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0民终12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静，女，1974年7月13日出生，汉族，经商，住松滋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在元，湖北丰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易法权，男，196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经商，住松滋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永玉，女，197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松滋市，系易法权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德凤，女，196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松滋市，系公司会计。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波，男，196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松滋市人，经商，住湖北省松滋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剑，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明，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静、易法权因与被上诉人胡波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17)鄂1087民初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在元，上诉人易法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永玉、毛德凤，被上诉人胡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静、易法权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由及被上诉人的诉称，本案争议焦点：一是上诉人余静55871581.67元债务是否客观真实？二是上诉人余静的股权转让是否对被上诉人1904770元债权实现产生了实质性的损害？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开庭时，围绕争议事实法庭进行了调查，但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却与庭审查证的事实大相径庭。（一）认定错误之一，一审判决认为“……证明55871581.67元债务存在的证据是鄂金算会审字【2016】0143号《审计报告》，但该审计报告明确载明：对上述报表所涉及的年初数未履行必要的审计，对上述报表中的相关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实施账面审计，并按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所以，被告证明55871581.67万元债务存在的证据是松滋市捷安贸易公司自己所作的报表，而不是审计部门通过其他方式审计而得出的客观结论。因此，被告在无其他客观证据证明55871581.67元债务真实存在的情况下，本院对该债务不予认定。被告余静以承债方式转让4050万元股份，只能认定为无偿转让财产。”（二）认定错误之二，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余静提供了其除4050万元股权外的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分别为（1）位于新江口××××168广场住宅，建筑面积350平方米；（2）杏花村原浆酒；（3）易法美拥有的松滋市农村商业银行股权；（4）债权：彭照明74万元、崔晓400万元、宜昌九顺小额贷款公司305万元。但因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至今案件未得到有效执行，此次诉讼涉及的债权人为三人，涉及债权本金5282222元及利息，被告余静转让股权的行为发生在三个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前后，判决生效时被告余静已将4050万元股权转让，导致可供执行的财产明显减少，其选择性明显降低，加上债权人对被告余静提供的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不予接受，因此，被告转让股权的行为给原告债权的实现已实际造成了损害，现原告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余静与第三人易法权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三）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首先，关于认定事实错误之一，即否定审计报告的事实。1.上诉人提交的公司《审计报告》，是针对公司股东而作出的，时间在上诉人与第三人易法权签订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受易法权的要求，捷安贸易公司申请金算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的审计，是受让人决定受让转让人转让公司股权的重要财务依据，它并不是针对本案诉讼而审计的。因此，该审计报告出炉在本案发生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2.审计报告系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法律程序，依据捷安公司财务报表作出，一审未对该财务报表进行审理和调查核实，凭什么认定捷安公司的财务报表不客观？3.会计师事务所所作出的《审计报告》具有法律效力，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审计报告》结论的情况下，法庭否定其结论没有法律依据；4.虽然被上诉人对审计报告提出了异议，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亦未申请重新审计；5.一审中，上诉人易法权向法庭提交了代替上诉人余静偿还公司债务的证据，即偿还捷安公司银行贷款的凭据，是双方有偿转让股权的重要证据，但一审裁判未认定这一重要事实。综上，一审判决否定审计报告是错误的。其次，关于上诉人之间的转让股权行为，对被上诉人债权的实现已实际造成损害的问题。1.上诉人转让股权前，与被上诉人就偿还借款一事进行过沟通，明确告知没有现金偿债能力，可用自己的现有财产偿债。因被上诉人对捷安贸易公司股权没有兴趣，就提出用现金价值达1000万元的市区内的住宅、金融机构股权、物资和债权偿债。就从目前其他债权人追债额度来看，上述财产足以清偿包括被上诉人1904770元借款在内的债务；2.在民间借款纠纷一案中，被上诉人已申请查封和冻结了上诉人的房产、松滋农商行股权，其现金价值远远超过1904770元；3.被上诉人就民间借款纠纷起诉时，就知道上诉人在捷安公司81%的股权，但认为该股权属于不良资产，故而放弃采取保全措施；4.在民间借款纠纷一案的审理和执行程序中，上诉人多次主动与被上诉人沟通，提出可用房产、农商行股权、杏花村原浆酒和对他人的债权来偿债，但都遭致责难。目前，前述财产仍在，上诉人可随时清偿被上诉人的债权。三、余静将捷安公司股权转让给易法权，并非转移优良资产。上诉人余静丈夫易法美患病住院的两年时间里始终昏迷，导致公司一直处于半停业状态。2016年6月，医生告知丈夫生存机率非常小后，上诉人就一直想转让公司股权，让丈夫苦心经营的企业承继下来，也算是还有一份念想，但由于公司债务较多，无人愿意收购。最后，经家族开会决定让易法权受让股权，接受公司所有的资产和债权债务，受让股权对价为由易法权替上诉人偿还所欠捷安公司债务。因上诉人及第三人都不懂公司股权转让的必要法律程序，第一次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时，没有对公司资产、债权和债务、所有者权益进行审计。嗣后，经咨询才得知须进行审计，于是将股权回归原点，重新走了一遍股权变更登记程序。易法权从2016年10月受让公司股权起至今，已替上诉人偿还公司债务2000万余元，有银行凭证为据。四、上诉人易法权愿意将受让的股份转让给被上诉人，用于冲抵余静的债务。被上诉人行使撤销之诉，主要目的是认为二上诉人转移捷安公司股权，对他的债权实现造成了损害。既然如此，上诉人易法权愿意将受让的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用于抵偿余静对被上诉人的债务。五、上诉人易法权受让的捷安公司股权，不能处于“真空”。本案一审判决后，二上诉人不知案件的未来，所以上诉人易法权不可能再替上诉人余静偿还银行贷款。目前，上诉人易法权与银行沟通，贷款本息偿还期限已延迟一个月。但如果持久延期，银行不许，将导致无人偿还银行贷款本息的局面，势必造成捷安公司的征信出现问题。如果被金融机构认定为失信企业，捷安公司将遭灭顶之灾，到那时谁入主公司都是死路一条，望二审法院慎重处理。
被上诉人胡波辩称:1.关于余静5000多万元债务是否真实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余静未提供其他客观证据证明这5000多万元债务的真实性。在一审中余静只提供了审计报告，而审计报告中所称的余静和易法美欠捷安公司5500多万元债务的具体构成，余静方面始终没有提供任何记账凭证、原始凭证或银行往来。审计报告所适用的主体仅仅是股东，审计报告出具者也声明报表中涉及的相关资产负债没有实施函证，仅仅依照余静提供的财务信息进行的账面审计。没有实施函证的后果很严重，在一审中余静所提交的捷安公司与第三人金融机构1000万借款试图证明这属于易法美或余静的借款，但余静所提交证明表明在1000万借款中易法美和余静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所谓易法权偿还债务只是偿还捷安公司的债务，和易法美、余静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千万元是上诉人所称的3500多万元业务欠款的重要部分。如果审计机构向银行实施函证，可以清楚表明这一千万借款并非易法美个人借款，而是捷安公司的借款。另外，1500万的出资被上诉人提供了工商资料显示余静出资是到位，不存在出资未到位的情况。最后一笔易法美550万的借款余静代理人辩称是现金借款，但是也未提供证据，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生活常理。特别说明的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捷安公司、余静、易法美三方的银行账户往来，根据我们的核算，余静、易法美不单不欠捷安公司的债务，反而是捷安公司应当向余静、易法美支付200万元。因此，我方认为5500多万元的债务是虚构的。实际上这份股份转让协议就是以所谓的偿还欠款向易法权进行无偿转让股权以逃避债务。2.关于余静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在一审中余静代理人提交了证明余静财产的一份说明，而根据一审法院执行庭的查询，现余静可供执行的财产只有一套不足140平的住房，且尚未偿还完贷款，也没有办理房产证。这个房屋的价值不能满足三位债权人的诉求。关于余静代理人所称的酒，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表明酒仍然存在以及价值。最后向法院说明，一是有一位债权人付平已经向松滋市法院起诉要求偿还债务1125万元本金及利息，该案尚未判决，另外还有两位债权人也已经进入执行程序，本金300万余元。在本案执行中，易法美持有的松滋农商行股份确实进行了抵债程序，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抵债程序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和判决，理由是被上诉人是在2017年5月17日起诉，其债权的利息仅仅计算到起诉时，到实际执行时还有一大笔的利息。二是如上诉人所称，捷安公司经营已经有一定困难，股权价值不一定等于出资价值。上诉人债务已经超过了1500万余元，撤销的股份应归于余静财产，仅仅抵偿了100万元，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和判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胡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被告余静与第三人易法权2016年10月16日签订的《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2016）鄂1087民初147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权总额1904770元为限】；2.被告余静与第三人易法权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因《股权转让协议》被撤销而归于无效；3.第三人易法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与被告余静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4.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及原告的律师费由被告余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松滋市捷安贸易公司位于松滋市××人民××道，于2009年7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被告余静持有该公司4050万元股权。2016年8月19日，被告余静（转让方）与第三人易法权（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余静将其所持有的4050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1%）现全部转让给受让方易法权。股权权能完整，没有进行任何抵押和质押。协议签订三日内，受让方以货币方式将转让金4050万元给转让方全部付清。2016年10月8日，第三人易法权（转让方）与被告余静（受让方）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转让方将持有的本公司4050万股股权以每股一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受让方，转让金为4050万元。2016年10月16日，被告余静（出让方）与第三人易法权（受让方）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出让方同意将所持有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81%的股权以40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该股权。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1）因出让方欠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资金55871581.67元，并要求受让方接受其中的4050万元债务；（2）故受让方同意接受出让方在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55871581.67元总债务中的4050万元债务，以此冲抵应给付出让方股权转让款4050万元；（3）对前述股权转让款数额及转让款支付方式，出让方和受让方均表示同意并认可。2016年10月12日，湖北金算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松滋市捷安贸易公司截止2016年9月30日的资产、负责和所有者权益实施账面审计，作出鄂金算会审字〔2016〕0143号《审计报告》，该报告中有其他应收款一栏，其中3年以上的应收款中有被告余静的55871581.67元。同时查明，2016年9月26日，本院受理原告胡波与被告易法美、余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6年10月26日本院以（2016）鄂1087民初1473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被告易法美、余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胡波借款本金120万元，并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40万元、50万元、30万元借款利息起算时间分别为2015年10月14日、9月18日、10月29日。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因原告胡波的债权未能得到实现，因此向本院提出撤销权诉讼。另查明，2017年5月10日，原告胡波与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胡波因与余静、易法权撤销权纠纷一案，委托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的律师代理一审诉讼，胡波支付代理费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胡波系被告余静的合法债权人，在原告的债权未得到实现的情况下，被告将其合法财产转让给第三人易法权，现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撤销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请求是否能得到支持，取决于被告与第三人的股权转让是否属于无偿转让财产，是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本案中，被告余静以第三人易法权承担余静在松滋市捷安贸易公司55871581.67元债务中的4050万元债务的方式，将其持有的松滋市捷安贸易公司的4050万元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易法权。证明55871581.67元债务存在的证据是鄂金算会审字〔2016〕0143号《审计报告》，但该审计报告明确载明：对上述报表所涉及的年初数未履行必要的审计，对上述报表中的相关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实施账面审计，并按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所以，被告证明55871581.67元债务存在的证据是松滋市捷安贸易公司自己所作的报表，而并不是审计部门通过其他方式审计而得出的客观结论。因此，被告在无其他客观证据证明55871581.67元债务真实存在的情况下，本院对该债务不予认定。被告余静以承债方式转让4050万元股权，只能认定为无偿转让财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余静提供了其除4050万元股权外的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分别为（1）位于新江口××××168广场住宅，建筑面积350平方米；（2）杏花村原浆酒；（3）易法美拥有的松滋市农村商业银行股权；（4）债权：彭照明74万元、崔晓400万元、宜昌九顺小额贷款公司305万元。但因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至今案件未得到有效执行，此次诉讼涉及的债权人为三人，涉及的债权本金为5282222元，及利息。被告余静转让股权的行为发生在三个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前后，判决生效时被告余静已将4050万元股权转让，导致可供执行的财产明显减少，其选择性明显降低，加上债权人对被告余静提供的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不予接受，因此被告转让股权的行为，给原告债权的实现已实际造成了损害，现原告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余静与第三人易法权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承担其律师代理费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告余静辩称，债务是真实的，股权转让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该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易法权述称，股权转让已在相关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该诉讼并不以转让的财产是否已经登记转移为前提条件，因此本院对第三人的述称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以（2016）鄂1087民初14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总额为限，撤销余静与易法权于2016年10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二、被告余静赔偿原告胡波30000元律师代理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胡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43元，减半收取10972元，由被告余静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1：验资报告。用于证明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委托湖北金算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财务验资和鉴证，金算会计事务所对捷安贸易公司的财务状况非常了解的事实。
证据2：银、企、担贷款债权重组专题会议纪要。用于证明在上诉人丈夫易法美患病期间，涉及易法美贷款的银行、担保公司、涉及的企业、易法权及妻子袁永玉，就捷安贸易公司股权转让及债权债务承担问题进行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即易法权受让易法美妻子余静在捷安贸易公司全部股权，并承担易法美银行贷款5400万元的事实。
证据3：费用报销单。用于证明易法权受让余静在捷安公司的股权后，承担易法美银行贷款的偿还义务，并已偿还贷款本金2700万元的事实。
证据4：借款偿还凭证。用于证明易法权受让余静在捷安公司的股权后，承担易法美银行贷款债务，并支付剩余未偿还的贷款2700万元利息的事实。
证据5：情况说明。用于证明易法美以松滋市捷安物流有限公司名义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贷款700万元，由易法权偿还的事实。
证据6：执行和解协议。用于证明上诉人余静与被上诉人对民间借款纠纷案的生效判决，在执行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事实。
证据7：松滋市旗安物流公司的营业执照，用于证明该公司是易法权和袁永玉的公司。
上诉人余静还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案涉《审计报告》提出了这份审计报告可以说明公司管理层是诚信的，不存在重大舞弊和错误，替代的审计程序能够提供以账户余额和其他相关信息充分适当的审计等意见。
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5：从时间和证据形成来看，并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没有提供，上述证据也不属于客观原因上诉人无法提供。因为这些证据从来源来看都在上诉人自己的掌控之下。因此对证据1-5有异议。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正因为湖北金算会计事务所是捷安公司长期的服务机构，反而可以证明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利益往来。而一直由一家会计事务所提供服务不能证明审计报告本身的真实性，特别是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高达5500多万元的债务怎么构成在审计报告里没有任何说明和辅助证据。证据2因为是上诉人与其他相关主体制作，其真实性我方无法核实。因为涉及到许多自然人的签名，我们无法确认这是本人的签字，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这里面对于借款其实说明的很清楚，里面所有的借款人没有余静和易法美，从法律上讲，以上公司和易法美是不同主体。这恰恰证明5500多万元的借款并非余静和易法美本人借款而是公司借款。对证据3-4质证意见同证据2，真实性无法核实，偿还的所有银行贷款都是捷安公司的贷款，和余静、易法美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对证据5质证意见同上，真实性有异议，债务是捷安物流公司的，不是余静、易法美的。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双方确实就松滋农商行股份抵偿债务问题达成了协议。这是在松滋法院执行庭主持下进行的，抵偿的金额胡波是37万、张文奎37万、江正文88万。但我们认为该笔抵偿是余静用她的资产依法抵债并不能证明转让股权的行为没有侵害三位债权人的利益。目前余静有价值的资产仅仅是一套住房，这是她唯一的住房且没有办理产权证，面临执行的困难。我们认为该笔抵偿是法院依法进行的，不应当影响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这是袁永玉个人独资，旗安公司和本案没有关联。对上诉人余静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的意见，认为上诉人的证据和审计报告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吻合;对于银行借款应当进行函证，会计师没有函证没有尽到职责;从客观真实的角度讲，上诉人的证据已经表明该份审计报告存在重大错误，依法不应当予以采信。
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审查认为：上列证据除证据6外都不是新证据，不符合本案的证据特征，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6，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余静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
被上诉人没有新证据向本院提交。
二审查明：2017年9月15日，申请执行人胡波、张文奎、江正文等与被执行人余静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其中，以易法美持有的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作价，分别抵偿申请执行人胡波的执行款37万元、张文奎的执行款37万元、江正文的执行款88万元。同时，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余静与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是否真实，一审对上诉人余静无偿转让财产的事实认定是否清楚。二、上诉人余静转让财产是否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
本院认为:上诉人余静以上诉人易法权承担余静在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55871581.67元债务中的4050万元债务的方式，将其持有的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的81%股权作价4050万元转让给上诉人易法权，证明所涉55871581.67元债务的证据是鄂金算会审字〔2016〕0143号《审计报告》。一审对此认为，该审计报告明确载明：对上述报表所涉及的年初数未履行必要的审计，对上述报表中的相关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实施账面审计，并按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所以，证明55871581.67元债务存在的证据是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自己所作的报表，而并不是审计部门通过其他方式审计而得出的客观结论。二审经查，在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核对明细表中,记载的余静55871581.67元债务由下列几项组成：农商行刘家场支行承兑借款1000万元、认缴未缴实收资本款1500万元、公司日常借款25371581.67元、民间借款550万元，上诉人对上述大金额的借款没有提交相关借款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及银行往来账等证据予以佐证，而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余静、易法美与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的账户中，并不存在该欠款往来信息，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表明2700万借款是松滋市捷安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借款，跟股东本身无直接关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中存在将股东的债务和公司的债务相互混淆的情况。因此，在无其他客观证据证明55871581.67元债务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一审对该债务不予认定并同时认定上诉人余静以承债方式转让4050万元股权是无偿转让财产是正确的。上诉人余静在二审中陈述，现在没有财产可以提供用以执行，还有其他债权人在起诉主张权利、在申请执行、在提起撤销权之诉，到现在为止没有确认对外的债务总额。故而一审认定上诉人余静转让案涉股权的行为，损害了被上诉人利益并对其债权的实现已实际造成了损害具有事实依据。
综上，上诉人余静、易法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当事人在相关案件执行程序中，已达成和解抵偿的部分执行款37万元应在其撤销权行使范围予以扣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松滋市人民法院(2017)鄂1087民初9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二、被告余静赔偿原告胡波30000元律师代理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胡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松滋市人民法院(2017)鄂1087民初9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以（2016）鄂1087民初14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总额扣减37万元为限，撤销余静与易法权于2016年10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943元，减半收取10972元，由被告余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1943元，由上诉人余静、易法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元亮
审判员 陈时中
审判员 谢成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程 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