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05民初353号
原告：仇晟，女，197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科，浙江尚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建国，男，195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江东区,现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沈鹤，浙江港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仇晟与被告张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3月6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仇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科，被告张建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沈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17年4月1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仇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700000元并支付利息187250元（以本金700000元为基数，利息按月利1.5%计算，期间自2015年7月9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87250元，要求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29日，案外人李得可向被告张建国借款200万元，约定月息2分。其中70万元系被告张建国向原告仇晟借款，约定月息1.5分，每月14日支付利息。被告每月支付利息10500元至原告名下银行账号，但自2015年7月9日起未支付任何利息。
张建国辩称:1.原告仇晟因家庭原因，主动提出借用被告张建国的名义借款给案外人李得可。被告曾与李得可一起组建天津聚通祥贵金属有限公司，原告系李得可在该公司名义上的股东，被李得可派往公司担任出纳一职。2013年期间，原告因与其丈夫蒋绪君闹离婚分居，为隐匿财产防止被其丈夫得知，故借用同事何幼芳的名义开设银行账号，用于自己经营活动。当时李得可急需资金，公司和被告个人都借款给李得可。2013年9月，原告主动向被告提出，其有70万元想以被告名义借给李得可，这样才能不让其丈夫和李得可知道。李得可出具借条后，被告复印一份给原告留底，原告在上面书写自己拥有70万元的债权，被告签字确认。被告纯粹系应原告要求出于好心帮助原告；2.被告并未收到原告的70万元借款，该70万元系原告通过何幼芳银行账号转账给李得可。被告借给李得可的130万元也是通过何幼芳银行账号转账给李得可；3.被告没有赚取利息差额。涉案借款事宜系原告一手经办，原告只是借用被告名义借款给李得可，被告并未从中赚取任何好处。每月14日左右，李得可的秘书章盛臻转账给被告3万元，被告即转账给原告10500元。后期利息延误，原告曾多次打电话向章盛臻催讨；4.李得可承诺的月息2%并未实际履行。2015年起，李得可支付利息出现拖延。2015年8月14日，被告获悉李得可的天弘公司出事了，找到李得可要求归还借款。李得可表示其目前无力归还，只能等到明年。李得可重新向被告出具借条，延长归还期限，其为表示歉意主动书写月息增至2%，但事实上李得可并未实际履行。2015年7月之后按月息1.5%计算的利息也一直未支付；5.2016年年底，被告准备起诉李得可，对账时发现该笔200万元由原告直接转账给李得可，故发微信请原告提供当时的银行明细单，原告告知被告银行卡已经注销，无法查询明细单，同时还提出和被告作为共同原告起诉李得可，这更证实了原告借用被告名义借款给李得可，是李得可的债权人。综上，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结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以及庭审陈述，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主要如下：涉案两份借条复印件注明的70万元款项性质。原告主张该笔款项系被告向原告借款，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被告主张该款项系原告借用被告名义出借给案外人李得可，双方之间不成立借贷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民间借贷属于典型的实践性合同，结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需查明以下事实：一、借贷合意；二、款项交付；三、利息支付；四、张建国、李敏在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李得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浙0203民初5017号】中诉称的事实是否构成对本案原、被告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自认。
一、借贷合意。
原告主张2013年9月29日，案外人李得可向被告张建国借款200万元，约定月息2分。其中70万元系被告张建国向原告仇晟借款，约定月息1.5分，每月14日支付利息，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供借条二份，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被告质证认为，对二份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李得可出具第一份借条注明时间为2013年9月29日，其实借条出具的真实时间为原告70万元和被告130万元两笔钱转账给李得可，李得可于2013年10月23日之后出具的，但是具体时间想不起来了。当时因夫妻闹矛盾，原告为了隐匿财产，借用何幼芳的账号将该笔70万元出借给李得可，被告当时为了给原告帮忙而同意原告借用自己名义借款给李得可。被告拿到借条之后，就复印了一份给原告，因为其中70万元系原告转账，借条由原告自行保管。原告当时就70万元在借条上进行了备注，被告也签字确认，说明原、被告已对出借给李得可的200万元进行了分割，双方意思表示明确，即原、被告按份额共同出借200万元李得可，并不是该笔70万元系原告出借给被告，被告再出借给李得可。当时李得可在借条上注明月利息1.5%，但是原告要备注该笔70万元系原告出借就在借条复印件上把李得可注明的利息约定擦掉了。因为原、被告和李得可都是同事，李得可是原告的隐名股东，原、被告都清楚李得可支付的利息数额，因此，原告在借条复印件上备注了月利1.5%；2.李得可于2015年8月14日出具的第二份借条是停付利息之后才出具的，第一份借条原件已经交还给李得可。李得可并未按借条约定的月利2%支付利息，所以不存在被告赚取利息差额的事实。被告在第二份借条中注明“此中柒拾万元系仇晟”的意思表示与第一份借条注明内容的意思表示一致，即被告确认70万元借款系仇晟出借给李得可。被告据此主张该笔70万元并非系被告向原告借款。为此，被告向本院提供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原、被告借贷关系发生于2013年，但离婚登记时间为2015年，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原、被告对于被告在两份借条复印件上确认“其中70万元是仇晟，每月14号支付利息1.5利。张建国130万”以及“注：此中柒拾万元系仇晟。张建国2015.8.14”的内容均无异议，本院对于上述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文义解释角度分析，上述内容并未直接表明被告向原告借款70万元的意思表示；另外，结合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的习惯做法，原告出借70万元给被告，完全可以要求被告另行出具借条，因此，对于原告提供的二份借条，本院不能据此认定原告对于原、被告就涉案70万元达成借贷合意的要件事实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对于该笔7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当结合款项交付、利息支付等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分析认定。对于被告提供的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二、款项交付。
原告陈述2013年10月12日，原告根据被告指示转账70万元至案外人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何幼芳具体汇入哪个账号，原告不清楚。对于70万元的款项交付事实，被告均予以认可，否则，原告也不会收到被告支付的利息。由于原告的临商银行账号已经注销，原告不能提供银行账号交易明细账单。
被告陈述被告并未向原告借款70万元，也未指示原告将70万元款项汇入何幼芳的临商银行账号，原、被告系共同出借给李得可200万元。被告曾于2013年9月27日汇入原告临商银行账号120万元，但原告为了不让其丈夫知道马上退回该笔款项并要求被告汇入何幼芳的临商银行账号。原告出借给李得可的70万元也是汇入何幼芳的临商银行账号。至于上述两笔款项从何幼芳临商银行账号最终汇入哪个账号，被告不清楚，何幼芳的临商银行卡由原告掌控，原、被告出借款项给李得可均系原告操作。为此，被告提供被告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交易查询明细（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一组，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已将70万元交付被告，否则，原告也不会收到被告支付的利息。
为了查明款项交付事实，本院依据被告的申请，依法向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营业部调取了下列证据：仇晟名下尾号为0341的临商银行账号销户资料，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开户资料以及该账号2013年9月至2013年11月的账号交易明细以及2013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30日，2013年10月12日、2013年10月23日业务交易对手。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原告交付借款70万元的事实已经得到被告自认。原告只能确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距今已有三年多时间，具体转账金额原告想不起来。原告一直收到利息，可以确定原告确实交付了70万元借款；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2013年10月12日的一笔50万元款项并非原告交付，也并非原、被告争议的款项。被告和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较多，对于该笔款项性质，被告记不清楚了。原、被告出借款项均系转账给何幼芬，再由何幼芳转账给李得可，表明原、被告系共同借款给李得可。被告并未指示原告转账给何幼芬，当时原、被告系同事，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原告对款项的去向都清楚。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何幼芳、李得可进行了询问。何幼芳陈述，其于2015年5月退休，退休前担任宁波恒丰贵金属有限公司的会计。仇晟系该公司出纳，张建国系该公司领导，其不认识李得可。公司领导曾让其办理一张银行卡交给仇晟使用，其按照领导指示去公司楼下临商银行开了一张银行卡交给仇晟。银行卡密码、网银密码等，仇晟都知道。该张银行卡其一直没有使用过，至于仇晟是否交给其他人办理具体银行业务，其不清楚。至于该张银行卡是否还在使用、谁在使用，是否已经注销，其都不清楚。其曾将40万元借给宁波恒丰贵金属有限公司，利息比银行高一点。后来，张建国、仇晟、公司另一个同事小王和其一起商量将钱借给李得可，利息更高。具体事宜都是张建国、仇晟操作，其不清楚。因为都是同事，相互之间比较信任，借条也没有写。其收到利息每月6000元，没有几个月，后来感觉风险太大，自己家里又需要用钱，2014年上半年的时候其就退出来了，当时拿到40万元，具体都是张建国、仇晟操作，具体从哪个账号转账，其记不清楚了。当时，张建国、仇晟和小王也都退出来了，至于具体金额以及他们是否又借钱给李得可，其不清楚。
李得可陈述，仇晟是宁波恒丰贵金属有限公司、天津聚通祥贵金属有限公司的出纳（财务人员），张建国是两家公司的股东、副总，何幼芳是天津聚通祥贵金属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章盛臻在宁波德宏汽车销售公司担任出纳和其的秘书。2013年9月29日和2015年8月14日的两份借条均是其本人出具的，但是对于借条复印件上的备注内容，其不清楚也并非其所写。借款系同一笔，只是时间到了，张建国找其重新出具了一份借条。其确实收到了借款200万元，可能转账给章盛臻，也可能转账给其本人，但收到的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关于借款200万元其中仇晟有70万元的事情，其在2013年9月29日出具借条的时候并不清楚，如果知道，其可以分开写两张借条。仇晟曾在2015年和其说70万元是仇晟朋友的，让其直接给仇晟朋友并告知仇晟朋友账号，仇晟可以在张建国处去扣，其汇入该账号10万元，仇晟朋友后来也曾给其打电话要求其多还点钱。
原告质证认为，对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何幼芳并不清楚涉案款项性质以及借款时间，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系原告在使用；李得可明确其于2013年9月29日向张建国借款，当时如果知道向原告借款，其会直接向原告出具借条，表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70万元的借贷关系，被告与李得可之间存在200万元的借贷关系。李得可明确表示原告于2015年告知其之后才知道其中70万元是原告，章盛臻也不清楚70万元是原告的，表明原告和李得可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李得可事后知情不改变原来款项的性质；
被告质证认为，对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何幼芳、李得可陈述事实和被告陈述案件事实相吻合。何幼芳陈述内容表明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系原告在使用，涉案200万元款项转账给李得可或者章盛臻也系原告具体操作；李得可陈述内容表明，张建国并未赚取利息差价。借条系李得可出具给张建国是由于原告不方便出面，因此，张建国当时并没有说明其中70万元系原告出借，后来原告和李得可说明实情，表明原告认可其借用被告的名义借款给李得可。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款项交付的事实，结合本院调取的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2013年9月至2013年11月的账号交易明细可以确定，张建国于2013年9月27日转账120万元至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2013年9月29日、2013年10月23日从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各有一笔100万元转账给李得可，款项交付时间、金额与李得可于2013年9月29日出具给张建国借条注明的款项交付时间、金额相吻合，且李得可对于收到涉案200万元款项并无异议；其次，仇晟、何幼芳、张建国分别担任宁波恒丰贵金属有限公司的出纳、会计、总经理，何幼芳陈述其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交给仇晟操作使用，仇晟对此并无异议，表明仇晟应当清楚并知晓该银行账号进出款项的性质和用途；再次，仇晟本人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其于2013年10月12日根据张建国指示转账70万元至案外人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但根据本院调取的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2013年10月12日交易明细显示，何幼芳、张建国于2013年10月12日分别转账20万元、50万元至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原告对此并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仅仅表示因时间太长，具体转账金额想不起来了，与原告在庭审中关于70万元款项交付时间、金额的陈述内容相矛盾，因此，对于原告仇晟主张其于2013年10月12日根据被告张建国指示转账70万元至案外人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最后，李得可陈述仇晟曾于2015年告知其涉案200万元款项其中70万元是仇晟朋友的并要求李得可直接返还70万元至仇晟朋友银行账号，仇晟对此并未予以否认。
综上，对于被告张建国主张的原告仇晟并未将款项70万元交付给被告张建国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仇晟主张其根据被告张建国指示将款项70万元转账给何幼芳的事实，因原告仇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
三、利息支付。
原告主张被告于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8日每月通过银行账号支付原告利息10500元，2015年7月9日之后未再支付利息。为此，原告提供原告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0141银行账号交易明细（2013年1月14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一组，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利息是从李得可秘书章盛臻的银行账号转账至何幼芳银行账号再转账至原告银行账号，可以看出被告并未赚取利息差价。2015年1月之后，李得可支付利息不正常，但并不是未支付利息。2015年3月支付11万元，4月支付10万元。因此，被告于2015年4月转账给原告10500元。2015年6月11日，被告转账给原告21000元。为此，被告提供被告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交易查询信息（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一组，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原告质证认为，根据被告提供证据显示，章盛臻每月支付被告利息3万元，章盛臻代表李得可，说明李得可最后一笔利息支付至2015年1月28日，但是被告在此之后还一直支付原告利息，说明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以及被告与李得可之间的借贷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借贷关系。被告陈述的2015年3月17日的11万元以及2015年4月30日的10万元与本案无关。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李得可进行了询问。李得可陈述，其与张建国一开始约定月利1.5%，后来其他人的利息高了，就将利息提高到月利2%。2013年12月16日至2015年1月16日期间，其让章盛臻每月转账3万元给张建国。除了本案的借款200万元，其与张建国之间还有一千多万元（包括利息）的民间借贷关系，章盛臻分别于2015年3月17日、2015年4月30日转账至张建国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11万元、10万元系支付利息，可能当时资金比较紧张，有时二、三个月的利息一次性支付。其与张建国之间还存在股票上的联系，以张建国的名义开户，具体由其操作。本案借款200万元的2015年5、6月的利息可能是卖了股票后直接给张建国，2015年7、8月之后其未支付利息。章盛臻并不知道其中借款70万元是仇晟的，后来仇晟直接联系其要求直接支付利息，其让公司财务直接打给仇晟或者仇晟指定的账号，之后张建国也未支付仇晟利息。
原告质证认为，原告不清楚被告和李得可之间的借款情况，原告仅仅替被告联系章盛臻催讨利息；
被告质证认为，对李得可陈述的事实无异议。被告妻子李敏也有300万元款项交给李得可炒股。股票账号户名系被告，具体由李得可操作。2015年之后李得可资金出了问题，被告多次向李得可催讨利息。李得可说没有资金，但是炒股赚钱了，可以将部分股票交割变现用于支付利息。2015年6月11日，被告从其建设银行账户（即被告股票户头）中提取693998元，同日被告支付原告两个月的利息（2015年4、5月）21000元，部分用于支付其他朋友的利息。2015年6月19日，被告将其中214000元用于支付公司利息了。后来李得可资金越来越困难，原告要求不再支付公司利息，先支付个人利息，所以将公司账号的214000元转账给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6月的利息10500元。
本院认为，关于利息支付的事实，结合原、被告各自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首先，2013年12月16日至2015年1月16日期间，章盛臻首先转账3万元至张建国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该笔3万元与张建国陈述李得可借款200万元按月利率1.5%支付的利息数额相吻合；张建国再通过其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间接（通过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或直接转账10500元至仇晟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0141银行账号，上述事实表明仇晟该段时间的利息并非直接来源于张建国；其次，2015年3月17日至2015年7月8日期间，1.2015年3月17日，章盛臻转账11万元至张建国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张建国再通过该银行账号转账10500元至仇晟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0141银行账号；2.2015年4月30日，章盛臻转账10万元至张建国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张建国再通过该银行账号间接（通过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转账10500元至仇晟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0141银行账号；3.2015年6月11日、2015年7月8日，张建国通过其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分别直接转账21000元（两个月利息）、10500元（一个月利息）至仇晟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0141银行账号。对此，张建国在庭审中陈述利息支付细节与李得可陈述利息支付细节相互印证，再结合李得可出具第二份借条的时间“2015年8月14日”以及张建国的宁波银行账号交易明细，章盛臻与张建国款项往来较为频繁，张建国关于利息支付的陈述内容具有合理性；再次，李得可于2015年8月14日出具借条将利息调整为月利2%，但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以及双方提供的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分析，2015年7月8日以后，就涉案的借款200万元，李得可并未按照借条约定的月利率2%支付张建国利息，张建国亦未支付仇晟利息。对此，李得可予以认可。
综上，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基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每月直接支付原告利息10500元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四、张建国、李敏在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李得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浙0203民初5017号】中诉称的事实是否构成对本案原、被告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自认。
被告陈述张建国、李敏曾于2016年12月到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李得可归还借款1740万元（含本案的2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因李得可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且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相关刑事案件，诉讼材料一时无法送达，张建国、李敏于2016年12月30日向该院申请撤诉，该院经审理后裁定准许张建国、李敏撤诉。在张建国、李敏起诉前，仇晟曾要求和张建国作为共同原告起诉李得可归还本案借款200万元。为此，被告提供原、被告2016年12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被告自认其向原告借款70万元，李得可向其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原告在微信聊天中一直陈述70万元是自己的，也知道该笔款项是给李得可的，而且原告与被告仅就双方共同起诉李得可进行协商，并未确认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被告起诉李得可要求原告配合，因为银行账号系原告操作，需要原告打印账号交易明细，当时原告只是想自己救济拿回借款，不能作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证据。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调取了（2016）浙0203民初5017号案件的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据材料、口头撤诉裁定笔录。
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口头撤诉裁定笔录可以看出，被告撤诉的原因是李得可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诉讼材料无法送达才申请撤诉。该组证据表明被告起诉李得可归还借款1740万元（包含本案的200万元），被告已经自认被告与李得可存在1740万元的借贷关系，其中70万元从原告处拆借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2016）浙0203民初5017号案件中的借款1740元均系张建国和其妻子李敏出面借款给李得可，其中包含本案70万元款项，因为借条上出借人没有原告的名字，所以未将原告作为共同原告，并不存在被告自认其向原告借款70万元的情形。
本院认为，首先，张建国、李敏诉李得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浙0203民初5017号】经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法院并未认定案件事实，也未作出一审判决；其次，结合原、被告2016年12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内容分析，张建国在起诉前已告知仇晟即将起诉李得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仇晟可以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主张债权，因此，本院认定张建国、李敏在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李得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浙0203民初5017号】中诉称的事实并不构成张建国对本案原、被告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自认。
综上所述，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本院难以认定原告已就借贷合意、款项交付、利息支付等要件事实完成举证责任。退一步分析，即使因原、被告各自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无法判断导致本案争议的要件事实难以认定，原告仍应当就其主张原、被告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因此，对于本案原告主张被告向原告借款70万元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仇晟与被告张建国原系宁波恒丰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同事。2013年9月29日，案外人李得可向被告张建国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张建国人民币贰佰万元（其中100万9.29另一笔100万10.23）”。在该份借条的复印件上，原告仇晟备注载明“其中70万是仇晟，每月14号支付利息1.5利”，被告张建国予以确认并备注“张建国130万元”。2015年8月14日，案外人李得可再次向被告张建国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张建国人民币贰佰万元，时间到2016年8月份，月利息2%从2013.9.29”。在该份借条的复印件上，被告张建国备注“此中柒拾万元系仇晟。张建国2015.8.14”。
被告张建国于2013年9月27日转账120万元至案外人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2013年9月29日、2013年10月23日从案外人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各有一笔100万元（合计200万元）转账给案外人李得可。
2013年12月16日至2015年1月16日期间，案外人章盛臻转账3万元至被告张建国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被告张建国再通过该银行账号间接（通过案外人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或直接转账10500元至原告仇晟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0141银行账号。2015年3月17日，案外人章盛臻转账11万元至被告张建国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被告张建国再通过该银行账号转账10500元至原告仇晟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0141银行账号。2015年4月30日，案外人章盛臻转账10万元至被告张建国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被告张建国再通过该银行账号间接（通过案外人何幼芳名下尾号为0073的临商银行账号）转账10500元至原告仇晟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0141银行账号。2015年6月11日、2015年7月8日，被告张建国通过其名下尾号为3589的宁波银行账号分别转账21000元、10500元至原告仇晟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0141银行账号。
张建国、李敏诉李得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依法受理【案号为（2016）浙0203民初5017号】，2016年12月30日，张建国、李敏向该院申请撤诉，该院经审查依法裁定准许张建国、李敏撤回对李得可的起诉。
原告仇晟以被告张建国向其借款70万元为由诉至本院，案经本院组织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仇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70万元的事实，原告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借款本金7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仇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673元，减半收取计6336.5元，由原告仇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邹永明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书记员 何超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