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45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洋，女，198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斯敏，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小聪，男，196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原审被告：杨振文，男，1967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刘洋因与被上诉人刘小聪、原审被告杨振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4民初3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洋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小聪的全�诉讼请求；二、判令刘小聪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债务并非杨振文、刘洋的夫妻共同债务。一、一审法院仅以案涉借款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认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应以“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为标准。二、刘洋对涉案借款并不知情，不清楚借款用途，也未从借款中受益。(一)涉案《借据》《借款确认书》仅有杨振文签名，涉案借款也是直接转入杨振文的账户，刘洋从来未参与借款过程，对借款情况不知情，故与杨振文不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刘洋事后也未追认该笔借款。(二)即使案涉借款系用于投资，也是未经刘洋同意的独自筹资经营活动，应由杨振文以个人财产清偿。(三)案涉借款未用于杨振文、刘洋的夫妻共同生活。首先，涉案借款金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杨振文和刘洋均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足以满足共同生活所需。其次，刘洋与杨振文于2016年2月3日登记结婚，涉案债务发生于同年2月25日，同年4月16日杨振文即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羁押。再次，杨振文收到涉案借款后当天或次日即转给案外人姜星、禤晓恩，刘洋与两案外人并不认识。据杨振文所述，案涉款项系用于与朋友合作投资三旧改造项目，该类型项目周期长、收益慢，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收益，即使有收益也是由杨振文支配，而杨振文也已被羁押。刘洋从未参与该项目，显然不可能从该项目中获益。刘小聪辩称：一、涉案借据虽是杨振文在其与刘洋结婚登记后的第22天签订，但刘洋与杨振文已在一起很久，且有小孩。二、刘小聪不认识刘洋，故没有向刘洋追债，仅向杨振文追债，但因杨振文出事，很快就联系不到杨振文，故请求刘洋与杨振文共同负担债务。原审被告杨振文因涉嫌犯罪被羁押于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看守所，本院依法向其送达传票，其未到庭，也未出具书面答辩意见。刘小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杨振文偿还2000000元及利息840000元（利息按月息三分从2016年6月26日起至2017年8月26日）；二、刘洋对上述借款本息应承担连带清还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振文、刘洋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25日的《借据》显示：“兹杨振文（手写签名并印有手指纹）（身份证号码：）向刘小聪借到现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小写：￥2000000.00元），杨振文应在2016年5月5日前归还借款，杨振文在借款期间每月应按照借款总额的月息三分计至付清所有款项时止。逾期还款的，除支付上述确定的利息外并按国家法律规定支付违约金（每天按�付款的0.5%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所有款项时止。因本借款事宜产生纠纷，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一致同意可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借款人：杨振文（手写签名并印有手指纹）。”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26日的《借款确认书》显示：“本人杨振文（手写签名并印有手指纹）向刘小聪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小写：￥2000000.00元），该借款我予以确认已收到。借款人：杨振文（手写签名并印有手指纹）”另查：杨振文、刘洋于2016年2月3日登记结婚。杨振文因涉嫌合同诈骗于2016年4月16日被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经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逮捕，至2017年12月13日仍被羁押。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刘洋的调查取证申请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从化支行调查有关账户情况，后该行的回复显示：杨振文账号为66×××75的账户于2016年2月25日收到刘小聪转入的1300000元后于当日转出650000元给案外人姜星、于次日转出647000元给案外人禤晓恩；杨振文账号为71×××04的账户于2016年2月26日收到刘小聪转入的700000元后于当日转出670000元给案外人姜星。一审庭审中，刘小聪称杨振文于2016年3、4月每月各还60000元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杨振文2016年2月25日已立《借据》，且刘小聪于当日和次日已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实际支付2000000元给杨振文，因此刘小聪、杨振文之间的借款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杨振文没有证据证明其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情况，因此一审法院采信刘小聪所述即杨振文于2016年3、4月每月各还过60000元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视上述两月各偿还的60000元为利息。现没有证据证明杨振文已还借款本金，故刘小聪于还款期限届满后向杨振文主张清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问题，刘小聪主张按月息三分计算利息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确认按年利率24%计算；刘小聪主张以20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6月26日起计算至2017年8月26日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即利息以2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6年6月26�起计算至2017年8月26日为560000元。杨振文与刘洋于2016年2月3日登记结婚，上述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上述借款是杨振文与刘洋的共同债务，因此刘小聪主张杨振文与刘洋连带偿还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小聪认为若该借款产生收益，刘洋就会受益，因此刘洋应承担责任的主张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洋以无举债合意、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其未分享到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为由认为其无需承担偿还责任的抗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判决：杨振文、刘洋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连带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和利息560000元给刘小聪。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520元（刘小聪已预交），由刘小聪负担2240元，由杨振文、刘洋连带负担27280元。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中，刘小聪确认涉案借款是用于赤草村三旧改造，该项目起步早，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经二审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杨振文账号为66×××75的账户于2016�2月25日收到刘小聪转入的1300000元后于当日转出650000元给案外人姜星，于次日转出647000元给案外人禤晓恩，余额为101.3元；杨振文账号为71×××04的账户于2016年2月26日收到刘小聪转入的700000元后于当日转出670000元给案外人姜星，余额为33200元。杨振文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其向刘小聪借款的目的是与朋友合作投资赤草村三旧改造项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杨振文、刘洋的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解决共同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等活动、履行法定义务以及共同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负的债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该规定的法理基础是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即夫妻因家庭日常生活事务而与第三人交往时所为法律行为应当视为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并不意味着所有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均属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其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债务属杨振文以个人名义所负，且发生于杨振文、刘洋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债务金额高达200万元，显然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故判断其是否属于杨振文、刘洋夫妻共同债务的关键在于债权人能否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杨振文、刘洋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本案中，首先，刘洋并未在涉案《借据》《借款确认书》上签名，事后也未追认该笔借款，且刘小聪自述不认识刘洋，也从未向刘洋追债，因此，涉案债务并非基于刘洋与杨振文的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其次，杨振文账号为66×××75的账户于2016年2月25日收到刘小聪转入的1300000元后于当日转出650000元给案外人姜星，于次日转出647000元给案外人禤晓恩，转出后余额仅有101.3元；杨振文账号为71×××04的账户于2016年2月26日收到刘小聪转入的700000元后于当日转出670000元给案外人姜星，转出后余额33200元，由此可见，涉案借款已转账至案外人账户，从账目上无法反映该笔借款为刘洋所用。其次，杨振文于其与刘洋结婚后第二十二天向刘小聪借款，借款后不到两个月，杨振文即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羁押，因此，杨振文与刘洋婚后共同生活时间短暂，现两人虽未离婚，但因杨振文被羁押，两人事实上也失去了共同生活的基础。同时，刘小聪也未举证证明杨振文、刘洋婚后存在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额生活支出，无法证明该债务用于两人的夫妻共同生活。再次，杨振文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其向刘小聪借款的目的是与朋友合作投资三旧改造项目。二审中刘小聪也对此予以确认，且称该项目到目前为止尚未完成，刘小聪并未提供刘洋参与项目经营并分享项目利益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债务用于刘洋、杨振文的夫妻共同生产经�。综合上述分析，刘小聪未能对涉案债务用于杨振文、刘洋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涉案债务应属杨振文的个人债务，原审法院将其认定为杨振文、刘洋的夫妻共同债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婚姻本为情感之合，而非财产之同。婚姻法司法解释认可夫妻之间互有日常家事代理权，系为节省交易成本考虑，并不意味着夫妻一方承担对方所有经济行为的法律后果。更何况，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是为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所负。即便是从交易安全的角度考量，债权人基于优势地位，可以在形成债务时，通过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来降低债权实现风险。而夫妻之间基于情感与信任，不可能对对方的经济行为事事过问，处处提防，无法杜绝“被负债”风险的发生。因�，让未参与借款更未享受借款收益的配偶承责，既违法理，也失公平。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洋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4民初3125号民事判决为：原审被告杨振文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上诉人刘小聪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和利息560000元；二、驳回被上诉人刘小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520元，由被上诉人刘�聪负担2240元，原审被告杨振文负担272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280元，由被上诉人刘小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雪梅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谢春晖李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