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琼96民终2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景标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传莲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月琴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运芳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运精委托代理人王铭涛，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上述五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琼海市中原镇联光村民委员会下寨二经济合作社。负责人：王景波,系该村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邢伯峰，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学军委托代理人刘伟，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景标、陈传莲、肖月琴、王运芳、王运精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2015）琼海民一初字第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五位原告系被告琼海市中原镇联光村民委员会下寨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下寨二村）集体成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自己开荒耕作被告所有的下寨坡西边、东边坡地15亩。1984年5月1日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未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承包地，但登记在承包手册上。1991年10月经原告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该地的承包方式同其他村民一样，以协商方式承包，按照谁开荒耕作就承包给谁原则承包给原告，并补记载在承包手册上，承包期限自1991年10月起至2000年12月止，但未注明土地四至。1998年12月31日，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第二轮开始，五位原告继续承包经营该下寨坡的坡地。2002年8月30日，原告王景标将该土地转包给第三人陈学军，并签订书面合同。双方约定转包面积为15亩，土地四至为：东至张仕平承包地界，西至道路，南至下一组林地，北至田坎，转包期限二十六年，从2002年8月30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转包金每亩每年50元，转包期间如果国家征用，土地补偿款归发包方（本案被告），地上附属物的赔偿款归转包方（即第三人）。该合同经原告、第三人、村组长签名确认，并经被告所属的村委会、司法所盖章见证。2002年11月12日被告为完善土地承包手续，与原告王景标就该地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权利义务，约定承包面积为15亩，土地四至为：东至张仕平承包地界，西至道路，南至下寨一村小组林地，北至田坎，承包期限二十六年，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租金每亩10元，承包期内如果转包须经发包方同意，并按规定缴交10%的土地增值款，如果国家征用，土地补偿款归发包方，地上附属物补偿款归承包方。该合同经原告、被告村组长、村民代表签名确认，并经被告所属的村委会、司法所盖章见证。原告王景标也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缴交了15亩的承包金及土地增值费，一直交付至2012年。2005年8月31日，琼海市农业局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原告，明确记载下寨坡坡地为15亩坡地，承包期限自1998年12月3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四至不变。2012年因博鳌机场建设的需要，琼海市人民政府征用被告的土地，同年9月1日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与被告签订征（收）土地协议书，征用被告110.05亩土地，每亩53067元，合计5840023.35元，并于2012年11月8日将款项拨付给被告。2013年2月28日被告召开村民大会讨论通过安置款分配方案：水田每亩23067元，坡地每亩18453.6元。该方案报经所属村委会同意。2013年4月9日，被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1.责任水田所得款，每亩27265元；2.人口分配所得款，每人17911元；3.外出户每户3000元；4.责任水田到期限后把所有剩余的水田重新分配给每位村民；5.集体责任水田和人口分配款项见制表，并注明所有开荒水旱田、坡地、承包坡地不参与分配。该分配方案经所属村委会同意。被告按照方案领取了119966元土地安置费，第三人分得432482.89元（含坡地21.22亩），后原告得知第三人陈学军领取了与其转包的15亩坡地的安置补助费276804元，便与第三人陈学军交涉，经琼海市中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双方于2013年4月26日达成协议，陈学军支付15亩土地安置费200000元给原告，双方以后不再有异议与纠纷。2015年琼海市人民政府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琼府【2014】36号文件和省政府【2014】79号“会议纪要”的规定，2015年3月20日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与被告再次签订征（收）土地协议书，征用被告110.05亩土地，按照土地补偿款每亩108468元的规定，第二次补发给被告征地补偿款6096824.6元。2015年6月12日被告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通过第二次分配方案：1.所征用的水田安置费每亩25000元；2.所征用的坡地安置费每亩19000元；3.所承包的责任田每亩28000元。并注明被征收的土地分得安置费后，剩下款额按责任田和人口对半分配。根据分配表原告分得责任水田补偿费123200元及征用土地安置费3845.36元，但原告未签字领取，该款项仍由被告管理。2015年3月份，原告听说政府对机场征收的土地第二次发放征地补偿款要求被告支付第二次分配款，因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15亩转包坡地土地安置费和土地补偿款的纠纷，被告未向原告及第三人发放分配款。被告认为五原告并没有承包40亩坡地，不同意给予五原告分配超过部分款项。第三人认为其跟原告转包的只有15亩坡地，且已经协商解决了，另原告承包的土地没有40亩，第三人向原告转包的土地也没有40亩。另查，第二轮土地承包情况统计表反映五原告承包的水旱田为4.4亩，坡园地为2.3亩，其《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与统计表一致，其《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登记的承包下寨坡的土地为15亩，四至为东至张仕平，南至下一村，西至公路，北至田坎，与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致。王景标、陈传莲、肖月琴、王运芳、王运精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与被告发生争议，因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判令被告支付下寨坡安置补助费约2452320元给原告；2.判令被告支付下寨坡土地补偿费约1320480元给原告；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以上事实，有原告王景标、陈传莲、肖月琴、王运芳、王运精提供的证据：1.常住人口信息登记卡；2.1991年、2005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博鳌机场征地下寨二村民小组土地安置款分配方案、博鳌机场征地下寨二村民小组分配表；4.被告下寨二村于2015年10月16日的分配方案；有被告下寨二村提供的证据：1.下寨二村小组机场征地款额分配方案；2.中原联光下寨二村民小组机场征用地土地安置费补偿分配表两张；3.中原联光下寨二村民小组机场征地补偿款第二次分配表；4.博鳌机场征地下寨二村民小组分配方案；5.博鳌机场征地下寨二村民小组土地安置款分配方案；6.博鳌机场征地下寨二村民小组分配表2张；7.博鳌机场征地下寨二村民小组土地安置费分配表；8.陈学军和王景标就转包土地事项达成的协议书；9.叶俊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有第三人陈学军提供的证据：1.叶俊英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协议书复印件；及原审法院2015年6月9日、2015年9月25日、2015年10月20日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有以下三点：第一，原告所主张的承包地40亩是否属实；第二，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关于15亩土地安置费的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原告所主张的土地安置费、土地补偿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第一，关于原告所主张的承包地40亩是否属实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负有举证证明其承包地面积有40亩的义务，但诉讼中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承包地有40亩，本案证据综合证明原告承包的土地只有15亩，因此，原告的主张其承包地有40亩的事实不予采纳。原告只能就其15亩承包地提出权利请求，超出的25亩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二，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15亩土地安置费的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的规定，双方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具有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原告、第三人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该调解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当事人均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按捺予以确认并有调解人、参加人签名，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所以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第三，原告、第三人双方应根据调解协议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自觉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协议签订后，第三人已经全面、适当履行了调解协议约定的义务，即向原告支付了15亩的安置费2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因此，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因此，对于原告主张15亩的土地安置费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驳回。第三，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土地安置费、土地补偿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首先，原告承包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被告，土地性质属于“三荒土地”，原告通过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取得土地的经营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其通过公开协商方式取得承包的，属于其他方式承包、商业性承包，不属于家庭承包。而家庭联产承包与其他方式承包的本质区别在于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人有份、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家庭承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01lydyh01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01lydyh01、第二十六条第二款01lydyh01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与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其他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01lydyh01的规定，安置补助费是国家征收集体土地后，为了保障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的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解决因土地征收而产生的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而发放给被征地单位的专属款项。即家庭承包土地具有基本生存保障功能，安置补助费应当用于安置失去家庭承包土地的农民。承包方的土地被征用时获得安置补助费，是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方的权利，不是其他方式承包土地承包方的权利。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农村土地被征用后的土地补偿费应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本案被征用的土地为被告的土地，土地征用补偿费理应归被告所有，安置补助费应由被告管理使用和分配。现原告主张获得土地补偿费的依据是海南省人民政府[2006]21号关于《海南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01lydyh0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自治组织没有条件调整数量与质量相当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土地征地补偿费应当按不少于7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民01lydyh01的规定，但参照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海南省农业厅琼土环资函[2011]585号[关于对适用《海南省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有关问题的复函]称：《海南省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琼府[2006]21号）第十三条第一款中所称的承包土地主要是指家庭联产责任地，被征地农民主要是指享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因此，获得土地补偿费的承包方应指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中的农户，并非其他承包方式中的承包方。本案中原告所承包的坡地不属于家庭联产承包方式，其无权获得土地补偿费。另外，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条款中也约定承包期间，如国家征用土地，所得的土地赔偿款归发包方，依据该约定，原告也无权获得土地补偿款。综上所述，五位原告的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景标、陈传莲、肖月琴、王运芳、王运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982元，由原告王景标、陈传莲、肖月琴、王运芳、王运精共同负担。上诉人王景标、陈传莲、肖月琴、王运芳、王运精上诉称：一、上诉人的承包地属于家庭承包。从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991年10月5日换证）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下寨二农地字第17号）来看，上诉人的承包地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明显不是三荒土地。二、一审认定上诉人的承包地属于其他方式承包、商业性承包，缺乏事实依据。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只有不宜采取家庭承包的四荒地才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本案中不存在这种状况。第二，上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承包期限自1998年12月3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2年11月1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的起止日期是2003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很明显上诉人不是基于土地承包合同书而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法律不具有溯及力，一审法院根据2003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来认定上诉人早在1991年10月5日承包的土地是通过公开协商方式取得的是错误的。三、上诉人主张的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符合法律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依法支付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给上诉人。第一，上诉人的承包地是家庭承包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承包方享有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的权利”的规定、上诉人的土地被征收，依法应当获得征地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上诉人的承包地40亩被征收，被上诉人依法应当支付安置补助费2452320元（61308元／亩×40亩）给上诉人。第三，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土地补偿费归集体，但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第三条第（十五）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制订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方法”的规定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2004年11月16日）第一条第（四）项“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具体分配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定，以及《海南省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5月8日）第十三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自治组织没有条件调整数量与质量相当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土地征地补偿费应当按不少于7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规定，上诉人承包地40亩被征，被上诉人应当支付土地补偿费1320480元（47160元／亩×40亩×70%）给上诉人。四、上诉人承包的下寨坡的土地，虽然登记为15亩，但实际耕作面积是40亩，上诉人将其承包地登记为15亩，是为了规避税费。第一，1996年3月19日琼海市九曲江乡联光村委会《关于王景标同志耕作林地的初步处理意见》（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恳请二审法院认定）中认定上诉人位于下寨坡的林地实际面积为40亩。第二，根据从上诉人与陈学军2002年8月30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来看，上诉人将自己的承包地转包给陈学军，四至与陈学军于2005年8月31日办理的《农村土地承包证》的第6块土地的四至完全吻合，进一步说明上诉人转包给陈学军的该块承包地面积是40亩。此外，根据下寨二村民小组组长王景波的陈述来看，下寨村民小组的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荒完毕，不存在陈学军所说的其在转包后另开荒18.9亩地。而根据上诉人2003年至2007年向下寨村二村民小组交付的土地承包金和增值款也可看出其实际承包面积不止15亩。五、上诉人与陈学军于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应当予以撤销，不具有法律效力。陈学军作为土地的转包方无权获得土地的征地补偿款。调解人员在明知的情况下仍将土地安置费进行分成，协议显失公平。上诉人在不能领取土地安置款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签订该协议，属于被胁迫的情况。此外，时任下寨二村民小组组长张仕东，背着上诉人将40亩土地的安置款全部支付给了陈学军，而上诉人以为仅支付了15亩安置款，上诉人在被欺诈和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且协议显失公平，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撤销琼海市人民法院(2015)琼海民一初字第819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1）判令被上诉人下寨二村民小组支付下寨坡安置补助费约2452320元给上诉人；(2)判令被上诉人下寨二村民小组支付下寨坡土地补偿费约1320480元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下寨二村答辩称：一、上诉人上诉主张其被征收的坡地是40亩不属实。第一，2012年因博鳌机场建设需要，征收下寨二村的坡地部分总面积是41.3亩，其中张家煌4亩，张家灿2.2亩、王景清1亩、道路和坟墓3.5亩、第三人陈学军15.58亩、上诉人15亩。因此，上诉人主张自己被征收的坡地是40亩，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第二，上诉人出示的1991年换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5年农业局补发的土地承包证（真实性有异议），一审法院调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始登记表，均载明上诉人承包的下寨坡地为15亩，原始档案中没有上诉人承包下寨坡40亩坡地的档案记录，且上诉人2002年8月30日与第三人陈学军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上亦载明转包土地面积也是15亩。因此，上诉人上诉主张其被征收的坡地是40亩系无中生有。第三，上诉人上诉主张第三人陈学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登记的下寨坡处第六项40亩坡地，即是其转包给第三人陈学军的15亩坡地的实际面积，纯属主观臆断的推定。在土地登记表中可以明显看出第三人陈学军承包的下寨坡处40亩坡地与上诉人承包的下寨坡15亩坡地四至并不一致。第三人陈学军承包的下寨坡处40亩坡地的东至为自己地，上诉人承包的下寨坡处15亩坡地的东至为仕平。二、关于上诉人被征收的15亩坡地的土地安置费，上诉人与第三人陈学军已经达成协议，并且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主张40亩的土地安置费、土地补偿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被上诉人下寨二村对一审查明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均无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陈学军答辩称：关于上诉人被征收的下寨坡15亩坡地的土地安置费，上诉人与第三人陈学军已经达成分成协议，并且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现又主张下寨坡40亩坡地的土地安置费、土地补偿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2015）琼海民一初字第819号民事判决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各方争议的焦点与一审一致。即：1.上诉人主张其承包下寨坡的土地是40亩是否属实；2.上诉人与第三人陈学军签订的土地安置费分成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3.上诉人所主张的土地安置费、土地补偿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承包下寨坡的土地是15亩还是40亩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综合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承包手册和承包合同书上载明的土地面积认定上诉人承包下寨坡的土地是15亩正确。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承包下寨坡的土地面积是40亩，其上诉关于确认下寨坡承包地是40亩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与第三人陈学军签订的土地安置费分成协议是否合法有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的规定，上诉人与第三人陈学军签订的土地安置费分成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本案上诉人和第三人陈国军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调解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当事人均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按捺予以确认并有调解人、参加人签名，协议签订后双方已按协议约定内容履行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具有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上诉主张该协议书是在被欺诈和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撤销该协议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土地安置费、土地补偿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问题。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十八条：“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承包程序合法”、第十九条：“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可知，我国对农村土地实行承包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上述基本原则且依照上述基本程序进行。通过公开协商方式取得承包的，属于其他方式承包、商业性承包，不属于家庭承包。而家庭联产承包与其他方式承包的本质区别在于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人有份、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家庭承包。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01lydyh01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01lydyh01、第二十六条第二款01lydyh01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与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其他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01lydyh01的规定，安置补助费是国家征收集体土地后，为了保障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的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解决因土地征收而产生的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而发放给被征地单位的专属款项。即家庭承包土地具有基本生存保障功能，安置补助费应当用于安置失去家庭承包土地的农民。承包方的土地被征用时获得安置补助费，是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方的权利，不是其他方式承包土地承包方的权利。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农村土地被征用后的土地补偿费应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本案被征用的土地为被上诉人下寨二村的土地，土地征用补偿费应归被上诉人下寨二村所有，安置补助费应由被上诉人下寨二村管理使用和分配。上诉人主张依据海南省人民政府[2006]21号关于《海南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01lydyh0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自治组织没有条件调整数量与质量相当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土地征地补偿费应当按不少于7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民01lydyh01的规定获得征地补偿款，但参照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海南省农业厅琼土环资函[2011]585号[关于对适用《海南省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有关问题的复函]称：《海南省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琼府[2006]21号）第十三条第一款中所称的承包土地主要是指家庭联产责任地，被征地农民主要是指享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因此，获得土地补偿费的承包方应指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中的农户，并非其他承包方式中的承包方。本案中，上诉人承包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被上诉人下寨二村，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承包的坡地是40亩，上诉人提交的承包手册及其与被上诉人下寨二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均载明上诉人承包下寨坡土地的亩数是15亩。关于其承包手册和承包合同书中载明的15亩土地的安置费，上诉人已与被上诉人陈国军达成分成协议并履行完毕，双方的协议合法有效。关于土地补偿费，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下寨二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双方明确约定承包期间如国家征用土地，所得的土地赔偿款归发包方即上诉人下寨二村。依据双方的上述约定，上诉人亦无权获得其主张的土地补偿款。故上诉人关于支付下寨坡40亩坡地的土地安置费、土地补偿款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78元，由上诉人王景标、陈传莲、肖月琴、王运芳、王运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秋芸审判员  陈文和审判员  林中才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李丹丹                                                                          书记员林龙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审核：李秋芸撰稿：李秋芸校对：林龙印刷：李慧玲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4月29日印制（共印2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