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5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剧院路****号。
负责人：乐晨科，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韶君，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佳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春华，女，197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为与被上诉人乔春华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1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月9日，乔春华在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开立交银理财卡，卡号为62×××85。2016年3月31日22时44分03秒至2016年4月1日0时19分48秒，乔春华的上述借记卡在境外自助设备发生一笔查询及六笔取现交易，产生境外查询费人民币4元，及被取现人民币19831.96元、境外取现手续费270.3元，共计产生支出20106.26元。上述交易行为均有系统短信提示到乔春华的手机。乔春华认为上述各笔操作均非其或其授权他人进行，银行卡保存于其本人处，上述消费应系借记卡被盗刷所产生。乔春华本人于2016年4月1日9时许至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分支机构打印上述操作的银行交易记录，并曾现场出示案涉借记卡，此后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至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潮鸣派出所报案。就乔春华名下借记卡可能存在盗刷一事，公安机关尚未有侦查结果。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乔春华在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经申请开立借记卡，表明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合同关系，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理应为乔春华的存款提供安全保障。对于案涉乔春华名下银行卡是否存在盗刷行为，原审法院认为，乔春华诉称的13笔支出均系境外自助设备操作产生，时间从2016年3月31日深夜延续至次日凌晨，而乔春华本人在2016年4月1日上午9时许即到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的营业场所查询、打印相关交易，并出示案涉借记卡原件，在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从日常生活经验可以推断乔春华无法在该段时间内从境外返回杭州，或交由他人从境外将案涉借记卡原件送回杭州乔春华本人处，故可以推断案涉13笔支出均属于伪卡交易。现乔春华因被他人使用伪卡刷卡，导致产生多笔非乔春华意愿的支出，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未能识别伪卡交易，导致储户资金发生损失，属未能尽到保障储户资金安全的义务的行为，应当承担赔偿全部责任。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辩称刷卡机具并非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供，原审法院认为，即便实际刷卡机具并非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供，但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基于银联等与第三方的合作关系认可相关自助设备的操作，由此产生的损失与乔春华根据与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主张自身的损失赔偿没有直接关联，故对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其可另行主张权利。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辩称乔春华未能妥善保管密码，因密码泄露而造成的风险应当由乔春华自行承担。原审法院认为，通过银行卡刷卡消费必须要有正确的密码和与之相应的银行卡，记录于银行卡中的数字信息，应当是唯一且不经储户同意不可被模仿的。若只掌握银行卡密码而无相应卡片信息，并不能完成刷卡消费行为。换言之，对于普通储户而言，其有理由相信，即便银行卡密码泄露，只要其保管好银行卡本身，也不应发生卡内资金流失的情形。本案中，多笔非乔春华意愿刷卡交易发生时，并没有使用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发放给乔春华的银行卡，即存在伪卡交易。因此，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未能识别出伪卡信息，是导致乔春华卡内资金损失的根本原因，故对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于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认为曾通过系统短信提示乔春华发生银行卡交易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案涉伪卡交易发生于2016年3月31日深夜及2016年4月1日凌晨，也即发生在夜间休息时间，乔春华未能及时查阅相关银行短信实属正常，不能苛求普通储户在夜间休息时间也能随时关注银行交易短信提醒，且乔春华在4月1日早晨发现银行短信提示后也在该日第一工作时间到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场所进行处理，故不能认定乔春华存在导致损失扩大的情形，对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该项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作为案涉借记卡的发卡行，未能审核出伪卡交易，未能尽到对储户资金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对案涉多笔交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乔春华被伪卡交易所支出的存款及相应利息损失。乔春华主张按照一年期存款利率标准赔偿利息损失，但因双方在借记卡中所形成的本身即为活期存款关系，且案涉损失的发生亦非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的主观故意所产生，故原审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乔春华的利息损失。对于本案是否需要先经刑事审查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已受理乔春华所称银行卡被盗刷一事的报案，现并无证据证明乔春华存在与他人恶意串通等情形，故双方本次纠纷与刑事侦查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可以继续进行。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赔偿乔春华存款损失人民币2010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赔偿乔春华存款利息损失，自2016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存款损失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乔春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3元，减半收取人民币151.50元，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承担。
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案涉交易系在境外他行自助设备上完成。如乔春华认为案涉款项存在盗刷问题，应当向境外银行追索，因为是在其系统中遭到取现，或是由于其系统不具备识别复制卡的技术功能，故该系统缺陷导致犯罪分子利用自助设备盗取资金的风险发生，这些均不能归咎于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只是提供了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银行卡服务。其次，卡可以复制，但密码不能被复制，所以密码才是保障资金安全的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手段。哪怕卡被盗取，没有密码一样取不到钱。因此在密码持有人即乔春华未将该密码告知其许可的第三人，或者第三人未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获得该密码的情况下，是无法仅通过卡片而以其他错误密码的方式取得乔春华于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处所开立账户中的资金的。因此，若第三人取得款项的原因在于乔春华的告知，则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无需承担责任；若第三人取得款项的原因在于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获得密码的情况，则乔春华应以第三人即侵权人为被告，而非以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为被告，即在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无过错的前提下，需要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再次，乔春华在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处办理个人账户开户，且申领借记卡成功，故其必已经获知《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交银理财卡领用合约》、《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太平洋借记卡章程》的全部内容且均予以接受。乔春华账户进行了取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人以乔春华的名义在异地ATM机上，输入了正确的借记卡密码办理了取款业务。而据双方的协议，借记卡账户在办理业务时并不需要经过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的审核，因此无论该申请人是否为乔春华本人，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对该借记卡项下取款业务的办理均没有过错；银行密码是数字身份，是用户身份的标志，密码正确即意味登陆身份正确，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在接收到正确的登陆信息、交易指令后，同意持卡人取走相应金额的款项是合法合约的。因此，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在持卡人登录信息均正确的情况下作出的给付行为，是一种履约行为，并未违约或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同时，《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借记卡章程》第十五条：持卡人须妥善保管太平洋卡和密码，因卡片保管不善和密码泄露所造成的全部损失由持卡人承担。而本案中，若乔春华认为的盗刷行为确实存在，也就意味着乔春华认可其对自身所持的太平洋借记卡缺乏妥善保管，从而导致了密码泄露，即因此造成的损失是由乔春华自身原因而导致的。此时如有第三人利用自助设备盗取资金的风险产生，该种风险后果由储户自己承担是有合同及法律依据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没有义务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乔春华的主张。从乔春华收到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向其发送的案涉账户余额变动提醒短信，到其于次日上午9时左右到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网点证明卡在其身边，中间已经间隔了9个小时。而原审中，乔春华始终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案涉款项被取现时，该借记卡在乔春华身边。因此，仅从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未能举证证明乔春华的案涉借记卡交易非其本人或其本人意愿的角度，就判定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实属不妥；在乔春华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存在过错的前提下，乔春华的诉请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三、原审判决将产生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请法院予以充分考虑。银行卡的信息格式和使用规范均适用《银行卡发卡行标识代码及卡号》、《银行卡磁条信息格式和使用规范》所确定的国家标准，各银行包括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在内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发行银行卡，任何一家银行擅自改变或提高银行卡的标准不仅无法实现通存通兑和各种夸张交易，且严重违反《银行卡联网联合业务规范》；银行卡或银行存折或手机或电脑等介质记载的账户信息和账户持有人掌握的交易密码是控制交易的两个必备要素，完成一笔交易必须以账户信息和密码经核验一致为前提。不管是ATM机取款还是POS终端消费，账户信息必须可读而并非识别卡的真伪，否则，交易无法完成。如果仅仅因为可能存在克隆卡交易，就认定国家银行卡技术缺陷和不安全，将产生怂恿银行卡犯罪的负面效应。犯罪分子完全可以采取勾结的方式，复制同样信息的克隆卡，由一方在异地取款，另一方持卡向警方报案，制造储蓄存款账户被盗刷的假象，诈取银行资金。如果此案按照原审判决思路进行审理并形成惯例，不仅商业银行的银行卡业务将面临灭顶之灾，且对金融秩序的稳定运行和杭州金融业生态环境安全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和破坏力。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犯了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乔春华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所涉诉讼费用均由乔春华负担。
乔春华答辩称：发卡银行与持卡人之间形成合同关系，银行有义务保障持卡人的资金安全。银行卡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的，银行应具备鉴别银行卡交易真伪的技术能力，他人使用伪卡盗刷造成资金损失，说明银行及特约商户的终端配套设备设施对银行卡真伪的鉴别存在缺陷，是造成银行卡盗刷损失的直接原因。因此，银行未尽到安保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赔偿卡被盗刷造成的一切损失。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与乔春华之间形成借记卡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乔春华开通相关银行卡功能并向其借记卡账户存入款项后，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即有义务在存款余额范围内向乔春华提供银行卡服务，并负有向乔春华返还与其借记卡账户余额相同的存款本金及利息的合同义务。本案所涉数笔银行卡交易发生于2016年3月31日深夜至次日凌晨，且据银行方确认交易地点为境外；乔春华于2016年4月1日上午前往交通银行打印交易流水时出示案涉借记卡，并于同日向公安机关报案。从时空距离判断，乔春华不具备持卡实施本案诉争银行卡交易的现实可能，且借记卡被盗刷至乔春华前往银行核实不足十二小时，该时间间隔尚属合理，目前也未有明显证据显示乔春华有泄露密码的重大过失或存在道德风险。据此，乔春华所提供的证据已就案涉银行卡交易系伪卡盗刷的情节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本院予以采信。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相较于普通储户，更有能力和义务提高技术防范水平，确保交易安全，若其因不能识别伪卡而向无权利之第三人为清偿的，不能构成对乔春华的履约行为，储户仍有权要求银行清偿债务。据此，乔春华要求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归还相应本金及支付利息，于法有据。综上，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3元，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 正 茂
审 判 员 张 敏
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