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冀民二终字第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谈益。委托代理人：赵向东，河北姜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华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雅清街66号。法定代表人：吴海燕，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姚海涛，河北君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谈益因与被上诉人河北华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仁国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石民三初字第00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欣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建岳、刘璇参加评议的合议庭，由书记员杨杰担任本案记录，于2015年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谈益的委托代理人赵向东，被上诉人华仁国贸的委托代理人姚海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3月31日，苏谈益与华仁国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转让方华仁国贸（甲方）。受让方苏谈益（乙方）。经石家庄华仁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仁矿业公司）股东会研究通过，现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持有华仁矿业公司80%的股权，乙方同意以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受让甲方持有的仁矿业公司50%的股权。2.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3.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按股份比例分享利润、分担风险及亏损。4.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请仲裁委员会仲裁。5.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6.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华仁矿业公司执有一份。”该协议签订前，苏谈益已于2011年11月11日将股权转让款一千万元汇入华仁国贸账户。2012年1月12日，华仁矿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1.同意华仁国贸将其持有的公司50%股权转让给苏谈益。2.同意公司章程第七条修改为：苏谈益实物出资687.5万元，货币出资62.5万元，占50%。华仁国贸实物出资412.5万元，货币出资37.5万元，占30%。杨银恒货币出资200万元，占13.33%。梁二全货币出资100万元，占6.67%。3.授权吴海燕具体办理上述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事项。”2012年8月27日，华仁矿业公司与河北省国控矿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矿业公司）举行合作探矿的协商会，苏谈益是介绍人并参加了这次会议。2012年9月24日，华仁矿业公司与国控矿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对华仁矿业公司拥有探矿权的铁矿进行勘查。如国控矿业公司认为该矿资源条件较尚可，有必要继续合作。双方可设立国控矿业公司持股51%，华仁矿业公司持股49%的新公司。若勘查后，国控矿业公司认为该矿资源条件较差，没有继续勘查的必要，则不再介入该矿的后续勘查开发。2013年1月勘查工作结束，此后国控矿业公司与华仁矿业公司没有继续合作。2013年3月11日，苏谈益致函华仁国贸，内容为：“我与贵公司自2012年3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我已履行付款义务，但贵公司至今未将工商登记的股份变更至我或者我指定的人名下。现正式函告贵公司，接本函件后十日内启动股权变更手续，否则，我不排除将纠纷诉诸法律的可能性。”2013年3月25日，苏谈益致函华仁国贸，内容为：“我与贵公司于2012年3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均转让给洪金生享有。包括但不限于股权、债权、司法救济权等主权利及从权利，所有经济纠纷，均由洪金生享有或承担。”2013年11月26日，苏谈益经公证向华仁国贸寄送一份通知，内容为：“2013年3月25日，我向贵公司送达了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内容为：我与贵公司于2012年3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均转让给洪金生享有。此后，由于各方面原因，经我与洪金生协商，一致同意撤销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贵公司仍应向我履行合同义务。在此特催促贵公司，请于收到本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为我办理华仁矿业公司50%的转让手续或退还入股款及利息。特此通知。”2013年12月5日，苏谈益向华仁国贸寄送一份解除合同通知，内容为：“2012年3月31日，我与贵公司就贵公司向我转让华仁矿业公司50%股份一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签订时，我依约向贵公司支付了全部转让款，但贵公司却迟迟不履行合同义务，给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解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请贵公司在收到本通知后两日内，将全部转让款及2012年3月31日至钱款付清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一次性退还我方，特此通知。”2013年12月18日，华仁矿业公司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合议，但未通知苏谈益参加。股东会形成的决议主要内容为：“华仁国贸向陈冀安转让1%的股权；杨银恒向华仁国贸转让13.33%的股权；梁二全向华仁国贸转让6.67%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东及持有公司股权情况为，华仁国贸持有99%股权，陈冀安持有1%股权。”2014年1月27日，华仁国贸向苏谈益发出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通知。内容为：“根据贵我双方于2012年3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你受让了我公司持有的华仁矿业公司50%的股权。并于2013年11月26日向我公司发出《通知》，要求我公司于2013年11月29日前完成股权转让手续。现就上述问题答复并通知如下：1.您发出上述通知时，华仁矿业公司其他两位股东杨银恒、梁二全正在办理股权变更事宜，无法形成股东会决议，故当时无法为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现上述相关事宜已经办理完毕，已经可以为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2.根据工商局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必须股权转让人和受让人同时到场，故请您尽快来我公司，共同前往工商局为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特此通知。”2014年2月19日，华仁矿业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主要内容为：“华仁国贸向苏谈益转让50%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苏谈益持有50%股权，华仁国贸持有49%股权，陈冀安持有1%股权。”会后，华仁矿业公司单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本案审理中，苏谈益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华仁国贸长时间不履行义务，既不为苏谈益变更股权登记，也不召开股东会审议股权转让一事，甚至未曾就股权转让一事征求过其他股东的意见。致使苏谈益自始至终没有取得华仁矿业公司的股东资格，更没有行使过任何股东权利，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苏谈益在多次口头催促未果的情况下，于2013年3月11日向华仁国贸送达了催告变更股权登记的函，而华仁国贸不予答复。2013年11月26日，苏谈益再次发函催促华仁国贸履约，华仁国贸仍不予理会。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苏谈益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于2013年12月5日向华仁国贸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华仁国贸于2013年12月6日签收，该合同即告解除。华仁国贸在合同解除后，未经苏谈益同意将公司股权变更至苏谈益名下的行为是违法无效的。华仁国贸认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已经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华仁矿业公司一直承认苏谈益股东身份，且已经实际行使了股东享有的选择管理者、参与重大决策、股权转让权利。华仁矿业公司已经为苏谈益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苏谈益股东身份已经通过工商登记向社会公示。因此，苏谈益从实质上形式上都已经完全取得了股权，并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履行的情形。同时，股权变更登记不是华仁国贸的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而是华仁矿业公司的法定义务。华仁国贸向苏谈益转让股权后并无任何损害苏谈益股东权利行为，更没有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事实发生，故本案不具备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另外，苏谈益解除通知没有有效送达吴海燕，不能产生相应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苏谈益与华仁国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履行问题。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属继受取得性质，苏谈益、华仁国贸双方签订协议、支付转让款是合法继受公司股权的实质要件。作为一种法律行为，股权转让经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即为有效。《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时，受让人即具有股东资格，享有股权。可以要求公司办理工商登记等相关事项。苏谈益主张，华仁国贸在签订协议后，未尽通知公司和其他股东的义务，不召开股东会审议股权转让事宜，不为苏谈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致使协议未能履行，苏谈益始终未取得股东资格，享有股东权利。2012年1月12日股东会同意华仁国贸向苏谈益转让股权的决议与2013年股东会决议自相矛盾，系华仁国贸伪造。但依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已经接触洽商，苏谈益于2011年11月11日已将股权转让款汇入华仁国贸账户。华仁矿业公司于2012年1月12日作出同意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2012年3月31日，苏谈益、华仁国贸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说明：“经华仁矿业公司股东会研究通过，现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该协议第6条也注明：“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华仁矿业公司执有一份。”2012年8月27日，苏谈益介绍华仁矿业公司与国控矿业公司认识，并参加了合作探矿的商业洽谈。在庭审中，华仁国贸也对华仁矿业公司重复作出同意转让股权决议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说明。上述事实，符合事物发展逻辑，能够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证明，苏谈益在签订协议前，知道股东会同意转让股权。在签订协议后，也与华仁矿业公司保持联系，并参加了公司重要业务洽谈。故对苏谈益认为华仁国贸未尽通知股东会义务，2012年1月12日股东会决议系伪造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股权转让协议》对双方均没有约定其他合同义务，所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实质要件已履行完毕。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苏谈益认为，由于华仁国贸不履行股权转让义务，苏谈益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于2013年12月5日，向华仁国贸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华仁国贸收到后，合同即已解除。华仁国贸认为，在邮件上签字的并非收件人吴海燕本人，也没有证据证明邮寄的文件内容是解除合同通知，所以解除通知没有有效送达，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查明的事实，苏谈益在邮单内件品名处，明确注明为“解除2012年3月31日股权转让合同的通知”，公司名称、地址及收件人也与以往寄送华仁国贸的邮件相同，在华仁国贸承认收到以往邮件的情况下，亦应认定华仁国贸已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但是，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苏谈益、华仁国贸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已经交付了转让款，经过了股东会同意，所以《股权转让协议》在双方签订之日起已经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为苏谈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华仁矿业公司的法定责任，而非华仁国贸的义务。且变更股权登记与否是股权转让的形式要件，并不影响苏谈益已经实际取得股东资格，享有股东权利。如苏谈益认为华仁矿业公司长期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构成不作为侵权，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但以此为由，通知华仁国贸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对苏谈益要求华仁国贸退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华仁矿业公司单方为苏谈益办理《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侵犯苏谈益权利则属另一法律关系。综上，依据《合同法》第八条，《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苏谈益苏谈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220元，由苏谈益苏谈益负担。上诉人苏谈益主要上诉称：1.原审法院不顾本案事实，认定苏谈益于2011年11月11日已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被上诉是错误的。该笔股权转让款系北京远泰安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泰安益公司”）为履行其与华仁国贸之间的另一份合同，所支付的部分合同款，由于其所签订的合同没有履行，所以远泰安益公司同意将该笔款形成的债权债务，双方另行处理。2.原审法院认定华仁国贸公司已于2012年1月12日就华仁国贸向苏谈益转让股份一事召开股东会，华仁国贸通知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本案原审时经历三次庭审，到第三次庭审时华仁国贸突然提交两人一份2012年1月12日《股东会决议》，主张其已经就股权转让一事通知了其他股东，且其他股东同意此事，其与苏谈益之间《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华仁国贸的通知义务已经履行完毕。2012年的《股东会决议》与2013年股东会决议内容矛盾，应当认定时间在后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2012年的《股东会决议》这份证据系伪造，不应认定。且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这份证据是在举证期限届满数月后提供，不属于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3.原审法院以苏谈益与华仁国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已经接触、《股权转让协议》已写明经华仁矿业股东会研究通过、苏谈益介绍华仁矿业公司认识并参与洽谈、华仁国贸已作出合理说明为由，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是错误的。首先，苏谈益与华仁国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进行接触是正常的，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其次，华仁国贸作为华仁矿业公司第一大股东，其有义务保证苏谈益受让股份一事通知并征求其他股东意见，协议上的表述仅是华仁国贸的一种承诺，华仁国贸是否履行了这项承诺，应当以华仁国贸提供的证据客观认定，而不应以华仁国贸草拟法人《股权转让协议》中非合同实质性要件的表述为准。再次，苏谈益应华仁国贸法定代表人吴海燕请求，将国控矿业公司高管介绍给其认识，苏谈益仅参加首次见面会，未参与过相关谈判。原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且苏谈益认为，其是否参与过相关谈判与苏谈益是否取得股东资格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依法撤销（2014）石民初字第00048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支持苏谈益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华仁国贸承担。被上诉人华仁国贸主要答辩称：1、由于双方事先都已经各自履行完毕了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自签订生效之时，即因双方已经履行完毕全部债务而终止，不存在合同解除权。2、苏谈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不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3.解除通知未能有效送达答辩人，不能产生解除通知到达答辩人的效力。4.原审判决认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转让经过股东会决议通过”、“苏谈益参与了重要业务洽谈”，均理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准确。5.苏谈益由于逻辑错误，错误理解了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之间的必要充分关系，导致本案成诉。据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苏谈益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苏谈益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本院经审理除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华仁国贸在2014年3月31日向原审法院提出了反诉，但原审法院让其作为抗辩的理由，不必再另提反诉。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履行完毕的问题；二、苏谈益是否参加了华仁矿业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的问题；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履行完毕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已经成立并生效。但合同的生效不等于合同的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也不等于股权的实际转让。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只是确定了当事人转让股权的权利和义务，股权的实际转让还有赖于对合同的实际履行，股权的实际转让就是股权的交付。本案中苏谈益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完成了付款义务，作为股权转让方的华仁国贸负有股权交付的义务，要实现股权的转让就要将股权的证明形式进行相应的变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证明形式主要有：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和公司注册登记文件等。华仁国贸作为股权出让方有义务督促华仁矿业公司协助苏谈益将所转让股权的证明形式进行相应的变更。在2012年1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中第三项载明：“授权吴海燕具体办理上述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事项”，吴海燕同时作为华仁国贸的法定代表人和华仁矿业公司的董事长，其身份决定其有义务、也有能力为苏谈益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不能将全部的股权变更责任推脱至华仁矿业公司或苏谈益个人。华仁国贸和苏谈益2102年3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华仁矿业没有向苏谈益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也没有将苏谈益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上，即使在苏谈益向华仁国贸催告股权变更登记后，也没有及时进行变更登记。故本院认为华仁国贸并没有履行完毕2012年3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苏谈益是否参加了华仁矿业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华仁国贸称苏谈益委派了李启金到华仁矿业公司任职，并主导了华仁矿业公司与国控矿业公司的合作谈判。但对于前者只是提供了华仁国贸董事长吴海燕的工作记录、李启金在华仁矿业公司的报销单据，对于吴海燕的工作记录和李启金是否为苏谈益委派并没有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对于苏谈益参加与国控矿业公司合作谈判的情况，通过原审法院从国控矿业公司调取的证据来看，其参加身份并不明确，不能确认其代表华仁矿业公司，进而不能证明苏谈益实际控制华仁矿业公司，故无法认定苏谈益实际参加了华仁矿业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苏谈益于2013年12月5日向华仁国贸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邮寄单显示收到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原审法院认为公司名称、地址及收件人与以往寄送华仁国贸的邮件相同，在其承认收到以往邮件的情况下，亦应认定华仁国贸已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对此本院予以认定。二审庭审中华仁国贸称在原审期间于2014年3月3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了反诉，但法院让其作为抗辩理由，不必反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华仁国贸到2014年3月31日提起反诉显然已经超过《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三个月的异议期间。但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合同解除的相关条款，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约定解除的条件。但华仁国贸没有将股权实际转让交付给苏谈益，《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履行完毕，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三）、（四）款规定的情形。故对苏谈益要求解除2102年3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苏谈益要求华仁国贸支付自2013年12月1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赔偿金的主张，因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石民三初字第00048号民事判决；二、河北华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苏谈益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苏谈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82440元，由河北华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李欣代理审判员张建岳代理审判员刘璇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