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台商终字第5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岭市程阳冲件厂。
代表人：杨某。
委托代理人：梁勇恒。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
负责人：陈永赚。
委托代理人：周智敏。
上诉人温岭市程阳冲件厂（以下简称程阳厂）为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温岭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5）台椒商初字第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1年8月11日，原、被告签订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原告为台州辉丽防爆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丽公司）向被告借款等授信业务，提供最高债权额3900000元的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2011年8月11日起至2014年8月11日止。2011年8月15日，辉丽公司与被告签订一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约定被告为辉丽公司开具汇票金额总计6000000元的纸质银行承兑汇票，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约定。被告为辉丽公司开具了40份出票日期为2011年8月15日，到期日为2012年2月15日的承兑汇票。汇票到期后，辉丽公司未能及时还款，原告通过陈小红账户转入辉丽公司账户1500000元，并向有关机关报案。2013年8月9日，温岭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高军辉犯合同诈骗罪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温岭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3月5日作出（2013）台温刑初字第1306号刑事判决。罪犯高军辉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经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的（2014）浙台刑二终字第173号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维持原判。（2013）台温刑初字第1306号生效刑事判决书查明，2011年8月份，被告人高军辉因自身经济状况紧张，意欲骗取银行承兑汇票并贴现。同年8月15日，被告人高军辉出具自己伪造的销货单位为江苏省沐阳兴华铜业有限公司，购货单位为辉丽公司的购销合同，并通过网上购得六张虚假的江苏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签订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且由程阳厂负责人杨某与该银行签订担保最高债权额为3900000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为辉丽公司办理60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1年8月15日，到期日为2012年2月15日，并由辉丽公司按承兑汇票金额的50%即3000000元作为保证金存入交通银行。2011年8月15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为辉丽公司办理了40份总计金额为60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被告人高军辉取得银行承兑汇票后，将6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在市场上以5700000余元的价格贴现，并通过银联转账等方式，将此款用于归还个人借款约5300000余元。承兑汇票到期后，因被告人高军辉无法归还3000000元的敞口资金，由被害人杨某归还1500000元，由郑海鹰归还1500000元。（2013）台温刑初字第1306号生效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高军辉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八万元。二、被告人高军辉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并返还给被害人杨某。
原告程阳厂以辉丽公司在向被告交通银行温岭支行申请贷款过程中提交的资料系伪造，被告交通银行温岭支行存在对贷款申请资料审查不严的错误，导致原告程阳厂错误信任辉丽公司及被告交通银行温岭支行的专业风控能力，进而造成1500000元损失为由，于2015年6月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原、被告于2011年8月11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被告赔偿给原告经济损失1500000元。
被告交通银行温岭支行在原审中答辩称：一、生效的（2013）台温刑初字第1306号刑事判决针对原告的损失已作出处理，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作了规定：“……（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本案中，行为人已将诈骗所得的款项用于归还银行欠款，被告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能追缴，只能向行为人追缴。二、原、被告双方之间虽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原告并未为被保证人向被告履行保证责任，原告不享有追偿权。辉丽公司向被告交纳保证金3000000元后，被告按约为辉丽公司开具了40张票面总金额为6000000元的承兑汇票，汇票的到期日为2012年2月15日。承兑汇票到期后，被告于到期日即2月15日从辉丽公司保证金账户扣收了保证金3000000元，从辉丽公司的存款账户中扣收了19138元用于垫付票款，欠款金额为2980862元。到2012年2月20日被告对辉丽公司存款账户又扣收了2980862元的欠款本金和逾期5天的利息7452.16元，因开具承兑汇票而产生的债务至此全部结清。扣款后，辉丽公司存款账户中仍有余额11685.47元。被告是从辉丽公司账户中扣收了2988314.16元存款，并非原告代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况且，从转账凭证可以看出，1500000元的款项是陈小红转入辉丽公司账户，不是原告。三、原告如果作为保证人履行了代为还款责任也无权要求被告赔偿。首先，高军辉的犯罪行为不构成骗取票据罪，而是构成合同诈骗罪，且诈骗的对象是温岭市程阳冲件厂，不是被告，是骗取被害人承担保证责任，不是骗取银行票款，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认定。因此，主合同《开立承兑汇票合同》是有效合同。何况，根据《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本案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2.4条中明确作了特别约定：本合同效力独立于各主合同，任一主合同或其有关条款无效时均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对债务人在相应的主合同无效后应承担的返还责任或赔偿责任，保证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本案主合同即使无效，从合同也不因主合同无效而归于无效。四、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即便原告自愿代辉丽公司向被告偿还1500000元的行为，只要代为还款行为系自愿进行，就无权要求被告返还。其次，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主合同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手段致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才可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本案并不存在此种情形。《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应当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履行保证义务。五、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原告如果曾替债务人向被告还款1500000元，时间是在2012年2月20日。原告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为2年，即到2014年2月20日止，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订有《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合同约定的条件成就下，原告已为辉丽公司代偿1500000元，现因辉丽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军辉被确认犯合同诈骗罪，原告据此请求被告赔偿其代偿款1500000元。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原告是否对被告具有债的请求权，分析如下：债的发生基于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成因。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成因与本案事实不符，不作认证。合同之债系基于合同双方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约定，进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合同的约定是债发生的根据。本案原、被告双方虽有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但纵观合同全文，双方并无就本案发生的情形有过相关约定，即并无合同条款约束被告应当就本案情形向原告履行赔偿的义务。侵权之债系基于不法侵权行为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进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生效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罪犯高军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获取银行资金用以归还个人债务及消费，因承兑汇票合同到期而不能偿还银行债务，致使原告为其代偿1500000元的事实，高军辉侵害了担保人即原告的财产权益，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2014）浙台刑二终字第173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该案中，担保人杨某代替主债务人即被告人高军辉偿还了银行的债务后，就成为被告人高军辉的诈骗对象”。因此，侵害原告1500000元利益的不法侵权人应为案外人高军辉，而非本案被告。就本案标的损失，原告应当向高军辉进行追偿。刑事判决主文也判令“被告人高军辉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并返还给被害人杨某”。故被告相对于原告并不负有侵权之责，也无需承担侵权之债。因此，原告就本案标的提起的诉讼，不存在债的发生基础，并不具备债的请求权。其次，高军辉侵害担保人即原告的财产权益，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该事实并不导致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高军辉犯合同诈骗罪，欺骗原告为其提供保证担保，从而造成原告损失。高军辉并非骗取被告垫付的票款，故作为主合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有效，而且事实上该合同也已经由原告及另一案外人郑海鹰履行完毕。作为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由原、被告签订，其内容约束合同双方。目前并无证据表明高军辉与被告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或被告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情形。故《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不能因为高军辉对原告犯罪而免除原告对被告应尽的保证义务。被告辩称，原告并未为被保证人向被告履行保证责任，这与生效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被告还辩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应当界定为高军辉合同诈骗案终审生效之日，即2014年6月26日。自该日起至原告起诉之日止未满二年期限，故原告就本案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并无根据，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5年6月1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温岭市程阳冲件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50元（已减半），由原告温岭市程阳冲件厂承担。
上诉人程阳厂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作为主合同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应当无效，原审法院认定错误。1、该合同的订立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依据生效的（2014）浙台刑二终字第173号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借款人辉丽公司向被上诉人提交的开立承兑汇票的申请材料中的购销合同系辉丽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军辉伪造，六张虚假的江苏省增值税发票系高军辉网上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现辉丽公司在订立合同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使用的合同和增值税发票虚假，系以违法犯罪的手段与被上诉人订立合同，故涉讼主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2、该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生效的（2014）浙台刑二终字第173号刑事裁定书认定罪犯高军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获取了银行资金，具有单方虚伪的意思表示和真实意思非法，故涉讼主合同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应属无效。二、作为从合同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首先，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它以主合同的存在和生效为前提，主合同无效，则从合同亦应无效。其次，虽然我国担保法规定了独立担保的相关内容，但此类独立的、非从属性的担保合同只能适用于涉外经济、贸易、金融等国际经济活动中，不能用于国内经济活动。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送审稿）》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司法解释采纳将独立担保合同限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最后，在目前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此类问题上也严格区分了国内和国外两种情况，对于对外担保和外国银行、机构对国内机构的独立担保的效力予以承认，但对于国内企业、银行之间的独立担保采取否认态度，不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效力。因此，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独立担保内容的约定，并不发生法律效力。三、涉讼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基于合同取得的150万元应予返还。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作为担保人，对于辉丽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进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具体情况，尤其是辉丽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伪无法控制，不存在过错，而被上诉人作为商业银行，负有核实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真伪的义务，故上诉人对于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担保责任。2、被上诉人基于《最高额保证合同》取得150万元，但该合同属无效合同，则被上诉人对该150万元应予返还，现被上诉人拒绝返还已经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利，上诉人据此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150万元并无不当。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15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交通银行温岭支行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已经偏离一审诉意。根据上诉人在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本案系以侵权为基础的赔偿之诉，但现上诉人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为由，要求被上诉人返还150万元，已经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不应作为二审审理范围，上诉人应另案主张。二、被上诉人扣收债务人账户存款系依据合同约定享有的权利，主观上并无过错，不构成侵权。辉丽公司向被上诉人申请开立的承兑汇票于2012年2月15日到期后，辉丽公司并无足额资金用于还款，故被上诉人在到期日当天从辉丽公司保证金账户扣收了300万元保证金，从辉丽公司存款账户扣收了19138元用于垫付票款，扣收后的欠款余额为2980862元。此后，被上诉人于2012年2月20日发现辉丽公司存款账户尚有300万元存款，故从该账户扣收了2980862元欠款本金及逾期5天的利息7452.16元。至此，被上诉人与辉丽公司因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对于被上诉人而言，其对辉丽公司账户资金的来源并不清楚，亦不负审查义务，且根据合同约定，在承兑汇票到期后，即有权从辉丽公司账户扣收欠款，故被上诉人的扣款行为并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三、上诉人系自愿向辉丽公司支付150万元，并不违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权要求返还。本案中，上诉人的工作人员陈小红将150万元汇入辉丽公司账户，被上诉人系从辉丽公司账户扣收欠款均是实，上诉人向辉丽公司汇款的行为并非向被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是与辉丽公司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上诉人请求返还的主体并非被上诉人，而是辉丽公司。四、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应支持。1、经生效的（2013）台温刑初字第1306号刑事判决书和（2014）浙台刑二终字第173号刑事裁定书认定，高军辉的诈骗对象系上诉人，而非被上诉人，其构成合同诈骗罪，而非骗取票据罪，故被上诉人关于赔偿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退一步讲，上诉人为辉丽公司代偿票款的行为可以是基于保证合同关系承担保证还款责任，也可以在没有保证合同关系的情形下，作为合同第三人代为履行还款义务。但不管何种同情形，其代偿行为只要基于自愿，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无权要求返还。原审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以给上诉人上征信黑名单为由逼迫上诉人归还的说法缺乏依据，与事实不符。3、涉讼《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免除保证责任的情形，故上诉人关于免除保证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4、生效的（2013）台温刑初字第1306号刑事判决书第二项载明，高军辉犯罪所得予以追缴，退还给被害人，故该判决书已对上诉人的损失作出处理，上诉人的损失应通过法院强制执行进行追赃得以补偿，现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系重复行使权利。至于扣收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系善意取得辉丽公司诈骗所得，故亦不属于追缴的范围。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上诉人在原审中以被上诉人未对辉丽公司提交的贷款申请资料进行严格审查，造成上诉人150万元损失为由，主张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150万元，现上诉人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为由，上诉要求被上诉人返还150万元，已超出原审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不应成为二审审理的范围。二、退一步讲，上诉人关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及要求被上诉人返还150万元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虽然高军辉在向被上诉人申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过程中使用了虚假的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但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高军辉的行为系构成合同诈骗罪，而非骗取票据承兑罪，故高军辉犯罪的事实并不影响本案合同的效力。此外，承兑汇票具有无因性特征，承兑法律关系并不以基础法律关系的成立和有效为前提。被上诉人在开据承兑汇票时，对基础法律关系涉及的材料仅负形式审查义务。因此，基础法律关系虚假亦不影响承兑法律关系的效力，本案中的主合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合法、有效。2、作为从合同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约定，且无证据证明存在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形，亦属合法、有效。事实上，《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因上诉人及案外人郑海鹰的还款行为而已履行完毕，上诉人以主、从合同无效为由，要求被上诉人返还150万元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温岭市程阳冲件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代理审判员 李 霞
代理审判员 王晓婷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何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