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05行终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捷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俱巷路118号3幢。
法定代表人刘耀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金刚，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中路305号。
法定代表人朱天舒，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斌，江苏王建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小轩，江苏王建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昆山市前进中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杜小刚，市长。
原审第三人付江涛，男，1996年1月3日生，汉族，户籍地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岑彩宁，上海友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昆山捷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2行初18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昆山捷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金刚，被上诉人昆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巍、吴小轩，被上诉人昆山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颖，原审第三人付江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岑彩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3日20时39分许，叶夏驾驶苏Ｅ×××××小型轿车，与沿港浦机动车道快车道内由东向西行驶由付江涛驾驶的后座载有付丁丁的无号牌二轮普通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付江涛、付丁丁倒地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付江涛受伤后被送到昆山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右距下关节脱位伴韧带损伤；右距骨撕脱性骨折；右跟骨骨折；右小腿外伤”。2016年11月11日，昆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昆公交认字（2016）第007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叶夏与付江涛负该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付丁丁不负责任。2017年3月3日，付江涛向昆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昆山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受伤害经过简述，2016年10月13日在下班经张浦港浦北侧新宝岛汽修厂路段与一辆小轿车发生碰撞倒地受伤，并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书、病历、检查报告单及出院记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路线图、出租合同、情况说明等要求认定2016年10月13日受伤为工伤。2017年3月9日，昆山人社局出具受理通知书，并于同日向昆山捷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桥公司）发出了限期举证通知书。捷桥公司提出异议，认为付江涛事故发生时的居住地为玫瑰苑，而事故发生地点不在从公司下班回住处的合理路线上，事故发生时间亦非合理时间，捷桥公司提供了路线图、张浦派出所居住信息变更登记记录、地图信息、员工考勤表等证据材料。
为查明付江涛受伤情况，昆山人社局调取了昆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16年10月14日对付江涛和付丁丁所作的询问笔录及该两人的“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书写陈述”，付江涛和付丁丁均陈述系“下班回家”。2017年4月11日，昆山人社局对付江涛作调查笔录，付江涛陈述受伤情况称：2016年10月13日当天是上白班的，晚上20点打卡下班后从公司出发准备回居住地，在港浦新宝岛汽修厂门前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付江涛陈述居住地情况称：我于2016年7月左右到昆山张浦，8月份进入捷桥公司，当时居住在江南春堤玫瑰苑（以下简称玫瑰苑），9月份去派出所登记居住地变更为玫瑰苑，后因电瓶车被偷故于9月下旬搬至盛巷小区，未及时去派出所变更，10月13日发生交通事故住院，出院后一段时间去派出所变更为盛巷小区。根据付江涛提交的材料及调查核实的情况，昆山人社局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昆工伤认字（2017）第0197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付江涛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并向双方送达。捷桥公司不服，于2017年6月16日向昆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昆山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昆山市政府于6月19日受理后，同日向昆山人社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于8月7日作出（2017）昆府行复第4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昆山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捷桥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昆山人社局作为县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具有对本辖区内的企业职工受伤是否构成工伤进行认定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关于付江涛是否在返回居住地的合理路线上发生交通事故，原审法院认为，付江涛和付丁丁于事故发生次日在交通警察大队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一致，且提供了盛巷小区的出租合同，昆山人社局作为工伤认定部门亦进行了调查核实。虽然张浦派出所居住信息变更登记记录显示事发时付江涛的居住地为玫瑰苑，但这并不是认定居住地的唯一不变标准，且具有滞后性，付江涛提供的证据及昆山人社局调查核实的情况足以证明事故发生时付江涛的居住地为盛巷小区，故付江涛是在返回居住地的合理路线上发生交通事故。关于付江涛是否在下班的合理时间内发生交通事故，付江涛下班打卡时间为晚上8点，发生事故时间为晚上8点39分许，属于合理时间。综上，付江涛在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予以证实，昆山人社局认定付江涛所受伤害属于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昆山人社局于2017年3月9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向捷桥公司发出限期举证通知书，经调查核实后，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不违反法律规定。昆山市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内受理了捷桥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捷桥公司认为付江涛不在下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上，并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遂判决驳回捷桥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捷桥公司负担。
上诉人捷桥公司上诉称，被上诉人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行为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应当予以撤销，原审法院对此未作进一步调查，在关键事实仍然明显存在重大疑点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判决理由缺乏说服力。一、关键事实明显矛盾存疑之处未查清。1、付江涛发生交通事故时不在下班的“合理路线”上。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书》载明付江涛于2016年8月13日入职，当时填写的居住地信息为张浦玫瑰苑。张浦派出所出具的《人口居住地址系统信息查询结果》，明确显示付江涛于交通事故发生时（即2016年10月13日）登记的居住信息为玫瑰苑X幢X室。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出租合同》，显示租赁地址为盛巷小区X栋X室，租赁期间为2016年7月10日至元月9日，签订日期为2016年7月10日。该合同签订时间及租赁期间与付江涛《工伤调查笔录》中的陈述明显自相矛盾，且无合理解释。付江涛入职日期是2016年8月13日，按照《出租合同》显示，付江涛应该已经住在盛巷小区，但其在劳动合同中填写的住所地是“玫瑰苑”，且未提供出租方（尹娇艳）身份证件信息，不能确定其真实身份，亦未提供出租方对所租房屋的产权证明或相关材料，据上诉人向昆山市产交易中心查询，此人在昆山并无任何房产权属信息。该合同不是原件，且易于事后制作，真实性难以确认。《工伤调查笔录》属于当事人单方陈述，证明力较弱，而且内容与《出租合同》明显自相矛盾。付江涛在笔录中陈述“我原来是在苏州，2016年7月份到了昆山张浦镇，然后8月份进入捷桥公司上班，当时居住地是玫瑰苑，到了9月份(即9月17日)才去派出所登记变更为玫瑰苑”，该表述事实与《劳动合同》及派出所《人口居住地址系统信息查询结果》相符。但其之后陈述“不久后我的电瓶车被偷了，我就重新找了住处搬家，搬至盛巷小区，当时差不多已经是9月份的下半月了”，这段表述与其前面提供的《租房合同》存在明显矛盾。租房合同签订日期是2016年7月10日，租赁期间为2016年7月10日至2017年元月9日，如果该份合同是真实的，那么付江涛应该在2016年7月就住在盛巷小区;如果他真是如笔录中陈述的是9月下旬才搬过去的，那么他是签了一份要倒付两个多月房租的合同，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说合同日期填写是笔误的话，不可能同时有三处笔误，被上诉人在调查时发现了上述疑问，付江涛解释为“我也不清楚为什么租期是从2016年7月10日开始的”，连付江涛对自己提供的证据都无法解释清楚，但被上诉人却认为付江涛对此已做了合理解释，明显失察。付江涛在交警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自己事发时是下班回家，但这属于当事人单方陈述，证明力较弱。2、付江涛发生交通事故时不在下班的“合理时间”内。根据考勤打卡记录及付江涛询问笔录显示，付江涛于当晚20:00整打卡下班后就直接骑摩托车回家，中途并无停留，工作地到交通事故发生地不足5公里，路况较好，骑自行车也只需17分钟，摩托车以30KM/小时的速度计算，仅需10分钟，但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却是20:39分，多花了29分钟，不符合常理，付江涛亦未给出任何合理解释。二、适用证据规则错误，未采信证明力更强的证据。被上诉人三个主要证据有两个都是当事人陈述，证明力较弱，《租房合同》仅为一般书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不能形成证据链条。而上诉人提供的《公安机关人口居住信息登记表》属于国家机关档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七条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人口居住信息登记表》的证明力显然大于《租房合同》，应对其予以确认，但被上诉人却采纳了后者，属于适用证据规则错误。如果员工是在别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只要其提供了一份注明是该地点附近小区的《租房合同》，找个人当作房东签个名，再解释说已经搬家了只是还没来得及办理变更登记，然后再去补办一下，则其又能被认定为工伤。根据《苏州市居住证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居住证是非本市户籍人员在居住地居住和享有居住地公共服务的证明，对居住证的申请、变更、注销等均有明确及严格的规定，在司法实务中，公安机关登记的居住信息是认定当事人经常居住地的主要依据。居住信息发生变化的，付江涛有义务及时向公安机关办理登记，否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或不利后果。即使现实中存在未及时变更居住信息的情况，也要依据足够的证据来判断，不能以“具有滞后性”为由，就随意否定登记的效力。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付江涛的实际居住信息发生了变化。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明显存疑，认定结果将会导致上诉人较大经济损失。请求撤销原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昆山人社局答辩称，上诉人二审中提供的租房合同承租人彭晚生与付江涛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供租房合同的承租人尹艳娇系夫妻关系。其他答辩意见与原审答辩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昆山市政府的答辩意见与原审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付江涛陈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2016）昆山市不动产权第XX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及昆山侑亿家房产房屋租赁合同，用以证明付江涛所声称的居住地昆山市张浦镇盛巷花园X号楼X室的产权人系孙金花及其配偶闫枫，并非其所提交的《出租合同》中的出租人尹艳娇，且该房屋的承租人是彭晚生，亦非尹艳娇。原审第三人付江涛向本院提交了彭晚生、尹艳娇于2018.4.15出具的证明（原件）及双方的身份证复印件、孙金花身份证复印件、昆山侑亿家房产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彭晚生、尹艳娇所持的结婚证彩色打印照片，用以证明自己提供的出租合同是真实的。本院认为，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新证据”，故本院均不予接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相关病历资料及交通事故认定书，付江涛和工友付丁丁于2016年10月13日20时39分许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付江涛负该起事故同等责任，付丁丁不负责任。对该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付江涛受到交通事故伤害时的实际居住地是盛巷花园还是玫瑰苑，是否属于下班的合理时间。首先，关于居住地，根据付江涛提供的出租合同，其于2016年7月10日与出租人尹艳娇签订了出租合同，出租地点为盛巷花园X栋X室，租赁期至2017年1月9日。2016年10月13日晚20时39分发生交通事故后，付江涛被送往医院救治。2016年10月14日13时40分及8时01分，昆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昆山市第六人民医院分别对付江涛与付丁丁进行询问，二人均陈述事发时是下班回家，且笔录上注明的住址均是盛巷花园X栋X室。上诉人认为，根据劳动合同书中记载的居住地以及公安机关的相关登记信息，付江涛在事发时应该居住在玫瑰苑，而非盛巷花园。本院认为，虽然出租合同签订日期是7月份，与付江涛在工伤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存在不一致，且公安机关相关登记信息亦非盛巷花园，但综合全案证据来看，尚不足以否定2016年10月13日事发当天付江涛实际居住在盛巷花园X栋X室的事实。其次，关于是否在下班的合理时间。根据考勤打卡记录，付江涛系当天20时打卡下班，其在20时39分发生交通事故，并不属于明显不合理时间范围。因此，被上诉人昆山人社局根据现有证据，作出涉案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昆山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捷桥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昆山捷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正芳
审 判 员 曹 军
审 判 员 林 磊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赵 芬
书 记 员 张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