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117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长生，男，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莲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心红，女，195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莲湖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治，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华，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昌奋，男，194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
原审被告：赵昕，男，197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长安区。
第三人：张桂林，男，1940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
第三人：周治连，男，195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
第三人：刘文琪，男，194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
第三人：靳望康，男，196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
第三人：李存兄，女，196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
第三人：史向东，男，194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
上诉人胡长生、王心红因与被上诉人黄昌奋、原审被告赵昕，第三人张桂林、周治连、刘文琪、靳望康、李存兄、史向东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7）陕0104民初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长生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黄昌奋要求其支付股权受让款293333.33元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王心红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黄昌奋要求其支付股权受让款186666.67元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公司调整备忘录虽然有上诉人、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的签字，但未涉及股权转让比例、股权转让时间、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时间等具体约定，不具备股权转让合同的要件，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调整备忘录上载明股东调整及占股比例与事实不符。2、公司股权转让、调整表召集程序不符合公司法规定，涉及内容也与陕西超波传感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超波公司）股权结构不符，其中许平非公司股东；3、由于公司调整备忘录未约定具体股权转让比例及条件，且应给被上诉人补偿的是新公司，黄昌奋所诉主体错误；另外，上述股权转让也未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主张的股权受让款己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丧失胜诉权。
被上诉人黄昌奋答辩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赵昕、第三人周治连、李存兄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其同意黄昌奋的意见。
第三人刘文琪、靳望康、史向东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昌奋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胡长生支付股权转让款293333.33元；2、判令王心红支付股权转让款186666.67元；3、判令赵昕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元；4、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超波公司于2001年7月份进行工商设立登记，该公司由八名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60万元，其中黄昌奋、赵昕各出资15万元，股份比例均为25%；第三人张桂林、周治连、刘文琪、靳望康、李存兄、史向东各投资5万元，均占股份比例为8.3%。黄昌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公司董事长。
2012年1月，因各第三人年龄、身体状况等原因，与黄昌奋达成股权转让合意，约定由黄昌奋受让各第三人名下的8.3%股权，由黄昌奋向各第三人分别支付5万元股权转让的对价，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接受对价后，各第三人股东均授权黄昌奋对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进行处分。此后，各第三人亦不再参与公司经营活动。
2013年2月25日，超波公司股东与胡长生、王心红共同形成《关于转让、调整公司股份的会议决定》，记载：原公司股东九人、新股东二人全部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总经理赵昕关于经营情况的通报，听取了董事长黄昌奋关于同意转让、调整公司股东构成、成立新的公司股东会等提议。同日，各股东签署了《公司股份转让、调整表》，调整后的股权比例为赵昕28%；王心红28%；胡长生44%。其中，出让方记载股东许平持股比例为8.33%。对此，庭审中黄昌奋称：许平实际向公司进行了投资，隐名于黄昌奋股份名下，许平的股份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后黄昌奋与许平之间就股权问题已合意处理完毕，双方之间无争议。
2013年2月25日，黄昌奋与胡长生、王心红、赵昕形成《公司调整备忘录》，约定：第一条、黄昌奋年事已高，调整后的公司同意黄昌奋撤出全部公司股份，不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活动；第三条、调整后的公司股东由胡长生、王心红、赵昕三人组成；第五条、新公司支付给黄昌奋五十万元，作为原公司股东注册资金的补偿，该笔款于2014年底前付清；黄昌奋作为原公司股东代表，负责协调、处理原公司股东的所有有关公司股权的争议或纠纷；第六条、原超波公司的法律责任和债权债务由黄昌奋承担，与新公司无关；本备忘录签署生效后，超波公司董事长由胡长生担任，今后新公司所有事务均与黄昌奋无关。同日，黄昌奋与公司代表签署交接清单，将公司全部资质文件、公司印章、财税务资料、保险柜钥匙等进行移交。
2013年4月15日，超波公司形成临时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向工商部门提交备案。修正案记载公司股东及出资情况为：张桂林、周治连、刘文琪、靳望康、李存兄、史向东各出资5万元，股份比例为8.3%；胡长生、赵昕各出资15万元，股份比例为25%。同时，向工商部门提交了黄昌奋与胡长生2013年4月15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记载黄昌奋在超波公司持有25%的股权，以15万元对价转让给胡长生，由胡长生在协议签订后10日内向黄昌奋支付。
另查明，自2013年2月起，超波公司由胡长生、王心红、赵昕实际经营；黄昌奋、张桂林、周治连、刘文琪、靳望康、李存兄、史向东均再参与公司管理和经营。胡长生、王心红、赵昕和超波公司均未向黄昌奋支付款项。
原审法院认为，超波公司在2012年之前，系由黄昌奋、赵昕等八名自然人出资设立，且登记于工商信息中，各股东均实际出资，股东身份合法有效。2012年1月份，六名第三人与黄昌奋达成合意，将各自持有的股份转让给黄昌奋，由黄昌奋支付了对价。虽然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备案，但其实际亦不再参与公司经营活动；在本案诉讼中，各第三人均认可出让股权给黄昌奋的事实，且对黄昌奋将各第三人的股权的处分行为亦表示认可。故认定至2012年初，该公司实际股东为黄昌奋和赵昕，其中黄昌奋占有的股份比例为75%，赵昕为25%。
2013年2月25日，黄昌奋与胡长生、王心红、赵昕共同签署的《公司调整备忘录》和《公司股权转让、调整表》中，载明超波公司的股东调整为胡长生、王心红和赵昕，分别占股比例为44%、28%、28%。根据《备忘录》记载可以认定：黄昌奋将原持有的44%股权出让与胡长生，28%股权出让给王心红，3%股权出让给赵昕。《公司备忘录》中记载黄昌奋出让股权应获得对价为50万元，出让股权比例为75%，按照各自获得股权比例，胡长生应当向黄昌奋支付股权受让金293333.33元（计算方法为44%÷75%×500000元）；王心红应当向黄昌奋支付股权受让金186666.67元（计算方法为28%÷75%×500000元）；赵昕应当向黄昌奋支付股权受让金20000元（计算方法为(28%-25%)÷75%×500000元）。《备忘录》签署后，超波公司实际亦由胡长生、王心红、赵昕三人经营管理，黄昌奋不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亦未再获得公司盈余分配。故认定自《备忘录》签署后，黄昌奋及第三人均不再是该公司股东。
关于本案中出现的《公司调整备忘录》和2013年4月15日在工商部门备案的黄昌奋与胡长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不一致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价格应以双方之真实意思表示为准。一份为双方在充分协商基础上签订的备忘录；另外一份为放置于工商登记材料备案中。与后一份协议同时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还有一份临时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显示六名第三人参与了决议活动，此显然与事实不符；后一份协议使用的为工商机关提供的格式模板。工商登记只是产生外部效力，主要针对他人而言，而股东之间的约定则当然应以当事人之真实意思表示为准。即使《备忘录》所涉内容未办理工商登记，也并不影响其本身效力。现黄昌奋请求各被告分别按照受让的股权比例，依照各方签署的《备忘录》的约定，支付股权受让的对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王心红以其股权没有进行工商登记而无效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胡长生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黄昌奋支付股权受让款293333.33元；二、王心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黄昌奋支付股权受让款186666.67元；三、赵昕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黄昌奋支付股权受让款20000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审理中，上诉人提交史向东、靳望康、李存兄与受让方王心红的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受让他们三人8.3%的股权，王心红的股权是24.9%股权。证明黄昌奋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其不享有上述股权协议中所涉的股权，王心红与黄昌奋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黄昌奋无权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黄昌奋质证认为，协议属实，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赵昕、李存兄、周治连均表示认可黄昌奋的意见。黄昌奋提供一份电话录音，称胡长生是同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只是当时没钱。上诉人质证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审判决胡长生向黄昌奋支付股权受让款293333.33元、王心红向黄昌奋支付股权受让款186666.67元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2012年1月份，六名第三人将各自持有的股份转让与黄昌奋，由黄昌奋支付了对价。虽然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备案，但相关当事人对该事实以及黄昌奋对第三人股权的处分行为均无异议。故原审法院认定至2012年初，该公司实际股东为黄昌奋和赵昕，其中黄昌奋占有的股份比例为75%，赵昕为25%应属正确。
2013年2月25日，黄昌奋与胡长生、王心红、赵昕共同签署的《公司调整备忘录》和《公司股权转让、调整表》中，载明超波公司的股东调整为胡长生、王心红和赵昕，分别占股比例为44%、28%、28%。根据《备忘录》记载可以认定：黄昌奋将原持有的44%股权出让与胡长生，28%股权出让给王心红，3%股权出让给赵昕，且均有上诉人胡长生、王心红的亲笔签字。《公司调整备忘录》和《公司股权转让、调整表》中，虽未写明胡长生、王心红、赵昕三人各自应付款项的数额，但根据《公司备忘录》中记载黄昌奋出让股权应获得对价为50万元，以及三人各自受让股权的比例，可以确定各受让人应支付的具体数额，故上诉人称《公司调整备忘录》和《公司股权转让、调整表》不具备履行条件，其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上诉人称转让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问题，非本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本案不予涉及。二审中，上诉人还提出诉讼时效问题，经查，《公司调整备忘录》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2014年底，故黄昌奋的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胡长生预交5700元，由胡长生负担；王心红预交4033元，由王心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段红军
审判员 岳新文
审判员 张如领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