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08民初12062号
原告杨锦荣，男，汉族，1952年12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代理人喻涛（特别授权），重庆玺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志兰，女，汉族，1955年2月5日出生，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
被告杨智铭，女，汉族，1956年10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南岸区。
被告杨志国，男，汉族，1961年4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南岸区。
被告杨志凤，女，汉族，1964年2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南岸区。
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
王锋（一般授权），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雨昕（一般授权），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志容，女，汉族，1958年10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代理人杨志兰（一般代理），系被告姐姐，信息同上。
被告杨锦秀，女，汉族，1944年11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
委托代理人杨志兰（一般代理），系被告侄女，信息同上。
原告杨锦荣与被告杨志兰、杨智铭、杨志国、杨志凤、杨志容、杨锦秀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锦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喻涛，被告杨志兰、杨智铭、杨志国、杨志凤的委托代理人王锋，被告杨志容、杨锦秀的委托代理人杨志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锦荣诉称，原告与被告杨志兰、杨智铭、杨志国、杨志凤、杨志容的父亲杨井华（已故）及被告杨锦秀系兄弟姐妹，解放初期原告及被告杨锦秀及其父杨永福其母范本章共同生活在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堡上园15号，被告杨志兰、杨智铭、杨志国、杨志凤、杨志容的父亲杨井华当时当兵回来已经安排有了房屋，居住在被告及父母为邻居。1953年2月5日，当时的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上载明了原告父母及其兄弟姐妹的人口信息。随后1979年，杨锦秀因为工作原因将户口迁离该处，在外地工作。范本章与杨永福分别于1968年3月24日及1985年1月相继过世，原告及其家人一直生活在原处，由于房屋老化，原告于1998年在现重庆市南岸区南山路93号附7号房屋地基上修建了平房，并于2000年9月出资将原平房拆除重新修建了3+1层砖混结构的楼房，一直居住至今。故现起诉来院，要求：1：确认重庆市南岸区南山路93号附7号房屋所有权系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原告自行承担。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举示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
1、常住人口登记表、迁出登记表。拟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上的户口是杨永福，妻子是范本章，次女是杨锦秀，三子杨锦荣，外孙邓振东。在迁出登记表上，在1979年邓振东、杨锦秀、邓振华、邓嵩平已经从户口迁出；
2、常住人口登记表（第二份），证明户主是陈学珍、长女是杨志兰，次女杨智铭（洛），三女杨志容，长子杨志国，四女杨志凤。拟证明被告杨锦秀于1974年迁出，而杨志兰等五人并未与杨永福一起生活在涉案房屋内。
3、火葬场登记册，证明杨永福于1984年1月15前去世。
第二组：
1、《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
2、答复意见书两份；
3、复核意见书；
1-3拟证明对1953年原《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定性，及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建议。
第三组：
1、证明（1998年3月），拟证明原告在涉案房屋的地基上修建了平房；
2、证明（2000年9月）、收条、证人证言，拟证明原告出资请郭文祥等人将南山93号附7号房屋拆除，重新修建了三楼一底的楼房。
被告杨志兰等人辩称，《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所载权利应当由杨永福、范本章、杨金华、杨青云、杨金秀、杨井华共有。根据195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向杨永福全家颁发的《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记载，位于黄桷垭上园村房屋的证载权利人为杨永福、范本章、杨金华、杨青云（后更名为“杨锦荣”）、杨金秀（后更名为“杨锦秀”）、杨井华（后更名为“杨锦华”），因此《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载权利应当由证载权利人共有。二、《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记载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属于可继承的财产。根据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等相关规定的精神，因《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为生活或生产资料，属于杨永福及范本章生前个人合法财产，依法应当属于可继承的财产范围。三、原告请求确认案涉房屋所有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因案涉房屋未取得相关建设手续，案涉房屋至今未取得合法的产权证明。其次，即使原告对《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载房屋进行了修缮或改建，但原告不能因此对修缮或改建的房屋取得独占的相应权益。因《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载权利应当由证载权利人及相应的继承人共有，原告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对证载房屋进行修缮或改建，原告不但损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利，更不能因该侵权行为而对修缮或改建后的房屋取得独占的相关权益。即使原告因修缮房屋产生相关费用，这仅属于因共同财产产生的共同债务，并不构成原告取得独占权益的充分理由。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6条等规定，因原告并非宅基地的唯一权利人，其在宅基地上擅自添附房屋，该房屋的权益应当属于宅基地权利人共有；若因此造成其他共有人损失的，还应当赔偿损失。最后，我国目前尚未取得时效的明确法律规定，且案涉房屋的宅基地及土地使用权也并非一直由原告独占使用，被告等也曾对案涉房屋进行过较长时期的占有使用，直至被原告强行赶出后才未能对案涉房屋进行占有使用，原告对案涉房屋的占有并非和平占用。即使原告占有时间较长，也不构成其对案涉房屋取得独占权益的充分理由。
被告为证实其辩称理由，举示了如下证据：
1、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1953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向杨永福全家颁发《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该土地使用证的记载，房屋及土地位于黄桷垭上园村，土地面积共计6.895亩（案涉1.33亩为期其中一部分），房屋面积为0.39亩，记载权利人为杨永福、范本章、杨金华、杨青云、杨金秀、杨井华，因此《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记载权利应当由记载权利人共有。
2、合影裕华纺织公司渝厂工人职工人事登记表、关于杨井华个人情况及供养直系亲属情况的登记表。拟证明杨井华的亲属关系。
3、常驻人口登记表，证明杨志兰、杨智铭、杨志国、杨志凤、杨志容的户口于1973年5月16日自上园村15号（即涉案房屋所在地）迁往崇文路5号，证明杨志兰等5人曾在涉案房屋居住的事实。
4、证明、重庆市招收新工人推荐表。证明杨智铭与杨志铭是同一人。
5、重庆市南岸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关于杨志国信访人持《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主张其土地权利的答复意见书、重庆市国土局房管局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渝国土房管信访复查字（2014）27号），重庆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渝国土房管信访复查字（2014）48号）。拟证明重庆市南岸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确认杨志国、杨志兰等人对涉案1.33亩土地有权取得相应的补偿，对土地使用证记载的宅基地有权继承，并有权就房屋拆迁获取相应的补偿，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维持重庆市南岸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的答复意见书，再次确认杨志兰等人有权就房屋拆迁取得相应的补偿，重庆市人民政府对重庆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和房屋管理局的信访复查意见予以维持。
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将结合全案情况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被告杨志兰、杨智铭、杨志国、杨志凤、杨志容的父亲杨井华与原告杨锦荣、被告杨锦秀系兄弟姐妹关系。他们的父母分别叫杨永福（父亲）、范本章（母亲）。杨永福生于1898年4月5日，1984年1月15日过世。范本章生于1908年1月22日，1968年3月24日过世。
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堡上园15号的涉案房屋据1953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户主为杨永福，其成员有范本章、杨井华、杨锦荣、杨锦秀。房屋面积为0.39亩。
2014年，杨志兰、杨志国等人分别持195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到有关部门主张权利。2014年10月28日，重庆市南岸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作出《关于杨志国等信访人持《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主张其土地权利的答复意见书》，明确答复：《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1953年）是解放初期人民政府颁发给农民的土地权利凭证。土改后，历经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不动产物权的变化非常大，土地所有权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2年的《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性质作确认性的规定，土地所有制由解放初期的“国有、乡村公有、私有”转变为1982年后的“国有、集体所有”，两个时期的“国有土地”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别。为了明确权利，在1989年对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权利进行了重新申报登记。因此1953年颁发的《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经不能再作为土地权属凭证。
后杨志兰向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申请复查。2014年12月24日，该局作出复查意见书：认为重庆市南岸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作出的答复意见并无不妥。
后杨志兰对申请信访复核。2015年4月16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信访事项符合意见书》，查明2004年南岸区实施黄桷垭镇规划建设，经批准征收黄桷垭镇新力村友谊村民小组集体土地，目前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基本实施完毕。涉案房屋属该征地拆迁范围内。关于申请人要求按1953年《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处理土地权属的问题，于法无据，维持了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的复查意见。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屋的修建和居住情况。
（一）关于涉案房屋的修建情况，双方分别陈述如下：
审：本案讼争房屋在最初是如何得来的？
原告：是解放以后，政府分给我们居住的，在1953年就我们居住的房屋办理了产权证。这个就是我们现有房屋最初的由来。
被告：属实。
审：在1953年政府分给你们房屋之后，这个房屋是在何时进行改建的？
原告：在1998年进行第一次改建，将原有的土墙推倒以后重新修建的两层楼。
被告：原告所述不是事实，1998年的时候是对房屋进行了部分修缮，在1998年之前房屋整个都是土墙房子，在1998年因为房屋的猪圈部分坍塌了，所以杨锦荣就猪圈部分进行维修，其他部分没有变动。
审：杨锦荣，陈述在之后房屋是如何改建的？
原告：2000年，我第二次请人修房子，将房屋推倒后重新修建，修成了三楼一底，每一层都是130个平方，共计520个平方，全部改为砖混结构。
被告：是在2004年，杨锦荣将房屋重新进行修建，将原有的土墙结构改为砖混结构。原告对房屋的面积陈述属实。
（二）关于涉案房屋的居住情况，双方分别陈述如下：
1、杨井华的居住情况。
被告陈述：杨井华在涉案房屋住过。1949年的时候杨井华参加革命工作，在当兵一年多负伤，负伤后转业回到重棉三厂，户口也挂在重棉三厂，但是住是住在涉案房屋内的。后来杨井华结婚后有了两个小孩，原来的老房子住不下了，杨井华又申请了一套房屋，搬过去住了，但是老房子并没有进行分家。后来因为杨永福、范本章与杨井华妻子性格不合，所以杨井华就将申请的房屋卖了，搬到了街上，这个时间大概在七几年。2001年2月23日，杨井华过世。
原告陈述：杨井华是在1968年搬到街上住的，即南岸区黄桷垭崇文路5号，因为当时原告于1969年当知青，离开重庆到万源，在1980年1月当完知青回到老家，回来之后就在老房子（涉案房屋）住。
2、关于杨锦秀的居住情况。
被告陈述：杨锦秀在涉案房屋住过。离开涉案房屋的具体时间不清楚，只晓得是七几年。证据上反应的是在1979年5月户口迁出。
原告陈述：杨锦秀在涉案房屋住过，1979年搬离，现居住在云南大理。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举示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法庭陈述在卷为佐证，本院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房屋，围绕双方的证据，可以得出以下基本事实：
一、1953年颁发的《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是解放初期人民政府颁发给农民的土地权利凭证。土改后，历经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在1982年《宪法》颁布后，土地所有制由解放初期的“国有、乡村公有、私有”转变为1982年后的“国有、集体所有”，两个时期的“国有土地”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别。为了明确权利，在1989年对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权利进行了重新申报登记。因此1953年颁发的《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经不能再作为土地权属凭证。
二、涉案争议房屋在解放初期仅有0.39亩，换算成平方就是260平米。现在房屋面积为三楼一底，每一层都是130个平方，共计520个平方。涉案争议房屋原为土墙结构，即泥巴墙。现在全部改为砖混结构。
三、涉案争议房屋现有结构全部由原告杨锦荣个人全部出资独立修建，也由其独自居住使用，被告等人并没有在里面居住使用。
四、涉案争议房屋现在并没有独立的物权权属登记。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因1953年颁发的《重庆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并非涉案争议房屋合法的物权权属凭证，故不能就此认为涉案争议房屋享有合法的物权即所有权。当然，涉案争议房屋全部由原告杨锦荣个人全部出资独立修建，也由其独自居住使用。基于其独自占有，就占有期间，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但是，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方才发生物权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故不能依据涉案争议房屋全部由原告杨锦荣个人全部出资独立修建，也由其独自居住使用就认定其享有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涉案争议房屋属于遗产，应由原、被告双方共同享有。因本案涉案争议房屋的物权尚不能确认，是否属于原、被告共有的基础不具备，故不宜在本案中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锦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杨锦荣承担（已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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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罗远西
人民陪审员 熊鸿猷
人民陪审员 陈作秀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陈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