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1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萍，女，汉族，1969年2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登云，浙江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绵杰，男，汉族，1981年10月28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嘉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阳光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王海根，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桐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3493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王海根，执行董事。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何利锋、何丽丽，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丽萍因与被上诉人余绵杰、杭州嘉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取公司”）、上海桐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5民初3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丽萍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7）浙0105民初3747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支持张丽萍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未审查张丽萍和余绵杰签订的《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效力。张丽萍主张上述两份协议已失效，因为补充协议第二项明确约定如转让款未按时支付，则视为转让合同无效，余绵杰未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支付转让款，合同解除条件已成就，故余绵杰丧失了取得案涉股权的合同依据，因此余绵杰也无权处置案涉股权，其将股权再转让的行为也应被确认无效。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三被上诉人就案涉股权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明显是恶意串通的并损害了张丽萍利益。1.三被上诉人及汪静是关系异常紧密的利益关联方。首先，余绵杰、汪静是嘉取公司、桐源公司的股东，汪静还是嘉取公司、桐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绵杰是进行股权变动登记的经办人。汪静代余绵杰向张丽萍支付过股权转让款。以上证据说明嘉取公司、桐源公司清楚知道余绵杰、汪静与张丽萍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该协议的履行情况。2.三被上诉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完全是恶意的。首先，三被上诉人明知余绵杰获取案涉股权的合同已失效，还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恶意非常明显。其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明显过低，极不合理。截止2017年7月1日，余绵杰和汪静已支付股权转让款4000多万元，还为昌海公司偿还了数亿借款，却只以1569.96万元的价格再转让，明显不合理。第三，款项支付方式也不符合常理。嘉取公司、桐源公司直至2015年2月才支付款项，距离签订合同的时间已超过7个月，且支付金额也不能与其他数据对应。3。三被上诉人的行为损害了张丽萍的利益。余绵杰将股权变更登记到嘉取公司、桐源公司名下，张丽萍无法依据合同取回股权，且因转让的价格过低，实际上是余绵杰将自己的利益输送给了关联方，减损了自己的履约能力。三、原审判决认定张丽萍与余绵杰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款至今无法确定，那么余绵杰在2014年4月30日之后也无权处置案涉股权。原审法院在张丽萍和余绵杰之间的争议未确认之前，径行判决驳回张丽萍的诉请也是错误的。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余绵杰、嘉取公司、桐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如下：一、张丽萍和余绵杰签订的《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应当以双方共同实际结算为准，而截止到上诉人一审提起诉讼时，各方也均未完成实际的结算，因此无法确定最终的债务总额以及股权转让的价款，余绵杰也无法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支付全部的转让款，因此张丽萍主张上述协议已解除的理由不成立。二、余绵杰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且已经合法取得了案涉股权，对该股权享有处置权。2014年4月29日的时候余绵杰等新股东，经内部核算，已通知上诉人等老股东初定股权转让款为20377090.9亿元，并据此向上诉人支付了35%的股权转让款为700131981.82元，这一点上诉人也是认可的。三、张丽萍认为三被上诉人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明显是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三被上诉人均认为该诉称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均是独立的个体，签订合同也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首先余绵杰已经依约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其与张丽萍之间不存在其他债务，因此也不存在串通减损偿债能力的前提。其次，余绵杰并未以无偿或极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给嘉取公司和桐源公司。该份股权转让对价的约定是合情合理的。正如上诉人所述，余绵杰获取案涉股权，依约向上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承接了公司的债务，也化解了公司的债务危机，余绵杰在沧海公司陷入极度困境的时候受让了案涉股权，张丽萍未受损的，反而是从中受益。三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完全不具备。因此上诉人认为三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证据明显不足，恳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张丽萍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余绵杰与嘉取公司、桐源公司签订的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嘉取公司、桐源公司将因上述合同而取得的股权返还给余绵杰（股权2100万元）；3.由余绵杰、嘉取公司、桐源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及财产保全申请费等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3日，原告张丽萍及案外人昌地实业、周建祖、尤岳涛、潘彩玉作为转让方（甲方），被告余绵杰及案外人汪静作为受让方（乙方），双方签订《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昌海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具体为昌地实业持有的49%、尤岳涛持有的5%、周建祖持有的6.23%、潘彩玉持有的4.77%合计6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汪静，张丽萍将其持有的3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余绵杰；股权转让价款为5.68亿元扣除昌海公司债务总额后的余额；乙方应于甲方等原股东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交付工商行政管理局，且乙方收到该局出具的受理单后向昌海公司汇入2000万元以解决昌海公司债务。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乙方收到新的营业执照之日起三日内向昌海公司汇入3000万元解决昌海公司债务。股权转让价款乙方应于2014年4月30日前支付完毕等。后上述转让方（甲方）、受让方（乙方）又签订了《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份，双方确认《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昌海公司债务总额为2014年1月31日前昌海公司产生的全部债务及利息，其中截至2013年12月31日，昌海公司债务总额约为4.77亿元，最终的债务总额以实际结算为准，但债务总额不得超过5.68亿元，否则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索因此造成的损失，甲方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股权转让价款乙方应于2014年4月30日前支付至以甲方名义开具的银行账户，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后，视为合同已履行。如转让价款未按时支付，则视为转让合同无效。2014年1月14日，昌海公司向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其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郑必华变更为汪静，股东由昌地实业、周建祖、张丽萍、尤岳涛、潘彩玉变更为汪静、余绵杰。
2014年12月31日，被告余绵杰已将其持有的昌海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嘉取公司，将其持有的昌海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桐源公司，并于当日办理了昌海公司的股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被告余绵杰已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2381981.82元。桐源公司已于2015年2月3日至4月支付给余绵杰股权转让款1018089.54元，嘉取公司已于2015年2月2日支付给余绵杰股权转让款6108537.28元。
2016年4月28日，原告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余绵杰，要求余绵杰支付其股权转让款19468018.18元及违约金。2017年12月，原告又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余绵杰等，要求解除《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双方关于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35%股权转让的所有条款，并将该35%返还给原告，并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如无法归还，应赔偿损失3185万元（损失具体以评估为准）。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转让给余绵杰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因为《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仅约定最终的债务总额以实际结算为准，而实际结算双方至今未能进行，相关仲裁案件尚在审理中，在转让价款系以5.68亿元减去昌海公司的债务总额的情形下，股权转让价款具体金额至今无法确定。在股权转让价无法确定的情形下，要求余绵杰在2014年4月30日前支付完毕转让价款没有依据。
关于原告所主张的被告余绵杰与桐源公司、嘉取公司恶意串通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余绵杰与桐源公司、嘉取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桐源公司支付了其所受让的昌海公司5%股份的转让款1018089.54元，嘉取公司支付了其所受让的昌海公司30%股份的转让款6108537.28元，至于转让价款的合理性原告未能举证否定，无法认定双方之间系恶意串通，且被告余绵杰并不存在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给原告的情形，相反，被告余绵杰已支付给原告股权转让款12381981.82元。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余绵杰与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签订的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丽萍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张玲萍和被上诉人余绵杰、嘉取公司、桐源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双方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上诉人亦依据该规定诉请法院确认被上诉人余绵杰和被上诉人嘉取公司、桐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余绵杰和嘉取公司、桐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并损害张丽萍的利益。首先，张丽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余绵杰与嘉取公司、桐源公司恶意串通。余绵杰、嘉取公司和桐源公司虽有关联，但均系独立个体，且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嘉取公司、桐源公司也已依照协议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张丽萍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股权的转让价款明显低于公平价格，对其主张三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张丽萍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余绵杰与嘉取公司、桐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张丽萍与嘉取公司、桐源公司无债权债务关系。而张丽萍与余绵杰签订的《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以5.68亿元减去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总额确定，最终的债务总额以实际结算为准，而双方的纠纷至今仍在诉讼中，张丽萍要求余绵杰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支付完毕转让价款无现实可能,因此也不能据此解除张丽萍和余绵杰之间的上述协议，且余绵杰已依照暂估的债务总额支付了12381981.82元的转让款给张丽萍。因此，本院认为，张丽萍未能举证证明三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综上，上诉人张丽萍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800元，由上诉人张丽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琦
审判员 夏文杰
审判员 魏之薏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