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8民终1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静怡，女，生于1977年4月18日，汉族，住四川省彭山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龙，男，生于1963年8月27日，汉族，住四川省芦山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骆春芝，女，生于1963年8月22日，汉族，住四川省芦山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川，男，生于1996年8月28日，汉族，住四川省芦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龙，男，生于1963年8月27日，汉族，住四川省芦山县。系杨川之父。
上诉人梁静怡因与上诉人杨文龙、骆春芝、杨川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法院（2016）川1826民初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8日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静怡，上诉人杨川的委托代理人暨上诉人杨文龙，上诉人骆春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静怡上诉请求：1、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杨文龙、骆春芝、杨川连带赔偿梁静怡人身损害赔偿款11944.88元（医疗费6776.88元、护理费540元、误工费414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交通费300元）；2、杨文龙、骆春芝、杨川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一是对梁静怡在原审中提交的第五组证据未予采信，导致在计算梁静怡误工费时与实际收入状况相差甚远，有违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二是在认定事件起因上曲解租赁合同中对“来修去丢”的通常理解，从而导致认定梁静怡在事件中存在过错，最终作出梁静怡承担责任有失公允的判决。二、原审判决梁静怡自行承担35%侵权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在无任何充分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径行判决由梁静怡承担35%的责任，显失公平。本案不应减轻杨文龙、骆春芝、杨川的赔偿责任。因此，依法应由杨文龙、骆春芝、杨川承担全部责任。三、从梁静怡在原审中提交的实际收入证据，原审判决计算误工费明显不当，应当以梁静怡从事服装经营就业人员的实际收入作为其误工费的计算依据。
杨文龙、骆春芝、杨川辩称，一审认定梁静怡的误工费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认可一审的责任划分问题，是梁静怡违反租房协议，伙同唐伏祥、梁小龙和张以燊动手打人。
杨文龙、骆春芝、杨川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法院（2016）川1826民初601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梁静怡的全部诉讼请求，改判骆春芝承担30%的赔偿责任；2、一审、二审的上诉费用由梁静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第6页倒数第5行至第7页的第4行“原告梁静怡以铺面的灯具是其安装为由……后才被人劝开”不是事实。在事发当时，杨文龙、骆春芝正在与拆卸梁静怡铺面内的装饰灯的张以燊理论，梁静怡见后就过来抓住骆春芝的头发，殴打骆春芝，杨文龙就上去拆架，张以燊见状，就从高凳上跳下来和梁小龙一起用拳头殴打骆春芝腰部，将骆春芝打倒在地，同时梁静怡也倒地，双方继续抓扯，杨文龙欲阻止三人殴打自己的妻子，但遭到梁小龙和唐伏祥的阻挡和殴打，杨文龙就与梁小龙和唐伏祥抓扯起来，杨川进来见状后就打了唐伏祥，接着杨文龙、梁小龙、杨川、唐伏祥四人就相互拉扯。二、杨文龙、杨川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实施任何伤害梁静怡的行为，梁静怡的伤害是在与骆春芝抓扯过程中，骆春芝被张以燊和梁小龙打倒后造成的，与杨文龙、杨川无关，故杨文龙、杨川不是侵权行为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审判决责任划分错误。结合本案的事实来看，梁静怡违反双方的《租赁合同》关于装修“来装去丢”的约定，强行将装修的物品拆除，骆春芝为此与其理论，梁静怡对骆春芝实施殴打，之后发生抓扯，在抓扯过程中骆春芝被张以燊和梁小龙用拳头殴打，导致骆春芝和梁静怡倒地受伤。梁静怡违反合同约定存在重大过错，依据《侵权责任法》,骆春芝只能承担30%的责任。
梁静怡辩称，从梁静怡向原审提交的视频可以看出，张以燊被杨文龙推倒，腰部、腿部受伤，根本不可能参与殴打。梁小龙和唐伏祥一直在劝架，也没有对骆春芝进行殴打。杨文龙用扫帚的铁杆对梁静怡进行殴打，唐伏祥在拉杨文龙的时候，杨文龙的儿子杨川拿砖头对唐伏祥和梁静怡进行殴打，杨文龙和骆春芝一直在拉扯梁静怡的头发，梁小龙一直在录视频。后来张以燊把杨川抱住，杨川还在踢梁静怡的腰部。租房协议上约定的“来修去丢”原则，是维修而不是装修的意思。故杨文龙、骆春芝、杨川应承担全部责任。
梁静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文龙、骆春芝、杨川连带赔偿梁静怡医疗费6224.99元、护理费900元、误工费9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营养费180元、交通费300元，共计16784.9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梁静怡承租杨文龙、骆春芝所有的位于芦山县芦阳镇某某街23号铺面经营服装生意，双方签订为期五年的《租房协议》，该协议第5项约定“退租时，乙方（梁静怡）的装修遵循“来修去丢”的原则。要避免损伤钢筋，影响房屋牢固性”。2016年6月梁静怡提出退租，杨文龙、骆春芝同意。同年6月20日18时许，梁静怡在腾退该铺面时，其朋友张以燊到店帮忙并站在一人字梯上拆卸灯具，骆春芝见后便口头阻止张以燊继续拆卸。梁静怡以铺面的灯具是其安装为由与骆春芝、杨文龙理论并争执起来。在此过程中，杨文龙将张以燊站着的梯子推倒，致其从梯子上摔倒在地。此时，骆春芝走向张以燊，梁静怡见后欲阻挡骆春芝，双方遂发生抓扯并倒在地上。杨文龙庚即拿着笤帚参与其中殴打梁静怡和其丈夫唐伏祥，杨川见后手持砖块砸向唐伏祥，张以燊将其抱住劝开，但杨川仍用脚、拳头对梁静怡进行殴打。骆春芝与梁静怡一直躺在地上相互抓扯，后才被他人劝开。派出所民警亦接警赶到现场制止纠纷。梁静怡受伤后于当晚到芦山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轻型脑伤、头、颈、胸、左肘软组织挫伤”。2016年6月29日，梁静怡好转出院，共支出医疗费5792.99元，出院医嘱及建议：“1.门诊可继续对症治疗；2.全休3周，住院期间需一人护理。”2016年7月12日、7月19日、7月27日，梁静怡先后到芦山县人民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检查、购药，共支出医疗费387元。另，骆春芝在此次事件中亦受伤，其先后在芦山县人民医院、天全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健康权纠纷。法律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不受侵害。梁静怡、杨文龙、骆春芝就拆卸灯具的问题发生争执后，理应通过合法途径予以解决，但双方未能冷静对待，在梁静怡与骆春芝相互抓扯倒地后，杨文龙不仅没有采取合理方式予以阻止，反而手持笤帚参与其中对梁静怡进行殴打。杨川见后，也手持砖块砸向唐伏祥，且在被张以燊抱住劝开后，仍奋力用脚、拳头殴打梁静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杨文龙、骆春芝、杨川应向梁静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双方签订的《租房协议》明确约定退租时，承租方遵循“来修去丢”的原则，而梁静怡拆卸灯具的行为确有违反该约定之嫌，由此引发双方的口头争执，进而引发更为激烈的矛盾。因此，梁静怡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可以减轻杨文龙、骆春芝、杨川的侵权责任。原审法院综合纠纷发生的起因、行为的方式、造成的后果等因素，确定由杨文龙、骆春芝、杨川共同承担65%的侵权责任，梁静怡自行承担35%。同时，杨文龙、骆春芝、杨川辩称本案应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中止本案的审理。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并未发现有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且即使存在，侵权行为人因同一行为应该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故对杨文龙、骆春芝、杨川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梁静怡因此次侵害所造成的损失包括：1.医疗费。梁静怡受伤后在芦山县人民医院住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治疗、购药，共支出医疗费6179.99元，有正式票据，在案为证，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梁静怡在芦山县人民医院实际住院9天，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20元/天计算，则此费用为20元/天×9天=180元，梁静怡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3.护理费。梁静怡未提交护理人员收入状况的相关证据，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60元/天予以计算，则护理费为60元/天×9天=540元，梁静怡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4.营养费。梁静怡提交的出院病情证明书上未载明确需必要营养，故对该费用，不予支持。5.交通费。综合其就医地点、时间、次数等因素酌情认定100元，梁静怡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6.误工费。误工费根据误工时限和收入状况确定。其误工时限确定为30天（住院9天加全休3周）。另，梁静怡是在芦山县从事服装生意的个体户，其虽提交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但此只是证明其全部或其他收支情况，因此，不予采纳。参照四川省2015年批发和零售业平均工资41181元予以计算，则误工费为41181元/年÷365天×30天=3384.74元，梁静怡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上述费用，共计10384.73元。如前所述，梁静怡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应减轻杨文龙、骆春芝、杨川35%的赔偿责任，故杨文龙、骆春芝、杨川应连带赔偿梁静怡各项损失10384.73元×65%=6750.07元。据此，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文龙、骆春芝、杨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梁静怡人身损害赔偿款共计6750.07元；二、驳回梁静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0元，由梁静怡负担38元，杨文龙、骆春芝、杨川负担72元。梁静怡已预交，杨文龙、骆春芝、杨川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给付。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计算梁静怡的误工费是否正确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本案中，梁静怡向原审提交了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梁静怡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也不能证明其从事服装经营就业人员的实际收入状况。故原审参照四川省2015年批发和零售业平均工资41181元／年计算梁静怡的误工费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二、梁静怡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结合本案实际，梁静怡与杨文龙的《租房协议》第五条约定，退租时，房屋的装修遵循“来修去丢”的原则。按照通常理解，在房屋退租时，对房屋灯具是否属于装修的范围、是否予以拆除双方应进一步协商。梁静怡于2016年6月提出退租房屋时，杨文龙、骆春芝表示同意，故梁静怡在退租时，应与杨文龙、骆春芝对承租房屋的灯具是否应当拆卸进行协商。梁静怡在二审庭审中自行陈述：“在拆卸灯具的时候对方来找其理论时，对拆卸灯具的事才进行协商”。从其陈述可知，在梁静怡拆卸灯具前，梁静怡并未与杨文龙、骆春芝进行协商，而本案纠纷系因拆卸灯具引发。故梁静怡在本案纠纷中存在一定过错。
三、杨文龙、杨川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双方的责任比例划分是否正确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杨文龙、杨川在上诉中称“在事发当时，杨文龙、骆春芝正在与拆卸梁静怡铺面内的装饰灯的张以燊理论，……，张以燊见状，就从高凳上跳下来和梁小龙一起用拳头殴打骆春芝腰部”。而杨文龙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我没有推过梯子，张以燊咋个（怎么）落地受伤我不知道”。故杨文龙的上诉意见与其庭审陈述不相一致。而梁静怡、张以燊、唐伏祥、梁小龙在芦山县公安局芦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均陈述：“2016年6月20日双方在发生纠纷的过程中，杨文龙将张以燊站着的梯子推倒，致其从梯子上摔倒在地，随后梁静怡与骆春芝发生抓扯并倒在地上，杨文龙殴打梁静怡，之后杨川手持砖头殴打唐伏祥”。张以燊、梁小龙在芦山县公安局芦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杨川用脚踢梁静怡。结合梁静怡向原审提交的视频资料可知，杨文龙、杨川对梁静怡实施了殴打，在本案纠纷中存在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杨文龙、骆春芝、杨川应对梁静怡的人身损害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前文已述，梁静怡在本案中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原审结合纠纷发生的起因、行为方式、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确定由杨文龙、骆春芝、杨川共同承担65%的侵权责任，梁静怡自行承担35%的责任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梁静怡负担100元，由上诉人杨文龙、骆春芝、杨川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入源
审 判 员 陶明刚
代理审判员 徐 源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雨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