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2625民初338号原告：贵州砉丰源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清镇市红旗北路D栋1单元502室。组织机构代码675423108。法定代表人：王根华，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龙见本，贵州互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镇远县青溪镇五里牌。法定代表人：莫育军，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梁翊芳，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彭文华，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第三人：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紫薇路纬二路1号二楼207房。组织机构代码09882682X。法定代表人：肖振林，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朱卓奇，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蒋志军，系该公司副总经理，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第三人：武冈市源达绿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武冈市安乐乡塘富村8组。法定代表人：陈立志。原告贵州砉丰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砉丰源公司”）诉被告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东电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8日立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金时代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申请追加了黑金时代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又向本院申请追加武冈市源达绿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冈源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申请追加了武冈源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由审判员杨明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7月21日在本院第一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于2016年9月6日将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9日在本院第一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砉丰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龙见本、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翊芳、彭文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卓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限期支付原告货款84万元。事实和理由：根据原告与被告燃料部负责人口头协商意见，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2014年10月份的部分发电燃煤，价格按照被告当月招标的中标价结算。协商一致后原告于2014年10月份向贵州省织金县捷亮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织金县捷亮公司”）购买了电煤33车合计2116吨，并委托织金县捷亮公司代办托运，按照被告的同期电煤招标成交价格，该批货物价款为84万元。上述货物由黄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承运，已经运抵被告到站专用线交付被告，虽经原告多次催告，但被告至今没有将货款结算支付原告。被告黔东电力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就涉案煤炭未有口头协商及买卖合同，被告也没有要求原告提供销售涉案煤炭给被告，被告系国有企业，不可能靠口头协商采购煤炭；2、涉案煤炭是由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与被告签订合同，然后由黑金时代公司向被告供煤，且黑金时代公司与被告就本案涉及的煤炭结算完毕，被告已将所有煤炭款项支付给了黑金时代公司；3、原告与被告之间在涉案煤炭的当月确实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但并非购买涉案煤炭，其约定的煤炭发站点是安顺，并非本案涉案煤炭的织金，同时原、被告之间的煤炭合同已结算完毕，被告已将煤炭款支付给了原告。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没有就涉案煤炭订立煤炭买卖合同，原告不具有主体资格，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辩称：1、就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第三人并不是很清楚。就涉案煤炭，该煤炭实际出卖人为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黑金时代公司与被告签订合同且已支付完毕，同时黑金时代公司也已将煤款支付给另一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2、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未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原告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2、《购销合同》复印件、代发委托书复印件、付款凭证复印件、织金县捷亮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向织金县捷亮公司购买33车共2116吨电煤并委托其代发至黔东电力公司。3、货票复印件33份、运输发票复印件8份，拟证明33车2116吨电煤已经运至黔东电力公司专线交付。4、蒋浩的证言及刘某的书面证言，拟证明原告公司业务员蒋浩与被告公司刘某口头商量发煤的事实。5、领货凭证复印件33张，拟证明被告在领取涉案33车煤时已知供货方是原告砉丰源公司。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对第1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为适格的原告；被告及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对第2组证据中的购销合同、代发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两份文件无法看出原告与被告存在合同关系；被告及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对第2组证据中的付款凭证、织金县捷亮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第3组证据，因没有原件，被告不予质证，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认为无原件核对，无法确定，且内容与原告无关；被告及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认为第4组证据的两位证人的证词相互矛盾，蒋浩系原告公司员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被告及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对第5组证据不予认可，被告认为领货凭证上没有到站交货日期，经办人等，备注栏是手写的，不是打印的，凭证上的记载没有写明被告，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认为领货凭证是运输合同的一部分，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为运输合同方面，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该凭证即便真实，也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合同关系，该凭证只能证明原告为托运人。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的基本情况，予以采信；对于第2、3、5组证据，综合该三组证据的内容能够证明原告与织金县捷亮公司签订购煤合同，并请织金县捷亮公司代发33车煤至被告处的事实，但因代发委托书的出具时间为2015年9月7日，货票上也没有注明发货人系原告，领货凭证上也没有被告的签字或盖章，故该三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知道织金县捷亮公司发运过来的33车煤系原告委托发货的事实；对于第4组证据，因证人刘某与蒋浩的证言不相一致，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口头购煤合同的事实，故不予采信。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1）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给被告的《关于请求尽快结算的函》；（2）2014年10月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3）银行客户回单；（4）2014年10月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的《火车煤结算明细表》；（5）煤款发票；（6）运费发票。以上六份证据拟证明本案涉及的煤炭系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向被告出售的煤炭，黑金时代公司已将煤款发票、运费发票提交给被告，被告已将煤款结算给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2、（1）2014年10月被告与原告的《煤炭买卖合同》；（2）银行电子付款凭证（回单）；（3）2014年10月被告与原告的《火车煤结算明细表》。以上三份证据拟证明被告已将应结算给原告的煤款结算给原告。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与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没有代发委托书，仅仅有函不能证明那33车煤是代黑金时代公司发，被告与黑金时代合同约定的煤与原告发的33车煤不是同一批；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举证证明的33车煤与本案涉案的33车煤是两回事，涉案的33车煤不包含在这些合同里面。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对被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无异议，同时认为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发货点是织金；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对被告提供的第2组证据表示不清楚。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二者之间2014年10月份的煤炭买卖共583车，其中包括了织金县捷亮公司代发的33车煤炭，且煤款已经结算完毕。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4年8月XM201400310《煤炭购销合同》年度合同复印件、XM201400310补01《煤炭购销补充协议》复印件、WLQDRL201421《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WLQDRL201445《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WLQDRL201479《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WLQDRL201479S02《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复印件、WLQDRL201496《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WLQDRL2014126《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WLQDRL2014141《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拟证明：（1）黑金时代公司与武冈源达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专供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2）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各月份买卖合同关系，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3）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2014年8月1日发运单位武冈源达公司与结算单位黑金时代公司的委托书复印件、黔东电力公司火车煤结算明细表复印件5份，拟证明：2014年8月至12月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所有供应煤炭验收结算情况。3、明细账及网银转账记账回执复印件，拟证明：自2014年8月签订合同以来黔东电力公司向黑金时代公司支付煤款的明细及记录情况，黑金时代公司又向武冈源达公司支付煤款的明细及记录情况，也就是证明被告支付给黑金时代公司的煤炭款，黑金时代公司已支付给武冈源达公司。4、武冈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立志的弟弟发给黑金时代公司会计的邮件及附件（函两份）打印件、证明打印件、劳务协议书复印件、廖安群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涉案煤炭是黑金时代公司向武冈源达公司购买，武冈源达公司请织金县捷亮公司代发的，武冈源达公司进行确认核实，并表明其愿意承担责任。经质证，原告认为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不能证明涉案33车煤是黑金时代公司履行所举合同的内容；对第2组证据中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结算明细表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涉案煤炭是武冈源达公司代黑金时代公司发货；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不能证明涉案煤炭是武冈源达公司代黑金时代公司发的，也不能证明织金县捷亮公司所发煤炭是代黑金时代公司发的；对第4组证据中函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武冈源达公司作了虚假的陈述，并认为该组的其他证据均与本案无关。对于上述四组证据，被告对第1组证据中黑金时代公司与武冈源达公司之间的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该组证据中的其他几份证据没有异议；对第2组证据中的委托书不清楚，对2014年10月份的结算明细表没有异议，对其他的结算表，认为因无原件，应以被告的结算为准；对第3组证据证明被告付款给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的事实没有异议；对第4组证据认为不清楚，请法院核实。本院认为，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提供的上述四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之间、其与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同时也证明了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认可黑金时代公司2014年12月1日出具给黔东电力公司《关于请求尽快办理结算的函》的内容，即2014年10月，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共发运给黔东电力公司煤炭583车，其中包括了织金县捷亮公司代发的33车煤炭。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长期保持贸易合作关系。2014年8月7日，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黑金时代公司向黔东电力公司提供原煤，交货方式为卖方代办铁路运输，交货地点为黔东电力公司专用线（羊坪站），发站点为么铺、打括、久长、六枝、天龙、安顺、扎佐、新平坝、水城东、下藤桥、二塘，合同期限为2014年8月4日至2014年8月31日。同年9月5日，双方又签订一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内容与8月份的合同内容基本一致，但增加了发站点织金。同年10月10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内容与之前的基本一致，发站点未包括织金站，同日，双方针对10月的《煤炭买卖合同》签订一份《煤炭供销合同补充协议》增加发站点为黔东南州以外站点。2014年8月10日，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与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武冈源达公司向黑金时代公司供货原煤，交货方式及质量要求等均依照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为准，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8月4日至2014年12月31日。2014年8月1日，发运单位武冈源达公司与结算单位黑金时代公司共同向黔东电力公司出具委托书，内容载明：自2014年8月起，武冈源达公司代理黑金时代公司从么铺、打括、久长、六枝、天龙、安顺、扎佐、新平坝、水城东、下藤桥、二塘、织金等发运至黔东电力公司羊坪站的电煤，属黑金时代公司委托武冈源达公司代发货。此后，合同各方均按照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2014年10月，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共发运给黔东电力公司煤炭583车，其中包括了织金县捷亮公司在织金站代发的33车煤炭。武冈源达公司将运输费发票与增殖税发票原件交给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黑金时代公司又向被告提交了合同原件、运输费发票原件、增殖税发票原件、结算单原件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与黑金时代公司就该583车煤炭于2014年12月5日进行结算，结算总金额12586594.93元，于2014年11月11日至2015年4月23日期间分五次支付给黑金时代公司，黑金时代公司也分多次向武冈源达公司支付了相应煤款。原告与织金捷亮公司签订购买煤炭的《购销合同》一份，未明确合同签订时间，合同执行时间为2014年10月14日至2014年10月31日。2015年9月7日，织金捷亮公司出具代发委托书证明其从织金站运发的33车煤炭属原告砉丰源公司委托其代发，但就本案涉案的33车煤，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合同或者口头协议。同时，按照煤炭行业的交易习惯，贸易双方结算时需要提供合同、结算单、铁路运输费发票、增值税发费。原告因向被告申请结算煤款时，被告以原告没有提供结算所需的合同以及相应运输发票原件等材料拒绝结算，引发本案纠纷。本院认为，原告以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且已经将煤炭按照约定发货至被告处为由向法院起诉，而被告对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口头协议的事实不予认可，认为其收到的煤炭系基于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与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由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代发的煤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此条确立了合同相对性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地位。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只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任何合同以外的第三人都不得请求合同上的权利，也无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就涉案33车煤存在书面或者口头买卖合同，原、被告双方无任何购买煤炭的合同合意。相反，被告与黑金时代公司签订了煤炭购买合同，约定由黑金时代公司向被告供煤，并且对发站点也进行了约定，其中就包括织金站。后黑金时代公司又与武冈源达公司签订了煤炭购买合同，约定由武冈源达公司按照被告与黑金时代公司所签合同的内容向被告供煤，故织金县捷亮公司2014年10月发运至被告处的涉案33车煤应当是被告及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的合同标的，而被告在收到该33车煤后，将该33车煤依据黑金时代公司提交的合同原件、运输费发票原件、增值税发票原件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进行结算，并将相应煤款支付给了黑金时代公司，后黑金时代公司又将相应煤款支付给了武冈源达公司。也就是说，武冈源达公司将运输费发票原件及增值税发票原件交付给黑金时代公司后即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将运输费发票原件及增值税发票原件交付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后即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而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将煤款支付给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后也即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至此，就涉案的33车煤，需求方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与供货方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已经全面的履行了合同权利义务，依据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合同之外的原告对于该33车原煤，没有向被告黔东电力公司请求付款的权利。原告提供了织金县捷亮公司出具的代发委托书原件、领货凭证原件，虽能够证明原告确实委托织金县捷亮公司代发了一批33车煤，但如前所述，从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这33车煤系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原告并不能证明该批煤炭是应哪个主体的需要而发货，无法确定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如原告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其他的民事主体存在不当得利或者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可以依据相应的证据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有责任就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被告收到的涉案33车煤系原告履行其与被告之间买卖合同的合同义务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上述事实。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收到的涉案33车煤系原告履行其与被告之间买卖合同的合同标的物，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煤款84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贵州砉丰源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00元，由原告贵州砉丰源矿业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明镜审 判 员  杨国艳人民陪审员  舒秀忠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李彦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