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民申166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栾海珍，女，196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紫薇，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晓敏，女，195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敏（王晓敏丈夫），男，住宁波市江东区。
原审第三人：王久林，男，196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原审第三人：宁波福来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64号。
法定代表人：王久林，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栾海珍与被申请人王晓敏、原审第三人王久林、宁波福来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典当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民终4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栾海珍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借款虽然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该借款与家庭生活无关，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王久林与本案类似的借款共有2445万元，经法院判决或调解的有1630万元。栾海珍作为国企公司管理人员，收入稳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普通家庭根本不需要千万之巨的款项。原判要求栾海珍举证证明该消极事实，有违传统证据法理论。二、案涉借款全部用于典当公司的经营活动而非家庭生产经营活动。2007年，典当公司自行借款，款汇到公司账户，公司出具借条。2008年后，为规避不得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款的规定，典当公司以王久林名义向其他个人借款，公司提供担保，并开立王久林个人专门账户，借款进入该账户，由公司财务掌控，资金进出全部由财务人员直接经办并建立专门的会计账簿。案涉借款中的第一笔50万元，由王晓敏2007年3月22日汇至公司账户，公司出具借条。2014年3月1日在资金仍由公司占用的情况下，改由王久林向王晓敏出具借条；第二笔40万元和第三笔120万元汇入王久林账户，由王久林出具借条，而典当公司均作为担保人签字。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该借款用于典当公司经营，典当公司系实际用款人。栾海珍经济独立，与王久林不存在家庭共同经营的经济实体。典当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王久林仅占股25%，借款发生时并非法定代表人，因此公司经营活动并非王久林个人经营活动，更非家庭经营活动。三、家庭生活并未分享债务带来的利益。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案涉借款为家庭生活带来了利益。虽然王久林从典当公司获取了劳动报酬，但是员工酬劳与股东权益存在区别。典当公司2010年至2013年的审计报告表明，公司连续亏损，并没有利润产生，并无股东分红。因此从借款发生至今，栾海珍家庭未享受股权投资收益。虽然王久林因法律意识不强，将个人账户用作公司融资，但相关账户均由公司财务掌握，资金单项流动，不存在王久林个人财务活动与公司经营活动混同的情形。王久林在所有借款中也没有获得利息差收益。四、栾海珍并未收取案涉借款的利息。原判混淆了王久林出借款应得的利息与案涉借款利息的区别。王久林除作为公司名义借款人外，也向公司出借款项。银行汇款凭证、公司借条、记账凭证证明、王云霞证明等证据可以证明2007年2月2日和10月25日王久林将其姐姐王云霞合计16万元款项以自己的名义拆借给典当公司，月息与王晓敏借款相同均为1.2%。典当公司支付王久林利息的时间、方式均与公司支付王晓敏利息的相同，两者性质相同，但该利息事出有因，与案涉借款无关。事实上，典当公司也仅在2012年12月底支付了一次利息11808元，打入栾海珍账户。由于栾海珍与王久林各自经济独立，2012年10月王云霞因病向栾海珍借款12000元，因此公司支付利息后，王久林为了归还王云霞向栾海珍的借款，直接将利息打入栾海珍的账户。五、栾海珍与王久林不存在为“家庭生活或生产经营”借款的合意。虽然栾海珍登记为典当公司监事，但是并未无证据证明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栾海珍仅为公司前置性审批所需的挂名监事，从未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与王晓敏从未有过接触，互不相识，对王久林包括案涉借款在内的代借资金并不知情。六、王晓敏非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语境下的善意出借人，不构成表见代理，无权主张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出借人必须是善意的。若出借人出借资金时明确知晓借款并非为家庭生产或经营所需，未尽注意义务，未要求借款人配偶同意或到场等方式控制风险，仍将其认定为善意的债权人，有违立法初衷，违反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的正当合理性，对配偶一方不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对非家事代理权范畴的行为，仅在构成表见代理时约束另一方。本案中王晓敏非善意出借人。其作为典当公司大股东的高管，从汇款账户和利息支付的高度一致性就明知王久林仅为名义借款人，资金用于典当公司。其将资金长期出借牟利，属于商业行为，应理性判断风险并承担必要的风险注意义务。更何况其还于2015年3月15日作为典当公司的债权人参加了第一届债权人会议。八、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他字第10号《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的相关规定。该答复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上，吸纳了夫妻共同生活标准的部分内涵，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适用更符合立法精神。本案中，栾海珍已经举证证明案涉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案涉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
王晓敏提交书面意见称，栾海珍二审庭审自认典当公司工商登记的监事栾海兰系其姐姐，所有签名均由其代签，50万元也系栾海珍出资，因此栾海珍实际系典当公司股东、董事和监事。根据2015年3月8日典当公司出具给法院执行局的说明和2014年12月6日的11号会计凭证，栾海珍家庭分别从典当公司提现106万元和1420682元。另外，2012年12月31日典当公司还将11808元直接打入栾海珍账户。因此栾海珍参与典当公司经营，其家庭从中获益，案涉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请求驳回栾海珍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原则上均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配偶一方举证证明存在法定的四种例外情形：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债权人知道该约定；三、债权人与债务人串通虚构债务；四、夫妻一方所负债务系赌债等违法债务。本案中，栾海珍作为未举债的配偶一方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王久林向王晓敏的借款存在上述四种例外情形。至于案涉借款的用途问题，栾海珍主张，案涉款项系王久林举债后用于典当公司的经营而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其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但是根据现有证据及栾海珍原审中的陈述，典当公司2005年9月30日成立时王久林作为董事出资250万元，栾海珍任监事，登记的董事栾海兰并未出资50万元，系借用栾海兰的名字并由栾海珍代为签名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因此，即使涉案借款实际用于典当公司经营活动，栾海珍也知晓并同意与王久林一起投资典当公司，存在与王久林共同参与公司经营的行为。且王久林从典当公司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也有证据证明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据上，原判认定案涉债务系王久林与栾海珍的夫妻共同债务，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再审申请人栾海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栾海珍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陈建勋
代理审判员 肖建光
代理审判员 沈 伟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