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2901民初970号原告：余华先，男，汉族，1957年3月2日生，住福建省福清市。（系死者余某父亲）。原告：王美爱，女，汉族，1957年12月14日生，住福建省福清市。（系死者余某母亲）。原告：余海钊，男，汉族，2005年1月31日生，住福建省福清市。（系死者余某儿子）。原告：余若男，女，2006年8月11日生，住福建省福清市。（系死者余某女儿）。余海钊及余若男法定监护人：王玉英，女，汉族，1977年1月28日生，身份证号码：3501271977********，住建省福清市三山镇东埔村下街**号。（系死者余某前妻）。原告：赵盛超，女，1989年8月15日生，住云南省大理市。（系死者余某妻子）。上述五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虞怀兴，杨宏波，云南云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李华，男，1980年12月20日生，现住云南省大理市。被告：王俊锋，男，1979年2月2日生，现住云南省大理市下关兴盛商业城Ｅ区。被告：程江，男，汉族，1969年1月13日生，现住云南省大理市。被告：陈彤，女，汉族，1971年10月18日生，现住云南省大理市。被告：高志宏，男，汉族，1965年10月11日生，住云南省大理市。被告：高艳鹏，男，汉族，1992年4月23日生，现住云南省大理市。被告：李光华，男，汉族，1991年10月20日生，现住云南省大理市。被告：蔡东和，男，汉族，1976年12月8日生，现住云南省大理市。被告：陈发东，男，汉族，1979年6月23日生，现住云南省大理市。上述九被告的诉讼代表人：李华，王俊锋。身份信息同上。被告：朱昌治，男，汉族，1991年4月2日生，住云南省大理市，系该饭店经营者。原告余华先，王美爱，余海钊，余若男，赵盛超诉被告李华，王俊锋，程江，陈彤，高志宏，高艳鹏，李光华，蔡东和，陈发东，朱昌治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李勇宏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华先，王美爱，赵盛超，余海钊、余若男的法定监护人王玉英及委托代理人虞怀兴、杨宏波；被告李华，王俊锋，程江，陈彤，高志宏，高艳鹏，李光�，蔡东和，陈发东，朱昌治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华先，王美爱，赵盛超，余海钊、余若男诉称：余某常年在大理古城做个体经营，认识被告李华等人，2017年1月24日晚，余某的朋友李华打电话邀约余某到大理××路“好一家饭店”喝酒，余某夫妇在李华众人快要吃完的时候才进去，刚进去酒桌上的众被告就开始起哄说迟到要罚酒，最后，高志宏提出要余某一人敬一杯，余某敬完一轮白酒后，就开始和李华喝酒聊天，余某因头一天与妻子赵盛超刚办完结婚登记手续，就把手机里的结婚照给李华看并要求李华不要告诉他人，但李华看后向桌上其他人说余某今天结婚，一定要喝酒恭喜余某，桌上的其他人又每人和余喝了一杯，白酒喝完后，还喝了啤酒。喝酒中途饭店的老板朱昌治也过来�酒，同桌其他人也对余某劝酒。余某妻子赵盛超多次阻止大家不要劝酒，但直到余某酒醉各被告才停止劝酒，后各被告说散场。赵盛超看到余某酒醉后让余某坐在凳子上，并联系余某经营的“杨国福麻辣烫”的店长陈登辉过来帮忙搀扶余某，在此过程中赵盛超与王俊峰帮余某扶到门口时，因同桌的其他人在后面推挤，余某的脚拌在饭店门口梭拉门槛上跌倒，经拨打120急救电话后送大理解放军60医院抢救，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认为，第一至第九被告在邀约余某喝酒过程中，多次以多种名目给余某劝酒，导致余某醉酒，在余某醉酒后，仍未尽到附随安全照顾义务，导致余某跌倒后死亡，九名被告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朱昌治作为大理“好一家饭店”的实际经营者与掌控者，不仅积极参与劝酒，而且其经营的店铺门�的梭拉门明显较高，导致顾客跌倒致死，未尽到对顾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其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十被告在本案中均有过错，属于共同侵权，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认为，第一至第九被告在邀约余某喝酒过程中，多次以多种名目给余某劝酒，导致余某醉酒，在余某醉酒后，仍未尽到附随安全照顾义务，导致余某跌倒后死亡，九名被告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朱昌治作为大理“好一家饭店”的实际经营者与掌控者，不仅积极参与劝酒，而且其经营的店铺门口的梭拉门明显较高，导致顾客跌倒致死，未尽到对顾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其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十被告在本案中均有过错，属于共同侵权，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请求十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余某死亡造成的总损失人民币1475363元的50%计币737681.5元。即：(1）死亡赔偿金720280元；(2）丧葬费39452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余华先166703元，王美爱166703元,余海钊75016.5元，余若男125027.5元，计533450元；(4）交通食宿费73181元；(5）家属误工费：9000元；(6）精神损失费：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十被告连带承担。原告针对起诉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及监护人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村委会证明，欲以证明原告的基本情况，原告与死者余某的亲属关系，余华先及王美爱系余某的父母，余海钊、余若男系余某和王玉英的子女，赵盛超系余某妻子；2、离婚协议书一份，欲以证明余某和王玉英在2011年7月15日办理离婚登记，余海钊系双方的婚生子，余若男系双方婚生女，王玉英系余海钊和余若男的法定监护人；3、结婚证原件一份，欲以证明赵盛超和余某系夫妻关系；4、死亡证明一份，欲以证明余某在2017年1月25日死亡；5、交通费发票，欲以证明因原告死亡，原告等人支出的交通、住宿费等；6、案发当日视频，欲以证明死者与被告在好一家吃饭，众被告没有尽到劝阻义务造成死者过量饮酒导致死亡，死者醉酒后，众被告没有及时护送死者回家，死者跌倒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给予救助导致；7、好一家饭店现场照片4张，欲以证明饭店门口有门槛和台阶，存在安全隐患；8、婚前医学证明，欲以证明死者2017年1月24日婚检正常，身体健康；9、通话记录清单，欲以证明案发当日李华、王俊峰都与死者通过电话。另经原告余华先申请，本庭依法向公安机关调取了原告赵盛超在古城派出所陈述的笔录、情况反映；原告余华先在古城派出所陈述的笔录和不要求对死者进行尸检的申请书。被告王俊锋，蔡�和，高志宏，李光华，高艳鹏，陈彤，李华，朱昌治在古城派出所陈述的笔录。被告李华，王俊锋，程江，陈彤，高志宏，高艳鹏，李光华，蔡东和，陈发东辩称：2017年1月24日，我们相处较好的几个朋友，在电话中相约聚会吃饭，闲聊散心。相约时，余某在电话中回答李华：“我在下关办事，吃饭可能来不了，你们先吃，不要管我”。我们也没有谁强迫余某一定来参加。后我们吃饭、喝酒、闲聊；下午8点20分左右，余某打电话问李华：“你们在什么地方？”李华回答后，余某和赵盛超一块前来，快到“好一家”饭店门口，余某又打电话问王俊锋在哪张饭桌，王回答后，余某和赵盛超一块进入吃饭处。到场后，出于礼节礼貌，大家让座，请他俩吃饭喝酒�赵盛超自始至终在余某身旁陪着，没有喝酒没有说话。在吃饭过程中，我们才知道他俩头天刚办完结婚登记手续，确立夫妻关系。为了表示祝贺，大家又一起举杯喝酒。他俩到场时，大家己是吃喝快结束了，谁也不想再多喝酒，仅是相互敬酒祝福，表示礼貌心意，并未超出常规。当时，赵盛超根本没有“多次阻止大家不要劝酒”的情况，也没有谁强制惩罚余某喝酒的行为发生。在吃饭过程中，大家图高兴相互敬酒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身体存在差异，有人自己喝醉酒也是常见的现象，这与在场人有什么直接因果关系呢？余某出现醉酒后，大家吃饭结束，赵盛超己电话联系陈登辉来帮忙接余某回家，同桌吃饭的王俊峰也和赵盛超将余某扶到饭厅进门处的凳子上坐下体息等待，王俊峰才转身去招呼程江，谁知其妻赵盛超却未等陈登辉到来，也未叫在场人帮忙，即独自将余某扶出门外。出门时，余某不慎，自己的脚绊上饭店梭拉门槛，又遇门口下坎地势不平，其妻子仅拉着余某的左侧面，造成余某身体重心失衡旋转，仰面朝天跌倒，后脑勺着地，出现昏迷。在场人员当场联系120救护车将余某急送大理六十医院抢救治疗。同时，在场人员也都自发参与了护送、看望。最终余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为及时查明死亡原因，对死者负责，也使大家安心，我们在医院就向公安机关报案，请公安机关查明案件责任，以防后患。当时手续齐备，案件己经了结。余某的远方亲属赶到后，我方人员出于同情，还主动参与处理余某的丧葬后事，已经做到心安理得。谁料时至现在，原告方又不讲道德、法律，编造“事实理由”，重翻旧案。特别让我方费解难忍的是：余某之妻赵盛超自始至终在场，是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亲自扶其丈夫跌倒致伤死亡。怎么能无中生有的编造说：“因同桌的其他人在后面推挤”而绊在门槛上跌倒致死呢！综上所述，余某的死亡结果，我方所有人员均无过错责任，我们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毫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众所周知，喝酒是个人的自主行为，并无强迫诱骗等情况存在。对余某醉酒后，我们也己尽到了附随安全照顾的义务，其死亡后果应由后妻赵盛超和死者余某自行承担。特请驳回原告方的一切诉讼请求，并自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针对答辩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被告朱昌治答辩称：1、当晚在场的人员，我方仅认识李华与高艳鹏，他们是在我对面经营生意的，来照顾我生意，我方是在他们快要结束安排工作人员去敬酒，表谢意，都是随意喝，绝没有强求客人一�要喝的道理，而且也只是敬了一次，根本没有原告所说的积极参与劝酒一说，我方与原告包括死者根本不认识，不存在积极劝酒。2．关于诉讼状所说的因同桌的其他人在后面推挤，余某的脚拌在饭店门口梭拉门槛上跌倒致死不是事实，我方在案发后就积极参与举证，隔天就把监控视频调出交由警方备份，原告一方是有在派出所看过我方举证的监控视频的，并且来我店里要求取走监控备份，我方应对方要求也积极配合，给予了对面监控硬盘拿去备份，监控视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显示余某是因为当场监护人赵盛超监护不当，下台阶下肢失力往前倾倒，赵盛超判断不足强行拉扯余某手部及衣服致余某倾倒方向产生变化，由监控所示，可以判断并不存在推挤一说，是余某要出门，在明知余某神智并不清醒，自控能力失控的情况下，作为监护人赵盛超却没尽到监护人的责任�故我方在余某生命权一案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提供光盘一份，证实案发经过。上述原告提供的1—5、8—9组证据经当庭质证十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申请向古城派出所调取的证据中，对被告蔡东和、王俊锋、高志宏、李光华、高艳鹏、陈彤、李华、朱昌治在陈述事实不认可，但未能提供反正，本院对申请向古城派出所调取的证据予以确认。被告朱昌治对证据7提出质证意见认为：饭店门口有门槛和台阶是事实，但这是古城的统一设计规划的，与自己没有关系，况且余某没有被门槛绊到。其余被告对证据6提出质证意见认为：不能证明众被告没有尽到劝阻义务造成死者过量饮酒导致死亡，死者醉酒后，众被告没有及时护送死者回家，死�跌倒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给予救助导致。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就提出证明的方向异议，本院将根据全案的事实作综合判定。根据以上质证认证的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7年1月24日19时许，九被告相约到大理××××路“好一家”饭店吃饭，其间李华也电话邀请了余某参加，由于余某有事未能按时到达，后于20时20分许余某和妻子赵盛超一起来到“好一家”饭店内与被告李华，王俊锋，程江，陈彤，高志宏，高艳鹏，李光华，蔡东和，陈发东共同吃饭、喝酒，席间赵盛超没有喝酒，由于余某醉酒散席后由其妻子赵盛超搀扶离开“好一家”饭店至店门口外下台阶时不慎跌倒在地，经120救护车送大理解放军第“六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余某死后，其父亲余华先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不对余某死因进行尸体检验”。另查明余某生前有父亲、母亲、一子、一女共四个被扶养人。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而死者余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酒量大小有清醒的认识，并且事发当天在随后参加到与被告李华，王俊锋，程江，陈彤，高志宏，高艳鹏，李光华，蔡东和，陈发东吃饭喝酒和离开饭店的整个过程中，都有妻子赵盛超陪护，并且醉酒散席后是在赵盛超搀扶下离开饭店至门外下台阶时才不慎跌倒在地，在案证据已经证明当时事件发生整个行为过程；原告认为被告李华，王俊锋，程江，陈彤，高志宏，高艳鹏，李光华，蔡东和，陈发东“未尽到附随安全照顾义务”和“好一家”饭店店主被告朱昌治“未尽到对顾客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理由不成立；加之余某死后，其父亲余华先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不对余某死因进行尸体检验”，致使余某的直接死亡原因不明，导致余某死亡后果与十被告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清；现原告要求被告连带承担赔偿因余某死亡造成的损失依法无据，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华先，王美爱，余海钊，余若男，赵盛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18元，减半收取7609元，由原告余华先，王美爱，余海钊，余若男�赵盛超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勇宏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赤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