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04民初5110号
原告：涂松英，女，1972年9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翁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世文，广东鑫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丽洁，广东鑫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园支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81号之三。
负责人：施华静，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世锋，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高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涂松英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园支行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涂松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世文及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园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世锋、饶高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本金损失174275.65元；2、被告支付原告利息损失6125元（按一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利率1.75%计算）；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25日，原告到被告处咨询理财业务，被告工作人员池经理向原告推荐购买长盛一带一路基金，承诺可以保本，可以盈利，没有风险，可以随时提取。由于原告没有投资理财的专业知识，出于对被告的信任，购买了350000元的该理财产品。2016年12月5日，原告因生活需要到被告处查询提取基金款项事宜，发现自己购买的基金严重亏损，便向被告询问，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但被告回复亏损与其无关，拒绝赔偿。为了减少损失，原告及时赎回了上述购买的基金，赎回价值为175724.35元，共亏损174275.65元。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购买的是长盛一带一路分级基金，该基金业务关系的相对方是作为申购人的原告和作为管理人的长盛基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也显示被告和长盛基金管理公司之间是代理销售关系，且被告接受了原告的委托购买该基金产品，原告申购的基金由并非被告管理，该基金的盈利或亏损与被告无关；2、原告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民事行为具有完全的认知能力，原告自2013年起，在被告处已经申购基金多达10次，并且10次阅读了业务凭条的风险提示函及业务凭条正面相应的风险告知内容，每一次的基金代理销售，被告均向原告履行了风险告知义务，对风险评级不匹配问题也做了明确的告知，给予其选择是否继续交易的机会，原告应当知悉基金产品的特性及风险；3、原告申购长盛一带一路分级基金时，填写了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确认阅读了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和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充分知晓基金投资风险，自愿办理基金业务，自担投资风险，此外基金公司的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书也对基金产品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原告应当知道其购买基金产品的风险；4、原告称其2013年第一次赎回基金是因为理财经理说基金有下跌风险，说明原告是从2013年就知道基金存在下跌的情况，因此也知道该基金不属于保本盈利产品，现在面临市场亏损，才主张一直不知是不保本的产品，既不符合常理，也违背了诚信原则。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3年1月15日，原告向被告申购“添富多收A”基金，并签订《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凭条载明：客户姓名为涂松英，基金代码为470010，基金名称为添富多收A，风险是否匹配显示为风险匹配，申购金额为150000元。2013年5月28日，原告申请赎回基金“添富多收A”，赎回金额为156241.14元。
2013年6月4日，原告向被告申购“上投健康品质”基金，并签订《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凭条载明：客户姓名为涂松英，基金代码为377150，基金名称为上投健康品质，风险是否匹配显示为风险不匹配，申购金额为150000元。2013年8月7日，原告申请赎回基金“上投健康品质”，赎回金额为152066.92元。
2013年8月19日，原告向被告申购“广发聚优灵活配置”基金，并签订《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凭条载明：客户姓名为涂松英，基金代码为000167，基金名称为广发聚优灵活配置，风险是否匹配显示为风险不匹配，申购金额为150000元。2013年10月21日，原告申请赎回基金“广发聚优灵活配置”，赎回金额为158310.35元。
2013年11月1日，原告向被告申购“招商瑞丰”基金，并签订《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凭条载明：客户姓名为涂松英，基金代码为000314，基金名称为招商瑞丰，风险是否匹配显示为风险匹配，申购金额为150000元。2014年5月21日，原告申请赎回基金“招商瑞丰”，赎回金额为150434.03元。
2014年8月21日，原告向被告申购“国投瑞银策略精选混合”基金，并签订《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凭条载明：客户姓名为涂松英，基金代码为000165，基金名称为国投瑞银策略精选混合，风险是否匹配显示为风险不匹配，申购金额为200000元。2014年10月20日，原告申请赎回基金“国投瑞银策略精选混合”，赎回金额为209886.07元。
2014年10月24日，原告向被告申购“国投瑞银策略精选混合”基金，基金代码为000165，申购金额为200000元。2014年11月25日，原告申请赎回基金“国投瑞银策略精选混合”，赎回金额为206866.85元。本次交易，原、被告均未提供《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作为证据。
2014年12月1日，原告向被告申购“信诚周期”基金，基金代码为165516，申购金额为200000元。2014年12月3日，原告再次向被告申购“信诚周期”基金，申购金额为100000元。2015年1月6日，原告申请赎回基金“信诚周期”，赎回金额为318507.17元。本次交易，原、被告均未提供《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作为证据。
2015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购“华泰柏瑞创新动力”基金，基金代码为000967，申购金额为300000元。2015年3月30日，原告申请赎回基金“华泰柏瑞创新动力”，赎回金额为326063.26元。本次交易，原、被告均未提供《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作为证据。
2015年4月3日，原告向被告申购“广发可选消费联接A类”基金，并签订《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凭条载明：客户姓名为涂松英，基金代码为001133，基金名称为广发可选消费联接A类，风险是否匹配显示为风险不匹配，申购金额为300000元。2015年5月18日，原告申请赎回基金“广发可选消费联接A类”，赎回金额为320231.78元。
2015年5月25日，原告向被告申购“长盛一带一路分级”基金，并签订《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凭条载明：客户姓名为涂松英，基金代码为502013，基金名称为长盛一带一路分级，风险是否匹配显示为风险不匹配，申购金额为350000元。2016年12月5日，原告申请赎回基金“长盛一带一路分级”，赎回金额为175724.35元。
上述七份《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风险提示栏均载明：本人/单位已阅读《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和《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充分知晓基金投资风险，自愿办理中国银行代理的基金业务，自担投资风险，显示为“是”；风险匹配度提示：若您选购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高于您的风险测评承受等级，是否确认继续交易？显示为“是”；交易时间提示：若下单时间不在开放式基金联机交易时间之内，我行系统将默认为挂单交易，该交易将在下一交易日受理，是否确认继续交易？显示为“是”。原告在核对上述内容后，在客户签字处签字确认。
被告提交的《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载明：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示函阐明了基金的定义、投资方式及相应的运作风险，并阐明基金与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且明示了被告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即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并载明根据有关法规要求，被告将对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评价和记录，对所销售的基金产品依据科学方法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对投资者在购买过程中自动进行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产品风险等级的匹配校验，以确保投资者知晓所选购基金产品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关系，但被告所做的匹配校验仅供投资人参考，投资者应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基金产品并自行承担投资基金的风险。我行在官方网站（××)和营业场所以适当的形式发布或提供《证券投资基金人权益须知》供投资者查阅，请投资者认真阅读，知晓基金投资人权益和基金投资的风险。原告认可《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的真实性，但认为该条款属格式条款，且印在《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背面，原告签字确认时，被告未尽到风险提示义务。
本院认为，原告在购买案涉争议基金“长盛一带一路分级”时，签订了《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该凭条虽载明了原告评估的风险与购买案涉基金的风险等级不匹配，但在风险提示部分，已由原告签字确认阅读了《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充分知晓基金投资风险，自担投资风险，且原告亦确认了选购基金的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测评承受等级，但仍确认继续交易。再综合原告在被告处共进行十次基金申购及赎回等行为，可以得知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基金的操作方式及风险。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民事行为具有完全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并在《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进行签名确认，可知原告购买案涉基金是其本人自行选择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其应清楚知悉签名后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印制在《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的背面，与其是一体的合同文本，应视为原告已经知晓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的内容。原告陈述被告未尽到风险提示义务，并承诺其所申购基金为保本基金等意见，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本金损失及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涂松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908元，由原告涂松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赵璐璐
人民陪审员 曾海滨
人民陪审员 黄晓玎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龚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