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606行初878号
原告符宁堂，男，198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告佛山市司法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汾江中路211号。
法定代表人赖洪健，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艳玲，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卢劲松，佛山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范汉登，男，196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代理人熊强，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骏鹏，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符宁堂不服被告佛山市司法局作出的佛司罚决（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0万元的处罚事项，于2017年7月7日通过网上立案方式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范汉登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4日、2017年11月17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原告，被告的负责人程少云及委托代理人李艳玲、卢劲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第二次开庭时，原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艳玲、卢劲松，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骏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7年5月8日作出佛司罚决（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第三人因涉嫌环境污染罪被提起公诉，约定由原告作为其刑事案件的辩护人。第三人于2014年1月7日、1月10日分两次向原告的个人银行账户转账人民30万元和20万元。2014年4月23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一份《授权委托书》，原告以第三人的辩护人身份参加了案件的庭审，但该案件广东明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明某所）没有与第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4年6月10日，第三人以其公司（佛山市南海区某创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创公司）的名义与明某所签订了一份《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为2014年全年，该合同上特别标注了“仅限于本次发生法律顾问”，原告对法律顾问费用数额进行了改动，将打印的“贰拾万元”手写改为“壹佰贰拾万元”，改动之处没有第三人的签字或盖章。2014年11月26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聘请符宁堂律师为其涉嫌破坏环境资源罪一案提供法律服务，范汉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向符宁堂预付70万元费用，若高某（范汉登公司员工，同案犯）任何一人被取保候审的（同案犯共有2人），支付30万元；若范汉登被适用缓刑的，支付40万元，若未达成，预付的70万元费用应予退还”。2014年12月3日，第三人再次向原告的个人账户支付了人民币20万元律师费。原告于2015年8月10日将三笔共计人民币70万元费用转至明某所账户，随后又以借款的形式将人民币70万元转至其个人账户。明某所至今未向第三人开具发票。以上事实有《银行转账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明某所2014年-2016年现金日记账》、《明某所2014年度刑事案件立案登记表》、《授权委托书》以及被告的律公科、南海区司法局律公科所作的多份《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认为：原告作为执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未通过律师事务所，私自接受委托并收取委托人费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和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应予处罚的违法行为，且涉案金额巨大，属于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违法情节严重”的情形。对于原告本人对法律顾问合同费用的涂改，因未经第三人确认，故被告不予认可，被告仅认可法律顾问费用为人民币20万元，故原告的实际违法所得数额为人民币50万元。经局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作如下行政处罚：给予原告停止执业6个月，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0万元。
原告诉称，2017年1月5日，被告作出佛司罚决（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没收违法所得50万元的行政处罚，但原告在本案中并无违法所得。另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司法部《关于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时限规定是否以工作日计算问题的批复》，听证应提前7个工作日通知，被告在听证之前没有提前7个工作日通知。此处罚属于较重的行政处罚，应经被告负责人的集体讨论决定，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没有集体讨论的材料，所以是程序违法，应予撤销。关于实体，50万是法律顾问费，而不是刑事辩护的费用。费用支付是分三笔支付的，在2013年12月底及2014年1月、2014年12月份分三笔支付。本案法律顾问合同签订时间是2014年6月，法律顾问服务时间是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另外刑事代理的合同是2014年11月底签订，从时间上可以看出第三人支付的三笔费用是作为某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支付给明某所的法律顾问费用。某创公司是一人公司，只有第三人一人股东，在其不能证明相互独立之前与其个人是混同的。原告有权申请本案中止诉讼，第三人关于是律师顾问费还是刑事辩护费已经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认为本案应该中止诉讼，等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决再恢复诉讼。
原告起诉请求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下列证据：
1.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的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核查单，证明原告、被告的主体资格；
2.佛司罚决（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的事实；
3.应诉通知书复印件，证明涉案款项，第三人已经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性质应由民事诉讼决定；
4.短信（2条），证明本案已于2017年7月7日在网上立案并生成流水号；
5.佛司罚决（20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证明因为明某所对原告担任第三人的辩护人的事情知情，负有管理责任，而被被告处以行政处罚。
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017年1月5日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年1月11日原告签收该文书，直至2017年7月13日，原告才通过邮寄的方式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二、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的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2015年5月16日，投诉人即第三人分别向佛山市南海区司法局律师与公证管理科和被告的律师与公证管理科投诉明某所的原告私自接案、私自收费、超标准收费。案件由佛山市南海区司法局先期调查。2016年1月20日，被告决定对原告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被告认为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依法告知原告陈述、申辩权，依法组织听证，经被告的负责人批准，被告于2017年1月5日依法对原告作出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7年1月11日直接送达原告本人。从整个行政处罚的过程看，原告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做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三、被告作出的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原告私自接受委托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第三人因涉嫌环境污染罪被提起公诉，约定由原告作为其刑事案件的辩护人。2014年4月23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一份《授权委托书》，原告以第三人的辩护人身份参加了案件的庭审，但该案件明某所没有与第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4年11月26日，原告以个人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聘请符宁堂律师为其涉嫌破坏环境资源罪一案提供法律服务”。原告未通过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而是私自接受第三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服务，该事实有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委托代理合同》等证据予以佐证，原告私自接受委托的事实清楚。2.原告私自收取费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第三人通过个人账户于2014年1月7日、1月10日分两次向原告的个人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30万元和人民币20万元。2014年12月3日，第三人再次向原告的个人账户支付人民币20万律师费。直至原告被投诉后，原告于2015年8月10日将三笔共计人民币70万元费用转至明某所账户，随后又以借款的形式将人民币70万元转至其个人账户。明某所至今未向第三人开具发票。以上事实有《银行转账单》复印件、《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明某所2014年-2016年现金日记账》等证据证明，原告私自收费的事实足以认定。3.原告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如前所述，原告一共收取第三人70万元的律师费，该收费由原告私自收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原告拒不退款，把该笔款项据为己有。2014年6月10日，第三人以其公司（某创公司）的名义与明某所签订了一份《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原告将法律顾问费用数额由打印的“贰拾万元”手写改为“壹佰贰拾万元”，改动之处没有第三人的签字或盖章。该涂改因未经第三人确认，故被告不予认可，被告仅认可法律顾问费用为人民币20万元。故原告的实际违法所得数额为人民币50万元。四、被告作出的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作为执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未通过律师事务所，私自接受委托并收取委托人费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和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应予处罚的违法行为，且涉案金额巨大，属于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违法情节严重”的情形。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处罚，适用法律正确。五、关于原告说被告没有提前7个工作日通知原告进行听证，被告发出听证权利告知书是2016年12月9日，决定听证时间是2016年12月21日，被告的程序是合法的。六、对于原告说本案是重大处罚要经过集体讨论，关于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只有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决定才由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本案不是吊销执业证书，为慎重起见，被告召开了局长办公会，有关表述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有所体现。七、关于原告称50万元的性质，究竟是刑事辩护费用还是法律顾问费，均不影响其违法所得的性质。被告是根据行政职权作出的决定，与原告、第三人之间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诉讼没有关系，本案是否中止审理由法院决定。
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怠于行使诉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符宁堂的起诉。
被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以下证据：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证据1-2，证明被告主体资格；
3.《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复印件；
4.佛司罚告（2016）1号《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陈诉、申辩权利告知书》复印件及送达回证复印件；
5.《听证申请书》复印件；
6.佛司听告字（2016）1号《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复印件及送达回证复印件；
7.佛司听通字（2016）第1号《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复印件及邮政快递单复印件、送达回证复印件；
8.佛司听字（2016）第01号《行政处罚案件听证会公告》复印件；
9.《延期听证申请书》复印件；
10.佛司听通字（2016）第3号《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复印件及邮政快递单复印件、送达回证复印件；
11.《司法行政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听证笔录》复印件；
12.《听证报告书》复印件；
13.《佛山市司法局发文稿》复印件；
14.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及送达回证复印件；
证据3-14，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经过了立案、陈诉申辩权告知、听证、处罚审批、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行政处罚的程序合法；
15.原告的起诉邮政凭证复印件及邮件查询结果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起诉的时间；
16.第三人给佛山市南海区司法局、被告的《投诉信》复印件；
17.原告提交给佛山市南海区司法局的对投诉事项作出辩解和回应的《情况汇报》复印件；
18.第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19.原告的身份证及律师证复印件；
证据16-19，证明投诉人即第三人的身份、原告的律师身份及第三人投诉原告的事实；
20.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公安分局的《起诉意见书》复印件；
21.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的（2014）佛南法刑初字第1158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
22.第三人委托原告担任辩护人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证据20-22，证明原告担任第三人辩护人的事实；
23.《银行转账单》复印件（第三人于2014年1月7日、10日、12月3日分三笔共转账70万元给原告的个人账户）；
24.《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原告于2015年8月10日将70万元分三笔转账给明某所账户）；
25.《明某所2014年-2016年现金日记账》复印件（原告于2015年8月10日将70万元转至明某所账户，当日又以借款的形式将钱转回个人账户）；
26.《明某所2014年度刑事案件立案登记表》复印件、《法律顾问案件登记表》复印件；
证据23-26，证明原告私自收费；
27.2014年11月26日的《委托代理合同》复印件，证明原告私自接案，担任第三人刑事案件辩护人，约定费用70万元，且违法适用风险代理收费；
28.原告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原告不退费的事实；
29.第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某创公司与原告的明某律师所签订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证明明某所与某创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合同，法律顾问费是20万元，不是原告所称的120万元；
30.原告发给第三人催款的《律师函》复印件及快递单复印件，证明原告自己证明催收剩余的50万元；
31.第三人的某创公司与广东龙某律师所签订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复印件、支付顾问费20万元的《发票》复印件，证明第三人欲证明其公司已有签约的律师所及律师作为法律顾问，不可能再签明某所做顾问；
32.第三人于2014年12月2日给原告的手写《函件》复印件，证明原告欲证明第三人曾要求其作为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法律顾问费是20万元，不是原告所称的120万元；
33.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复印件、资信调查复印件等，证明原告欲证明为某创公司的有关投资业务进行了调查及其他法律服务，法律顾问费是20万元，不是原告所称的120万元；
34.佛山市南海区司法局于2015年5月27日、同年6月18日、同年8月26日对第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
35.佛山市南海区司法局于2015年8月7日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
36.被告的律师与公证管理科于2016年7月7日、同年7月12日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
37.被告的律师与公证管理科于2016年7月19日对第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
证据34-37，证明原告私自收费的事实。
被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以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处罚法》。
第三人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当驳回起诉。
第三人在诉讼中没有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下列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3，被告及第三人对关联性有异议，因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与本案的行政纠纷的法律关系不同，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4，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不能确认，该证据能证实本案系由原告通过网上立案的方式立案，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5，被告、第三人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提交的证据1-6、11、14-22、35-36，原告及第三人无异议，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7-10、12-13、23-27，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三人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15，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三人无异议，因原告所提交的证据5，能证实原告已在2017年11月7日以网上立案的方式提起本案诉讼，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28，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无异议，原告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交其手机上与第三人的聊天记录以印证该证据的真伪，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29、32-33，原告无异议，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30，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三人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31，原告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32-34、37，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三人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是某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是个人律师事务所性质的明某所的负责人，明某所另有其他律师在该所工作。第三人于2013年12月10日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6日被监视居住。2014年1月7日，第三人向原告的账户转账30万元。2014年1月10日，第三人向原告的账户转账20万元。2014年4月11日，第三人被提起公诉。2014年4月23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聘请原告作为其一审刑事诉讼代理人，原告以第三人的辩护人身份参加了案件的庭审。2014年6月10日，某创公司与明某所签订《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双方约定，由某创公司聘请明某所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明某所指派原告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期限1年，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某创公司每年向明某所交纳法律顾问费贰拾万元（打印体），于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支付，后双方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仅限于本次发生法律顾问”。后该合同中的打印的法律顾问费“贰拾万元”被原告手写更改为“壹佰贰拾万元正”，但更改后的金额没有得到某创公司或第三人的盖章或签名确认。2014年11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约定，第三人因涉嫌破坏环境资源罪，聘请原告提供法律服务。第三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预付70万元费用；若高某文（同案另一被告人）任何一人被取保候审的，则第三人应向原告支付30万元律师费；若第三人被适用缓刑的，则第三人应向原告支付40万元律师费。双方按上述约定的条件结算，若上述条件皆没能达成的，则原告应将第三人预付的70万元退回第三人。2014年12月3日，第三人向原告的账户转账20万元。2015年5月7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佛南法刑初字第115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某创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第三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高某华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五千元；之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三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八千元。2015年5月16日，第三人向佛山市南海区司法局律师与公证管理科及被告的律师与公证管理科分别提交投诉信，认为原告存在私自接案、私自收费、超标收费及对案件不负责任的情况，要求原告退还超标准收取的律师费。2015年6月7日，明某所及原告共同向某创公司、第三人发出《律师函》，认为某创公司与明某所签订的书面合同，聘请原告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约定顾问费为120万元，现某创公司仍拖欠顾问费50万元未付，第三人应对某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某创公司、第三人应在三日内予以支付。2015年8月10日，原告将第三人转账到其账户的70万元转入明某所的账户。随后，原告以借款形式从明某所处将70万元转入其个人账户。明某所一直未向第三人出具发票，也未与第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经过调查取证后，被告立案对原告进行处罚。2016年11月29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利告知书》，拟对原告作出停止执业6个月、罚款人民币1万元，没收违法所得7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将该告知书于2016年12月1日向原告送达。当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听证申请书》，要求对被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进行听证。2016年12月9日，被告作出并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2016年12月13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被告根据原告的申请，定于2016年12月21日14时30分在被告的4楼会议室举行听证。该《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于2016年12月15日向原告送达。2016年12月2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将听证延期。经与原告协商后，2016年12月21日，被告再次作出《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定于2016年12月26日上午9时在被告的4楼会议室举行听证，并于2016年12月23日将该《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向原告送达。在原告未提出异议且出席的情况下，2016年12月26日，被告举行了听证会。2017年1月5日，被告作出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7年1月11日向原告送达。原告对此不服，于2017年7月7日通过网上立案的形式向本院提出行政诉讼。
另查，第三人关于其转入原告个人账户内的款项是律师顾问费还是刑事辩护费已经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案号为（2017）粤0106民初15200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处罚办法》第二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有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司法行政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办法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被告在收到第三人对原告的投诉后，经调查核实，具有对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违法及如何处罚进行认定及处理的职权。
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起诉有否超过起诉期限；2.被告作出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是否合法；3.被告作出的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
关于原告的起诉有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处，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告于2017年1月11日向原告送达其所作出的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对其中的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事项不服，于2017年7月7日通过网上立案的形式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的起诉未超出六个月的起诉期限。
关于被告作出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前所举行的听证程序，未在听证前七个工作日通知原告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程序违法。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12月13日作出《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根据原告的申请，被告定于2016年12月21日14时30分在被告的4楼会议室举行听证。该《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于2016年12月15日向原告送达。2016年12月2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将听证延期。2016年12月21日，被告再次作出《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定于2016年12月26日上午9时在被告的4楼会议室举行听证，并于2016年12月23日将该《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向原告送达。从被告通知原告举行听证会到实际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已超出七个工作日，被告在举行听证程后，依法作出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向原告送达，程序合法。
关于被告作出的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处罚办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律师“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违法行为：（一）违反统一接受委托规定或者在被处以停止执业期间，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的；（二）违反收费管理规定，私自收取、使用、侵占律师服务费以及律师异地办案差旅费用的；（三）在律师事务所统一收费外又向委托人索要其他费用、财物或者获取其他利益的；（四）向法律援助受援人索要费用或者接受受援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本案中，第三人分别于2014年1月7日、2014年1月10日向原告的账户转账30万、20万元。2014年4月11日，第三人被提起公诉。2014年4月23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聘请原告作为其一审刑事诉讼代理人，虽原告以第三人的辩护人身份参加了案件的庭审，但原告所在的明某所就原告担任第三人的刑事一审辩护人事宜未与第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该行为应视为原告私自接受委托。2014年11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从双方约定的内容来认定，原告的行为属于刑事案件的风险代理。2014年12月3日，第三人向原告的账户转账20万元。原告通过其个人的账户收取第三人转账的70万元中，除其中的20万元可抵扣某创公司与明某所于2014年6月10日签订《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中某创公司需向明某所交纳的法律顾问费20万元外，其余的50万元应视为原告的私自收费。在第三人向佛山市南海区司法局及被告进行投诉后，原告将私自收取的70万元转入明某所的账户，后又以个人借款的方式从明某所的账户将该70万元转回其个人账户，由于明某所另有律师在该所工作，且明某所一直未向第三人出具代理费发票，原告所收取的70万元，除抵扣20万元作为某创公司聘请明某所的法律服务费外，原告另外收取的50万元缺乏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应视为违法所得。被告作出佛司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诉请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符宁堂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符宁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嘉敏
审 判 员 李海昌
人民陪审员 郑绮年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陈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