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622民初480号
原告：邓建华，男，195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江西省余江县，
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江西省余江县建设西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622169770063Y。
法定代表人：蔡国华，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文兆，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郦娜，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住所地江西省余江县城北。
法定代表人：柴小明，职务场长。
原告邓建华与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不当得利返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建华、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吴文兆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建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支付原告利息损失462104.56元（以470324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8年1月30日止）；2、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0月，余江县人民政府因建设屠宰场需要，决定征收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位于米厂边的土地用于屠宰场建设。2014年4月27日，俩被告签订使用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使用面积为7.33亩，土地补偿总费用348175元，另青苗补助费112149元，鱼苗补助费20000元。原告系余江民安食品有限公司职工，余江县屠宰场系民安食品有限公司职工下属单位。余江县人民政府决定重新建设屠宰场后，经原告与被告、余江县民安食品有限公司等协商，新建屠宰场由原告全额出资建设，含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助费等。2014年11月3日，原告通过建设银行账户向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支付青苗补助费及工作经费共计122149元，向案外人支付青苗补助费10000元、鱼苗补助费20000元。次日，原告通过余江县民安食品有限公司再次支付土地使用补偿款348175元至余江县财政专户。工程开工初期，因余江县土地统一利用规划需要，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通知原告停止工程建设。停工后，因投入巨额资金，原告多次与两被告协商，要求其退还土地使用补偿款、青苗补助费、工作经费共计470324元。后经相关单位召开调度会，决定由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返还土地使用补偿款、青苗补助费、工作经费等。直到2018年2月初，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才支付完毕。原告因屠宰场建设，投入470324元资金，后因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原因，导致工程停工，至2018年2月被告才将投入资金返还，期间利息损失被告应当予以赔偿，因资金一直由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占有，故其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辩称：一、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与原告没有形成任何合同和债权债务关系；二、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不需要原告所谓的投资资金，被告账上资金充足；三、被告在2017年10月是履行余江县的会议精神，与原告没有关系。
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辩称：一、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提供土地，签订的《使用国有土地补充协议》合同相对方是余江县国土资源局而非原告；二、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与原告无法律上的关系，从始至终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协议，并非合同双方当事人。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A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机构信息，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A2、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中国建设银行现金缴款单、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收款收据、中国银行进账单，证明2014年11月3日原告邓建华通过建设银行汇款征地补偿费112149元、工作经费10000元给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2017年10月12日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出具收款收据，收取余江县国土资源局退回的青苗补偿款112149元，2017年11月7日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通过中国银行将该笔112149元的青苗补偿款汇款给原告邓建华；A3、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江西省农村信用社综合凭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汇款凭证、财政资金支付凭证、江西同城清算系统专用凭证、余江县工业园区国库集中支付票据汇总报销单、江西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电汇凭证、余江县民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安公司）收款收据，证明2014年11月4日原告邓建华汇款348175元至民安公司账户，2017年11月6日，民安公司将该笔348175元转账给余江县财政局乡镇其他资金账户县工业园区，2018年2月1日余江县财政局汇款348175元至县工业园区账户，2018年2月8日余江县财政局乡镇财政零余额账户转账348175元给民安公司，2018年2月11日民安公司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该笔348175元转账给邓建华账户上；A4、《使用国有土地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余江县屠宰场搬迁工程、土地捆绑开发工程违约补偿款项》、国土局出具的关于屠宰场征地情况说明、余江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记录、说明一份，证明原告因屠宰场建设投入巨额资金，经多次与两被告协商，要求退回各项费用共计470324元，后经相关单位召开调度会，由国土资源局返还相关款项，直至2018年2月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才支付完毕。
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由其承担不利后果。
经庭审质证，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均无关联性，经合议庭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A1、A2、A3、A4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符合证据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2014年10月27日，余江县国土资源局与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签订《使用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主要内容是：根据屠宰场建设项目需要，经余江县人民政府与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乙方）协商，乙方同意余江县国土资源局（甲方）使用乙方位于水稻原种场米厂边的部分国有土地。本次使用国有土地补偿总费用为348175元。涉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由甲方负责另行支付，乙方负责配合甲方做好补偿工作。2014年10月27日余江县民安食品有限公司与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是：根据屠宰场建设项目需要，决定对屠宰场项目用地进行征收及使用。一、土地位置及面积……二、土地补偿费支付1、余江县应支付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补偿费总额为460324元，扣除由余江县国土资源局支付的348175元后，本协议余江县民安食品有限公司应付给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补偿费98955元，青苗补偿13194元，合计112149元；2、上述土地涉及到的房屋拆迁、坟地搬迁、地面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由余江县民安食品有限公司支付；3、用地报批及各种税费，均由余江县民安食品有限公司承担……。2014年11月3日原告邓建华通过建设银行汇款征地补偿费112149元、工作经费10000元给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2017年10月12日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出具收款收据收取余江县国土资源局退回的青苗补偿款112149元，2017年11月7日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通过中国银行将112149元青苗补偿款汇款给原告邓建华。2014年11月4日原告邓建华汇款348175元至民安公司账户，2017年11月6日，民安公司将348175元转账给余江县财政局乡镇其他资金账户县工业园区，2018年2月1日余江县财政局汇款348175元至县工业园区账户，2018年2月8日余江县财政局乡镇财政零余额账户转账348175元给民安公司，2018年2月11日民安公司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该笔348175元转账给邓建华账户上。2018年4月17日原告邓建华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支付其利息损失462104.56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一、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原告诉称是因投资屠宰场建设而投入470324元资金，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之间签订了投资建设、资金垫付等任何合同，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受有损失；3、获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本案原告2014年11月3日汇款122149元给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11月4日汇款348175元给余江县民安食品有限公司，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受有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余江县民安食品有限公司和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获得原告汇款无法律上或合同上的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其中348175元汇款原告邓建华并非直接汇给被告余江县国土资源局，且事后余江县国土资源局也没有对民安公司的汇款性质进行追认是国土资源局与原告之间直接发生关系，而辩称其与原告无关，故余江县国土资源局不是该不当得利的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原告诉请与被告国土资源局无法律和事实上的直接利害关系，被告国土资源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依法应驳回原告对国土资源局的诉讼。二、原告诉求的法律性质问题。原告诉请为利息损失，该损失属于非因原告的人身、财产或人格权利受侵害而发生的纯粹金钱上的损失，系纯粹经济损失。目前我国法律对于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及学界主流观点为纯粹经济损失一般不予赔偿，但对于赔偿有合同的约定或基础法律关系中有法律的直接规定除外。本案原、被告并未对该利息损失进行约定赔偿，法律对不当得利的规定虽包涵了纯粹经济损失孳息，但原告对所汇款项孳息的产生未提供证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不当得利的返还包括原物及原物所产生的孳息，本案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2017年11月7日已经将不当得利112149元返还给原告邓建华，余江县民安食品有限公司也将不当得利的348175元返还给邓建华。10000元工作经费尚未返还，但原告未主张诉请返还，本案不予处理。原告诉请利息损失，属于请求返还原物所产生的孳息，但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在不当得利期间对该占用的资金获得了利息，即原告不能证明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获得的不当得利中含有孳息利息。另外，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何时向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主张过要求不当得利的返还，被告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是否拒绝返还的事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由于原告举证不能，为此对原告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邓建华对余江县国土资源局的诉讼；
二、驳回原告邓建华对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231.57元由原告邓建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 健
人民陪审员 熊建琴
人民陪审员 赵才芳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吴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