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91民初332号原告：中国某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负责人：李某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生，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婷，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敦某全球货运物流（香港）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葵涌葵昌路xx号九龙贸易中心。代表人：司马某，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宁，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某，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本院于2017年2月4日受理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移送管辖的原告中国某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某某财险）诉被告敦某全球货运物流（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某香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按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某某财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生、敦某香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宁、文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某某财险提出下列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敦某香港公司赔偿某某财险因货物损坏造成的损失人民币31630.09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4年7月22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敦某香港公司付清所有赔款之日。若超过法院作出的判决书、调解书或裁定书上规定的付款期限，逾期部分应加倍支付利息）；2.判令敦某香港公司承担受理费、保全费（如有）、翻译费（如有）等全部法院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2月，某某财险的被保险人惠州比某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比某某公司）进口一批扬声器，委托敦某香港公司空运运输65件扬声器，从奥地利维也纳经香港运往惠州。敦某香港公司签发了9Y64257号空运单。2014年2月21日，货物到达目的地，发现其中3件货物因挤压受损，以致丧失使用功能。事故造成惠州比某某公司损失人民币37810.79元。2014年7月21日某某财险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向惠州比某某公司支付保险金人民币31630.09元，依法取得了代位追偿权。敦某香港公司作为奥地利至香港的空运承运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敦某香港公司答辩认为：一、敦某香港公司并未签发9Y64257号空运单，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惠州比某某公司在敦某香港公司告知货物在香港机场受损的情况下，明确拒绝对货物状况进行公估，同意接收有瑕疵的货物并指示继续送货，敦某香港公司不应对该货物的损失承担责任。三、涉案货物于空运期间发生损害，惠州比某某公司或其香港贷代永杰物流未实际向空运承运人提出异议，依据《蒙特利尔公约》已丧失向空运承运人主张赔偿责任的权利；四、某某财险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某某财险就涉案货物的损失承担了保险责任从而取得了代位求偿权；五、惠州比某某公司于2014年7月7日向某某财险出具权益转让书，某某财险与该权益转让书有关的代位求偿权已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请求驳回某某财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存卷宗佐证。本院查明无争议事实如下：比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敦某香港公司（乙方）于2013年6月1日签订了一份国际货运合同，比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敦某香港公司承办/代理进出口货运业务等事宜。合同第一条“委托范围及要求中第1条“委托范围”中约定的运输范围为：“香港地区进出口物流操作”和“华南地区进出口物流操作”。在该合同第一条第2条委托要求的第4）项规定：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把托运的货物安全无损地运输到指定目的地。乙方应在接到甲方的要求后，及时预订舱位，安排拖车、拼箱装箱及装船等，并签发相关运输单证；在货物到达指定港口后，及时通知收货人进行收货，并要求收货人回签收货凭证等。第6）项规定：“乙方应保证货物在乙方承办/代理货运期间（即从接收货物之时起至交付货物至指定收货人时止）的安全，如甲方货物在该段期间因运输、仓储搬运过程中遭受损坏或短缺的，依照本合同及其附件的相关规定执行。在该合同第二条“进口”部分的第1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中的第2）项规定：在货物由甲方国外供货商发货前，甲方负责将其国外供货商发货数据和联系人信息提供给乙方，由乙方指定的国外代理代表乙方负责与甲方国外供货商取得联系并与其协调取货方式。第4）项约定：甲方指定的发货人有责任按照国际贸易条件将货物送到乙方的指定地点，或者由乙方委托其国外代理上门提货。在该条第2款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中第4）项约定：乙方在提货或者接货时若发现货物外包装情况异常，应立即通知甲方，并拍照留存，按甲方的意见采取处理措施，必要时协助甲方办理商检和索赔事宜，乙方未通知甲方的，视为货物在交给乙方时外包装良好。第5）项约定：乙方应保证货物在乙方承办或者代理货运业务期间（即自乙方从甲方发货人处接收货物起至将货物交付给甲方时止）的安全，防止货物在运输、仓储、搬运等过程中受损或遗失。该合同同时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该合同的附件中列明的该合同适用的关联公司中包括了本案的惠州比某某公司。惠州比某某公司的海外客户奥地利某某电子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12日从奥地利维也纳空运一批电子产品到香港，该批货物的装箱单注明贸易术语为“FCADHLVIENA”运输方式为“DHLGLOBAL”，空运单号为VIE9Y64257。承运人名称和地址为：敦某全球货运有限公司（GLOBALFORWARDING），维也纳（VIE）。在运单所付的海关发票中的贸易术语一栏中记载为：FCADHL奥地利。2014年2月21日，敦某香港公司的员工发出邮件称：“空运主单号06581478014、分单号为9Y64257、航班号SV984运输的货物中3件挤压受损，请惠州比某某公司尽快决定是否需要安排一次公开检验，如果决定不进行检验，敦某香港公司将从机场取回货物，并不对货物自离开机场以后产生的任何损失和/或损坏负责。在上述邮件中，敦某香港公司特意将“损失和/或损坏”部分用加黑的字体显示。2014年2月21日，比某某公司的员工王圆回复“该票货物紧急，所以我们不安排做公估。请继续派送，谢谢”。惠州比某某公司在收到货物后对收货情况描述为：“来料箱子破损，影响产品性能”，评审结果为“运输造成不良，有品质风险，拒绝上线使用，由物流处理。”2014年3月31日，惠州比某某公司将19500PCS的插件扬声器以单价人民币0.12元的价格作货损处理给了深圳鑫某某电子有限公司，得款人民币3120元。2014年7月11日，惠州比某某公司向“DHL深圳分公司”寄交了一份致敦某香港公司发出索赔函，称敦某香港公司接受委托，将货物SAP为150633的扬声器由维也纳经香港。2014年2月28日，该批货物在香港因挤压导致货物部分损失，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7810.79元，货物残值为人民币3120元，要求敦某香港公司协助善后事宜。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某某财险是否对本案承运的货物向惠州比某某公司承保某某财险在本案中提交了保险单、支付保险赔偿金的银行水单以及惠州比某某公司出具的权益转让书，这三份证据内容相互印证，可以形成证据链，对于某某财险对本案所涉及的货物承保并赔偿的相应事实进行证实。敦某香港公司提出“保险单中没有某某财险的盖章”、“权益转让书发生在银行水单之前”以及“保险单与权益转让书中列明的保险单号不一致等”等异议。某某财险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即某某财险与比亚公司之前签署了一揽子保险协议，在此之下，就相应的货物再分别出具具体的保险单。同时惠州比某某公司在先出具了权益转让书之后，某某财险再支付保险赔偿金并不违背常理。因此，本院对被告的异议不予采信。本院认定某某财险就本案运输的货物向惠州比某某公司承保，且已经支付了保险赔偿金人民币31630.09元。二、比某某股份有限公司与敦某香港公司之间于2013年6月1日签订的国际货运合同是否包括了合同第14-18页的附件B：“价格协议”某某财险提供的国际货运合同的前13页与敦某香港公司提供的国际货运合同的前13页内容一致，双方没有争议。但在敦某香港公司提供的合同中还包括了14-18页的内容。某某财险对此提出异议。由于敦某香港公司提供了合同的原件，本院要求某某财险提供该合同的原件以供核对，某某财险在合理期间内未能提供。故本院采信敦某香港公司的意见，该合同包括了上述附件B。上述附件B价格协议的内容为双方对“从香港到台北”的空运运费的价格协议。本院认为：敦某香港公司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系涉港的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因此，对于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合同关系，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在本案所涉运输合同中，双方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某某财险支付保险金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敦某香港公司可以以其对惠州比某某公司的抗辩理由对某某财险在本案中的请求进行抗辩。敦某香港公司辩称某某财险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某某财险支付保险费的时间为2014年7月21日，获得权益转让书的时间是2014年3月4日，某某财险向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的时间是2015年8月3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某某财险起诉敦某香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应该举证证明本案所涉货损发生在敦某香港公司承运期间。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敦某香港公司在香港机场收到该批货物时即已经发现在货物受损，并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了惠州比某某公司。由此可以认定货物损失是发生在货物从维也纳至香港的空运途中。某某财险应该提供证据证明该段运输的承运人是香港敦某公司或者是香港敦某公司安排的其他主体。但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该段航程的承运人可能系“DHL全球”或者“DHL维也纳”。究竟是谁委托上述承运人进行运输的，某某财险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反从比某某股份有限公司与敦某香港公司的国际货运合同来看，敦某香港公司负责的是在香港的进出口业务以及华南地区的运输业务。该合同所附的价格协议也只有香港至台北的空运价格协议。不能证明与本案从维也纳至香港的空运有关。为了查明事实，本院要求某某财险补充提供上述运程的运费支付情况、托运情况方面的证据，某某财险亦未能提供。综上，某某财险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货损发生的空运过程是由敦某香港公司承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某某财险起诉敦某香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还应当对发生损失的具体后果进行证明。这里所说的具体后果是指双方认可的、或者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合理的损失后果。本案的证据可以证明相应的货物在运送到香港空运机场时发生破损，但损坏结果如何，具体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并不确定。某某财险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损失是惠州比某某公司在收到货物后，自行对货物进行检验处理的结果。从商业惯例和理性的商事主体的合理做法来讲，收货人在收货时发生货损时应及时对货物进行检验，并安排相应的鉴定或者公估机构确定损失，以避免纠纷的发生。本案敦某香港公司在香港机场发现货物损坏之后，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了惠州比某某公司，并提出安排货物检验或者公证，同时，还声明如果不安排检验或者公证确定损失，敦某香港公司不对此后的损失负责。为了提醒对方的注意，敦某香港公司还特意将相应的字体用区别于其他字体的黑体字显示。敦某香港公司的做法符合合同的约定，也符合商业交易的惯例。惠州比某某公司在明知货物受损的情况下，明确回复无须公证检验，要求继续送货。惠州比某某公司的做法导致货物的损失在当时无法以合理、公正的方式予以确定，从而引发争议。如果在实践中支持惠州比某某公司这种当场自愿不检验，事后却自行核定损失并要求赔偿的做法，不但在本案中对于敦某香港公司不公平（比如敦某香港公司投了相应的保险，如果现场公估，则可能获得保险赔偿，如果不公估，则可能被保险拒赔），而且从更大的指引或者规范商事行为的层面来讲，也不利于公平、公正的商事交易规则的形成，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因此，惠州比某某公司的做法，从诚实信用的原则出发，应视为其自愿接受了敦某香港公司的声明。综上，某某财险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相应的货运主体、也不能证明损失的具体后果（金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原告中国某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1元由原告中国某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中国某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被告敦某全球货运物流（香港）有限公司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长勇人民陪审员  周 洁人民陪审员  刘 劼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袁天园书 记 员  詹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