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栖商初字第262号原告江苏太湖电缆有限公司南京销售中心，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和燕路404号-10号。负责人柳素芬。委托代理人钱俊，江苏淦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蒋金祥，该公司职员。被告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迈皋桥创业园科技研发基地。负责人叶荣新。委托代理人王金荣，该公司经理。被告姜洪渠，男，汉族，1968年7月15日出生。被告孙运之，男，汉族，1979年9月18日出生。原告江苏太湖电缆有限公司南京销售中心（以�简称太湖公司）与被告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博公司）、姜洪渠、孙运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6日、2015年9月15日、2015年9月3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太湖公司委托代理人钱俊和蒋金祥、被告中博公司委托代理人王金荣、被告姜洪渠、孙运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终结。原告太湖公司诉称，2012年3月1日，被告中博公司在承建某山庄项目工程中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双方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原告依约交付了电线电缆。2014年7月24日，经双方对账，确认交易额为1356393.09元，现被告中博公司自行支付了54.2万元，通过其他企业代付了50.2万元，扣除退货金额11186�，尚欠货款303207.09元。依据购销合同约定，实际送货数量乘以（送货单单价＋10%税金）为合同总价，如需方因故未按约付款，则单价按上述价格的1.3倍乘以数量为合同总价，因此逾期付款合同总价款为1939641元（1356393.09×1.1×1.3），扣除已付金额和退货金额，被告中博公司欠付货款金额为886455元。另外，被告姜洪渠、孙运之是某山庄项目部工程管理人、承包人，在某山庄项目部竣工验收登记备案档案中均有该两人代表中博公司在竣工验收中的签字，原告认为被告姜洪渠、孙运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与中博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为内部关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中博公司给付货款886455元，并支付自2014年7月25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被告中博公司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40000元；3、姜洪渠、孙运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中博公司辩称：1、中博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中博公司将某山庄部分楼的水电安装工程分包给了被告孙运之，是孙运之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2、涉案21号楼工程项目自2012年10月才开始建设，到2012年12月才会用到水电材料，而原告提交的合同注明签订日期是2012年3月，明显与事实不符；3、中博公司与孙运之之间已经将所有的材料费和人工费结清，款项也都支付给了孙运之。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姜洪渠辩称：1、孙运之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他是某山庄水电工程的承包人，孙运之除了在南京某山庄承接工程外，还在南京银河湾工地、淮安工地、连云港工地也承接了工程，并从原告处购买电线，姜洪渠是孙运之找来在某山庄项目工地现场负责签收材料和对账管理的，从孙运之处领取工资；2、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是事后补签的，21号楼到2012年9月才开工，但具体补签时间记不清了，同时姜洪渠是受孙运之指示在购销合同上委托人处签字，但材料都是孙运之购买使用的，与姜洪渠无关，孙运之之后也在购销合同上签字了，签合同时，双方约定不开票也不交税；3、姜洪渠受孙运之指派与原告就其送给四个工地的材料款进行对账，原告向姜洪渠出具三份销货清单并与姜洪渠对账后，姜洪渠出具了对账单，但事实上姜洪渠只了解送到南京某山庄工地材料款的情况，对于送到其他工地的材料款情况并不清楚，因此对账单中2013年7月11日的和7月12日的清单中有四个规格的电线款重复计算了，还有一笔1029元退款原告没有计算在内；4、关于付款的问题，中博公司将工程款付给了孙运之后，孙运之叫原告去中博公司拿了50万元的支票，姜洪渠又�交给原告20万元支票，剩余的已付款都是孙运之直接或者通过姜洪渠支付给原告的。综上，姜洪渠只是跟着孙运之打工的，不是承包人也不是买方，不应当承担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孙运之辩称：1、中博公司将某山庄16-20号以及25号楼水电安装工程分包给孙运之，姜洪渠是孙运之手下的员工，负责在某山庄带工人干活和签收材料；2、原告与孙运之之间自2008年就有业务往来，后孙运之从原告处购买电线电缆，分别送到连云港东海魅力晶都工地、淮安广城尚书房工地、南京银河湾紫苑工地以及南京某山庄四个工地，孙运之委托姜洪渠与原告进行对账，原告拿送货底联过来，姜洪渠核实后予以确认，但后来听说其中有一笔送到淮安工地的电线重复计算了；3、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是在2014年7-8月期间补签的，具体是由姜洪渠和原告先签字后�给孙运之，孙运之再在上面加盖了私刻的印章并签字，所加盖的印章是孙运之为了做资料方便私刻的，同时双方当时约定不开发票，还约定各个工地的材料款分别算账，现中博公司已经将某山庄工地的工程款给了孙运之，孙运之也将原告送到某山庄工地的材料款给了原告，目前尚欠送到其他工地的材料款未付，故现原告将送到其他工地的货款都算到中博公司头上，被告不予认可，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律师费也不予认可。综上，被告孙运之从原告处购买电线135万元左右，扣除已付款、退货和重复计算部分货款，尚欠原告29万余元，愿意个人承担责任，但孙运之目前没有偿还能力，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经审理查明：被告中博公司承建南京市某山庄工程，并将其中的16-20号、25号楼的水电安装工程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分包给了被告孙运之，双方于2012年9月30日签订了相应的《劳务承包协议》。原告自2012年3月2日起，应被告孙运之要求向位于南京的某山庄工程工地，南京的银河湾紫苑工程工地，连云港的东海魅力晶都工程工地和淮安的广城尚书房工程工地供应电线。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中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120301），该合同载明供方为太湖公司、需方为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某山庄项目部，签订时间为2012年3月1日；合同第一条约定，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按送货单为准，按实际送货数量乘以（送货单单价＋10%税金）为合同总价；合同第三条约定，由供方送到需方指定地点某山庄，卸货由需方负责；合同第八条约定，分批供货，每二月付至送货款的60%，余款每年春节前付清，如需方因故未按上述第1条付款，则单价按第一条的1.3倍乘以数量�合同总价；合同第十一条违约责任约定，按照供需双方的约定，承担供方的全部费用（包括供方的律师费用）；合同第十三条约定，送货单为合同附件，签收人为工地材料员或其他人员姜洪渠或孙云之（孙运之）。被告姜洪渠、孙运之在该合同需方处签名，孙运之还加盖“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某山庄21号楼项目部、非合同经济专用章”字样的公章。原告和被告姜洪渠和孙运之均认可上述购销合同系事后补签，但对于补签时间陈述不一，原告主张补签时间为2012年开始送货后2-3月，被告孙运之主张补签时间为2014年7、8月份，但双方均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告还主张被告孙运之均以中博公司名义进行采购，故合同也是以中博公司某山庄项目部名义签订。被告中博公司对该合同不予认可，认为印章系伪造，其与原告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姜洪渠�孙运之认为该合同仅系针对原告送到南京某山庄的货物，与被告中博公司无关，也与送到其他工地的货物无关。2013年7月18日，原告出具购货单位为“淮阴工地孙运之”的《电线销货清单》，该清单载明销货日期自2013年6月4日至2013年7月12日，销货金额总计313035.82元，其中2013年7月11日销售了6卷BV16、3卷BV16双、54卷BV10、25卷BV10双型号的电线，2013年7月12日了销售6卷BV16、3卷BV16双、54卷BV10、25卷BV10双，以及727卷ZCYJV5＊16、198卷ZCYJV5＊10型号的电线。2014年1月21日，原告出具购货单位为“中博建设麒麟门工地孙运之”的《电线销货清单》，该清单载明销货日期为2012年3月2日至2014年1月16日，销货金额总计971177.27元，其中2012年7月14日销售2个型号电线，2013年12月21日销售2个型号电线，2013年12月28日销售4个型号电线。2014年2月5日，原告出具购货单位为“连云港工地孙运之�的《电线销货清单》，该清单载明销货日期自2013年4月29日至2013年5月6日，销售金额为72180元。2014年7月24日，原告凭上述三份电线销货清单以及送货单就其送到四个工地的电线与姜洪渠进行对账，姜洪渠向原告出具《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所供电线总数1356393.09元，已付款54.2万元，退货数11186元，还欠款303207.09元，欠款人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某山庄项目部（孙运之）”。被告姜洪渠主张上述购货单位为“中博建设麒麟门工地孙运之”的《电线销货清单》中，2012年7月14日销售的2个型号电线，实际是送到南京银河湾紫苑工程工地，并提供了2012年7月14日相应的《供货合同暨结算单》，该结算单载明需方为“孙云芝，银河湾”，签收人为姜洪渠。被告姜洪渠主张购货单位为“中博建设麒麟门工地孙运之”的《电线销货清单》中2012年12月28日销售的电线、购货单位为“淮阴工地孙运之”的《电线销货清单》中2013年7月11日和5月17日销售的电线实际上均是送到了连云港东海的工地，并提供了2013年12月28日的送货单，该送货单载明需方为“孙云之（东海项目）”。被告姜洪渠、孙运之主张购货单位为“中博建设麒麟门工地孙运之”的《电线销货清单》中2013年7月11日与2013年7月12日销售的6卷BV16、3卷BV16双、54卷BV10、25卷BV10双型号的电线系重复计算，并提供了被告孙运之签字的2013年7月11日《送货单》，该送货单注明需方为“孙云芝（淮阴工地）”，但被告未能提供2013年7月12日的送货单据。被告姜洪渠还主张2013年12月21日销售的电线中有一笔1029元电线实际已经退还原告，应当算在退货款中。原告对于被告提交的上述送货单等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也认可除原告主张的退货款外，2013年12月21日的1029元退货也应当计算在内，�认为所供电线均是孙运之以被告中博公司名义购买。庭审中，原告主张其已经收到货款1042000元，具体而言，其收到了南京某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20万元和30万元转账支票两张，被告中博公司出具的20万支票一张，剩余款项由被告孙运之支付，并提供了转账支票、入账凭证。被告孙运之、姜洪渠对上述付款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上述款项和支票均由孙运之从中博公司领取后支付给原告。被告中博公司主张上述支票是交给孙运之用于支付工程款，且现在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为了证明上述主张，中博公司还提交了2015年2月17日孙运之出具的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某山庄工地19、20、21、25号楼所有水电安装人工费及材料款共计5557000元，已全部结清，所有人工及材料纠纷与项目部无关，由孙运之本人承担”。被告姜洪渠为证明其系被告孙运之的雇员，提供了孙运之出具的工资欠条两份，被告孙运之认可姜洪渠系其雇员，并提供了其出具蔡某甲等其他雇员的工资单、欠条，与出具给姜洪渠的欠条形式上相同。被告孙运之为证明原告明知购买货物的是孙运之并按照孙运之要求送货给四个工地，而非送货给被告中博公司，提供了其与原告经办人蒋金祥之间的电话短信记录，短信记录显示孙运之向蒋金祥订购电线并要求发货到连云港东海工地、淮安广城尚书房工地，其中2013年12月24日，蒋金祥问孙运之“那边挂的什么公司”，孙运之回答“那边是连云港业建”，蒋金祥问“不是中博啦”，孙运之回答“东海上次你不是发过吗”，蒋金祥问“月底一定要30万”，孙运之回答“其他工地我在要吧，淮安还差你十二万，到时我让他给你，一边归一边”，蒋金祥问“都是你的”。原告对上述短信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在2013年12月24之前，孙运之、姜洪渠均是以中博公司名义采购，中博公司应承担给付义务。原告为证明其诉请要求的律师费4万元，提供了原告通过南京金桥装饰城电线电缆经营部汇款给江苏淦田律师事务所4万元的汇款凭证，南京金桥装饰城电线电缆经营部出具的代为支付律师费的证明，江苏淦田律师事务所开具给原告的发票。被告中博公司、姜洪渠、孙运之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购销合同、承包协议、对账单、转账支票、入账凭证、收条、欠条、电线销货清单、送货单、结算单、短信记录、证明、发票、汇款凭证、情况说明等证据经质证予以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中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了其与被告姜洪渠、孙运之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与姜洪�的对账单以及中博公司开具的20万元支票，但原告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理由为：1、虽然该购销合同抬头处注明需方为中博公司某山庄项目部，但合同需方处仅有孙运之、姜洪渠签字而无中博公司人员签字，所加盖的公章也明确为“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某山庄21号楼项目部、非合同经济专用章”，同时，对账单也系被告姜洪渠单方出具，因此上述购销合同和对账单均不能作为认定中博公司向原告订货的依据；2、原告除了送货到南京某山庄工地外，还依照孙运之要求送货给了淮安广城尚书房工地、连云港东海工地和南京银河湾工地，原告自己出具给姜洪渠用于对账的电线销货清单中也明确购货单位分别为“淮阴工地孙运之”、“中博建设麒麟门工地孙运之”、“连云港工地孙运之”，原告送货时开具给被告的送货单等单据中，需方处除了注明“中博建设�、“某山庄”“麒麟门工地”等字样外，还注明“孙运之”、“淮阴工地”、“东海项目”、“银河湾”等字样，说明原告明知送货并非仅送到中博公司承建的某山庄工地上、还送到了孙运之承接的其他工程工地上；3、虽然原告收到了中博公司开具的20万元转账支票，但该支票系被告孙运之指示姜洪渠交给原告的，而除了3张转账支票之外的已付货款都是由孙运之直接支付给原告，而非由中博公司支付，同时原告是与被告孙运之结算货款，而非与中博公司，因此上述证据不仅不能认定中博公司系买卖合同相对方，反而能够证明孙运之作为购货主体进行结算付款的事实；4、原告经办人蒋金祥曾在短信中问被告孙运之，在连云港工地挂靠的还是不是中博公司，可见原告明知被告孙运之和被告中博公司就南京某山庄工程之间是挂靠关系；5、原告主张孙运之代表中博公司向其采购，但未能提供其他证据，综上，被告孙运之并不具有以被告中博公司名义向原告采购的表象，原告也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信中博公司系购买方，原告主张姜洪渠和孙运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与被告中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被告姜洪渠系南京某山庄工程的内部承包人，也是涉案买卖合同向对方，应当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但一方面，被告中博公司和孙运之均陈述，姜洪渠是孙运之的雇员，按照孙运之的指示在其承建的某山庄工地负责收材料和现场管理，孙运之还向姜洪渠出具了工资欠条；另一方面，从中博公司处承接某山庄工地工程、指示原告供货数量和地点、向原告支付货款、与原告协商付款事宜的主体均系被告孙运之，而非姜洪渠，虽然姜洪渠在部分送货单和购销合同上有签字，也向�告出具的对账单，但姜洪渠均未以自己名义，而是以孙运之的名义行事，因此与原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应当为被告孙运之，而非被告姜洪渠，姜洪渠仅系孙运之的雇员。原告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孙运之向原告采购电线并签订了购销合同，虽然原告和被告孙运之均陈述该购销合同系供货后补签，但购销合同均系原告与被告孙运之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实际签订日期是否与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一致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现被告孙运之经与原告核算后于2014年7月24日向原告出具对账单，确认原告所供电线款总额为1356393.09元（不含税），被告孙运之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电线款1492032元（1356393.09元＋1356393.09元×10%税金），现其仅支付了1042000元，扣除原告主张的退货款11186元以及庭审中双方认可的应退货款1029元，被告孙运之尚欠原告货款437817元（1492032元-1042000元-11186元-1029元）。原告主张依据购销合同第八条约定，需方未按约付款则单价为第一条约定的1.3倍计算，故涉案总货款为1356393.09元×1.3×1.1=1939641元，但本院认为，购销合同第八条的约定在需方违约情况下对价格上浮30%，即需方违约时应当多支付30%货款的金额，该条款应属于双方对违约金的约定而非对合同价款调整进行的约定，故对于原告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孙运之辩称双方约定采购货物不开票，不需要支付税金，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原告不予认可，该答辩主张也不符合日常交易惯例和法律规定，故本院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信。被告孙运之、姜洪渠还辩称原告出具的购货单位为“中博建设麒麟门工地孙运之”的《电线销货清单》中2013年7月11日与2013年7月12日销售的6卷BV16、3卷BV16双、54卷BV10、25卷BV10双型号的电线系重复计算，但被告在向原告出具对账单时并未注明有重复计算的情况，现其也仅提供了2013年7月11日的送货单，未能提供2013年7月12日的送货单，故无法据此认定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因此对于被告上述辩称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购销合同约定，所有余款在每年春节前付清，但原告实际供货至2014年1月16日，双方最终结算货款时间为2014年7月24日，故货款结算完毕后被告孙运之应当及时支付货款，但其至今尚欠部分货款未付，故被告孙运之除了应当支付所欠货款外，还应当自2014年7月25日起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现原告诉请要求按照单价1.3倍计算货款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主张迟延付款利息，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本院依法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关于律师代理费的问题，因购销合同第十一条明确约定，如被告违约，应当承担原告全部费用（包括律师费用），现原告已经为本案诉讼支付了律师代理费4万元，依约应当由被告孙运之承担，但原告主张律师代理费过高，且其起诉要求的货款金额远远超过被告实际欠付货款金额，故本院酌情确定由被告孙运之承担律师费2万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运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江苏太湖电缆有限公司南京销售中心货款43781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4年7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4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被告孙运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江苏太湖电缆有限公司南京销售中心律师代理费2万元；三，驳回原告江苏太湖电缆有限公司南京销售中心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13064元，由原告江苏太湖电缆有限公司南京销售中心负担6608元，被告孙运之负担6456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葛鹤洲人民陪审员  何淑萍人民陪审员  高益群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臧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