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2601民初3425号
原告：杨金美，女，1967年9月13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身份证住址凯里市，现住凯里市。系杨某之妻。
原告：杨柠，女，1990年7月19日出生，苗族，神采包装公司文员，贵州省凯里市人，身份证住址凯里市，现住凯里市。系杨某与杨金美之女。
原告：杨雪，女，1991年7月5日出生，苗族，奥贤科技公司出纳，贵州省凯里市人，身份证住址凯里市，现住凯里市。系杨某与杨金美之女。
原告：杨杰，男，1994年7月10日出生，苗族，无业，贵州省凯里市人，身份证住址凯里市，现住凯里市。系杨某与杨金美之子。
原告：杨邵成，男，1941年1月17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系杨某之父。
原告：杨光荣，女，1943年1月8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系杨某之母。
以上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昌龙，男，1964年3月6日出生，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系凯里市旁海镇联巩村民委员会推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以上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男，1950年10月17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系凯里市旁海镇联巩村民委员会推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吴永珍，女，1975年10月19日出生，苗族，自由职业，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学艺，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杨金美、杨柠、杨雪、杨杰、杨绍成、杨光荣与被告吴永珍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10月17日受理后，先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17年3月15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金美、杨柠、杨雪、杨杰及其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昌龙、杨德，被告吴永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金美、杨柠、杨雪、杨杰、杨绍成、杨光荣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赡养费、精神损失费共计411173元〔（死亡赔偿金491292.8元+丧葬费24543.5元+医疗费19956.38元+急诊费用2493.19元+误工费135元+护理费83元+营养费40元+赡养费19935元）×70%+精神损失费2万元〕。事实及理由：吴永珍与杨金美之夫杨某于2013年元月认识后，长期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2016年2月3日，吴永珍、杨某又与杨昌付等人共同出资，承包经营凯里市洗马河街道新岩村八组翁稍寨垃圾填埋场，继而发展为合伙关系。2016年8月4日，杨某、吴永珍在垃圾填埋场上班结束后，仍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引发杨某疾病发作，而作为情人又是合伙人的吴永珍却未及时采取救助措施，放任受害人病情恶化，直到当晚9:24分，在杨某出现昏迷状态、失去意识的情况下，才在凯里市商场街用受害人的手机呼叫杨杰。尽管杨杰立即将杨某送至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抢救，但终因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导致医治无效，于2016年8月6日死亡。导致杨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吴永珍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不作为侵害了杨某的生命健康权，且该行为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及伦理道德，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吴永珍辩称，1.导致杨某死亡的原因是疾病，与吴永珍没有任何关系。杨某的病历“入院记录”已经清楚的载明杨某入院时的疾病诊断结论为：左侧外囊区脑出血并破入侧脑室；右侧基底节区及放射冠区脑梗塞；原发性高血压3级很高危组；双肺社区获得性××。杨某所患的几种疾病都是随时可能会导致其死亡的高危病种，因此其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属于正常死亡的生理现象。且公安机关亦在杨某的注销证明中写明杨某的死亡原因是“各种疾病”。2.六原告陈述的理由与实际情况不符，杨某入院时并未昏迷，而是意识清醒，还能够回答医生的询问并配合医生检查，没有达到病情危重的状态。杨某的住院病历首页记载，杨某到医院住院的时间为2016年8月5日5时33分，入院记录“现病史”部分记载：杨某入院前突发头晕，头疼不适，为持续性胀痛，难以忍受。随病情进展逐渐出现右侧肢体乏力，不能站立行走，需别人搀扶，伴运动性失语，表情稍痛苦，意识成嗜睡状，呼之能应。口角稍右偏，询问患者表示心慌、胸闷，无气促、发绀、呼吸困难，无腹痛、腹胀，无双眼凝视、四肢僵直抽搐，无大小便失禁等状态。既往病史记载了杨某有痛风病史、高血压病史等。出院记录证实杨某在医院做完第一次手术时还出现了连续呛咳，咳痰及呕吐等，并没有昏迷。杨某入院科室是急诊科非重症医学科，并没有达到病危的状态，是在两次手术之后，病情加重才转入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的。从起诉状来看，吴永珍最迟是2016年8月4日21时24分打电话给杨杰的，杨杰很快来接走了杨某，如病情危重，杨杰为什么到第二天2016年8月5日5时33分才将杨某送到贵阳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住院治疗？如病情危重，医院也不可能到2016年8月5日9时10分才给杨某做手术。3.杨某6年前便已经发现有痛风病史，2年前发现有高血压病史，这些都是长期性的疾病。高血压引发脑出血、脑梗塞，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从医学的角度看也并不意外。4.六原告没有对杨某的发病原因，发病病种、发病时间、最佳治疗时间以及治疗时间是否被耽误，如被耽误，是在那个时间段因为什么被耽误等情况进行鉴定，就认为是吴永珍的原因造成的，理由不成立。5.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义务需要具有法律规定或者合法有效的合同约定，吴永珍与杨某之间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合法有效的合同约定吴永珍对杨某具有安全保障义务。6.吴永珍在没有对杨某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发现杨某身体不适后，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是出于善良和道义。杨某属于疾病死亡，而不是安全事故死亡，其死亡与安全保障完全没有任何关联。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法律在综合考虑了在调整商业活动的秩序中设立这种义务的社会经济价值及道德需要后依据诚信及公平原则确立的法定义务，而吴永珍与杨某非亲非故，不存在任何具有相互救助义务的法律关系，对杨某没有安全保障的义务。7.吴永珍在发现杨某身体不适后想尽办法帮助杨某，杨某的家属应该感谢吴永珍。2016年8月4日上午，是吴永珍值班，当吴永珍开自家的车到垃圾填埋场后，发现杨某也在，还感到非常吃惊。下午6点多钟吴永珍的家人来电话说要用车，吴永珍准备回家时去与杨某打招呼，杨某说等他再休息会，天黑了再走，免得有人来倒垃圾找不到人。之后，吴永珍在自己的车里听音乐。7点半左右，吴永珍再次到值班室叫杨某，杨某这时才起来，也准备回家。吴永珍发现杨某下楼梯时走得不是太稳，去扶他，他还推开吴永珍；问他是否需要去医院看看，他说不用；问他是否需打电话给他家人，他亦说不用。因看到杨某不利索，吴永珍提出让杨某坐吴永珍的车回家。因路不好走，加之吴永珍是新手，故车子开了很久才到洗马河监狱路口。吴永珍再次征求杨某的意见是否需去医院看看，杨某仍说没什么问题，回家吃点药就好了，吴永珍只好送杨某回家。车到杨某家楼下后，杨某就很站不稳了，吴永珍只好跟摆夜市摊的商家借凳子给杨某坐，再次问他是否需要去医院，杨某还是坚持说是小问题，回家吃点药就好了。吴永珍担心杨某撑不住才跟杨某要了杨杰的电话，告知杨杰杨某的情况。10多分钟后，杨杰来把杨某接走的。后，杨杰打电话给吴永珍，称杨某是醉酒了，吴永珍还告知杨杰，没闻到杨某身上有酒味。从发现杨某走路吃力到把杨某交给杨杰，吴永珍多次征求杨某的意见是否需要去医院，但杨某一直予以拒绝，吴永珍与杨某非亲非故，在杨某不愿意的情况下，不可能强制送吴永珍去医院，且吴永珍还把杨某送到他家楼下，交给他的儿子。8.六原告没有及时让杨某住院治疗，之后又放弃一切抢救及治疗措施是导致杨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六原告应当为此承担责任。9.吴永珍与杨某仅是合伙关系，没有其他关系，与杨某的死亡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六原告弄了几张貌似吴永珍的相片到处传播，已侵害了吴永珍的隐私权。10.对于杨某的死亡，吴永珍既不存在侵权行为，也不存在过错。11.六原告未经吴永珍许可，私自录制与吴永珍的通话记录，该证据系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某的死亡原因是什么？2.对于杨某的死亡，被告吴永珍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或者存在过错行为？3.被告吴永珍与杨某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4、原告的诉请理由是否充分？计算标准是否正确？
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本案的审查意见如下：
1号证据，原告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2号证据，杨某与杨金美的结婚证复印件，拟证明六原告身份信息及主体资格适格；杨金美与受害人为合法夫妻关系。吴永珍对1号、2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与吴永珍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1号、2号证据证明了六原告与受害人杨某之间的关系，吴永珍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3号证据，录音复印件，即2016年8月9日杨杰与吴永珍的对话内容记录，拟证明吴永珍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吴永珍对3号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提出：第一，该录音时间为杨某已经死亡过后；第二，电话录音是杨杰打给被告的时候偷录的，从内容可以听出，杨杰主动打电话有意识的引导被告讲话，所以其录音的目的是已经做好起诉被告的准备，被告没有防备，其内容也不真实；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取谈话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明确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取谈话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份录音系不合法证据，其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审查本院认为，该份录音虽然是在吴永珍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录下了，但吴永珍并没对内容的客观性提出否定意见，因此，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
4号证据，通话清单复印件，拟证明吴永珍呼叫杨杰的时间；吴永珍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吴永珍对4号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第一，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呼叫杨杰的时间是2016年8月4日下午8点40分，而不是该证据中的时间；该份证据是不完整的证据，该通话记录中没有2号3号的通话记录，中间间隔时间很长；在8月7日杨某死亡过后，还有通话记录，证明杨某的手机有别人使用的情况，无法证明具体是谁用杨某的电话呼叫杨杰；第二，合法性不予认可，未出具该份证据的经办人签字，不符合证据规则；第三，关联性不予以认可，与被告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该通话清单已盖有移动公司营业厅的公章，吴永珍虽对证据的三性提出否定意见，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因此，该份证据予以采信。
5号、6号证据，图片复印件，拟证明吴永珍与受害人为情人关系；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是吴永珍与受害人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引发受害人疾病发作，被告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吴永珍对5号、6号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第一，对真实性不予以认可，该组证据仅有几张看到貌似被告的相片，但是没有其他人，不能证明吴永珍与杨某有不正当关系；均是人体器官，无法证实是谁的；有几张照片上有时间，最晚是2015年2月7日，与原告起诉状中说的2016年8月4日发生不正当关系的时间不符合，所以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对合法性不予以认可，该组证据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系未经被告同意而取得的，途径和手段是非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该组证据侵犯了被告的隐私权，所以是非法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第三，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无法证明照片与杨某的死亡有任何关系；第四，6号证据图片没有显示拍照时间，无法证明该图片就是2016年8月4日拍摄的，更无法证明系吴永珍与受害人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引发疾病；也没有鉴定结论来进行证明。第五，照片无法证明被告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经审查本院认为，第5号、6号证据仅是一些性器官的照片和个人照片，且拍摄时间为2015年2月前，该两组照片不能证明系两性关系引发疾病，导致杨某死亡，吴永珍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该两组证据不予采信。
7号证据，医疗发票11张原件，拟证明原告实际支付急诊医疗费用2493.19元；8号证据，医院用药清单原件，拟证明抢救受害人的各类医疗费用支出情况。吴永珍对7号、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提出与吴永珍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7号、8号证据真实且客观存在，予以采信，但费用仅为2493.15元
9号证据，个人合伙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与受害人从情人关系发展为合伙关系；被告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吴永珍对9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名称可以看出被告和杨某是合伙关系，杨某为第一合伙人，被告为第五合伙人，且内容没有约定合伙人有安全保障义务，恰好证明吴永珍与杨某是普通的合伙关系，对杨某没有安全保障义务。经审查本院认为，原被告均认可杨某与吴永珍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合伙人之间具有安全保障义务。
10号证据，医疗住院发票复印件、农村合作医疗住院报销补偿单复印件，拟证明受害人住院，原告实际支付抢救费用19956.38元。吴永珍对10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作表态，但认为与吴永珍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为抢救杨某，六原告确实支付了该笔费用，因此，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11号证据，北京西路社区服务中心证明原件，拟证明受害人杨某是农村户口，但是居住地为城镇区域；12号证据，旁海镇联巩村民委员会证明原件，拟证明被抚养人的抚养费由法定抚养人共同承担；吴永珍对11号、12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提出该两组证据是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当有单位负责人及出具该材料的人员签字，该两份证据未具有以上条件，属于不合法证据。经审查本院认为，庭审结束后，原告已补充提交了证明，该证据与北京西路社区服务中心的证明相印证，予以采信
13号证据，户口注销证明复印件，拟证明受害人因各种疾病于2016年8月6日死亡的事实。吴永珍对13号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提出正好证明了杨某是因各种疾病死亡的。经审查本院认为，吴永珍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采信。
14号证据，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家庭档案卡，拟证明杨某于2011年7月流入凯里市北京西路社区商场街2号居住。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符合三性特征，予以采信。
15号证据，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证明，拟证明杨某于2016年8月4日21：32到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就诊，因家属笔误造成医院把杨某的年龄误写为80岁，实为50岁。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明与医院2016年8月4日交费人“杨某”的票据能相互印证，予以采信。
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吴永珍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六原告的质证意见，本案的审查意见如下：
1号证据，吴永珍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吴永珍的身份情况。六原告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六原告对吴永珍的身份信息无异议，该份证据予以采信。
2号证据，个人合伙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吴永珍与杨某、杨昌付等6人共同合伙经营凯里市湾溪街道新岩村八组垃圾填埋场，杨某为第一合伙人、被告为第五合伙人，吴永珍与杨某为平等的合伙关系，没有保障杨某安全的义务。六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提出杨某主要负责合伙事务，当天吴永珍对杨某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经审查本院认为，个人合伙协议书真实有效，予以采信，该份协议书只能证明吴永珍与杨某等人存在合伙关系，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合伙人之间具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3号证据，杨某的住院病历复印件，拟证明：第一，杨某于2016年8月5日入院治疗，入院时间为2016年8月5日05时33分；第二，杨某入院时的疾病诊断证明书中写明的三种疾病都是随时可能导致其死亡的生理疾病，其死亡属于抢救无效后的正常死亡；第三，杨某刚入院时意识清醒，还能接受医生询问等，病情尚未达到危重的程度；第四，杨某入院时并没有直接到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而是在急诊科住院治疗，在急诊科住院治疗过程中因病情加重达到高危状态后才转入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第五，杨某做第一次手术的时间为2016年8月5日9点10分，而不是入院便进行手术抢救和治疗，证明其入院时病情尚未达到高危状态，在第一次手术之后杨某出现咳痰等症状，不是昏迷状态而是清醒的；第六，杨某在医院治疗时并未死亡，而是其家属放弃一切抢救和治疗措施并且出院之后才死亡的，其家属即本案原告应当自行承担放弃抢救和治疗杨某，导致其死亡的全部责任。六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医院的记录，但是不认可吴永珍的证明目的；关于杨某的住院时间问题，原告及时送杨某到医院后，因为要筹钱交纳5万元治疗费用，交纳之后才能做手术，所以中间耽搁了五六个小时的时间。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具有三性特征，予以采信，但结合原告提交的医疗费用发票，该组证据只能证明杨某的住院时间是2016年8月5日，而不能说明杨某入院时间是2016年8月6日。
4、户口注销证明复印件，拟证明杨某是因为疾病死亡，其死亡与吴永珍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实。六原告不认可这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和内容。经审查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六原告出具的证据一致，说明杨某因为疾病死亡，本院予以采信。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到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对杨某2016年8月4日的医院交费情况进行了调查，经查实，杨某2016年8月4日的交费票据患者为“杨某”，年龄80岁，挂号时间为当日的21:32分，交费时间为当日的22:07分；2016年8月5日的票据患者为杨某，年龄50岁。
根据采信的证据，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及起诉书、答辩状，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杨金美与死者杨某是夫妻关系，杨柠、杨雪、杨杰系杨某的子女，杨绍成系杨某的父亲，杨光荣系杨某的母亲。杨绍成、杨光荣共生育有四个子女。
杨某与吴永珍早已认识。2016年2月3日，杨某与吴永珍、杨昌付等六人签订《个人合伙协议书》，联合出资共同经营合作凯里市湾溪街道新岩村八组垃圾填埋场。2016年8月4日为吴永珍值班时间，但当吴永珍到达垃圾填埋场时，杨某已在垃圾填埋场。当晚6点过钟，吴永珍与杨某打招呼准备回家，杨某要求吴永珍等他休息一会晚点回家。7点过钟，吴永珍与杨某打招呼准备回家，杨某拟一同回凯里市区，期间，吴永珍发现杨某走路不稳，身体不适。当晚9时左右吴永珍送杨某到凯里市××商场夜市杨某家楼下，并于9时24分、9时33分用杨某的电话呼叫杨杰，告知杨杰杨某身体不适，让杨杰接杨某回家。杨杰接到杨某后，即把杨某送至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检查治疗。同年8月5日凌晨5时33分，杨某被送到该院急诊科，入院记录为主诉：突发头昏、头痛伴右侧肢体乏力7+小时。现病史：7+小时前患者于饭后突发头昏、头痛不适，为持续性胀痛，难以忍受。随病情进展逐渐出现右侧肢体乏力，不能站立行走，需别人搀扶，伴运动性失语，表情稍痛苦，意识呈嗜睡状，呼之能应。口角稍右偏，询问患者表示心慌、胸闷，无气促、发绀、呼吸困难，无腹痛、腹胀，无双眼凝视、四肢僵直抽搐，无大小便失禁等症状。家属发现后立即送入我院就诊，门诊予急查头部CT后以“1、左侧外囊区脑出血并破入侧脑室。2、右侧基底节区及放射冠区脑梗塞。3、原发性高血压3级很高危组。4、双肺社区获得性××？”同日9时10分至13时50分医院为杨某行了“开颅颅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同日18时10分至20时20分，医院再次为杨某行“开颅颅内血肿清除术”。同月6日7时40分，因杨某病情危重，突发心律下降，无自主呼吸，大动脉搏动扪及不清，瞳孔等圆散大固定，其家属放弃一切抢救及治疗措施，自请出院。出院医嘱为：患者病情危重，随时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患者家属放弃治疗，无特殊补充。同日，杨某死亡。
另查明，杨某在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期间共支出住院费48348.13元，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报销补偿外，自己承担19956.38元，支付急诊医疗费用2492.15元。
本院认为，六原告以吴永珍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杨某受到损害是事实，但其受到的损害非来自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亦非外力原因造成的，因而，本案案由不适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杨某的死亡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杨某的出院诊断记录已写明杨某“1、左侧外囊区脑出血并破入侧脑室；2、术后呼吸功能不全；3、右侧基底节区及放射冠区脑梗塞；4、原发性高血压3级很高危组；5、双肺社区获得性××；6、失血性贫血。”同时，凯里市公安局户口注销证明亦写明杨某“因各种疾病死亡于2016年8月12日注销户口”，该两组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杨某死于自身疾病。六原告诉称由于吴永珍与杨某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导致杨某疾病发作，但至本案审理终结时，六原告并未能提供相互印证的证据，证明杨某疾病发作的当天，杨某是因非正常原因诱发的疾病，故六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吴永珍辩称六原告没让杨某及时住院治疗，之后又放弃一切抢救及治疗措施是杨某死亡的直接原因。经查实，2016年8月4日晚，杨杰接到杨某后便第一时间送杨某到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之后又积极筹钱抢救杨某，系6号在抢救杨某无望后，才放弃治疗的，故吴永珍的此项辩解理由不成立。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对于杨某的死亡，被告吴永珍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或者存在过错行为？被告吴永珍与杨某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六原告主张吴永珍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不作为侵害了杨某的生命健康权，存在重大过错。本院认为，造成杨某死亡的原因是杨某自身身体疾病突发，非外来因素，加之，发病后杨某并未及时联系医院就诊，自身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90%的责任。垃圾场是杨某及吴永珍等合伙人工作的场所，从原被告的陈述来看，杨某是在工作场所突发疾病的，而2016年8月4日那天，当班的是吴永珍，在面对杨某突发疾病，行走不稳，吴永珍在杨某反对的情况下未及时联系杨某的家人或医院，放任杨某病情加重，对此，吴永珍虽无侵权行为，但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杨某损失的10%。吴永珍辩称其对杨某没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辩解理由不成立，因为作为合伙人，同时，吴永珍又是当天垃圾填埋场的值班人员，当其合伙人杨某病重时，吴永珍是具有救助义务的，吴永珍在发现杨某病重的情况下虽通知了杨某的儿子杨杰，但延误了时间，系放任损失的扩大，具有过错责任。关于吴永珍与杨某是否存在其他关系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作审查。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告的诉请理由是否充分？计算标准是否正确？”的问题。关于杨某的损失原告的诉请共九项，死亡赔偿金491592.80元（24579.60元×20年）、丧葬费24543.50元（49087元÷2）、护理费83元（30185元/年÷365天×1天）、住院伙食补助费40元、赡养费19935元（6644.93元/年×5年÷4人+6644.93元/年×7年÷4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予以认可；医疗费19956.38元，计算正确，予以认可；急诊费用2493.19元，更正为2493.19元予以认可；误工费135元/天，六原告未提供杨某收入135元/天的依据，故杨某的损失参照建筑业的计算，为131.05元（47832元/年÷365天×1天）；营养费40元，无医嘱，不予认可。
综述，杨某产生的各项损失为558474.88元（死亡赔偿金491292.8元+丧葬费24543.5元+医疗费19956.38元+急诊费用2493.15元+误工费131.05元+护理费83元+营养费40元+赡养费19935元），其中，吴永珍承担10%，为55847.49元。吴永珍因存在一定的过错，酌情承担精神损失费5000元，故，吴永珍应承担的总费用为60847.49元，六原告超出部分的诉请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吴永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杨金美、杨柠、杨雪、杨杰、杨绍成、杨光荣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急诊费用、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赡养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60847.49元。
二、驳回杨金美、杨柠、杨雪、杨杰、杨绍成、杨光荣的其余诉讼请求。
若义务人不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60元，由杨金美、杨柠、杨雪、杨杰、杨绍成、杨光荣负担1900元，由吴永珍负担2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在上诉期限内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如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权利人应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宋红燕
人民陪审员 杨红敏
人民陪审员 朱培芸
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杨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