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2民初341号
原告：徐文安。
委托代理人：杨繁华，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鲁启国。
委托代理人：唐晓风，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范志恒，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文安与被告鲁启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吴媛媛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6年3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繁华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唐晓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文安诉称：原、被告系师徒关系。被告参与其表弟的理财项目，多次向原告借款并还款。但双方均为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合同。2014年6月22日、26日、7月9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分别转给被告4300000元、2000000元和1000000元。该款项性质原告认为系借款，当时口头也说是借款，但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协议。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于当年归还了3000000元，但尚有4300000元拒不归还。2015年10月，原告诉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返还4300000元本金及利息，但被告抗辩不是借款。由于原、被告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协议，原告无证据证明上述款项为借贷法律关系。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判定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告败诉。原告认为，原告基于与被告此前的交易和对被告的信任将款项转给被告，原告认为该款项为借款，被告不认可此款项性质为借贷，则原、被告就借贷的意思表示未达成一致，原、被告未成立借贷法律关系。但被告又收取了原告的款项，故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将收取的原告款项返还给原告。现被告仅归还了3000000元，尚余4300000元未归还，应承担归还原告4300000元及原告利息损失的责任。现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决：1、被告归还原告人民币4300000元；2、被告支付自2014年6月22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原告资金利息损失408600元（暂计算至2016年1月21日，计578天，按年利率6%计算）；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鲁启国答辩称：关于4300000元投资款项的风险承担问题，本案原告已经与被告在法院进行过一次诉讼，并且形成了（2015）杭上商初字第2415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在该案中，由于法院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不成立”，原告企图通过诉讼方式转嫁自身投资风险的首次尝试宣告失败。被告认为，本次不当得利之诉，不过是原告的“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而必须指出的是，原告在本次诉讼中的法律缺陷更为明显，其诉讼请求仍然不能成立。一、从情理和常识而言，原告企图通过诉讼手段转嫁其投资风险的做法是极不诚实的，也是非常缺乏担当的。对此，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如同被告曾在（2015）杭上商初字第2415号案件中陈述的一样，原、被告之间款项往来的客观事实是：在2014年6月之前的数年时间里，案外人斯辉苗因其“企业转贷”（又称“过桥贷款”）业务成功率高、周期短、回报足等特点，在坊间被传颂为“理财能人”。那几年里，希望有机会与斯辉苗建立投资合作关系的人很多。被告及部分亲友自2012年参与之后，几笔投资的获利也颇为丰厚。正是了解到这种情况，原告于2013年4月也主动要求参加。并且，和被告的其他亲友一样，统一通过被告的银行账户完成与斯辉苗之间的款项收付事宜。银行往来资金账目可以清楚地显示，随着一笔又一笔投资回款和高额收益的到位，原告在追逐后续投资项目中投入的资金量呈现出层层加码的态势。甚至，当其他部分投资人都已知足常乐、见好就收时，原告却依然不顾风险、沉迷其中。本案讼争的4300000元，就是其中一笔。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2014年6月之后，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斯辉苗在款项回收事宜上开始对投资人失信。从拒付收益到拒付本金，斯辉苗可谓是百般推托，直至目前东躲西藏，已音信渺茫。为此，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括本案原、被告在内的众多投资人都已经心力交瘁。但是，“风险自担”是投资市场的铁律。“冤有头、债有主”则是人生常识。必须看到，无论是合作愉快阶段的茶叙、宴饮、钓鱼娱乐；抑或是风险发生后的堵门、扣车、写还款承诺，甚至召集人手于2014年除夕到斯辉苗的农村老家拉横幅讨债，原告自始至终都非常清楚，斯辉苗才是其投资项目的合作者，也才是应当对投资失败给出说法的人，而非被告。正如起诉状所述，原、被告本是师徒关系。事实上，因斯辉苗失联而发生投资风险的人，也绝非原告一人。但原告在向斯辉苗的索赔陷入困境时，为了转嫁投资风险而编派说辞，一次又一次地向被告提起官司，令被告感到十分委屈、伤心和愤怒。被告认为，对于原告这种极不诚实，也缺乏风险担当的行为，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二、从法理和证据而言，原、被告之间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并非就是不当得利。本案原告在无法证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成立时将不当得利制度作为一种“救济手段”，于法无据。首先，不当得利制度是一项独立的民法制度，并非当事人肆意用于追求其主观上的所谓“公平结果”的工具。同时，不当得利制度也不是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负有衡平调节任务的更高层次的法律。本案原告由于在另案中未能达成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明责任，就企图在本案中适用不当得利制度，已完全违背了我国法律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设置目的和立法本意。其次，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原告在不当得利之诉中本应举证证明：1、其受到损失；2、被告获得了不当利益；3、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及受损结果之间无法律上的原因。但是，原告在诉状的“事实及理由”部分却已经明确其是主动以转账方式将涉案款项给付被告，并始终坚信该款项为“借贷合同”性质。即，原告已经自认了“在其意识控制中”所实施的给付行为并不存在意思表示方面的“欠缺”或者“误判”。由此，所谓的“不当得利”已然不可能成立。再次，本案被告根本没有因为原告的利益受损而“得利”，更谈不上“不当得利”。原、被告双方在（2015）杭上商初字第2415号案件中各自出示的历史交易明细表已经清楚显示，被告的账户实际只是原告与案外人斯辉苗之间合作投资款项往来的“渠道”而已。事实上，无论原告在与斯辉苗合作前期所获得的丰厚“投资回报”，抑或当前所陷的“投资风险”，被告都并没有从该等资金往来过程中产生任何“得利”，何谈返还？最后，已经由（2015）杭上商初字第2415号生效判决书认定的《历史交易明细表》等证据还能够证明，原告在数十笔款项往来过程中的收益率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最低时月利有1.5%、最高时则达5%，凡此种种均表明：原告通过被告账户转付斯辉苗的每一笔款项，既不是其在另案中声称固定月息3%的“借款”，也不是本案所谓的“不当得利款”，而是收益并不确定的“风险投资款”。必须指出的是，本案讼争的4300000元作为数十笔款项中的一笔，与其他“连本带利”回报给原告的款项并无任何不同，不容得原告将其单独剥离出来赋予一个特殊性质，并进而推导出“赚了是该赚，亏了就不认”的荒唐结论。综上所述，本案原告的诉请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徐文安为证明自己的诉称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银行历史明细单一组，证明2014年6月22日、26日、7月9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分别转给被告4300000元、2000000元和1000000元，被告在收到上述款项后，于当年归还了3000000元，但尚有4300000元拒不归还；
2、协议书一份（署名被告），证明被告许诺原告，被告向其表弟追债所得款项用来归还原告；
3、协议书一份（署名斯辉苗），证明被告向其表弟追债，其表弟许诺以车抵债给被告；
4、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无证据证明借贷关系，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被告鲁启国为证明自己的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频率高，除了4300000元未汇回，2014年6月26日的2000000元、7月9日的1000000元原额汇回外，其余为增加金额汇回；
2、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一组；
3、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凭证三份；
证据2、证据3共同证明2012年至2014年间各投资人通过被告鲁启国的渠道向斯辉苗进行投资的情况，从而说明原告交付给被告的款项都按照双方议定的方式将款项交付给了斯辉苗，之后斯辉苗再将款项汇给被告，被告进行分拆后再转入各个投资人的账户中；
4、鲁启国资金渠道各投资人往来明细表一份；
5、鲁启国资金渠道汇总表一份；
证据4、证据5共同证明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期间多个投资人通过鲁启国的渠道向斯辉苗汇款的事实；
6、徐文安通过鲁启国账户投资款流向表一份，证明徐文安、鲁启国与斯辉苗的款项往来，徐文安因投资收益颇丰，投资款层层加码，被告并无不当得利；
7、徐文安历次投资收益计算表一份，证明原告的历次投资收益，不存在每月固定月息3%，收益处波动状态，符合风险投资性质；
8、斯辉苗路虎车的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各一份，证明4300000元的款项返还人应为斯辉苗；
9、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两份，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
10、开庭笔录一份，证明原告不诚信，2013年原告即知道款项流向斯辉苗。
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在庭审中均进行了质证，双方的质证意见如下：
一、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显示原、被告之间款项交付的事实，但并没有显示出款项交付是基于借贷关系还是投资关系或其他关系；且原、被告之间款项交付是相互的，频率很高，不能证明是不当得利；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协议书恰恰显示应由斯辉苗承担款项返还的义务；对证据3的真实性表示无法判断；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
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恰恰印证被告收取原告4300000元款项的事实；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对证据4至证据7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系被告单方制作，被告单方给予利于被告的定性；对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斯辉苗名下的车辆，且印证了原告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对证据9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被告单方的陈述，且这份材料可以明显看出，被告与斯辉苗之间是借贷关系，而不是被告主张的投资关系或被告仅是一个“渠道”；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
综合原、被告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作如下认证：
一、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证据2，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对象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证据3，因系案外人书写，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
二、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至证据3、证据8至证据10，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对象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证据4至证据7，因系被告单方制作，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原、被告系师徒关系。从2013年4月11日起，原告分期分批向被告银行账户汇入资金30800000元，上述资金汇入被告账户后，被告即汇入案外人斯辉苗账户；其中，2014年6月22日原告向被告银行账户汇入4300000元，2014年6月26日汇入2000000元，2014年7月9日汇入1000000元。被告在收到斯辉苗汇入的款项后，又分期分批汇给原告；其中2014年6月22日的4300000元未汇回，2014年6月26日的2000000元、2014年7月9日的1000000元原额汇回，其余款项均为增加金额后汇回。
另查明，原告曾为与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至本院，要求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300000元、支付利息500000元。本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杭上民初字第241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能够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430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获利必须无法律上的原因，这一要件是不当得利制度上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因为原告主动给付该款，原告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本案中，根据原告在本案民事起诉状中以及之前的民间借贷案件中的陈述，原告给付被告款项，是基于相信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原告汇款给被告时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并不欠缺给付的原因。其次，不当得利制度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它并非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负有衡平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公平原则已具体化于它的构成要件中。原告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因被告否认，原告无法完成举证责任，在诉请被驳回后，再主张不当得利，实质上是原告试图用不当得利制度来追求其主观上的“公平结果”，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综上，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文安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469元，减半收取22234.5元，由原告徐文安负担，退回原告2223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代理审判员 吴媛媛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化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