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民终40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位坤，男，1948年10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清，男，1973年3月2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曾环钦、靳振强，均系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上海，男，汉族，1968年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吴川市
委托代理人张小山，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贤松，男，199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某1，女，200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宁县。
法定代理人李某，系伍某1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满妹，女，汉族，1941年6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新宁县。
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祝龙生、杨哲宇，均系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海清�黄位坤、李上海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粤1391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6年4月12日，原审原告李某、伍贤松、伍某1、曾满妹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判令：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719754.4元（死亡赔偿金736889.4元、丧葬费32395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4530元、交通费用5000元、住宿费用71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公证费3800元，依此计算，被告共须赔偿839754.4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费用120000元，被告尚须赔偿原告719754.4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2月25日黄位坤请李上海拆除室内围墙。2016年2月26日晚，李上海带着原告伍某2到黄位坤家里查看现场。27日早上原�亲属伍某2与李某一起到黄位坤家里施工，伍某2在施工中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本次事故致使原告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死者伍某2长期在城镇工作，在事故发生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应按城镇居民标准对待。故原告的前述损失，特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黄位坤、黄海清共同辩称，一、答辩人与受害人伍某2之间不存在责任承担上的法律关系，不应当为原告的受害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基于宅中改造，将改造工程（拆墙）发包给李上海，李上海再雇佣伍某2夫妻负责实施。答辩人与李上海之间存在着承揽的法律关系，李上海与原告之间存在雇佣的法律关系。因此针对雇员在完成承揽工程的过程中受伤害的，除非发包人有过错，否则应由雇主承担赔偿的法律责任�二、根据案件事实的判断，最终导致受害人死亡的诱因中，其自身行为存在的过错占比最大。首先，受害人是一个长期从事过程业务的完全责任能力人，基于对其从事的业务应当具有专业的判断能力，同时对施工过程的风险评估能力应当更高。答辩人的室内拆墙工程，系对室内加建的三面墙体进行拆除，墙体高度约2.8米。按照安全施工的基本操作逻辑来看，从上往下拆应当是安全快捷的方式。但是受害人基于对效率的过分追求，不顾施工安全，且经多人多次劝阻后仍一意孤行，坚持从下往上拆，最终导致下面承重的墙体被拆后，上面墙体因无承重力并最终导致上面剩余未拆除的墙体倒塌并压倒受害人。三、答辩人在司法所参与调解时，同意垫付60000元的费用，并非责任的承担方式，仅仅是看到受害人死亡后且家属在经济上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自愿、主动垫付一部分费用以解受害人家属的燃眉之急。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请。
被告李上海辩称，一、答辩人作为介绍人，依法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016年2月25日，黄位坤打电话给答辩人，请求帮忙找人帮其拆除室内围墙。因答辩人与受害人伍某2认识多年，知道其常年打零工，于是找到伍某2问其是否有时间帮人拆除室内围墙，伍某2当即表示有时间。2016年2月26日晚，答辩人带伍某2到黄位坤家里，让他们直接沟通拆除围墙的有关事宜。第二天早上，伍某2带着妻子李某至黄位坤家里拆除围墙，在施工过程中，伍某2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综上所述，受害人伍某2直接与黄位坤形成雇佣关系，答辩人只是在雇佣关系中起介绍作用，并且答辩人是出于好心介绍活儿给伍某2做，并未从中捞取任何好处。故答辩人对伍某2的死亡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退一步讲，即使答辩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在赔偿数额上也应当大大减少，理由是：1、受害人伍某2是农村户口，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应当按照农业人口标准计算有关款项；2、受害人在施工过程中未做好安全措施，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请求法院判决答辩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2月25日，黄位坤打电话给李上海，请李上海拆除其位于惠州市××区西区××路××家中××室内墙壁。李上海联系伍某2去黄位坤家中拆除墙壁。2016年2月26日晚，李上海带着伍某2到黄位坤家里查看现场。2016年2月27日上午，伍某2和其妻子李某去黄位坤家拆墙，在拆墙的过程中，伍某2和其妻子李某是自下而上进行拆除，在拆除过程中墙壁倒塌砸伤伍某2，伍某2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于当天死亡。原告李某是受害人伍某2的妻子，原告伍贤松、伍某1是伍某2的子女，原告曾满妹是伍某2的母亲。伍某2是农业户口，自2011年4月起至2016年2月27日起在惠州××××西区移民村兴和一路九巷四号一楼租房居住。伍某2自2011年起至本事故发生之日在大亚湾××移民村从事建筑打散工工作。被告黄海清是被告黄位坤的儿子，位于惠州市××区西区××路××号的房屋（房产证号：33××62）登记的所有权人是被告黄海清。被告黄位坤在该房屋内居住。
另查明，本次事故发生后，经大亚湾区西区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李某与黄位坤、李上海同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该纠纷，李上海与黄位坤同意分别支付给李某60000元作为处理死者后事之用，待法院判决后，此款冲抵判决中的赔偿款。伍某2死亡后，公安机关于2016年2月27日下午对李上海、黄位坤进行了�问，李上海称伍某2是其请来打墙壁的工人，黄位坤称是其联系李上海帮其拆墙，李上海就带两个工人过来拆墙，拆墙的过程中男工人被砸身亡。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黄位坤和黄海清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民事纠纷，本案为侵权纠纷，应当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受害人伍某2与李上海、黄位坤、黄海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伍某2死亡后的赔偿责任承担及赔偿数额问题。关于伍某2与各被告之间以及各被告之间的关系问题。原告称伍某2是受被告李上海雇佣在黄位坤家中拆墙的，被告黄位坤对此予以认可，被告李上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虽然不认可是其雇佣伍某2去被告黄位坤家中拆墙，称其仅是介绍人，但被告李上海在事发当天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称伍某2是其请来�墙壁的工人，该陈述能够与被告黄位坤及原告李某的陈述相互印证。根据上述事实，原审法院认定是被告李上海雇佣伍某2去被告黄位坤家中拆墙，伍某2和被告李上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被告黄位坤请被告李上海为其拆墙，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关系。关于伍某2死亡的责任承担问题。伍某2与被告李上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伍某2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告李上海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伍某2作为一名成年人及长期从事建筑或与建筑相关工作的人员，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拆墙过程中从下而上拆除极易造成墙壁倒塌伤人，在此情况下，伍某2仍然选择从下而上拆除，继而造成墙壁倒塌砸伤伍某2致死，受害人伍某2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的过失，应当减轻雇主被告李上海的赔偿责任。被告黄位坤与被告李上海之间存在承揽关系，被告黄位坤作为定做人，在其知道伍某2从下而上拆墙并经他人提醒的情况下不予以制止，存在过失，同时，被告黄位坤在承揽人李上海未在现场的情况下允许被告李上海雇佣的伍某2进行工作，其对选任承揽人也有一定过失。黄海清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应当与被告黄位坤合同承担责任。因此，被告黄位坤和被告黄海清也应当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综合本案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被告李上海对本次损害承担40%的责任，被告黄位坤、黄海清承担20%的责任，伍某2自行承担40%的责任。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伍某2虽然是农业户口，但其提交的居住证明、房租收据、银行流水单、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证明其在死亡前已经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等相关赔偿项目。原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认定如下：一、死亡赔偿金。按照2015年�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92.9元/年的标准计算为60385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9336.08元（29562.53元+99773.55元）；二、丧葬费。丧葬费为在岗职工六个月平均工资，数额为32395元；三、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伍某2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四、处理事故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原告主张该项费用16670元，但原告未提交相应的票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酌情认定12000元；五、其他费用。原告主张公证费3800元，该项费用与本次事故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原告的损失共计827589.08元，由被告李上海向原告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为331035.63元，被告黄位坤、被告黄海清共同向原告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165517.82元。减去被告李上海及被告黄位坤、被告�海清已经分别向原告赔偿的60000元后，被告李上海应向原告赔偿271035.63元，被告黄位坤、被告黄海清应向原告赔偿105517.82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上海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某、伍贤松、伍某1、曾满妹支付赔偿款271035.63元；二、被告黄位坤、被告黄海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原告李某、伍贤松、伍某1、曾满妹支付赔偿款105517.82元；三、驳回原告李某、伍贤松、伍某1、曾满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为4099元，财产保全费4118.77元，共计8217.77元，由原告负担4717.77元。被告李上海负担2330元，被告黄位坤、被告黄海清共同负担1170元。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上诉人黄海清、黄位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2016）粤1391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的过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黄位坤作为定作人，在其知道伍某2从下而上拆墙并经他人提醒的情况下不予以制止，存在过失”（《民事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八行），依据是证人“骆某看到他们从下面往上面砸时叫他们不要这样做，黄位坤说他们会做的”（《民事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七行）。然而，黄位坤却宣称�骆某到来之前以及骆某提醒伍某2时，他都曾出言警示，但未引起伍某2的重视。骆某出庭作证时，在涉及其是否有听到黄位坤提醒伍某2时，一开始是记不清的，经再三追问，才说黄位坤说“他们会做的”。而在案发当天，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西区派出所第一时间所作的《询问笔录》第八页，黄位坤称：“当时那名男工人用他手上的铁锤一直敲打我内围墙的底部，直到将围墙的底部都打掉，当时他（错字，应为‘我’）还叫他不要这样打围墙，没有听我这样劝说，还是按他的方式打那条围墙，我劝说他几次都不听，我就出去了，直到听到一大片强掉下来的声音，我才进去看。”作为公安机关在案发后直接介入并在第一时间所作的询问笔录，因其及时高效，具备极高的可信度。而证人骆某的证言不仅记忆模糊，也并未否定黄位坤曾经警示过伍某2，而只是指出黄位坤说“他会做的”。一审法院因证人骆某未亲历事件全过程的一句模糊不清的证言就认定黄位坤“经他人提醒的情况下不予以制止”过于草率，与事实不符。二、定作人黄位坤没有发出过指示，亦没有警示义务，对承揽人的雇工（伍某2）没有选任责任，不存在过失。一审法庭认为“被告黄位坤与被告李上海之间存在承揽关系，被告黄位坤作为定作人，在其指导伍某2从下而上拆墙并经他人提醒的情况下不予以制止，存在过失，同时，被告黄位坤在承揽人李上海未在现场的情况下允许被告李上海雇佣的伍某2进行工作，其对选任承揽人也有一定过失”（《民事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九行），并以此两个“过失”判决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可见，定作人只有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等三种情形的过失承担过错责任。而在本案中，伍某2的施工行为完全是按李上海的工作安排和他自己的工作方式进行，上诉人作为定作人，自始至终未对伍某2的施工发出过指示（不仅没有指示，甚至还警示过伍某2存在风险）。至于选任责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和提交的代理词都有详细论述——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点第（一）（二）项的规定，建制镇居民、村庄农民自建投资额30万元以下且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住房不需要施工资质。而本案的施工面积总共才24平方米，投资不过数千元，不需要选任有工程施工资质的承揽人。判决书中所称黄位坤因“在承担李上海未在现场的情况下允许被告李上海雇佣的伍某2进行工作”而“对选任承揽人也有一定过失”，不符合法律对定作人选任责任的规定。其一，作为定作人的黄位坤，对李上海的雇工没有选任责任。其二，李上海不在场时其雇工能否进行工作是李上海作为承揽人的内部管理问题，与黄位坤作为定作人的选任承揽人没有任何关系。三、伤亡事故发生的主要成因是伍某2危险操作造成，应当由其承担主要责任，李上海作为雇佣方，没有尽到管理和安全防护等职责，致使伤亡后果严重扩大，应当承担重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责任的划分不合理，不合法，不应当判决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明辨是非，查清事实，撤销原判，依法予以改判。
上诉人李上海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1、判令撤销（2016）粤1391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居住证明、房租收据、银行流水、证人证言等证据只能证明受害人在城市居住一年以上，并不能证明受害人有固定收入，而是恰恰证明了受害人靠打零工生活，没有固定的收入。故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额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二，一审法院对责任分成不合理、不公平。受害人是一个熟练的拆墙工人，擅自违反安全生产的工序，没有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导致事故的发生，其应当承担事故的大部分责任，而不是只承担四成责任。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具有同等的过错，应当承担同等责任。故一审法院对责任分成不合理、不公平。第三，上诉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介绍与被介绍的关系，因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望二审法院能予以查清。综上所述，特此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李上海在二审庭审中补充理由称，上诉人李上海与上诉人黄位坤、黄海清形成的不是聘用关系，而是一种中介关系。
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李上海的上诉答辩称，一、原审发言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原告死者在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居住，李上海的证言可以证实这点。二、一审法院对责任分成公平合理，认定的法律关系准确。三、关于原审原告与李上海的关系，原审法院认定的雇佣关系是正确的，在公安的卷宗中，李上海以及黄位坤的证言可以反映出该点，李上海雇请李庆亮为黄位坤打强，工资结算也是通过李上海来给付。
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黄位坤、黄海清的上诉答辩称，黄位坤所陈述的即所谓多次劝说，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黄位坤本人申请出庭作证的罗的证言是有说因他人提醒不得制止。我方在原审的时候曾经重申案发现场是在客厅。黄在这个案件中提到一个警示，而且存在过失。
上诉人黄位坤、黄海清对上诉人李上海的上诉答辩称，对于城镇标准我方认可，对于责任分成不公平的问题，我方在上诉状和一审的庭审中有详细的陈述，我方在上述状中提到，我方与伍某2无雇佣关系，而整个工程的施工，都是在李上海的指导下，在一审的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伍某2的出工记录有详细记录他与李上海有长期工作和报酬的记录。这些足以证明李上海和他有长期的合作工资和雇佣关系，因为长期的合作所以不需要用言语，主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了，而且在一审中伍某2的妻子也是当庭作证了，既有人证也有物证，这个�无异议的。
上诉人李上海对上诉人黄位坤、黄海清的上诉答辩称，上诉人的房屋的墙是很小的，一共是几百块的费用，上诉人黄位坤叫其找人拆墙，所以其找了死者，在拆墙中，伍某2完全根据黄位坤的指示在做的，对于工程款并不是李上海支付，实际是李上海介绍死者到黄位坤家里拆墙。实际我方当事人就是起到中介的作用。黄海清和李上海是中介关系，不是承揽关系。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由于上诉人黄海清、黄位坤系香港居民，故本案系涉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院对各方的争议焦点处理如下：
关于本案事故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认定问题。承揽关系�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以其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动独立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是指当事人一方在定期或不定期为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劳务，且接受另一方当事人监督管理、并取得相应工资的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惠州市公安局西区派出所出具的李某、黄位坤、李上海的询问笔录，上诉人黄位坤需拆墙，逐按其与包工头李上海的合作习惯，由包工头李上海带工人为其包干拆除，故上诉人黄位坤和李上海之间形成承揽关系。而李上海亦是按习惯指派拆墙工人伍某2为黄位坤进行实际的拆墙工作，故李上海与伍某2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原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分配，其一，定作人黄位坤对于伍某2的死亡后果存在过失，黄位坤在明知道伍某2从下而上进行拆墙且经他人提醒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形下却不指示有效的预防措施而任其进行，而黄位坤援引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并不能充分证明黄位坤对选任承揽人不存在过失，故黄位坤应对伍某2的死亡后果承担一定的过失责任。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伍某2在实施拆墙的过程中，雇主李上海应负有管理及谨慎的注意义务，但雇主李上海当时未临场监督，故上诉人李上海作为雇主应承担相应责任。其三，死者伍某2在拆墙过程中自主选择自下而上进行拆除，继而造成墙壁倒塌被砸，其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建筑及相关工作的人员，在此情况下，伍某2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也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各方当事人对本案事故发生存在的过失程度，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上海对本次损害承担40%的责任，被上诉人黄位坤、黄海清承担20%的责任，死者伍某2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故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本案死亡赔偿金的标准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工作证明、居住证明及房租收款收据，证实死者伍某2生前已在惠州××××西区居住工作生活，故死者伍某2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8198元，由上诉人李上海负担4099元，上诉人黄位坤、黄海清负担409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晓文
审 判 员 刘天贞
代理审判员 张佳誉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 助理 荣 盟
书 记 员 肖静雅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