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丹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丹民初字第220号
原告官邦华，男，汉族，1968年2月17日生，贵州省丹寨人。
委托代理人唐羽生，男，贵州宇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新建，女，贵州省凯里市人。
委托代理人罗应松，男，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余敏，女，贵州省丹寨县人。
第三人吴亲波，男，贵州省麻江县人。
第三人王炳贵，男，贵州省丹寨县人。
第三人覃旋，男，贵州省丹寨县人。
第三人杨雪松，男，贵州省丹寨县人。
第三人韦毅，男，贵州省凯里市人。
第三人林桂平，女，贵州省贵阳市人。
第三人杨国才，男，贵州省凯里市人。
第三人王书祥，男，贵州省麻江县人。
第三人李会芬，女，贵州省丹寨县人。
第三人鄢祖进，男，贵州省丹寨县人。
第三人陈朝文，男，贵州省丹寨县人。
第三人张怀桂，女，贵州省凯里市人。
第三人孟飞，男，贵州省丹寨县人。
第三人金惠，女，贵州省凯里市人。
委托代理人周渔志，男，贵州贵信（施秉）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第三人吴亲波、王炳贵、覃旋、杨雪松、韦毅、林桂平、杨国才、王书祥、李会芬、鄢祖进、陈朝文、张怀桂、孟飞、金惠共同委托的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官邦华诉与被告郑新建、第三人余敏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同年9月16日、10月10日组成合议庭进行两次公开开庭审理，2014年10月30日，吴亲波、王炳贵、覃旋、杨雪松、韦毅、林桂平、杨国才、王书祥、李会芬、鄢祖进、陈朝文、张怀桂、孟飞、金惠等14人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准予参加诉讼，同年11月24日组成合议庭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官邦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唐羽生、被告郑新建的委托代理人罗应松、第三人孟飞、鄢祖进以及第三人吴亲波、王炳贵、覃旋、杨雪松、韦毅、林桂平、杨国才、王书祥、李会芬、鄢祖进、陈朝文、张怀桂、孟飞、金惠的委托代理人周渔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余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在2014年11月24日的庭审中，原告官邦华申请对被告郑新建提交的《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和《股份转让协议》的作出和签订时间进行鉴定，后撤回鉴定申请，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3月3日，被告郑新建向丹寨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余敏所持有的“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车牌号分别为贵HA33**、贵HA33**、贵H180**、贵H185**、贵H185**，下同）25%的股份，在征得其他合伙人鄢祖进、覃旋等人的同意下，已于2013年5月8日转让给郑新建，郑新建已成为该“营运大巴”的合法合伙人，请求停止对该股份份额及相应财物的强制执行，丹寨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2014）丹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余敏转让给郑新建的“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25%的股份份额及相应财物的执行。现原告认为（2014）丹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许可对（2013）丹民初字第235号民事裁定书保全的第三人余敏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共计200万元的强制执行。其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2013）丹民初字第235号民事裁定书保全的第三人余敏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共计200万元是在原告官邦华诉余敏股权转让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进行的诉讼保全，在诉讼过程中，无人提出保全异议，也未对上述执行标的物提出享有任何权利，如果余敏仅仅作为被告的管理人，被告不可能不知道上述财产已被采取财产保全，从丹寨县人民法院对金文龙的询问笔录中可以体现被告是知情的，但因该笔款项并不是被告所有，因此，郑新建无权提出保全异议；二、（2013）丹民初字第235号裁定书保全的第三人余敏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共计200万元，从法律上讲应当是余敏个人名义下的合法财产。主要体现在：1、余敏交纳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等共计是3350572元，交纳的时间均是在2013年1月28日前，这个时候余敏并没有与鄢祖进、覃旋等人签订联营入股协议，因此该笔款项只能是余敏个人名下的合法财产；2、被告郑新建与余敏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存在虚假的可能，因为杨柳是在凯里、余敏和陈甘牛是在深圳签订的，他们不可能同一天在不同地方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字，这就存在明显的作假行为；3、鄢祖进、覃旋等人在2013年4月23日作出的《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中，并没有其他合伙人注明签字的时间，其他10多个合伙人在当天并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存在造假的嫌疑；4、鄢祖进、覃旋、余敏、陈甘牛、杨柳、金文、任家义等人的证言以及郑新建与官邦华的通话记录均证实余敏在2013年7月30日前仍是“丹寨-
深圳”营运大巴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因此，《股份转让协议》和《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是伪造的；5、第三人余敏与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签订的《营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有条款约定，余敏不得私自将承包经营权转让第三方，因此，余敏等三人与郑新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只能针对协议的当事人，对外并不产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第三人余敏在对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共计200万元享有所有权，（2014）丹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法许可对（2013）丹民初字235号民事裁定书保全的第三人余敏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共计200万元的强制执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4）丹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第三人余敏交纳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共计200万元享有所有权；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许可对（2013）丹民初字235号民事裁定书保全的第三人余敏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共计200万元的强制执行；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在举证期限内，原告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2014）丹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用以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余敏与吴亲波等14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存在造假；郑新建提出执行异议的理由并不成立。
2、（2013）丹民保字第001号民事裁定书、2013年7月30日对鄢祖进、覃旋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第三人余敏在2013年5月8日与被告郑新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造假嫌疑，同时证明第三人余敏在2013年7月30日前仍是“丹寨-
深圳”营运大巴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2013）丹民保字第001号民事裁定书对第一项证明内容进行了确认；这两份证据与后面的任家义、陈甘牛的笔录是相吻合的，证明股份转让协议是造假的。
3、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营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五份），用以证明第三人余敏系该5份承包合同的唯一承包人，其独自享有该5份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第三人余敏获得的是5辆客运车辆运行“丹寨-
深圳”的承包经营权，余敏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险金、合同履行保证金等应当是其名下的财产，两者是相吻合的，都是300多万；承包权不得转让，所以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得到凯运司的认可，即使是成立的，也只能约束协议当事人，对外无法律效力。
4、对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的调查笔录、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的情况说明、（2014）丹执异字第013-1号执行裁定书，用以证明：余敏取得的是车辆承包经营权，承包人只有余敏一人，新提交的执行裁定书也说明了只针对余敏，合同生效也是只针对余敏生效，对其他人没有效力；其交纳的车辆承包押金等均系其名下的个人财产；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只认可余敏为承包人，余敏享有承包合同的权利及义务。
5、余敏、杨柳、陈甘牛与郑新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用以证明：这是余敏、陈甘牛、杨柳与郑新建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其协议中明确的权利义务只涉及协议的当事人，不能对抗第三人；存在造假；这份协议并未涉及余敏之前交纳的车辆承包押金；这份协议与金文、陈甘牛、鄢祖进、覃旋、法院调查笔录、任家义的证言是相互矛盾的，因此这份协议不可能是2013年5月8日签订的；这份协议转让的是车辆承包经营权的一部分，与原告申请强制执行诉讼保金的车辆承包押金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丹寨县人民法院据此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余敏与陈甘牛是在深圳签的，杨柳是在凯里签的，同一天三个人签订1份合同，而且是在两个地方，这是不可能的。
6、2014年4月19日对余敏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余敏所说的与《股份转让协议》不相符合，证实该协议存在造假；郑新建的付款时间和付款方式与日常交易习惯不一致，存在矛盾，时间不对，金额不对；余敏说是在2013年5月8日转让给郑新建的股份是假的。
7、2014年5月7日对金文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转让时间与股份转让协议书不符，余敏、陈甘牛是在深圳签订的，杨柳是在凯里签订的，存在造假嫌疑；金文声称是自己在5月12日签订的结算协议，该份结算协议却是郑新建所签订的，因此存在造假；金文认可的是借款给余敏，而且是由余敏自己经营，并非委托余敏经营，这与2013年“丹寨-
深圳”营运车辆的利润分配的事实相应，是直接分给余敏而非郑新建，说明2013年郑新建并不是该经营线路承包经营的股东的事实；金文也认同余敏是承包人；金文也承认郑新建与余敏之间是民间借贷纠纷关系，而非股份转让。
8、2014年3月21日对陈甘牛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官邦华申请执行的200万元是在余敏名下的入股资金，系其个人财产；股份转让协议是在2013年10月签订的，不是2013年5月8日签订的。
9、2014年3月24日对鄢祖进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官邦华申请执行200万元系余敏的个人财产，作为入股资金；2013年郑新建不具备股东的地位，郑新建与余敏的股份转让协议并非是2013年5月8日签订的。
10、2014年3月26日法院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余敏与鄢祖进等人的联营入股协议并未进行工商登记，该协议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贵州省凯里运输总公司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是由余敏交纳的；签订的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时间是夏天，并非书面记录的2013年4月23日，证明存在造假嫌疑。
11、2014年5月20日对任家义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2013年5月22日，余敏仍享有“丹寨-深圳”车辆承包经营权25%的股份，并未转让给他人的事实。
12、2013年5月21日官邦华与余敏的公证书，用以证明：余敏在2013年5月22日，仍持有“丹寨-深圳”车辆承包经营权25%的股份，并未转让给他人的事实。
13、杨柳的调查笔录（2014年3月28日），用以证明股份转让协议是后来签订的，不是2013年5月8日签订的。
14、余敏与覃旋、鄢祖进等人的公证书，用以证明：在签订联营入股协议时，余敏名下的资产作价360万元，与其在贵州省凯里运输总公司名下的承包经营合同（5份）中的财产总额3350572元相符合；原告官邦华申请执行的200万元系余敏名下的个人财产；无法证实这360万现金是14位第三人实际享有的股份，第三人需要证明第三人的入股份额的详细情况。
15、2014年3月3日的异议书。用以证明：郑新建认可转让的是承包经营权中的股份，而并不是余敏名下的个人财产，同时该异议中所涉及的股份转让协议并非郑新建所称在2013年5月份转让的；郑新建在明知2013年10月23日进行财产保全时，并没有提出异议，说明她并不具备所谓的“股东”身份。
16、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郑新建与余敏之间的股份转让的时间和金文与郑新建之间授权委托书的签订时间相互矛盾；股份转让协议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是相互矛盾的；只涉及大巴管理的经营权的转让，不是财产的转让。
17、借条2张，用以证明借款发生时间是2010年9月15日和2011年5月1日，金额分别为200万元、100万元，这与余敏所称的事实不相符合；余敏所谓抵押车辆并非余敏与贵州凯里运输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所涉及的车辆；郑新建与余敏之间的借款纠纷是另一个法律关系。
18、告知函，用以证明：郑新建是在2014年2月28日才主张其权利，在官邦华与余敏系列案件之后；余敏退出的时间是2014年2月28日；郑新建在2014年2月28日前并未委托余敏帮忙经营，之前余敏具有股东身份。
19、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用以证明：该份声明签订的时间并非2013年4月23日，这与覃旋、陈甘牛的证词相矛盾；该声明是给其他人签订的，并不具备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事项条款，同时也未得到余敏的授权。
20、结算协议书，用以证明：付款方式与借条不相符合，存在造假嫌疑；金文认可是其签订，并非郑新建签订，因此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有瑕疵；转让价款与余敏的陈述是不一致的，而且与杨柳的证词也是矛盾的。
21、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股份转让的时间是在2013年3月14日，证明存在造假嫌疑；如果说余敏是3月14日就转让给郑新建了，那么余敏在后面就根本没有资格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和《联营协议》
22、解除合同通知书，证实在2013年8月27日余敏仍有“丹寨至深圳”大巴车承包经营权的股份，并未说明其转让给第三人的事实，只是未通知其他人。
23、公证书，用以证明申请人并非余敏，余敏委托的代理律师作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所证明的事实与官邦华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是一致的；同时也证实了《解除合同通知书》所证明的事实；公证书并未附有余敏的授权委托书。
24、（2013）丹民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解除合同通知书》所证明的事实，以及余敏在2013年11月28日仍拥有营运大巴的股份，其解除协议的理由未通知其他合伙人；这份民事判决书是生效的法律文书。
25、（2013）丹民初字第235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余敏仍拥有营运大巴的股份，并未转让给第三人的事实，提出异议的仅仅是针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违约金；该份判决书是生效的法律文书。
26、庭审笔录，用以证明在2013年11月28日，余敏仍是“丹寨-深圳”营运大巴的股东，其解除协议的理由是未通知其他合伙人，并非转让给第三人。
27、郑新建与官邦华的通话记录，用以证明在2013年8月20日余敏并未将“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车的股份转让给郑新建。
被告和第三人吴亲波、王炳贵、覃旋、杨雪松、韦毅、林桂平、杨国才、王书祥、李会芬、鄢祖进、陈朝文、张怀桂、孟飞、金惠的质证意见：1、对原告所举的27个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余敏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在联营后属于全体合伙人共有，股份转让后不再属于余敏的个人财产；3、《股份转让协议》和《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是合法有效的，原告认为是伪造的，仅是其推测，其所举的27个证据均不能证明。
本院认证意见：原告所举的27个证据不能证明《股份转让协议》和《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是伪造的，也不能证明余敏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还属于余敏的个人财产，因此，原告所举的27个证据不能作为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的依据。
被告辩称：原告在本案起诉状中诉请法院撤销（2014）丹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同时请求法院确认第三人余敏交纳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服务质量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共计200万元享有所有权，并诉请法院许可对（2013）丹民初字第235号民事裁定书保全的上述押金、保证金等资金200万元的强制执行，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不符合事实，无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理由如下：“丹寨至深圳”大巴营运项目（涉及五辆大巴车），原以第三人余敏个人名义开展经营，后因第三人余敏资金紧张，于2013年3月由覃旋、孟飞、鄢祖进等14人作为乙方入股该项目与甲方三人（包括余敏、杨柳、陈甘牛）合伙联营，双方签订了《联营入股协议》，将该经营项目总股份20股中的15股（75%）归乙方14人，甲方占5股（25%）股份；2013年5月，因资金困难余敏等人又将其在该项目中持有的全部5股（25%）合法转让给了被告，用以抵偿所欠被告的债务。股份转让后，在“丹寨至深圳”大巴营运项目中5股份额及其相关权利、权益等也都为被告合法拥有，作为该项目原甲方的第三人余敏等人已经完全退出，其在该项目已不再拥有任何权益，原以余敏名义交纳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的任何押金、保证金等，随着其股份的转让（包括《联营入股协议》的乙方入股）而合法转移给了乙方合伙人和被告，余敏原在该项目中的一切权利、权益和财产权，包括原来交纳在凯运司的所有押金、保证金等也已经为该项目现在的15个合伙人合法拥有，与第三人余敏已无关系。
原告起诉认为第三人余敏等三人与被告郑新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五股股份（即25%）转让给被告是虚假转让，纯属原告主观推断，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原告在2013年8月20日向丹寨法院起诉余敏债务纠纷一案中，于2013年10月申请法院保全原以余敏的名义交纳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的押金、保证金，法院下达（2013）丹民初字第235号民事裁定书采取保全措施冻结上述实际已经转让给被告以及其他14位合伙人的合法权益（包含押金和保证金），保全了案外人的合法财产，系保全错误。被告对该项保全提出异议，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作出的（2014）丹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余敏转让给被告的“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25%的股份份额及相应财产的执行，是合法裁定，应予维持。
综上，请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有关证据，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举证期限内，被告郑新建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被告身份证，用以证明被告主体资格及个人基本信息。
2、《入股联营协议》及《公证书》，用以证明第三人余敏等甲方与乙方吴亲波、孟飞、鄢祖进等14人签约，约定乙方14人入股与甲方联营“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项目，项目总股份为20股，以及约定有关权利义务的事实。还证明了入股联营协议第二条联营入股项目第三项是包括联营的利益等无形资产在内。
3、股份转让协议、结算协议书，用以证明2013年5月8日第三人余敏等人将其在“丹寨-
深圳”营运大巴项目中剩余的5股份额全部转让给了被告，被告受让后即成为该项目5股份额的合法拥有人以及第三人余敏已完全退出该项合伙的事实。
4、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用以证明在第三人余敏将剩余5股份额转让给被告前，经征询其他人合伙人意见，其他合伙人均表示放弃对该5个股份的优先购买权的事实。
5、（2014）丹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用以证明在原告官邦华诉余敏股权转让纠纷之诉及申请执行案中，法院裁定保全了属于包括本案被告郑新建在内的合伙人的财产，法院经查明事实情况，依法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法院作出该项中止执行的裁定所依据的事实与被告以上举证证明的事实一致。
6、借条2张，用以证明第三人余敏向被告借有款项共计300万元，余敏出具借条证明存在债权债务的事实。
7、抵押书，用以证明因第三人余敏拖欠被告借款无力偿还，自愿将其在“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项目中剩余的股份份额抵押给被告，于2013年3月14日出具抵押书的事实。
8、股份转让协议书及2份声明，用以证明因余敏拖欠被告借款未还，余敏向被告出具《抵押书》后，被告的儿子金文不放心，又与余敏协商，要求其将股份转让给自己，余敏同意后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并出具声明的事实。虽然签订协议将股份转让给金文在法律程序上有瑕疵，但证明了余敏将股份转让给被告或其儿子金文是双方早有意向并签订了相关手续的事实；并实际在2013年4月底征得了其他股东同意，在5月份由债权人即被告本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证明了余敏等第三人与被告郑新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
原告的质证意见：1、对第1号和第2号证据无异议；2、对第3号和第4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申请司法鉴定；3、对第5、6、7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4、对第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股份转让协议书没有金文签字，协议是否经过磋商、是否签订都无法证实，所以不予认可。
第三人吴亲波、王炳贵、覃旋、杨雪松、韦毅、林桂平、杨国才、王书祥、李会芬、鄢祖进、陈朝文、张怀桂、孟飞、金惠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所举的8个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原告所举的8个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
第三人余敏辩称：余敏原承包经营的“丹寨至深圳”大巴营运项目（涉及5辆大巴车，分别是：贵HA33**、贵HA33**、贵H180**、贵H185**、贵H185**）。2013年3月，经协商与覃旋、孟飞、鄢祖进等人联营合股经营，总股份分为20股，余敏等三人为甲方占5股（25%），乙方覃旋、孟飞、鄢祖进等14人占15股（75%）；后余敏因为资金紧张，拖欠被告郑新建300万借款几年未还，在被告多次催还而无资金归还的情况下，余敏经与甲方另两人商量，自愿将甲方在该经营项目中所持5个股份（25%）于2013年5月份一并转让给了被告郑新建，抵其债权，充抵余敏所负债务。5个股份的转让包括5辆大巴车承包经营涉及的一切相关权利、权益等，也包括承包押金、保证金等原属余敏名下的一切财产权。股份转让后，余敏在该经营项目中已经没有任何权利、权益和财产权。所有的权利、权益和财产权等都是包含在项目的股份份额当中的。股份份额的转让，也就包含了上述一切权利的转让，转让全部股份后，再无权利干涉该经营项目的有关事宜，更无权主张自己在凯运司还有属于自己的押金和保证金。因此，原告起诉认为余敏交纳给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的押金和保证金等，在将项目股份全部转让后仍属于余敏所有，无法律依据，请法庭明察，并依法判决。
在举证期限内，第三人余敏未提交证据材料。
第三人吴亲波、王炳贵、覃旋、杨雪松、韦毅、林桂平、杨国才、王书祥、李会芬、鄢祖进、陈朝文、张怀桂、孟飞、金惠辩称：2013年3月22日14个第三人与余敏一方签订了《联营入股协议》，共同经营“丹寨至深圳”的5辆营运大客车。在《联营入股协议》中，余敏一方将营运中的财产性权利和资产（线路牌承包权、押金等），包括本案诉争的余敏向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服务质量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作为其联营的入股资金。双方议定余敏一方上述财产性权利及资产折价360万元，14个第三人另投入360万元，总投资720万元并分为20股，后因余敏一方又转让部分股份给孟飞等人而只占25%（即5股），14个第三人共占股75%（即15股）。同年5月，在征得14个第三人一致同意后，余敏一方将其名下25%股份（即5股）转让给被告郑新建以抵偿债务，并退伙。
按照协议约定的上述折股方式和分配结果，余敏一方在营运中的财产性权利和资产，包括本案诉争的余敏向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服务质量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应当为10股，其中被告郑新建因从余敏一方受让而只占5股，另5股为14个第三人所有。原告申请执行本案诉争财产已经超出了对应于被告郑新建所持有的5股，还包括了14个第三人所有的部分，有损14个第三人的权益。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与第三人吴亲波等14人具有法律上的厉害关系。
在举证期限内，第三人吴亲波、王炳贵、覃旋、杨雪松、韦毅、林桂平、杨国才、王书祥、李会芬、鄢祖进、陈朝文、张怀桂、孟飞、金惠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身份证14份，用以证明第三人吴亲波、王炳贵、覃旋、杨雪松、韦毅、林桂平、杨国才、王书祥、李会芬、鄢祖进、陈朝文、张怀桂、孟飞、金惠14人的身份信息。
2、公证书（联营入股协议），用以证明2013年3月22日第三人吴亲波等14人与余敏一方签订《联营入股协议》，余敏一方将包括本案诉争的向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保金、合同履约保证金等权利和资产作为联营的入股，共同经营“丹寨至深圳”的5辆营运大客车的事实。
3、股份转让协议、声明，用以证明：2013年5月，在征得第三人吴亲波等14人的一致同意后，余敏一方与郑新建签订协议以其联营的所有股份以抵偿债务；双方协议已履行，余敏一方已实际退伙，本案诉争的余敏向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保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已属于郑新建与14个第三人共同合伙的财产的事实。
4、（2014）丹执异字第013-2号裁定书，用以证明本案诉争的财产已经不属于余敏所有，股份已经转让给了郑新建的事实。
原告的质证意见：1、对第1号和第2号证据无异议；2、对第3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申请司法鉴定；3、对第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的质证意见：对14个第三人所举的4个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14个第三人所举的4个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余敏与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17日、18日、23日、同年8月19日签订5份《营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涉及5辆大巴车，分别是贵HA33**、贵HA33**、贵H180**、贵H185**、贵H185**，约定余敏交纳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等共计3350572元。2013年3月22日，余敏、杨柳、陈甘牛就“丹寨-
深圳”营运大巴承包经营权，即上述车辆承包经营权与吴亲波、王炳贵、覃旋、杨雪松、韦毅、林桂萍、杨国才、王书祥、李会芬、鄢祖进、陈朝文、张怀桂、孟飞、金惠等14人签订《联营入股协议》，余敏、杨柳、陈甘牛将上述车辆承包经营权及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作价360万元，鄢祖进等14人投入360万元，总投资720万元，分为20股，余敏一方又转让部分股份给14人中的孟飞等人后只占25%，即5股，鄢祖进等14人共占75%，即15股。
2013年5月22日，余敏和官邦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余敏将其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经营的5个股份以250万元转让给官邦华。2013年8月27日，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余敏的委托代理人通知官邦华解除5月22日余敏与官邦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013年8月20日，原告官邦华因与余敏股份转让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同年8月23日，本院立案受理，同年9月29日，官邦华向本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对余敏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经营的“丹寨至深圳”运营车辆及线路牌经营权中的股份进行查封、冻结，禁止交易，但不停止正常经营。2013年10月30日，本院以（2013）丹民初字第2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余敏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所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共计200万元（涉及车辆为贵HA33**、贵HA33**、贵H185**、贵H180**、贵H185**）进行冻结。在该案诉讼中，官邦华请求判令余敏退还股份转让款250万元，支付违约金10万元。2013年12月18日，本院以（2013）丹民初字第2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余敏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内退还官邦华股份转让款250万元，支付违约金10万元，承担案件受理费24800元、保全费5000元、评估费6000元。
2014年1月20日，官邦华申请执行本院（2013）丹民初第235号民事判决书。在执行过程中，该案的案外人即本案的被告郑新建于2014年3月3日提出执行异议，并提交借条、抵押书、股份转让协议、结算协议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等证据材料。经审查，这些证据表明：余敏于2010年9月15日、2011年5月1日分别向郑新建借款200万元和100万元，共计300万元；2013年3月14日，邹刚民（余敏之夫）、余敏以“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的股份抵押郑新建的300万元借款；2013年5月8日，余敏、杨柳、陈甘牛将“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25%的股份转让给郑新建；2013年4月23日，吴亲波、王炳贵、覃旋、杨雪松、韦毅、林桂萍、杨国才、王书祥、李会芬、鄢祖进、陈朝文、张怀桂、孟飞、金惠等14人作出《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放弃优先购买权；2013年5月12日，余敏和郑新建签订《结算协议书》。根据郑新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余敏在征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下，于2015年5月8日已经将余敏、杨柳、陈甘牛持有的“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中的5股（25%）股份转让给郑新建，郑新建已成为该“营运大巴”的合法合伙人；余敏与郑新建转让股份在前，官邦华与余敏因股权转让纠纷在后，即在官邦华提起诉讼时余敏所持有“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中的5股（25%）股份已属于郑新建所有；若法院为实现官邦华的权利而对余敏在诉讼前已转让的财产进行执行处置，将损害郑新建的利益，因此，郑新建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的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本院于2014年5月12日，以（2014）丹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余敏转让给郑新建的“丹寨至深证营运大巴”25%股份份额及相应财物的执行，并告知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官邦华在2014年5月20日收到裁定书，于2014年5月29日，以郑新建作为被告、余敏作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第三人的陈述以及各方提交的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余敏与郑新建关于“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的股份转让在先，官邦华与余敏的转让和股权纠纷诉讼在后，且鄢祖进等14个合伙人（第三人）在2013年4月23日已作出了《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放弃优先购买权，因此，余敏与郑新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车牌号分别为贵HA33**、贵HA33**、贵H180**、贵H185**、贵H185**，）25%的股份（5股）及相应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属于被告郑新建所有；官邦华认为《股份转让协议》和《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有造假嫌疑，协议不是在2013年5月8日签订，声明不是在2013年4月23日作出，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其所举的27个证据，从内容来看，根本不能推翻郑新建与余敏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14个第三人作出的《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所证明的事实，因此，官邦华认为《股份转让协议》和《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有造假嫌疑的主张，无确切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余敏在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交纳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的归属问题，因为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已包含在余敏一方作价入股的360万元中，由于联营和转让的发生，余敏不再享有车辆承包经营权及相应的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所以，原告认为车辆承包经营押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仍属于余敏所有的主张，本院也不予采纳；官邦华主张承包经营权不得转让的问题，虽然合同约定不得转让，但转让后，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视为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已默认，故官邦华的这一主张，本院也不予采纳；第三人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基于上述理由，郑新建提出的执行异议理由成立，本院的（2014）丹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正确，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官邦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官邦华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直接向上诉法院交纳上诉费，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姚元美
审判员 赵 巍
审判员 蔡光燕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李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