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57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恒阳，男，1946年5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恒远，男，1948年9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于跃（于恒远之女），1983年11月28日出生。
上诉人于恒阳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月，于恒远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于恒阳达成协议，从2003年3月1日起，将北京市西城区×××98号房屋（下称涉案房屋）对外出租给第三方，每年租金收入，双方每人一半，一次一清，该协议自2003年签订后一直履行到2013年，自2013年8月开始，于恒阳不再向我支付一半租金。2014年6月，我曾起诉于恒阳至西城法院，要求于恒阳支付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期间租金的一半，法院认同了协议真实有效，一审结束后，于恒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了于恒阳的上诉，该案已经执行完毕。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于恒阳支付我2014年8月15日至2015年8月14日期间的房屋租金一半共计3万元。
于恒阳辩称：涉案房屋是我承租的公房，在2003年时，于恒远下岗，孩子小，生活困难，我将涉案房屋借给于恒远使用，于恒远开了一个门市部贴补生活，于恒远要每年给我一部分钱，每年给我多少钱不固定，没有3万元那么多。从2003年开始，于恒远就把涉案房屋出租出去了，于恒远是交款人，我是收款人。于恒远每年给我一半的租金，是于恒远给我钱。2007年以后，于恒远的营业执照吊销了，我起了一个营业执照，从2007年开始我就出租涉案房屋和房子里的执照，我收租金之后，因为于恒远孩子小，我每年要给于恒远一部分补贴，后来到2013年我就不给于恒远补贴了，因为双方存在矛盾，于恒远的孩子也大了，我就不给于恒远补贴了。于恒远2014年在西城法院起诉了我，西城法院判我支付于恒远2万元，我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中院驳回了我的上诉，维持了原判。从我在2007年年底新起了营业执照后，我没有再将涉案房屋出租，从2009年开始我与杨绍锡合作，每年的经营利润我和杨绍锡平分，每年平分多少数额不一定，要看具体的经营情况，我不给杨绍锡发工资。2014年至2015年分了1万多元，小买卖没有账簿，分款的记录现在没有，提供不了。于恒远起诉我依据的2003年协议书，没有一条约定我需要给于恒远钱。现在涉案房屋并没有向外出租，是我自己在做买卖，所以不应该向于恒远支付款项。双方之间在2003年的协议，是针对于恒远使用涉案房屋期间的，于恒远用房子，于恒远给我钱，现在于恒远不用涉案房屋，我在使用涉案房屋，所以现在就不应该给于恒远钱了。2003年的协议是收款和交款的收条，不是一个协议。我不同意于恒远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生效的法院判决确认于恒远提交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有效的协议，故于恒阳应当按照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向于恒远支付一半的租金。由于于恒远不能举证证明于恒阳目前出租涉案房屋获得收益的数额，于恒阳亦不提交相关证据，故法院将根据双方与李春霞、黄振表的《合作协议》及《补充条款》酌情确定2014年8月15日至2015年8月14日期间的房租数额为3万元，对于恒远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恒阳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于2016年3月25日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于恒阳给付于恒远二○一四年八月十五日至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期间的租金三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于恒阳不服，上诉至本院称：涉案房屋的承租权是归于恒阳享有，与于恒远没有任何关系；2004年9月17日的协议，于恒远只有合同权利，没有合同义务，权利义务完全不对等，该份协议是无偿的赠与合同，现于恒阳主张任意撤销权，不再履行这份赠与协议；2007年，于恒远的营业执照已经注销，于恒阳已经在工商注册登记营业执照，经营人为于恒阳；原审法院强行按照2008年的协议数额判决，对于恒阳不公正，故要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于恒远的诉讼请求。于恒远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于恒远与于恒阳系兄弟关系。于恒阳系涉案房屋公房承租人。
2004年9月17日，于恒远、于恒阳作为甲方与案外人陈光富（乙方）达成《合作协议》及《合作协议补充条款》，甲方分红金额：贰万元整，乙方按时交纳国税每月800元，工商税每月500元。
2004年9月17日，于恒远与于恒阳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1、晋新出资壹千元，经哥俩研究后一致同意没收归于恒阳所有。2004年9月由于恒阳取回。2、2000年年底分红陆千元，哥俩各取百分之五十。现金叁千元2004年9月由于恒阳取回。3、2001年分红陆仟元，2001年年底于恒阳已取回。4、2002年分红陆仟元，2004年9月由于恒阳取回。5、从2003年3月1日开始房屋出租，每年租金收入哥俩各取百分之五十，平等分配一次一清。以上欠款合计壹万元整。交款人：于恒远收款人：于恒阳还款日期：2004年9月17日”。
2014年8月16日，于恒阳与案外人杨绍锡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于恒阳将涉案房屋提供给杨绍锡经营，合作期为2014年8月16日至2015年8月15日。协议中未约定相关费用。
2014年，于恒远曾依其与于恒阳签订的协议为依据，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于恒阳支付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欠款3.5万元。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政策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于恒阳未向于恒远支付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的房屋租金系违约，于恒远要求于恒阳支付的租金的诉讼请求，法院应予以支持。但于恒远现不能举证证明涉案房屋的出租收益数额，故于恒远要求于恒阳支付其3.5万元租金的诉讼请求，法院无法支持。就于恒阳应付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的房租数额，法院参考双方与陈光富签订的《合作协议》认定为2万元。据此，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2014）西民初字第14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自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于恒阳向于恒远支付二○一三年八月至二○一四年八月期间的房屋租金二万元。二、驳回于恒远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于恒阳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了（2015）二中民终字第094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二审期间，本院曾传唤涉案房屋目前的使用人杨绍锡到庭接受询问，杨绍锡陈述其给付于恒阳的款项没有收据，数额记不清了。
原审审理中，于恒远提交了2007年11月30日，于恒阳、于恒远与案外人李春霞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条款》、收条，该协议约定的租期为2007年12月1日至2008年11月30日止，租金共计6万元，2007年11月30日，于恒阳、于恒远向李春霞出具了3万元的收条。于恒远另提交了2008年3月1日，于恒阳、于恒远与黄振表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条款，双方约定合作期限为2008年3月1日起至2009年2月28日止，于恒阳、于恒远应得金额为6万元。对此，于恒阳称其与李春霞、黄振表之间的协议均不是其本人签字。于恒远认可该签字是其一人书写。于恒阳认可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李春霞、黄振表的事实，亦认可向李春霞出具收条的事实，于恒阳主张上述合同均未履行完毕就都提前解除了，但于恒阳未就提前解除合同的事实提交证据证明。
另，于恒阳主张2007年之后，其申领了营业执照，开始与案外人杨绍锡合作经营，之后其给于恒远钱，是出于兄弟亲情，不是履行协议，现于恒远的孩子已经工作，其不应再向于恒远支付租金，于恒远提交的所谓协议，并不是双方合意的文件，不具有合同的性质。本院审理中，于恒阳称2004年9月17日的协议，于恒远只有合同权利，没有合同义务，权利义务完全不对等，该份协议是无偿的赠与合同，现于恒阳主张任意撤销权，不再履行这份赠与协议。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协议书、原审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453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5）二中民终字第09450号民事判决书、《合作协议》、《补充条款》、收条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因经生效判决认定于恒阳与于恒远2004年9月17日签订的协议系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有效合同，故本案中，原审法院依据该份协议及于恒阳、于恒远与案外人李春霞、黄振表的合同酌情确定2014年8月15日至2015年8月14日期间的房租数额为3万元，并无不妥。
虽于恒阳上诉称2004年9月17日的协议为无偿赠与合同，现主张任意撤销权，不再履行这份赠与协议，但于恒阳在已生效案件及本案原审审理中，均未主张该协议为赠与协议，对于其前后陈述不一，于恒阳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其此项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另，关于于恒阳上诉称2007年于恒远的营业执照已经注销，于恒阳已经在工商注册登记营业执照，经营人为于恒阳，故不同意支付此后房租的问题，因双方协议中并未将于恒阳自己取得营业执照为合同解除的条件，故对于恒阳的此项抗辩，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75元，由于恒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于恒阳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苑薇
代理审判员 王军华
代理审判员 刘慧慧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梦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