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32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荷光路第一工业区22号江韵大厦一楼101-103房、106房及七楼。
负责人：郑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清榜，该分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丹，女，汉族，1990年2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渠县，现住广东省佛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亮，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丹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190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人寿财险广州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存在重大失误。涉案事故发生后，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委托了佛山市南海区万隆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以下简称万隆达肇庆分公司）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本案疑点重重：1．深夜敏感时间出险；2．标的车与三者车受损严重，损失较大；3．车主要求驾驶员不配合公司调查，存在“调包”现象。通过赖文彪的笔录可以得知，粤Ｙ×××××车驾驶员不是邹红磊，而是张天宁。赖文彪只是因为害怕遭到打击报复，所以没有在现场向交警进行揭发。事后，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将调查掌握到的情况反馈给交警里水中队，梁警官随后约了粤Ｙ×××××实际驾驶员张天宁到交警队商讨相关事宜，但张天宁当天并没有在约定时间到达。从其表现来看，张天宁对涉案事故存在隐瞒。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现有证据材料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实存在矛盾，足以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对此未予以充分考虑，且没有申请目击者出庭接受询问或前往交警队调取涉案交通事故的档案，导致事实认定不清，判决依据不足，依法应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后予以改判。（二）根据本案保险条款约定，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保险人不用赔偿。因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应由邓丹承担，人寿财险广州公司无须承担。
邓丹辩称，人寿财险广州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在二审补充提供的两份证据材料，并非法律意义上“新的证据”，邓丹对此不予质证。首先，人寿财险广州公司所提交的《调查报告书》表面上的取得时间是在一审开庭之前，但是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一审并未参加庭审，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该证据，其逾期提交该份证据没有合理的理由。其次，邓丹也无法核实该《调查报告书》的真实性。再次，从证据形式来看，该《调查报告书》中包含了证人证言，但是证人的身份信息不明，身份证号码缺失，法庭不应组织质证，也不应采纳。另外，邓丹在购买保险时从未看过《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从未在邓丹购买保险时向其解释说明，因此，法庭不应采纳该份证据。2．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各方的权责应当以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准。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如果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任判定不妥，则应当积极行使申辩的权利，但其却既未申请复议，也未提起诉讼，甚至缺席一审开庭。在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被推翻之前，各方的权利义务都应当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为准。3．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于一审开庭前后都曾联系邓丹协商调解，希望赔偿金额能够“打折”，因邓丹不同意，故此才提起上诉。
邓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的范围内向邓丹赔付第三者的车辆损失12657元及被保险车辆损失7302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4日，邓丹就其名下车牌号为粤Ｙ×××××的奔驰小轿车向人寿财险广州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予以承保并向邓丹出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以下简称交强险保单）及《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险单》（以下简称商业险保单）。交强险保单记载：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保险期间自2017年1月21日零时起至2018年1月20日二十四时止。商业险保单记载机动车损失保险267220元、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率险等。保险期间自2017年1月21日零时起至2018年1月20日二十四时止。
上述保险单所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载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因保险事故损坏的受害人财产需要修理的，被保险人应当在修理前会同保险人检验，协商确定修理或者更换项目、方式和费用。否则，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有权重新核定等条款。
上述保险单所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载明：1.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碰撞、倾覆、坠落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全部或部分损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2.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3.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减少损失，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方式处理交通事故的，应当立即通知保险人；4.因保险事故损坏的被保险机动车，应当尽量修复。修理前被保险人应当会同保险人检验，协商确定修理项目、方式和费用。对未协商确定的，保险人可以重新核定。
2017年5月3日，邓丹的朋友邹红磊驾驶邓丹名下车牌号为粤Ｙ×××××的被保险车辆在佛山市南海区恒大御景半岛H5停车场内自南往北方向行驶，因采取措施不当与吴志明名下的车牌号为粤AG××××及龙达强名下的粤AH××××的第三者车辆发生碰撞，导致被保险车辆的车头与第三者车辆的车右前角及车尾受损。事故发生后，邓丹随即向人寿财险广州公司报案。人寿财险广州公司接到邓丹的报案后，即时派员到场查勘。此外，邓丹还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报警，该大队向邓丹出具编号为20170018784及20170018785《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邹红磊对涉案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2017年5月3日，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向邓丹出具《机动车辆保险简易赔案确认书》，认定粤AG××××第三者车辆的修复金额为10617元，粤ＡH××××第三者车辆的修复金额为2040元。
2017年5月9日，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向邓丹出具《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认定被保险车辆的损失金额为73024元。2017年5月17日，邓丹将被保险车辆送往佛山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修复。
对于被保险车辆及第三者车辆的定损及修复情况，邓丹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估价单》、《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车损案件旧件回收、复勘通知（确认）单》、《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快速服务单》等证据加以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邓丹就其名下车牌号为粤Ｙ×××××的小轿车向人寿财险广州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予以承保并向邓丹出具了相应的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单，上述保险合同及所附保险条款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上述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保险期间内，邓丹就被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及粤ＡG××××、粤ＡH××××第三者车辆受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且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在事故发生后也派员到场对涉案事故造成的损失作出查勘及定损。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应予理赔。一审庭审中，邓丹就涉案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修复金额73024元、粤ＡG××××第三者车辆修复金额10617元、粤ＡH××××第三者车辆修复金额2040元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出具的定损确认书、维修发票等证据，足以认定被保险车辆及第三者车辆损失的事实。故邓丹诉请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向邓丹赔付被保险车辆损失73024元及第三者车辆损失12657元，以上合计共85681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人寿财险广州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审理。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丹赔付保险理赔款85681元。如果人寿财险广州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40元，由人寿财险广州公司负担。
经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期间，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由万隆达肇庆分公司出具的《调查报告书》以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拟证明被保险车辆驾驶员存在“调包”、毁灭证据的情形，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可予免责。邓丹认为，以上补充证据材料为人寿财险广州公司故意逾期提交，故不同意质证，并对其证据形式提出异议。鉴于以上补充证据既非一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亦非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的证据”，也不具有逾期提交的正当理由；况且，调查报告并非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直接以其调查意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缺乏充分法律依据；该报告亦载明“仅供保险理赔参考之用，不作其他任何用途”，而报告中所附相关证人笔录因证人的身份信息不明确，人寿财险广州公司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有关陈述无法作为证人证言予以采信，故此，对于以上补充证据材料，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采纳。
本院二审另查明：1.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2017年5月3日5时15分，邹红磊驾驶粤Ｙ×××××车行驶至肇事地点时，因采取措施不当与吴志明名下粤ＡG××××车和龙达强名下粤Ａ×××××车发生碰撞，导致涉案交通事故。2.本案一审于2017年9月26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二审补充提交的《调查报告书》载明的出具时间为2017年6月26日。3.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二审庭询时确认，其并无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证人出庭作证及请求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申请，交警部门至今也没有就其反映的驾驶员“调包”的问题作出新的处理意见，并表示其一审是因记错开庭时间没有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存在被保险车辆驾驶员“调包”的情形，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据此，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内容，提出异议的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作为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尽管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二审补充提交了由案外人万隆达肇庆分公司出具的《调查报告书》，但是，对于该报告书未能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供的理由，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并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该报告书依法应不予采纳。况且，调查报告并非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以上报告更载明“仅供保险理赔参考之用，不作其他任何用途”，据此，其调查意见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报告中所附相关证人笔录因证人的身份信息不明确，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也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故有关陈述亦无法作为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再者，虽然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上诉称其已向交警部门反映了被保险车辆驾驶员“调包”的问题及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但交警部门至今并无作出新的处理意见，前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并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人寿财险广州公司已派员到场查勘定损，但直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并无任何证据显示该公司曾对驾驶员“调包”的问题提出过异议；甚至在本案一审期间，人寿财险广州公司经人民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明显怠于行使自身诉讼权利。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上诉请求免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
至于诉讼费用的负担问题，本院认为，《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本案纠纷是因人寿财险广州公司未能及时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而引发，作为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人寿财险广州公司亦在诉讼中败诉，一审法院为此决定由其负担相应的诉讼费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人寿财险广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4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筱锴
审判员 邹迎晖
审判员 吴晓炜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蔡晓倩
邓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