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5民初5212号原告：廖家俊(LIOWKAHJOON)，男，1970年8月30日出生，住新加坡共和国247969邮区东陵路***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樊颙，上海新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瑾洁，上海新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章丽萍(ZHANGLIPINGLINDA),女，1958年5月12日出生，住址不详。被告：邵萍，女，197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晶敏，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莉珏，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廖家俊与被告邵萍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4日立案后，因章丽萍为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章丽萍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家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瑾洁、被告邵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莉珏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章丽萍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家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撤销原告与被告邵萍订立的《和解协议》；2.邵萍返还原告人民币2,000,000元。事实和理由：邵萍与廖家俊为取得境外保健产品中国代理权，双方商定由邵萍投入资金，利用廖家俊的经验和人脉关系办理代理权相关事宜。邵萍的资金转汇并非出借，原告与邵萍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后代理权未能取得，对为争取代理权所花费费用分摊，廖家俊与邵萍协商未果。章丽萍作为双方的朋友参与廖家俊与邵萍之间纠纷的协调，与纠纷没有直接关联。邵萍于2014年底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法院起诉两原告，并在诉讼期间向法院申请对两原告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当时廖家俊的父亲病重，须原告回新加坡决定其父亲的手术方案，但廖家俊在回国时在机场被限制出境。邵萍利用廖家俊回国心切的心情，对其施加压力，造成原告的心理恐惧，逼迫原告与其订立《和解协议》。邵萍乘人之危，《和解协议》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依法予以撤销。邵萍因《和解协议》取得的2,000,000元应返还原告。同时，基于主合同《和解协议》内容，由案外人高秋萍出具担保函，因主合同撤销也应予以撤销，免除高秋萍的连带保证责任。章丽萍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未收到其对本案的书面意见和证据材料。被告邵萍辩称，廖家俊的陈述并不属实。廖家俊在2013年3月15日向邵萍出具的字据载明，是将收到的邵萍出借的钱款用于其个人投资，并表示给予邵萍一年20%的回报，此应视为借款利息，廖家俊承诺一年后会还款付息。原告所称的共同争取保健产品代理权一事，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事关数百万元的投入，双方之间没有对权利义务进行书面约定，不合常理；如果取得代理权后，如廖家俊诉称情形成立，则在成果的享有上投入和回报严重失衡。原告的陈述存在诸多不合情理地方，争取代理权一说不能成立。涉案《和解协议》的签订，双方的律师均在场提供法律服务，鉴于原告筹措资金困难，邵萍作了让步，同意原告分期付款。《和解协议》是当事方协商的结果，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定的撤销情形。在解除对两原告限制出境措施后，廖家俊并没有返回新加坡，而是搭乘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加拿大，廖家俊所称其父亲病重，邵萍乘人之危的说法也不能成立。两原告已经履行了《和解协议》约定的部分义务，应当继续履约，廖家俊要求撤销《和解协议》，由邵萍退还2,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26日，邵萍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8254号)。邵萍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有：1.字据。该份于2013年3月15日形成的字据载明：“甲方LiowKahJoon乙方邵萍甲方确认已收到乙方人民币1百万元，甲方会拿这笔钱去投资，提供给乙方一年20%的回报。一年之后甲方会把120万人民币打给乙方。”2.转账凭单4张。中国银行客户回单记载2013年3月14日，邵萍支取1,000,000元存入廖家俊名下XXXXXXXXXXXX账户。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记载2013年4月8日，邵萍将500,000元电汇至廖家俊名下上述同一账户。交通银行两张贷记凭证，分别记载2013年7月2日同日邵萍将500,000元和1,000,000元划款至廖家俊名下上述同一账户。3.廖家俊出具的收条。该收条确认廖家俊收到邵萍的合计3,000,000元钱款。4.章丽萍2014年4月4日出具的字据。该字据载明：“2013年投资1百二十万人民币(120万壹佰貮拾万元正)会在2014年10月30日打回邵萍帐户”。该案诉讼期间，邵萍向本院提出申请，对廖家俊和章丽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2014年12月17日，廖家俊在离境时受阻。2014年12月25日，廖家俊向新加坡共和国驻上海领事馆求助。2015年1月5日，廖家俊、章丽萍随委托诉讼代理人至本院，领取诉讼文书并就有关情况进行沟通。2015年1月21日，章丽萍再次随委托诉讼代理人来院，陈述其本人情况，要求解除限制出境措施。在章丽萍未能提供担保，无法满足解除限制出境措施的条件情形下，本院告知案件定于2015年1月29日开庭审理。廖家俊、章丽萍与邵萍于2015年1月26日达成《和解协议》。该协议以邵萍为甲方，廖家俊、章丽萍为乙方，就本院受理的(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8254号案件，达成和解协议，以供遵照执行：“1.双方确认，乙方同意先向甲方偿还本金人民币2,000,000元，剩余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及利息人民币300,000元应于2015年7月31日前支付完毕；2.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日内，就应向甲方偿还的剩余本金及利息人民币1,300,000元，安排保证人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保证书；3.当乙方支付完毕本金两百万并提供本协议第2条约定的保证书后，甲方应立即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该案诉讼及撤销限制出境措施；4.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第1条约定支付剩余本金的，每逾期一天按未付款项的日万分之四支付违约金；5.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且甲方收到乙方应付的两百万元本金时生效，本协议壹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高秋萍以保证人名义于2015年1月30日出具担保函。根据《和解协议》，债务人廖家俊、章丽萍应于2015年7月31日前向债权人邵萍偿还债务1,300,000元，就债务人应偿还的上述债务，保证人向债权人提供不可撤消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承诺，若债务人到期未履行债务，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担保函自保证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当日，高秋萍向邵萍支付了2,000,000元。同日，邵萍与廖家俊、章丽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同来到本院，邵萍以涉案各方当事人在庭外达成和解协议的理由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并同时递交解除对廖家俊、章丽萍限制出境措施的申请。当日，本院裁定准予邵萍撤回起诉，并作出撤销对廖家俊、章丽萍限制出境的决定。(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8254号案件以撤诉结案。此后，廖家俊、章丽萍、高秋萍未再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廖家俊以《和解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起诉要求撤销，并主张退款。本院认为，根据邵萍在(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8254号案件提供的证据材料，廖家俊先后收到邵萍提供的累计金额为3,000,000元的钱款，对此邵萍与廖家俊均确认无异。邵萍对其提供的款项性质主张是借款，廖家俊主张是投资款。但廖家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诉称的为获取境外保健产品在中国代理权由邵萍投入资金的事实主张。而从2013年3月15日邵萍与廖家俊形成的字据文义，应当理解为廖家俊收到邵萍的钱款后用于投资，一年之后给予邵萍20%的回报。邵萍主张的借款更符合情理。即使如廖家俊所称代理权事项没有成功，廖家俊仍应将获取的钱款返还邵萍。本院认定，廖家俊对邵萍负有债务。邵萍提起(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8254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诉讼，向法院申请对廖家俊、章丽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廖家俊、章丽萍出境受阻，与邵萍庭外协商，双方最终就债务纠纷的解决达成《和解协议》。协议当事各方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各自意思表达不存在障碍；在协商过程中又有各自聘请的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当事双方应当知道签订协议的法律后果。而乘人之危是指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邵萍享有债权，廖家俊负有债务，双方协商解决债权债务纠纷，邵萍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协议内容也没有损害廖家俊正当利益。故廖家俊诉称乘人之危一说难以成立。廖家俊要求撤销与邵萍订立的《和解协议》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约履行义务。高秋萍向廖家俊支付的2,000,000元是履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廖家俊要求邵萍返还2,000,000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廖家俊要求撤销《和解协议》和退还已经支付的款项的诉讼请求，不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家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800元，由原告廖家俊负担。公告费人民币600元，由原告廖家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廖家俊、章丽萍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邵萍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其成人民陪审员  倪锡龙人民陪审员  李静萍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朱浩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6gt;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0条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