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浙行终2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住所地舟山市新城千岛路99号。法定代表人蔡步雄，局长。委托代理人陆伟伟，舟山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虞军军，上海瀛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奋。胡奋诉舟山市公安局其他行政行为一案，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7日作出（2015）浙舟行初字第41号行政判决。舟山市公安局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5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舟山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陆伟伟、虞军军，被上诉人胡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12日，中共舟山市委组织部、舟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15年舟山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及相关招考计划。原告报考了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人民警察1”职位，并先后通过了笔试、体能测试、面试和体检，列入《舟山市市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入围考察人员名单（一）》。其后，原告提交了政审材料并签署了《承诺书》。2015年6月12日起，被告组成考察组对原告进行考察政审。2015年6月16日，被告对原告作出《考察结论告知书》，认为在考察政审过程中，发现原告大伯胡长城因犯罪正在服刑，故根据《浙江省公安机关录用人们警察考察和政审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第（九）项“配偶、直系亲属和近亲属中有曾被判处死刑或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的，或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之规定，对原告的考察结论定为不宜录用为公务员（人民警察），并告知救济途径。该《考察结论告知书》于同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原告父母于2004年11月16日协议离婚，根据离婚协议约定，原告随其母亲生活。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务员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确定考察人选，并对其进行报考资格复审、考察和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招录机关按照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的规定，根据报考者的考试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确定考察人选，并对其进行报考资格复审和考察。故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作为招录机关，依法负责本辖区内人民警察的录用考察工作。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审理重点归纳并评析如下：一、关于被告作出被诉考察结论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原告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审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其大伯并不属于对其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实施细则》对“近亲属”定义的扩大侵犯原告合法权益，假释不属于《实施细则》规定的“正在服刑”，故被告所作出的原告不宜被录用为人民警察的考察结论是错误的。被告认为，其作出被诉考察结论，系由于原告大伯因犯罪正在服刑，故根据《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第（九）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不宜录用为公务员（人民警察）的考察结论。本院认为，参照《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招录机关按照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的规定，根据报考者的考试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确定考察人选，并对其进行报考资格复审和考察。据此，浙江省公安厅、原浙江省人事厅有权就我省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审工作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该《实施细则》对考察对象的考察范围的规定是否具有合法性问题。原告认为，其父母于2004年11月协议离婚后，其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故大伯对其影响不大；《实施细则》对于“近亲属”定义的不合理扩大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认为，《实施细则》根据人民警察职位的特殊性质，增设与该职位相关的、有别于一般公务员的政治资格条件，并纳入政审标准，并不属于歧视性规定。本院认为，《暂行规定》系在《公务员法》颁布施行之前，由公安部政治部制定，虽其并非由《公务员法》规定的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制定,但《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本规定适用于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审工作”，在该规定目前仍有效的情况下，应具有指导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审工作的意义。且从规定的内容上看，该规定第四条已明确将考核和政审的范围限制在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其对考察对象考察范围的界定更符合国家机关招录公务员公平性、正当性原则的要求，更符合社会文明的发展趋势，尽可能减少了因亲属的情况对考察对象不合理的牵连。《实施细则》是在《公务员法》实施之后由浙江省公安厅、原浙江省人事厅制定的，规范我省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审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该《实施细则》在界定对考察对象的考察范围时，不应超越《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至于被告辩称《实施细则》对“近亲属”直接下定义是为避免对《暂行规定》中“重大影响”旁系血亲的认定可能产生的歧义，在实践中更具操作性一节，本院认为，《实施细则》作为全省范围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审工作的依据，在考察对象的考察范围的界定上，不应单纯追求实践操作中的平等性，还应兼顾考核和政审标准的合法性、合理性、公平性以及正当性。结合本案，原告父母已离异，且原告已随母亲生活长达十一年，被告在作出考察结论时以《实施细则》为依据，将原告的大伯纳入对原告进行考察和政审的范围，超越了《暂行规定》设定的“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这一考察范围，不尽合理。另，《实施细则》将考察对象的考察范围界定在“配偶、直系亲属、近亲属”，并对“近亲属”作出扩张解释不符合法律规定。亲属系人们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而《实施细则》第八条及第十五条基于人民警察职位的特殊性，对于考察和政审工作中对考察对象的考察范围作出界定，规定考察和政审的主要内容包括“考察和政审对象的政治思想、……以及配偶、直系亲属、近亲属的情况”，并明确该实施细则所指的直系亲属特指父母（含继父母和养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近亲属特指同源于父母（含同父异母和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同源于祖父母的伯叔、姑母，同源于外祖父母的舅父、姨母。上述《实施细则》第八条及第十五条对考察对象的考察范围的划分和界定，在形式上，与我国法律对于“近亲属”概念的定义不符，“近亲属”与“直系亲属”并列也并不符合法律逻辑，且上述规定并无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故对原告认为《实施细则》对“近亲属”定义的扩大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至于原告主张假释不属于“正在服刑”一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该法第八十五条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如果没有本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根据上述规定，在假释期内，虽犯罪分子已不再处于监狱内服刑，但不能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故对原告的该节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以原告大伯因犯罪正在服刑为由，对原告作出不宜录用为公务员（人民警察）的考察结论，不当。二、关于被告作出被诉考察结论程序合法性的问题。原告报考了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人民警察1”职位，并先后通过了笔试、体能测试、面试和体检，列入《舟山市市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入围考察人员名单（一）》，被告作为招录机关，根据原告提交的政审材料，于2015年6月12日起组成考察组对其进行考察政审，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被诉考察结论，并于同日送达原告，符合相关程序规定。但《实施细则》的制定依据之一《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细则（试行）》，依据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公务员局发布的《关于修订有关条款的通知》进行了修改（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就考察对象对考察结果提出异议的救济途径进行了修改，即“对考察结论为不宜录用为公务员的，招录机关应书面通知本人；考察对象对考察结果有异议时，考察工作的组织实施部门（单位）应当进行复核，并做出复核结论。”本案中，被告作出被诉考察结论，依据修改前的《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细则（试行）》和《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仅告知原告“如对本考察结论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在3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未告知原告享有对考察结论申请复核的权利，不符合程序从新原则，不当。另，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作出被诉考察结论，所告知的起诉期限有误，本院在此予以指正。综上，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作出被诉《考察结论告知书》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存在瑕疵，依法应予撤销。原告胡奋提出的要求撤销被告对其作出的政审考察不合格的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于2015年6月16日对原告胡奋作出的《考察结论告知书》；二、责令被告舟山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胡奋重新作出考察结论。舟山市公安局上诉称：一、2015年3月12日，中共舟山市委组织部、舟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15年舟山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上诉人面向社会共招录公务员（人民警察）31名，《公告》明确对属于省公安厅省人事厅联合制定的《浙江省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审工作实施细则》[浙公通字（2008）60号]即《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十三类情形的，不宜报考人民警察。被上诉人胡奋在明知公告内容情况下，仍报考人民警察1职位，并先后通过了笔试、心理测试、体能测试、面试和体检，列入《舟山市市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入围考察人员名单（一）》，进入考察环节。经上诉人考察政审，发现胡奋的大伯胡长城于2010年12月14日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14年1月2日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假释（假释考验期至2016年8月16日止）。根据《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考察和政审中查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宜录用为人民警察：（九）配偶、直系亲属和近亲属中有曾被判处死刑或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的，或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之规定，胡奋属于近亲属（包括同源于祖父母的伯叔）正在服刑的情形，不宜录用为人民警察。上诉人经研究和请示，于2015年6月16日对胡奋作出“不宜录用为公务员（人民警察）”的考察结论，并于当日向胡奋送达。上诉人考察结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合法合规。二、一审法院认为《实施细则》第八条及第十五条对考察对象的考察范围的划分和界定，在形式上与我国法律对于“近亲属”概念定义不符，存在对“近亲属”的扩张解释，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超越了公安部政治部《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审工作暂行规定》（公政治[2001]511号）即《暂行规定》第四条政审考察范围为“直系亲属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的规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评析是错误的。首先，根据《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报考公务员，除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为此，省人事厅、省公安厅依据《公务员法》的法定授权于2008年联合制定出台了《实施细则》，对报考浙江省人民警察职位的资格条件作了细化规定。可见，《实施细则》所规定的内容具有法律效力。而《暂行规定》系在《公务员法》颁布之前，由公安部政治部制定，并非由《公务员法》规定的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制定，且制定《暂行规定》所依据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已经失效。因此，上诉人认为《暂行规定》所涉及内容已经不符合《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失去了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作为指导招录人民警察的依据。故，应当适用《实施细则》的规定。其次，《实施细则》对“近亲属”的定义，除有法律授权规定外，另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相比公安部文件中直系亲属和“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代数不清的表述，《实施细则》将直系亲属和近亲属作刚性规定，更便于实践操作和招录人民警察的客观需要，可直接避免所谓“重大影响”在执行中可能产生的歧义，以及因理解上的自由裁量可能产生的权力寻租。故上诉人认为《实施细则》是合法地作出了刚性设置，不存在严重不合理，也不属于歧视性规定。第三，《实施细则》对“近亲属”是专用定义，不能按一般法律中的要领去理解，更谈不上扩张解释。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上定义和范围不同，这是常见的。如《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中对“近亲属”所下的定义，各自的范围也是不同的。所以，理解和适用法律概念，首先要看法律语境，其适用的法律（包括文件）是否有特指，而不是比较其他法律定义。只有在没有特指的情况下，才可能参照相关法律去理解适用，且上述法律中“近亲属”均不包括大伯，范围主要限定为配偶、父母等直系亲属。而《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九）项中“配偶、直系亲属和近亲属……”的表述，及《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近亲属”定义来看，该《实施细则》是将配偶、直系亲属排除在“近亲属”范围以外，是专指一定范围内的旁系亲属。所以，《实施细则》的“近亲属”已不是一般法律“近亲属”要领而是《实施细则》中的“特有概念”、“特定名称”。第四，本案被上诉人胡奋并未提出对《实施细则》的合法性审查，法院在本案判决评析时，不应对《实施细则》考察范围是否合法作出实质性的评判。三、一审法院提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在救济途径告知上存在瑕疵问题。首先，鉴于该复核程序不是考察结论作出的前置程序，不影响在先的考察结论的作出；其次，上诉人已告知被上诉人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没有影响其对考察结论的法律救济。同时，相比于无实质意义的向原机关申请复核，上诉人已经充分保障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未告知复核权利不能作为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理由；再次，《实施细则》并未就法律救济相关条款作出修订，仍明确规定为：“对考察和政审结论为不宜录用为人民警察的，招录的公安机关应书面通知本人，并应告知其对考察和政审结论如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作出的被诉行为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存在瑕疵，并予以撤销是错误的。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胡奋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撤销上诉人作出《考察结论告知书》以及责令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答辩人重新作出考察结论的决定是正确的。答辩人父母于2004年11月协议离婚，当时答辩人只有15岁，并未成年，且离婚后答辩人一直随母亲生活已长达11年，期间与父亲已很少往来，与父亲方亲属一直未曾联系，与该大伯更是十年未见、未联系，连这位大伯现处于假释期也是在此次政审考察中由上诉人告知后才得知，且答辩人的大伯被判刑发生在答辩人父母离异多年后，可以说答辩人的大伯对其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甚至可以说两者根本没有“交集”，更谈不上“对本人有重大影响”。二、《实施细则》的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根据《暂行规定》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审工作”，以及第四条将政审的考察范围定为“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其范围与《实施细则》中“近亲属”的范围不一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结合答辩人的家庭实际情况，《实施细则》作为从属性、衍生性文件就需要服从上级纲领性文件，而上诉人将答辩人的大伯纳入对答辩人考察和政审的范围，超越了《暂行规定》设定的“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的这一考察范围。且《实施细则》对“近亲属”的扩大化定义远超我国现行《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中对近亲属的规定。此外，《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这两部各自领域最高效力的法律对于不得招录的情形答辩人均不符合，《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细则（试行）》对考察条件所作出的规定也都是针对被招录者本人的，均不涉及扩大化的“近亲属”。三、对上诉人提出异议的几点理由的答辩。首先，《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所指的有权对资格条件作出规定的相关内容并不能超出法律框架，要在严格遵守公务员录用考察标准的基础上进行。而《实施细则》对考生扩大化的“近亲属”的考察已经超出了这个原则性的框架。政审考察和资格条件审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资格条件是对考生专业、年龄、学历等硬性条件真实性的核实，避免弄虚作假，而考察则是对拟招录人员道德、品行、素质的考察。两者不仅属于不同时点、不同环节，且实质内容上也不相同。《公务员法释义》对《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的解释包括以下三层含义：首先，必须是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才有权规定，即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务员主管部门，获得授权组织录用的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无权作出规定；其次，规定的资格条件必须是拟任职位所必要的，比如专业要求、学历要求、工作经历要求等，但不能规定歧视性的资格条件；再次，规定的条件不得与本法明确规定的条件相冲突。”《实施细则》的文号是“浙公通字[2008]60号”，而非“浙人社发”，就可以看出其并不符合解释的第一层含义。同时《公务员法》也并未授权其他非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作出此类规定。《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第（九）项不符合《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的第二层含义，构成了“歧视性的资格条件”。家庭背景、出身这种带有“株连”性质的规定已经违反了《公员员法》所规定的公平性原则，构成了非个人能力、素质、品行等因素引起的不公平的对待，构成了岐视。此外，《公务员法》对“资格条件”的设置有明确的要求，必须是拟任职位所必要的，比如专业要求、学历要求、工作经历要求等。这些要求都是针对报考者本人的。其次，《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本规定适用于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审工作。因此，该规定更具有指导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审工作的意义。虽然《暂行规定》系在《公务员法》颁布之前，但至今未被废止，且一直在全国各省、市公安招警政审中使用，尤其是对考察范围的限定。第三，《暂行规定》用“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相比《实施细则》中的规定，更兼顾了考核和政审标准的合法性、合理性、公平性以及正当性，尽可能减少了因亲属的情况对考察对象不合理的牵连。上诉人认为《实施细则》对“近亲属”的理解不能按一般法律概念去理解。答辩人认为同一要领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中会有略微不同，但不会有非常巨大差异。《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中的“近亲属”的定义均不涉及大伯，《实施细则》对“近亲属”的定义为：同源于父母（含同父异母和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同源于祖父母的伯叔、姑母，同源于外祖父母的舅父、姨母，其定义远远超出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且“近亲属”与“直系亲属”并列也并不符合法律逻辑，且上述规定并无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而《暂行规定》中的“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则不会出现此类问题。第四，上诉人认为答辩人并未提出对《实施细则》的合法性审查。对此，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已经指出《实施细则》对“近亲属”扩大化定义与我国现行法律的不一致，超出法律框架内的规定，这已直接指明了其不合理之处。《实施细则》与《暂行规定》对答辩人政审范围的界定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也已表明其在政审范围界定上的不严谨，存在瑕疵。且《实施细则》的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和政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也已经表明《实施细则》在政审考察中需要依据国家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审的有关规定执行，而上诉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直接将这一规定予以忽视的做法也表明其在操作上没有按照《实施细则》的规定去落实、执行。根据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的《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这也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体现。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着上诉人舟山市公安局于2015年6月16日向被上诉人胡奋作出的《考察结论告知书》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是否合法的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经审查，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2月18日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公务员局等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浙江省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考察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浙公通字[2016]12号。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考察对象的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成员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历史清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考察对象不宜录用为人民警察：（一）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中有曾被判处死刑或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或者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正在监所服刑、监外执行（含保外就医）的；第十七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成员是指本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一审审理情况及上诉人舟山市公安局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胡奋的答辩意见及双方在二审庭审时的质辩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被上诉人胡奋正在假释期内的大伯胡长城是否应作为胡奋的主要社会关系纳入舟山市公安局对其的考察范围。《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考察和政审中查实有配偶、直系亲属和近亲属中有曾被判处死刑或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的，或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不宜录用为人民警察。第十五条规定，本实施细则所指的近亲属特指同源于父母（含同父异母和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同源于祖父母的伯叔、姑母，同源于外祖父母的舅父、姨母。《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考核和政审的内容包括：政治思想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工作实绩、缺点和不足、回避的关系以及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旁系血亲的情况等。上述两规定均是基于人民警察职位的特殊性而增设的与警察职位相关的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政治素质条件的规定，目的在于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工作和保证新录用人民警察的基本素质，故两规定均可以作为浙江省范围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审工作的依据。舟山市公安局提出，《暂行规定》制定所依据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已经失效，故《暂行规定》也失效。经查，《暂行规定》系公安部政治部为规范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审工作，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所制定，该录用办法虽已失效，但《暂行规定》并未明确废止，且仍在继续适用。故舟山市公安局的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必须合法，也应合理。胡奋父母于2004年11月离婚，胡奋一直随其母亲生活长达十一年，现无证据证明胡奋大伯在其父母离婚后对胡奋的生活有重大影响。因此，在《实施细则》与《暂行规定》对被考察对象主要社会关系界定不一致的情况下，舟山市公安局应结合胡奋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适用对其更加有利的《暂行规定》，以尽可能减少因亲属的情况对其不合理的牵连，才符合考察和政审的合法、合理、公平、正当的原则。舟山市公安局未充分考虑胡奋家庭的特殊性，即以“胡奋大伯胡长城正在服刑为由”作出不宜录用为公务员（人民警察）的考察结论，存在不当。虽然犯罪分子在假释期内不再处于监狱内服刑，但不能认为原判刑罚已执行完毕，故胡奋提出假释不属于“正在服刑”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2015年《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细则（试行）》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对考察结论为不宜录用为公务员的，招录机关应书面通知本人。考察对象对考察结果有异议时，考察工作的组织实施部门（单位）应当进行复核，并做出复核结论。舟山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考察结论，并未告知胡奋上述权利，仍依照上述细则修订前的规定仅告知其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不符合修订后细则的规定。舟山市公安局提出“相比于无实质意义的向原机关申请复核，复议和诉讼程序更能保障报考者的正当权益以及一审法院认定程序瑕疵于法无据”的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舟山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考察结论告知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予以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考察结论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舟山市公安局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舟山市公安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惟菁审 判 员  车勇进代理审判员  马良骥二○一六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