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981民初2942号
原告（反诉被告）：罗远群，女，汉族，1979年3月28日出生住高州市。
委托代理人（罗远群丈夫）：何杰，男，汉族，1979年11月5日出生，高州市人。
委托代理人：周才，高州市古丁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反诉原告）郭万蛟，男，汉族，1970年5月26日出生，广西人。
委托代理人：文静，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菲菲，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罗远群诉被告（反诉原告）郭万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发现该案不宜适用该程序，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1月11日、3月2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远群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杰、周才，被告郭万蛟委托代理人文静、梁菲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远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郭万蛟立即缴清拖欠原告自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10月15日的三个月商铺租金9900元，并缴清应付的水、电费用927.65元，两项合计10827.65元；3、判令被告支付按原、被告所订合同规定自2015年10月19日起违约占用商铺500元/天的违约金（计收此违约金直到被告完好交回商铺给原告之日止）；4、判令被告尽快搬离原告位于高州市潘州中路217号办公楼底层第2号铺位，把该商铺和商铺锁匙完好交回给原告；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3年10月26日和2013年10月29日与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先后签订了关于高州市潘州中路217号办公楼底层第2号铺位（参见合同附件商铺图）的《商铺租赁合同》、《商铺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由此原告取得了从2014年1月16日至2017年1月15日止，共叁周年的该商铺经营管理权。后经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同意，并且原、被告经协商一致，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期从2015年6月16日起至2016年12月15日止。并约定：商铺租金3300元/月，支付方式按“先交租后用铺”原则，即租金需按每季度缴交，即在每季度首月前10日一次性付清该三个周月的全部租金9900元（3300元/月×3=9900元）给原告。然而，被告自2015年7月16日起已拒交2015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和应付水、电费共10827.65元。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仍然拒不支付。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三）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以及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第六条第2点约定“如乙方逾期不交清应付租金和水电费，逾期一个月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被告拒交租金，对原告已构成根本违约，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也符合双方的约定。根据《商铺租赁合同》第五条第9点的约定：“合同终止，乙方必须最迟在合同终止日无条件自行撤离，无偿把商铺及固定附着物完好交回给原告罗远群。否则，逾期付违约占用费500元/天给原告罗远群。”原告已于2015年10月15日书面通知被告履行合同约定（并于2015年10月21日再次致函被告），但被告至今拒不履约，为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准予原告之所诉。
被告郭万蛟辩称，1、原告在签订合同时隐瞒重要事实，构成违约；原告与商铺所有者（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租赁期间是不得转租，转租也要经过出租方同意。原告没有办法确保租赁合同的延续性以及被告的使用权。2、原告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而且原告没有采取任何可行性措施确保其有履行能力。被告得知其没有商铺的租赁权、所有权，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终止履行这个合同，不交租金没有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承租人没有经过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原告转租没有取得所有权人的书面同意，所以被告认为原告对商铺租赁权无法保障。商铺的所有权人又开始招标，更加证明被告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原告对商铺继续租赁无法得到保障。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商铺的违约金是没有依据的，签订合同时，原告隐瞒事实，构成违约，被告已提起反诉。对于原告请求归还拖欠租金，我方同意支付，但因为不明确支付给谁，所以不支付。
反诉原告郭万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2、判令反诉被告返还押金人民币10000元给反诉人；3、判令反诉被告返还转让费21500元、半个月租金1500元给反诉人；4、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人各项损失42000元；5、本案一切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上半年，反诉原告经他人介绍与被反诉人丈夫何杰相识，何杰自称是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的领导，可以出租商铺给反诉人经营。反诉人到涉案商铺考察后觉得可以接受，但尚有疑虑，何杰反复保证这商铺是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国有资产，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保证反诉人可以在该处长期经营。反诉人最终同意租赁该商铺。但签订租赁合同时才发现，出租商铺的既不是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也不是何杰本人，而是一个叫罗远群的人，而且该人根本没有出现在签约现场，反诉人也以本人妻子“曾瑞琼”的名义签订该租赁合同，在签订该租赁合同的同时，何杰还以转让费的名义收取了反诉人33000元。反诉人在签订合同之后，以反诉人妻子“曾瑞琼”的名义办理了工商登记，在该商铺以“高州市粉老香螺蛳粉店”的字号进行经营。在经营前，反诉人相信何杰“可以长期经营”的承诺，花费了42000元对店铺进行装修。在反诉人经营了三四个月的时候，得知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会将该店铺于2016年拿出来公开招租，于是质问何杰，何杰反复劝说反诉人不要参加招租，但可以保证会与反诉人续租该商铺。由于何杰的说法和客观情况完全不相符，双方由此产生矛盾。反诉人坚持要求得到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的书面承诺才可放心经营，无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的书面承诺宁可放弃经营，要求被反诉人退还转让费、押金、装修费。其后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将本案原告罗远群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商铺，法院将反诉人追加为第三人。在诉讼中，反诉人才了解到，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确实是将商铺租给本案原告罗远群，但其租赁合同第5条第7项明确约定：“不得将承租商铺抵押、担保，原则上不得转租，但在承租半年后，如确认是因为经营困难而需要转租的，必须事先与甲方协商，并且经书面同意，在确保全面履行本合同的情况下方可转租；”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该诉讼中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根本就没有同意罗远群可以转租该商铺。《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诉中，被反诉人根本没有转租的权利，事后也没有得到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追认，属于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应当依法撤销。其次，在签订合同时反诉原告已经支付了人民币一万元作押金，另外支付了人民币21500元“转让费”，此两项反诉被告应返还给反诉人。另外，反诉被告一直从多方面筹备雇请人员，装修商铺，因此纠纷无法长期经营，致使其蒙受巨大损失，装修费用共计42000元，反诉被告应当全额赔偿。恳请法院依法审核，判如所诉。
反诉被告罗远群辩称，1、被答辩人郭万蛟的《民事反诉状》通篇假话、捏造事实、伪造证言，对我家人何杰造成直接的诽谤、诬陷，我将保留进一步追究其伪造证据、证言罪，诽谤罪，诬陷罪，追究其法律责任。2、完全反对被答辩人郭万蛟的全部反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按答辩人罗远群的《民事起诉状》依法判决，驳回其反诉请求。3、事实和理由。（1）被答辩人郭万蛟诬陷何杰收取了被答辩人郭万蛟三万三千元。事实是：答辩人罗远群与被答辩人郭万蛟签订合同前，何杰根本不认识郭万蛟，也根本没收过郭万蛟的任何费用，更加没有什么“可以长期经营”的承诺，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实，简直是诬告。（2）被答辩人郭万蛟狡辩说答辩人罗远群“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此纯属被答辩人郭万蛟诽谤、诬陷答辩人罗远群。事实是被答辩人郭万蛟主动给电话答辩人罗远群，并约罗远群签订《商铺租赁合同》，而且被答辩人郭万蛟看了合同后，与其弟弟通电话再三商量后（有附近商铺老板们在场），已经非常清楚《商铺租赁合同》的所有条款，包括月租金、租金缴交办法和租赁期的起止时间等，才签订此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答辩人郭万蛟伪造证言——说答辩人罗远群没有出现在签约现场，纯属谎话、捏造事实、恶意作伪证，理应追究其法律责任。（3）被答辩人郭万蛟签订好合同后，就自动进行装修经营，其自愿行为的装修商铺事情与答辩人罗远群无关，其装修花费的资金和任何损失也与答辩人罗远群无关。（4）被答辩人郭万蛟与答辩人罗远群签订合同后，就正常经营螺蛳粉，其《民事反诉状》中的“于是质问何杰，何杰反复劝说反诉人不要参加招租，但可以保证会与反诉人续租该商铺。”也是捏造事实，伪造证言，何杰根本没有说过公开招租之事，而且公开招租是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单位行为，是单位负责人才有权决定。（5）被答辩人郭万蛟与答辩人罗远群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是经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同意才转租的，有两份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证明》为证，事实证据确凿充分，而且，此商铺在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办公楼的底层，全单位人都知道公司同意转租的，并不是被答辩人在反诉状中称的“在诉讼中才知道，转租此商铺不经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同意和追认”的事。并没有违反《商铺租赁合同》第五条第7项的规定。（6）被答辩人郭万蛟与答辩人罗远群签订合同后，其正常经营螺蛳粉生意，经营过程中，商铺没有任何纠纷争议。然而，被答辩人郭万蛟自2015年7月16日起以各种理由拒交第三季度的租金和应付水、电费共10827.65元，经答辩人罗远群多次催收，仍不支付，已构成违约，更有甚者在经营商铺三个月后，生意惨淡，突然关门消失，至今未交回商铺给答辩人罗远群。（7）被答辩人郭万蛟自2015年7月16日起，连续三个月不交租金、水电费，到2015年10月15日，答辩人罗远群向被答辩人郭万蛟发出《关于终止<商铺租赁合同>的通知》，按合同规定因违约终止被答辩人郭万蛟的商铺租赁合同，2015年10月21日，答辩人罗远群再次向其发出《关于搬离非固定设施交回商铺的通知》，要求郭万蛟搬离商铺，但其拒绝搬离、继续恶意占用商铺至今。综上所述，被答辩人郭万蛟拒交租金、水电费等，违反了《商铺租赁合同》规定，而答辩人罗远群并没有收到被答辩人郭万蛟的押金10000元、转让费21500元、半个月租金1500元；被答辩人的各项损失42000元，是其经营行为，其损失与答辩人罗远群无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位于高州市潘州中路217号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办公楼底层第2号铺位是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物业。2013年10月26日、10月29日原告罗远群与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分别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及《商铺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取得了上述商铺自2014年1月16日起至2017年1月15日止，共叁周年的商铺经营管理权。合同规定，不得将承租商铺抵押、担保，原则上不得转租，但在承租半年后，如当确认是因为经营困难而需要转租的，必须事先与原告协商，并且经书面同意，在确保全面履行本合同的情况下可转租。原告罗远群在交清了该商铺2015年6月底前的租金及水电费后，于2015年6月16日与被告郭万蛟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把该商铺转租给郭万蛟经营。合同约定：一、租赁的商铺位于高州市潘州中路217号市商贸公司办公楼底层第2号铺位；二、租赁期从2015年6月16日起至2016年12月15日止；三、租金每月叁仟叁佰元整（￥3300元/月），租金缴交办法按“先交租后用铺”原则，租金需按每季度缴交，即在每季度首月前10日缴交。商铺和水电押金共壹万元整（￥10000元）。在合同签字时一次性付清。四、原告的权利和义务：租赁期满或合同终止，无偿收回所租赁的商铺及其固定附着物；租赁期满或合同终止，如被告不违反本合同规定，甲方如数退付押金给乙方。五、被告的权利义务：负责商铺设施（包括门、窗、水电设施等）的维修及其费用，如装修商铺，自付费用，在租赁期满或合同终止时把商铺完好交回给甲方，不得恶意损坏；主动依时足额缴交租金和所使用的水、电费。租赁期满或合同终止，如乙方不能续租本商铺，必须最迟在合同终止日无条件自行搬离商铺，无偿把商铺及其固定附着物完好交给甲方，否则，逾期每天付违约占用费伍佰元（￥500元/天）给甲方，并任由甲方强制处理。六、违约责任。如乙方逾期不交清应付租金和水电费，则由甲方按应交租费、水电费逾期每天加收3%的违约金，逾期一个月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追讨欠款，并按乙方违约论处等。合同签订后，原告罗远群在被告郭万蛟未先缴清“三个周月”租金及水电押金的情况下，就依合同约定将商铺交给了被告郭万蛟。被告郭万蛟对商铺进行装修后，在2015年9月18日以其妻子“曾瑞琼”的名义注册了“高州市粉老香螺丝粉店”并开始经营。对原、被告的租赁行为2015年7月15日高州市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出具证明表示同意。
被告郭万蛟在取得商铺的租赁权并开始经营后并没有依约缴交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10月15日的租金9900元和水、电费，在多次催交无果的情况下，原告于2015年10月15日向被告发出《关于终止<商铺租赁合同>的通知》，根据合同第六条第1款约定，决定从2015年10月16日起终止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要求被告在2015年10月18日前将所租赁商铺交回给原告，并缴清所欠付租费。2015年10月21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搬离非固定设施交回商铺的通知》，根据合同第五条第9款的约定，要求被告将商铺及时交回商铺，逾期则每天支付违约占用费伍佰元（￥500元/天）给原告。上述两个通知因被告拒绝领取，原告于作出通知当日张贴在被告的商铺门口。因被告仍拒不履行，原告罗远群以被告郭万蛟拖欠原告自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10月15日的商铺租金9900元以及在这期间的水、电费用927.65元，两项合计10827.65元，已构成根本违约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因本案原告罗远群拖欠商铺所有权人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的上述商铺的租金及水电费，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诉诸本院。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本案被告郭万蛟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理本院依法作出（2015）茂高法民三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从2015年7月9日至2015年11月13日罗远群拖欠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自2015年7月9日至2015年11月13日的水费193.2元（2015年7月9日至2015年11月13日用水量58立方米×3.22元/立方米+公共分摊6.44元=193.2元）、电费734.4元（2015年7月9日至2015年11月13日用电量873.8度×0.8386元/度+公共分摊1.68元=734.4元），水电费合计927.65元，并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与被告罗远群分别于2013年10月26日、2013年10月29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和《（商铺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6日解除；……；三、被告罗远群应在合同解除两天内(2015年10月16日至2015年10月18日)搬离原告位于高州市潘州中路217号办公楼底层第2号铺位，把该商铺完好交回给原告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四、被告罗远群自2015年10月19日起支付100元/天商铺占用费给原告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直至被告罗远群交回商铺之日止。……。后罗远群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经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9民终6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原、被告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是有效合同还是可撤销合同；二、被告郭万蛟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租金及水电费，并搬离商铺；三、反诉被告罗远群是否应返还押金人民币10000元、转让费21500元、半个月租金1500元，合计33000元给反诉原告郭万蛟，并赔偿各项损失42000元。
一、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是有效合同还是可撤销合同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租赁物维修等条款”。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含有上述法条规定的租赁合同成立的基本要素，符合租赁合同的法律特征，涉案租赁合同条款完备，意思表示清晰，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为有效合同。被告反诉称原告根本没有转租的权利，事后也没有得到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追认，属于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应依法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此，认定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可撤销必须符合上述条件之一，但结合本案，双方订立的租赁合同并不符合上述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首先，原告已有合法的商铺经营使用权。转租的期限也没有超过原告取得的剩余租赁期限。原告通过与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及附件，取得了涉案商铺的合法使用权，其租期从2014年1月16日至2017年1月15日止，而转租给被告的期限从2015年6月16日至2016年12月15日止；其次，原告的转租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得到了出租人的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可见，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是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的。从原告提供的2015年7月15日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是同意转租的，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对转租并没有反对，其之所以要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是因罗远群没有交租金和水电费，而不是因为转租所导致。被告认为原告转租商铺未经商铺所有人同意，但未能提供足够证据予以反驳。最后，被告已取得商铺的实际经营管理权，并对商铺装修，办理营业执照，开展经营。因此，该租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被告请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及第二百二十七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和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及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由于被告三个月没有交租金和水电费，已构成违约，原告已按相关法律规定，履行了通知的义务。况且涉案商铺存在两个合同即原租赁合同（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与罗远群所签）和转租合同。转租合同以原租赁合同为基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是转租合同。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茂高法民三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本案原告罗远群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和《<商铺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已于2015年10月16日解除，原租赁合同双方权利与义务已终止。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在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故原、被告签订的上述合同已于2015年10月16日解除。
二、被告郭万蛟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租金及水电费，并搬离商铺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及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的规定，本案被告郭万蛟拖欠原告罗远群自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10月15日的租金9900元，有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为据，应予认定；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茂高法民三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原告罗远群拖欠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涉案商铺2015年7月9日至2015年11月13日的水、电费用927.65元，而该时间段该商铺由被告经营管理使用，依合同约定应由被告负担。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支付租金9900元及水电费927.65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商铺租赁合同》第五条第9点约定“合同终止，乙方必须最迟在合同终止日无条件自行搬离，无偿把商铺及固定附着物完好交回给原告，否则，逾期付违约占用费伍佰元（500元/天）给原告”，据此被告应按原告的通知在2015年10月18日前完成搬离，否则从通知搬离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店铺占用费。原告罗远群在庭审过程中同意以100元/天计算占用费，属自我行使处分权，本院予以准许；被告称原告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不交租金及水电费是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没有相关证据证实，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反诉原告郭万蛟请求反诉被告罗远群返还押金人民币10000元、转让费21500元、半个月租金1500元，并赔偿各项损失42000元的问题。
被告提起反诉要求原告返还押金10000元、返还转让费21500元，半个月租金1500元，并提交了一张写有转让费33000元的收据。但该收据为手写，收款人仅有一个“何”字，原告对收取此费用予以否认。被告也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是原告所收，因此被告反诉请求原告返还33000元（其中，押金10000元，返还转让费21500元，半个月租金15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赔偿各项损失42000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因承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不予支持。但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应在利用价值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本案中，被告提交了15张收据，证明用于购买物品及店铺装修之用。但所有单据均为手写，没有正式发票，被告又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损失又未经相关部门的评估。况且合同之所以被解除，其根本原因在于被告违约，故被告的该项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八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罗远群与被告郭万蛟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于2015年10月16日解除。
二、限被告郭万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拖欠的商铺租金和水、电费用共10827.65元给原告罗远群。
三、限被告郭万蛟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商铺占用费（自2015年10月19日至交回商铺之日止，按100元/天计）给原告罗远群。
四、限被告郭万蛟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搬离位于高州市潘州中路217号高州市商贸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办公楼底层第2号铺位，把该商铺完好交回给原告。
五、驳回被告郭万蛟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28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38元，二项合计2124元，由被告郭万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名锋
人民陪审员 黎 渊
人民陪审员 吴鸿飞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 华
速 录 员 邓中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