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民再2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无锡市锡山区恒昌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东亭中路**号。法定代表人：冯建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洪飞，江苏金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涛，�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景德。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天，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宏，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翼德。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戴晓青。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无锡东方宝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健康路西侧。法定代表人：张翼德，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无锡市锡山区恒昌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张景德、戴晓青、张翼德、无锡东方宝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宝贝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商终字第0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3月8日作出（2016）苏民申75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恒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洪飞、王海涛，被申请人张景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宏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张翼德、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昌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错误。首先，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只要债务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且债务余额没有超出约定的最高限额，保证人就应承担保证责任。二审判决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排除担保法第十四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适用，违背了“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使用规则。其次，借款合同约定资金用途为“资金周转”，张翼德获得870万元借款后的资金用途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强制性规定，更不会改变债务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的事实。再次，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第三款约定：“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最高本金余额内，债权人发放贷款或同意借款人循环重复使用贷款时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该约定明确表明，无论保证的主债权是“新贷”还是“旧贷”，只要其发生在保证期间且债务余额不超过最高限额，保证人均应承担约定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同意合同项下发生各类业务的合同、借款凭证或相关债权凭证不必送达保证人。张景德从前述该合同时起，就理应对其相应的保证责任充分知情，不需要债权人或债务人另行通知。（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二审判决所谓“旧贷”分别是2013年9月30日、10月29日、12月6日戴晓青借款420万元，恒昌公司代张翼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无锡分行）清偿4499857.97元。“新贷”是指2014年7月8日张翼德向恒昌公司借款870万元。二者债务主体、金额、性质均不相同。其次，二审判决回避了2013年恒昌公司与张景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却在认定“新贷”和“旧贷”债务性质的同一性、恒昌公司与张翼德之间有以贷还贷的共同意思表示时，采用推测、推定等主观臆断的事实认定方法。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张景德答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关于是否构成新贷偿还旧贷的问题，二审法院已经从相关的事实和证据当中作出了正确的结论，适用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正确，请求驳回恒昌公司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查明，恒昌公司与张景德于2013年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由张景德为张翼德与恒昌公司之间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保证的主债权为主合同债务人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6年2月28日止在债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全部贷款业务，主债务的最高本金余额为1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双方未在该合同落款处签署日期。2014年7月8日，张翼德（借款人）与恒昌公司（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张翼德向恒昌公司借款870万元，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7月8�至2014年8月7日，利率为年利率15%，每月结息，借款人结息日为每月20日；借款人未在结息日向贷款人支付利息，贷款人有权决定提前收回贷款，并行使担保权；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本息又未获准展期，从逾期之日起按合同约定利率加付30%的利息。同日，恒昌公司与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由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为上述张翼德与恒昌公司之间的自2014年7月8日起至2014年8月7日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保证的主债权为主合同债务人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在债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全部贷款业务，主债务的最高本金余额为9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保全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日，恒昌公司向张翼德的银行账户分二次各发放了借款500万元、370万元，总计870万元。张翼德收到该款项后，即将该870万元汇至戴晓青的银行账户上，戴晓青随即将其中的420万元汇至恒昌公司账上，其中450万元汇至张翼德银行账户上，张翼德再将4499857.97元汇至恒昌公司账上。2014年7月21日，恒昌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张翼德向原告偿还87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2、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张景德对上诉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3、案件诉讼费和其他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张景德辩称：1、最高额保证合同仅最后一页是其签字系真实的，且当时签订的最高限额为10万元，而非1000万元。2、870万元借出来后很快就流回恒昌公司账上，所以恒昌公司与张翼德之间的870万元借款系虚假的借贷关系，且该借款已全部归还恒昌公司。张翼德、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未到庭、未答辩、未提供证据。恒昌公司认为，其与张景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有效，且其与张翼德2014年7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在最高额保证期间覆盖范围之内。其与张翼德之间系真实借款关系，后来还回恒昌公司的870万元并非案涉2014年7月8日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对此，恒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编号为132012013003712号的借款合同一份、借款凭证一份，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一份、代偿证明一份、贷款基本信息及还款明细表一份，证明恒昌公司为张翼德向民生银行无锡分行借款450万元提供了担保，后因张翼德未能完全履行该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恒昌公司遂于2014年6月24日代其向民生银行无锡分行偿还4499857.97元，民生银行无锡分行对此予以确认；2、戴晓青与恒昌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30日、2013年10月29日、2013年12月2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三份，借款金额分别为120万元、280万元、20万元，贷款到期日分别为2014年3月30日、2014年4月29日、2014年6月6日，恒昌公司认为上述张翼德汇至恒昌公司账上的4499857.97元系张翼德归还的由恒昌公司为其承担担保责任而向民生银行无锡分行代偿的借款，戴晓青汇至恒昌公司账上的420万元系戴晓青归还恒昌公司上述三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以上二笔款项均非案涉2014年7月8日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张景德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由其签字的与恒昌公司签订最高限额为1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原件。一审法院认为：恒昌公司与张翼德签订的《借款合同》，与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签订的《最�额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均合法有效。对于恒昌公司提供的其与张景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张景德认为该份合同除最后一页其签名系真实的以外，其余条款均系伪造，因对其该主张张景德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法律规定，张景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由恒昌公司向法院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另，关于张翼德汇至恒昌公司账上的4499857.97元及戴晓青汇至恒昌公司账上的420万元是其二人偿还的其他债务还是案涉债务？一审认为，根据恒昌公司向法院提供的相关证据及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恒昌公司为张翼德向民生银行无锡分行代偿借款4499857.97元及戴晓青结欠恒昌公司到期债务420万元在先，张翼德收到案涉870万元借款在后，张翼德将870万元转至戴晓青账上，由戴晓青付款420万元至恒昌公司账上，戴晓青将剩余450万元汇至张翼德银行账上，张翼德再将4499857.97元汇至恒昌公司账上，汇款金额与戴晓青及张翼德先前所欠恒昌公司420万元、4499857.97元相对应，且案涉870万元由恒昌公司发放至张翼德账上后，该款项已由张翼德支配，张翼德将款项转至他人账上，恒昌公司已无法掌控，故认定张翼德汇至恒昌公司账上4499857.97元及戴晓青汇至恒昌公司账上420万元的行为系二人向恒昌公司偿还的其他的到期债务，而非归还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综上，根据张翼德与恒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双方对该合同的履行情况分析，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张翼德尚未清偿，张翼德应当向恒昌公司归还借款本金870万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以87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8日起至2014年7月20日止，按年利率15%标准计算；�87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9.5%标准计算），对此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本案中恒昌公司主张的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有误，原审不予全部支持。根据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张景德与恒昌公司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及张景德应对张翼德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判决：一、张翼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恒昌公司借款本金870万元及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以87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8日起至2014年7月20日止，按年利率15%的标准计算；以87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9.5%的标准计算）。如果张翼德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晓青、东方宝贝公司、张景德对上述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张翼德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驳回恒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7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项合计77700元，由张翼德、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张景德共同负担。张景德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主张恒昌公司和张翼德、戴晓青夫妻的借款实际是以新贷偿还旧贷，系双方串通，骗取张景德提供保证。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张景德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二审中，张景德提供了9份新证据，用以补充证明恒昌公司和张翼德、戴晓青串通骗取张景德担保，并试图让张景德误以为原来的420万元和450万元的欠款是在他原来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范围内，以达到让张景德自愿为张翼德、戴晓青与恒昌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目的。证据1—3为三份诉讼保全裁定：（2014）锡法诉保字第0090号民事裁定书、（2014）锡法诉保字第0091号民事裁定书、（2014）锡法诉保字第0092号民事裁定书，用来证明恒昌公司以三个诉前保全案查封了张景德的财产，想让张景德误以为戴晓青向恒昌公司所借的总计420万元欠款是在他原来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范围内，也是为了恒昌公司和张翼德以后的串通行为做准备。证据4为上海市宝山区房地产登记处出具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信息共计4张，用来证明恶意诉前保全的结果，查封时间是2014年6月24日。因为诉前保全法律规定必须在30天之内提起诉讼，所以才有2014年7月22日恒昌公司的新的诉讼，直接保全了上述恶意诉前保全的财产。3个诉前保全的案件实际上没有提起诉讼。证据5为一份（2014）锡法商初字第027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同证据1—4。证据6为一份中国农业银行及�通银行网银回单，用以证明恒昌公司和张翼德、戴晓青串通骗取担保，也是证明2014年7月8日的贷款是以贷还贷。证据7为2014年6月16日张翼德发给张景德妻子曾萍的3条短信截屏，用以证明张翼德和恒昌公司想让张景德误以为原来的420万元和450万元的欠款是在他原来签署的担保合同范围内。证据8为2015年5月19日张翼德与其母亲周桂娣对话录音（音频加整理文字），用以证明恒昌公司和张翼德串通骗取张景德担保。证据9为一份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财产分割协议，用以证明张翼德、戴晓青为夫妻关系并串通以贷还贷。恒昌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6，都是与本案无关，在另案中常规的程序性的诉讼法律文书。证据7—9，是张翼德、张景德之间家庭事务的生活写照。所有1—9证据，与本案要证明的对象之间没有关联性，且这些证据已经超过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他们有权利不予质证。对张景德在二审中提供的上述证据，二审认为：证据1-5、7均为张景德对恒昌公司与张翼德等人之间诉讼目的的主观推测，并不能直接证明恒昌公司与张翼德、戴晓青之间串通骗保。证据8为张景德与其母亲的谈话，也系对张翼德、恒昌公司是否骗保的一种推测，并不能直接证明恒昌公司与张翼德、戴晓青之间串通骗保行为。证据6为恒昌公司向张翼德发放870万元贷款的网银回单，该项内容一审时已有相应的借款凭证证明。证据9的落款时间为2007年11月10日，不能证明本案借款及担保期间，张翼德与戴晓青是家庭成员。二审中，无锡市锡山区档案局向法院出具了一份《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张翼德与戴晓青于2008年1月15日于锡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张景德对该材料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能够�明张翼德、戴晓青为夫妻关系。恒昌公司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材料与张景德的主张没有关联性。二审另查明：2013年10月29日戴晓青向恒昌公司借款的280万元，已由恒昌公司账户汇入戴晓青账户。对此，恒昌公司补充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港下支行出具100万元、100万元、80万元三份戴晓青账户入账证明。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相同。二审认为：恒昌公司与张景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恒昌公司作为张翼德、戴晓青向民生银行借款450万元的连带保证人，在张翼德和戴晓青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向民生银行代偿借款4499857.97元后，恒昌公司与张翼德之间就4499857.97元的基础借款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张翼德与东方宝贝公司作为戴�青与恒昌公司三笔共计420万元借款的连带保证人，在戴晓青不能偿还恒昌公司到期债务420万元情况下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且张翼德与戴晓青为夫妻关系，因此，就这笔420万元的借款实际债务人为戴晓青和张翼德。后面新发生的870万元贷款合同的债权债务主体亦为恒昌公司和张翼德。虽然前债（指450万元与420万元的债务）系由担保代偿责任转化而来，但其债务的基础仍为借贷法律关系，因此前后两债具有实质上的同一性。张翼德从恒昌公司收到870万元贷款后，汇入戴晓青账户，戴晓青将其中420万元汇至恒昌公司账户，并在转账凭条备注：归还恒昌借款；余450万元返还至张翼德账户，张翼德随即将其中4499857.97元再返还至恒昌公司账户，并在转账凭条备注：归还民生银行垫付款。至此，在短短30分钟之内，张翼德完成从恒昌公司贷款870万元到此870万元的几乎全部资金回流到恒昌公司账户的循环。虽然，此笔款项没有直接从张翼德账户回流向恒昌公司，而是经过了戴晓青账户的周转，但恒昌公司与张翼德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回款对应于张翼德和戴晓青的何笔业务往来，且两笔款项转账凭条的备注皆明确表明该笔资金的走向，即归还前期张翼德和东方宝贝公司担保的戴晓青与恒昌公司借款420万元和恒昌公司担保并代偿的张翼德欠民生银行款4499857.97元。综上，2014年7月8日发生的这笔870万元新贷的资金流向已实质构成新贷偿还旧贷。本案中，张翼德从恒昌公司新贷的870万元借款，在短短30分钟之内悉数归还，且转账凭条备注栏明确注明：4499857.97元，为“归还民生银行垫付款”；420万元，为“归还恒昌借款”。该两笔归还款项的金额与新贷金额几乎一致（仅相差142.03元），转账凭条所显示的还款性质也与旧贷性质高度吻合。从该行为可以推定，恒昌公司与张翼德之间有以贷还贷的共同意思表示。虽然张景德、恒昌公司与张翼德之间存在金额为1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但是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系恒昌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该合同仅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未明示对借新还旧的担保态度。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精神，借新还旧系贷款用途的特别事项，关涉到担保人的利益，因此必须在保证合同中予以明示，不能以保证合同未明示来推定保证人同意为借新还旧提供担保。其次，前贷450万元和420万元均不在张景德的最高额保证责任范围之内。因�450万元债务的性质为恒昌公司为张翼德与民生银行之间的主借款合同的担保之债，系次债务；420万元债务的性质为张翼德为戴晓青及恒昌公司主借款合同的担保之债，也系次债务。而恒昌公司与张景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明确表明保证担保的主债权范围应为债务人依据主合同与债权人发生的主合同项下的相关本金、利息以及其他一切费用。而前贷450万元和420万元均非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因此，前贷共计870万元的担保人并非张景德。再次，张翼德、恒昌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保证人张景德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新还旧。庭审中，恒昌公司始终认为其与张翼德于2014年7月8日形成的870万元贷款并非借新还旧，因此也无须告知张景德发生此笔贷款的情况；恒昌公司也未提供保证人张景德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贷还贷的证据，并在回答保证人是否知道870万元借款用途时�确表示：“我方不知道担保人（张景德）是否知道。”张翼德未出庭，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张景德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据此推定，张翼德和恒昌公司签订870万元借款协议用于以贷还贷时，保证人张景德对此并不知情。综上，张翼德和恒昌公司于2014年7月8日签订的870万元的借款协议，构成以新贷偿还旧贷，保证人张景德对此并不知情，且新贷、旧贷非同一保证人。此借新还旧的行为加重了保证人负担，构成对保证人利益的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张景德对张翼德与恒昌公司之间于2014年7月8日形成的870万元贷款不承担保证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等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4）锡法商初字第0275号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三项；二、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对原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张翼德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727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项合计77700元，由张翼德、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共同负担（恒昌公司同意其预交的上述诉讼费用原审法院不再退还，由张翼德、戴晓青、东方宝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恒昌公司直接支付）。二审案件受理费72700元，由恒昌公司负担（张景德预交的诉讼费用本院不再退还，由恒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张景德直接支付）。本院再审期间，张景德主张，一、其在签署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时，该合同上载明的保证金额为10万元；二、关于420万元，确有恒昌公司向戴晓青账户中打入有280万元的事实，但此前，戴晓青还向恒昌公司账户打入过280万元。张景德对其该两项主张未能提供新证据予以证明。对原一、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再审另查明一：张翼德、戴晓青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8年1月15日结婚。2013年6月24日，张翼德、戴晓青与民生银行无锡分行签订编号为132012013003712号借款合同，约定向民生银行无锡分行借款450万元，用于东方宝贝公司经营周转，借期一年，至2014年6月24日。恒昌公司为张翼德向民生银行无锡分行借款450万元提供了担保。民生银行无锡分行按约支付借款。到期后张翼德未能完全偿还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恒昌公司遂于2014年6月24日代张翼德、戴晓青向民生银行无锡分行还款4499857.97元，民生银行无锡分行对此予以确认。戴晓青与恒昌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30日、2013年10月29日、2013年12月2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三份，借款金额分别为120万元、280万元、20万元，贷款到期日分别为2014年3月30日、2014年4月29日、2014年6月6日。上述三份借款合同，由张翼德和东方宝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恒昌公司按借款合同发放了合计420万元借款。到期后戴晓青没有偿还上述借款。另查明二：本院审理本案期间，张景德报案称，恒昌公司与张翼德、戴晓青串通虚构借款，骗取张景德承担担保责任，无锡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于2017年10月14日对张景德被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并向本院送交了《立案决定书》。根据张景德申请，本院至无锡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经侦支队调查，经侦支队表示发现张翼德、戴晓青向法院提交的部分证据涉嫌伪造，并表示如果法院审理认为可能构成犯罪，可以将本案移送。本院调取的张翼德在公安机关调查时陈述载明：张翼德因为和戴晓青两人共同经营东方宝贝公司出现了经营困难，通过他们的母亲请张翼德来无锡为经营所需借贷进行增信，后张景德签了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因晶石公司副总朱伟康要求张翼德找张景德用张景德的企业为张翼德提供担保，张翼德与朱伟康、恒昌公司的一个律师一起去上海找张景德未果，张翼德就找人伪造了张景德公司（上海景硕工贸有限公司、上海森尚木业有限公司）公章，并伪造了法定代表人签名（上海景硕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景德，上海森尚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严律），伪造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交给了朱伟康。恒昌公司负责风险控制的徐凯对张翼德私刻公章、伪造签名的事情知情。该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另案诉前保全中被使用过了，导致了张景德及其公司的部分财产被查封。张翼德在公安机关第二次讯问时又称是恒昌公司副总李希旦要求其找张景德的公司提供担保，并一起去上海。其不清楚担保金额是多少，其觉得整件事情就是为了把张景德套进来，让他为张翼德承担870万元债务。张景德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载明：其母亲要求其回家调和与张翼德的关系，其回到无锡后，张翼德让其签《最高额保证合同》，其欲缓和与张翼德的关系，考虑到担保金额不大（10万元）就签了。本院认为，（一）本案无需移送公安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院再审期间，无锡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于2017年10月14日对张景德被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主要涉及的是张翼德伪造张景德公司公章、签名，用于查封张景德及其公司财产的问题，与本案不属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从张翼德、张景德在法院以及公安机关的陈述来看，张景德签订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属自愿，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本案纠纷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故本案无需移送公安机关。（二）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抵押金额应认定为1000万元。恒昌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记载的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张景德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又主张担保金额是10万元，但未能向法院提供由其签字的与恒昌公司签订最高限额为1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原件或其他证据，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三�张景德应当对张翼德与恒昌公司之间于2014年7月8日形成的870万元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张景德关于张翼德与恒昌公司之间于2014年7月8日形成的870万元贷款属于以新贷还旧贷，且其不知情，故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适用的对象是以新贷偿还“旧贷”，而非以新贷偿还“旧债”。而本案中，张景德所称的“旧贷”，一是因戴晓青对恒昌公司420万元借款出现逾期，而张翼德当时与戴晓青系夫妻关系，同时又是连带保证人，对恒昌公司负有还款责任�二是恒昌公司为张翼德、戴晓青向民生银行无锡分行代偿4499857.97元借款后，可向张翼德追偿代偿款约450万元。两笔总计870万元款项系张翼德对恒昌公司所负的“旧债”，而非“旧贷”。其次，“旧贷”是指在担保人提供担保之前即已存在的贷款，而非指担保行为发生后的贷款。而本案中，张翼德所涉所谓“旧”债务最早发生在2013年6月23日，最迟发生在2013年12月19日，从时间上来看，均在担保行为之后担保期间，不属于担保法解释所称的旧的时间概念。再次，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没有就如何使用资金进行明确约定。本案中，2014年7月8日，张翼德从恒昌公司收到870万元贷款后，将款项用于归还恒昌公司代张翼德、戴晓青偿还的民生银行450万元借款，以及戴晓青向恒昌公司的420万元借款，并不违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也没有加重保证人张景德负担。故，�审判决将此两笔债务认定为张翼德本人的旧贷，改判张景德对本案讼争的870万元贷款不承担保证责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恒昌公司申请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终字第0491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4)锡法商初字第0275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72700元，保全费5000元，二项合计77700元，由张翼德、戴晓青、无锡东方宝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张景德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2700元，由张景德负担。审判长  张继军审判员  刘海平审判员  杜三军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书记员  徐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