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吉24民终11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敦化市。临时负责人：王怀胤，副经理。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莎莎，现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恒新，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怀胤，现住吉林省敦化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玉军，现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海，敦化市渤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共汽车公司）、刘莎莎、王怀胤因与被上诉人孙玉军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5）敦民初字第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共汽车公司上诉称：孙玉军虽然提供证据证明其原系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但其未对公共汽车公司实际出资，因此不能成为公共汽车公司的实际股东。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虽然签订过《合同书》，但该合同书及所谓的2%股权证明是虚假的，且没有实际履行，我公司既没有收到出资的财产，也没有收到出资的现金。根据各方向法庭提供的工商档案登记记载，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根本就不包含孙玉军，原审判决确认其为公司股东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对于本案所诉的股权，孙玉军在诉前多年并未提出过任何主张，公共汽车公司已经由现有股东经营数年，孙玉军从未主张过权利。因此，即便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孙玉军也不应当被认定为股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孙玉军的诉讼请求。刘莎莎上诉称：同意公共汽车公司的上诉意见，刘莎莎现享有公共汽车公司51%的股权，除了王怀胤以外，公共汽车公司并没有体现其他人的任何出资和权益，从工商档案所表明的事实来看，孙玉军等人也并非是公司的股东，其他人不应该享有股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孙玉军的诉讼请求。王怀胤上诉称：孙玉军原系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根据该公司的工商档案登记显示，该公司已在2005年9月6日被工商局依法吊销。孙玉军称是在2005年3月12日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但在工商局公共汽车公司的档案中并无相关记录。可见，两个公司虽有合并意向，但没有实际合并，金隆客运公司因为经营情况系被工商局依法吊销，并不是因为合并而主体不存在注销登记。孙玉军并非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如果按照孙玉军所述，2005年两公司合并，那么原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刘树权、高元国、孙玉军、腾纯生就直接进入公共汽车公司作为股东参与经营管理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只有高元国后来作为普通员工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作为金隆客运公司的老股东，应当知道如果是公司股东就要进行工商登记，参与经营和利润分配，但孙玉军从没有要求过登记，更未参与经营和利润分配，这些都不符合常理，孙玉军不是真正的股东。孙玉军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孙玉军向法庭出示的能够证明的只有股东出资证明书，其他证据都不能证明孙玉军是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所以高元国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孙玉军二审辩称：我出资额是5万元，我在两个公司合并后的公共汽车公司中所占的股权为2%。孙玉军一审诉称：2005年3月12日，原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隆客运公司）与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合并，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合并之后的公司称为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即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原金隆公司解散。原金隆公司股东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并为孙玉军出具了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孙玉军在城市公共公司享有2%的股份，现公共汽车公司拒绝承认孙玉军享有股权，故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孙玉军享有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资格，并在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名册中记载，同时由公共汽车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公共汽车公司一审辩称：孙玉军在诉状中自认，其在金隆客运公司作为股东的身份，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经查阅公司财务账目，我公司从未收到原公司股东的实际投资，孙玉军称其出资5万元现金，享有百分之二的股份，我公司未收到其投资款5万元，孙玉军诉称2005年3月12日我公司出具股东证明书，该事实陈述有误。经查阅卷宗，该证明是股权证明，并非是股东出资证明书，该证明明确标注：股东在公司持有的股份，以投资股东实际到位股本为准。我公司未收到孙玉军的实际到位的股本，孙玉军陈述为其出具证明用词不当。我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3日，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是吕宝利、王怀新、李太宝，注册资金是50万元，我公司自设立以来至今孙玉军从未向公司主张过股东权利，到2011年，原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现任股东王怀胤、刘树权（刘莎莎父亲，已故），我公司对孙玉军向法院提交的股权证明真实性有异议，即使该证明是真实的，该股权内容也未实际履行，且时间已经超过十年之久，我公司也不同意孙玉军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该股权证明如果是真实的，也已超过合理的履行期限，且公司的股东已经全部发生变化，现任股东亦不认可原股东作出的股权证明，故无论该证明是否有效，我公司都不同意履行，孙玉军的主张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时，孙玉军是否享有股东资格应以其诉请股东出资证明书是否有效为前提条件，有效并实际履行后孙玉军才能享有股东资格，孙玉军既要求确认股东出资证明书有效，又确认股东资格，我公司认为两诉不能合并审理。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孙玉军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刘莎莎一审述称：同意本案被告的答辩意见，股权属于债权，受二年诉讼时效的限制，孙玉军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孙玉军诉求。我收到的诉状是请求确认出资证明有效，我也不同意两个诉合并审理。第三人王怀胤一审述称：2013年我通过股权转让，成为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孙玉军并未入股，孙玉军也没有对公司进行管理，工商部门登记也没有孙玉军，同时孙玉军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我认为应该驳回孙玉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03年2月，贾忠久、林大鹏、高元国等三人发起设立金隆客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高元国出资20万元，贾忠久出资20万元、林大鹏出资10万元，高元国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4年1月13日，经金隆客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吸收新股东刘树权、孙玉军、滕纯生、马金红，同时决定高元国将其投资的20万元中的15万元转让给孙玉军、滕纯生、马金红各5万元，贾忠久、林大鹏自愿撤出公司，并将自己的全部股份共计30万元转让给刘树权，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决定刘树权、高元国、孙玉军、马金红、滕纯生为该公司股东，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刘树权30万元，其余四人各5万元。刘树权为金隆客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5年9月6日，金隆客运公司因未申报2004年度企业年检，被敦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止经营活动。另查，2005年3月12日，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商讨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事宜，决定推选刘树权为合并事宜代理人，同时决定在以下问题得到双方认可时，可以执行合并：“1.为了更好发展公司保证全体股东的利益，经股东大会研究决定与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2.合并后的公司名称为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原金隆客运公司解散。3.原公司股东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4.解散后的全部财产及全部业务归公共汽车公司所有。5.公司原股东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的股份比例不低于30%，两年内公共汽车公司的再次投入由公共汽车公司承担，原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支付应出资金额的利息并在红利中偿还本金……”刘树权、高元（原）国、滕纯生、孙玉军等在“全体股东签字”处签名。次日，公共汽车公司（甲方）与金隆客运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现出资购买敦化市市内小公共汽车站，计划投资200万元，乙方现有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经营权，折合人民币50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共同决定双方公司合并经营……甲方以其投入的200万元资金，拥有合并公司的70%的股权，乙方以现有公司的折价50万元人民币，拥有合并公司30%的股权（其中刘树权本人以现金形式投入占10%股份）。合并后的公司将以公共汽车公司的名称进行经营，即原乙方公司解体，原乙方公司全部由合并后的公共汽车公司接管。乙方公司在合并后公司所体现的股权形式应全部以原乙方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的本人真实身份体现，其股权比例应以乙方公司在合并后所占的这一部分股权中再按其在原乙方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划分，然后再以其合并后公司中所占的实际比例体现股权比例……”时任公共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宝利与金隆客运公司金隆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树权在该合同书上签字，并分别加盖二公司的公章。同年5月8日，公共汽车公司为孙玉军出具股权证明，证明其在公共汽车公司以现金（实物）投资，计人民币5万元整，持有本公司2%的股份。同时注明：股东在公司持有的股份以投资股东实际到位股本为准。5月20日，公共汽车公司出具“原有股东合并情况证明书”一份，载明“2005年3月股东刘树权、高元国和其他股东是以金隆客运公司拥有119台市内公共汽车和线路经营权等其他设施、全部资产投放到新成立的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其股东投资折合人民币50万元。”再查：据公共汽车公司工商档案中体现，公共汽车公司为2005年2月28日发起设立，发起人为吕宝利，设立初期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吕宝利（出资25.5万元）、王怀新（出资14.5万元）、李太宝（出资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吕宝利，后期吕宝利向李太宝转让股份12.5万元，还持有股份13万元。2011年4月，吕宝利将其持有的13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刘树权，王怀新将其持有的14.5万元股份向刘树权转让13.5万元。同时公共汽车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选举刘树权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为刘树权（出资26.5万元，出资比例53%）、王怀新（出资1万元，出资比例2%）、李太宝（出资22.5万元，出资比例45%）,2013年5月21日，刘树权向王怀胤转让股份1万元，李太宝将其全部股份22.5万元转让给王怀胤、王怀新将其全部股份1万元转让给王怀胤，并修订了公司章程。此时公司股东为刘树权（出资25.5万元，出资比例51%）、王怀胤（出资24.5万元，出资比例49%），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树权。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公共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树权于2015年5月9日死亡，刘莎莎为刘树权的法定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孙玉军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其在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资格，故该项权利具有身份权性质，因此不适用诉讼时效有关规定。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前提条件是其是否对公司进行了出资。孙玉军所举证据显示，2005年3月12日，金隆客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了决议，决定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原金隆客运公司解散。原金隆客运公司股东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次日，公共汽车公司与金隆客运公司签订合同书，再次对两公司合并事宜作出了明确约定，其中明确约定了金隆客运公司在合并后公司所体现的股权形式应全部以原金隆客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的本人真实身份体现，其股权比例应以金隆客运公司在合并后所占的这一部分股权中再按其在原金隆客运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划分，然后再以其合并后公司中所占的实际比例体现股权比例。5月20日，公共汽车公司又出具了证明，载明了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情况，并再次对两公司合并的合同书的有效性进行了确认。以上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故能够认定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确已发生合并的事实，孙玉军作为原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其按照两公司关于合并事宜的约定应继续为合并后的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况且公共汽车公司于2005年5月8日为孙玉军出具了股权证明，故应认定孙玉军具有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资格。公共汽车公司及刘莎莎、王怀胤对孙玉军未履行出资义务及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未发生合并事宜负有举证责任，现公共汽车公司及刘莎莎、王怀胤仅是依据公共汽车公司的工商档案未对两公司合并事宜进行记载提出抗辩。因工商档案所体现的大部分材料均由公共汽车公司自行提供，只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而在公共汽车公司内部，在孙玉军已经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发生过合并，且孙玉军在合并后的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的情形下，公共汽车公司及刘莎莎、王怀胤均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抗辩主张。现公共汽车公司及刘莎莎、王怀胤除工商档案以外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反驳孙玉军的主张，故对公共汽车公司及刘莎莎、王怀胤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因孙玉军在原金隆客运公司出资额为5万元，且公共汽车公司为其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显示孙玉军出资额为5万元，故认定孙玉军在公共汽车公司出资额为5万元，至于其出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所占比例问题，因现公共汽车公司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且并不含有孙玉军的股份，故在公共汽车公司现有注册资本数不尽明确的情况下，无法查明孙玉军出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所占的实际比例，故孙玉军可在公共汽车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后，按照现有股东所持股本重新划分比例后再行记载于股东名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孙玉军为公共汽车公司股东，出资额为人民币5万元；二、驳回孙玉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其他诉讼费用50元，合计150元，由公共汽车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关于孙玉军是否具有公共汽车公司股东资格问题。根据2005年3月12日金隆客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次日公共汽车公司与金隆客运公司签订的合同，公共汽车公司与金隆客运公司进行合并，合并后原金隆客运公司的股权全部以原金隆客运公司自然人股东本人的真实身份体现，其股权比例以合并后金隆客运公司在公共汽车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中所占的比例确定。2005年5月20日，公共汽车公司出具的证明中载明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情况，并对两公司合并合同书的有效性再次进行确认。以上事实能够认定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确已发生合并，孙玉军作为原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应在合并后的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公共汽车公司于2005年5月8日向孙玉军出具的股权证明，已确认孙玉军作为股东出资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孙玉军具有公共汽车公司股东资格正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刘莎莎、王怀胤各自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刘莎莎、王怀胤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一审判员 张新颜审判员 金春秋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金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