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10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1，男，1973年10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2，男，1951年4月1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女，1953年12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女，1978年9月1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兼张×2、赵×、刘×的委托代理人张×3，男，1975年9月2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兼张稣意的法定代理人苏×，女，1973年5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4，女，1997年9月22日出生。
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任慧琮，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1、张×2、赵×、刘×、张×3因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7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1、张×3，被上诉人苏×，被上诉人苏×、张×4之委托代理人任慧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2月，苏×、张×4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苏×与张×1原为夫妻关系，张×4是二人之女，2005年3月苏×、张×4的居住地位于丰台区×××122号房屋拆迁，张×2作为被拆迁人与北京万年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年花城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共有七人均为在册被安置人口，获得拆迁补偿、补助共计人民币923670.8元。后赵×、张×3、张×1分别与万年花城公司签订《回购房协议书》购买了现北京市丰台区×××1号院9号楼606号、1506号、1606室三套房产，其中张×1所购房产建筑面积86.09平方米，房屋价款为322838元，于2005年交付后由张×1、苏×、张×4办理入住手续并实际居住使用，2010年9月苏×与张×1经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双方居住的北京市丰台区×××1号院9号楼1606号的房产因未办理产权证书，故在离婚诉讼中未作处理。现丰台区×××1号院9号楼1606号房屋由张×1占有使用，我们认为张×1使用我们享有的拆迁补偿款及优惠的购房指标购得房产虽未办理房产证，但足以确认我们对上述房产享有使用权，故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确定丰台区×××1号院9号楼1606室房屋使用权归我们所有。
张×1辩称：当时拆迁是拆的我父母的房子，苏×、张×4是拆迁被安置人，房子都是我父母买的，直接从拆迁款中扣除的，离婚时房屋未处理，但离婚了等于苏×、张×4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所以我不同意苏×、张×4的诉讼请求。
赵×、张×2、张×3、刘×辩称：我们认为苏×、张×4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也无任何法理依据。一、苏×、张×4提出共有七人作为在册被安置人口，获得拆迁补偿，我们认为拆迁补偿及相关的优惠政策与拆迁协议上的被登记人口无关，首先拆迁协议是开发商与张×2针对原丰台区×××122号的地上物的补偿协议，与登记人口无关。其次我们认为拆迁协议上的名字，也只能证明苏×、张×4在被拆迁期间是张×1的妻子，是被拆迁家庭的家庭一员，而开发商给予的购房优惠政策，也只针对×××122号内的家庭成员。也就是说各种优惠政策不是针对苏×，而是针对被拆迁户中的家庭成员。二、苏×、张×4提出对诉争房屋拥有使用权，我们认为苏×、张×4对诉争房产不享有使用权。理由如下当苏×与张×1离婚后，也就意味着苏×、张×4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苏×、张×4对用益物权的主张，不能只因为我在这间屋里住过，所以我就拥有使用权，有悖于物权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因此我们认为苏×、张×4的主张应是以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存在的，故请求法院驳回苏×、张×4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张×2作为被拆迁人与万年花城公司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在取得相应的货币补偿后，未分配给其他拆迁被安置人，张×1与万年花城公司签订了《回购房协议书》，用拆迁款购买了诉争房屋，苏×、张×4、张×1办了上述房屋入住手续并实际居住。苏×、张×4在《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作为登记在册人口明确列明，应当作为拆迁被安置人并享有相关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现苏×、张×4起诉要求确认对诉争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应予支持。但要指出苏×、张×4所享有的居住使用的权利并不具有排他性，换言之张×1同样对诉争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虽然苏×已与张×1解除婚姻关系，但该拆迁利益不应随之消灭，故法院对张×1、赵×、张×2、张×3、刘×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据此于2014年9月作出判决：一、苏×、张×4对坐落于丰台区×××1号院9号楼1606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二、驳回苏×、张×4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张×1、赵×、张×2、刘×、张×3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张×2与万年花城公司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从未提到被安置人口，张×1也从未说过诉争房产为张×1购买，并且也从未说过苏×、张×4为被拆迁安置人；《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的补偿款是给予张×2原神堂村122号院的地上物补偿，不是给予人员的补偿，《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列明人口的目的是计算张×2可以购买的回迁楼面积；根据相关政策，张×2可以购买的回迁楼总面积为360平米，实际购买面积是258平米，按照每人可购买45平米的面积计算，我们并未多购买回迁面积，苏×、张×4的面积也没有被使用；苏×在与张×1离婚前即已搬出诉争房屋，苏×与张×1离婚后就与我们失去了法律关系，也就失去了对诉争房屋的相关权利。苏×、张×4答辩称：不同意张×1、赵×、张×2、刘×、张×3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张×2与赵×系夫妻关系。张×1、张×3系张×2与赵×之子。苏×与张×1原系夫妻关系，张×4系二人之女。张×3与刘×系夫妻关系。2005年3月26日，坐落于丰台区×××122号院房屋拆迁，万年花城公司（甲方）与张×2（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在该货币补偿协议中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2间，建筑面积166.94平方米，用地面积195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为7人，分别是：张×2、赵×、张×3、刘×、张×1、苏×、张×4；拆迁补偿款及补助费共计923670.8元”。此后赵×、张×3、张×1均与万年花城公司签订《回购房协议书》，分别购买了×××住宅楼2-6号楼6层06号房屋，15层06号房屋，16层06号房屋，购房款均用拆迁所得补偿款、补助费支付。其中张×1于2005年5月11日与万年花城公司签订《回购房协议书》，双方约定：“张×1自愿购买出卖人（万年花城公司）的樊家村住宅楼（暂用名），房屋用途为普通住宅，该回购房为2-6号楼16层06号房屋，建筑面积86.09平方米，总价款为322838元，买受人于签订合同当日一次性付清全部回购房款”。诉争房屋于2005年交付使用，由张×1、苏×、张×4居住使用。目前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现诉争房屋地址已变更为丰台区×××1号院9号楼1606号。
另查，2010年9月苏×诉张×1离婚纠纷一案，经原审法院审理后判决苏×与张×1离婚，女儿张×4由苏×抚养，因本案诉争房屋属于拆迁安置房，有可能涉及他人份额，关于该房屋的归属未予处理。2010年12月，苏×、张×4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原审法院于2011年12月判决诉争房屋归张×1与苏×、张×4共同所有。判决后，张×1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以诉争房屋尚未取得产权证书为由于2012年8月作出判决：撤销原判，驳回苏×、张×4的诉讼请求。
本院审理期间，当事人均认可按照拆迁政策，每人可以按照每平米3700元的价格购买45平米的回迁房面积，超过45平米的回迁房面积则按照市场价购买。
以上事实，有《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回购房协议书》、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张×2与万年花城公司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明确列明苏×、张×4系在册人口，故按照各方当事人认可的拆迁政策，苏×、张×4享有相关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张×1与万年花城公司签订《回购房协议书》，用拆迁所得货币补偿优惠购买了诉争房屋，该诉争房屋由张×1、苏×、张×4办理入住手续并实际居住使用。后张×1与苏×虽解除婚姻关系，但苏×、张×4对诉争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利系基于拆迁利益，其权利并未随婚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故张×1、张×2、赵×、刘×、张×3不同意苏×、张×4对诉争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利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张×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张×1、张×2、赵×、刘×、张×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妍
审 判 员 姚 颖
代理审判员 窦江涛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林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