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7）内04行赔终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汉族，1952年9月9日出生，农民。
委托代理人张某1，女，汉族，1981年11月7日出生，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系上诉人刘某女儿）
委托代理人：张某2，女，汉族，1973年10月9日出生，农民。（系上诉人刘某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赤峰市元宝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
法定代表人王某，系局长。
委托代理人赖某，内蒙古同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
法定代表人李某，系镇长。
委托代理人张某3，内蒙古同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赤峰市元宝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元宝山区卫计局）、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平庄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内0403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某2、张某1，被上诉人赤峰市元宝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负责人韩宏智及委托代理人赖某、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周艳红及委托代理人张某3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1983年11月28日原告刘某在山前乡马架子村，接受由喀喇沁旗计生局组织医疗小分队实施的”女扎节育术”，术后即出现身体不适，双下肢瘫痪，至1990年生活不能自理，由其丈夫陪护。1986年经赤峰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认定为”节育术后并发症”。原告在做女扎术时，山前乡隶属于赤峰市喀喇沁旗，此次女扎术是喀喇沁旗计划生育局组织实施的。1984年建立元宝山区后，山前乡划归元宝山区。因原告”节育术后并发症”引发相关纠纷的权利、义务由原元宝山区计生局承继。原告于2017年1月12日通过邮寄方式向二被告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于2017年4月14日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其误工费180000（6000元/年x30年）、1990年至1997年医药费80000元、陪护费273000元（70元/天x365天x13年）、1985年在敖汉疗养时的护理费1170元、1983年至1986年喂养马匹人工费5400元（5元/天x365天x3年）、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医疗费提高至每月500元、生活补助费提高至每月180元、交通、住宿、复印费2000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另查明，原告刘某因女扎节育术后并发症曾于2001年向本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本院作出（2003）元民初字第21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元宝山区计划生育局支付原告生活不能自理期间（1983年12月至1990年12月）的误工费3400元，陪护费340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申诉，本院作出（2003）元民申字第20号驳回再审通知书，原告再次向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诉，中院作出（2008）赤民监字第3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此案。本院作出（2008）元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本院（2003）元民初字第21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申诉人刘某的申请诉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赤民再字第2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高院作出（2010）内民申字第65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申请再审人刘某的再审申请。
又查明，1988年5月10日马架子村委会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协议内容是由村每月支付50元钱，其中生活费30元，护理费20元。2000年6月马架子村委会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协议内容是由村委会每月给付刘某生活补助费25元，原来协议一律作废。赤峰市元宝山区计划生育委员会、赤峰市元宝山区山前乡人民政府与原告、张志彬于1990年7月1日签订协议，内容为经多次与刘某协议并经元宝山区二届人民政府第68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由区财政按月支付给刘某医疗费的办法加以解决。其医疗费用为每月80元，年为960元。2001年4月12日原告与原元宝山区计生局、原元宝山区山前镇政府三方达成协议，由元宝山区财政按每月支付其医药费每月80元。2001年原告要求增加医药费，经三方再次协议将医药费由每月80元增至每月200元，此项费用发至原告生活结束为止。并约定原告不得提出此协议以外的任何请求，此协议经元宝山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上述款项原告至今都在领取。
原审法院认为，一、喀喇沁旗计生行政部门依据当时的政策对原告劝导进行节育手术，原告于1983年11月28日响应国家政策，配合医疗小分队在山前乡马架子村进行了女扎节育手术，术后即出现身体不适，双下肢瘫痪，至1990年期间生活不能自理，由其丈夫陪护。1986年经赤峰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认定为”节育后并发症”。1984年建立元宝山区后，山前乡划归元宝山区。被告卫计局承继了处理原告”节育后并发症”的相关事宜。根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据本条例的规定，负责对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的规定，被告卫计局系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其职责是负责对本辖区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管理。二、根据国家计生委《节育并发症管理办法》第一条”节育并发症是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受术者安全、健康及生产、生活与家庭的幸福，推进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和办法，做好节育手术并发症的预防、鉴定、治疗及善后处理工作”和第十八条”在本办法中，有关节育手术并发症的预防、鉴定、治疗，由各级计划生育科技部门负责，有关善后纠纷由受理的计划生育信访部门及其所在地政府进行协调处理”的规定，被告卫计局有节育手术并发症善后纠纷协调处理的行政管理职能，原告诉求追究被告卫计局的行政赔偿责任，必须首先确认被告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为违法且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本案原告的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并不是被告卫计委进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造成的，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受偿主体，其诉求亦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根据国家计生委《节育并发症管理办法》第一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原告的节育手术并发症鉴定、治疗及善后处理工作应通过被告卫计局协调解决。三、平庄镇政府不是本案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也不是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计生委《节育并发症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农业人口并发症患者的生产、生活困难，仍采用乡镇解决为主，社会救济为辅的办法，由所在乡镇及行政村分等级给予解决”被告平庄镇政府只对原告因”节育后并发症”造成的生产、生活困难有救助义务，无行政管理职责,故平庄镇政府作为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被告主体不适格。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的规定，原告向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赔偿的时效为两年。原告于1986年经赤峰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认定为”节育后并发症”到2017年1月12日向二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已经过31年之久；即使原告2001年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开始至其于2017年向二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也已经过16年，均超过法律规定的向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请求权2年的时效。而原告在其被确认为”节育后并发症”后2年内不行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处理，就已经丧失了请求权，故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且不存在中止的情形。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刘某的起诉。
宣判后，上诉人刘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内0403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上诉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予以立案审理。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组织医疗分队实施”女扎节育术”中，缺少规范要求，手术后出现身体不适，双下肢瘫痪的节育后并发症，十三年后才能下地行走，但已丧失劳动能力，被上诉人的手术行为使上诉人的身体受到了伤害，并造成严重后果，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丧失劳动能力造成家庭生活困难，故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不适格而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因女扎节育术出现并发症已成事实，多年来一直向各部门主张权利，根据诉讼时效的定义和立法原意，本案不过诉讼时效，应按不丧失诉讼时效处理。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做节育手术，术后出现并发症，这一行为应视为行政机关的实际行政行为，对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行政机关应该给予赔偿，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有法律根据。
被上诉人元宝山区卫计局答辩称，一、国家赔偿是指国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或存在过错等原因造成的损害，给予受害人赔偿的制度。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因违法或不当给受害人造成损失。上诉人的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并不是答辩人进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造成的，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受偿主体，其诉求亦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二、上诉人已经通过民事诉讼，获得了民事赔偿。上诉人在2003年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法院作出了（2003）元民初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部分支持了原告的民事请求。该判决几经周折，最终维持原判。因此，该案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关系，已经被生效的判决书所认定。原告对上述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及双方的法律关系均无异议。三、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平庄镇政府答辩称，一、并非该行政诉讼的适格主体。平庄镇政府既不是计划生育的组织者也不是计划生育的实施者，对上诉人无行政管理职责，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二、国家赔偿是指国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或存在过错等原因造成的损害，给予受害人赔偿的制度。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因违法或不当给受害人造成损失。上诉人的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并不是答辩人进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造成的，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受偿主体，其诉求亦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三、上诉人已经通过民事诉讼，获得了民事赔偿。上诉人在2003年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法院作出了（2003）元民初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部分支持了原告的民事请求。该判决几经周折，最终维持原判。因此，该案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关系，已经被生效的判决书所认定。原告对上述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及双方的法律关系均无异议。四、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10月１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施行前法律未规定由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如何处理的批复》（１９９3）民他字第１０号）中规定了对案发在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的，因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受理此类案件，人民法院不能受理。依据上述规定，涉案被诉行为发生于1983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上诉人针对该行为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海梅
审判员刘淑波
审判员姜静
二○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张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