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34民终14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恒瑞，男，1990年2月出生，汉族，四川省西昌市人，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琪，男，1981年8月出生，汉族，四川省西昌市人，住四川省西昌市。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昌宗，男，1991年4月出生，汉族，四川省西昌市人，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兰，四川元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审第三人：凉山州铭辉商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西昌市南坛路东南街***号山水阳光新城*幢*单元*层***号。
法定代表人：张恒瑞，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王灏，男，1974年10月出生，汉族，四川省西昌市人，住四川省西昌市。
二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张恒瑞、罗琪因与被上诉人李昌宗、原审第三人凉山州铭辉商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辉公司）、王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7）川3401民初1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恒瑞、罗琪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7）川3401民初1243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3、一审诉讼费及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对股权转让价款认定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的上诉人罗琪、张恒瑞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已明确载明“转让方（上诉人罗琪、上诉人张恒瑞）将其持有的在铭辉公司的6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金总额的3%）及12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金总额的6%）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即被原审法院认定为股权转让金额的18万元，事实上应属该股权9%对应的股本金，而并非是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金额。2、转让方与受让方虽未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但双方已通过事实行为默认了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并已履行完毕，即‘2014年10月11日、2014年10月2日，李昌宗通过其在四川省农村信用社88340110XXXX14022账户向上诉人罗琪、张恒瑞指定的王灏62103321XXXX1374334账户共计转入196.3万元。’此后，二上诉人已及时归还被上诉人除股权转让款之外的95万元借款。所以双方转让的股权对应的股本金为18万元，但相应的股权转让金额则为101.3万元。3、根据一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诉讼请求的第二项‘责令两被告及第三人连带返还股权转让费101.3万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可知：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返还股权转让费’而非‘返还不当得利’；即一审原告已自认101.3万元属股权转让费，而非其他费用，上诉人不存在不当得利之情形。二、即使原审法院依职权认定83.3万元（由101.3万元减去18万元所得）应属不当得利，但其相应的诉讼时效已过。根据一审原告的起诉书及原审法院判决书，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罗琪、张恒瑞指定的王灏62103321XXXX1374334账户转入前述金额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4年10月2日，离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起诉状（2017年4月18日）已有两年半之久，早已过相应的诉讼时效。即原审法院依职权认定的不当得利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特依《民事诉讼法》第147条的规定，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李昌宗辩称，首先，答辩人完全认同原审判决对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认定，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其次，尽管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起初有投资的想法，但具体的操作事宜，答辩人按上诉人的要求把钱转入非公司的账户后，对股权转让费具体是多少，双方是未具体商议过的。通过案件的事实本身，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及股权转让行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因答辩人转款后，从未参与公司的任何管理，上诉人又还了部分款，双方并未协商过转让费具体是多少。答辩人在2016年1月1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才知道自己的股权转让费的具体金额，而整套签字的手续答辩人当时根本没有，此手续印证了诉讼时效中断，即2016年1月14日才是本案的诉讼时效时间，所以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所述，2016年1月14日，上诉人才通过合法形式将原告作为股东，通过其公司章程及股份的转让金额，明确载明两上诉人转让给答辩人的股权转让费是18万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李昌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责令两被告及第三人连带返还股权转让费101.3万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张恒瑞系同学关系。2014年9月28日、10月2日，原告分别与罗琪、张恒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罗琪将其持有在第三人铭辉公司处的3%股权、张恒瑞将其持有在铭辉公司处的6%股权转让给原告。基于朋友关系，原告还将款项出借被告，连同借款一起，原告于2014年10月共向罗琪、张恒瑞指定的王灏账户转入196.3万元。原告对第三人铭辉公司的情况概不知情，两被告实际是以股权转让为借口骗取原告钱财，《股权转让协议》严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故原告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李昌宗与张恒瑞系同学关系，此前双方交往甚好。张恒瑞、罗琪、王灏系第三人铭辉公司股东。2014年9月28日，李昌宗与罗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罗琪）将其持有的在铭辉公司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3%）转让给受让方（李昌宗），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并已实现股权交割，责任自负。2014年10月2日，李昌宗与张恒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张恒瑞）将其持有的在铭辉公司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6%）转让给受让方（李昌宗），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并已实现股权交割，责任自负。以上两份协议，均有第三人铭辉公司签章。2016年1月14日，李昌宗、罗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罗琪）将其持有的在铭辉公司的6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3%）转让给受让方（李昌宗），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并已实现股权交割，责任自负。同日，李昌宗、张恒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张恒瑞）将其持有的在铭辉公司的12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6%）转让给受让方（李昌宗），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并已实现股权交割，责任自负。2016年1月14日，铭辉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载明：（1）同意公司新增股东李昌宗；（2）同意张恒瑞将所持公司12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6%）于2016年1月14日转让给李昌宗，同意罗琪将所持公司6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3%）于2016年1月14日转让给李昌宗；（3）同意公司股东及股份重新调整为：王灏出资额60万元，出资比例30%，出资时间2013-9-25；罗琪出资额36万元，出资比例18%，出资时间2013-9-25；张恒瑞出资额38万元，出资比例19%，出资时间2013-9-25；张明川出资额48万元，出资比例24%，出资时间2013-9-25；李昌宗出资额18万元，出资比例9%，出资时间2013-9-25；以上出资总额200万元，出资比例100%；（4）同意对公司原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新章程共十一章四十六条。铭辉公司2016年1月14日新修订的《公司章程》第七条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公司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第八条载明：股东名称、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出资比例一览表（单位：万元）：王灏、60、30%、2013-9-25；罗琪、36、18%、2013-9-25；张恒瑞、38、19%、2013-9-25；张明川、48、24%、2013-9-25；李昌宗、18、9%、2013-9-25。参会股东均在《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上签字捺印。2014年10月1日，李昌宗通过其在四川省农村信用社88340110XXXX14022账户向张恒瑞、罗琪指定的王灏62103321XXXX1374334账户转入100万元，次日，李昌宗通过以上账户再次向王灏账户转入96.3万元。此后，张恒瑞、罗琪归还李昌宗95万元。李昌宗与张恒瑞和罗琪在2014年9月、10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李昌宗与张恒瑞和罗琪在2014年、2016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外，未就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形成单独的书面约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一是先后两次所签《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二是股权转让金额是多少。针对两次《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履行其他程序的，依照其规定。本案股权系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故股权转让行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方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及铭辉公司《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在同等情况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在2014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履行了以上法律程序，故李昌宗与张恒瑞和罗琪于2014年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协议。同理，双方于2016年1月所签协议应为有效协议，因为在该协议签订当天，该公司就所涉股权转让事宜形成有《股东会决议》，符合以上法律规定。针对股权转让金额是多少的问题。双方2014年、2016年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均未就股权转让金额进行明确，仅以“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取而代之，在协议之外，尚未发现双方存在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的单独约定，但在铭辉公司2016年1月1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第三条及新修订的《公司章程》第八条均确定李昌宗的出资额为18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9%，此处的18万元与9%，恰为2016年1月所签2份《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金额6万元与12万元之和及股权所占比例3%与6%之和相符，故该院认定李昌宗与张恒瑞和罗琪双方的股权转让金额应为18万元而非101.3万元。对于张恒瑞和罗琪向李昌宗多收取的83.3万元，应属不当得利，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应予以退还。此外，由于铭辉公司及王灏不是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故铭辉公司与王灏不应对本案纠纷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1、原告李昌宗与被告罗琪于2014年9月28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原告李昌宗与被告张恒瑞于2014年10月2日所签《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原告李昌宗与被告罗琪、张恒瑞于2016年1月14日所签《股权转让协议》有效。3、被告张恒瑞、罗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退还原告李昌宗83.3万元。4、驳回原告李昌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17.00元，由原告李昌宗负担2，500.00元，由被告张恒瑞、罗琪共同负担11，417.00元，此款由二被告在履行以上义务时径付原告。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第三人铭辉公司系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29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股东有王灏、崔健、罗琪、李腊、张恒瑞、张明川，崔健任公司执行董事系法定代表人，其中王灏认缴出资额4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20%，崔健认缴出资额36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8%，罗琪认缴出资额36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8%，李腊认缴出资额3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5%，张恒瑞认缴出资额3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5%，张明川认缴出资额28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4%。2014年9月29日铭辉公司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作出如下决议：“1、同意公司股东崔健、李腊退出公司。2、同意崔健将所在公司20万元，占注册资本10%的股权于2014年9月29日转让给王灏。同意崔健将所在公司6万元，占注册资本3%的股权于2014年9月29日转让给罗琪。同意崔健将所在公司10万元，占注册资本5%的股权于2014年9月29日转让给张恒瑞。同意李腊将所在公司10万元，占注册资本5%的股权于2014年9月29日转让给张恒瑞。同意李腊将所在公司20万元，占注册资本10%的股权于2014年9月29日转让给张明川。退出股东如遗留有债权债务由股东王灏、罗琪、张恒瑞、张明川承担。3、同意公司股东及股份重新调整为：王灏出资额60万元、出资比例30%，罗琪出资额36万元、出资比例18%，张恒瑞出资额38万元、出资比例19%，张明川出资额48万元、出资比例24%，李昌宗出资额18万元、出资比例9%。4、股东股权转让后，崔健、李腊将不再是公司股东，不再享有股东的权利和履行股东的义务。5、同意免去崔健原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选举张恒瑞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6、同意聘任张恒瑞为公司经理，任期三年；8、同意对公司的章程作部分修改，修改后的新章程共十一章四十六条。”当日，崔健分别与王灏、张恒瑞、罗琪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李腊分别与张恒瑞、张明川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相应的修改。2014年9月28日，罗琪作为转让方与李昌宗作为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在铭辉公司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3%）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并已实现股权交割，责任自负。”2014年10月2日，张恒瑞作为转让方与李昌宗作为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在铭辉公司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6%）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并已实现股权交割，责任自负。”上述两份协议均由双方签字并还加盖了铭辉公司印章，但无该公司股东会决议。签订上述协议后，李昌宗于2014年10月1日通过其在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的个人账户向张恒瑞、罗琪指定的王灏的个人账户转入100万元，次日，再次通过以上账户向王灏账户转入96.3万元，李昌宗两次共计按张恒瑞和罗琪的要求向王灏的个人账户转入了196.3万元。2014年10月20日，铭辉公司按其2014年9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工商注册变更登记，将股东及各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变更为：王灏出资额60万元，出资比例30%，罗琪出资额42万元，出资比例21%，张恒瑞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25%，张明川出资额48万元，出资比例24%。对李昌宗所转的196.3万元，张恒瑞、罗琪共向李昌宗归还了95万元，尚余101.3万元。2016年1月14日，罗琪作为转让方与李昌宗作为受让方再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在铭辉公司的6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3%）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并已实现股权交割，责任自负。”同日，张恒瑞作为转让方与李昌宗作为受让方再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在铭辉公司的12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6%）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并已实现股权交割，责任自负。”当日，铭辉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载明：（1）同意公司新增股东李昌宗；（2）同意张恒瑞将所持公司12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6%）于2016年1月14日转让给李昌宗，同意罗琪将所持公司6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3%）于2016年1月14日转让给李昌宗；（3）同意公司股东及股份重新调整为：王灏出资额60万元，出资比例30%，出资时间2013-9-25；罗琪出资额36万元，出资比例18%，出资时间2013-9-25；张恒瑞出资额38万元，出资比例19%，出资时间2013-9-25；张明川出资额48万元，出资比例24%，出资时间2013-9-25；李昌宗出资额18万元，出资比例9%，出资时间2013-9-25；以上出资总额200万元，出资比例100%；（4）同意对公司原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新章程共十一章四十六条。同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相应修订。其中新修订的《公司章程》第七条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公司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第八条载明：股东名称、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出资比例一览表（单位：万元）：王灏、60、30%、2013-9-25；罗琪、36、18%、2013-9-25；张恒瑞、38、19%、2013-9-25；张明川、48、24%、2013-9-25；李昌宗、18、9%、2013-9-25。参会股东均在《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上签字捺印。但铭辉公司股东至2017年4月27日仍未变更，仍为张明川出资额48万元、持股比例24%，罗琪出资额42万元、持股比例21%，张恒瑞出资额50万元、持股比例25%，王灏出资额60万元、持股比例30%，未将李昌宗登记为股东。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二上诉人是否应当退还被上诉人李昌宗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即上诉人张恒瑞和罗琪向被上诉人李昌宗转让股权的价款应是多少。
根据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李昌宗与上诉人张恒瑞、罗琪二人2014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恒瑞、罗琪分别向李昌宗转让二人在铭辉公司享有的部分股权，李昌宗作为铭辉公司股东以外的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关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和“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以及《凉山州铭辉商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第二项关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之规定，应当经铭辉公司过半数的股东同意。但双方在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时铭辉公司注册登记的股东为王灏、崔健、罗琪、李腊、张恒瑞、张明川六人，上述协议签订前未经铭辉公司股东会决议，未经上述股东的过半数同意，签订后未变更登记，即未将李昌宗登记为股东，反而于2014年10月20日根据该公司2014年9月29日股东会决议进行变更登记。所以，2014年9月28日和10月1日李昌宗分别与罗琪和张恒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且未实际履行。虽然李昌宗在与张恒瑞、罗琪签订上述协议期间，按张恒瑞、罗琪的要求向第三人王灏的个人账户转入了196.3万元，但自双方签订协议和李昌宗转款起至2016年1月双方再次签订转让协议长达1年多的时间，二上诉人收款后铭辉公司既未将李昌宗登记入股东名册，未向李昌宗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让李昌宗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且在此期间，二上诉人偿还了李昌宗95万元。故李昌宗2014年10月1日和2日向王灏个人账户汇入的196.3万元，不应为双方确定的股权转让款。2016年1月14日，李昌宗与罗琪和张恒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然至今未将李昌宗变更登记为股东，但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经过铭辉公司股东会决议，并按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凉山州铭辉商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之规定，虽然在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均载有“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的内容，但两份协议同时还载明“罗琪是将持有铭辉公司6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总额的3%转让给李昌宗”，“张恒瑞是将持有铭辉公司12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总额的6%转让给李昌宗”。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金额6万元与12万元之和及股权所占比例3%与6%之和与铭辉公司2016年1月1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第二条、第三条及新修订的《公司章程》第八条载明的李昌宗的出资额为18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9%相符。一方面，虽然二上诉人提出《股权转让协议》所载股权金额只是为注册登记所需并非转让股权的实际价款，但二上诉人在庭审时述称铭辉公司实际资产为2000万元，与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的《投资情况说明》所载的3792万元不相符，且该情况说明系二上诉人的自述，二上诉人未在限期内提交铭辉公司实际资产的证据；另一方面，二上诉人未举出证据证实除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外，双方还对股权转让价款进行过协商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张恒瑞和罗琪提出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所转让股权的价款为101.3万元的上诉理由，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款金额应为18万元。对李昌宗支付的101.3万元扣除其受让案涉股权的价款18万元后的余额83.3万元，张恒瑞和罗琪应予退还。但此款不属于不当得利，一审认定为张恒瑞、罗琪的不当得利的理由不当，但判决予以退还的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恒瑞、罗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17.00元，由上诉人张恒瑞、罗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永亮
审判员 杨发蓉
审判员 刘 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唐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