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2刑初2074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诉讼代理人ＸＸ，上海达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自报蔡士井，男，197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
辩护人任文风，上海嘉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徐坤，男，197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
辩护人�金来，上海海德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宗好，男，1981年7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
辩护人龚清华，上海市中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水中原，男，198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
辩护人蒯多明，上海市万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由上海市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上诉四名被告人均因涉嫌犯非法拘禁罪于2016年2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闵检诉刑诉[2016]194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蔡士井、徐坤、王宗好、水中原犯非法拘禁罪，于2016年8月3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丁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蔡士井及其辩护人任文风、被告人徐�及其辩护人孙金来、被告人王宗好及其辩护人龚清华、被告人水中原及其辩护人蒯多明、诉讼代理人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依法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9日，被害人黄友根通过邑恒投资公司员工薛文杰结识了被告人蔡士井，后黄友根以需要资金周转为由从蔡士井处借得资金，并约定高额利息且于同年1月15日还款。同年1月20日许，因黄友根无力还款，被告人蔡士井在多次讨要未果后，遂授意被告人徐坤、王宗好在黄友根位于本市闵行区莘松路958弄大浪湾道5号1202室家中与黄友根一同吃住以便继续讨要债务，并多次驾驶牌号为“鲁RCXX**”的轿车随被害人黄友根出门四处筹钱，黄友根起初并未表示抗拒。期间，黄友根曾单独至银行扰乱秩序而被民警控制，后其母亲将其带出派出所。至同年1月末，因被害人黄友根难以筹钱还债且有消极抗拒的情绪及行为，被告人徐坤、王宗好就以拳击、扇耳光的方式对黄友根进行了殴打。
同年1月31日，被告人水中原至被害人黄友根家中向黄讨要自身债务时结识被告人徐坤、王宗好，后其在明知徐、王系非法讨要债务的情况下，主动加入其中。
同年2月1日，被害人黄友根借丢弃垃圾为名欲从家中下楼逃跑，但于途中被被告人徐坤、王宗好、水中原合力堵截并抓回家中，并在遭殴打后给付被告人部分钱款。
同年2月2日，被害人黄友根亲属报警称黄遭人拘禁，民警到场后将被告人徐坤、王宗好、水中原三人从黄友根家中驱离，但徐坤、王宗好根据蔡士井的授意仍与水中原留在黄友根家楼下监视，防止黄外逃。当晚，徐坤为防止黄友根出逃，遂在屋外用事先准备好的“502胶水”封堵黄的房门锁孔。次日8时30分许，黄友根亲属让人将门锁拆卸进入屋内寻找黄友根并报警，被告人徐坤从旁跟随，被告人王宗好、水中原由徐坤电话通知后一同上楼。经寻找，被害人黄友根被水中原发现坠楼身亡。经鉴定，被害人黄友根系因生前高坠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案发后，被告人徐坤、王宗好、水中原接受现场处警的民警传唤，三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被告人蔡士井在接到民警电话后，于案发当日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另查明，被害人黄友根有抑郁、躁狂等精神病症，并因病在2016年1月底曾住院数日接受治疗，后经医生建议让其回家生活。庭审中，四名被告人在亲友的协助下向法院缴纳代管款人民币50万元，并书面表示愿意将该款用于弥补被害人死亡的经济损失，同时放弃本案所涉民间借贷之债权。
上述事实，被告人蔡士井、徐坤、王宗好、水中原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证人黄某某、缪某某、王某某、许某某、朱某某、陆某某的证言，上海市公安局物证中心出具的鉴定书，公安机关出具的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现场勘查笔录、搜查笔录及照片、扣押清单、调取的黄友根书写的借条、被告人徐坤、王宗好、水中原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截屏、黄友根的病历，被告人家属缴纳的代管款凭证、被告人蔡士井出具的书面说明、被害人母亲、儿子代理人出具的说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害人黄友根的死亡与四名被告人的非法拘禁行为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及四名被告人是否有自首情节。
结果加重犯是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某种具体犯罪构成的行为，由于发生了超过基本构成结果的更为严重的结果，而刑法对该加重结果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的犯罪形态。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属于典型的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在非法拘禁中过失性造成被拘禁人死亡的，才属非法拘禁致人死亡。
在本案中，被告人采用非法拘禁的方式显然对黄友根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黄友根自然想要摆脱被告人的拘禁。从“如果没有拘禁行为，则不会发生坠楼”的角度，我们很难否认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存在条件关系，即被告人的非法拘禁行为与黄友根坠楼之间存在关联。
但是，假设被告人在被民警驱离黄友根家，各自回乡过年后，黄友根因非法拘禁造成负面情绪不能消除的情况下，还是坠楼身亡的话，“如果没有拘禁行为，则不会发生坠楼”的观点同样可以成立。需要思考的是，非法拘禁引起的一切伤亡后果是否都要由被告人承担加重的刑事责任；把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等同于自然逻辑的因果关系是否符合刑法设置时原本的立法目的。所以只能依刑法学思维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因果关系。
诚然，行为人在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时，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负有保障义务，如身体不受侵害，精神不受恫吓，患病可得救治，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非法拘禁的行为使被害人觉得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感受到不便或者心理上承受一定压力，促使他想要摆脱这样的境遇重获自由，所以受到非法拘禁的被害人设法脱困是一种合理的预见。那么，被害人黄友根翻窗逃脱而导致出现死亡的情形，是否应在合理预见范围内是本案关键。
由于刑法分则对任何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都必然以一定的规范作为其背后的支撑，故只有当行为引起法益侵害的具体过程处于规范所意图禁止的范围之内时，才能认为该法益侵害属于构成要件意义上的结果。
刑法规定非法拘禁罪的目�是保护自由法益，一般的非法拘禁行为侵害的是被害人的自由，非法拘禁罪的结果加重犯表现为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的形式，即法益体现为身体健康权、生命权。非法拘禁罪结果加重犯的法益保护除自由外还包括身体健康权或生命权。也就是说，非法拘禁罪结果加重犯具体条文禁止的应是具有使被拘禁者的身体健康权或者生命权陷于严重危险的非法拘禁行为，包括冻、饿、晒、渴、紧缚等疏于照看而危及被害人生命健康的拘禁行为。相反，对于在非法拘禁中被害人因自身吃饭方法不当而噎死的情形，同样看似符合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构成要件但显然达不到其罪质要求。
就本案而言，三名直接实施拘禁行为的被告人在被害人黄友根坠楼前一日已发现黄友根为脱困而在家中自制攀爬绳索，后三名被告人被民警驱赶至楼下，但未离去仍继续监视黄友根。就当时情形，只要黄友根获得自由，就能避免死亡发生，也就是说在被告人没有放弃非法拘禁时，黄友根得到解救就能够阻止死亡结果的发生。黄友根当时可行的脱困方式甚至不止一种，在通讯不受限的情形下，寻求公安机关或找亲友帮助并不为难，且在案发前黄友根及其亲属多次报警，民警也多次至案发现场处警。另外，黄友根若求助邻居、路人也不失为办法，邻居也确曾于案发前察觉异样而报警。同时，整个过程中三名被告人未实施严重危害或威胁黄友根生命健康的危险行为，那么黄友根采取从十二层高楼窗户攀爬下楼这样极端危险的方式，从常人看来应属出乎意料的异常举动，不在合理预见的范围内，从而中断了非法拘禁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简言之，在未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或制造危险之环境而被害人没有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让行为人预见到拘禁行为将危及被害人生命确实属于强人所难。正如一位法学家说的“如果被害人的行为是那么‘愚蠢’或者不可期待，以至于不但行为人无法做一个实际预见，就连一般人都无法预见时，那就只能从非常遥远和不真实的感觉上判断此结果是行为人的加害行为造成的，而实际上它是由于被害人实施的异常的自愿行为所造成，因此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中断了”。
最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法定刑等于非法拘禁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法定刑上限之和。所以从公正的角度去理解法律设置的话，只有加重结果是由含有高度危险性的基本行为所造成的，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也就是说非法拘禁过程中没有实施危及生命健康的高度危险行为，则不构成结果加重犯。唯坚持此司法理念，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否则法律只能沦为让司法者用来偷懒的躺椅。同时，如果单纯因本案的被告人系长期以向他人放高利贷为生且讨债方式无耻卑鄙欲加以重罪，那么更不符合刑法罪刑法定原则。
对于被告人徐坤、王宗好、水中原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的争议，被告人徐坤到案后并没有及时供述相关犯罪事实，所以不属于自首，但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从被告人徐坤、王宗好、水中原对当时自身到案经过的供述及证人证言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告人到案材料，案发前经被害人家属多次报警三人均在现场接受调查并未故意逃离，且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该三名被告人在案发时还与黄友根家属一起寻找黄友根。而后水中原主动独自下楼发现黄友根的尸体，即打电话通知徐坤并在现场等待，可知当时水中原并没有被控制人身自由，则按当时情势王宗好也应推定为没有被控制。民警在现场对�名被告人进行抓捕，三人均未抗拒，从整体上看应认定为三被告人能主动自愿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符合主动到案的情形。被告人王宗好、水中原又能及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故二人具有自首情节。
另外，对于是否存在殴打情节的问题，被告人水中原与王宗好两人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于2016年2月1日，水中原曾与他人聊天中提及：“今天这钱都是打出来的”，而王宗好当天也曾说：“没办法打也打了，……今天只拿到十万左右”。由此可知，在实施非法拘禁过程中，被告人确曾殴打过被害人黄友根。
本院认为，被告人蔡士井、徐坤、王宗好、水中原结伙为索要债务，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且具有殴打情节应从重处罚，并属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人蔡士井、王宗好、水中原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徐坤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蔡士井、徐坤、王宗好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水中原系后来加入，未全程参与其他三名被告人的要债过程，但明知被害人黄友根被非法拘禁仍予以协助拘禁，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属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蔡士井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2月3日起至2018年2月2日止。)
二、被告人徐坤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2月3日起至2018年4月2日止。)
三、被告人王宗好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2月3日起至2018年2月2日止。)
四、被告人水中原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2月3日起至2017年10月2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通过本院书面上诉的，应将上诉状正、副本送(寄)往本院立案庭。
审 判 长 赵轶嘉
人民陪审员 殷 健
人民陪审员 陆明兴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谢 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辱骂情节的，从重处罚。
……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二款的规定处罚。
……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