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82民初6353号
原告：吴济福，男，196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园，浙江田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义乌市工商业联合会，住所地：义乌市稠江街道香山路391号5楼。
法定代表人：王文胜。
被告：义乌市总商会，住所地：义乌市稠江街道香山路391号5楼。
法定代表人：王文胜。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志坚、盛俏娜，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7年7月13日接受委托）。
原告吴济福与被告义乌市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工商联）、义乌市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义乌市商会互助基金协会（以下简称商助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舒怡独任审判，于2017年6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济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商助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7年6月26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原告吴济福于2017年7月12日申请撤回对被告商助会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0日、2017年11月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济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园与被告工商联、总商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志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济福诉称，被告总商会在商助会未经有关部门审批情况下，于1994年7月8日以商助会的名义向原告收取现金5万元，出具了凭证，对投入基金额、基金月息等事宜作了约定。而义乌市民政局因被告工商联的申请，于1994年7月21日批复同意成立商助会，并规定被告工商联为商助会的业务主管部门。但被告除向原告支付了利息1万余元外，至今未曾向原告支付约定的其余利息。原告为此向多个有关部门要求被告按约定支付利息或返还本人投入的基金，但被告一直推诿，未予以解决有关的问题，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现诉请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本金5万元并支付利息（从1994年7月8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到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庭审中，原告补充陈述：事实与理由当中支付给原告1万余元利息的是被告工商联。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辩称，一、关于本案两个被告的主体问题。1、工商联不应该成为本案被告的主体，理由有两点：（1）工商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主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诉讼主体分为三类，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工商联不是法人单位，其没有独立的财产或经费，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组织的类型。工商联的性质是属于政治协商会议中的一个人民团体，是政协的组成部分，根据国务院的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第三条规定，其也不属于应当登记的范围，所以工商联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诉讼主体。（2）退一步讲，即使工商联可以作为诉讼主体，但也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原告的诉称，1994年由当时的浙江省义乌市商会筹建成立商助会，该协会是经过义乌市民政局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而本案原告是该协会的会员，他们投资的款项也都是投入到该协会中。商助会是依法成立的独立法人，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民事主体，依法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当时的工商联只是其业务主管部门，不是该协会的开办人和上下属的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主体。而且义乌市人民法院已经作出裁定驳回原告对工商联的起诉，现在原告仍然将工商联作为被告起诉，我们认为属于重复诉讼，也应予驳回。2、总商会也不是本案合格的被告主体。1994年的浙江省义乌市商会是为了适应对外开放交流的需要，由上级工商联下文成立，没有经过工商登记或者社会团体法人登记。现在原告起诉的总商会是在2015年9月7日经过义乌市民政局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它的业务主管单位是义乌市委统战部。在法律上讲，现在的总商会与当时的浙江省义乌市商会两者之间没有承继关系。退一步讲，即使两者有承继关系，但是与1994年成立的商助会也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虽然在协会成立之前，由当时的浙江省义乌市商会做了一些筹办工作，但是协会经民政局批准成立后就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原告等人的投资款也全部投入到该协会中，浙江省义乌市商会没有占有、使用，更没有从中获取过该协会的收益，也没有取得该协会的任何财产，包括现在的总商会也没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取得该协会的任何财产，所以原告的诉请与本案总商会没有利害关系，把总商会列为被告系主体错误。二、原告的诉请从实体上讲也不应得到法律上的支持。1、原告是当时成立的商助会的会员，且投资5万元，从法律上说，原告应该是该协会的股东，而该协会是依法成立的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组织，原告的投资款投入到该协会后就应该是属于该协会的单位财产。在该协会没有解散、注销的情况下，原告是无权直接要求返还投资款的。据了解，商助会现在在义乌市民政局登记的组织中已经不存在，我们认为不论该协会民事主体现在是否存在或者被注销，原告也是无权直接起诉该协会要求返还投资款的。依照法律规定应该成立清算组织，由清算组织对该协会的财产进行清算，并承担相应的责任。2、原告投入到商助会的资金5万元在2006年1月止已经各返还了3652元、7170元，合计10822元。现在原告在本案中仍然要求返还5万元，这与事实不符，也是与前两次诉讼的诉状及庭审笔录中的陈述相互矛盾的，前两次诉讼中原告都是认可作为本金扣除。原告当时也非常清楚在返还最后一笔钱后，商助会已经没有任何财产，都已亏损了，这个事实在前两次起诉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原告也是承认的。我们认为投资有风险，有盈有亏也是非常正常的，现在既然该协会已没有任何财产，原告要求返还也就没有事实依据。3、根据原告诉状中陈述，除了在2006年1月之前返还了两次共计10822元外，商助会在此前没有进行过任何分红，也没有退过其他投资款，特别是在2006年1月，当时签字已经确认该协会中的所有款项都已处理，没有任何财产。作为原告，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已经受到侵害，如果还需要主张返还投资款的话，应该在法律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两年之内行使权利，现在提起诉讼已经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综上，原告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来起诉本案的两个被告都是不能得到法律支持的，恳请法院驳回原告对两个被告的起诉。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收款凭证复印件一份【原件存于（2015）金义商初字第7451号案卷中】，证明被告总商会收取了该笔款项，是在商助会成立之前收取的事实。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上述款项是浙江省义乌市商会在筹办商助会时代收的，上述投资款在1994年7月份商助会成立之后就全部移交给商助会，这个事实原告在前两个诉讼案件中都认可过。
本院认为，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该收款凭证加盖浙江省义乌市商会公章，可以确认1994年7月8日收取该5万元款项的系浙江省义乌市商会。
证据2，义乌市商会投入互助基金收入凭证一份，证明被告总商会确认原告投入的5万元款项的月利率为1%，其中经办人吴秀俊、负责人王小茂都是被告总商会的工作人员，基金会实行年终分配，该笔钱款是在商助会成立之前收取的事实。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这笔款项凭证的抬头已经说得很清楚，是投入到商助会，当时的浙江省义乌市商会不是现在的被告总商会，浙江省义乌市商会是在商助会成立之前代收投资款，里面记载的内容是根据商助会筹办时的章程规定的，不是浙江省义乌市商会承诺的，上述款项在商助会成立之后全部移交给商助会，并由商助会经营使用。
本院认为，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根据凭证载明的内容，可以确认资金收入方为浙江省义乌市商会，金额为5万元，约定的月利率为1%，同时凭证里承诺“商助会对于单位和个人所投入的互助、调剂性资金，承担全部经济责任。”
证据3，成立商助会的批复复印件一份，证明成立商助会的申请人是被告工商联，义乌市民政局对商助会确认的主管部门也是被告工商联，批复时间是1994年7月21日的事实。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被告工商联是作为主管部门向民政局申请的，而不是作为开办单位，批复里写的也是业务主管部门，商助会是独立社会团体，跟被告工商联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隶属关系。
本院认为，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可以确认被告工商联系商助会的业务主管部门。
证据4，1994年7月25日通知一份，证明商助会的公章已经在使用，被告工商联确认商助会是它的下属机构，成立商助会的目的在于创办商会城市信用社；商助会没有独立办公场所、工作人员，联系人王小茂是被告工商联的工作人员。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商助会是在1994年7月21日由民政局批准成立，有批复就可以刻公章，是合法的；通知看不出商助会和被告工商联是上下级关系或者是下属机构，只能说明被告工商联是它的业务主管部门；从咨询地点和联系人看，只能认为是商助会指定的代办点和联系人，通知中看不出联系人是属于被告工商联或浙江省义乌市商会工作人员；从通知第二段可以看出，原告投入的资金已经在商助会中。
本院认为，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被告工商联确认商助会系其下属机构等事实。
证据5，1996年9月16日控告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施章泉作为当时被告工商联、总商会的主席，依照法律规定不应兼任社会团体职务，这里可以反映违法行为；1994年6月份，原告等人的钱款借给了何必赐共24万元，在商助会没有成立之前，就有人在使用协会的钱款，可以看出被告工商联和商助会没有独立开来。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无法确认，当时工商联主席兼任社会团体职务是允许的，我们无从得知商助会控告书内容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与被告工商联、总商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被告对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证据6，1998年6月6日控告书一份（法律为什么这样苍白无力），证明施章泉确认其身份是被告工商联的法人，且兼任商助会法人；作为被告工商联的领导确认了商助会是工商联的下属单位；被告工商联法人确认商助会的负责人不是选举产生，是他兼任的；被告工商联和商助会之间高度混同，商助会没有自己独立的人财物；1998年商助会仅有6个成员。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没有商助会和工商联的公章及施章泉的签名，无法确认真实性，里面的内容不能反映出工商联与商助会两者之间财产混同，也不能证明商助会没有独立的人财物。商助会是由工商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成立的独立的、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
本院认为，对本身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被告工商联应否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本院将留后作综合评述。
证据7，1998年9月份控告书一份，证明1998年9月商助会还在使用公章，该行为是不合法的。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不清楚。
本院认为，对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控告书本身无法证明商助会公章使用行为的违法性。
证据8，（2015）金义商初字第745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于2015年就本案向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对证明力予以确认。
证据9，（1997）义经初字第103号民事起诉状、证据、法人登记证、判决书各一份（均为核对件），证明法定代表人施章泉系主任而不是会长；施章泉不应该兼任商助会的领导；商助会存在拆借和经营的行为；施章全也是被告总商会的领导，虽盖了商助会的公章，但工作人员都是被告工商联、总商会的工作人员，王小茂作为商助会工作人员按章程应该是选举产生的，而显然王小茂不是选举产生的；协议中没有商助会的盖章，借给陈沛昌钱款的行为非商助会行为，由于这份协议造成法院不确认陈沛昌财产担保的责任，导致商助会的财产无法收回；付款凭证上的出纳陈珽非商助会工作人员；判决书，由于被告工商联、总商会的行为导致法院确认房产担保不成立，使商助会的优先受偿权失去造成商助会损失；商助会登记时间是1994年7月26日，法人代表是施章全，不符合法律规定，义乌市民政局确认协会具备法人条件与事实不符。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从证据本身不能证明工商联领导兼任社会团体领导是违法的；这些证据反映出来是商助会的一些民事活动，与被告工商联、总商会无关，不能证明原告刚才所讲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些材料反映的是商助会与义乌市商会物资公司、陈沛昌、陈丽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情况，本身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10，义工商联（1994）23号文件一份，证明被告工商联是要求成立商助会的主体；被告工商联要求成立商助会的目的是兴办信用社，商助会的章程是被告工商联拟定的。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该报告是被告工商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名义申请成立商助会，该报告中提到章程、草案上报，但不等于说该章程、草案是由工商联拟定的。
本院认为，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被告工商联作为商助会的业务主管单位，拟定该报告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
证据11，执行申请书一份，证明1999年5月6日，商助会还在使用公章，法人是施章泉，商助会到目前为止还有债权。按照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作为之前成立的团体按该规定要重新登记，要获得登记后才能刻制公章，商助会没有按规定来实施的事实。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关联性不清楚，这是商助会的行为，与被告工商联、总商会无关。
本院认为，对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1998年10月25日施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已经成立的社会团体，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1年内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申请重新登记”。而该份执行申请书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5月6日，申请重新登记的1年有效期尚未届满，故商助会的行为并未违反相关规定，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证据12，商助会章程（草案）一份，证明被告总商会把协会当做基金会；被告总商会确认商助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只有主管单位才有权利监督商助会；商助会有偿拆借；被告总商会确定要成立理事会，选举副会长等人，商助会的行为没有按照章程规定来处理；章程有多处违法内容；被告总商会确认基金按每月1%付息，拆借给他人按1.5%计算；被告总商会确认协会按股分红，收益归会员；章程是由被告总商会拟定的事实。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该章程能证明商助会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组织，浙江省义乌市商会盖章是作为当时的筹建单位盖的章，不能证明跟成立后的协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章程（草案）载明商助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会员所投基金和调剂资金承担全部经济责任；会员无特殊情况不得抽回基金，如要抽回，必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理事会讨论同意；会员投入基金利息每月按1%付给；本金和利息到期后由商助会归还。同时，由浙江省义乌市商会在该章程（草案）的落款处盖章。
证据13，费用结算复印件、费用报销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06年被告工商联及当时的会员处理了商助会的钱款；原告交付给被告总商会钱款5万元，2006年被告工商联确认当时的会员是6人；被告工商联支付钱款的事实。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只能证明2006年工商联协助商助会会员对协会财产进行处理，不能证明原告的投资款是支付给被告总商会的，当时被告总商会代收后已经将款项投入到商助会，原告也是从商助会领回部分投资款的。
本院认为，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已收回款项10822元（3652元+7170元）。根据其上载明的内容，可以确认原告所收取的款项10822元部分来源于陈沛昌归还商助会的9586元、陈丽俐归还商助会的10261元以及商助会的余款604.24元。
证据14，1998年12月24日信函一份，证明被告工商联和商助会高度混同，有关承办人员存在过错的事实。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不清楚，只能反映出是商助会的行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对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15，（2015）金义商初字第7450号庭审笔录一份，证明商助会成立时有8个会员及供销社团体会员，会费至少有38万元；其中有一部分钱款去向不明，会员缺失也不明。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从庭审笔录第六页的7、8、9、10行原告的陈述中可以看出，原告对其投入的钱款在商助会中是认可的。
本院认为，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16，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1、关于工商联（总商会）第九届执行委员会选举结果的批复一份。时间是2010年1月19日，证明中共义乌市委对被告工商联、总商会的主席、会长等成员对统战部进行了统一回复，被告工商联、总商会的有关领导是一致的，被告工商联、总商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2、关于成立总商会的可行性报告、总商会财务管理和会费收取办法、总商会章程各一份。可行性报告的时间是2013年11月，落款是总商会筹备组，材料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可行性报告的内容有无付诸实施有异议。对会费收取办法及章程有无实施有异议，被告总商会和1995年更名的义乌市总商会是具有承继性的；3、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2013年11月13日）、关于要求核准“总商会”英文名称报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2013年12月2日）各一份。两份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可以证明被告总商会在2013年就已经经民政局确认为社会团体法人，而不是如被告所说的是2015年才登记成立。从报告可以看到，有关对被告总商会名称核准的问题，是由被告工商联、总商会联合提出的，被告说的因为被告工商联、总商会是两个名称不同的主体就意味着人财物不一致的主张是不客观的；4、中共义乌市委文件（关于楼良四等同志选举结果的批复）、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2015年9月7日）、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各一份。证明在2015年经过选举，楼良四既是被告工商联的主席也是被告总商会的会长，既是被告工商联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被告总商会的法定代表人，楼良四作为被告总商会的会长不仅要经过被告工商联的认可也要经过被告总商会的确认，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在领导人员上是一致的；5、业务活动表一份。证明体现不出被告工商联和总商会没有关系；
6、关于召开工商联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义乌市商会成立大会的通知一份。证明义乌市商会的成立也是和被告工商联相关的，从文件名称中可以看出，被告工商联、总商会的关联性，从参加对象上可以看到，被告总商会的有关事宜是由被告工商联所决定的；7、中共义乌市委办公室抄告单一份，证明本案所涉的收取原告钱款的义乌市商会已于1995年由义乌市委办确定更名为现在的被告总商会，不像本案被告所谓的被告总商会于2015年才由民政局核准登记，义乌市商会和被告总商会之间具有承继性。
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共同质证：对所有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关于工商联（总商会）第九届执行委员会选举结果的批复，里面存在两个单位的成员和职务有兼任的情况，这是由于工商联和当时的总商会都是与非公经济组织和人员有关，都具有统战性质，部分人员的职务兼任并不代表两个组织就是人财物一致。关于成立总商会的可行性报告、总商会财务管理和会费收取办法、总商会章程，证明本案现在列为第二被告的总商会是在2013年11月份成立，之前所说的2015年9月份是经民政局重新登记，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但是从上述证据中证明总商会是在2013年成立，与之前的义乌市商会或总商会之间没有承继性。关于2013年两份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关于要求核准“总商会”英文名称报告，证明被告总商会成立的时间及其是经民政局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与被告工商联之间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关于中共义乌市委文件（关于楼良四等同志选举结果的批复）、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2015年）、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只能证明楼良四在两个单位都担任负责人，但是不能证明两个单位的人财物都是一致的。关于业务活动表，证明现在的被告总商会业务活动、经费支出等都是独立的，与被告工商联不存在混同。关于召开工商联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义乌市商会成立大会的通知，证明工商联与义乌市商会成立的时间是不一致的，义乌市商会成立的时间是1990年，通知这次大会的是中共义乌市委办公室，并不是被告工商联，只不过是证实当时的两个单位都是属于义乌市委管理的组织。关于中共义乌市委办公室抄告单，证明1990年成立的商会在1995年变更为义乌市总商会，虽然与现在的被告总商会名称相同，但是从被告总商会在2013年成立的证据材料看，两者之间没有承继性。2013年之前的义乌市商会或总商会也并没有收取原告钱款，原告的钱款是投入到商助会，当时的义乌市商会没有占有、使用、处分商助会的财产。
本院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为支持自己的抗辩，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义乌市民政局文件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商助会是依法成立的独立法人，原告系该协会会员、其资金是投入到该协会中去的。
原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根据批复中看出，被告工商联当时作为申请人要求成立商助会仅仅提供了报告，而没有其它材料提供给作为审批机关的民政局，这与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条例规定不相符；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该证据即原告提供的证据3、证据9，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说明当时商助会申请成立及登记的相关情况。
证据2，商助会章程复印件一份，证明商助会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组织。
原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这规定和社会团体登记条例的规定相违背，是不合法的。章程中规定商助会有拆借等经营行为，也是违反社会团体登记条例的规定。
本院认为，该证据即原告提供的证据12，本院不再赘述。
证据3，付款凭证复印件二份，证明留存在商助会即收回的款项已经全部支付给原告等人，商助会已无任何财产。
原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所有的书写都是被告工商联工作人员书写的，被告工商联没有提供财产清单供商助会的会员核实，商助会还有其他债权存在，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该证据即原告提供的证据13，本院不再赘述。
证据4，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法院已驳回原告对工商联的起诉；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认定原告的投资款是商助会收取的。
原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说的集资款与本案不相符，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的钱款与被告工商联存在关联。
本院认为，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该生效民事裁定书的认定，“收取原告集资款的商助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会员所投基金和调剂资金承担全部经济责任。”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1990年12月7日，义乌市商会成立。
1994年6月15日，义乌市商会拟定义乌市商会互助基金会章程（草案），其中载明：“……第二条、商助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会员所投基金和调剂资金承担全部经济责任……第四条、商助会对吸收的基金和调剂资金，主要是有偿拆借给基金会会员用于周转资金，为会员发展经济服务……第九条、会员无特殊情况不得抽回基金，如要抽回，必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理事会讨论同意方可……第十一条、对会员投入的基金利息每月按1%付给，每年结算一次。拆借资金月利息1.5%以上（具体按借款合同办理）。临时性调剂资金，月利息可高于1%，具体由商助会与借贷双方商定。其本金和利息到期时由商助会归还。第十二条、商助会年终分配盈余时，按利润总额先提取30%作为公积金，提取10%作为公益金，再按基金股分红，归会员收益。公益金主要用于会员的集体福利。”
1994年7月6日，被告工商联向义乌市体改办递交关于要求创办商会互助基金会的报告一份，其中载明：“新时期工商联是党的统一战线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桥梁……为引导社会消费资金，调剂会员间资金余缺，提供资金融通，为促进义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借鉴我省杭州等地工商联兴办信用社式互助基金会并取得显著成效的经验，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筹备组建义乌市商会互助基金会，用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满足会员企业之要求，为创立工商联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会这一格局而打下基础，务请领导部门支持，予以批准建立，一经批复，即行按照有关法规拟定章程草案上报。特此报告。批复为盼。”
1994年7月21日，义乌市民政局下发义民[1994]52号关于同意成立商助会的批复文件，其中载明：“市工商联：你们要求成立‘商助会’的报告收悉。根据《民法通则》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经研究同意成立商助会。希成立后依照登记的章程和在核准登记的活动范围开展活动，搞活生产流通，为工商界会员企业服务，促进义乌经济的发展。商助会的业务主管部门为市工商联，接到批文后，按有关规定向市民政局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公室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此复”。
1994年7月26日，义乌市民政局经审查，认为商助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的有关规定，具备法人条件，准予注册登记，同时明确商助会的业务主管部门为被告工商联。
商助会注册登记前，义乌市商会以商助会的名义于1994年7月8日收取原告交纳的基金款5万元，并由义乌市商会向原告出具义乌市商会投入互助基金收入凭证及收款凭证各一份，载明“投入基金总额：伍万元正；双方商定投入基金月息：月利率1%；投入基金交款方式：现金。义乌市商会互助基金会是本市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自愿参加，相互融通资金的互助调剂性组织，对吸收和可投入基金，主要为企业会员用于经营商品流通的周转资金，竭尽为会员发展经营服务。1、对于单位和个人所投入的互助、调剂性的资金，承担全部经济责任。2、单位和个人或会员投入基金，可优先向基金会借资。3、对投入资金必须遵守起讫时间，无特殊情况不得抽回基金，如确急需用，要抽回基金的，必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理事会讨论同意后方可执行。4、对投入基金利息计算和兑付方法，按商会互助基金会章程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执行。5、基金会年终分配盈利时，按利率总额先提取30%作为公积金。提取10%作为公益金，再按投入基金股存款时间比例分红。”原告在资金投入方处签名，义乌市商会在资金收入方处盖章。
1995年8月7日，义乌市商会更名为义乌市总商会。
2006年1月，原告分两次领回款项3652元、7170元，合计10822元。
2013年11月，被告总商会筹备组草拟了一份《关于成立总商会的可行性报告》，其中载明了成立总商会的必要性、总商会的宗旨、成立总商会的意义、总商会的作用等内容。2013年11月13日，经审查，义乌市民政局向被告总商会颁发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一本，同时明确被告总商会的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共义乌市委统战部。
2015年11月18日，原告将被告总商会诉至本院，后于2015年12月14日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后，原告又于2016年1月14日将被告工商联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后认为：“收取原告集资款的商助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会员所投基金和调剂资金承担全部经济责任。但原告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本案被告与原商助会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即未能证明工商联系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据此，本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认为“从时间上来讲，1990年12月7日成立的义乌市商会和1994年收取原告5万元款项后，在相应的收款凭证及收入凭证中盖章的‘浙江省义乌市商会’是同一个主体”。另，原、被告均认可1990年12月7日成立的义乌市商会和1995年8月7日抄告单来文内容中的“义乌市商会”是同一个主体。而关于1995年8月7日抄告单来文内容中的“义乌市总商会”和本案的被告总商会是否为同一个主体，原告持肯定意见，被告则持否定意见但无法向本院明确1995年8月7日更名后的义乌市总商会的撤销或存续情况。
本院认为，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六)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根据商助会章程的规定，商助会作为社会团体，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会员所投基金和调剂资金承担全部经济责任；而在原告交纳5万元款项后，义乌市商会出具的义乌市商会投入互助基金收入凭证亦明确商助会对于单位和个人所投入的互助、调剂性资金，承担全部经济责任。故对于涉案款项5万元及利息，商助会有义务予以返还。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商助会注销登记后，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应否继受商助会的民事义务？
关于被告工商联应否继受商助会民事义务的问题。商助会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上载明被告工商联系商助会的业务主管部门。而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业务主管单位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负责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二)监督、指导社会团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三)负责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初审；(四)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五)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的清算事宜。业务主管单位履行前款规定的职责，不得向社会团体收取费用。”也即，作为商助会的业务主管单位，被告工商联履行的仅是监督管理职责，原告要求被告工商联承担商助会的民事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总商会应否继受商助会民事义务的问题。首先，1994年6月15日，拟定商助会章程（草案）的系义乌市商会；其次，1994年7月8日，在商助会注册登记前，以商助会名义向原告收取涉案款项的也系义乌市商会；再次，在收取涉案款项后，向原告出具相关收款凭证的还是义乌市商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为，义乌市商会作为商助会的筹办单位，且同时作为涉案款项的资金收入方，其在商助会注销登记后，应当继受商助会相应的还款义务。根据本院依法向义乌市民政局及义乌市档案馆调取的材料显示，1994年7月8日收取原告5万元款项的义乌市商会于1990年12月7日成立，后于1995年8月7日更名为义乌市总商会。而关于1995年8月7日更名后的义乌市总商会与本案被告总商会是否为同一主体的问题。原告认为是同一主体，被告则认为不是同一主体。本院认为，首先，本案被告总商会虽然于2013年11月13日才由义乌市民政局注册登记，但在本案被告总商会注册登记前（即2010年1月），中共义乌市委就有关于工商联（总商会）第九届执行委员会选举结果的批复，故2013年11月13日的注册登记仅是一种核准行为，并不能否认本案被告总商会于1990年12月7日起就以“义乌市商会”的名称开展活动。其次，从证据取得的难易程度来看，对1995年8月7日更名后的义乌市总商会与本案被告总商会是否为同一主体的问题，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1995年8月7日更名后的义乌市总商会与本案被告总商会不是同一主体，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本院认定，1990年12月7日成立的义乌市商会与本案被告总商会在主体上具有延续性，即本案被告总商会应承担返还5万元款项及自1994年7月8日起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的义务。债务人除本金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先利息后本金的顺序抵充。经核算，原告于2006年1月分两次领回的款项3652元、7170元均不足以清偿截至领款时的利息，故该两笔款项均应作为利息进行抵充。
综上，原告合理合法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工商联、总商会关于诉讼时效已经届满、5万元款项应当在商助会清算结束后予以返还的抗辩，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义乌市总商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吴济福本金5万元并支付利息（自1994年7月8日起按月利率1%计付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扣除已支付的利息10822元）。
二、驳回原告吴济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原告吴济福负担48元，被告义乌市总商会负担385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舒 怡
人民陪审员 杨丽青
人民陪审员 毛国新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金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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