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3民终17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永辉，男，1960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永明，重庆渝万律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登科，女，197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峰，重庆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祥淑，女，193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登科（张祥淑之孙女），基本信息同上。原审被告：田兵，男，197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上诉人田永辉因与被上诉人吴登科、张祥淑、原审被告田兵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9民初2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永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要鉴定人员出庭程序不合法。一审判决不应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7]鉴字第00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一审时，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两个鉴定意见是相互矛盾的。一审判决不采信我提供的《汽车转让（买卖）协议》，不认定我已经于2013年1月5日将车辆卖给田兵是错误的。吴永伦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我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吴登科、张祥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除了对精神损害抚慰金部分，应该支持而未支持，是适用法律错误外，其他的处理都是正确的。田兵未作陈述。吴登科、张祥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田兵、田永辉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643469元，其中丧葬费28428元、死亡赔偿金452646元（18年×25147元/年）、被扶养人生活费91395元（18279元/年×5年）、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300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18000元（20人×3天×300元/天）、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一审审理中，吴登科、张祥淑明确表示要求田兵、田永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吴登科、张祥淑以田兵已赔偿丧葬费为由，申请撤回要求赔偿丧葬费28428元的诉讼请求，又以两次鉴定产生鉴定费6400元以及申请财产保全的费用，已申请缓交，但要求将该两项费用增加至诉讼请求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登科系吴永伦的女儿，张祥淑系吴永伦的母亲。田永辉与田兵系叔侄关系。2015年11月13日22时40分许，田兵驾驶牌号为××号小型普通客车，从南平镇往南川城区方向行驶至重庆市南川区303省道297KM+300M（小地名：大星）路段时，与同向道路右侧行走的行人吴永伦、卢秋宇进行碰撞，造成吴永伦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田兵驾驶肇事车辆逃逸。经鉴定，吴永伦系颅脑损伤死亡。2015年11月14日，田兵到公安机关投案。2015年11月17日，田永辉代田兵与吴登科签订《交通事故安葬费协议书》，双方就死者吴永伦的安葬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由田兵一次性支付死者吴永伦家属安葬费30000元。二、此费用于2015年11月17日17时前支付。三、此协议履行后，双方不再就死者吴永伦的安葬费用问题发生任何纠纷。协议签订后，田永辉代田兵向吴登科支付了安葬费30000元。2015年11月18日，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向吴永伦家属作出《鉴定结论通知书》，鉴定结论是××号小型普通客车的传动、行驶、转向、行车制动、左前照灯性能有效；驻车制动不符合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2015年11月19日，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田兵负全部责任，吴永伦、卢秋宇无责任。事故车辆××号小型普通客车车身颜色为白色，登记所有人为田永辉，该车辆检验有效期至2014年3月31日止，保险终止日期为2014年3月7日，机动车状态为“逾期未检验”。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号小型普通客车逾期未检验，亦未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田兵的双手在其小时候被火烧伤导致有残疾，田兵在2005年5月30日初次领取准驾C1车型的驾驶证，2011年时，田兵到车管部门换取新的驾驶证时，其驾驶证被车管部门锁定并被扣留，由于田兵的手带有残疾，其无法提供体检报告，其一直未再向车管部门申请换取驾驶证。2015年6月10日15时25分许，田兵酒后驾驶牌照为××号小型普通客车的过程中被公安民警查获。在该案侦查过程中，2015年6月10日，南川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民警对田兵进行了询问，当民警询问田兵驾驶的渝××号小型普通客车是谁的，有无合法手续时，田兵当时回答：“车子是我幺爸卖给我的，行驶证上写的是田永辉的名字，手续是有但是车没有年审。”当民警询问：“你幺爸是什么时候把车卖给你的，好多钱卖给你的？”田兵回答：“买了大概一两年了，我就给了他8000元人民币。”2015年7月23日，当公安民警又询问田兵驾驶的××号白色越野车是谁的，有无合法手续时，田兵回答：“车子是田永辉的，有合法手续，只是车子没有年审。”2015年8月27日，当公安民警再次询问田兵驾驶的××号白色越野车是谁的时，田兵回答：“我自己在我幺爸那里买的”。2015年10月26日，南川区人民检察院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指控田兵犯危险驾驶罪，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判决，判决田兵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田兵也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南川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2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指控田兵犯交通肇事罪，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刑事判决，判决撤销（2015）南川法刑初字第00375号刑事判决中田兵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的缓刑部分，田兵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加上原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已缴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已缴纳）。另查明，一审审理中，田兵和田永辉均主张田永辉在2013年1月5日将事故车辆××号小型普通客车以10000元的价格卖给了田兵，为此，田永辉向本院举示了一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原件，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载明田永辉为卖方（甲方），田兵为买方（乙方），甲方将车牌号为××的白色小型普通客车一辆转卖给乙方，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该车于2013年1月5日成交，成交价格人民币壹万元（10000.00元）。二、甲方保证该车来源合法，一切证照手续齐全、合法、有效并与档案相符，保证乙方随时过户转籍。三、乙方购买该车后，……四、2013年1月5日10:00时前，该车一切民事、法律责任、经济纠纷、债权债务、交通违章事故一律由甲方负责。2013年1月5日10:01时后，该车发生的上述责任由乙方负责。五、该车过户费用由乙方承担，现双方商定，甲方在2013年1月5日前提供该车一切过户手续，并协助乙方过户。六、甲方现已于2013年1月5日将该车及该车行驶证，购置证，保险费，证交给乙方，乙方付清车款人民币壹万元（10000.00元）。七、本协议一式两份……八、补充条款：乙方必须在购车之日起20日内办理过户手续，如乙方在20日未办理过户手续，甲方有权收回车辆，并不退购车车款。”田兵和田永辉主张该协议上的签名和手指印均系二人于2013年1月5日分别签字和捺印。在2016年5月6日的庭审中，田兵和田永辉均陈述签订上述合同当日，田兵只向田永辉支付了购车款8000元，过了几天后支付的剩余2000元。关于车辆交付问题，田兵陈述车辆是在2013年1月5日签订上述《汽车转让（买卖）协议》的当天进行的交付，同时还交付了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保险单和车钥匙，而田永辉陈述交车时间是8号或者9号，交付车辆时，其将车辆登记证书、保险单、备胎等所有与车辆相关的东西都交付给了田兵。吴登科、张祥淑怀疑上述协议系田永辉为逃避赔偿责任，与田兵事后伪造签订的，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该份协议上田兵、田永辉的签名以及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上田兵、田永辉的签名以及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2016]鉴字第242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原件上甲方签字处的“田永辉”署名字迹与供检的田永辉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倾向认定上述《汽车转让（买卖）协议》原件上，乙方签字处的“田兵”署名字迹与供检的田兵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上的所有手写字迹的特定成分含量低于本技术的可判断阈值为由，认为无法确定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上的所有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吴登科支付了鉴定费4200元。后吴登科、张祥淑又申请对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上“田永辉”、“田兵”押名指印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又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5月5日作出[2017]鉴字第00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因田永辉押名指印印油印迹不均匀，取样条件差，故选取落款处田兵押名指印为检材指印备检，检材指印色料均匀，具备指印形成时间鉴定的基本条件。鉴定意见为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原件上落款处田兵押名指印应形成于2013年1月之后，不能确定落款处田永辉押名指印的形成时间。吴登科支付了鉴定费2200元。还查明，吴永伦出生于1953年1月8日，系农村户口。吴登科系城镇户口，于2011年购买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大道×号房屋。在2015年之前，吴永伦夫妇多年跟随女儿吴登科在重庆主城区居住生活，帮助吴登科照顾小孩。2015年，因吴永伦的家属生病，加之需赡养母亲张祥淑，吴永伦夫妇回到南川区×街道×村×组生活，吴永伦当灰匠打零工，也在建筑工地上务工。张祥淑出生于1931年3月12日，系农村户口。张祥淑共生育了吴永伦、吴永刚、吴永恒、吴永书四个子女。2014年，张祥淑跟随三儿子吴永恒在南川区×街道×村×组居住生活，2015年，张祥淑跟随大儿子吴永伦仍在南川区×街道×村×组居住生活。一审审理过程中，吴登科、张祥淑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7日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登记在田永辉名下位于重庆市南川区×路×号的房屋，期限为三年，冻结田兵的银行存款615041元，期限为一年。一审庭审结束后，田永辉于2017年7月12日通过邮寄方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其与田兵订立的《汽车转让（买卖）协议》的形成时间是2015年10月前或在2015年10月后进行鉴定，并提交了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通知作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7]鉴字第00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田永辉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出鉴定申请和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田兵驾驶车辆与吴永伦发生碰撞，造成吴永伦死亡，田兵作为侵权人，应当依法向吴登科、张祥淑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田永辉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田兵和田永辉辩称田永辉将案涉事故车辆卖给了田兵，双方于2013年1月5日签订《汽车转让（买卖）协议》，但经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举示的《汽车转让（买卖）协议》原件上“田永辉”、“田兵”押名指印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7]鉴字第00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原件上落款处田兵押名指印应形成于2013年1月之后，可见其辩称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上田兵的押名指印形成于2013年1月5日的说法明显与鉴定结论不符。虽然田兵在2015年6月10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其驾驶的××号小型普通客车是田永辉卖给他的，但陈述的买卖价格为8000元，其陈述的价格与现在双方主张的价格10000元以及举示的《汽车转让（买卖）协议》中记载的价格不相符合，且田兵在2015年7月23日的询问笔录中又陈述其驾驶的××号白色越野车是田永辉的，其说法前后矛盾。此外，在2016年5月6日的庭审中，田兵和田永辉陈述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当日，田兵只向田永辉支付了购车款8000元，过了几天后支付的剩余2000元，二人的陈述与双方举示的《汽车转让（买卖）协议》中载明的“六、甲方现已于2013年1月5日将该车及该车行驶证，购置证，保险费，证交给乙方，乙方付清车款人民币壹万元（10000.00元）”不相符。关于车辆交付问题，田兵陈述车辆是在2013年1月5日签订上述《汽车转让（买卖）协议》的当天进行的交付，同时还交付了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保险单和车钥匙，而田永辉陈述交车时间是8号或者9号，交付车辆时，其将车辆登记证书、保险单、备胎等所有与车辆相关的东西都交付给了田兵，田兵与田永辉的陈述不相一致，且也与其举示的《汽车转让（买卖）协议》中第六条的约定不相吻合。加之，除了举示的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外，田兵、田永辉未举示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其主张的田永辉在2013年1月5日将案涉事故车辆出卖给田兵的事实属实。因此，对田兵和田永辉辩称的田永辉在2013年1月5日将涉案事故车辆卖给田兵的辩解不予采信，应认定田永辉系案涉事故车辆××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田兵的双手从小便有残疾，其身体条件不宜驾驶机动车，田永辉作为田兵的叔父，对田兵的身体状况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在此情况下，田永辉将自己的车辆交由田兵驾驶使用，田兵在其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后，无证驾驶未经年检的事故车辆与吴永伦发生碰撞，造成吴永伦死亡，田永辉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鉴定，事故车辆××号小型普通客车的驻车制动不符合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田永辉作为事故车辆所有人，应当按法律规定对车辆进行年检而未进行年检，田永辉系车辆的投保义务人，应当依法投保交强险而未投保交强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田永辉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有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酌定由田兵承担70%的责任，由田永辉承担30%的责任。关于损失的认定问题。1、丧葬费，吴登科、张祥淑要求赔偿丧葬费28428元，后吴登科、张祥淑申请撤回要求支付丧葬费的诉讼请求。经查，2015年11月17日，田永辉代田兵与吴登科签订的《交通事故安葬费协议书》是双方就死者吴永伦的安葬事宜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的真是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该协议中明确约定由田兵一次性支付吴永伦家属安葬费30000元，此协议履行后，双方不再就死者吴永伦的安葬费用问题发生任何纠纷。事实上，协议签订后，田永辉已代田兵向吴登科、张祥淑支付了安葬费30000元，故吴登科、张祥淑不得再要求支付丧葬费，田兵等提出的多支付的部分安葬费应从吴登科、张祥淑主张的其他赔偿款中予以扣减的主张，也不予支持；2、死亡赔偿金，吴登科、张祥淑主张452646元（25147元/年×18年），田兵、田永辉主张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死者吴永伦生于1953年1月8日，死亡时为62周岁。吴永伦在2015年以前，多年跟随女儿吴登科在重庆主城区居住生活，帮助吴登科照顾小孩，在2015年，虽回到南川区×街道×村×组居住生活，但在当灰匠打零工，也在建筑工地上务工，至2015年11月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故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18年。吴登科、张祥淑主张的死亡赔偿金452646元（25147元/年×18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3、被扶养人生活费，吴登科、张祥淑主张被扶养人张祥淑的生活费91395元（18279元/年×5年），田兵、田永辉主张按农村标准计算。张祥淑出生于1931年3月12日，按照法律规定，其生活费应当按5年计算。张祥淑系农村户口，2014年至2015年一直居住生活在农村，故其生活费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又由于张祥淑共有四个子女，因此，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为12442.5元（9954元/年×5年÷4）；4、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吴登科、张祥淑主张3000元，未提供任何证据，但吴永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吴登科、张祥淑为其办理丧葬事宜产生交通费为必然，酌定支持交通费500元；5、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吴登科、张祥淑主张18000元（20人×300元/天×3天），未提供任何证据，但吴登科、张祥淑办理丧葬产生误工费为必然，从合理角度出发，酌定支持误工损失720元；6、精神抚慰金，吴登科、张祥淑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0元，田兵作为本次交通事故的肇事人员，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吴登科、张祥淑主张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吴登科、张祥淑因吴永伦死亡应获得赔偿死亡赔偿金45264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442.5元、交通费500元和误工费720元共计466308.5元，由田兵和田永辉在交强险责任限额11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余356308.5元，由田兵赔偿249416元（356308.5元×70%），由田永辉赔偿106892.5元（356308.5元×30%）。吴登科、张祥淑申请对田永辉举示的《汽车转让（买卖）协议》进行司法鉴定共计支付了鉴定6400元（4200元+2200元），由于鉴定结论与田兵、田永辉主张的形成时间不符，故鉴定费6400元应当由田兵和田永辉共同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吴登科、张祥淑因吴永伦死亡所受的损失466308.5元，由田兵和田永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110000元范围内向吴登科、张祥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356308.5元，由田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登科、张祥淑249416元，由田永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登科、张祥淑106892.5元；二、田兵和田永辉共同赔偿吴登科、张祥淑鉴定费6400元；三、驳回吴登科、张祥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35元，保全费3595元，合计13830元（吴登科、张祥淑已申请缓交），由吴登科、张祥淑共同负担2685元，由田兵、田永辉共同负担1114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是：田永辉应否对吴永伦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经查，虽然田永辉举示了其与田兵订立的《汽车转让（买卖）协议》，拟证明其于2013年1月5日已经经肇事车辆卖给田兵，但2015年6月10日、2015年7月23日，田兵两次被警察询问时，对车辆所有人的陈述均不同，第一次陈述为“车子是我幺爸卖给我的”，此处的“幺爸”即是田永辉，第二次陈述为“车子是田永辉的”。在对买卖车辆的价款上，2015年6月10日，警察询问田兵时，田兵陈述“我就给了他8000元人民币”，2016年5月6日的一审庭审中，田兵与田永辉均陈述，签订合同当日田兵支付给田永辉8000元，几天后又支付剩余的2000元。在车辆的交付情况上，田兵与田永辉的陈述也不一致。而且《汽车转让（买卖）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1月5日。从以上事实来看，田兵、田永辉就车辆的买卖问题存在多次前后矛盾，不一致的地方。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两个鉴定，第一个鉴定结论是无法确定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上的所有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第二个鉴定结论是该份《汽车转让（买卖）协议》原件上落款处田兵押名指印应形成于2013年1月之后，不能确定落款处田永辉押名指印的形成时间。该两个鉴定是对不同事项进行的鉴定，并不矛盾。2017年6月15日，一审最后一次庭审中，田永辉对“2份鉴定书的真实性都认可”。2017年7月12日，在一审判决前不久，田永辉又通过邮寄的方式提出鉴定及要求鉴定人出庭的申请，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当。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对田永辉认为其已经于2013年1月5日将车辆卖给田兵的主张，不予采信。田永辉系肇事车辆所有人，该车辆未购买未投保交强险，其将该车交由无机动车驾驶证，双手有残疾，身体条件不宜驾驶机动车的田兵使用，造成吴永伦死亡，田永辉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一审判决田兵、田永辉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吴登科、张祥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酌定由田兵承担70%的责任，由田永辉承担30%的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另外，民事案件审理应遵照“不告不理”的原则，该原则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也是对审判权的约束，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范围也仅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该范围在一审中即为当事人起诉的请求，二审中即为当事人上诉的请求。吴登科、张祥淑未提出上诉，应视为服判，对其二审中提出的一审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的主张，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田永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49元，由上诉人田永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勇审判员 陈胜泉审判员 张海瑞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文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