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53民终12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金生，男，1962年4月2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
委托代理人许武，广东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广钧，男，1964年7月6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廷龙，男，196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广西富川县人，原住广西富川县，现住广西贺州市。
原审第三人：陈攸基，男，195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
原审第三人：陈伙基，男，196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
原审第三人：陈业佳，男，198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
原审第三人：蔡凤丽，女，1989年3月5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
上诉人蔡金生因与被上诉人张广钧、毛廷龙、原审第三人陈攸基、陈伙基、陈业佳、蔡凤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罗定市人民法院（2017）粤5381民初72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蔡金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裁定指令罗定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与理由：
一、依法应当继续审理本案。
（一）原审确认了《投资委托协议》的真实性却否认其法律效力，属认定事实有误。《投资委托协议》的签订即证明上诉人确实委托陈伙基投资石羊山8号石场的经营管理行为，法院不能认可证据的同时否认事实。
（二）原审选择性的适用法律，认可张广钧的隐名投资，却否认蔡金生的隐名投资，属适用法律有误。根据庭审，各方均确认张广均原为隐名投资，开始时全部由陈伙基操作。在陈伙基对毛廷龙披露张广钧时，毛廷龙进行了确认，而且在本案的合伙纠纷中也成了认定的事实。但现本案起诉中，陈伙基再次披露蔡金生为隐名投资人，却得不到被告和法院的认可，法院是明显的选择性适用法律，对张广钧的隐名代理予以认可，却对蔡金生的隐名代理不予以认可，是明显的违反法律适用的普遍性原则。
（三）陈伙基与蔡金生之间依法构成隐名代理关系。
1、双方签订的《投资委托协议》为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与第三人陈伙基均确认《投资委托协议》的真实性，该协议的签订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协议合法有效。
2、蔡金生支付了投资款项已事实上履行了《委托投资协议》。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女儿蔡凤丽、女婿陈业佳等人支付了投资款，可见《委托投资协议》已履行，委托事实已形成。
3、依法蔡金生有权起诉，法院应当受理。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在张广钧不履行合伙相关协议的情况下，作为隐名投资的委托人蔡金生是有权对张广钧行使权利，起诉要求张广钧退还合伙清算款项。同时在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张广钧、毛廷龙订立合同时若知道是蔡金生投资的会不订立合同。特别是本案中张广钧原来也是隐名合伙人，其无任何理由拒绝另一方隐名合伙人。而毛廷龙对于张广钧的隐名合伙可以接受，则其对蔡金生的隐名合伙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
二、原裁定查明事实有误。
原审对于裁定无关事实作选择性认定，错误认定出资金额，损害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原审未审先判，且认定有误，应当更正。原裁定书在查明事实中明确“2015年12月10日，陈伙基、张广钧、毛廷龙、罗勇四人对共同经营石场期间的财务进行结算，确认以下事实：1、张广钧出资3697333元，2、石场总收入1690662元，3、石场总支出约710万元，实际投入约541万元（(710-169)，其中有213万元是陈伙基购买罗能70％石场股份的部分转让款”，该部分事实上诉人认为不属实的，且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相符。
（一）驳回起诉判决中不应当查明与程序无关的实体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本案的争议无利害关系，非本案的适格原告，从程序上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既然都已经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则除与程序相关的事实外，不应当再查明案件其他事实，应当由适格原告起诉后再查明。否则本案的裁定有可能被其他人员当作已生效裁定用于证明相关事实，出现未诉、未审、已判决的情况。
（二）事实上已有证据证明各方的出资额并非如该认定。上诉人在原审中已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出资的金额超过300万，而按以上认定的事实上诉人出资只有不到200万，是明显的结算没有事实支撑，应以实际事实为准。原审不审理，却认定事实，未审先判，且判决错误。请求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广钧答辩称：一审裁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其上诉请求。
（一）上诉人称“依法应当继续审理本案”理由不成立。
1、上诉人称“原审确认了《投资委托协议》的真实性却否认其法律效力，属于认定事实有误”是对法律的曲解。答辩人认为，(1)原审并未确认《投资委托协议》的真实性，同时，证据的真实性与法律效力内涵与外延均不相同，上诉人混淆了这两者的内涵与外延，明显是对法律的曲解；
(2)上诉人与第三人陈伙基签订的《投资委托协议》是虚假意思表示，虚假的目的是为了隐藏第三人陈伙基规避因其债务而被罗定市人民法院执行生效判决的真实目的，上诉人的起诉行为是滥用诉权的虚假诉讼。第三人陈伙基因拖欠被上诉人毛廷龙80多万元发生民间借贷纠纷而被被上诉人毛廷龙起诉，目前罗定市人民法院己依法作出由第三人陈伙基履行清偿债务的一审判决。根据我方对第三人陈伙基的债务了解，罗定市人民法院根据生效判决对第三人陈伙基执行的民事案件尚有数百万元因其未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未执行完毕。
(3)在证据的种类中，《投资委托协议》属于书证，而书证是以内容去证明法律事实。本案中，上诉人作为《投资委托协议》约定的出资人，竟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从其直接支配的财产中履行了出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称《投资委托协议》的内容具有真实性不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具有高度可能性。至于第三人的证人证言问题，除本案第三人陈攸基外，上诉人与本案其他第三人均为近亲属关系，第三人对上诉人作出有利的陈述依法不能采信，《投资委托协议》对于上诉人所称投资委托事实而言显属孤证，不足为证。
(4)本案属于合伙经营纠纷，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本人参与了合伙经营管理，也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陈伙基的经营管理行为属于上诉人的行为。据此，足以认定上诉人与我方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上诉人不是适格原告。
(4）假如上诉人真实委托第三人陈伙基投资，虽然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其仍可通过第三人陈伙基作为原告起诉主张权利而依法获得救济，上诉人的利益并未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为什么不通过易于实施的理性第三人的常理做法而偏偏选择不是理性第三人的共性做法提起诉讼呢？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
2、上诉人称“原审选择性的适用法律，认可张广钧的隐名投资，却否认蔡金生的隐名投资，属于适用法律有误”是对原审裁定的误读。隐名与显名相对应，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张广钧是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直接投资直接参与合伙经营活动，是名副其实的直接权利人而不是隐名投资者，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什么“认可张广钧的隐名投资”事实。
3、上诉人称“陈伙基与蔡金生之间依法构成隐名代理关系”没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据证明。上诉人称“依法蔡金生有权起诉，法院应当受理”问题。我方认为，上诉人混淆了受理与驳回起诉的内涵。关于上诉人称“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属于除外情形，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
（二）上诉人称“原裁定查明事实有误”理由不成立。
1、关于上诉人称“驳回起诉判决中不应当查明与程序无关的实体事实”问题。上诉人称“驳回起诉判决中不应当查明与程序无关的实体事实”，意为一是驳回起诉应当是判决方式而不是用裁定方式，二为驳回起诉只能查明程序性事实而不能查明实体性事实，程序性事实应当和实体性事实绝对当然分开处理。
我方认为，上诉人上述所称错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适用于驳回起诉。本案采取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2）民事诉讼中程序是为实体权利服务的，相互之间的结合构成了诉讼的整体。与程序有关的实体问题和与程序无关的实体问题没有明确的边界，不能截然分开。上诉人称“驳回起诉判决中不应当查明与程序无关的实体事实”是对法律的曲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直接利害关系就是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权利义务关系就是实体问题，不查明与驳回起诉有关的实体问题即原因事实，又何来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结论呢？
（4）至于上诉人称“本案的裁定有可能被其他人员当作已生效裁定用于证明相关事实，出现未诉、未审、已判决的情况”。我方认为，上诉人所称根本不是判断驳回起诉错误的构成要件，是上诉人的猜测性意见，不足为证，这是上诉人模糊裁判文书既判力的内涵所致。
2、上诉人称“事实上已有证据证明各方的出资额并非如该认定”问题。我方认为，这是上诉人的一面之词，也是其虚假诉讼的有力证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根本没有任何上诉利益可言，仅是其虚假诉讼的恶意延续。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毛廷龙没有提出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陈攸基、陈伙基、陈业佳、蔡凤丽均没有陈述意见。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7月13日，罗勇作为甲方、毛廷龙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开采石场协议》，约定：一、甲方同意出资380万元购买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望高镇石羊山8号大理石场（下称石羊山8号石场），乙方负责组织对石场开采、石料的销售，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及周边关系。二、双方同意成立一间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司名义对石场的开采经营进行运作。三、甲方愿意另行借款100万元给合作公司，用于注册验资和公司运作流动资金。四、公司的股份比例为甲方占70%、乙方占30%，石场经营利润按该比例分配。七、乙方保证所购买的石羊山8号石场开采权没有任何纠纷，购买石场的380万元不亏损，如有亏损乙方愿意承担，并用其持有的贺州市富源粉体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担保……。2014年1月18日，蔡金生作为甲方、陈伙基作为乙方，签订《投资委托协议》，约定：就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投资项目罗勇与毛廷龙在广西贺州开设石场，罗勇拟转让投资股权的投资项目，甲方确定通过乙方投资，投资资金、收益、风险均由甲方承担，乙方负责出名并协助办理投资手续、管理投资的资产……。2014年2月21日，罗勇作为甲方、陈伙基作为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就甲方2012年7月13日与毛廷龙签订的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望高镇石羊山8号大理石场的合作事项，甲方自愿退出转让给乙方。一、将甲方70%股份作价360万元转让给乙方；……三、乙方在2月25日前支付20万元、3月10日前支付20万元，共40万元作为订金，余款在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分12期每期支付5万元给甲方。……合同右下方注明“陈伙基按以上合同内容履行占51%，张广钧按以上合同内容履行占49%”字样。
协议签订后，陈伙基与张广钧、毛廷龙共同参与石羊山8号石场的经营管理，至2015年3月30日止三人停止共同经营石场。2015年1月6日，陈伙基、张广钧立下借据给毛廷龙收执，借据载明：今借到毛廷龙人民币1495000元，到2015年3月28日归还。到期不能归还，则以石羊山8号石场所有权归毛廷龙所有。2015年12月10日，陈伙基、张广钧、毛廷龙、罗勇四人对共同经营石场期间的财务进行结算，确认以下事实：1、张广钧出资3697333元，2、石场总收入1690662元，3、石场总支出约710万元，实际投入约541万元（710－169)，其中有213万元是陈伙基购买罗勇70%石场股份的部分转让款。2015年12月11日，陈伙基与张广钧签订一份《清算说明（协议）》内容为：所有投入的资金按3分月息计算，时间以到帐日起计，截止日期为2015年3月30日。
一审法院认为，蔡金生与陈伙基签订《投资委托协议》，认为陈伙基与张广钧等人共同参与石羊山8号石场的经营管理行为属于蔡金生的行为，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纠纷。陈伙基以自己的名义与张广钧等人签订经营石羊山8号石场的有关合同及协议，并与张广钧等人共同经营管理石羊山8号石场。蔡金生提供的证据未能证实陈伙基与张广钧等人共同参与石羊山8号石场的经营管理行为属于其本人的行为，也无证据证实陈伙基的经营管理行为属于蔡金生的行为，或者以蔡金生的名义与张广钧发生合同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规定，蔡金生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对蔡金生的起诉，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蔡金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1491元，退回给蔡金生。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蔡金生与原审第三人陈伙基签订《投资委托协议》，约定由陈伙基以其名义，代理蔡金生与被上诉人毛廷龙共同经营广西贺州石场。之后，陈伙基与被上诉人张广钧、毛廷龙共同经营石场，但陈伙基没有向张广钧、毛廷龙披露其与蔡金生之间的代理关系。2015年3月30日，陈伙基与张广钧、毛廷龙停止共同经营石场，双方因合伙财产清算而引起纠纷。蔡金生遂以委托人的名义起诉张广钧、毛廷龙，请求支付合伙清算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张广钧、毛廷龙在诉讼中明确表示不知道陈伙基与蔡金生之间的代理关系，认为本案属于上述第四百零三条规定的除外情形。鉴此，陈伙基与张广钧、毛廷龙之间的合伙合同不能直接约束蔡金生，蔡金生不能直接行使陈伙基在合伙合同中的权利。蔡金生作为原告向其他合伙人主张权利，因其与合伙合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蔡金生的起诉，程序合法，处理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蔡金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罗晓红
审判员 张文建
审判员 尹燕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邓锦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