，被告却自收到该款之日起，分数次将款项全部提走，据为己有，并切断了与原告之间的联系。原告无奈，遂向三明市公安局三元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以下简称“三元经侦大队”）报案，经三元经侦大队立案，被告在归案后承认了双方“走账”的行为，确认1120000元款项已被其提走用于偿还他人债务，至今为止，被告拒不将该款返还原告。原告认为，被告收到原告的“走账”款后占为己有，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被告将该款据为己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当返还。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所得款项1120000元，并按月利率6.56%支付从2012年3月10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冯锦浩辩称：一、原告打款给答辩人系用于支付其所拖欠的货款。答辩人与原告系买卖合同关系，2010年8月16日，答辩人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约定答辩人将收购的笋干、春笋出售给原告，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答辩人分数次将收购的笋干、春笋出售给原告，货款共计1134170元，有《产品进库单》及《产品过磅单》为凭。原告收到答辩人上述货物后，未及时支付货款，经答辩人多次催讨，原告于2012年3月8日将其拖欠的货款通过永安汇丰村镇银行偿还给答辩人1120000元，原告提供的永安汇丰村镇银行转账支票存根的用途栏上填写的也是“购货款”，按合同约定原告尚欠答辩人货款14170元。二、答辩人资金充足，无需和原告通过“走账”形式向银行贷款。早在2010年7月13日和2011年8月16日，答辩人分别向永安汇丰村镇银行共计贷款1300000元，该款答辩人本用于贸易往来，后因原告缺乏资金，答辩人分别于2010年7月、2011年8月共出借给原告1000000元，该借款原告至今尚未归还给答辩人，因此缺乏资金的是原告而非答辩人，答辩人没有任何理由在原告资金匮乏、拖欠答辩人借款和货款的情况下，和原告通过“走账”形式向银行贷款。三、以“走账”形式向银行贷款需由答辩人开具发票后，原告才将款项打入答辩人账户，且需“公对公”“走账”，否则无法通过此形式向银行贷款，本案答辩人根本没有开具任何发票给原告，无法完成“走账”，也没有通过“走账”方式贷款的目的，原告所述缺乏事实依据。四、原告以伪造的《农副产品购销合同》向三元经侦大队报案，该大队在未经审查核实的情况下即对答辩人进行立案侦查，并采取不适当的方法对答辩人前后作出四份内容不同笔录，且在讯问过程中未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嗣后，三元经侦大队认定答辩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并对答辩人做出撤案决定。因此，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笔录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同时，答辩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某种特殊环境下做出的“供述”，其客观性有待人民法院查实；该笔录属于言词证据，亦即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不能采信；该笔录亦不属于自认。综上，原告转账的款项系支付答辩人货款，答辩人并非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原告的不当利益，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原告公司名称由福建省三明市盛和食品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盛和食品有限公司，再由福建盛和食品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盛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3月8日，原告以开具转账支票的形式通过福建永安汇丰村镇银行（以下简称“汇丰村镇银行”）转账给被告1120000元，该转账支票存根载明款项用途为购货款。2012年3月9日，被告分两次将1120000元款项全部取走。2012年3月1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吴任光的配偶姜清连以货款被被告骗走为由向三元经侦大队报案，后三元经侦大队根据姜清连的报案以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并对被告进行网上通缉。姜清连于2012年3月15日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原、被告之前有业务往来，2012年2月28日，原告向被告购买一批罐头，货款合计1125000元，双方签订了《农副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原告于2012年3月8日转给被告1125000元，但2012年3月10日开始被告就一直无法联系，该货物至今未收到，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姜清连于2012年3月16日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原、被告的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款到发货，经核实，原告于2012年3月8日转给被告1120000元货款，预留5000元未支付，但被告未按约定发货，人也失去联系。姜清连于2012年3月30日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原、被告于2012年2月28日签订的《农副产品购销合同》并非真实，而是为了转账需要由姜清连虚拟的，原、被告实际上并不存在该笔买卖业务，原告于2012年3月8日转账给被告1120000元系因原、被告有多年的业务往来，双方之间的关系较好，被告为了能提高其在汇丰村镇银行的信誉度，方便其以后贷款，双方约定由原告打款至被告个人账户进行“走账”，被告收到款项后即将款项再转回原告账户，但原告转账后，被告却失去联系，姜清连并表示因银行要求对公账户转账至个人账户超过50000元就需要有合同，否则无法转账，故其在转账时虚拟了《农副产品购销合同》；姜清连并陈述事发后其曾向永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但该大队不予立案，为了能让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故在向三元经侦大队报案时就谎称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并提供了虚拟的《农副产品购销合同》。
2012年5月21日，被告前往三元经侦大队投案，当日，被告在三元经侦大队作了三份讯问笔录，被告在接受讯问时陈述原告转账1120000元款项给被告系偿还吴任光及姜清连所欠被告的借款本息1120200元，后三元经侦大队对被告采取取保候审。2012年8月6日，被告在接受三元经侦大队讯问时陈述，原告于2012年3月8日转账给其1120000元是因被告为向汇丰村镇银行贷款，被告与吴任光夫妻二人约定由原告转账给被告款项进行“走账”，表明双方之间的业务量大，以便能够从银行贷得更多款项，双方实际上并没有该笔业务，嗣后被告并没有将款项转回给原告；同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吴任光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原告公司转账讼争的1120000元系其与被告协商好，由原告公司作担保帮助被告从汇丰村镇银行贷款，所贷款项双方各使用一半，为了能从银行多贷款，双方约定由原告公司以向被告支付货款名义转账款项给被告个人账户进行“走账”，当时约定第二天被告就将款项转回给原告，但被告未按约定履行并失去联系。2012年9月12日，三明市公安局三元分局以被告在其辖区不构成合同诈骗犯罪事实为由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嗣后，原告以被告存在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引发本案讼争。
另查明，诉讼过程中，被告向原告提供了原、被告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8月16日的《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一份及原告公司的产品进库单、原料过磅单八份，借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笋干及春笋、原告尚欠被告货款1134170元、原告转账给被告的讼争款项1120000元系用于偿还该笔货款之事实。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托被告收购春笋及笋干，货款总计1156000元，原告同意预付20%定金给被告，其余由被告自筹，但原告须根据销货情况自2010年10月份起分期付款；原告须按约定支付货款，不得无故逾期支付货款，否则须按日息1.5‰承担逾期的违约责任；本协议未尽事项，双方另行协商订立补充协议，如协商不成，双方须先由合同主管部门调解，确实无法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均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被告陈述因双方之前有其他的业务往来，故被告在原告未支付定金的情况下，仍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供货义务。被告对该协议签订及履行经过陈述如下：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8月16日的《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系落款当日在原告厂里签订的。被告收购笋干及春笋都是委托叶宝喜（经本院依法调查，叶宝喜，公民身份号码：350420195910142017，已于2011年7月15日死亡）及一个姓曾的人（具体名字被告不知道，现其联系方式换掉无法联系）收购，被告预付资金给二人，二人收到笋后就打电话给被告，告知单价及数量等情况，若被告同意则直接由二人负责安排车辆（基本都是用农用车运输）将笋运到原告处；若被告对单价及是否能赢利有疑问则会去二人收笋的现场看过后再决定是否收购二人的笋。具体的收购及运输被告均未负责。二人发货后，过后与被告有相聚时再向被告报账，双方进行结算，若预付的资金差不多结算完，被告则会再预付一部分资金给二人。过磅单及进库单大概是在2011年4月份被告去原告处领取的，领取时单子上的内容均已经填好。被告表示除《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及产品进库单、原料过磅单外，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以上事实。被告陈述其在三元经侦大队作笔录时自始至终未讲到货款的事实，是因为其去三元经侦大队投案时，三元经侦大队把所有的原件均收走，若讲到货款，就会把协议及过磅单原件收走并销毁。
诉讼过程中，为查明八份产品进库单及原料过磅单的形成经过（过磅单及进库单上均有“邓运春”及“吴任祯”的签名），本院依法传唤邓运春及吴任祯出庭作证。证人邓运春陈述：过磅单及进库单上填写的内容及“邓运春”的名字系其填写，当时其在原告公司负责产品的进出及保管，并未负责过磅，2011年年中的时候，因收笋的季节已过，公司的过磅员邓一妹在笋季做完之后就走了，其系按照吴任光事先写好的数量及单价开单，吴任光说是银行贷款要用，其填写好后将过磅单及进库单交与姜清连，当时单子上没有吴任祯的签名。证人吴任祯陈述：过磅单及进库单上“吴任祯”的名字不是其所写，其对过磅单及进库单的情况并不知情，并表示其在原告公司是分管生产、原料的副总，正常情况下客户送原料都要由其审核，按照正常的收货流程，收完货过磅单至少要有两个工作人员签字，然后当场将客户联及财务联交给供货方，若公司有出具付款凭证，则要求供货方签字；其并表示原告厂里的磅最多只能称两吨，每过一磅当场记录皮重及净重，所以被告提供的过磅单上的数量这么大是不可能的，且原告公司付款基本上是陆陆续续支付，也没有一次性结账。
还查明，经核查原告公司2010年8月-2012年3月的财务帐册，该期间的财务帐册未体现原、被告之间有买卖春笋及笋干的记录。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福建永安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进账单、支票存根、被告账户交易记录、三元经侦大队讯问笔录、《农副产品购销合同》、被告提供的三元经侦大队询问笔录、《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产品进库单、原料过磅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为凭，并经庭审质证，可以采信。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均围绕落款时间为2010年8月16日的《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及买卖合同关系来进行，但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该协议是否实际履行，本案讼争款项是否系偿还该合同的货款。对此本院予以查明、分析、认定如下：
原告认为：第一、被告所提供的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8月16日的《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进库单及过磅单系此前原、被告曾以签订无实际履行内容的合同及进库单的形式用于向银行贷款，故原告将签字盖章的空白协议及进库单、过磅单交与被告，后被被告非法利用，因此，原告从未收到被告的笋干及春笋，原、被告之间也从未进行过笋干及春笋的买卖业务，即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二、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其收购笋干及春笋只与叶宝喜合伙，此前均未提到姓曾的人，而之后却陈述其是委托叶宝喜及姓曾的人收购，前后陈述不一致；被告陈述是用农用车运输，但是过磅单上记载的数量非常大，大约是50吨，如果用农用车要用十几车；正常产品入库后，当场就把进库单和过磅单交付给卖方，不存在事后再交付的情况；被告在三元经侦大队时曾提交借条原件，因此其陈述怕过磅单及进库单被三元经侦大队销毁而不敢陈述事实和提供原件，二者之间自相矛盾。第三、被告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讯问笔录中也未提到过双方有销售笋干及春笋的业务，其先是陈述讼争款项系偿还其借款，之后又承认了讼争款项系双方之间的“走账”款。被告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第一份笔录系被告自己向公安机关投案后所作的陈述，而不是在被公安机关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被告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第四份笔录系被告认真核对修改过且还在修改处捺印，被告主张其没有认真看就在笔录上签名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2010年8月16日的《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本案讼争款项并非支付该合同的货款，而是因被告向汇丰村镇银行申请贷款1500000元，由于贷款数额较大银行需要贷款户提供业务流水账以证实其拥有较大的业务量，故双方约定由原告转入被告银行账户用于“走账”的款项。
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三明市笋业协会证明及会员通讯录、永安市笋业协会会员名单各一份，证明被告非协会会员且业内人员均未与其发生任何笋类产品经营。被告认为其不是该协会会员，协会的证明不能证实被告是否从事过相关的经营活动。证据二、《农副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落款时间为2010年2月28日）、《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各二份（落款时间均为2011年6月16日），证明原、被告之间为向汇丰村镇银行贷款曾多次签订类似合同及协议，但内容均为虚假、无实质履行内容。被告对《农副产品购销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并表示该份合同系原告方伪造；对《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无异议，该协议确是为了银行贷款需要而签订的，实际上没有履行。证据三、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讯问笔录一份（讯问时间为2012年8月6日），证明被告承认其收到原告转账的1120000元款项系“走账”款并被其非法占有。被告在第一次庭审质证时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主张该笔录系经过修改变造，要求对该笔录的真实性进行技术鉴定，其在该次庭审法庭辩论中陈述该笔录是其为了避免被拘留才按公安机关的要求作出的供述，本院在第一次庭审后依法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因被告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预缴鉴定费，视为其撤回鉴定申请；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经被告回想，该笔录系因当时公安机关已经决定撤案，所以被告并没有认真看就在公安机关作出的笔录上签字，故此前一直认为其并没有陈述笔录上的内容，才会认为该笔录是假的。证据四、证人林章彩的证言，证人陈述原告法定代表人吴任光与被告系经其介绍认识的，原、被告在2010年有合作进行过贷款，但据证人所知原、被告之间从未有过贸易往来，本案纠纷发生后其与被告联系过，被告亦认可讼争款项系双方之间的“走账”款且表示因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吴任光的弟弟吴任明与被告有合作从事稀土矿生意，双方因前期的费用分担产生经济纠纷故被告没有还给原告该走账款，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买卖协议均系为了向银行贷款，均未实际履行及讼争款项系双方之间的“走账”款之事实；证人朱昌昭的证言，证人陈述2010年其与被告等人经原告担保联合向汇丰村镇银行贷款1300000元，当时为贷款需要制作了虚假的买卖协议及流水账，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买卖协议均系为了向银行贷款，均未实际履行之事实。被告认为该证人证言仅是证实原、被告等人曾在2010年初一起投资之事实，而对2010年8月以后原、被告之间的任何资金往来证人并不知晓，故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证据五、申请本院向汇丰村镇银行调取原、被告等人向汇丰村镇银行贷款所提交的购销合同、电汇申请书各四份及《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于2010年、2011年两次为被告等人向汇丰村镇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双方为便于能够向银行贷到款项而虚构无实际履行的购货协议之事实。被告对该证据未持异议。
被告认为，第一、原告于2012年3月8日转入被告银行账户的1120000元系原告偿还被告依据双方2010年8月16日签订的《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于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期间分数次将收购的笋干、春笋出售给原告的货款共计1134170元。被告已经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有原告出具的进库单、过磅单为凭，因原告一直未支付该货款，后经被告多次催讨，原告才于2012年3月8日将货款1120000元转入被告账户。原告的转账支票存根用途栏中载明款项用途也是购货款。原告陈述其将空白的协议及进库单、过磅单交与被告但无任何证据证实且不符合常理。第二、被告自身资金充足，且分别于2010年7月、2011年8月共出借给原告1000000元，该借款原告至今尚未归还，因此缺乏资金的是原告而非被告，被告无需和原告通过“走账”形式向银行贷款。第三、以“走账”形式向银行贷款需由被告开具发票后，原告才将款项打入被告账户，且需“公对公”“走账”，否则无法通过此形式向银行贷款，本案被告根本没有开具任何发票给原告，无法完成“走账”，也没有通过“走账”方式贷款的目的，原告所述缺乏事实依据。第四、被告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第一份笔录之所以会陈述讼争款项系原告偿还被告的借款，系三元经侦大队以非法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该陈述是不真实的。原、被告双方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笔录中均对案件事实作出了前后不一的陈述，故应当以书证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而不能以双方此前所作的笔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且根据被告在答辩状中陈述的理由，被告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讯问笔录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综上，被告已经按2010年8月16日的《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履行了供货义务，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本案讼争款项系原告偿还被告尚欠的合同货款。
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一份、产品进库单及原料过磅单八份，证明原、被告于2010年8月16日签订买卖笋干及春笋的协议、被告依据协议约定于2010年10月8日、2010年11月7日、2011年3月27日、2011年3月28日、2011年3月29日、2011年3月30日、2011年3月31日、2011年4月1日分八次向原告出售春笋及笋干货款共计1134170元之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表示该证据系此前原、被告曾以签订无实际履行内容的合同及进库单的形式用于向银行贷款，故原告将签字盖章的空白协议、进库单及过磅单交与被告，后被被告非法利用，该证据中原料过磅单的编号都是连续的，正常的过磅单不可能隔天还是连号。证据二、汇丰村镇银行支票存根，证明在存根用途栏中原告填写的是购货款，即原告系偿还被告购货款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用途栏中注明购货款是“走账”需要。证据三、汇丰村镇银行贷款凭证，证明被告在2010年7月13日及2011年8月16日向银行贷款共计1300000元，因此被告资金充足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两笔贷款均是原告为被告提供担保，当时双方约定所贷款项各使用一半。证据四、《林权证》、《协议书》、《收条》、《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明被告拥有1760亩林木，即被告资金充足之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该证据无法证实被告资金充足不需要贷款。证据五、借条，证明被告鉴于双方彼此信赖的合作关系，分别于2010年7月、2011年8月借给原告共1000000元之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确实尚欠约300000元未偿还。证据六、三明市公安局三元分局撤销案件决定书，证明该局认定被告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并对被告作出撤案决定之事实。原告对该证据未持异议。
本院认为，第一、因原、被告双方此前曾两次合作以签订无实际履行内容的协议的方式向银行贷款，双方于2010年8月16日签订的《农副产品收购协议书》及原告签章的产品进库单及原料过磅单不能排除也是为了贷款所签订但并无实际履行的可能性；被告方于2012年5月21日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三份笔录系其因公安机关网上通缉后，主动前往公安机关投案所作的陈述，其在当日的三次陈述及被取保候审之后直至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均未陈述原告尚欠其货款及讼争款项系偿还货款之事实，相反其在2012年5月21日所作的三份笔录中陈述讼争款项系偿还其借款，之后又在2012年8月6日的笔录中否认此前的陈述，并认可了讼争款项系“走账”款，被告陈述其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笔录系在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作的不真实的陈述，但被告对此并未予以举证证实；证人林章彩的证言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从未有过贸易往来，且其在本案纠纷发生后与被告联系时，被告认可讼争款项系双方之间的“走账”款并表示因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吴任光的弟弟吴任明与被告有合作从事稀土矿生意，双方因前期的费用分担产生经济纠纷故被告没有还给原告该“走账”款；且经核查，原告公司2010年8月-2012年3月期间的财务帐册上亦未体现原、被告之间有买卖春笋及笋干的记录。第二、按正常的交易习惯，合同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合同约定的重大事项进行变更，应当订立补充协议，根据被告陈述的协议履行经过，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对订金及货款的支付等内容进行了变更，但并无证据表明双方订立了书面的补充协议；根据证人邓运春及吴任祯的陈述，过磅单、进库单并非真实的，过磅单、进库单形成的经过、记载的数量也存在不符合常理之处；且过磅单、进库单上记载的春笋及笋干的数量较大，如此大宗商品交易的过程中被告陈述其均未亲自参与收购，而是预付资金委托他人进行收购、运输，事后再到原告处领取交货凭证，且被告对委托收购、运输人员的基本情况和收购、运输经过无法作出合理、详细的陈述，也未对、运输细节进一步举证，被告陈述的事实经过与正常的交易习惯相悖。因此，在被告仅有过磅单、进库单，而未能提供收购、运输过程中的相关证人及与委托收购人员结算的相关单据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基于上述情况的存在，原告提供的据以证实合同未实际履行的上述证据能够形成一个较完整的证据锁链，其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提供的据以证实合同已实际履行的证据的证明力，原告主张合同尚未实际履行之事实陈述已达高度盖然性，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被告主张其于2012年8月6日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讯问笔录系在未认真看过的情况下签字确认的，但从该份笔录的形式上看，该份笔录的内容多处进行了修改，被告并在修改处捺印，被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主张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笔录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作为民事案件证据使用的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提供的借以证实其资金充足的《林权证》、《协议书》、《收条》及《林木采伐许可证》与本案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借以证实其与原告之间借贷关系的借条，与本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诉辩围绕的买卖合同关系之间亦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亦不予认定，当事人可就借贷关系另行主张权利；被告辩称以“走账”形式向银行贷款需先开具发票后转账，且需“公对公”“走账”，否则无法通过此形式向银行贷款，被告对其主张未能予以举证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对原告于2012年3月8日转账给被告1120000元且该款被告未返还给原告之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了证人林章彩的证言、被告于2012年8月6日在三元经侦大队所作的讯问笔录，予以证实本案讼争款项属“走账款”，且因原、被告双方之前曾两次合作以签订无实际履行内容的买卖合同并由原告作为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因此，原告关于其转账给被告讼争款项系因贷款所需而以购货款的名义与被告进行“走账”，以体现双方之间确有实际发生业务流水的陈述，亦合情合理，即原告对转账存根用途栏中填写购货款的原因亦能予以合理解释，由此，可以认定原告对讼争款项系不当得利款履行了相应的举证义务。被告辩称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讼争款项系原告支付其货款，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经实际履行，故其主张讼争款项系用于偿还尚欠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即其取得讼争款项并没有合法的根据，其在取得讼争款项后至今未返还原告，属不当得利，依法应当将讼争款项1120000元返还原告并支付不当得利期间原告的利息损失。原告主张按月利率6.56%计算利息损失，依据不足，该利息损失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对原告超出部分的利息主张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冯锦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福建盛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不当得利款人民币1120000元并支付从2012年3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内的实际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福建盛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8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880元，由被告冯锦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钟增贵
代理审判员 李琴琴
人民陪审员 蔡文洋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苏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