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2071民初26282号
原告：田纪爱，女，1972年6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石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印花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岗背村市场对面。
投资人：肖要新。
被告：肖要新，男，196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炳星，广东ＸＸ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朝达，男，1970年9月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中山市。
被告：肖海文，男，1956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彦斌，广东ＸＸ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田纪爱诉被告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印花厂（以下简称盛利制衣印花厂）、肖要新、高朝达、肖海文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纪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被告盛利制衣印花厂、肖要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炳星，被告高朝达、肖海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彦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田纪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工费62197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被告高朝达曾是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厂（以下简称盛利制衣厂）的投资人。2009年5月4日，该厂更名为盛利制衣印花厂，同时变更投资人为肖海文。2015年1月13日，该厂的投资人再变更为肖要新。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原告以“鑫田”的名义与被告盛利制衣印花厂签订多份委托加工书，加工款共计62197元。原告多次催收上述款项，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脱。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原告田纪爱明确诉讼请求为四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加工费62197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被告盛利制衣印花厂、肖要新辩称：被告肖要新于2015年1月13日向肖海文承接了盛利制衣印花厂经营，至2015年4月底因经营不善，暂停营业。被告肖要新虽承接了肖海文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但被告肖要新经营期间没有委托原告加工服装，原告提供2015年1月13日后的送货单仅有“盛利”两字或“红”、“平”的字样，不能证明是被告盛利制衣印花厂的员工签收。原告在（2016）粤2071民初9313号案中开庭时称“盛利”两字是被告肖要新所签，但此不是被告肖要新的笔迹，原告诉被告盛利制衣印花厂、肖要新支付加工费的主张不成立，应予以驳回。原告要求被告盛利制衣印花厂、肖要新、高朝达、肖海文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盛利制衣印花厂暂停营业，正在准备筹集资金，在4、5月份继续开业。
被告高朝达辩称：1.委托加工书及送货单的委托方及收货方均为盛利制衣印花厂，不是被告高朝达个人。盛利制衣印花厂是个人独资企业，被告高朝达不是该企业的投资经营人，原告主张被告高朝达承担本案债务没有事实根据；2.盛利制衣印花厂成立于2003年4月4日，被告高朝达当时是投资经营人，因批准香港定居后不便企业管理，于2009年5月4日将该厂转让给肖海文经营，并到中山市工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厂房则属租赁关系。盛利制衣印花厂于2014年7月8日聘请被告高朝达为业务员，负责与客户接单及收发货物，但此为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民事责任应由企业承担。原告所谓的交易均发生在被告高朝达转让盛利制衣印花厂后，本案与被告高朝达没有任何关系；3.原告曾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高朝达，案号为（2016）粤2071民初9313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高朝达只是被告盛利制衣印花厂的职员，原告诉被告高朝达的主体不适格，依法驳回其对被告高朝达的起诉，该民事裁定已依法生效。原告现再次以相同理据重复起诉被告高朝达，根据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应依法驳回原告对高朝达的全部诉讼请求；4.与被告盛利制衣印花厂签订合同的是鑫田厂，无证据证明原告有权代表鑫田厂起诉。综上，被告高朝达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起诉被告高朝达的诉讼主体也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其对被告高朝达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肖海文辩称：被告肖海文于2009年5月4日向高朝达承接了盛利制衣印花厂后，经营至2015年1月13日又将该厂转让给肖要新经营，中山市工商局备案的盛利制衣印花厂财产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明确约定，被告肖海文转让后，在盛利制衣印花厂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及债务随财产转让而转由肖要新享有与延续承担。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肖海文支付加工费没有事实根据。被告肖海文经营期间曾聘请被告高朝达作业务员对外承接订单，但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收货签署”栏上，没有被告肖海文员工的签名，所签的“盛利”两字或“红”、“平”，不能证明是被告肖海文的员工，原告起诉主张被告肖海文支付加工费不成立，应予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田纪爱于2016年5月11日向本院以加工合同纠纷起诉高朝达、肖赛影，本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粤2071民初9313号民事裁定，且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庭审中，田纪爱、高朝达均对本院作出的（2016）粤2071民初9313号民事裁定中查明的事实及各自的陈述予以确认。本院作出的（2016）粤2071民初9313号民事裁定中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田纪爱以“鑫田”的名义与“盛利制衣厂”签订多份委托加工书，其中“盛利制衣厂”为发货方（合同甲方），“鑫田”为加工厂（合同乙方），约定乙方为甲方的服装完成裁片至查剪的工序，乙方要采用甲方提供的所有物料按单加工，成品必须如数送到甲方仓库；乙方负责往返运输，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结算方式为月结后30天付清加工费，必须在交完货后五天内与跟单员核对准确数量，以甲方月结的进仓单为准。委托加工书还约定了其他一些事项。该委托加工书下方的甲方落款有高朝达签字。协议签订后，田纪爱按约完成加工，并分批次将服装送往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岗××村XX大厦（XX市场对面）的“盛利制衣厂”，由署名“盛利”或“平”的人签收。期间，田纪爱曾多次收取委托加工书项下的加工费，并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盛利制衣厂”支付的加工费。
庭审中，田纪爱称“鑫田”这一字号并没有办理工商登记，该字号取自其与丈夫的名字；其于1998年在高朝达、肖赛影的厂里做主管，双方关系很好，其离开厂后于2013年开始为高朝达加工服装；其不清楚盛利制衣印花厂是否存在，也不清楚盛利制衣印花厂与高朝达是什么关系，但自从发生加工合同关系以来，其一直与高朝达签订委托加工书，高朝达对外亦宣称其是盛利制衣厂的负责人；其领取服装裁片和交回成品的地点都在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岗××村XX大厦的工厂门口，门口并没有任何厂牌，货物由高朝达聘请的杂工清点数量；送货单及收据的“盛利制衣厂”是按高朝达要求填写的，送货单上签名的“平”就是游某，是高朝达聘请的员工。田纪爱提交了一份由游某出具的书面证言，游某自称在盛利制衣厂负责管理清点外发的加工物品及签单确认，田纪爱提交的送货单上署名的“平”是其本人，但游某并未出庭作证。高朝达则称其以前是做制衣行业的，在中山市沙溪镇开办了名为“盛利制衣厂”的个人独资企业，经营场所位于中山市××岗××村市场对面，该房产是其与他人共有的；后来其将厂转让给肖海文，双方签订了转让合同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肖海文还将厂名变更为盛利制衣印花厂；由于其对制衣行业比较熟悉，肖海文聘请他做业务员，对外称是业务经理，可以代表工厂签订合同，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田纪爱交收货物的地点就是盛利制衣印花厂所在的经营地址，厂区门口有厂牌，田纪爱不可能不知道、没看见，送货接收货物的经手人游某不是其聘请的。为此，高朝达提供了一份盛利制衣印花厂出具的联络函，该函件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8日，主要内容是盛利制衣印花厂任命高朝达为业务员，有权签订合同及收发货物，但无权直接收取货款、加工费。高朝达还提供了盛利制衣印花厂的厂房照片，照片显示XX大厦外有围墙及机械闸门，闸门旁边的围墙上镶嵌了金属刻印的“盛利制衣印花厂”几个醒目的大字，下面还有厂名的英文，从外观上看上述金属字已使用了很长时间，金属已开始褪色，字体周围的瓷片也有裂痕。
另查，盛利制衣厂成立于2003年4月4日，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地址位于中山市××岗××村市场对面，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制造针织及梭织服装，投资人为高朝达。2009年5月4日，该厂更名为盛利制衣印花厂，同时变更投资人为肖海文。2015年1月13日，该厂的投资人变更为肖要新，但经营地址未发生变更。
本院作出的（2016）粤2071民初9313号民事裁定，认定田纪爱持有涉案的委托加工书及相关交易单据，在没有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田纪爱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与田纪爱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的是盛利制衣印花厂，并以高朝达、肖赛影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田纪爱的起诉。后田纪爱以相同的事实与理由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
高朝达提交的个人独资企业设定登记申请书、房产证及协议书，拟证明盛利制衣厂原是高朝达于2003年4月8日投资成立。
2009年4月22日，高朝达（甲方即转让方）与肖海文（乙方即受让方）签订盛利制衣厂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盛利制衣厂股权共80000元出资额，以20000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同日，高朝达与肖海文申请变更盛利制衣厂为盛利制衣印花厂，并变更投资人为肖海文。2009年5月4日，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一份，载明变更后名称为盛利制衣印花厂，股东为肖海文。
2014年7月8日，盛利制衣印花厂出具联络函一份，内容为：本厂特任命高朝达为业务员，有权代本厂签订合同、协议及收发货物。但货款及加工费必须汇入本厂账户，高朝达不得直接向业务单位收取。联络函下方有盛利制衣印花厂的盖章确认。
2015年1月9日，肖海文（甲方即转让方）与肖要新（乙方即受让方）签订盛利制衣印花厂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盛利制衣印花厂财产共200000元，以10000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财产；甲方转让其财产后，其在盛利制衣印花厂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及债务，随财产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延续承担；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肖海文与肖要新申请变更投资人为肖要新。2015年1月14日，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一份，载明变更后股东为肖要新。
盛利制衣印花厂、肖要新提交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盛利制衣印花厂的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肖要新，经营日期为长期。
本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与田纪爱发生交易的主体是谁；二、涉案货物有无实际交付。结合各方的诉辩主张及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发生交易的主体的认定问题。虽与田纪爱签订委托加工书的是高朝达，但发货方为盛利制衣厂，签订委托加工书的期间，盛利制衣厂实为盛利制衣印花厂，经营者是肖海文，高朝达是盛利制衣印花厂聘请的业务经理，代表盛利制衣印花厂与田纪爱签订委托加工书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田纪爱与高朝达没有加工合同关系。庭审中，田纪爱、高朝达均对本院作出的（2016）粤2071民初9313号民事裁定中查明的事实及各自的陈述予以确认。本院作出的（2016）粤2071民初9313号民事裁定认定与田纪爱发生加工合同关系的是盛利制衣印花厂，并以高朝达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田纪爱的起诉，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故与田纪爱发生加工合同关系的是盛利制衣印花厂。
二、关于涉案货物有无实际交付的问题。本院作出的（2016）粤2071民初9313号民事裁定中查明，高朝达称田纪爱交收货物的地点就是盛利制衣印花厂所在的经营地址，厂区门口有厂牌并提供盛利制衣印花厂的厂房照片拟证明双方交收货地点为盛利制衣印花厂。庭审中，盛利制衣印花厂辩称田纪爱没有向盛利制衣印花厂交货，也没有证据证明收货人是盛利制衣印花厂的员工。田纪爱提交的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处只签有“盛利”或“平”、“红”字样，且田纪爱提交的证明拟证实游某在盛利制衣厂负责管理清点外发的加工物品及签单确认，田纪爱提交的送货单上署名的“平”是游某本人，但游某并未出庭作证，且盛利制衣印花厂不确认“平”、“红”是其员工，田纪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盛利制衣印花厂实际交付涉案货物，本院对田纪爱提交的送货单及证明不予采信。田纪爱请求盛利制衣印花厂、肖要新、高朝达、肖海文支付加工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田纪爱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56元，减半收取67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田纪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田纪爱，被告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印花厂、肖要新、肖海文，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高朝达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证据目录清单
审判员 刘 忠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何坚麟
附件：证据目录清单
证据目录清单
原告田纪爱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并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送货单、委托加工书；2.证人证言、身份证复印件；3.（2016）粤2071民初9313号民事裁定书；4.联络函。
被告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印花厂、肖要新对其辩解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
被告高朝达对其辩解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个人独资企业设定登记申请书；2.房产证及协议书；3.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厂股权转让合同；4.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5.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6.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9313号民事裁定书。
被告肖海文对其辩解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印花厂财产转让协议书；2.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3.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