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37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翟竞伟，男，1975年11月1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明京，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原告）：翟涛，男，1968年10月1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来，山东智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翟慧洁，女，1973年11月1日出生。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子凯，山东智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海涛，男，1983年11月2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少华，北京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曦蕾，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嘉亮，男，1986年8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贵贤，刘嘉亮之父。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曦蕾，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翟竞伟、翟涛、翟慧洁因与被上诉人秦海涛、刘嘉亮、原审被告张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4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翟竞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明京、上诉人翟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来、上诉人翟慧洁及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子凯、被上诉人秦海涛、原审被告张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曦蕾、被上诉人刘嘉亮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贵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翟竞伟、翟涛、翟慧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2．确认2015年1月11日秦海涛与刘嘉亮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称《二手房买卖合同》）和2015年1月23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C962768《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秦海涛、刘嘉亮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1．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里42号楼1单元401号房屋（以下称案涉房屋）实际成交价格为155万元，按照刘嘉亮提交的链家房屋中某当时的成交价格，案涉房屋价格应为186万元，二者相差31万元，其转让价格不合理，不符合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可以认定刘嘉亮是非善意购买案涉房屋；2．翟竞伟在一审时已提供了大量证据，充分证明刘嘉亮在受让房屋时未尽到注意义务，且刘嘉亮与秦海涛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一是公证委托书存在多处问题，其中受托人崔雪梅代秦海涛收款，这一点不符合交易习惯，按房屋中某规定收款人一般均为受让人，也就是秦海涛；二是案涉房屋不是满五唯一的房屋，交易有难度，税费较高，增加中某费额度；三是交易价格较低，市场交易价格为186万元，而本案实际为155万元，相差31万元；四是户口问题，刘嘉亮在签订《二手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已经十分在意户口问题，并且声称有户口绝不买房但却在签订合同之前甚至交钱过户之前都不查验房屋内是否有户口。当刘嘉亮发现房屋内有户口，也不向出售方宣布终止履行合同。刘嘉亮无论根据交易习惯还是根据合同条款等在转让房屋过程中都未尽到注意义务，可以充分证明秦海涛与刘嘉亮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利益。
秦海涛辩称，1．翟竞伟、翟涛、翟慧洁提出的房屋的交易价格不合理，链家的成交价格不能成为房屋价值的依据，本案有办理贷款时的评估，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评估价格；2．户口的事情，有无户口不影响卖房，且过户前仍不能查验房屋内有户口，只能通过买卖双方约定违约金来处理户口问题，在没有购买到房屋之前，去公安机关查看房屋有无户口，公安机关没有给出任何答复，所以说以没有事先查看户口来证明买卖双方相互之间有恶意串通没有根据；3．案涉房屋不是满五唯一的，就此说是恶意串通，是无稽之谈；4．翟竞伟、翟涛、翟慧洁提到其他恶意串通，这几点都是揣测，没有证据加以证明。我是正常委托卖房，不是恶意串通。
刘嘉亮辩称，同意一审判决。1．其一家人自2013年起为办婚事，即在黄村通过中某寻找二手房以为购买。案涉房屋是在2014年经由北京市兴商地产经纪中心（以下称兴商地产）中某介绍，兴商地产的中某费用较低，并且兴商地产承诺优质服务优惠价格才选择购买案涉房屋。与秦海涛方接触所有场合中某都在场，地点都在兴商地产波普店内，是市场行为，没有恶意串通；2．案涉房屋合同价格是155万元，连同交易契税、中某费、房屋评估费等手续费合计为163．8万元，是当年当地该类房屋的时价，不存在价格不合理；3．案涉房屋中存在死者翟文明户口未注销问题，其是在案涉房屋网签、交首付款时才知道翟文明户口未注销，并且为此与秦海涛发生纠纷，秦海涛承诺尽快协调翟文明子女注销户口。其也不知道购房过程中，翟竞伟等人正与秦海涛因撤销翟文明与秦海涛就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正在进行诉讼;4．其在购房过程中是相信房地产中某和信赖秦海涛一方出具的案涉房屋产权证明才签约的。其在交易手续上均属正常。现在房屋所有权已经过户，其已对房屋装修后居住至今，已对案涉房屋善意取得。秦海涛的隐瞒欺骗，给其一方造成了极大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真的已经伤不起了。翟文明将案涉房屋卖给秦海涛后，先是翟文明，后是翟竞伟等人通过诉讼要求撤销合同，诉讼中未对案涉房屋进行查封等保全措施，翟竞伟等自身也有过错。客观上也给其一家造成伤害和损失。综上，其认为已按《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物权法》相关规定，构成善意取得。请法院驳回翟竞伟等人的上诉请求，对于给其造成的伤害，其保留反诉的权利。
翟竞伟、翟涛、翟慧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秦海涛、刘嘉亮之间签订的案涉《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秦海涛、刘嘉亮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翟文明（1936年12月29日出生，于2014年9月18日去世）与马淑娴（于2006年4月6日去世）系夫妻，二人育有二子一女，长子翟涛、次子翟竞伟、女儿翟慧洁。2013年12月20日，翟文明（出卖人）与秦海涛（买受人）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出卖人所售的案涉房屋建筑面积74．80平方米，该房屋成交价格130万元。后案涉房屋登记为秦海涛所有。翟文明于2014年3月17日起诉要求撤销其与秦海涛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翟文明在诉讼期间死亡后，翟竞伟、翟涛、翟慧洁作为继承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4月16日做出（2014）大民初字第3643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翟文明与秦海涛于2013年12月20日就案涉房屋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秦海涛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0日做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7054号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1月11日，秦海涛（出卖人）与刘嘉亮（买受人）经由兴商地产提供居间服务，签订了《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刘嘉亮购买案涉房屋，成交价格155万元；2015年2月1日之前，买受人将购房首付款75万元（包含购房定金2万元）一次性支付给出卖人，剩余房款80万元通过银行贷款形式一次性支付给出卖人；出卖人应当在收到买受人购房全款3日内将房屋交付给买受人；办理产权过户应交纳的全部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契税、印花税、所得税、登记过户费用、银行贷款费用等）均由买受人交纳。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当日，秦海涛（甲方）、刘嘉亮（乙方）还与兴商地产（丙方）签订了《居间服务合同》，约定：本次交易属于复杂事宜，涉及困难手续的办理，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按照费率上浮0．2的标准向居间人支付居间服务费，即刘嘉亮（一审误为秦海涛）应按照房屋买卖成交价格的2．2%向居间人支付居间服务费，并应于《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当日向兴商地产支付。三方还约定了其他事宜。
2015年1月23日，秦海涛与刘嘉亮办理了网上签约手续。秦海涛与刘嘉亮办理的网签合同中约定的房屋成交价格为82万元。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刘嘉亮通过其母王淑萍的账户于2015年2月9日向秦海涛支付购房款93万元。秦海涛于2015年2月9日向刘嘉亮出具了房款收据：今收到购房人刘嘉亮交来购买案涉房屋包含购房定金的首付款95万元。刘嘉亮交纳了房屋买卖、所有权变更中产生的各项税费。刘嘉亮还向兴商地产交纳了居间服务费。2015年2月9日，案涉房屋登记为刘嘉亮所有。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大兴管理部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抵押审核评估。2015年2月11日，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做出抵押评估结果报告，认定：案涉房屋在2015年1月30日可供抵押的房地产评估总值为144．36万元。刘嘉亮通过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60万元，交纳了购房余款。秦海涛已将案涉房屋交付刘嘉亮。
一审庭审中，双方对于刘嘉亮在房屋买卖过程中是否尽到注意义务、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具有争议：
翟竞伟、翟涛、翟慧洁称：1．刘嘉亮提交的中某费是28900元，而按合同计算应该是34100元，相差数千元，不符合常理，且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在签订合同时就交了中某费，我方只能按发票的时间确定，由此证明刘嘉亮属于恶意串通。2．贷款问题，正常两三个月就能下来，但是刘嘉亮违反了交易习惯和合同约定，贷款在十个月以后才批下来，就贷款晚出的理由秦海涛也否定了刘嘉亮，刘嘉亮对秦海涛证词也认可。3．户口问题，双方已约定，不迁出就赔偿5万元违约金，而不应作为刘嘉亮说贷款延迟发放的理由。刘嘉亮称2月9日才知道户口的问题，仍然进行交易，我方认为这是恶意串通。4．在双方所签居间合同上，刘嘉亮知道这是复杂的交易行为，其也同意增加0．2%的居间费，说明刘嘉亮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交易，里面存在很多问题，但刘嘉亮执意交易也属恶意串通。5．秦海涛委托崔雪梅全权卖房的公证委托书，显示买房时间和卖房时间相差很近，不合理，对这点刘嘉亮也应很清楚，秦海涛是北京平谷人，崔雪梅根据住址来看不应相识，秦海涛却委托崔雪梅收取全部房款，这也不符合常理，刘嘉亮应注意到这一点。其提供证据如下：1．刘嘉亮代理人刘贵贤代理词。证明：刘嘉亮从2013年就在各大中某看房，对买方正常交易流程及市场价格、提前看户口等流程应熟知。2．法院庭审笔录。证明：刘嘉亮违反合同条款，贷款审批前即过户违反正常交易习惯。3．贷款审批确认书。证明：违反合同及交易习惯。4．公证书。证明：全权委托陌生人交易并贷款不符合交易习惯，应属于异常。5．居间服务合同。证明：刘嘉亮知道本次交易为复杂交易，非一般交易，而且刘嘉亮没有按时足额支付居间服务费，三方恶意串通。6．居间服务费发票。证明：刘嘉亮未按时足额交费，中某未收16万元多违约金，三方恶意串通。7．中某证言。证明：刘嘉亮签合同前强烈关注户口，并且在付款前看户口，违反交易习惯，未尽到注意义务。户口5万元巨额违约金不符合交易习惯。中某为刘嘉亮出具假证明，属于恶意串通。8．买房合同。证明：刘嘉亮未按合同条款提前过户，违反合同，未尽到注意义务。
刘嘉亮称：1．双方签完合同后没有几天我方就把居间费交给中某公司了，中某公司先给开的是一种普通收据，而不是发票，后来的居间服务费发票是我在间隔一年后去中某更换的，所以我方不存在交易完成后一年才交居间费的情况。2．针对户口问题，当时签合同时，反复询问过，未得到实情，是秦海涛进行了隐瞒。3．针对贷款问题，2015年2月9日房屋过户完，很快贷款就批下来了，至于延迟放贷的原因一是我方和秦海涛关于注销户口事情发生纠纷，我方向银行申请延迟放贷，想通过这种手段来解决户口的问题；二是在协商户口的几个月期间，最终达成了协议是房款中的2万元押在中某那，直到秦海涛销户之后才能把这2万元领走，这个口头协议达成之后，我方才申请放贷。在银行放贷的时候发现秦海涛办理的接收房款的银行卡了，因为这个原因又重新在银行办理了一遍手续，所以直到11月才完成放款。4．关于翟竞伟等所说的委托书，是中某核验的，我方也看过公证书原件，我方认为并没有问题。综上，我方在房屋买卖过程中是善意的，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
翟竞伟、翟涛、翟慧洁针对刘嘉亮的上述意见称：我方去银行查过，银行卡消磁并不影响收款，且补办银行卡当天即可收款，不认可刘嘉亮的说法。我方认为刘嘉亮不应强调秦海涛怎么说，应自己注意到相应的义务。对于房产证、公证委托书也应由其自行审查。秦海涛刚买房就要卖房，且房屋没有满五唯一，税费高，房价低，大部分人是不会买的，不满五唯一的房屋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公证委托房款的收取人是崔雪梅而不是房主本人，这些属于刘嘉亮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关于户口，刘嘉亮应亲自要求中某核实，而不是只是听秦海涛怎么说。关于该户口系死者的户口，派出所并不知道，只有秦海涛知道。到翟竞伟等2015年起诉之后的11月，刘嘉亮才加速给付房屋尾款，这也属于恶意串通。案涉房屋正常交易价格在180万，而刘嘉亮150万购买，差价有30万，所以购买价格不合理，是非善意的购买。中某费也比正常提高了0．2%，就是因为这套房屋办理起来有难度，所以属于恶意串通。
刘嘉亮针对翟竞伟、翟涛、翟慧洁的上述意见称：翟竞伟所说的180万的价格不是我方购买时间的价格。办理贷款时对案涉房屋的评估只有144．36万，不存在价格不合理的问题。2015年2月9日房屋所有权已办到我名下，不存在像翟竞伟等所说的在2015年11月加速交易。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翟竞伟、翟涛、翟慧洁要求确认秦海涛与刘嘉亮签订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故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具备可以确认无效的法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虽然秦海涛对案涉房屋无权处分，且处分行为未经翟竞伟、翟涛、翟慧洁追认，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秦海涛与刘嘉亮签订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必然属于无效合同。况且，债权行为无效，并不必然导致物权行为亦无效，当事人还可能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诉争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具体到本案刘嘉亮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分析如下：其一，刘嘉亮购买案涉房屋时支付的购房款为155万元，与当时房屋的市场价值相差不大，且房款已实际支付；其二，刘嘉亮已于2015年2月9日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其三，翟竞伟、翟涛、翟慧洁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刘嘉亮在受让房屋时未尽到注意义务，亦未能充分证明刘嘉亮、秦海涛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故法院认定刘嘉亮符合善意取得，其与秦海涛签订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有效，案涉房屋所有权应归属于刘嘉亮。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判决：驳回翟竞伟、翟涛、翟慧洁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并确认：1．张华系秦海涛之妻，崔雪梅代理出售案涉房屋，系由秦海涛、张华共同委托。本案系原发回重审案件，因遵循审理程序，本院在二审期间追加张华为诉讼当事人；2．张华对秦海涛诉讼代理人的二审代理行为均予认可，故本院确认本案判决对张华具有拘束力；3．查明本案原审期间，经翟竞伟、翟涛及翟慧洁申请，原审已对案涉房屋进行查封保全，保全费5000元一审已确定由翟竞伟、翟涛及翟慧洁负担；4．翟竞伟、翟涛、翟慧洁上诉请求所称合同编号为C962768《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系秦海涛等与刘嘉亮于2015年1月11日所签《二手房屋买卖合同》之网签合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已包括对其确认该合同无效请求予以驳回。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秦海涛与刘嘉亮于2015年1月11日签订《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秦海涛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案涉房屋转让给刘嘉亮，2015年2月9日，案涉房屋已登记在刘嘉亮名下。秦海涛所转让的案涉房屋，系秦海涛自翟文明通过《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受让而来。房屋受让后，翟文明提起了，翟文明的继承人翟竞伟、翟涛及翟慧洁在翟文明死亡后参加诉讼的，对秦海涛与翟文明所签《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主张撤销的诉讼。该合同于2015年8月20日经本院生效判决予以撤销。由此可以认定，秦海涛将案涉房屋转让给刘嘉亮，属于对案涉房屋的无权处分行为。
翟竞伟、翟涛及翟慧洁请求确认秦海涛与刘嘉亮所签《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首先，涉及在无权处分前提下，如何确定法律关系即法律适用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案涉房屋原为翟文明所有，翟文明死亡后，其继承人翟竞伟、翟涛及翟慧洁取得作为遗产的房屋共有权。翟竞伟、翟涛及翟慧洁诉讼所持法律依据是前述《合同法》和《物权法》相关规定，由此，无论依据《合同法》规定，还是依据《物权法》规定，对于《二手房屋买卖合同》而言，翟竞伟等均是第三人。根据《物权法》规定，翟竞伟等也是原所有人。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法律规定，在无权处分情形下，平衡保护原所有人和受让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该制度相比较《合同法》中无效原则对无过错方保护具有特殊性。对于《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的第三人为原所有人情形而言，《合同法》规定与《物权法》规定为不真正竞合，系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之关系。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该第三人只能选择特殊规定，即选择《物权法》规定主张权利。翟竞伟等的诉讼目的是返还案涉房屋，其路径选择了《合同法》规范，也选择了《物权法》规范，根据翟竞伟等的诉讼目的和权利请求基础规范，其应该选择《物权法》规范来实现其诉讼目的。因此，本案应为物权保护法律关系，案件审理应在善意取得法律制度下审查《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效力。
其次，如前所述，善意取得是以无权处分为前提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应解释为，出卖人在订约时无权处分并不能否定买卖合同效力。而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系即时取得，不需要以买卖合同有效作为原因行为。这就是说，即使无权处分语境下的买卖合同有效，翟竞伟等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需要根据本案具体情形，从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上，而不是以合同效力为要件进行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不构成善意取得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嘉亮购买的标的物是登记在秦海涛名下的案涉房屋，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具有公示公信效力，目前不动产买卖习惯做法为查看房产证等权利证明，除非注意到权利证明存在瑕疵。况且在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时也有核验房屋有无瑕疵的做法。因此，刘嘉亮信赖登记与秦海涛签订《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存在重大过失。
虽然案涉房屋在转移登记时有翟文明的户口存在，但此种情形并不表明户籍人为案涉房屋真实权利人。在不动产买卖市场中，不动产转让人或第三人的户口在不动产买卖时未曾迁出的情形并不罕见。因此，要求受让人刘嘉亮在信赖不动产登记情形下还需从存在第三人户口，尽到除不动产登记权利人之外，尚存在其他真实权利人的注意义务，显然过于苛刻。关于案涉房屋，直至2015年8月20日生效判决才对翟文明与秦海涛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予以撤销，而案涉房屋于2015年2月9日即已过户登记到刘嘉亮名下，故由此不能认定刘嘉亮应当知道秦海涛不是案涉房屋真实权利人。翟竞伟等提出秦海涛购买案涉房屋与出售案涉房屋时间相差很近，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无从时间上限制买卖双方缔约的规定；翟竞伟等提出由受托人崔雪梅代收房款问题是委托双方委托关系使然，不构成对交易习惯的违反。翟竞伟等提出刘嘉亮支付居间费及办理银行贷款问题，是刘嘉亮对《居间服务合同》及《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履行问题，从相关证据分析，均不能认定刘嘉亮存在重大过失。所以，本院难以认定刘嘉亮受让案涉房屋为非善意。
虽然善意取得为即时取得，不需要以买卖合同有效作为原因行为，但是损害第三人为原所有人之外的第三人利益等其他情形，造成买卖合同无效，可能会导致刘嘉亮不能终局保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二手房屋买卖合同》之合同效力属法院依照公权力审查范围。法院对损害除第三人为原所有人之外第三人利益等情形的审查，虽与翟竞伟等诉讼请求无关，但是为维护交易的正当性，法院应当对该几类情形下合同效力进行审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经审查，《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未有前述无效情形，本院不因此否定刘嘉亮对案涉房屋取得的交易正当性。
再次，《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案涉房屋成交价格为155万元，至2015年10月，刘嘉亮已向秦海涛支付了全部房价款。因案涉房屋抵押贷款，在交易过程中贷款银行曾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中心对案涉房屋价值进行评估，案涉房屋总值为144．36万元。对案涉房屋所作抵押评估价值是案涉房屋在抵押角度市场价格的基本依据，翟竞伟等未提交充足证据明该价格背离交易价格，故应认为《二手房屋买卖合同》中双方约定的价格155万元，未背离交易价格，因此，应认定秦海涛与刘嘉亮交易价格为“合理的价格”。根据案涉房屋转移登记和交付占有的相关事实，本院认定刘嘉亮对案涉房屋属于善意取得。
最后，秦海涛与刘嘉亮签订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系在秦海涛无权处分情形下，刘嘉亮以案涉房屋变更登记为标志对案涉房屋的善意取得。那么翟竞伟等人以第三人的身份主张，秦海涛与刘嘉亮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应为无效的理由，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基础规范选择不当。因此，该主张应予驳回。前已提到，善意取得制度是在第三人为原所有人情形下平衡保护原所有人与受让人利益的制度，该制度的存在，不影响民法对民事主体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合法权益的保护，这是民法的价值所在。本案中，法院在翟竞伟等人诉请下，已以显失公平为由撤销了翟文明与秦海涛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如翟竞伟等人在案涉房屋被刘嘉亮善意取得后产生合理损失，其可依法根据其与秦海涛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予以解决。但该节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次诉讼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翟竞伟、翟涛及翟慧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裁判结论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翟竞伟、翟涛、翟慧洁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肖大明
审判员 刘丽杰
审判员 周梦峰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二日
书记员 曹 华
书记员 张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