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少民终字第103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1，男，1986年12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1，女，1952年12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2，女，1954年5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1，男，1954年8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2，男，1980年12月20日出生。
上列五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陈雅楠，北京市北回归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3，女，1956年3月2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4，男，1959年4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5，男，1951年7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女，1952年1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6，女，1981年12月29日出生。
上列三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丁思慧，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方扬，男，1951年10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女，1949年9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7，女，1977年5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兼张×、金×7之委托代理人（原审被告）金×8，男，1949年8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9，女，2004年11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兼金×9之法定代理人金×10（金×9之父），1975年11月21日出生。
上诉人刘×1、金×1、金×2、汪×1、汪×2、金×3、金×4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03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金×3、金×4、金×1、金×2、汪×1，上诉人金×1、金×2、汪×1、刘×1、汪×2之委托代理人陈雅楠；被上诉人金×5、金×7，被上诉人兼张×、金×7之委托代理人金×8，被上诉人兼金×9之法定代理人金×10，被上诉人金×5、温×、金×6之委托代理人丁思慧、方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月，金×5、温×、金×6（以下简称金×5等三人）诉至原审法院称：金×5与金×3、金×1、金×2、金×8、金×4系兄弟姐妹关系。温×系金×5之妻，金×6系金×5与温×之女。刘×1系金×3之子，汪×1系金×2之夫，汪×2系金×2之子，张×系金×8之妻，金×7系金×8之女，金×10系金×8之子，金×9系金×8之孙女。金×5之母王×生前租住北京市西城区×××19号（以下简称19号）的公租房三间，由金×10、金×5、王×各住一间。除上述三间公房外，金×5自费建造自建房两间，金×10自费建造自建房一间。2003年10月6日王×去世。此后，上述三间公房一直由金×5住一间、金×10住两间。其中两间房屋的租金由金×5缴纳，一间房屋租金由金×10缴纳。上述自建房一直由金×5住两间，由金×10住一间。2010年10月，争议房屋拆迁，金×3、金×1、金×2找到金×5希望金×5赠与她们部分拆迁福利。因兄妹情深，经大家协商一致，2010年12月3日签订了家庭内部协议，约定我方保留所有三间平房拆迁款中三分之一的份额。协议签订后，作为在19号有户口的14名自然人的代表，金×1、金×2以自己的名义签订拆迁货币补偿主协议。同时，以金×5、金×8、金×3的名义签订了三份自建房《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主协议的货币补偿款总额为3191769元，三间自建房补偿协议各补偿70000元，几项合计3371769元，加上其它暗补款项实际打到金×1账户上的补偿款共计4660018元。因金×3获偿的自建房实际上是我方出资建造，所以此补偿款应归我方所有。故我方除享有拆迁补偿款的1／3以外，还要求享有以自己和金×3名义签订的自建房货币补偿协议在内的两间自建房补偿款140000元。金×5于1980年结婚时即单独分户，住在19号里屋靠北面的一间公租房。自1980年起，金×5一直住在该间平房内整30年，每月按时交纳房租。自父亲金×11于1993年去世后，三间公租房全部租金由金×5一人交纳。王×去世后，两间公租房的租金由金×5交纳到2010年拆迁。1980年，金×5结婚需要住房，其原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房管局工程队暂时无房可分，经上级部门批准，由工程队出工出料委托同一系统的北京市西城区房管所将承租的公租房向前扩建，分为三间独立的单间，进而变更租赁契约，住房的使用面积才由原来的30平方米改为现在的41.6平方米。拆迁补偿款系拆迁单位给予被拆迁人专用于购买拆迁安置房源的款项。因金×1一方拒绝向我方支付属于我方的拆迁补偿款，致使我方无法购买拆迁安置房源。2011年10月，我方的拆迁安置房源到期，我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10%的年利率借款160万元用于购买拆迁安置房源。因此导致的利息，应认定为金×1一方恶意侵占我方拆迁补偿款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无论是依据家庭内部协议，还是金×5在19号有常住户口并长期居住并缴纳租金的事实，我方依法应当享有一间公房和两间自建房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及相关收益。我方认为应当属于自己的拆迁补偿金额为1623339元。现我们要求分割19号的拆迁补偿款；由对方向我方支付160万元借款利息（自2011年10月22日至今，年利率10%）。
刘×1、金×1、金×2、汪×1、汪×2、金×3、金×4（以下简称刘×1等七人）辩称：我们不同意金×5等三人的诉讼请求。金×1、金×2是19号三间平房的合法被拆迁人。对方所称的居住、交租金及公房扩建目的等与事实不符。事实是金×1、金×2从1985年起即在19号照顾父母。由金×1一家住一间，金×2一家住一间，王×夫妇住一间。金×1、金×2伺候母亲直至去世。王×去世后，金×1、金×2及其儿子继续居住在王×承租的三间平房内。房租原由父母交纳。母亲去世后，房租由金×1交纳。金×5自1983年后就未在19号居住。金×8一家包括金×10自1994年后，就未在19号居住。公房扩建是1980年房管局为了解决居民住房困难，应居民要求对家有大儿大女凡有走廊的公房都进行了前推扩展，绝不是单独扩建了本案的公房及单位的福利。金×1、金×2是19号三间平房的合法被拆迁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西城分中心（以下简称储备中心）与金×1、金×2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证实金×1、金×2在19号有正式住房三间，其是该拆迁房屋的实际被拆迁人。金×1、金×2与王×是同一户籍且无住房，符合继续承租人的条件。金×5等三人在拆迁范围内无正式住房，其也并非合法的承租人。储备中心与金×1、金×2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储备中心向金×1、金×2支付的3161769元与金×5等三人无关，金×5等三人无权要求支付此款项。签协议时，金×5及金×8均在现场，储备中心之所以与金×1、金×2签订三间住房的货币补偿协议就是因为金×1、金×2是该房屋的事实承租人。金×3所获得的70000元自建房补助费与金×5等三人无关。现有证据显示与金×5等三人有关的仅仅是70000元的拆迁补助费。2010年12月3日签订的金×5等三人所谓家庭内部协议是无效协议。该协议权利人汪×2、刘×1根本没有到签名现场，汪×1在现场不签字，三人没有任何授权委托，事后也未追认协议内容及签字，对协议内容不认可。该协议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金×5、金×8两人不是承租人，其无权约定二人谁是承租人及处理不属于其二人所有的拆迁款。该协议中的事实部分也明显与事实不符。该协议中只有金×5的权益，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权益没有提及，显然不具备家庭内部协议的基本要素，不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协议标题是金×5自行添加的，金×5胁迫金×1、金×2、金×3、金×4等人签订时未出示协议的第一页，而只出示了最后一页，且第一页没有金×1、金×2、金×3、金×4认可的签字。协议第一页显示签署方为所有在拆迁房屋中有户口的人，而金×4在拆迁房屋没有户口，则不应在第二页签字，而第二页却有金×4的签字，两页内容明显不吻合。协议第一页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对金×5有利，显失公平，由此，也可以证实第一页是金×5伪造的。2010年12月3日协议签订在先，协议以“改由金×8作为承租人”为前提，而金×8没有变更为承租人，由金×1、金×2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因此协议无效。金×5等三人的民间借贷与本案无关。综上，对方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金×8、张×、金×7、金×9、金×10（以下简称金×8等五人）辩称：我们同意金×5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其所述属实。我们也要求金×1向我们支付应得的拆迁补偿款。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19号拆迁补偿款是否含有王×的遗产；二、各补偿款项应如何分配。依据已查明的事实，19号房屋系公有住宅，王×并非所有权人，其对拆迁补偿款不享有任何权利；19号房屋拆迁时，王×早已死亡，并非被安置人口，故其对拆迁补助费亦不享有权利。综上，19号房屋拆迁补偿、补助等各款中并无王×遗产。王×死亡后，19号房屋并未被所有权人收回，也未与任何人建立新的租赁关系，而由王×的子女继续居住使用；拆迁时，王×的多数子女亦均被认定为被安置人，拆迁单位依照相关政策给予了补偿。由此，法院认为，19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及拆迁单位已经认可了事实上的租赁关系，在分配拆迁补偿款项时，应主要依照实际居住情况确定各权利人的份额。关于实际居住情况，当事人意见不一。金×5出示的家庭协议中，虽并无全部权利人签名，但大部分权利人均已签名并按有手印。因此，法院对该家庭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家庭协议中所确认的相关事实亦应予采信。通过家庭协议中事实认定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三间公租房中金×5住靠北一间、金×8住中间一间、金×1、金×2、金×3住靠南一间；自建房由金×5出资建造。结合北京市西城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及调查情况，可以进一步认定家庭协议中确认居住情况属实。基于上述事实，法院认为确认金×5一家、金×8一家及其余被安置人三方各享有拆迁总款项的三分之一较为适当。金×5等三人关于借款购房产生损失的主张，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应另案主张。因拆迁款项中无王×遗产，金×4亦非被安置人，故金×4对于本案诉争款项不享有任何权利。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判决：一、北京市西城区×××十九号拆迁总款四百六十六万零一十八元，归金×3、刘×1、金×1、金×2、汪×1、汪×2共同所有；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金×3、刘×1、金×1、金×2、汪×1、汪×2给付金×5、温×、金×6折价款一百五十五万三千三百四十元，给付金×8、张×、金×7、金×10、金×9折价款一百五十五万三千三百四十元；二、驳回金×5、温×、金×6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刘×1等七人不服，上诉至本院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的居住事实错误。1、家庭内部协议是无效的协议。2、×××居委会的证明是失效的证明，不具有证明的效力。3、李×的调查笔录无效，且李×不出庭接受质询，该调查笔录不应被采信。4、原审审理中，金×8几次庭审均当庭承认他不住在19号。二、金×1、金×2是三间承租公房的实际居住人和被拆迁人，储备中心与金×1、金×2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应作为判定拆迁款归金×1、金×2所有的依据。三、从储备中心与金×5、金×8签订的协议来看，与金×5一家、金×8一家有关的拆迁款仅有70000元。四、本案涉及的综合困难因素补助应由金×8、金×5、金×1、金×2、金×3五人平分。五、本案另涉及两个商品房的优惠差价2200000元及三个经济适用房的优惠差价600000元，应与涉案拆迁款一起分割，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金×5等三人、金×8等五人均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金×11与王×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六个子女：金×8、金×5、金×1、金×2、金×3、金×4。金×5与温×系夫妻关系，金×6系金×5与温×之女。刘×1系金×3之子。金×2与汪×1系夫妻关系，汪×2系金×2与汪×1之子。金×8与张×系夫妻关系，金×10、金×7系金×8与张×之子、之女，金×9系金×10之女。金×11于1993年死亡。王×于2003年死亡。
19号三间房屋，原由金×11承租，金×11死亡后，由王×继续承租。王×死亡后，19号房屋未确定新的承租人，由王×的子女继续使用至拆迁。2010年12月21日，储备中心与金×1、金×2、金×8、金×5、金×3就19号房屋分别签订了四份《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与金×1、金×2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正式住宅房屋三间，建筑面积55.45平方米；乙方现有正式户籍一户五人，分别为户主王×（已故，未销户）、之女金×1、之女婿汪×1、之外孙汪×2、之女金×2；拆迁评估价款为3059915元；甲方支付乙方搬家补助费1109元，空调、电视、电话移机费935元，一次性周转补助费99810元；拆迁补偿、补助总计3161769元。与金×8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现有正式户籍一户五人，分别为户主金×8、之子金×10、之孙女金×9、之妻张×、之女金×7；甲方支付乙方自建房补助费70000元；拆迁补偿、补助费总计70000元。与金×5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现有正式户籍一户三人，分别为户主金×5、之妻温×、之女金×6；甲方支付乙方自建房补助费70000元。与金×3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现有正式户籍一户二人，分别为户主金×3、之子刘×1；甲方支付乙方自建房补助费70000元；拆迁补偿、补助总计70000元。经核实，除上述补偿、补助外，另有综合困难因素补助1063676.5元及27个月的周转补助费224572.5元（按每平米房屋150元计算）。以上款项总计4660018元，均已由金×1领取。除上述补偿款外，金×1、金×2、金×10各获得了购买按经适房管理房屋的资格，金×5获得了购买一套商品房的资格。
原审庭审中，金×5出示了一份标注时间为“2010年12月3日”的协议及该协议签订时的录音资料，以证明19号房屋的居住情况及拆迁补偿款的分配方案。协议内容为：“鉴于：1、金×5于1980年结婚时起即单独分户，住在母亲王×承租的西城区房管所所管辖的×××19号里院西屋靠北面的一间平房内。自1980年起，金×5一直租住在该间平房内整30年，每月按时缴纳房租。自父亲金×11于1993年去世后，三间房屋的全部租金由金×5一人缴纳。在母亲王×于2003年去世后，两间房屋的租金由金×5缴纳，直到2010年年底。2、自金×51980年结婚时起，金×5就一直找房管所的管理员要求办理单独的租赁手续，断断续续一直找了十五、六年（当时的房管所还在西绒线胡同路北），最后管理员（男性）终于在王×作为承租人的租赁契约上标明了三行字作为答复：王×住靠南的一间，金×8住中间的一间，金×5住北面的一间。从此金×5便视为有本，不再找房管所进行更户手续。2000年1月4日，房管所收回上述标注的租赁契约，并重新签发了新的租赁契约。3、在王×所住的一间平房内，金×1、金×2、金×3一直轮流伺奉母亲至死。母亲过世后，金×1、金×2、金×3三姐妹及其子女则住在母亲王×靠南的一间平房，和金×5于1993年花人民币1万5千元委托房管所修建二队所盖的自建房内一直到如今。今天为了不影响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基于以上事实，经友好协商，本协议各签署方（即所有在拆迁房屋中有户口的人）一致同意以下条款，永不反悔：1、…2、…3、…4、…5、…6、…7、…”协议落款处，有金×8、张×、金×7、金×10、金×5、温×、金×6、金×1、金×2、金×3、金×4的亲笔签名及各自手印。金×8等五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称该协议确有其事，签字都是本人签的，手印也都按了，录音完整，大概20分钟左右。刘×1等七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家庭协议为复印件，没有经过协议全部权利人的签名和认可，其只维护金×5一方的权益，协议中的事实部分明显与事实不符，协议的第一页是伪造的，金×3的手印是自己按的，但是名字不是“金×3”二字，而是“无自由不合法”，金×4的手印是自己按的，但是名字不是“金×4”三个字，而是“公证去”；此外，录音系伪造且不完整，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
另查，×××居委会曾于2011年5月25日出具证明信一份，载明：“金×5，性别：男，户口所在地地址：西城区×××19号，具体证明事项：该居民系我社区居民，住我社区×××19号。”×××居委会亦于2012年2月10日出具证明信一份，载明：“金×10，性别：男，户口所在地地址：西城区×××19号，具体证明事项：金×10在拆迁之前在我社区居住。”此后，该居委会又对两份证明信出具说明称：“因家庭矛盾进一步深化，此证明失效。”为此，原审法院向该居委会书记李×调查取证，李×称：“我们居委会于2006年接管×××19号。我们接收后，×××19号就是金×5一家和金×10在此居住，没见过其他人在此居住。2011年5月25日和2012年2月10日，金×5和金×10要求我们为其出具证明，我们才出具的二份证明。后来金×5的妹妹来此找我们，没办法，我们才于2012年2月13日在原来出具的证明上写下‘因家庭矛盾进一步深化，此证明失效’。我们出具失效证明只是说原来的证明不再出具了，但不能否认居住事实。”金×5等三人、金×8等五人认可法院调查笔录的内容，刘×1等七人认为李×叙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李×与金×5有利害关系。
在本院审理中，金×3坚持称一审已经质证的西城旧城保护和居民住房改善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等相关单位发布的《房屋拆迁通知（致被拆迁单位及居民的一封信之三）》第二页背面有手写字“海淀观林园清河桥往东900米二手房117平233万均价23094元”，可以证明金×5购买的商品房与市场价之间有差价，金×5无权要求公房的补偿款，要求对该证据重新质证。另，金×3坚持提交标注日期为2011年1月9日的照片一张，该照片记录了两张载有金×8、金×5、金×1、金×2、金×3手印的空白纸，认为可以证明拆迁工作人员刘×2与金×5、金×8有利害关系，刘×2为金×5、金×10作伪证并拒绝提供另三份协议原件。金×5等三人、金×8等五人不认可金×3所述，认为该两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予质证。
再查，金×5等三人曾于2011年11月以分家析产纠纷为由，将金×8等五人、刘×1等七人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6日作出（2012）丰民初字第009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刘×1等七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二中少民终字第17175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各持己见，虽经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以上事实，有户籍簿、结婚证、火葬证、死亡证明、公房租赁合同、拆迁协议、拆迁安置政策、家庭协议、录音、证明信、调查笔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其一为19号房屋在拆迁时的居住情况；其二为涉案拆迁补偿、补助款应如何分配；其三为本案中因拆迁而购买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与市场价之间的优惠差价是否应作为拆迁补偿的一部分，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关于19号房屋在拆迁时的实际居住情况，金×5提交了家庭协议及相应录音资料，该协议已载明19号房屋的居住情况。虽然该家庭协议并无所有权利人签名，但其中涉及的居住情况可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予以认定。另，对于金×5和金×10在19号居住的情况，虽然×××居委会在原来出具的证明上写下“因家庭矛盾进一步深化，此证明失效”，但经原审法院向×××居委会书记李×进行调查，李×明确表示，“19号是金×5一家和金×10在此居住，没见过其他人在此居住”，该调查笔录系原审法院依法进行调查而形成，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合法有效，可以进一步佐证家庭协议中有关居住情况的内容。刘×1等七人坚持认为该调查笔录无效，李×不出庭接受质询，该调查笔录不应被采信的上诉意见，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刘×1等七人认为19号拆迁时由金×1、金×2实际居住，但未提供充分证据。19号房屋已被拆迁，当时居住情况已无法还原，现原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所确认之居住情况并无不当。刘×1等七人上诉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居住事实错误、金×8承认不住在19号、金×1、金×2是三间承租公房的实际居住人和被拆迁人一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涉案拆迁补偿、补助款应如何分配。原审法院根据19号房屋的日常维护、实际居住和户籍等情况，依法确定由金×8等五人，金×5等三人，刘×1、金×1、金×2、汪×1、汪×2、金×3等六人作为三方分别享有拆迁补偿、补助款三分之一的份额并无不当。刘×1等七人认为储备中心与金×1、金×2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应作为判定拆迁款归金×1、金×2所有的依据，金×5等三人和金×8等五人仅应各分得拆迁款70000元，综合困难因素补助应由金×8、金×5、金×1、金×2、金×3五人平分的上诉意见，因与实际居住情况不符，且缺乏证据支持，故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商品房及经济适用房与市场价之间的优惠差价是否应作为拆迁补偿的一部分，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之问题。因19号房屋拆迁时，拆迁单位已根据被拆迁家庭的实际情况及人口状况等，综合确定了各个家庭成员的购房资格，金×1、金×2、金×10、金×5亦已实际购买了房屋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原审法院结合原审原告即金×5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及实际审理情况，未将该优惠差价作为拆迁款予以一并处理是正确的。刘×1等七人上诉认为本案另涉及两个商品房的优惠差价2200000元及三个经济适用房的优惠差价600000元，应与涉案拆迁款一起分割，因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可另行解决。
19号房屋系公有住房，承租人王×死亡后，未变更承租人，王×的子女继续使用该房屋直至拆迁；拆迁时，拆迁单位根据拆迁政策和19号房屋的实际居住情况、户籍情况等，确定了该房屋的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其中金×4未被纳入其中，原审法院据此确认金×4无权要求分割19号房屋的拆迁补偿、补助款并无不当。本案系分家析产纠纷，金×5等三人关于借款购房产生损失的主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对此所作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确认。另，原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款序号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4080元，由金×5、温×、金×6负担14694元（已交纳），金×8、张×、金×7、金×10、金×9负担14693元，金×3、刘×1、金×1、金×2、汪×1、汪×2负担14693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44080元，由金×3、金×4、刘×1、金×1、金×2、汪×1、汪×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春燕
代理审判员 管元梓
代理审判员 施 忆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玉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