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琼96民再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典国，男，197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住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维，海南三和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真聪，海南三和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岩，男，1977年12月13日出生，黑龙江省勃利县人，住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陵水三合利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鹅仔深田村小组走马坡。
法定代表人：初阳，公司经理。
上诉人孙典国与被上诉人王海岩、被上诉人海南陵水三合利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合利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2015）陵民初字第1085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案涉调解书）。经审查，该院认为案涉调解书确有错误，于2016年8月18日作出（2016）琼9028民监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6）琼9028民再2号民事判决。孙典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典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维、周真聪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海岩、被上诉人三合利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典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维持案涉调解书，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对方当事人负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关于”三合利公司对案涉债务的担保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担保，不应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案涉债务属于王海岩的个人借款，应由其本人偿还债务”的认定不当，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孙典国提供的保证书加盖了”三合利公司”公章，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该保证书担保形式完备。孙典国作为善意第三人，仅负有对保证书的形式及内容合法性的审查义务，对其形成过程不具有审查义务，而且也不可能行使审查权。案涉担保是否已按照公司章程经过三合利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王海岩是否实际控制公章，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私自使用公章的情况，均不在债权人孙典国的审查义务范围之内。同时，鉴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具有对世效力，其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的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如此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举证证明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另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即使王海岩存在越权行为，对于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仍应由公司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三合利公司所有的经营行为均为王海岩负责，所借款项为公司经营之用，孙典国有理由相信三合利公司的担保为公司意思表示。2.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16条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孙典国对此不负有审查义务。同时，依据公司法第16条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稳定和交易安全，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原则，有违公平正义。
（二）一审判决认为三合利公司作为被告，应由其法定代表人初阳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或由初阳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王海岩的代理行为无效，该观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48条、第49条规定，法人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第58条、第5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工作人员作为诉讼代理人；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而本案中，三合利公司作为被告（即诉讼当事人），其有权委托工作人员王海岩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且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即为合法有效，而不应该是法定代表人初阳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因此，一审判决基于授权委托书仅盖有公司印章而无法定代表人初阳的署名即否认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合法性，否认王海岩的代理人身份及代理行为，没有法律依据。
（三）案涉调解书生效后，各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上面加盖有三合利公司的公章，且三合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初阳予以签字确认。可见，三合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均对于王海岩出具保证书以及代为出庭调解的行为予以认可，王海岩的代理行为应为有效。
综上所述，孙典国与王海岩的债权债务真实存在，三合利公司出具的保证书担保形式完备，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有关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第三人保证，三合利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原审调解程序中，法院已对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进行审查，不存在调解程序违法的情况。故案涉调解书合法有效，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王海岩、被上诉人三合利公司未出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2017年1月25日、4月19日，原审原告孙典国在一审法院再审时的诉讼请求：判决王海岩和三合利公司向孙典国还款1000万元及利息（按同年同月的银行利率起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合利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17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为商品混凝土，公司原股东包括夏海军、王海岩等人，之后，王海岩通过购买其他股东的股权，王海岩和夏海军各持有公司50%的股权。2014年10月15日，夏海军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北京中润恒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该公司与王海岩各占有50%的股权。2014年10月16日，三合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夏海军变更为初阳。三合利公司由王海岩持有公司印章，管理日常事务。2013年，王海岩通过夏海军担保，向七台河汇鑫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台河公司）借款1000万元，用于购买三合利公司的股权。2013年7月5日七台河公司分三笔共计400万元，汇入夏海军账户；2013年7月8日七台河公司再次汇入夏海军账户200万元。上述借款共计600万元，由夏海军转账给王海岩。2014年3月4日，王海岩通过夏海军再次向七台河公司借款400万元，该笔款项从七台河公司账户汇入夏海军个人账户后，再由夏海军转账给王海岩。由于不能偿还七台河公司的上述债务，王海岩通过夏海军向孙典国借款1000万元用于偿还债务。孙典国通过个人账户转账1000万元存入夏海军个人账户：2014年3月3日存入500万元，2014年3月3日存入100万元，2014年3月18日存入400万元。之后，王海岩与孙典国于2013年3月4日就上述债务签订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主要约定：王海岩向孙典国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3月4日至2015年3月4日止，借款期限内利息按月支付，月利率为2.5%。王海岩以本人持有的三合利公司的股权质押给孙典国作为债务的担保。经公司另一股东夏海军同意，王海岩与孙典国于2014年4月28日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书，将所持有的三合利公司的50%的股权质押给孙典国，并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工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后出具了（陵）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1400135406号股权出质设立印登记通知书。夏海军转让股权时，为了顺利将股权变更登记至恒泰公司名下，于2014年10月17日办理了A1400135406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审核表，申请注销了上述股权质押登记。2014年10月16日，王海岩与夏海军、孙典国另签订了2500万元的股权转让质押借款合同且进行公证，但未办理质押登记。2015年3月20日，孙典国与三合利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约定王海岩欠孙典国的债务1000万元，由三合利公司代为偿还，并约定了具体的还款期限及方式。三合利公司于2015年5月26日向孙典国出具保证书为王海岩借款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书上没有另一股东恒泰公司的盖章。另查明，原审原告孙典国于2015年5月28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原审被告王海岩、三合利公司向其偿还欠款1000万元及利息。该院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5月29日对案件进行立案调解。参加调解的当事人是孙典国与王海岩。三合利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王海岩为该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代为承认诉讼请求、调解、代收法律文书。授权委托书上有三合利公司的盖章，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初阳的签名。经调解，孙典国与王海岩达成以下调解协议：1.王海岩、三合利公司从2015年5月29日起至2015年6月8日内连带还清欠款1000万元；2.案件受理费81800元，减半收取40900元，由孙典国负担。调解笔录及调解协议上有孙典国、王海岩的签名及三合利公司的盖章。调解协议达成后，该院于同日作出（2015）陵民初字第1085号民事调解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原告方签收人为孙典国本人，被告方王海岩及三合利公司签收人均为王海岩。原审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王海岩未自动履行调解书所确认的还款义务，孙典国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三合利公司的财产。期间，三合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初阳认为原审属于虚假诉讼，以三合利公司的名义于2015年11月3日向该院提出再审申请，要求撤销原审民事调解书。同时，初阳及三合利公司另一股东恒泰公司向该院提交两份情况说明，声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从未知晓三合利公司为王海岩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也从未授权王海岩在保证书上加盖公司印章。王海岩承认保证书上及诉讼中所盖公司印章系本人利用管理印章之便私自加盖，法定代表人初阳并不知情。三合利公司申请再审后，因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三合利公司撤回再审申请。上述事实有原审原告孙典国提交的收条、银行转账凭证、股权质押借款合同、股东会决议、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公证书、股权质押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保证书、股东会议决议等证据予以证明。原审被告王海岩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一审判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孙典国主张的欠款及利息是否有事实依据；2.三合利公司为案涉债务所作的担保是否有效，是否应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原审调解的程序及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一）孙典国主张的欠款及利息是否有事实依据的问题。孙典国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证明通过夏海军个人账户向王海岩付款1000万元，王海岩、夏海军均予认可，故予以确认。双方约定了2014年3月4日至2015年3月4日借款期限内利息的计算方式，双方对此无异议。借款期限届满后，双方未再约定利息，孙典国要求按银行同期利息主张逾期利息，应自孙典国主张债权之日即2015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二）三合利公司为案涉债务所作的担保是否有效，是否应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案涉债务属于王海岩个人借款，应由其个人归还。孙典国主张三合利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则应提交证据证明三合利公司对债务作了有效担保。诉讼中孙典国提交保证书用以证明三合利公司的保证责任成立。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上述规定规范了关联担保须具备的条件，对关联担保规定了严苛的形式要件，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本案中，王海岩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掌握了公司的管理权，公司印章由其本人保管，利用公司印章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有职务上的便利性，如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就以整个公司提供担保，则损害了其他股东及第三人的利益。经查明，三合利公司仅有两位股东，公司为王海岩债务提供担保，必须经另一股东即恒泰公司同意。孙典国提交的保证书上无公司股东的盖章或签名，孙典国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恒泰公司同意为债务作担保。同时，王海岩也自认以公司为担保人系其个人意思，另一股东恒泰公司并不知情。作为债权人，孙典国与三合利公司原股东夏海军、王海岩非常熟悉，应当很清楚三合利公司的股东状况，王海岩出具保证书时，孙典国应当是明知恒泰公司对担保是不知情的。因此，三合利公司为王海岩的债务提供担保违反了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属于无效担保。孙典国提供的股权质押合同书、股东会决议等证据只能证明王海岩以其本人的50%股权作为债务担保，但并不能据此主张三合利公司偿还债务。综上，孙典国诉求三合利公司偿还债务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三）原审调解的程序及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原审中三合利公司为被告，应由其法定代表人初阳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或由初阳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而原审调解过程中，三合利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仅盖有公司印章，无法定代表人初阳的署名，也就是说，参加诉讼并与孙典国达成调解协议不是初阳即三合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海岩既是原审被告，又代理三合利公司为其个人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其代理行为无效，原审调解程序违法。其次，三合利公司对王海岩的债务所作的担保无效，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而原审确认三合利公司的还款义务，调解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三合利公司对案涉债务的担保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担保，不应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案涉债务属于王海岩的个人借款，应由其本人负责偿还。原审调解程序及调解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撤销。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本院（2015）陵民初字第1085号民事调解书；二、限王海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孙典国偿还借款1000万元及利息（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5月28日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三、驳回孙典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王海岩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孙典国在一审时提交的还款协议书以及当事人在庭审时的陈述，本院另查明，2015年3月20日，孙典国与王海岩签订还款协议，约定王海岩欠孙典国的债务1000万元由三合利公司代为偿还，上面加盖有三合利公司的公章，当时三合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初阳对此并不知情；签订该还款协议时，孙典国已经知道当时三合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初阳，并且初阳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三合利公司的公章由王海岩保管。
又查明，孙典国提交的落款为2015年5月25日的股东会担保决议载明：我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召开股东会会议，根据借款人的申请，公司形成决议同意为王海岩向借款人孙典国、夏海军借款人民币2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面有公司股东王海岩的署名，并加盖有三合利公司的公章，但没有法定代表人初阳的署名，也没有加盖另一名公司股东即恒泰公司的公章。
再查明，2015年11月4日，恒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表示不知道案涉担保事宜存在，不同意三合利公司为王海岩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同日，三合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初阳提交包含同样内容的情况说明，并明确表示其本人与三合利公司对王海岩代理公司参加诉讼的行为不予追认；2016年3月23日，孙典国、王海岩、三合利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上面加盖三合利公司的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初阳的署名，但三合利公司未按照约定的内容履行和解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孙典国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2.担保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及三合利公司应否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调解程序及协议内容是否合法。
（一）孙典国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
孙典国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收条、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等证据证明其通过夏海军个人账户向王海岩付款1000万元，王海岩、夏海军均予认可，故对王海岩向孙典国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应予以确认，王海岩依法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对于借款利息，双方约定了2014年3月4日至2015年3月4日借款期限内利息的计算方式，双方对此无异议。借款期限届满后，双方未再约定利息，孙典国要求按银行同期利息主张逾期利息，应自其主张债权之日即2015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担保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及三合利公司应否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中，三合利公司的股东王海岩利用掌管公司公章之便，以公司名义对其个人债务进行担保系私自行为，三合利公司的另一股东恒泰公司及三合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初阳均不知情，王海岩的上述行为构成无权代理。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三合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初阳提交的书面情况说明以及三合利公司对案涉调解书申请再审的行为均表明，三合利公司已经明确拒绝对王海岩私自以公司名义订立担保合同的行为予以追认，因此，该担保合同对被代理人三合利公司不发生效力。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作为债权人的孙典国与作为中间人的夏海军、作为债务人的王海岩非常熟悉。2014年10月15日，夏海军将其持有的占三合利公司50%股份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恒泰公司。次日，三合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夏海军变更为初阳。根据孙典国在庭审中的陈述，孙典国在2015年5月26日案涉保证书出具之前已经知道三合利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是初阳而不是王海岩，初阳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三合利公司的公章由王海岩保管。对外提供巨额担保是关系到公司存亡的重大事项，在王海岩没有提交经三合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初阳授权并加盖该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形式完备的股东会同意担保的决议书的情况下，孙典国应当知道王海岩没有订立担保合同的代理权，王海岩出具保证书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仅仅是利用自己保管公司公章之便的私自行为。因此，王海岩的代理行为对三合利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孙典国要求三合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应予驳回。本案担保合同在被代理人三合利公司对王海岩的无权代理行为追认之前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该合同在经被代理人追认而生效之前不具备对其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作出认定的条件，而且，公司法第16条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不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在没有阐述本案担保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中导致合同无效的哪些具体法定情形的情况下，简单地依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存在不妥。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驳回孙典国要求三合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的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上诉人孙典国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在上诉时主张即使王海岩存在越权行为，对于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仍应由公司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首先，本案担保合同在被代理人三合利公司对王海岩的无权代理行为追认之前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该合同在经被代理人追认而生效之前，不具备对其是否符合合同法第52条中导致合同无效的具体法定情形作出判断的条件，亦无作出判断的必要；其次，上述两个条文调整的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本案中，三合利公司是营利法人，其法定代表人并不是王海岩，该两个条文不能作为评判王海岩无权代理行为效力的依据，而且，孙典国应当知道王海岩没有订立担保合同的代理权，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孙典国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至于孙典国提出的三合利公司已经对王海岩的无权代理行为予以追认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可见，执行和解是当事人之间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等作出新的安排，是当事人的自行协商行为，在义务人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全面履行了义务之前，和解协议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各方当事人虽然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但三合利公司没有履行协议内容，不能视为其对王海岩的代理行为予以追认；而且，三合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初阳提交的书面情况说明以及三合利公司对案涉调解书申请再审的行为均表明，三合利公司拒绝对王海岩私自以公司名义提供担保的无权代理行为以及未经合法授权代理三合利公司参加诉讼的无权代理行为予以追认。综上，孙典国提出的执行和解协议上面有法定代表人初阳的署名，并加盖三合利公司的公章，应认定三合利公司对于王海岩出具保证书以及代为出庭调解的行为予以追认，王海岩的代理行为应为有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调解程序及协议内容是否合法
首先，在调解程序方面。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可见，代表法人进行诉讼是法定代表人的法定职权。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法人具有拘束力；其他自然人只有取得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才能够在授权范围内代理法人参加诉讼，未经授权，其行为对法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组织调解时，三合利公司作为被告，应由其法定代表人初阳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或者由初阳授权其他人以三合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代理公司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第四项明确要求三合利公司：”应在二○一五年六月四日前递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如需委托代理人代为诉讼，还应递交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须记名委托事项和权限。”该案调解过程中，王海岩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仅盖有三合利公司的公章，并无法定代表人初阳的署名，王海岩无权代理三合利公司参加诉讼；而且，在调解过程中，王海岩是以原审被告（债务人）与三合利公司（担保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双重身份参加的，作为债务人的王海岩与作为担保人的三合利公司在诉讼中有明显的利害关系，王海岩以双重身份参加调解难以保障三合利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基于上述两点，一审法院进行调解时应向三合利公司核实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建议其更换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完善委托诉讼代理手续。原审法院依法没有履行审核的职责，准许没有代理权的王海岩作为三合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导致该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代表三合利公司的真实意思。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是否适格应结合案情综合判断，孙典国提出的代理人只要提供加盖有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即使该授权委托书上面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署名，代理人也依法取得参加诉讼的代理资格，代理行为应为有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在协议内容方面。
如前所述，王海岩擅自出具的保证书对三合利公司不发生效力，三合利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调解协议中由三合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内容不应得到确认，案涉调解书对此予以确认，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再审时撤销案涉调解书中的该部分错误内容，并无不当。孙典国提出的案涉调解书内容合法有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其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维持案涉调解书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结果正确，故本院对孙典国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孙典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未 锋
审判员 周业夏
审判员 陈焕利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 敏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