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31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福莉，女，汉族，1979年4月30日出生，住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少翔，上海瑞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人和海洋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虹许路789号2幢。
法定代表人：王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凡凡，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福莉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人和海洋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和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民初30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福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少翔及被上诉人人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凡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福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1、确认陈福莉与人和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人和公司需支付陈福莉2016年6月28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28,409.09元（人民币，下同）；3、人和公司需支付陈福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000元。事实与理由：1、陈福莉具有中国国籍和户籍，护照英文名C的身份信息与陈福莉个人身份信息不符，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该护照系陈福莉持有及用该护照所购买的机票为陈福莉本人所购买和使用。原审所依据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确定，但却以此认定护照英文名C系陈福莉的护照，从而得出陈福莉属双重国籍，明显错误。2、陈福莉在人和公司工作期间一直使用中国居民身份证购买高铁火车车票。2017年6月6日人和公司盖章的《工作证明》，载明陈福莉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并确认了双方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由此看出公司是明知并确认陈福莉系中国国籍，不存在所诉称的“从不知道陈福莉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具有中国国籍”的事实。3、无论是聘用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境内工作，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和义务都在于用人单位，即便如公司所称从不知道陈福莉是中国公民身份，而认为是澳大利亚国籍，公司也并未为其申请就业许可。且，外国人亦属于劳动法规定的发生劳动争议的主体，依法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理解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人和公司辩称：不同意陈福莉的上诉请求，C即为陈福莉，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同出入境记录的人像系同一人。陈福莉具有澳大利亚国籍，因其未提供相关证件，致使公司无法为其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原审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人和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人和公司、陈福莉于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2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人和公司无需支付陈福莉2016年6月28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28,409.09元；3、人和公司无需支付陈福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000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人和公司未予陈福莉缴纳过社会保险费。
2017年7月17日，陈福莉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与人和公司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人和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等。仲裁审理期间，人和公司提供了陈某与张某（人和公司处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并陈述陈某即陈福莉。陈福莉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认可。该会于2017年9月1日作出闵劳人仲（2017）办字第3858号裁决，确认人和公司、陈福莉于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由人和公司支付陈福莉2016年6月28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28,409.09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0,000元，对陈福莉的其余仲裁请求未予支持。人和公司对此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庭审中，人和公司陈述，陈福莉通过微信（微信昵称“牛油果”）向其处的法定代表人王成递交简历，简历显示陈福莉姓名为陈某，国籍为澳大利亚。之后，人和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录用了陈福莉。陈福莉在人和公司处工作期间，亦使用澳大利亚护照购买机票出差等。根据陈福莉向人和公司披露的信息，人和公司始终以为陈福莉系澳大利亚人，且因陈福莉使用了探亲签证，故人和公司未能为陈福莉办理就业证，也未能与其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6月2日，因陈福莉负责的项目一直无进展，人和公司取消了该项目，并通知与陈福莉终结用工关系。陈福莉在人和公司处工作期间，报酬为25,000元/月。
陈福莉对人和公司陈述的入职时间、劳动报酬以及双方间关系的终结事由等均无异议。但陈福莉认为，其提供的身份证及户籍资料可以证明其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具有中国国籍。且人和公司在陈福莉离职后为其出具的工作证明中亦明确载明陈福莉的身份证号码，故该工作证明可以证明陈福莉的身份情况。
原审庭审中，人和公司提供了法定代表人王成以及其处的工作人员张某分别与陈福莉的微信聊天记录（部分）的公证书，欲证明陈福莉以陈某的中文名、C的英文名，且澳大利亚国籍的身份至其处工作。其中王成与“牛油果”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两人于2015年11月2日加为好友后，“牛油果”即向王成发送简历。而简历内载“陈某（陈福莉K）”，同时简历还显示，该人员出生日期为1980年11月，国籍为澳大利亚。且简历中所附两份学历证书载明的姓名分别为“ChenHui”以及“HuiChen”。同年11月22日，“牛油果”询问“王总……周二（24日）我早上几点去办公室跟您报道呢？”王成于次日回复，“周三上午十点来办公室”。而张某与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某昵称为“牛油果”，两人于2015年11月27日加为好友。当日，张某向陈某发送订票信息，其中一条为“CHEN/HUI：XXXXXXXXX”。陈某回复其“收到，谢谢”。人和公司称，因张某与陈福莉的微信聊天记录较多，故其仅抽取了部分进行了公证。人和公司当庭演示了张某与陈某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在2016年1月15日的微信对话中，张某询问陈某，“那就帮你订明晚机票好吗？”陈某答，“好滴，谢谢张总”。之后张某发送如下订票信息：“您的航程：MU506，1月16日20：20香港—上海浦东（T1航站楼）22：40/到达，旅客：CHEN/HUIXXXXXXXX，祝您旅途愉快！”在2016年3月29日的微信对话中，张某发送的订票信息记载，“……旅客：CHEN/HUIXXXXXXXX……”。陈某回复，“张总，我的证件号错了”。之后，张某发送更正后的订票信息显示，“……旅客：CHEN/HUIXXXXXXXX……”。陈某回复，“谢谢！”在2016年4月26日的微信对话中，陈某发送一张截图，截图可见“04-26”、“19：20”等内容，随即陈某称，“麻烦张总帮我买这个航班，谢谢！”稍后，张某向其发送订票信息，显示：“您的航程：FM9338，4月26日19：20南宁（T2航站楼）—上海虹桥（T2航站楼）22：10/到达，旅客：CHEN/HUIXXXXXXXX，祝您旅途愉快！”
庭后陈福莉向原审法院递交了书面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内载：“关于人和公司提交的公证书中所载明的微信聊天对话，昵称显示牛油果的微信是我本人的，但是微信对话中显示的陈某护照，那是当时我为香港A公司邀请的商务考察人员”。陈福莉为此陈述，其的确使用了昵称为“牛油果”的微信。但陈某的护照并非其本人使用，而是其为香港A公司邀请的商务考察人员的护照。
诉讼中，根据人和公司申请，原审法院至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调取了陈某（C）的护照资料以及部分出入境记录。相关信息显示，陈某（C）为澳大利亚国籍，出生日期为1980年11月30日，证件类别为普通护照，证件号码为PE0373518。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人和公司提供的仲裁庭审笔录、公证书、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以及当庭演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可以相互印证，协调一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故原审法院认定，人和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于本案中具有证明力。陈福莉有关陈某系其他公司邀请的商务考察人员之辩称，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人和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审法院可以认定，陈福莉使用了陈某（C）的名字以及澳大利亚国籍的身份至人和公司处工作，且陈福莉在人和公司处工作期间，亦使用陈某（C）的名字以及澳大利亚国籍的身份购买机票至各地出差等。故在人和公司始终以为陈福莉系澳大利亚国籍身份的情况下，其未与陈福莉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不应归咎于人和公司。同理，因陈福莉使用了陈某（C）的名字以及澳大利亚国籍的身份在人和公司处工作，故其在人和公司处工作期间不是适格的劳动用工主体，也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原审法院还需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均应履行各自义务，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提供劳动的劳动者一方，在入职用人单位时，应当如实说明自身的实际情况，以诚实、勤奋、谨慎的态度对待本职工作。作为接受劳动的用人单位，如欲招录的劳动者系外国人，则应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即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须为该外国人申请就业许可，经获准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后方可聘用。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并未发现人和公司为陈福莉办理过相关就业证。故原审法院在此亦提醒人和公司，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注意。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7年12月5日判决如下：一、上海人和海洋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与陈福莉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上海人和海洋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无需支付陈福莉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28,409.09元；三、上海人和海洋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无需支付陈福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陈福莉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陈福莉补充提交一份已遗失身份证的复印件，旨在证明陈福莉具有中国国籍和户籍。人和公司认为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不认可其真实性及关联性。由于陈福莉提供的该份证据系复印件，且无法提供原件，本院不予确认其证明效力。
本院认为，本案中陈福莉主张其以中国B公司，但根据仲裁庭审笔录、人和公司提供的经公证的聊天记录，以及原审法院至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调取的姓名显示陈某（C）的护照资料、出入境记录等一系列证据，陈福莉主张其与陈某（C）并非同一人，陈某（C）的护照并非其本人使用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据此认定本案中上诉人陈福莉使用陈某（C）的名字及澳大利亚国籍的身份在人和公司处工作，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相关规定，中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在取得外国国籍后则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故陈福莉主张其具有中国国籍和户籍应当适用中国劳动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由此，人和公司在招录外籍人员后，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应为其申请就业许可，经获准并取得《外国人就业证》后方可聘用。本案中，人和公司在明知招录人员为外籍人员的情况下没有为其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即录用，属非法用工，存有一定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第一款“外国人、无国籍人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陈福莉要求确认与人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支持。陈福莉基于其与人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要求对方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赔偿金的请求，因缺乏请求基础，故亦不能得到支持。
综上，陈福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陈福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东和
审判员 韩东红
审判员 徐 焰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顾 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