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10行终7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甘世安，男，1944年4月23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平果县。
委托代理人陆玲，广西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果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平果县行政中心大楼。
法定代表人孙环志，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波碧，平果县法制办公职律师办公室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平果县坡造镇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住所地：平果县坡造镇龙马村。
诉讼代表人陆明进，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宏城，男，广西全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甘世安诉被上诉人平果县人民政府、平果县坡造镇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平果县人民法院（2016）桂1023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甘世安未出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陆玲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平果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孙环志因公务未出庭参加诉讼，副县长覃春燕及委托代理人黄波碧出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平果县坡造镇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陆明进及委托代理人黄宏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争议的“汪高（又称达景）”鱼塘，属于原告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的集体鱼塘，面积为0.8亩。1996年间，原告村民小组成员即本案第三人甘世安认为其女儿的承包地在上世纪80年代被集体收回重新分配他人不合理，遂占用“汪高”鱼塘。为此，原告于2013年7月向坡造镇人民政府申请解决，同年10月8日，坡造镇人民政府作出情况说明，认为平果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登记争议鱼塘为第三人甘世安的承包面积，建议原告通过行政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司法程序来解决。同年10月30日，原告向被告平果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该登记，被告将其申请转给相关部门处理，至今没有对原告的申请作出答复。原告为此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根据被告提交第三人甘世安2001年1月1日的《合同书》记载，耕地总面积为8.25亩，其中田5.4亩，地2.85亩，无鱼塘面积记载和合同编号，合同上的发包方（甲方）、承包方（乙方）签章栏也无原告方队长和第三人甘世安的签名。被告于2001年1月1日颁发给第三人甘世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有争议的“汪高”鱼塘，面积为0.8亩。包括争议鱼塘，证书登记总面积为7.75亩，该土地承包经营证书无编号，记载有第三人甘世安土地承包合同书的编号为4107020302，与第三人甘世安的《合同书》内容不相符。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被诉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时间为2001年1月1日，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国家依法实行土地登记发证制度”和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第二条第（四）项“延长土地承包期后，乡（镇）人民政府农业承包合同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农户颁发由县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规定，被告具有向农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法定职责。因本案系土地登记行为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审查的对象是被告平果县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首先，本案是否存在原告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将争议鱼塘发包给第三人甘世安的事实。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根据被告提交第三人甘世安2001年1月1日的《合同书》记载，该合同并无发包方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和承包方第三人甘世安的签名，也无鱼塘面积的记载，该合同的内容不能证明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虽然记载有争议的“汪高”鱼塘，但包括争议鱼塘在内，面积仅为7.75亩，也与《合同书》上记载的8.25亩的面积和无承包鱼塘面积的内容不相符。再者，合同书并无合同编号，而被告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却记载有合同书的编号，并且这两份书证的内容存在矛盾，因此，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承包合同关系。被告辨称第三人在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取得了争议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其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登记的“汪高”鱼塘是在第三人原来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登记的，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被告平果县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属于人民政府依国家职权实施的一种行政行为，被告在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应当对承包合同的真实性进行充分的审查。然而其在核发给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对第三人的承包合同存在无合同当事人签名、无承包鱼塘的内容、土地承包面积登记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为第三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属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登记结果错误。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观存在过错，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导致土地登记结果与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不一致。原告在向被告申请撤销争议鱼塘行政登记长时间未得到答复及处理的情况下，其提起诉讼请求撤销，理由充分，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故判决，撤销被告平果县人民政府2001年1月1日颁发给第三人甘世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关于“汪高”鱼塘的行政登记。第三人甘世安不服原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甘世安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上诉人自1980年起就承包本案争议的鱼塘，至今已经有30多年之久。这个事实在村里是众所周知，村民从未提出异议，村委会在本次争议发生之前也未向上诉人一家提出异议或者要求收回鱼塘的通知。2001年，根据当时的法律和政策，上诉人与其他人村民一样申请办理土地承包经营登记手续，当时办理登记手续都是由村集体统一收集、办理，并由村集体统一上报的，即便申请材料上有些瑕疵，但是也不能否定上诉人合法承包涉案鱼塘的事实。因此上诉人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本案的历史原因和真实的民事法律基础关系，所以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争议的鱼塘是由被上诉人平果县坡造镇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龙马村第三队第二组）发包给上诉人的。在原审中，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组为了强占上诉人的鱼塘，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供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证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01年签订的《平果县农村集体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在一审结束后，上诉人得知被上诉人未提供合同书，向经管站核实后获得了上述证据。该《合同书》记载的承包内容与上诉人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记载的内容是一致，且有甲方“坡造镇龙马村3组”的组长马英平签字确认，也有乙方即上诉人甘世安的签字确认；同时还有平果县坡造镇人民政府的盖章确认。落款的日期就是2001年1月1日。这一份《平果县农村集体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组土地承包的民事法律基础依据，该份合同在签订的时候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可见，上诉人是合法承包涉案的鱼塘。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维持被上诉人平果县人民政府的原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平果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上诉人于1980年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从1980年起上诉人甘世安是汪高鱼塘的实际承包人，该鱼塘一直由上诉人承包到现在，直到2013年3月27日，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才形成村民会议决议收回鱼塘，2013年7月18日，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才向坡造镇人民政府提交申请书，2016年3月9日，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形成村民会议决议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相关证据证明，从1980年至2001年至2013年3月26日，鱼塘的实际承包者是上诉人甘世安，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是默认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2001年1月1日，被上诉人平果县人民政府登记鱼塘在上诉人甘世安名下，是正确的。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被上诉人平果县坡造镇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依法应予维持。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上诉人自1980年起就承包本案争议的鱼塘，至今已经有30多年之久”。上诉人的这一诉称没有事实依据。1980年争议的鱼塘尚属坡造镇龙马村第三队集体所有，当时还是由集体统一农业生产，根本不允许存在个人承包之现象。开始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即1981年间），龙马村第三队分为两个小组，被上诉人为第二村民小组，本案争议的汪高鱼塘自1981年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才分给被上诉人小组集体所有。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在分组时分到争议的鱼塘后，该鱼塘一直由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集体经营管理，期间，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村民蓝海明曾于1986年至1990年将该鱼塘承包养鱼，1994年至1995年坡造镇龙马村第九队村民韦华佳也曾承包过该鱼塘养鱼，年承包金为200元。上诉人所称的承包经营30多年之久的鱼塘其实是不属于本案争议范围的“那凹”鱼塘，而不是本案争议的“汪高”鱼塘（也叫达景鱼塘）。2、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自1981年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从没有将本案争议的“汪高”鱼塘发包给上诉人承包经营，被上诉人平果县人民政府2001年1月1日颁发给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将“汪高”鱼塘登入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开头的发包方（甲方）为“坡造镇龙马村3社（组）马英平”；承包方（乙方）为“坡造镇龙马村3社（组）员甘世安（即上诉人）”，马英平是平果县坡造镇龙马村第三队第一村民小组组长，并不是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的组长，没有资格代表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发包属于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的土地，如此发包主体不对、合同要件不全的情况下依法是不能作为登记的依据的。3、根据一审被告在一审时提交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看，（1）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无合同编号，而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标明合同编号为4107020302，这就说明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发的有效依据是不存在的；（2）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记载的耕地面积为8.25亩（其中田5.4亩、地2.85亩），而并没有鱼塘面积记载，而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记载包括鱼塘面积在内累计只有7.75亩，由此，更明确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发的依据并不是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发是以承包合同为依据的，所以，在没有有效的承包合同为依据的情况下一审被告颁发给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将“汪高”鱼塘登入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确实是不经审查而错误颁证的行为，一审的判决是正确的。二审在审理中，上诉人提交证据：1、《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证明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书的时候已经经过组长马英平的同意，是“汪高”鱼塘的合法使用者；2、人民调解调查记录，证明上诉人是鱼塘的合法经营者；2001年在办证的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公示，群众对此没有异议。3、土地明细登记，一审认定的是7.75亩土地，村名小组遗漏了该部分0.5亩的土地，加上该明细登记中的0.5亩地之后，与平果县人民政府颁证的8.25亩相吻合。
被上诉人平果县人民政府质证意见：证据1说明从1980年开始甘世安开始承包鱼塘，而不是1996年才承包的。对证据2的三性没有异议，原审提交的合同书与该证据的内容一样，但是盖章和签字却都不一样，其证明效力由法院来认定。对证据3的三性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平果县坡造镇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的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依法无效，发包方是第二组，而马英平不是第二组的组长，不能代表第二组签合同，因此合同不合法。对证据2《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是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调查笔录1中证实一个事实，本案争议的鱼塘从来没有发包给上诉人；第2份甘世安的笔录证明了本案争议中的鱼塘是在其女儿分配到财政局工作后才承包的，因此前面说他经营了三十年是没有依据的。第3份笔录说明马英平是第一村民小组组长、第三队的队长，既然不是第二村民小组的组长，那么他对第二小组的土地发包行为没有权利和效力。从第4份笔录中可以知道，村民小组有权收回小组的土地，公示应该以承包合同内容公示，在公示过程中是否有人提出异议都不能影响第二村民小组的主张。对证据3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并不像上诉人说的存在故意隐瞒事实。并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中承包面积与证上登记的面积不符不是判决有误，而是在一审中被告举证不能导致的。此外，被上诉人小组长称“那了”0.3亩不属于生产队发包给小组村民作为承包地的范围，而是甘世安的自留地，上诉人主张加上该部分的面积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平果县坡造镇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提交证据：1、韦华佳的《证明》，证明在1994-1995年与第二有村民小组承包过“汪高鱼塘”，说明上诉人声称经营本案争议鱼塘有三十年之久没有事实依据。2、平果县坡造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的《关于平果县农业局〈关于“坡造镇龙马村要求撤销土地承包登记申请书”的建议〉的调查情况汇报》，汇报也证明上诉人对鱼塘的经营时间并不是1980年以来的30年，而是1996年开始强占的。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平果县坡造镇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提交证据质证：对证据1韦华佳的《证明》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已加盖公章，所以对其三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
被上诉人平果县人民政府质证意见：对证据1韦华佳的《证明》的三性均不认可；对加盖公章的证据2的三性没有异议。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的证据认定：1、对上诉人提交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本院不予认定，因发包方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负责人签名是马英平，而马英平并非该组的负责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不认可其签字，且马英平对“汪高鱼塘”的情况不清楚，由农户自己填后交其报政府工作组，故本院对该合同内容不予认定。2、对陆明进（二份）、甘世安、马英平、黄品之的调查记录均予认可。3、对土地明细登记予以认可。对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提交证据的认定：1、对韦华佳的《证明》，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两被上诉人提出异议，且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本院不予认可。2、对《关于平果县农业局〈关于“坡造镇龙马村要求撤销土地承包登记申请书”的建议〉的调查情况汇报》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01年，在颁发给上诉人甘世安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的过程中，因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组长陆明进外出打工，其证交由农户自己填写后由第一组组长马英平交给政府工作队，“汪高（又称达景）鱼塘”由上诉人甘世安自己填报，马英平对各农户的填报并不核实也不清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平果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甘世安颁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是否合法。从事实方面看，争议的“汪高鱼塘”，属于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的集体鱼塘，上诉人甘世安认为其女儿的承包地在上世纪80年代被集体收回重新分配他人不合理，遂于1996年在小组未同意也未办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占用“汪高鱼塘”进行经管理，至2001年坡造镇进行第二次土地延包填报工作中，因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组长陆明进外出打工，其证交由各农户自己填写，上诉人甘世安将“汪高鱼塘”填报为自己的承包鱼塘，马英平在对各农户所填报信息的真实性不核实也不清楚的情况下，将材料交给政府工作队。以上事实可以证实，上诉人在《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所取得的“汪高鱼塘”承包权不是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发包的，并非被上诉人龙马村第三队第二村民小组真实意思表示，其承包权来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颁该证过程中程序有误，故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撤销《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甘世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敏
审 判 员 何振峰
代理审判员 ＸＸ纯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李瑞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