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31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冠宏，男，197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冷水江市，现住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华容，女，197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现住广州市白云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识文、田耕夫，分别为广东华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献泽，男，1977年5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永嘉县，现住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雄、杜剑锋，均为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冠宏、高华容因与被上诉人陈献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5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冠宏、高华容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陈献泽向刘冠宏、高华容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应陈献泽申请在原审出庭作证的李某、龙某与陈献泽关系密切，且陈献泽与证人就重要案件事实所作陈述存在明显破绽，缺乏证明力。其一，证人李某原审在接受法庭询问时明确声称刘冠宏的父亲是其舅舅，刘冠宏是其表弟，而陈献泽是其妹夫。此为虚假陈述，实际上李某只是刘冠宏的表姐夫。陈献泽承认李某是其姐夫，但只是刘冠宏的表姐夫。因此，证人李某虽与刘冠宏和陈献泽均为亲戚，但明显亲疏有别。至于证人龙某则更是直接受聘于陈献泽。两证人与陈献泽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其难以客观陈述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二，在于2017年6月1日签发给刘冠宏、高华容，并作为证据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关于无效并存在伪造情况的通知》，陈献泽称2017年3月18日晚经其与刘冠宏、见证人李某签名的《协议书》系草签，并称由于高华容不在场，“因此各方同意在征得高华容书面确认后，由双方律师据此共同拟定，将协议条款明确及细化，并在清算后填上具体的企业财产数据，再签订正式的协议”，但该陈述与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协议书》第12条、第13条，尤其是第14条（亦为《协议书》最后一条）关于“本协议自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三方签字后生效……”的约定相矛盾。而原审第一次开庭笔录第6页记载，陈献泽庭审时不得不承认3月18日晚经其与刘冠宏、李某签名的该《协议书》已经是经过多次删改的“最终版本”，且由中间人李某执该《协议书》于次日一早找高华容签名。其三，陈献泽当庭辩称其从未被要求履行3月18日的《协议书》，但在刘冠宏补充提交其在3月19日晚、3月20日及分别联系陈献泽及李某，催促其尽快切实执行《协议书》的相关证据后，陈献泽于2017年8月28日提交的《质证意见》不得不承认该等证据的真实性。二、刘冠宏、高华容已就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已尽举证证明责任，而陈献泽虽对《协议书》及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提出异议，但未提交有效反驳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协议书》上的签名属实且其原件仅此一份，此外该《协议书》于3月18日形成“最终版本”，在交刘冠宏、陈献泽及李某签名前已经过多次删改。刘冠宏、高华容为证实其与陈献泽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已提交该《协议书》，以及刘冠宏在3月19日晚、3月20日上午即分别催促陈献泽、李某执行该《协议书》的短信截图、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加以证实。由于陈献泽对该等催促履行协议书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而据原审第一次开庭笔录第13页记载，李某作证时明确声称其在3月19日上午携《协议书》找高华容签名被拒后，即拨打电话知会陈献泽，并告知：刘冠宏夫妇不可能将钱打进陈献泽的账户，陈献泽也不必按《协议书》的约定将股权转让款打进他的账户。如该陈述属实，那么陈献泽、李某在刘冠宏于19日晚、20日催促履行《协议书》时，理应以高华容未能在《协议书》上签字相拒绝，而非以应先完成对账相推诿。据此应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以刘冠宏、高华容所主张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而认定该事实存在。由于《协议书》显示高华容于3月19日签字，且除陈献泽及其证人龙某、李某提出异议的4处删改外，尚有多达十余处删改均为双方所认可，李某和陈献泽均声称该《协议书》原件自2017年3月18日至刘冠宏于22日骗取之前，均由李某收执。在此情况下，陈献泽主张高华容的签字系倒签（陈献泽认为高华容实际于3月22日刘冠宏骗取《协议书》原件后签字，但具体签字日期不清楚），又主张其有异议的四处删改是刘冠宏、高华容擅自所为，自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陈献泽主张高华容倒签合同的证据仅为与其存在密切关系，且出庭作证尚明显存在不实陈述的李某的证言，加之其又当庭以认为无法鉴定为由答复法庭不申请鉴定，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亦即应认定高华容系于3月19日在《协议书》上签字。陈献泽、李某又一再坚称《协议书》唯一的原件自3月18日至刘冠宏于22日骗取之前，一直处于李某的掌控之中，那么陈献泽为证明刘冠宏、高华容擅自对《协议书》作出四处删改所提交的李某、龙某的证言，以及龙某于3月18日所拍摄的《协议书》照片，尚不足以排除该四处删改系于3月19日至22日期间，在高华容签名后，至少在李某知情的情况下由他人完成的合理怀疑。因此，应认为陈献泽主张的该项事实真伪不明，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其不存在。至于陈献泽主张3月18日晚其与刘冠宏在《协议书》上签名后，双方曾就股权转让事宜提出新的方案并多次展开协商，据此认为该《协议书》已被废止，但其提供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仅仅表明，刘冠宏在催促陈献泽、李某严格执行《协议书》却被要求先完成对账，甚至被陈献泽极其蛮横无理迫使其“停产查账”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让步，试图与其协商确定替代方案以化解争议。双方当事人均承认协商未果。亦即，《协议书》并未被此后双方所达成的新的协议所变更或废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应认定陈献泽关于《协议书》已作废的主张不能成立。由此可见，原审判决就陈献泽对《协议书》所提异议的举证证明责任所作分配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前引规定背道而驰。三、单纯从实体法的角度而言，原审判决依据陈献泽持有异议的四处删改涉及陈献泽的主要权益，致使《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成疑，进而驳回刘冠宏、高华容的诉讼请求，也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严重错误。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裁判机构对合同条款的解读应遵循体系解释原则，即不能将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剥离于合同之整体加以抽象地解释，但原审判决却违反这一规定，无视《协议书》中陈献泽持异议的四处删改内容已在《协议书》后文其他约款中得到更为明确、完整反映的事实（具体而言：《协议书》第一自然段虽删除“技术配方等”，亦将第8条关于公章、营业执照等资料移交的约定予以删除，但13条已更为妥适地约定双方委托李某、刘X池等组成四人清算小组，负责将公司相关账目、资产、客户资料等所有内容的清算、核查与移交，移交清单经双方共同签字后生效，第14条又进一步明确完成所有移交工作的期限，第11条则明确约定配方归刘冠宏、高华容所有。而《协议书》第7条关于公司现有资金、债务的确认及高华容向陈献泽移交公司资金存款的约款虽被删除，但第9条已列明该处被删除内容，并补充“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后高华容如收到客户资金应立即转款至陈献泽账户”这一更有利于确保陈献泽权益的内容），机械、抽象地以此等删改内容本身涉及陈献泽主要权益为由，错误地认定其有损《协议书》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其次，由于《协议书》的主要条款均已齐备，而陈献泽提出争议的四处删改并非合同必备条款，更何况其已在《协议书》后文中得到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即使认定该四处删改未经各方达成合意，那么也仅应认定该四处删改内容无效或不成立。原审判决以此为由否定《协议书》整体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疑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之规定。四、因陈献泽歪曲事实拒不承认《协议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更毫无履约诚意，依法应视为其依《协议书》向刘冠宏、高华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已成就。陈献泽不惜歪曲事实，谎称高华容倒签及擅自删改《协议书》部分内容，又毫无根据地声称该《协议书》已作废，甚至粗暴践踏双方均无争议的《协议书》最后两条，即第13条、14条关于由李某、刘X池等四人组成清算小组完成清算工作、确定移交清单，及陈献泽应于协议书签订之日将5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至中间人李某的账户，再完成账目确认，然后李某向刘冠宏、高华容解付转让款，最后双方完成所有移交工作之规定，一方面坚持要求先查清账目否则一切免谈，另一方面在刘冠宏一再明确表示愿意遵照《协议书》配合四人清算小组查账，甚至催促陈献泽、李某尽早启动清算程序，以切实执行《协议书》的情况下，蛮横无理地单方委托邓会计查账，并以查账为由强令公司停产。由此可见，虽然《协议书》对刘冠宏、高华容向陈献泽收取500万元股权转让款附有条件，但因陈献泽为逃避付款义务恶意阻却该等条件成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应视为《协议书》所约定的付款条款已成就。陈献泽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由于对方存在擅自删改双方合意所草拟的协议书，且后来双方另行协商还没有实质履行该协议，对方所删改的协议书的内容里面严重影响了协议书本身双方合意的内容及权利义务，应维持原判。刘冠宏、高华容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献泽履行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于2017年3月18、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即是指陈献泽立即向刘冠宏、高华容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2.案件所有诉讼费由陈献泽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6日，刘冠宏（甲方）和陈献泽（乙方）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广州植翠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翠元公司”）是一家于2013年8月28日注册成立的公司，原始股东刘冠宏享有95%股权、高华容享有5%股权，股权全部交由甲方处置，现甲方同意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接受乙方作为新股东对公司进行投资，乙方现金注资人民币300万元，甲方持有增资后公司60%的股权，原始股金以甲方现有植翠元公司全部资产（有形及无形资产，不包括现金资产）入股，占新公司股份60%，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300万元，持有增资后公司40%的股权等等。合同签订后，陈献泽注资300万元，双方办理了植翠元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根据2017年5月2日打印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显示，植翠元公司股东为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在庭审中确认植翠元公司上述登记的股东股权情况为：刘冠宏占股55%，高华容占股5%，陈献泽占股40%。根据2017年5月3日打印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显示，广州劲元药业制造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8日登记成立，股东为刘冠宏、陈献泽。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在庭审中确认劲元公司上述登记股东的股权情况是刘冠宏占股60%，陈献泽占股40%。之后，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矛盾。2017年3月18日，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在派出所调解，在双方律师及共同的亲戚李某在场的情况下，双方就上述两公司问题进行了协商，期间高华容先行离去，当场由刘冠宏、陈献泽、李某签订《协议书》一份。诉讼中，刘冠宏、高华容提供2017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原件，该《协议书》是手写，协议顶端及末部均有刘冠宏、陈献泽、李某的签名及签约日期“2017年3月18日”，协议末端还有高华容的签名及签约日期“2017年3月19日”，协议中部分条款内容有删改（详见以下双引号内容），但删改处无各方的签名确认。该《协议书》约定如下：广州植翠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以及广州劲元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刘冠宏、陈献泽经协商一致同意，按如下方案分配以上两个公司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厂房、现有资金、债务、“技术配方等”（双引号的内容是划线删掉）。1.刘冠宏分别将上述公司股权（植翠元55%股份、劲元60%股份，转让给股东陈献泽；高华容将植翠元5%股份转让给股东陈献泽。2.陈献泽一次性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以刘冠宏实际收到款项为准）”（双引号的内容为增加）共计伍佰万元整后三日内办理上述两家公司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以及董事、总经理、监事等工商变更手续。3.刘冠宏、高华容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之日起，上述两家公司以及项下厂房、设备、现有资金，“将”（改为交）由陈献泽管理与经营。4.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上述两公司的所债务由陈献泽承担，与刘冠宏、高华容无关。5.刘冠宏在广州劲元药业有限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120万元）在本协议生效后，由陈献泽负责缴足，与刘冠宏无关，未依公司章程缴足认缴资本的相关责任由陈献泽承担。6.在刘冠宏、高华容收到股权转让款两年内不得“生产、销售”（双引号的内容是增加）“使用”（双引号的内容是划线删掉）双支型洗发剂模式的产品，以及变相以他人名义生产、销售双支型洗发剂模式的产品。“7.经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三方一致确认广州植翠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广州劲元药业有限公司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现有资金为元，债务约为元（最终以公司账目、合同及会计凭证为准），上述公司资金存款由高华容自本协议签订当日由其账户转让至陈献泽指定账户。”（双引号内容是划线删掉，以下简称第5处）8.自本协议签订“当日植翠元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移交给陈献泽”，劲元公司公章（已移交）、“证照、资质证明等所有资料全部移交给陈献泽。”（双引号内容是划线删掉）。9“注：本协议第7条中”（双引号内容是划线删掉）公司现有资金包括公司工户资金元，现金元，高华容账户资金元。高华容仅负责转账其账户内资金。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后高华容如收到客户资金应立即转款之陈献泽账户。10、……。11、刘冠宏、高华容现掌握的洗护用品配方归刘冠宏、高华容所有。12、本协议第7条、第9条中涉及的金额数据最终以双方财务核算为准。“刘冠宏、高华容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开始办理公司所有资料、客户资料、财物等员工资料等移交，且应在日之内办理完毕上述一切移交手续当日支付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13、本协议自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先清算账面，办理移交、签字且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起生效”（双引号内容是划线删掉，以下简称第6处）。“14、”（双引号内容为划线删掉），改为13、陈献泽、高华容共同委托李某、刘X池、黄某、龙某四人组成清算小组负责上述公司相关账目、资产、客户资料等所有内容的清算核查与移交，移交清单经刘冠宏、陈献泽、高华容共同签字后“本合同”（双引号内容是划线删掉）生效。14、本协议自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三方签字后生效，协议生效当天，陈献泽将股权受让款500万元（伍佰万整）支付至李某账户，自陈献泽转账之日起3日内，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三方共同完成上述两公司账目确认，李某自三方确认后当天，把500万元（伍佰万元整）转至刘冠宏账户，刘冠宏、高华容收到上述款项后按照清算移交清单7日内配合完成所有移交工作。《协议书》签订后无实际履行。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及其律师多次协商无果，陈献泽要求对公司查账，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双方矛盾激化。原审庭审中，刘冠宏、高华容陈述，《协议书》根据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双方意见草拟的，协议中删掉的内容是陈献泽委托的龙律师经过双方确定当面划掉的，当时刘冠宏、高华容提出删改这么多第二天打印好一式两份再签字，所以先在草拟的协议书签名，由于时间太晚所以高华容先走了，就只有刘冠宏、陈献泽及李某签名，第二天早上，刘冠宏、高华容打电话叫陈献泽和李某过来，李某说找高华容签名就可以，所以刘冠宏就把李某约来，陈献泽没有到场，就让高华容在协议上签字，签完字后刘冠宏就复印一份给李某了，协议书原件是刘冠宏、高华容向李某拿的，当天中午时陈献泽打电话给刘冠宏询问签字情况，刘冠宏说签了并约陈献泽下午到工厂具体执行，但之后协议一直没有履行。陈献泽陈述在2017年3月19日李某拿协议书给高华容签名，但高华容不舍得转让股份所有权并未签名，协议书一直放在李某手上，直到3月22日，刘冠宏、高华容等提出要看协议，李某基于信任就把协议给了刘冠宏、高华容，此后刘冠宏、高华容一直没有归还，高华容所签的2017年3月19日是倒签的，之后得知后陈献泽已发函给刘冠宏、高华容要求撤销合同。陈献泽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陈述的《协议书》签订及高华容的签名情况与陈献泽所述基本一致。各方均确认刘冠宏、陈献泽、李某是亲戚关系，李某与刘冠宏、陈献泽存在借贷关系。陈献泽申请证人龙某出庭作证，龙某陈述主要内容是协议书中部分内容是其所写，部分内容是刘冠宏、高华容律师黄某所写，现协议书显示的部分划掉的内容当时是没有被划掉的，在刘冠宏、陈献泽签名后，双方律师还互加微信方便修改协议内容，3月19日李某告知龙律师高华容不肯签字，故双方律师在微信中又继续磋商，并于3月22日双方在办公室再进行股权谈判，因陈献泽提出查账刘冠宏、高华容不同意，故双方不欢而散，之后再协商但也未成功。陈献泽提供了其与律师、刘冠宏、高华容的微信记录、股权转让版本，拟证明双方一直在协商解决股权纷争，而没有达成合意。原审法院认为：刘冠宏、高华容诉请要求陈献泽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转让款500万元，故刘冠宏、高华容提供的《协议书》是否双方当时的全部协议内容是关键。首先，《协议书》内容上存在较多删改，其中部分内容涉及陈献泽主要权益，部分内容涉及协议生效条件的约定。由于删改处无签名确认，现双方对于删改内容存在争议，陈献泽不认可，而刘冠宏、高华容又未能充分举证证明现显示的删改内容全部是当时双方一致同意删改的，故该《协议书》形式和内容不规范。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冠宏、高华容现提交的《协议书》剩余无删改的内容就是当时双方所达成一致合意的全部内容，该协议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存疑。其次，从双方的微信记录及庭审各方陈述的意见，反映出刘冠宏、高华容、陈献泽在2017年3月18日之后确实就涉案的股权是由刘冠宏、高华容受让还是陈献泽受让等、查账等主要争议曾进行了协商并委托律师草拟解决方案。由此证明2017年3月18日签订《协议书》后已重新进行了协商。综上，刘冠宏、高华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协议书》的内容是完整性和真实性，故刘冠宏、高华容要求陈献泽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判决：驳回刘冠宏、高华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冠宏、高华容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合同的订立强调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性，具体表现为对合同条款的合意。合同条款包含非必备条款和必备条款，非必备条款是指根据合同的性质在合同中不是必须具备的条款，缺少这些条款可以采用合同解释规则来进行补充完善；必备条款则是指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的约定所必须具备的条款，缺少这些条款是无法采用合同解释规则来进行补充完善的。本案中，《协议书》的内容存在较多删改，对于具体的删改内容，由于删改形式的不规范，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确定双方签署《协议书》时对合同内容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现双方亦不能就《协议书》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故本院对双方各自所主张的《协议书》内容均不予认定。《协议书》的内容并不明确，包括对“技术配方”等标的性的合同必备条款内容双方亦存在争议，如前所述，相关必备条款内容是无法采用合同解释规则来进行补充完善的，因此刘冠宏、高华容不能依据其单方所主张的《协议书》来要求陈献泽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综上所述，刘冠宏、高华容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463元，由上诉刘冠宏、高华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胡惠玲陈莹颖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