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21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1，男，1949年7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2（赵×1之女），女，1975年2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1，男，1957年2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程×1（蔡×1之妻），女，1959年10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1（蔡×1之儿媳），女，1983年5月26日出生。
上诉人赵×1因与被上诉人蔡×1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2015）密民初字第07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1一审诉称：赵×1于1994年1月1日承包本村第五生产队东沟果园，期限至2008年12月31日。在属于赵×1合同四至范围内的分水岭以南，应由属于赵×1已挂果栗树6棵，与蔡×1承包的山场相邻。因赵×1不识字，对合同四至不了解，对该6棵栗树应归赵×1收益不知情，所以本在赵×1合同四至范围内应由赵×1收益的6棵栗树，每年都由蔡×1收获。至2008年合同期满后，在原合同基础上，赵×1又继续延包。赵×1让人读合同四至后才得知，与蔡×1山场相邻的分水岭以南的6棵栗树应归赵×1经营收获。为此，赵×1每年多次找蔡×1要求不要收获，蔡×1时而答应，时而反悔。2015年10月，蔡×1又将赵×1的6棵栗树收获。赵×1找村干部解决，蔡×1同意不再收获赵×1的栗树，但在双方签字时又反悔。赵×1现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蔡×1赔偿赵×1栗树6棵自1994年1月至2015年10月的收益损失共计126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蔡×1负担。
蔡×1一审辩称：赵×1要求我从1994年开始赔偿，但其表示从2008年知道这件事，2008年赵×1根本没有向我主张过，赵×1今年才找我，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赵×1所称的6棵栗树在我的合同承包范围内，我共承包了90棵栗树，包括这6棵栗树。我的合同是1993年签订的，在赵×1合同之前。我的合同虽然到期了，但是大队还让我承包，并且每年扣除我们的管理费。不同意赵×1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赵×1与蔡×1均系密云县太师屯镇大漕村第五生产队村民。1993年11月23日，蔡×1与密云县太师屯镇大漕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太师屯镇林果业承包合同书》，主要内容为：经营方式为个人承包；经营范围中的地理位置为北塔西山（无四至边界），经营项目为栗子树90棵、核桃树20棵，承包期限自1994年1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1994年1月13日，赵×1与密云县太师屯镇大漕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太师屯镇林果业承包合同书》，主要内容为：经营方式为个人承包；经营范围中的地里位置为东沟，四至边界为东至河沟，南至河沟，西至分水岭，北至分水岭；经营项目为苹果树164棵，承包期限自1994年1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后双方又约定将承包期限延长至2028年12月31日止。大漕村第五生产队队长赵×3均在赵×1及蔡×1的合同书尾部签字确认。赵×1承包的果树所在地与蔡×1承包的果树所在地相邻。现赵×1主张对位于其合同四至范围内北侧分水岭处的6棵栗子树享有承包经营权，要求蔡×1赔偿自1994年以来的收益损失，蔡×1则称6棵栗子树是其承包经营的，双方为此发生争议。经询问，赵×1称其于2001年左右更新树时得知其对涉案栗子树具有承包经营权。为证明其主张，赵×1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大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主要内容为：“……经当时老队长赵×3现场勘查确认，当时划分承包山以分水岭为界，发生纠纷的六棵树应该是赵×1的。”一审法院又向大漕村第五生产队原队长赵×3进行了调查核实，赵×3称：赵×1承包的是合同四至范围内的苹果树，合同中的四至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当时签合同时以树为准，按照当时的合同来说，栗子树承包给蔡×1了。
另查明：蔡×1对诉争的6棵栗子树自1994年起管理、经营至今。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谁对诉争栗子树具有承包经营权。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赵×1应当向一审法院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享有涉案栗子树的承包经营权。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
首先，从赵×1、蔡×1提交的合同来看，赵×1合同中的经营项目为苹果树，没有栗子树，且经营范围注明了地理位置与四至边界；蔡×1合同中的经营项目为栗子树、核桃树，但该合同中的经营项目仅注明了地理位置，未注明四至边界。虽然两份合同签订时间不同，但承包期限均自1994年1月1日起计算。其次，虽然大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记载有“经当时老队长赵×3现场勘查确认，当时划分承包山以分水岭为界，发生纠纷的六棵树应该是赵×1的”，但在一审法院向赵×3调查核实时，其明确表示赵×1承包的是苹果树，没有承包栗子树，合同中的四至是一个大概的经营范围，应以合同中注明的树种为准。考虑到现任大漕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并未参与当年合同的签订，而第五生产队队长赵×3参与了当年赵×1、蔡×1合同的签订工作，结合蔡×1的合同中并未明确四至边界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赵×3的证言更具有证明力，即赵×1、蔡×1合同的承包对象应以经营项目为准，因此赵×1的合同中经营项目并不包括栗子树。另外，赵×1在签订合同时应当知道其承包合同是否涉及6棵栗子树，而其称于2001年更新树是才得知涉案6棵栗子树在其承包范围内，此与常理亦明显相悖。综合以上分析，赵×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6棵栗子树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其要求蔡×1赔偿其收益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赵×1的诉讼请求。
赵×1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对涉案的6棵栗子树享有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上诉人的承包合同四至明确，6棵栗子树在合同范围内。虽然承包合同经营项目为苹果树，但实际合同四至内的果树、山场、地片都为上诉人承包经营，发包方大漕村经济合作社对此也出具了证明；2.在法庭向赵×3核实情况前，被上诉人砸赵×3家玻璃和大队办公室并威胁赵×3，故不同意上述的调查核实笔录。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蔡×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庭审中，赵×1提交了赵×3和卜×1的书面证明，证明其承包地内含有涉案的栗子树，赵×3更改证言系蔡×1在村委会打砸所致；蔡×1对此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林果业承包合同书、大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了解情况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赵×1合同中的经营项目为苹果树，而蔡×1合同中的经营项目为栗子树、核桃树。故依合同内容不能认定涉案树木的承包经营权属于赵×1。而赵×1提交的大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证明内容因与赵×3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证言相矛盾，因赵×3作为当时参与者，其证言更具有证明力，故本院对该证明不予采信；虽然赵×1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了赵×3变更后的书面证言和卜×1的书面证明，但在没有相应证据支持和证明关联性的情况下，本院对赵×3变更后的书面证言，不予采信；综上，赵×1要求蔡×1赔偿收益损失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8元，由赵×1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元，由赵×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朔
审 判 员 周文祯
代理审判员 陈烁琳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