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45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立方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二路特1号国际企业中心3栋4层01室、1层01室。
法定代表人：沈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楠，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咏梅，湖北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市伟思信息系统工程研究所，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永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岩，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永军，江苏卓尔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立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市伟思信息系统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伟思研究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鄂0192民初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立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楠、姜咏梅，被上诉人伟思研究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岩、邓永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立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伟思研究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伟思研究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在未核实双方合同签订、发收货的情况下，仅单独依据《对账单》统计的数字认定立方公司欠付了伟思研究所816040元货款，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1.一审中，伟思研究所共诉请816040元，而只提供了金额为363170元的合同，且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发货义务。其中各《产品销售合同》第3条付款方式明确约定为货到付款，即伟思研究所供货在前，立方公司付款在后，只有立方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发货义务，立方公司才需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伟思研究所举证不能，无疑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庭审中，原审法院要求伟思研究所就其诉请的816040元合同及发货情况补充证据，但至一审判决，伟思研究所没能提供。（2）伟思研究所提供的双方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由伟思研究所提供2只浮子式水位传感器、1套人工雨量计、l套人工蒸发器用于川江水库水情系统。一审庭审结束后，经立方公司现场调查核实，川江水库水情系统工程亦未使用合同约定的前述设备，伟思研究所也没有供货。印证了双方即便签订了363170元的合同，伟思研究所也存在没有供货的事实，816040元欠款的事实基础更无从谈起。2.在伟思研究所无法提供《对账单》项下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下，立方公司工作人员在《对账单》注明“按合同未付金额816040元”，显然不发生核实合同履行情况、确认欠款的法律效力。《对账单》中立方公司的合同管理人员易昌勤的签字意思表达很明确，表格中所列的时间、金额是按照伟思研究所提供的部分合同作出的一一统计，并不是每个合同实际欠付的金额。其中，《对账单》中2014年5月9日，6750元，川江水雨情项目，均按照合同时间、金额作了统计，但已被证实，伟思研究所没有供货。易昌勤在一审中陈述，是郭少云让其与伟思研究所对账，郭少云也没有对是否有欠款、欠款多少进行核对。在对账过程中易昌勤作为合同管理人员对发收货情况、欠款情况并不知情，只能依据合同统计金额。从《对账单》内容也可以看出《对账单》仅反映了合同签订的时间、金额，与发收货情况无关。另外，郭少云是公司的采购人员，但其作为本案的重要证人没有出庭，并不能证明郭少云已经确认了《对账单》中所列金额对应的货物已经收到。立方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伟思研究所提供金额为363170元的合同项下欠款即便存在，也全部超过了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伟思研究所提供的13份《产品销售合同》，各是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诉讼时效应分别计算。根据合同对应的时间，分别计算2年诉讼时效，截止2017年1月，13份合同项下款项均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另外，《对账单》只是对部分合同金额作出了统计，伟思研究所也无催收的意思表示，《对账单》不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或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
伟思研究所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立方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查明：自2011年开始，立方公司多次向伟思研究所购买水位计、闸位计、雨量计及编码器等设备，双方签订了多份《产品销售合同》，合同通常约定：货物由伟思研究所运输至立方公司指定的收货地点，货期一般为现货或一周左右，付款方式为货到付款。合同签订后，伟思研究所履行了发货义务，立方公司对2011年和2012年的合同货款予以支付，立方公司从2013年开始拖欠货款。2016年1月20日，伟思研究所到立方公司对账，取得一份由立方公司工作人员易昌勤签字的《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每笔货款的明细为：“2011年6月22日合同金额10000元，已付；2011年7月11日合同金额10000元，已付；2011年9月7日合同金额21000元，已付；2012年2月22日合同金额8000元，已付；2012年3月15日合同金额11000元，已付；2012年12月9日合同金额6000元，已付；2012年5月8日合同金额38400元，已付；2012年12月26日合同金额20000元，已付；2013年2月19日合同金额84000元，未付；2013年2月25日合同金额63720元，未付；2013年3月4日合同金额4000元，未付；2013年3月6日合同金额182520元，未付；2013年3月20日合同金额3500元，已付；2013年4月2日合同金额10500元，未付；2013年4月26日合同金额28500元，未付；2013年9月25日合同金额3600元，未付；2013年10月15日合同金额14000元，未付；2013年11月7日合同金额27000元，未付；2013年11月27日合同金额14400元，未付；2013年12月11日合同金额75700元，未付；2014年2月21日合同金额42800元，未付；2014年3月17日合同金额92900元，未付；2014年5月27日合同金额17800元，未付；2014年5月9日合同金额14000元，未付；2014年5月9日合同金额6750元，未付；2014年7月7日合同金额3200元，未付；2014年11月20日合同金额126000元，未付；2015年6月4日合同金额4650元，未付。以上货款总计为943940元，已付127900元，未付金额合计为816040元”。在合同款明细表的下方，易昌勤签字确认“按合同未付款金额816040元”。对于这份《对账单》的出具过程，伟思研究所称：“我方在2016年1月找到立方公司的采购人员郭少云进行对账，我方当时提出的欠款金额是984190元，郭少云说有一部分样机未使用，还有一部分已付款，欠款额应为816040元，我方与郭少云对账完毕后又一起找了立方公司财务部的张玉梅，张玉梅说她刚到公司不了解情况，就安排主管会计易昌勤与我们对账，由郭少云打印对账单，易昌勤逐笔核对，最后确认欠款金额为816040元，易昌勤签字确认，立方公司以老总当时不在国内为由没有盖章”。立方公司不否认易昌勤在《对账单》上签字的事实，但否认易昌勤是根据张玉梅的指示签字的，还称易昌勤只是立方公司的合同管理员，没有财务会计方面的职责，而且易昌勤是比照合同和已付款情况得出的未付金额，并非根据实际供货情况确认的应付金额。易昌勤本人到庭，他向法庭陈述：“是郭少云让我和伟思研究所对账的，郭少云认可816040元我才签字的”。立方公司承认郭少云是该司的采购人员，郭少云的工作职责包括联系供货厂家、拟定采购合同，也负责催收货物。立方公司提供了一份付款凭证，证明立方公司在2015年7月1日向伟思研究所支付了4650元，该款项是《对账单》的最后一笔货款，除该笔款项外，立方公司没有对《对账单》载明的其他未付款项提出已经付款的反驳证据。
伟思研究所原审诉讼请求：判令立方公司给付货款816040元和逾期付款利息15412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伟思研究所、立方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立方公司接受伟思研究所的货物后，理应及时足额支付货款。关于欠款金额，伟思研究所提供了一份立方公司工作人员易昌勤签字的《对账单》拟证明立方公司欠伟思研究所货款816040元，立方公司不否认易昌勤在《对账单》上签字的事实，但称易昌勤只是立方公司的合同管理员，没有财务会计方面的职责，而且易昌勤是比照合同金额和已付金额情况得出的未付金额，并非根据实际供货情况确认的应付金额。立方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易昌勤是立方公司的工作人员，易昌勤对欠款的说明应视为代表立方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其二，易昌勤本人即便不了解实际供货情况，但易昌勤是在跟郭少云核实情况之后签字的，郭少云作为立方公司的采购人员对立方公司的供货事实是清楚的，根据生活经验法则，易昌勤作为一个成熟的理性人，在对外签字确认大笔欠款金额时，应该是在充分了解情况后才作出的确认。立方公司已经签字确认欠伟思研究所货款816040元，立方公司只有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才能对欠款金额作出有效的抗辩。因立方公司只提供了一份证据证明《对账单》中最后一笔4650元在2015年7月1日向伟思研究所支付，对于有证据证明的这笔款项，应该从《对账单》的欠款金额中予以扣除，对于其他欠款金额，因立方公司没有提供反驳证据，单纯的口头反驳没有事实依据，不予认可。因此，立方公司应向伟思研究所支付货款811390元。关于利息，伟思研究所主张的利息是按照银行贷款利率6%计算，分为5段分别以334240元、173700元、174250元、129200元、4650元为基数，分别从2013年3月、2013年12月、2014年5月、2014年11月、2015年6月起算，并均计算至2017年1月为止。因最后一笔4650元货款已经在2015年7月1日支付，故不应再计算利息；前四笔货款的利息起算点均略晚于应付款之日，故利息起算点予以认可，但利息计算标准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该利率是浮动的，不应固定为6%；此外，伟思研究所没有主张2017年2月之后的利息，故按照伟思研究所的诉讼请求只计算利息至2017年1月止。关于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普通诉讼时效为2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伟思研究所、立方公司从2011年6月开始签订合同至2015年7月1日立方公司向伟思研究所支付最后一笔涉案货款，双方的交易关系一直处于存续状态，应从立方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即2015年7月1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伟思研究所2017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2年时间，因此，立方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立方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伟思研究所支付货款811390元；二、立方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伟思研究所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分段计算如下：以334240元为基数从2013年3月起计至2017年1月止、以1737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起计至2017年1月止、以174250元为基数从2014年5月起计至2017年1月止、以1292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1月起计至2017年1月止；三、驳回伟思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751元（已减半），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1751元，由伟思研究所负担151元，由立方公司负担11600元。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立方公司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1.2014年5月产品销售合同，证明向川江水库供应的3台设备不是伟思研究所提供的设备，因此，5月9日合同是未履行的，实际用的是葛南SGL－40D、重庆华正JQ10型、北京金时速5601B型的设备，因此，对账数据并不真实。2.发票3张，付款回单2张，证明2013年11月27日双方对发货情况对账，金额为301120元，立方公司在2014年12月9日支付了127490元，下欠款为173220元。证明立方公司实际下欠173220元。
伟思研究院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法认定，工程有项目合同，中标后有明确指向的产品使用，仅凭该证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合同标书及履行的证据均应提交。即便对方所述真实，因双方销售合同收货地点为立方公司地址，收到后不用也是可能的，但我们销售了。证据2：2013年11月27日的发票，对应2012年2月至2013年3月4日之间的合同。其中发票号14844394对应2013年2月25日59台简易雨量计合同，2012年5月8日阐位计16台。发票14844393，对应阐位计14台，即2015年3月15日阐位计3台，2013年3月20日阐位计1台，2013年4月2日，阐位计3台，2013年4月26日阐位计3台。2013年10月15日阐位计4台（阐位开度仪），水位计25台，2012年12月26日水位计10台，2013年11月7日水位计15台。发票14844392，对应50台水位计，即2013年2月19日42台水位计，2013年11月27日8台水位计。关于付款凭证原件、付款审批单上的合同，2016年元月20日对账单上的合同项目及付款完全一致，上面有易慧勤会计的签名，在付款原件上的签名与对账单上的会计签名是完全一致的，证明易慧勤确实是会计。对付款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立方公司提交的证据1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证据2虽然属实但仅证明部分交易和结算情况，上述证据均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伟思研究所提交的《对账单》能否成为结算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从审理情况看，本案所涉《对账单》是当事人双方反复协商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真实、有效，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伟思研究所与立方公司签订的《对账单》不同于此前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立方公司与伟思研究所在合同不全的情况下，经反复核对形成了对账结论，说明《对账单》所载明的系列合同已得到实际履行，故伟思研究所就合同履行部分不应再承担举证责任。立方公司要求伟思研究所就送货事实举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伟思研究所要求对账除了结算还有催款的意思表示。伟思研究所与立方公司发生过多笔业务，立方公司以及立方公司的相对方从未否认收到过货物，并且对账时立方公司未就此提出质疑，从易昌勤签署的意见看也没有否定合同履行的意思表示，立方公司在明知对方意图和对账后果的情况下，仍然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说明对账结论客观、真实，能正确的反映债权债务关系。因此，立方公司与伟思研究所签订的《对账单》应当成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另外，伟思研究所与立方公司系长期业务往来单位，对账单系双方就债务达成的新的协议，从双方对账之日起至提起诉讼，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立方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对本案的处理并无不当。立方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2元，由武汉立方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勇
审判员 黎伟雄
审判员 曹文兵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琪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