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5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薛勇，上海纵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毛惠刚，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晓鹏，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陶，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薛勇，上海纵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漕河泾支行。
负责人＊＊，行长。
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负责人＊＊，行长。
上诉人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仪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茂所”）、原审第三人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漕河泾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3）徐民二（商）初字第1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仪电公司、原审第三人华鑫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薛勇，被上诉人金茂所的委托代理人王晓鹏，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景璐、蒋海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9月，原告金茂所以仪电公司为被告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1年11月底，华鑫公司希望与其建立法律服务合作关系。据该公司告知，仪电公司因内部资产重组及管控需要，自2011年8月起指定华鑫公司负责仪电公司名下房地产业务的运作，华鑫公司为此要求金茂所就仪电公司位于本市苍梧路8、10、12号房屋的租赁事宜先行提供法律服务。金茂所、仪电公司于同年12月23日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由金茂所律师代理仪电公司参与其诉被执行人上海携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携房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的强制执行一案。在双方磋商律师费的过程中，华鑫公司代表仪电公司表示，希望以风险代理的方式支付律师费，尤其因该案案外人即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未按法律规定履行义务，该案可依法追加该支行为被执行人，故金茂所无需担忧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而无法收取律师费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双方约定仪电公司仅需按实际收到执行款项的4%向金茂所支付律师费。为此，金茂所积极投入到执行工作中，与各当事人洽谈解决方案。同时积极申请法院追加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为被执行人，最终法院采纳了金茂所的意见，要求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尽快提供解决方案。但在2012年9月14日，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代理人突然向法院提交了由仪电公司、华鑫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仪电公司承诺放弃追究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及漕河泾支行擅自向该案被执行人携房公司支付2009年7月15日至2011年10月14日间租金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6，362，901元的责任。由于金茂所、仪电公司在签订《聘请律师合同》时，明知该案最有可能执行到的财产即为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及漕河泾支行的应付义务，而仪电公司却故意放弃对该银行权利的主张，造成金茂所无法按照合同约定获取律师费，故金茂所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仪电公司支付律师费254，516元，并支付该款自2012年10月8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原审中，原审法院依法追加华鑫公司、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被告仪电公司辩称，根据《聘请律师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的主体应是华鑫公司，且支付律师费的前提是仪电公司收到执行款，但至今未收到任何执行款，故支付律师费的条件并不成就。至于金茂所称仪电公司放弃有关的追索债权则与金茂所无关，而且生效判决的内容为携房公司支付仪电公司计至2009年2月28日的所欠租金5，092，944元，而在2009年4月原审法院向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发出停止支付相关租金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时，银行已支付了2009年2月前的租金，故即使仪电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达成了相关协议，亦与生效案件的执行标的无关。
第三人华鑫公司述称，同意仪电公司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共同述称，金茂所、仪电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其无关，且其在执行案件中仅是协助执行人，从未被追加为案件当事人。
原审法院查明，携房公司的前身上海携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于2008年4月签订《商品房预租合同》，约定后者向前者租赁位于本市苍梧路12号17幢西1-3层的房屋，租赁期自2008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14日。在前三年内的年租金为2，827，956元，自第四年起，双方可协商对租金进行调整。支付方式采用先付后用的原则，每季度支付一次租金。2009年3月，仪电公司起诉案外人携房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并在该案中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同年4月21日，原审法院向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自即日起停止向携房公司支付承租费。2010年5月6日，原审法院就仪电公司诉携房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作出（2009）徐民三（民）初字第88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887号判决”）：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携房公司支付仪电公司欠租5，092，944元（计至2009年2月28日）、违约金5，395，298元。同年8月2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18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1年12月23日，金茂所与仪电公司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仪电公司聘请金茂所律师负责处理仪电公司与携房公司就苍梧路8、10、12号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的后续执行问题，法律服务期限自双方签订合同起至合同约定服务内容履行完毕之日止。法律服务内容为：1、金茂所接受仪电公司委托，作为仪电公司代理人参与仪电公司与携房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强制执行纠纷案，代理权限包括代为申请执行，代为调查，代为申请、变更、放弃执行请求，代为进行和解，代为签署法律文书及其他与执行相关的事宜；2、接受仪电公司委托，协助其处理因与携房公司房屋租赁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涉及其他方的法律纠纷事宜。关于法律服务费用，合同约定，待强制执行案仪电公司收到全部或部分执行款后十个工作日内，由华鑫公司按照仪电公司实际收到款项的4%向金茂所支付律师费。就上述法律服务内容金茂所提供法律服务的，仪电公司无需向金茂所支付费用。合同还约定，仪电公司可自行或安排华鑫公司与金茂所接洽本合同履行相关事宜。2012年3月14日，金茂所致函原审法院，申请由原审法院通知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限期向携房公司追回已付位于本市苍梧路12号17幢西1-3层房屋自2009年4月21日至2011年9月底合计29个月的房租6，893，152.50元。如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逾期未追回，则申请原审法院裁定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在其向携房公司支付前述款项数额内向仪电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2012年9月13日，仪电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确认仪电公司系本市苍梧路12号地块的所有权人，其根据（2010）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183号民事判决，解除了与携房公司的租赁合同，转而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租赁合同。双方确认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租赁位于本市苍梧路12号17幢内的房屋，租期自2011年10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自2011年10月15日至2012年4月14日间的月租金为259，818元，自2012年4月15日至2013年4月14日间的月租金为262，293元，自2013年4月15日至2014年4月14日间的月租金为267，242元，自2014年4月15日至2015年4月14日间的月租金为272，191元，自2015年4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间的月租金为277，140元。租金采用先付后用原则，每三个月为一期支付。在该份合同的“另行约定事项”中明确，因在仪电公司对携房公司的执行案件中，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在2009年4月21日收到徐汇区人民法院停止支付承租费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仍向携房公司支付了自2009年7月15日至2011年10月14日期间的租金，合计6，362，901元（以下简称“止付款项”）。鉴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同意将租赁截止日期调整至2015年12月31日，双方确认该止付款项金额并协商一致：仪电公司同意不再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或其下属漕河泾支行追诉止付款项，且不再提出任何追索主张（包括但不限于要求法院追究银行责任等），仪电公司同意委托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就止付款项向携房公司进行追诉，追诉所得全部款项在扣除银行支付的相关追诉费用后的余额归仪电公司所有。就前述不予追索止付款项事项，仪电公司同意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告知原审法院并办理相关手续。同年9月14日，原审法院对金茂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作出询问笔录，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告知与仪电公司已达成相关租赁协议，金茂所律师则表示不知情。同日，金茂所致函华鑫公司及仪电公司，要求其支付律师费未果，致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金茂所、仪电公司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均应切实履行。虽该合同约定，待强制执行案中的仪电公司收到全部或部分执行款后十个工作日内，由华鑫公司按照仪电公司实际收到款项的4%向金茂所支付律师费，故仪电公司及华鑫公司均主张，该律师费的支付主体非仪电公司，但因本案系争《聘请律师合同》的签订方为金茂所、仪电公司，相关的权利义务也均归属于他们双方，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故仪电公司及华鑫公司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由于在仪电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确认了有关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在收到法院要求停止支付承租费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仍向携房公司支付了自2009年7月15日至2011年10月14日期间租金6，362，901元的事实，而根据我国相关规定，有关单位在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被执行人收入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支付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的，则应当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因此第三人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对仪电公司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现仪电公司通过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租赁合同》的形式调整了租赁期，同时确认放弃对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及漕河泾支行相关责任的追究，此系仪电公司自行放弃对第三人追索的权利，故原审法院据此可以认定即使仪电公司辩称其未实际取得执行款，但客观上，仪电公司系以该种方式不正当地阻止付款条件的成就，故法院仍应视该付款条件已成就，因此金茂所要求仪电公司以6，362，901元的4%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仪电公司主张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已在收到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前支付了截至2009年2月28日的租金，因该判决书判决携房公司应支付仪电公司欠租及违约金，而计至2009年2月28日应是租金的计算方式，且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法院系要求银行即日起停止支付承租费，而未明确承租费涉及的具体期限，故该辩称亦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4年1月26日判决：仪电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茂所律师费254，516元，并支付该款自2012年10月8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622元，由仪电公司负担。
仪电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金茂所的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原审法院未查明仪电公司委托金茂所办理强制执行案件对象的具体内容，亦未查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向携房公司支付2009年7月15日至2011年10月14日期间各期租金的具体时间、款项的性质及与仪电公司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还未注意到强制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法律关系对本案相关法律事实的影响，从而作出错误认定。二、原审法院对仪电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之间《房屋租赁合同》中的约定片面理解，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了条件成就的事实。1、关于律师费支付的条件是明确的，即“甲方收到全部或部分执行款”，该条件并未成就；2、关于执行款的接受主体、律师费的支付主体有明确约定，原审法院对该约定作出错误的判断；3、仪电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的约定是否阻却仪电公司支付律师费这一付款条件的成就，原审法院作出错误认定。四、原审法院混淆了本案所涉的各个法律关系，从而作出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事实的判决。
被上诉人金茂所辩称，仪电公司只是认为原审法院的认定错误，但未阐明其观点，实际上原审法院对双方争议焦点做了详细认定，其判决正确，请求维持。
原审第三人华鑫公司述称，同意仪电公司的上诉理由，华鑫公司目前还不具备《聘请律师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的条件。
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共同述称，其与仪电公司、金茂所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关系，与本案处理结果也没有关系，执行案件中仅是协助执行人，并未被追加为第三人。
二审期间，仪电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徐汇区人民法院（2012）徐民四（民）初字第393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937号判决”），证明仪电公司已向法院起诉要求携房公司支付2010年8月21日至2011年8月20日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并获支持，而涉案律师费支付的前提的租金涵盖在这一期间内；2、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收据及缴纳诉讼费用通知，证明即使仪电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之间的《租赁合同》中的特别约定有效，仪电公司也没有放弃相应权利；3、证据材料收据，证明仪电公司已于2014年3月24日就上述3937号民事判决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4、电子转账凭证、支票存根及发票，证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自2009年1月至2011年10月期间向携房公司支付租金等费用。
金茂所经质证认为，证据1、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金茂所主张的律师费并非依据该份判决的后续执行所产生；关于证据2、4，仪电公司是否放弃权利与本案无关。华鑫公司、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对上述证据均表示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是：金茂所根据《聘请律师合同》作为仪电公司代理人所参与的是887号判决的强制执行一案，并非3937号判决，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起诉要求携房公司返还租金与本案亦缺乏关联性，故本案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
金茂所、华鑫公司、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前述执行案件的案号为（2010）徐执字第5724号，该案因被执行人协防公司无财产信息而于2011年4月暂以强制执行方式报结。
本院认为，综合仪电公司的上诉理由及金茂所的答辩意见，并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和事实，就本案存在的主要争议分述如下：
一、涉案《聘请律师合同》相关条款的理解及履约情况
仪电公司与金茂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合同约定金茂所根据仪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作为仪电公司代理人参与其为申请人、携房公司为被申请人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9）徐民三（民）初字第887号房屋租赁合同强制执行纠纷案，就该项法律服务内容，双方约定待仪电公司收到该执行案件全部或者部分执行款后十个工作日内，由华鑫公司按照仪电公司实际收到款项的4%向金茂所支付律师费。虽然该执行案件因携房公司名下无财产信息而被原审法院于2011年4月终结执行程序，但根据金茂所律师于2012年3月14日向原审法院申请依法追究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相关民事责任的申请、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4日就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协助执行事宜对仪电公司代理人即金茂所律师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代理人所做的询问笔录等事实表明，涉案《聘请律师合同》签订后，金茂所的律师作为仪电公司的代理人，实际已参与代理上述执行案件，即在该执行案件中已为仪电公司提供了法律服务，原审法院对执行案件的执行仍在继续。因仪电公司的申请执行款尚未执行到位，仪电公司及其指定的律师费付款义务人华鑫公司尚未向金茂所支付律师费。
仪电公司上诉称，合同对律师费的支付主体有明确约定，原审法院判断错误，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合同约定律师费由华鑫公司支付，但合同的主体是仪电公司和金茂所，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当然亦应由它们享有和负担，华鑫公司实际系代为履行仪电公司的合同债务。如果华鑫公司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仪电公司的合同债务，则由仪电公司向金茂所承担违约责任。原审法院对该合同条款的理解正确，仪电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仪电公司、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另行约定事项”对《聘请律师合同》中金茂所有关合同权利的影响
仪电公司、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十二条第3款特别约定：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于2009年4月21日收到原审法院关于停止向携房公司支付承租费的（2009）徐民三（民）初字第88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仍向携房公司支付了自2009年7月15日至2011年10月14日期间的租金合计6，362，901元（即止付款项）。鉴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同意将租赁截止日期调整至2015年12月31日，双方确认该止付款项金额并协商一致，仪电公司同意不再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或其下属漕河泾支行追诉止付款项，且不再提出其他任何追索主张（包括但不限于要求法院追究银行责任等）。就前述不予追索止付款事项，仪电公司同意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告知原审法院并办理相关手续，仪电公司对此充分认可。上述特别约定表明，仪电公司已经放弃在前述执行案件中要求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及其下属漕河泾支行承担因原审法院依法通知其协助执行停止向携房公司支付承租费而其擅自向携房公司支付所应承担的责任，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亦已于2012年9月14日将该特别约定告知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未再追究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擅自付款的责任。仪电公司的上述行为系其自行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其本身并未与法律相悖，但该行为的后果对金茂所的合同权利的实现却带来了影响。如果仪电公司未放弃该项权利，原审法院有权责令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及其漕河泾支行限期追回该止付款项，逾期未追回的，还可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内向仪电公司承担责任，事实上金茂所的律师之前实际已经代表仪电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要求裁定中信银行漕河泾支行就擅自付款一事承担清偿责任的申请。基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及其漕河泾支行的主体身份，原审法院对该止付款项的执行亦完全可以实现。在该止付款项执行到位后，金茂所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要求仪电公司以该止付款项的4%来支付其律师费。由此可见，仪电公司以其自己的行为，放弃在前述执行案件中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及其漕河泾支行追索该止付款项的权利，导致该止付款项未能及时执行到位，其行为实际已经阻碍了金茂所依据该执行款向仪电公司主张律师费的合同权利。在此情形下，本院认定金茂所依据该止付款项向仪电公司主张支付律师费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仪电公司及华鑫公司在收到金茂所要求支付律师费的函件后，未履行支付义务，仪电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仪电公司上诉称，即使《房屋租赁合同》中的特别约定系有效条款，其并未放弃任何权利，仪电公司在该特别约定中还委托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就止付款项向携房公司追索，仪电公司已经对携房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其支付非法侵占房屋给仪电公司造成的损失，该案判决已生效，并已申请法院执行。对此本院认为，仪电公司放弃在前述执行案件中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及其漕河泾支行追索的权利与金茂所的合同权利的实现密切相关，该权利与仪电公司委托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或其自己另案向携房公司主张的权利并非同一性质，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仪电公司还上诉称，原审法院未查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向携房公司支付止付款项的具体时间、款项性质等，对此本院认为，仪电公司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在《房屋租赁合同》的特别约定中均已确认该止付款项系租金，款项的具体支付时间对本案处理亦并无影响。
综上所述，仪电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44元，由上诉人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军欢
审 判 员 朱国华
代理审判员 盛 萍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徐晟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