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2民终17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杭生，男，1957年4月12日生，汉族，住泰州市海陵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杭军，女，1960年5月16日生，汉族，住泰州市海陵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珂琳，女，1964年1月26日生，汉族，住泰州市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系刘珂琳之夫），男，1962年12月16日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刘杭生、刘杭军与被上诉人刘珂琳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3民初9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杭生、刘杭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讼争《赠与合同》无效，案涉房产归刘杭生、刘杭军和刘珂琳共同共有。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提供的鞠凤云于2005年在一〇二医院的住院病案，证明鞠凤云患精神分裂症已有二十年，1997年5月11日刘杭军写给刘珂琳的便条以及军医江主任的用药清单，也佐证了鞠凤云患有××的事实，刘珂琳对此是明知的，为何在赠与公证时不提供鞠凤云当时的精神状况证明；2、根据《赠与合同公证规则》第七条规定，办理不动产赠与公证的，经公证后，应及时到有关部门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否则赠与行为无效。刘珂琳至今没有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应认定赠与行为无效。另外，按照刘珂琳提供的公证书，赠与行为发生在2003年9月17日，鞠凤云是在2015年12月去世，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刘珂琳都没有去办理变更登记，该事实也间接说明了所谓的赠与并非是鞠凤云的意愿，而是刘珂琳利用鞠凤云的神志不清，自己将母亲鞠凤云的房产公证到自己名下；3、涉案房屋只有房屋所有权证，而没有土地使用权证，当事人不拥有完全权利，在没有取得完全产权的情况下，当事人没有处分权，更何况该房屋又是军产，里面还有上诉人父亲刘瑞祥44年的工龄优惠。因此，即使鞠凤云没有××，该赠与行为也是无效的；4、上诉人也尽到了照应赡养母亲鞠凤云的义务，母亲的日常生活照顾都是兄妹三人共同承担，生活开支及就医费用也是共同承担，甚至上诉人还承担的多些，丧葬事宜也是共同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珂琳辩称，1.关于刘杭生、刘杭军称赠与公证时鞠凤云神志不清的问题，刘杭生、刘杭军在一审提交的接诊日期为2003年6月18日的三五九医院的病案资料载明鞠凤云神志是清醒的，该时间距离公证时间只有3个月，刘杭生、刘杭军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公证时鞠凤云患有××，且××并不等于无民事行为能力；2.关于司法部《赠与合同公证规则》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上述公证规则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无权规定赠与合同无效。根据最高院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案涉房屋产权证书已交与刘珂琳，且刘珂琳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故即使该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赠与合同也是有效的；3.关于赠与合同所涉生、老、病、葬等事宜，只能表明赠与合同是负有义务的赠与，而不是负有生效条件的赠与，正如赠与合同中载明的赠与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印生效；4.关于该房产未办理土地证是否可以转移的问题，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城镇的房屋所有者转移房屋的，其土地一并转移。根据1995年的军产住房出售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住房改革有按成本价购买和按标准价购买两种方式，本案所涉房屋是按成本价购买的，南京军区军产住房出售协议书第三条载明，按成本价购房者对住房拥有全部产权，故该房屋不存在不可赠与的问题，也不需要经任何单位或个人批准；5.该房屋已获得房产证，之所以未办理土地使用证，并不是有法律上的障碍，是因为售房部门没有把土地使用证分开，按购房协议约定，购房人是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珂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03）泰海证民内字第1213号公证赠与合同有效，并判决泰州市海陵区蓬莱巷61号2栋301室的房屋归刘珂琳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瑞祥与鞠凤云系夫妻关系，俩人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儿子刘杭生、大女儿刘杭军、二女儿刘珂琳。刘瑞祥于1984年2月24日去世，后鞠凤云于1999年通过参加军产住房改革购买了位于泰州市××××室的房产，并于1999年9月3日办理了登记所有权人为鞠凤云的房屋所有权证。2003年9月16日，鞠凤云与刘珂琳签订《赠与合同》一份，约定赠与人鞠凤云自愿将泰州市蓬莱巷61号2栋301室的建筑面积为89.38平方米的房改售房一套赠与受赠人刘珂琳；受赠人愿意接受赠与人赠与的房产；赠与人对所赠与的房屋仍享有居住、使用权直至百老归天，受赠人需负责赠与人的生、老、病、葬等事宜；本赠与合同经赠与人、受赠人签字或捺印后生效。2003年9月17日，泰州市海陵区公证处出具（2003）泰海证民内字第1213号公证书，确认前述赠与合同系赠与人、受赠人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赠与人、受赠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均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双方当事人签订《赠与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合同项下标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赠与条件。此后，刘珂琳一直与其母鞠凤云共同居住生活。2015年12月7日，鞠凤云去世。现刘珂琳持案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提起本案之诉。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除外。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本案中，鞠凤云与刘珂琳签订《赠与合同》将其个人所有的位于泰州市××××室的房产赠与刘珂琳，并经泰州市海陵区公证处公证，在刘杭生、刘杭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情况下，其效力依法应予确认。关于刘杭生、刘杭军辩称鞠凤云为××人，其不能认知自己的行为，应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理由，第一，刘杭生、刘杭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鞠凤云于签订赠与合同时系××人，特别是接诊日期为2003年6月18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九医院的病案资料并未显示鞠凤云患有精神疾病，且即使鞠凤云存在精神疾病，依法亦不能推定其于签订赠与合同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2003）泰海证民内字第1213号公证书确认赠与人、受赠人在订立合同时均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刘杭生、刘杭军的该辩称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关于刘杭生辩称刘珂琳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之理由，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本案刘珂琳的请求权基础并非债权请求权，故对刘杭生的该辩称理由，依法不予采纳。综上，刘珂琳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六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确认（2003）泰海证民内字第1213号公证书所公证的鞠凤云与刘珂琳于2003年9月16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有效，位于泰州市××××室的房产属刘珂琳所有。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杭生、刘杭军负担。二审中，刘杭军提供了下列证据：1.马新亮、朱敏华、吕祥利、王铎芝、江苏苹出具的书面证明或说明（此五人均为泰州军分区干休所原工作人员，其中，江苏苹的书面证明系刘杭军从手机中打印的，其余四份是原件，干休所老干部邵祝山在吕祥利所写的书面说明下部加签了姓名），用以证明鞠凤云有××，鞠凤云在泰州中医院看××的病历是由刘珂琳保管；同时提供军分区干休所荣誉册、军分区出具的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上述六人的身份；2.提供刘杭生、刘杭军打印的书面情况证明，该证明下部有刘杭生、刘杭军原邻居、现邻居、老乡等人签名，用以证明鞠凤云有××。刘珂琳对此质证认为：1.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证人应出庭作证，不予认可；证据1中的六人刘珂琳部分认识，部分不认识，证言都是当事人凭印象、感觉回忆的，是模糊不清的，且只有吕祥利提及鞠凤云有精神分裂症、妄想症，其他人均未提及，主治医生江苏苹也未提及鞠凤云患有精神分裂症，且五人证言中提到的抗焦虑症药，并非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专用药物，正常人焦虑时也会使用。证言中说鞠凤云卧床、轮流照顾等都是模糊的概念，公证时鞠凤云还没有到卧床的程度。该五人的书面证明与医院的书证并不吻合，××需要专业诊断，仅凭普通人的感觉不能认定鞠凤云是否患有××。至于江苏苹说鞠凤云的原始病历由刘珂琳保管，没有事实依据。2.证据2是刘杭生、刘杭军自己书写的，不能排除这些人碍于情面签名，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2中的证人未出庭作证，且证人不具备认定××的专业资质，故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已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本案中，鞠凤云与刘珂琳签订赠与合同，将其个人所有的位于泰州市××××室的房产赠与刘珂琳，并经泰州市海陵区公证处公证。因此，除非上诉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否则该经公证的赠与合同应为合法有效。关于该房屋的处分权问题，现有证据表明，案涉房屋系鞠凤云在其夫去世后于1999年参加军产房改时按成本价出资购得，根据1995年9月1日的军产住房出售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和南京军区军产住房出售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按成本价购房者对住房拥有全部产权，故应当认定鞠凤云对该房屋享有全部产权，有权对该房屋进行赠与等处分。关于订立赠与合同时鞠凤云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第一，上诉人一、二审中所举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订立赠与合同时鞠凤云系××人，特别是接诊日期为2003年6月18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九医院的病案资料显示鞠凤云因眩晕住院治疗，入院记录和出院记录中均无其患精神疾病的诊断或此前有××史的记载，且即使订立赠与合同前鞠凤云曾患有精神疾病，亦不能由此推定在订立赠与合同时鞠凤云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案涉公证书明确确认赠与人、受赠人在订立合同时均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故仅凭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订立赠与合同时鞠凤云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上诉人认为订立赠与合同时鞠凤云系××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案涉公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案涉经公证的赠与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司法部印发的赠与公证细则系部门规章，并不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上诉人根据该细则第七条的规定，认为赠与公证后刘珂琳至今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应当认定该赠与行为无效的主张，与上述合同法的规定相悖，本院不予采信。且赠与公证后案涉房屋产权证书已交与刘珂琳，刘珂琳已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根据最高院关于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的规定，也应当认定案涉赠与有效。综上，上诉人刘杭生、刘杭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杭生、刘杭军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元审判员  刘春生审判员  李志霞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朱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