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41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明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刘思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春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平，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表人：刘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顺英，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明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明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明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日海公司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属于租赁合同纠纷而非运输服务合同纠纷，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明星公司提供的是车辆的使用权还是运输服务是租赁合同与运输合同的核心区别。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从双方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来看，明星公司向日海公司提供合格的车辆，日海公司以支付固定租金形式将明星公司提供车辆作公司班车使用，因使用班车所产生的路桥费、停车费均由日海公司承担。故本案中明星公司提供的是车辆的使用权，虽然车辆有固定线路并以线路计价，但这仅是对车辆租赁后的具体使用方式及自主约定的租金计价方式，且车辆如何使用、运输哪些员工等均受日海公司的管理，并非由明星公司可以控制，明星公司亦没有决定是否运输或运输哪些人的权利，故其并不是一种经营营运行为，其特征仍然是车辆租赁，并不违反租赁合同的相关规定。本案明星公司虽然需向日海公司委派司机进行驾驶服务工作，但驾驶员是根据日海公司要求进行调度，受日海公司控制，是日海公司实现其车辆使用、收益权能而服务的，这也说明了车辆控制权、使用权由日海公司享有。本案的法律基础不应因车辆属于明星公司委派员工驾驶而改变其租赁的性质。本案明星公司并不以提供班车服务而获取营利，而是以车辆出租收取租金方式获取营利。因班车使用带来的例如员工出行便利、提高员工的归属感、提升公司名誉、便于公司管理等无名收益均由日海公司享有。运输服务合同是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包车客运合同是承运人将特定团体旅客运送到约定地点，包车人代为支付票款的合同。在本案中，日海公司租赁明星公司出租的车辆，由日海公司支付租金，其员工享有乘坐班车的权利，系基于日海公司为其员工提供的福利，其员工并不与明星公司发生因经营运输营运的法律关系，员工作为车辆乘坐人，亦无须向明星公司支付任何运费，故本案《汽车租赁合同》无论从合同名称、具体条款的约定还是从合同实际履行来看均符合租赁合同的特征，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以下简称《道路运输条例》）中规定的道路运输经营行为，其不符合运输服务合同（包车客运合同）特征，原审法院定性为运输服务合同错误，本案应认定为租赁合同纠纷。二、本案并不属于《道路运输条例》调整的范围。如上所述，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不属于运输服务合同纠纷，应受《合同法》的调整，而不属于《道路运输条例》调整的范围。《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规定：“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前款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以下简称货运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本案中的明星公司将车辆租赁给日海公司，作为供日海公司员工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不属于该条中的任何一种情形，故本案不属于《道路运输条例》的调整范围。《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道路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道路客运经营，是指用客车运送旅客、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包括班车（加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一）班车客运是指营运客车在城乡道路上按照固定的线路、时间、站点、班次运行的一种客运方式，包括直达班车客运和普通班车客运。加班车客运是班车客运的一种补充形式，是在客运班车不能满足需要或者无法正常运营时，临时增加或者调配客车，按客运班车的线路、站点运行的方式。（二）包车客运是指以运送团体旅客为目的，将客车包租给用户安排使用，提供驾驶劳务，按照约定的起始地、目的地和路线行驶，按行驶里程或者包用时间计费并统一支付费用的一种客运方式。（三）旅游客运是指以运送旅游观光的旅客为目的，在旅游景区内运营或者其线路至少有一端在旅游景区（点）的一种客运方式”。本案中明星公司将车辆租赁给日海公司作为班车使用，虽名为班车，实为通勤车。而前述规定中的班车客运所指向的对象为运送旅客、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其针对的旅客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接受运输企业的营运服务。但本案中的班车所指向的运输的对象为特定对象，即日海公司的员工，日海公司的员工在乘坐日海公司提供的通勤车时并非该条例规定的旅客，日海公司向员工提供通勤车服务，属于为员工提供福利，其员工并非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也非旅客，日海公司向员工提供通勤车，不收取员工运费，故也非商业运营，因此，在本案中所涉的法律关系非道路运输经营行为，不能适用《道路运输条例》调整。一审法院认定《汽车租赁合同》违反《道路运输条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三、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属于《道路运输条例》调整的范围，《汽车租赁合同》也不应认定为无效。《道路运输条例》属于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该条例第八条规定：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二)有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该条明确约定，从事客运经营，只要具备上述三条件即可以，并没有规定需要取得道路运输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汽车租赁合同》并不应因明星公司未取得道路运输许可证而应认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而《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非效力性规范，故即使明星公司违反该《条例》的规定，《汽车租赁合同》也不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日海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明星公司提供班车服务应具备道路运输经营的资格。2011年3月4日，日海公司与明星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由明星公司委派司机驾驶租赁的车辆，日海公司使用车辆的租金中包含了司机的工资，但日海公司与明星公司派出的驾驶员不存在劳动关系。日海公司在合同中约定司机听从明星公司的调度是为了要求提供更好的汽车服务，虽然日海公司可要求明星公司更换司机，但该约定并不对明星公司与司机之间的劳动关系产生任何影响。《汽车租赁合同》第五条关于明星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约定“租赁期间内，汽车因故障不能正常工作，明星公司应及时提供替代车辆保证日海公司正常工作。每月出现故障次数达到三次以上日海公司有权要求明星公司更换性能好的车辆，保证日海公司正常工作”，该约定均是对于车辆的保证，要求更好的服务。若合同的标的为车辆的使用权而不是对车辆的服务，合同中应对车辆的型号进行明确的约定，而当标的车辆存在明显的缺陷时，则构成根本违约，应当终止合同。很明显，本案并没有约定固定的车辆，亦同意当租赁期间车辆出现故障可更换车辆。因此日海公司与明星公司之间不仅是租赁车辆，还包括了明星公司提供班车客运服务，明星公司从事客运经营行为理应取得道路运输经营的资格。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明星公司因不具备《道路运输条例》规定的资质而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汽车租赁合同》无效。明星公司为日海公司提供长期的包车客运服务，即职工接送车（企业通勤车），属于经营型道路运输。明星公司系专业道路客运企业，未经行政部门许可，不能擅自从事包车经营活动。为便于理解，可参照小车服务，职工接送车（企业通勤车）与小车性质类似。企业为学校提供长期的包车客运服务，车辆、驾驶人均由企业管理。小车的管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中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执行。如为职工接送车（企业通勤车）不需要根据《道路运输条例》具备相关资质，无异于小车不需要根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执行，明显有有悖于行政管理的目的。因此，明星公司理应按照《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从事客运经营即应当具有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后，才能获得道路运输的资格。明星公司不具有相关证件而提供租赁汽车的班车，明显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依法应当予以返还，日海公司已付清班车服务期间的费用，无需要返还的费用。明星公司不具有相关运输资格，无权向日海公司主张安全奖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明星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明星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明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判令日海公司向明星公司支付安全奖励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1万元；2、判令日海公司向明星公司赔偿迟延支付安全奖励的利息损失(利息自2014年11月1日起算至该安全奖付清之日止，至起诉之日暂计1500元)；3、判令日海公司向明星公司支付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金及车辆折旧损失补偿共计2028032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日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4日，明星公司与日海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明星公司将合格安全的车辆出租给日海公司做班车使用；租赁期为三年，从2011年3月1日起至2014年3月1日止；租车租金按班车固定线路往返为计算标准，布吉线及龙华线均为450元/往返/日次，蛇口线、南山线、西乡线均为500元/往返/日次，晚上加班车线均为500元/往返/日次；日海公司负责承租期间的路桥费、停车费；每年每条线路安全奖励5000元，合同期满发放；日海公司应在每月15日前付清上月租金，超时支付每天按总租金的l％收取滞纳金；租金包括租赁期间的租费、保险费、养路费，维修、定期保养的材料及人工费，车辆税费，司机的工资等；明星公司委派的司机为驾驶日海公司所租赁的车辆，司机必须是合格专职司机，日海公司与明星公司派出的专职驾驶员不存在劳动关系，日海公司对明星公司提供的司机服务不满意时，双方核实协商后，同意更换司机；司机在工作时应准时，有礼貌，服务热情，听从公司负责人的合理调度；日海公司为明星公司的司机无偿提供食宿；明星公司应保证所提供的车辆必须合格安全，车况良好，并应提供相关有效证件。承租过程中如果没有对方书面同意，不能提前解除合同，如未经对方同意解除合同，其应当支付合同未履行部分总租金的50％违约金及车辆折旧的损失补偿；合同期满后解除合作需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否则按顺延生效，即续约，续约后每条线路的价格调加20％，其它条款不变。2014年9月下旬，日海公司向明星公司发出班车招标的函件。2014年l0月28日，日海公司向明星公司发出《合作终止说明》，主张日海公司上下班通勤车在今年明确提出目标，基于安全角度考虑，所有通勤班车使用年限不超过3年，日海公司供应商管理部于9月下旬向明星公司发出招标通知，并提出日海公司相关要求，明星公司没有参与或没有按照要求时间提供资料，最终其他公司获得此次资格，日海公司将于11月1日完成所有通勤车切换工作，将于10月30日使用新班车运营。2014年11月起，双方未再发生实际的车辆租赁关系。明星公司主张日海公司于2012年4月份要求明星公司将班车线路增加至8条，增加的线路为观澜至地铁接驳线，租金标准是每条线路每日次往返800元，以及龙华晚班及澜园班车，租金标准是每条线路每日次往返540元。日海公司对明星公司陈述增加线路的内容不确认。租赁期间的租车费用，日海公司已经付清。明星公司向日海公司开出的发票金额分别为：2014年5月137460元，6月139020元，7月139760元，8月147520元，9月148050元，10月137460元，11月129780元。明星公司主张每月是开具上个月的租车费发票，金额存在差异是因为有时候周六需要加班。另，明星公司于2014年11月开出9万元发票，明星公司主张系安全奖的发票，日海公司主张未收到该发票，亦未支付该9万元。审理中，日海公司主张明星公司出租的车辆没有运输经营许可证及道路运输证，明星公司确认无上述相关证件，但主张涉案租赁无需相关证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合同中虽约定日海公司支付的费用是租金，但合同中明确由明星公司委派司机驾驶日海公司租赁的车辆，租金包括司机的工资，司机听从日海公司的调度，证明合同标的不是仅以租赁车辆为标的，而是由明星公司提供车辆向日海公司提供班车服务为标的，故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明星公司通过将车辆出租给日海公司并由明星公司安排司机驾驶租赁车辆、为日海公司提供员工班车服务的方式获取营利，明星公司上述行为属于道路运输经营行为。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从事客运经营，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并经行政管理部门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后，才获得道路运输经营的资格。明星公司不具备相关证件而为日海公司提供租赁车辆的班车服务，违反相关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合同因此为无效。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依法应当予以返还，但明星公司实际已向日海公司提供一定期间的班车服务，且日海公司已付清该期间的费用，双方已履行的部分均没有必要返还。明星公司提供的车辆不具备相关运输资格，现主张日海公司支付安全奖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合同无效，明星公司主张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金及车辆折旧损失补偿，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明星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916元，由明星公司承担。案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显示明星公司的一般经营项目为“汽车租赁”、“汽车用品销售”。二审中，明星公司主张出租车辆给日海公司做班车使用，该班车属于日海公司的通勤车，并非《道路管理规定》中所指班车客运，公共运输的才是班车。就双方争议的本案所涉及的明星公司为日海公司提供的班车服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规定的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中的“客运经营”，以及明星公司通过租赁车辆提供班车服务，是否应依照《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向相应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所投入的车辆的营运证的问题，本院向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交委）调查，该委函复：1、明星公司未取得深圳市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2、目前关于道路旅客运输的相关法规有《道路运输条例》、《道路管理规定》以及《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关于明星公司主张由日海公司支付的安全奖励11万元，明星公司称合同约定的租赁期三年，约定的6条线路每年每条线路安全奖励为5000元，按三年计为9万元（6×5000×3），自2012年4月起增加的另2条线路则按两年计为2万元（2×5000×2）。二审中，日海公司对于明星公司主张的增加的2条班车线路及时间均予认可，但表示明星公司关于安全奖的请求应建立在应该支付安全奖的前提下，而且即使应支付，也应按6条线路计算。关于明星公司主张由日海公司支付的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金额及车辆折旧损失补偿费2028032元，明星公司主张日海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提出终止合同，因《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为三年，该合同于2014年3月1日期满，日海公司在期满日没有提出终止，租赁合同应顺延三年至2017年3月1日，所以没有履行的是29个月。明星公司系按最后7个月日海公司所付租金的平均值，按剩余未履行的月份计算租金总额，并按照合同约定计算50%的违约金即车辆折旧损失补偿。再查，一审庭审中，日海公司主张于2014年9月下旬向明星公司发出过班车招标的函件，明星公司表示收到过类似招标内容的邮件，但认为重新招标是日海公司的一个借口，是因为日海公司管理租车的负责人发生变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明星公司将车辆租赁予日海公司做班车使用，明星公司并委派司机为日海公司驾驶租赁车辆提供接送日海公司员工上下班的服务，明星公司提供的班车服务系基于《汽车租赁合同》约定进行，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关于《汽车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日海公司主张明星公司出租车辆提供班车服务但未按《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涉案合同无效。本院认为，《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规定所指道路运输经营包括客运经营和货运经营，《道路管理规定》对于《道路运输条例》中的“客运经营”定义为用客车运送旅客、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包括班车客运、包车客运及旅游客运。本案情形中日海公司将明星公司租赁的车辆用于其内部职工上下班使用系租车使用的方式，并不属于道路交通法规中所指客运经营。《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明星公司应保证所提供的车辆安全合格，并应提供相关有效证件，故如果明星公司未按规定向道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证件，系违反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性规范，日海公司据此主张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涉案《汽车租赁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关于明星公司上诉请求的安全奖励11万元的问题。《汽车租赁合同》租期为三年，自2011年3月1日至2014年3月1日，约定每年每条线路安全奖励5000元，合同期满发放。日海公司认可没有向明星公司发放安全奖励，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明星公司存在不符合发放安全奖励的条件，故明星公司有权主张该项。合同约定的班车线路为6条，明星公司主张自2014年4月开始增加了2条线路有租车费发票及各月租赁费明细表印证，日海公司也未持异议，故关于安全奖励的金额明星公司主张6条线路按3年计、2条线路按2年计，共计11万元（（6×5000×3年+2×5000×2年）符合约定，应予支持。日海公司未于合同期满发放该奖励，明星公司请求日海公司自2014年11月1日起支付逾期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亦予支持，利息应以11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关于明星公司上诉请求的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金及车辆折旧损失补偿2028032元的问题。《汽车租赁合同》至2014年3月1日期满后，租车费发票及各线路班车各月租赁费明细表显示明星公司在2014年4-10月仍继续为日海公司提供租车服务，且自2014年4月起租金均上调了20%，明星公司据此推定双方已续约三年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汽车租赁合同》约定合同期满后解除合作需要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否则按顺延生效即续约。本案中，日海公司于2014年9月向明星公司发出班车招标函件的邮件，明星公司确认收到，但对于日海公司发出的重新招标内容的函件后未予响应，应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日海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发出《合作终止说明》，不构成违约，故明星公司请求日海公司支付合同未履行部分的50%的违约金及车辆折旧损失补偿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明星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略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五条，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27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深圳市明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全奖励人民币11万元，并自2014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深圳市明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916元，由日海公司负担1230元，由明星公司负担226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916元，由日海公司负担1230元，由明星公司负担226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尤 武 雄审判员 琚   虹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黄纯（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