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豫民申13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文涛，女，196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平顶山市两岸早教劳动路中心，住所地：平顶山市劳动路南段，组织机构代码：071337889-5。
法定代表人：刘文涛，该校校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平顶山市万山红饮食有限公司，住所地：平顶山市湛河区鹰翔路美玲大厦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11755182607L。
法定代表人：刘文涛，该公司总经理。
上述三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景伟，河南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松林，男，196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平顶山市卫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文涛、平顶山市两岸早教劳动路中心（以下简称两岸早教）、平顶山市万山红饮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山红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高松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4民终3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文涛、两岸早教、万山红公司申请再审称，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之规定，应当裁定再审。理由：1、刘文涛并未转租涉案房屋。刘文涛只是从餐饮转行经营两岸早教，并非转租房屋。两岸早教的实际投资人是刘文涛、宋国强夫妇，刘文涛的儿子宋哲及股东王文静只是两岸早教的名义投资人。万山红天上人间店的拆除及两岸早教的装修等各项筹备工作都是刘文涛夫妇所为。2、高松林无权请求解除合同。刘文涛夫妇在改行做学校之初就告知了高松林。两岸早教的规模及宣传力度在当地人所共知，营业执照亦在大厅醒目处悬挂，高松林不可能不知道。高松林持有的万山红消费卡在万山红天上人间店停业之后，仍在平顶山的其他店面每年多次消费，高松林推说不知刘文涛转行，不符合客观事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6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刘文涛并未延迟支付租金。2013年6月4日支付租金的交款凭证存在误改数字情况，但并不是2015年才延迟支付了2013年的房租。4、刘文涛个人不应承担返还租赁物的责任。生效判决既已认定刘文涛与高松林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是履行万山红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的职务行为，就不应当判令刘文涛个人与万山红公司共同承担返还租赁物的责任。
高松林提交意见称，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理由：1、双方租赁合同应当解除。刘文涛一方擅自变更租金支付方式，属严重违约；刘文涛一方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转租，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2、租赁合同是刘文涛签订的，刘文涛个人也应承担返还租赁物的责任。3、本案已经执行完毕。刘文涛一方在2017年11月13日的执行笔录中明确表示已主动履行，双方再无争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万山红公司是否构成转租。转租是指承租人在与出租人形成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后，又与第三人缔结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交付次承租人使用。转租与转行不同，转行是同一经营主体经营范围、资产使用方式的改变，转租是同一租赁物的使用权主体的变更。万山红公司与两岸早教均为依法设立的法人，各自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在本案中，刘文涛代表万山红公司与出租人高松林签订租赁合同以后，万山红公司就已承租房屋的主要部分，又与两岸早教签订租赁合同，并将房屋实际交付两岸早教使用，且前后两份租赁合同的租赁面积和租金均不相同，应当认定万山红公司和两岸早教之间构成转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两岸早教是否实际向万山红公司支付租金，不影响该法律关系的认定。因此，原审认定构成转租正确，刘文涛等三方关于不构成转租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万山红公司是否延迟支付租金。（一）虽然万山红公司一方曾提交一份注明是交付2013年1月-6月的租金25万元的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但该凭条的交易日期与“存款凭条”字样重叠，难以识别是“2013年6月4日”或“2015年6月4日”。虽然万山红公司因自身认识错误作出了该票据是2015年6月4日支付租金25万元的陈述，并将该票据提交高松林一方质证认可，但对比高松林一方提交的高中良中国建设银行平顶山建中支行卡号43×××88的账户活期个人存款明细单，其中显示2013年6月4日收到现金存款25万元，2015年6月4日并无交易记录，相近的是2015年6月22日收到邵桂芝（万山红公司财务人员）转账25万元。对于案件证据的审核认定，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因此应当认定该存款凭条的交易时间为2013年6月4日，也即2013年6月4日万山红公司向高松林支付租金25万元，并不存在延迟2年至2015年6月4日才交付2013年1月-6月的租金的事实，生效判决对事实认定有误。（二）关于租金的支付期限，高松林与万山红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每季度初月的十日前遇法定休息日后顺延。诉讼中万山红公司提交、对方亦认可的付款凭据显示，事实上是万山红公司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先使用房屋后支付租金。万山红公司未提供双方协商变更租金支付期限的证据。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万山红公司逾期半年支付租金正确。
三、高松林是否有权解除租赁合同。（一）关于延迟支付租金事由。万山红公司与高松林的租赁合同第十条约定出租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情形：承租方不按合同约定时间给付租金最长不得超过一个月。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出租人高松林依约定并基于万山红公司逾期支付租金的事实享有解除权。然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否则即归于消灭。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不能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又主张解除合同，否则将使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法律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参照合同法中“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或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的撤销权消灭”的规定，高松林在解除权成就之后，没有向对方发出解约通知，而是在二、三年的时间里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应视为其以自己的行为放弃解除权，解除权随即消灭。高松林在合同解除事由出现但继续实际履行二、三年之后，依据延迟支付租金事由主张解除合同，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要求，该项事由不能成立。（二）关于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转租事由。如前所述，万山红公司与两岸早教的租赁合同关系构成转租，万山红公司亦未能提供已经出租人高松林同意的证据，应当认定万山红公司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转租。关键是高松林是否因知道或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6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因而丧失解除权。刘文涛一方称在2012年时即告知高松林饭店改行做学校，但并无证据可以证明。刘文涛一方称两岸早教的规模及宣传力度在当地人所共知，且两岸早教使用的房屋系临街门面，营业执照悬挂在大厅醒目之处，万山红天上人间店停业之后高松林的消费卡仍在平顶山的其他万山红餐饮店消费使用，据此应推定高松林早已知道或应当知道转租事实。但刘文涛等三方并无证据证明高松林时常到两岸早教实地查看或需要现场催要租金，结合高松林一方提交的万山红公司和两岸早教的租赁合同显示该证据2015年7月16日来源于平顶山市卫东区教育体育局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公室，以及湖北烽能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高松林任该公司副总经理，长期在武汉工作的事实，刘文涛一方关于高松林知道或应当知道转租事实后6个月内未提出异议故丧失解除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四、刘文涛个人是否应当承担返还租赁物的责任。刘文涛虽以个人名义与高松林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但签约后该房屋实际继续经营万山红公司的天上人间店，并由万山红公司的财务总监邵桂芝代为支付租金，因而刘文涛与高松林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应为履行万山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经营行为，万山红公司应作为合同主体承担责任。刘文涛作为万山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宋哲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法律后果亦应归属于万山红公司。因此在高松林与万山红公司、两岸早教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中，在本案不属于刘文涛作为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刘文涛既不是诉讼的适格当事人，亦不应承担应由万山红公司承担的合同责任，生效判决既认定刘文涛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又判决刘文涛个人与万山红公司、两岸早教共同承担返还租赁物的责任，不当。鉴于本案在执行程序中万山红公司、两岸早教已将返还房屋的判决义务履行完毕，刘文涛已无实际履行义务，变更判决亦无实际意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文涛、平顶山市两岸早教劳动路中心、平顶山市万山红饮食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天华
审判员 仝雯娉
审判员 张俊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鹏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