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0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新业车辆厂，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鉴湖镇栖凫村馒头山岙。
法定代表人杨福康，经理。
委托代理人金达洪、孟学仪，浙江正大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国龙，男，199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来春，男，1965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婷，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沈芳芳，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杭州萧山益农国良摩托车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新东公路（益民桥西）。
经营者马国良，男，197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周业明、郑泰，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海凤凰新业经贸合作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2375号。
法定代表人江骏，总经理。
上诉人绍兴市越城新业车辆厂（以下简称新业车辆厂）因与被上诉人陆国龙、陆来春、原审被告杭州萧山益农国良摩托车商行（以下简称国良商行）、上海凤凰新业经贸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5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陆来春系凌雅娟的丈夫，陆国龙系凌雅娟的儿子，凌雅娟的父母均已去世，陆国龙、陆来春系凌雅娟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2015年9月26日8时50分许，熊飞驾驶车牌号为浙Ａ×××××的小型轿车由北往南行驶至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伟勤路勤联村7组地方靠边停车，后其车上乘坐人员熊红珍打开左后车门时，与沿伟勤路由北向南行驶的凌雅娟驾驶的无号牌二轮电动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凌雅娟受伤的交通事故。后凌雅娟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同年12月5日在家中死亡。同年10月，该二轮电动车经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鉴定，鉴定报告书中“标的物简介”部分明确“智多星二轮电动车一辆，电机号BY12127299，车架号090000010220，无号牌”，确认“标的物电动车无脚蹬装置即脚踏骑行功能，实测最高车速26.7km/h，空载整车质量80kg，其不符合国家标准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的相关标准要求”等，并认定“1、标的物电动车不属于非机动车范畴内的电动自行车，属电驱动两轮轻便摩托车类型，即属于机动车范畴。2、标的物电动车行车制动距离测试结果为3.72米，即制动状况良好。…”。同年12月25日，交警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事故现场南侧南向北方向设有‘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标志”及“熊红珍乘坐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从机动车左侧下车开门，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熊飞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时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凌雅娟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登记上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等，并据此认定“此事故中熊红珍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与熊飞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基本相当，熊红珍与熊飞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大于凌雅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故熊红珍负事故同等责任，熊飞负事故同等责任，凌雅娟负事故次要责任”。后陆国龙、陆来春起诉来院，要求各责任方赔偿损失，原审法院确认“陆国龙、陆来春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用项下合计228411.1元，死亡伤残项下合计921968.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以上共计1185379.45元”，并认定“凌雅娟自负30%的责任，熊飞、熊红珍分别承担35%的赔偿责任”等，同时于2016年3月25日判决保险公司及熊飞等承担赔偿责任，该案现已生效且款项已履行完毕。另查明，案涉车辆系凌雅娟向国良商行所购买，其附随的合格证上注明“商标名称：新业；…车辆型号：120090000010220；电机编号：12127299；…生产日期：2013-2-26…”，其下盖有“上海凤凰新业经贸合作公司检验专用章”。同时，附随的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中“敬告用户”处注明“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禁止超速行驶”等；其中“主要技术参数及规格”处明确“…整车净重kg≦40；标准载重量kg（含骑着）≦75；最高时速20km/h…”；其中“电动车保修卡（请寄公司）”落款处注明“生产基地：绍兴市越城新业车辆厂”等；其中尾页落款处注明了凤凰公司名称、地址及售后服务热线等内容。再查明，新业车辆厂成立于2011年5月5日，登记经营范围为组装、销售自行车、童车及助动车等，核准日期为2013年5月20日，当日其企业名称由“绍兴市越城区南方机械厂”变更为新业车辆厂。又查明，凤凰公司（甲方）与新业车辆厂（乙方）之间存在委托加工销售合作关系，双方曾签订书面协议，并约定由甲方委托乙方定牌生产、加工、销售“新业”牌电动自行车，乙方有偿使用“新业”商标并支付商标使用费；乙方销售区域为浙江省，该区域甲方不得授权其他企业，乙方不得转让或授权其他企业生产加工，不得跨区域销售等内容。
陆国龙、陆来春于2016年10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国良商行、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连带赔偿陆国龙、陆来春各项损失319613.37元；2、本案诉讼费由国良商行、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承担。一审庭审中，陆国龙、陆来春明确其诉请，要求：1、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共同赔偿陆国龙、陆来春各项损失319613.37元（即交通事故案件中认定的总损失1185379元减去已赔偿金额865765.63元后的差额部分）；2、国良商行对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的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国良商行、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可能危及人体健康、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点，其一、关于案涉车辆生产者、销售者身份的认定。就产品生产者，陆国龙、陆来春主张凤凰公司系生产者中的委托方，新业车辆厂系生产者中的受托方，二者均为生产者；凤凰公司辩称“其于2014年1月才授权新业车辆厂生产、销售“新业”牌电动车，案涉电动车与其无关”等；新业车辆厂辩称“其从未生产过该款电动车，其成立时间也在案涉车辆生产日期之前，且自2014年1月才取得‘新业牌’电动车的授权”等。原审法院认为，新业车辆厂提交的新版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与陆国龙、陆来春提供的相应证书格式、内容基本一致，合格证上均盖有“上海凤凰新业经贸合作公司检验专用章”，且说明书中均明确车辆生产基地为新业车辆厂，而新版系新业公司在案涉书面协议约定的授权期间制作，却与其主张的未获授权的2014年之前的前述版本基本一致，本身即存在矛盾，可说明新业公司在此之前即已与授权方存在合作关系并开始生产案涉类型的车辆；同时，该事实与前述协议约定的销售区域、该区域内排他授权等合作内容一致，且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存在新业车辆厂所主张“案涉车辆系假车”等可能性，而陆国龙、陆来春作为消费者，依其举证能力已尽到举证义务。综上，可认定新业车辆厂系案涉车辆的实际制造方，系直接生产者。至于其主张“从未生产过该款电动车，其成立时间也在案涉车辆生产日期之后”等，依据是新旧版本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但其格式及内容却基本一致；同时，虽然其核准日期为2013年5月20日，但其实际成立于2011年5月5日，而陆国龙、陆来春主张的购买时间为2013年10月份，这与车辆生产日期及核准时企业名称变更等事实并不矛盾，故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关于凤凰公司的身份，购车时附随的合格证、说明书及照片均指向其生产者身份，即使按照其与新业车辆厂之间合作关系的约定，其作为商标权人在产品上标识其名称、商标等，能够使得消费者得以有效区分，故应当视为生产者；此外，作为商标权许可人，其为自身利益将商标有偿授权新业车辆厂使用，且对销售区域、执行标准、商标规范等方面均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参与了新业车辆厂的制造及销售，应认定为标识生产者。本案凤凰公司的相关辩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采信。至于其主张双方之间的《委托加工销售协议》已明确约定“产品质量问题等引起的一切事宜均由乙方处理和承担，与甲方无关”，该协议系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而产品责任有法律明确规定，该约定对陆国龙、陆来春不具有约束力，故对其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就产品销售者，陆国龙、陆来春主张其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证明案涉车辆系从国良商行处购买。结合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前述分析，陆国龙、陆来春已提供购买时的收款收据，且鉴定报告书记载的车辆电机号、车架号与附随的合格证记载的电机及车架编号一致，这与照片所显示车尾处悬挂的标识“国良车行”及其地址、电话能够相互印证，标识的“82598928”确为国良商行处的电话号码，且收据经原审法院核实其中印章确为“杭州萧山益农国良摩托车商行”，亦可予以作证，由此足以认定国良商行的销售者身份。本案国良商行的前述相关辩称，并无事实依据，故不予采信。至于其辩称其供货来源另有其人，系其现有的供货方，据此并不能否定其系案涉产品销售者的身份，故不予采信。其二、案涉车辆缺陷的具体内容、各方过错及与凌雅娟死亡后果之间因果关系以及相应责任的认定。针对产品缺陷类型，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生产的“电动自行车”无脚蹬装置即脚踏骑行功能、最高车速大于20km/h且整车重量大于40kg，均不符合国家标准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已被认定为电驱动两轮轻便摩托车类型，即属于机动车范畴。同时，案涉产品说明书中明确该车辆系电动自行车，虽然在其中对超速问题进行了部分警示说明，但对超重问题并未进行任何必要的警示说明，故据此可认定在产品的警示说明方面尚存缺陷，而消费者购买该车辆系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上路行驶，该方面的缺陷显然使案涉车辆具有了不合理的危险，构成产品缺陷。新业车辆厂辩称“鉴定报告书并未明确电动车是否进行过维修或改装，无法排除电动车在购买后经过维修或改装后提高车速的可能性”，但并无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信。针对因果关系，因为案涉车辆存在超重、超标问题，上述产品警示说明方面的缺陷明显增加了车辆使用过程中潜在的危险性，超出普通消费者的通常心理预期，产生了不合理的风险并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故应认定该缺陷与本案事故发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关于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事故的发生与车辆性能没有关系，且损害结果与机动车质量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等辩称，不具事实及法律依据，故难以采信。综上，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作为生产者应对陆国龙、陆来春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就陆国龙、陆来春所主张损失的合理性问题，现其主张损失为交通事故案件中认定的总损失减去已赔偿金额后的差额部分计319613.37元，经核实，交通事故案件中认定的总损失应为1185379.45元，已赔偿金额为865765.63元，差额部分应为319613.82元，现陆国龙、陆来春自愿主张损失319613.37元，并无不妥；至于国良商行、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列入产品赔偿责任范围，其他分项部分主张过高，且未经其抗辩，故对损失金额不予认可”等辩称，前述分项部分数额合理，且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额度，故对其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关于责任比例，考虑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各方过错程度等因素，结合就超速问题已作的警示说明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应承担陆国龙、陆来春所主张差额款项35%的责任，计111864.68元。此外，关于国良商行应承担的责任形式，其辩称“对于销售者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本案电动车使用说明书上明确时速为20km/h，故应认定该车辆系电动车而非机动车”。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销售者责任系销售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内部责任分担规则，在对外责任上应依据该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由生产者及销售者向被侵权人承担所有责任，被侵权人有权选择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赔偿，其选择任何一个主体均应承担全部责任，外部责任上不存在责任份额的划分；另结合该条款关于最终责任承担意义上追偿的表述，可以解释为生产者和销售者同时承担连带责任，因两者承担责任的原因不同且并无意思联络，两个法律关系发生竞合且责任内容相同，故该连带责任应区别一般的连带责任，应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同时，如此规定是为了方便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赔偿，防止生产者、销售者之间互相推诿，影响对受害人的救济。综上，本案可认定国良商行应承担前述认定的连带责任。其关于责任承担的前述相关辩称，于法无据，故不予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陆国龙、陆来春损失计111864.68元；二、国良商行对上述第一项所确认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陆国龙、陆来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国良商行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94元，减半收取计3047元，由陆国龙、陆来春负担1981元，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负担1066元。
宣判后，新业车辆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新业车辆厂并非案涉车辆生产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一）相关事实及证据已充分说明上诉人新业车辆厂并非案涉车辆生产者。首先，上诉人新业车辆厂从未生产过案涉车辆同款电动车，且案涉车辆车身上也无任何一处“绍兴市越城新业车辆厂”标识，案涉车辆并非上诉人新业车辆厂生产。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电动车合格证显示，案涉车辆生产日期为“2013-2-26”。而上诉人新业车辆厂虽成立于2011年5月5日，但当时企业名称为“绍兴市越城区南方机械厂”，从事的是五金机械配件生产。直至2013年5月开始联系洽谈“新业”牌电动车的生产授权，才于2013年5月20日将企业名称变更为“绍兴市越城新业车辆厂”，从企业名称的变更也能明显反映上述事实。由此可见，案涉车辆并非上诉人新业车辆厂所生产。最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案涉车辆系2013年10月份购买的，而上诉人新业车辆厂自2014年1月始才正式取得“新业”牌电动车的生产授权，之后开始生产“新业”牌电动车。故案涉车辆不可能系上诉人新业车辆厂生产。且原审被告凤凰公司在一审中明确确认其于2014年1月1日始才正式授权上诉人新业车辆厂生产“新业”牌电动车，并提供了委托加工销售协议证明该事实。这完全能印证上诉人新业车辆厂并非案涉车辆生产者的事实。（二）一审认定上诉人新业车辆厂系案涉车辆生产者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以上诉人新业车辆厂提交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与被上诉人提交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格式、内容相似，就推定上诉人新业车辆厂在2014年之前已与原审被告凤凰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并开始生产案涉类型的车辆，显然站不住脚。1、被上诉人提交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并非系上诉人新业车辆厂所有，上诉人新业车辆厂使用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系上诉人新业车辆厂在一审中提交的版本（无其他版本），一审却将上诉人新业车辆厂提交的臆断为“新版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是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就径直将被上诉人提交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认定为系上诉人新业车辆厂所有。2、被上诉人提交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系其在本案起诉时提供的，与涉案电动车的购买时间已相距数年之久，该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不能确定是涉案电动车配套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且上诉人新业车辆厂自2014年1月之后开始生产“新业”牌电动车，早已有大量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流入市场，想要仿冒类似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完全有可能。既然被上诉人提交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尚无法确认系案涉车辆的，那么更加不能仅凭该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与上诉人新业车辆厂提供的有相似之处就认定案涉车辆系上诉人新业车辆厂生产的。3、委托加工销售协议虽约定了销售区域及排他授权等内容，但该协议系2014年1月签订，所谓的排他授权等内容也是2014年1月开始实行的，而案涉车辆系2013年10月份购买的，故不能以销售区域的排他授权就推定上诉人新业车辆厂为案涉车辆的生产者。4、被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系上诉人新业车辆厂生产，甚至无法证明其提供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系案涉车辆配套的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而上述事实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却反过来要求上诉人新业车辆厂证明案涉车辆系假车，显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5、尤须指出的是，产品责任纠纷最基本的法律关系是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的买卖关系，即确认了产品的销售者后才能依据其产品来源从而锁定生产者。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其与一审被告国良商行存在销售法律关系，且国良商行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否认案涉车辆系其销售的，一审仅凭一张模糊不清的收款收据就推定国良商行系案涉车辆销售者，显系错误。二、案涉车辆是否存在产品质量缺陷尚不明确，被上诉人无权主张产品责任赔偿。首先，浙检【2015】鉴字4915号鉴定报告书中鉴定意见显示涉案电动车制动状况良好，转动车把立柱灵活无卡滞、无轴向间隙，照明信号装置安装牢靠、完好有效，可见案涉车辆并不存在质量缺陷。其次，鉴定报告书系对涉案电动车在鉴定当时性状的结论，但并未明确涉案电动车是否进行过维修或改装，无法排除涉案电动车在购买后经过维修或改装人为提高车速的可能性，不能确认案涉车辆存在产品质量缺陷。三、交通事故发生与案涉车辆性能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根据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系案外人熊红珍乘坐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从机动车左侧下车开门，妨碍其他车辆通行才造成的交通事故，与案涉车辆性能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本案不属于产品责任赔偿纠纷。四、精神抚慰金不应列入产品责任赔偿范围。被上诉人提出的损失总额中包括精神抚慰金35000元，而精神抚慰金是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对死者家属精神上的补偿，不属于因受害人死亡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故该精神抚慰金不应当列入产品责任赔偿范围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陆国龙、陆来春答辩称：一、虽然案涉车辆上并无“绍兴市越城新业车辆厂”的标识，但产品说明书上有新业车辆厂的落款，足以证明上诉人新业车辆厂是案涉车辆的生产者。新业车辆厂变更企业名称并不影响其权利义务的承担。新业车辆厂提供的委托加工销售协议亦仅具有内部效力，对消费者而言，辨识生产者的主要依据是合格证、产品质量说明书。二、案涉车辆是否是从新业车辆厂处采购，国良商行应当知道，但其一审中一直否认系经销商，故并未如实陈述相关购货渠道。在国良商行否认事实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各方主体地位并无不当。三、已有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存在缺陷，该车辆刹车确实是好的，但车辆设计超速、超重是导致事故的发生重要原因。四、产品责任纠纷属于民事侵权案件，根据法律规定可以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案涉交通事故中也无相关主体承担刑事赔偿责任，故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
原审被告国良商行答辩称：国良商行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收据模糊不清，国良商行也未出具过该收据。故请求驳回被上诉人对国良商行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凤凰公司未作答辩。
二审中，上诉人新业车辆厂向本院提交生产许可证一份，欲证明新业车辆厂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浙）XK16—002—00071）]的日期为2013年9月16日，而案涉车辆生产日期为2013年2月26日，可见案涉车辆不是新业车辆厂生产。被上诉人陆国龙、陆来春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新业车辆厂于2013年9月16日取得该生产许可证与生产日期为2013年2月26日的案涉车辆是否由其生产并无关系，不能证明案涉车辆并非其生产，事实上新业车辆厂在取得该生产许可证之前亦在生产案涉类型的车辆，案涉车辆产品说明书上有新业车辆厂的落款，合格证上也有其抬头。原审被告国良商行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辨别，由法院审核，且新业车辆厂与国良商行在该期间并不存在交易行为。原审被告凤凰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陆国龙、陆来春、原审被告国良商行、凤凰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案涉车辆附随的电动自行车说明书“电动车保修卡”一页中标注“生产基地：绍兴市越城新业车辆厂”、“许可证编号：（浙）XK16-002-00071”。再查明，越城新业车辆厂于2013年9月16日取得编号为（浙）XK16-002-00071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本院认为：根据浙检（2015）鉴字4915号鉴定报告书，案涉车辆无脚蹬装置即脚踏骑行功能、最高车速大于20km/h且整车重量大于40kg，均不符合国家标准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已被认定为电驱动两轮轻便摩托车类型，即属于机动车范畴，但案涉车辆的产品说明书中却明确该车辆系电动自行车，且仅就超速问题有部分警示说明，而对超重问题并未进行任何必要的警示说明，明显超出普通消费者的通常心理预期，增加了车辆使用过程中潜在的危险性，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车辆存在产品缺陷并无不当，且上述缺陷对死者凌雅娟的安全驾驶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增加了发生本案事故的可能性，故亦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就产品的销售者而言，虽然陆国龙、陆来春提供的购买案涉车辆时收款收据上的印章因时间原因稍显模糊，但经原审法院放大后比对核实，收款人处印章显为“杭州萧山益农国良摩托车商行”，这与案涉车辆照片所显示的车尾处悬挂的标识“国良车行”及其地址、电话能够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认定国良商行系案涉车辆的销售者符合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应属妥当，而国良商行虽否认案涉车辆由其销售，但并未提起上诉。就产品的生产者而言，陆国龙、陆来春系依据购车时附随的产品说明书、合格证的相关记载和车辆的相关标示主张凤凰公司、新业车辆厂为生产者，经审查，仅有产品说明书上标注有“生产基地：绍兴市越城新业车辆厂”，同时合格证上显示案涉车辆的生产日期为2013年2月26日，但新业车辆厂的企业名称系于2013年5月20日由“绍兴市越城区南方机械厂”变更为“绍兴市越城新业车辆厂”，且新业车辆厂又系于2013年9月16日才取得编号为（浙）XK16-002-00071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据此，本院认为，新业车辆厂已初步举证证明案涉车辆并非由其生产和投入流通。而国良商行在一审中否认与新业车辆厂之间存在电动自行车的购销关系，二审中又称在2012年曾向新业车辆厂进货，存在矛盾，且国良商行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与新业车辆厂之间存在业务关系，故本案中尚不足以认定新业车辆厂和凤凰公司系案涉车辆的生产者。鉴于国良商行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现案涉车辆车身上的生产商亦不能确认为该产品真正的生产者,故国良商行作为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另案生效判决已认定陆国龙、陆来春因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医疗费用项下合计228411.1元，死亡伤残项下合计921968.35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鉴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已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现其在本案中主张尚未赔付的差额部分319613.37元实质上并未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部分数额合理，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程度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定国良商行对上述差额部分承担35%的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存有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杭州萧山益农国良摩托车商行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陆国龙、陆来春损失计111864.68元。
二、驳回陆国龙、陆来春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杭州萧山益农国良摩托车商行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094元，减半收取计3047元，由陆国龙、陆来春负担1981元，杭州萧山益农国良摩托车商行负担1066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2537元，由杭州萧山益农国良摩托车商行负担。绍兴市越城新业车辆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杭州萧山益农国良摩托车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12×××68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亮
审 判 员 李国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