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民四终字第0004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东大街1号。代表人：康敏，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彭毅，系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易凯，重庆蓝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四川佳轮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合江县合江镇符信路28号。法定代表人：李星霖，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陈卿，湖北鼎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宜昌九五船舶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环城东路60号。法定代表人：向旭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汪昌平，重庆汇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以下简称重轮乐山分公司）因与四川佳轮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轮公司）、宜昌九五船舶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五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4月9日、5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重轮乐山分公司委托代理人彭毅、易凯，被上诉人佳轮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星霖、委托代理人陈卿，被上诉人九五公司委托代理人汪昌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轮乐山分公司一审诉请法院判令：1、佳轮公司、九五公司告连带赔偿损失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8302997.56元（包括运杂费损失和三份已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货物损失）；2、佳轮公司、九五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2月28日，四川金安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安公司）与重轮乐山分公司签订APPJA（储运）2011第001号纸浆运输服务合同（含附件A），双方约定由重轮乐山分公司承运金安公司从四川雅安工厂发往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东公司）码头的竹浆，包干运价为每风干吨305元，由金安公司向重轮乐山分公司支付，合同有效期自20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6月30日止。2011年5月9日，金东公司与金安公司签订11GE018JA号竹浆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由金东公司向金安公司订购4000吨漂白竹浆，货物单价为每吨5205元，款到发货，镇江金东码头舱底交货。金东公司先后于2011年5月17日、20日、25日向金安公司支付货款共计2082万元，金安公司随即出具权益转让书，将上述4000吨漂白竹浆的所有权全部转移给金东公司。2011年6月，重轮乐山分公司组织陆路、水路联运，将上述合同项下的2000吨竹浆从四川雅安运至宜宾港。重轮乐山分公司为此已实际向乐山祥平装卸运输有限公司支出从乐山马鞍山码头至宜宾港的水运费66000元、吊装费6000元。2011年6月，厦门建发纸业有限公司受成都建发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建发公司）委托，向四川永丰浆纸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一批竹浆，双方签订2011-SCYF-0604号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货物单价为每吨5400元，数量为1050吨（正负10%），工厂交货。四川永丰浆纸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全额货款后，交付了上述合同项下竹浆1000.12吨。与此同时，成都建发公司与重轮乐山分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约定由重轮乐山分公司将成都建发公司托运的价值5400648元的永丰竹浆，从犍为下渡码头运至上海港，并特别约定由船方理货，以水路货物运单为准，如有货损、货差，在保险范围外的，重轮乐山分公司按照出厂价赔偿，在保险范围内的，重轮乐山分公司补足保险赔付后不足的部分，货物保险由成都建发公司承担费用，委托重轮乐山分公司办理，被保险人为成都建发公司。随后，重轮乐山分公司组织“祥平158”轮、“祥平168”轮、“东乐1号”轮将上述竹浆从犍为下渡码头分批运至宜宾港。为此，重轮乐山分公司已实际支出从犍为码头至宜宾港吊装费17000.96元、水运费30003.6元。2011年6月13日，重轮乐山分公司与佳轮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约定由佳轮公司将前述2000吨浆板从宜宾港运至镇江金东码头，将1000吨浆板运至上海港，运价为每吨120元。合同签订后，佳轮公司因船舶发生事故无法承运，即与重轮乐山分公司联系是否可以换船，重轮乐山分公司同意。佳轮公司联系了九五公司，告知运输价格不变，并将与重轮乐山分公司订立的合同条款传真给九五公司，九五公司同意承运。重轮乐山分公司也同意由九五公司“九五118”轮承运。同年6月15日，重轮乐山分公司向佳轮公司汇付运费8万元。佳轮公司收到后将8万元运费以现金方式付给九五公司。之后，“九五118”轮在宜宾港受载了上述货物。同年6月20日，重轮乐山分公司签发0911215号水路货物运单，运单载明托运人为成都建发公司，收货人为建发纸业，承运人为重轮乐山分公司，实际承运人为“九五118”轮，起运港为宜宾港，目的港为镇江港，货物为1000.12吨竹浆。同年6月21日，重轮乐山分公司签发0910794号水路货物运单，运单载明托运人为金安公司，收货人为金东公司，承运人为重轮乐山分公司，实际承运人为“九五118”轮，起运港为宜宾港，目的港为镇江港，货物为2000吨竹浆。以上两份运单，承运人处均加盖了重轮乐山分公司的印章，实际承运人处由“九五118”轮向青山船长签字。运单首部载有“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有关权利、义务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的内容。2011年6月15日，重轮乐山分公司依约代成都建发公司向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永安保险公司）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险，投保单载明保险金额为5060607.20元，宜宾港至上海港区段的承运船舶为“九五118”轮。永安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签发AEAD0001SGA2011B000017号保险单，保险单所载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成都建发公司。2011年6月23日，“九五118”轮装货完毕，货物总重3000吨。次日0805时，该轮从长江宜宾天原码头起航。当日0815时，该轮在掉头作业过程中，发生触礁事故，导致船体破损，船舶左舷进水沉没，货物毁损、灭失。翠屏海事处及时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并展开事故调查、组织专家论证。2011年7月16日，佳轮公司（甲方）与九五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海损事故赔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2011年6月13日，甲方受乙方委托代表乙方以甲方名义与重轮乐山分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约定由佳轮公司承运3000吨浆板，从宜宾运往镇江、上海。同月24日，“九五118”轮发生海事事故沉没，货物全损。经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受乙方委托代其签订《运输协议》，未收取乙方任何费用，没有获得任何利益，甲方不承担本次海损事故的任何责任。二、根据“权利平等、义务平衡”原则，甲方在《运输协议》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实际承运人乙方享有和承担。因此，本次海损事故中产生的一切经济赔偿责任由乙方承担。该协议书由佳轮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星霖和九五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明玉宁签字确认。事故发生后，金东公司委托平量行保险公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量行公司）对货物损失情况进行检验，成都建发公司向永安保险公司报案。重轮乐山分公司赶往现场打捞施救，并与佳轮公司、九五公司、永安保险公司、平量行公司协商对残存货物进行处理。2011年7月28日，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重轮四川分公司）按金安公司的指示，向其汇付货物残值款578973.41元。同日，重轮乐山分公司向成都建发公司支付货物残值款224026.59元。2011年8月28日，翠屏海事处出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该结论书载明：“九五118”轮所有人和经营人为九五公司；事故时间为2011年6月24日。该结论书认定：“九五118”轮在掉头作业过程中回舵过早，当回旋水域不足时，盲目使用双快进车助舵，是导致涉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此次事故是船舶驾驶人员操作不当和临危处置不当造成的单方水上交通责任事故。2011年8月30日，成都建发公司确认其因涉案事故遭受货物损失5176621.41元，并向重轮乐山分公司提出索赔，其后又向永安保险公司提出索赔。2012年4月25日，永安保险公司确定，就涉案事故向成都建发公司支付保险赔款金额为4352922.55元，成都建发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将赔款金额范围内的追偿权转让给永安保险公司。同年5月4日，永安保险公司向成都建发公司支付了上述保险赔款。2011年10月28日，平量行公司出具检验报告，确认金东公司所涉货物按照订单计算总价为1041万元，扣除残值578973.41元，损失共计9831026.59元。2011年12月23日，金东公司为与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轮船公司）、重轮乐山分公司、九五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重庆轮船公司、重轮乐山分公司、九五公司连带赔偿其货物损失9831026.59元及相关利息损失、检验费187000元以及施救费用。一审法院依法审理后，作出（2012）武海法商字第00012号民事判决，判令重轮乐山分公司、九五公司连带赔偿金东公司货物损失9831026.59元及利息，并判令重庆轮船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九五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5月30日作出（2013）鄂民四终字第0003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第39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6月5日，永安保险公司为与重庆轮船公司、重轮乐山分公司、九五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重庆轮船公司、重轮乐山分公司、九五公司连带赔偿其损失4352922.55元及相关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依法审理后，作出（2012）武海法商字第00658号民事判决，判令重轮乐山分公司、九五公司连带赔偿永安保险公司货物损失4352922.55元及利息，并判令重庆轮船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九五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5月30日作出（2013）鄂民四终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第40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6月14日，重轮乐山分公司向成都建发公司出具一份确认函。该确认函载明：2011年4月至2012年5月30日期间，重轮乐山分公司承运成都建发公司货物，成都建发公司尚有运杂费合计140余万元未予结算。鉴于成都建发公司因2011年6月24日沉船事故中尚有损失未获得赔偿，重轮乐山分公司同意成都建发公司在83万元范围内暂不向重轮乐山分公司支付运费并免计利息，待沉船案件结束后进行结算。2012年7月19日，成都建发公司为与重庆轮船公司、重轮乐山分公司、九五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重庆轮船公司、重轮乐山分公司、九五公司连带赔偿其货物损失823698.86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依法审理后，作出（2012）武海法商字第00760号民事判决，判令重轮乐山分公司、九五公司连带赔偿成都建发公司货物损失823698.86元及利息，并判令重庆轮船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该判决书生效后，成都建发公司（甲方）与重轮乐山分公司（乙方）于2014年6月2日达成《债权债务抵偿协议》。协议第一条为：2012年6月14日，乙方给甲方出具《确认函》，双方确认甲方损失为823698.86元，同意甲方暂扣乙方运费823698.86元。协议第二条为：经协商，甲方将扣留乙方的运费823698.86元与（2012）武海法商字第0076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乙方的债务（包括货损823698.86元及利息）相互冲抵。次日，成都建发公司向重轮乐山分公司出具扣款确认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佳轮公司是否将与重轮乐山分公司订立的《运输协议》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了九五公司。二、九五公司是否应向重轮乐山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佳轮公司已将与重轮乐山分公司订立的《运输协议》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了九五公司。根据查明的事实，重轮乐山分公司作为多式运输经营人，接受金安公司的委托，承运2000吨浆板从四川雅安工厂至镇江金东码头，同时接受成都建发公司的委托，承运1000吨浆板从四川犍为码头至上海港。重轮乐山分公司通过陆路、水路方式，将上述3000吨货物运至宜宾港。为继续完成四川宜宾至镇江、上海这一区段的水路运输任务，重轮乐山分公司与佳轮公司订立了《运输协议》。协议约定，由佳轮公司将前述2000吨浆板从宜宾港运至镇江金东码头，将1000吨浆板运至上海港，运价为每吨120元。合同签订后，佳轮公司因船舶发生事故无法承运，即与重轮乐山分公司联系是否可以换船，重轮乐山分公司同意。佳轮公司联系了九五公司，告知运输价格不变，并将与重轮乐山分公司订立的合同条款传真给九五公司，九五公司同意承运。佳轮公司将收到的重轮乐山分公司预付运费8万元直接付给了九五公司。以上事实，完全符合合同转让的法律特征。首先，佳轮公司将《运输协议》权利和义务转让的行为，获得了合同另一方重轮乐山分公司和合同受让方九五公司的同意，且并不改变原合同权利义务内容。九五公司所属“九五118”轮在宜宾受载3000吨浆板的行为即是履行合同承运义务的证明。装货完毕后，重轮乐山分公司签发的0911215、0910794号水路货物运单载明，承运人为重轮乐山分公司，实际承运人为“九五118”轮，也确认了九五公司作为合同受让方履行义务的事实。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转让“不得牟利”。佳轮公司收到重轮乐山分公司预付运费8万元后，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九五公司，并没有牟利，这一事实也符合合同转让的法律特征。再次，海损事故发生后，佳轮公司与九五公司于2011年7月6日达成《海损事故赔偿协议书》，协议确认：佳轮公司受九五公司委托代其签订《运输协议》，未收取任何费用，没有获得任何利益，不承担本次海损事故的任何责任。佳轮公司在《运输协议》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实际承运人九五公司享有和承担。这一事实也印证了合同转让的发生。另外，第39号判决、第40号判决两份生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也确认，佳轮公司将自己在《运输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了九五公司。合同转让成立，合同转让方即脱离原合同关系，原合同关系消灭，新合同关系产生。重轮乐山分公司与佳轮公司订立的《运输协议》的合同主体即变更为重轮乐山分公司和九五公司。对于重轮乐山分公司要求佳轮公司与九五公司连带赔偿其损失18302997.56元的诉讼请求，因重轮乐山分公司和佳轮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如前所述，九五公司受让《运输协议》中权利和义务后，即应当承担涉案货物从四川宜宾至镇江、上海这一区段水路运输安全的责任。九五公司所属“九五118”轮在宜宾港受载3000吨货物后，应当尽到安全行驶，保证货物完好的责任。“九五118”轮于2011年6月24日发生的海损事故，经翠屏海事处认定，系船舶驾驶人员操作不当和临危处置不当造成的单方水上交通责任事故。九五公司作为《运输协议》的承运方，应当对造成合同另一方即重轮乐山分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九五公司发生海损事故，给重轮乐山分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重轮乐山分公司为完成多式联运经营人的义务而实际支出的费用损失和重轮乐山分公司对外可能承担的货损赔偿损失。其中，重轮乐山分公司已实际支出的费用损失包括：重轮乐山分公司承运金安公司货物从马鞍山码头至宜宾港水运费66000元以及宜宾港中转吊装费6000元；承运成都建发公司货物从犍为码头至宜宾港水运费30003.6元、犍为码头吊装费8000.96元、宜宾港吊装费9000元；重轮乐山分公司向九五公司已支付的运费8万元。对于重轮乐山分公司主张的费用损失，上述已实际支出的费用共计199004.56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重轮乐山分公司主张的四川雅安至马鞍山码头公路运费188000元和马鞍山码头吊装费18000元的费用损失，因该费用没有支付凭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重轮乐山分公司不仅是与九五公司之间《运输协议》的委托方，同时也是整个多式联运合同的经营人。因为九五公司负责运输的区段造成海损事故，导致重轮乐山分公司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对整个运输过程中的货物损失与九五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已生效的（2012）武海法商字第00012号、第00658号、第00760号三份判决书，已判决重轮乐山分公司与九五公司连带赔偿金东公司货物损失9831026.59元及利息，连带赔偿永安保险公司损失4352922.55元及利息，连带赔偿成都建发公司货物损失823698.86元及利息。《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据此，重轮乐山分公司作为连带债务人，需实际履行了赔付义务后，才有权向九五公司追偿。重轮乐山分公司与成都建发公司达成协议，成都建发公司将扣留重轮乐山分公司的运费823698.86元与（2012）武海法商字第0076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重轮乐山分公司的债务（包括货损823698.86元及利息）进行了冲抵。重轮乐山分公司已清偿了对成都建发公司的债务，针对这部分损失，有权要求九五公司偿付。对于重轮乐山分公司要求九五公司赔偿其已清偿成都建发公司货物损失823698.8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重轮乐山分公司主张的应当向金东公司赔偿的货物损失9831026.59元和应当向永安保险公司赔偿的损失4352922.55元，重轮乐山分公司并未提供其已清偿这部分债务的证据，作为连带债务人之一，需实际履行了赔付义务后，才可向九五公司追偿。重轮乐山分公司的该诉讼请求，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追偿条件，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宜昌九五船舶运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支付费用损失199004.56元、货物损失823698.86元；二、驳回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618元，由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负担124264元，宜昌九五船舶运输有限公司负担7354元。起诉时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不予退还，宜昌九五船舶运输有限公司在履行本判决的金钱给付义务时应将自己负担的诉讼费用一并支付给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重轮乐山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3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佳轮公司、九五公司负担。二审第一次庭审过程中，重轮乐山分公司将第1项上诉请求明确为：改判支持重轮乐山分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佳轮公司已将《运输协议》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了九五公司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十条、八十四条、八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合同权利转让要有通知，义务转让要获得权利人同意。佳轮公司的转让行为未经重轮乐山分公司同意。2011年6月13日，重轮乐山分公司与佳轮公司签订《运输协议》时，已约定承运船舶为“九五118”轮，佳轮公司业务代表陈正祥手写注明该轮船长联系方式。同月15日，重轮乐山分公司为成都建发公司办理投保时也约定承运船舶为“九五118”轮，当日还按合同约定汇款8万元运费至佳轮公司银行账户。陈正祥在海事部门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询问笔录》（以下简称《询问笔录》）中陈述，该《运输协议》系在“九五118”轮装货三天后补签。2011年6月20日，重轮四川分公司按重轮乐山分公司的要求，将金安公司竹浆和成都建发公司漂白竹浆交给“九五118”轮，该轮船长向青山在重轮四川分公司出具的《运单》上签名证实收到货物。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九五118”轮承运该批货物，系佳轮公司履行《运输协议》。对于托运人重轮乐山分公司而言，佳轮公司是契约承运人，九五公司是实际承运人。事故发生后，重轮乐山分公司即向一审法院起诉佳轮公司和九五公司连带赔偿损失，证明重轮乐山分公司始终不认为与佳轮公司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九五公司。佳轮公司先拟以“佳轮908”轮运输，后改为“九五118”轮运输，重轮乐山分公司仅同意运输船舶的变更，不是同意承运货物的合同主体变更。（2）一审法院认定佳轮公司没有牟利证据不足，以此印证权利义务转让没有依据。佳轮公司将重轮乐山分公司预付的8万元运费给了九五公司，不能证明佳轮公司没有牟利，也不能印证权利义务转让。如果债权债务转让，重轮乐山分公司应将8万元直接支付给九五公司。对重轮乐山分公司来说，合同相对方是佳轮公司，其付多少运费给九五公司并无关系。（3）一审判决认定佳轮公司和九五公司所签《海损事故赔偿协议书》印证了权利义务转让是错误的。该赔偿协议在事故发生后签订，是佳轮公司、九五公司对事故损失的承担约定，而非权利义务转让。重轮乐山分公司没有签字确认同意协议内容。即便佳轮公司与九五公司认为有权利义务转让，但没有得到重轮乐山分公司同意，对重轮乐山分公司不产生拘束力。（4）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617号、第1618号民事裁定书中多次认定佳轮公司与九五公司之间是一种转委托关系。两份裁定是一审开庭后收到的新证据，二审法院应依此改判一审判决权利义务转让的错误认定。2、一审判决认定“金东公司与金安公司签订11GE018JA号竹浆买卖合同”错误。在金东公司诉重轮乐山分公司和九五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案中，金东公司举示的《木浆订单》打印订单号码为11GE018JA，手写的有2011JA05-004。金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四川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04719764-04719772，共九份，开票时间2011年5月31日，备注2011JA05-004，金额1041万元，重量2000吨。此与金安公司向重轮乐山分公司所发电子邮件委托运输的运单号相符。2012年6月1日，九五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海事证据保全，要求法院对金东公司交江苏省镇江市国家税务局的2011年6月至2011年12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予以提取并复制，拟证明非正常损失货物的发票不能进行抵扣，货损应扣除17%。2012年8月23日一审开庭时，金东公司重新提交了金安公司开票时间为2012年3月26日，编号00755111-00755119的九份《四川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注11GE018JA。因此，金东公司与金安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应包含11GE018JA和2011JA05-004号，其重新提交的购货增值税发票所载明订单号11GE018JA的货物，并非“九五118”轮事故受损订单号2011JA05-004的货物。3、一审判决认定0910794号《运单》由重轮乐山分公司签发与事实不符。该《运单》填制签章单位是重轮四川分公司。重轮乐山分公司与金安公司签订的《纸浆运输服务合同》约定，重轮乐山分公司负责四川雅安到金东公司码头的运输。宜宾至镇江段重轮乐山分公司已经转委托给佳轮公司承运九五公司实际承运，运单应当是契约承运人佳轮公司或实际承运人九五公司出具。根据重轮四川分公司和重轮乐山分公司的约定，货物运抵宜宾港后，由重轮四川分公司负责转载。重轮四川分公司填制0910794号《运单》，并要求“九五118”轮船长向青山签字确认收到货物，特约事项记载：请按件交货；船到港前三日与收货人联系。这是对承运船舶的交代，性质实属货物交接单，而非《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规定的运单。被上诉人佳轮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1、第39号判决、第40号判决已确认佳轮公司将运输协议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九五公司，故合同转让成立，原合同关系消灭，新合同关系产生。结合案件事实及生效判决的内容可以看出，重轮乐山分公司明知并同意佳轮公司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根据民诉法规定，庭审自认和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是既定事实，重轮乐山分公司没有举证推翻上述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0910794号《运单》记载承运人是重轮乐山分公司，实际承运人是九五公司，表明重轮乐山分公司认可九五公司取得实际承运人资格，佳轮公司退出原运输法律关系。重轮乐山分公司称与佳轮公司之间是转委托关系，但由于佳轮公司的船舶不能承运，在协议签订后履行前，佳轮公司已通知重轮乐山分公司由九五公司接替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重轮乐山分公司知道并同意，佳轮公司脱离原合同关系，这并不是转委托。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身份不符合转委托法律关系，佳轮公司与九五公司是同行，九五公司船舶不受佳轮公司指派，如果未经重轮乐山分公司同意，佳轮公司无权转让合同权利义务，且佳轮公司在转让中未取得任何利益，让其承担连带责任违反公平原则。3、佳轮公司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佳轮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九五公司辩称：1、重轮乐山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未明确到底是发回重审还是依法改判，上诉事实和理由比较混乱。如果上诉请求发回重审，九五公司认为一审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不存在民诉法规定的发回重审的前提；如果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九五公司认为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重轮乐山分公司认为一审认定佳轮公司将运输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九五公司错误，这个事实在第39号判决、第40号判决中已经确定。3、重轮乐山分公司认为佳轮公司有牟利，应举证证明，且即使有牟利，也不影响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4、重轮乐山分公司认为一审认定的关于订单号的相关事实错误，这些事实在第39号判决、第40号判决中已经认定，即使有小瑕疵，也不影响本案审理。5、重轮乐山分公司认为佳轮公司如果不承担责任不符合合同相对性原理，但在内河运输中，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打破了相对性原则。6、一审判决的赔偿金额正确，重轮乐山分公司并未遭受其诉请金额的损失。金东公司和成都建发公司已起诉九五公司并进入执行阶段，如果条件具备，九五公司会直接赔款给金东公司和成都建发公司。现在重轮乐山分公司未向金东公司、成都建发公司赔偿，金东公司仅申请执行九五公司，重轮乐山分公司要求九五公司赔偿1000多万元没有依据。二审过程中，上诉人重轮乐山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617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第1617号裁定）、（2014）民申字第1618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第1618号裁定）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在审查九五公司再审申请时认定，重轮乐山分公司和佳轮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佳轮公司和九五公司是转委托关系不是权利义务转让关系。被上诉人佳轮公司质证认为，对两份裁定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份裁定与重轮乐山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无关，佳轮公司不否认之前和重轮乐山分公司签订了运输协议，但经重轮乐山分公司同意，已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两份裁定相互矛盾，其中没有内容证明佳轮公司与九五公司是转委托关系。被上诉人九五公司质证认为，该两份裁定是针对九五公司对另案不服提起再审申请作出，本案是重轮乐山分公司行使追偿权，两份裁定已明确认定重轮乐山分公司和九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重轮乐山分公司只能向九五公司追偿，不能向佳轮公司追偿，两份裁定不能证明佳轮公司需要参与到本案中来，追偿只需在九五公司与重轮乐山分公司之间解决即可。被上诉人佳轮公司为证明与上诉人重轮乐山分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的经过及合同主体发生变化，申请证人陈正祥出庭作证。证人陈正祥（系佳轮航运公司职员）当庭陈述：当时重轮乐山分公司通过业务员覃勇找到自己承运涉案货物，当天上午谈好，下午签订合同；第二天，佳轮公司的船舶到了重庆出现故障需返厂修理，当时看到九五公司的船舶来重庆，就问覃勇能否换船，覃勇问重轮乐山分公司经理陈涛同不同意换九五公司，陈涛同意，覃勇再告知自己，然后联系明玉宁并把合同传真给他，他说同意，反馈给覃勇，覃勇再反馈给陈涛；大家都同意后，陈涛要求把九五公司船舶的联系方式写在合同上，就写上了，当时问既然同意九五公司运输，是否将合同上承运人佳轮公司改为九五公司，陈涛说不用改，就照这个合同执行；后来九五公司直接和重轮乐山分公司直接联系，就没有再参与此事。本院依法通知涉案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九五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玉宁出庭作证。证人明玉宁当庭陈述：当时陈正祥打来电话说佳轮公司接了一批货，但船坏了，问可不可以运输，当时九五公司“九五118”轮在重庆，说可以并要求陈正祥把合同传真过来，看了后同意就通知“九五118”轮装货。对上述证人证言，上诉人重轮乐山分公司质证认为，两名证人的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二审法院同意其再次出庭作证属程序违法，不予质证；在第39号判决、第40号判决所裁判的两案中，陈正祥作为九五公司的证人已出庭作证，其作为佳轮公司的业务经理与九五公司均认同，佳轮公司与九五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重轮乐山分公司是托运人，佳轮公司是承运人，九五公司是实际承运人；对佳轮公司、九五公司已承认的事实，重轮乐山分公司无需再证明。被上诉人佳轮公司质证认为，两位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合法，陈正祥的证言真实客观，应予认定；明玉宁的证言说明其看过合同，知道所运货物是重轮乐山分公司的，涉案运输合同权利义务已转让给九五公司。被上诉人九五公司质证认为，对陈正祥的证言，只需看其所述事实，其不清楚合同转让的含义，所以前后观点有差异；九五公司知道所承运的是重轮乐山分公司的货物，双方之间有合同关系，重轮乐山分公司是托运人，九五公司没有和佳轮公司签订合同，双方没有合同关系。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诉人重轮乐山分公司提交的第1617号裁定、第1618号裁定，被上诉人佳轮公司、九五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证人出庭程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当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采纳，及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因此，陈正祥、明玉宁出庭作证程序合法。证人陈正祥在本院第39号判决、第40号判决所裁判的两个案件中均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涉案事故发生后，陈正祥、明玉宁于2011年7月21日在翠屏区海事处办公室分别接受过询问且形成了两份《询问笔录》。本院注意到，陈正祥作为佳轮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虽然是佳轮公司职员，两者存在利害关系，但陈正祥称陈涛并未同意将合同上承运人由佳轮公司改为九五公司，实际上否定了佳轮公司申请其作证的目的，而其证言与其之前相关证言、陈述一致，故对陈正祥的证言予以采信。明玉宁所作证言与其之前接受询问所作陈述一致，且与陈正祥相关证言相互印证，故对明玉宁的证言亦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佳轮公司是否将案涉《运输协议》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被上诉人九五公司。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概括转让首要条件即需经合同相对方同意，本案中，对佳轮公司而言，《运输协议》相对方为重轮乐山分公司，而重轮乐山分公司始终否认其同意佳轮公司将《运输协议》项下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九五公司，其只认可合同相对方为佳轮公司，而且，证人陈正祥在二审出庭作证时称，重轮乐山分公司经理陈涛没有同意将合同上承运人由佳轮公司改为九五公司，两者可以相互印证，这进一步证明重轮乐山分公司并未同意《运输协议》的概括转让。其次，虽然佳轮公司与九五公司于2011年7月16日签订了《海损事故赔偿协议书》，但该协议是在两者之间对事故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进行划分，不能改变事故发生前两公司之间的关系，反而证明两公司之间并不是合同概括转让关系，因为若《运输协议》已转让至九五公司，则佳轮公司与协议再无关系，无需与九五公司专门就损失赔偿责任进行约定。再次，虽然本院第39号判决、第40号判决述及佳轮公司权利义务概括转让，但在第39号判决、第40号判决所裁判的两个案件中，佳轮公司均不是当事人，与其相关的事实不属于案件基本事实，而在本案中，佳轮公司是案件当事人，现有证据证明《运输协议》相对方重轮乐山分公司并未同意佳轮公司的概括转让，重轮乐山分公司只是同意由九五公司所属“九五118”轮实际承运涉案货物，因此，对于重轮乐山分公司作为托运人而言，佳轮公司是承运人，九五公司是实际承运人。本案所涉损失系在九五公司实际运输中由于承运船舶“九五118”轮单方责任事故造成，故对于托运人重轮乐山分公司的损失，九五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佳轮公司作为承运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一审判决认定金东公司与金安公司签订11GE018JA号竹浆买卖合同及重轮乐山分公司签发0910794号《运单》是否错误的问题，该事实在一审法院生效的（2012）武海法商字第00012号民事判决中已被确认，上诉人重轮乐山分公司认为该事实查明错误，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作审理。综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不正确导致实体处理不当。因本案二审期间出现新证据，一审判决不属错案。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33号民事判决主文；二、四川佳轮航运有限公司、宜昌九五船舶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连带赔偿费用损失199004.56元、货物损失823698.86元；三、驳回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1618元，由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负担124264元，由四川佳轮航运有限公司、宜昌九五船舶运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73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1618元，由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负担124264元，由四川佳轮航运有限公司、宜昌九五船舶运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73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郭载宇代理审判员余俊代理审判员林向辉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陈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