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3民终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瑞珠。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议民，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岩。
上诉人梁瑞珠因与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3民初1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鉴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双方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和事实，因此进行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梁瑞珠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1303民初字118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保单及健康告知书的询问事项属概括性条款。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保险合同》时，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保单以及体检报告书中的健康告知书各项字体小，条款繁多，各项内容未能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且订立合问时仅概括地询问上诉人身体是否健康，末对相关细节询问清楚，健康告知的项目中仅概括地列出癌症、肿瘤，并未明细询问具体是何种类别的癌症及肿瘤，该癌症及肿瘤到底是指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原位肿瘤还是动态未定或动态未知的肿瘤，被上诉人并未对癌症及肿瘤的种类详细询问，因此，健康告知中关于癌症及肿瘤的条款属概括性条款，一审法院并未�上述条款的性质进行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
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患病情形不属于首次发病，不符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对该事实认定有误。（1）被上诉人认为根据《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一项约定，上诉人的情况不属于自等待期后首次发病，其观点不成立。重大疾病的范围已经在《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的第十八条列举，被上诉人提出的第六条第一项又在第十八条的基础上对重大疾病定义作出缩小限定，实质上是减轻、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该类条款应当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合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才算是完成提示义务，且被告应当对其履行明确说明提示义务负举证责任，而在该条款中，对“首次”二字是并未做任何的提示说明标识的，仅仅对“发病”二字做说明，因此�条款的缩小重大疾病的定义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
被上诉人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保险事故的发病时间作出限定，免除己方法律规定的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因此，该条款中限定发病时间属减小保险责任范围，对发病时间的限定应认定无效。
（2）假设被上诉人提出的条款是有效条款，那么根据该条款的意思，联系下文的注释，自等待期后首次发病是指自本合同生效日起90天后诊断出本附加合同所界定疾病的前兆或异常的身体状况，不包括本附加合同生效前的任何疾病或症状，根据保险法的不利解释原则，对该条款应当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解释，亦即可理解为合同�效后90天后发病的，就属于重大疾病的范围，需考虑合同生效前任何疾病或症状。原告的疾病是在等待期后（合同生效后90天后）发病，因此上诉人发生的保险事故属于被上诉人的保险责任范围，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理由如下：因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保单及健康告知书的询问事项是概括性条款，导致上诉人在误会误解的情况下才作出回答，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了对投保单询问表中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保险合同》自成立之日起已超过二年，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上诉人梁瑞珠已向被保险人缴纳四年的保险，上诉人向被保险人申请理赔时，合同已经成立超过两�，《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据该法律规定，第二款的被保险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再有合同解除权，即使是上诉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亦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支付保险金。但一审法院根据该条的第二、第四款认为被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是对法律的曲解及适用错误，第四款是在被上诉人有解除权的前提下才适用，但根据该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及银行转账流水可以证实保险合同成立已经超过二年，被上诉人已失去合同的解除权。
《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同成立超过二年，发生保险事故，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保险金，一审法院认为不是首次发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无需支付保险金，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及第四款的规定认为被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属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更因此导致判决结果明显对上诉人不公。
三、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太平附加康颐金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金20万元及太平康颐金生终身寿险（分红型）的现金价值10400元。
按照《太平附加康颐金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六条保险责任第一款重大疾病保险金的约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发生本附加合同第十八条所定义的重大疾病，保险公司应当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与本附加合同中第五条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比例相乘所得的数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的效力终止。主合同的效力同时终止，保险公司将给付主合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审核通知书》显示太平附加康颐金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保额为20万，《太平附加康颐金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三款约定，满4周岁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比例为100％，即以20万X100％=20万的太平附加康颐金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支付给上诉人。且应当向上诉人支付主合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10400元（第四年的现金价值）。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已经失去合同解除权，其单方解除《保
险合同》的行为应当无效，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上诉人应当继续
履行合同，向上诉人支付保险金。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有合同
解除权及无需支付保险金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
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上诉至贵院，请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给予一个公正合理的判决。
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
上诉人梁瑞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被告向原告作出的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及拒绝理赔的行为无效。二、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太平附加康颐金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金20万元及太平康颐金生终身寿险(分红型）的现金价值104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10日，原告在北京大学深圳医�被诊断出左侧甲状腺乳头状癌住院，2009年10月17日出院。2012年9月28，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保险合同》（以下称“合同”），保单号为：002516609676008，投保了太平康颐金生终身寿险（分红型）及太平附加康颐金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两个险种。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在投保单健康告知“糖尿病、糖耐药异常、痛风、肢端肥大症、垂体机能亢进或低下、甲状腺或甲状旁腺机能亢进或低下。”栏勾选了“否”，未将其于2009年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已诊断出左侧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情况告知保险代理人。22012年10月9日，原告按被告要求到惠阳三和医院进行了体检，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每年按时向被告支付保费12700元，总计支付了四年50800元。2014年4月4日，原告于保险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被诊断为(左侧颈部肿物）恶性肿瘤，甲状腺乳头状癌。原告向被告申请保险理赔，原告应被告要求作了一份“客户投保过程问卷”，在该问卷的第3项“投保前有无在医院/诊所的门、急诊或住院部就医、检查、治疗、手术？”中，原告回答“2009年在深圳北大医院做甲状腺手术”，后被告到深圳北大医院调取了原告的住院检查、手术资料，于2015年11月27日发出解除拒绝理赔的通知书，认为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未告知事项影响承保决定，根据《保险法》第16条规定，被告不退还保险费并单方解除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针对原告的上述情形，被告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同时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被告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此外，太平附加康颐金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一项明确重大疾病保险责任为被保险人自等待期后首次发病并经医院确诊初次患上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的，保险公司才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而原告2009年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已诊断出左侧甲状腺乳头状癌，且在2014年再一次诊断出左侧颈部肿物恶性肿瘤、甲状腺乳头状癌，不属于首次发病，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梁瑞珠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4556元，由原告梁瑞珠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未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2年9月28日上诉人梁瑞珠填写《人寿保险投保单》一份，在健康告知栏第7项第h点处“癌症、肿瘤（恶性、良性或尚未证实为良性或恶性的）、肿块、息肉、囊肿、赘生物”栏，选择了“否”；在尾部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处留有“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梁瑞珠”字样。
2015年11月9日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工作人员向上诉人梁瑞珠进行询问，形成询问笔录一份。上诉人梁瑞珠陈述，2014年4月份�现患上恶性肿瘤，本来不想理赔，而且这个病不想让别人知道，只有我家里人知道。今年10月份代理人在我家闲坐时，我才无心的跟他讲起，他告诉我可以申请理赔，后来他就帮我办理了这个理赔。
本院认为，本案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是否具有合同解除权并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太平附加康颐金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属于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制定的格式条款，从2012年9月28日上诉人梁瑞珠填写《人寿保险投保单》来看，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已将合同中的免责条�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已经发生效力。
2012年9月28日双方签订了《保险合同》，上诉人梁瑞珠投保了太平康颐金生终身寿险（分红型）及太平附加康颐金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两个险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上诉人梁瑞珠投保时，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采用列表的方式，逐一对上诉人梁瑞珠投保进行询问，其中第7项第h点处“癌症、肿瘤（恶性、良性或尚未证实为良性或恶性的）、肿块、息肉、囊肿、赘生物”栏，上诉人梁瑞珠选择了“否”，而事实上上诉人梁瑞珠曾于2009年10月10日被诊断出左侧甲状腺乳头状癌住院，上诉人梁瑞珠并未将此情况如实告知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众所周知，癌症属于高危病，无论属于何种癌症均会引起患者人群的重视，健康告知栏第7项第h点处明确注明询问是否曾经患有癌症，未将癌症种类异议列明，故上诉人梁瑞珠所称合同条款未对癌症种类明细询问属于概括性条款成立。但上诉人梁瑞珠作为正常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有能力理解左侧甲状腺乳头状癌属于癌症的一种，不会产生歧义，作为投保人仍应将曾经患病的事实告知。事实上，2014年4月4日上诉人梁瑞珠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被诊断为(左侧颈部肿物）恶性肿瘤，与2009年10月10日诊断一致，同为甲状腺乳头状癌，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从时间上分析，《保险合同》于2012年9月28�签订，针对上诉人梁瑞珠的理赔，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于2015年11月27日作出《理赔结果通知书》正式拒赔，距保险合同成立确实已经超过了两年的除斥期间，但上诉人梁瑞珠的再次被诊断(左侧颈部肿物）恶性肿瘤，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时间为2014年4月4日，距保险合同成立的时间为一年七个月，在两年之内，而根据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提交的2015年11月9日《询问笔录》，上诉人梁瑞珠申请理赔的时间在2015年10月份之后，换而言之，上诉人梁瑞珠在出现保险事故后，事隔一年七个月申请理赔，导致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作出解除合同的时间超出两年法定期限，应视为未超出两年的最长期限。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惠州支公司在2015年11月9日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行使解除权，其行为有效。
综上所述，上诉人梁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56元，由上诉人梁瑞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巍
审 判 员 徐国华
审 判 员 陈金升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詹 颖
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