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320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吉山。
委托代理人：于克山，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兴志，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越俊钢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志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玉成，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高吉山因与被申请人上海越俊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俊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二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高吉山及其委托代理人于克山、越俊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志明及委托代理人郑玉成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高吉山向本院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对本案依法再审。主要理由：（一）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决认定高吉山收取松原市华蓥钻井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蓥公司）货款2.7万元并占用与事实不符。高吉山在原审中提交了《结算清单》，证明越俊公司与华蓥公司的帐目已全部结清，高吉山亦将收到的货款全部交给越俊公司，不欠越俊公司该笔货款。2、原判决认定高吉山收取松原市宁江区天盛油气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盛公司）货款13万元未付与事实不符，高吉山已将该款项支付给了越俊公司。3、原判决认定高吉山收到的松原市天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货款41.909万元未付与事实不符。越俊公司与天源公司一共发生了92.1万元的交易，高吉山从天源公司收回货款49万元，并交给了越俊公司，其余部分货款由天源公司直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越俊公司，剩余货款由天源公司用一辆奥迪A6轿车抵顶22.6万元。4、原判决认定高吉山从松原市亿达钻井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达公司）收回贷款170.9593万元，仅转给越俊公司120万元，尚有50.9593万元占用是错误的。事实上，亿达公司与越俊公司发生的套管业务货款共计143.052万元，高吉山收回后已经全部支付给越俊公司。高吉山从亿达公司收回贷款170.9593万元中，包括高吉山自营的44.7922万元的“273表套管”业务，该笔款项与越俊公司无关。（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松原办应收款明细》和《承诺书》是高吉山在醉酒的状态下签字，不是高吉山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对这两份证据予以采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即使《承诺书》是高吉山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内容应由高吉山负责解释，《承诺书》中对于利息的承诺是不清晰的，原审依据《合同法》规定的交易习惯，推定高吉山应当给付越俊公司占用货款月利率1.2%的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越俊公司负有催收货款的义务，其应当自行承担合理的律师代理费，且律师代理费不是必须支出费用，越俊公司在未告知高吉山的情况下，自行聘请律师诉讼，支付律师费的行为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扩大损失的行为，该部分律师费不应该由申请人高吉山承担。
被申请人越俊公司答辩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越俊公司与华蓥公司的《结算清单》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其中2.7万元是高吉山收取的，且没有转给越俊公司，应当予以返还。2、关于天盛公司的13万元，高吉山称已全部支付给越俊公司是错误的，越俊公司并未收到该款项。3、关于天源公司的货款，越俊公司与天源公司发生92.1万元的交易，仅收到高吉山回款49万元，不存在另外收到天源公司转账支付和奥迪车抵顶货款的问题。4、越俊公司与亿达公司对账显示高吉山领取货款170.9539万元，与越俊公司的发货记录一致，越俊公司实际收到120万元，余款50.9593万元未收到。（二）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关于《承诺书》效力的认定，法律没有规定单方作出的承诺是无效的，也没有明确规定饮酒或者醉酒下实施的民事行为不承担责任，而且《承诺书》与其他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应当认定有效。2、《承诺书》、《松原办应收款明细》、《经营承包协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利息约定是明确的。3、由于《承诺书》、《经营承包协议》都明确约定经手的货款由高吉山负责追回，但高吉山怠于履行追回货款的义务，在此情况下，越俊公司提起诉讼追要欠款并支付律师费，并不属于扩大损失。
本院认为：（一）关于再审申请人高吉山主张的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
首先，关于高吉山是否收取了华蓥公司货款而未支付给越俊公司的问题。越俊公司一审起诉时主张高吉山从华蓥公司收取货款97.7万元，其中95万元经法院判决抵顶了高吉山的提成款，剩余2.7万元应当予以返还。为此，越俊公司在原审中提供了高吉山从华蓥公司收款的收据三份，证明高吉山从华蓥公司收到货款97.7万元，因高吉山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上述款项转给越俊公司，即应视为高吉山没有将上述款项支付给越俊公司。本院审查过程中，高吉山主张其提供的《结算清单》证明越俊公司与华蓥公司的账目已全部结清，越俊公司则称《结算清单》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即使不考虑《结算清单》的效力，该《结算清单》也仅是证明越俊公司与华蓥公司的账目已经结清，并不能证明高吉山将收到的货款全部支付给了越俊公司。在高吉山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上述款项全部转给越俊公司的情况下，原判决认定高吉山收到华蓥公司货款后未向越俊公司支付，并非缺乏证据证明。
其次，关于高吉山是否收取了天盛公司货款而未支付给越俊公司的问题。原判决认定高吉山于2008年11月8日、2009年6月19日从天盛公司分别收取货款3万元和10万元，有高吉山签字的两份《收据》及《业务往来对账确认函》为凭，高吉山应当将13万元货款返还越俊公司。本院审查中，高吉山主张其已将13万元支付给越俊公司，因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高吉山向越俊公司返还13万元货款，符合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第三，关于高吉山是否从天源公司收取货款后未向越俊公司支付的问题。原判决认定高吉山从天源公司收回货款92.1万元，其中越俊公司收到49万元及另有1万多元抵作高吉山的提成款，尚有41.909万元未支付给越俊公司，有天源公司出具的《对账说明》及高吉山出具的《收款收据》为凭。本院审查中，高吉山主张其从天源公司收回货款49万元，交给了越俊公司，其余货款由天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直接支付给了越俊公司，另外天源公司用奥迪A6轿车一辆抵顶22.6万元。为此，高吉山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4份及用车辆抵款协议书1份，证明天源公司分别在2007年9月7日、9月17日、12月21日向越俊公司转账10万元、5万元、10万元，2007年7月30日向上海越洲钢管有限公司转账15万元。越俊公司认为：上述25万元银行转账确已收到，但包括在了已收到的49万元内；而15万元银行转账的收款单位是上海越洲钢管有限公司；对于车辆抵款协议不知情，也没有收到抵款车辆。本院认为，根据原审中天源公司于2013年9月26日出具的《说明》和2014年12月7日提供的《说明》，可以证明天源公司分两次从越俊公司购买套管142.53吨，天源公司支付给高吉山69.5万元及奥迪A6车一辆的事实，越俊公司认可收到49万元。高吉山主张除自己给付越俊公司49万元外，天源公司直接转账支付越俊公司40万元，因高吉山作为合同义务履行人，不能说明49万元的具体明细，亦不能举证说明该40万元与49万元的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此外，高吉山主张天源公司用奥迪A6车一辆抵顶22.6万元，但其认可该车登记在其本人名下，并未实际交付给越俊公司，故不能得出高吉山已将车辆交付给越俊公司的结论。
最后，关于高吉山从亿达公司收取货款的数额以及收取货款后是否存在未向越俊公司支付的问题。原判决认定高吉山从亿达公司收回贷款170.9593万元，其中越俊公司收到120万元，尚有50.9593万元被高吉山占用，有高吉山出具给亿达公司的11份收据为凭，越俊公司认可收到120万元。本院审查中，高吉山主张11份收据中的2008年6月3日的5万元、5月22日的13万元、2009年1月4日的26.7922万元，合计44.7922万元系其自营的表套管款，与越俊公司无关，不应支付给越俊公司。本院认为，高吉山在原审中针对该3份收据提出不是本人签字，现又提出该3份收款系其自营业务，与越俊公司无关，前后陈述不一致，且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收据对应的货物系自营业务，故其应将收取的上述款项返还给越俊公司。此外，高吉山主张亿达公司与越俊公司发生的套管业务货款共计143.052万元，其已将收回的货款全部支付给越俊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判决认定高吉山占用收回亿达公司货款50.9593万元未向越俊公司支付，并非缺乏证据证明。
（二）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
首先，关于《松原办应收款明细》、《承诺书》的效力问题。高吉山主张其出具《松原办应收款明细》和《承诺书》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这仅是高吉山的单方陈述，并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而且即使其出具上述文件系酒后行为，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松原办应收款明细》和《承诺书》的效力。况且，原判决并没有将《松原办应收款明细》和《承诺书》作为认定欠款事实的直接证据，而是将其作为认定欠款事实的佐证材料，对越俊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进行了补强，原审综合全案证据进行了审查判断，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其次，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高吉山出具的《承诺书》载明“保证在2009年4月30号前全部付清，并从用户处结回在货发出的六十天起1.2%的货款利息”，另外，高吉山在一份承诺人名头为“松原市华蓥钻井工程有限公司”、承诺对象为越俊公司、日期为2009年1月8日的《承诺书》签字确认，该份《承诺书》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1.2%，按照双方签订的《经营承包协议》，高吉山负有追回货款的义务。原判决综合上述证据，根据双方交易习惯确定利息按照月利率1.2%计算，既不违反当事人的约定，也不违反法律规定。
第三，关于律师费的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是关于减损规则的规定，是指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目的，另一方不能任凭损失的扩大，而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减少损失。本案中，律师费是越俊公司通过另案积极主张权利所发生的费用，不属于权利人放任扩大的损失，显然不适用该规定。高吉山出具《承诺书》保证在2009年4月30日付清全部货款，因其未能及时清偿，越俊公司通过诉讼清收货款产生的律师代理费，原审认定由高吉山承担，符合合同约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高吉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高吉山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高 珂
审 判 员 汪国献
审 判 员 范向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崔福涛
书 记 员 张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