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5民终6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堂，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陈文达，山东君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寿喜，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周建福，山东众星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明堂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15）临商初字第1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本案涉及的戴湾乡南窑厂位于临清市戴湾镇代北村。2013年2月，戴湾镇人民政府通知戴湾南窑厂，该窑厂被临清市人民政府列为关闭拆迁复垦范围，8月下旬至9月初，该窑厂全部拆除复垦完毕。原、被告均认可被告收到了政府赔偿款10万元，现复垦土地由被告使用。
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2日对案外人隋某进行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录。隋某证明：1、1999年，被告出资23万元购买了涉案窑厂，窑厂归被告所有；2、签购买窑厂合同时，隋某没有与被告商量，添上了原告的名字；3、后来，原、被告发生纠纷，原告想继续经营窑厂，没有向被告交钱，被告一直经营窑厂至2013年；4、在原、被告二人发生矛盾后，隋某从中调解，由被告每年给付原告2.5元。
原、被告存在以下争议：
（一）原告称涉案窑厂的权属归原告所有，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戴湾乡人民政府与原告及案外人隋某于1999年9月26日签订的《南窑厂拍卖合同书》一份以及该合同附件南窑厂财产登记表、南窑厂利用现状图各一份，该合同书载明：戴湾乡人民政府将戴湾乡南窑厂卖给隋某和原告，自2001年3月2日始永远属于隋某和原告使用；2、临清市工商局出具的《私营企业吊销情况》一份，载明：位于临清市戴湾乡代北村、法定代表人注册为原告的个人独资企业（私营）临清市戴湾乡福堂砖瓦厂于2010年11月8日因未参加年检被吊销；3、原告与案外人甄某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涉案窑厂原承包人甄某转让给原告涉案窑厂生产经营所需的物料设备，以证明原告是涉案窑厂的唯一出资人；4、代笔人为被告的原告与案外人隋某于2006年11月29日签订的《重新合作协议》一份，载明砖厂的资产归原告所有，所有权归原告和案外人隋某所有。被告称涉案窑厂的权属归被告所有，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四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原告提供的《南窑厂拍卖合同书》仅能证实隋某与原告是涉案窑厂名义的购买者，涉案窑厂实际由被告购买；2、原告提供的《私营企业吊销情况》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对涉案窑厂具有所有权的依据；3、原告提供的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是被告指派原告签署的，原告实际没有支付款项，转让标的是工具和物料，并不是涉案窑厂资产的转让；4、原告与案外人隋某于2006年11月29日签订的《重新合作协议》因原告未向被告支付购买涉案窑厂的全部投资未生效。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被告委托代理人对案外人隋某的调查笔录一份，隋某在该笔录中证明涉案窑厂系以隋某的名义由被告出资购买，因原告原来在涉案窑厂参与管理，签合同时添上了原告的名字；2、临清市戴湾乡人民政府出具的收据三份，该三份收据内容为：临清市戴湾乡财政所于1999年9月23日、2000年3月2日、2000年3月12日分别受到案外人隋某交款10万元、6万元、4万元，被告称另有一张3万元的收据没有找到；3、临清市戴湾乡南窑厂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载明个体工商户临清市戴湾乡南窑厂经营者姓名为被告，营业期限自2010年2月22日至2014年2月21日；4、案外人甄某、隋某于1999年11月2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甄某提前一年将涉案窑厂转让给原告和隋某。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四份证据质证意见为：1、被告委托代理人对案外人隋某的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未出庭，不予质证；2、原告于2002年进行了工商登记，被告提供的工商登记成立时间是2006年2月22日，属于一个企业重复登记，是被告采取欺骗骗取的登记，应当属于无效；3、交款是原告交给隋某代交，隋某没有实际出资，被告提供的三张收据在隋某处，不清楚怎么在被告手中，在被告手中只能证明他们之间恶意串通；4、对甄某、隋某的证言，本人因为没有正当理由未出庭，但是从内容上反能证明涉案窑厂是转让给了原告。
（二）原告要求被告2013年度的租赁费2.5万元，原告向本院提供了被告签署的《协议书》一份，载明被告三年共交给原告利润10万元，被告已将2012年度的2.5万元给了原告，被告未给原告2013年度的2.5万元租赁费。被告称虽然被告已将2012年度的2.5万元给了原告，但是2013年政府通知窑厂关闭，不同意支付给原告2013年度的2.5万元。
（三）原告是涉案窑厂的实际出资人和产权所有人，被告领取的政府因窑厂拆除给付的补偿款10万元，应当归还给原告。被告称原告对涉案窑厂不具有所有权，无权领取相关的补助款，且10万元补偿款是窑厂土地复垦费用，被告负责并实施了土地复垦工程，支付了全部的复垦费用，原告的主张无任何依据，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临清市戴湾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称，涉案窑厂的拆除及复垦均由被告组织并实施。原告称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争议在于临清市戴湾镇南窑厂的权属问题。虽然原告提供了《南窑厂拍卖合同书》载明涉案窑厂自2001年3月2日始永远属于隋某和原告使用，临清市工商局出具的《私营企业吊销情况》载明临清市戴湾乡福堂砖瓦厂系原告的个人独资企业，原告与案外人甄某签订的《协议书》载明甄某转让给原告涉案窑厂生产经营所需的物料设备，代笔人为被告的原告与案外人隋某签订的《重新合作协议》载明砖厂的资产归原告所有、所有权归原告和案外人隋某所有，但是在原告和案外人隋某共同与临清市戴湾乡人民政府签订了涉案窑厂的拍卖合同书情况下，原告却不能提供购买涉案窑厂交款的收据，而被告提供了涉案窑厂出售转让费大部分交款金额的收据；另一方面，隋某作为列名于原告前的涉案窑厂购买人之一，以及按原告提供的2006年11月29日签订的《重新合作协议》载明的所有权人之一，不仅不向被告主张权利，且作出了涉案窑厂由被告出资23万元购买、窑厂归被告所有的证言，原告主张涉案窑厂的权属归原告所有的主张，证据不足，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原告10万元政府赔偿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合同，给付租赁费2.5万元，虽然原告提供了被告签名的《协议书》，被告已经给付原告2012年度的2.5万元，案外人隋某也证明被告每年给原告2.5万元，但《协议书》载明的是交给利润，而不是租赁费，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2013年度租赁费2.5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归还涉案窑厂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向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本案不予涉及。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明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原告李明堂负担。
李明堂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提交的《南窑厂拍卖合同书》及合同附件和戴湾乡福堂砖瓦厂的《工商登记信息》能够证明戴湾乡政府于1999年9月26日，将南窑厂转给了上诉人，该合同于2001年3月2日生效。自2001年3月2日起，上诉人为该窑厂的财产所有人以及窑厂占用范围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之后上诉人并进行了工商登记。2、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99年订立），能够证明上诉人出资10万元购买了该窑厂生产经营所需的物料设备。3、上诉人提交的《重新合作协议》记载的内容，能够证明在本协议订立的时候，被上诉人与该窑厂没有关系。案外人隋某是入的干股，没有实际出资。上诉人是该窑厂财产的唯一所有人和经营权人。4、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原、被告之间订立的），能够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是承包性质的协议，该窑厂由被上诉人承包经营，以交付利润的形式向上诉人交付承包费，双方之间是承、发包关系。上诉人作为发包方是该窑厂的产权所有人。反之的话，被上诉人也不会向上诉人交纳利润（承包费或者租赁费，这只是用语规范与不规范的问题）。无论一审判决将其认定为租赁费或者利润还是承包费，均可证实上诉人作为发包方（或者出租方）是该窑厂的产权所有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是该窑厂的产权所有人。（二）上诉人是购买窑厂出资人的事实清楚，一审判决没有予以认定，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中“被告提供了涉案窑厂出售转让费大部分缴款金额的收据”的这一认定没有事实根据。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供过署名被上诉人的缴款单据。2、事实是，在与戴湾乡政府之间办理窑厂出售转让的具体手续时，是由上诉人将转让款项交给隋某经办的，收款收据均在隋某手中，上面载明的交款人是隋某。被上诉人与窑厂的转让没有任何关系。交款单据原本就在窑厂上诉人的办公桌内存放。窑厂承包给被上诉人后，无论被上诉人采取了什么手段将该收据弄到手，其来源均不有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某些原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使得隋某做了伪证，这也不足为奇。但事实就是事实，仅凭隋某的伪证，掩盖不了是上诉人出资购买窑厂的这一基本事实。3、假如是被上诉人出资购买窑厂，那为什么又与上诉人签署承包协议，向上诉人交纳利润呢，岂不是很荒唐，有悖于常理吗？一审判决对此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三）对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交付拖欠的2.5万元，没有予以支持是不对的。根据前述原、被上诉人双方订立的《协议书》（2003年订立），约定的是三年交十万元利润的形式向上诉人交承包费或者称租赁费。第一个三年过去后经双方协商调整为每年交2.5万元，经双方协商后的数额比原来的约定有所降低。被上诉人当庭确认没有交付2013年度的2.5万元。无论将其认定为租赁费或者利润还是承包费，这只是用语规范与不规范的问题，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交付拖欠的2.5万元。一审判决只是因为用语不规范，没有予以支持是不对的。（四）对本应由上诉人领取的窑厂关闭拆迁补偿金10万元，应当归还给上诉人的问题，未予支持，认定事实错误。1、如前所述，上诉人是涉案窑厂的所有权人。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关闭部分粘土砖厂，戴湾乡政府将该窑厂拆除。该窑厂无法继续经营。政府给予的一定的经济补偿应由该窑厂的产权人上诉人领受。被上诉人领受该补偿金于法无据，应当将领取的补偿金10万元以及窑厂所占用的使用权归还上诉人。2、被上诉人提交的《戴湾南窑厂关闭拆除复垦情况说明》中明确记载，被上诉人是该窑厂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不是该窑厂的产权所有人。由此也能够反证证明，上诉人是该窑厂的所有权人。因为被上诉人在承包经营期间，上诉人并不在场，镇政府关闭窑厂的通知由被上诉人收取，这也属于正常。但被上诉人作为承包人应当及时向作为发包人的上诉人转达。而迳行将窑厂拆除复垦，其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对由此而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采用证据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调查笔录和法庭调查笔录，均属于证人证言性质，属于言词证据，而上诉人提交的均是书证。从证据效力上看，书证属于客观性证据，其证据效力应当大于主观性证据的言词证据，同时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一审采信的案外人证言的内容，与上诉人提交的包括案外人签字认可的书证上记载的内容相互矛盾。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案外人与被上诉人串通一气，故意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一审判决以案外人隋某“不仅不向被告主张权利，且作出了涉案窑厂由被告出资的证言”为由，认定“主张涉案窑厂的权属归上诉人所有的主张，证据不足”，采信证据错误。三、一审判决程序错误，如前所述的调查笔录的内容，显然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范围，被调查人作为证人，没有提出任何不能出庭作证的正当理由，一审程序错误。
被上诉人康寿喜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关键证据《窑厂买卖合同》记载案外人隋某及上诉人李明堂，而根据一审法庭调查证实，实际出资人应为被上诉人康寿喜，这有隋某的证言、原始的收据可以佐证，而上诉人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不能就涉案窑厂享有所有权提交相关证据，仅以买卖合同作为唯一证据，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关于上诉人主张的2.5万元租赁费或利润及10万元复垦费用均应以上诉人对涉案窑厂享有所有权为前提，在其不能证实自己享有所有权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是合理、合法的。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戴湾窑厂关闭拆除复垦说明中，被上诉人是该窑厂经营者，上诉人以此推断被上诉人不是该窑厂的产权所有人是不符合逻辑的，经营者与产权所有者可以是分离的也可以是统一的。对于2.5万元利润，因为2013年根据政府关闭窑厂要求，涉案窑厂已经拆除不再经营，所以被上诉人不再支付是合情合理的，对于10万元复垦费用，因是被上诉人享有该窑厂的所有权并由被上诉人组织实施拆除复垦并支付了相关的费用，因此，该项费用也不应支付给上诉人。
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李明堂提交上诉人和案外人隋某2002年4月17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涉案窑厂的产权所有人为上诉人，是上诉人独资购买的该窑厂，隋某只是入的干股没有出资，而且也不承担经营风险；同时也证明隋某在本案一审中作了虚假证言。关于提交复印件，李明堂一方解释到：“因原件在隋某手中，无法提交原件，复印件是因为原来有其他事情复印的。因为后期被上诉人承包该窑厂，该窑厂所有的手续包括营业执照、印章和相关资料都在该窑厂上诉人的办公桌内，隋某后期与被上诉人采取不正当手段将上诉人交款的收据等相关资料，都从办公桌拿走，所以结合隋某在一审中所做的虚假证言的内容，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协议的原件也是隋某拿走了。”对于该证据，被上诉人康寿喜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该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该证据也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的证据，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未在法律规定的举证期提交相关证据，因此该复印件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从其签订的时间来看也与窑厂买卖合同不一致，与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工商登记情况不一致，结合一审原告提交的公司登记情况，应属于上诉人为了私自进行工商登记而签署的一份虚假协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福堂窑厂工商登记的时间是2002年4月29日，而该工商登记是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工商登记，被上诉人在1999年9月购买南窑厂后于2000年2月即在工商局进行了南窑厂工商登记，并一直延续到拆除复垦，从这一情况来看，也可证实被上诉人是涉案窑厂的实际所有人。
为了查明本案案件事实，二审诉讼中，本院依法传唤上诉人李明堂、被上诉人康寿喜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关于涉案窑厂拍卖时出资及经营问题，李明堂陈述：“99年乡政府决定拍卖窑，卖给我和隋某，我拿了10万元，从马某那里借了10万元，康寿喜拿了13万元。1999-2002年是我经营，后发包给康寿喜，三年给我10万元，三年后每年2.5万元，属于承包费。”康寿喜对李明堂的陈述不予认可，康寿喜陈述：“当时乡政府准备拍卖窑厂，当时地可能是戴湾乡北大队，拍卖原则上还是卖给戴湾乡北大队，把北大队的书记隋某叫去协商拍卖窑厂的事，当时隋某没有钱，他是通过商立东找到了我（我当时干着企业），我同意了隋某的要求。我第一次给了隋某10万元，第二次给了隋某4万元，第三次给了隋某6万元，最后一次给了隋某3万元。这些手续都由隋某转手交给乡政府。但是签合同时有李明堂德名字我不知道，隋某没有跟我说，后来隋某跟我说，意思是自己是村干部没有时间参与这些事，所以才挂上李明堂的名，准备参与经营。给李明堂一个三年十万，后来每年二万五，算是给他的好处费，李明堂家庭困难，隋某让给他两个钱。窑厂开始是我经营，派去很多管理人员，李明堂也参与经营，但李明堂把我派去的人都撵跑了，后期由于我又建新厂，没有时间管理，就放弃了窑厂管理，由李明堂经营。2012年左右，李明堂在社会上借了很多钱，我发现后害怕了，我怕借的钱还不上，窑厂归债主，所以当时我找到隋某，说不能让他经营了，所以经隋某调解，窑厂归我经营，每三年给李明堂10万元，他在社会上借了20万元左右，由我来还债。第四年开始我和隋某、李明堂以及李明堂媳妇在李明堂家里商议以后的事，那天我说一分钱不给你了，不行就法院见。我抬腿就走了，这时李明堂媳妇和隋某追我到院子里，把我拉回来，意思是我少给两个，让他给我管理管理，跑跑腿，我开始给他2万元，后来隋某讲情说多给他5000元，我就同意一年给他2.5万元让他管理。”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明堂与被上诉人康寿喜之间的争议在于涉案窑厂的权属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虽然李明堂在一审中提供了《南窑厂拍卖合同书》载明涉案窑厂自2001年3月2日始永远属于隋某和李明堂使用，临清市工商局出具的《私营企业吊销情况》载明临清市戴湾乡福堂砖瓦厂系李明堂的个人独资企业，李明堂与案外人甄某签订的《协议书》载明甄某转让给李明堂涉案窑厂生产经营所需的物料设备，代笔人为康寿喜的李明堂与案外人隋某签订的《重新合作协议》载明砖厂的资产归李明堂所有、所有权归李明堂和案外人隋某所有，但是在李明堂和案外人隋某共同与临清市戴湾乡人民政府签订了涉案窑厂的拍卖合同书情况下，李明堂却不能提供购买涉案窑厂交款的收据，而康寿喜提供了涉案窑厂出售转让费大部分交款金额的收据；另一方面，隋某作为列名于李明堂前的涉案窑厂购买人之一，以及按李明堂提供的2006年11月29日签订的《重新合作协议》载明的所有权人之一，不仅不向康寿喜主张权利，且作出了涉案窑厂由康寿喜出资23万元购买、窑厂归康寿喜所有的证言，隋某是李明堂的儿女亲家，李明堂主张涉案窑厂的权属归其所有的主张，证据不足。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明堂要求康寿喜给付其10万元政府赔偿款的诉求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李明堂要求被上诉人康寿喜履行合同，给付其2013年度租赁费2.5万元问题。李明堂虽然提供了康寿喜签名的《协议书》，康寿喜已经给付李明堂2012年度的2.5万元，隋某也证明康寿喜每年给付李明堂2.5万元，但《协议书》载明的是交给利润，而不是租赁费，涉案窑厂2013年被临清市人民政府列为关闭拆迁复垦范围，9月份全部拆除复垦完毕，故李明堂的该项主张，无法得到支持。
上诉人李明堂要求被上诉人康寿喜归还涉案窑厂的土地使用权，原审法院认为李明堂可以向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在本案中未予审理亦无不当。
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上诉人李明堂主张自己是涉案窑厂的唯一出资人，在二审诉讼中李明堂陈述购买涉案窑厂时被上诉人康寿喜拿了13万元，自己从马某那里借了10万元，前后陈述不一。结合康寿喜每年给付李明堂部分利润，即使李明堂二审陈述属实，也只能证明李明堂与康寿喜是合伙关系的可能性较大，李明堂也不是涉案窑厂的唯一所有权人。
一审诉讼中，一审法官对隋某所作的调查笔录在庭审时让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只是上诉人李明堂认为隋某应出庭作证，对调查笔录不予质证，一审没有违反法定程序。李明堂也没有证据证明隋某与被上诉人康寿喜串通一气，故意损害其利益。
综上，上诉人李明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上诉人李明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鑫
审 判 员 杜宏伟
代理审判员 李昭鹏
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