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802民初2255号原告（执行案外人）：邵大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王希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湖北中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鑫，执行董事。第三人（被执行人）：李鑫。原告邵大雄与被告王希理、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星公司”）、第三人李鑫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邵大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被告王希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邵大雄申请的证人李庆、周春燕出庭作证，被告鑫星公司及第三人李鑫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邵大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公司的股份中有20万元系为邵大雄代持股份，对王希理的执行申请不予执行；2.请求判令鑫星公司将邵大雄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事实及理由：2010年11月，李鑫拟将鑫星公司的注册资本从50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因缺少资金，邀请邵大雄入股，邵大雄于2011年6月15日向鑫星公司投入资金20万元作为股金，并由鑫星公司出具了收据，邵大雄成为鑫星公司股东，并与李鑫约定由李鑫代持股权。2016年3月22日，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2016）鄂0802民初129号民事判决】，判令李鑫支付王希理300万元。因李鑫未履行生效判决义务，王希理申请执行李鑫名下的鑫星公司的股权，其中包含李鑫代持的邵大雄的股权。邵大雄认为，李鑫代持的邵大雄20万元的公司股权系邵大雄的财产，王希理无权申请执行。邵大雄的20万元的公司出资对应股权虽未在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由李鑫代为持有，但邵大雄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享有股东的权利。诚然，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但必须针对的是善意第三人。本案中，王希理不能成为善意第三人。邵大雄自2010年10月成为公司股东后，多次参加公司股东会议，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王希理自2012年5月9日成为鑫星公司股东前后，也多次参加公司的股东会议，介入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的股东情况是明知的，也了解李鑫代邵大雄持有股份的情况。因此，对王希理而言，邵大雄持有的公司股权是否在工商部门登记并不影响王希理的认知，王希理不具备善意第三人的地位，无权对邵大雄的股权申请执行。为此，邵大雄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王希理辩称，邵大雄诉称其在鑫星公司的股权由李鑫代持的事实不能成立，邵大雄提起本案诉讼是为了帮助李鑫逃避债务，应驳回其诉请。鑫星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权利。李鑫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认可邵大雄诉称的事实和诉请。当事人围绕主张的事实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事实，邵大雄提交了下列证据：A1、鑫星公司2011年6月15日出具的收据一份，证明：邵大雄向鑫星公司入股的事实。王希理对收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收据记载时间是2011年6月15日，但鑫星公司完成增资的时间是2010年12月1日，故该款项与股金无关，并且收据没有转账凭证印证。A2、荆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公司变更通知书，证明：王希理在2012年5月9日成为鑫星公司股东，入股时间在邵大雄之后，其在入股鑫星公司时应对股东状况有所了解。王希理对公司变更通知书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鑫星公司的股东是李鑫和王希理，不能证明李鑫代持邵大雄的股份。A3、会议记录三份，证明：王希理明知邵大雄是鑫星公司实际出资人，股份由李鑫代持，王希理不是善意第三人。王希理对该记录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2014年2月24日的《工作协调会议纪要》是复印件，在邵大雄提交的会议本上未找到对应的记录；2013年8月13日的会议记录仅仅讨论王希理退股事宜，不涉及其他问题，并且没有参会人员签名。王希理提交了工商备案登记资料一组，证明：鑫星公司股东是李鑫和王希理，鑫星公司注册资本从50万元增资到1000万元在2010年12月1日完成。邵大雄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工商登记的股东是李鑫和王希理，并不能否认李鑫代持他人股份。证人李庆陈述，其和李鑫是鑫星公司股东，之后将股份转让给王希理；邵大雄出资的收据是其开具的；2014年2月22日的会议纪要和2017年7月6日的会议记录是其记录的。证人周春燕陈述，其从2010年起被李鑫聘请到鑫星公司办公室工作，2013年8月13日的会议记录是其根据参会人员的发言如实记录的。邵大雄对两位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王希理对证人的资格有异议。李鑫庭前向本院提交一份声明，内容为：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间，邵大雄等八人分别入股其筹备的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因公司名称被他人注册在先，入股资金转入鑫星公司（邵大雄出资20万元），八人出资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股权由李鑫代持；邵大雄等八人一直在鑫星公司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享受股东利益，多次参加股东会议，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李鑫同意将邵大雄等八人登记为公司股东；王希理入股时，李鑫已告知名下股权包括代持的邵大雄等八人股份，八人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管理，王希理明确表示该股权都在李鑫名下代持，暂时只认李鑫。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证据A1，收据加盖有鑫星公司公章，有经办人李庆签名，结合李庆关于收取邵大雄等八人款项事实的陈述，本院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至于该款项是否是邵大雄入股鑫星公司的出资款，涉及本案争点，本院在判决理由部分认定。对于证据A2，工商部门出具的公司变更通知书是对鑫星公司股东和持股比例登记情况的客观反映，本院对其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证据A3，涉及三份会议记录的真实性问题，李庆、周春燕虽然与李鑫存在亲属关系，但其作为会议内容的记录人，具有证明该事实的资格，从证人陈述的事实以及会议记录复印件与会议记录本原件核对情况看，会议记录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对三份会议记录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三份会议记录均无邵大雄出席的记载，会议内容也无法反映邵大雄以股东身份参与了鑫星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故本院对A3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王希理提交的工商备案登记资料，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李鑫提交的声明，从证据类别看属于当事人陈述，其陈述事实包括两方面：其一，邵大雄转款20万元为入股出资，李鑫代持邵大雄股份；其二，王希理知晓李鑫代持邵大雄股份。这两方面事实正是本案争点所在，本院在判决理由部分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鑫星公司于2007年4月27日注册成立，原注册资金为50万元，其中李鑫出资30万元（占股60%），王金荣出资20万元（占股40%）。2010年12月1日，鑫星公司申请增资到1000万元，股东变更为李鑫、李庆，其中李鑫出资800万元（占股80%），李庆出资200万元（占股20%）。2012年5月9日，工商部门核准鑫星公司变更投资人和股权，变更后李鑫出资600万元（占股60%），任执行董事，王希理出资400万元（占股40%），任总经理。2010年11月6日，李庆经手向邵大雄出具一张收据，记载“今收到邵大雄股金贰拾万元整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并加盖鑫星公司公章。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希理与被执行人李鑫合伙纠纷一案时，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6）鄂0802执33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了李鑫在鑫星公司60%的股权份额；2016年7月11日，作出（2016）鄂0802执337号之六执行裁定书，裁定对上述股权份额予以拍卖。邵大雄以其为李鑫名下隐名股东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要求中止对上述股权的执行。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鄂0802执异6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驳回邵大雄的异议请求。邵大雄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鑫是否为邵大雄在鑫星公司代持股权；二、若李鑫代持邵大雄股权，王希理对此是否知情；三、邵大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归其所有的股权是否有依据；四、邵大雄请求鑫星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及确定出资额是否有依据。本院认为，本案因王希理申请执行诉争股权，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股东取得完整无瑕疵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须符合两个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以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形式要件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涉及交易第三人时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一般情况下，取得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是统一的，但也存在例外情形，例如登记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时，此时即涉及隐名股东资格确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判断隐名投资的股权归属应以实际出资为依据，即实际出资具有推翻形式登记的内部效力。从公司股东的外部债权人来看，由于股权登记具有公示效力，隐名股东不得以其实际出资对抗名义股东外部善意的债权人。本案处理的关键即在于邵大雄是否具有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以及邵大雄能否以其享有诉争股权的出资人权益对抗名义持股人李鑫的债权人王希理的执行行为。关于李鑫是否为邵大雄在鑫星公司代持股权的问题。邵大雄和李鑫均主张双方存在代持股权合同关系。本院认为，鑫星公司出具收据明确载明20万元系股金，表明鑫星公司认可邵大雄的出资人身份。从股东出资的要求分析，股东出资是股东（包括发起人和认股人）在公司设立或者增加资本时，为取得股份或股权，根据协议的约定以及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即股东直接出资一般发生在公司设立或增资时。鑫星公司成立于2007年，并在2010年12月1日完成增资，出具收据时间是2011年6月15日，表明邵大雄实际交款时间在鑫星公司成立和增资之后，故邵大雄的交款不属于增资时对鑫星公司的直接出资。但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可见，股东可以转让出资（股权），受让人支付对价受让股东转让的出资后，也可以取得对公司的出资人身份。本案中，鑫星公司出具的收据明确载明收款系“股金”，原鑫星公司股东李鑫、李庆均认可邵大雄持有鑫星公司出资额20万元对应的股权，李鑫实际收取了邵大雄的交款，并认可与邵大雄在鑫星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代持股权合同关系，故可以认定邵大雄交纳的20万元系受让李鑫持有的鑫星公司出资，即属于邵大雄通过受让方式完成对鑫星公司出资，该转让出资行为获得另一股东李庆认可，转让行为有效。邵大雄的出资未记载于鑫星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系对鑫星公司的隐形出资。收据记载款项由李鑫收取，且李鑫、李庆均陈述李鑫收款后用作出资鑫星公司，因此，可以认定对该20万元出资李鑫是名义出资人，邵大雄是实际出资人，即李鑫与邵大雄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代持鑫星公司股权的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该合同为有效合同。邵大雄已依据该合同履行了出资义务，理应享有投资人的相关权利。故本院对于邵大雄要求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公司的股权中有20万元出资额对应股权系为邵大雄代持股权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王希理对李鑫代持邵大雄股权的事实是否知晓的问题。本院认为，从邵大雄提交的三份会议记录看，均无邵大雄出席的记录，不能表明邵大雄以股东身份参加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但考虑到下列事实：第一，邵大雄系鑫星公司实际出资人，且出资在王希理之前，对于公司内部而言，股东权利的取得以实际出资为依据，邵大雄、王希理均实际出资，王希理不能以邵大雄未取得股权登记对抗其股东权利；第二，邵大雄的交款情况记载于鑫星公司财务账簿，王希理入股鑫星公司后一直担任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理应对鑫星公司的会计账簿和财务资料有清楚的认识；第三，鑫星公司的部分隐名股东实际参与了鑫星公司的管理经营，王希理对李鑫名下代持隐名出资的事实明知并认可；第四，鑫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鑫认可邵大雄的隐名股东身份。鉴于此，应推定王希理对邵大雄系鑫星公司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以及邵大雄与李鑫之间的代持股合同关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关于邵大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属其所有的该部分股权是否有依据的问题。邵大雄主张，王希理对于李鑫代持其股权，以及邵大雄一直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明知，不属于善意第三人，邵大雄有权以实际出资对抗王希理对李鑫持有的股权的执行行为。本院认为，股权代持协议系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关于出资权利义务的约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协议仅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效力。对外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此处的“外部债权人”应为善意债权人，即债权人对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代持股权行为不知情，只有如此，外部债权人对于股权公示信息的信赖才是合理的。本案而言，对于诉争的20万元出资对应的鑫星公司股份，李鑫是名义出资人，即显名股东，邵大雄为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根据合同相对性，显名股东李鑫与隐名股东邵大雄之间的股权代持合同仅在李鑫和邵大雄之间发生法律效力。王希理系显名股东李鑫的债权人，其与李鑫同为鑫星公司股东，对于邵大雄系实际出资人以及李鑫持有的股权中包含代持的邵大雄部分股权的事实应当知悉，即王希理对于登记在李鑫名下的股权的信息应有充分认识，故王希理不属于善意的债权人，进而，邵大雄可以以实际出资人身份以及与李鑫事实上的代持股合同关系对抗王希理对李鑫持有的本案诉争部分股权的强制执行行为。因此，对于邵大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归其所有的股份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邵大雄请求鑫星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是否有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换言之，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该条所规定的“公司其他股东”应指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之外的其他登记股东。本案中，鑫星公司登记股东为李鑫和王希理，因李鑫代持邵大雄股权，其不能行使对该事项的表决权，王希理明确表示不同意将邵大雄登记为股东和确定出资额，故邵大雄的该项请求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条件，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邵大雄与李鑫之间存在代持股合同关系，邵大雄请求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公司的股权中有20万元出资额对应股权系为邵大雄代持股权，并不得执行该部分股权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邵大雄要求鑫星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李鑫持有的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中有2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系为邵大雄代持股权；不得执行李鑫代持的邵大雄享有出资权益的2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驳回邵大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邵大雄负担100元，王希理负担4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明强人民陪审员  王 芳人民陪审员  陈冬梅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张小敏书 记 员  刘宵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