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3民终24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工业园区环镇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740680849W。
法定代表人：陶建新，董事长。（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葆兵，山东康桥（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学东，山东康桥（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勇，男，196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坤锋，山东诚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郑孝国，男，196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新建，山东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新芳，山东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魏勇、原审第三人郑孝国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2017）鲁0322民初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春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葆兵、徐学东，被上诉人魏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坤锋，原审第三人郑孝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卜新建、史新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春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2017）鲁0322民初23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从未收到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对该协议的签订也并不知情，上诉人没有委托原审第三人收购被上诉人股权。被上诉人没有尽到举证义务，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提交快递、无相反证据为由认定原审第三人通知了上诉人，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三、2015年7月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关系恶化，不可能再让第三人帮助收购股份，且在此之前让第三人协助收购张华、魏晓晖、孙以娟的股份时，均是上诉人与转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对此第三人及被上诉人均是明知的，现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不顾上诉人意见擅自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为虚假协议。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恶意串通，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四、本案需要以上诉人诉原审第三人股权转让纠纷案结果为依据，应中止审理。五、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以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变更了合同生效条款，即使将第9.2条视为委托代理条款，也已经失去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事实，认定事实不清。
被上诉人魏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第三人达成的股份转让协议，实为两个合同，其一为股份转让协议，其二为授权委托代理合同，无论股份合同的效力如何，都不影响授权委托合同效力；2、第三人与我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向我方出示了第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向我方明确表明了合同第九条约定的代为收购股权的资格，该授权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该条约定的是上诉人委托第三人为其购买股权的授权行为，基于这一点，无论第三人是否将协议交付给上诉人或是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无效，甚至上诉人与第三人对合同的其他约定都不影响上诉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的成立；3、合同法第402条明确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股份股份转让协议时，已向我方表明了，其是代表上诉人收购其股权，在第三人与我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中，第一条和第二条均表明了上诉人第三人的代理关系，因此第三人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都应直接约束上诉人，该合同的效力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4、上诉人所称其与孙以娟、张华、魏晓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可以看出其转让的价格为7.8元/股，价格明显高于第三人代为收购的股权价格，当时大地公司的股权价格均在每股7.8元以上，且被上诉人均为公司小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与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企图有上诉人以较高价格收购其股份的说法相悖。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郑孝国述称：1、第三人是依据其与上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9.2条的约定，为使该协议生效特收购包括本案被上诉人的股权，故第三人收购本案被上诉人的股权是委托代理行为；2、关于上诉人陈述的本案应以江苏法院的审判结果为依据，应该中止审理的说法不能成立，其在江苏法院的诉讼实为恶意拖延诉讼时效，因为大地公司其他股东有以远高于第三人转让给上诉人的价格转让给上诉人股权，但其并未对该股权转让诉讼撤销；3、上诉人陈述的第三人财务造假纯属捏造事实；4、控股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之分，上诉人陈述的其仅持有大地公司50.18%股，并未达到绝对控股，且在第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其约定的是第三人需要收购除第三人、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营市黄河三角洲投资中心之外的其他股东，不少于700万股股份，故第三人收购小股东的股份，完全有需要有依据，且第三人本人持有的股份均已转让给上诉人，也可以证实第三人完全是根据上诉人的委托才收购被上诉人的股份；5、第三人收购的被上诉人的股权价格为7.7元每股，完全符合第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对收购价格的约定，且也不高于上诉人自己与孙以娟等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并且7.7元的价格也低于上诉人收购的黄三角公司所持有的大地公司的股权价格；6、第三人已经将其代理签订的与小股东的股份转让协议邮寄送达至上诉人，邮寄地址为工商登记地址，且邮寄状态显示为签收，有理由相信上诉人已经收到涉案的股份转让协议。
被上诉人魏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股权转让金154万元、支付滞纳金742280.00元（2015年8月5日至2016年12月31日）；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日0.1%计算支付滞纳金至付清股权转让金为止。2、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郑孝国（甲方）与春辉公司（乙方）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郑孝国将其持有的大地公司292万股股份以每股7.8元转让给春辉公司。在该协议第九条第9.2款约定：“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乙方各执壹份，由甲方签字，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甲方负责为乙方按不高于7.8元/股的价格向除甲方和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东营市黄河三角洲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外的其他股东签订收购不少于700万股股份的股份转让协议后生效，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魏勇系大地公司股东。3、魏勇（甲方）与郑孝国（乙方）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载明“乙方郑孝国于2014年12月15日与春辉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该《股份转让协议》第九条第9.2款的约定，由乙方郑孝国负责为春辉公司，向大地公司其他股东签订收购股份的协议，甲方同意春辉公司指派乙方作为代理人签订本协议，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公司20万股股份转让给春辉公司，春辉公司同意受让该股份，并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协议约定，每股7.7元，转让款总计154万元。4、郑孝国通过EMS特快专递于2015年8月1日向春辉公司投寄了邮件一份，快递跟踪查询单显示，该邮件已于2015年8月3日妥投，收件人为王丽萍，投递员为郁雷。5、春辉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与孙以娟、张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于2015年3月11日与魏晓晖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7.8元/股的价格分别受让了孙以娟206万股、张华50万股、魏晓晖100万股的股份，并均已过户完毕。6、2015年8月26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春辉公司诉成德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锡商初字第168号。7、2017年5月19日，高青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成德英、刘铁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向高青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高检公刑诉[2017]1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郑孝国与春辉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第九条第9.2款约定的由郑孝国负责为春辉公司按不高于7.8元/股的价格向除郑孝国和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东营市黄河三角洲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外的其他股东签订收购不少于700万股股份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为有效的委托合同的问题。合同法第396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郑孝国与春辉公司约定的内容来看，该约定符合委托合同的要件，应当为有效的委托合同。首先，春辉公司称原告与第三人郑孝国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为虚假合同的主张不成立。春辉公司无证据证明原告与郑孝国签订的该协议存在合同双方表意不真实、违反法律规定等虚假合同的情形。虽然春辉公司于2015年8月起诉成德英股权转让一案已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但不能因发生了经济纠纷就据此推测原告与第三人郑孝国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必为虚假协议，即使春辉公司在上述股权转让案件中胜诉，也不必然导致委托合同关系的无效；从春辉公司与郑孝国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九条第9.2款的内容来看，郑孝国积极完成委托事项是春辉公司与郑孝国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生效的必要条件之一，郑孝国与原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收购原告所持有的股份正是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现；被告也无证据证实原告与郑孝国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春辉公司利益的情形存在；至于2017年5月19日，高青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成德英、刘铁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向高青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与本案无关。因此，春辉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春辉公司称从未向郑孝国出具过委托书，委托郑孝国收购大地公司股份，春辉公司对郑孝国收购大地公司股份事宜并不知情，也从未收到过其购买的股份，因此不应当承担股份转让款的责任的主张不成立。在《股份转让协议》第九条第9.2款中，对委托事项已经作出了明确约定，无需另行出具委托书；郑孝国在与魏勇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后，也通过快递的方式通知了春辉公司，符合合同法第401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的规定。虽然春辉公司不认可快递内容，从该快递的跟踪查询单上显示，该快递已经由春辉公司签收，春辉公司完全可以提交该快递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春辉公司却不能提交该快递内容，也无相反证据推翻该证据，因此对春辉公司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况且春辉公司也承认在与郑孝国签订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后，通过郑孝国与孙以娟、张华、魏晓晖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7.8元/股的价格受让了孙以娟206万股、张华50万股、魏晓晖100万股的股份，并均已过户完毕。说明春辉公司认可与郑孝国之间的委托协议，并已部分履行。因此，春辉公司的上述主张不成立。最后，春辉公司称原告与郑孝国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原告与郑孝国双方签订的，与春辉公司无关的主张不成立。在郑孝国与魏勇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载明“乙方郑孝国与春辉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该《股份转让协议》第九条第9.2款的约定，由乙方郑孝国负责为春辉公司，向大地公司其他股东签订收购股份的协议，甲方同意春辉公司指派乙方作为代理人签订本协议，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公司20万股股份转让给春辉公司，春辉公司同意受让该股份，并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说明郑孝国在与魏勇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已将受春辉公司委托收购股份的情况告知了魏勇，根据合同法第402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魏勇与郑孝国订立的《股份转让协议》直接约束魏勇与春辉公司。因此，一审法院对春辉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春辉公司与郑孝国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郑孝国与魏勇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直接约束委托人春辉公司和魏勇。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原告魏勇请求被告春辉公司按照原告与第三人郑孝国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股权转让金154万元及相应的滞纳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在《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按未付部分0.1%支付滞纳金”，该约定明显过高。民事案件以损失填补为基本原则，故应当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罚息的规定计算滞纳金，一审法院酌定滞纳金应当按照年息9%计算为宜。因此，原告请求的滞纳金应为154×××××482×9%÷360=185570.00元（2015年8月5日至2016年12月31日，原告按482天主张）。原告主张的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日0.1%计算支付滞纳金至付清股权转让金为止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收到被告转让款后，应按照合同约定配合被告完成相应过户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三百九十六条、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春辉公司继续履行原告魏勇与第三人郑孝国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魏勇支付股权转让金154万元及滞纳金185570.00元；二、驳回原告魏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29.00元，申请费5000.00元，合计17529.00元，由原告魏勇负担4273.00元，由被告春辉公司负担13256.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春辉公司提交证据1：（2015）高商初字第753-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一审法院对相同事实认定冲突、矛盾，一审法院审理存在程序错误。上诉人与郑孝国股权转让纠纷正在审理过程中，本案应当中止诉讼。证据2：（2015）澄商初字第01003号案件起诉状、证据3：（2015）澄商初字第01003号案件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明：2015年8月14日上诉人向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诉人与郑孝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案已被江阴市人民法院受理，现正在审理过程中，本案事实的认定与该案存在关联，需以该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应中止诉讼。被上诉人魏勇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需说明崔爱军于2015年起诉是基于第三人上诉人的整个股权转让协议，而本案被上诉人是基于第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授权委托代理而起诉，无论股份转让效力如何都不影响授权委托合同的成立，也不是中止审理的理由；证据2和证据3系上诉人恶意拖延诉讼时效的手段，更不能成为本案中止诉讼的理由。原审第三人郑孝国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实因该证据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对证据2和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该诉讼案件与本案无关，不是本案应该中止审理的理由，其次该案立案时间为2015年8月14日，截止今日该案的一审诉讼程序至今已长达2年1个月，而该案也并未存在鉴定、评估等相关情形，已严重超过审理期限。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魏勇及原审第三人郑孝国对上诉人春辉公司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且该三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此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2014年12月15日，原审第三人郑孝国（甲方）与上诉人春辉公司（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2015年7月25日，被上诉人魏勇（甲方）与郑孝国（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两份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协议的约定实际履行。原审第三人郑孝国与上诉人春辉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中第九条第9.2款明确约定了双方所签订协议的生效条件，是原审第三人郑孝国为上诉人按不高于7.8元/股的价格向除甲方和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东营市黄河三角洲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外的其他股东签订收购不少于700万股股份的股份，该约定不因协议实际履行而无效，且上诉人在该协议实际履行后，未书面通知原审第三人终止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中第九条第9.2款的履行。上诉人关于没有委托原审第三人收购被上诉人股权以及该条款已经失去法律效力的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其关于《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的抗辩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春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330.00元，由上诉人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倪玲玲
审 判 员 王希宝
审 判 员 郑 炬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王 艳
书 记 员 董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