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3民终1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元仲，男，1948年9月16日生，布依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安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益，男，1966年10月1日生，布依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安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应章，男，1963年7月2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安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德富，男，1935年4月16日生，汉族，高中文化，退休职工，住贵州省安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安，男，1967年2月4日生，布依族，中专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干警，住贵州省安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会，女，1969年6月18日生，汉族，中专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民医院职工，住贵州省安龙县。上诉人罗元仲因与被上诉人赵益、陶应章、赵德富、王安、赵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7）黔2328民初648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罗元仲向本院所提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罗元仲一审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赵益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不认定上诉人罗元仲与被上诉人赵益、王安、赵会存在合伙关系错误。本案中的《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开采合同书》上确实没有罗元仲的签名，但并不意味着罗元仲与赵益、王安、赵会不存在合伙关系。因合同中仅是各方派代表签名，罗元仲所在的乙方是由赵益作为代表，此事实已从一审庭审中陶应章的陈述予以证实。赵益、王安、赵会否认与罗元仲的合伙关系是因为罗元仲与赵益、王安、赵会存在利益冲突。赵益、王安、赵会否认合伙关系的行为是不诚实的表现。相反，罗元仲与陶应章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其陈述更为客观公正，完全能够证实罗元仲与赵益、王安、赵会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另外，罗元仲在2004年、2005年在文家岩煤矿参加生产经营管理是合同各方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果罗元仲与赵益、王安、赵会不存在合伙关系，那么罗元仲参加生产经营管理就应该有相应的报酬，但罗元仲除每月有600元的野外补贴外（和另两位管理员一样），再没有其他报酬。由此可以看出，罗元仲并不是单纯的受雇于煤矿提供服务，而是罗元仲本来就是合伙人之一，被选派参加生产经营管理。罗元仲在文家岩煤矿经营管理中负责记账，账本中除记载了煤矿的收支账目外，也记载了罗元仲与赵益、王安、赵会合伙关系的承诺书，还有王安到煤矿查看生产经营情况时的生活开支等内容，该账本被赵益拿到陶应章家结算后就没有归还罗元仲，因此罗元仲要求赵益提供账本，以证明本案的事实。二、罗元仲提起本案诉讼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的发生是合伙结算时赵益给罗元仲的款项不对而引发。因无法结算下去，导致合伙关系一直存在，因此一审判决所述的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事实上，结算时罗元仲拒绝在赵益事先准备的领条上签字后，一直在要求赵益按合伙的份额支付。该事实大量寨邻可以证实，而且罗元仲经济并不宽裕，也不可能不向赵益主张权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理应撤销，敬请二审法院改判支持罗元仲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赵益、赵德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质证认定理由成立。一是罗元仲并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请求撤销赵益与其他人签订的民事合同的权利；二是罗元仲所交证据均为复印件，无证据效力，其主张没有有效证据佐证。一审对诉讼时效的审查符合法律规定，时间界定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安、赵会辩称，王安与赵会不具有本案主体资格，与罗元仲之间无任何形式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关系。一审对诉讼时效的审查符合法律规定，时间界定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陶应章未作答辩。罗元仲向一审起诉请求：一、解除罗元仲与赵益、陶应章、赵德富签订的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二、判令赵益支付罗元仲合伙分红12602元；三、判令赵益返还罗元仲支付给工人的生活费1300元；四、判令赵益赔偿拖欠罗元仲前述款项(合计13902元)从2005年6月起至本案判决确定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五、本案诉讼费用由赵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元仲与赵益的父亲系干兄弟关系，与陶应章的兄弟陶应刚是干老亲关系；赵会是赵益的妹妹，王安是赵益妹夫。2004年5月，通过罗元仲介绍，赵益与陶应章之父陶顺明签订《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合同主要内容约定：一、甲方（陶顺明）用文家岩煤矿（主井和分井）两洞和现有设备作为一股和股，乙方（赵益）负责清除现有岩土和恢复补充设备的资金作为一股进行入股开采。……三、该煤矿投产后利润甲乙双方平等分配，平担风险责任。……。该合同签订后，未实际履行。2004年6月1日，由赵益（乙方）与陶应章(甲方)、赵德富（丙方）签订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赵德富的签名系赵益代签。合同主要内容约定：一、在现有状况的基础上，对该矿井的投资按三股进行投资。二、所生产的效益甲、乙双方各占35%，丙方占30%。三、丙方负责生产所需的相关后勤工作。……六、原陶顺明与赵益签订的协议合同无效，以本合同为准。……签订合同后，罗元仲、赵益、陶应章方的代表陈福鲜参加生产经营管理，赵德富没有参加管理。合伙期间，赵益负责资金管理，但未提供合伙收支账簿和书面凭证。2005年5月左右，文家岩煤矿被关闭，合伙人陶应章、赵益、赵德富无书面结算凭证。陶应章认可收到赵益支付的50408.75元。同时查明：2016年4月25日，罗元仲向安龙县招堤办事处调解委员会、安龙县招堤办事处海庄社区调解委员会等部门申请调解未果。于2017年1月3日向安龙县人民法院起诉，同年2月21日申请撤诉，同日安龙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2328民初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罗元仲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罗元仲与赵益、王安、赵会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罗元仲为证明其与赵益、王安、赵会、赵德富、陶应章之间为合伙关系提供了“没有时间的《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2004年6月1日的《开采合同书》、罗元仲自己书写的关于文家岩煤矿分红数据、陶应川出具的证明、调解申请书等证据。首先，从证据分析：对于能够证明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没有时间的《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和2004年6月1日的《开采合同书》，赵益、陶应章认可，予以采信，但两份合同书中均无罗元仲作为合伙人的记载；对于罗元仲自己书写的关于文家岩煤矿分红数据，陶应章认可，赵益否认，但该证据无合伙人的签字和相关凭证印证，不予采信；对于陶应川出具的证明，仅证明罗元仲向陶顺明支付1300元，且发生在2004年6月1日签订《开采合同书》之前，不能证明罗元仲是合伙人；对于调解申请书，仅能证明罗元仲单方向相关部门申请调解与赵益的纠纷，不能证明罗元仲与赵益、王安、赵会存在合伙关系。其次，从当事人陈述分析：罗元仲主张与赵益、王安、赵会存在合伙关系，一方面无书面合伙协议或者合同直接印证，且赵益、王安、赵会否认；另一方面，仅有陶应章的陈述，无相关间接证据佐证，不能形成证据锁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罗元仲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赵益、王安、赵会存在合伙关系。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赵益、王安、赵会等辩称罗元仲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罗元仲称“2005年5月28日，赵益电话通知罗元仲到其家中，当时王安、赵会也在，王安说其哥(指赵益)是董事长，愿给谁多少就多少。然后赵益拿出事先准备的领条要罗元仲签名，罗元仲认为赵益给的款项不对，拒绝签字。”此时，双方已经发生争议，罗元仲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罗元仲于2016年4月25日申请相关部门调解的申请，证明其一直在主张权利，从2005年5月28日发生争议至2016年4月25日申请相关部门调解已经十余年之久，罗元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此期间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采信赵益等的辩解即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据此相关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罗元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8元，减半收取74元，由原告罗元仲负担。二审中，罗元仲提交陶应章、陈福鲜、罗元相、罗伟勇、宋小云、罗祥东等书面证言复印件共九份，经审查，除陶应章外，其余证人并未出庭接受质询，书面证言的来源及真实性无法核实，故对此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罗元仲与赵益、王安、赵会等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若存在合伙关系，罗元仲之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罗元仲主张其与赵益、王安、赵会之间合伙作为一股，与陶应章等合伙开采文家岩煤矿，但经查，罗元仲与赵益、王安、赵会之间并无书面协议约定，且其提供的两份《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中并无王安、赵会及其签名，亦无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的两个以上证人对存在口头合伙协议进行证明；同时，本案中，虽罗元仲于2004年-2005年期间参与了文家岩煤矿的管理，但并不据此能得出罗元仲系合伙人之结论，且罗元仲所举《关于文家岩煤矿分红情况》，系其自行制作，亦不能证明其主张。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9条关于“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的规定，罗元仲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与赵益、王安、赵会之间存在合伙协议关系，其主张不能成立，其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诉讼时效一节。如前所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罗元仲与赵益、王安、赵会之间存在合伙协议关系，其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故无对诉讼时效进行审查之必要。况且，即使罗元仲享有合伙人身份，且有权要求分配合伙利润，但据罗元仲一审陈述，其自2005年5月起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而罗元仲于2016年4月才找到相关部门进行调解，且亦未充分举证证实期间有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罗元仲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罗元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元，由上诉人罗元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 娟审判员 刘金洲审判员 ＸＸ敏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