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227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俊敏。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媛，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昀，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光彩支行，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邓城大道光彩百盟城市广场C4幢。法定代表人：郑国强，该支行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存平，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王峰。再审申请人刘俊敏因与被申请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光彩支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光彩支行）、一审被告王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一终字第3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俊敏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且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有新证据证明湖北银行光彩支行认可担保人处印章为其单位印章。通过公安机关对案外人赛文调查询问，赛文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湖北银行襄阳分行文件——鄂银襄监字〔2014〕20号《关于给予赛文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可以证明赛文在涉案担保合同上违规加盖了“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光彩支行凭证受理专用章（收妥抵用）”会计印章，湖北银行光彩支行对此是知晓的，但其在一、二审诉讼中却谎称赛文系自动辞职，且对担保合同上担保人处的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从而否定自己的担保人地位，这直接导致一、二审法院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产生错误。2、公安机关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可以证明赛文在担保人处签字盖章行为系职务行为。赛文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了其在担保人处签字系经湖北银行光彩支行负责人郑国强同意，且郑国强对盖章也是知晓的，其所做所为均是为了让湖北银行光彩支行的贷款能够有效收回，而非为了个人的利益。这可以证明赛文签字盖章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行为的后果和法律责任应由湖北银行光彩支行承担。3、应对合同上印章字迹清楚的部分做出鉴定。一审法院以鉴定机构出具的“检材不符，无法鉴定”为由认定印章并不一定是湖北银行光彩支行印章，这个认定过于草率。单纯从技术鉴定层面上讲，刘俊敏提交的该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有看得清楚的部分，那么应当就此与湖北银行光彩支行的印章作出相应的比对鉴定。（二）基于新的证据出现，二审判决作出的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的认定是欠妥当的。对出借人来讲，湖北银行光彩支行是否经过授权或者赛文是否经过授权是其内部管理问题，刘俊敏已经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即赛文作为副行长系为了湖北银行光彩支行的利益签字并盖有湖北银行光彩支行的印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即便本案中湖北银行光彩支行是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担保合同因此被认定无效，那么其在本次担保合同中也是存在过错的，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刘俊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湖北银行光彩支行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刘俊敏所举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第一，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作出的《关于给予赛文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是基于赛文违反银行从业人员参与民间借贷活动的禁止性规定以及其自述违反湖北银行的内部管理制度滥用银行业务用章的行为作出的内部处理决定，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以及光彩支行均未承认《保证担保合同》上印章的真实性，故不能证明该印章是真实的，不属于新的证据。第二，郑国强否认赛文所称的系经过郑国强同意而加盖湖北银行光彩支行业务用章的事实，而且《保证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无法辨认、无法鉴定。（二）原判决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三）《保证担保合同》首页所列的保证人是王峰和赛文个人，并未将湖北银行光彩支行列为保证人，《保证担保合同》中并无湖北银行光彩支行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刘俊敏作为经常参与民间借贷活动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明知银行除出具保函外禁止为企业或个人提供担保这一常识性的规定，时任行长郑国强不存在同意为刘俊敏保证担保的行为，赛文作为时任副行长未经授权无权以湖北银行光彩支行的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综上，应驳回刘俊敏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申请再审人提交下列证据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本案中，刘俊敏提交的公安机关对刘俊勇、刘俊敏、赛文、王峰、朱学册的询问笔录均形成于本案二审程序终结之后，系公安机关根据刘俊敏针对赛文涉嫌合同诈骗罪的报案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形成的，与本案基本事实有直接关联，属于再审“新的证据”。湖北银行襄阳分行文件——鄂银襄监字〔2014〕20号《关于给予赛文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虽然形成于2014年10月27日，即本案一审审理终结之前，但由于该文件是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的内部文件，内容是针对赛文的处理决定，而赛文又并非本案当事人，故刘俊敏未能在原审中提交该文件具有合理理由，且该文件所涉内容与本案据以定案的基本事实有重大关联，故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属于再审“新的证据”。其次，刘俊勇、刘俊敏、赛文、王峰、朱学册，均系与本案所涉债务有利害关系或者参与了该借贷活动的人员，其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对印章真实性的陈述，尚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对印章真实性未得到确认的认定。而鄂银襄监字〔2014〕20号《关于给予赛文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中认定的赛文违规事实为：“赛文为其原在公司部期间管理的客户湖北富地丰田化工有限公司协助筹措偿还我行贷款资金中（该笔贷款已于2013年10月12日结清），分别于2013年10月11日、2014年2月9日违规担保500万元、150万元，于2013年10月11日在500万元担保合同违规使用‘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10.11凭证受理专用章（收妥抵用）’会计印章。”该文件基于赛文在民间借贷中提供担保以及违规使用会计印章的事实，对赛文作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从该文件的用语表述看，其对赛文使用的会计印章的真伪，并未给出直接明确的结论。因此，该文件的上述表述并不足以认定为系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对加盖于涉案《保证担保合同》上印章真实性的认可。同时，由于刘俊敏提交的《保证担保合同》尾部的“甲方（保证人一）”处加盖的内容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10.11”（其他内容字迹不清）等字样的印章，部分边缘并不清晰、内容不齐全，故刘俊敏尚未完成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由刘俊敏对此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判决对加盖于《保证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是否为湖北银行光彩支行真实印章事实的认定，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刘俊敏提交的“新的证据”亦不足以完成其相应的证明责任，无法推翻原判决的上述认定。再次，一审法院应湖北银行光彩支行的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合同上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认为检材不符合要求而拒绝接受鉴定。刘俊敏对此虽提出异议，但并未向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亦未向法院说明并提供其他有能力对涉案印章进行鉴定的鉴定机构名单。二审法院在此情形下，对相关事实作出的认定，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并不构成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最后，涉案合同首部的“保证人一”处签名为“赛文”，合同尾部的甲方（保证人一）处亦有“赛文”签名，同时加盖有前述部分内容不清的银行印章。由于并无证据证明赛文取得了湖北银行光彩支行的相应授权，赛文亦非该行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故其签名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表见代表的要件，其行为不能代表湖北银行光彩支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赛文取得了代表湖北银行光彩支行为刘俊敏提供保证的代理权。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在合同首部和尾部签名均为“赛文”而非湖北银行光彩支行，加盖于涉案合同上的印章并不完整，且该印章亦非湖北银行光彩支行对外业务所使用公章，故该印章在外观及用途上均存在明显瑕疵。此外，在本院对本案进行的听证中，刘俊敏自认其具有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经历，故其对此应负有必要的注意义务。在此情形下，刘俊敏对于信赖赛文有权代理湖北银行光彩支行，为刘俊敏对湖北富地丰田化工有限公司的借款500万元提供担保，在合理性和正当性上均存在欠缺。故赛文签署《保证担保合同》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应的法律后果亦不应归属于湖北银行光彩支行，原判决认定湖北银行光彩支行对此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在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综上，刘俊敏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俊敏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韩 玫代理审判员 司 伟代理审判员 沈丹丹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韦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