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红行初字第0022号
原告刘燕琪，女，回族，1953年9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静亭（系刘燕琪之夫），男，回族，1952年12月11日出生。
被告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康华里12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健，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胡炳林，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干部。
原告刘燕琪请求确认被告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红桥房管局）作出的《告知书》违法并撤销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8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本院于2014年9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燕琪的委托代理人刘静亭，被告红桥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健、胡炳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红桥房管局于2014年6月26日对原告刘燕琪作出编号：2014-041《告知书》。该告知书载明：刘燕琪同志，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对您提出的“刘金榜之房产自1949年12月13日至房屋拆迁注销之日的时间，法律依据，以及全部房屋产权登记信息”申请。经审查，您要求获取的信息，1949年卡片信息已提供，刘金榜其他房屋登记信息不存在。特此告知。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并当庭列举如下：
1、2014年6月9日，《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信息公开申请表》记载：申请事项是，依法规申请，申请人之父刘金榜之房产（详见房屋卡片）自1949年12月13日至房屋拆迁注销之日的时间，法律依据，以及全部房屋产权登记信息。证明被告受理原告刘燕琪的申请及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
2、原告身份证明、死亡登记页等。是申请人在提交申请表的时候一并提交的材料。死亡登记页记载，刘金榜于1994年1月18日因冠心病死亡。
3、《天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证明》。证明解放初刘金榜本人自愿将坐落在小伙巷北阁外房屋一处交公，献给政府支持少数民族办学。
4、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1983）房产字第**号《关于开展我市城镇房产和土地清查换证工作的通告》。证明原告申请查询的房屋，提供的房屋卡片是1949年的，清查换证时，并没有领取过新证，所以信息里不可能有。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是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同时证明被告具有受理当事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并依法作出答复的主体资格和职权，以及履行的程序。
原告刘燕琪诉称，原告于2014年6月9日向被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依法公开刘金榜平字1220号名下房屋（详见房屋卡片），被告在2014-041号《告知书》中告知：经审查，您要求获取的信息，1949年卡片信息已提供，刘金榜其他房屋登记信息不存在。被告违反相关法规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没有依法告知原告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中申请的内容。为此，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告知书》（2014-041），并依法判令《告知书》（2014-041）违法，依法限期按照原告的申请公开全部相关信息。
原告庭前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列举的证据如下：
1、1988年5月23日，天津市红桥区房地清查换证办公室（红字41755号）《天津市房产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1985年7月13日，天津市红桥区房地清查换证办公室395《通知》。
2、1988年4月29日，《补发契证申请表》。记载：契证遗失时间、经过及原因，房契由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时烧掉。
3、1987年12月23日，刘金榜本人说明《有关北阁外大街10-16号房屋的事实经过》记载：1951年8月，……我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将我所有的33间房产支援办学用，第二天要拿房契登记，收契人是洪元庆已死，另一人是哈基章……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当我再看到哈基章问他房契哪去啦，他说“所有的手续都叫造反派烧了”……。
原告的证据2、3是证据1中记载的两份材料，一份是补契表，一份本人说明。证明房屋档案中应该有这两项东西。
4、房产平面图。
5、2005年12月26日，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查档证明》载明：经查我局档案仅卡片原始记载：刘金榜北阁大街8-18号、沿河二大街1-9号砖灰平房31间过道一座，地号平字1220号。间数、结构、位置及房屋变化情况无记载。另查1988年清查换证卷，有天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证明一份（你区回民刘金榜同志在解放初期本人自愿将座落在小伙巷北阁外房屋一处交公，献给政府支持少数民族办学）。
6、1949年12月13日，《天津市房地产所有权证登记声请书》。证明其是房管局提供的，这个就是原始档案，当时据此登记。
7、1949年12月13日，房屋卡片。记载：所有权人刘金榜，地号1220，坐落八区北阁外8-18双号、沿河二大街1-9单号，共计31间，登记日期1949年12月13日。
原告以证据5-7，证明这些是在房屋权属档案登记薄应当存在的一些必要文件。
被告红桥房管局辩称，我局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的《告知书》（2014-041），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是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请求依法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
庭审后，本院调取的生效法律文书有：
2007年9月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津高行终字第0091号《行政裁定书》。本院认为部分第四段论述：上诉人（刘金榜之妻张淑芳）涉及的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北阁外8-18号沿河二大街1-9号平房，在解放初期1951年前后曾经有过“献产”的客观事实，上诉人已故丈夫刘金榜（原房屋产权人）在1987年12月曾以书面形式予以证实“献产”的客观事实。无论“献产”过程中有关房屋产权问题在当时以及以后发生争议，均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问题。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一）被告证据1、2，是原告申请时提交的材料，无异议。（二）对被告证据3，认为该证据的原件就在房屋档案中，被告又虚构了一个诉讼档案，该证据与此案无关。（三）对被告证据4，认为这个是失效文件，与此案无关联。（四）对被告所举证据5，认为被告的主体资格无异议，但对被告作出《告知书》，认为适用法律不当，该条说的是信息不存在或者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的，被告既然已经在《告知书》中回复了，与被告所述相矛盾。不适用该条款。
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一）对原告证据1、2，认为这两个证据与本案无关，虽然证明原告申请过补发契证，但是没有领取新证，只有领取了新证，才有信息。原告没有领取过新的房屋产权证，就不受法律保护。（二）对原告证据3-7，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的诉讼范围无关，原告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现在原告对其申请查询的房屋拥有所有权。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确认：（一）被告所举证据1-4，能证明被告受理了原告刘燕琪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审查后作出编号：2014-041的《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刘燕琪的事实经过，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被告证据依据5，是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定了受理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资格、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应依法答复等，适用于本案。（三）本院调取的生效法律文书，对原告申请事项以及本案中涉及房屋的产权问题，无论是在1951年“献产”时以及以后发生争议，已经认定为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问题。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法律事实：原告刘燕琪系刘金榜（已故）之女。2014年6月9日，原告刘燕琪向被告红桥房管局申请公开申请人刘燕琪之父刘金榜名下房产（详见房卡）自1949年12月13日至房屋拆迁注销之日的时间、法律依据以及全部房屋产权登记信息。红桥房管局受理后，以“刘金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审查。2014年6月26日，作出2014-041号《告知书》。2014年6月30日，将《告知书》送达原告，由原告刘燕琪的委托代理人刘静亭签收。
另查，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北阁外8-18号沿河二大街1-9号平房，1949年登记在刘金榜名下。刘金榜在解放初期1951年前后曾经有过“献产”的客观事实，在1987年12月曾以书面形式予以证实“献产”的客观事实。无论“献产”过程中有关房屋产权问题在当时以及以后发生争议，均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问题。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之规定，被告红桥房管局依法具有受理公民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主体资格，以及作出相应处理答复的法定职责。
关于被告的检索方式是否适当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作为房屋管理部门，掌握红桥区房屋登记信息。只要产权人拥有合法产权，以产权人的姓名作为检索关键词，应能够查到产权人名下合法房屋的登记信息。就本案来看，被告按照原告申请以“刘金榜”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就可以满足搜索条件，其结果比较准确，也避免了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风险，这种做法比较适当。
综上，被告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并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告，且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难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燕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燕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强
助理审判员 郎 蕊
人民陪审员 李经玉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 辰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