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3民终18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荣，男，1971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南部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友琼，女，1971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部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春明，四川建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益荣，男，196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关霖，四川智典（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部县王家镇龚家沱村1组。
法定代表人：刘永清，组长。
上诉人刘长荣、姚友琼因与被上诉人蔡益荣、南部县王家镇龚家沱村1组（以下简称“龚家沱村1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7）川1321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长荣及刘长荣、姚友琼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春明，被上诉人蔡益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关霖，被上诉人龚家沱村1组的法定代表人刘永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长荣、姚友琼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蔡益荣不是受龚家沱村1组的委托修建公路，而是作为案涉村道公路的建筑施工承包人修建的该条公路，一审将委托合同与承包合同混为一谈错误。2、龚家沱村1组根据村民的意愿集资将历史道路加宽并硬化，虽为村民作了一件好事，但不能免除该村民小组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一审以“公益事业”为由认定该村民小组不应担责错误。3、案涉公路属农村公路；该公路未经法定专业机构规划、设计，未依法报相关部门审批，属违规修建；案涉公路在危险路段未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龚家沱村1组在主观上具有过错；蔡益荣明知自己不具备承包修建农村公路的主体资格，且未经法定专业机构规划设计、未经依法审批，违规承建案涉公路，将两边长满杂草、无任何安全隐患的道路改建成水泥路，未在事发危险路段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致使柴莉坠入水塘不幸死亡。依据《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农村公路建设应当重视排水和防护工程的设置。在陡岩、急弯、沿河路段应当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第十四条“农村公路建设的工程设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审批。”、第二十八条“沥青（水泥）混凝土路面、桥梁、隧道等工程，应当选择持有国家规定的资质证书的专业队伍施工。路基改建和公路附属工程在保证工程质量的条件下，可以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组织当地农民参加施工。”、第四十条“乡道和村道可以乡（镇）为单位，分批组织验收。”、第四十一条“农村公路建设项目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开放交通”之规定，蔡益荣和龚家沱村1组与柴莉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4、上诉人全家多年来一直居住在王家镇兴盛街，柴莉事发时系南部二中的学生且在该校已住校生活达三年之久，柴莉在事发当天是在这条路被改建成水泥路后第一次行经此路段。5、原审判决仅适用实体法未适用程序法条文，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蔡益荣辩称，1、一审虽表述为“委托”但并未适用委托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是指承包人（勘察、设计或施工单位）按期完成并交付发包人所委托的建设工作，发包人支付工程价款或报酬的合同，一审使用“委托”的表述并无不当。2、案涉道路是龚家沱村1组村民自发个人集资对历史泥土路加宽硬化，是为了满足本社村民进出使用的社道，不属于《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投资的农村公路新建和改建工程的建设管理。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包括县道、乡道和村道。”所规定的调整范畴。同时，上诉人称该道路加宽硬化后增加了安全隐患是没有道理的。3、柴莉系龚家沱村1组村民，虽其父母在王家镇买有房屋，但因其父母在外务工，柴莉放假均是回乡下与婆婆爷爷生活，柴莉应是十分熟悉事发路段的情况。同时，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柴莉生前微信聊天记录及发布的微博内容来看，不排除柴莉生前因与家人斗气而想不开或因边走边玩微信失足落水。4、根据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在正在进行的施工中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而没有设置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是在工程结束多日后发生，与施工人的施工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龚家沱村1组辩称，一审判决是合理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长荣、姚友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蔡益荣、龚家沱村1组赔偿刘长荣、姚友琼因柴莉不幸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610,333元的70%即427,233.1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柴莉生于2001年2月1日，系刘长荣、姚友琼之女。2017年1月1日晚七时许，柴莉从龚家沱村1组到王家镇，途径1组公路时，不慎落入公路旁堰塘中死亡。南部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2017年2月6日出具（南）公（物）鉴（法病）字【2017】1号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柴莉系溺死。南部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于2017年2月16日出具死亡证明，“经调查及尸检，柴莉应系意外落水溺死”。另查明，案涉道路系龚家沱村1组管理的历史道路，原系土路，宽度1.2米左右。2016年2月，经龚家沱村1组村民集资，将公路承包给蔡益荣修建。2016年12月28日，道路硬化施工完毕，蔡益荣将公路移交龚家沱村1组进行养护。
一审法院认为，蔡益荣受龚家沱村1组委托修建道路，其施工行为并无过错；龚家沱村1组根据村民共同意愿，集资将历史道路加宽并硬化，是为村民所做的一项公益事业，本身亦无过错。死者柴莉年龄近16周岁，且作为该社村民，熟知该道路情况，途经该路段时应保持合理的谨慎，因其疏忽大意而落水身亡，自身的行为与其溺水身亡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刘长荣、姚友琼提出案涉道路没有经过招投标程序，蔡益荣没有修建道路的资质，没有经过报批、设计等程序，但以上行为与死者柴莉的死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刘长荣、姚友琼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路段符合必须安装防护措施的条件，刘长荣、姚友琼以事发路段未安装防护措施为由要求蔡益荣、龚家沱村1组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刘长荣、姚友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54元，由刘长荣、姚友琼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蔡益荣、龚家沱村1组应否对柴莉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龚家沱村1组根据村民共同意愿集资改建历史道路，并与蔡益荣签订《新建社道公路承包协议》，蔡益荣依照承包协议对该历史道路加宽并硬化，并于2016年12月28日移交龚家沱村1组进行养护，刘长荣、姚友琼之女柴莉于2017年1月1日晚行经案涉公路时，不慎落入公路旁堰塘中溺亡。刘长荣、姚友琼认为该公路的修建未经相关部门审批、未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依据《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蔡益荣、龚家沱村1组应对柴莉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根据《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第一条的规定，该管理办法制定的目的是为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促进农村公路健康、持续发展，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案涉公路是否经过交通管理部门的审批系行政管理、监督问题，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承担。我国民法设定安全保障义务的原因在于：存在某种公众看不见或者虽然看得见但不能识别的危险，这种危险具有隐蔽性或不能识别性，不予警示，人们则不能发现或不能识别，误接触就会发生损害。由此可自然得出：对于公然的危险，不能以有危险为由而强行要求设立警示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确定的对相应危险负有管理责任的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有两个：一是责任人没有警示；二是受害人因责任人没有警示，不知晓有危险而误触危险受到损害。两者缺一不可。同时，我国民法设定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在于平衡利益和分配社会正义，在对受害人进行保护的同时，也需考虑社会条件的现实可能性，安全保障义务必须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本案中，案涉道路系由龚家沱村1组管理的历史道路加宽并硬化而成，道路旁边的堰塘也是客观存在了若干年，故其本身并不属于人们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不能看到或不能识别而必须对人进行现场警示的危险，强行要求在该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安装安全防护设施，明显超过了当前社会的普遍认同。死者柴莉作为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应重视其安全防范并进行相应警示教育，同时柴莉已年近16周岁，作为该社的村民，应熟知当地环境及该路段的情况，在经过该路段时应保持合理的谨慎。柴莉因疏忽大意不慎落入案涉公路旁的堰塘溺亡，相应法律后果应由柴莉的法定监护人刘长荣、姚友琼依法承担。综上，柴莉溺水死亡的结果与各被上诉人的法定职责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刘长荣、姚友琼主张由蔡益荣、龚家沱村1组承担其女柴莉溺水死亡的民事赔偿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长荣、姚友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08元，由上诉人刘长荣、姚友琼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伟
审判员 唐 晓 兰
审判员 刘 苗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何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