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151号
原告喻赤，女，195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岸区。
原告喻斌，女，1960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
原告喻骞，男，1966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桥口区。
原告喻全春，男，193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
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建英，男，195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岸区。
被告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51号。
法定代表人吕照清，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丹，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被告”）房屋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23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
原告诉称：原告系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同益大厦1层1室拆迁还建户。自1992年拆迁还建迄今已有20多年，仍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其原因是被告于2006年12月将同益大厦一楼28户拆迁还建户的1212.41平方米的房产违法转移登记到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下，被告又于2007年1月17日将28户还建房产以“变更登记”分证登记的方式为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了28套《房屋所有权证》，并为该公司以该28套小证为抵押骗贷2000万元开具武房他字第2007003524号他项权证，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被告在办理同益大厦一层权属证时还存在重复登记（一房办二证）的违法行政行为，具体事实如下：一、被告违法将原告拆迁还建的房产“转移登记”到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江汉区同益大厦原系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国企）于1994年开发建成，并于1996年由被告办理了房屋初始登记，权证附图明确的记载了同益大厦一层28户还建户相应点位及面积。2004年12月，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改制，江汉区建设局作为主管部门经江汉区国资办授权，作为出让人与武汉联银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私企）签定了《产权转让合同》，转让其下属公司的国有资产。被告于2006年12月以“企业改制房屋登记”方式将同益大厦一楼28户还建户的1212.41平方米的房产，由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房屋初始登记的权属证转移登记到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权证号为武房权证江字第××号。被告应根据《武汉市贯彻房屋登记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的规定予以审查。而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交的申请登记的内容与有关材料证明的事实截然相反，由此造成登记的事项与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房屋权利发生严重冲突，但被告却极其顺利快捷地通过了办证审核：1、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国企）于1996年由被告办理了房屋初始登记，其权证附图明确的记载了同益大厦一层28户还建户相应点位及面积与之相对应的是还建户持有的《同益大厦一层拆迁还建平面图》。2、转移登记申请人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交的《产权转让合同》载明：“第一条：组成本合同的文件，下列文件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1)《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报告书》中所列“存货一库存商品房清查评估明细表”明确注明：同益大厦一层国有产权面积仅15.56平方米。《产权转让合同》“第二条：转让标的：(3)整个收购标的依照鄂阳光评报字[2004]第031号《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论和区审计局2004年6月对该公司的审计文件及区国资管理部门的批文为依据。”江汉区审计局2004年6月对该公司的审计文件中，明确记载：同益大厦一层除15.59平方米是国有资产外，其余1133平方米面积属于还建户房产。4．转移登记申请人向被告提交了一份《具结书》，声称“原江汉区城建综合开发总公司开发建设的同益大厦1-17楼，由于企业改制所属企业的面积需办至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原属企业的面积不含拆迁户及已售出的面积，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由我公司负责。”被告作为权属证的登记机关于2006年12月30日9时50分收件，仅用了16个小时（含工休时间），于次日14时33分就完成了这宗企业改制转移登记的受理一一审核缮证的流程，效率如此之高，审核却形同虚设。由此可见，被告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违反了《武汉市贯彻房屋登记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为了达到进一步侵占还建户房产的目的，于2007年1月15日向被告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而被告又公然违反《武汉市贯彻房屋登记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仅用了短短2天时间就于1月17日快捷地审核登记了《房屋现状变更登记（权证）》，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分解为28个分户的《房屋所有权证》，权证号分别为武房权证江字第××号至20070004××号），28个产权人均为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原告位于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同益大厦l层1室还建房产也包含其中。至此，同益大厦拆迁还建户的28套《房屋所有权证》就这样由被告分证登记到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公司内部文档《一楼业主基本情况一览表》上却明晰的记载上述房产是属于还建户，其法人代表黄升也亲笔书写了相同的内容。同益大厦拆迁户的遗留问题由来已久，大厦一楼商铺常年大门紧锁。1997年7月16日，时任武汉市市长王守海曾亲笔批示解决了拆迁户反映的K值系数1.827过高的问题，并免收了还建时的1200元／平方米的装修费，江汉区政府组织多次专题协调会，并形成解决方案被告多次参加会议，并按区政府指示组织市房地产信息测绘中心重新核定K值系数为1.8。对于同益大厦一层房产的归属，被告现任局长吕照清时任江汉区政府办秘书，作为当年江汉区政府解共同益大厦问题的具体督办人更是心知肚明。2007年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依靠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同益大厦一层还建户房产的“合法”侵占，并且将28个房屋所有权证（武房证江字第××号至20070004××号）抵押给广发银行，被告经审核后为其办理了编号为：武房他字第2007003524号他项权证书，使得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顺利地将同益大厦一层28家还建户的房产作为抵押，于同年12月份通过广发银行骗取了湖北省国资委下属企业——湖北省宏泰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贷款2000万元。宏泰公司提起诉讼后，同益大厦一层险些被市中院拍卖抵债，继而给原告及其它27户还建户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二，被告重复产权登记，一房办二证行政行为违法。1、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同益大厦1层29室，建筑面积207.98平方米于2002年9月就由产权人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后产权人转移登记为武汉新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武房权证江字第××号），然而被告于2007年1月又为江汉区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在这同一编号、同一地址的商铺上以同益大厦1层29-2室的编号重复登记《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证江字20070004**）建筑面积同为：207.98平方米。2、还建户周静杰于2001年办理了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同益大厦1层7室《武汉市房地产交易契纸》（市房契江字第N00004136号）；被告却于2007年又为江汉区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了同益大厦1层7室《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证江：字江2007000459）。综上所述，由于被告为江汉区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办理的武房权证江字第××《房屋所有权证》“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违法，由此溯及此后的28个“变更登记”分证的《房屋所有权证》（武房证江字第××号至20070004××号）以及武房他字第2007003524号《他项权证》也属行政行为违法。由于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壹佰肆拾玖万元（仅以房屋租金计算：38.78平方×400元／月×12个月×8年=149万元），故原告诉请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办理转移登记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系行政行为违法。2、确认被告办理“变更登记”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重复登记权属证系行政行为违法。3、撤销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武房他字第2007003524号他项权证，并为原告登记《房屋所有权证》。4、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49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50元。
被告书面答辩称：一、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与其诉讼请求中所指的产权证有利害关系。原告诉称其系同益大厦拆迁户，且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拆迁协议书》，从而取得了争议房产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但是，拆迁协议书没有对拟安置的房屋坐落、门牌号等作出明确约定，也没有其他材料证明拆迁双方对房屋拆迁后的安置房屋作出了明确约定，并曾经依法向被告申请房屋登记。所以，即使原告依法享有拆迁后的相应债权，但并不能直接取得同益大厦1层1室拆迁还建房产的所有权。另外，原告在诉讼请求第二项中请求确认多套房产和他项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而在事实上原告与上述房产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原告起诉的重要条件，但根据其诉状中自述的内容，原告与武房权证江字第××号、4××号、4××号、4××号、4××号等房屋所有权证及他项权证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二、被告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以及他项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同益大厦系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开发建成，并于1996年办理了初始登记。后经国资委、体改办等部门审批同意，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企业整体资产出售的方式进行了改制，承接企业所有债权债务，并于2005年11月18日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将名称变更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而且，在《企业改制通知书》中明确了该企业的营业期限为存续状态．即城建公司的改制并非一种新设的方式，对企业债务和资产进行剥离，而是采取资产整体出售，全盘接受企业债权债务的方式来进行。原告等人与原城建开发总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由与改制后的城建公司承担。上述事实，城建公司提供了主管部门的改制批复方案、产权转让合同、工商登记档案等相关资料，材料齐全，应当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而被告只能据此将该企业名下的所有资产变更登记至改制名下，并办理分户手续，再由拆迁人与改制企业另行协商确定安置方案后，申请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被告没有权限，也不能自行决定将相关房产进行分配，从而登记在不同相关拆迁人名下。另外，在城建公司与广发银行武汉分行提供了办理抵押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情况下，被告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抵押手续，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综上所述，被告依据申请人提供的全部材料办理相应的房产登记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三、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诉称其房产于1992年拆迁，1996年还建房屋同益大厦建成，并于1996年就办理了初始登记，即具备了对拆迁户的过户登记条件。那么，原告就应当及时与城建公司协商安置具体房屋的门牌号，共同向被告申请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如果城建公司不予配合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原告应当及时提起民事诉讼，以确定自己的权利。诉讼时效从此时开始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已经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四、原告申请的赔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被告将产权变更登记在同一改制企业名下是办理后一步房屋转移登记的前提，而且被告的登记行为只能是一种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在1994年亦无拆迁协议的备案制度，被告在城建公司提交了全部材料的情形下，为其办理变更登记及抵押登记事实清楚，依据充分，无任何过错。相反，原告一直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存在明显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原告主体不适格，被告办理房屋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且已超过起诉时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本案中，核发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机关为原武汉市房产管理局，该局现更名为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原告应当以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原告以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为被告系错列被告。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向原告释明，但原告拒绝变更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的起诉。
本案其他诉讼费用人民币40元，由原告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负担（原告已预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鄂焕斌
代理审判员 夏 俊
人民陪审员 熊昌全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曹 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