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闽08民终1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雪英，女，197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龙岩市新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阳，1971年9月7日出生，汉族，系杨雪英之夫，住龙岩市新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燕，福建远大联盟（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市龙川东路支行，住所地龙岩市新罗区。负责人：赖晓琴，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市分行，住所地龙岩市新罗区。负责人：黄晓健，行长。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游锦超、廖凤昌，福建挺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雪英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市龙川东路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龙川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龙岩分行）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5）龙新民初字第6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雪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燕、曾建阳和被上诉人邮储龙川支行、邮储龙岩分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游锦超、廖凤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雪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最初三次购买理财产品均是在柜台办理，当时魏媛琳仍是邮储龙川支行行长。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于2013年1月29日到邮储龙川支行柜台办理了20万元理财产品，2013年2月4日到邮储龙川支行柜台办理了50万元理财产品，2013年2月19日到邮储龙川支行柜台办理了50万元理财产品。被上诉人一审答辩也确认上诉人的上述三笔业务是在柜台办理的。魏媛琳在2013年3月1日才被免去邮储龙川支行行长职务，当时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上诉人的上述三笔业务均是在魏媛琳任行长期间，只有2014年4月1日的一笔理财款30万元是按魏媛琳指示以网银支付的。二、一审判决将上诉人最初柜台办理的三笔理财业务的性质完全等同于2015年3月份魏媛琳上门服务的性质，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最初的三笔理财业务合计120万元均是在邮储龙川支行柜台办理，有被上诉人的书面答辩状自认和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转账凭单可以证实。在银行柜台办理业务，银行与客户之间就建立了服务合同关系，但不论谁当行长都不影响服务合同的性质，只有第4笔是通过网银转账支付。上诉人若要追求高额回报，完全可以将资金以月利率2%至3%借给个人和企业，回报远高于银行理财，但资金风险也更大。上诉人选择到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就是对银行信誉的高度信任，也是为了保证资金的安全，选择了远低于民间借贷回报的金融理财。上诉人的上述4笔理财款，本金至今没有返还上诉人，一直延续到现在，银行的违约行为一直延续到现在仍在继续。魏媛琳之后的上门服务，只是为了掩盖其违法犯罪行为不被发现，而作出的举措。但不论魏媛琳之后做了什么、该承担什么责任，邮储龙川支行在这个过程中的管理和监控失职以及违约行为，是导致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但是，上诉人当初的柜台办理业务与之后魏媛琳上门服务，从时间点上和性质上是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把两者混为一谈，就减轻和免除了被上诉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三、上诉人没有过错，魏媛琳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上诉人在柜台购买理财产品的过程中没有过错，是被上诉人的管理不到位被魏媛琳利用，指示工作人员欺骗了上诉人。具体理由如下：1、上诉人在邮储银行已经办理了“个人储蓄结算账户”。上诉人在购买理财产品前，均将资金汇入了上诉人在邮储龙川支行的账户62×××11中，以便于银行扣划资金。从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交易明细可以看出，2013年1月29日上诉人存入邮储银行账户195000元，在柜台购买理财产品20万元业务前账户余额202020元；2013年2月4日分9笔存入邮储银行账户计461000元，同年2月5日存入38000元，在柜台购买理财产品50万元业务前账户余额501010元；2013年2月18日分9笔存入邮储银行账户计450000元，同年2月19日存入49999元，在柜台购买理财产品50万元业务前账户余额501009元。2、上诉人是在柜台购买理财产品，并没有同意将款项汇到案外人或魏媛琳指定的银行账户。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转账凭证等材料，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了异议。转账凭单上的正面账户信息笔迹均不是上诉人杨雪英和代理人曾建阳的笔迹；三份转账凭证反面的转出人身份信息，第1份中杨雪英签名不是本人签、曾建阳是本人签、“代办”二字及其他2份均不是曾建阳签所签；同时，没有个人跨行汇款申请书。而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上诉人杨雪英的个人跨行汇款申请书，是真实的，说明如果要跨行汇款，需要填写个人跨行汇款申请书。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申请对笔迹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委托进行鉴定，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观上不是购买理财产品而是将款项汇至案外人或魏媛琳指定的银行账户是错误的。上诉人并没有填写转账凭单，是魏媛琳或其指定的柜台工作人员填写，上诉人的代理人曾建阳自始至终认为是在购买理财产品，在柜台按邮储龙川支行工作人员的指示签名、操作。曾建阳仅在1份身份确认材料上签字，以为是办理购买理财产品的正常手续，却被邮储龙川支行欺骗。3、魏媛琳时任邮储龙川支行行长，业务又是在柜台办理。2013年1、2月份上诉人购买三份理财产品都是在邮储龙川支行柜台办理，当时魏媛琳是该支行行长，其身份和地位足以让普通民众相信其是代表银行。而银行柜台本来就是正常办理业务的地方，上诉人本来是要购买理财产品，却在上诉人不知情、在上诉人没有填写汇款单的情况下资金被从银行的柜台转走。一审判决以上诉人知情为大前提，认为对这种将资金转移给案外人和魏媛琳指定银行账户的行为违反购买理财产品正常的业务流程，上诉人应有所警觉并及时到邮储银行核实。并据此认定上诉人仅凭魏媛琳的一面之词即将巨额资金汇入案外人账户，主观上有过错。一审判决如此认定事实是严重错误，理由如下：（1）上诉人当时就在银行的柜台办理。（2）上诉人在柜台是办理购买理财产品，不是办理汇款，如果要汇款给他人网银就可以办理。（3）上诉人并不知道在银行的操作下，自己的资金不是流向理财产品账户，而是暗中流向了案外人的账户，因为上诉人从未填写过汇款凭证。（4）如果借款给他人，上诉人连借款人都没见过，是谁都不知道，借条也没有写。（5）上诉人就是为了资金安全，不想追求民间借贷的高利率，才要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一审如此认定事实，既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也违背基本的常理和交易习惯。四、魏媛琳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能免除被上诉人的民事责任。魏媛琳个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是罪有应得，但在上诉人购买理财产品的过程中，邮储龙川支行的管理和监督形同虚设，存在行长与员工配合违规操作和欺骗上诉人的事实。按常理，上诉人如果要汇款给他人，必须由上诉人本人或上诉人的代理人填写汇款凭证，而不可能由他人填写，因为上诉人夫妻的文化水平不会低到不会填写汇款单的程度。所要交易凭证都应当由上诉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银行应当保障储户的资金和账户安全，应当审核客户办理的业务签名的真实性。本案中，汇款凭证没有经过上诉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巨额资金却流向了案外人。实际是邮储龙川支行包括魏媛琳在内的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利用银行柜台的便利条件，利用上诉人对银行的高度信任，将上诉人正常购买理财产品的业务，暗箱操作暗中变成了汇款给案外人。银行员工的故意行为、银行员工的违规操作、银行监管的失职造成了魏媛琳骗取上诉人资金违法犯罪的事实。魏媛琳利用了行长身份和柜台这个专门的业务场所进行诈骗，银行可以不承担刑事责任，但银行对上诉人的资金损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银行应当对失职造成上诉人资金损失的违约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将银行造成的上诉人资金损失返还上诉人。被上诉人邮储龙川支行、邮储龙岩分行辩称：一、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事实。1、（2016）闽08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一段载明“被害人曾建阳的陈述，证实魏媛琳任邮储龙川支行行长时到其服装店推销购买理财产品……每次到期后均续存，魏媛琳到其店铺把原协议收回换成新的协议书……”、第12页第三段载明“被告人魏媛琳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3年开始……在曾建阳的店铺签字购买”。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证明上诉人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从2013年开始就在其“店铺”向魏媛琳签字购买理财产品。2、上诉人主张购买第一笔理财产品中的20万元体现的是其与陈雪英之间在2013年1月29日的资金交易往来，上诉人主张购买第二笔理财产品中的50万元体现的是其与陈金华之间在2013年2月5日的资金交易往来，上诉人主张购买第三笔理财产品中的50万元体现的是其与陈雪英之间在2013年2月19日的资金交易往来，上诉人主张购买第四笔理财产品中的30万元体现的是其2014年4月1日通过网银向因凡转账。上诉人并未向邮储龙川支行支付任何的理财款项。上述四笔款项转账的事实，从邮储龙川支行一审提供的银行转账凭单、身份证核查信息、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可以证明。3、客户在柜台办理银行资金转账业务，需按提示输入密码，并且需提供身份证原件给柜员进行身份核查，且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也有办理手机短信通知业务。因此，上诉人关于“上诉人的代理人曾建阳自始至终认为是在购买理财产品，在柜台按邮储龙川支行工作人员的指示签名、操作……却被邮储龙川支行欺骗，资金被转走了还不知道”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二、上诉人在与魏媛琳发生理财产品的买卖过程中，存在明显过失，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其不属于表见代理中的“善意相对人”。1、购买理财产品应在银行网点签署合同，而且应当与银行直接发生交易，特别是理财款项的支付应由“系统冻结后划扣”，理财收益则是在到期后随本金一并由系统支付至理财账户，《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协议条款》中均有明确载明并且有特别提示。根据上诉人在一审的陈述，魏媛琳每次均有出具一份理财合同给上诉人，上诉人亦将该理财合同作为证据向一审提供。经查证，该理财合同为魏媛琳伪造的合同文本。尽管该《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书》是魏媛琳所伪造，但其内容与真实的协议书内容一致。在该《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书》甲方（客户）签章栏“客户确认中明确提示：（2）、本人已阅知并同意遵守理财产品说明书及本协议背面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协议条款》，本人已充分理解并同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协议条款》中▲的部分和本协议书特别提示部分。（3）、“本人自愿遵守贵行各项业务章程、服务协议和制度规定”，此外，最下面一行还特别提示“本协议签署地必须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网点……”。协议背面所附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书协议条款》第二条第1、2、4款也明确规定了购买讼争理财产品的付款流程及交易本金和收益的返还流程。因此，购买理财产品应在银行网点签署合同，而且应当与银行直接发生交易，特别是理财款项的支付应由“系统冻结后划扣”，理财收益则是在到期后随本金一并由系统支付至理财账户。但上诉人却是在银行指定的营业场所之外与魏媛琳签署合同，且轻信魏媛琳，将款项支付至陌生人的账户，收益不是随本金在到期后一并返回到理财结算账户，而是由他人转账支付，并非来源于“个人储蓄结算账户”。以上事实说明上诉人对合同上的提示内容及购买理财产品的业务流程是完全认知的，但其对这些明显不合常规的操作并没有尽到注意义务。2、魏嫒琳于2013年3月1日被免去邮储龙川支行行长职务。其被免去支行长职务后，邮储龙川支行的经营场所已经相应更换了工作人员公示栏的照片、名单，也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诉人对该情况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特别是邮储龙川支行与魏嫒琳于2014年8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后，上诉人仍然还轻信认为魏嫒琳是邮储龙川支行行长并与其发生交易。上诉人在与魏嫒琳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未核实业务内容的真实性，且对魏嫒琳的身份未经核实即轻信，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3、上诉人的银行账户有绑定手机短信通知，办理业务后，从银行系统向其绑定的手机发送的信息，上诉人可即时知晓其刚才办理的业务内容。上诉人为谋取魏媛琳给予的所谓收益而对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完全不同的信息提示未及时提出异议，而是置之不理，其心理上、行为上，既非善意，也非无过失。4、上诉人主观上具有违规追求高额回报的故意。邮储龙川支行代理销售的理财产品基本上为稳健型的金融理财产品，其预期年化收益根据其期限的长短有所高低，且会随着经济和利率调整情况而上下浮动。2013年至2015年间，邮储龙川支行代理销售的一年期以内稳健型（即较低风险）金融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一般在4.5％－5.5％左右。根据上诉人所述，其在2013年1月份开始投资购买理财产品，至2015年3月19日收取了他人转存的理财收益（分红）320616元，其年化收益已经远远超过正常收益，高达10％。上诉人长时间对如此反常且“来路不明”的高收益未产生怀疑，亦未向邮储银行核实，主观上并非善意。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杨雪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邮储龙川支行返还杨雪英理财款本金1500000元并付息（计算方法：（1）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5%，从2015年3月6日计算至一审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2）以3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5.2%，从2015年3月19日计算至一审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3）以2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5%，从2015年3月24日计算至一审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邮储龙岩分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诉讼过程中，杨雪英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邮储龙川支行返还理财款本金1223484元并付息（计算方法：以1200000元为本金，按一年期存款利率，从2013年2月20日计算至一审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间，魏媛琳通过私刻邮储龙川支行业务专用章的方式伪造《邮储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书》和《中国邮政储蓄通用凭证》，而后冒用邮储龙川支行的名义向杨雪英销售虚假的理财产品。魏媛琳以签订虚假理财产品协议书的形式，要求曾建阳（本案杨雪英之夫）、杨雪英购买“理财产品”150万元。为此，杨雪英分别于2013年1月29日购买20万元，并将该款汇至案外人陈雪英账户；2013年2月4日，杨雪英购买“理财产品”50万元，并将该款汇至案外人陈金华账户；2013年2月19日，杨雪英购买“理财产品”50万元，并将该款汇至案外人陈雪英账户；2014年3月30日，杨雪英购买“理财产品”30万元，并将该款汇至案外人因凡账户。以上杨雪英共计向魏媛琳购买了“理财产品”150万元。前述“理财产品”到期后，魏媛琳均至杨雪英店铺将原理财协议书收回并换成新的协议书，同时向杨雪英支付了“理财收益”27.6516万元。2015年3月6日、2015年3月17日、2015年3月19日，杨雪英分别向魏媛琳购买了“邮银财富债券”100万元、30万元、20万元。为此，魏媛琳向杨雪英出具了三份“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书”。前述三份“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书”到期后，魏媛琳未返还杨雪英购买理财产品资金150万元及其收益。经催讨未果，杨雪英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如上所诉。一审法院另查明，2009年12月，魏媛琳任邮储邮储龙川支行行长。2013年3月1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龙岩市分行颁发岩邮银行任（2013）4号《关于黄章敏、魏媛琳两位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免去魏媛琳邮储龙川支行行长职务，调回邮储龙岩分行任普通工作人员。2013年6月18日，龙岩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邮储龙川支行的负责人信息予以变更登记。2014年8月27日，魏媛琳向邮储龙岩分行递交“解除劳动合同报告”，请求解除与邮储龙岩分行的劳动关系。同日，邮储龙岩分行发出通知，终止与魏媛琳的劳动合同。一审法院又查明，2015年6月10日，魏媛琳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7日被逮捕。2016年3月4日，龙岩市人民检察院以上述罪名向本院提起公诉。经审理，本院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2016）闽08刑初11号刑事判决，认定魏媛琳犯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责令魏媛琳退赔赃款共计3849.9564万元，返还杨雪英等34个被害人。其中，魏媛琳应向杨雪英退赃金额（合同诈骗）122.3484万元、退赃金额（诈骗）4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魏媛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冒用被告邮储龙川支行的名义签订合同，从中骗取杨雪英钱款，其行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详见（2016）闽08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易言之，魏媛琳系在没有得到邮储龙川支行授权的情况下，为谋取个人私利先后与杨雪英签订了多份“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书”，该行为不属于代表邮储龙川支行的职务行为。此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书》中特别提示一栏内载明:“本协议书背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协议条款》为本协议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填表申请办理个人理财产品相关业务前详细阅读相关个人理财产品的说明书，个人理财产品说明书为本协议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杨雪英在《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书》签字确认已阅知并同意遵守理财产品说明书及本协议书背面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协议条款》。因此，杨雪英主张其对购买理财产品的业务流程不知情，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交易安全。从立法目的解释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行为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应当包含两方面含义：（1）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2）相对人无过失，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本案中，杨雪英在与魏媛琳商谈理财事宜过程中，至少在以下方面存在着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过失：1.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协议》的规定，客户向邮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应当将理财资金存入指定的个人储蓄结算账户。在理财产品实际到期后，邮储银行于入账日将本金和收益划入客户个人储蓄结算账户。入账日后，客户即可在邮储银行任一网点从储蓄结算账户支取理财资金。本案中，杨雪英并未在邮储银行开立“个人储蓄结算账户”并存入理财款150万元，而是将前述款项汇至案外人或魏媛琳指定的银行账户。同时，杨雪英收到的“理财收益”亦是魏媛琳通过其他账户转存的，并非来源于“个人储蓄结算账户”。对于上述违反购买理财产品正常业务流程的情形，杨雪英应有所警觉并及时到邮储银行核实以免自身财产受损，但其仅凭魏媛琳的一面之词即将巨额资金汇入案外人的账户，从而置该款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杨雪英在主观上过错明显。2.理财协议书落款处载明：本协议签署地必须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网点柜台、财富中心或理财中心，在其余地点签署无效。查明的事实表明，理财协议书是魏媛琳以上门服务的形式签署于杨雪英店铺。对于前述不符合业务流程的签约方式，杨雪英仅凭魏媛琳的行长身份而没有怀疑，亦未到邮储银行核实即予轻信，从而丧失了挽回自身经济损失的机会。杨雪英主观上具有未尽充分注意义务的重大过失。因此，由于杨雪英不符合善意无过错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要求，魏媛琳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杨雪英向魏媛琳作出的理财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向邮储龙川支行作出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根据合同法的该项规定，杨雪英诉请邮储龙川支行给付购买理财产品本金1223484元并付息，以及要求邮储龙岩分行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均属无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雪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566元，减半收取计9283元，由杨雪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杨雪英对一审法院认定“杨雪英分别于2013年1月29日购买20万元，并将该款汇至案外人陈雪英账户；2013年2月4日，杨雪英购买‘理财产品’50万元，并将该款汇至案外人陈金华账户；2013年2月19日，杨雪英购买‘理财产品’50万元，并将该款汇至案外人陈雪英账户；2014年3月30日，杨雪英购买‘理财产品’30万元，并将该款汇至案外人因凡账户”提出异议，其认为之前三笔并未办理汇款，只是购买理财产品，是邮储龙川支行违规操作汇给案外人。被上诉人邮储龙川支行、邮储龙岩分行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杨雪英所提异议，本院将在以下分析中予以认定。本案二审的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需承担返还上诉人1223484元并支付利息的责任？对此，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本院认为，根据本院（2016）闽08刑初11号刑事判决认定“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间，魏媛琳以签订虚假理财产品协议书的形式，骗取被害人曾建阳、杨雪英夫妻购买虚假理财产品150万元。期间，以支付理财收益的方式返还了27.6516万元，实际骗取数额为122.3484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关键在于魏媛琳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魏媛琳在2009年12月至2013年3月1日期间任邮储龙川支行行长，其向杨雪英出具的《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书》上，加盖了私刻的邮储龙川支行业务专用章。上述内容虽然具有一定表象，但杨雪英在与魏媛琳商谈理财事宜过程未尽审慎注意义务。首先，魏媛琳自2013年3月1日调邮储龙岩分行任普通工作人员，2014年8月27日就与邮储龙岩分行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杨雪英等人向其购买理财产品均未怀疑其行长身份，亦未到邮储银行予以核实；其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中已特别注明“将资金存入本协议指定的个人储蓄结算账户”、“在产品实际到期后，乙方于入账日将本金和收益划入本协议中甲方个人储蓄结算账户”、“本协议签署地必须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网点柜台、财富中心或理财中心，在其余地点签署无效”等购买理财产品流程和注意事项，但杨雪英等人对签约地点不在理财协议书规定的范围内、理财资金汇至案外人、理财收益高额且通过其他账户转存等违反购买理财产品正常业务流程的情形未尽充分注意义务。由此可见，杨雪英未能采取积极的措施调查事实真相导致款项被骗是由于自己的过失所致，其并不符合善意无过错的表见代理相对人主体构成要件要求，魏媛琳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且魏媛琳的行为已被本院生效的（2016）闽08刑初11号刑事判决认定为合同诈骗，上诉人应向魏媛琳主张损失，本院刑事判决也已判令魏媛琳退赔包含上诉人杨雪英在内的各受害人的款项损失。故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无过错，无须就讼争款项对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杨雪英购买“理财产品”四笔，合计150万元，均是将款项汇至案外人账户，每笔汇款均应输入交易密码，而上诉人杨雪英（代理人）对于输入交易密码这一事实并不否认。因此，跨行汇款申请书是否为上诉人填写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上诉人申请笔迹鉴定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杨雪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66元，由上诉人杨雪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国柱审 判 员 张文池审 判 员 郭胜华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李馀彬书 记 员 郑冬明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