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7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安徽省阜阳市康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代理人刘彬。
委托代理人张新，安徽金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高翔。
委托代理人褚江，上海瑞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省阜阳市康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东海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1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康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彬、张新，被上诉人旭东海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翔、褚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旭东海普公司、康泰公司存在长期药品买卖合同关系。2013年7月25日，旭东海普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康泰公司签订《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一份，内容为：经双方确认，至2013年7月3日，乙方共欠甲方货款人民币1，986，175.16元（欠甲方货款2，035，112.36元，质量罚款48，937.20元）欠款日期均已超过90天以上。为确保双方业务往来的产品经销合同中所约定的“在供方（甲方）发票开具之日起九十天内付清全部货款”的有效执行。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自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31日止，甲方供给乙方西地兰针800件。计划方案如下：附表：七月甲方供给乙方的西地兰针133件、每盒价格15.65元，乙方每月应向甲方支付的货款金额为电汇416，290元、银行承兑汇票200，000元；八月甲方供给乙方的西地兰针133件、每盒价格15.65元，乙方每月应向甲方支付的货款金额为电汇416，290元、银行承兑汇票200，000元；九月甲方供给乙方的西地兰针133件、每盒价格15.65元，乙方每月应向甲方支付的货款金额为电汇416，290元、银行承兑汇票200，000元；十月甲方供给乙方的西地兰针133件、每盒价格15.65元，乙方每月应向甲方支付的货款金额为电汇416，290元、银行承兑汇票200，000元；十一月甲方供给乙方的西地兰针133件、每盒价格15.65元，乙方每月应向甲方支付的货款金额为电汇416，290元、银行承兑汇票200，000元；十二月甲方供给乙方的西地兰针135件、每盒价格15.65元，乙方每月应向甲方支付的货款金额为电汇422，550元、银行承兑汇票90，000元……五、截止（应为“至”）2013年12月31日止甲方给予乙方信誉铺垫资金为900，000元整（其信誉铺垫资金暂可据乙方以后业务量进行调整）。六、自2013年9月后，如乙方需购买甲方的除西地兰针以外的其他产品，应另行签订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内容执行。七、如2014年甲方西地兰针原料采购供应和生产正常情况下，乙方必须依照甲方2014年制定的西地兰针的有关销售规定，并确认2014年乙方收购甲方的产品无税销售额总额不低于8，000，000元（注：双方均确认该8，000，000元不包括西地兰针），其中甲磺酸妥拉明注射液（1ml：10mg，5支／盒），氢溴酸加兰他敏注射液（1ml：5mg，10支／盒）、盐酸溴己新注射液（2ml：4mg，10支／盒）、氟哌利多注射液（2ml：5mg，5支／盒）、氯解磷定注射液（2ml：0.50g，10支／盒）、氯化琥珀胆碱注射液（2ml：0.10g，5支／盒）、氟尿嘧啶注射液（10ml：0.25g，5支／盒）等7个产品的无税销售总额不低于2，000，000元（即2014年乙方收购甲方销售总额无税8，000，000元的25%），则甲方2014年供应给乙方的西地兰针为当年度1，000件；如乙方2014年收购甲方产品达不到无税8，000，000元，或上述7个产品累计销售总额达不到2，000，000元，则甲方供给乙方的年西地兰针的总量同比下降。八、双方过去业务往来中的一切争议均已解决，双方无未决事宜。九、任何一方拒不履行或不当履行本协议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支付违约金50万元。乙方应按上述附表约定如期付款，若违约连同双方确认乙方应付账款余额归还甲方。后双方根据该协议执行西地兰针产品的签约、供货与付款。在审理中，双方均确认，就西地兰针的交易，与前述协议中约定的计划方案一致，此外双方另发生其他产品的交易。就具体购销合同的签订流程，康泰公司表示，双方协商之后，由旭东海普公司的业务员填写格式合同，康泰公司盖章，由旭东海普公司的业务员将合同带回上海，盖旭东海普公司的印章，发货时连同合同、发票一起给康泰公司。旭东海普公司则表示，双方协商之后，由旭东海普公司的业务员填写格式合同，康泰公司盖章，由旭东海普公司的业务员将合同带回上海，盖旭东海普公司的印章，但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合同习惯，需要先打款后发货，同时是否同意与康泰公司签订相应的合同，还要审核康泰公司是否按期履行之前购销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
2013年12月31日，旭东海普公司向康泰公司发出《往来账款对账单》一份，称：康泰公司截止2013年12月31日旭东海普公司账面余额为935，112.44元（康泰公司欠旭东海普公司），要求康泰公司核对完毕速寄还旭东海普公司。康泰公司收函后于2014年1月14日确认账面余额（康泰公司欠旭东海普公司）为886，139.24元，差额原因为质量罚款48，973.20元未扣除。
2014年1月14日，旭东海普公司、康泰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合同一份（产品并非西地兰针），合同总金额为460，200元。就该合同，旭东海普公司已供货完毕（实际金额为460，200.20元），并已向康泰公司开具金额为460，200.2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4年1月17日至2014年3月3日期间，康泰公司以背书汇票的方式向旭东海普公司付款，背书银行承兑汇票4张，金额共计550，000元。旭东海普公司确认上述款项均已收到。在审理中，旭东海普公司表示，上述款项支付的是2013年12月31日之前的欠款。康泰公司则表示，根据2013年7月25日签订的协议，2013年12月31日之前的款项已结清，上述550，000元支付的系前述2014年1月14日合同项下的款项，其中9，799.80元（即：550，000元-460，200.20元）系多付款项，此与双方之间先付款后发货的交易习惯一致。
2014年4月2日，旭东海普公司向康泰公司发出《公函》一份，称：康泰公司截止（应为“至”）2014年3月31日为止，尚欠旭东海普公司货款845，312.46元，希望康泰公司在收到公函后即将货款电汇给旭东海普公司，给予合作，在两周内予以答复，否则旭东海普公司将诉诸法律，以谋求解决与康泰公司的货款问题。康泰公司收函后同月回函一份，称：自2003年以来，双方业务合作过程中，旭东海普公司不诚实守信、武断强势执行业务合同，且多次违反约定，给康泰公司造成很大经济损失，虽经多次协商，旭东海普公司也未能补足康泰公司损失。现收到旭东海普公司催款函，很感意外。经康泰公司查阅有关合同、凭证，认为康泰公司并无对旭东海普公司的欠款。希望旭东海普公司本着合作诚意及旭东海普公司在业界形象，慎用法律形式。
2014年5月15日，旭东海普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次诉讼，请求判令康泰公司向其支付货款796，339.26元。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康泰公司以旭东海普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反诉，其诉请为判令旭东海普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500，000元。
在原审审理中，康泰公司提交署期为2013年3月25日、3月28日（传真件），由旭东海普公司的销售代表吴B签字的产品经销合同两份（均无旭东海普公司盖章，产品经销合同的合同条款中均约定：“本合同双方盖章生效，亦可由需方先盖章后传真给供方，供方确认即生效”）以及旭东海普公司出具给康泰公司的关于吴B的授权委托书（内容：委托人旭东海普公司授权受托人吴B，与康泰公司签订药品买卖合同，授权签订药品买卖合同的地域范围：安徽省。受托人吴B的代理权限：签订药品买卖合同并依据签订的药品买卖合同安排供应委托人生产的对应产品，收取合同货款。相对人与受托人在上述权限内实施的行为，相对人就此行为经委托人加盖公章或合同确认章确认后，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执行。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康泰公司表示，旭东海普公司对吴B的授权始于2014年，该两份产品经销合同都是旭东海普公司的吴B2014年所签，但其故意将年份写成2013年，此后旭东海普公司故意不加盖旭东海普公司印章，亦未向康泰公司供应上述合同项下的产品。旭东海普公司表示，对授权委托书及两份产品经销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旭东海普公司对吴B的授权确实始于2014年，两份产品经销合同上吴B的签名确实是吴B的字迹，署期系笔误，应为2014年。但根据双方的约定，合同必须盖章生效，上述署期为2013年3月25日、3月28日的销售合同，即使吴B确实签字了，因没有旭东海普公司的盖章，合同亦未生效，旭东海普公司未盖章的原因系康泰公司承诺先行支付旭东海普公司400，000元货款，随后双方再签订合同继续交易往来，但康泰公司在旭东海普公司盖章签订合同前，却拒不给付旭东海普公司货款400，000元，致使旭东海普公司未确认前述合同。故旭东海普公司亦未向康泰公司供应相应产品。旭东海普公司不存在恶意不签约的故意。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就旭东海普公司、康泰公司之间的既已发生的业务，康泰公司是否已付清全部款项；2、旭东海普公司是否存在康泰公司诉称的违约行为。
一、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首先，根据旭东海普公司、康泰公司签订的《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双方对截至2013年7月3日康泰公司对旭东海普公司的欠款金额作出确认，对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31日止西地兰针购销计划方案、如何给予康泰公司900，000元铺垫资金以及旭东海普公司在何种情况下向康泰公司供应西地兰针等作出约定。在审理中，康泰公司表示，康泰公司已按照前述协议中附表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结合该协议的第八条即“双方过去业务往来中的一切争议均已解决，双方无未决事宜”及第九条“……乙方应按上述附表约定如期付款，若违约连同双方确认乙方应付账款余额归还甲方”的约定，康泰公司对旭东海普公司已无欠款。原审法院认为，结合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整体约定而言，该协议第八条的约定应理解为对于协议签订之日（即2013年7月25日）前双方业务往来的争议明确了解决方案，并非免去康泰公司应予承担的付款义务。另，该协议第九条同样并不包含康泰公司只要按照协议附表约定如期付款，康泰公司对旭东海普公司的欠款即应予以免除的意思，故对康泰公司的上述抗辩不予采信。其次，根据既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当庭确认，截至2013年12月31日，康泰公司结欠旭东海普公司的金额为886，139.24元，2014年1月14日之后，旭东海普公司、康泰公司又发生金额为460，200.02元的药品交易，康泰公司于2014年1月17日至2014年3月3日期间向旭东海普公司付款550，000元，因此，康泰公司尚欠旭东海普公司的货款为886，139.24元＋460，200.02元-550，000元=796，339.26元。原审法院注意到，在审理中，康泰公司辩称其所支付的550，000元主要是给付2014年1月14日合同项下的货款，另多付了9，799.80元。原审法院认为，该辩称是建立在康泰公司关于2014年1月14日之前的款项已结清的辩称基础之上的，而根据前文分析，后者显然应作否定，且即使康泰公司支付550，000元，对旭东海普公司尚有欠款，因此，康泰公司关于550，000元款项支付的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二、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从康泰公司的抗辩意见来看，主要是认为旭东海普公司恶意不与康泰公司签订西地兰针合同，亦故意不与康泰公司签订西地兰针以外的合同，导致其无法达到产品无税销售总额达到8，000，000元和《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中约定的除西地兰针之外7个产品无税销售额达到2，000，000元的销售目标。旭东海普公司对此则予以否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康泰公司既已提供的证据来看，无法证明旭东海普公司存在不与康泰公司签订一系列产品的购销合同的主观恶意。原审法院注意到，在审理中，康泰公司提交的该公司销售代表徐C的证人证言及双方于《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签订之前往来的若干电子邮件，拟证明双方的款项已结清。原审法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形式；就电子邮件，诚如旭东海普公司所称，这仅是双方磋商的过程，彼此的权利义务理应以最终达成的《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为准。原审法院另注意到，康泰公司提交的署期为2013年3月25日、3月28日、2014年1月14日的购销合同均约定“本合同双方盖章生效，亦可由需方先盖章后传真给供方，供方确认即生效”，而其中署期为2013年3月25日、3月28日的购销合同并未加盖旭东海普公司印章，但有吴B的签名。康泰公司表示“供方确认”指只要旭东海普公司电话确认，传真收到即为生效，并非一定要旭东海普公司盖章。旭东海普公司则表示指供方盖章。原审法院认为，旭东海普公司的观点更为合理，此与双方均确认的吴B的授权委托书“相对人就此行为经委托人加盖公章或合同确认章确认后，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执行”相互印证。另旭东海普公司所称的最终未盖章确认署期2013年3月25日、3月28日购销合同的理由与康泰公司届时尚欠旭东海普公司款项该事实相互印证，并无不当。其次，《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的第七条约定“……如乙方2014年收购甲方产品达不到无税8，000，000元，或上述7个产品累计销售总额达不到2，000，000元，则甲方供给乙方的年西地兰针的总量同比下降”，但显然所约定的供应西地兰针的年份是整个2014年，而旭东海普公司亦未表示拒绝向康泰公司供应西地兰针，因此，不能以旭东海普公司自2014年初始以来尚未与康泰公司签订关于西地兰针的购销合同，即认定旭东海普公司构成违约。
综上，旭东海普公司主张的剩余货款即796，339.26元，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依法应予以支持。康泰公司关于旭东海普公司违约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康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旭东海普公司货款796，339.26元；二、驳回康泰公司的反诉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1，763元，减半收取计5，881.50元，财产保全费4，501元，两项合计10，382.50元，由康泰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康泰公司负担。
原审判决后，康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未对其提供的证据及旭东海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进行庭审质证，但在判决中却全面采信该情况说明的内容，属程序违法。二、双方自2002年至今一直实际执行的均是“90天帐龄”的交易规则，即需方可在收到货、票后的九十天内付清货款，原审法院认定有欠款就不能签订合同及2014年付款系还2013年欠款是不正确且相互矛盾的。三、《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已明确，在其向旭东海普公司归还1，090，000元欠款后，双方间就不存在欠款，原审法院故意歪曲协议中关于信誉铺垫资金的真实意思。四、尽管2014年的合同文本有关于合同成立条件的约定，但在旭东海普公司的业务人员已完成签订合同的整个流程后，其有理由相信合同已成立，旭东海普公司应依约履行。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其已将签订过的合同文本依法交付给旭东海普公司，而旭东海普公司在找理由不履行合同，该行为应认定旭东海普公司强行阻止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已成就，旭东海普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审对此认定有误。综上，康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旭东海普公司的原审本诉请求，支持其原审反诉请求。
旭东海普公司答辩认为，一、原审认定的证据均是经过庭审质证的，原审中其对康泰公司提供的证据在庭审后提供的书面质证意见，并非新的证据材料，不存在证据未经质证的问题。二、无论在产品经销合同，还是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对付款方式及履行期限均有明确约定。三、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就2014年有关药品买卖、供应签订过相关合同，并已履行。之后双方就合同签订、履行一直协商，但双方对药品的数量、品种、价格、款项支付方式等实质性条款存在分歧，故尚未达成后续的合同。四、信誉铺垫资金是其为促进买卖，给予对方一定货款给付的宽限期，《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的90万元信誉铺垫资金明确约定的期限至2013年底，2014年是否还存在信誉铺垫资金或金额多少的问题，需要双方进行协商确定，而并非康泰公司主张的双方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综上，旭东海普公司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康泰公司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如下证据：一、旭东海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原审判决书及庭审记录，以证明原审程序违法；二、2009年3月2日、2011年5月12日、2011年8月31日及2012年3月8日产品经销合同及对应增值税专用发票、2008年5月7日、5月13日、11月11日、2009年1月5日、2010年11月24日及2011年6月10日产品经销合同以证明旭东海普公司不盖章而直接履行的合同在本案中还有很多份，更证明2014年3月25日及3月28日的产品经销合同应予成立，其有权要求旭东海普公司履行合同；三、2008年2月28日《业务合同》、2008年5月25日、2009年8月31日、2010年9月29日及2012年4月27日产品经销合同以证明双方从未执行过现结和先款后货的付款方式；四、商品购进记录（2008年12月2日至2013年11月16日）及部分滚动结算明细，以证明双方以协议形式达成支付部分欠款的条件换取继续合作及双方的结算模式；五、案外人D公司官网会员服务平台中旭东海普公司的产品入库存明细表、库存查询表、D公司入库明细（20140714-20140914）、七类品种在D公司单月销售明细（20140701-20140731）及2014年9月15日增值税发票，以证明旭东海普公司不与其签订合同存在主观恶意；六、康泰公司2014年7月15日至2014年9月3日期间双方的往来函件，以证明其已完成2014年3月25日及3月28日产品经销合同的确认，旭东海普公司拒不签订合同存在主观恶意。
旭东海普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不持异议、情况说明是其对康泰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审不存在程序违法；证据二并非二审新证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康泰公司要证明的事实；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六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表示其有积极履约的诚意，但双方存在诸多差异，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旭东海普公司未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结合当事人的举证及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一、康泰公司提供的证据一是对原审程序提出的异议，本院将结合原审案卷材料进行裁判，该些材料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二、康泰公司提供的证据二至四均形成于本案一审起诉之前，康泰公司未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该些证据均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证据要件；三、康泰公司提供的证据五涉及的是案外人的业务，且该案外人未到庭接受法庭质询，故本院无法确认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四、康泰公司提供的证据六能表明双方在原审判决后曾多次磋商，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4年7月25日后，康泰公司与旭东海普公司就《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的履行及之后合同的签订、履行等事宜有过多次函件往来。
本院认为，康泰公司与旭东海普公司间有着多年的业务往来，2013年7月25日双方就此前的交易达成《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由于双方对此协议约定的理解存在分歧，故引起本次诉讼。康泰公司就程序与实体方面对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现本院逐一进行评析。
关于程序问题。康泰公司主张，原审法院未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属程序违法。本院经审查原审案卷发现，2014年6月16日，原审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康泰公司当庭提交2013年3月25日及3月28日的产品经销合同等证据，旭东海普公司当时进行过质证，但考虑到康泰公司是当庭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给予旭东海普公司七天时间要求其以书面形式对该些证据进行质证。旭东海普公司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即情况说明），原审法院将此书面质证意见在原审判决书中予以记载。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处理该些证据及质证意见过程中，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康泰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中90万元信誉铺垫资金的处理问题。康泰公司主张，由于旭东海普公司在双方合作期间不恰当向其摊销产品，给其造成一定的亏损，故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对90万元账款协商豁免。而旭东海普公司则主张，该款是其同意在2013年度康泰公司可延期支付的货款，双方在2014年度未约定信誉铺垫资金，故康泰公司应向其支付该款。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对信誉铺垫资金的理解不一，但双方均认可该90万元实际就是康泰公司对于旭东海普公司拖欠的剩余货款，而双方的争议在于该90万元是否还应支付。从双方的约定及履行过程的行为来看，首先，《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第五条对信誉铺垫资金的约定有期限的，即“截止至2013年12月31日止”；其次，该条还约定该资金可根据之后的业务量进行调整；第三，康泰公司在2014年1月14日确认账面余额中明确尚欠旭东海普公司886，139.24元。如果双方已明确约定在康泰公司按该协议第一条的计划方案履行后，旭东海普公司即免除康泰公司对剩余欠款的付款义务的话，双方根本无需再在第五条作出如此约定，康泰公司亦不应在2014年1月14日有此对账的数额。因此，康泰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旭东海普公司是否存在恶意阻止2014年合同成就的违约行为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对于货款的支付方式均有明确约定，至于康泰公司在此前存在拖欠货款而得到旭东海普公司谅解从而改变付款的方式，是双方对此前合同履行所作的了结。而对于2014年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双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原审法院对于署期为2013年3月25日及3月28日购销合同的认定，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再赘述。事实上，正是由于双方对《还款及业务往来协议》中相关条款的理解不同，才导致2014年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存在争议，故康泰公司要求旭东海普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请，本院亦难以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康泰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467元，由上诉人安徽省阜阳市康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文芳
代理审判员 栾绿川
代理审判员 庞建新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吴娟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