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58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家海，男，1976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旺春，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嘉琪，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国义，男，196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清松，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周继龙，男，196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
上诉人于家海因与被上诉人卢国义、原审被告周继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0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于家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于家海无需向卢国义支付购车款250万元及利息；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卢国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于家海在一审中已书面申请追加何某与陈升汉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而一审法院并未依法追加，程序违法。1．于家海在一审中提交书面申请，申请追加何某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原因是涉案车辆过户给于家海之前，是登记在何某名下，何某才应该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该争议点关系到卢国义在一审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因此于家海认为一审法院应当依法追加。而一审法院并未追加何某为本案第三人，而是在开庭时卢国义的代理律师将何某带到法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卢国义并未在庭前提交书面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而是在开庭至一半时才将何某带到法庭上，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一审法院未将何某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本案的诉讼程序明显存在错误。2．于家海在一审过程中书面申请追加陈升汉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而一审法院却仅以“陈升汉与本案实体处理无利害关系”为由予以拒绝，于家海及其搭档唐旭于2012年9月13日累计向陈升汉账户中转入76万元的事实，法庭并未依法予以查明。同时，保险单中显然可以看出为涉案车辆购买保险的人即是陈升汉，足以证明陈升汉与本案具备直接必然的联系，若陈升汉未出庭，本案事实将难以查清，于家海为何向陈升汉账户中转入76万款项也未能查实，该款项来由与本案判决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于家海将该款项转入陈升汉账户中，正是为了支付购车款，且该车的价值在2012年被确定为76万是征询了市场中对二手车的定价，最终确定的。一审法院对此重大事实视而不见，且拒绝追加陈升汉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未能查明案件事实，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二）《转让声明》是无效的，不能对于家海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1．《转让声明》是周继龙与卢国义签署的，该文件中于家海的签字并非于家海本人签署，卢国义代理人当庭也承认该文件并非于家海本人签署，且周继龙在签署该文件时并未出具于家海的书面授权，也并未通知于家海，于家海本人对此是不知情的；2．从之后于家海与卢国义签署的《岑村凤庄工程结算》文件中可以看出，《转让声明》中所提及的车款并未在工程款中予以抵扣，足以证明于家海对《转让声明》是不知情的；3.《转让声明》中对车款的支付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即是在工程款中予以抵扣，而卢国义在后续结算工程款中并未提出抵扣，且是否抵扣卢国义占据主动权，且直至于家海就《岑村凤庄工程结算》起诉卢国义时，卢国义都没有在该案中提及车款抵扣工程款的事实，足以说明《转让声明》是周继龙无权代理签署的，对于家海而言，属于无效的法律文件。
（三）一审法院以于家海受让涉案车辆并办理了车辆过户变更登记的行为认定于家海追认了周继龙与卢国义签订的《转让声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理由如下：1．卢国义在一审诉讼请求及庭审意见中均未提及于家海办理过户的行为系出于对周继龙无权代理签署《转让声明》行为的追认，该权利属于形成权，卢国义在一审中未提出该抗辩，而一审法院却主动适用该条文，显然有失法律公平与正义。2．一审法院适用形成权中的追认权认为于家海办理过户行为系出于对周继龙无权代理签署《转让声明》行为的追认，该适用本身也是错误的。《转让声明》签署的时间为2011年9月21日，而涉案车辆办理过户的时间为2012年3月29日，早就过了追认权一个月的行使期间，且该期间为不可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等规定。一审法院仅认可追认权，却并未注意追认权的行使期间为一个月，显然存在重大过错。3．2011年9月21日，周继龙与卢国义签署《转让声明》，约定“车款在工程款中扣除”，而2011年12月8日，卢国义与于家海就岑村凤庄工程进行结算并签订《岑村凤庄工程结算》时，并未扣减《转让声明》中约定的工程款，假设于家海需要对周继龙的无权代理行为行使追认权，必然会在2011年12月8日签署《岑村凤庄工程结算》时一并在该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涉案车辆的转让款，但《岑村凤庄工程结算》中并未就车辆转让款做出任何协议安排，足以证明于家海对周继龙无权代理签署《转让声明》是不知情的，同时也是不认可的，更不存在后续的追认行为。4．退一万步说，即便该《转让声明》有效，也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周继龙无权代理于家海与卢国义在《转让声明》约定涉案车辆转让款为250万元，该车辆是何某于2004年3月30日以260万元购买，截止至2012年3月29日过户给于家海时已经有八年之久，而《转让声明》中将车辆转让款定价为250万元显然有失公平，高于市场价值的几倍，于家海不可能会接受以250万元的高价去购买行驶了八年之久的旧车，显失公平。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依法予以撤销。一审法院对于家海该抗辩理由视而不见，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5．卢国义在庭审过程中也当庭承认《转让声明》中于家海的签字系周继龙代签，且周继龙在签署该文件时并未出具于家海的书面授权，事后也并未告知于家海，因此于家海对该《转让声明》是不知情的，该观点可从后续于家海与卢国义签署《岑村凤庄工程结算》文件时并未依据《转让声明》的约定扣除工程款中予以证实。
（四）一审法院以《转让声明》中未约定购车款的具体支付时间为由认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事实认定显然存在重大过错。退一万步说，即便是该《转让声明》有效，但该《转让声明》中约定“车款从工程款中扣除”其实已经约定了购车款的支付时间，即是在工程结算时予以支付。而卢国义与于家海在2011年12月8日就岑村凤庄工程进行结算时已经到了应当支付购车款的时间，从此时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本案显然已经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直至起诉之日，卢国义从未就该车款向于家海主张过任何权利，因此不存在中止、中断等情形，应当认定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存在严重过错，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五）卢国义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一审法院仅凭何某一面之词即认定卢国义为本案适格原告事实认定错误。何某当庭陈述卢国义系因未带身份证即将涉案车辆登记在何某名下，显然过于牵强。该车于2004年3月18日购买，直至2012年3月29日该车过户至于家海名下，整整八年时间，卢国义将一台购买时260万元的车辆一直登记在何某名下显然有违常理，同时卢国义也并未出庭说明原因。同时，机动车在法理上称为“准不动产”，其在性质上虽然能够移动，但因价值较高，且在交易习惯上转让程序较为谨慎，在法律上亦具有不动产的特征。《机动车登记办法》规定机动车需采用登记公示办法，方能确定机动车的归属。本案中，机动车一直登记在何某名下，应当认定为何某才是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因此应当以卢国义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驳回原告的起诉。
（六）本案中于家海已经足额支付购车款项，卢国义再行诉讼显然属于恶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于家海本人对周继龙无权代理签署《转让声明》是不知情的，更不存在追认的行为。事实上，于家海与何某之间，在2012年3月份经过协商后，双方达成了车辆买卖的协议，双方协商，且经多方询价，最终得出涉案车辆在2012年的市场价值为70-80万之间，最终双方确定涉案车辆的转让款为76万元。这也正是于家海将76万元转入陈升汉账户中的原因。仅仅因为转让的车辆恰恰是同一辆车，卢国义就凭借无效的《转让声明》恶意起诉要求支付250万的购车款显然有违事实。且，从2012年至原告起诉之日，何某、陈升汉乃至卢国义，均未向于家海主张支付购车款，在于家海起诉卢国义的工程款纠纷中，卢国义也并未主张用该车款抵扣工程款可知，该购车款已经足额支付，原告再行起诉属于恶意诉讼，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于家海的上述观点。
被上诉人卢国义辩称：于家海的上诉没有新事实、新证据，其陈述的内容已经过一审庭审及裁决，因此应当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状前段称于家海称不知道涉案车辆的交易，但后段又承认其是与何某购买了价值76万元的车辆，故于家海对车辆购买是清楚知道的，该车辆在周继龙签署转让声明中已经表明车号，该车辆原登记在何某名下的事实于家海是清楚，后来车辆过户至于家海并使用至今，于家海对车辆买卖事实清楚并以实际行动表示接受。2．于家海认为250万元购车款过高问题，而车辆实际价格据当事人了解购买时是500多万，加上办理登记等费用为600多万，于家海接受车辆时也是清楚车辆价值的。综上，于家海的上诉请求没有新事实、新证据，应当予以驳回。
原审被告周继龙没有到庭陈述意见，庭后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陈述：（一）《转让声明》签署的前因后果。1．2011年前后，周继龙与于家海一起合伙承接了卢国义在岑村凤庄的工程，于家海占大头，周继龙只参与其中一部分。2011年9月21日，因卢国义在外欠了很多钱，周继龙怕工程款无法收回，于是便找到卢国义，要求卢国义支付工程款。当时卢国义提出资金状况紧张，没办法给钱，提出以一台宾利车抵扣工程款250万元，周继龙因为喝了酒，没有看这台车的相关文件资料，也不清楚这台车的实际所有人是谁，平时卢国义也不是开的这台车。当时周继龙也问过卢国义这台车价值多少钱，他说200多万买的，但卢国义跟周继龙说后续还会有项目找周继龙合作，在山水那里马上就要开一个项目，所以虽然价格高的离谱，但周继龙还是签了这份《转让声明》。当时因为岑村凤庄工程是于家海占大头，所以周继龙在签这份文件的时候就签了于家海的名字，但是当时于家海对这个并不知情，周继龙事后也没有告知于家海。2．后来，卢国义跟周继龙说山水的工地要开工了，叫周继龙把材料拉过去，但是当周继龙把材料拉过去的时候，卢国义又说山水的工地没办法开了，周继龙就跟卢国义说那宾利车的转让事情就不算数了，反正也没有告诉于家海。于是在2011年12月8日岑村凤庄工程结算时，没有把宾利车的转让款的事情纳入结算里面，后来周继龙以为宾利车转让的事情就这样算了。3．直到2012年3月底，于家海跟周继龙说他在卢国义的手下那里花76万买了一台宾利车，这时周继龙才知道原来买的是同一台车，周继龙这时才知道原来那台车不是卢国义的，而且价格也没那么高，幸亏没有跟于家海说《转让声明》的事，不然于家海肯定会骂周继龙。以上就是签署《转让声明》的前后所有事项，句句属实。（二）卢国义此次起诉，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之前一审中于家海跟周继龙一起收到起诉材料的时候，当时周继龙忙于处理工程上的事，只是律师邮件发了一份委托书给周继龙，周继龙签了之后就寄回去了，没有跟律师说清楚整个事情的经过，因为当时考虑到《转让声明》本来就没有实际履行，后来在结算时也都说了作废，所以就没去管这个事情。但是没想到一审法院会这样判。其实于家海后来买了这台车，跟周继龙签《转让声明》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大家都是朋友，巧合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的现状。
卢国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于家海、周继龙向卢国义支付购车款250万元及利息50万元（以车款250万元为本金，从2012年4月11日起按银行逾期贷款利率给付至实际清偿车款日止）；2．判令于家海、周继龙承担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1日，卢国义（甲方）与于家海（乙方）签订《转让声明》约定：现甲方将粤Ａ×××××小车转让给乙方于家海，车款转让价为人民币250万元。车款在工程款中扣除，特立此据，甲、乙双方签名确认，此声明一式两份均具同等的法律效力。卢国义在上述声明“甲方”处签名确认，周继龙在“乙方”处签名并代于家海签名确认。2011年12月8日，卢国义与于家海就岑村凤庄工程进行结算并签订《岑村凤庄工程结算》，载明卢国义尚欠于家海工程款4148006.42元。上述工程结算未扣减涉案车辆转让款250万元。2012年3月29日，涉案车辆过户登记至于家海名下，车牌号更改为粤Ａ×××××。
庭审中，于家海、周继龙辩称卢国义并非本案适格原告，涉案车辆的原所有人为何某，于家海已依何某指示将车辆转让款76万元支付至陈升汉账户。为证明上述主张，于家海提交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代征车辆购置税缴税收据》、《保险业专用发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以及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其中，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单显示汇款人为唐旭、收款人为陈升汉，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单显示借方为于家海、贷方为陈升汉。对此，卢国义提交了涉案车辆原登记所有人何某出具的《车某及转让过程的说明》以及申请何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卢国义才是涉案车辆实际所有人。其中，《车某及转让过程的说明》载明粤Ａ×××××号宾利车辆为卢国义出资购买后挂在何某名下，2012年4月卢国义拟将涉案车辆以2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于家海，2012年4月10日按卢国义意愿将车辆办理转移登记在于家海名下，相关车款由卢国义与于家海结算，与何某无关。证人何某出庭时表示《车某及转让过程的说明》内容属实，涉案车辆由卢国义购买挂其名下，由陈升汉购买车辆保险，其没有与于家海商量车辆转让款为76万元并授权陈升汉收取车辆转让款。
另外，案件审理过程中，于家海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陈升汉、何某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卢国义与于家海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卢国义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问题。首先，涉案车辆所有权问题。虽然涉案车辆变更登记前登记所有人为何某，但卢国义已提交了何某出具的《车某及转让过程的说明》且何某已作为证人出庭确认涉案车辆实际所有人为卢国义，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于家海辩称卢国义非本案适格原告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转让声明》对于家海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转让声明》虽然由周继龙代于家海签署，但于家海已实际上受让了涉案车辆并已办理了车辆过户变更登记，其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对周继龙的代签行为进行了追认，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卢国义与于家海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有效，双方均应按《转让声明》的约定履行。
关于卢国义要求于家海支付购车款250万元及利息的问题。于家海主张已支付购车款76万元，但其提交的两张银行转账凭证无法证明所涉资金往来即为用于支付涉案购车款，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两次资金往来系受卢国义的指示进行购车款的支付。另外，《转让声明》虽然约定购车款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但从本案中双方所提交的证据中亦未体现购车款已在相关的工程中进行扣除。因此，于家海受让涉案车辆后理应依约向卢国义支付购车款250万元，现于家海未能依法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卢国义依法有权要求于家海支付车辆购车款250万元及其利息。因双方未在《转让声明》中约定购车款的支付时间，卢国义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于家海主张涉案款项，故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为起诉之日，卢国义要求从2012年4月11日起算利息不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至于于家海辩称车辆转让价格为250万元显失公平，承上所述，于家海已经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对《转让声明》的内容进行追认，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对自身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故其上述答辩意见与其受让涉案车辆的行为相互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卢国义要求周继龙支付购车款及利息的问题。因于家海已对周继龙的行为进行追认，卢国义系与于家海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故其要求周继龙支付购车款及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转让声明》中并未约定购车款的具体支付时间，亦未明确约定用以抵扣购车款的工程具体名称。因此，卢国义依法随时有权要求于家海在合理期限内支付购车款，现卢国义通过本案起诉要求于家海支付购车款符合法律规定，于家海辩称应从车辆过户登记时起算诉讼时效并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另外，因何某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双方的询问，陈升汉与本案实体处理无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于于家海要求追加何某与陈升汉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于家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卢国义支付购车款25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以25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12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于家海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卢国义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2016）粤01民终376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于家海与卢国义在2011年12月8日结算岑村凤庄工程时，只结算实际工程余款414.8万元，未将双方民间借贷及车辆转让款并入结算。于家海质证认为：该证据形成于本案举证期限届满前，不属于新证据，卢国义提交的该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故意逾期提交，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建议二审法院对卢国义提交的该分证据不予采纳。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1．本案中所涉76万元车辆转让款并未在该案中进行认定，进一步证实了该76万元系车辆转让款而非工程款或借款。同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案涉车辆在转让时的实际价值也仅76万元，并非卢国义所称的几百万元。2．从该案判决书整体内容可以看出，本案所涉车辆转让款并未在该案中予以扣除，卢国义也并未在该案中提出类似抗辩，足以说明在2011年9月21日周继龙签署《转让声明》时，于家海本人并不知情，否则在后续该案所涉工程款结算时，不可能不将车辆转让款在工程款中予以抵扣。进一步证明了周继龙是在于家海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转让声明》，该《转让声明》对于家海并不具备法律拘束力。3．如果按一审法院的观点，于家海将案涉车辆过户到自己名下视为对《转让声明》的追认，则卢国义在该案中势必会提出类似的抗辩，但卢国义在该案中并未提及任何车辆转让款事宜，可见于家海本人并未对《转让声明》进行过任何追认。该车辆转让款实际上已经支付完毕，否则卢国义在该案中不可能不进行任何抗辩，且时隔多年后才对车辆转让款提起起诉，显然有违常理。进一步说明案涉车辆转让款已经及时足额支付完毕。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根据（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456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该案一审期间，卢国义向该案一审法院提交《转让声明》，以证明卢国义以其名下车牌号粤Ａ×××××号车辆转让给于家海用以抵扣250万元工程款，于家海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该案无关。根据（2016）粤01民终3767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于家海向该案一审法院提交《借条》复印件一份，并提供了2012年9月13日于家海向陈升汉转账40万元、唐旭向陈升汉转账36万元的银行业务凭证原件；于家海称，上述借款本是于家海为承包卢国义发包的三水工地而交纳的保证金，其也已通过自己及公司员工唐旭的账户将款项实际支付给了卢国义的员工陈升汉；但因该工地后未给于家海做，故双方协商该76万元转化为借款，并由卢丽燕代卢国义书写借条，时间倒签回转账之日。
二审庭审中，于家海、卢国义确认于家海与周继龙存在合伙关系；对于陈升汉身份，于家海陈述其是卢国义公司员工，负责车辆保管，卢国义公司所有车辆保险购买都是以其名义处理；卢国义陈述陈升汉之前是其公司司机，现在没有在公司工作。于家海另陈述，对《转让声明》不知情，是在卢国义提起本案诉讼时才知晓；在（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456号借贷案件中对《转让声明》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是因该案是另一律师代理，该证据对实体审查没有太大关联，因此并未对真实性过多纠缠，且于家海本人并未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卢国义另陈述，工程款结算时对抵扣车款有安排，但抵扣要以过户为前提，因结算时没有过户，因此没有抵扣；过户后没有再就抵扣作出协商，双方互有往来，除了支付工程款以外，还向于家海借款170万，就将车辆作价250万转让给于家海，其实该170万是作为工程保证金，只不过以借款形式表现，在支付工程款时借款也没有抵扣；在借款纠纷案中有提及车辆作价抵扣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转让声明》是否对于家海产生效力。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于家海辩称其受让车辆是因与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何某另行缔结买卖合同关系，并实际支付了76万元购车款。但根据于家海在（2016）粤01民终3767号案中的陈述，其认为2012年9月13日由于家海、唐旭向陈升汉转账的合计76万元为于家海为承包卢国义工程而交纳的保证金、后又转化为借款，与其在本案中对76万元款项用途是购车款的主张相悖。虽然该款项用途在（2016）粤01民终3767号案中没有予以认定，但已足以说明于家海在付款时并非用以支付购车款，现亦无证据证实在卢国义提起本案诉讼前，相关各方已就款项转化为购车款达成一致。同时，车辆原登记所有权人何某在一审中亦到庭作证，表示没有与于家海另行订立买卖合同。据此，于家海对于其受让车辆之依据的解释难以成立。第二，于家海在本案中辩称对《转让声明》不知情，是在卢国义提起本案诉讼时才知晓。但根据（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456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在该案一审审理期间，卢国义已向该案一审法院提交《转让声明》，且于家海质证认为对《转让声明》的真实性并无异议。第三，于家海辩称双方在工程款结算时并未扣除该款项，可见于家海对《转让声明》并不知情。但相关款项没有扣除并不足以证实于家海对《转让声明》不知情，且卢国义在（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456号案审理期间亦提交《转让声明》及工程款结算的相关证据，抗辩认为该案争议的借款在工程结算及车辆转让款中扣除。综上，本案中《转让声明》虽然是由周继龙以于家海名义签署，但于家海在《转让声明》签署后实际受让了涉案车辆，亦不能对其据以受让的依据作出合理解释，卢国义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已形成优势，一审法院认定于家海以实际履行行为追认了《转让声明》并无不妥。因于家海已以实际履行行为作出追认，故《转让声明》中约定的价格亦应对于家海具有约束力。另，《转让声明》中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关于购车款从工程款中扣除的约定应当认定为是对付款方式的约定，于家海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问题。第一，何某虽然是车辆的原登记所有权人，但其已在一审中出具《车某及转让过程的说明》，并出庭作证表示涉案车辆是由卢国义购买挂其名下，故何某、卢国义对车辆原权属状况并无争议，于家海上诉主张卢国义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何某应追加为本案当事人理据不足。第二，于家海、卢国义均确认陈升汉是卢国义公司员工，于家海二审中亦认可陈升汉是负责车辆保管和保险购买工作的公司员工，故陈升汉与本案实体处理没有利害关系，一审未予追加并无不妥。综上，于家海上诉认为一审存在程序问题亦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于家海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于家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凡
审判员 莫 芳
审判员 曹佑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莫碧航
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