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420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健，男，197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英豪，河南睿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万柏林区玉河街**号）。法定代表人：王创民，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河南兴隆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彭婆镇北寨村。法定代表人：郭社军，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刘健因与被申请人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重工）、河南兴隆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终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健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第九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支持刘健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太原重工、兴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二审判决将本案债权转让关系认定为委托关系，与法律规定相悖。1.本案合同的名称及性质均是债权转让合同。刘健与兴隆公司签订协议的名称就是《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二条又明确约定“兴隆公司同意委托刘健对该695万元进行清收，收回的金额全部偿还兴隆公司所欠刘健的债务，剩余部分退还乙方指定接收人”。从双方合同名称及约定的内容看，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的“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的委托合同最基本要件，受托人仅应收取的是相应的报酬。如果说该条有委托的内容，也仅是收回超过2270万元以上的部分。太原重工695万元债权不能认定为“委托收款”。2.太原重工自认收到的是《债权转让通知》，不是委托收款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该债权转让行为已经对其发生法律效力。3.一、二审判决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定认定的事实相悖。本案原二审过程中，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晋民终字第535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刘健与兴隆公司签订的协议第一条第二款明确，太原重工所欠兴隆公司销货款，共计695万元。第二条约定，兴隆公司同意委托刘健对该695万元进行清收，收回的金额全部偿还兴隆公司所欠刘健的债务。据此应认定兴隆公司将针对太原重工的债权转让给了刘健……刘健有向太原重工主张债权的权利”。故刘健受让债权成立是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二）二审判决代行兴隆公司破产管理人撤销权诉权，剥夺刘健在该问题上的答辩权、质证权、辩论权，最终裁判结果超出了当事人三方的诉辩请求，程序严重违法。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结合到本案，兴隆公司的管理人至今未对刘健提起撤销权诉讼，在本案中也未提出撤销权抗辩，其在发回重审的诉讼中，经人民法院通知，未参与庭审，提交一份《代理意见》，包括两点内容：一是《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债权转让；二是《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所涉太原重工应收款已经质押，不能转让，转让协议无效。二审过程中，兴隆公司的管理人既未参与庭审，也未提交新的《代理意见》。二审判决径行对本案的债权转让行为予以撤销，实是自诉自判。2.二审判决剥夺了刘健的答辩权、质证权及辩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债权清偿行为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并且缺一不可：一是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二是该清偿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三是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结合到本案，除去前两个条件不讲，管理人如要撤销刘健与兴隆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必须举证证明在债权转让的同时期，该债权清偿行为是个别的。因兴隆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有关的账册已被管理人管理，并应经过审计，管理人有能力对此举证。时至今日，管理人既未对刘健提起债权转让撤销权诉讼，也未在本案一、二审提出撤销权抗辩，可以认定管理人通过对兴隆公司有关账册的审查、审计，知道兴隆公司在债权转让的同时期，对债权清偿行为不是个别的，而是还在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此也是管理人至今未对刘健提起债权转让撤销权诉讼的唯一原因。但是，因二审判决代行了兴隆公司破产管理人撤销权诉权，免除了兴隆公司的举证责任，剥夺了刘健在该问题上的答辩权、质证权及辩论权，并自诉自判，程序严重违法。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的性质认定问题。经查，案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为部分有效化解刘健、兴隆公司、洛阳奥巴车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巴公司）三方债务链，三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为确保应收账款转让的有效性，兴隆公司、奥巴公司同意由刘健负责办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手续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当日，兴隆公司即向太原重工发出《债权转让通知》，载明“贵单位所欠我公司的货款695万元，以发票及出入库单据为准，于2014年10月23日起我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刘健享有。请贵单位届时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刘健指定的账户”。可见，案涉协议无论名称还是内容，均体现了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虽然该协议第二条载明“兴隆公司、奥巴公司同意委托刘健对兴隆公司上述应收账款进行清收”，但该条款下半部分的内容为“收回金额全部偿还兴隆公司债权人奥巴公司所欠刘健债务，剩余部分退还兴隆公司指定接收人”，亦为债权转让的约定，而非兴隆公司、奥巴公司仅委托刘健对外清收债权的内容。故案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应当认定为债权转让。（二）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的规定，破产管理人依法享有对债务人个别清偿行为的撤销权，该撤销权的行使主体为破产管理人而非人民法院。本案中，兴隆公司破产管理人并未主张撤销权，其于一审期间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也仅是针对《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及应收账款是否已经质押等事实提出异议。在此情形下，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相关规定，认定兴隆公司以其相对优质债权对奥巴公司进行清偿，侵害了兴隆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刘健基于案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向太原重工主张返还695万元及利息，不应得到支持，缺少法律依据。鉴于《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涉及兴隆公司对太原重工695万元货款债权要以发票及出入库单据为准，而太原重工冶铸分公司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于2014年10月30日向兴隆公司回函中明确提出“贵公司的应收账款与我公司的应付账款有差异”，故本案转让债权的具体金额需要进一步审理查明。另外，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6月27日，兴隆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长春支行签订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及《质押合同》，质物清单内容包括：应收账款确认书、交易合同发票、入库单等。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对此进行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载明出质人为兴隆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为46675400元。上述质押事实与本案转让债权有无关联亦需作出明确认定。综上，再审申请人刘健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审 判 长 刘雪梅审 判 员 杨立初审 判 员 梅 芳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媛媛书 记 员 马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