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民终9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江龙，男，1968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春曙，浙江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明，浙江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松威，男，1980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江，浙江和义观达（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乾浩，浙江和义观达（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卓翠琴，女，198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上诉人刘江龙、赵松威因与原审被告卓翠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6民初5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江龙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刘江龙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赵松威2012年起担任宁波旗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逸公司）副总错误。赵松威于2012年进入旗逸公司，系普通员工，月工资3000元。2014年下半年开始担任公司副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刘江龙依据汇款凭证提起本案诉讼，赵松威陈述系刘江龙支付给其的年薪，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
赵松威答辩称：赵松威自2012年初开始担任旗逸公司副总。关于证人证言，刘江龙一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系刘江龙的员工或亲戚，与刘江龙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能采信。本案款项中的130万元系赵松威应得的工资和奖金。刘江龙曾承诺支付赵松威年薪50万元，但因双方关系较为密切，故未按时、足额支付过。刘江龙仅凭汇款凭证起诉赵松威，而赵松威对此作了合理的解释，刘江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请求驳回刘江龙的上诉请求，支持赵松威的上诉请求。
赵松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驳回刘江龙要求赵松威归还借款2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令赵松威、卓翠琴归还刘江龙2万元及相应利息错误。2万元转账凭证中的收款人为卓翠琴，刘江龙仅以此主张为借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刘江龙应当提供其与赵松威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明，而不能由赵松威来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账系其他债务。该2万元系卓翠琴给刘江龙的妻子郑佩珍从国外带物品的对价。
刘江龙答辩称：赵松威上诉的该2万元也系借款，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是正确的。
刘江龙起诉请求：一、赵松威、卓翠琴归还借款171万元。一审审理中，因刘江龙未提供其诉称的2012年5月15日15万元、2013年1月8日20万元、2014年2月5日2万元、2014年8月29日2万元，合计39万元款项的相关票据，故变更该项诉讼请求为赵松威、卓翠琴归还借款132万元，并支付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8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案件诉讼费由赵松威、卓翠琴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佩珍与刘江龙系夫妻关系。2009年2月13日，刘江龙注册成立北仑区春晓东江轧石厂（以下简称东江石厂，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刘江龙）。2009年4月30日，刘江龙夫妻两人作为股东注册成立了旗逸公司，刘江龙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9月2日，刘江龙与案外人刘东杰及旗逸公司作为股东注册成立宁波旗逸市政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逸市政公司），刘东杰任法定代表人。赵松威与卓翠琴系夫妻关系。经聘请，赵松威进入旗逸公司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2年初始，赵松威担任旗逸公司副总（无相关的聘任或任命证书），并负责旗逸公司或旗逸市政公司承包的相关工程项目。2016年11月，赵松威离职。期间，2013年2月7日、2013年2月8日、2014年1月13日、2014年1月29日、2014年4月1日、2016年8月30日，刘江龙或其妻郑佩珍通过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转账交付赵松威、卓翠琴款项人民币15万元、20万元、8万元、5万元、82万元（东江石厂按刘江龙要求通过中国银行春晓支行分两笔分别为32万元、50万元共计82万元转账支付给赵松威，该款来源于宁波球冠混凝土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分两笔支付给东江石厂的分别为75万元、10万元共计85万元的货款，赵松威于2014年4月1日将该款中725400元用于向宁波祥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牌照为浙Ｂ×××××号宝马车）、2万元（东江石厂通过中国银行春晓支行将2万元转账支付给卓翠琴），前述款项合计132万元。上述部分款项交付的相应期间，赵松威银行账户上有部分款项。刘江龙未提供2015年之前赵松威在旗逸公司的工资、奖金发放凭据等。现刘江龙以前述款项132万元系刘江龙借给赵松威至今未予归还等为由起诉至法院。
另，刘江龙于2017年1月19日以赵松威涉嫌挪用资金罪向宁波市北仑公安分局报案。同日，赵松威归还旗逸公司款项76250元（该款系浙江省岩土基础有限公司支付给旗逸公司的平整场地工程款）。2017年1月23日，赵松威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宁波市北仑公安分局立案侦查，于2017年2月7日被刑事拘留，于2017年2月16日被取保候审。期间，赵松威于2017年1月26日归还旗逸公司款项80万元（该款系浙江红树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给旗逸公司货款）。鉴于赵松威与旗逸公司达成谅解协议等理由，宁波市北仑检察院遂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不起诉决定书》（甬仑检公诉刑不诉〔2017〕126号），决定对赵松威不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款项132万元系刘江龙出借给赵松威的借款还是赵松威为旗逸公司等单位工作而应得的工资奖金。一审法院分析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之规定，本案中，刘江龙起诉时未能提供相应借款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其次，刘江龙诉状中称，赵松威自2012年初始担任旗逸公司的副总，而案涉款项交付发生于2013年2月至2016年8月30日期间，且系刘江龙或其妻郑佩珍及东江石厂分多次多笔交付给赵松威的，赵松威、卓翠琴抗辩案涉款项除汇给卓翠琴的2万元外，其余款项系其担任公司副总应得的工资奖金。刘江龙虽提供了赵松威2015年以后的部分工资表来证明其工资情况，但赵松威抗辩该工资表未反映其应得奖金情况以及2015年之前的工资奖金情况，而刘江龙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赵松威的薪酬中不存在奖金及2015年之前的工资奖金情况。同时，刘江龙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赵松威、卓翠琴向其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刘江龙案发前曾向赵松威、卓翠琴要求归还案涉款项的相应证据。因而，从涉案款项交付发生的原因、时间、交付方式、双方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等因素综合判断，刘江龙主张案涉款项系赵松威所借，不合常理，也缺乏证据。第三，本案中，刘江龙仅凭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赵松威、卓翠琴抗辩案涉款项转账系基于赵松威工资、奖金法律关系，而刘江龙无法举证证明赵松威工资、奖金的具体金额情况，则根据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刘江龙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双方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款项支付并结合其他证据分析，赵松威、卓翠琴已就其抗辩主张的事实作了合理的陈述，并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而刘江龙未能提供证明其与赵松威存在案涉款项借贷合意的事实，则赵松威、卓翠琴抗辩主张予以采信，刘江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刘江龙诉请赵松威、卓翠琴归还除汇给卓翠琴2万元以外的借款13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刘江龙主张的汇给卓翠琴2万元的借款，赵松威抗辩系刘江龙的妻子郑佩珍支付卓翠琴外出旅游购买物品的对价，但未提供初步证据，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应认定为借款关系成立，因该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赵松威、卓翠琴应共同清偿。刘江龙对该2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赵松威、卓翠琴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刘江龙借款2万元，并支付该借款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8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刘江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80元，减半收取834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340元，由刘江龙承担12970元，赵松威、卓翠琴承担370元。
二审中，赵松威、卓翠琴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刘江龙提供由旗逸公司、旗逸市政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刘江龙所陈述的关于赵松威在旗逸公司任职及薪酬的事实。
经质证，赵松威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旗逸公司、旗逸市政公司均系刘江龙控制的公司，《情况说明》上所载明的均非事实。
本院经审查认为，《情况说明》实质上系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真实性难以认定，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争议汇款是否系借款。经查，刘江龙或其妻郑佩珍分别于2013年2月7日、2013年2月8日、2014年1月13日、2014年1月29日、2014年4月1日、通过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向赵松威转账15万元、20万元、8万元、5万元、82万元，合计130万元。刘江龙主张上述款项系赵松威向其所借的借款，赵松威辩称系担任旗逸公司副总期间所得的报酬。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但本案中，刘江龙仅提供汇款凭证来证明其与赵松威存在借贷关系，没有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针对赵松威关于争议款项系报酬的抗辩，刘江龙仅提供了赵松威2015年以后的部分工资表来证明其工资情况，但该些证据并不能因此证明赵松威的薪酬仅限于工资。赵松威关于上述款项系担任旗逸公司所得的报酬的解释存在合理性。刘江龙主张上述款项是借款，但未有证据显示其曾进行过催讨，显然不符合常理。因刘江龙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赵松威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江龙的上诉请求，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对于赵松威上诉所称的2016年8月30日刘江龙妻子郑佩珍转账给赵松威妻子卓翠琴的2万元，该2万元汇款发生在刘江龙妻子郑佩珍与赵松威妻子卓翠琴之间，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为借款并无不当。对赵松威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刘江龙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上诉人刘江龙负担；上诉人赵松威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赵松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曙炜
审判员 王亚平
审判员 方资南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书记员 周维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