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503民初781号原告孙某某，男，汉族，农民，住蒙自市。委托代理人陈冬生，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孙某2，男，汉族，居民，红河州轴承厂退休工人，住蒙自市。被告孙某3，男，汉族，居民，住蒙自市。被告孙某4，女，汉族，居民，住蒙自市。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永煌，云南滇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孙某5，女，汉族，农民，住蒙自市。委托代理人孙某6（系孙某5的叔叔），男，汉族，居民，住蒙自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孙某某与被告孙某2、孙某3、孙某4，第三人孙某5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薇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4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冬生，被告孙某2、孙某3、孙某4的委托代理人黄永煌到庭参加诉讼。因孙某5为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6年11月8日，依法由审判员李薇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冬生，被告孙某2、孙某3、孙某4的委托代理人黄永煌，第三人孙某5的委托代理人孙某6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某某诉称，原、被告系兄弟姊妹关系。父亲原系云锡公司老厂胜利坑的工人，携全家在老厂居家生活。1969年国家实行城市居民疏散下放政策时，云锡公司将孙炳荣全家疏散下放到蒙自县文澜镇东村二社，父母亲及四个子女全家六口人到东村二社落户当农民，靠从事农业生产维持家庭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云锡公司落实政策、恢复父亲云锡公司工人的身份，母亲朱文英及孙某2、孙某3、孙某4兄妹三人也转为城市居民，不再是东村二社的农民，仅有原告孙某某仍是东村二社的社员。1999年初，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时，东村二社发包给原告孙某某承包经营的土地有1.45亩，共有四块土地：灰土寨处0.7亩田、学校处0.32亩地、老中二处0.13亩、老师菜园处0.3亩地。2007年农村土地承包换发新证时，就上述土地的承包关系，东村二社与原告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市人民政府核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载明的承包经营权人是孙某某。2015年7月，三被告先拟定了一份《关于明确孙某2、孙某某、孙某3、孙某4三块自留地权益协议》然后再找原告签字认可。协议中将前述四块承包土地中的“学校”、“老中二”、“老师菜园”三块土地所有权属于四兄妹和父亲孙炳荣以及母亲朱文英，将这三块地当作家庭共有财产，由兄妹四人分割，协议第1条为“蒙自东郊农贸市场地块和蒙自东村连着蒙自军分区修理所后面的自留地块的所有权全部归乙方孙某某所有，上述地块面积包括父亲孙炳荣和母亲朱文英的所有权部分也同样归乙方孙某某所有”、第2条为“蒙自复兴庄村委会自留地地块包含现在生产队新划分的孙某某7个平方的所有权归甲方孙某2、孙某3、孙某4三人所有”、第3条还规定了“实现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不分离原则”，所有权者拥有收益权、地块被征用等情况下的处置权等。被告找原告签字时，原告对农村土地的承包地法律、法规和政策知之甚少，就盲目地签字，东村二社的领导对这份协议书的内容和签订也不知晓。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将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家庭共有财产分割，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为消除该协议对集体经济组织及承包经营权人的危害、避免协议履行产生的纠纷，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关于明确孙某2、孙某某、孙某3、孙某4三块自留地权益协议》无效。被告孙某2、孙某3、孙某4辩称，原告方的陈述不是事实。首先，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涉及到的土地，被告方也享有承包经营权，对此村集体也出具过相应的证明，证实被告享有相应的土地收益权。其次，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涉及的自留地不仅土地的分割也是东村农贸市场股份投入的分割，是合法有效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孙某5陈述称，对原告起诉的事实无异议，对涉案合同的效力不予认可。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协议是否属于无效合同？原告孙某某针对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身份证》、欲证明原告的主体情况。第二组：《关于明确孙某2、孙某某、孙某3、孙某4三块自留地权益协议》一份，欲证明协议中分割的土地是村集体土地，因此该份协议是违法无效的；第三组：《户口簿》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系东村二社的社员；第四组：《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涉案土地系村集体土地以及承包经营权人系孙某某。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涉案协议是无效的；对第四组证据的证明观点不予认可，被告方也是涉案土地的共同承包经营权人。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孙某2、孙某3、孙某4对其辩解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身份证》复印件三份，欲证明被告方的主体资格情况；第二组：《证明》两份，欲证明村小组认可被告方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如果对土地权属发生争议应当由人民政府进行处理。经质证，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可以证实三被告均不是东村二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第二组证据不予认可，土地现在的承包经营权应以政府颁发的证书为准。第三人孙某5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蒙自市国土资源局文澜国土资源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涉案土地未被征收，仍为东村二组集体土地。经质证，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该份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被告无异议，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系有权机关出具可以证实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情况，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原告无异议，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载明孙炳荣、孙某某、孙某4、孙某2、孙某3的土地未收归集体，仍是《承包经营权证》的共同土地承包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之规定，被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三被告系东村二社经济组织成员，故两份《证明》与现行法律相悖，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一致，不能证实被告方主张，不予采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涉案土地仍系东村二组集体土地，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经举证、质证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被告系兄弟姊妹关系。原告与第三人系父女关系，第三人系原告孙某某户内家庭成员，两人均系蒙自市文澜镇东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孙某2、孙某3、孙某4户口已迁出蒙自市文澜镇东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非该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7年6月10日，原告与蒙自市文澜镇东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签订《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村小组将“灰土寨”0.7亩田、“学校”0.32亩地、“老中二”0.13亩地、“老师菜园”0.3亩地发包给原告孙某某户。同年6月25日，蒙自市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载明承包方为原告孙某某。2015年7月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一份《关于孙某2、孙某某、孙某3、孙某4三块自留地权益协议》，约定“蒙自东郊农贸市场地块（面积0.32亩）”、“蒙自东村连着蒙自军分区修理所后面的自留地地块（面积0.13亩）”、“蒙自复兴庄村委会自留地地块（面积面积为0.3亩）”三块地块所有权属于四兄妹和父亲孙炳荣、母亲朱文英并对以上三块土地进行分配：“1、蒙自东郊农贸市场地块和蒙自东村连着蒙自军分区修理所后面的自留地地块的所有权全部归乙方孙某某个人所有；2、蒙自复兴庄村委会自留地地块包含现在生产队新划分的孙某某7个平方的所有权归甲方孙某2、孙某3、孙某4三人所有。3、实现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不分离原则，所有权者拥有的地块产生的收益，所有权者拥有的地块可能产生的征用等情况的处置权全部归所有权人所有，其他人不得干预。4、甲方即孙某2、孙某3、孙某4三人关于蒙自复兴庄村委会自留地地块的所有权分配事宜自行处理，与乙方无关。……”庭审中，原、被告认可协议中约定的三块土地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载明的“学校”0.32亩地、“老中二”0.13亩地、“老师菜园”0.3亩。第三人孙某5对涉案合同的效力不予认可。另查明，涉案的三块土地现仍为蒙自市文澜镇东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本院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本案中，《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虽以原告名义签订，但原告及第三人系同一户家庭成员即均为涉案土地的承包方。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关于孙某2、孙某某、孙某3、孙某4三块自留地权益协议》，未经共有权利人孙某5同意，侵害了共有人的权利。在庭审中，由于权利人孙某5对涉案合同的效力不予追认，故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孙某某与被告孙某2、孙某3、孙某4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关于孙某2、孙某某、孙某3、孙某4三块自留地权益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被告孙某2、孙某3、孙某4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薇二○一六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唐誉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