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西民初字第16683号
原告陈×1，男，1935年11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朱瑞雷，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关若文（原告陈×1之妻），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退休干部。
被告陈×2，男，1943年9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于淑玲（被告陈×2之妻）。
委托代理人陈昱（被告陈×2之子），北京青年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出入境领队。
原告陈×1诉被告陈×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陈×1及其委托代理人朱瑞雷、关若文，被告陈×2之委托代理人于淑玲、陈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1诉称，被继承人乐禄怡是原告的母亲，1913年4月5日出生，于2001年2月10日去世，其生前留有遗嘱及情况说明共四份。乐禄怡去世前其父母及配偶早已去世。原告父亲陈子元于1907年2月3日出生，1981年3月30日去世。乐禄怡与陈子元生有三子即长子陈兴汉、次子陈×1、三子陈×2。陈兴汉终身未婚，无子女，已于2004年12月12日去世。北京市西城区xxxx17号楼2门2号、3号及5号三套房屋系1974年原西城区教场胡同15号的私房落实政策而安置给乐禄怡的。1981年原告父亲与外婆相继去世后，原告居住在xxxx17号楼2门2号房屋，母亲住在3号房屋，被告住在5号房屋，被告已单独立户。陈子元去世后，乐禄怡辞退了保姆，提出希望跟着原、被告一月一轮生活，但遭到被告的拒绝。原告安慰母亲他们不管原告全管，之后一直由原告照顾乐禄怡的生活。母亲一直希望原告可以一起将房屋进行置换，但是两套房子一起换走并换到一起并非易事。为此1988年5月，母亲曾到福利院寻找安静的生活，住过一段时间。原告为避免与被告吵闹，也搬到单位宿舍去住。1991年母亲在福利院骨折，又回来和原告住在一起，由原告护理照顾饮食起居直到2001年去世。在这期间被告从未过问和联系过母亲。1993年，被告将西城区xxxx17号楼2门5号房屋交还单位，由单位为其另行分配了房屋。1999年母亲让原告共出资55033.56元购买了xxxx17号楼2门2号和3号两套房屋，并说以后房子就给原告了。后来母亲又写下自书遗嘱和情况说明共四份，将诉争房屋留给原告继承。2012年在母亲去世十多年后，被告起诉原告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两处诉争房屋，原告出示了被继承人的遗嘱，后被告撤诉。原告对被继承人尽了完全的赡养义务，为她安排了平静愉快的生活环境，独自承担了日常生活的料理和患病的护理，也独自承担了被继承人生活、医疗及后事的费用，为被继承人料理了后事。本案诉争房屋是母亲乐禄怡的个人合法财产，其遗嘱也是合法有效的，应按照遗嘱继承。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北京市西城区xxxx17号楼2门2号房屋及北京市西城区xxxx17号楼2门3号房屋归原告陈×1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陈×2辩称，原告所述双方的亲属关系、父母及陈兴汉的去世时间均属实。西城区xxxx的房屋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考虑父亲陈子元的具体情况分配给陈子元的，并非安置给母亲的。原教场胡同15号的私房是母亲娘家的私宅，文革前乐禄怡携其丈夫陈子元和儿子陈×2寄居在那里，该房屋的产权人是乐家兄弟8人所有，产权人中并没有乐禄怡。当年的乐禄怡做为陈子元的配偶，是名符其实的家庭妇女，国家根本没有政策落实在她头上。诉争的两套房屋是文革后期七十年代初国家落实知识份子政策时，北京市卫生局责成小汤山疗养院和厂桥房管所在1971年为陈子元一家解决的基本住房，是根据陈子元的行政级别结合当时在京的实际居住人口而解决的。我们是在1972年搬入居住的，当时家中有三位老人，被告夫妇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当时家中根本没有什么保姆，那时候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可能雇保姆。我们与老人共同生活，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老人帮我们带孩子，四世同堂的生活大家都其乐融融，期间从未与他们发生过争执也从未向他们索取什么。而原告当时在外地工作，文革时又与家庭划清界限，很少回家看望，北京落实政策的情况他根本不清楚。母亲乐禄怡一生从未参加过社会工作，其家庭主要生活来源是靠丈夫陈子元的工资收入，即便有一些娘家补贴也很有限。1981年陈子元突发脑溢血过世，当时并未设立任何遗嘱，我们也没有对父亲的遗产进行过分割。考虑到母亲没有工资收入，我们都表示将父亲留下的家私留给母亲生活用。母亲出身在同仁堂乐家，当时收括了陈、乐两家的财产，按其当时的财富总值是足可以让她安享几个晚年的，以她的经济实力，非但不需要别人经济上的帮助，反而可以补贴别人。母亲享受的陈子元的高干津贴比被告夫妇当时的工资还要高。母亲有着丰厚殷实的经济基础，不需要他人接济，也不需要其他人进行赡养。诉争房屋从分配到购买，每一个环节的主角都是父亲陈子元，房屋购买时使用了父亲陈子元的工龄，所以诉争房屋应该认定为乐禄怡与陈子元的夫妻共同财产，母亲无权将父亲留下的遗产进行分配。被告陈×2将西城区xxxx17号楼2门5号房屋交回单位后，单位于1993年重新分配了福利房屋，此后被告一家就搬离了月坛，与母亲的联系就少了。而且自1993年后被告突发脑中风，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同时也无法工作，同年就办理了病退，后来又多次反复且病情加重。被告当时自顾不暇，也不愿意母亲年逾古稀还要为子女担忧，可能会忽略了老人的感情，但老人住福利院时我们也经常去看望，每次去时也都给老人钱。从1971年到1993年我们都尽到了照顾老人的义务。原告提交的遗嘱不能证明是母亲乐禄怡亲自书写的，这些材料只是说明房款缴纳情况，不能说明乐禄怡将房屋留给原告一人继承。写遗嘱时乐禄怡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即便遗嘱是其亲自所写，其写遗嘱时的精神状态也不清晰了。综上，我们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诉争房屋，同时希望考虑到被告生病的情况，对被告予以适当照顾。
经审理查明，乐禄怡与陈子元系夫妻关系，双方生有三子即长子陈兴汉、次子陈×1、三子陈×2。陈子元于1981年3月30日去世。陈兴汉（未婚无子女）于2004年12月12日去世。乐禄怡于2001年2月10日去世。
1990年6月12日，乐禄怡在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留有公证遗嘱，其内容为：“我立本遗嘱对属于我的财产作如下处理：将属于我的十六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二台、宝石花手表一块……及其他我个人的衣物，在我去世后，全部留给我的二儿子陈×1。将存在工商银行五四大街储蓄所存款壹万元，在我去世后留给我的大儿子陈兴汉百分之五十，留给二儿子陈×1百分之五十。”
1999年4月17日乐禄怡写有字条，其内容为：“我的三儿陈×2夫妇自八三年至今，除在八九年找过我一次索要我的住房外，从没过问过我的生活，对我不尽赡养之责，我的生活一直由二儿陈×1夫妇照顾。我的住房在八三年前已分给陈×2壹套独居（xxxx17楼2门5号）。因此我现有的住房及财物与陈×2夫妇无关。”1999年6月乐禄怡写有字条，其内容为：“我于九九年二月底股骨折，我的三儿中汉夫妇过去无事生非，常找我打架，极大伤害我的感情，因此骨折及百年之后的事均不告诉他们。”1999年6月10日乐禄怡写有字条，其内容为：“我的二儿陈×1八二年结婚后，我一直与二儿夫妇在一起生活，但没有给他们生活费。九0年至九九年三次骨折全是他们照顾，我过去有一点积蓄自己早已用光，现在没有钱给他们，特此说明。”1999年11月20日乐禄怡写有字条，其内容为：“因为我无钱，xxxx17号楼2门2号、3号由陈×1出钱购买或调换或继承。”原告主张上述四张字条为乐禄怡的自书遗嘱，被告否认遗嘱的真实性，但亦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被告称乐禄怡受胁迫及精神状态不佳一节，均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诉讼中，原告分别提供姑父周孟璞于1999年12月11日的证明及舅舅乐钊、舅妈沈恩秀于2000年1月的证明，上述证明均表明在乐禄怡生前其看到过上述四张字条。
2000年6月30日，乐禄怡分别与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两份《成本价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分别购买了西城区xxxx17号楼2门2号房屋（实付金额为18123.09元）及西城区xxxx17号楼2门3号房屋（实付金额为34535.39元）。2000年3月14日，乐禄怡交纳两处房屋的购房定金各1000元。2000年3月30日，乐禄怡分别交纳房价款17123.09元及33535.39元。2001年4月1日乐禄怡取得上述两处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诉讼中，原告提供立约日期为1979年7月1日的《房屋租赁契约》三份，承租人均为乐禄怡，房屋分别座落于xxxx12号楼2门2号、2门3号及2门5号。
另查，被告曾将其居住的西城区xxxx的5号房屋交给其所在单位北京市首饰进出口公司，该单位又为被告另行分配了福利房屋，其自1993年搬走后很多年与乐禄怡没有任何联系，被告在2011年左右才得知乐禄怡已去世。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北太平庄街道社保所证明、户口簿、死亡证明、骨灰安放证、北京市燕山水泥有限公司证明、丧葬费票据、周孟璞证明、乐钊和沈恩秀的证明、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人事处证明、房屋所有权证、购买公房申请书、成本价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购房收据、房屋租赁契约、乐禄怡手写字条四份、诊断证明书、住院病历、公证书、阜外大街派出所证明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应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夫妻一方死亡后双方的婚姻关系自动终止。乐禄怡于2000年6月购买诉争房屋时距陈子元1981年去世已近20年之久，购房款中即便包括了陈子元的工龄优惠，该优惠也只能作为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不具有可继承性。被告称诉争房屋应属陈子元与乐禄怡的夫妻共同财产一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诉争房屋系被继承人乐禄怡的个人合法财产，应作为乐禄怡的遗产予以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乐禄怡早在1990年就留有公证遗嘱，其内容虽未涉及本案诉争房屋，但就财产的处分原则与其在1999年留下的四份遗书中是具有连贯性的。被告自1993年起就未再与被继承人乐禄怡有任何联系，乐禄怡于1999年的遗书中未有被告权利的任何记载符合其心理状态。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否认遗书的真实性，但亦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被告称乐禄怡写遗书时受胁迫及精神状态不佳一节，均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故被告的上述主张，本院均不予采信。被继承人乐禄怡于1999年4月至11月期间先后写下的四份遗书中，意思表示清晰，内容具体、明确且有延续性，其中1999年11月20日的遗书中更是明确写明了诉争房屋由陈×1继承的字样，其虽未注明“遗嘱”字样，但涉及了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应按自书遗嘱对待。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乐禄怡生前所写遗嘱，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故本案应依遗嘱继承办理。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北京市西城区xxxx17号楼2门2号房屋（建筑面积33.8平方米）和北京市西城区xxxx17号楼2门3号房屋（建筑面积60.9平方米）归原告陈×1所有。
案件受理费两万一千八百四十六元，由原告陈×1负担（其中三十五元已交纳，余款两万一千八百一十一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邓 旋
人民陪审员 刘跃新
人民陪审员 仇春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一苇
张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