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初字第18141号
原告汪淑芝，女，1974年1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国志，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雅然，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97号。
法定代表人刘涵，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灿，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付丽娟，女，1982年4月1日出生，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第三人许玉伟，男，1969年8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雅琴，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爽，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市大兴区文化馆，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魏书亮，馆长。
委托代理人赵玉良，男，1969年6月21日出生，北京市大兴区文化馆员工，住北京市大兴区。
原告汪淑芝与被告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红帽公司）、第三人许玉伟、第三人北京市大兴区文化馆（以下简称：大兴文化馆）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淑芝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国志、张雅然，被告小红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灿、付丽娟，第三人许玉伟的委托代理人崔爽、张雅琴和第三人大兴文化馆的委托代理人赵玉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淑芝诉称：我于2007年11月20入职小红帽公司，任职投递员，月工资2000元。我入职期间，小红帽公司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我缴纳社会保险。我常年无休，小红帽公司未足额支付我劳动报酬，现我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我不服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作出的京兴劳人仲字〔2015〕第0237号裁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确认我与小红帽公司自2007年11月20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小红帽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6800元；3、小红帽公司支付2012年10月3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34943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8276元；4、小红帽公司支付2007年11月20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9655元。
被告小红帽公司辩称：我公司于2004年7月22日成立，成立后获得了北京青年报报社关于北京青年报发行的权限，在获得授权之后，我们将大兴区的发行工作委托了第三方，并签订了代理合同或者委托合同，这是基于平等的民事主体所签订的合同。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由第三方自行雇佣工作人员进行报纸发行工作，因此对受托一方在投递报纸中如何雇佣员工，我公司并不知情，且无权过问，我公司只是向第三方支付相应的委托投递费用。2015年1月1日起，北京青年报在大兴区的发行工作交邮局进行，故我公司没有在大兴区的发行权限，我公司与第三方签订了终止合作的协议。在这个过程中，汪淑芝是否受第三方雇佣，我公司并不知情，且与我公司没有关系。因此汪淑芝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第三人许玉伟述称：我与小红帽公司签订代理合同或委托合同时，汪淑芝作为报纸投递人员，之前已经在从事这一工作，并非是我自行雇佣的。且汪淑芝投递报纸后的费用是由小红帽公司以劳务费的名义支付给我，我再代为发放给汪淑芝，具体投递报纸费用如何计算，是由小红帽公司决定的。
第三人大兴文化馆述称：小红帽公司在我单位有一个房间进行报纸投递工作，霍清江是我单位员工，侯文学2005年至2006年期间是我单位的拓展部主任，刘学仁为我单位外聘人员。霍清江、侯文学及刘学仁与小红帽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系我单位授权行为，但以上三人在签订协议期间所招人员是为小红帽公司招聘的。
经审理查明：汪淑芝主张其于2007年11月20日入职小红帽公司，任职投递员，月工资2000元。其入职期间，小红帽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其常年无休，小红帽公司未足额支付其劳动报酬，现其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小红帽公司不认可汪淑芝的上述主张，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11月17日，汪淑芝申诉至大兴仲裁委，要求：1、确认其与小红帽公司自2007年11月20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小红帽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6800元；3、小红帽公司支付2012年10月3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34943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8276元；4、小红帽公司支付2007年11月20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9655元。2015年11月20日，大兴仲裁委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15〕第0237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汪淑芝的全部仲裁请求。汪淑芝对大兴仲裁委裁决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2004年12月28日，小红帽公司与霍清江签订报刊发行代理合同，合同期限自2004年9月1日至2005年8月31日，小红帽公司委托霍清江在其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报刊发行工作；2005年8月5日，小红帽公司与侯文学签订报刊发行代理合同，合同期限自2005年9月1日至2006年8月31日，小红帽公司委托侯文学在其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报刊发行工作；2006年8月25日，小红帽公司与刘学仁签订报刊发行代理合同，合同期限自2006年9月1日至2007年2月28日，合同约定小红帽公司同意刘学仁在其公司授权区域范围内开展报刊代为订阅和投递工作；2007年3月1日，小红帽公司与大兴文化馆签订报刊发行加盟合同，合同期限自2007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8日，合同约定小红帽公司同意大兴文化馆在其公司授权区域范围内开展报刊代为收订和投递工作；2008年3月1日，小红帽公司与许玉伟签订报刊发行加盟合同，合同期限自2008年3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合同约定小红帽公司同意许玉伟在其公司授权区域范围内开展报刊代为收订和投递工作；自2009年4月1日起，小红帽公司与许玉伟共签订五份委托合同，签订日期分别为2009年4月1日、2010年3月30日、2011年4月15日、2012年3月30日、2013年7月30日，合同期限分别为2009年4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2010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合同均约定小红帽公司同意许玉伟在其公司授权区域范围内开展出版物等款项代为收取和出版物零售工作；2014年11月18日，小红帽公司与许玉伟签订终止协议书，约定双方委托合作关系自2014年10月31日起终止。大兴文化馆认可霍清江、侯文学和刘学仁与小红帽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是其单位授权行为，上述三人签订协议期间其单位为与小红帽公司签订协议的相对方；许玉伟与小红帽公司签订的合同上加盖了“城诚书店”或“城城书店”的公章，但“城诚书店”与“城城书店”均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未取得营业执照。
庭审中，汪淑芝提交下列证据：
1、工牌，证明汪淑芝与小红帽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小红帽公司和大兴文化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许玉伟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对证明目的认可，认可汪淑芝确实在为小红帽公司从事报纸的投递派发工作；
2、征订单，证明汪淑芝与小红帽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小红帽公司和大兴文化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许玉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
3、工资标准，证明汪淑芝与小红帽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许玉伟自2008年3月1日起负责小红帽公司在大兴地区的报纸派发工作，许玉伟代表小红帽公司于2008年3月31日与汪淑芝签订工资标准，该工资标准从2008年4月1日起实行。小红帽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许玉伟于2008年从前一任受托方处接手报纸投递工作后，与投递员关于工资数额产生纠纷，为了保障大兴地区报刊投递征订工作顺利进行，其公司派贺长岭前来协调处理该事件，因此贺长岭才会在该工资标准上签字，但仅为协调和证明，且工资标准上有城诚书店的字样，足以证明是城诚书店和劳动者对工资标准进行的约定；许玉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大兴文化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与其单位无关；
4、致大兴读者的一封信，证明小红帽公司在2014年10月31日开始让汪淑芝待岗，因为其公司不再负责北京青年报的投递征订工作。小红帽公司、许玉伟与大兴文化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5、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系小红帽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其上加盖小红帽公司公章，证明汪淑芝与小红帽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汪淑芝持该营业执照副本才能进入各小区进行投递。小红帽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许玉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大兴文化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6、征订单，其上加盖小红帽公司财务专用章，证明汪淑芝与小红帽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小红帽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许玉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大兴文化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7、工服、工作包，证明汪淑芝与小红帽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小红帽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合同约定，作为受托一方有义务维护“小红帽”的品牌，工作服正面有“小红帽”字样，反面有“北京青年报”字样，这说明服装所有者是具有征订、投递北京青年报资质的人员，但并不是基于劳动关系而取得的该资质，不然根据该服装，汪淑芝与北京青年报也具有劳动关系；许玉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大兴文化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小红帽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汪淑芝、许玉伟与大兴文化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2、代理合同、委托合同，证明其公司与第三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其公司获得北京青年报发行权后，将大兴区的报刊投递工作委托第三方进行。汪淑芝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没有见过该合同；许玉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及证明目的均认可，但称人员的实际雇佣情况与合同约定的不一致，其与小红帽公司签订合同时汪淑芝就已经在为小红帽公司从事报纸派发工作；大兴文化馆对该证据中霍清江、侯文学与刘学仁签订的以及加盖其单位公章的四份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他合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但认可2004年9月1日至2008年3月1日其单位为与小红帽公司签约的相对方；
3、终止协议书，证明其公司与第三人的合作关系于2014年10月31日终止，以及终止后后续事宜的处理。汪淑芝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没有见过该协议；许玉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大兴文化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与其单位无关；
4、财务结算单，证明其公司与许玉伟之间进行财务结算，其公司将各郊区县的投递费用发给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小红帽分公司）后，由小红帽分公司再给各郊区县的受托方发款。汪淑芝和许玉伟对该证据中的业务回单和专用凭证的真实性认可，对人员名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大兴文化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许玉伟与大兴文化馆未提交证据。
上述事实，有工牌、征订单、工资标准、致大兴读者的一封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工服、工作包、代理合同、委托合同、终止协议书、财务结算单、京兴劳人仲字〔2015〕第0237号裁决书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劳动者对于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应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汪淑芝提交的报刊征订单和工资标准等证据，足以确认汪淑芝在大兴地区从事小红帽公司的报纸投递和征订工作。但小红帽公司提交了自2004年至2014年每年连续签订的报刊发行代理合同、报刊发行加盟合同和委托合同共十份，证明其公司将大兴区的报刊投递工作委托第三方进行。上述合同显示，小红帽公司确实将大兴区的报纸投递征订工作委托“乙方”即本案第三人大兴文化馆和许玉伟在不同期间分别负责。另，汪淑芝在庭审中认可由大兴分站站长招聘其入职、平时对其进行管理和考勤、对其工作量进行核算以及为其发放投递费。经查，大兴分站并未成立，而汪淑芝所述的分站站长刘学仁和许玉伟，正是小红帽公司提供的合同中在“乙方”处签字的个人。因此，综合全案证据，汪淑芝和小红帽公司之间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小红帽公司不对汪淑芝直接进行劳动管理，亦不直接为汪淑芝发放工资，故本院认定汪淑芝和小红帽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汪淑芝关于双方自2007年11月20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汪淑芝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汪淑芝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元，由原告汪淑芝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崔 璐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张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