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04民初22334号	原告（反诉被告）刘剑秋，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黄权辉，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宋晓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峰，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思宇，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	法定代表人陈辉汉。	委托代理人邢峥，男，汉族，系该公司员工。	原告（反诉被告）刘剑秋诉被告（反诉原告）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汇理公司）、第三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酒店）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被告长城汇理公司提起反诉，本院受理了被告长城汇理公司反诉并与本诉合并审理，于201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黄权辉，被告长城汇理公司委托代理人高峰、宋思宇，第三人新都酒店委托代理人邢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6年1月18日，第三人新都酒店披露了一份《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了被告长城汇理公司及其控制的两个资产管理计划——深圳长城汇理6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兴业银行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三方合计持有新都酒店37868822股股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1.5%，并且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原告作为第三人新都酒店的一名股东，认为被告长城汇理公司在本次权益变动中未履行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书面的报告义务、未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和增持属于无效民事行为。首先，长城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在本次信息披露时产品已经到期清算，不具有持有新都酒店股票的主体资格。《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10页披露长城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合同成立时间是2014年1月14日，资产计划存续期限是两年。而该《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时间是2016年1月18日，很明显，披露的时候该资管计划已经终止。其次，长城汇理6号专项投资企业违反银监会的监管规定，不具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收购上市公司并成为第一大股东的主体资格。《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15页、16页披露长城汇理6号专项投资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是招商财富—长城汇理2号专项资管计划，该资管计划通过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通道按照优先份额比劣后份额4:1的比例募集资金共计4亿元（即优先级份额3.2亿元，劣后份额0.8亿元）。根据银监会发布的58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工作的意见》（银监办发【2016】58号）：督促信托公司合理控制结构化股票投资信托产品杠杆比例，优先受益人与劣后受益人投资资金配置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1，最高不超过2:1，不得变相放大劣后级受益人的杠杆比例。根据该文的规定，银监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各银监局要综合运用行政处罚，监管措施和监督管理等手段，加大监管问责和处罚力度。很明显，长城汇理6号专项投资企业的结构化资金已经严重违法银监会的规定，存在被处罚解散的风险，不具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收购上市公司并成为第一大股东的主体资格。最后，长城汇理6号专项投资企业和长城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未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有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将备查文件的原件或者有法律效力的复印件报送证券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备查文件包括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被告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仅披露为两个资产计划的管理方式，并没有披露资管计划的实际出资人，也没有将该两个资管计划的合同原件或者有法律效力的复印件作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附件存放在上市公司供股东们备查。综上所述，鉴于长城汇理公司未履行报告义务、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其持有和增持新都酒店股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即从其民事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由于被告的上述无效民事行为，造成第三人新都酒店股价异常，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通过兴业银行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2、被告通过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3、被告在《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限售期届满后，通过深交所的集中竞价交易系统限期改正其无效的民事行为；4、被告在改正违法行为之前，不得对其违法持有的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行使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利及其他股东权利；5、第三人新都酒店在被告违法行为改正之前，就被告违法持有的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不予计入股东大会议案的有效表决权，对被告对违法持有的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行使提案权、提名权、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利及其他股东权利不予接受；6、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被告长城汇理公司答辩称，一、原告与本案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系以第三人新都酒店股东身份提起诉讼，其提出的诉请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两项内容，即：要求判令被告持股行为无效，及判令被告在改正无效行为前不得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事实上，原告与本案并不存在任何直接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具体理由如下：1、被告持股行为是否有效根本不影响原告持股行为的效力。本案中，第三人新都酒店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原、被告通过集中竞价等交易方式所获得的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简称“中登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因此，原、被告双方对第三人新都酒店的持股互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被告持股行为是否有效根本不影响原告的股东身份、持股数量及其持股效力。2、被告是否能够行使股东权利根本不影响原告行使股东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第四条、《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八十六条规定，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等股东权利，均属于第三人新都酒店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所依法享有的身份权利。因此，被告是否能够行使表决权等股东身份权利，并不影响原告基于第三人新都酒店股东的身份行使其所持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所对应的表决权等股东身份权利。3、原告不仅未遭受任何经济损失，相反获益巨大。首先，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自2015年4月29日起停牌，至今未复牌。而本案诉争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期为2016年1月18日，故不存在因被告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而对第三人新都酒店股价造成影响的事实前提。其次，根据被告提交的第三人新都酒店股价日线图显示，第三人股价2014年6月13日报收4.17元/股，之后持续、稳步上扬，截至2015年4月29日停牌前，股价为10.38元/股。停牌期间，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通过协议受让方式买入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的价格已上涨至12.80元/股。根据原告提交的股票明细对账单显示，原告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91,318股，持股成本616,529.88元，停牌前市值为人民币947,880.84元，按停牌价计，原告盈利幅度已超过53%。如果按照停牌期间协议转让的可比价计，原告盈利更是高达90%。因此，本案完全不存在所谓“由于被告的上述无效民事行为，造成第三人新都酒店股价异常，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经济损失”的事实，相反原告获益巨大。	二、被告已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原告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在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时“未履行报告义务、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原告系主张被告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存在重大遗漏的虚假陈述行为。1、被告是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依法必须由中国证监会通过行政处罚决定书或人民法院通过刑事裁判文书形式进行认定，而原告无法对此进行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当事人依据查处结果作为提起民事诉讼事实依据的，人民法院方予依法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由此可见，当事人是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依法必须由中国证监会通过行政处罚决定书或人民法院通过刑事裁判文书形式作出认定。该等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刑事裁判文书是原告主张被告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法定事实依据，也是法院受理案件的前提。另外，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公告等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暂停或者停止收购等监管措施。在改正前，收购人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上述规定亦明确，以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为由限制股东表决权的前提条件是中国证监会已对相关股东的信息披露违法事实作出认定。本案中，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16年1月18日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超过一年时间，中国证监会从未对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出过异议，更不存在立案调查、实施行政处罚或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因此，本案原告根本无法举证被诉信息披露行为已经法定的行政或刑事前置程序认定，其诉请缺乏法定的事实依据。2、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的三点理由与事实严重不符。（1）原告对1号资管计划的到期日以及清算概念进行了错误理解。首先，根据中国证监会《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合同内容与格式准则（2012年修订）》第十六条规定，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手续办理完毕，资产管理合同生效。《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10页披露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同成立时间：2014年1月14日），根据被告提交的备案登记表显示，该资管计划的备案日期为2014年1月29日。因此，1号资管计划的合同虽在2014年1月14日签署成立，但该资管计划正式成立的时间为2014年1月29日，按两年存续期计，到期日为2016年1月29日，晚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披露日。因此，不存在1号资管计划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时已到期的事实。其次，资管计划属于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三方通过签署资管合同订立的契约型私募基金，本身并无实体。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私募投资基金开户和结算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作为资管计划财产的股票登记在以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内。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私募投资基金合同指引的通知》第五十七条规定，资管计划的到期清算系指资管合同到期后，管理人对资管计划财产进行变现和分配。因此，资管计划的到期清算并不涉及持股实体的注销，而是对管理人代表资管计划持有的股票进行变现，系基于股东身份进行的处分行为，恰是具有合法持股资格的体现。（2）原告错误适用银监会58号文。首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于2016年3月18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工作的意见》（银监办发[2016]58号，简称“58号文”）的适用对象为信托公司，而招商财富-长城汇理2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是依据《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本身并不适用于58号文规定。其次，本案所涉资管计划均系依照《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设立与管理，并已依据《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合同内容与格式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备案，其投资运作符合相关规定以及各项监管要求。本案中，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从未因涉嫌违规而被行政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作出行政处罚，更不存在被处罚解散的风险。因此，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再次，在效力层级上，银监会58号文和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分别属于规范性文件或部门规章，依法不能援引用于否定民事行为效力。（3）原告错误认为被告未按规定披露资管计划实际出资人及提交备查文件。	三、原告诉请要求确认被告持股无效以及限制被告行使股东权利缺乏法律依据。1、被告系通过合法交易方式买入股票，相关持股行为的合法性依法应予确认。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进行的交易，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对交易中违规交易者应负的民事责任不得免除；在违规交易中所获利益，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本案中，被告及被告担任投资顾问的1号资管计划、被告担任普通合伙人的6号有限合伙系通过协议转让或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买入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前述协议转让以及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方式。鉴于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是按照深交所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通过交易方式取得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相关交易结果（即持股行为的合法性）应予确认和保护。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因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而导致持股行为无效，不仅缺乏事实依据，也与《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明显冲突。2、我国法律只规定股东享有民事赔偿索赔权，但无权要求限制其他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根据我国现行《证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主体应对因其虚假陈述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其他股东承担民事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即便存在信息披露违规，受损害的股东享有的也只是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赔偿其自身财产性权益损失的救济权利，并不享有要求限制侵权行为人行使投票权等股东权利的救济权利。因此，原告主张要求限制被告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亦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3、限制股东行使表决权系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限制股东行使表决权”系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针对违规收购人作出的行政监管措施，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可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理由如下：（1）法律、法规层面，“限制股东行使表决权”的规定仅见于《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从条款内容看，该条系针对违规收购人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的规定。（2）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层面，“限制股东行使表决权”仅见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五条至第七十八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部门规章是执行性立法，是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命令而制定的规范文件，是对上位法规定事项进行细化后的行政执法依据，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裁判依据，而非民事案件的裁判依据。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五条至第七十八条规定内容看，上述条款均系中国证监会针对《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进行的细化规定，该等条款中“在改正前……不得行使表决权”亦直接对应着前文“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因此，《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五条至第七十八条规定的仍是收购人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要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而非民事法律责任；调整的是行政机关与民事主体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而非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3）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监督管理措施时，适用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监督管理措施包括：……（九）限制股东权利或者责令转让股权”；第二十六条规定：“限制股东权利或者责令转让股权，是指实施机构根据《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三条……限制上市公司的收购人行使表决权的监督管理措施”；第四十四条规定：“实施机构限制违法上市公司收购人行使表决权的，应当书面告知收购人及相关上市公司，告知文书应当载明限制收购人行使表决权的期限、范围等内容，并要求上市公司公告”。另外，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授权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四）对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作出的限制业务活动、限期撤销境内分支机构、限制分配红利、限制转让资产、责令限制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以及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等行政监管措施不服的。”因此，“限制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系中国证监会为履行其行政监管职权，针对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收购人采取的具体行政监管措施，属于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而非民事法律责任，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第三人新都酒店答辩意见与被告答辩意见一致。	反诉原告长城汇理公司诉称，反诉被告刘剑秋以反诉原告长城汇理公司在2016年1月18日的权益变动报告中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为由，向贵院提起民事诉讼，反诉被告刘剑秋提出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给反诉原告无谓增加诉累，并造成反诉原告为应诉而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反诉被告刘剑秋应当就其不当诉讼造成反诉原告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损失予以赔偿。因此，反诉原告长城汇理公司请求法院判令：1、反诉被告刘剑秋向反诉原告长城汇理公司赔偿律师费损失600000元；2、反诉被告刘剑秋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反诉被告刘剑秋当庭辩称，在涉案的权益变动中，被告未严格履行报告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属于《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规定的无效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效力及约束力。另外，被告可以由公司人员代理，无需委托代理律师代理，且代理费用过高，原告的起诉内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请求法院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第三人新都酒店认可反诉原告长城汇理公司的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截止本案起诉之日即2016年9月13日止，第三人新都酒店系深交所上市公司，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刘剑秋与本诉被告（反诉原告）长城汇理公司均为第三人新都酒店的股东。其中，本诉原告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91318股股票；本诉被告直接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107890股股票，通过其担任投资顾问的“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管计划”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20724169股股票，通过其担任管理合伙人的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28569551股股票。以上原、被告所持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对持有的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本诉被告与担任“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管计划”管理人的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形成一致行动关系，且本诉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的方式包括协议转让、集中竞价、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5年11月4日，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长城汇理公司一次性协议受让桂江企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第三人新都酒店股份21982703股，占新都酒店已发行股份比例的6.67%。	2015年11月10日，鉴于本诉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超过5%的股票，本诉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进行了公告。	2015年12月1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10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根据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重整投资人深圳华银汇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无偿受让第三人新都酒店原第一大股东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让渡的新都酒店22775500股股份；重整投资人深圳丰兴汇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将无偿受让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让渡的第三人新都酒店13872362股股份。让渡完成后，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的股权比例下降至5.3%。	2016年1月18日，鉴于本诉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第三人股票的数量超过第三人原第一大股东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本诉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进行了公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本次权益变动方式、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质量、其他重要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法定代表人声明、备查文件等内容。	2016年9月8日，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向第三人新都酒店董事会发出《关于对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16]第313号），问询内容为：“2016年1月18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公告。公告显示，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两个资产管理计划长城汇理6号专项投资企业和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长城汇理6号”、“长城汇理1号”）合计持有你公司11.50%的股份，成为你公司第一大股东。近日我部收到投资者投诉，其反映长城汇理公司在本次披露中存在以下涉嫌违规行为：1、权益变动报告书未全面披露资管计划的实际出资人，如长城汇理6号的有限合伙人“招商财富-长城汇理2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长城汇理2号”），未披露资管计划的实际权益人及相应条款。同时资管计划合同及协议未作为备查文件存放在上市公司。2、长城汇理1号成立于2014年1月14日，存续期2年，在信息披露时产品已到期，但长城汇理公司未披露是否清算或续期、投资人是否已经发生变化。3、长城汇理1号涉嫌非法从事股票融资业务。长城汇理1号按照2:1的优先劣后比募集资金，长城汇理2号按照4:1的优先劣后比募集资金，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2015年9月下发的《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作为场外配资进行清理。4、长城汇理2号按照4:1的优先劣后比募集资金，违反了银监会58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工作的意见》结构化股票投资信托产品杠杆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1的规定。同时，该产品单一持有已经暂停上市的新都酒店股票，难以实现强制减平仓止损，可能导致优先级委托人利益受损。请你公司及长城汇理公司就下述问题进行核查做出书面说明，并在9月12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涉及信息披露需补充更正的，及时履行披露义务。1、逐条对投资者投诉问题进行解释说明。2、各级资管计划中存在分级产品的，视为资金来源于对优先级合伙人的借贷，请长城汇理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条——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补充披露借贷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借贷方、数额、利息、期限等重要条款。3、列表说明各级资管计划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2016年7月14日公布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不符合的条款、规定对应的整改要求、长城汇理公司的整改安排、对持有你公司股份的影响。”本案本诉原告主张的理由与上述问询函中提到的投资者投诉内容基本一致。	2016年9月9日，本诉被告作出《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问询函[2016]第313号的回复》，对问询函内容逐项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并对回复函进行了公告披露。此后，深交所未对本诉被告进一步问询。	2016年9月13日，原告诉至本院。	截止至本案开庭之日，无证据证明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已经认定本诉被告在增持第三人新都酒店股份过程中存在虚假陈述等证券违法行为，亦无证据证明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已对本诉被告作出过责令改正并要求在改正前限制行使表决权的行政监管措施。	另查，兴业银行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日期为2014年1月29日，到期日为2016年1月29日，晚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披露日。2017年1月24日，本诉被告向第三人新都酒店发出《告知函》，称“受贵司股票停牌影响，由我司担任投资顾问的‘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清算完成日期将在2017年1月29日基础上继续延长，直至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出售全部新都酒店股票为止。在此期间，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股东权利不受影响。”	第三人新都酒店章程第三十一条：公司股东为依法持有公司股份的人。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种义务。第三十二条：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第三十三条：公司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凭证建立股东名册。第三十四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分配股利、清算及从事其他需要确认股权的行为时，由董事会决定某一日为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为享有相关权益的股东。第三十五条：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七）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再查，2016年12月，反诉原告（甲方）与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乙方）、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乙方）签订一份《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就涉案纠纷委托乙方代理一审诉讼，律师费用由固定律师费及奖励费用组成，其中固定律师费为60万元。2017年2月8日，反诉原告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支付了固定律师费60万元。2017年2月9日，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向反诉原告开具了律师费发票。	以上事实有本诉原告提交的证券营业部股票明细对账单、本诉被告提交的第三人新都酒店季报、半年报、公告、章程、持股证明、深交所问询函、问询函回复、《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发票、转账凭证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诉被告在增持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过程中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2、本诉原告要求确认本诉被告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的行为无效是否具有法律依据；3、本诉原告要求限制本诉被告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是否具有法律依据；4、反诉原告要求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其律师费损失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本诉被告在增持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过程中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问题。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是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但未达到20%的，应当编制包括下列内容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姓名、住所；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的，其名称、注册地及法定代表人；（二）持股目的，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三）上市公司的名称、股票的种类、数量、比例；（四）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或者拥有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化达到5%的时间及方式；（五）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该公司股票的简要情况；（六）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前述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但未达到20%的，还应当披露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0%但未超过30%的，应当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除须披露前条规定的信息外，还应当披露以下内容：（一）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二）取得相关股份的价格、所需资金额、资金来源，或者其他支付安排；（三）投资者、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持续关联交易的，是否已做出相应的安排，确保投资者、一致行动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避免同业竞争以及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四）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人员、组织结构、公司章程等进行调整的后续计划；（五）前24个月内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六）不存在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七）能够按照本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本诉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协议受让桂江企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后，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的比例首次超过第三人新都酒店已发行股票总数的5%。在该事实发生后，本诉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5年11月10日编制《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简式权益报告书》）并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了公告披露。之后，因第三人新都酒店原第一大股东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在第三人新都酒店执行重整计划过程中向重整投资人无偿让渡了所持有的一半的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导致让渡完成后本诉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的数量超过第三人新都酒店原第一大股东，本诉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6年1月18日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了公告披露。2016年9月8日，深交所公司管理部接到投资者投诉后作出《关于对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16]第313号），对本诉被告进行问询。2016年9月9日，本诉被告就问询事项逐项进行解释和说明。此后，深交所并未进一步对本诉被告问询，亦未要求本诉被告进行补充披露或更正披露。另外，没有证据显示本诉被告在增持第三人新都酒店股份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过程中曾因涉嫌证券违法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进行过立案调查，也没有证据显示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曾认定本诉被告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等证券违法行为，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曾对本诉被告作出过责令改正等行政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当事人依据查处结果作为提起民事诉讼事实依据的，人民法院方予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虽然本诉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并非金钱给付的赔偿请求，但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事实应由作为行政监管机关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通过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人民法院通过刑事裁判文书的形式作出认定。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本诉被告因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已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行政处罚书或者被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判文书的情况下，本诉原告主张本诉被告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本诉原告要求确认本诉被告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的行为无效是否具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证券交易属于特殊买卖行为，不仅具有电子化交易的特征，而且是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自动撮合方式进行的交易，涉及众多不特定的证券投资者。正是基于这样的交易特征，为维护证券交易的稳定性，我国法律对证券交易行为的效力采取了更加严格的保护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进行的交易，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对交易中违规交易者应负的民事责任不得免除，在违规交易中所获利益，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因此，只要是按照交易规则完成的证券交易，即便投资者在交易中存在违规行为，但其交易结果也并不因此改变，其持股行为的效力仍得以确认。本诉被告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协议转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方式持有第三人新都酒店股票，其持股行为效力依法应予维护。本诉原告主张本诉被告因存在证券违法行为而导致持股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诉原告要求限制本诉被告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是否具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中，本诉原告主张限制本诉被告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收购人未按照本法规定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告、发出收购要约等义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在改正前，收购人对其收购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收购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义务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暂停或者停止收购等监管措施。在改正前，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公告等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暂停或者停止收购等监管措施。在改正前，收购人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另外，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授权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一）对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关闭、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暂停或者撤销业务许可、吊销业务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二）对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作出的证券、期货市场禁入决定不服的；（三）对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作出的冻结、查封、限制交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四）对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作出的限制业务活动、限期撤销境内分支机构、限制分配红利、限制转让财产、责令限制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以及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等行政监管措施不服的；（五）认为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授权组织侵犯其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六）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办理证券、期货行政许可事项，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没有依法办理的；（七）认为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八）认为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授权组织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从上述法律、部门规章规定可以看出，限制违规股东行使表决权属于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针对违规收购人采取的具体行政监管措施，属于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系违规收购人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而非民事法律责任，且限制违规股东行使的只有表决权，并不包括其他股东权利。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对于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主体，应对因此遭受损失的其他股东承担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即受损害的其他股东享有的是要求该责任主体承担赔偿其自身财产性权益损失的民事救济权利，而非要求限制该责任主体行使股东权利的救济权利。本案中，本诉原告并未主张财产性权益损失，而是诉请人民法院判决限制本诉被告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不仅缺乏法律依据，而且是将应由行政监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要求人民法院以民事判决的形式作出，也超出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本院对本诉原告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原告要求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其律师费损失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就涉案纠纷提起诉讼系滥用诉权，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赔偿其律师费损失60万元。本院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滥用诉权概念作出规定，从滥用诉权的字义理解，应指行为人过度或不当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程序性诉讼权利的行为。就本案来说，很难认定本诉原告就涉案纠纷提起诉讼构成滥用诉权，故本院对反诉原告上述意见不予采信。但，本诉原告的起诉使得反诉原告为了应诉而支出律师费，律师费在性质上应属于财产利益，原则上可以作来损失，因本诉原告提起的涉案讼争得不到法院支持，故应承担反诉原告律师费损失，但律师费数额不应过高。本院综合涉案案情并根据公平原则，酌情认定本诉原告应赔偿反诉原告律师费损失6万元，反诉原告主张律师费数额超过本院认定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诉原告诉讼请求全部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反诉原告反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反诉被告刘剑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反诉原告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6万元；	二、驳回原告刘剑秋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反诉被告刘剑秋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刘剑秋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9800元，保全费3520元，合计13320元（已由反诉原告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预交），由反诉原告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1988元，反诉被告刘剑秋负担133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交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将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  敏  通	人民陪审员 彭    风	人民陪审员 孙  玉  萍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邓程倩（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