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3民终8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来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民主南路148号。
负责人：崔旭，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梅，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立英，女，1968年2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保忠，江苏青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来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7层1-713室。
法定代表人：刘敏，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北京来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来人徐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立英、原审被告北京来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人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7）苏0303民初4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来人徐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红梅，被上诉人宋立英的委托代理人刘保忠到庭参加诉讼活动，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来人徐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是中介服务关系，上诉人仅提供服务信息，收取信息费，双方并非劳动关系，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是《来人到家服务协议》即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一点，明确约定上诉人仅为被上诉人提供信息推广服务，不涉及其他劳动关系实质内容。在整个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并不对被上诉人进行考勤，也不要求被上诉人遵守上诉人的劳动规章制度。二、上诉人在微信群发布的并非劳动规章制度而是合作协议的约定要求，而且这些要求符合常理及双方的合作宗旨，最后也并未对上诉人包括其他服务商进行过任何处罚。1、关于《来人到家服务协议》第三条第2条、第3条的事先约定“合作方即服务商需要满足事先约定的上诉人发布的产品及服务要求、服务标准及服务规范，准时提供协议约定的服务达成合作目标”、“一方同意在开展合作时，以仔细阅读相关内容并承诺严格遵守。”上诉人认为，这样的约定只是为双方合作设定目标，是双方的合作规范，双方对服务质量、标准、规范进行事先约定，是理所当然的，并非规章制度。在被上诉人的服务不能达到上述约定时，上诉人认为按照事先约定的内容予以执行即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行为所导致的损失，予以返工并无过错。2、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人证言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关某。证人没有到庭核实身份、接受质询，一审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3、上诉人在微信群里发布的所谓罚款仅是虚张声势，上诉人并未进行任何处罚。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中也有上诉人的一些管理人员或者一般工作人员说的关于“全勤奖”，但是上诉人根本没有全勤奖这一制度。另，在《来人到家服务协议》第六条第1.2点约定，服务商在服务期间不应当无故拒绝服务请求，依照合作诚信原则，供应商不接单也应当告知上诉人，以便上诉人作其他合理安排。故存在请假一说。但上诉人强调，供应商每人都有其供应商APP，供应商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接单或者拒单，不接单也不会有任何处罚。三、被上诉人所获得报酬是由客户及雇主所支付的服务费，而且供应商是其服务的完全的受益者，上诉人在其中仅收取少量信息提供费，没有其他收益。1、上诉人APP上标注的原价虽高，但实付价格才是真正的成交价，任何人均可以通过APP下单的方式予以查明，请法庭予以核实。2、对外出售的副卡虽然标注200元4小时，但是事实上交易价格为70-80元左右，即平均17.5元/每小时，而其中支付给供应商的便有15元/小时，上诉人提交了客户购卡人的证人证言，提请原审法院审查该收入的分配方式，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审查。可见，上诉人只是收取信息服务费，收益受益人是供应商，这也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作模式。在上诉人仅收取极少信息费的情况下，而将工伤赔偿责任归责上诉人承担，有失公平。综上，上诉人仅是利用网络平台，发挥中介作用，双方仅是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
被上诉人宋立英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虽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三鼎家政服务协议》而非劳动合同，但这只是上诉人为了规避其用工风险的一种方式，并不能掩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被上诉人2016年5月在铜牛劳务市场找工作时，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将其带到上诉人的办公场所，面试后录用，培训后上岗，并于入职时签订了上述服务协议，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一般流程。上诉人并没有明确详细告知所签的是什么协议，被上诉人也没有真正阅读理解服务协议的内容，只是基于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以为签了字就可以上岗工作，直至出现工伤以后，被上诉人还认为当初入职时签订的就是劳动合同。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基于管理者的优势地位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而是签订《服务协议》，其目的就是规避上诉人应承担的劳动法义务。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过程中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一直强调其提供的只是中介服务，众所周知，中介方仅能以自己的名义居中介绍，传达委托人双方的意思，起牵线搭桥，促成双方达成意向的作用。但纵观本案，被上诉人经过上诉人的招录，既接受上诉人进行的日常考勤、安排任务等劳动管理，也必须遵守上诉人的劳动规章制度，接受其指挥和监管，劳动行为已经发生，被上诉人（劳动者）与上诉人（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关系已经形成，双方当然形成劳动关系。二、上诉人的运营模式是上诉人通过其网络、客户端等发布各类产品及服务规则等信息，外部客户通过网络平台等方式下单购买其服务，上诉人再将订单安排给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各服务商，由被上诉人等根据订单信息和上诉人的安排到客户家服务。被上诉人等服务商并非以个人名义提供家政服务，上诉人为所有的服务商发放统一的服装和劳动用品、上岗证等，并提供劳动工具，客户也有理由相信为之服务的就是上诉人指派的员工。（详见一审中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第八组证据、第九组证据等）1、上诉人为了企业运营和管理的需要，建立了《徐州来人到家公司群》、《来人工资核对群》等微信群。除工时上报、会议通知等内容之外，上诉人企业内部的各类通知以及工作安排、文件精神、人事变动、奖惩情况、劳动管理规章制度等均在群里发布至各位员工知晓，并按章行事。（详见一审中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第六组证据）2、上诉人签约的每一笔订单，服务内容、服务价格、服务地点等都是由其和客户协商签订，只需双方合意无需被上诉人的介入即可成交。家政费用也是由客户支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并没有参与和客户的订单磋商，只是被动地执行订单任务。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指派或者安排从事每一天的具体工作，还要接受上诉人对工作量、服务质量等验收考核。上诉人的总公司也会定期回访客户，并根据反馈、评价情况对被上诉人等服务商进行处罚。（详见一审中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第六组证据、第九组证据）。上诉人在上诉状第1页，事实与理由二称：判决书认定“被上诉人需要遵循的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约定，而是上诉人随时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在工作上需要接受上诉人的安排和指挥，在地位上具有从属性”，上诉人认为该认定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认为，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对其所从事的与公司经营范围一致的行为应认定为履行职务而非个人行为。根据证人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看出，被上诉人听从上诉人的工作安排，按照上诉人的服务标准、服务规范开展工作，工资按件计算，接受相应奖惩措施，接受考勤管理、不上班需请假报备，有投诉就处罚等等，以上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实际接受着上诉人的管理、指挥和监督。所有的家政服务订单，都是客户和上诉人协商签约之后，再安排被上诉人等完成订单内容，并非经过上诉人的中介之后，由被上诉人和客户达成服务意向。在每一笔订单服务的过程中，客户是基于对上诉人的服务宣传、企业形象等产生信任而签约，并有理由相信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就是上诉人单位指派的员工。如果客户对服务质量、服务效果不满意，会投诉反映给上诉人，再由上诉人安排人员予以返工，并根据管理制度对服务人员进行处罚，所以需要向客户保证服务效果的是上诉人而非被上诉人。3、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了证人证言两份，均是被上诉人的同事关于接受上诉人对其进行劳动管理的事实证明。被上诉人认为，相关证人是上诉人的员工，与被上诉人并无利害关系，上诉人虽有异议，但无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可以将其与其他证据相佐证，并综合全案情况确认其证明力。4、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证据与事实能够相互得到印证。上诉人为了加强管理，对被上诉人等服务商进行严格的考勤、考核，并设立全勤奖和考核处罚制度等。如：对召开的服务商会议，如果没有准时到达，则不计考勤，并按旷工处理；还有诸如：“不请假公司正常派单，派单必须服务。拒单直接按照公司制度处理，一次50元！”等等。（详见一审中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等）。以上足以证明，服务商接受着上诉人的劳动规章制度管理。（本次庭审中，被上诉人还将提供部分证据，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的劳动安排以及考勤等管理的事实）三、每一单家政服务的内容和价格都是由上诉人和客户协商约定，服务费支付给上诉人。另外，没有家政订单任务时，被上诉人就根据上诉人的安排去市区各小区派发宣传卡片，推销服务福卡等工作，并根据推销发卡的数量计算绩效。被上诉人每月的的工资收入，是由上诉人根据其工作量、提成标准，以及出勤情况、绩效考核、企业奖罚规定等综合计算以后，再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从事上诉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详见一审中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1、被上诉人的工资标准，是工时工资（15元/h）+全勤奖（200元）+好评奖（300元），再加上派发宣传卡片以及推销福卡的提成等，每月的工资由上诉人工作人员汇总审核以后，再通过银行工资卡支付给被上诉人。（详见二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2、上诉人在一审辩称：对外出售的福卡以及APP上标注的价格（200元购买4小时的家庭保洁一次），并不是实际交易价格，被上诉人的工资提成为每一小时15元，上诉人每一单收取的费用仅在2—5元，甚至负值亏损状态。（见一审庭审笔录第18页、第25页）。被上诉人认为，每一笔订单，被上诉人获得的工资提成是固定的，每一小时15元，但是上诉人获得的收益，根据其与客户协商销售的每一笔订单的价格而定。上诉人作为全国连锁的家政服务公司，销售定价是不会负值运营的，其福卡销售价格，符合家政市场的行情。上诉人的订单销售价格为每一单200元，每一小时50元，这也符合正常的市场家政价格和销售技巧。也可能上诉人基于抢占市场或者吸引客户等需要，调低订单销售价格，但即使在上诉人开展活动推销、量大优惠期间，其订单销售价格也在22.68元/小时—33.2元/小时之间。（详见二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三）。上诉人的经营利润和企业收益并非本案的讨论范围，只是从以上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所从事的是上诉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其劳动是上诉人业务的组成部分。四、上诉人是以招工的名义招录被上诉人等服务商进入公司，培训上岗、安排工作、支付报酬、日常管理等；被上诉人等服务商入职以后，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就是上诉人的员工，自己在为上诉人提供劳动，上诉人为自己支付报酬，上诉人就是自己的工作单位。（详见一审中原告提供的第十组证据等）。劳动关系成立的主观条件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达成一定的合意即用人单位认可劳动者是在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劳动者亦认可自己是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明显符合这一条件。并且被上诉人在工作中受伤以后，从被上诉人及其家人和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多次沟通交流中，上诉人北京来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原任总经理王文华和现任总经理崔旭、该公司行政人员于文文等，都在言语交流中很自然地认为上诉人宋立英就是上诉人单位的员工，其摔伤是在工作中受伤，属于工伤，上诉人应当对其进行报销医疗费用等赔偿，双方也多次对工伤赔偿问题进行过协商。（详见一审中原告提供的第九组证据，有大量录音证据予以证明）1、现场录音《2017.4.13下午2来人公司》中，现任总经理崔旭以及工作人员于文文，都认为被上诉人受伤当日的本次服务订单，是属于接私活，没经过公司同意。虽然被上诉人是公司的员工，但因为不是上诉人的指派，所以不能报工伤。言下之意，如果该订单是上诉人安排的，则可以申报工伤。2、现场录音《2017.4.25下午4:30来人公司》中，现任总经理崔旭：如果是她（于文文）派的，公司肯定会负责下去；你是公司员工，……公司明文规定如果你要是去哪，全部得公司同意；你不给公司说，为什么公司要给你每个月全勤奖；你作为一个公司的员工，你在公司上班，你为啥不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呢……等等。3、现场录音《来人公司王总录音》中，时任总经理王文华：就说像这误工费这些啥的正常属于工伤范围内的公司还是承担的；就是这些工伤补偿啥的。……工伤补偿里边是包含像这个误工费、包括说是期间的护理费啥的，都在工伤里边；你们是两个主体，你们对客户是一个主体，对公司是一个主体。咱对公司的话咱们主要说是工伤，主要是工伤……等等。一审中，还有大量证据，在此不再重复列举。判断双方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应该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规定进行判断，这是认定具有劳动关系的标准。本案中：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被上诉人经上诉人招录考核培训后上岗，在上诉人的安排下向上诉人提供劳动成果，该劳动是上诉人业务的组成部分，上诉人定时支付被上诉人劳动报酬；3、客户向上诉人购买服务，服务价格由上诉人确定，服务内容由被上诉人完成，但是服务效果由上诉人向客户保证；4、被上诉人必须遵守上诉人的考勤、考核、奖罚等劳动规章制度，在工作上需要接受上诉人的安排和指挥，在人身、经济上均对上诉人（用人单位）具有从属性、依赖性；5、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的劳动管理，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权利义务，双方形成的是固定的持续的用工关系。6、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特征，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关系特征。所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劳动关系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宋立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来人徐州分公司系来人公司的分公司，宋立英系来人徐州分公司的服务商，其平时主要工作内容为家庭保洁。来人徐州分公司给服务商配备了印有来人到家的工作服及提供保洁工具。宋立英上岗前需要经过来人徐州分公司的统一培训。
宋立英工作流程为来人徐州分公司在网络上接受客户的订单，再推送给宋立英。根据宋立英提供的证据显示，来人网络公司通过微信向宋立英指派工作。而来人徐州分公司称宋立英有自己的服务商APP，来人徐州分公司派单给宋立英后，其APP会接收到，宋立英可以选择接单或者不接单，在此之后来人徐州分公司还会微信确认宋立英是否接单。
对于宋立英的工作成果，徐州来人分公司会进行回访，若遭到客户投诉，则宋立英会受到处罚，宋立英提供一份“徐州来人到家公司群”微信截屏记录内容为：最近总部售后抓的严，每一条内容有问题的评价都会去亲自回访客户，各位师傅务必注意服务质量，走的时候跟客户要五星好评，现在总部的处罚都是200，罚款直接工资扣除不再通知分公司，请千万注意！翠湖御景一列总部处罚单已下，鼓楼晶典一列分公司正在处理终，开元四季一列差点被处罚。来人公司质证认为公司为了形象以及将来的发展，必然要维护自己的客户，所以希望每个服务商都能把工作做得最好，如果有差评，自然影响整体形象，会出现回访以及返工（由其他服务商进行），这样必然要出现返工费，支付给返工的服务商，这也是有扣款原因之一，并不是劳动方面的规章制度。
宋立英向法院提供一组来人公司、来人徐州分公司的规章制度，用于证明来人公司、来人徐州分公司对宋立英进行考勤和考核，宋立英接受来人徐州分公司的管理。其中来人徐州分公司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的《全第20170210号文件》载明：随着公司业务多渠道开展，客户预约服务逐步呈多种形态，为保障服务商的工资能够及时、准确的发放，现对考勤支付进行统一规范：1、订单类服务完成后服务商自行在app上点击“服务完成”；2、收卡类服务完成后服务商自行扫描下单，并告知运营部；3、服务完成后按照实际服务内容收取对应保洁券，于72小时内上交付公司经理处，分公司经理人于一周内交于总部运营。凡超期未报或者保洁券丢失一律不计考勤，损失由相关责任人承担。2017年3月13日作出的《全第20170313号文件》载明：为促进公司业务总体增长，保障业务量真实有效。即日起总部严查服务商私自借调业务量：凡发现私自借调者，服务商业务量及提成不计；借调双方当月业务量绩效按照未完成执行；并处罚所在公司经理人200元/例。凡举报者经公司落实后属实。奖励被举报人业务量及提成。2017年4月4日作出的《全第20170404号文件》载明2017年徐州服务商绩效标准：本月绩效目标5000元；奖励目标：本月个人累计业务量达到1万元，奖金100元；本月个人业务量累计达到1.5万元，奖金200元；本月个人业务量累计达到2.5万元，奖金500元。来人公司及其徐州分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20170210号文件中所说的一律不计考勤，实质上不存在考勤问题，该处所想表达的是不计服务费，事实上不存在考勤。20170313号文件，服务商私自借调业务量是违反双方约定的，所以有可能存在违反约定的违约金，只是行文是处罚。20170404号文件，为了营销需要所制定的制度，是鼓励服务商多接单，但是服务商不接单也不会存在处罚。
宋立英另提供证人证言两份用于证明2017年3月14日宋立英受伤当日，宋立英是接受来人徐州公司的安排前去事发地点工作及宋立英受来人公司及来人徐州公司的考勤、奖罚等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宋立英和同事吴爱花等服务商都受来人公司及其徐州分公司的劳动管理。其中吴爱花的证人证言系宋立英申请工伤认定时向工伤认定部门提交的，向法院提交的为复印件，内容为：本人于2017年3月14日上午10点半左右和宋立英师傅一起被公司安排在香榭兰亭B3栋2单元2402室做保洁工作。我当时正在二楼南面房间擦玻璃，而宋师傅在二楼北面房间擦柜子。这时客户叫我说宋师傅从楼梯口掉下去了，我听到后赶忙跑过去下一楼，看到宋师傅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右手满是鲜血，我立刻给公司领导打电话表明情况，公司领导叫我打电话叫救护车……。王庆玲、吴爱华、孔令秀的共同证言内容为：我愿意为宋立英证明，我们都是来人到家公司的员工，都受来人到家公司的管理，公司规定我们每天上午8:00准时到公司点名，下午6:00下班，中午12:00休息，中间有1-2小时的休息时间，公司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公司规定按时按量完成各项保洁工作，每月有全勤奖300元，接到客户投诉一次罚200元，并且不准私自接单，否则会受到处罚等。来人公司及其徐州分公司质证认为证言是伪证，其中有一个证明写明“公司规定我们上午8点准时到公司点名，6点下班，中午12点休息”，因为来人公司及徐州分公司是网络运营模式，很多时候客户是要求很早或很晚服务，服务商是可以随时接到来人公司及徐州分公司的服务信息，也可以随时去，有可能6点或8点时正在服务，不可能要求定点到某一地方点名，否则是一定会影响服务时间和效率的，故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
对于宋立英的报酬。宋立英陈述：没有工作任务的时候，每天根据来人公司及徐州分公司的时间要求早8点到公司考勤，然后由公司安排具体工作，主要是发宣传卡片，其他服务商也可证明。劳动报酬是保洁服务每小时15元，发宣传卡片每张0.1元，代金卡推销后按10%提成，如果全勤有300元全勤奖。还有好评奖，具体多少钱不清楚。工资就是由上述费用组成的。来人公司及徐州分公司陈述：客户向我们的网络平台支付费用，我们再按照家政服务协议约定按月结算给服务商。客户的实付费用减去服务商所得的服务费，是我们的信息收取费用，每单不超过5元，每单大约2-5元，有时是负值。
另认定事实：来人徐州分公司工商登记显示其经营范围及方式为：国内广告发布；软件开发；家庭服务；清洁服务（不含餐具消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7年6月22日宋立英向徐州市云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宋立英与来人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仲裁委员会经审查后，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徐云劳人仲不字[2017]第9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宋立英遂于2017年7月13日诉至法院。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宋立英撤回其对来人公司的起诉，经审查宋立英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建立劳动关系需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本案中，徐州来人分公司已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因此宋立英与来人徐州分公司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来人徐州分公司保洁服务的价格是由来人徐州分公司确定再向客户推销，客户通过网络向徐州来人分公司购买服务，在服务商的服务达不到客户标准时，来人徐州分公司需要另行安排服务商服务，即来人徐州分公司称的“返工”。需要向客户保证服务效果是来人徐州分公司而非宋立英，因此宋立英与客户之间形成的并非是雇佣关系，宋立英是向来人徐州分公司提供劳动，其工作内容属于来人徐州分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经营业务范围，是来人徐州分公司业务组成部分，来人徐州分公司定时支付宋立英劳动报酬。另，从宋立英提供的来人公司徐州分公司发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证人证言及来人公司的罚款行为来看，其对于服务商约束明显具有管理性质，宋立英需要遵循的并非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约定，而是徐州分公司随时提出的要求，宋立英在工作上需要接受徐州分公司的安排和指挥，在地位上具有从属性。综上，宋立英与来人徐州分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宋立英与北京来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上诉人2016年10月1日通知一份。证据来源：时任北京来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行政人员黄晓霞的微信记录。“通知要求：每天无单服务商于早上8点准时到分公司开晨会，要求着工装，带套装工具！”还有“同时各服务商务必按照公司规定执行，违者必纠！”证明被上诉人接受着上诉人的劳动管理，遵守上诉人的规章制度和奖罚规定。证据二，上诉人的企业内部文件《北京来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文件》全第20170301号。证据来源：时任北京来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云龙公司负责人吴经理的微信记录。该文件明确了保洁队长和服务商的工资标准，并规定服务商全勤奖的标准为每月200元。证明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的考勤等管理，所从事的是上诉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上诉人制定的工资标准、绩效考核标准适用于被上诉人。证据三，来人产品价格梯度。证据来源：微信群《徐州来人到家公司群》2017年3月15日上午10:56，时任总经理王文华发布。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客户一次性购买9800元客单，其优惠价格也需要90.7元/单，也就是每小时22.68元，而支付给上诉人的报酬是固定的每一小时15元。证明上诉人的主要业务组成不仅仅是信息的发布及提供，并不只是收取少量的信息费，而是通过其经营与管理，通过被上诉人等服务商提供的劳动，上诉人获得了较多的企业收益。以上三份证据均为打印件。
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黄晓霞是上诉人的行政人员，且刚看到手机上的记录也是黄晓霞通过个人对个人的方式发送给宋立英的，不能证明是代表上诉人的意愿。对于证据2，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吴先生是是上诉人的管理人员，也无法核实吴先生的真实姓名，手机上展示的群记录目前也仅仅只有一个人，并不清楚吴先生发该通知的对象是谁。对于证据3，对来人产品价格梯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另外，这仅仅是公司关于产品对外宣传和营销的一个价格，与本案的劳动关系无关。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最本质的法律特征是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报酬。具体体现有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从人身关系上讲，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从属性，即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二是从工作内容上讲，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三是从双方关系的稳定性讲，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并非临时性的。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的工作证、工作服、工作用具上，均标注有上诉人公司简称及网址；上诉人网站以上诉人的名义对被上诉人等服务商进行宣传；上诉人提供的电脑截屏订单管理记录显示，上诉人对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每一位服务商的每一笔服务进行管理和跟踪，并以此作为计薪基础；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发布管理通知的微信截屏以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均可证明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的日常考勤及奖惩管理。对第三方的责任承担上，尽管对内由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奖惩，但对外由上诉人对向第三方承担服务质量责任，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人身依附性上，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诉人的经营范围包括家政服务，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服务主要是家政服务，被上诉人的劳动是上诉人的经营组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用工关系相对稳定，并非被上诉人与第三方之间的临时关系，而是长期的固定的。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一审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
上诉人主张其为中介机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通过网络平台推送服务订单，上诉人只收取信息服务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为合作关系。本院认为，纵观上诉人的经营模式，即第三方通过上诉人的网络平台与上诉人签订服务合同，第三方直接向上诉人付费。由上诉人通过网络平台或服务APP向被上诉人推送其已经签订的订单内容，由被上诉人等服务商最终完成订单内容。尽管被上诉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接受或不接受上诉人推送的工作内容，但是被上诉人的劳动报酬是依据其接受并完成的工作任务量来确定的。因此，上诉人事实上是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对被上诉人的工作安排管理和监督，并非仅提供中介服务。在对外关系上由上诉人向第三方对被上诉人的服务质量负责。综上，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仅在线上进行工作内容管理，还对被上诉人进行线下管理，比如考勤、绩效考核、奖惩等。故，上诉人借助了网络的平台对被上诉人发挥管理作用，但并未实质上改变上诉人录用被上诉人完成其对外招揽的家政业务的用工关系，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北京来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伟巍
审 判 员 宋新河
审 判 员 孟 娟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曹 勇
书 记 员 陆滢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