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兵01民终1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克良，男，1970年2月3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齐香芬，女，1974年6月12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艳灵，女，1963年8月19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荣，新疆和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儒，男，1972年4月20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志强，男，1962年1月3日出生，住河南省栾川县，暂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文，男，1988年8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栾川县。系张志强之子。
上诉人崔克良、齐香芬、周艳灵因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2016）兵0102民初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克良、齐香芬、周艳灵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荣，被上诉人李建儒、张志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崔克良、齐香芬、周艳灵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2016）兵0102民初61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三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即判令二被上诉人向三上诉人支付红枣款及先行支付的加工费、纸箱费、胶带费，共计246883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违法，审判程序违法，判决不公。三上诉人将30.095吨红枣拉到二被上诉人开办的红枣加工厂加工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红枣加工拉走的事实，法院以上诉人支付了加工费、纸箱费、胶带费31000元，按交易习惯推断三上诉人提走红枣，不符合客观事实，三上诉人未从二被上诉人处提走过红枣。另外，三人的合伙关系是临时组成，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否认三上诉人的合伙关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违反举证程序，在一审闭庭数月，告知三上诉人，二被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要求上诉人前去质证，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当庭答辩称，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崔克良、齐香芬、周艳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返回原告红枣款216783元（30.095吨×8元/公斤），加工费30100元，合计24688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向被告张志强、李建儒开办的《旺源枣业》送去16678公斤红枣（红枣收据号及对应的数量如下：1122600号8058公斤、1122549号970公斤、1122542号7650公斤），进行加工，原告周艳灵送去15695公斤红枣（红枣收据号及对应的数量如下：7928423号3954公斤、1122495号5039公斤、7928422号6440公斤、7928424号262公斤）进行加工。2016年1月3日原告崔克良向二被告支付14.4吨红枣的加工费、纸箱费、胶带费、内膜费30100元后将加工好的1197件红枣提走，被告张志强当日向原告崔克良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今有齐香芬加工红枣14.4吨，用箱子1197个，加工费包括箱子计款叁万零壹佰元付清，有2016年元月3号转账旺源果业张志强2016年元月3号。”红枣加工费每吨1800元，每包装一箱红枣所需的纸箱、胶带、内膜费用为3.5元。
原告崔克良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只主张原告周艳灵交付的15695公斤及被告张志强出具的证明上的14.4吨的部分。原告崔克良自愿放弃主张部分的红枣总重量为2278公斤。
2016年1月29日，经原告周艳灵同意二被告根据本地红枣加工行业的交易习惯将原告周艳灵交红枣加工厂加工好的709件成品红枣以52500元的价格销售与他人，扣除加工费28523元后，余款23977元被告支付给原告周艳灵的丈夫。
原告崔克良与原告齐香芬系夫妻关系。原告崔克良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与原告周艳灵系合伙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周艳灵与被告张志强、李建儒之间虽然没有书面的红枣加工合同，但三原告将自己的红枣交二被告的红枣加工厂进行加工并口头约定加工费的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加工合同，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对该加工合同的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本地红枣加工交易习惯交付加工人在出售加工好的红枣或提取加工好的红枣时支付加工费，而在本案中原告崔克良在2016年1月3日支付14.4吨红枣的加工费、纸箱费、胶带费、内膜费共计30100元，现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夫妇持二被告在原告将红枣送进加工厂时出具的收据认为自己没有收到加工好的红枣，将加工好的红枣继续放在二被告处不符合常理，也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告周艳灵与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夫妇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不足，二被告也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原告崔克良、齐香芬要求二被告按照每公斤8元赔偿其红枣的诉讼请求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加工承揽合同，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将红枣交付二被告加工，二被告已经将本案争议的红枣加工完毕，现二原告主张二被告退还加工费301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周艳灵与原告崔克良、齐香芬不存在合伙关系，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原告周艳灵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周艳灵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二被上诉人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证人证言，证明证人作为二被上诉人的客户，在二被上诉人经营的“旺源枣业”红枣加工厂加工红枣的流程，红枣进厂要过磅，目的是为结算加工费，出厂时将加工费结算清，客户自己拉走红枣，如未能及时卖出红枣，也可暂时将红枣寄放在二被上诉人的加工厂内；证据2，接处警情况登记表一份和阿克苏垦区公安局荒地巴扎派出所证明一份,内容均为2016年1月3日,双方为拉红枣发生经济纠纷向派出所报警的事实经过;证据3,刘某某在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的空白处书写证明一份、银行流水账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刘某某系河北省河间市客商到新疆阿克苏购买红枣，遇崔克良卖枣，在“旺源枣业”看崔克良加工过的枣子，最后成交了631件，交易中崔克良与枣厂发生矛盾，公安部门出面协调的事实，银行流水账单证明加工费系转账给付。三上诉人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的证人未在原审出庭作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且证人是被上诉人提供，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可证据2的报警事实，但认为是双方发生冲突，手受伤而报的警；认为证据3书写证明材料的本人应出庭，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可。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关于证据1，因本案未进行过庭前证据交换，证人证言主要证明其作为客户到加工厂加工红枣的流程，反映客观事实，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采信；关于证据2，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对于原因，接警记录记载，依法予以采信；关于证据3，证人未出庭作证，以证明的形式提交，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周艳灵送去的15695公斤红枣系周艳灵出资购买，因不懂红枣品质，协商由崔克良带着收购红枣。2016年1月3日，上诉人崔克良向阿克苏垦区公安局荒地巴扎派出所报警，根据接警记录，崔克良与李建儒因拉红枣一事发生经济纠纷，派出所民警建议双方当事人到司法所或法院解决。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双方系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无争议，对承揽物的交付加工事实无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承揽物完成加工后是否交还定作人。首先，根据双方无争议的派出所接警记录，2016年1月3日，上诉人崔克良作为定作人去被上诉人处拉红枣时，双方产生纠纷，上诉人崔克良报警。派出所虽以双方系经济纠纷未予处理，但可以证明在当天上诉人崔克良拉红枣的事实，结合上诉人崔克良支付红枣加工费的事实，可视为双方加工承揽合同交付承揽物已完成。其次，三上诉人出具的过磅收据，一则作为收取加工费的计算依据，二则作为收到承揽物的依据，因红枣经过加工后的成品会形成不同等级和分装，红枣加工厂不再以过磅为交付前提，而以收取加工费为拉运红枣的前提条件，符合交易习惯。最后，二被上诉人经营红枣加工厂以加工红枣收取承揽费为经营手段，私自占有和出卖承揽物会严重影响二被上诉人的经营声誉，二被上诉人没有必要为此付出诚信风险，且三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二被上诉人私自侵占和出卖其红枣的事实。故，可认定承揽物加工完成后已交付定作人，三上诉人请求返还红枣款及加工费共计246883元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另外，关于上诉人崔克良与上诉人周艳灵是否是合伙关系与承揽物的交付无直接关系，本院不作认定，由其双方自行处理。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3元，由上诉人崔克良、齐香芬、周艳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俊锋
审判员 琚红彬
审判员 徐 敏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杨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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