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33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男，198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峰、孟晨窈，浙江泰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某1，女，198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某2，男，196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某，女，1962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应佳奇，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某因与被上诉人诸某1、诸某2、柯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3民初5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诸某1关于解除婚约、退还彩礼的协议应为有效协议，对双方均有拘束力，一审认定该协议无效系事实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解除协议是在柯岩派出所民警主持下，双方家庭代表到场及双方家庭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经过公平协商达成的协议。调解当天民警打电话通知了诸某1，诸某1因有事无法走开，明确告知由其母亲柯某代理处理与周某解除婚约、退还彩礼一事。民警也是在得到诸某1明确回复后让柯某代签并捺印确认，同时，柯某亦在诸某1名字后面写上同意二字并捺印确认。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柯某代诸某1签字经诸某1授权，代表其意思；2.柯某作为诸某1母亲，作为女方家庭的家长在彩礼返还上所作的承诺不仅对诸某1由拘束力，对女方一家均由拘束力；3.柯某的代签行为如果没有诸某1的授权，也符合表见代理的条件；4.解除协议中对彩礼现金和三金的返还数额是在对诸某1的嫁妆一并冲抵以后达成的；5.根据案涉解除协议的约定，诸某1一家应在2017年3月6日下午16时止退还彩礼现金和三金首饰，现诸某1一家未按约退还，上诉人以彩礼现金14万元作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主张利息损失有理有据。二、一审对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金项链、嫁妆的相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在未查清金项链、嫁妆去向下，直接对嫁妆进行认定并直接抵冲上诉人的彩礼数额系事实认识错误；2.一审在被上诉人未提起反诉的情况下对嫁妆进行认定并直接抵冲缺乏法律依据；3.一审在没有考虑上诉人为结婚给付被上诉人的其他大额见面礼金，也没有考虑上诉人举办婚礼时被上诉人收取客人大量酒席红包的事实，擅自认定未经核实的嫁妆数额并冲抵彩礼是错误的。
诸某1、诸某2、柯某辩称，周某的上诉请求主要针对三件金器是否退还，因三件金器系诸某1在双方的交往中陆续收到上诉人赠送的礼物，不属于彩礼，故不需要返还。
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140000元、金手镯一只（价值10520.16元）、金戒指一枚（价值1426.55元）、钻石戒指一枚（价值33073元）；2、支付本金140000元的银行利息损失（自2017年3月7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诸某2、柯某系被告诸某1的父母。2015年4月，原告周某与被告诸某1经人介绍建立恋爱关系，2015年7月16日，两人举行订婚仪式。订婚当日，原告周某交给被告诸某1银行卡一张，被告诸某1分次从银行取出现金188888元作为彩礼；另在原告周某与被告诸某1恋爱期间，原告给付被告诸某1金手镯一只、金戒指一枚、钻石戒指一枚等。三被告给付原告金项链一支，被告诸某1发去嫁妆电视机等。2015年10月4日，原告周某与被告诸某1按习俗举办婚礼酒席。原告周某与被告诸某1共同生活中因故不和，遂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周某与被告诸某1经人介绍建立恋爱关系后均有给付对方财物，其中原告给付被告诸某1的彩礼为188888元，金手镯一只、金戒指一枚、钻石戒指一枚；三被告给付原告周某金项链一支，被告诸某1发给原告周某彩电、冰箱等嫁妆的事实清楚，应予认定。原告主张给付被告诸某1的彩礼为208888元，因其自认其中的20000元系酒水钱，且三被告已实际举办婚宴酒席，故该院认定原告周某给付被告诸某1的彩礼为188888元。原告周某与被告诸某1虽按农村习俗举办了婚宴并共同生活，但由于其至今未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系婚约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对于双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而给付的财物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现因原告周某与被告诸某1已终止恋爱关系，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给付的财物，以及三被告要求用其给付原告的金器、嫁妆抵充彩礼，均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三被告按《解除婚约》协议履行，即由三被告返还彩礼140000元、金手镯一只、金戒指一枚、钻石戒指一枚，并提供《解除婚约》协议予以证明，三被告则认为《解除婚约》协议中没有被告诸某1签名，被告柯某是在原告以死相逼的情形下才按手印，该协议应为无效协议。该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解除婚约》中载明双方当事人为周某与诸某1，而在该《解除婚约》上的签名实际只有原告周某，没有被告诸某1。被告诸某1的母亲柯某虽在该《解除婚约》中按手印以示同意，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柯某受被告诸某1委托处理该项事务，故对原告提供的《解除婚约》协议之效力，该院不予认定。关于三被告应返还原告彩礼的数额问题，该院为减少当事人讼累，对三被告要求用其给付原告的金器、嫁妆抵充彩礼之请求一并予以处理。双方给付对方的财物经折价经抵冲后，三被告尚应返还原告人民币140000元。该院在确定上述彩礼返还数额时，已根据财产性质、案件实际情况、本地风俗习惯作为考量因素。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140000元及金器不当，该院予以调整。原告另要求三被告支付彩礼之利息，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及金器，以及三被告要求用其给付的金器、嫁妆抵充彩礼的合理部分诉请，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双方的不合理部分诉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诸某1、诸某2、柯某应返还给原告周某人民币140000元；二、驳回原告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4099元（预交），减半收取2050元，由原告周某负担540元，被告诸某1、诸某2、柯某共同负担151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该院交纳。
二审中，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沈继龙情况说明一份、周根泉情况说明一份及其证人证言、柯爱玉承诺书一份。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依法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于沈继龙情况说明，因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该证人未到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周根泉情况说明及其证人证言，因周根泉陈述其在一审中已旁听本案的审理，周根泉证人证言并不能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予以认定，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对于柯爱玉承诺书，因该承诺书系案外人出具，被上诉人亦对该事实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且待证事实与本案并无实质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包括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具有相应的缔约行为能力、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合同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合同的内容必须确定或可能。关于本案案涉《解除婚约》协议之效力问题，因上诉人提供的《解除婚约》中载明双方当事人为周某与诸某1，但在该《解除婚约》上的签名实际并没有诸某1，虽诸某1的母亲柯某在该《解除婚约》中按手印以示同意，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柯某受诸某1委托处理该项事务或构成表见代理，且考虑解除婚约还涉及人身性，故不能据此认定案涉《解除婚约》系诸某1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案涉《解除婚约》协议效力不予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一审法院对双方给付对方的财物进行折价抵冲并认定彩礼返还数额是否正确合理的问题，本院认为，因上诉人与诸某1已终止恋爱关系，故上诉人要求三被上诉人返还给付的财物，以及三被上诉人要求用其给付上诉人的金器、嫁妆抵充彩礼，均符合法律规定。为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一审对三被上诉人要求用其给付原告的金器、嫁妆抵充彩礼之请求一并予以处理，实体处理并无不妥。同时，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根据财产性质、案件实际情况、本地风俗习惯，一审法院对双方给付对方的财物进行折价抵冲后酌情确定彩礼返还数额，合理有据，并无不当。另因礼金红包之赠送或赠与系本地婚娶风俗习惯，不能将其定性为彩礼，一审对此并未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5元，由上诉人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艳
审判员 夏 鸿
审判员 赵启龙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孙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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