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2民终101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海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瀚，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剑，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爱迪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建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勇，山东康桥（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清，山东康桥（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海波因与被上诉人青岛爱迪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5）北民初字第5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海波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5）北民初字第5442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爱迪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爱迪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1）一审判决关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合法成立，被告应当偿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认定有违常理，亦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假设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按照正常交易习惯，如此大额度的借款，理应由借贷双方签订较为规范完整的借款合同。但本案未签订任何协议文件，亦无相关借据、收据等债权凭证，甚至连最基本的“还款期限”都未约定。而爱迪公司在款项“出借”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既未要求于海波偿还，也从未敦促，将案涉款项认定为“借款”显然有违常理。其次，一审中于海波向法庭提交了其在爱迪公司的工资表，以证明其原先在爱迪公司协助办理项目开发、经营管理工作。结合爱迪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的银行转账支票付款凭证可知，案涉款项收付双方为爱迪公司和第三方，相关凭证载明的款项用途为“还款”、“货款”、“劳务费”、“监理费”等经营费用。结合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案涉款项系于海波作为爱迪公司内部资金拨付手续的经办人履行款项拨付手续而已，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一审判决关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合法成立，被告应当偿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认定，明显有违正常逻辑和生活经验，亦与客观事实不符，应予纠正。（2）一审判决关于“被告在2003年至2004年间共从原告处借到六笔款项金额共计5903000元”的认定存在错误。首先，2003年6月16日的转账支票存根（涉及金额20万元）并非由于海波签署，而爱迪公司也未举证证明该存根与本案存在任何关联性，也无法证明于海波实际得到该笔款项。其次，于海波在一审质证过程中就2003年11月28日转账支票存根（涉及金额33000元）、2004年7月22日转账支票存根（涉及金额4万元）中于海波签字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而非一审判决所称“被告对自己签名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爱迪公司未举证证明上述转账支票存根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也无法证明于海波已经实际收到该笔款项。再者，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相关银行转账支票付款凭证可知，相应款项用于支付“还款”、“货款”、“劳务费”、“监理费”等，收付双方为爱迪公司与第三方，与于海波无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爱迪公司一审期间的相关证据并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判决在此情况下即作出“被告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共从原告处借到六笔款项金额共计5903000元”的认定，有违相关规定，亦与客观事实不符，应予纠正。（3）一审法院未依职权对关键事实进行查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一审法院在已经明确了解案涉款项收款方的情况下，应依职权针对收付款项性质、是否存在实际借贷关系等关键事实，追加实际收款方为第三人予以查明。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此予以充分调查，也是导致关键事实认定错误的原因之一。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一审判决在对关键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况下，其适用法律必然存在错误。本案的发生实际是由于爱迪公司拖欠其合作方的开发收益导致其被起诉，于海波主持正义参与作证，而导致被恶意诉讼。双方并非实际存在借贷关系，这也是时隔十余年的“借款”会再起纠纷的原因所在。爱迪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当之处。1、关于于海波2002年8月7日出具的收据，该份证据已经证明其从爱迪公司借款50万元。根据最高院审理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由于海波证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对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关于于海波2002年10月29日出具的50万元借款单，该份证据也能够证明其借款50万元的事实，且款项是通过现金进行的支付，爱迪公司提交了于海波领取现金的现金支票存根予以佐证。对于该份证据，一审法院也没有认定，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2004年9月24日，案外人孙鹏出具的50万元借款单，该份证据也能证明该笔借款是于海波的借款，一审庭审中，爱迪公司提交的九份证据，其中2004年6月15日、2004年7月22日的借款单也是孙鹏签署的，同时有于海波的签名，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孙鹏与于海波之间的代理关系，所以，2004年9月24日的借款单也是于海波的借款行为。爱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于海波返还借款7403000元及利息（利息主张至于海波实际还款之日，截止到2015年6月12日的利息为13573264元，合计20976264元）；2、本案诉讼费由于海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鉴于于海波于2003年6月16日、2003年11月28日、2004年6月15日、2004年7月22日、2004年8月3日、2004年10月10日共向爱迪公司出具六份借款单（载明的借款金额共计5903000元），爱迪公司均于当日开具转账支票，且转账支票所涉款项均已实际支出，前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于海波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共从爱迪公司借到六笔款项金额共计5903000元。2、爱迪公司提交的于海波于2002年8月7日出具的收到转账支票一张的收据及相对应的转账支票存根（涉及金额50万元）、于海波于2003年10月29日出具的借款单及时间为2003年11月6日收款人为爱迪公司的现金支票存根（涉及金额50万元）、案外人孙鹏于2004年9月24日出具的借款单及相对应的转账支票存根（涉及金额50万元），前述证据于海波均不认可系其向爱迪公司的借款，亦不认可实际收到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前述证据要么并未载明借款关系，要么时间不符且不能证明款项的实际交付，要么并非于海波出具，均不能证明爱迪公司所主张的于海波从爱迪公司借到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该些证据所涉的其他法律关系及纠纷，爱迪公司可待取得相应证据后另案解决。3、关于于海波提交的爱迪公司2002年11月份的工资表，爱迪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虽具有真实性，但无法得出与于海波出具的借款单所涉及的借款关系的关联性，不能证明于海波出具的借款单所涉款项系其为爱迪公司经办业务垫付费用所领取垫付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的，由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根据爱迪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于海波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共从爱迪公司借到六笔款项金额共计5903000元，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合法成立，于海波应当偿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因双方就借款期限及利息均未作出约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于海波应从爱迪公司起诉主张权利之日（2015年6月11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爱迪公司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爱迪公司所主张的另外三笔款项金额共计150万元，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于海波从爱迪公司借到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对爱迪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该些证据所涉及的其他法律关系及纠纷，爱迪公司可待取得相应证据后另案解决。于海波否认与爱迪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辩称系其作为爱迪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员存在为爱迪公司垫付经办业务费用领取垫付款项的情况，借款单系办理业务履行的有关手续，但于海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不足以推翻借款单所载明的借款内容。而且，于海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自己出具借款单所代表的法律意义及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另外，假设存在于海波所述的为爱迪公司经办业务垫付款项而领取垫付款的情况，按照常理，其也应当在垫付款项后用相应的发票、收据等将自己出具的借款单替换出来，爱迪公司不应当再存有于海波出具的借款单。综上，对于海波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于海波偿还爱迪公司借款5903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于海波给付爱迪公司借款利息（利息自2015年6月1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的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5903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爱迪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68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51681元，由爱迪公司负担108990元，由于海波负担4269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海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青岛天也投资有限公司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及公司股东名录各一份。证明：青岛天也投资有限公司系由刘建明、秦淑荣夫妇共同出资设立，而刘建明是爱迪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建军的哥哥。结合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编号为00937177的转账支票、2004年于海波签署的所谓借款单，及招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项下的款项流向为爱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兄嫂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于海波并未实际收到该款项，而于海波签署的所谓借款单，仅为利用该单据办理相关款项的拨付手续，于海波与爱迪公司之间并未发生真实的借贷关系。由上可知，一审法院依据所谓借款单即认定于海波自爱迪公司借到相应款项，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也与支票用途上所标注的“监理费”、“货款”等用途相互矛盾，一审法院存在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二、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青民一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本案中的所谓借款实际用于爱迪公司与合作方青岛保税区顺祺贸易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海琴花园项目。2、合作方委派包括于海波在内的工作人员参与海琴花园的开发经营管理工作，而结合证据一中于海波所要证明的事实可以证明所谓借款单实为办理项目业务款项拨付手续的单据，于海波与爱迪公司之间未发生实际的借贷关系。3、本案发生的原因，系由于爱迪公司拖欠其合作方的合作开发收益，导致被起诉，而于海波及其兄长为主持正义参与作证，本案实际系爱迪公司对于海波的打击报复行为。一审法院存在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爱迪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不能证明青岛天也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与爱迪公司之间的关系，及于海波所主张的编号为00937177的转账支票资金的流向问题。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未生效，已经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同时，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于海波所要证明的事项。本院二审查明：爱迪公司在一审中提交“证据二、于海波于2003年6月16日出具的借款单及支票存根各一份”，于海波在一审中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二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一。……银行支票存根没有被告的签字，不能证明与原告提交的借款单存在关联性，更不能证明实际履行了该借款单标明的资金拨付”，于海波对爱迪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一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被告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爱迪公司在一审中提交“证据四、于海波于2003年11月28日出具的借款单及支票存根各一份”，于海波在一审中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四中支票存根上被告的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借款单上被告签字是真实的……”。爱迪公司在一审中提交“证据六、于海波于2004年7月22日出具的借款单及支票存根各一份”，于海波在一审中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六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五”，于海波对爱迪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五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五中借款单上被告的签字真实性是认可的，两张支票存根上没有被告的签字，所注明的收款人‘于海波’，并非是被告本人书写……”。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虽然出票日期为2003年6月16日的转账支票存根上没有于海波的签字，但于海波对标注日期为2003年6月16日的借款单上其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而转账支票存根记载的日期、金额与借款单记载的日期、金额均相同，且转账支票存根上记载的用途为“借款”，故，可以认定2003年6月16日的转账支票存根与2003年6月16日的借款单具有关联性。虽然于海波主张出票日期为2003年11月28日和2004年7月22日的两份转账支票存根上收款人“于海波”并非其本人签字，但于海波对标注日期为2003年11月28日和2004年7月22日的两份借款单上其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而两份转账支票存根记载的日期、金额与两份借款单记载的日期、金额均相同，且两份转账支票存根上记载的用途为“于海波借款”，故，可以认定2003年11月28日和2004年7月22日的两份转账支票存根与2003年11月28日和2004年7月22日的两份借款单具有关联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爱迪公司主张于海波向其借款，提供了借款单及转账支票存根予以证明。于海波抗辩主张案涉款项并非其向爱迪公司借款，而是其作为爱迪公司内部资金拨付手续的经办人履行款项拨付手续而经手的款项，但于海波并未提供其经手款项交付第三人后由第三人出具的相应收据、发票等证据，于海波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因爱迪公司并未提起上诉，本院对其在二审答辩中提出的主张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于海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121元（于海波预交），由于海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立杰审 判 员  张仁珑代理审判员  阚红艳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邱若璇书 记 员  王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