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52民终1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军民，男，196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惠堎，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伟鸿，男，198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宝城，男，195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恒鑫,男，198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恒鑫，男，198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
上诉人曾军民因与被上诉人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6）粤5281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军民上诉请求：撤销普宁市人民法院（2016）粤5281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判决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连带赔偿曾军民因本案造成的损失共计344354.68元(人民币,下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以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间分别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而非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为由，认定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无须对曾军民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首先，装修装饰工程合同属建设工程合同的一种，这是毫无争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装修装饰工程款是否享有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函复》（[2004]民一他字第14号）中也明确规定：“……装修装饰工程属于建设工程，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关于优先受偿权的规定……”，一审认定本案的装修装饰工程合同不属建设工程合同，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其次，《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规定并没有限定仅适用于建设工程合同的情形，“发包”、“分包”、“承包”三个词，也并非仅使用于建设工程合同领域，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规定仅适用于建设工程合同的情形，没有任何依据。承揽合同关系和其他合同关系，也存在分包、发包的情形，只要发包、分包情形符合上述规定情形，就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由发包人、分包人与承包人对雇员的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非常明确的。一审以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而不是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为由，判决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无须对曾军民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毫无道理。更重要的是，一审时何宝城没有出庭，也从来没有抗辩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而秦伟鸿、秦恒鑫在答辩中也从来没有主张系承揽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承揽合同关系，毫无依据，明显偏袒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再次，一审已查明，何宝城将其房屋内部装修工程交由秦恒鑫完成，秦恒鑫将该房屋内部装修工程中的木工装修工程交由秦伟鸿完成，秦伟鸿雇佣曾军民到何宝城的房屋从事木工装修工作，秦恒鑫、秦伟鸿没有装修资质。何宝城、秦恒鑫、秦伟鸿之间，形成建设工程合同中的发包、分包、承包关系，本案完全符合《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其作出的荒唐判决，曾军民无论如何都不能信服。
一审法院判决曾军民承担事故35%的责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严重侵犯曾军民的合法权益。第一，曾军民与秦伟鸿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本案曾军民自2015年10月份受雇于秦伟鸿，根据秦伟鸿安排的工作地点、时间、范围从事雇佣工作，工作工具也均由秦伟鸿提供。曾军民的工资按日计算，并由秦伟鸿支付。曾军民与秦伟鸿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双方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秦伟鸿应当对曾军民的损失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认定曾军民与秦伟鸿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明显错误。另外，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的规定，雇佣关系中雇员遭受人身损害的，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只有受害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才能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曾军民对事故的发生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依法不能减轻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的赔偿责任。第二，曾军民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本案工作场所、设备、工具均由秦伟鸿提供，造成曾军民受伤的钉枪，也是由秦伟鸿提供的。秦伟鸿没有为曾军民提供使用钉枪时的防护眼镜，未依法为曾军民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导致曾军民裸眼操作钉枪，造成受伤。曾军民对本案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一审法院以“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施工，使用钉枪过程中未尽安全注意义务”，认定曾军民对事故存在过错，并判决曾军民承担35%的责任，明显错误，应予纠正。
三、曾军民因本案造成的损失共计344354.68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认定曾军民的损失仅为214273.74元，与曾军民的实际损失完全不符。被扶养人生活费：曾军民的妻子王玉珍患有肢体残疾，这有王玉珍的残疾人证以及低保证可以证明。王玉珍自2010年开始肢体残疾，十个手指均失去抓握力，连日常生活都要曾军民打理，根本无法参加劳动。曾军民作为丈夫，承当抚养妻子的义务，合情合理。一审法院对王玉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明显不当。另外，王玉珍为本案需要到揭阳市人民医院检查，并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共花去费用检查费用1004.52元，以及鉴定费用1500元，该部分损失也属曾军民因本案造成的损失。医疗费：曾军民因本案共花费医疗费25521.96元，曾军民请求的医疗费，全部系因本次事故产生的费用，与曾军民伤情息息相关。一审法院对2016年5月17日三单加盖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门诊公章的医疗费（共313.7元），和2016年7月1日金额为30元的医疗票据不予认可，明显错误。曾军民在普宁市人民医院治疗期间产生医疗费5500元，该笔费用也应计入曾军民的损失。交通费问题：事故发生后，曾军民被送往普宁市人民医院治疗，后因病情需要，转至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治疗。曾军民病情严重，期间数次转院，出院后还多次到广州复查，因此产生了巨额的交通费。只是因曾军民及家属法律意识淡薄，没有索取交通费票据，因此无法提供全部交通费凭证。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客观情况，仅以曾军民无提供发票为由驳回曾军民的交通费请求，判决明显错误。另外，曾军民2016年1月15日出院后，一直在广州住到2016年1月19日复查，期间和女儿、妻子的住宿费共5天，共计1008元。2016年5月27日、2016年7月1日，曾军民又到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复查，也均在广州住宿，产生住宿费。一审时曾军民向住宿酒店要求出具当时住宿发票，被酒店告知时间太久无法出具，导致曾军民无法在一审时对该部分损失一并请求。部分住宿费是曾军民为治疗受伤右眼支出的费用，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计入曾军民的损失，并判决由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承担。护理费：曾军民出院后护理费，一审法院按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575.2元/年的标准计算，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曾军民的护理费，应当参照其他服务行业平均工资计算。
综上，一审以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间分别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而非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为由，认定本案不适用《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无须对曾军民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一审判决曾军民承担事故35%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曾军民因本案造成的损失共计344354.68元，应当由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漠视弱者的合法权益，判决不公，请二审法院查明真相后，依法改判。
秦伟鸿当庭口头答辩称：一审判令曾军民承担35%的责任是正确的，因为系曾军民自己动手装修并被自己弄伤。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的三张票据不能证明这些费用与本案有关。交通费问题，因曾军民未提供相应的发票支持其主张，所以不应支持。
秦恒鑫、何宝城当庭口头答辩称：一审判令曾军民承担35%的责任是正确的，因为系曾军民自己动手装修并被自己弄伤。何宝城、秦伟鸿、秦恒鑫三方都是有协议明确约定如有意外，秦恒鑫、何宝城是概不负责的，秦恒鑫也不需向秦伟鸿承担责任，况且曾军民还存在违规操作情况，所以，应由曾军民自行承担责任。曾军民妻子只有残疾证而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是残疾人。对于曾军民主张的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的三张票据，因不能证明该费用是用于治疗本案涉讼伤情，所以不予认可。关于交通费问题，是因曾军民未提供相应的发票证明因住院治疗而发生的交通费用，故依据不足，不能认定。
2016年9月22日，曾军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讼请求：1.秦伟鸿立即赔偿曾军民因人身损害造成的损失287555.16元；2.何宝城、秦恒鑫对第一项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5年，何宝城将其房屋内部装修工程交由秦恒鑫完成，双方仅就房屋内部装修工程达成口头协议，未签订书面协议。秦恒鑫将该房屋内部装修工程中的木工装修工程交由秦伟鸿完成，双方仅就木工装修工程达成口头协议，也未签订书面协议。曾军民于2015年10月17日受秦伟鸿雇佣，到何宝城的房屋从事木工装修工作。2016年1月1日，曾军民使用钉枪打钉时，钢钉碰到铁皮反弹刺入右眼，致曾军民右眼受伤。
二、曾军民伤后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5日在普宁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天。2016年1月6日至2016年1月15日在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住院治疗9天，花费医疗费19671.06元。经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诊断，曾军民伤情为：1.右眼化脓性眼内炎；2.右眼陈旧性眼球穿通伤。出院医嘱：1.全休一个月；2.避免剧烈活动及重体力劳动；3.一周后门诊复查；4.出院带药。广东榕江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7月13日作出粤榕江司鉴所[2016]临鉴字第041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曾军民本次外伤评定为伤残等级九级；2.曾军民目前已医疗终结并定残，不再予评定后续治疗费用及康复费用；3.护理期限评定为45天，护理期限45天建议配备护理人员1名；4.营养期限评定为45天，建议给予营养费900元；5.误工期限评定为90天。广东榕江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及其鉴定人员具有合法鉴定资格。曾军民支付鉴定费2700元。曾军民出院后由其女儿曾春晴进行护理。
三、无证据证明秦恒鑫、秦伟鸿、曾军民具有相关装修资质。
四、曾军民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其需扶养的对象有：父亲曾玉群（1944年4月12日出生），系非农业家庭户口；母亲张桂英（1943年8月12日出生），系农业家庭户口。曾玉群和张桂英共生育曾军民、曾军灵、曾金繁三个儿子。
五、事故发生后，秦伟鸿已支付曾军民赔偿款32295元（26795元＋5500元），秦恒鑫已支付曾军民赔偿款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何宝城将房屋内部装修工程交由秦恒鑫完成，秦恒鑫将其中的木工装修工程交由秦伟鸿完成，何宝城与秦恒鑫、秦恒鑫与秦伟鸿之间分别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曾军民直接受雇于秦伟鸿，与秦伟鸿形成劳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何宝城作为定作人，将其房屋内部装修工程承揽给无相应施工资质的秦恒鑫施工，在选任承揽人上有过失，应承担与其过失相应的赔偿责任。秦恒鑫明知自身无相应施工资质却承揽装修工程，并将其中的木工装修工程交由没有施工资质的秦伟鸿完成，且对施工安全疏于监督管理，也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秦伟鸿无资质承揽木工装修工程，施工过程中未向曾军民提供安全防护措施，未及时制止曾军民的不当操作，存在相应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曾军民长期从事装修工作，对工具安全使用应当具备比普通人更高的注意义务。曾军民在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施工，使用钉枪过程中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导致发生意外右眼受伤，自身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曾军民自身对损害发生有过错，可以减轻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的责任。综合本案情形，根据各方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对于曾军民的损害，由曾军民自行承担35%的责任，由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承担65%的责任（其中，秦伟鸿承担35%的责任，何宝城承担10%的责任，秦恒鑫承担20%的责任）。何宝城、秦恒鑫系承揽合同关系中的定作人、承揽人，而非建筑工程合同关系中的发包人、分包人，曾军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要求何宝城、秦恒鑫与秦伟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结合曾军民提供的证据和诉讼请求，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曾军民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下：
1.医疗费：19671.06元。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对于曾军民在普宁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的费用，曾军民没有主张，一审法院不予审查。
2.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13天=1300元。曾军民实际住院天数为13天，对于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3.护理费：75017元/年÷365天×13天＋34757.2元/年÷365天×32天=5719.04元。曾军民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护理费支出情况，故其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可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其他服务业75017元/年标准计算；曾军民出院后由其女儿护理，其女儿系城镇居民户口，护理费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7.2元/年标准计算；护理期限和护理人数参照鉴定意见。
4.营养费：参照鉴定意见确定为900元。
5.误工费：34757.2元/年÷365天×90天=8570.27元。曾军民因伤误工，鉴定意见评定误工期90天，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曾军民未能举证证明其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其主张误工费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7.2元/年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予以照准。
6.残疾赔偿金：166413.44元，包含：（1）残疾赔偿金：34757.2元/年×20年×20%=139028.8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25673.1元/年×8年×20%÷3人）＋（25673.1元/年×8年×20%÷3人）=27384.64元。曾军民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应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4757.2元/年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5673.1元/年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曾军民定残时，其年满46周岁，残疾赔偿金按20年计算；其父亲曾玉群年满72周岁，其母亲张桂英年满72周岁，扶养年限均为8年。曾军民评定为九级伤残，其赔偿指数为20%。关于曾军民妻子王玉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因曾军民未充分举证证明王玉珍丧失劳动能力，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如有充分证据证明曾军民妻子王玉珍确需扶养，曾军民可另行主张。
7.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曾军民因事故造成九级伤残而受精神创伤，结合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情况，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8000元。
8.鉴定费：2700元。
9.交通费：1000元。曾军民提供的交通费发票仅2张为正式票据，但鉴于曾军民转院以及家属到医院办理相关事宜确需支付一定交通费用，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曾军民主张的交通费2500元偏高，一审法院酌定为1000元。
曾军民以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214273.74元。曾军民自行承担35%，即74995.81元；秦伟鸿承担35%，即74995.81元，扣除已支付的32295元，秦伟鸿还应赔偿42700.81元；何宝城承担10%，即21427.37元；秦恒鑫承担20%，即42854.75元，扣除已支付的20000元，秦恒鑫还应赔偿22854.75元。
曾军民请求赔偿的总数额超出一审法院审理确认的赔偿数额部分，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宝城、秦恒鑫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秦伟鸿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曾军民42700.81元；二、何宝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曾军民21427.37元；三、秦恒鑫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曾军民22854.75元；四、驳回曾军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0元，减半收取计970元（曾军民已垫付），由曾军民负担676元，秦伟鸿负担144元，何宝城负担73元，秦恒鑫负担77元。
一审庭审中，身份证、结婚证、残疾人证、低保证各1份，证明王玉珍与曾军民系夫妻关系，王玉珍患有肢体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每月领取低保，需由曾军民负责抚养的事实。秦伟鸿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残疾人证不足以证实曾军民妻子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应以鉴定机构出具的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鉴定结论为准。
二审庭审中，曾军民当庭提交4份证据：1.《鉴定意见书》，《证明》、鉴定发票各一份，证明曾军民的妻子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曾军民因鉴定而支付的费用1500元；2.发票一张，证明曾军民到广州治疗期间住宿的情况以及支付的住宿费；3.请假条、收入证明各一份，证明曾军民的女儿曾春晴因照顾曾军民而向公司请假的情况；4.（2015）揭中法民一终字25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认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应当由发包人、分包人和承包人对雇员的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且认定雇员仅承担事故10%的责任。对此，秦恒鑫、秦伟鸿、何宝城质证表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内部都有约定，责任全由秦伟鸿承担，还有曾军民的女儿是否实际有请假15天的事实不清楚。
一审查明的事实，经本院审理认为内容属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二审围绕上诉争议的问题进行审理。
一、关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什么民事关系及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之间对本案受害人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什么民事关系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何宝城作为工程发包人通过口头协议的方式将其家庭房屋装修工程发包给秦恒鑫，故何宝城与秦恒鑫形成装修装饰工程承包关系。秦恒鑫作为工程分包人又通过口头协议将该房屋内部装修工程中的木工装修部分包给秦伟鸿完成，故秦恒鑫与秦伟鸿之间又形成装修工程分承包关系。之后，秦伟鸿作为雇主以每天250元雇佣曾军民到其向秦恒鑫承包的木工装修工程从事木工装修工作，故秦伟鸿与曾军民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何宝城、秦伟鸿、秦恒鑫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关于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对本案受害人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存在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发包分包及雇工的事实，依法受《家庭居室装饰装修管理试行办法》的规范和调整。《家庭居室装饰装修管理试行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承接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的个体装饰装修从业者，应当持所在地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务工证明、本人身份证、暂时居住证，向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机构登记备案，实行“登记注册、持证上岗”的制度。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订。第七条规定，凡没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或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个体装饰装修从业者上岗证书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承接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第十七条规定，承接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保障作业人员和相邻居民的安全。本案中，何宝城作为家庭装修的发包人，没有严格审查秦恒鑫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是否具有安全生产的条件，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选任过失，应与秦恒鑫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秦恒鑫将该房屋内部装修工程中的木工装修工程承包给秦伟鸿完成，没有严格审查秦伟鸿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是否具有安全生产的条件，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选任过失，应与秦伟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曾军民作为一名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施工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对其损害结果的发生亦有过错，依法应减轻何宝城、秦伟鸿、秦恒鑫的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何宝城、秦伟鸿、秦恒鑫应对本案受害人曾军民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酌定由秦伟鸿承担45%的责任，何宝城承担10%的责任，秦恒鑫承担30%的责任，由曾军民自行承担15%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各方责任比例以及何宝城、秦伟鸿、秦恒鑫相互之间不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曾军民因本案造成的损失共计214273.74元是否正确的问题。
1.关于曾军民上诉提出其妻子王玉珍生活费应计入经济损失范围的主张。一审庭审中，曾军民提供了王玉珍的身份证、结婚证、残疾人证、低保证各1份，证明其与王玉珍系夫妻关系，王玉珍患有肢体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每月领取低保，需由曾军民负责抚养。二审诉讼中，曾军民提供了广东榕江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12月30日为被鉴定人王玉珍作出粤榕江司鉴所[2016]临鉴字第0435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玉珍劳动能力评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因此，曾军民述称王玉珍无劳动能力，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曾军民主张王玉珍生活费应计入经济损失范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王玉珍的生活费数额为25673.1元/年×20年×20%=102692.4元，一审判决对王玉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鉴于曾军民与王玉珍婚生一子一女均已成年，均有扶养王玉珍的义务，又结合本案曾军民之子曾观福现还在校读书等方面实际，本院酌定王玉珍的生活费102692.4元由曾军民与其子女各承担50%，即曾军民实际应负担王玉珍的生活费为102692.4元÷2=51346.2元。
2．关于曾军民上诉要求赔偿其交通费25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考虑到事故发生后，曾军民被送往普宁市人民医院治疗，后因病情需要，转至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治疗以及出院后还需进行复查，必然产生一定的交通费，又在诉讼中，曾军民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其交通费具体数额的实际，已酌定交通费1000元，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处理基本合理，予以维持。
3．关于曾军民要求按其女儿曾春晴的工资收入标准计算其出院后的护理费的主张。虽然，在二审诉讼中，曾军民提供了曾春晴的请假时间为2016年1月6日至2016年1月20日的证明。但曾军民向法庭陈述的事实显示，其于2016年1月15日出院至2016年1月19日期间，是在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进行复查。且在一审庭审中，曾军民没有举证证明其女儿曾春晴从事何种职业及其收入情况，故曾军民要求按其女儿曾春晴的工资收入标准计算其出院后的护理费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4．关于曾军民上诉主张其共花费医疗费25521.96元，要求赔偿的问题。因曾军民一审起诉请求的医疗费20021.96元，主要包括曾军民在普宁市人民医院和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19671.06元以及出院后复查产生的医疗费用。而曾军民二审主张的，其在2016年1月15日出院后至2016年1月19日复查期间在广州居住产生住宿费1008元及其妻子王玉珍到揭阳市人民医院检查并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共花费的检查费用1004.52元及鉴定费用1500元，超出一审诉讼请求，依法不属本院二审审理范围，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曾军民一审起诉主张的其出院后复查产生的费用的主要证据是五张收费票据，分别为2016年5月17日在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的三张收费票据（面额分别为84元、128.9元、100.8元）、2016年1月19日的收费票据（面额为100.8元）和2016年7月1日的收费票据（面额为30元）。因上述五张票据均属广东省医疗收费的正规票据，产生的时间及内容与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于2016年1月15日给曾军民出具的《出院诊断书》记载的“一周后门诊复查”的医嘱内容能相印证，故对该五份票据所证明的医疗费，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曾军民的医疗费19671.06元+84元+128.9元+100.8元+100.8元+30元=20115.56元，因一审曾军民诉请的医疗费为20021.96元，故超出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曾军民在普宁市人民医院治疗期间秦鸿伟先行垫付的医疗费5500元，曾军民一审起诉虽然无该项请求，曾军民上诉主张该款应计入因本案造成的损失经济损失一并处理，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曾军民因本案造成的损失共计214273.74元+（20021.96元-19671.06元）+51346.2元+5500元=271470.84元，一审判决认定曾军民因本案造成的损失共计214273.74元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何宝城承担10%的责任,即为271470.84元×10%=27147.08元；秦恒鑫承担30%的责任,即为271470.84元×30%=81441.25元，扣除已支付的20000元，秦恒鑫还应赔偿61441.25元；秦伟鸿承担45%的责任，即为271470.84元×45%=122161.88元，扣除已支付的32295元，秦伟鸿还应赔偿89866.88元。曾军民自行承担15%的责任，即为271470.84元×15%=40720.63元。
综上所述，曾军民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本案事故损失数额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6）粤5281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二、变更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6）粤5281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秦伟鸿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曾军民89866.88元；
三、变更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6）粤5281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何宝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曾军民27147.08元；
四、变更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6）粤5281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秦恒鑫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曾军民61441.25元；
五、秦伟鸿、何宝城、秦恒鑫应对上述赔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六、驳回曾军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曾军民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40元，减半收取计970元（曾军民已垫付），由曾军民负担353元，秦伟鸿负担344元，何宝城负担173元，秦恒鑫负担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40元，由秦伟鸿负担700元，何宝城负担250元，秦恒鑫负担450元，曾军民负担540元。
审 判 长 黄志成
审 判 员 黄小贺
代理审判员 吴海燕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代书 记员 邱勇勇
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