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2民初7126号
原告鲍恩斯，男，1968年12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袁丽萍，北京市隆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林路300号第八层。
法定代表人张慎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付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鲍恩斯与被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鲍恩斯及其委托代理人袁丽萍、被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付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鲍恩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于2015年3月20日解除；2.被告补发原告2011年11月、12月工资共计91666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基本生活费39060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51557元；5.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32668元；6.被告为原告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将原告档案转移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才服务中心；7.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996年4月，原告入职证监会工作，2007年5月经组织调动，原告由证监会调至被告处工作，担任财务部负责人，双方共签订过3份劳动合同，期限分别为2007年6月11日至12月31日；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及2009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三份劳动合同原告的工作职务均无变化。2011年4月18日在要续签合同时，因为原告家在北京,而工作地点在上海，常年两地分居，原告当时向被告提出辞去上海的财务部负责人工作，希望能够回北京工作，未提出明确的意见是到被告的北京分支机构工作还是辞职。被告当时同意原告辞去财务部负责人的工作，2011年4月21日双方办理了财务负责人的工作交接。原告当时提出要求被告将其档案转移至北京，并向被告提交了调档函，被告一直迟迟未予办理。2011年7月13日，被告的总经理朱玉辰及监事长王京找原告谈话，安排原告到被告在北京的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作投资者教育培训工作，由于工作地点在北京可以解决原告两地分居问题，所以当时原告就接受了。2011年4月底至2011年7月中旬原告一直在北京的家里带小孩。2011年8月1日原告正式到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原告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原告的岗位为高级执行经理，工资按照高级执行经理五档进行发放，至当年12月，原告一直为被告提供劳动，2012年1月，被告停止安排原告工作，此后原告一直与被告就工作和工资问题进行沟通。被告发放了原告2011年4月至10月的工资。11月起停发工资。2014年10月14日，被告对原告作出了书面回复，被告认为2011年4月原告提出辞职，原告的辞职需要经过证监会审批，证监会于2011年9月作出审批结果，被告认为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2011年9月解除。原告不认可被告的答复，继续与被告进行沟通，并要求被告进行复查。2015年3月20日，被告对原告作出最终的回复，仍然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1年9月19日解除。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1年10月。2015年7月14日原告提出了劳动仲裁申请。现不服仲裁裁决，理由如下：一、被告有关因原告2011年4月提出辞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1年9月经证监会批准原告离职后解除的主张不成立。劳动关系的建立和解除须依法进行，被告所主张的原告离职须经证监会批准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采取书面方式提前通知用人单位即可解除，无须用人单位同意和审批。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也没有约定原告离职须经批准。在双方协商的过程中，被告从未出示任何材料证实原告离职须经批准，以及证监会批准的任何材料。若原告离职须经证监会批准，那在证监会未批准离职的情况下，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被告不能办理工作交接，也不应停止支付原告工资待遇，但事实上，在原告提出辞职后，被告即同意原告离职，安排原告办理了工作交接，也于当月停止支付原告工资待遇，被告的做法与其主张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被告2011年10月仍在正常支付原告工资，2011年12月、2012年1月还在支付原告报销款和加班津贴，原告受被告安排于2011年12月仍在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从事投资者教育培训的工作。以上事实证明被告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1年9月解除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二、原告虽于2011年4月提出辞职，但被告并未依法办理完毕原告的离职手续，并经与原告协商于2011年7月安排原告到被告设在北京的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原告于2011年8月1日入职，被告补发了原告2011年4月起的工资待遇，恢复双方劳动关系。原告因长期两地分居于2011年4月向被告提出辞职，被告安排原告办理了工作交接，原告即将调档函交付被告，在等待办理档案转移过程中，被告于2011年7月找原告谈话，提出安排原告到被告设在北京的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这既可解决原告两地分居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教育中心的工作需要。双方议定，原告到北京主要负责投资者教育培训工作，工资标准按照高级执行经理5档执行，发每年18薪，被告补发原告2011年4月以后的工资，双方劳动关系恢复。工资标准虽略低于原告在上海总监2档的工资标准，但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原告同意该工作安排，并于2011年8月1日正式入职。上述事实表明，虽然原告因两地分居而提出辞职，但被告并未为原告办理劳动关系解除手续，而是在2011年7月和原告协商后在北京为原告安排了新的工作岗位并补发了工资待遇，延续了双方劳动关系。三、应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因被告原因自2015年3月20日解除。基于前述的分析，自2011年8月原告到被告设在北京的投资者教育中心报到上班，被告支付并补发原告工资，原告和被告劳动关系得以延续。被告于2011年11月开始停止支付原告工资，2012年1月停止安排原告工作，但始终未以任何方式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处于存续状态。期间，原告一直采取各种方式与被告协商解决工作和工资问题，2014年10月14日，原告接到被告于2014年10月13日所作出的复函，被告在复函中提出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原告对复函不服，提出复查要求。2015年3月20日，被告作出最终答复，坚持劳动关系已经于2011年9月解除，至此，双方协商解决纠纷宣告失败，被告通过复函的方式表达了劳动关系解除的意思，应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自2015年3月20日即被告作出劳动关系解除的最终复函时予以解除。基于上述，依法应裁判被告支付如下待遇：一、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11月份，12月份工资91666元。原告在2012年1月份之前一直正常工作，被告应支付相应工资。二、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的基本生活费39060元。被告自2012年1月开始未给原告安排工作应当按照《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支付基本生活费。三、被告应支付原告2011年4月至2015年3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51557元。四、被告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32668元。被告在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未经任何通知擅自停止支付原告工资、停止安排原告工作，以复函的形式告知原告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故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被告为原告补交2011年11月至2015年3月的社会保险。六、被告应当为原告办理档案和社保关系转移手续。
被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2007年6月11日，原告从证监会由组织派遣到被告单位工作，担任财务部负责人职务，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期限为2007年6月11日至12月31日及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的聘用合同书，2009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2011年5月至10月期间原告的月基本工资为24480元。2011年4月，原告被证监会和中纪委进行内部纪律调查，2011年4月时原告提出辞职，故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被告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证监会关于实行证券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层干部任职备案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于2011年4月27日内部拟同意原告辞职，并向证监会提出报批。因为当时证监会对原告进行内部调查，所以审批的时间就比较长。2011年9月19日被告接到了证监会通知可以为原告办理离职手续，依据上海市招工退工的规定，2011年11月3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退工手续上原告的离职时间在2011年10月31日，但当时因无法联系原告，故退工单未向原告送达。被告于2011年9月28日为原告补发了2011年5月至8月的工资，9月、10月的工资在当月已向原告发放了。社保缴纳至2011年10月。被告认可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1年10月31日。2011年7月被告为原告安排工作的原因是当时双方劳动关系还未解除，被告在等待证监会的批复，为了照顾原告，将原告安排至北京工作。被告只是运用了公司的组织形式，但被告并非以盈利为目的，原告的离职必须由证监会审批，被告无法自行决定。2011年11月起，被告未为原告安排工作，亦未发放工资，因为当时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此后，原告找到被告要求恢复其工作，被告经过内部核查，认为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2012年11月28日向原告作出了复函，由于原告未提供送达地址，被告经办人员通过电话向原告进行了宣读。此后原告又再次找被告要求恢复工作，2014年10月13日，被告又再次向原告作出了复函，该复函原告已经签收。2015年3月20日被告又向原告作出了回复，内容与此前的回复内容一致。
被告认为原、被告间劳动关系于2011年10月31日解除或终止。理由如下：一、被告按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原告作为中层管理干部，其离职应适用《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实行证券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层干部任职备案制度的通知》等特别规定，需要获得证监会的审批。客观上原告的任免也是按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的。原告作为财务负责人系经证监会组织调动进入被告工作，并非按照市场化招聘程序入职。双方先后于2007年6月11日、2008年1月1日两次签订《聘用合同书》，按照事业单位聘用关系约定各自权利义务。直至2009年4月1日双方才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于2011年4月18日提出辞职申请后，被告内部拟同意原告的辞职申请，于2011年4月21日安排进行了工作交接，由徐艺泰代理工作。2011年4月27日，被告向证监会提交《关于中金所财务部负责人变动情况的报告》。2011年8月26日，由于证监会仍然未作出批复，故被告临时安排原告在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期间待遇按照其原有专业职务发放。2011年9月19日，被告接到证监会电话通知同意原告离职。2011年10月，被告电话通知原告辞职的审批手续已经办完，并办理了工资停发、公积金封存手续，并于2011年11月3日按照《上海市单位招工、退工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了退工单，合同解除时间为2011年10月31日。2011年11月后，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亦未支付工资，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2011年12月原告参加的演讲活动系离职前提前安排好的，即使其参加了2011年12月的第三方论坛演讲活动，该活动也属于劳动关系解除后的扫尾工作，而非被告重新给原告安排工作，不能作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二、即使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而直接适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也不应违背劳动关系实际履行的客观事实，得出劳动关系自动于2011年5月17日解除的结论。《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30日预告期是下限，既然劳动者提前30天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么提前超过30日当然也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在与按照岗位要求需要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可以协商约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提前通知期。提前通知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在此期间，用人单位可以采取相应的脱密措施。原告于2011年4月25日提供了商调函，该商调函已经于2011年5月5日失效，之后，原告未再向被告提供新的商调函，在2011年7月13日双方还在协商调档事宜。可见，原告显然知道其离职需要获得证监会的审批。三、退言之，假使正如原告所主张的其辞职未发生法律效力，双方2011年3月31日之后自动顺延的劳动关系也因“正在接受纪律审查，有关部门作出结论”这一相应情形消失而终止。《劳动合同》第13条第3项约定，乙方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劳动合同顺延至相关情形消失。证监会出具的《关于鲍恩斯有关情况的说明》载明：2010年4月，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将鲍恩斯相关问题交给证监会核查，在此期间，鲍恩斯于2011年4月18日提出辞职申请，鉴于鲍恩斯为会管单位财务负责人，在其问题未处理完毕前，不宜离职。2011年9月，鲍恩斯所涉相关问题经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同意后处理完毕。因此，虽然劳动合同约定到期日为2011年3月31日，但根据该条款，双方劳动合同期限因原告正在接受纪律审查而自动顺延，并于证监会作出结论，相应情形消失时终止，双方劳动关系于2011年10月31日终止。
综上，不同意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且该项诉讼请求原告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不同意原告的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该期间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劳动，且该项诉讼请求金额超出了仲裁申请范围。不同意原告第四项诉讼请求，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1年10月31日解除，2011年4月至10月期间双方劳动关系，因为劳动合同第十三条规定了顺延条款，并非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无需签订劳动合同，故无需支付未签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且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即使如原告所认为的存在劳动关系，该期间也应视为双方建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不存在二倍工资差额问题。不同意原告第五项诉讼请求。关于第六项，只要原告提供合法有效的调档函等有效的手续，被告同意协助原告办理其档案及社保的转移手续。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下列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1.京西劳人仲字[2015]第2523号裁决书;2.仲裁申请书;3.《关于部门及人员配置的通知》;4.《聘用合同书》2份;5.《劳动合同书》;6.《辞职报告》;7.《工作交接清单》;8.民生银行、交通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9.（2016）京中信内民证字24509号公证书;10.快递单;11.原告与张慎峰的短信记录2份;12.2012年11月28日复函;13.2014年10月13日复函;14.2015年3月20日复函;15.公积金支款凭证2份;16.原告的反映问题材料;17.报销凭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审查后采信如下证据：1.原告与庞玉珍的短信记录，原告当庭出示短信的原始载体，被告认可庞玉珍为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的负责人，且被告未举证证明该短信记录为虚假材料；2.《关于鲍恩斯同志离职有关事项的请示》，该证据有被告部门文号及领导批示，形式完整，符合行文规范，内容与本院认定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该证据为虚假材料；3.《关于鲍恩斯同志工作安排及待遇有关事项的请示》，该证据有被告部门文号及领导批示，形式完整，符合行文规范，内容与本院认定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该证据为虚假材料；4.《关于中金所财务部负责人变动情况报告》，该证据有被告部门文号及经办人姓名，形式完整，符合行文规范，报告相对方为证监会人事教育部，报告内容与证监会提供的关于原告情况的说明能够相互印证，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该证据为虚假材料；5.《关于鲍恩斯有关情况的说明》，该说明制作单位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察局（纪委），证据内容与本院认定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该证据为虚假材料；6.电话记录单，该记录单上有被告公司人事专用章，内容与证监会监察局出具的说明及复函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该证据为虚假材料；7.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该证据有被告公司人事专用章，该证明为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监制，且符合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的《关于改进本市单位办理招退工登记备案手续的意见》之规定，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该证据为虚假材料；8.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内容与本院认定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为2012年11月16日，先于本案原告申请仲裁的时间，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该证据为虚假材料；9.投资者教育加班补贴发放明细，该证据有被告公司相关人员的签字，内容完整，金额与原告所收到的金额相对应，且该证据形成时间为2012年1月16日，先于本案原告申请仲裁的时间，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该证据为虚假材料。下列证据，经本院审查后不予采信：1.工资标准，该证据无被告名称或公章，无法证明与本案相关。2.《期货市场与资产管理业务专题研讨会》材料，该材料制作单位为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故该材料上对原告身份的记载无法有效证明原告当时的身份，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材料无法证明原告系接受被告安排向被告提供劳动。
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07年5月入职被告单位，被告公司于2007年6月20日作出《关于部门及人员配置的通知》，任命原告为财务部负责人。双方曾签订2007年6月11日至2007年12月31日、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的聘用合同及2009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约定原告（乙方）的工作地点为上海，乙方同意根据双方协商和工作需要到被告（甲方）安排的其他地点工作。乙方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第十三条劳动合同的顺延条件约定：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双方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出现，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合同期限顺延至下列情形消失：……3、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4、属于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2011年4月18日，原告填写辞职报告，上载：“由于个人职业规划、两地分居等原因，我申请辞去我的交易所担任的工作，恳请交易所领导恩准”。2011年4月21日，原告填写工作交接清单，进行了工作交接。2011年4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向被告开具人才流动商调函。2011年4月27日，被告人力资源部作出《关于鲍恩斯同志离职有关事宜的请示》，上载：“近日，鲍恩斯同志因个人职业规划、两地分居等原因提出辞职……建议同意鲍恩斯同志辞职申请，如无不妥，我们将为其办理有关离职手续，并按证监会要求进行报备”，被告领导批复同意。随后，被告根据《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2号）第三十五条：“期货交易所任免中层管理人员，应当在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关于实行证券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层干部任职备案制度的通知》（证监党办字[2008]11号）“各证券期货交易所中层干部的任免，报证监会党委组织部备案，其中财务、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免，报证监会党委组织部批准”的规定，报证监会审批。2011年4月27日，被告制作《关于中金所财务部负责人变动情况的报告》，向证监会人事教育部报告了被告的财务部负责人变动情况，上载：“近日，我所财务部负责人鲍恩斯同志因个人职业规划、两地分居等原因，提出辞职申请，经研究，我所拟同意鲍恩斯同志的辞职要求……”。2011年8月26日，被告人力资源部作出《关于鲍恩斯同志工作安排及待遇等有关事项的请示》，上载：“我所原财务部负责人鲍恩斯同志4月底提出辞职，经所领导研究同意后，我所根据证监会的有关要求进行了报批请示。目前，证监会尚未批复。鉴此，建议在证监会批复前，对鲍恩斯同志的工作和待遇安排如下：1、考虑到鲍恩斯同志家属在北京的实际情况，建议暂时安排其在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2、期间，鲍恩斯同志的工资待遇按其原有专业职务（高级执行经理）的标准发放”。2011年8月1日，原告正式到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2011年9月19日，证监会人事教育部综合处电话通知被告鲍恩斯的离职有关事宜已经会领导批复同意，请被告按有关程序办理离职手续。随后，被告开始办理原告的相关离职手续，原告工资发放至2011年10月，社保缴纳至2011年10月。2011年11月3日，被告为原告开具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上载：“鲍恩斯现于2011年10月31日合同解除”。被告称因没有原告的送达地址故该退工证明没有向原告送达，而是存放于原告的档案中。被告称11月底通过电话告知原告辞职审批程序已办完，公积金可领取。原告不认可被告的上述陈述,称2011年12月，原告的公积金账户仍未办理封存，且无人告知其合同解除事宜。原告的档案现仍在被告处保管。
原告于2011年8月1日至被告下设的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接受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管理，为其提供劳动,该中心为被告的内部部门，没有独立执照。原告主张其在该中心工作至2011年12月，被告主张原告在该中心工作至2011年10月31日。原告于2011年12月17日参加被告与宏源期货联合举办的“2011宏源股指期货投资论坛”，作为被告单位专家对股指期货上市以来的运行情况进行了介绍，并针对股指期货的功能、套期保值制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被告认可该次活动为原告离职前安排，原告参加该活动系处理在职期间的未尽事宜，并非被告新安排的工作。原告于2011年12月在被告与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举办的期货市场与资产管理业务专题研讨会上作为被告工作人员做了“股指期货市场运行情况及机构参与现状”的专题发言，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参加该次活动系被告指派。原告收入中2011年12月16日报销款801元，该报销款为房费558元、交通费243元，2011年12月26日报销款251.4元，该报销款为交通费。2012年1月2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2000元，该金额为原告2011年6至11月周末讲课1次，实发金额2000元。
2012年5月20日，原告向被告公司发送邮件，原告未举证证明该邮件的内容。2012年11月11日，原告向被告时任书记张慎峰邮寄书面材料，上载：“2011年4月，因两地分居原因，我提出辞去交易所财务部负责人职务，同年7月，组织安排我到交易所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同年11月，交易所时任总经理改变初衷，暂停了我的工资和工作……现恳请组织恢复并安排我适当的工作”。原告于2012年11月21日给张慎峰发短信请其回复，张慎峰答复已着相关同志了解情况。2012年11月28日，被告作出《复函》，上载：“鲍恩斯……你本人提出辞职，交易所按程序批准，并报证监会审批同意，你与交易所的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1年9月证监会批准离职后解除”。后原告再次与被告就工作安排等问题进行协商，2014年10月13日，被告作出《复函》，上载：“鲍恩斯：2014年6月9日，我所收到你5月30日的来信……期间，多次与你电话沟通了解有关情况，并于9月1日和9月26日两次派员到北京与你见面，详细了解相关情况。经复查，你于2011年4月18日向交易所递交了辞职报告……交易所经研究后，同意了你的辞职申请，并按规定向证监会人教部进行了报批。在证监会审批期间，上级纪检机关对你的其他情况进行核查。在证监会尚未批复之前，交易所考虑到你家属在北京等实际情况，暂时安排你在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2011年9月19日，我所接到证监会人教部通知，证监会已批复同意你的离职申请……我所随后与你进行联系，并按规定办理了你的工资停发、社会保险金停缴、住房公积金封存等手续，并协助你办理了公积金提取。你本人提出辞职，交易所按程序批准，并报证监会审批同意，你与交易所的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1年9月证监会批准离职后解除”。2014年10月14日，原告签署了签收回执，表示收到2012年11月28日及2014年10月13日两封《复函》，并在签收回执上写明：对“你本人提出辞职”的表述本人持有不同意见。2014年10月20日，原告制作《关于交易所2014年10月13日复函的意见》，上载：“一、复函中有关本人辞职的相关事宜与事实不符。交易所虽然2011年5月同意我辞去财务部负责人工作，但是同年8月份安排给我一份新的工作投资者教育培训高级执行经理，随后给我发放了工资等。这些事实表明，交易所实际上已经撤销了我辞去交易所工作的申请。二、复函中称我拒绝提供具体邮寄地址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另外，复函中称上级纪检机关对你的其他情况进行核查也缺乏相关的书面和事实依据”。原告通过邮寄的方式将上述“意见”送达被告。被告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复函》，上载：“鲍恩斯：近期你再次向交易所反映你辞职的有关问题，对于你反映的问题，交易所再次进行了核查，现答复如下：一、你与交易所的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1年9月证监会批准你离职后解除，前两次交易所给你的复函已明确答复，因此不存在补发工资、补缴社保问题。二、对于你最新反映的个人档案问题，2011年4月底你提交辞职报告并发来调档函后，因证监会尚未批准你离职，我所按规定暂缓办理你的档案转出事宜。2011年9月收到证监会批复同意你离职申请的通知后，我所随后与你联系，请你前来办理相关手续，你本人一直没有来办理档案转出手续。因你的户口在北京，原调档函因时间过期失效，你一直没有提供新的档案接收处所，按照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我所无法将档案转出，存放至今。现请你收到本复函30日内提供新的档案接收处所，我所即转出你的档案，若你不予提供，后果由你本人负责”。
另查，2015年10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察局（纪委）作出《关于鲍恩斯有关情况的说明》，上载：“鲍恩斯，系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原专职委员。2007年6月，其由中国证监会调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工作，担任财务部门负责人。2010年4月，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将鲍恩斯相关问题交由我委核查。在此期间，鲍恩斯于2011年4月18日提出辞职申请。鉴于鲍恩斯为会管单位财务负责人，在其问题未处理完毕前，不宜离职。2011年9月，鲍恩斯所涉及相关问题经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同意后处理完毕。特此说明”。
2015年7月14日，原告向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5]第2523号裁决书，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12日基本生活费33864.04元；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394.51元；被告为原告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
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二、原、被告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三、原告至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的性质。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被告间的劳动关系因原告辞职而解除。首先，原、被告间劳动合同于2011年4月1日发生顺延。原、被告签订的2009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第十三条约定：“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劳动合同期限顺延至该情形消失。该约定系劳动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为有效条款，原、被告应当按照该条款的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根据该合同之约定，若发生“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尚未作出结论”这一客观事实，即产生劳动合同期限顺延的法律后果，而该客观事实之发生并不以当时人主观上是否知晓为要件。根据证监会出具的说明，2010年4月起，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将原告的相关问题交由证监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该委于2011年9月将原告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处理完毕，即在原、被告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前，发生了引起劳动合同期限顺延的客观事实，且该情形至劳动合同期满尚未消失，故原、被告间于2011年3月31日届满的劳动合同于2011年4月1日起开始顺延。原告于2011年4月18日提出辞职申请，被告单位领导签批同意原告辞职申请等在后发生的行为并不能改变劳动合同已经发生顺延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后果，原告在劳动合同已经顺延的情况下提出辞职系解除已经在顺延期间的劳动合同。其次，原、被告间劳动合同的解除需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原告的辞职申请需经证监会批准后发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劳动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解除应符合上述法律的相关规定。被告公司工商登记的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事业单位，故被告辩称适用《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89号）第十三条规定：期货交易所办理下列事项，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六）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2号）第五条规定：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期货交易所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第三十五条规定：期货交易所任免中层管理人员，应当在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关于实行证券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层干部任职备案制度的通知》（证监党办字[2008]11号）规定：各证券期货交易所中层干部的任免，报证监会党委组织部备案，其中财务、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免，报证监会党委组织部批准。《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实行证券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层干部任职备案制度的通知》之规定属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的范围，即行政法规授权中国证监会对证券交易所财务部门负责人的任免进行特殊规定。原告以辞职之方式解除其与被告的劳动合同，被告需要按照上述规定进行报批，证监会的审批同意系原、被告劳动合同解除的程序要件，证监会审批之前原、被告系继续履行处在顺延期间的劳动合同，证监会审批之后，原告的辞职申请始发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其后，被告为原告办理离职相关手续，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因原告的辞职而解除。第三，原、被告自2011年11月起的数次沟通均发生在劳动关系解除之后，原告主张原、被告劳动关系因被告通过复函的方式表达了劳动关系解除的意思，属于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于2011年10月31日解除。原告于2011年4月18日提出辞职，被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向证监会报批，于2011年9月19日获批，其后，被告公司为原告办理离职手续，工资发放至2011年10月31日，社保缴纳至该日，被告开具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上亦载明原告的劳动合同于2011年10月31日解除。上述期间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未超过合理期限，亦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在此期间，原告并未撤回其辞职的意思表示，被告亦同意原告的辞职申请，原、被告对劳动关系的解除达成合意且有相应预期。原告虽举证称2011年11月、12月仍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本院经审理后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纳，理由如下：
第一，原告仅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受被告指派于2011年12月17日参加宏源股指期货投资论坛，原告的报销费用亦无法与原告的实际工作相关联，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在2011年11月、12月期间持续接受被告管理且为被告提供劳动。第二，原告在2012年11月11日向被告时任书记张慎峰邮寄的书面材料中自书“同年11月，交易所时任总经理改变初衷，暂停了我的工资和工作”，该材料系原告自行书写，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也更能反映客观事实。且在原告与被告的历次沟通过程中，原告从未提到过欠发工资的问题。故本院综合原、被告提交之证据认定原、被告间劳动合同于2011年10月31日解除。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经被告安排至被告下属的北京教育者投资中心工作系履行尚在顺延期间的劳动合同，并非建立新的劳动关系。首先，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于2011年4月1日起开始顺延，原、被告间的劳动关系尚在存续期间，不符合重新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原告主张被告驳回了原告的辞职申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原、被告未达成新建劳动关系的合意。被告于2011年8月26日制作的《关于鲍恩斯同志工作安排及待遇等有关事项的请示》中明确载明建议在证监会批复前对原告的工作和待遇进行安排，被告在此后的历次“复函”中也明确表示在证监会尚未批复之前，交易所考虑到原告家属在北京等实际情况，暂时安排原告在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综上，被告在证监会批复期间安排原告至北京投资者教育中心工作，原告亦前往工作，为双方对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并非重新建立劳动关系。
针对原告之诉讼请求，原、被告间劳动关系于2011年10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后，原、被告间关于劳动关系的协商并不能产生延续劳动关系的后果，故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间劳动关系于2015年3月20日解除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11月、12月工资91666元及2012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基本生活费3906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劳动合同顺延无需另行订立劳动合同，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51557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间劳动合同的解除基于原告的辞职申请，并非被告提出解除，亦非违法解除，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32668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劳动合同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劳动者亦应当提供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收方及相关手续，现被告同意为原告办理档案及社保关系转移手续，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原告亦应当予以配合。
虽然原告之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的支持，但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根据法律规定，视为同意仲裁裁决，仲裁裁决对其发生法律效力，鉴此，被告应当按照仲裁裁决的内容向原告履行支付义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鲍恩斯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12日的基本生活费33864.04元；
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鲍恩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394.51元；
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为原告鲍恩斯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原告鲍恩斯予以配合。
四、驳回原告鲍恩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鲍恩斯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
审 判 长 苏 畅
人民陪审员 李智华
人民陪审员 ＸＸ昌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杨 威
书 记 员 韩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