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0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从启，男，194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河南省夏邑县人。
委托代理人：张帆，湖北楚义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东西湖走马岭农场新建大队（武汉市国营走马岭农场新建大队），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新建村。
负责人：汪文志，该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王双喜，系该大队干部。
委托代理人：胡世文，系该大队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传东，男，197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
上诉人蔡从启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东西湖走马岭农场新建大队（以下简称新建大队）、被上诉人刘传东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鄂东西湖民商初字第00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蔡从启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帆、被上诉人新建大队委托代理人王双喜、胡世文，被上诉人刘传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蔡从启系刘传东的表叔，其并非武汉市国营走马岭农场农工。刘传东系走马岭农场二大队四生产队农工，其于1997年依法承包了6亩土地，并办理了《农工缴费监督卡》。1998年，蔡从启从老家河南省夏邑县迁至走马岭农场定居生活。1999年起至2013年4月期间，蔡从启在走马岭农场新建大队辖区内以刘传东名义承租约20亩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并以刘传东名义向大队缴纳各项土地税费。审理中，蔡从启称其耕种的20亩地是其他农工的弃耕地或荒地，并非刘传东的承包地，只是因当地政策原因登记在刘传东名下。刘传东则称其之前只承包了6亩地，后又陆续接手了他人弃耕地并在新建大队办理了相关手续，至土地被征收时其承包的土地约20余亩，因其有其他工作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故将土地交由蔡从启耕种，未向蔡从启收取任何费用，蔡从启仅需以刘传东名义向大队缴纳各项税费。
期间，蔡从启于2004年元月1日与新建大队（甲方）签订过一份《农业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一年，合同第六条还约定“承包面积及税费数额：二大队四生产队，姓名刘传东，承包旱地23.1亩……”，蔡从启在合同尾部乙方（承包户）处签名。同年，蔡从启在案涉土地上搭建生产生活混居房两间。之后，新建大队未再与蔡从启签订土地承包或租赁合同。
2007年1月1日，新建大队与刘传东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一年，合同第六条约定“承包面积及税费数额：新建大队四生产队，姓名刘传东、刘建东、聂迎春，承包旱地21.8亩……”，刘传东在合同尾部乙方（承包户）处签名。审理中，新建大队称其以为蔡从启有权代表刘传东，才让蔡从启在2004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上签字，2004年以后的合同均是与刘传东签订的，且认为只有与本农场农工才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与外来户签订的则是土地租赁合同，且外来户缴纳的税费更高，故其不认可与蔡从启之间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只认可其与刘传东之间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初，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新建大队拟在其辖区内实施退地搬迁，案涉土地在退地搬迁范围内。同年4月，新建大队与刘传东签订退地补偿协议，并补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8万余元。同月，新建大队与蔡从启的儿子蔡自华签订退地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同意其以成本价购买面积为70平方米的安置房屋两套。后蔡从启之子蔡自华、儿媳杨焕姣还从新建大队领取青苗等各项补偿费用共计108000元。2014年9月16日，蔡从启诉讼至法院。
蔡从启原审诉称：本人于1999年1月到新建大队承包土地20亩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因当时政策原因，承包土地一直登记在刘传东名下，但本人实际占有和使用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至今，并于2004年在承包土地上搭建房屋用于居住，同时与新建大队签订《农业土地承包合同》，履行承包人的义务，享有承包人的权利。2004年之后新建大队不再与本人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本人继续按照原承包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与新建大队保持事实上的承包关系直至2013年4月国家征收土地，承包关系即告终止。承包期间，本人多次要求新建大队将土地承包登记信息变更至自己名下，新建大队一直拒绝办理。本人认为，承包土地虽然在新建大队登记为刘传东名下，但14年来（1999—2013年）刘传东却从未实际耕种土地，与本人之间也不存在转包和租赁合同关系，因此刘传东与新建大队之间根本不存在土地承包关系。但新建大队拒绝承认与本人之间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请求：1.确认本人与新建大队在1999年1月至2013年4月期间存在事实上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新建大队承担。
新建大队原审辩称：一、蔡从启与大队之间不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1.蔡从启提交的2004年签订的书面合同，无新建大队盖章也无内容，属于无效合同；2.蔡从启主张其一直在缴纳承包费用并提供了缴费凭证，履行承包人的义务，但蔡从启缴纳费用至刘传东，蔡从启与刘传东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而非与新建大队有承包合同关系；3.蔡从启提供的证人证言中提到“蔡从启自1999年起一直在新建大队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直至2013年4月国家征收土地”，证人本意是蔡从启转包刘传东的土地经营权，证人并不能证明蔡从启、新建大队之间存在合同关系；4.蔡从启提供的退地安置补偿协议中“新建大队与蔡从启之子蔡自华就承包土地上搭建的房屋达成退地房屋安置协议”，其中土地上搭建的房屋属于历史违建房，在拆除违建房上农场有一定的政策，此协议为意向协议，还需报农场审批。二、蔡从启在起诉中提出“蔡从启多次要求新建大队将土地承包登记信息变更至自己名下，新建大队一直拒绝未予办理”，因新建大队与刘传东一直签订有土地承包合同，未经刘传东本人书面同意，新建大队不可能将土地承包登记信息变更至蔡从启名下。综上，请求驳回蔡从启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传东原审述称，蔡从启是本人的表叔，从1999年开始，本人将从农场承包的土地让给蔡从启经营。土地上的两间房屋，第一间是当时审批不严的时候蔡从启自行建造的，第二间是本人去农场办理的审批手续，然后蔡从启自己建造的。之前本人跟蔡从启有口头协议，即土地上的青苗补偿费、两间房屋拆迁后享有的成本房的购房指标权利都给蔡从启。本人仅就土地承包关系解除，拿到了二十多万元的安置补偿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刘传东系新建大队农工，其于1997年从发包人即新建大队依法承包了6亩土地，后又陆续接受其他农工的弃耕地，并于2007年与新建大队又签订《农业土地承包合同书》，依法取得了21.8亩旱地的承包经营权。1999年初至2013年4月期间，刘传东因从事其他工作无法耕种土地，故将案涉土地一直交由蔡从启使用、收益，且未收取蔡从启任何费用，但相应的土地税费则由蔡从启以刘传东名义交纳。审理中，蔡从启称其耕种的20亩地是其他农工的弃耕地或荒地，并非刘传东承包的土地，但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意见不予采纳。
刘传东将案涉土地交由蔡从启耕种的行为是否构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蔡从启与新建大队之间是否存在土地承包关系？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可见，非经法定程序和当事人的合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本案中，蔡从启虽于2004年1月1日与新建大队签订了《农业土地承包合同书》，但合同第六条明确表明案涉土地系走马岭农场二大队四生产队农工刘传东所承包的土地，土地承包费的交纳也是以刘传东名义，发包人即新建大队也表示蔡从启是代表刘传东签字，并否认其在合同上签章是其同意双方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思表示，刘传东亦明确表示未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蔡从启，且该承包合同的有效期仅为一年，合同到期后，新建大队并未与蔡从启签订新的承包合同，而是与刘传东签订承包合同，可见，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仍是刘传东。因此，刘传东将案涉土地交由蔡从启耕种的行为不能认定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只能认定是出租，发包人新建大队与承包人刘传东之间原有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刘传东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蔡从启按双方约定的条件对刘传东负责，承租人蔡从启与发包人新建大队之间并未形成新的承包关系。故蔡从启请求确认其与新建大队之间在1999年至2013年4月期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不予支持。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蔡从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蔡从启负担。
上诉人蔡从启不服以上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蔡从启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新建大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关于刘传东对蔡从启只是土地出租，新建大队与刘传东原有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认定显属错误。根据查明事实：刘传东早在1997年便是走马岭农场职工，而走马岭农场属国有企业，其土地属于国有土地。故走马岭农场与刘传东之间是劳动关系，而非土地承包关系。农工缴费监督卡可以证明职工身份，不能证明刘传东与新建大队存在土地承包关系。既然是劳动关系，而刘传东自1999年便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接受走马岭农场的管理参加劳动，即事实上解除了劳动关系。其先前耕种的6亩土地交由蔡从启从事农业生产，而蔡从启并非农场职工，蔡从启不可能代替刘传东履行劳动合同，继续让刘传东与农场保持劳动关系，因此蔡从启与新建大队形成了土地租赁关系，并于2004年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一年一签）。因此本案中蔡从启与新建大队存在土地承包或租赁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民法通则》第八十二条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判案，系法律适用错误。刘传东根本没有获得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且不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涉案土地也并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因此不能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本案属于租赁土地退地补偿分配纠纷。蔡从启之所以要求确认土地租赁合同关系，是因土地被国家收回之后，给予了经济补偿。新建大队在执行退地补偿政策时违规暗箱操作，将青苗赔偿款支付给刘传东。直到法院调查，蔡从启方知道补偿款有28万余元。蔡从启实际耕种土地近15年，未得到合理补偿。而刘传东未予耕种，却获得了28万余元退地补偿款，于情于理于法均显失公正。新建大队在办理退地手续时，不依法签订退地补偿协议或只签一份协议自己保存，导致蔡从启没有证据，状告无门，即使申请法院调取补偿协议，新建大队也以各种理由推脱。新建大队负责人还多次威胁上诉人，蔡从启坚持维权到底，直至获得公正的补偿。
被上诉人新建大队辩称：新建大队未与蔡从启签订承包合同，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传东辩称意见与新建大队一致。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当事人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新建大队用于发包的土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的“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故本案涉及的土地承包权属争议应依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进行评判。《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应民主协商，公平合理，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本案中，蔡从启虽然是土地的实际经营者，但蔡从启与新建大队并未就土地承包进行过协商，而新建大队也从未确认蔡从启为土地的承包者，庭审中，蔡从启承认经营期间以刘传东名义与新建大队签订承包合同，并以刘传东名义缴纳税费，即便2004年的承包合同书上有其署名，但合同第六条确定的权利义务对象却是刘传东，故事实表明，在蔡从启承包经营的问题上，事先双方未协商一致，事后新建大队也不予认可，并且以蔡从启身份，还不是《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承包主体，故蔡从启称与新建大队构成事实承包经营关系依据不足，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权。按上述规定，刘传东在承包合同成立时即取得本案所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蔡从启称刘传东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土地承包法》未禁止国营农场职工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蔡从启称刘传东与农场系劳动关系而非土地承包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蔡从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勇
审 判 员 邓万杰
代理审判员 李 娜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陈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