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占华，男，汉族，1955年7月22日生，工人，现住延吉市。
委托代理人：朱秀明，女，汉族，1953年1月22日生，退休工人，现住延吉市。
委托代理人：黄承浩，吉林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玉臣，男，汉族，1954年4月1日生，无职业，现住延吉市。
原审被告：温革，男，汉族，1967年6月19日生，无职业，现住延吉市。
上诉人杨玉臣、朱占华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延吉市人民法院（2014）延民初字第1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朱占华诉称：原告朱占华与被告杨玉臣原是邻居，亦是同学、朋友。2002年5月，被告找原告说其在延吉市河南街有项工程，让原告给被告的工地运砖，运完后对运费与砖款一起结算，每块砖定价为0.18元（包含运费）。2002年8月至2003年7月，原告给被告工地供应砖，运到后由被告温革验收后出具收条，作为结算凭证。2013年12月末至2014年春节期间，被告杨玉臣分两次共计向原告支付7万元材料款，尚欠50720元未予支付。现被告杨玉臣以各种理由拒绝结算、支付剩余材料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杨玉臣向原告支付材料款50720元及利息32045元（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4月28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贷款利率即6.12%标准计算），共计82765元。
原审被告杨玉臣辩称：原告所售的红砖不是被告杨玉臣买的，是由延吉市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宅公司”）第十九项目部购买，原告应向住宅公司第十九项目部索要砖款及利息，与被告无关。
原审被告温革辩称，我只是材料员，负责收货、出验货收据，其余的事宜不清楚。
原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朱占华与被告杨玉臣原是邻居，亦是同学、朋友关系。2002年8月20日，住宅公司与延边康泰制药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住宅公司承包延边康泰制药有限公司的厂房工程，工程地点是延吉市天池路96号，工程内容是6100平方米厂房、四层框架，施工期间为2002年8月23日至2003年8月31日，合同价款为300万元。2003年4月10日，被告杨玉臣与住宅公司签订合同，约定：被告杨玉臣在延吉市天池路96号州党校对面承建了延边康泰制药有限公司的厂房一栋，面积6100平方米、四层框架结构，被告杨玉臣在承建该工程时，住宅公司为杨玉臣提供施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施工企业建筑资质证书等相关手续。杨玉臣使用住宅公司施工手续，须支付给住宅公司管理费，标准为土建工程造价的1%，即300万×1%=3万元人民币。住宅公司协助被告杨玉臣办理该工程至竣工后的一切手续，而该工程所应交纳的各项税费由被告杨玉臣负责交纳。住宅公司无权干涉杨玉臣在施工中的任何经济事项，也不为杨玉臣提供任何经济担保等事项。此项工程中，住宅公司全权委托延吉市村镇建设发展公司代表住宅公司同被告杨玉臣签订本合同及履行本合同的各项条款。并对管理费的支付形式、工程质量、工期及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杨玉臣施工建设该项工程。2002年8月24日至2003年7月30日，原告陆续向被告杨玉臣承建工程的工地即延边康泰制药有限公司的厂房施工处运送红砖，送货后由材料员温革或狄淑梅签字确认收货，并为原告出具收条，收条中注明每次送砖的数量及单价，经计算，货款共计120720元。
2005年，住宅公司将延边康泰制药有限公司诉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13日作出（2005）延州民一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判决该案被告延边康泰制药有限公司向该案原告即住宅公司支付工程款3695495元及利息。被告杨玉臣为该案原告住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2014年1月，被告杨玉臣在前述为原告出具的120720元收条中取回价值7.2万元的供砖收条后，支付给原告购砖款7万元，余款50720元至今未付。另查，被告温革与被告杨玉臣系亲属关系（杨玉臣系温革的舅舅），被告杨玉臣在向原告购买红砖期间系延吉市住宅建设有限公司第十九项目部经理。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杨玉臣虽不认可与原告朱占华存在口头买卖协议，但根据被告杨玉臣提供的其与案外人住宅公司签订的书面合同，证明了被告杨玉臣使用住宅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施工企业建筑资质证书等手续，承建延边康泰制药有限公司厂房工程，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同时，双方亦约定：在施工过程中，住宅公司不干涉被告杨玉臣的任何经济事项。结合原、被告双方举证、本案认定的事实及被告杨玉臣已向原告支付7万元货款的事实，能够证明原告朱占华与被告杨玉臣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本案被告杨玉臣拖欠原告货款5072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杨玉臣支付剩余货款5072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对利息及违约责任均无约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杨玉臣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贷款利率即6.12%的标准自2004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杨玉臣应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玉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向原告朱占华支付货款50720元及利息（自2014年4月28日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被告杨玉臣未按本判决指定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朱占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朱占华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有效，判令被上诉人支付货款50720元，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对支付利息的起止时间的认定不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请求在原审判决基础上改判被上诉人按照中国人民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从2004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35133.74元。
被上诉人杨玉臣辩称：2010年11月9日我和朱占华签写过一份协议书，协议书内容就是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有结果后我们再结算，因此，到了这时候才能谈到利息的问题，利息不应该给。
杨玉臣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上诉人向原审提供了委托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5）延州民一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合同书，证明上诉人在该工程上是代理人，不是承包人、投资人。被上诉人错误提供一份合同书，后来发现盖的是延吉市村镇建设发展公司的章，并不是延吉市住宅公司（简称住宅公司）的章，是延吉市村镇发展公司所为，想让项目部给公司交管理费创收，被上诉人要求撤回该合同书没有得到准许。上诉人认为依据这份合同书认定上诉人是工程承包人是错误的。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两次支付给朱占华砖款共计7万元就要负责到底是错误的，上诉人垫付钱是在朱占华多次到单位闹的情况下垫付的，有收条作证。原审判决上诉人向朱占华支付50720元，实际投资人杨玉清已经支付给朱占华15000元，上诉人和朱占华在法庭上论过，朱占华也承认有其事，但原审没有减掉该15000元。原审开庭后上诉人申请原审调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5）延州民一终字第24号案件材料，以便证明上诉人并不是真正的承包人和投资人，但原审没有准许。上诉人已经调取了上述卷宗内的确认书和投资人领取执行款的两张收据。确认书明确写明前期公司没有资金投入，由杨玉清为此工程投入全部资金，公司确认并同意将法院执行款全部支付给杨玉清，实际有两张杨玉清领取执行款的收据。被上诉人朱占华起诉主体错误，事实上工程不是上诉人所承包和投资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确认，红砖用到康泰制药有限公司的厂房工程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工程开工期间上诉人是项目经理、代理人而已，债权已经指定转移他人，物权也应当跟着同时转移他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作出合理判决，被上诉人负担诉讼费。
被上诉人朱占华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朱占华与杨玉臣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判令杨玉臣向朱占华支付货款50720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杨玉臣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上诉，支持被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证据恰恰证明上诉人是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是个人挂靠于住宅公司，应由上诉人独立承担责任。至于合同书内加盖的村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章的问题，杨玉臣在原审庭审笔录中作出如下陈述（第五页第一行）:“问：本合同书是被告1（杨玉臣）与延吉市村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为何甲方写的是住宅公司？答：村镇公司是住宅公司的分公司，本合同是我与住宅公司签订的，合同第6页约定了住宅公司委托村镇公司与我签订本合同及履行合同义务。”因此，本案中不存在错误提供证据的问题。2.被上诉人一直恳求上诉人支付砖款，并没有到单位闹过事，也没有威胁和胁迫，只是一再恳求，一让再让，一拖再拖。后来上诉人也许受良心的谴责，自己自愿向上诉人抵押了房屋产权证。后来2010年11月9日双方达成书面协议，上诉人承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有结果后结算，并先支付7万元，所以把抵押的房屋产权证还给了上诉人，不存在胁迫、威胁、闹事和垫付的问题。3.被上诉人和杨玉清之间发生的15000元是一种借贷关系，是另一种法律关系，借贷关系的前提是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得到全部货款以后偿还给杨玉清，因此与上诉人无关。我们在原审休庭时私下谈过，但依照上诉人的要求，没有正式提到法庭上，所以原审对此事不了解，没有审理。上诉人是为了把付款责任推给杨玉清，说杨玉清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的全部执行款都拿走了，一再鼓动被上诉人直接起诉杨玉清。但被上诉人是基于上诉人的要求，加上老朋友关系和信任，才把红砖赊账给上诉人个人承包的工地，与他人没有关系。所以，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把上诉人作为被告起诉，但在原审中上诉人一直主张被上诉人送的红砖用在了住宅公司第19项目部工地上，砖款及利息应向第19项目部索要，与上诉人无关，但没有提到过应向杨玉清索要，也不让被上诉人向法庭提及杨玉清借给15000元的事情。其目的就是把支付货款的义务推给名存实亡，徒有虚名的第19项目部。原审判决确认上诉人的挂靠关系和实际承包人的身份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不再提及第19项目部，而且直接以杨玉清是实际投资人，并以拿走全部执行款为由，把付款责任推给杨玉清，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4.被上诉人已经调取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住宅公司法定代表人池铜新作出的调查笔录，池铜新陈述：“是杨玉臣，这个工程是他施工的，是挂靠我公司的，管理费交给我公司下属的村镇发展公司，住宅公司只是在合同上盖章。”这份调查笔录与合同书内容相吻合，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是挂靠于住宅公司，是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和施工人，也是该工程的债权、债务的责任人。与朱占华发生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杨玉臣，而不是第19项目部，更不是杨玉清。5.首先，住宅公司让上诉人借用其资质和企业名义，并收取了管理费。其次，住宅公司在施工工程和后来的诉讼以及执行过程中除了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外，没有干涉上诉人在施工中的任何经济事项，也没有提供任何经济担保，让上诉人自负盈亏，没有占有、支配执行款，只不过是提供程序上的帮助。再次，住宅公司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让上诉人以该公司项目部经理的身份全权代理，判决后于2011年12月19日让上诉人继续代理执行一事。实际上住宅公司是一直按照合同约定为上诉人实现债权提供手续和方便，并没有干涉和参与上诉人的债权、债务的处理，也没有享有和行使任何实体权利。至于在执行过程中为什么变更代理人、为什么杨玉清拿走执行款，这是他们之间发生的另一种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杨玉臣和杨玉清是亲兄弟，其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应由他们自行解决。另外，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2013年8月30日杨玉臣签字的收据显示，杨玉臣从执行局领取了执行款94000元。
原审被告温革未答辩。
二审中，上诉人朱占华提供如下证据：
1.2006年5月1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一份。证明：住宅公司与延边康泰制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案，即（2005）延州民一初字第24号案件的实际债权人是杨玉臣，该工程实际施工人是杨玉臣，是挂靠在住宅公司名下施工的。这份调查笔录和住宅公司和杨玉臣在2003年4月10日签订的合同内容吻合、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杨玉臣是挂靠在住宅公司施工的。
2.2011年12月19日住宅公司委托书一份。证明：（1）住宅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按合同约定，为了协助挂靠人杨玉臣实现工程款债权，从程序上出具了委托书，杨玉臣实体上享有债权人的全部权利，住宅公司根本没有掌控执行款。（2）杨玉臣的委托代理期限是该案的全部工程款款项执行为止。（3）在执行后期，住宅公司把杨玉臣变更为杨玉清，这是他们三家之间的内部问题，与朱占华的买卖合同没有关系。住宅公司根本没有占有支配执行款。
3．2013年8月30日收据。证明：杨玉臣于2013年8月30日以实际承包人的名义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取走了94000元执行款。
上诉人杨玉臣提供如下证据：
1.确认书一份、收据三张、申请书二份。证明：本案工程不是上诉人挂靠住宅公司名义施工的，是完全由住宅公司掌控的，是由杨玉清全部投资的。
2.2010年11月9日协议书一份。证明：如果上诉人应支付给朱占华红砖款的话，应该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5）延州民一初字第24号案件执行款结清以后才能谈利息的问题。
3.2013年8月3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一份。证明：（2005）延州民一初字第24号案件执行款需要通过杨玉清同意以后才能支配，杨玉清才是工程的投资人和承包人。
4.收条两张。证明：上诉人在2013年12月15日和2014年1月28日分两次垫付给朱占华砖款，共7万元。
5.延吉市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一份、欠条一份、收条一份。证明：上诉人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领取的94000元，除了支付给朱占华7万元，另外支付给了工地欠施清文木材款。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杨玉臣对朱占华提供的1号证据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采信该证据。杨玉臣对朱占华提供的2、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朱占华对杨玉臣提供的1-3、5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朱占华对杨玉臣提供的4号证据的形成时间和支付金额无异议，但主张其向杨玉臣出具收条时没有“杨玉臣垫付”的字样，该字样是杨玉臣后填写的。杨玉臣亦承认收条内“杨玉臣垫付”的字样是自己填写的。本院认为，杨玉臣在朱占华向其出具的收条内填写了有利于其抗辩主张的内容，故朱占华的异议成立，对收条中“杨玉臣垫付”的内容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朱占华与杨玉臣口头达成红砖买卖协议，约定每块红砖0.18元，由朱占华负责运送到杨玉臣指定的工地，没有约定付款期限。2010年11月9日，杨玉臣与朱占华签写了一份协议书，内容为：“待州法院有了结果，我们再结算。”杨玉臣、朱占华均认可该协议中“州法院有了结果”指的是住宅公司诉延边康泰制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案，朱占华提供的红砖用在了该案工程。本院对该案作出的（2005）延州民一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住宅公司于2005年11月15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1年4月19日作出（2011）延中执恢字第8号执行裁定，该案执行结案。杨玉臣于2013年12月15日支付给朱占华5万元，2014年1月28日支付给朱占华2万元，剩余砖款50720元至今未付。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住宅公司和杨玉清是否知道工程还欠朱占华砖款？”的询问，杨玉臣陈述：“我找池铜新说过，但是池铜新说我已经把所有的工程款都让杨玉清支配了，所以朱占华应该找杨玉清要。我也跟杨玉清说过支付朱占华砖款，但是杨玉清没有表态这个砖款应该他来付。”
本院认为，杨玉臣与朱占华约定买卖红砖，同时约定红砖价款、运输方式，后又与朱占华约定结算时间，并支付了部分红砖款，故原审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为杨玉臣并无不当。杨玉臣提出自己是住宅公司项目部经理，是代公司购买的红砖，又主张涉案工程的实际投资人为案外人杨玉清，朱占华应向住宅公司或杨玉清主张权利，但未能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且其自认住宅公司和杨玉清均未作出支付涉案砖款的意思表示，故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杨玉臣提出案外人杨玉清向朱占华支付的15000元应从涉案砖款中扣除，但其在一审中未提出该项请求，朱占华主张该款为借款并不是涉案砖款，且不同意调解，故二审不予审理。
朱占华、杨玉臣在本院作出（2005）延州民一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后约定该案有了结果再结算，应视为约定该案执行结案后付款。该案于2011年4月19日执行结案，但杨玉臣未支付红砖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杨玉臣应从2011年4月20日起向朱占华支付利息损失，原审认定从朱占华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不当，朱占华主张应从2004年起支付利息理由亦不成立。
综上，上诉人杨玉臣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朱占华的部分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部分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4）延民初字第197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延吉市人民法院（2014）延民初字第197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杨玉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占华支付红砖款5072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120720元从2011年4月20日起计算至2013年12月14日止；70720元从2013年12月15日起计算至2014年1月27日止；50720元从2014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如果杨玉臣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69元，其他诉讼费用80元，共计1949元（朱占华预交），由朱占华负担601元，杨玉臣负担13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70元（朱占华预交601元，杨玉臣预交1869元），由朱占华负担601元，杨玉臣负担186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一
审判员 俞顺花
审判员 徐宝红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朴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