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902民初2555号
原告：何宏雷，男，1979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刚、王存杰，舟山市秉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苏州星之瑞伺服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娄东街道人民北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王有明，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乙�，江苏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义，男，系该公司员工。
原告何宏雷与被告苏州星之瑞伺服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宏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刚、王存杰和被告苏州星之瑞伺服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乙成、陈新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宏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报酬76800元（640000×12%），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日止（其中28800元自2015年7月23日计算，另48000元自2015年8月29日起计算）。事实与理由：被告主营研发、销售伺服电机、伺服驱动、油泵等产品。2015年7月15日，经被告销售经理章某介绍，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与第三方安徽�鹤药用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鹤公司”）达成伺服驱动系统买卖和签订合同牵线搭桥提供服务，被告向原告支付报酬的结算方式为货款总额的12%。《合作协议》签订后，在原告安排斡旋下，被告与双鹤公司分别在2015年7月22日、8月28日签订了二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其主要内容是买卖伺服驱动系统。其中第一份合同的货物型号分别为“海天HTF250T”3套（每套40000元）、“海天HTF360T”1套（每套60000元）、“海天HTF380T”1套（每套60000元），合计240000元；第二份合同的货物型号为“海天HTF250T”7套（每套40000元）、“海天HTF380T”2套（每套60000元），合计400000元。二份合同货款总额为640000元。双鹤公司在与被告签订上述二份合同后，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合同货款全部支付给了被告。据此，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条件已成就，被告理应支付给原告报酬，但被告至今违约未支付。
苏州星之瑞伺服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原、被告之间是技术服务为主、商务联系为辅的合作法律关系，而非居间法律关系：1、《合作协议》签订前，被告与第三方双鹤公司已经就伺服驱动系统的买卖达成合意，即早在前半年的2015年1月，被告的业务员章某已与双鹤公司就伺服驱动系统的买卖业务进行接洽，被告于2015年3月21日向双鹤公司邮寄了报价书，2015年6月25日签署注塑机伺服节能改造试用协议，在试用合格的基础上于2015年7月22日、8月28日与双鹤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2、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无论从名称或是内容上看，均是以技术服务为主的合作关系，而无任何关于居间、居间费用或中介费的陈述。被告之所以与第三方双鹤公司达成买卖合意的前提下仍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原因是有二方面，一是被告业�员章某离职，而由原告履行业务员应当履行的职责，二是原告在双鹤公司所在地即芜湖经营“芜湖米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拥有地域优势、人员优势，被告希望通过原告为双鹤公司提供更加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节能改造工作的顺利完成；3、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无居间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和要素，涉案合同系无名合同，无任何居间服务的内容。二、《合作协议》虽成立，但原告并未履行协议，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费用。三、原告未对居间法律关系的成立和《合作协议》的履行承担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16日，以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内容载明：因双鹤公司芜湖厂注塑机伺服节能改造业务有乙方关系，甲方中标。现在已经试用两台注塑机经过节能改�，型号分别为海天HTF250T一台、海天HTF380T一台，节能效果均已达到60%以上，现在为了更好更顺利的把双鹤公司芜湖厂的节能改造完成，甲方与乙方达成合作协议，协议事项如下：1、商务方面由乙方负责，甲方协助。2、机器安装调试甲方负责，乙方派人跟踪现场并提供支持，同时甲方有义务对乙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3、售后服务由乙方负责，如果处理过程中，甲方与乙方沟通后仍然处理不了，甲方需要在24小时内派技术员到达现场。4、结算金额：甲方与客户双鹤公司直接签订合同（价格为：HTF250T价格40000元、HTF360T价格60000元、HTF380T价格60000元），乙方服务总费用为合同金额的12%（乙方需开17%“材料”增值税发票给甲方）；甲方与客户签订的设备合同价格若与以上价格不符合，双方协商处理。5、结算进度：甲方按照与双鹤公司签订合同回款比例与乙方结�：（1）合同回款额达到90%，甲方按乙方服务总费用的80%结算给乙方（十个工作日内完成）；（2）合同回款达到100%，甲方再给予乙方服务总费用的20%结算给乙方（十个工作日内完成）。6、试机过程中由于甲方失误造成客户设备线路板损坏，由乙方负责善后处理，如金额超过5000元，经甲方确认后超出部分由甲方承担；7、如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不可预见的问题，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到双方当地法院起诉。同年7月22日、8月28日，被告与双鹤公司签订了二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由双鹤公司向被告购买伺服驱动系统，货物型号分别为“海天HTF250T”10套每套40000元、“海天HTF360T”1套，每套60000元、“海天HTF380T”3套，每套60000元。二份合同货款总额为640000元。庭审中，被告承认自2015年8月27日起至2017年7月3日，双鹤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合同货款640000元全部支付给了被告。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当事人对事实的争议在于原告是否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由原告协助被告在商务、机器安装调试、售后服务方面的义务。原告主张已经全面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具体体现在：1.促成双鹤公司与被告与签订了二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且双鹤公司已按合同全额向被告支付了货款640000元，原告的居间义务已经完成；2、协助并配合被告业务员章某完成了与双鹤公司的商务协调、安装调试、售后服务。对此主张，原告除举证二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外，在庭审后根据法庭要求，通知证人即被告原业务员章某到庭接受法庭询问。证人章某回答法庭下列问题：（1）就其本人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原告的关系：“我于2010年8月进入苏州星之瑞伺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星公司”）工作，具体担任销售业务员岗位，于2015年5月离职。因与双鹤公司芜湖厂注塑机伺服节能改造业务项目是在我离职之前的2015年1月已经跟进实施。当时我与该厂不认识，何宏雷是他们的老客户，所以由何宏雷帮助介绍进去的，型号分别为海天HTF250T、海天HTF380T二台机器试用，需要由我与何宏雷相互配合。因此，苏州星公司与何宏雷那时就双方合作事宜及报酬支付已经口头达成协议，2015年7月16日是后补签订合作协议。再因我们业务员是拿提成的，所以在离职后这个项目还是由我负责与何宏雷配合完成”。（2）关于商务方面的协助：“因何宏雷熟悉注塑机业务，我熟悉伺服业务，所以我们二个人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况且何宏雷与芜湖厂的人比较熟悉，他们有业务往来，我只能在他的配合下才能与芜湖厂实施业务跟进，因此他尽到了商务方面的职责，即注�机由何宏雷辅助，伺服机由我辅助”。（3）就机器安装调试方面：“何宏雷委派了二个技术员，并配备了一辆面包车一直在跟踪现场提供支持”。（4）就售后服务方面：“产品本身没有问题的，何红雷是负责设备质量评估，判断设备的质量问题，该设备其它没有什么问题，主要伺服电机与注塑机固定部位电焊脱焊，因何红雷没有电焊师傅，所以电焊由我们公司负责”。（5）关于章某、张利民、戴希罕的身份和向被告报销差旅费问题：“这个合同是因为由我们公司出面与安徽双鹤药业芜湖厂签订，所以均由我代表公司出面商谈，何宏雷只能是配合，并不代表何红雷没有参加，他事实上一直是配合参加的，他主要负责牵线搭桥工作，帮助我公司与安徽双鹤药业芜湖厂促进合同订立。张利民、戴希罕是我们公司安装技术员，他们去安徽双鹤药业芜湖厂安装肯定会产生�旅费”。另，章某还在笔录下方加注：“因为安徽双鹤药业公司车间属于无尘车间，后续安装无特殊重大情况不准进入，所以后续服务不需要何宏雷派人进去”。另，原告还提交证人唐某（原告员工）证言，其陈述：“自2015年3月至2016年9月一直在何宏雷经营的芜湖米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上班，从事机械技术维修。苏州星公司分批将型号为海天HTF250T、海天HTF380T机器设备进驻到双鹤公司后，相关的安装、调试、注塑机节能改造及设备损坏维修均由何宏雷、本人及吴启文三人提供技术支持及服务”。被告主张原告并未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具体体现在：1、《合作协议》签订后，被告分别于2015年9月2日至9月7日安排戴希罕、倪晓庭前往双鹤公司装机，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9月26日安排张利民、戴希罕、刘加根、倪晓庭往双鹤公司装机，而原告并未安排人员跟踪现场�提供支持。被告为此提供了上述员工的差旅费发票复印件（经与原件核对无异）；2、第三方双鹤公司要求提供售后服务，被告要求原告提供遭到原告拒绝，被告只能自行安排人员提供售后服务。被告为此提供了2015年10月27日至2015年10月28日、2015年11月25日至2015年11月27日、2015年12月28日至2015年12月29日、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1月15日安排张利民、戴希罕等员工为双鹤公司提供售后服务的差旅费票据复印件（经与原件核对无异）；3、商务方面，原告亦未提供服务。后续的商务服务仍然由被告业务员章某负责，被告因此于2016年5月13日、5月14日在章某离职近一年之久，分别支付章某服务报酬5760元、2880元，并提供了支付章某报酬的凭证。证明原告未履行协议而违约在先，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报酬；4、提供“芜湖米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原告系安徽“芜湖米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原告有合作关系。关于原告提供的本院对章某的询问笔录，被告提供了书面质证意见认为：章某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首先，章某自2015年5月从被告处离职，离职后隐瞒被告与第三方双鹤公司已就伺服系统的买卖达成合意的事实，在2015年7月15日介绍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被告担心不签订《合作协议》，章某可能对被告与双鹤公司的业务设置障碍。故章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次，章某是被告的业务员，其也承认在2015年1月就跟进与与双鹤公司的业务，在2015年7月之前，章某从未向被告汇报过原告介绍业务，被告也不知道原告，从未有过合作事宜报酬支付的口头协议；再次，章某提到商务方面仅指在被告进行设备改造时，原告联系双鹤公司相关人员不事实，原告根本没有参与商务方面的具体工作，包括与双鹤公司相关人员交流、催收货款等，章某是站在原告立场上辩解，完全是捏造事实；再其次，章某的证言不具有合法性。章某离职后，在后续的业务中谋取了被告的大量利益，不仅得到了被告支付的提成5640元，且在2016年5月5日以种种借口向被告报销了7000元。对唐某的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相关商务协调、机器安装调试、售后服务被告相关员工报销的差旅费、餐费和支付章某的提成费等票据，认为不足以证明被告的员工是去处理被告与双鹤公司的业务，可能是去开展其它业务，且报销人员是否属于被告公司员工原告亦不清楚，故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原告系“芜湖米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与被告存在合作关系则无异议。
本院对原、被告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原告提供的《合作协议》被告亦作了举证，双方对于存在合作关系事实均无异议，对于原告提供的二份被告与双鹤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及被告已经全额收回货款640000元的事实双方亦无异议；对于被告原业务员章某的《询问笔录》，被告虽认为章某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合法性，但对章某身份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亦未举证章某与原告有恶意串通作伪证的证据。相反，从章某的证言内容与被告的质证意见相比较，章某陈述的离职时间（2015年5月）、与双鹤公司业务跟进时间（2015年1月）、原告与双鹤公司在地域上的人脉优势（介绍原告与双鹤公司的业务），以及涉案业务须章某与原告配合才能完成的事实被告均未否认。至于在具体合作过程中，虽被告一味认为原告没有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但章某则明确涉案业务只有与原告配合才能完成，且就具体配合的细节作了详细陈述，即注塑机由原告辅助，伺服机由章某辅助，原告派出二名技术员并配备一辆面包车一直在现场跟踪支持，章某系被告涉案业务的直接经办人，章某的证言更具有直接性，故本院对章某的证言予以采信，对被告该节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供的唐某证言，因未到庭接受法庭询问而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供的相关员工的差旅费票据和支付给章某的提成并不能证明原告没有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相反是《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必须配合原告和章某的应尽义务，且章某获取的提成系章某与被告之间就劳动报酬的内部约定，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关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性质和原告是否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即《合作协议》约定的原告可获取的服务费用为合同金额的12%的条件是否成就。首先，就《合作协议》的内容分析，既有居间内容，又具有技术服务和售后服务内容，故本案拟确定为一级案由即合同纠纷；其次，就双方提供的证据分析，原告均按《合作协议》约定履行了涉案业务的介绍和配合被告业务人员进行商务协调、机器安装调试及相关售后服务，认定《合作协议》约定的原告可获取服务费用为合同金额的12%的条件已经成就。至于被告辩称的货款催收，因《合作协议》无此节内容约定，故不应纳入对原告履行《合作协议》义务的考量，即货款催收应属于被告职责，协议第4条仅仅是对结算支付服务费的约定。根据被告自认，被告于2016年5月3日已经向第三方双鹤公司回收了货款的90%即576000元，于2017年7月3日已经回收货款达100%即640000元，但被告未向原告支付约定服务费的，显然构成违约。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约定�务费按合同总额640000元的12%计768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原告亦应按约定开具同等金额的“材料”增值税发票给被告。对于原告要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日止，其中28800元自2015年7月23日计算，另48000元自2015年8月29日起计算一节。因原告未举证涉案货款回收的证据，应以被告自认的时间为准，即自2016年5月3日实际回收货款90%即576000元，应付报酬69120元。2017年7月3日回收剩余货款10%计64000元，应付报酬7680元。因《合作协议》约定付款为10个工作日内，亦即，被告应于2016年5月13日起对应付报酬69120元、自2017年7月13日起对应付报酬7680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对于被告的辩称理由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而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苏州星之瑞伺服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何宏雷报酬76800元，并自2016年5月13日起对应付报酬69120元、自2017年7月13日起对应付报酬7680元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
二、原告何宏雷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苏州星之瑞伺服科技有限公司开具76800元增值税发票（先付款后开票）。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896元，减半收取948元，由被告苏州星之瑞伺服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傅映平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朱麟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