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1民终152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新玲，女，1966年6月1日�，回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河南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红，河南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中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焦红宾，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前，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欣，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满涛，男，1958年2月2日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云亮，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果，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新玲、上诉人河南中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满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8民初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新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陈志红，上诉人中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欣、王广前，被上诉人满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云亮、杨玉果等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新玲上诉请求：驳回满涛对刘新玲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满涛通过与刘新玲签订《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的方式已自认了其在中澳公司的股东身份。2、中澳公司工商档案注册金本金变化与否与其是否及时变更工商登记材料有关，不能因此否定满涛不是或者没有成为中澳公司的股东。3、满涛收到1000元款项应认定为分红的性质。刘新玲在汇款方式中注明是分红，是履行代持协议的唯一合法形式，中澳公司在一审中认可该1000元是通过刘新玲给满涛的分红相互印证。4、1000元的分红支付时间，与刘新玲无关。不能因此否定1000元款项是分红的性质。二、一审判决刘新玲共同承担返还责任没有依据。中澳公司收取了满涛的投资款，应当负责返还。1、刘新玲拿走满涛的收据原件换票未果的行为是中澳公司安排刘新玲做的，不会对满涛造成任何实质影响，中澳公司没有因为满涛没有收据原件不承认其股东身份，不给其分红。2、关于代持股协议的问题。刘新玲是根据满涛的意愿，方便其享受投资收益而签订，刘新玲也一直按代持协议履行义务。刘新玲在代持股协议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返还责任。满涛要求返还投资款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达到其预期利益，与是否成为股东没有必须联系。
中澳公司上诉请求：驳回满涛对中澳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由错误。本案应为股权转让纠纷，应适用公司法规范的范畴，股权转让纠纷为特别案由。二、一审判决认定《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中澳公司不是适格被告，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主体错误。该协议书仅约束满涛与刘新玲，与中澳公司无关。三、一审判决认定满涛未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股权成为股东是错误的。中澳公司出具收据显示“受让股份”字样，是应股东刘新玲要求，中澳公司对满涛在刘新玲名下代持股事实予以确认，满涛作为隐名持有中澳公司股份是受让取得。四、本案焦点应为股权代持协议是否应解除。满涛作为隐名股东存在，既然作为隐名股东存在，因合同目的未达到而要求解除合同，是否应支持。五、一审判决中澳公司共同还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中澳公司收取刘新玲的出资款，其中包含满涛的2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现满涛要求退股撤资，无法律依据。六、司法干预民商事行为违反市场交易原则及法律精神。
满涛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满涛未取得股权，从而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是正确的。1、满涛未获得被代持的股权。2、刘新玲作为股东的大部分出资，列入中澳公司的资本公积金的性质。3、刘新玲所述已支付1000元分红没有依据，应为返还部分本金或支付利息。4、满涛未获得股权，委托代持股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当解除。二、一审判决解除协议是正确的。中澳公司实际收取了满涛的投资款，刘新玲与中澳公司应承担共同返还的责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满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满涛与刘新玲签订的《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2、刘新玲、中澳公司共同返还满涛投资本金20万元，并以中国人民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以20万元为基数计算，赔偿满涛损失1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新玲系中澳公司的股东,满涛通过他人介绍与刘新玲相识。2015年10月，满涛听刘新玲说中澳公司准备在主板上市，投资后有高额回报，便产生了投资入股的意愿。同年12月24日，满涛按照刘新玲的指示交纳投资款20万元，12月31日，中澳公司向满涛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载明：“兹收到满涛交来预收投资款（受让股份）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元，收款人宋孝立”。收据上加盖有中澳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收款人宋孝立为中澳公司的财务人员。
随后，刘新玲以换票为由将中澳公司给满涛出具的收据原件收走，并于2016年1月27日在该收据复印件上注明“原件已收回，刘新玲”，中澳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占中于2016年12月22日在该复印件上注明“情况属实，孙占中”。刘新玲未能为满涛换票，也未向满涛退还收据原件，其于同年4月8日与满涛签订《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一、满涛自愿委托刘新玲作为其对中澳公司出资的股权代持人，刘新玲愿意接受满涛委托，代为行使相关股权的权利和义务；二、满涛在中澳公司的出资额为200000元，全部委托刘新玲代持，代持期限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中澳公司重组、拆分至刘新玲名下（或发放无记名股票）止；三、在刘新玲名下共投入中澳公司资金30351072元，其中200000元系满涛所有，由刘新玲代持；四、委托的事宜包括：刘新玲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公司股东，在登记名册上具名，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登记，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活动，代收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议，行使股东权利；五、满涛是代持股权的股份所有人，享有其股份获得的所有权益，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刘新玲对代持的股份不享有任何收益权和收益处置权，对所代持的股份收益及时转交满涛处置。
满涛提交的中澳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显示：中澳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8日，注册资本为一亿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称为河南中澳家具市场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1月18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变更为河南中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刘新玲并非中澳公司的发起人，其分别于2015年4月15日出资1962500元受让杨金海在中澳公司1.9625%的股权，于2015年12月3日出资1743884元受让中澳公司工会委员会1.743884%的股权，于2015年12月31日出资87500元受让三六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中澳公司0.0875%的股权，至此，刘新玲在中澳公司的股权比例达到3.793884%。中澳公司于2016年3月23日给刘新玲开具的收据显示：中澳公司共收到刘新玲入资款30351072元，其中注册资本3793884元，资本公积26557188元。中澳公司及刘新玲均认可刘新玲在中澳公司30351072元的入资款包括满涛投资的200000元。2016年年底，满涛要求刘新玲退还投资款。2017年1月4日，刘新玲通过浦发银行向满涛汇款1000元，其在汇款回单附言中记载为分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满涛是否已成为中澳公司的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后，外部投资人一般可通过两种方式成为股东，一是在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直接投资，二是受让其他股东的股权。本案中，从中澳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来看，满涛向中澳公司投资200000元后，中澳公司的注册资本没有增加，说明满涛未通过中澳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方式成为股东；中澳公司给满涛出具的收据上虽显示为“受让股份”，但中澳公司自身并没有股份可以出让，刘新玲及中澳公司的其他股东均没有与满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形成股权转让合意，说明满涛未通过受让股权的方�成为股东。综上，满涛并未成为中澳公司的股东。满涛投资的目的是成为中澳公司的股东，其投资目的没有实现，故其要求解除《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并要求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满涛要求中澳公司、刘新玲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刘新玲、中澳公司辩称已支付满涛1000元股息分红，满涛的投资目的已经实现的意见，因该款是在满涛要求刘新玲、中澳公司退还投资款的前提下才支付的，刘新玲虽单方在汇款回单附言中记载为分红，但未提交满涛股东身份证明、中澳公司分红决议等证据，该1000元不能视为分红，应视为对满涛投资款的部分返还，故对中澳公司、刘新玲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谁应返还满涛投资款。中澳公司向满涛出具的收据上加盖有财务专用章，收款人宋孝立系其财务人员，说明中澳公司直接收取了满涛的投资款，应负返还责任；刘新玲以换票为名将中澳公司向满涛出具的收据原件收走，在满涛未获得股权的情况下，与满涛签订《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将满涛的投资款纳入其在中澳公司的30351072元入资款中，应对满涛的投资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综上，满涛与刘新玲签订的《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应依法解除，中澳公司、刘新玲应共同返还满涛剩余投资款199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判决：一、依法解除满涛与刘新玲于2016年4月8日签订的《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二、河南中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刘新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满涛投资款199000元；三、驳回满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50元、保全费1570元，共计6020元，由满涛负担315元，中澳公司、刘新玲负担570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新玲提交以下证据：1、2016年12月21日中澳公司会议纪要、预支金额审批表一份、刘新玲名下隐名股东分红情况表一�，证明中澳公司春节前优先安排股东分红，刘新玲分得151755.36元，其中支付满涛1000元。2、刘新玲与案外人签订的《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三六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转让说明，证明刘新玲是通过受让方式取得中澳公司股权，满涛为中澳公司隐名股东。3、2017年11月13日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对中澳公司办公室李大禹主任调查，李大禹证明刘新玲到公司备案的隐名股东相关资料，其中包括满涛的股份，刘新玲将分红支付给其名下隐名股东。中澳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为：1、对会议纪要、股东信息及金额审批表真实性没有异议，只能证明公司向刘新玲发放了分红，不能证明其他。2、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公司未直接确认刘新玲名下隐名股东的身份。对于调查笔录，公司不知情。满涛发表质证意见为：不是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刘新玲提交的证据只能�明其与中澳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满涛没有关系。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满涛欲成为中澳公司的股东出资20万元，与刘新玲签订《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约定由刘新玲代持其在中澳公司的股权。中澳公司收到满涛20万元投资款后仅出具收据，未出具股东证明书。据此，满涛未成为中澳公司的股东。由此导致满涛投资目的无法实现，其请求解除《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故应予解除。刘新玲将满涛出资20万元作为其向中澳公司投资的资金取得相应股权，并未依据代持股协议约定为满涛争取到股东资格，中澳公司收到满涛投资款，亦未出具股东证明书，故因双方的违约行为导致满涛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刘新玲、中�公司上诉称满涛是中澳公司股东、各自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新玲、河南中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元，由刘新玲、河南中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秦 宇
审判员 王胜利
审判员 李运动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曹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