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合民一终字第009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阳，男，197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沈雪伟，江苏天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
负责人：朱正忠，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方兆水，该公司法律顾问。
原审被告：唐寅生，男，1980年8月31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高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以下简称铁通蚌埠分公司）、原审被告唐寅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3）瑶民一初字第03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铁通蚌埠分公司原审诉称：2003年，高阳担任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经理，负责安徽地区销售业务。同年5月22日，铁通蚌埠分公司与港湾网络有限公司签订购买通信设备合同，金额为180194元。9月23日，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将该设备托运至蚌埠，交唐寅生签收。10月24日，高阳以合同注销为由，打下收条将该设备从唐寅生处取回。2008年6月，港湾网络有限公司称高阳未将该设备上交回公司，就合同设备款向铁通蚌埠分公司提起诉讼，案经一审、二审、再审，港湾公司始终不认可收回该设备，铁通蚌埠分公司被判向其支付该设备款，以上事实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铁通蚌埠分公司因此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强制扣划280428元，另支出诉讼费4866元。由于被告高阳私自打收条收回该设备，唐寅生未经审查核实存在过错，在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不认可收回设备的情况下，铁通蚌埠分公司理应享有对高阳、唐寅生的追偿权。综上，高阳、唐寅生以合同注销为由，非法占有合同项下设备，构成不当得利，给铁通蚌埠分公司造成经济损失。铁通蚌埠分公司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高阳、唐寅生共同赔偿铁通蚌埠分公司经济损失285294元，并由高阳、唐寅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高阳原审庭审中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判决驳回诉请。高阳是在2003年10月24日打下收条替港湾网络有限公司收回设备，港湾网络有限公司诉铁通蚌埠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判决书是2009年5月15日生效，而铁通蚌埠分公司是在2013年6月6日向法院起诉高阳，远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高阳取回货物是职务行为，且高阳已将货物交还港湾网络有限公司，这一点在铁通蚌埠分公司提交的询问笔录上高阳已明确阐述了这一事实，此外，高阳提供了证人，可以予以证明。此外在高阳打的收条上，明确写明是替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取走货物。因此铁通蚌埠分公司应向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主张权利。铁通蚌埠分公司在本案中以不当得利向高阳和唐寅生主张权利，从铁通蚌埠分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上看，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铁通蚌埠分公司诉状陈述内容，铁通蚌埠分公司认为唐寅生将本案所涉及的货物交给高阳的行为是未经审查核实存在过错，其法律关系应适用侵权损害纠纷，与铁通蚌埠分公司向高阳主张不当得利，不能同案处理。从铁通蚌埠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铁通蚌埠分公司在获取高阳所写的收条后，铁通蚌埠分公司就其与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提起再审的情况看，铁通蚌埠分公司已经认可高阳取回货物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而铁通蚌埠分公司的抗辩理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是铁通蚌埠分公司怠于行使其权利，未能及时在一审、二审中提供该收条，且在再审中未申请高阳出庭对收条进行证实，生效的判决书也没有认定高阳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此外，在铁通蚌埠分公司与港湾网络有限公司的再审案件中，高阳曾经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收条的情况予以证明，并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制作了笔录和视频，该部分证据铁通蚌埠分公司在再审诉讼中也没有提交法院，应当说铁通蚌埠分公司的损失是其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造成的，与高阳取回货物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即使如铁通蚌埠分公司所说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原物的价值仅为18万余元，其余的诉讼费、违约金等损失是铁通蚌埠分公司怠于行使其权利，或说是在法院生效判决后未能及时履行其义务而造成的扩大损失。该部分损失即使构成不当得利，也不在返还的部分中。综上，高阳认为应驳回铁通蚌埠分公司的诉请。
唐寅生原审庭审中辩称：铁通蚌埠分公司要求唐寅生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唐寅生不是铁通蚌埠分公司的员工，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唐寅生与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包括高阳在内的人员关系较好，仅仅是暂时代为收取货物的行为。货物由高阳以合同注销为由取回，该事实有收条以及高阳的当庭陈述予以充分证实。因此，唐寅生不存在任何形式审查的过错问题，并且从中也未获取任何利益。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5月22日，铁通蚌埠分公司与港湾网络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2300010305220A的购销合同，约定铁通蚌埠分公司从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处购买网络设备，总金额为180194元，设备开通1个月内铁通蚌埠分公司付清全部货款，每逾期一天支付0.05%的利息。2003年9月24日，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依约向铁通蚌埠分公司发运了货物，由唐寅生代表铁通蚌埠分公司签收。同年10月24日，高阳以合同注销为由，打下收条将该上述设备从唐寅生处取回。2008年6月26日，港湾网络有限公司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铁通蚌埠分公司支付上述合同设备款180194元及违约金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同年10月16日作出（2008）海民初字第212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铁通蚌埠分公司给付港湾网络有限公司货款180194元及违约金57572元。判决后铁通蚌埠分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9年5月25日作出（2009）一中民终字第46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后，2010年10月26日铁通蚌埠分公司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从账上扣划280428元。之后因铁通蚌埠分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12月12日作出（2011）京检民行抗字第0013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6日指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期间，铁通蚌埠分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高阳出具的收条、高阳的名片等欲证明高阳其后又将货物取回，因证人唐寅生和高阳未依法到庭作证，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在再审中辩称其并未将货物取回，且在原审中铁通蚌埠分公司没有提交高阳出具的收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铁通蚌埠分公司的主张未予采信，并于再审后于同年9月10日作出（2012）一中民再终字第0635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该院（2009）一中民终字第4637号民事判决。2013年7月8日，铁通蚌埠分公司诉讼来院，提出诉称之请求。审理中高阳对其打收条从铁通蚌埠分公司处取回案涉合同的上述货物不持异议，但认为其取回货物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且其已将货物交还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唐寅生则认为货物是由高阳以合同注销为由取回，该事实有收条以及高阳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因此唐寅生不存在任何形式审查的过错问题，并且从中也未获取任何利益。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铁通蚌埠分公司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高阳认为其是在2003年10月24日打下收条替港湾网络有限公司收回设备，港湾网络有限公司诉铁通蚌埠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判决书是2009年5月15日生效，因此铁通蚌埠分公司于2013年6月6日起诉，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虽然港湾网络有限公司诉铁通蚌埠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是2009年5月生效，但之后因铁通蚌埠分公司又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又于2012年9月10日作出（2012）一中民再终字第06357号民事判决书，故铁通蚌埠分公司于2013年7月8日诉至原审法院，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因此对高阳关于铁通蚌埠分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高阳、唐寅生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不当得利的构成需要具备四个要件，即一方受有损失、另一方取得利益、取得利益与受有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本案中铁通蚌埠分公司认为高阳、唐寅生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并要求其进行赔偿的依据是本案涉及的合同项下的货物是在高阳、唐寅生的手中，高阳、唐寅生没有法律或合同上的理由持有该设备，其持有行为给铁通蚌埠分公司造成了损失。唐寅生认为其仅仅是暂时代为收取货物，货物已由高阳以合同注销为由取回，其不存在任何形式审查的过错问题，并且从中也未获取任何利益，铁通蚌埠分公司要求其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高阳认为其取回货物是职务行为，且已将货物交还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因此铁通蚌埠分公司应向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无论是从铁通蚌埠分公司提供的证据还是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的唐寅生已将案涉合同项下的货物全部交给高阳的事实，均不能证明唐寅生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故对铁通蚌埠分公司要求唐寅生赔偿因持有上述货物给铁通蚌埠分公司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样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无论是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中、还是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中以及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再审中，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均要求铁通蚌埠分公司支付上述货物的货款，同时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再审中当铁通蚌埠分公司提供了高阳出具的收条等欲证明高阳已将货物取回时，明确表示其公司并未将货物取回，由此可以认定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对高阳取回货物是职务行为及已将货物交还港湾网络有限公司的辩称意见并不认可，且现庭审中高阳所举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将本案涉及的合同项下的货物取回后已交给港湾网络有限公司，故高阳的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对铁通蚌埠分公司要求高阳赔偿因持有上述货物给铁通蚌埠分公司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铁通蚌埠分公司要求高阳赔偿经济损失285294元是否有法律依据。本案中高阳以合同注销为由将本案涉及的合同项下的货物从铁通蚌埠分公司手中取回，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致使铁通蚌埠分公司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从账上扣划280428元，因现高阳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将货物交给港湾网络有限公司，故对铁通蚌埠分公司主张高阳赔偿其经济损失280428元的请求，予以支持。至于铁通蚌埠分公司主张高阳赔偿其诉讼费4866元，因铁通蚌埠分公司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支付上述诉讼费，故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高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铁通蚌埠分公司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经济损失280428元；二、驳回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对唐寅生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80元，减半收取2840元，由高阳负担。
高阳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且违反法定程序。一、高阳申请证人出庭提供与本案判决结果有直接影响的证人证言，但原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并加以认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原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高阳才联系上了本案重要证人洪某、何某及孙某（各方失去联系近10年），他们三人作为高阳原公司的同事，能完整地证明本案所涉标的物即铁通蚌埠分公司与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编号为2300010305220A的合同项下的货物在高阳从唐寅生处取回后已经交还给了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也就是说高阳不存在不当得利。高阳在联系上上述证人后立刻于2013年9月4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原审法院递交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在开庭时证人也到原审法院。但原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人证言进行任何的质证，也未对证人证言做任何的认定，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超过了举证期限且不属于新证据，但该证据能直接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原审法院也应当依据相关规定组织质证。二、铁通蚌埠分公司怠于行使权利，在取得高阳所写收条后未及时向高阳主张权力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损失扩大，高阳不应承担责任。1、铁通蚌埠分公司怠于行使权利，导致败诉，其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高阳系受港湾网络有限公司指派在2003年10月24日自唐寅生处取回货物并打下收条。在港湾网络有限公司诉铁通蚌埠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铁通蚌埠分公司未将高阳所写的收条提交作为证据使用。2、铁通蚌埠分公司明知已经败诉且获取收条后未能及时向高阳主张，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应当判决驳回铁通蚌埠分公司的诉讼请求。虽然铁通蚌埠分公司提起再审，但由于再审不影响原生效判决的效力，也就是说铁通蚌埠分公司的损失已经确定且在2010年10月26日被扣划相应钱款，其应当向高阳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不因铁通蚌埠分公司向他人主张而中断。3、铁通蚌埠分公司就其与港湾网络公司的案件提起上诉，其法律关系选择错误导致其承担的违约金及迟延履行的利息等应由其自行承担，而不应由高阳承担。同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返还仅限于原物及孳息。在铁通蚌埠分公司与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中，判决铁通蚌埠分公司给付的钱款中除了180194元货款以外，还包含违约金、迟延履行判决的利息等。由于铁通蚌埠分公司法律关系选择错误，导致依据买卖合同关系的违约金等存在，且其迟延履行法院判决导致损失扩大（一审判决仅仅23万余元，实际被执行28万多）。本案中，高阳打下收条替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取回的系货物，铁通蚌埠分公司仅能主张该货物或者与该货物等值的钱款。依据港湾公司和铁通蚌埠分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该批货物价值180194元。而蚌埠分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超过180194元的部分系其怠于行使其权利、法律关系选择错误及未能及时履行法定义务而造成的，该部分不应在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之内。三、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错误。在港湾网络有限公司诉铁通蚌埠分公司买卖合同案件一审和二审过程中，铁通蚌埠分公司根本未提交收条作为证据使用，其败诉系其未能举证导致，而在再审中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不认可该收条及收到货物的意见仅是其辩解意见，并未得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认可，依法不能予以采信。此外，铁通蚌埠分公司虽在再审时提供收条作为证据使用，但是由于其未能在一审、二审中提交该收条，且没有合理的理由，同时其也未向法院申请高阳作证，法院从程序上不予以认可该收条，并未对该收条的实体权利进行审查。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铁通蚌埠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
铁通蚌埠分公司二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高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寅生二审未陈述意见。
高阳二审期间提供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及证人洪俊书写的情况说明各一份，并申请证人何某出庭作证，证明高阳取回案涉货物后交给了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何某出庭作证时陈述，在2003年10月中下旬，其在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上班时看到高阳和司机师傅在搬一些箱子，其未看清箱子里的东西，高阳当时说是货物被铁通公司退了。铁通蚌埠分公司质证认为：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系复印件，不予质证；证人何某未能看清箱子里的东西，所以不能确认箱子里的东西就是案涉货物，也不能证明高阳将箱子里的东西交给了港湾网络有限公司；洪俊未出庭作证，其书写的情况说明不应采信。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为复印件，并无原件相印证，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所举其他证据同一审，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也同一审。
对于原判所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高阳上诉称其在收取铁通蚌埠分公司的案涉货物后交还给了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但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在其与铁通蚌埠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的一审、二审及再审过程中均称未收到该货物，在铁通蚌埠分公司在再审过程中提供了收条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仍未认定港湾网络有限公司取回了货物，现高阳提供的证据仅为证人证言，且证人陈述的是其记忆的十年前的往事，距今时间较远，证人证言可信度较低，且高阳并未提供港湾网络有限公司认可收取了其交付的货物或其将货物交给港湾网络有限公司的其他证据，故高阳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在先生效判决所作的认定，故对高阳的该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诉讼时效是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持续到一定期间而丧失胜诉权。铁通蚌埠分公司在其与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二审判决生效后，其仍在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机关主张其权利，且在此过程中，高阳在检察机关陈述其将货物交还给了港湾网络有限公司，致使铁通蚌埠分公司通过再审程序来维持自己的权益，铁通蚌埠分公司始终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自再审判决书生效至铁通蚌埠分公司提起本案之诉，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高阳主张铁通蚌埠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不予采信。不当得利的返还限于原物及其孳息，原物灭失的，应当折价赔偿。高阳取得的货物现无法返还，则其应当返还不当得货物的对价款180194元。铁通蚌埠分公司在其与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怠于举证，由此导致其在该案中败诉，对于货物对价款外的损失，系由其过错自行造成的扩大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高阳未在法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原审法院未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符合法律规定，原审程序合法。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3）瑶民一初字第032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3）瑶民一初字第03246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三、高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不当得利款180194元；
四、驳回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680元，减半收取2840元，由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负担1015元，高阳负担18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40元，由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负担1015元，高阳负担18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丽
审判员 张文超
审判员 王养俊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孙大鹏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31．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