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沪0117行初351号
原告周亮。
委托代理人郑乔乔，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东路290号。
法定代表人邢铁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汤正，该局法制办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华骏，该局法制办民警。
第三人杨书畅。
委托代理人张树学，上海仁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白国刚。
第三人顾夏瑜。
原告周亮不服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以下简称“松江公安分局”）作出的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鉴于杨书畅、白国刚、顾夏瑜均与本案讼争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上述三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亮及其委托代理人郑乔乔，被告松江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汤正、刘华骏，第三人杨书畅的委托代理人张树学，第三人顾夏瑜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白国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2月1日，被告松江公安分局向原告周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2016年9月12日14时40分许，周亮在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银都西路2XX号X楼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周亮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五百元。原告不服，提起诉讼。
原告周亮诉称：1、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因黄某甲、单某二人诈骗、侵占原告家族财产引起纠纷，2016年9月12日下午，原告及其他受害者顾夏瑜到上海市松江区银都西路215号上海爱芭燃气用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芭公司”）找黄、单二人要求核对公司账目及协商归还财产事宜，但遭到黄某甲等人的刻意回避，并被其雇佣的杨书畅、白国刚殴打。在争执过程中原告出于自卫，对侵害人进行了必要限度以内的反抗，应属正当防卫。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原告“系与杨书畅、白国刚等人因琐事发生打架”脱离事实。2、被诉处罚决定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被告于2016年9月13日至14日对原告询问时，滥用职权、刑讯逼供，造成原告身体伤害。9月13日，新桥派出所以询问为名，对原告采取手铐、脚铐等非法讯问、询问手段（讯问室有摄像录音），且在询问期间并未向原告提供任何饮食及饮用水。原告被新桥派出所留置超过24小时后因身体不适送医检查，被诊断为脑动脉供血不足，医院要求留院输液，但被告以“询问期间快到了，先回去做笔录结束询问”为由，将原告带回了派出所。被告于9月14日向原告制作《询问笔录》时，原告对“以保证询问期间正常饮食及休息”提出异议，办案人员称原告未主动提出，故不提供，从而骗取原告在询问笔录上签字。上述情况，原告已向被告信访办、松江检察院信访办投诉，至今无处理意见。3、被告对本案治安案件的办案期限超过法定的30日，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综上，公安机关的不作为和懈怠调查，造成原告及其他第三人合法权益受侵害，并导致纠纷事态扩大。故起诉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
被告松江公安分局辩称：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被诉处罚决定确认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有书证、违法嫌疑人的陈述与申辩、证人证言、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依据该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在作出该处罚决定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向原告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并在听取原告陈述与申辩的基础上对其作出了被诉处罚决定。另，被告于2016年9月13日对原告周亮依法进行了询问查证，期间并无刑讯逼供、威胁恐吓原告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杨书畅述称：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正确，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罚偏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顾夏瑜述称：被告存在滥用职权不作为的行为，应当追究公安机关的刑事责任；事情系因家族财产纠纷引起，我方已向被告多次报警，也向被告信访办进行了投诉，但被告都未作出处理；第三人杨书畅、白国刚存在欺骗、侵占家族财产等行为，我方要求对该两人进行处理，同时要求对民警在处理该事件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但被告一直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综上，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为证明被诉处罚决定合法，被告松江公安分局提供了以下依据、证据：
（一）证明有权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
经质证，原告周亮、第三人杨书畅、顾夏瑜均无异议。
（二）证明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正确的证据：
1、《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周亮、杨书畅、白国刚及顾夏瑜的身份情况；
2、2016年9月13日杨书畅第一次《询问笔录》，证明杨书畅称2016年9月12日14时40分许，其在松江区新桥镇银都西路2XX号X楼公司门口被顾夏瑜和周亮殴打，致使左侧头部流血受伤，期间其无主动攻击行为，保安白国刚也无打人行为，后顾夏瑜逃逸；
3、2016年9月14日杨书畅第二次《询问笔录》，证明杨书畅否认自己有打人行为，并称自己头部的伤势是被顾夏瑜及周亮共同殴打所致，另外，杨书畅拒绝调解；
4、2016年9月13日周亮第一次《询问笔录》，证明周亮称其与顾夏瑜于2016年9月12日14时许，至新桥镇银都西路2XX号X楼爱芭公司门口找该公司老板黄某甲，后顾夏瑜先行离开，过了几分钟周亮看见该公司员工杨书畅走出办公室，遂与对方发生口角，后其被杨书畅及该公司保安白国刚一起殴打，杨书畅用拳头击打了其左侧面部，白国刚用脚踩了其右手，期间，其也用手进行了还击，但不确定是否打到对方，最后其看见杨书畅头部流血；
5、2016年9月14日周亮第二次《询问笔录》，证明周亮否认顾夏瑜有打架的行为，并再次称案发当日其被杨书畅及该公司保安白国刚一起殴打，杨书畅用拳头击打其头部，白国刚用脚踩了其右手大拇指，期间，其也用手进行了还击，但不确定是否打到对方，另，周亮拒绝调解；
6、2016年9月13日顾夏瑜第一次《询问笔录》，证明顾夏瑜称2016年9月12日14时许，其和弟弟周亮一起来到位于新桥镇银都西路2XX号X楼的爱芭公司准备向公司财务讨要相关资料，但其先行离开，未碰到杨书畅，其弟弟周亮与杨书畅打架的时候，其未在现场，没有打架的行为；
7、2016年9月14日顾夏瑜第二次《询问笔录》，证明顾夏瑜否认自己有殴打他人的行为；
8、2016年9月12日白国刚《询问笔录》，证明白国刚称其系银都西路2XX号爱芭公司保安队长，2016年9月12日14时40分许，其看到顾夏瑜和他的弟弟（周亮）对刚走出办公室的小杨（杨书畅）用拳头进行了殴打，小杨也还手打了顾夏瑜和他的弟弟，后双方被劝开，其看见周亮手指受伤，但具体怎么伤的未看到，小杨左侧额头流血受伤，同时，白国刚称现场无监控，也无其他在场证人，并否认自己有殴打他人的行为；
9、2016年9月12日董某某《询问笔录》，证明董某某称2016年9月12日16时30分许，其在松江区银都西路2XX号X楼爱芭公司门口看见有血迹，但未目睹打架过程；
10、2016年9月12日程某某《询问笔录》，证明程某某称2016年9月12日16时许，其在松江区银都西路2XX号X楼爱芭公司门口看见有血迹，但未目睹打架过程；
11、2016年9月12日叶某《询问笔录》，证明叶某称2016年9月12日15时30分许，其在前往松江区银都西路2XX号X楼爱芭公司的楼梯上看到杨书畅脸上有血迹，跟着警察一起下楼，当其来到爱芭公司门口时看见地上有血迹，但未目睹打架过程；
12、2016年9月12日杨书畅伤势照片，证明杨书畅左侧头部外伤的情况；
13、2016年9月12日周亮伤势照片，证明周亮头部及右手拇指外伤的情况；
14、2016年9月30日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林鉴定公司”）《鉴定意见书》，证明经鉴定，杨书畅因外伤致左顶部头皮裂创，构成轻微伤；
15、2016年9月30日枫林鉴定公司《鉴定意见书》，证明经鉴定，周亮右手拇指甲床出血，构成轻微伤；
16、2016年9月14日周亮、杨书畅《辨认笔录》及第1至第4组男性辨认照片，证明周亮、杨书畅各自辨认的情况；
17、2016年9月14日《辨认名单》，证明辨认照片中当事双方的身份情况；
18、2016年9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验伤通知书》，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于案发后向周亮及杨书畅开具验伤通知书进行验伤的情况；
19、2016年12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调解笔录》，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于2016年12月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因周亮不愿接受调解故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
20、2016年12月1日《民警工作情况》，证明周亮违法犯罪前科的情况。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6、7、9-15、17-2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事实是杨书畅、白国刚有殴打原告的行为，原告系正当防卫；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原告于2016年9月13、14日在新桥派出所审讯室接受询问过程中，相关办案人员违反警械的使用规定，在将近24小时的拘留时间内，未向原告提供饮食也未给予休息时间，民警在制作笔录时有诱导的嫌疑，原告称对杨书畅、白国刚的殴打行为是用手进行了抵挡，办案人员询问原告是否是通过手舞的形式阻止杨书畅，原告表示基本是这个情况，于是办案人员在笔录中就直接写明周亮对杨书畅给予了还击；对证据5的合法性有异议，原告在24小时内没有正常饮食、休息，身体极度不适，故在第二次询问过程中，已有点神志不清，其向办案人员提出没有饮食和休息时间，办案人员称其未主动提出，故不予提供，从而骗原告在询问笔录上签字；对证据8的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内容与事实不符，白国刚的身份信息，在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多处矛盾，在被告对白国刚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和身份信息上均显示白国刚为无业人员，但在第三人杨书畅的报警记录及白国刚的询问笔录中，均称白国刚为爱芭公司的保安人员；对证据16，对原告的辨认笔录没有异议，对杨书畅辨认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与真实情况不符，杨书畅与白国刚系长期在爱芭公司工作的同事，没有理由无法辨识，杨书畅报警称白国刚为公司保安，且于9月12日发生了纠纷，不可能于9月14日无法辨认。
第三人杨书畅对证据1-3、8-20无异议；对证据4-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认为与杨书畅的陈述不一致。
第三人顾夏瑜对证据1、4-7、9-11、13-20无异议；证据2、3、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2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伤势另有隐情。
被告发表如下质辩意见：对于证据4、5，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的询问时间超过24小时系违法，证据4中记载原告进入办案区的时间为9月13日17时许，离开办案区的时间为9月14日14时35分，且被告在庭前已向法庭提交了办案区的监控视频作为参考，在视频监控中可以看出，民警在询问过程中，主动询问原告是否需要饮水、提供饮食，但原告未明确表示其需要饮食和饮水；根据公安机关办案区的相关规定，对嫌疑人必须要采取相关措施，以保证嫌疑人的人身安全，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原告存在用头撞击桌板的自伤自残的行为，可见公安机关对其的保护是合理的；原告称因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公安机关在其自伤自残之后应其要求主动带其去医院进行检查，在检查确定没有大碍后再将原告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综上，被告的证据采集合法。
（三）证明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经质证，原告对法律规定本身无异议，但对法律适用的正确性有异议，依照被告的说法系杨书畅与原告互殴，但被告却对两人作出不同的处罚，对杨书畅只作出了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对原告作出了行政拘留七日并处五百元的行政处罚，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反映对两人作出不同处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人杨书畅无异议。
第三人顾夏瑜同意原告的意见，并认为被告在对原告询问时戴上手铐、脚铐，但对杨书畅、白国刚询问时却未戴手铐、脚铐。
被告发表如下质辩意见：公安机关依法传唤嫌疑人时，可以对嫌疑人采取相关措施，原告作为嫌疑人被传唤，而白国刚是作为证人被传唤，公安机关需向其了解案件相关情况。
（四）证明被诉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的法律法规依据及文本材料证据：
法律法规：
1、《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二条；
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五条第（一）、（二）项；
3、《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经质证，原告及第三人顾夏瑜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有异议，认为原告的情况不适用“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的规定，原告的情况不需要反复询问查证，被告在延长的时间内并未对其他人进行新的询问，也未进行进一步调查取证，仅仅是将原告留置在派出所，且在两次询问过程中，被告也未提出任何新的问题，可见案情本身并不复杂；对其余条款均无异议。
第三人杨书畅无异议。
被告发表如下质辩意见：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殴打他人的，最高处罚幅度可以适用拘留。被告经过前期的调查发现现场没有监控，且各方当事人对殴打行为有的不作供述，有的供述不一致，案情比较复杂，故被告对原告的询问查证时间延长至24小时符合法律规定。
文本材料：
1、2016年9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接报案件；
2、2016年9月12日《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依法受理案件；
3、2016年9月14日《呈请伤情鉴定报告书》、2016年9月14日《呈请鉴定聘请书报告书》、2016年9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鉴定聘请书》，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依法呈请对周亮、杨书畅伤势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
4、2016年9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伤情鉴定通知书》，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依法通知周亮、杨书畅进行伤情鉴定的情况；
5、2016年10月12日《送达回执》，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依法将关于周亮及杨书畅伤情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给周亮；
6、2016年10月12日《送达回执》，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依法将关于周亮及杨书畅伤情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给杨书畅；
7、2016年12月1日《送达回执》，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依法将关于杨书畅及白国刚的决定书送达给周亮；
8、2016年12月1日《送达回执》，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依法将关于周亮及顾夏瑜的决定书送达给杨书畅；
9、2016年11月4日《呈请延长办案期限报告书》，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依法呈请延长该案办案期限；
10、2016年12月1日裁决书《行政案件处理报告》，证明被告下属新桥派出所依法呈请对周亮的行政处罚；
11、2016年12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2份，证明被告在对周亮及杨书畅作出处罚决定前，充分听取了双方的陈述与申辩意见，并告知对双方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12、2016年12月1日《行政处罚复核审批表》2份，证明被告依法对周亮及杨书畅申辩进行了复核；
13、2016年12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制作了处罚决定书，并将该决定书送达给周亮，周亮拒绝签字；
14、2016年12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年12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年12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制作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将以上决定书送达分别送达当事人杨书畅、白国刚、顾夏瑜；
15、2016年12月1日《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2016年12月1日《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将对周亮及杨书畅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通知双方家属的情况；
16、2016年12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罚款缴纳通知书》，证明被告通知周亮在规定时间内前往缴纳罚款，周亮拒绝签字的情况。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4、7、8、10、11、13、14、16无异议。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四份送达回执均是将鉴定书送达杨书畅及原告的情况，但送达时间并非是2016年10月12日，而是原告被拘留当日即2016年12月1日，证据5-8送达回执的编号非常靠近，从编号13XX-13XX号均是新桥派出所制作，从被告提供的证据7、8看出编号从13XX号开始，即从10月12日至12月1日，中间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被告仅送达出一份与本案无关的回执，不符合常理；且彭文峰警官的签字在送达时间上有更改，在编号为13XX、13XX、13XX号的回执上，10月份的“0”字有涂改的痕迹，实际作出的时间为12月，办案民警出于惯性写了12月，之后涂改为10月，同时根据原告的陈述，原告从2016年9月下旬从上海返回温州至12月1日被拘留之前，一直在温州正常上班，若法官认为有需要，原告可以提供其上班的考勤记录；从几份送达回执中可明确看到，被告对原告及杨书畅的送达方式为电话告知，却在10月12日时有其本人签字，自相矛盾。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报告书中称本案因案情复杂延期30天，但从伤情鉴定书中可以看出系9月20日受理、9月30日出具鉴定结论的、实际送达日期为12月1日，并非被告陈述的10月12日，呈请延长办案期限报告书中记载的内容与事实存在很大出入，被告是为了弥补其超期的事实，而制作了虚假的呈请延长办案期限报告书。对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复核审批表中承办单位提供意见的时间为2016年12月1日17时15分，松江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作出审核意见的时间为同日17时35分，松江公安分局的复核时间为同日17时51分，每个阶段间隔仅为20分钟，即使通过网上流程进行审核、复核，但时间间隔这么短，对两个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能否认真阅读并完成复核存在异议；对仅通过内部流程，传送的是审批表还是整个卷宗存在异议；两份审批表在盖章、签字位置及形态上完全一致，对杨书畅与周亮的审核、复核时间仅相差1分钟，对于上级部门是否真正进行了审核、复核存在异议。对证据15，对杨书畅的家属通知书无异议，但对原告的家属通知书有异议，被告知晓周亮的哥哥即顾夏瑜在上海，也知晓联系方式，但没有电话联系顾夏瑜，而是采用邮递通知的方式。
第三人杨书畅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顾夏瑜同意原告的意见，另，对证据14的送达方式有异议，其本人及其弟弟、姐姐均居住在上海市松江区银都西路215号，被告也有其联系方式，但却邮寄到一个无效的、收不到的地址。
被告发表如下质辩意见：对于证据4、5，送达回执是一个载体，真正的送达内容是两份鉴定书，2016年10月12日原告不在上海，被告办案民警于该日采用了电话通知的方式，告知原告鉴定书的验伤结果，后于2016年12月1日要求原告确认其是在10月12日知晓鉴定结论的情况，且回执上有原告的签名和捺印；对于证据9，新桥派出所于2016年9月14日聘请枫林鉴定公司法医对杨书畅、周亮的损伤程度进行鉴定，枫林鉴定公司于同年9月20日受理了鉴定申请，但法医于9月14日签收了鉴定聘请书，故鉴定的起算时间应当是从9月14日起算，枫林鉴定公司于同年9月30日作出鉴定意见，但9月30日后是国庆小长假，故被告于小长假后即2016年10月12日去枫林鉴定公司取鉴定意见书，因此办案期限应扣除29天（自9月14日至10月12日）。对于证据1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都是通过网上上传文书进行，故领导可以在20分钟内看到该份复核审批表，且在告知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前，领导已阅看过卷宗，了解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只需对原告就处罚决定提出的异议部分进行审核，另，两张复核审批表涉及的虽然是两份处罚决定，但实际是一个案件，故只需对一个案件进行审查。
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6年9月15日原告双手手腕淤青的照片2张，证明2016年9月13-14日，被告在对原告询问过程中使用脚铐、手铐等约束性警械（被告对此已在庭审中予以认可），被告对原告进行传唤，一开始是在警察办公室进行，直到十多分钟，被告办案民警接到一个电话后，又将原告转移至讯问室，讯问室是有录像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八条的规定，使用警械、约束性措施是有特定要求的，被告违反了上述规定；
2、2016年9月14日原告身体检查的病历、报告、药方等材料，证明被告未在传唤时间内保障原告的饮食和休息，原告在24小时内未进食饮水，导致脑动脉供血不足，验血报告单中存在多个指示箭头，心电图存在T段变化，还开具了输液单，但被告却以办案时间即将超过24小时为由，无视医生的处方，将原告带回派出所，在其身体不适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第二次的询问；
3、2016年9月14日原告的《控告信》1份，证明原告就其在9月13-14日遭到违法传唤的行为向松江检察院和松江公安分局进行控告（这是被告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动机，被告报复原告）；
4、2016年3月25日新桥派出所对顾夏瑜、李某某作出的《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原告、杨书畅及黄某甲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原告及顾夏瑜于2016年及2017年多次到银都西路2XX号（顾夏瑜原居住地）爱芭公司所在地找黄某甲解决经济纠纷，核对账目，但黄某甲指使下属员工多次对原告及顾夏瑜进行人身和财产侵害，李某某在询问笔录中承认了保安对原告及顾夏瑜的殴打行为；
5、2016年8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告知单》1份，2016年9月13日黄某乙向被告信访办提交的信访单1份，2016年7月23日黄某乙向被告提交的《刑事控告状》1份，2016年9月5日顾夏瑜、周亮、黄某乙、叶某等人向被告提交的《刑事控告状》1份，2016年8月17日、8月18日、11月30日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3份，2016年3月26日拍摄的记录黄某乙被殴打、9月9日、9月12日、8月29日及8月30日拍摄的记录黄某甲指使保安阻止顾夏瑜等股东进入厂区并敲诈勒索的照片打印件27张，证明顾夏瑜、原告家族与黄某甲之间一直存在经济纠纷，黄某甲多次指使其下属白国刚、马志民等人对顾夏瑜、原告及其家属进行人身和财产侵害，顾夏瑜、原告等人多次报警、信访、控告，但被告均不作为或懈怠作为，导致原告、杨书畅、顾夏瑜等人的矛盾扩大，同时证明被告对原告、顾夏瑜的控告行为进行报复。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拍摄时间为9月15日，周亮在公安机关在传唤时间为2016年9月13日-14日，不排除有其他致伤的可能性，且这两只手腕是谁的也无法明确，原告在传唤期间存在自伤自残的行为，也不排除系其自己造成；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从病情的病史资料来看，所有的检查时间都是在2016年9月14日上午，是公安机关传唤原告的时间，原告提出身体不适，公安机关已带其去医院检查，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其人身的合法权益；对证据3-5，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可。
第三人杨书畅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明确拍摄时间及被拍摄的人；对证据2、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有诽谤诬陷的嫌疑；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第三人顾夏瑜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杨书畅、顾夏瑜未提供证据。
上述依据、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时均合法有效。被告提供的认定事实和程序方面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中，证据1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4、5，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16年9月12日14时40分许，被告下属机关新桥派出所接第三人杨书畅报警称，其在松江区新桥镇银都西路2XX号X楼被两人殴打。新桥派出所接警后，立即赶往事发现场，并进行了相关调查取证。经查，原告周亮与第三人杨书畅、白国刚因琐事发生口角，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周亮、杨书畅不同程度受伤。新桥派出所于同日进行了立案受理，并向周亮及杨书畅开具了《验伤通知书》，经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验伤，杨书畅的伤势诊断为头部外伤，头皮挫裂伤；经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验伤，周亮的伤势诊断为头部外伤，27牙挫伤，根折待排。2016年9月14日，新桥派出所委托枫林鉴定公司对周亮及杨书畅的伤势情况进行损伤程度鉴定。同月30日，枫林鉴定公司作出两份《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分别为：周亮之右手拇指甲床出血，构成轻微伤；杨书畅因外伤致左顶部头皮裂创，构成轻微伤。新桥派出所于2016年10月12日收到上述《鉴定意见书》，同日将《鉴定意见书》送达杨书畅，因周亮当时不在上海，故于同日电话联系周亮告知其鉴定内容及结论，后于同年12月1日将《鉴定意见书》送达给周亮。同年11月4日，新桥派出所因案情复杂重大依法呈请延长办案期限，被告同意该案延长至2016年12月3日。新桥派出所于同年12月1日组织周亮、杨书畅进行治安调解，因周亮不愿意接受调解，调解未果。新桥派出所于同日告知周亮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及其所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周亮申辩称其是被他人殴打，其并未殴打他人，对行政处罚有异议。新桥派出所认为有证据证明周亮有殴打他人的行为，故拟不采纳其申辩意见。经复核，被告于同日对周亮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2016年9月12日14时40分许，周亮在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银都西路2XX号X楼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周亮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五百元，并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周亮及杨书畅。原告周亮不服，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6年12月1日被告松江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杨书畅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其作出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同日，分别作出两份《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白国刚、顾夏瑜殴打他人的行为证据不足，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分别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松江公安分局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该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告接警后至事发现场进行调查，并依法立案，对在场当事人均进行了详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结合鉴定结论，被告认定原告周亮在事发当时有违法殴打他人致轻微伤的行为，事实清楚。被告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对原告作出拘留七日并罚款五百元的被诉处罚决定法律适用正确，处罚适当。另，被告适用一般程序对原告进行处罚，从受理案件、调查询问、延长办案期限、告知拟处罚决定和相关权利，到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将决定书送达原告及相关当事人，执法程序合法。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并不存在法定应予撤销的情形。另，关于原告称新桥派出所在询问过程中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威胁恐吓的行为，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被告对此也予以否认，故本院不予采信。需指出的是，被告在收到《鉴定意见书》后，先电话告知原告鉴定内容及结论，之后再将《鉴定意见书》送达给原告，并让其进行补签。该送达程序未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关于送达鉴定意见的相关规定，但该瑕疵不足以撤销被诉处罚决定，本院建议被告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引起重视。综上，原告要求判令撤销被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亮负担（已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轶
审 判 员 刘 雅
人民陪审员 倪顺法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徐振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