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0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国友旅行箱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陈孔国。
委托代理人杜亨云，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负责人高列，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秋燕，女，汉族，1986年12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上诉人佛山市国友旅行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国友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25元，由国友公司负担。
上诉人国友公司上诉提出：一、国友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卢某死于意外，属保险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无法确定卢某是属于疾病还是意外死亡”，属认定事实不清。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的规定，投保人仅需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证明材料。本案中，双方在保险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索赔时需提交尸检报告或病理分析报告，国友公司在诉讼中已提交其所能提交的全部证据，没有伪造或隐瞒，故已完成举证责任。如平安财保公司认为受害人因疾病死亡，或者存在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情形，应由其就拒赔事项举证证明，其无权要求被保险人提供法律规定或合同明确约定以外的证明资料，将不合理的举证责任强加于投保人。
其次，平安财保公司要求国友公司提交尸检报告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根据现行规定，有权提出尸检请求的仅限于死者家属和医疗机构，国友公司作为非专业机构，既无认定死因的专业鉴定能力，也无委托第三方鉴定的权利。在死者家属不同意尸检的情况下，国友公司根本不可能要求尸检。
再次，国友公司对死者死因的判断，系基于对相关行政部门的信赖，不能因事后简单的传闻而对此予以否定。卢某死亡后，当地派出所及劳动主管部门通知国友公司前往调解处理。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派出所工作人员多次表示受害人死于意外，国友公司和受害人家属签订的调解协议也是在劳动部门人员的见证下所签订。派出所出具的复函中虽提及“死者卢某瘦得厉害，经常说身体不舒服”，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出卢某是死于疾病的结论。卢某在国友公司工作期间，没有因病请假和看病报销等记录，足以佐证其生前身体健康且无病史。因此，在排除自杀、他杀等因素后，卢某的死因只能是意外。
二、国友公司未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不构成平安财保公司拒赔的理由。
首先，国友公司并没有不及时报案的故意。卢某虽然死于2014年5月27日，但其死因及相关事实是在6月中下旬才查明，在此之前，国友公司无法认定其是死于自杀、他杀或意外，也无法判断是否属于保险事故，故不具备向保险公司报案的前提条件。
其次，本案事实并非因国友公司迟延报案才导致无法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由此可见，只有因投保人未及时报案导致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无法查明的，保险人才可予以拒赔。本案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赔偿协议书等足以证明事故性质，故不存在无法查明的事项，不构成拒赔理由。
三、平安财保公司任意拒赔，违反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保险人依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赔偿或者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然而，国友公司向平安财保公司提出索赔后，直至本案一审开庭时，平安财保公司均未明确告知拒赔理由。平安财保公司在一审时主张拒赔理由系因卢某并不是死于工作期间，该理由明显与双方约定的“24小时意外险特别扩展条款”相矛盾。可见，平安财保公司并没有基于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仔细审核，对事故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作出合理合法的理赔决定，而是在不断地在为拒赔找理由。国友公司投保附加意外险的目的在于转移因不能预见和不能控制因素所导致的员工伤亡损失，而卢某的死亡恰恰符合这一情形，如果这种意外损失无法得到保险理赔，就无法实现投保人的投保目的，也不符合投保人投保附加意外险的合理期待。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将不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国友公司，仅以迟延报案为由驳回国友公司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公，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并由平安财保公司承担上诉费用。
上诉人国友公司在二审期间申请证人黎样全、杜方元出庭作证，并提交该二人的证人证言及国友公司的考勤登记表，拟证明卢某身体健康，无疾病史。
被上诉人平安财保公司质证认为：一、对于证人证言，证人并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即使证人到庭，其描述的情况也与派出所出具的回复中所陈述的事实不符，该回复载明“死者卢某瘦得厉害，经常说身体不舒服”，因证人并非医生，其所陈述的情况属于传来证据，故不能证明卢某的死亡原因是疾病还是意外。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负有及时通知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国友公司并没有履行及时通知义务，其未采取合理措施对卢某的死亡原因作出死因鉴定等科学客观的认定，其应承担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且无充分证据证明卢某是因意外而导致死亡的不利后果。二、对于证人出庭作证所作的陈述，国友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两证人与卢某是同事关系，即使证人与卢某是同事关系，证人对卢某身体状况的描述也是基于其个人感官，没有客观依据。两证人均表示其与死者并非在同一部门工作，对卢某死亡后的情况不了解，故即使其证言属实，也不能证明卢某是因意外而死亡。国友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其未履行及时通知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义务，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卢某死亡的原因，该无法查明原因的结果是由国友公司造成的。派出所出具的回复已明确记载卢某的身体状况及其亲友对卢某身体状况的描述，即使卢某的亲友不在佛山本地，但从原审提交的赔偿证明等证据反映，卢某的亲友是有到佛山处理卢某的丧葬事宜，派出所出具的回复内容可反映出派出所是从卢某的亲友处获悉上述情况，原审判决已查明本案事实，国友公司未能补充提交证据证明卢某是因意外而死亡，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对考勤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考勤登记表是由国友公司单方制作，即使考勤登记表真实，也只能证明卢某死亡前的上班情况，不能证实卢某因意外而导致死亡。
本院经审查认为，国友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是二审程序的新证据，该部分证据不属于认定卢某死因的权威性结论，无法证实卢某是死于意外事故，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平安财保公司答辩称，国友公司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卢某是因意外而导致死亡，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平安财保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平安财保公司应否承担理赔责任。国友公司向平安财保公司购买平安雇主责任保险及附加险，主险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或患与工作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职业性疾病所致伤、残或死亡，符合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可认定为工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第五条约定“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六）被保险人的雇员由于职业性疾病以外的疾病、传染病、分娩、流产以及因上述原因接受诊疗、治疗；……”；附加险保险条款约定“本保险单的承保期间范围扩展至保险期间内全天24小时，而不论是否在工作期间。被保险人之雇员在此期间因意外事故而导致的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或自伤残发生之日起在180个日内发生死亡）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意外医药费用（社保范围内用药），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但以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限额为限。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均不变”，“除外责任，本保单对以下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之雇员死亡或人身伤害不负赔偿责任：……（2）疾病、传染病、生育、怀孕、医疗以及手术等；……”。根据本案事实以及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本院对本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国友公司的雇员因职业性疾病以外的疾病而死亡的，平安财保公司不负理赔责任。国友公司在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通知平安财保公司，平安财保公司未能派员到达事故现场核实有关具体情况，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且公安机关也未能对卢某的死因是属于意外事故或者疾病所致作出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的规定，国友公司应对卢某死亡原因无法查明承担责任。
其次，平安雇主责任保险的保险条款约定，国友公司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或患与工作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职业性疾病所致伤、残或死亡，符合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可认定为工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国友公司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平安财保公司才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即，国友公司的雇员因意外事故或职业性疾病死亡的，也应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可认定为工伤的情况下，平安财保公司才应承担理赔责任。本案中，国友公司与卢某的母亲韦爱兰签订《协议书》明确卢某属于非因工死亡，故在国友公司不能证明卢某的死亡属于工伤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要求平安财保公司承担理赔责任。
最后，国友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卢某是因意外事故而死亡，且依法可认定为工伤，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国友公司主张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诉请平安财保公司承担理赔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分析，国友公司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国友旅行箱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麦嘉潮
代理审判员 卢伟斌
代理审判员 蒋 雯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周美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