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2016）桂03刑终617号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江某，女，193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系被害人刘某之母。诉讼代理人刘某乙，男，1964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江某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伍军桦，女，1968年9月2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桂林市象山区。因涉嫌犯非法行医罪，2015年10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龙拥军，嘉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俸荟娟，嘉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象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伍军桦犯非法行医罪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江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16年10月9日作出（2016）桂0304刑初9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江某、原审被告人伍军桦均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秋云、谷业能、赵志奇出庭执行职务，上诉人江某的诉讼代理人刘某乙，上诉人伍军桦及其辩护人龙拥军、专家辅助人张某出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经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两次。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被告人伍军桦在没有取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和医生执业资格的情况下，在其居住的桂林市象山区安厦世纪城安泰园小区3栋2单元102室和桂林市临桂县金水湾嘉屹幼儿园为被害人刘某治疗心脏病。刘某在伍军桦采用七星梅花针、火罐等器械的“调理”治疗和服用被告人伍军桦私自配制的药粉、药酒过程中，于2015年2月6日出现病情危急情况，于当日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5月1日，经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刘某因右面部、枕项部蜂窝织炎致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2015年10月11日，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要求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的死亡机制及蜂窝织炎与原有病之间的关系进行补充鉴定，2015年10月26日，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认为被害人右面部及枕项部多个圆形疮孔，符合人为“理疗”所致，是由于针刺枕项部、右面部没有认真、严格消毒，使细菌由针孔进入人体内，最终导致该处蜂窝织炎、脓肿形成。其鉴定结论为：被害人刘某因右面部、枕项部脓肿致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另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江某，系被害人刘某之母。其诉讼代理人提交了火化费用票据8790元、火车费票据3277.5元、住宿费票据1160元、河南出租车票据8000元、广西区内交通费票据110元、餐费票据300元、其他支出费票据261.50元。原判认定的证据有：1、被害人家属的报案、陈述证实被害人刘某到被告人伍军桦处治疗心脏病后死亡的事实；2、证人顾某的证言证实被害人刘某到被告人伍军桦处治病及死亡的时间、地点、过程；3、查询单及桂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证实被告人伍军桦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4、鉴定人渠双臣的当庭陈述和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及补充鉴定意见书证实被害人刘某因右面部、枕项部脓肿致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5、梅花针、药酒等实物，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照片等证实被告人伍军桦非法行医所使用的治疗工具及药酒等物品；6、现场辨认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证实被告人伍军桦非法行医的作案现场；7、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因非法行医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8、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犯罪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9、住宿费、交通费票据等证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损失情况；10、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证实其非法行医致被害人死亡的时间、地点、经过。原判认为，被告人伍军桦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从事非法医疗活动，在为被害人刘某采用七星梅花针、火罐等器械治疗后致被害人刘某死亡，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之规定，构成非法行医罪。本案鉴定结论是由公安机关依法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法律程序做出的鉴定结论，且鉴定人出庭对该鉴定的一些专业性问题作了说明及解释，该鉴定结论客观的阐述了被害人刘某死亡的原因及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医疗行为与被害人刘某死亡结果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无法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疮口感染的可能，从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伍军桦构成犯罪证据不充分，依法应宣告被告人伍军桦无罪的辩护意见，原判认为被告人在被害人右面部、枕项部等处为其使用梅花针开排毒口，处理后用药酒消毒的治疗行为，有其多次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及证人证言所证实，且与鉴定结论相吻合，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以上证据能证实被害人因右面部、枕项部脓肿致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的事实，该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信。被告人伍军桦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请求赔偿丧葬费26491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有关规定，予以支持。对于其要求给付住宿费29210元诉讼请求，因其提供的住宿费票据只有1160元，对其有票据证实的部分予以支持，对没有票据证实的部分不予支持。对于其要求给付长途车费及交通费16232.5元的诉讼请求，对有票据证实的火车票费3277.5元及广西区内交通费110元予以采信，对河南省内的出租车费8000元，明显过高，酌情支持800元，交通费用共支持4187.5元。对于其要求给付误工费38500元的诉讼请求，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支持三十天的误工时间，参照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误工费为30×93＝2790元。对于其要求给付医药费20000元请求，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对于其要求给付火化费17180元的请求，因火化费属丧葬费的范围，属重叠的内容，不予支持。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死亡补偿金5283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8590元、精神损失费10万元，因其不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为丧葬费26491元、住宿费1160元、交通费用4187.5元、误工费2790元，以上合计为34628.5元。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伍军桦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二、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药酒九瓶、药粉三瓶、梅花针盒五十二盒、塑料罐十八个、玻璃罐十六个，依法予以没收。三、被告人伍军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江某经济损失人民币三万四千六百二十八元五角。四、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江某上诉提出：1、死亡赔偿金是对物质损失的赔偿，依法应予判赔；2、对医疗费，对方律师在一审当庭承认需要几万元，故其提出2万元是有根据的；3、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得到支持，食宿、误工及交通费用也应完全赔付。诉讼代理人刘某乙提出的代理意见是：1、上诉人伍军桦承诺可以治好被害人的病，被害人因此相信伍军桦才找其治疗没有去医院，被害人死亡的责任全在伍军桦。2、一审不支持死亡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3、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应当全部予以支持。上诉人伍军桦上诉提出：1、其只帮被害人针灸过右脸部，没有用梅花针调理过被害人的枕颈部，那是与被害人同住的顾某针灸所为，不排除顾某使用梅花针致被害人死亡的可能性；2、其在治疗过程中已经严格用酒精消毒，鉴定所称“没有认真、严格消毒”无事实依据；3、其配制的药酒、药粉对被害人身体没有产生伤害；4、其最后一次帮被害人治疗过后20多天被害人才死亡，与治疗没有直接因果关系；5、被害人身患多种疾病无法治疗，且在为其治疗前后没有直接找医院治疗，反而放任自己病情恶化不治疗，被害人责任在先，本案系多因一果；综上，其有非法行医的事实，但被害人死亡并非其所造成，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减轻处罚。其辩护人龙拥军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本案关键证据《司法补充鉴定意见书》并非补充鉴定，实质是重新鉴定，应委托其他司法鉴定机构或由原鉴定机构的其他鉴定人进行，本案初次鉴定人没有回避，程序违法，该补充鉴定意见书不能采信。2、上诉人伍军桦虽存在非法行医，但认定被害人死亡是伍军桦理疗造成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采纳二审庭审出庭的专家辅助人对两份鉴定报告的说明：①本案补充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存在缺乏客观性、科学性的缺陷，鉴定意见缺乏相应证据支持，现有材料无法确定刘某系因右面部、枕项部脓肿致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②鉴定意见认为被害人是由于针刺枕项部、右面部没有认真、严格消毒，使细菌由针孔进入体内，最终导致该处蜂窝织炎、脓肿形成的发病机制无相应证据支持，全凭主观臆测；③一审认定药酒不具有消炎功能证据不足；④补充鉴定没有按《猝死尸体的检验》的要求进行检验，无法排除被害人是否因胃肠道疾病导致猝死；⑤对于被害人是先有脓肿还是先扎针，伍军桦与证人顾某之间及顾某多次陈述之间有相互矛盾，顾某的证言中还有猜测性、推断性的证言。3、本案被害人的死亡系多因一果，认定伍军桦致被害人死亡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无法排除被害人因胃肠道疾病导致猝死；无法排除被害人最后一次就诊到死亡之间接受过其他治疗或受到过其他损害；可能在伍军桦扎针之前被害人已经发生感染；被害人的感染完全可到医院进行救治，被害人及其朋友存在自己不积极求诊和不悉心照顾送医的因素。4、一审量刑过重，伍军桦系初犯，认罪态度好，不是打着行医旗号骗取钱财，而是患者主动上门求治，伍军桦只收取基本材料费和药材成本费，可从宽处罚。综上，伍军桦非法行医不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不应认定为造成就诊人死亡，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依法减轻其民事赔偿责任。辩护人在二审庭审时申请专家辅助人张某出庭作证，对本案鉴定意见进行说明。专家辅助人张某认为：1、本案鉴定意见没有反映被害人是否受过其他治疗或其他损害，没有对被害人曾有跌倒史、拉黑便史进行核查，这些情况与被害人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确定。2、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的脓毒血症、感染中毒性休克缺乏客观依据：①鉴定意见认定针刺导致被害人右面部脓肿、项部痈的发病机理错误，证人顾某证实被害人右脸针刺后，开始有黄色的脓和血流出，两三天又有白色的脓液流出，而根据痈从感染到脓肿形成在临床上需5-7天，可以排除被害人右面部感染是针刺引起，感染应发生在针刺前。且痈与急性蜂窝织炎是两种临床表现不同的疾病。②证人顾某的证言均没有称被害人在死亡前曾有寒颤、高热或体温不升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及休克症状。没有这些相应临床表现支持，鉴定意见作出的脓毒血症、感染中毒性休克的诊断无法成立。同时，鉴定意见称被害人的疮孔是由于针刺枕项部、右面部没有认真、严格消毒，使细菌由针孔进入体内的意见是依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作为传闻证据，没有进行必要的论证和说明，明显违反司法鉴定规范。③尸检未发现其他组织器官有转移性脓肿，故不支持被害人存在脓毒血症；尸检没有发现有感染性中毒休克的体征，如肝脾肿大、皮肤瘀斑，也不支持被害人感染中毒性休克的鉴定意见。④被害人死亡前有黑便史，尸检见肛周有黑色油墨状物附着，说明被害人存在上消化道出血，但本案鉴定没有根据《猝死尸体的检验》规范对被害人的胃肠道进行病理检验，无法排除被害人是否由胃肠道疾病导致猝死。3、补充鉴定实为重新鉴定，由同一鉴定人进行重新鉴定，鉴定程序违规。4、鉴定意见存在医学常识性错误：①活体血液内不能形成菌落，尸检检出的菌落均应为死后形成，不能确定被害人生前血液循环内已有大量细菌繁殖。②如被害人面部、项部局部化脓性感染有细菌栓子进入静脉血管应是微小栓子，尸检所见那个大的条索状血栓无法进入局部静脉血管；如果因细菌栓子致升主动脉、肺动脉血管内膜及左右心室内膜感染导致血栓形成，局部应有血管、心脏内膜感染性病灶以及相应的临床症状，身体其他部位亦可出现栓塞，但法医尸检记录中未见记载，故鉴定意见无升主动脉、肺动脉及左右心室内形成条索状血栓的相关医学证据。③脱落栓子不可能在肺循环和主动脉同时形成，如尸检所见条索状血栓是脱落栓子，那唯一解释就是该血栓是死后形成。出庭执行职务的检察员发表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1、上诉人伍军桦供述过用梅花针调理被害人的枕颈部，即使顾某也帮被害人排过脓，也是按照伍军桦的安排，且当时被害人已被感染。2、第一次鉴定也认定了脓肿的存在，第二次鉴定是对排除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作为死因进行了补充论证，故并非重新鉴定，而是补充鉴定，鉴定程序合法。3、本案鉴定意见客观、科学，应予采信，专家辅助人认为被害人是猝死，与事实不符，其意见不具有参考性。4、上诉人伍军桦的非法行医行为与被害人死亡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故上诉意见均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伍军桦非法行医致刘某死亡及上诉人江某因此遭受经济损失的事实清楚。证据系公安机关依法收集并经一审庭审质证，证据的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客观，二审予以确认。上诉人伍军桦提出其只帮被害人针灸过右脸部，没有用梅花针调理过被害人的枕颈部。经查，伍军桦曾多次供述用梅花针扎被害人枕颈部为其进行调理治疗，并在供述时主动、明确向公安人员指出所扎穴位为天柱穴、风池穴（均在后颈部），其之后翻供对此否认，但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且原供述均有同步录音录像证明其真实性，并与证人顾某的证言相印证，足以采信。故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上诉人伍军桦提出其在治疗过程中严格用酒精消毒。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药酒不具有消炎功能证据不足。经查，伍军桦曾多次供述自己用所配药酒为被害人消毒，药酒是用高度酒配制，后翻供称用75%的酒精消毒，在二审法庭上又称自己用95%的酒精泡成药酒来消毒，其翻供不能合理说明理由，且原供述有同步录音录像证明其真实性，所供用药酒消毒与证人顾某证言吻合，二审庭审时辩护人申请出示质证的证人郭某也证实伍军桦是用自配药酒帮其消毒，故足以认定伍军桦是用自配药酒帮被害人消毒，而鉴定人在一审出庭时已说明用自配药酒（即使是用酒精配制）来消毒并不符合医疗消毒技术规范，另外95%酒精本身也不符合消毒规范。鉴定人的意见符合原卫生部印发的《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因此，原判采纳鉴定意见认定伍军桦没有认真严格消毒有事实和法规依据，该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辩护人龙拥军及专家辅助人提出本案《司法补充鉴定意见书》并非补充鉴定，实质是重新鉴定，而本案初次鉴定人没有回避，程序违法。经查，刑事诉讼中，是否需要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由办案机关决定。根据鉴定聘请书，本案侦查机关系因原鉴定意见对死亡机制论述不清晰而委托原鉴定机构对被害人的死亡机制及蜂窝织炎与原有病之间的关系进行补充鉴定。故鉴定机构接受补充鉴定的委托，组织原鉴定人与其他专家对被害人死因及死亡机制进行再次鉴定并无不当，且补充鉴定与原鉴定并无本质矛盾：原鉴定意见认为被害人是因右面部、枕项部蜂窝织炎致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补充鉴定意见认为被害人是因右面部、枕项部脓肿致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但在病理发展及死亡机制部分也提到被害人枕项部、右面部有蜂窝织炎和脓肿形成。可见补充鉴定是在原鉴定基础上经对死亡机制更细致全面研究后进行补充和适当修正，鉴定程序并无违法。故对该辩护意见及质证意见，不予采纳。辩护人龙拥军及专家辅助人提出本案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感染中毒性休克的依据不足。本院对所提出的具体质疑分别评判如下：1、所称证人顾某证实被害人右脸针刺后，开始有黄色的脓和血流出，两三天又有白色的脓液流出，而根据痈从感染到脓肿形成在临床上需5-7天，可以排除被害人右面部感染是针刺引起。经查，上述所引证人顾某的该证言是指2015年1月9日见伍军桦给被害人扎针后见有脓排出，但顾某还证实伍军桦在之前已给被害人做过几次扎针排毒治疗，伍军桦对此也有供述，并不能排除感染是之前的扎针治疗所致。2、所称证人顾某没有证实被害人在死亡前曾有寒颤、高热或体温不升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及休克症状。没有这些相应临床表现支持，鉴定意见作出的脓毒血症、感染中毒性休克的诊断无法成立。经查，顾某说被害人没有发烧，但也陈述因被害人没有讲过发烧，她自己没有摸过、也没有用体温计量过被害人，所以不能确定被害人是否发烧。因此该证言并不能确定被害人生前有没有体温变化的临床表现。且该临床表现一般是在对活体诊断时作为依据，而本案鉴定意见系根据尸检检出疮孔、炎症灶以及心血管内大量细菌、坏死物、纤维素、中性粒细胞、脓细胞等尸体现象进行判断，符合法医病理鉴定规范。3、所称尸检未发现其他组织器官有转移性脓肿，不支持被害人存在脓毒血症。经查，补充鉴定检出被害人右面部、枕颈部有化脓性炎症，左心室局灶性溶解坏死，小脓肿形成，并非没有转移性脓肿存在。4、所称尸检没有发现有感染性中毒休克的体征，如肝脾肿大、皮肤瘀斑，也不支持被害人感染中毒性休克的鉴定意见。经查，根据专家辅助人自己提供的《外科性》教科书，肝脾肿大、皮肤瘀斑只是脓毒症的可能表现，并非必定的临床表现，未出现该体征并不能排除感染性休克的发生。5、所称被害人死亡前有黑便史，无法排除被害人是否由胃肠道疾病导致猝死。经查，尸检见肛周有黑色油墨状物附着，并非就是黑便，且鉴定意见紧接着就明确无粪便等排泄物。另外黑便也并非全属消化道出血所致，也可能因摄入食物引去粪便现状的改变。本案尸检并未发现消化道有大量出血，所称消化道出血导致猝死的依据不足。6、所称鉴定意见是依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作为传闻证据，没有进行必要的论证和说明，明显违反司法鉴定规范。经查，法医鉴定时了解病史、治疗史等情况并不违反司法鉴定规范，且鉴定意见并非作为直接证实没有认真、严格消毒的证据，而只是论证右面部及枕项部多个圆形疮孔符合人为“理疗”时，针刺枕项部、右面部没有认真严格消毒，使细菌由针孔进入体内而导致的后果。7、所称鉴定意见用“菌落”一词不规范。经查，鉴定意见书所称“菌落”，是对尸检见有大量细菌集聚的形态进行描述，并不影响鉴定意见的论证及结论得出。8、所称不能确定被害人生前血液循环内已有大量细菌繁殖、血栓是死后形成。经查，鉴定意见根据除细菌之外还检见炎症细胞，以及炎症细胞只有在生前才能形成，确定细菌为生前形成的论证符合医理。9、所称脱落栓子不可能在肺循环和主动脉都能形成，鉴定意见无升主动脉、肺动脉及左右心室内形成条索状血栓的相关医学证据。经查，在升主动脉、肺动脉及左右心室内发现条索状血栓为解剖所见，该血栓并非脱落栓子，而是细菌在血管内大量繁殖，集聚成团，形成混合着坏死物及炎症渗出的纤维素形成的栓子，是在血管内多个部位同时形成，而非在肺循环与主动脉之间转移。综上，辩护人及专家辅助人对鉴定意见提出的质疑不能成立，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定案证据采信，对该辩护意见不予支持。上诉人伍军桦提出被害人死亡与其治疗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辩护人提出认定伍军桦致被害人死亡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经查，被害人的死亡原因经鉴定是右面部、枕项部脓肿致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而伍军桦对被害人右面部、枕项部进行针刺后没有认真严格消毒并在发现被害人上述部位有脓肿发炎后仍继续采用该“排毒疗法”，因此可以认定被害人的右面部、枕项部脓肿是其治疗所致，故其治疗行为与被害人死亡间有直接因果关系，所称最后一次治疗与死亡有二十余天的间隔并不能阻断该因果关系，且反而符合病程发展。对该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不予支持。上诉人江某提出其要求赔偿医疗费有根据，但其在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供相应医疗费票据，对该上诉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二审查明的事实与认定的证据与原判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伍军桦非法行医造成他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确已构成非法行医罪，原判定罪准确，并根据该条款规定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法定刑幅度内适用刑罚正确。上诉人伍军桦及其辩护人提出不应认定伍军桦非法行医的行为致人死亡，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经查，如前所述，该上诉意见与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上诉人伍军桦提出被害人责任在先，本案系多因一果。其辩护人提出本案存在被害人及其朋友自己不积极求诊和不悉心照顾送医等多种因素。经查，1、所称被害人因其他疾病猝死或接受其他治疗或遭受其他损害的意见并无事实依据，与查明事实不符，对此不再赘述。2、关于本罪被害人责任，非法行医是行医人违法，接受治疗并不违法，不能以被害人自愿接受其非法行医治疗而作为本罪的从轻情节。3、伍军桦非法开展医疗经营，被害人听信其能治好自己的疾病而接受治疗，在发现针刺理疗部位有流脓现象后，送医治疗的义务首先应由伍军桦承担而不是推托到被害人或其朋友身上，但伍军桦仍然用之前的针刺拔罐的“排毒”方法和药酒消毒进行处理，而不是送被害人到医院治疗，其应当承担延误治疗的责任，综上，本案并不存在割裂非法行医与死亡之间因果关系或影响刑罚的其他因素。该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上诉人伍军桦提出原判量刑过重。其辩护人提出伍军桦系初犯，认罪态度好，不是骗取钱财，只收取基本材料费和成本费。经查，伍军桦长期经营非法行医，其中为被害人治疗几次就收取费用万余元，所称仅收取成本费不足为信，且案发后对被害人也没有进行任何赔偿，没有悔罪表现，原判对其量刑并不偏重。故该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上诉人伍军桦的犯罪行为致被害人死亡，给上诉人江某造成了经济损失，依法应进行赔偿。原判对上诉人江某的经济损失认定准确，判赔合理。上诉人江某提出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经查，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不属犯罪行为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不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原判依法不予支持正确，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上诉人江某还提出应赔偿医药费和支持其全部食宿、交通和误工费用。经查，其并无医药费的损失；住宿费原判对有票据证实部分予以支持正确；误工费其诉请数额过高，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原判根据实际情况，参照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予以确定并无不当；而其所提供的在河南省内的出租车票据为八整本的未使用票据，不能有效证实其真实交通费支出，原判酌情判赔并无不当。故对该上诉意见，亦不予采纳。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附带民事部分判赔合理，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蒙海滨审 判 员  刘晶晶代理审判员  陈 婷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书 记 员  贲吕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