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15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喜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陈行公路99弄1号—40号。
法定代表人：卢月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煜，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南汇永良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鹤东村沿江377号。
法定代表人：徐云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晗，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喜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南汇永良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22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喜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煜，被上诉人永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喜地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喜地公司向永良公司支付货款150,665元（按290元/m3计算），且不向永良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第一，傅某、王某1、顾某是上海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员工，职务分别是办公室文员、维修工和驾驶员。第二，建造农贸市场的主体是喜地公司，向永良公司购买混凝土的是喜地公司，与永良公司洽谈订购业务的是喜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支付货款的是喜地公司。可见，整个买卖合同的履行与A公司毫不相干。第三，喜地公司的施工任务单只适用于维修水管、路面等。第四，王某1、顾某等人对其收受永良公司贿赂并出具施工任务单的事实供认不讳。喜地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亦进行立案侦查。喜地公司要求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但一审法院对此未置可否，强行下判。第五，双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口头约定按市场价格进行结算。但是，施工任务单所确认的混凝土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显然，这违背了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是不真实的、无效的。
永良公司辩称，其不同意喜地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一，王某1、顾某、傅某是本案系争货物的经办人，是喜地公司的内部工作人员，其向永良公司出具施工任务单系职务行为。施工任务单对喜地公司具有约束力。而且，喜地公司对系争货物数量予以确认及已支付350万元货款的事实证明，其对王某1、顾某、傅某就货物数量和结算金额享有确认权是认可的。第二，双方当事人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施工任务单及结算单已确认系争货物数量和结算金额。尽管喜地公司提出系争货物单价不合理，但其既未提交权威机构出具的价格标准，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喜地公司所说的其向案外人购买混凝土的价格，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永良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据此，永良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永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喜地公司向永良公司支付货款865,000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6年9月30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9日至2016年9月23日，永良公司陆续向喜地公司供货。
2015年4月24日，喜地公司出具施工任务单，载明：2015年1月29日至同年4月17日，永良公司供应混凝土1,658m3，计590,850元。傅某在该施工任务单上签字确认，顾某在验收栏及永良公司制作的该期间混凝土结算单上签字确认。
2015年7月29日，喜地公司出具施工任务单，载明：2015年4月21日至同年7月18日，永良公司供应混凝土1,842m3，计637,465元。傅某在该施工任务单上签字确认已复核，王某1在部门主管栏签字确认。
2015年11月4日，喜地公司出具施工任务单，载明：2015年7月10日至同年10月18日，永良公司供应砼4,898m3，单价非泵330元/m3，非泵不满一车340元/m3，带泵345元，总金额合计168,977元。傅某在该施工任务单上签字确认，并在永良公司制作的该期间混凝土结算单上载明结算联已收。
2016年1月19日，喜地公司出具施工任务单，载明：2015年10月18日至2016年1月4日，永良公司供货数量为3,753.50m3，总金额为1,299,405元。傅某在该施工任务单上签字确认已复核，王某1在部门主管栏签字确认。
2016年9月29日，喜地公司出具施工任务单，载明：2015年11月19日至2016年9月23日，永良公司供货数量为437m3,金额为147,510元。傅某在该施工任务单及永良公司制作的该期间混凝土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已复核，王某1在部门主管栏签字确认。
上述供货金额合计4,365,000元。
2015年11月25日、同年8月31日、同年11月11日、同年11月30日，喜地公司分别向永良公司付款100万元、150万元、50万元、50万元，共计付款350万元。
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喜地公司称，永良公司系向喜地公司开发的农贸市场供货，喜地公司成立A公司是为了管理该农贸市场，并确认傅某系A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顾某、王某1系该公司驾驶员。对于施工任务单记载的供货数量，喜地公司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本案中，永良公司主张向喜地公司供应混凝土计4,365,000元，要求喜地公司支付剩余货款。从永良公司提供的证据看，5份施工任务单与混凝土结算单一一对应，并由喜地公司方人员傅某、顾某、王某1共同或单独签字确认供货数量与货款金额，可以证明永良公司的供货金额为4,365,000元。扣除喜地公司已付款项350万元，喜地公司仍应支付永良公司货款865,000元。喜地公司抗辩称与永良公司从未结算，并表示傅某、顾某、王某1等人非采购人员，无权就价格进行确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喜地公司确认永良公司所供货物用于其开发的农贸市场，喜地公司成立A公司的目的亦在于管理该农贸市场，作为A公司工作人员，傅某、顾某、王某1核查永良公司供货情况并出具施工任务单与永良公司结算的行为，系对前述农贸市场履行管理职责，符合A公司的成立目的和权限范围；另一方面，喜地公司对于经由傅某、顾某、王某1核查的永良公司供货数量没有异议，亦可推定该三人系喜地公司向永良公司采购系争货物的经办人员。故傅某、顾某、王某1共同或单独出具施工任务单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其上载明的供货数量与结算金额对喜地公司具有约束力。喜地公司于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供送货单以反映其上并未记载混凝土价格及供货金额，鉴于双方当事人已通过施工任务单等形式进行结算，故对永良公司要求支付货款的诉讼主张予以支持。
此外，喜地公司还主张顾某、王某1存在勾结他人抬高混凝土价格、骗取喜地公司混凝土款的行为，要求按市场价格与永良公司结算，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上海市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喜地公司与案外人结算单据作为证据。但一方面，接报回执单仅能证明喜地公司曾于2017年4月20日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迄今未立案侦查，即便顾某、王某1在公安机关陈述存在着与他人串通的行为，但作为A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傅某亦在施工任务单上签名确认，故公安机关是否立案侦查以及顾某、王某1的陈述尚不足以推翻傅某签名行为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永良公司对喜地公司与案外人的结算单据不予认可，该单据与本案无关，喜地公司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施工任务单载明的结算价格不合常理。据此，一审法院对喜地公司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信。
本案中，永良公司还主张喜地公司赔偿利息损失。鉴于永良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最后一次供货，喜地公司应于收货后及时付款。喜地公司迄今未付清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永良公司主张喜地公司自2016年9月30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永良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喜地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喜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永良公司货款865,000元；二、喜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永良公司利息损失（以865,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30日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一审案件受理费12,618元，减半收取计6,309元，由喜地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喜地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第一组证据是《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立案告知书》{沪公（浦）立告字[2017]26302号}一份，以证明永良公司涉嫌向王某1、顾某行贿，从而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喜地公司出售混凝土，对此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第二组证据是公安机关针对卢月弟、王某1、王某2、傅某、顾某所作的《询问/讯问笔录》共计六份，以证明王某1、顾某承认永良公司对其行贿，从而诱使其在施工任务单、结算单上签字，且王某1、顾某、傅某只有权对混凝土的数量进行确认。永良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定如下：对于上述两组证据，本院将在下文中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永良公司未依法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查明如下事实：第一，顾某在2015年7月29日施工任务单上验收栏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王某1在部门主管栏签字确认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二，2015年11月4日施工任务单载明的总金额为1,689,770元。一审法院认定为168,977元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三，喜地公司向永良公司支付第二笔、第三笔和第四笔货款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8月31日、2016年11月11日和2016年11月30日。一审法院认定为2015年8月31日、2015年11月11日和2015年11月30日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第四，2017年10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向喜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月弟出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立案告知书》{沪公（浦）立告字[2017]26302号}。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一，喜地公司上诉称，因王某1、顾某、傅某分别是A公司的维修工、驾驶员和办公室文员，其无权代表喜地公司在与永良公司对账时确认供货数量和结算金额。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据喜地公司提交的《询问/讯问笔录》显示：王某1陈述其是喜地公司工程部副总经理，顾某陈述其是喜地公司驾驶员，傅某陈述其是喜地公司财务部出纳。从上述陈述来看，王某1、顾某、傅某都表示其是喜地公司员工。对于王某1、顾某、傅某的身份，据喜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月弟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所作陈述显示：王某1是喜地公司施工档案管理员，顾某是喜地公司驾驶员，傅某是喜地公司财务部记账员。可见，喜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月弟确认王某1、顾某、傅某均系喜地公司工作人员。即便如喜地公司上诉时所言，王某1、顾某、傅某均系A公司工作人员，由于喜地公司向永良公司购买混凝土系用于建设农贸市场，而喜地公司设立A公司的目的在于管理该农贸市场，王某1、顾某、傅某作为A公司工作人员与永良公司就后者所供应的混凝土进行结算并出具施工任务单的行为，与A公司的权限范围相符。因此，喜地公司以王某1、顾某、傅某系A公司工作人员为由而否认施工任务单的法律效力，该主张是不能成立的。其次，顾某向公安机关陈述，其系受李某指示而与永良公司进行对账的。对此，在公安机关针对王某2、王某1、傅某的《询问/讯问笔录》中记载有基本相同的说法。而关于李某的身份，据《询问/讯问笔录》记载，卢月弟陈述其是喜地公司副总经理，顾某陈述其是喜地公司工程部负责人，王某2、王某1、傅某陈述其是涉案工程的负责人。可见，即便顾某如喜地公司方人员所言系驾驶员，其在施工任务单和结算单上签字是经过喜地公司负责涉案工程建设的领导授权的。至于傅某，因卢月弟、王某2、王某1、顾某在《询问/讯问笔录》均确认其系财务人员，傅某在施工任务单和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并无不当。关于王某1的身份，据《询问/讯问笔录》记载，王某1自称是工程部副总经理，顾某陈述其是维修工，王某2、傅某陈述其是办证的，卢月弟陈述其是施工档案管理员。可见，喜地公司方人员对王某1的身份说法不一。即便如此，本案中，在由王某1签字确认的2016年1月19日和9月29日施工任务单上，均有傅某的签字。如果王某1无权过问涉案事项，相关施工任务单是不可能在傅某核对签字后流转到王某1手中的。而且，事实上，喜地公司对经王某1、顾某、傅某核对的混凝土数量并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某1、顾某、傅某共同或者单独向永良公司出具施工任务单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并无不当，施工任务单上载明的供货数量和结算金额对喜地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喜地公司上诉所称的王某1、顾某、傅某无权就混凝土价格进行确认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尽管根据《询问/讯问笔录》记载，王某1、顾某向公安机关陈述永良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云良及工作人员沈某分别给予其好处费2,000元，但这种说法并无其他任何证据可以印证。而且，从涉案的五份施工任务单可以看出，每份施工任务单上均有傅某签字。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及王某1、顾某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无法推翻傅某签字的法律效力。因此，喜地公司上诉所称的永良公司通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方式与王某1、顾某恶意串通从而抬高混凝土价格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三，喜地公司上诉认为涉案混凝土价款应按市场价即290元/m3计算，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口头约定该单价或者约定的单价低于该价格。至于喜地公司提供的其与案外人的结算单价，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永良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四，鉴于喜地公司逾期向永良公司支付剩余货款，且永良公司的最后一次供货时间是2016年9月23日，一审法院判令喜地公司向永良公司支付自2016年9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喜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618元，由上诉人上海喜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朝炜
审判员 胡玉凌
审判员 刘 雯
二〇一八年一月四日
书记员 吴娟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