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5民终28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阮红霞，女，汉族，1980年7月29日出生，住当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晨泉，湖北君任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英，女，汉族，1955年10月19日出生，住当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功喜（系刘文英妹夫），男，汉族，1974年4月12日出生，住湖南省邵东县。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阮红霞因与被上诉人刘文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当阳市人民法院（2017）鄂0582民初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阮红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晨泉，被上诉人刘文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功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阮红霞上诉请求：1、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文英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关于借条。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沾亲带故的关系，2011年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介绍，认识了上诉人工作的老板（祝某）。随后被上诉人与祝某达成借款合意，后因双方账目问题，被上诉人为了收取借贷款项的方便，要求上诉人为其书写一张欠条。于是上诉人在2013年12月1日出具《欠条》一张。因被上诉人无法从祝某处收回借款，2016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带人找到上诉人后逼迫在事先打印好的借条上签字，因当时对方威胁并胁迫自己，无奈只好签字。上诉人出具的借条签名并非自己的真实意思表达。一审法院未对前后借条的真实意思作充分审查，仅凭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有违于公平、公正；（2）关于查明借贷资金。依据《合同法》第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九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依照“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六项45条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全部证据，应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相互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于形式要件有瑕疵的“欠条”或“收条”等，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首先，一审中被上诉人叙述，借款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入上诉人银行卡，并不能提供转账明细及凭证，但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供的转账记录作为认定的依据（银行记录反映的时间及金额都无法核实）。被上诉人认为在举证责任不公平的情况下对借贷关系事实认定是严重错误，既不能认定双方有真实的借贷关系，更不能认定被上诉人有向上诉人汇款的事实。其次，因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祝某三者存在亲属及工作上隶属的关系，对三者之间百万金额（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祝某出借1200000元，向上诉人出借100000元)的往来事项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来龙去脉，只是片面的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同时一审法院也未严格对被上诉人的经济状况、资金来源、能力进行审查，更没有审查与被上诉人有真实借贷关系（祝某）的借款用途以及资金流向，一审法院的审理明显有违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避重就轻的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明显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不够清楚。同时，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三方是经“结算”所欠款项，但未查明为何事、何项目结算而欠款，但一审中并未查明“结算”的事由，而是直接认定了借贷关系的存在。上诉人在答辩过程中明确表明，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贷的事实，只是因为亲属关系为了方便对方的资金操作而写了欠条。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楚及举证责任严重不公，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后公正裁判。
刘文英辩称，1、上诉人的陈述和上诉请求过于牵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一审已确认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其所称系受胁迫签字没有提交证据证明；2、关于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没有查清事实的问题，因祝某的借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是上诉人在混淆视听；3、关于上诉人所称的款项来源问题，一审已提交了相应的汇款凭证，上诉人也承认与被上诉人有款项往来的事实。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刘文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阮红霞立即偿还100000元及约定利息70000元（月息2%，从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止共35个月），共计170000元；2、判令阮红霞从2016年12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按约定利息向刘文英支付相应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阮红霞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至2013年12月1日，阮红霞在祝某处从事财会工作，刘文英将233078元转入阮红霞的账户出借给祝某。2013年12月1日，祝某与阮红霞、刘文英三方经结算，祝某借刘文英1200000元，阮红霞借刘文英100000元，阮红霞给刘文英出具了《欠条》，内容为“今借到刘文英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月息两分），借款人：阮红霞。2013.12.1”。2016年11月30日，祝某与刘文英、阮红霞三方再次算账确认，阮红霞借刘文英100000元，阮红霞向刘文英出具了《借条》，内容为“本人于2013年9月7日向刘文英借款壹拾万元整，月息2%（计息时间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止）。此前借据作废，借款人：阮红霞。2016年11月30日”。阮红霞在原“欠条”上注明“条据作废。2016.11.30。阮红霞”。刘文英催讨无果，以致成诉。一审法院认为，阮红霞向刘文英借款100000元的事实，有阮红霞的借条以及双方之间的转账记录为证，足以认定，阮红霞应予清偿。刘文英要求阮红霞偿还本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刘文英请求阮红霞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双方对利息有明确约定，且符合法律规定，自2014年1月1日起自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月息2%予以支持。阮红霞辩称出具借条是为了帮助刘文英向别人讨要借款，阮红霞系大专学历，对借条的含义应有足够的认知能力，且阮红霞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阮红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文英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从2014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二、驳回原告刘文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18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阮红霞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证人祝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仅能证明祝某委托阮红霞向刘文英借款的事实，无法证明阮红霞与刘文英之间是否发生过借贷关系。阮红霞申请证人祝某出庭作证不能达到其要证明本案所涉借条系祝某委托阮红霞向刘文英借款之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刘文英一审提交的《借条》及转账记录可以证实阮红霞向刘文英借款10万元的事实。阮红霞二审申请证人祝某出庭作证，但祝某庭审证言仅能证明其公司曾委托阮红霞向刘文英借款，并经对账后于2016年12月向刘文英出具过借款120万元《借条》的事实。阮红霞在与刘文英对账后，于2016年11月30日向刘文英出具《借条》，刘文英上诉称出具该《借条》系受胁迫所致，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另因该《借条》形成时间在祝某向刘文英出具《借条》之前，且阮红霞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又一直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员，如果其向刘文英出具《借条》所载明的借款10万元包含于祝某向刘文英借款120万元内，那么在三方对账并由祝某出具《借条》时收回案涉《借条》（或在后形成的《借条》上注明）才符合常理，而阮红霞对之也无法作出合理的说明。故上诉人阮红霞关于案涉《借条》载明的10万元系祝某向刘文英的借款，《借条》是受胁迫签字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阮红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阮红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兆勇
审判员 赵春红
审判员 肖小月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张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