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民终71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符某1，女，196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常宁市。
委托代理人刘政，湖南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符某2，男，1972年5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委托代理人刘政，湖南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符某3，女，1970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
委托代理人刘政，湖南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符某4，男，194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
委托代理人刘政，湖南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男，197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法定代理人刘某，女，1956年6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系袁某之母。
委托代理人陈瑜，湖南轩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熊晖，湖南轩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因与被上诉人袁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湘0104民初2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的委托代理人刘政与被上诉人袁某的法定代理人刘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熊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袁某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继承人刘玉莲在涉案房屋中享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不属于遗产范围，不能按法定继承处理。刘玉莲生前已将在涉案房屋中享有的二分之一产权赠与其女儿陈德明，受赠与人陈德明已经依法缴纳契税，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虽然陈德明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被注销，并不能证明赠与房产转让过户登记被撤销，更不能证明《赠与协议》被撤销。刘玉莲已将涉案房屋产权证、国有土地证交与了受赠与人陈德明，陈德明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并且将涉案房屋拆除重建，重建后的房屋一直由陈德明占有、使用。因此，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赠与协议》应确认有效。二、李某的母亲陈启明生前将其应当享有的继承份额赠与其妹妹陈德明，因此本案不存在李某代位继承、放弃继承的法律问题。
被上诉人袁某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确认涉案房屋31.58平方米属于遗产是正确的。《赠与协议》不是原件，没有其他原始证据予以印证，该协议的内容也与刘玉莲的一贯做法相违背，该协议上签字的双方当事人生前都没有提及该份《赠与协议》以及相关内容，上诉人也未提交基于该赠与行为的房产登记手续完结的证据，且行政部门已经将其房屋所有权证撤销。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诉争房产属于遗产，被继承人生前没有作出有效处分，也未留有任何遗嘱，因此该房产应当适用法定继承。
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确认长沙市XX墙X号（原附X号）房产的一半，即31.58平方米由袁某与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共同代位继承，双方各占二分之一的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绍坤（1995年12月去世）与刘玉莲（2013年8月去世）系夫妻关系，两夫妻生育三个子女，即袁自立（1983年去世）、陈德明（2013年11月去世）和陈启明（2011年5月去世）。袁自立与妻子刘某生育有一子，即本案一审袁某袁某（系精神病人，2008年经该院（2008）岳民特字第3号判决书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陈德明与丈夫符某4生育有三个子女即符某1、符某3、符某2。陈启明与丈夫生育有一子，取名李某（李某自愿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
袁绍坤与刘玉莲生前在长沙市××墙××栋砖木结构的自建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占地面积93平方米，产权登记面积63.16平方米。该房屋的产权证号为长房私字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西国用（1995）字第X号。1995年8月21日，袁绍坤订立书面遗嘱，表示“愿将本人有限的所有财产移交小孙袁某所有，其他任何人不得占利分毫，至于我俩百年之后，袁某有权享受和处理一切本人所属财产。”1997年12月30日，由于袁某精神失常投毒致一人死亡，对社会造成了危害，必须对其进行强制治疗，故袁某和刘玉莲申请将涉案房屋及袁某交给岳麓区民政局处理，袁某的以后和将来都由岳麓区民政局照顾。2005年3月18日，刘玉莲与王伟波达成协议，约定刘玉莲自愿将位于长沙市麓山南路XX墙X号私有房屋转让给王伟波，王伟波负责支付刘玉莲应付给岳麓区民政局的费用，从民政局取回房产证，并负责袁某每月在精神病医院的基本费用。2005年4月25日，刘玉莲向岳麓区民政局提出申请：“要求收回房产，袁某由本人自行处理治疗”。2006年7月21日，刘玉莲在长沙市公证处的公证下立下遗嘱：“我去世后，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所有份额遗赠给王伟波一人所有，王伟波必须负责我的孙子袁某的生活、医疗，他人不得争执。”2007年6月20日，陈德明向XX墙社区居委会出具《承诺书》，承诺继承涉案房屋，并负责刘玉莲生老病死以及袁某的生活、医药费。后陈德明将袁某送入精神病医院，刘某于2012年将袁某接回。
经庭审询问，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截止2013年11月，袁某的医疗费用非其母刘某所支付。关于实际由谁支付，袁某述称系袁某的祖母（即本案所涉及的被继承人）刘玉莲所支付，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述称系符某1所支付。
据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所提交证据显示：2006年12月29日，刘玉莲与陈德明签有《赠与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刘玉莲）自愿将坐落于岳麓区XX墙X号面积31.58㎡权证号为X号的房产赠与给乙方（陈德明），乙方自愿接受该套房屋。同日，刘玉莲、陈德明共同填写了《长沙市房地产转让申请表》，转让房屋坐落为岳麓区XX墙X号，所有权证号为X，转让范围为50%，转让面积为31.58㎡，转让类别为赠与。2007年3月27日，刘玉莲、陈德明共同签署了《长沙市房地产转让过户单》其中注明转让面积为31.58㎡。
2009年7月，袁某将陈德明诉至该院，请求确认涉案房屋产权二分之一由袁某基于袁绍坤的遗嘱继承，经该案审理查明，2006年12月28日，陈德明及刘玉莲、陈启明在长沙市蓉园公证处办理了（2006)湘长蓉证字第l697号《公证书》，该公证书确认“被继承人袁绍坤生前未立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被继承人的遗产由父母、配偶、子女继承。被继承人的父母均先于被继承人死亡，被继承人的遗产由其妻子刘玉莲，女儿陈启明、陈德明共同继承。现因刘玉莲、陈启明表示自愿放弃继承权，故被继承人袁绍坤的上述遗产由其女儿陈德明一人继承。”2007年3月，陈德明到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申请房屋产权登记，并于2007年4月2日领取了XX墙X号的所有权证，该产权证的号码为长房权证岳麓字第××号。2007年5月，经陈德明申请，长沙市房产局对XX墙X号的房屋安全性进行了鉴定，认为该房屋“已属危险结构房屋，建议在符合规划,审批条件下拆除重建。”“2007年7月16日，长沙市蓉园公证处以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真实、隐瞒了其他法定继承人为由，撤销了其2006年12月28日出具的（2006）湘长蓉证字第1697号《公证书》；同年7月31日，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以长房政发[2007]073号文件，决定注销陈德明长沙市XX墙X号长房权证岳麓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07年6、7月间，涉案房屋进行了重建，因超过原地基面积，故未能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现亦未能办理相关权属证书。该院于2010年3月29日就该案作出（2008）岳民一初字第2193号一审民事判决：“被继承人袁绍坤和第三人刘玉莲位于长沙市××墙××号，原长房私字第X号产权证所登记的房屋面积63.16平方米由袁某继承二分之一的产权。”陈德明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于2011年3月10日撤诉，该院一审判决生效。该案中刘玉莲、陈德明均未主张基于刘玉莲的赠与，本案诉争部分房屋已经归陈德明个人所有。
2015年5月14日，袁某之母刘某将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诉至该院，袁某系该案第三人。刘某诉请法院依据刘玉莲遗嘱判决本案诉争部分房屋归刘某所有，并诉请判令符某1立即退还侵占的本案诉争房屋给刘某及袁某。2016年1月18日，该院以刘某据以主张诉争房屋所有权的“遗嘱”无效，以及侵权主张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2015）岳民初字第353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涉案房屋现由符某1占有、使用。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私有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户口注销证明》、长沙市XXX街道办事处XX墙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谈话笔录、（2008）岳民一初字第2193号民事判决书、（2015）岳民初字第3530号民事判决书、《协议书》、《声明》、《申请报告》、《赠予协议》、《长沙市房地产转让申请表》、《长沙市房地产转让过户单》等。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的关键性争议焦点是袁某主张继承的部分房产是否属于遗产。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的主要答辩理由是袁某所主张继承的部分房屋已经被被继承人刘玉莲在生前于2007年12月赠与给了陈德明，已不属于被继承人遗产。但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未能提交基于赠与的房产变更登记已完成的证据，相反，该院经审查证据及相关生效判决发现，一是陈德明在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主张的赠与事实发生之后所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已被行政机关以提交材料不真实为由予以撤销；二是“赠与人”刘玉莲与“受赠人”陈德明在之后的2009年袁某与其的继承纠纷中，均未提及该赠与事实，陈德明亦未在该案中主张其对该房屋享有部分所有权，现时隔多年，刘玉莲、陈德明均已去世，该“赠与协议”的真实性已无法考证，故该院对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辩称的该“赠与”事实不予确认。
其次，本案涉案房屋已经生效判决确定其中经产权登记的63.16平方米，系袁绍坤与刘玉莲生前自建，其中袁绍坤所有的二分之一的产权（31.58平方米）由袁某基于袁绍坤的遗嘱继承，至此，袁绍坤个人遗产部分已处理完毕。此后，刘玉莲去世，另属刘玉莲所有的二分之一产权，因刘玉莲生前未留遗嘱，且如前所述，亦无有效证据证明刘玉莲生前曾处分过该房产，故本案涉案房屋中应归刘玉莲所有的另二分之一登记产权（31.58平方米）应属刘玉莲个人遗产，并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
第三、本案被继承人刘玉莲去世时，其子女在世的只有陈德明。其另外两个子女即袁某的父亲袁自立、李某的母亲陈启明均先于刘玉莲死亡，其晚辈直系血亲袁某、李某应依法代位继承袁自立、陈启明应当享有的继承份额，现李某已明确放弃继承。故继承开始后，本案涉案房屋中刘玉莲个人遗产（31.58平方米）应由袁某和陈德明继承。陈德明没有表示放弃继承权，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刘玉莲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其法定继承人即本案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
综上，刘玉莲个人遗产（31.58平方米）应由袁某与陈德明的继承人（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各继承50%（即15.79平方米）。故对袁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长沙市XX墙X号（原X号）原登记产权面积（63.16平方米）中，除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08）岳民一初字第2193号民事判决书已处理的二分之一以外的二分之一（即31.58平方米）由袁某继承15.79平方米，由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共同继承15.79平方米。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50元，由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提交的刘玉莲与陈德明之间的《赠与协议》是否有效，刘玉莲在涉案房屋中享有的二分之一所有权是否应当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进行法定继承。上诉人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上诉称虽然其母亲陈德明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已被行政机关注销，但刘玉莲与陈德明之间签订的《赠与协议》仍然有效，其母亲陈德明依照该协议取得了涉案房屋二分之一的所有权。经查，上诉人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有刘玉莲和陈德明署名的《赠与协议》，该协议载明“刘玉莲自愿将坐落于岳麓区XX墙X号面积为31.58平方米，权证号为X号的房产赠与给陈德明”。但该协议为复印件，没有原件可供核实其真实性。且刘玉莲老人在1996年之后对涉案房屋中其享有的份额进行了多次不同处分。现刘玉莲和陈德明均已去世，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已无现实条件核实该《赠与协议》的内容是否为刘玉莲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由此对该《赠与协议》不予认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因此，上诉人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符某1、符某3、符某2、符某4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益民
代理审判员 于 峰
代理审判员 李 芳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晓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