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岳民初字第2604号
原告：朱培立，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才勇，湖南众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长青，湖南众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迅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广州市番禹区钟村街钟三村大地塘隆辉创业公馆B座270房。
法定代表人：尹国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彭义军，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红明，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培立与被告广州迅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兴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培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才勇，被告迅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尹国术及其委托代理诉讼人彭义军、曹红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迅兴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李凤萍因病去世，本院于2013年3月2日依法作出（2015）岳民初字第2604-1号民事裁定，裁定中止本案诉讼。2016年8月30日，本案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培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80万元及利息189万元，本息共计769万元（按2%的月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16.3个月)）；2、被告按2%的月利率计算后续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3、被告负担本案诉讼涉及的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5日，被告向原告借款580万元用于与湖南泰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公司）合伙承接吉首市城市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首公司）土地合作开发项目的投资。被告当天向原告出借了《借据》和《收条》，并明确了原告可选择偿还现金（月息2%），也可选择到土地合作开发项目中投资，在原告借款本息未收回前，被告以该借款投资的项目作为担保，以特别授权的方式由原告完全控制项目的招商、运作等事项。2014年7月7日，泰安公司与吉首公司签订了《土地合作开发合同》，但因自身遇到困难而无力再履行该合同。2014年7月17日，被告通过湘潭仲裁委（2014）潭仲调字165号仲裁《调解书》，将所投资的580万元收购了泰安公司与吉首公司之间《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被告为了让原告对借出的这580万元放心，在取得仲裁《调解书》的当日即2014年7月17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明确承诺：“被告如果撤销对原告的授权或因其他情况不能保证原告按上述授权运作和维护该项目的权益，不论项目盈亏情况如何，都保证由被告偿还原告的580万元，并按月2%的利率从承诺之日起计算利息至偿还清结之日止。”该《承诺书》还明确：“被告如不信守此承诺，原告可到自己居住地的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收购《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后，先后向吉首公司支付了3220万元，加泰安公司之前付的380万元，共计投入了3600万元。但吉首公司未能履行后续义务，且投资款一度因吉首公司负责人涉案而被冻结。2015年5月11日，被告又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吉首土地项目维权协议》，该协议再次明确“被告如果撤销对原告的授权或因其他情况不能保证原告按上述授权运作和维护该项目的权益，不论项目盈亏情况如何，都保证由被告偿还原告的580万元，并按月2%的利率从承诺之日起计算利息至偿还清结之日止。”2015年7月3日，被告将工商登记变更了法定代表人等内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不仅停止了对原告“处理与吉首公司《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相关事项”的授权，而且还对原告封锁了处理《土地合作开发合同》事项的所有信息，并将吉首公司退回的部分资金擅自作了处理，未偿还原告一分钱。被告变更法定代表人后的种种行为，违反了《借据》、《承诺书》、《吉首土地项目维权协议》的约定。
被告迅兴公司辩称：1、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580万元的借款。因为泰安公司与吉首公司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已经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合同；2、因为土地合作开发合同被认定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该合同从签订开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该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也是无效的；3、泰安公司与吉首公司签订土地开发合同后，将该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转让行为依法也是无效；4、湘潭市仲裁委员会（2014）第165号仲裁调解书尽管认定了泰安公司将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但因为合同认定为无效，已依法予以撤销，所以仲裁委员会认定土地合作开发合同转让合法有效是错误的；5、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性质是不能擅自转让，土地合作开发主体应具有相应的资质，作为被告并没有该资质，该合同第八章第二十条也明确规定了合同的转让必须经过有权机关同意才可以转让；6、被告没有取得580万元中的任何款项，该款项中的380万元因泰安公司违法，其380万元已被湘西自治州纪委以及工商局、凤凰检察院扣押作为其违法的罚款，另外的120万元是朱永东和朱永红向长沙一个叫刘芳的借款用于支付拍卖佣金，后来由于朱永东和朱永红没有偿还借款，刘芳已向法院起诉并将被告在吉首开发区的120万元款项强制扣划。原告诉状中所称该580万元去向明确，泰安公司存在违法行为，不可能从该合同中获利，并且被告的投资款至今连本金都尚未收回；7、原告借给泰安公司的580万元借款是否真实存在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起诉的案由是民间借贷，但是没有提供资金的支付凭证，所以原告与泰安公司的借款真实性存在问题；8、整个吉首项目均为原告自始至终参与，并且是泰安公司和被告的高级顾问，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签订以及后期引进被告参与该项目的投资，均是由原告一手操控；9、本案应分为三个不同的主体（即泰安公司、被告公司、李凤萍个人），根据全案的经过及湘西纪委、凤凰县检察院对该案的认定，被告迅兴公司与泰安公司的违法行为无关。而整个吉首项目未被冻结的3220万元均为李凤萍个人及其关联公司进行支付的，故此实际李凤萍与被告迅兴公司并无关联。
原告朱培立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
1、原、被告的身份证明信息，拟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
2、《借据》、《明细表》和被告出具的收条各一份，拟证明：（1）、原告出借给被告580万元的事实及明确了月利率2%及借款担保条件；（2）、原告出借给被告的资金来源合法；
3、湘潭仲裁委（2014）165号《调解书》及吉首公司的确认意见、《土地合作开发合同》，拟证明被告用这580万元借款经过仲裁抵收了泰安公司在《土地合作开发合同》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吉首公司亦认可被告接收该项目；
4、泰安公司向被告和吉首公司发的关于380万元前期投资款移交给被告的专函，拟证明被告接受了泰安公司与吉首公司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合同》项目的前期投资380万元的实际权益；
5、被告给原告出具的《特别授权委托书》，拟证明被告按《借据》内容的约定，特别授权原告全权处理《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相关事项，让原告完全可以防控该借款风险；
6、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被告书面承诺，如果撤销对原告的授权或因其他情况不能保证原告按上述授权运作和维护该项目的权益，不论项目盈亏情况如何，都保证由被告偿还原告的580万元借款，并按月2%的利率从本承诺之日起计算利息至偿还清洁之日止；
7、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吉首土地项目维权协议》，拟证明原、被告双方确认如果被告撤销对原告的授权或因其他情况不能保证原告按上述授权运作和维护该项目的权益，不论项目盈亏情况如何，都保证由被告偿还原告的580万元借款，并按月2%的利率从本承诺之日起计算利息至偿还清洁之日止；
8、被告于2015年7月3日变更工商登记内容的资料，拟证明被告将法定代表人作了变更，变更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再给原告授权，导致原告丧失对借款防控风险的权利；
9、原告与李凤萍签订的《履行吉首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合伙协议》，拟证明原告是按照被告的授权委托书和承诺书运作该吉首土地开发项目，证明李凤萍认可该580万元借款的事实；
10、《原告夫妇及创益中心借款给泰安公司明细及轨迹》和《泰安公司欠原告妹夫吴小帆75万元的明细及轨迹》以及24笔银行付款流水或凭据，拟证明原告与湖南泰安投资有限公司存在真实的58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被告所借原告的580万元债权系真实债权；
11、《吉首土地项目合伙投资协议》，拟证明1.被告将向原告借580万元的债权用于了吉首土地项目的投资（与收条相对应）；2.被告向原告借580万元是在拍卖和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合同》之前发生的，即拍卖违规和合同无效、撤销均与借款无关；
12、泰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永红以自然人身份竞得吉首土地合作开发权的《成交确认书》，拟证明⑴、拍卖是在被告向原告借580万元之后，即拍卖违规与该借款无关；⑵、泰安公司的经济活动法人与法定代表人混同，原告根据该公司要求，将出借资金支付至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永红账户，符合规定及惯例；
13、湘盛建字（2014）03号《湖南省盛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文件》，拟证明支付给吉首经开区的款项，是被告公司的，不是李凤萍个人的。
被告迅兴公司为证实其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
14、吉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会议纪要、湘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因泰安公司违法，其与吉首经开区签订的《土地合法开发合同》无效；
15、凤凰县人民检察院《关于解除开发合同中3600万元合同价款冻结转移、支付的函》、湘西纪委《关于暂停清算往一款项的通知》、吉首经开区的《情况说明》、刘芳《民事起诉状》、刘芳案一审、二审判决书，刘芳案财产保全裁定书、执行裁定书、刘芳案执行、诉讼协助执行通知书、支付凭证、刘芳案案件执行结案通知书，拟证明原告诉称的580万去向，因合作开发合同违法被查处，被告与违法行为无关，故解冻了被告的款项，仅冻结了泰安公司的380万元；
16、2014年8月1日，原告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原告承诺被告在2014年8月1日以前无任何债务纠纷和不良纠纷，否则由原告承担一切责任；
17、原告与被告原法定代表人李凤萍签订的《公章移交协议》，拟证明在2015年5月31日前，被告公司的公章一直在原告手上，且原告承诺此前被告公司的债权债务和用印引起的纠纷与李凤萍无关；
18、凤凰县人民检察院对被告原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李凤萍投资进入吉首项目的过程；
19、原告与吉首公司签订的《促成项目融资的咨询服务协议》及相应付款、收款凭证，拟证明原告收取了吉首公司29.98万元咨询费；
20、付款凭证，拟证明投资吉首的款项3220万元均是由被告原法定代表人李凤萍个人或其关联公司支付的，与原、被告均无关。、
根据被告的调查申请，本院获取如下证据：
21、被告迅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唐兴吾的谈话笔录，拟证明债务转移的经过。
以上证据经原、被告双方当庭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被告并没有借原告580万元；对证据2中的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从没有收到原告借据上所述的580万元款项；2014年6月5日的借据，李凤萍不知情；被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唐兴吾在借据上签字的真实性已无法认定，对该借据不予以认可；对证据2中的资金明细表不予认可，签字真实性无法核实，被告对该表格未收到也不知情，对证据2中的收条不予以认可，被告并没有收到580万元款项，也没有收到580万元的债权转让确认手续，李凤萍对该收条不知情，对唐兴吾签字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被告公司的公章当时不在唐兴吾、李凤萍手上；对证据3中的调解书，认为该调解书没有合法性和证明力，因为土地合作开发合同已被依法撤销；2015年9月15日湘西自治州工商局的行政处罚书也对该合同认定为非法合同，仲裁调解书的第一项将该合同转让给被告没有法律效力。调解书无权将该合同通过调解的方式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公司，根据该合同性质是不能依法转让。该仲裁调解书第一页尽管有吉首公司的盖章以及签字，同意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但根据法律规定和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合同的转让事先必须经过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同意才能转让，所以该签字盖章无效；调解书的第一页左上角有本案原告签署的意见，说明转让运作都是由原告一手操作。对证据3中的《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该合同已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合同；对证据4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公司并不知情该转让函，也未收到；泰安公司的380万元前期投入已被查封扣押，所以不存在将380万元转移到被告公司名义下的情况存在；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说明唐兴吾一直在委托原告在运作吉首土地合作的相关事务，该授权委托书未载明委托时限，到现在都有效，李凤萍与被告公司从未取消该授权；对证据6有异议，该份证据证明了从泰安公司进入吉首项目起一直是由原告操控；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主合同无效从合同自然无效，唐兴吾的签字无法核实，公章也一直由原告保管；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李凤萍将被告公司从一个空壳公司变为了一个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的公司，同时也证明了被告公司没有相应资质承接土地合作开发合同；对证据9因不存在再履行合同的问题，该合伙协议也是无效协议，关联性及合法性有异议，李凤萍签订的协议与被告公司无关；对证据10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17笔银行流水的款项支付时间相矛盾，泰安公司总共只支付给吉首公司380万元，而不是原告诉称的580万元。原告以及其他人支付的款项大部分都是支付到朱永红个人，每月支付到泰安公司的账户上，不能认定为是原告借给泰安公司的借款，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原告与朱永红个人有其他的经济往来，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有异议，认为甲方的公章2014年期间在原告的身上，唐兴吾的签字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证据正好证明了甲乙双方合伙各负50%责任进行土地开发，不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580万元；对证据12确认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该项目已被湘西自治州纪委依法撤销。不能证明朱永红与泰安公司人格混同；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该1500万元是李凤萍个人的关联公司（湖南省盛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到吉首公司，该款项并不是被告公司的。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4、15的真实性认为无法核实，对合法性有异议，该两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达到；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本案的债务纠纷不属于被告在外的债务纠纷范畴，该承诺书对本案的债务没有涉及力，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达到；对证据17的质证意见同于证据16；对证据18、19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4、15的质证意见；对证据2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的债务纠纷无关，该证据中201403号函明确该款为代被告付履约合同款，因此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达到。
原告对本院调查获取的证据21无异议。
被告对证据21中唐兴吾所述事件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一，被告公司当时并无实力承接项目标的为1.68亿的工程，该公司为空壳公司，不存在其与原告合作承接该项目；第二，被告公司出具借条仅因为原告向其口述原告借款给了泰安公司，但原告并未提供该笔款项的实际支付凭证，该份笔录间接证明了整个吉首项目是由原告一手操控。对于仲裁的事情，被调查人唐兴吾说谎，因为仲裁调解协议以及立案等均是原告亲自参加，当时泰安公司与被告公司并未发生争议，不存在仲裁的必要性，是为了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
以上证据经本院审查核实，证据1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证据2有相关人员和公司公章和签名，本院予以认可；证据3系生效法律文书，被告没有证据证实该文书被撤销，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可；证据4-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据实采信；证据14-20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直接关系，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以认可；证据21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泰安公司自2012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累计向原告朱培立借款4820000元，该借款通过湘潭市创益扶困咨询中心、朱培立、朱文强、陈昭英、张九如银行账户分22次支付至泰安公司指定银行账户4724800万元，另支付现金95200元。泰安公司于2013年4月13日向吴小帆借款600000元，该款通过吴小帆、朱持恒银行账户支付至湖南泰安投资有限公司指定银行账户。2014年6月5日，原告与泰安公司共同协商，泰安公司将其对原告的债务转移给被告迅兴公司，原告及其他借款人共同出具一份《由朱培立统一行使权利将泰安公司580万元债权转让给迅兴公司的明细表》，确认借款共计58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被告迅兴公司（借款户头为湘潭市创益扶困咨询中心、朱培立、杨桃英、吴小帆、朱持恒，利息及仲裁费开支230000元），由原告统一行使债权。湘潭市创益扶困咨询中心、朱培立、杨桃英、吴小帆、朱持恒及泰安公司共同签字盖章确认。
2014年6月5日，被告迅兴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朱培立先生及其亲属和湘潭市创益扶困咨询中心在湖南泰安投资有限公司的580万元债权转让确认手续，本公司用该债权作为与泰安公司签订《吉首土地项目合伙投资协议》的合伙资金，并承诺朱培立先生可以选择偿还现金，也可选择用全部或部分的债权参入到吉首土地开发权项目中本公司所占的份额内投资。
2014年6月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朱培立先生人民币580万元，借款用于与泰安公司合伙承接吉首公司土地合作开发项目的投资。朱培立先生可以要求偿还现金（月利率2%），也可以在吉首土地开发权项目取得后，选择用全部或部分的债权参入到项目中投资（在本公司所占的份额内分割）。在朱培立先生的580万元借款本息未收回之前，以特别授权的方式由朱培立先生完全控制项目的招商、运作等全部事项。”
2014年6月18日，泰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永红通过拍卖竞标，取得吉首经济开发区乾南产业园289亩土地的合作开发权。2014年7月7日，泰安公司与吉首公司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泰安公司投资1.68亿元，完成吉首经济开发区乾南产业园289亩土地的道路及相关配套工程，使土地达到国有建设出让用地的条件，吉首公司将土地出让后，泰安公司享有相应的投资回报。
2014年7月17日，被告迅兴公司与泰安公司通过湘潭仲裁委员会调解，达成（2014）潭仲调字165号《调解书》，泰安公司将其与吉首公司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移交给被告迅兴公司，泰安公司前期投入到该项目的380万元土地报批费和拍卖费等开支产生的成果归被告迅兴公司享有。被告迅兴公司则不再向泰安公司主张债权权利。
2014年7月17日，被告迅兴公司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公司用朱培立先生借给的580万元债权，正式通过（2014）潭仲调字165号仲裁《调解书》，接受了泰安公司与吉首公司《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本公司作如下承诺：1、本公司特别授权委托朱培立先生处理与吉首市城市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相关事项和洽谈后续协议等；同意朱培立先生以本公司或以自已个人的名义与来该项目投资的其他人签订合作或合伙协议，但公司须在《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4500万元总投资中占有18%以上的份额；2、同意朱培立先生的580万元借款作为本公司在吉首土地开发权项目中的原始投资，占该项目4500万元总投资规13%的份额，如与其他投资人签订的合作或合伙协议，本公司如超过了18%的份额，超过部分本公司与朱培立先生各分享50%；3、如果撤销对原告的授权或因其他情况不能保证朱培立先生按上述授权运作和维护该项目的权益，不论项目盈亏情况如何，都保证由本公司偿还朱培立先生的580万元，并按月2%的利率从承诺之日起计算利息至偿还清结之日止。”
2014年7月17日，被告迅兴公司向原告出具《特别授权委托书》一份，授权原告全权处理与吉首公司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合同》事项，全权代理被告履行《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相关的权利与义务。
2014年7月18日，泰安公司向被告迅兴公司及吉首公司出具《投资款移交专函》，声明泰安公司将前期的投资款380万元移交给被告迅兴公司。
2015年5月11日，被告迅兴公司与原告签订《吉首土地项目维权协议》一份，双方确认如果被告迅兴公司撤销对原告的授权或因其他情况不能保证原告按上述授权运作和维护该项目的权益，不论项目盈亏情况如何，都保证由被告迅兴公司偿还原告的580万元借款，并按月2%的利率从本承诺之日起计算利息至偿还清洁之日止。
2015年7月3日，被告迅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由唐兴吾变更为李凤萍。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停止了对原告处理与吉首公司《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相关事项的授权，原告无法参与到《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后续维权事项中，原告遂向法院起诉，提出诉称所述之请求。
另查明，被告迅兴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4日，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唐兴吾，2015年7月3日，被告迅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为李凤萍。2016年2月4日，李凤萍因病去世。2016年8月18日，被告迅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尹国术。
再查明，2015年5月8日，吉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召开主任办公会议，认定吉首公司与泰安公司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合同》无效。2015年9月15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工商局作出（2015）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泰安公司在土地拍卖过程中存在串标行为，处罚泰安公司168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问题。
案件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从本案讼争情况看，因泰安公司向原告借款，泰安公司与原告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后原告与泰安公司、被告迅兴公司三方进行协商，泰安公司将所欠原告的580万元债务转让给被告迅兴公司，原告作为债权人同意债务转让，被告迅兴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借据》及收条，同意承接泰安公司所欠原告的580万元债务，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看，本案是在债务转移合同生效后，因债务转移合同的履行而发生争议，本案的案由应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原告在立案时确定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本案中债务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债务转移是否成立的问题。
债务转移合同是指在不改变债的内容的前提下，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将合同义务全部或部分移转给第三人代为履行的合同。债务转移的成立应有合法存在的债务、债务具有可转移性、债务转移应经债权人同意。关于本案所涉债务转移是否有效，被告迅兴公司应否向原告担还款义务问题。本案原告提供了债权转让明细表，原债务人泰安公司在明细表上加盖公章对数额予以了认可，原告同时还提供了银行的付款凭证，证实原告向泰安公司交付了借款，本案中所转移的债务真实合法存在。同时被告迅兴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借据》、《收条》及《承诺书》，认可接收了原告的债务及债务的具体数额。原告也同意泰安公司将债务转移到被告迅兴公司，因此原、被告之间债务转移合同依法成立，被告迅兴公司应向原告担还款义务。
（三）、关于泰安公司与吉首公司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合同》合法性问题及泰安公司当初所借原告借款的去向问题。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告所借泰安公司的款项均系2014年5月16日前支付，泰安公司与吉首公司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系2014年7月7日签订，且原告与泰安公司、被告迅兴公司进行债务转移时双方也未约定债务转移与《土地合作开发合同》能否顺利履行有关联。因此，泰安公司与吉首公司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合同》是否合法与原告的借款没有关联性，泰安公司对借款的用途也与原告无关。
被告辩称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580万元的借款，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泰安公司的借款用于了吉首土地合作开发合同项目，泰安公司与吉首城建开发公司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合同，因为合作开发合同被认定无效，该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亦无效的辩解意见，因借款的事实发生在2016年6月之前，合同是否有效与本案原告并无直接关系，合同无效亦不影响原、被告双方债务转移关系成立的事实，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湘潭市仲裁委员会（2014）第165号仲裁调解书违反法律规定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生效仲裁调解书未经有权机关撤销前应当认定为有效，对被告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其没有取得580万元中的任何款项，原告借给泰安公司的580万元借款是否真实存在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经查，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充分证据借贷事实存在，且本案为债务转移，对被告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迅兴公司之间的债务转移合同依法成立，被告迅兴公司应履行还款义务。原、被告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履行还款的义务。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58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原、被告双方在借据中未约定支付利息，但被告于2014年7月17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中约定了利息，本院认定被告支付原告利息自承诺之日起即2014年7月17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本金58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支付）。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利息189万元，没有提供计算依据，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州迅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朱培立借款本金人民币58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58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4年7月17日计算至借款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朱培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28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7820元，由被告广州迅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赖浩翔
人民陪审员 李建伟
人民陪审员 石妹玲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代理书记员 郭吉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