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台民终字第6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爱玉。
委托代理人：刘文其，浙江大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潮王路225号红石中央大厦1801、1802室。
法定代表人：杨建军，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章浏明，系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文杰，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熊爱玉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玉环县人民法院（2015）台玉民初字第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9年8月13日，原告熊爱玉为其母郭花莲向被告投保民生康顺意外伤害保险、民生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具体与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玉环县营销服务部办理。保险费合计为235元，一次支付，首期交费方式为银行转账，续期交费亦为银行转账。投保人为原告，被保险人为郭花莲，受益人为原告。康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约定：被告保险人于合同有效期内遭受意外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此原因导致亡故的，被告按照保险单载明的合同保险金额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合同第3.3款关于保险金的申请，约定了受益人申请身故保险金时须提交证明材料，其中第（4）项约定受益人应提交被告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或政府职能部门法医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第（6）项约定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死亡，须提供相关的意外事故证明，第（8）项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它证明文件和材料；合同对“意外事故”释义为指外来的、非本意的、突然的、剧烈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剧烈伤害的客观事件；投保人可于合同满期日或以前申请续保合同，经被告同意且投保人交付续保费后，本合同持续有效。保险单载明康顺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金为100000元，保险投保单被保险人郭花莲签名系原告代签，被告保险人郭花莲未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原告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又陆续于2010年、2011年、2012年予以续保，支付了续保费。2013年8月5日，被保险人郭花莲被其子女发现于家中死亡。原告通知了被告，并在操办完被保险人丧事后，向被告申请身故保险金。同年9月9日，被告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认为被保险人系病故，以“保险事故或理赔单证不真实”为由，对原告的理赔申请决定拒付保险金100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民生康顺意外伤害保险系以被告保险人郭花莲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但保险金额却未经被保险人郭花莲认可并同意，因此，该意外伤害保险无效。原告经该院释明后主张被告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原告保险利益损失100000元。被告抗辩其不存在缔约过失，保险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原告，且被保险人郭花莲并非意外身故，原告不存在保险利益损失。该院认为，被保险人郭花莲是否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约定的意外身故，决定原告是否存在保险利益损失。原告提供玉环县公安局大麦屿派出所的《死亡证明》及《玉环县文明治丧协议书》以证明被保险人系意外死亡。被告质证大麦屿派出所的《死亡证明》记载的死亡时间为2013年8月9日与被保险人真正的死亡时间不符，且没有关于被保险人死亡立案、出警的记录，故被告认为公安机关是不知道被保险人真正死亡的情况下，开具了死亡原因为“其它非正常死亡”的死亡证明，不能作为本案认定被保险人死因的证据。结合庭审中原告自认发现被保险人死亡后没有报案、公安机关未到过现场、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未进行鉴定及被告方的质证意见，该院认为大麦屿派出所的《死亡证明》不能作为该院认定被保险人死因的证据。对《玉环县文明治丧协议书》，被告质证认为是原告伪造的，并提供被告摄取于玉环县殡仪馆的一份《玉环县文明治丧协议书》（此份协议书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载明为病故）相片予以反驳。该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向玉环县人民政府大麦屿街道办事处调取了该份文明治丧协议书，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与原告提供的治丧协议书上记载一致。庭审中，经原、被告双方同意，原告的丈夫林仕洪即治丧协议的签订人陈述了治丧协议书的签订过程，原告提供的治丧协议书是后来修改的，原先的治丧协议书死亡原因登记为病故。原告亦自认大麦屿街道对死者的死亡原因是随便填写的，并认为后来修改是在允许范围内。该院认为，《玉环县文明治丧协议书》是贯彻殡葬改革政策的一项措施，目的在于树立文明节俭办丧的新风气，其根本没有鉴定死者死因的职能与功能，且对死者的死因也未尽合理的审查，故《玉环县文明治丧协议书》亦不能作为被保险人死亡原因的证据。被告提供原告丈夫林仕洪的电话录音，用于证明被保险人系病故。该院认为，林仕洪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被保险人的死亡状态，不能证实其死亡原因。该院认为，原告主张保险利益，应当举证证明被保险人为意外身故，这符合合同的约定，也符合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材料。”，此款规定是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明确了证明保险事故发生的责任在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收益人一方。本案原告主张保险金损失，就需证明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但以原告能够提供为限。虽然法律并未将出险后及时通知相关职能部门作为法定义务予以规定，但亲属突然死亡，应当及时报警，并对死亡原因予以鉴定，这符合人们通常做法，也系以死亡为给付保险条件的保险人对投保人、受益人提供证明材料的“正当期待”。本案，原告在发现被保险人突然死亡后，没有报警，也未对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且对死者予以火化，致死因不明，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主张保险利益损失100000元不成立，即使被告负缔约过失之责，也不存在赔偿原告100000元的保险利益损失。被告抗辩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熊爱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熊爱玉负担。
宣判后，熊爱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审理焦点问题错误，认定事实错误。熊爱玉认为争议焦点是郭花莲是否属于病故，应由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如果保险公司举证不能，则应按保险合同承担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熊爱玉认为，其及时报案，而保险公司没有进行现场查勘、告知赔偿情况、说明拒赔理由和处理方式导致不能明确死亡原因。因此，死因不明的责任主要在于保险公司。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正确。被保险人死亡后，熊爱玉没有采取措施或对死因进行认定。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被保险人死亡原因应由熊爱玉举证证明。二、本案属缔约过失责任之诉，一审审理可以认定保险合同的无效是由上诉人过错造成。综上，要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上诉人熊爱玉与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对双方所订立的民生康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上被保险人郭花莲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这一事实均无异议，而该保险合同系以死亡作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因未经被保险人郭花莲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而归于无效。上诉人熊爱玉以被上诉人存在缔约过失要求其赔偿因合同无效导致的保险金损失，则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主张的保险金损失是否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本院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旨在保护合同未成立或者无效等情形下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的信赖利益，而上诉人所主张的保险金损失系以保险合同有效并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金支付事由为前提，属于履行利益。二者相互区别，分属不同范畴。本案讼争的保险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以无效合同主张合同履行利益于法无据。至于讼争的保险合同无效后保险费的返还以及其他基于信赖利益所产生的损失，当事人可另案主张。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熊爱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文杰
审 判 员 王文兴
代理审判员 黄 磊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代书 记员 郭巧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