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鄂01刑终1406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某，男，1977年10月28日出生于安徽省凤台县，汉族，小学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凤台县。2016年4月9日因涉嫌拐骗儿童被抓获，同月13日因涉嫌犯拐骗儿童罪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某犯拐骗儿童罪一案，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2016）鄂0106刑初75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张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某于2016年2月20日19时许，在贵州省安顺市火车站，见幼女彭某1（12岁）独自待在此处，便主动上前搭讪，在得知彭某1欲寻找其离家的母亲之后，便谎称认识彭某1的母亲，继而以带其到武汉找母亲相引诱，将彭某1从贵州省安顺市骗至湖北省武汉市。同年2月22日12时许，被告人张某欲将彭某1带往上海，彭某1疑心受骗便寻机逃离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南站派出所出具的归案情况说明及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中南路街中南路派出所出具的破案经过。证明被告人张某被抓获的经过及本案的破获情况。
2、物证：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明扣押了被告人张某给被害人彭某1的手机1部。
3、书证：
（1）被告人张某的户籍材料。证明被告人张某的身份情况。
（2）上海铁路公安处看守所出具的出所登记表。证明被告人张某因涉嫌拐卖妇女、儿童案于2016年4月9日至2016年4月13日被临时羁押于上海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3）被害人的户籍材料。证明被害人出生日期为2003年7月9日，案发时系不满14周岁的儿童。
（4）被害人母亲手机短信截图。证明被害人的母亲并不认识被告人张某。
（5）武汉市国内旅客住宿登记单。证明被告人张某在武汉的住宿情况，被告人张某与被害人住的是同一间房间。
4、证人证言:
（1）证人彭某2的证言：我是被害人的父亲，我女儿今年12周岁。农历正月十三，我女儿留了一张纸条，然后就不见了。我和亲戚找了她所有玩的好的同学，都没找到。我们实在找不到，只好报警了。直到昨天（2016年2月24日）我们接到通知我女儿被人带到武汉去了。我女儿写的那张纸条内容大概是她跟弟弟妹妹发生了矛盾，不开心，要去找妈妈，我弟弟怕我伤心，就把纸条撕掉了。我女儿的母亲叫莫某,4，今年33岁，贵州人，我跟莫某,4已经分开了七、八年了。除了2012年我带女儿到杭州去找她妈妈玩，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见过她妈妈。莫某,4当年在宁波打工，后来就不知道去哪了。你们出示的照片（被告人张某的照片）上的这个人我不认识，莫某,4是否认识我不清楚。我在武汉没有亲戚或者朋友。我和女儿关系一般，不是很贴心，女儿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跟我一起生活不到一年。女儿要去找妈妈具体的原因我不是很清楚。
（2）证人莫某,4的证言：我与被害人是母女关系。你们出示的照片（被告人张某的照片）上的这个人我不认识。我的亲人中也没有谁认识照片中的这个男子，照片中的男子将我女儿带到武汉没有经过我同意，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联系过。
（3）证人周某的证言：我是开小旅馆的，我的旅馆的位置在武昌区宏基社区的一栋两层房屋。2016年2月21日23时许，我在武昌火车站售票厅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带着一名10多岁的小女孩。我问男子是否需要住宿，他说要住宿，于是我就带着他们到我的旅馆里，他要求住二楼的一间小房间，房费为30元，他交了钱，并填了一张登记单我就让他们进去了。2016年2月22日12时许，他们的房子到期了，我就去他们的房间催他们退房，催了三遍，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在一楼洗碗，我听见二楼楼梯有响声，我洗完碗后，就上二楼，发现屋内的人已经走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那名男子是40岁左右，头发略长，身高170cm左右，穿着军绿色的夹袄，背着一个很旧的双肩包，双手里提着塑料袋。他登记了姓名“张某”，地址“安徽凤台县”。我可以向公安机关提供他的登记单。他曾提到过小女孩是他的女儿，当时小女孩没有说话，我一直以为小女孩是他的女儿。小女孩一直跟着那名男子，我接触那名男子和小女孩期间，男子没有对小女孩进行打骂，一路上小女孩也没有说话，那名男子是2016年2月22日12时30左右离开的，当时我在洗碗并没有亲眼看到男子离开的过程，他们是否一起离开我不清楚。那名小女孩大约10岁左右，很瘦，上身穿着暗黄色旧衣服，下身穿着牛仔裤，小女孩一直没说过话，我没发觉她想向外求救。那名男子说过他买了2016年2月22日下午8点的火车票，当时在售票厅里，他还说过帮小女孩补过一张半票。我没有发现他威胁过小女孩。
5、被害人彭某1的报案材料及陈述：
我是2003年7月9日出生的，是贵州人。2016年2月20日晚上，我去贵州省安顺市火车站找我妈妈莫某,4，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走到我身边问我“小朋友你要去哪里？”，我说要去找我妈妈，他又问我爸爸妈妈的名字，我告诉了他，他听到后说认识我妈妈，而且知道我的妈妈就在武汉，说要先带我去吃点东西，然后再去武汉找我妈妈。我当时问他是否真的认识我妈妈，他说是的，我就没有多想，以为是真的，就跟着他一起走了。我们在火车站附近吃了粉，之后他给我买了火车票，结果没买到，他就直接用他的身份证把我带进了火车站。2月21日凌晨3时许，我们就一起坐上了去武汉的火车。2月22日凌晨0时许，我们到了武汉，从出站口出来后，他就买了两张去上海的火车票。到武汉后，他没有提出过带我去找妈妈，也没有跟我妈妈联系过。他说我妈妈在武汉，又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我就怀疑他可能把我骗去上海卖掉，但是当时天太晚了，路上又没有多少人，由于害怕我就跟着他走了，我打算白天再伺机逃跑到公安局。之后一位阿姨来我们身边带我们去了火车站附近的一个私人小旅馆，阿姨带我们进了二楼一间房内，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房间，之后阿姨就走了。晚上我和那名男子睡在一张小床上，他睡床头，我睡床尾。他让我脱衣服睡觉，我说我不脱，他就没有再要求我了。后来他还用家乡话和我讲了好多话，但是我一句也没有听懂，过了没多久我们就都睡了。早上起来后我就让他带我去公安局帮我找妈妈，他说先吃饭再带我去公安局，我们在旅馆门口吃了早饭，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二楼的房间。他对去公安局的事情一直没有提，我就吵着要去公安局找妈妈，他反对，就一直拦在门口不让我出去。他是用身体挡在门口不让我出去。他还说我要是不乖，他就不要我了，我说不要我，我就去公安局，之后我就哭了，他还是挡在门口不让我出去。我发现我实在出不了门，就放弃了，就在想其他的方法逃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我去公安局找我妈妈。我没有电话，我手上有一个他在安顺市火车站给我的黑色的直板手机，他将电话卡拔了。2月22日11时左右，阿姨来催我们退房，这时他开始收拾行李，收拾好行李后，我们就离开了房间，我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出了小旅馆后，我就在附近乱窜，他就一直跟着我，我们就这样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我看他离我有20米的距离，我就加快了步伐，在路边的一处花坛里藏了起来，他没有发现我，但是我能够看见他，他很慌张，快速往前走了过去。我就往反方向跑了大约5分钟，之后我就在街上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看到了一个公安派出所的指示牌，就进了派出所，把情况和警察叔叔反映了。
我家在贵州，八年前我妈妈离开家里，六年前她偷偷回来看了我。二年前，我、弟弟和爸爸一起到杭州西湖玩，爸爸给妈妈打了电话，妈妈就过来接我，我和妈妈在一起两个星期后，妈妈又把我送回去了。我是一个人去安顺市火车站找我妈妈的。因为我爸爸病了，我想找妈妈要点钱给爸爸看病，我想先到火车站，然后找警察叔叔帮忙找妈妈。可是我在火车站附近没有找到公安局，于是我就在火车站找了个位置坐下准备睡一觉再继续找公安局，之后就遇到了那名中年男子。他40岁左右，身高170cm，中等身材，脖子上围着一条白红相间围巾，上身穿一件灰白色的上衣，一手提着一个背包，一个手拿着一个塑料袋，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他一路上没有打骂我，也没有用言语恐吓过我。在来武汉的火车上，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到武汉后他买了两张去上海的火车票我就感觉不对，但是当时天特别黑，路上没有什么人，我就还是跟着他。2016年2月22日，早上起床后，我就要求他带我去公安局找妈妈，但是被他拦住不让我出门。那名男子和我在一起期间，没有对我动过手脚，只是碰过我肩膀，隔着衣服。
6、对案照片。证明被害人带公安民警指认被告人张某带其来武汉后居住的旅馆及旅馆内的情况。
7、辨认笔录。经被害人辨认，被告人张某是带其来武汉的人；经旅馆老板周某辨认，被告人张某是带小女孩来店住宿的男子。
8、视听资料（监控录像及视频截图）。证明被告人张某带着被害人在安顺火车站过安检及在武汉住宿的情况。
9、被告人张某的供述与辩解：
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安徽省凤台县。2016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7时许，我到安顺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去上海，但是没有买到直达上海的火车票，于是我就买了一张去武昌的票准备在武昌转车去上海。买完票后我在火车站附近吃点东西。大约20时许，我在等车时看到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我就主动上去问她吃饭了没有，她没回答，我又问她的爸爸妈妈，她回答说妈妈跑了，爸爸不管她，她想去找妈妈。我又问她妈妈去哪了，她说不知道。我想带小女孩去上海，就没有找警察，我就说先找个工作，再去找妈妈，之后她就跟我一起来武昌了。当时进站的时候，检票员不让小女孩进去，说她没买票，我就说她是个小孩子，检票员说到车上再补票。我说她是小孩的意思不是说她是我的孩子，而是说她是我的妹妹。我之前跟小女孩交代过，如果别人问起来，让她说是我的妹妹，我当时问她，她没有做声，我就当她默认了。进站之后半个小时左右，我就带着小女孩上了开往武昌的火车。在火车上，列车员检票的时候让我给那个小女孩补了一张80元去武昌的半票，第二天晚上22时许，我们在武昌火车站下车了。出站时一个女性找到我们，问我们是否住店，我说住，跟她还价之后，约定30元人民币住一间房。她就带着我们去一家小旅店，我带着小女孩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小女孩说想妈妈了，并哭着跟我说不要去上海了，妈妈不在上海，她要走，我就将她拦住，说吃了饭再走。她说不去了，要去派出所。我说我也不知道派出所在哪。后来她让我跟她一起去派出所我同意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附近的派出所在哪，也没有向别人打听。小女孩扭头就走，我跟在她后面，在大街上走了一段距离，我就找不到小女孩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跑，她说要走，我就只是跟在她后面。之后我去了武昌火车站，将两张去上海的火车票退了，并买了一张去浙江义乌的火车票。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原来在义乌打工的工厂，在义乌待了两三天，我越想越不对劲，又买了回武昌的火车票回了武昌，想再找一找那个女孩。回武昌后，待了两天没有找到小女孩，我又去杭州打工，在杭州市待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回到了安徽省凤台县，在凤台待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又去了上海，在上海打工了几天，又去找我弟弟，在他那里待了几天。2016年4月9日我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南火车站时被警察抓了。
我之所以带小女孩去上海，是想维持她的生存，等她成年之后，如果她愿意就让她跟我结婚生子。我在上海的收入基本能维持生活。我带小女孩来武汉的路上没有限制她的自由，带她去住旅店的时候没有侵害她。她家在贵州，但是她说父亲对她不好，她跑出来了，所以我不想送她回家。在安顺火车站时，我怕她无聊，将手机给她玩，给她之前把SIM卡下了。我打算如果她不愿意在上海工作赚钱，我就自己养活他，我不会将小女孩交给他人抚养，也不会将小女孩卖掉赚钱。我在火车上问过她年龄，是我自己提出要求给她买半价票，她从贵州到武昌，从武昌到上海的票都是半票，我不知道什么人可以买半票，我的想法是节约钱，我是一个成年人，我自己就没有买半票。
原审认为，被告人张某采取欺骗手段，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张某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上诉人张某的上诉理由：原审认定的部分事实不属实，其没有拐骗儿童；原判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20日19时许，上诉人张某在贵州省安顺市火车站，见幼女彭某1（12岁）独自一人待在此处，便主动上前搭讪，在得知彭某1欲寻找其离家的母亲之后，便谎称认识彭某1的母亲，继而以带其到武汉找母亲相引诱，将彭某1从贵州省安顺市骗至湖北省武汉市。同年2月22日12时许，上诉人张某欲将彭某1带往上海，彭某1疑心受骗便寻机逃离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二审审核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张某诉称原审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其没有拐骗儿童的上诉理由。经查，被害人彭某1的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上诉人张某在安顺火车站看见10多岁的被害人一人独处时，便主动上前搭讪，后谎称认识被害人母亲，可带其到武汉寻找而将被害人从某哄骗至武汉市，并欲将被害人带至上海市,致使不满14周岁的被害人脱离家庭的事实成立，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上诉人张某的行为符合拐骗儿童的犯罪构成，原审定罪准确。上诉人张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某采取欺骗手段，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原审根据上诉人张某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对其判处刑罚适当，上诉人张某诉称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 艳
审判员 杨 毅
审判员 郑雄文
二○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