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京73行初4354号
原告郑锦森，男，住广东省汕头市。
委托代理人王华，北京恒都（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贺言，女，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云南省昭通市。
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
法定代表人赵刚，主任。
委托代理人贾建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
第三人朱立哲，女，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原告郑锦森因商标不予注册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的商评字［2016］第59705号《关于第7248168号“铁道兵及图”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决定），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通知被诉决定的利害关系人朱立哲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7年5月27日，本院对本案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华、贺言，被告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贾建新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朱立哲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决定系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郑锦森提出的不予注册复审申请作出，该决定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该规定所述“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是指我国人民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以及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上流行的良好风气和习惯，“其他不良影响”是指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他构成要素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的、负面的影响。铁道兵原为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兵种之一，成立于1953年，主要负担铁路、隧道、桥梁等工程保障任务，先后修建了成昆铁路、青藏铁路、北京地铁工程等，最多时总兵力达40余万人。1982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本案中，诉争商标由中文“铁道兵”及图形组成，其中文“铁道兵”为毛主席1953年为《铁道兵》报题写的报头，图形部分为原铁道兵兵徽。因此，诉争商标使用在第33类“烧酒”等商品上易产生不良影响，已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之情形。
综上，依照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三十五条第三款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决定：诉争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原告郑锦森诉称：一、诉争商标标志本身不具有不良影响。“铁道兵”为历史兵种名称，现已被撤销，属于公共资源，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诉争商标“铁道兵及图”标志本身并不含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内容，故该商标指定使用于酒类商品上，不会产生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述“不良影响”，应予注册。二、诉争商标在实际使用中亦未产生过不良影响。原告曾经是一名铁道兵，并且担任过铁道兵制酒厂的厂长。铁道兵制酒厂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铁道兵在黑龙江省开荒种地时建立。原告目前生产的铁道兵酒正是在铁道兵制酒厂制酒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该酒在与铁道兵相关的纪念大会和纪念活动中受到了广泛欢迎。因此，诉争商标在实际使用中不仅未产生不良影响，而且对于铁道兵精神的传承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三、根据审查标准一致性原则，诉争商标应当被核准注册。除诉争商标外，原告另申请注册了第9551780号“铁道兵及图”商标、第13078615号“TIEDAOBING”商标，前述两商标均已被核准注册。此外，经原告查询，“基建兵”、“骑兵”、“防化兵”等历史兵种名称均已被核准为注册商标。因此，根据相同的商标审查标准，诉争商标也应被核准注册。综上，其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
被告商标评审委员会辩称：诉争商标中的“铁道兵”一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殊兵种名称，且此三字系毛主席于1953年为《铁道兵》报题写的报头。此外，诉争商标的图形部分为铁道兵兵徽图样。据此，诉争商标具有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应不予核准注册。综上，其坚持被诉决定意见，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朱立哲未出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
诉争商标系第7248168号“铁道兵及图”商标（商标图样附后），由郑锦森于2009年3月12日提出注册申请，指定使用于第33类商品上，具体包括：薄荷酒；苦味酒；开胃酒；烧酒；蒸煮提取物（利口酒和烈酒）；酒（利口酒）；蜂蜜酒；酒（饮料）；米酒；黄酒。
2013年11月29日，在诉争商标初步审定公告期限内，朱立哲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提出异议申请，请求将诉争商标不予注册。其主要理由为：诉争商标所含文字“铁道兵”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种名称，图形为铁道兵兵徽图样。此外，俄罗斯目前仍有这一兵种，且使用的兵徽图样相近。据此，其主张诉争商标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八）项之规定，应不予注册。
为支持其异议理由，朱立哲向商标局提交了一份网页打印件作为证据材料，其上载有《俄罗斯铁道兵部队——当今世界唯一的一支铁道兵部队》一文及俄罗斯铁道兵兵徽图样。
针对朱立哲提出的异议理由，郑锦森向商标局答辩称，铁道兵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属于现有兵种名称。诉争商标用于酒类商品上能够起到传承和发扬铁道兵精神的作用，在实际使用中未产生不良影响。并且，经其查询，第10247953号“基建兵”商标已被核准注册。“铁道兵”与“基建兵”均属于历史兵种名称，根据审查标准一致性原则，诉争商标亦应被核准注册。此外，朱立哲之所以针对诉争商标提出异议申请，原因在于其申请的“铁兵”商标由于诉争商标申请在先而被驳回，故朱立哲提出异议申请具有主观恶意，不应得到支持。据此，其请求准予诉争商标注册。
为支持其答辩理由，郑锦森向商标局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青县铁兵酒业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酒类商品零售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前述证照显示郑锦森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三份《授权委托书》，内容分别为郑锦森委托青县铁兵酒业有限公司、河北青县制酒厂、沧州同聚祥酿酒有限公司使用“铁道兵”商标；
3.部分瓶贴照片，其上均显示有“铁道兵”字样；
4.沙明、林建军编著的纪念修建襄渝铁路四十周年《圆梦襄渝》一书部分页面，其中一页载有铁道兵酒图片；
5.青县铁兵酒业有限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关于铁道兵酒的销售合同及部分销售发票；
6.与铁道兵酒相关的网络宣传、报道资料；
7.《铁道兵联谊信息·特刊》中关于铁道兵酒的相关宣传资料；
8.石家庄铁兵商贸有限公司简介、显示有“铁兵”标志的铁道兵酒宣传页面、青县铁兵酒业有限公司与彭彩云签订的《铁道兵酒销售合同书》，以及题为《畅饮铁道兵‘家酒’，传承铁道兵文化》的宣传资料。其中，《畅饮铁道兵‘家酒’，传承铁道兵文化》的宣传资料显示，朱立哲为石家庄铁兵商贸有限公司的联系人。
上述证据材料中，证据1、2、3用以证明诉争商标已投入实际使用；证据4用以证明诉争商标标志本身不具有不良影响；证据5、6、7用以证明诉争商标经使用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证据8用以证明朱立哲提出异议申请具有恶意。
2015年8月20日，商标局经审查，以“‘铁道兵’为陆军的一个工程技术兵种，作为商标用在指定商品上，易产生不良影响”为由，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决定诉争商标不予注册。
2015年9月15日，郑锦森以诉争商标未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为由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其复审理由与其向商标局提交的异议答辩理由基本一致，并强调，其申请注册的第9551780号“铁道兵及图”商标已于2014年3月28日经商标局核准注册，该商标中的“铁道兵”三字与诉争商标所含文字相同，根据审查标准一致性原则，诉争商标也应当被核准注册。
为支持其复审理由，郑锦森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八份证据材料，该八份证据材料与其向商标局提交的八份证据材料相同。
针对郑锦森提出的复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书面通知朱立哲参加不予注册复审，但通知书被退回。商标评审委员会遂进行公告送达。朱立哲在规定期限内未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2016年6月24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作出被诉决定，将诉争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郑锦森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举证期限内，其向本院提交了六组共20份证据材料，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组证据包括证据1、2，内容为百度百科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释义及百度文库中关于《铁道兵各师的历程和现状》一文。该组证据主要用以证明“铁道兵”是历史兵种名称，而非现有兵种名称；
第二组证据包括证据3、4、5，内容为青县金铁酒业有限公司简介及证照、青县铁兵酒业有限公司证照、商标权人为郑锦森的第9551780号“铁道兵及图”商标及第13078615号“TIEDAOBING”商标信息，以及郑锦森撰写的关于铁道兵酒由来的文字材料等。该组证据主要用以证明郑锦森已注册的“铁道兵”系列商标情况及其生产铁道兵酒的背景情况；
第三组证据包括证据6至证据12，内容为郑锦森参加的各类与纪念铁道兵相关活动的照片、获得的荣誉照片、铁道兵联谊会中喝铁道兵酒的照片，以及战友对于郑锦森酒厂生产的铁道兵酒的相关评价等。该组证据主要用以证明郑锦森的铁道兵身份，及其在面向特定群体的使用过程中，未产生过不良影响；
第四组证据包括证据13、14、15，内容为关于诉争商标产品的网络宣传资料、产品照片，以及实体店铺销售照片等。该组证据主要用以证明诉争商标在实际使用中未产生过不良影响；
第五组证据包括证据16、17、18，内容为产品销售量统计表、代理商列表、销售合同及销售发票等。该组证据主要用以证明诉争商标已形成了稳定的市场群体；
第六组证据包括证据19、20，内容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2308号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行（知）终字第2456号行政判决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侦察兵”商标与“通寻兵”商标均已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无不良影响，故诉争商标也不应认定为具有不良影响。
庭前，郑锦森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五份证据材料（续前编号）：
21.关于诉争商标的商标驳回通知书及驳回复审决定书；
22.第9551780号“铁道兵及图”商标驳回通知书及驳回复审决定书；
23.第10247953号“基建兵”商标、第13159756号“基建兵”商标、第13159783号“基建兵”商标、第13159803号“基建兵”商标、第13159811号“基建兵”商标的商标档案；
24.第11362351号“骑兵CAVALRY”商标、第4516762号“骑兵”商标、第8009617号“骑兵CAVALRY”商标、第10459464号“骑兵”商标、第12735855号“骑兵”商标、第17563544号“骑兵”商标、第1209429号“骑兵”商标的商标档案；
25.第4707143号“防化兵”商标的商标档案。
以上五份证据均用以证明根据审查标准一致性原则，诉争商标应被核准注册。
商标评审委员会于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三份证据材料：
1.诉争商标档案，用以证明诉争商标具体情况；
2.郑锦森在评审程序中提交的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商标局异议卷，用以证明被诉决定系针对当事人提出申请的事实、理由和请求作出;
3.答辩通知书、邮局退信信封，用以证明被诉决定作出程序合法。
庭前，商标评审委员会补充提交了以下三份证据材料（续前编号）：
4.360百科中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词条释义，用以证明铁道兵的历史沿革；
5.《欣赏ＸＸＸ同志对铁道兵的题词》一文，用以证明诉争商标所含文字系毛主席题词；
6.铁道兵纪念章图片，用以证明诉争商标图形部分与铁道兵兵徽图样一致。
庭审中，郑锦森对于被诉决定关于铁道兵历史沿革的表述，明确认可；对于被诉决定关于诉争商标“中文‘铁道兵’为毛主席1953年为《铁道兵》报题写的报头，图形部分为原铁道兵兵徽”的认定，不持异议。
上述事实，有被诉决定、诉争商标档案、商标不予注册复审申请书、商标异议申请书、商标异议答辩书、当事人在商标评审阶段及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为，诉争商标是否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述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
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关于该条所述“其他不良影响”应如何判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查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时，应当考虑该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据此，本院认为，在判断某一标志是否具有商标法意义上的“其他不良影响”时，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其一，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本身的含义；其二，该含义所涉相关领域的社会背景因素；其三，产生不良影响的可能性。
具体到本案，诉争商标由铁道兵兵徽图样与“铁道兵”三字上下排列构成。尽管铁道兵不属于现役兵种，但基于其曾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社会公众在看到这一标志时，仍易将其与“铁道兵”这一兵种名称相联系。原告认为，由于该标志本身不含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内容，故作为商标使用不具有不良影响。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判断某一标志是否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应当从标志本身的含义出发，但是，并不囿于标志本身。因此，尽管铁道兵兵徽图样与“铁道兵”三字不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之义，但并不意味着诉争商标不具有不良影响，判断时，仍应进一步结合其作为商标使用时的具体语境加以分析。
本案中，无论是原告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1与证据2，亦或是被告提交的证据4均表明，铁道兵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特殊兵种，曾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巨大牺牲和不朽贡献。兵改工后，铁道兵虽然不再属于军队序列，但这一群体并未解散，原铁道兵战士整体并入铁道部后，依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着积极的贡献。时至今日，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成为了铁道兵精神的传承者和发扬者。基于铁道兵的历史沿革，本院认为，铁道兵兵徽与“铁道兵”这一兵种名称均承载着铁道兵的光辉历史。这段历史对于原铁道兵战士而言，是珍贵的记忆；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铁道兵兵徽与铁道兵名称均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将二者组合后作为商标这一私权的客体使用，不仅会对原铁道兵战士对于铁道兵历史的记忆和情感造成伤害，而且可能损害社会公众的民族情感，从而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
此外，诉争商标中的“铁道兵”三字采用了毛主席于1953年为《铁道兵》报题写的报头。对于诉争商标含有毛主席题词，是否是该商标具有不良影响的考量因素这一问题，原告主张，毛主席题写的“铁道兵”三字属于毛主席对铁道兵群体的赠与，由于铁道兵已经解散，故其作为一名曾经的铁道兵，有权对该题词进行合理使用。被告则认为，在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权使用毛主席题词的情况下，其将领袖题词用作商业使用，具有不良影响。对于双方分歧意见，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告“合理使用”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毛主席题写的“铁道兵”三字体现出其独特的个性，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保护的书法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条及第二十一条关于著作权保护期限的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发表权及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其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毛主席于1976年辞世，因此，其书写的“铁道兵”三字仍处于著作权保护期限之内。在此情形下，原告未经授权，擅自将毛主席题写的“铁道兵”三字用于商业使用，显然超出了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其次，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分析。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其言行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几亿中国人民而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1953年，铁道兵正式成立，在此背景下，毛主席为《铁道兵》报题写报头，对于当时铁道兵队伍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若将毛主席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题写的“铁道兵”三字用作商业用途，一方面将有损毛主席题词的严肃性与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可能伤害原铁道兵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情感。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告关于其将毛主席题词作为商标构成要素属合理使用之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将含有毛主席题词作为诉争商标具有不良影响的考量因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中，原告另主张其使用诉争商标具有传承和发扬铁道兵精神的主观意图。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作为一名曾经的铁道兵，其希望通过延续铁道兵时期铁道兵酒的酿酒工艺，从而传承和发扬铁道兵精神的主观目的值得肯定。但是，当某一标志一旦作为商标使用，其向社会传递的信息将不仅仅是该标志本身所天然具有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商标所特有的标识性，而且，商标一旦持续使用，将起到承载商誉的功能，并体现出财产权属性。因此，原告将铁道兵兵徽与毛主席关于“铁道兵”三字的题词组合作为商标使用，除了如其所言，欲以此发扬铁道兵精神之外，更有将前述标志及其构成要素作为私权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观动机，而该动机显然与传承和发扬铁道兵精神所具有的公益性质相冲突。据此，本院对于原告关于其使用诉争商标主观意图之表述不予采信。
至于原告所称诉争商标在实际使用中未产生不良影响之理由，本院认为，首先，“不良影响”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故一般不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为必要。其次，即便对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予以考虑，原告于评审阶段提交的证据5及诉讼阶段提交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虽能证明诉争商标已投入市场实际使用，但使用本身并不能证明其无不良影响；原告于评审阶段提交的证据6及诉讼阶段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虽有其他铁道兵战士对于铁道兵酒的评价，但从内容来看，前述评价主要是对铁道兵历史的怀念及对酒品质本身的描述，并非是对原告注册诉争商标的认可。因此，在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使用诉争商标已经获得了包括原铁道兵群体在内的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的情况之下，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实际使用中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关于原告所持其他商标已核准注册，故诉争商标也应获准注册之主张。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已获准注册的其他“铁道兵”商标未经司法审查，故对本案的裁判结果不具有必然的约束力；其次，原告所列举的“侦察兵”、“通寻兵”等商标，与诉争商标标志本身及构成要素并不相同，故案件审查对象不同，因此，与前述商标相关案件的裁判结果亦不能作为本案诉争商标核准注册的依据。
综上，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作出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原告郑锦森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锦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郑锦森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鱼水
审 判 员 吴园妹
审 判 员 王 东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楼三丹
书 记 员 梁 雪
书 记 员 于天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