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207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扬翼，男，汉族，1946年7月5日出生，住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丘小燕，女，汉族，1946年11月7日出生，住深圳市福田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丹霞，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杰，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翔，男，汉族，1976年8月2日出生，住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广德，北京市时代九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梁，北京市时代九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希洁，女，汉族，1977年8月1日出生，住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晓玉，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扬翼、丘小燕因与被上诉人周翔、张希洁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5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扬翼、丘小燕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共同连带偿还上诉人委托理财本金及收益共计1492800元；二、本案的一审诉讼费、保全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款项是基于委托理财的法律关系，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频繁往来资金的性质到底是委托理财还是如被上诉人所主张是“借款理财”对本案审理至关重要。但一审法院并未在判决书中查明资金流转的过程特征、忽略本案最关键的证据、也未对是否属于委托理财法律关系进行认定，而是在判决书中使用“即便如上诉人所述，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的表述，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是否是委托理财，关系被上诉人占有上诉人资金的基础法律事实；关系被上诉人是否需要返还理财收益（双方已确定收益金额为87.2万）；关系在没有上诉人明确意思表示下，被上诉人挪用理财本金和收益是否可以随时转化为借贷或者赠与关系。2、上诉人已提供证据充分证明双方资金往来属于委托理财。首先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供了证据2至证据8（包括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委托理财本金明细表、银行转账记录、股票盈利核算表、银行理财产品收益表、英大证券对账单，国信证券股票明细对账单、中银国际证券对账单）以及根据证据2至证据8整理的《原被告资金往来总账》（已提供给一审法院）显示：2006年10月16日，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周翔16万元，周翔于2006年11月23日开设英大证券账户并于2006年12月7日转入15万元至英大证券账户；2007年2月2日，股票盈利2.1万元；2007年2月2日，被上诉人从英大证券转出17万元股票本金和收益，同日被上诉人周翔将17万元本金和收益转还给父母；2007年2月4日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理财本金15万元；2007年2月12日，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理财本金56万元；当日，被上诉人转入英大证券账户共计71万元本金；2007年2月16日，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20万元；2007年3月11日，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11万元；2007年3月15日，被上诉人转入31万元本金至英大证券账户等，可见，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每一笔本金，被上诉人在短时间内等额转入证券账户购买股票；被上诉人从证券账户提现的本金和股票阶段性盈利金额，短时间内等额返还给上诉人。从被上诉人收到资金立即等额转入证券账户、以及将提现的收益返还给父母的行为，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频繁资金往来的意思表示是委托理财，而非被上诉人主张的是上诉人借款给被上诉人理财。其次，本案《授权委托书》及《司法鉴定书》是证明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最直接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忽略对本证据及委托事实的审查和认定。《授权委托书》内容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周翔委托理财，收益归上诉人所有，所承受的损失全部归上诉人承担。该《授权委托书》直接证明委托理财关系。《授权委托书》是于2008年9月签署的，为了追认委托理财的行为，故将落款时间倒签至第一笔资金转账之前。因此上诉人为了证明该委托书形成于2008年9月，特委托了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该《授权委托书》手写字迹形成时间做鉴定，而且鉴定意见跟客观事实一致，授权委托书形成于2008年10月前后（“前后”意思是前后1个月）。被上诉人张希洁主张因没有其签名确认，即不认可真实性。但是2008年至2013年，两被上诉人夫妻感情非常和睦，上诉人没有可能协同被上诉人周翔造假委托书侵犯被上诉人二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8页认定“即便如上诉人所述，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生活情况以及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借条等证据可以表明，两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周翔挪用上诉人的上述款项用于购买房产、车辆等情况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两上诉人未在被上诉人周翔挪用款项时提出异议，故自被上诉人周翔挪用该款项之日起，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已转化为赠与或者借款关系，该认定从逻辑推理、法理应用及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而言，都是个错误的认定。1、被上诉人第一次挪用上诉人的理财本金和收益共计320896元用于支付购买金地梅陇镇的房产首付款，时间发生在2007年4月17日。此时两上诉人仍在英德生活（一审判决书第3页查明2007年底，两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才开始共同生活），并没有同被上诉人生活在一起，直接推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挪用理财本金和收益购买房产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符合逻辑，也有悖于客观事实。另外，2010年10月10日，被上诉人刷卡135275元作为购买丰田凯美锐首付款。当时，被上诉人家庭共同收入与上诉人委托理财本金和收益产生混同，被上诉人支付汽车首付款也可能来自于其个人收入，在被上诉人没有明确告知首付款来源于上诉人的委托理财本金和收益的情况下，上诉人也可以认为首付款来源于被上诉人个人积蓄。本案中，两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挪用掌管的上诉人的理财本金和收益已告知上诉人。2、上诉人知情被上诉人挪用时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可见，不知情时的挪用，“赠与”意思是不存在的。2008年3月19日，股市低迷，被上诉人打算撤出股市。股市亏损，资金已无更好的投资渠道，于是上诉人建议两被上诉人先将用本金和收益提前还清银行贷款，减少按揭还息负担。于是2008年6月6日，被上诉人从国信证券账号提出50万元，于2008年6月12日，转入到招行贷款中心，作为金地梅陇镇房贷本金提前还贷之一。因提前还贷是上诉人提议且同意的，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两被上诉人于2008年8月2日出具72万《借条》。继而，2008年9月26日，被上诉人从国信证券转出27万，于2008年9月27日，转入24.73万元至招行贷款中心，还清金地梅陇镇房产所有贷款。该事实一定程度反映，上诉人当知道被上诉人挪用其理财资金和收益用于私用时，有明确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相反，可以推断上诉人不知道情况下，被上诉人挪用委托理财的本金和收益用于其他用途，不是上诉人的“赠与”。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财产，应当归还。3、上诉人投资理财是个持续性、周而复始的过程，一审法院认定为赠与被上诉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与客观事实不符。2008年10月28日，被上诉人将国信证券所有资金全部转出29.6万元，于2008年11月2日，全部转入上诉人周扬翼账户，归还上诉人委托理财的本金和收益。至此，委托理财暂告一段落。2009年下半年股市利好，2009年7月21日，上诉人转账49.9万元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隔日即2009年7月22日随即转入国信证券账户49.9万元作为本金，开始第二轮股票操作。2010年9月27日，被上诉人从国信证券账户转出53.1万元。2010年9月29日，上诉人追加投资18万元转给被上诉人。2010年10月7日，被上诉人转回68万元给上诉人作为偿还委托理财的本金和收益。该事实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挪用款项用于购房后，仍然继续投资本金理财。假设如一审法院认定自被上诉人挪用投资理财本金和收益之日起，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已转化为赠与或者借款关系，那么49.9万元属于赠与财产，这与上诉人转出资金的出发目的不一致，与事实不符。所以一审法院的认定纯属主观臆断，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也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4、上诉人没有赠与的意思。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因此，“赠与”行为一般要通过法律程序来完成，即签订赠与合同（也有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从本案证据分析，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赠与财产的口头或者书面意思表示。反而，从上诉人转出资金至被上诉人账户、被上诉人立即等额购买证券到提现后回转款项给上诉人的一系列行为反映一个事实，双方资金往来不符合赠与的特征。5、上诉人没有赠与的动机。两上诉人均于1946年出生，本科学历，高中任教老师。2006年，双方到达退休年龄，累计储蓄金额也仅是130万左右，存款也是两上诉人日后养老、××的资金。反而，两被上诉人年收入合计上二十万，至2007年已有两套房子、至2010年购置一台凯美瑞汽车，也无需父母赠与资金过日子。三、一审法院认为“即便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周翔均否认该款项为赠与，但上述款项往来均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翔之间，被上诉人张希洁未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该笔债务亦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法院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1、因为本案所有的理财行为仅是被上诉人周翔在操作，为方便资金周转，款项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翔之间合情合理。2、被上诉人张希洁是知情委托理财的事实。两被上诉人于2008年8月2日向上诉人出具《借条》，借款72万元用于提前还贷。该72万元直接由被上诉人周翔从证券账户里提出本金及收益。如果被上诉人张希洁不知情委托理财的事情，在上诉人没有实际转账或者现金支付72万元情况下，为什么愿意签署《借条》？3、一审法院的认定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即使如一审法院认定“款项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翔之间”，但款项去向是被上诉人用于购置金地梅陇镇的房产、粤Ｂ×××××凯美瑞汽车（一审法院已认定该事实），即是两被上诉人用于共同生活。而且在(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547号离婚案件判决书中，金地梅陇镇房子折价435万，产权归被上诉人张希洁所有，被上诉人周翔获得2175000元的补偿款；粤Ｂ×××××凯美瑞轿车归被上诉人周翔所有，被上诉人张希洁获得50000元补偿，以此可见，目前两被上诉人虽已经离婚，但双方已从房产、汽车等共同财产中获益。因此，两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的款项用于共同生活，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本案中，退一万步讲，被上诉人张希洁即使不知情周翔举债的事实，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翔约定属于周翔个人债务情况下，对债权人而言，上述债务也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四、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周翔代上诉人周扬翼支付的医疗费费用193336.63元以及家庭旅游开销338175元，上述款项应优先用于抵扣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该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也与(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547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相矛盾。l、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代替周扬翼支付医疗费193336.63元及家庭旅游开销338175元”并未得到上诉人的认可，被上诉人也仅是口头陈述，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况且，被上诉人张希洁在(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547号案中自己也不确认这些支出属实。2、依据(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547号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周翔上述支付行为是其自行决定支出，因此，该部分支出即便属实也应有被上诉人周翔自行承担。可见，上述医疗费及旅游开销属于被上诉人周翔个人支出，被上诉人周翔在一审庭审也未确认其用个人财产偿还上诉人欠款。3、根据《婚姻法》第21条规定，被上诉人周翔作为上诉人的亲生儿子，对上诉人有赡养辅助的义务，包括支付老年人××的费用、必要的精神消费支出（例如旅游）。因此即便上述医疗费和家庭开销支出属实，也仅是周翔履行赡养义务的支出。一审法院硬生生认定为还款，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之外，也有违道德良俗。4、如上所述，涉案债务属于共同债务，应由两被上诉人的共同财产共同偿还。一审法院把上述两笔费用拿来抵扣两被上诉人共同借款，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周翔的个人财产来偿还夫妻共同债务说明本案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与(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547号判决认定相矛盾。上诉人张希洁辩称：我们认为上诉人的上诉是没有证据和法律支持的，一审法院没有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两人委托理财的主张是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需要说明的是一审法院对于夫妻共同借款已还数额的认定我们不认可。我们认为借款早已还清不存在需要继续还款的情况。请求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对一审认定有误之处依法予以改判。周扬翼、丘小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共同连带偿还两原告委托理财本金及收益共计1492800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两被告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5年1月4日深圳市南山区登记结婚；两原告系被告周翔的父母，2007年底，两原告与两被告开始共同生活；2013年7月16日，两被告开始分居。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多份银行转账凭证，主张两原告委托被告周翔进行理财，原告累计向被告周翔转款452.7万元，其中显示汇款申请人为丘小燕、收款人为周翔、境内汇款申请书包括2006年10月16日转款15万元；2007年1月30日转款20万元；2007年2月16日转款2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为家用；2007年10月24日转款3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为家用；2009年7月21日转款499083.44元；2010年9月29日转款18万元；2012年2月1日转款5万元。原告还向一审法院提交多份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包括2007年2月4日，原告丘小燕取款170005.44元、被告周翔名下账户存入150019.2元，上述经办人均为原告丘小燕；2007年2月12日，被告周翔取款15万元；2007年2月12日，被告周翔代被告丘小燕取款46845.23元、220043.2元、14008.51元、30595.22元、74380.58元、144146.87元、30057.12元，同日被告周翔账户存入710095.93元；2007年3月10日，原告丘小燕取款13234.42元、55996.27元、42756元，同日被告周翔名下账户存入11万元。原告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多份存款凭条，显示：2009年12月7日，原告丘小燕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周翔名下账户存入26万元；2010年10月25日，原告丘小燕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周翔名下账户存入50万元；2010年11月19日，原告丘小燕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周翔名下账户存入30万元；2011年7月19日，原告丘小燕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周翔名下账户存入10万元；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个人业务交易单显示：2011年10月2日，案外人周某1代原告丘小燕从原告丘小燕名下账户取款80721.24元、45823.86元、16479.77元，同日被告周翔名下账户存入142974.87元；就该日转款，案外人周某2出具说明，称上述款项系其代原告丘小燕付款；原告丘小燕还曾于2011年12月11日向被告周翔名下账户存入10018.06元；2011年12月22日向被告周翔名下账户存入80026.67元；2012年2月1日向被告周翔名下存入16万元；2013年10月6日，存入58万元。庭审时，被告周翔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被告张希洁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其主张2007年2月16日转账20万元、2009年10月24日转账30万元的转账凭证中明确注明用途为家用，应视为两原告对两被告的赠与；因两原告与被告周翔系父子关系，且共同居住，故对于原告直接存入被告周翔账户的款项不能证明系来源于原告夫妇，亦不能证明委托理财关系；2013年10月6日的款项有可能系被告周翔取款后存放于放在原告处的款项，两被告已于2013年7月16日分居，两原告明知两被告离婚，仍将款项存入被告周翔账户，有制造共同债务的可能。庭审时，两被告确认被告周翔用途投资股票、基金、短期理财产品等所得收益为87.2万元。2008年8月2日，两被告出具借条，内容为“兹证明周翔和张希洁因经济困难，借周翔父亲周扬翼和周翔母亲丘小燕72万元”。两原告、两被告均确认被告周翔曾于2007年2月1日向原告丘小燕支付20万元、于2007年2月2日向原告丘小燕支付17万元，于2007年10月21日向原告丘小燕支付30万元，于2008年11月2日向原告周扬翼支付297188元，于2008年12月30日向原告周扬翼支付15万元（备注注明还房款），于2009年6月7日向原告周扬翼支付6万元（备注注明还房款），于2010年10月7日向原告丘小燕支付6.8万元，于2010年10月22日向原告丘小燕支付315849元，于2010年12月22日向原告丘小燕支付2万元，于2012年12月10日向原告周扬翼支付43万元，于2012年12月13日向原告周扬翼支付283366元，于2013年10月3日向原告丘小燕支付30万元，于2013年10月4日向原告丘小燕支付30万元。被告张希洁还向一审法院提交银行流水、汇款申请等证据主张两被告共向原告还款4916473.89元。除上述双方共同确认的还款金额外，还包括显示2007年3月4日支付7.4万元，于2007年4月4日向两原告偿还1.6万元、1万元，被告周翔还曾于2008年3月14日向案外人罗某名下账户95×××28转款20万元，于2010年3月24日向原告周扬翼支付31460元，于2013年2月1日向原告周扬翼支付1万元（备注注明妈托存款转入爸中行活期账），于2013年1月6日支付303798元，于2013年1月16日向原告丘小燕名下账户转款101648元，于2013年7月4日支付18400元，于2013年9月16日支付3213元（备注注明交妈妈的2013年1-3月家用费），于2013年11月6日向原告丘小燕名下账户转款3500元（备注注明2013年10月生活费），于2014年1月22日向原告丘小燕名下账户转款20000元（备注注明父母2014春节利是钱），于2014年3月21日向原告丘小燕名下账户转款12000元（备注注明2014年1-3月家用费），于2014年4月7日向原告周扬翼名下账户转款20500元（备注注明父亲医疗费）、17000元，于2014年4月10日向原告丘小燕名下账户转款20000元（备注注明父亲医疗费），于2014年4月22日向原告丘小燕名下账户转款6000元（备注注明2014年家用含佣人费），于2014年4月29日向原告周扬翼名下账户转款30000元（备注注明父亲医疗费），于2014年5月26日向原告周扬翼名下账户转款16000元（备注注明父亲医疗费），于2014年6月1日向原告周扬翼转款49500元（备注注明父亲医疗费），于2014年6月13日向原告周扬翼转款30000元（备注注明父亲医疗费），于2014年7月22日向原告周扬翼转款20000元（备注注明父亲医疗费），于2014年8月1日支付3607.2元，于2014年8月18日支付2600元，于2014年8月19日支付50000元，于2014年9月4日支付50000元，于2014年11月20日支付10900元（备注注明2014年11月佣人费，其中5-9月1500元/月，10-11月1700元/月）、31500元（备注注明2014年5-11月家用），2014年12月15日支付4500元（备注注明2014年12月家用费）、1700元（备注注明2014年12月佣人费），2014年12月16日支付10000元（备注注明母亲生日利是钱）。被告张希洁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登机牌、发票等证据，其中旅游费发票金额共计为338175元，主张被告周翔代原告支付了旅游费用225452元。庭审时，被告周翔确认被告周翔以及两原告以及两被告之子共同参与了旅游。被告周翔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原告周扬翼住院记录，诊断证明书、医疗费票据、住宿费票据等证据，其中医疗费、住宿费票据金额共计193336.63元，主张被告周翔代原告周扬翼支付了医疗费用并非用于偿还委托理财款。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张希洁因与被告周翔离婚纠纷一案，于2015年1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10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547号民事判决，在该判决中，经一审法院统计周翔的工资账户，得出其2008年工资收入约为35万元，2009年工资收入约为15万元，2010年工资收入约为18万元，2011年工资收入约为13万元，2012年工资收入约为15万元，2013年工资收入约为13万元。就被告周翔出售宝安中心区N5区XX花园X栋X座3103房产所得2275000元，被告周翔主张已支付786700元，主要用于支付原告周扬翼医疗费、家庭旅游费以及家庭开销等。对此，法院认为，被告周翔每年十几万的收入应足以满足家庭的正常开销，其列出的许多大额开销并未征得原告的统一，是其自行决定支出，因此，该部分支出即便属实也应由被告周翔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周翔系两原告之子，且自2007年年底，两原告即与两被告共同生活，庭审时，被告周翔陈述其将委托理财款用于购买房产、车辆以及家庭开支等。即便如原告所述，两原告与被告周翔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依据原告与两被告的生活情况以及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借条等证据可以表明，两原告对于被告周翔挪用原告的上述款项用于购买房产、车辆等情况，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两原告未在被告周翔挪用款项时提出异议，故自被告周翔挪用该款项之日起，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已转化为赠与或者借款关系。究其系借款关系还是属于赠与关系，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8月2日，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向两原告借款72万元用于购买房产，故一审法院确认该笔款项为借款。其他款项，考虑到原告与被告周翔之间近亲属关系，关系亲密，且共同生活，双方之间并无借条、借据等证据表明为借款。即便原告以及被告周翔均否认该款项为赠与，但上述款项往来均发生在原告与被告周翔之间，被告张希洁未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该笔债务亦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于还款数额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两被告向两原告借款发生于2008年8月2日，故此前被告周翔向两原告所支付款项不能视为用于偿还该笔借款。就此后的款项，依据双方提交证据显示，可分为四类：第一类，2008年12月30日，被告周翔向原告周扬翼支付15万元、2009年6月7日向原告周扬翼支付6万元，并在备注栏中均注明用于“还房款”，故上述两笔款项应视为还款。第二类，被告周翔虽向两原告账户转款，但在转账时未注明款项用途，就该类款项往来，考虑到两原告与被告周翔之间存在其他款项往来关系，双方之间款项来往较为频繁，上述款项亦未注明用于还款，故上述转款不作为两被告向原告偿还的购房款；第三类为被告周翔在转款时注明生活费、利市费、佣人费等费用，就该部分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费用为被告周翔与两原告共同生活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故亦不属于还款；第四类为被告周翔代原告周扬翼支付医疗费费193336.63元以及家庭旅游开销338175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一审法院在（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547号民事判决中查明的事实，被告周翔上述支付行为属于对家庭大额财产的处分，上述处分行为并未征得被告张希洁的同意。在两原告与被告周翔之间存在借款的情况下，上述款项应优先用于抵扣两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其中家庭旅游部分，两原告、被告周翔及其子女参加了旅游，其中被告周翔子女的费用一审法院酌情按照成人费用的50%计算，扣除被告周翔及其子女的费用，两原告旅游费用为193242.85元[338175-（338175÷3.5×1.5）]。综上，扣除上述抵扣费用后，两被告还应向原告还款的数额为123420.52元（72万-15万-6万-193336.63-193242.85）。原告超出上述范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周翔、被告张希洁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扬翼、丘小燕支付123420.52元；二、驳回原告周扬翼、丘小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235元、保全费5000元（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已由原告预交），合计23235元，由两原告负担21314元。由两被告负担1921元。本院二审查明，（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57号民事判决中查明，周翔与张希洁于2012年11月因购房发生冲突，2013年7月14日发生肢体冲突，2013年底张希洁提起离婚诉讼。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周翔为两上诉人之子，自2006年起双方之间便存在多笔经济往来。上诉人主张从2006年10月16日至2013年10月6日期间，累计向被上诉人周翔支付委托理财本金452.7万元，但根据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其中部分汇款用途明确注明为家用，显然与上诉人的主张不符，其他现金存款无法证明为上诉人的资金存入、转账款项亦未明确注明为理财款。同时，自2007年年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开始共同生活，家庭消费混同，上诉人作为周翔的父母适当给予子女经济上的适当支持，亦符合常理。周翔亦有多笔向上诉人账户转账的情况，尤其是2013年张希洁与周翔夫妻关系恶化后，周翔频繁向两上诉人支付各类款项，数额较大。周翔并无证据表明上述大额开支均得到了张希洁的同意。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长期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在双方互有频繁的经济往来的情况下，现有证据无法有效的证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周翔的哪些款项为理财款，亦无法证明周翔支付给上诉人的哪些款项为理财收益款。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翔签订《授权委托书》，证明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但被上诉人张希洁未在该委托书中签字，无法证明张希洁对此知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翔亦无证据证明张希洁知晓双方的委托理财关系且委托理财的收益用于张希洁和周翔的婚姻生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张希洁与周翔离婚案件的事实查明及认定，即便上诉人与周翔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款项及银行、证券账户均一直由周翔控制,张希洁与周翔均有工作收入，其收入情况足以满足夫妻日常生活所需。张希洁除与周翔共同向上诉人出具借条，借款72万元用于偿还房贷之外，对上诉人转账给周翔的其他款项既未支配使用亦未获益。一审判决确认两被上诉人应当共同向两上诉人承担清偿72万元借款的责任正确。关于还款情况，在两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的借款尚未清偿，而周翔与张希洁夫妻关系紧张，张希洁已经提起离婚诉讼的情况下，周翔为其父母支付大额开支应当优先抵扣借款，否则周翔向其父母支付款项的行为则有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之嫌。被上诉人张希洁作为周翔前妻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与上诉人作为老年人应得到子女抚养的权利均应得到合法的保护。虽然被上诉人张希洁对于一审认定的还款数额存在异议，但因其未提出上诉，本院不予审查。一审认定的已还款数额，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扬翼、丘小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24.41元，由周扬翼、丘小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黄  国  辉审判员 付  璐  奇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赖汉贞（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