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10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小强。
委托代理人：俞金良，浙江和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县绍铭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大厦*楼*幢***室。
法定代表人：孙少明，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灿涛、姚栋，浙江聚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小强为与被上诉人绍兴县绍铭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铭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5）绍柯商初字第2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柳雪松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彭丽莉、代理审判员茹赵鑫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并于2016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小强及其委托代理人俞金良、被上诉人绍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姚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22日、5月24日、10月16日，绍铭公司出售价值共计490995元的布匹，余小强在相应的销售码单上签具“余小强”或“余”予以确认，现绍铭公司要求余小强支付上述货款，余小强以其非买卖关系相对方为由拒绝支付，遂成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与绍铭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否系余小强。余小强虽主张其非购货方，然其在抬头为“绍铭纺织销售码单”的码单上签具“余小强”或“余”予以确认，上述销售码单的首联均载明客户为“余总”，“客户收货后请速检验……”，故绍铭公司提供的销售码单显然为交货凭证，余小强在销售码单上签字的行为应当视为其已收到销售码单所载明的货物并对买卖关系进行确认。余小强虽主张其系绍铭公司业务经理，其签字的行为仅用于结算，然余小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该院不予采信。综上，该院认定与绍铭公司形成买卖关系的系余小强，绍铭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出卖方，在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后，有要求作为买受人的余小强支付相应货款及利息损失的权利，故绍铭公司起诉要求余小强支付货款及利息损失，于法有据，该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余小强应支付给绍铭公司货款490995元，并赔偿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64元，依法减半收取4332元，由余小强负担，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该院缴纳。
上诉人余小强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在所有的码单上签字，并不代表是买卖合同相对人。被上诉人提交的12份码单，虽有上诉人的签字，但尾号为1517、1518、1520、1521的码单，系当时的财务人员徐文妹填写制作，徐文妹也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实这些码单均系上诉人经手的业务，而并非买受人。而其余的七份码单上，上诉人除了签有一个“余”字外，其余上面的客户栏的“余总”、“余”后面的“小强”两字以及单价和金额，均系被上诉人自行添加变造。被上诉人据以主张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不具备，内容上缺乏证明力，无法证实上诉人系买受人。二、上诉人有新证据证实上述货物买受人为“SANTALNAINTL”的国外客户，且经“绍兴县永迪纺织品有限公司”和“浙江省迪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走货，货款也由“SANTALNAINTL”支付给这两家公司后转付给被上诉人。三、退一万步讲，如果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的主张成立，根据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法庭上的陈述，称“被告应当在收货后马上付款”，现被上诉人在三年后来主张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事实上，被上诉人也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货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绍铭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上诉人对于码单数量、签字情况并无异议，其签了“余”或“余小强”，只要是其本人签字的情况下，均能证明其对所收到的货物进行了认可。且码单抬头写明“绍铭纺织销售码单”，客户处填写了“余总”，结合余小强本人签字，即能证明买卖合同购买方是余小强，因此，销售码单足以证明买卖关系的存在。二、关于诉讼时效以及付款因果关系的问题。针对诉讼时效，上诉人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诉讼时效起算点，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一直没有进行主张，被上诉人在整个过程中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催讨，整个诉讼时效在中断之后又重新计算。正因为上诉人没有在收到货物后马上付款，才有本案诉讼。上诉人认为没有向其主张货款就证明双方买卖关系不存在的逻辑关系是不能成立。
二审期间，上诉人余小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五组证据，证据1，两份QQ邮件记录以及两组细码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仅是其经手的出口货物，余小强并不是买受人。证据2，绍铭公司公司财务对帐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是由案外人浙江省迪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口的，货款也是从案外人浙江省迪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收进来的。证据3，绍铭公司两名股东给其打钱的记录，用以证明绍铭公司的两名股东在2013年5月2日、5月16日分别打了两笔各1万元佣金给余小强。证据4，余小强与孙少明之间的通话记录三份，用以证明在一审判决后，余小强打电话给孙少明，孙少明只字未提余小强欠他货款，通话记录中孙少明也认为是后面的账不清楚才来起诉余小强的。庭审中，余小强申请证人钱某甲出庭作证（证据5）。证人钱某甲作证称，其当时是绍铭公司的员工，负责涉案货物的打包、装货等，货物由余小强负责，是用于出口的，听孙少明说其与余小强是合伙关系，徐文妹也参与了整个过程。绍铭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而且上述证据均没有直接体现两笔货物就是本案的涉案货物。对关联性也有异议，即使该组证据真实，也只能证明余小强联系出口公司将讼争货物出口给外商的事实，无法证明讼争交易的相对方不是余小强。证据2，该组证据均是打印件，没有出具方的说明，对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余小强与绍铭公司之间存在多次交易往来，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很复杂，余小强提交的这组证据不足以说明余小强与绍铭公司之间是合伙关系，因此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经庭后向孙少明及舒水珍核实，两笔转帐款是余小强因资金周转需要而向两人的借款，该份证据只能证明孙少明等两人与余小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证据4，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录音对本案争议的内容并未提及，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复杂的经济纠纷，不能证明余小强不是本案的讼争的相对方，孙少明仅是对本案讼争情况不予回应，而不是对本案讼争事实的否认。证据5，对证人钱某甲的身份有异议，其并不是绍铭公司的员工，钱某甲所称的孙少明与余小强系合作关系也仅是“听说”，并没有其他依据予以证明。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2，对证据的三性难以认定，且绍铭公司均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二组证据均不予采信。证据3、4，鉴于绍铭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证据所涉及的相关事实予以认定，即绍铭公司的孙少明与舒水珍在2013年5月2日、5月16日打入余小强的帐户各1万元；余小强与孙少明多次电话联系，双方之间存在复杂的经济往来。证据5，余小强未提交证人钱某甲系绍铭公司员工的身份情况的相关证据，且绍铭公司对证人钱某甲曾系绍铭公司员工予以否认，故对证人钱某乙的身份无法确认，对其所证明的内容也不予认定。
二审庭审中，余小强还当庭提交申请调查报告一份，申请法院向海关及银行调取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和国际汇款详情。本院经审查认为，该报告申请调查事项与双方之间讼争的是否存有买卖合同关系，缺乏关联性，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绍铭公司以十二份销售码单为依据，向法院主张绍铭公司与余小强存在布匹买卖合同关系，曾于2012年5月22日、5月24日、10月16日将价值490995元的货物销售给余小强，余小强在收货后对货款至今分文未付。而余小强则抗辩认为其仅系绍铭公司的业务经理，绍铭公司提交的销售码单，只是其在从事业务时经手的一单业务，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同时查明，绍铭公司提交的销售码单上存在多处添加。载明日期为2012年10月16日、编号№0006320－№0006326的七份销售码单，绍铭公司举证的存根联（白色）与余小强举证的客户联（红色）存在明显差异，在绍铭公司举证的存根联（白色）上有多处内容进行添加，即在客户栏处添加“余总”、余小强签署的“余”后面添加“小强”、单价为“14.7”及结算金额。
2013年5月2日、5月16日，绍铭公司的孙少明和舒水珍分别将1万元款项打入余小强的帐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绍铭公司与余小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绍铭公司与余小强之间存有买卖合同关系。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绍铭公司举证的部分销售码单存在自行添加的内容。货物单价作为买卖合同关系中重要要素之一，绍铭公司在其提交的销售码单中进行了自行添加，显然不合常理。从销售码单显示，余小强仅对销售码单的数量进行了确认，与余小强陈述其仅是该业务的经办人员的主张并不矛盾。鉴于绍铭公司对所举证据进行多处添加，而添加的内容恰与买卖合同的特征更为吻合，故该销售码单不能作为买卖合同关系的结算依据。第二、余小强作为买受人身份难以确定。在余小强举证的一份涉外合同中，余小强是作为绍铭公司的一方当事人进行了签名。绍铭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仅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但对于余小强为何会以绍铭公司的一方当事人与外方签订合同，未能作出明确陈述。相反，余小强主张其系绍铭公司的业务经理有一定的可信性。第三，余小强与绍铭公司经济往来较复杂。余小强曾于2013年5月收到绍铭公司的孙少明和舒水珍汇付的20000元。绍铭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主张系余小强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两人的借款，但对此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按照绍铭公司的主张，在余小强尚欠公司几十万元货款的情形下，作为绍铭公司一方仍借款给余小强，且又未能提供相关依据，显与常理相悖。综上，绍铭公司虽主张与余小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余小强付清货款，但因绍铭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有买卖合同关系，绍铭公司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5）绍柯商初字第246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绍兴县绍铭纺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664元，依法减半收取43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664元，均由被上诉人绍兴县绍铭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柳雪松
审 判 员 彭丽莉
代理审判员 茹赵鑫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张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