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民终16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淑芬，女，1965年12月1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地区台北县。上诉人（一审被告）：星腾电器（宁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马渚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黄淑芬，该公司总经理。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学励，该公司员工。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进初，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林文杰，男，1970年5月25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地区。委托代理人：褚晓鲁，浙江姚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杰，浙江姚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淑芬、星腾电器（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腾宁波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林文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商外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8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学励、徐进初，被上诉人林文杰及其委托代理人褚晓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文杰起诉称：2012年12月19日，林文杰与黄淑芬和星腾宁波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因林文杰与黄淑芬在萨摩亚独立国注册成立星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腾公司），两人分别占股40.25％和59.75％。现经双方协商，林文杰将其40.25％的股份转让给黄淑芬，转让价为700万美元。该款由黄淑芬分别在2012年12月30日、2013年6月1日、2014年6月1日前各支付200万美元，2015年6月1日、2016年6月1日前各支付50万美元。如黄淑芬未按约付款，则林文杰有权要求黄淑芬一次性付清余款。星腾宁波公司自愿与黄淑芬共同承担上述债务，并以其名下的位于余姚市马渚镇菁江渡村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2012年12月24日，涉案抵押物办妥了抵押登记。上述协议签署后，黄淑芬支付了2012年12月30日、2013年6月1日的两期股权转让款，余款300万美元经多次催讨，黄淑芬和星腾宁波公司均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支付。故诉请判令：一、黄淑芬和星腾宁波公司共同支付林文杰股权转让款18864300元人民币，违约金1135699元人民币；二、如黄淑芬和星腾宁波公司不履行上述债务，则林文杰有权以星腾宁波公司名下的位于余姚市马渚镇菁江渡村的房屋（房产证号：余房权证马渚镇字第××号）和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马渚镇国用（2002）字第0008号]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的款项优先受偿。一审审理过程中，林文杰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黄淑�和星腾宁波公司共同支付林文杰股权转让款300万美元，违约金35万美元，赔偿林文杰律师费损失50万元人民币，并自2014年6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黄淑芬在一审时答辩兼反诉称：2012年12月19日的《协议书》系林文杰以不正当手段迫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形下签署，《协议书》中股权转让金额畸高，显失公平。同时《协议书》签署后，林文杰并未依约履行经营权交接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请求驳回林文杰的诉讼请求，并反诉请求判令：一、将黄淑芬、林文杰和星腾宁波公司2012年12月19日签署的《协议书》第一部分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款第1项中“甲方将其所持有的星腾管理有限公司40.25％的股权（包括注册资本及投资资本）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款为700万美元”变更为“甲方将其所持有的星腾管理有限公司40.25％的股权（�括注册资本及投资资本）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款为200万美元”，并返还黄淑芬已经多支付给林文杰的股权转让款200万美元；二、林文杰向黄淑芬支付违约金35万美元。星腾宁波公司在一审时答辩称：一、《协议书》上丙方“林美枝”并未签名，林美枝更未代表星腾宁波公司签署《协议书》，故《协议书》对星腾宁波公司不生效力；二、林美枝无权代表星腾宁波公司进行担保，并且根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对外担保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外担保必须征得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批准。而涉案担保既未获相关部门的审批，也未获外汇局批准，故担保行为无效。请求驳回林文杰的诉讼请求。林文杰针对黄淑芬的反诉答辩称：一、林文杰与黄淑芬就星腾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是经过双方多次协商的结果，完全是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的意思表示。现黄淑芬要求变更股权转让款，并要求林文杰返还500万美元股权转让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黄淑芬要求林文杰承担违约金35万美元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星腾公司为黄淑芬和林文杰共同投资设立的注册在萨摩亚独立国的公司，其中黄淑芬占股59.75％，林文杰占股40.25％。星腾宁波公司于2001年由星腾公司独资设立，一直由林文杰实际负责经营管理。2012年11月26日，黄淑芬和星腾公司委托杨尚学处理林文杰的解聘和股权转让事宜。2012年12月19日，林文杰（甲方）、黄淑芬（乙方）和星腾宁波公司（丙方）在余姚市就星腾公司股份转让及星腾宁波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权交接事宜签署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林文杰将其所持有的星腾公司40.25％股权转让给黄淑芬，股权转让款为700万美元。该股权转让价采取�阶段付款的方式支付：1.第一期200万美元于2012年12月30日前支付：（1）本协议签署之日次日支付100万美元，2012年12月21日支付50万美元；在星腾宁波公司和林文杰办理抵押登记后当天黄淑芬支付余款50万美元，林文杰应于办理抵押登记后两天内将星腾宁波公司的管理权一次性移交黄淑芬。2.第二期200万美元于2013年6月1日前支付。3.第三期200万美元于2014年6月1日前支付。4.第四期50万美元于2015年6月1日前支付。5.第五期50万美元于2016年6月1日前支付。如黄淑芬未按约支付林文杰款项，林文杰有权要求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将未到期的股权转让款提前一次性支付。由于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较长，星腾宁波公司愿意和黄淑芬共同承担黄淑芬的上述股权转让款，星腾宁波公司以其名下的房屋（房产证号：余房权证马渚镇字第××号）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马渚镇国用�2002）字第0008号]为林文杰在本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林文杰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款、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付费用、保管抵押财产的费用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由于星腾宁波公司自成立之日起一直由林文杰实际经营管理，本协议签署之日林文杰即将星腾宁波公司的全部经济管理工作交由黄淑芬或者黄淑芬授权的人负责，林文杰和黄淑芬双方按协商一致后的步骤实施交接等工作。黄淑芬支付满150万美元转让款的当日，林文杰向黄淑芬或黄淑芬授权人移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仓库成品清单、所有订单、合同等物品、文件或事项。林文杰在交接星腾宁波公司管理权后5天内，搬离星腾宁波公司。其中林文杰刻制的公司公章预留印鉴后当场销毁。黄淑芬协助林文杰办理星腾宁波公司抵押登记手续后，林文杰向黄淑芬移交星腾宁波公司的管理权。如有违约，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35万美元。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方因此支付的全部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差旅费等。本协议适用大陆法律。《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条款，“甲方”由林文杰本人签名，“乙方”由黄淑芬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尚学签名，“丙方”由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林美枝签名，并加盖了两枚公章（带数字和不带数字公章各一），另有姚黎明以见证人身份签名。2012年12月22日，上述三方又签署一份《协议书》[以下称为《协议书2》]，就星腾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及抵押担保事宜达成协议，协议重申了《协议书》中关于股权转让款金额、分期付款以及星腾宁波公司为此提供抵押担保的�定，同时约定抵押的主债权范围为500万美元转让款及其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协议书2》作为《协议书》的附件，如与《协议书》冲突，以《协议书》为准。落款由林文杰、黄淑芬、林美枝签名，并加盖星腾宁波公司带数字的公章。《协议书2》同时也经余姚市公证处公证。同日，黄淑芬出具了一份《承诺书》，称其同意将星腾宁波公司名下的前述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一并抵押给林文杰，并由林美枝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林美枝在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中所签署的有关合同、文件及办理相应的公证、登记等，黄淑芬均予以认可。2012年12月24日，星腾宁波公司向余姚招商局递交了一份《关于外资企业设立抵押的报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外企法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就涉案抵押申请批准。余姚招商局对�报告作了备案。同日，涉案房屋办理了他项权证。2012年12月25日，星腾宁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林美枝变更为黄淑芬。《协议书》签署后，杨尚学以及星腾宁波公司员工韩月素、戚建芬等自2012年12月21日起与林文杰办理了相关交接手续，林文杰交付了星腾宁波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照，仓库成品单、订单、供应商合同等文件，电脑、汽车、办公用品等物品，小金库现金660773.40元人民币以及星腾宁波公司的经营权，并销毁了前述带数字的星腾宁波公司公章。黄淑芬向林文杰支付了第一、二期转让款后，未能按约支付其余到期转让款。星腾宁波公司的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执行董事由投资者委派，执行董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第十七条规定，法定代表人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其职权包括决定和批准总经理提出的重要报告（如生产规划，年度营业报告，资金，借款等）、修改公司章程等其他重大事宜。另：林文杰和浙江姚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5年1月31日签署《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浙江姚城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褚晓鲁等作为林文杰与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的诉讼代理人，代理费为50万元人民币。之后，浙江姚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开具了50万元人民币的发票。林文杰先后于2015年3月5日、2015年7月23日支付了20万元人民币和30万元人民币的代理费。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林文杰和黄淑芬均为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台商事纠纷案件，在程序上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协议书》约定适用大陆法律，庭审中当事人又再次确定适用大陆法律处理本案，故一审法院适用大陆法�作为处理本案的准据法。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林文杰有否使用不正当手段，胁迫黄淑芬签署《协议书》；二、《协议书》中股权转让款金额是否畸高，应否变更；三、《协议书》对星腾宁波公司是否有约束力，星腾宁波公司的抵押担保是否有效；四、本案的违约责任如何界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林文杰和黄淑芬就股权转让和经营权交接问题产生矛盾，林文杰希望星腾宁波公司的员工帮其讨回公道，同时也积极要求黄淑芬尽快商谈股权之事。黄淑芬称其遭林文杰胁迫，但其所举证据均不能证明林文杰不法向其施加压力，令其恐惧，从而签署对其明显不利的《协议书》。并且，黄淑芬在签署《协议书》之外，又以公证形式签署了《协议书2》，并且出具了《承诺书》，前述文件内容均能够相互印证，并无矛盾，故一审法院对黄淑芬辩称其受�迫签署《协议书》的意见不予采信，认定《协议书》为黄淑芬真实意思表示。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从黄淑芬委派律师并且亲自参与，再行公证的一系列过程可以看出，黄淑芬对涉案股权转让款的确定应当经过其充分考虑，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中对星腾宁波公司价值评估的依据未作明确，但是如前所述，涉案股权转让款的确定并不以星腾宁波公司的实际价值为唯一依据，故黄淑芬认为涉案股权转让款金额畸高，一审法院难以采信。据此，对黄淑芬请求变更《协议书》中股权转让款金额为200万美元，并由林文杰返还黄淑芬多付的200万美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星腾宁波公司否认《协议书》对其有约束力的主要依据是林文杰在庭前会议中陈述《协议书》签署时，仅有李伯年、杨尚学、林文杰三人在场，林美枝系事�由林文杰请其签名。同时《协议书》上又有星腾宁波公司两枚不同的公章，其中一枚带数字的公章为林文杰自刻，另一枚有效的公章也未经授权使用，皆不具备效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林美枝在《协议书》上的签名尽管在林文杰、杨尚学之后形成，但该签名为其本人笔迹。星腾宁波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董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林美枝在《协议书》上签名盖章并未违反星腾宁波公司章程规定。而对林文杰自刻的带数字的星腾宁波公司公章，在整个股权转让过程中，未见黄淑芬和星腾宁波公司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并且，经过公证的《协议书2》上加盖的也是星腾宁波公司带数字的公章。另一方面，《协议书》约定的是星腾公司股东林文杰与黄淑芬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关林文杰和黄淑芬的切身利益，而林美枝仅为星腾�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股权转让并不存在实质性利害关系。而黄淑芬无论在《协议书》、《协议书2》和《承诺书》中均同意以星腾宁波公司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担保。故《协议书》对星腾宁波公司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星腾宁波公司以《对外担保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为依据，认为涉案担保为对外担保，必须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才为有效。林文杰则认为《对外担保细则》已于2014年6月废止，被中国人民银行同时颁布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办法》替代，该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外汇局对跨境担保合同的核准、登记或备案情况，并非构成跨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就本案所涉的抵押担保，如果定性为对外担保或者跨境担保，应当适用抵押设定时的规定，也即适用《对外担保细则》，但《对外担保细则》第四条规定，《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所称的对外担保，是指中国境内机构以保函、备用信用证、本票、汇票等形式出具对外担保，或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中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财产对外抵押或者以《担保法》第四章第一节规定的动产对外质押和第二节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权利对外质押，向中国境外机构或者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承诺，当债务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由担保人履行义务，或者债权人按照《担保法》将抵押物或者质押物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可见，《对外担保细则》规定的对外担保的债权人应当是中国境外机构或者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但是本案的债权人林文杰不属此列，故本案担保并非《对外担保细则》规定的对外担保，《对外担保细则》并不适用本案。故对星腾宁波公司关于本案担保未经外汇局�准而应认定无效的意见不予采信。同时，鉴于星腾宁波公司为外商独资企业，该公司根据当时的《外企法细则》对抵押担保进行了备案，其担保登记程序完备。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抵押担保合法有效。根据《协议书》约定，星腾宁波公司愿意和黄淑芬共同承担林文杰的股权转让款，故星腾宁波公司应当作为股权转让款的共同债务人。根据《协议书2》约定，星腾宁波公司的抵押范围为500万美元的股权转让款、利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该500万美元应当认定为债权余额，故星腾宁波公司应对本案讼争的股权转让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黄淑芬未按《协议书》约定支付第三期的股权转让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林文杰有权根据《协议书》约定，要求黄淑芬和星腾宁波公司一并支付所有未到期的股权转让款，并且支付违约金。因《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35万美元系针对全部股权转让款设定，而黄淑芬已经按期支付400万美元，故其和星腾宁波公司应当承担的违约金应以剩余300万美元为基数计算，即黄淑芬和星腾宁波公司应当承担15万美元的违约金，对林文杰主张的超过15万美元部分的违约金不予支持。至于利息损失，因林文杰已经主张违约金，且利息损失并未超过违约金，故对其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林文杰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因《协议书》约定，违约方除了支付违约金，还应当赔偿对方包括律师代理费在内的经济损失，故林文杰有权诉请赔偿律师代理费，至于林文杰已经支付的50万元人民币律师代理费，因其《委托代理合同》、发票、银行汇款水单均能相互印证，并且律师代理费金额符合浙江省律师收费管理的相关规定。故其合法性予以认定。此外，黄淑芬反诉林文杰未履行经营权交接义务，因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该项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其请求林文杰支付35万美元违约金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协议书》合法有效，黄淑芬应当按照《协议书》约定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逾期未付，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星腾宁波公司自愿和黄淑芬共同承担支付义务，并以其房屋和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又办妥抵押登记，应当和黄淑芬作为共同债务人，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否则，应当在抵押担保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黄淑芬反诉请求缺乏充分证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判决：一、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文杰股权转让款300万美元，支付违约金15万美元，合计315万美元；二、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林文杰律师代理费损失50万元人民币；三、如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不履行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则林文杰有权以星腾宁波公司名下的房屋（房产证号：余房权证马渚镇字第××号）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马渚镇国用（2002）字第0008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四、驳回林文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黄淑芬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49626元人民币，由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共同负担143338元人民币，林文杰负担6288元人民币，本诉财产保全费5000元人民币，由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54637元人民币，由黄淑芬负担。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黄淑芬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12月19日《协议书》系黄淑芬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事实。该《协议书》系林文杰以胁迫、乘人之危的手段，使黄淑芬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依法应当予以变更。二、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款的确定并不以星腾宁波公司的实际价值为唯一依据，不予采信黄淑芬认为的涉案股权转让款金额畸高，系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股权转让款700万美元与星腾公司暨星腾宁波公司实际资产天差地别，明显畸高，属显失公平之情形，应予以变更�三、一审法院认定黄淑芬未按案涉《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第三期的股权转让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与事实不符。林文杰向无授权权限的杨尚学交接，不得视为黄淑芬和星腾公司已接受其交接，林文杰违反协议在先，黄淑芬不继续交付转让款，系正当权利之行使，并未违约。四、一审判决对林文杰主张的律师费50万元人民币予以认定属重大违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林文杰的诉讼请求；变更2012年12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200万美元，并判令林文杰返还黄淑芬多支付之股权转让款200万美元；林文杰向黄淑芬支付违约金35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林文杰承担。林文杰在二审期间答辩称：一、2012年12月19日《协议书》对涉案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方式、违约责任及由星腾宁波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等事宜均作了�细的约定，充分考虑了双方的权利义务，黄淑芬的律师一直参与，余姚市马渚镇人民政府亦参与了协调，该镇主管工业的姚黎明副镇长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2012年12月22日在余姚市公证处又签订了《协议书2》，重申了前述协议的相关内容。协议签订后，黄淑芬按协议履行了二期股权转让款，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涉案《协议书》的签订是经过协议双方的充分考虑，包括对转让价格等，故涉案《协议书》是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变更之情形，依法应确认有效。二、根据林文杰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黄淑芬提交的星腾宁波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企业所得税计汇算清缴签证报告等证据，可以证明林文杰已按《协议书》中要求的交接清单交付了相应的资产，否则星腾宁波公司不可能就林文杰交接的资产予以评估及工商变更登记。三、根据委托代理合同及相关律师费发票及支付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律师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星腾宁波公司同意黄淑芬的意见。星腾宁波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协议书》中林美枝的签名，仅询问了当事人林文杰本人签名状况，未进行实质性调查，亦未进行任何具公信力鉴定或认证，即主观片面地认定林美枝签名为其本人笔迹，显属错误。《协议书2》上带有数字的公章，为林文杰私刻，系个人行为。而《协议书2》签订时，林美枝亦仅以个人身份签字，无法代表公司，故上述协议对星腾宁波公司均不具有拘束力，一审判决认定显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抵押担保合法有效，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林美枝虽为公司执行董事兼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无权代表星腾宁波公司进行担保；根据《对外担�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第六条的规定，须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备案，而涉案抵押担保仅在余姚市招商局备案，并不符合前述规定，故涉案抵押担保依法应确认无效。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星腾宁波公司愿意和黄淑芬共同承担股权转让款的保证条款无效暨星腾宁波公司以房屋（权证号：余房权证马渚镇字第××）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权证号：马渚镇国用（2002）字第0008号）之抵押担保行为无效，撤销其设定之抵押，并注销林文杰所有之房屋他项权证（权证号：余房他证马渚镇字第C12141**号）；一、二审诉讼费由林文杰承担。林文杰在二审期间答辩称：余姚市招商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均是余姚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职能机关，其主要管理职能是�内外招商外资企业的相关行政管理，2012年12月22日，星腾宁波公司已向余姚市招商局提出申请，要求以其资产为林文杰提供抵押担保，余姚市招商局已批准备案，已履行对外担保的全部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故涉案的抵押担保依法应确认有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淑芬同意星腾宁波公司的意见。二审期间，林文杰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共同提交如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记者鲁旭安于2012年12月15日发布的微博、星腾宁波公司管理层人员之一蔡先生与林文杰的沟通短讯、公司人员谢焕安与黄淑芬的往来邮件以及蔡先生与余姚市陈长锋市长的沟通短讯。拟证明林文杰通过各种手段，使星腾宁波公司陷入困难，迫使黄淑芬与其在2012年12月签订对林文杰有利却显失公平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组证据：星腾公司注册证书、证明书、2012年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2012年7月12日和2016年6月1日星腾宁波公司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拟证明林文杰所持星腾公司股份转让价款价值畸高。第三组证据：户籍证明，拟证明林文杰和林美枝是姐弟关系。此外，星腾宁波公司申请对协议书上林美枝的签名予以笔迹鉴定。林文杰质证认为：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提交的证据均系一审法院开庭前已形成，并非二审新证据。林文杰认为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鲁旭安的微博仅表明鲁旭安的个人意思，不能作为确认事实的依据。由于短讯中的蔡先生身份不明确，且根据短讯内容亦不能证明有乘人之危签订《协议书》的情形，故短讯与本案无关。电子邮件是否真实，林文杰并不清楚，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与本案亦无关联，故对第一组证据不予认可�第二组证据，星腾公司的注册证书、损益表、负债表等，内容并不完备，如是真实的，仅是对公司资本予以审计而非公司全部资产予以评估，仅凭此不能证明星腾公司的资产情况。两份房地产评估报告，如果有原件对真实性无异议，前述房地产评估报告反映的仅仅是固定资产的评估，不能反映公司所有的资产，故前述两份房地产评估报告与本案无关联。第三组证据：户籍证明不是二审新证据。但林文杰认可双方是姐弟关系。本院经审核认为：第一组证据，该组证据均为电子数据证据，未经公证，林文杰对真实性亦有异议，故该组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认。另外，黄旭安的微博仅代表其个人对事件的观点；两份手机短信，第一份手机短信无法确认林文杰是否与蔡先生通话。第二份手机短信内容，并不能证明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的待证目的。而电子邮件内容�无法反映林文杰胁迫的事实，故对第一组证据不予认定。第二组证据，注册证书仅能证明星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万美元；资产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系星腾公司的资产损益及负债表，形成于域外，未经公证认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两份房地产评估报告，仅能反映星腾宁波公司的房地产价值，并不能证明星腾公司的全部资产情况。故对第二组证据不予认定。第三组证据，林文杰认可其与林美枝系姐弟关系，故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对于星腾宁波公司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本院认为，虽然《协议书》上林美枝的签名系在事后形成，但该《协议书》上除林美枝的签名外，还盖有林美枝的印章及星腾宁波公司的二枚公章，对该《协议书》约定的星腾宁波公司的义务，在《协议书2》中作了进一步明确，《协议书2》经公证处公证，且黄淑芬亦出具承诺书，同意星腾宁波公司为涉案股权转让款提供抵押担保，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林美枝签订相关合同及办理相关抵押手续等，故对星腾宁波公司的笔迹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虽然在二审时提供了新的证据，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均确认：黄淑芬已支付的400万美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2012年12月20日100万美元，21日、24日各50万美元，2013年5月30日各100万美元。本院认为：黄淑芬与林文杰均为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系涉台商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大陆法律审理本案均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协议的效力，如有效是否存在应予变更的情形及涉案协议对星腾宁波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二、涉案抵押担保的效力；三、黄淑芬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四、一审判决对律师费的认定是否正确。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并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一、涉案协议的效力，如有效是否存在应予变更的情形及涉案协议对星腾宁波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星腾宁波公司系星腾公司的独资企业，黄淑芬、林文杰为星腾公司的股东。就涉案股权转让事宜，林文杰与黄淑芬和星腾宁波公司分别于2012年12月19日及2012年12月22日签订了案涉《协议书》及《协议书2》。从二份协议书看，二份协议书上均有林文杰和黄淑芬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尚学的签名，星腾宁波公司作为丙方由时任法定代表人林美枝签名，在《协议书》上盖有林美枝印章。同时在《协议书》上还盖有两枚星腾宁波公司的公章（带数字和不带数字公章各一），《协议书2》上盖有带数字的公章。黄淑芬对上述协议的效力并无异议，但其认为《协议书》是林文杰以胁迫暨乘人之危下签订的，且《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价格畸高，应予以变更。对此，本院认为，采用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以即将发生的物质性强制或精神性强制为要挟，迫使对方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而订立的合同。胁迫也可以是胁迫者通过实施某种不法行为，给对方当事人及其亲友的精神和财产造成损害，而迫使对方订立合同。本案中，虽然在2012年12月19日《协议书》签订前星腾宁波公司曾发生员工滋事事件，但根据黄淑芬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得出员工滋事系林文杰主使或林文杰煽动所致的结论。而根据查明的事实，2012年12月19日《协议书》签订后，林文杰与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又于2012年12月22日签订了《协议书2》，对2012年12月19日《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付款期限及星腾宁波公司为此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宜作了进一步的重申，同时对抵押的主债权范围以及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作了约定。余姚市公证处对该协议进行了公证，确认了该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该协议签订当日，黄淑芬亦出具承诺书，确认了上述协议内容等。此外，上述协议签订后，协议各方按案涉协议的约定分别办理了涉案抵押担保的报备、抵押物的登记、林文杰与黄淑芬的相关交接手续及星腾宁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林美枝变更为黄淑芬。黄淑芬作为涉案股权的受让方按协议的约定支付了两期股权转让款，尤其是最后的200万美元，黄淑芬是在2013年5月30日支付，此时与《协议书2》的签订时间已相距近6个月，现并无证据证明期间黄淑芬就协议书提出异议。综上，根据案涉协议的签订过程及案�协议签订后黄淑芬的履行行为，可以确认黄淑芬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并未受到胁迫，涉案《协议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黄淑芬上诉认为涉案《协议书》系受胁迫签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股权转让款的价格是否畸高问题。根据前述分析，涉案股权转让款700万美元系林文杰与黄淑芬经充分协商后达成的合意，系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虽然黄淑芬主张该股权转让价格畸高，但从其提供的审计报告及房地产估价报告等证据看，上述报告仅涉及星腾宁波公司的资产，而本案双方转让的股权系星腾宁波公司的股东星腾公司的股权，双方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星腾公司的资产状况，且在实务中公司股权溢价转让的也不鲜见，故黄淑芬上诉认为涉案股权转让价格畸高，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对黄淑芬请求变更《协�书》中股权转让款金额为200万美元，并由林文杰返还黄淑芬多付的200万美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这是其一。其二、经查，虽然星腾宁波公司带数字的公章系林文杰自行刻制，但经余姚市公证处公证的《协议书2》上盖的是带数字的公章，而不是另一枚公章。该枚公章在双方办理交接时已前往公安窗口销毁。一审庭审时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对《协议书2》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现亦无证据证明在整个股权转让过程中，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就前述公章提出异议，应认为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对该公章的认可。虽然《协议书》上林美枝的签名系在林文杰、杨尚学之后，且林美枝系林文杰的姐姐，但星腾宁波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执行董事由投资者委派，执行董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法定代表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且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协议书2》签订当日，黄淑芬出具承诺书，承诺：本人受让林文杰所持有星腾公司的股份后，本人持有星腾公司100%的股份。根据本人与林文杰、星腾宁波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本人同意星腾宁波公司名下的房屋及该房屋所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并抵押给林文杰，并由星腾宁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美枝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林美枝在办理抵押登记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合同、文件及办理相应的公证、登记等手续，本人均予以认可。因此，林美枝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星腾宁波公司认为涉案协议为无效协议，对其不发生拘束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涉案抵押担保的效力根据前述分析，涉案二份协议均系有效。涉案二份协议均明确约定：星腾宁波公司愿意以其名下的房屋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林文杰在�议项下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因此，为涉案股权转让款提供抵押担保系星腾宁波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星腾宁波公司的股东星腾公司未出具股东决议，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星腾公司的股东为林文杰和黄淑芬，黄淑芬受让林文杰的股权后，星腾公司成为股东为黄淑芬的一人公司。黄淑芬在2012年12月22日出具承诺书，同意星腾宁波公司以其所有的房屋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涉案股权转让款提供抵押担保。此外，星腾宁波公司系外商独资企业，涉案协议签订后，星腾宁波公司根据当时的《外企法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就涉案抵押担保向余姚市招商局申请批准，余姚市招商局就星腾宁波公司的申请进行了备案，该抵押备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况且涉案抵押担保亦向有关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抵押担保合法有效，星腾宁波公司对本案讼争的股权转让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并无不当。星腾宁波公司认为涉案抵押担保应为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三、黄淑芬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黄淑芬已按涉案协议约定支付了二期股权转让款400万美元，其余300万美元股权转让款黄淑芬未按约支付，已构成违约，黄淑芬应按约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根据黄淑芬的违约情形，判决认定黄淑芬承担15万美元的违约金正确。虽然黄淑芬上诉认为林文杰未按约办理交接违约在先。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可以确认涉案协议签订后，林文杰自2012年12月21日起向杨尚学以及星腾宁波公司的员工韩月素、戚建芬交付了星腾宁波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照，仓库成品单、订单、供应合同等文件，电脑、汽车、办公用品等物品，小金库现金660773.140元人民币以及星腾宁波公司的经�权，星腾宁波公司带数字的公章亦予以销毁。尽管黄淑芬认为杨尚学、朝月素、戚建芬未经授权无权接受交接材料。但根据黄淑芬于2012年11月26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内容，杨尚学系黄淑芬处理涉案股权转让的委托代理人，韩素芬、戚建芬系星腾宁波公司的员工，林文杰向前述人员交付的相关证照及财物，黄淑芬及星腾宁波公司业已接受，现星腾宁波公司再以前述人员未经授权否认交接，显属无理，不予采信。一审据此判决认定林文杰已办理交接手续并无不当，黄淑芬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四、一审判决对律师费的认定是否正确涉案协议约定：违约方除应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承担律师费等费用。根据前述分析，黄淑芬在履行涉案协议中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故根据约定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金外还应承担相应的律师费用。根据林文杰在一审时提交的其与浙江姚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发票、银行汇款水单等证据，可以证明林文杰为本案诉讼已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50万元，现并无证据证明前述费用存在不合法的情形，故一审判决对林文杰主张的律师代理费50万元人民币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黄淑芬、星腾宁波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4263元人民币，由上诉人黄淑芬负担129450元，上诉人星腾电器（宁波）有限公司负担748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青代理审判员  吴云辉代理审�员童心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