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44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水玲，女，194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炜军，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志英，女，196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托诉讼代理人：周利生，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莹颖，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冯水玲因与被上诉人谢志英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5）绍柯商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柳雪松、彭丽莉，代理审判员ＸＸ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冯水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炜军，被上诉人谢志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生、沈莹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水玲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2007年1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成立。该协议系被上诉人利用管理公司财务、掌握公司印章的职务之便，盗盖上�人的印章，并伪造签名单方面炮制，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上诉人而言，该协议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二、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该合同有效。本案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处分行为到2013年2月之前都不知情，知情后也从未追认，合同依法不发生效力。三、一审判决认为，如果确认股权协议不成立或无效，可能引起许多已确定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从而影响交易安全及社会稳定。实际上，本案中被上诉人无权处分行为的受益人就是其本人，而不是其他第三人，不存在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股东的更替也不影响公司外部法律关系的稳定和交易安全。恰恰相反，纵容违法行为的�生，隐藏着极大的危害后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谢志英辩称：一、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盗盖印章，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曾督促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以查明事实，而上诉人没有进行这样的维权行动。二、在公司房屋租赁等行为中，上诉人都是由案外人代为签字并加盖印章，这些事实和交易习惯足以说明上诉人的印章是由其保管，股权转让协议是经其确认后加盖印章的。三、一审判决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裁判结果是完全正确的。四、金诚公司是家族企业，在当事人家族对公司资产进行分割过程中，确定将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的儿子，但因受让方没有付清转让款项，所以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欠条，被上诉人起诉请求支付转让款后，上诉人才启动了本案诉讼。上诉人的其他亲人都认可和知晓本案所涉股权转让的事实。虽然上诉人的儿子谢东方在笔录中不承认知晓该事实，但是其代表金诚公司参加过两次诉讼，知晓公司变更的情况，作为父亲的谢长安在2008年的工商登记资料上亲笔书写的材料中也确认谢志英是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并在诉讼案件中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这些都足以证明股权转让是全体家族人员的意思表示，是经过上诉人确认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冯水玲于2015年6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谢志英在金诚公司的55%股权归冯水玲所有，谢志英协助冯水玲办理上述股权的过户手续；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谢志英负担。审理过程中，冯水玲变更诉讼请求为：一、确认2007年1月18日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二、谢志英协助冯水玲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谢志英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诚公司设立于2005年1月，公司股东为冯水玲、谢寅芳，分别持有公司股权55%、45%；双方及案外人谢长安、谢东方参与公司经营，谢寅芳系挂名股东，未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经营。2007年1月18日，形成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各一份，加盖“冯水玲印”印章，但冯水玲签字由案外人书写。2007年1月28日，金诚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由冯水玲变更为谢志英，申请书中同时载明了公司股东由冯水玲、谢寅芳变更为冯水玲、谢寅芳，该申请书加盖有金诚公司印章。2007年2月1日，经工商登记变更，公司股东为谢志英、谢寅芳，分别持有公司股权55%、45%，法定代表人由冯水玲变更为谢志英。现冯水玲以未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中签字，加盖的法人章亦由案外人控制并使用为由，认为冯水玲并无股权转让之意思表示，故要求确认2007年1月18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并由谢志英协助办理股权变更，谢志英则认为金诚公司系家族企业，冯水玲同意进行了股权变更，双方遂起讼争。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等相关法律规定，发回重审案件按照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应适用上述法律规定中关于一审程序的相关规定。故冯水玲在本案中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该院予以准许，案由亦作相应变更。
对于双方关于合同成立及合同生效之争，该院认为，依照《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合同的成立与否作为一事实问题，其意义在于识别某一合同是否已经存在，合同成立的标志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与否与国家意志无关；而合同生效作为一种法律价值的判断，其意义在于识别某一合同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而能否取得法律认可的效力。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实质上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与国家意志关系的调整。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只有已经成立的合同才存在是否生效的问题。在本案中，冯水玲认为其并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或盖章，加盖印章系谢志英控制的法人章，即冯水玲认为其实际并未作出股权转让之意思表示，本案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的形成缺乏双方的意思联络，系谢志英单方行为，故主张合同未成立。而谢志英对冯水玲的该项主张，并未表示谢志英配偶的加盖印章行为系经冯水玲授权的代理行为，仅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经冯水玲认可。结合双方对合同订立时的陈述及主张，该院认为，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在签订的外观上�否具有双方合意存在争议，而意思表示不一致，是合同不成立的原因之一，应先就合同是否成立进行审查。
依照《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合同法》解释二第五条亦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应当认为，法律对于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确认方式规定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对仅签字或仅盖章的方式均予认可。现有股权转让协议，形式上已有冯水玲之印章，初步具备合同成立之要件。至于该印章性质，该院认为，如该印章为私章，则应推定由冯水玲所控制，其应就谢志英盗盖其私章承担举证责任；如该印章为法人章，股权变更登记前，冯水玲系金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由其在行使其法人职责时使用，也应由冯水玲所控制，至于其是否将该印章交由谢志英使用，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根据庭审调查，虽谢志英在参与经营公司的过程中可接触到该印章，但法定代表人对法人章有审慎保管及使用义务，谢志英使用法人章后冯水玲应及时收回保管。故谢志英曾使用过该法人章并不免除冯水玲就谢志英盗盖法人章的举证责任。即不论该印章是私章还是法人章，都应由冯水玲控制使用，冯水玲应就股权转让协议中加盖其所有的印章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当然，在该印章系法人章的情况下，一般认为，仅适用于公司经营活动，在本人未确认的情况下不能推定适用于处分个人财产，故冯水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意思表示在此情形下确存瑕疵，但其意思表示之瑕疵以可由双方各自提交的证据所补正。具体分析如下：
一、从普通公司的公司治理看。1、2007年1月，金诚公司同时就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进行了申请，其�2007年1月28日变更登记申请表中，同时载明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情况，其上加盖有金诚公司公章，应当认为，即使如冯水玲陈述，法人章因谢志英负责财务，由其控制，但在冯水玲未能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金诚公司公章应由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水玲所控制，现该变更登记申请中已加盖了公司公章，应当认为冯水玲对于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均知情；2、谢寅芳具有公司股东及双方家庭成员的双重身份，在本案中亦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对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真实性予以确认，其陈述可信度较高；3、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系同时变更，冯水玲作为金诚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在长达八年的时间中，对变更后的公司经营中不再需要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文件或使用其法人章未尽注意义务，也未提出异议显然与常理不符，应当认为冯水玲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知情。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司设立时的章程规定，设执行董事一人，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对公司股东会负责，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故冯水玲在知道法定代表人变更时就应当清楚该变更已经过股东会决议，此时已足够引起冯水玲作为股东的注意，但冯水玲在其后长达八年的时间内未提出异议，故该院据此推定其知晓公司股东的变更情况；
二、从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看。1、根据工商登记，金诚公司由冯水玲及案外人谢寅芳所设立，公司股东均系家庭成员，属于家族成员共同设立的家族企业。2、对于实际出资，谢志英认为金诚公司系冯水玲夫妻、谢东方及谢志英夫妻共同设立经营的家族企业；冯水玲则认为金诚公司由其实际出资设立；其配偶谢长安认为由其出资设立，双方及案外人谢东方协助其经营公司。即使按照冯水玲夫妻的陈述，不论由冯水玲或谢长安出资设立公司，均系以夫妻共有财产出资设立，故股权虽仅登记于冯水玲名下，但谢长安对于家族企业的内部经营及股权变更登记具有一定的家事代理权，该代理权亦可与公司设立时由谢长安签字办理所证实。同时谢志英及家族成员谢东方、谢寅芳亦对谢长安对公司的家长式控制予以认可，冯水玲亦表示谢长安经营公司。3、根据法庭调查，双方及案外人谢长安、谢东方、谢寅芳均对2012年各方对金诚公司资产进行分割陈述一致，即冯水玲夫妻一份、谢志英夫妻一份、谢东方一份，而谢长安、谢东方及谢志英配偶实际并非公司股东，故不论该资产分割是否有效，但至少可反映在家族成员内部，均认为家族企业的股权登记所载明的股东实际并不依据其持有的股权享有相应公司财产权利或股东权利。4、公司经营过程中，确存冯水玲仅加盖印章而不签字的习惯。综上，因该家族企业中其股权变更实际不具有对价利益，也不能体现股东权利，故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审查应区别与普通公司。在家族成员谢长安表示知道法定代表人变更及谢寅芳陈述股东变更登记经家族成员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结合该家族企业在变更登记后经过八年左右的时间，均未有家族成员就股权变更提出异议的情况，该院认为冯水玲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知情。综上，该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至少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意思表示上一致，合同成立。
因冯水玲同时主张要求谢志英协助办理股权登记手续，该请求应当基于合同未成立或未生效，且冯水玲在诉讼中亦曾主张转让协议无效，在该院确认合同成立的情况下，对合同效力亦应进行审查。
对于讼争协议效力，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外，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对于合同无效情形亦进行了相应规定，现冯水玲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载明的无效情形，故该院对冯水玲要求谢志英协助办理过户登记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该院同时认为，应当体现对交易安全和效率的保护，具体表现为公示主义、外观主义，现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均已记载谢志英为公司股东，其股东资格应予确认。谢志英以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身份经营公司已有八年时间，股权转让协议如被确认未成立或无效，使谢志英行使的职务行为均系效力待定，可能引起许多已确定的法律关系的变化和其他不利于公司经营管理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影响整个市场交易的安全及社会的稳定。相对应的，根据法庭调查，金诚公司系家族企业，股东所享有的股东权利及财产利益并不直接体现在其所持有的股权份额上，例如由家族成员（包�非股东）对公司财产约定分割、谢寅芳实际持有股权，却不享有股东权利等，故即使股权回复到冯水玲所主张的状态，冯水玲亦未据此获得相应股东权利。两权相较，即使谢志英确存盗盖印章之行为，亦应由其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而非通过确认合同未成立或无效否认其股东资格。综上，该院对冯水玲的主张均不予支持。
至于谢志英认为冯水玲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主张。该院认为，确认合同无效为形成权，而非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同时，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故对谢志英的该项辩称主张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冯水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冯水玲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谢志英提供（2008）绍民二初字第2279号民事裁定书、（2009）绍越商初字第1571号民事判决书、（2008）绍民二初字第811号民事调解书，证明从2008年开始上诉人的儿子谢东方以及上诉人的丈夫谢长安作为金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完全了解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情况，从而证明冯水玲、谢东方、谢长安都知道2007年股权变更的情况。
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知晓并认可2007年的股权转让。
本院经认证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于2007年1月28日，金诚公司申请变更股东为冯水玲、谢寅芳的事实不予确认，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同的成立需要具备主体与合意，所谓合意就是合同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缺乏合意则合同不能成立。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就在于2007年股权转让是否具备上诉人冯水玲的意思表示。
转让协议中冯水玲的签字系他人代签（根据被上诉人陈述，系被上诉人丈夫代签），但加盖了其印章。冯水玲主张，其印章系被盗盖，进而主张其并未作出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因而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签字和盖章都是表示当事人意思的方式，但并不是说表达意思必须通过签字或盖章的形式，即使是口头或行为都可以表达当事人的意思。虽然盖章这种方式相对较容易被他人盗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系母女，被上诉人也确有机会接触冯水玲的印章，但结合以下理由，仍可认定2007年股权转让不违反冯水玲的意思：一、在公司设立和运营过程中，冯水玲有采用他人代为签名并加盖其印章表达意思的先例，如2004年7月20日公司房屋租赁合同。二、2007年股权转让协议订立后，金诚公司就在工商部门变更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信息，上诉人的丈夫和儿子又先后作为金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完全能够注意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情况，进而注意到股权的异常变动；如果2007年股权转让系被上诉人单方所为，上诉人及其丈夫和儿子却未能注意到这些变动是不符合常理的。三、案外人谢寅芳在一审法院询问中明确陈述上诉人对2007年股权转让知情并且同意。冯水玲与谢寅芳系母女关系，虽然上诉人称双方之间存在嫌隙，但谢寅芳在本案中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陈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印证2007年股权�让协议。四、上诉人冯水玲对何时知晓2007年股权被转让的问题，前后陈述不一，在谢志英与谢东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冯水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在该案起诉后才知情，即2014年11月3日以后，而在本案上诉状中，又称系在2013年2月后知情，另外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还陈述到上诉人丈夫在2008年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这种前后不一的陈述也削弱了其陈述的可信性。五、金诚公司系家族企业，当事人一家曾在2012年、2013年间对公司进行分割，分割的结果之一是要将公司给儿子谢东方，现金补偿女儿谢志英，也就是说不论股权是否登记在谢志英名下，分割之后谢志英最终都不再持有股权，那么谢志英是否骗取了冯水玲的股权其实根本没有意义，因为股权最终都应当由谢东方持有或者控制。上诉人否认其知晓公司分割的事实，但上诉人的丈夫、儿子、女儿都参与其中，其�知情的陈述显然不合情理，不应采信。当然，谢东方等人主张谢志英擅自取走公司财产，在分割时隐瞒事实，这涉及另外一层法律关系，在本案中本院不作判断，由当事人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关于其未作出股权转让意思表示、协议未成立的陈述，不应采信。一审判决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冯水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柳雪松
审 判 员 彭丽莉
代理审判员 ＸＸ斌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