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民终40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燚，女，198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永康市，现住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布英、王晓春，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应玲玲，女，198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寿田，男，1968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美妃，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成雄心（曾用名：成荣新），男，197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上诉人方燚因与被上诉人应玲玲、原审被告成雄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4民初3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燚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错误。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均阐明涉案纠纷系上诉人主动要求支付的“费用”系为中国银行拉存款而引发。上诉人为中国银行联系存款业务的原因在于银行承诺如上诉人完成委托任务即可获大额信用卡一张。故上诉人只是中间人，实际系被上诉人与中国银行发生关系。二、原判不公。涉案款项均存入被上诉人的指定账户，上诉人未受利益，被上诉人没有损失。而因被上诉人中途私自取出存款并存入他人账户的行为，导致上诉人的目的（获得信用卡福利）无法实现。在上诉人未有任何受益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存款费用”显失公允。三、双方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其目的是被上诉人帮助上诉人用于向银行申请高额的信用卡。银行为个人办理信用卡，其透支的额度直接取决于个人的还款能力，即个人的资金实力。故办理信用卡时，需要提交收入证明、职业证明等等材料，这些材料必须是真实的。因此，本案双方之间的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向银行骗取高额信用卡的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认定为无效。双方之间系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应按无效处理。
应玲玲辩称：一、上诉人主观合同无效的观点，前提是上诉人有骗取银行信用卡的非法目的。但按照法院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并不具有骗取信用卡的目的。生效决定认定：“2016年1月，方燚从中国银行永康金胜支行得知该行正在高额存款换积分办理高额度信用卡业务的消息后，经中介人介绍认识案外人应月飞”。可见，高额存款换积分办理高额度信用卡是银行推出的一项业务。方燚想申领高额度信用卡，是参加银行办理的业务，是合法融资的一种形式。从资金存入情况来看，银行也只要求方燚拉来存款换取积分，并不要求方燚自身有多么雄厚的资金，故存入应宏账户也可。高额存款换积分只是办理高额度信用卡业务的一个前提条件，银行还需按照信用卡办理的流程和规定提交资料办理。被上诉人和方燚并不熟悉，即便方燚有骗取银行高额度信用卡的目的，也不会和被上诉人讲明；即便讲明，被上诉人也无必要配合方燚实现其非法目的。如按方燚所说，其具有骗取银行高额度信用卡的非法目的，其涉嫌刑事犯罪，应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只有公安侦查查明犯罪事实，才能在本案审理中作为认定依据。双方之间达成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上诉人的合同无效观点不能成立。二、原判认定事实正确。原判认定的事实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也对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认可。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正确。原审判决是基于案件事实，根据双方的约定及上诉人对账后出具的借条等证据作出。被上诉人只按照与上诉人的约定完成约定事项、收取约定费用，办信用卡是上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不是被上诉人的约定义务。两个合同关系相互独立，不能混为一谈。不管上诉人是否最终办成高额信用卡，都应按月支付费用给被上诉人。三、上诉人之前一直求被上诉人进行资金存、取款，甚至不惜制作假的房产证、土地证来作为对被上诉人支付费用的担保；后上诉人又从银行拉出流水进行了对账，对账后又出具了借条，出具借条后又拒付费用。一审时上诉人提出借条是被迫写的，后又起诉提出借条是出于重大误解写的，现二审又提出是其出于骗取银行信用卡的非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可见，上诉人的观点自相矛盾、不可信，极其不诚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应玲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方燚、成雄心立即归还应玲玲借款本金399000元并赔偿逾期还款利息损失802元（利息损失以349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4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已算至2016年5月17日，之后仍要求按上述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审理中，应玲玲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方燚、成雄心立即支付应玲玲费用399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349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4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月，方燚从中国银行永康金胜支行得知该行正在办理高额存款换积分办高额度信用卡业务的消息后，经中介人徐玉红介绍认识案外人应月飞，双方口头约定由案外人应月飞在原告中国银行的卡内连续进行大额资金的存入、取出操作，由方燚支付相关费用，并将费用打入应玲玲账户。2016年1月27日，案外人应月飞按照约定进行操作。2016年1月28日，方燚和案外人应月飞又达成新的合意，将大额资金的存入、取出在案外人应宏的账户中操作。2016年1月27日至2016年3月4日期间，方燚陆续向应玲玲支付167000元的费用。后经结算，方燚向应玲玲出具对账单一份，载明“方燚于2016年3月28日止于应玲玲对账，已清楚，总共伍拾壹万陆仟元整，减去已支付壹拾陆万柒仟元整，尚欠叁拾肆万玖仟元整应支付应玲玲人民币”。2016年3月29日，方燚向应玲玲出具尚欠349000元的借条一份，载明于2016年4月27日前归还。2016年4月5日，方燚又向应玲玲出具5万元借条一份。两张借条出具后，方燚未归还应玲玲相关款项。后应玲玲于2016年5月17日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方燚及成雄心支付费用399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本案审理中，方燚以本案借条及对账单系重大误解为由于2016年11月2日诉至该院要求依法予以撤销并返还已支付的款项，案号为（2016）浙0784民初8830号。该院于2016年12月16日判决驳回方燚的诉讼请求。现该案判决已生效。至今，方燚未向应玲玲支付上述费用。另查明，方燚与成雄心于2004年8月23日登记结婚，本案债务形成于方燚与成雄心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方燚与应玲玲之间的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方燚欠应玲玲费用399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方燚至今未支付上述款项已构成违约，其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现应玲玲要求方燚就其中的349000元从逾期之日即2016年4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本案债务虽形成于方燚与成雄心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本案费用系方燚拟为自己办理信用卡而产生，且信用卡实际并未办理，故该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应玲玲要求成雄心共同付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该院对应玲玲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方燚、成雄心抗辩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方燚支付原告应玲玲费用399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6年4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应玲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方燚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649元，诉讼保全费2515元，合计6164元，由被告方燚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对账单和借条的行为是否无效。从生效判决已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是在得知银行有高额存款换积分办高额度信用卡业务的消息后，经中介人联系案外人应月飞，双方口头约定由应月飞在上诉人银行卡内连续进行大额资金的存入、取出操作，由上诉人支付相关费用，并将费用打入被上诉人账户。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对被上诉人在应宏账户进行资金操作的事实已向银行确认过，银行同意为其办卡。涉案对账单和借条也是上诉人对账目进行核对、签字确认后出具。此外，从上诉人提交的其与银行副行长胡敏的谈话录音来看，银行也清楚上诉人拉存款换积分办信用卡的事情。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对账单和借条是基于银行高额存款换积分办高额度信用卡业务而实施的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上诉人所主张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依法应确认有效。上诉人欠款事实成立，应按约支付。综上，上诉人方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98元，由上诉人方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玲玲
审 判 员 宋文茹
审 判 员 周楚臣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陈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