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沁水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521刑初35号
公诉机关沁水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何某总，男，因本案，2015年7月10日被沁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在逃，2017年1月27日被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执行刑事拘留，同年2月24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沁水县看守所。
辩护人樊国栋、耿晔，山西丹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沁水县人民检察院以沁检公诉刑诉[2017]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某总犯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于2017年4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沁水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沁林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某总及其辩护人樊国栋、耿晔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沁水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何某总为获取非法利益，伙同于某豆（已判决）在沁水县地方税务局、固县地税所等处开具31份总票面金额为146042.74元的小面额山西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并委托他人套用该发票号码、代码制造31份总票面金额共计17697548.14元的假发票，并将31份假发票经于某豆、李某贵、于某波（二人均已判决）出售给他人，何某总从中非法获利2.6万余元。
案发后，经沁水县地方税务局鉴定，上述31份发票均为假发票。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认为被告人何某总的行为已构成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何某总当庭自愿认罪，但辩解称其是从2014年8月份才开始和于某豆等人合作的，其本人所涉案的发票数量和总金额少于公诉机关的指控。
辩护人樊国栋、耿晔的辩护意见：
（一）事实方面:
1、根据被告人何某总自己的供述，何某总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应该仅有18份，总金额8086107元；2、时间上，何某总开始出售假发票的时间应该在2014年4月份以后，故2013年的3支假发票、2014年1月份的5支套票以及仅有于某豆证言的5支套票均不能认定为何某总开具发票的金额；3、票面性质上，2013年后半年的3支票据就是假发票，不是套票；4、公诉机关指出“于某豆利用王某办的一张银行卡，向税务局缴纳税费”，从这张银行卡的明细单显示给税务局交税费的时间是2013年12月至2014年9月，而何某总不认识王某，也没有让于某豆找人办银行卡，更能说明2013年的3支假发票来源不明，不能认定为何某总涉案的总数额；5、从李某贵、于某波的笔录中可以看出，于某豆是专门从事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活动，是案件的主犯，于某豆的证言与被告人何某总有很大的矛盾，对被告人何某总不利，且与被告人何某总存在利害关系，加之于某豆的证言前后不一致，多次撒谎，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二）量刑方面：被告人何某总具有坦白情节，当庭认罪、悔罪明显，系初犯、偶犯，可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于某豆（已判决）先后多次在沁水县地方税务局、沁水县地方税务局固县地税所等处开具总票面金额为146042.74元的小面额山西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并将该发票提供给被告人何某总，由何某总通过套用正规发票号码、代码等方式制造31份票面金额共计17697548.14元的假发票，然后再由于某豆将该31份假发票经李某贵、于某波（二人均已判决）出售给田某、刘某新、张某军等人。被告人何某总从中非法获利2.6万余元。
案发后，经沁水县地方税务局调查核实，上述31份发票均为假发票。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1）被告人何某总的户籍证明，证明：何某总的个人基本情况。
（2）户名为王某的建设银行卡的帐户明细表，证明：2014年，于某豆使用该账户曾多次向晋城市地方税务局转帐。
（3）中联煤层气有限公司晋城分公司向沁水县地方税务局出具的关于沁水县柿庄镇柿庄村、大端村、杨庄村所开具的临时占地费发票税率及金额问题的情况说明、可疑发票复印件14份，证明：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晋城分公司收到杨庄村、大端村、柿庄村提供的发票存在票面税率、金额等与实际不符等情况，申请沁水县地方税务局协助鉴别发票真伪。
（4）沁水县地方税务局、固县税务所出具的发票存根联、代开发票申请表、付款证明等开发票所用原始资料14份，与被告人于某豆的辨认笔录相互印证，证明：沁水县地方税务局、沁水县地方税务局固县税务所曾开出与可疑发票同号的小面额发票，申请人名字为王某、王某、张某红。经于某豆辨认，以上14份申请表均系于某豆填写。
（5）抓获证明，羁押证明，证明：2017年1月27日中午，被告人何某总被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章安派出所民警抓获，并于2017年1月27日至2017年2月10日临时羁押于台州市看守所。
2、证人证言
（1）同案犯于某豆的证言，证明：2013年至2014年期间，于某豆为李某贵及于某波的朋友开发票的过程中，按照“老李”的要求，多次使用何某总伪造的小额付款证明到沁水县地税局各税务所开具发票，开票时于某豆使用“王某”、“王某”等名字填写发票申请表。从地方税务部门领到小额发票后，于某豆将发票交给“老李”，并将“老李”随后给于某豆同单位开具的同号大额发票转交给李某贵和于某波。在此过程中，于某豆非法获利15000余元。
（2）同案犯李某贵的证言，证明：2013年至2014年期间，李某贵认识“小丁”并通过“小丁”认识了于某豆，后其为获取非法利益，通过于某豆在何某总处变造发票，并向许某毅、霍某生、田某、张某、崔某军、张某虎等人谎称自己可以代开税率偏低的发票，进而向以上人员出售从何某总、于某豆处取得的假发票，并按照1%返点的方式从中非法获利1万余元。
（3）同案犯于某波的证言，证明：于某豆告诉于某波于某豆认识代开发票的人，让于某波帮忙介绍需要开发票的人。2013年至2014年期间，于某波得知李某贵、宋某贤需要开发票后，明知于某豆所代开发票税率比正常税率要低，系假发票的情况下，仍向于某豆介绍李某贵、宋某贤，并帮助于某豆和开票人之间联系或传递资料。
（4）证人许某毅（沁水县柿庄镇杨庄村村委会报账员）的证言，证明：2014年，李某贵对其谎称在地税部门有关系，其让李某贵帮忙代开发票。后沁水县柿庄镇柿庄村报账员李某家、大端村报账员马某则托其找李某贵给各自本村村委代开占地补偿费的发票。发票开好后，其将发票交给了李某家、马某则。
（5）证人马某则（沁水县柿庄镇大端村村委会报账员）的证言，证明：2014年5、6月间，马某则托许某毅给大端村开具3张、42万余元的占地补偿费发票。
（6）证人李某家（沁水县柿庄镇柿庄村村委会报账员）的证言，证明：2014年6月，李某家托许某毅给柿庄村开具2张、11万余元的占地补偿费发票。
（7）证人田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年底，其与他人承包的沁水县柿庄镇杨庄村“户户通”工程完工后，李某贵主动找到田某，称自己在地税部门有关系，可以代开发票，田某遂给了李某贵540**元税款，由李某贵代开发票。李某贵开好发票后直接将发票交给了杨庄村村委。
（8）证人霍某生的证言，证明：2014年，其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某贵，并听说李某贵在地税局有关系，其通过李某贵代开15万元的发票。
（9）证人孔某鹏的证言，证明：2012年，其与李某贵认识，后李某贵向其称如果要开发票，可以找李某贵代开，税率比正常税率低。2014年7月，其通过李某贵代开1份325165.2元的发票。
（10）证人崔某军的证言，证明：2014年1月份，其电话联系李某贵，李某贵向其称李在晋城市地税局有关系可以代开税率较低的发票，其通过李某贵代开3份、面额共计40万元的发票。
（11）证人宋某杰的证言，证明：2014年1月份，李某贵先后多次找到宋某杰，并向宋某杰称在税务部门内部有关系，可以代开发票，比正常便宜，且又快又方便，随后宋某杰通过李某贵代开1份335852.51元的发票。
（12）证人景某云的证言，证明：2014年5月，景某云打听到李某贵可以代开发票，后打电话联系李某贵，李某贵称有关系可以代开发票，后景某云通过李某贵代开1份28万元的发票。
（13）证人李某民的证言，证明：2014年6月份，王成江让李某民电话联系李某贵为王成江代开1份270余万元的发票。
（14）证人裴某堂的证言，证明：2014年9月份，裴某堂经张某军介绍，通过王某敏、“明明”代开1份65万元的发票。
（15）证人张某军、王某敏、樊某锋（小名“明明”）的证言，证明：李某贵曾向樊某锋称李在地税局有关系，可以代开发票；2014年9月份，张某军经王某敏、樊某锋联系，通过李某贵代开1份120万元的发票。
（16）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1月份，张某听说李某贵在税务部门有关系，可以代开比正常税率低的发票，张某电话联系到李某贵，通过李某贵代开1份231万元的发票。
（17）证人张某华的证言，证明：2014年前半年，张某华在一次吃饭中认识李某贵，李某贵自称在税务部门有关系，可以开出便宜的发票；2014年9月份，张某华通过李某贵代开1份、2102410元的发票。
（18）证人张某虎、刘某新的证言，证明：2014年，李某贵主动找到刘某新，自称在税务部门有关系，可以低税率开出发票，后刘某新安排张某虎通过李某贵代开2份、面额共计4270220元的发票。
（19）证人宋某贤（时任沁水县柿庄镇杨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证言，证明：2014年9月，于某波向其称在地税部门有关系，可以代开发票，其遂委托于某波给其村委开具中联公司占地补偿费发票8张。
（20）证人张某娜的证言，与被告人于某波的供述、证人宋某贤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2014年后半年，于某波让张某娜去沁水县龙港镇杨河超市找宋某贤拿个档案袋，然后用班车捎到晋城市。后找宋某贤托宋的姐姐在沁水县移动公司附近给了张某娜1万余元税款，张某娜将该款交给于某波。
3、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何某总在侦查阶段所作的供述和辩解：2013年后半年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在晋城市城区参加一个老乡的聚餐时，认识了沁水一个年轻女性（30岁左右），我和这个女性认识后就说我是弄假发票的，让她帮我留意一下，如果有生意可以介绍给我，这样我们就互留了联系方式。从这之后，我和这个年轻女性好长时间没有联系过，一直到了2014年５月份左右，这个女性联系上了我，说她一直要找我开票，但一直找不见，她就找的别人开了两百来万的发票（具体多少我不清楚），还说她中间抽取的点数不高，问我是否能给她利润的60%，她说开的面值都挺大，这样我就答应了。当时这个女的还说要那种能在网上查出来的发票，我就告诉她去地税局开具面值小的发票，然后把发票原样拿过来，我再根据发票上的真实代码找一个做假发票的人套用代码将发票面值改大，然后通过这个女性把发票给了客户。客户都是这个女性找的，我不负责找客户，只负责找人做假发票，卖出去的钱也是这个女性收回来，然后再分给我。我和这个女性合作了有几个月，具体时间也记不清了，前后也记不清做了多少份假发票，只记得大概面值有700万左右。和这个女性利益是我四她六。我和那个女性商量的以发票面额1%来收取费用，但具体这个女的怎么收费用我就不清楚了。出售发票后就是这个女的给我钱，给钱的时候就把她应得的给扣除了，每次给我钱都是在晋城城区广场那块，前后给了我有26000元左右。和这个女性谈之前我没有出售过，当时就是因为我做眼镜生意不好做了，所以我就想的弄发票来挣钱，但当时才开始没有什么客户，只是跟这个女性随口说了一声，后来她联系我才做开。我们章安临镇就有许多人是做假发票的，我也是听他们说了这个方法，这样我才知道的。因为这个沁水女性说她能找上客户，而且是她跑的去地税机关开具小面额发票，我不用管这些，她还说她有个哥哥也能帮我找上客户，所以我才同意的。去地税机关开具发票需要什么手续是我告诉她的，也是我从老乡那里听来的，然后告诉她怎么做，开票的费用都是她承担。这个女性开出的小面额发票有时候她给我送过来，有时候就是沁水的班车给我捎到晋城，我从班车上拿。拿上小面额真发票后，我是通过小广告上联系一个外地口音的女性，这个人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这个人30多岁。我和她联系上后，把真发票给了她，告诉她改成多大面额的，然后她拿上真发票就走了。过2、3个小时，这个女性就回来给我改好的发票，每张发票一般是500元一张。每次都是在晋城城区新市东街一个小区附近，用电话联系的，我是从一个小广告上看到的电话。我在出售假发票之前就找这个人改过一个，但没有出售，只是看能不能改，确定后我才开始出售的。这个女的联系方式我记不得了。
拿上假发票后有时候是这个沁水女性来找我拿，有时候是用班车再捎过去。每次结算都是她跟别人结算后才跟结算的，只是有一次一个叫李某贵的人开票没有给钱，我来沁水找过李某贵要开票钱，然后他把钱给了我，这次也是按照1%结算的，当时是那个沁水女性有事没有去拿钱，所以让我去拿的，具体拿了多少我记不清了。我不清楚这个李某贵是干什么的，这个人是沁水这个女性介绍开票的，我就是找他来要钱的。李某贵没有直接找我开发票，都是通过那个沁水女性的，我只对沁水这个女性，具体她和李某贵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我真记不清和这个沁水女性共开具了多少份假发票，也不清楚都是在那个税务机关开的真发票，我印象中有给中联公司开的发票，但具体是不是记不清了。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概是2015年6月左右，这个沁水女性说开发票出事了，让公安机关发现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沁水女的也联系不到了，我就意识到出事了，我也就没再敢干了。
我就说我自己姓李，没告诉她叫什么，也跟李某贵说自己姓李。
4、鉴定意见
沁水县地方税务局出具的《关于普通发票鉴定证明》三份及普通发票鉴定清单，证明：案发后，经沁水县地税局经调查核实，涉案的31份发票均为假发票。
5.辨认笔录
（1）于某豆、李某贵分别对“老李”的辨认笔录，证明：经于某豆、李某贵分别辨认，“老李”便是何某总。
（2）何某总所作二份辨认笔录，证明：何某总对在其处购买虚假发票的于某豆、李某贵进行辨认的情况。
证明本案事实的上述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被证明的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综合控辩双方的观点，本院评判如下：
1、对于被告人何某总的辩护人提出同案犯于某豆的证言属于孤证，不足以作为认定被告人何某总涉嫌犯罪事实的证据的辩护意见。
本院认为，对于同案犯于某豆的证言，综合被告人何某总自己在侦查阶段所作的供述和辩解、同案犯于某豆、李某贵、于某波的证言及于某豆、李某贵对何某总所作的辨认笔录，可以发现对于系被告人何某总主动告知于某豆其能够开具发票、于某豆自己并不知道到地税部门开具真发票需要哪些手续、被告人何某总对同案犯于某豆、李某贵均自称“老李”、于某豆在居中帮何某总和李某贵联系的过程中曾让二人直接联系等诸多涉案重要节点、具体细节均可以相互印证，故辩护人关于同案犯于某豆的证言属于孤证，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何某总涉案犯罪事实的证据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何某总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何某总是2014年8月、2014年4月才从事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犯罪活动的辩解、辩护意见。
首先，对于被告人何某总当庭提出的其是2014年8月才开始和于某豆合作的辩解意见，公诉机关提供的同案犯于某豆、李某贵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明2014年4、5月份，存在何某总与于某豆、李某贵共同从事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犯罪活动的事实，故被告人何某总的上述辩解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其次，对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何某总系2014年4月份才开始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的辩护意见，综合同案犯于某豆、李某贵、于某波的证言，可以证明2013年，李某贵确曾通过于某豆、于某波找人进行“开票”；同时，根据被告人何某总自己的供述和辩解，2013年后半年，被告人何某总已经向于某豆作出其可以开具低税率发票的意思表示，这一点与同案犯于某豆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认为同案犯于某豆的证言中，于某豆在得知“老李”（即何某总）可以“开票”之后，在于某波找到于某豆帮忙开票时，于某豆再找到“老李”进行“开票”的证言更为客观，故可以认定何某总、于某豆等人自2013年后半年已经开始从事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犯罪活动，相应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审理中，经本院委托，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司法局对被告人何某总进行了调查评估，评估意见为：被告人何某总具备社区矫正监管条件，同意接收其在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实施社区矫正。
本院认为，被告人何某总以营利为目的，违反发票管理法规，伙同于某豆等人向他人出售伪造的发票，侵犯了国家对发票的监督管理制度，其行为已构成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且情节严重，且与于某豆等人系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沁水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何某总当庭自愿认罪，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何某总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的违法所得，依法应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何某总犯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8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二、追缴被告人何某总的违法所得2.6万元，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崔俊豪
审 判 员 牛大伟
人民陪审员 崔 忠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