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灵寿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灵刑一初字第00083号
公诉机关灵寿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赵某甲，男，汉族，河北省新乐市人。因涉嫌滥用职权罪，经灵寿县检察院决定，于2013年11月26日被灵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3年12月12日被灵寿县公安局逮捕，羁押于灵寿县看守所。2015年1月25日被我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胡万清，河北国澳律师事务所律师
灵寿县人民检察院以灵检公刑诉（2014）15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某甲滥用职权一案，于2014年9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灵寿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孙兰记、刘迎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赵某甲及其辩护人胡万清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灵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5月至6月，被告人赵某甲在担任新乐市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期间，与石家庄市东大法律事务所陈某甲（另案处理）勾结，为达到通过虚假诉讼调解结案执行房产过户，从而规避限购政策、偷逃税收的目的，由陈某甲提供深圳房产交易双方身份材料、房产证复印件、虚假借款借据等诉讼材料，被告人赵某甲按照陈某甲的授意，先后伪造了8起欠款纠纷案件，均以以房抵债的方式调解结案，随后被告人赵某甲采取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的方式，将伪造的民事调解书、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由该登记中心将所伪造的8起欠款纠纷案件涉及的共25套房产执行过户，房产交易双方因此偷逃巨额税费，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并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作为虚假诉讼办理房产过户的报酬，被告人赵某甲收受陈某甲4300元左右现金，并由冯峥蝶出资在深圳游玩。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宣读被告人赵某甲的供述与辩解；证人陈某甲、马某甲、刘某甲、冯某甲、祖某某、刘某乙、陶某、骆某某、康某某、张某甲、王某甲、梁某某等人的证言；新乐市人民法院2011年度新立案情况统计表、任职证明、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的登记档案材料等书证。认为被告人赵某甲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应以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赵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辩护人辩称，一、被告人在办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渎职行为，但其行为尚未达到犯罪的程度，指控其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证据不足。（一）被告人没有伪造新乐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所谓伪造法律文书，是指没有通过法院的正当程序，私自制作法律文书的行为。在本案中，被告人共办理了8起民事案件，涉及8份民事调解书，案件分别为：1、2011年5月21日（2011）新民一初字第686号。2、2011年5月23日（2011）新民一初字第696号。3、2011年5月31日（2011）新民二初字第65号。4、2011年6月1日（2011）新民一初字第720号。5、2011年6月1日（2011）新民一初字第721号。6、2011年6月1日（2011）新民一初字第722号。7、2011年6月1日（2011）新民一初字第723号。8、2011年6月1日（2011）新民一初字第724号。从案件实际分析：第一、当时新乐法院办理案件已经采用立案和审判分离的方式，被告人办理的8个案件都是当事人的代理人在立案大厅立案，并向法院交纳了诉讼费用。当事人起诉立案是由立案庭审查受理，然后由立案庭分配给具体的办案人员，审判人员在案件受理前，并不能接触的具体案件，在客观上被告人不可能伪造案件。第二、被告人办理的8起案件，都是法院正式受理的案件，有正式的案件编号，有正规的流程，所以这8起案件不是假案。第三、被告人办理的8起案件，都制作有正式的调解书，按照当时法院的规定，调解书由庭长审批后就可以签发，而被告人本人是庭长职务，所以这些调解书是按程序签发的，不是被告人伪造。其中第686号调解笔录有当事人在深圳时签了字，第65号、第720、721、722、723号调解书送达回证都有当事人本人的签字。被告人只是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没有严格依照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进行调解，存在瑕疵，甚至违纪，但不构成伪造法律文书。（二）被告人不具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滥用职权罪在主观方面上要求行为人是故意，即明知其行为会造成危害后果；根据《刑法》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滥用职权罪属于结果犯。也就是说，被告人构成滥用职权罪，不仅要主观上明知，而且还要明知其行为会使当事人偷逃税费，或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犯罪后果。1、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与陈某甲勾结不妥。首先，在办案前被告人虽然与陈某甲有接触，但是只见了一面，双方并没有说具体的事情。被告人事先也并没有见到陈某甲代理这些案件的资料，被告人并没有与陈某甲策划、共谋的行为，被告人不具备“规避限购政策、偷逃税收”的目的，所以谈不上与陈某甲“勾结”。即使在实际办理案件过程中，陈某甲也没有告诉被告人借款借据是虚假的，而且案件当事人的身份材料和房产证是真实的，被告人主观上并不知道陈某甲提供的材料有虚假。其次，被告并不是明知有假而办假案。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没有按规定程序办案，其真实想法是认为案情简单，争议不大，当事人已自行协商好以物抵债，不会有什么差错，属于麻痹大意。正属于主观上没有恶意，客观上做了错事。2、被告人主观上也并不明知其审理该案的行为会导致当事人偷逃税费，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更不明知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1）当事人通过诉讼的方式办理房产过户法律并没有禁止，也就是说当事人选择的这种过户方式并不违法，所以被告人可以办理这一类型的案件。（2）现有的案卷材料并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选择的这种过户方式是规避限购政策，也没有当事人偷逃税收的证据，所以指控被告人的行为导致当事人偷逃税费没有事实根据。退一步讲，即使是当事人规避限购政策，那么，既然是政策，而且这种政策只是深圳地方性政策，就不能等同于法律，当事人的行为就不违法，进而被告人的行为也就谈不上犯罪。二、起诉书指控的所谓危害结果并不存在。滥用职权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但是在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并没有发生危害后果。（一）关于导致房产交易双方偷逃巨额税费的指控。1、税费是否偷逃。被告人办理的8起案件共涉及25套房产，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的档案资料显示，这25套房产过户时，均交纳了税款及相关费用。本案卷宗没有确认房产交易当事人偷逃税款的证据；没有偷逃税款数额的证据；没有向偷逃税款当事人追缴税款的证据；没有追究偷逃税款当事人责任的证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偷逃税款的说法很难成立。2、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能导致税费偷逃。被告人办理案件的行为能不能造成税款流失，法院的法律文书与税收有没有关联性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税务机关的税收，其依据不是法院的法律文书，法院的调解书只是确认双方的调解意见，其调解内容是当事人的意见，不是法院的意见。法院的法律文书只能起到确定双方解决纠纷的作用，不是税务部门在给当事人过户时免收或少收税款的依据，因为法院的法律文书中不涉及税费的负担，法院也没有职权去核定税款数额。核定税收，是税务部门的职责，如果房产过户双方真的少交了税款，那只能说明是税务部门没有正确履行职责。法院的法律文书只是要求产权登记部门协助过户，没有要求免税或减税，而且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是针对“深圳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并没有向税务部门发出法律文书，所以被告人制作的法律文书不论合法与否，均不会对税收产生影响。而事实上，深圳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和地方税务局也没有把法院的法律文书作为征收税费的依据，请看卷内证据：第一、涉及的住宅过户情况：每套房屋过户，都由深圳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深圳房地产权登记中心房地产登记情况表”中填写初审、复审、核准意见，对税收进行核定。第二、涉及的厂房过户情况：蓝秉理与宝安区松岗燕川永泰纸品厂的房地产过户，深圳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在过户审查时，认为其土地手续不完善，向蓝秉理发出完善土地手续的函，并向宝安区地方税务局发出“关于协助核查完税凭证信息的函”，在蓝秉理完善了相关手续后，才办理了过户，从法院2011年6月3日发出协助执行通知，直到2012年8月10日办理过户，时间跨度超过一年。以上材料说明一个冋题，税收与法院的法律文书无关，房产登记部门和税务局不是见到法院文书就办理过户，而是要进行审查，所以法院的法律文书不论是否存在问题，都不会影响税费的征收。3、谁应该对税费偷逃负责。针对房产交易税收问题，辩护人也进行了多方咨询，以石家庄市二手房交易过户为例，税务部门征税不以交易双方的成交价为核算依据，而是按不同区域制定了标准价，并以标准价征税，根本不会发生偷逃税款的情况。如果本案房产交易当事人确实存在偷逃税款的情况，说明是深圳地方税务局的税收制度存在漏洞。（二）关于是否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1、什么是国家损失。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行为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是不成立的。所谓国家损失应当是国家财政级别的损失，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本案涉及的房产交易税费都是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的“税”或深圳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的“费”，属于地方性的财政收入，与国家无关，不能定性为国家损失。2、损失数额是多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才构成犯罪，而本案没有损失数额，被告人的行为只是违法、违纪，不构成犯罪。（三）是否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没有明确解释，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没有具体的标准，在法院判决前，被告人只是涉嫌犯罪，并不是真正犯罪，所以说被告人的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没有确切的依据。综上所述，被告人被指控的滥用职权罪不成立。
退一步讲，即使被告人有罪，也具有相应的从轻情节：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均能向办案机关全面如实地供述涉案事实，并能够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表现出真诚的悔改诚意，属于从轻处罚的情节。被告人主观上没有犯罪恶意。系初犯、偶犯，原来在单位一贯表现良好，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如果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鉴于被告人的实际情况，也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请求考虑对被告人免于刑事处分。
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至6月，被告人赵某甲在担任新乐市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期间，由陈某甲提供深圳房产交易双方身份材料、房产证复印件、虚假借款借据等诉讼材料，由新乐市人民法院立案庭立案，被告人赵某甲先后办理了8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均以以房抵债的方式调解结案，随后被告人赵某甲采取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的方式，将民事调解书、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由该登记中心将此8起案件涉及的共25套房产执行过户。8起案件送达协助执行通知后，按照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税费表显示应交税费数额，均已交纳。无经济损失证据。
另查，由新乐市人民法院出具的2份证明证实，赵某甲在工作期间表现一贯良好，未受过任何处分。为了便于当事人诉讼、提高案件结案率、缩短办案周期，凡调解结案的案件由各庭庭长签字同意后即可盖章印发。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被告人赵某甲的供述与辩解
2013年11月25日两次供述：新乐市人民法院（2011）新民一初字第696号调解书是我主审的。这个案件是原告代理人陈某甲找到我说有个案件原被告能调解，立案时立到我名下。然后我要求立案庭把这个案件分到我名下。我当时考虑管辖权问题，陈某甲告诉我被告在新乐居住，我觉得这个案子没有问题，应该有管辖权。我没有到陈某甲所说的被告在新乐居住的地点核实。在审理这个案件时我没有见过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没有核实原被告双方的身份信息，没有核实身份信息和居住地的真实性，就是把原被告代理人拿来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书看了看。我不知道案件中原被告双方的民间借贷纠纷是否是真实的，我就是凭陈某甲提供的材料来认定的。这个案件的被告代理人及被告信息材料等都是陈某甲提供的，我没有见过被告代理人，陈某甲说能调解双方都没有意见并且把原被告双方材料提供过来，我根据陈某甲的意思制作的调解笔录和调解书，没有主持调解。立案的应诉通知书和调解书的送达我给了陈某甲，陈某甲拿走让被告签字后把送达回证给我，是不是被告及代理人签的我不知道。案件是我和祖某某去深圳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调解的案件一般不用强制执行，我认为不需要交付执行庭执行，平常我们也是主审法官执行。我与陈某甲是2010年冬天或是2011年春天在老乡栗某的宴请中认识的。认识时间不长，陈某甲找我办理了大概五、六件以上类似案件，都是我主审的。经查看，（2011）新民一初字第720号、722号、724号、65号调解书都是我主审的，审理的情况跟696号调解书一样，也是陈某甲找我办的。当时立案庭把第65号调解书这起案件分到了刘某乙名下，我跟立案庭说我把这个案子跟前面的一起办了，就从立案庭把案子拿走了。这起案件署名是刘某乙，但跟刘某乙没有关系。立案庭把722号调解书分到了我们庭王某乙名下，王某乙没有参与办理这起案件，是我自己办的署的王某乙的名。办理这些案件过程中，单位其他人员没有参与，就是陈某甲找的我，是我一个人办的，调解书等法律文书都是我一个人制作的，书记员没有参与。我跟立案庭打的招呼，是陈某甲代理的案件都分到我们庭，立案后我把这些案子全部拿走自己办了。把这些案件都办结后，陈某甲不是一次就是分两次共给过我4000多元现金，陈某甲跟我说还有我的钱，我听后感觉陈某甲找我办的案子有问题，说以后别再找我办这些案子，我以后也不要你的钱了。我办理这些案件共收了陈某甲4000多元好处费，这些钱我都零花了，我没有向组织说也没有上交组这些案件办结后，去深圳执行是我和祖某某去的，我们没有出任何费用，是陈某甲买好飞机票去的，深圳是一个姓冯的小伙子安排的。陈某甲找我办理的这些案件，审理过程肯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现在认为是违法了。
2013年11月25日第三次供述：新乐市人民法院民事一审卷宗正卷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722号案卷中两份授权委托书、个人借款合同、应诉通知书、两份申请书都是我填写的，组卷时找不到这些材料补的。案卷中调解笔录和调解书都是我制作的，不是陶某本人记录的。调解时陈某甲带着一个人到我那，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被告委托代理人刘某甲，我没有核实刘某甲身份。调解笔录陈某甲签名后，我没有注意刘某甲是否签名了。办理案件时印象中亲眼见过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律师函证明材料，后来装卷时没有找到，我就补了一个授权委托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是一份两联，可能当时为了省事，只给送达单位填写并送达了，入卷的那联没有补。去深圳执行时我和祖某某在场，复印的我和祖某某的执法工作证。
2013年11月26日供述内容与以上内容基本一致，另供述我认为我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我不知道给国家造成多少损失。
2013年11月28日的供述：（2011）新民一初字第696号案卷是立案庭分到我名下的，陈某甲立案当天给我打电话说案子正好立到我名下了，随后原被告代理人就到了，我当天制作了调解笔录和调解书。696号案卷是机打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是立案庭正常分流的案件，（2011）新民一初字第65号、722号、720号、724号案卷中手写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是为了分到我们名下，是我跟立案庭要的这四个案子。我记不住是否还办理过陈某甲代理的案子了。
2013年11月29日的供述：2012年度新民一初字第547号案卷是我办理的，办好手续后，我找祖某某说陈某甲又代理了一个类似案件，会不会有问题，祖院长就让邱俊田办理这起案件，要陈某甲撤诉，不撤诉就给他驳回。这起案件立案庭没有分给我，陈某甲找到我后，我想办理这件案件，我就依照陈某甲提供的材料制作了民事调解书。祖某某没有见过这份调解书。这件案件最后不是撤诉就是驳回。
2013年12月2日的供述：我记不清具体办理了几件陈某甲作为原告代理人代理的涉及深圳房产的借贷纠纷案件了，以新乐法院卷宗数为准。我从立案庭要到这些案件后，对案件材料没有严格审查。按提交的诉状说案件属于新乐法院管辖，借贷纠纷案件法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陈某甲代理的这几起案件被告基本都是深圳的，因为陈某甲诉状上写的居住地是新乐市，立案庭就受理了。按法律规定，立案庭和业务庭都应对被告人居住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核实，在实践操作中立案庭审查了立案材料，被告人没有提出异议，主审法官不会主动审查管辖权问题。陈某甲代理的案件，我没有核实被告人居住地的真实性。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686号案件是我办理的，陶某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案卷中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中空白项内容是陶某写的，应诉通知书空白项内容是我写的，两份授权委托书中的字是陈某甲写的，我说不清楚落款中委托人的签名是谁写的。案件调解时，当事人本人没有到场，马某丙也没有到场，我根据陈某甲的移送做的调解笔录，后当场制作了调解书。制作之前我跟陈某甲说当事人来不了得让代理人马某甲过来，她说马某甲有事来不了，马某甲说肯定没有问题，让陈某甲替马某甲在授权委托书和调解书上签字，我说让当事人必须确认后才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到深圳执行时，带着这份调解笔录，在深圳市房产登记中心陈某甲让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按手印，我没有核实黄某甲、罗某某的身份，调解笔录中陈某甲、马某甲的签名是去深圳之前在我办公室由陈某甲一人签的。法律是不允许在被告及代理人均未到场的情况下制作调解笔录的，严格的说这是伪造调解笔录。如果当事人不确认调解笔录，制作的调解书肯定是不合法的。原、被告双方的调解书我给了陈某甲，是否给双方当事人我不知道。新乐市人民法院民事一审卷宗2011年度新民二初字第65号卷宗、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696、723、724、721、720、722号卷宗，这七件案件在制作调解笔录时被告人及其代理人都没有在场，都是按照陈某甲的意思制作的调解笔录并据此制作了调解书，书记员没有参与，调解笔录中原被告代理人签名都是陈某甲签的，调解书都是送给了陈某甲，没有送达至被告或其代理人。案卷中原被告的授权委托书都是陈某甲给我的。
2013年12月13日的供述：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686、696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是我和祖某某送达到深圳房地产产权登记中心的。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720、721、722、723、724号案件和2011年度新民二初字第65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是邮寄送达的。去深圳送达在前，送达回证时间就是送达的时间。邮寄送达在后，具体什么时间我记不清了。我和祖某某去深圳送达法律文书，祖某某没有详细看过，他只是跟着去。我没有和祖某某详细汇报过。我办理的八起案件是陈某甲提供的诉状，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制作的。立案之前，陈某甲为了写起诉状让我给他提供几个小区，当时我知道几个小区的名字就告诉她了，具体哪几个我记不清了。我办理的这八起案件的被告地址的小区名称都是我提供给陈某甲的。我对这八起案件当事人双方是否有纠纷没有进行核实。法院在办理民事案件过程中涉及房产时应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我说不上我办理的这八件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制作调解笔录时，陈某甲说大部分欠款已用房产抵顶，双方均没有异议，要求加上房产过户这一项内容并予以确认，就是为了达到房产过户的目的。民事案件调解过程中出现不动产抵顶欠款的问题时，我没有考虑新乐法院是否还有管辖权。调解这八起案件时，原、被告及其代理人都不在场，都是按照陈某甲的意思制作的调解书，我认为这是违法行为，具体构成什么我说不上。我办理陈某甲代理的这些案件，陈某甲给了我4300元左右的好处外，邮寄的六件案件的诉讼费退了一半，陈某甲让我代支的，她一直没和我要，这些钱我用了，具体多少钱以六起案件的诉讼费收据为准。
2013年12月12日：宣布逮捕。认为自己有罪，有滥用职权罪。
自述材料1份：书写一般民事案件需要当事人及代理人提供的相关材料。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栗某证言：其系新乐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证实马某甲联系我，说他那有个律师找新乐法院的人商量点事，让我帮忙联系。五六天后，我、赵某甲、马某甲和一个女律师一起在聚缘饭店吃饭，女律师和赵某甲互留电话，还谈了来的意思，谈话的内容是通过法院解决深圳房屋限购的问题。后来我和马某甲没有说过去深圳的事。
2、证人陈某甲证言：2010年冯某乙找我，让我找法官办理案件，通过法院调解，以房抵债，达到过户的目的。2011年八九月份，我通过马某甲联系的新乐法院的赵某甲。在新乐一个饭店，和赵某甲见的面。吃饭时我把冯某乙给我的一个案子的起诉状、委托书等资料给了赵某甲，赵某甲说可以做，当事人的住所必须在新乐法院的管辖地。过了段时间，我说要去立案，让赵某甲提供几个属于他管辖的地址，赵某甲电话中提供了几个住址。我和赵某甲都知道起诉状当事人在新乐的住所是假的，后我把诉状邮寄给冯某乙让当事人签字后，我去立案的。我在新乐代理的案件，当事人及调解书所写的其他代理人均没有到庭参加调解，每次都是我和赵某甲办的，调解书是按照冯某乙电话告诉我的内容，我在告诉赵某甲，赵某甲按我的意思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调解笔录和调解书书记员应该也参与制作了，时间长了，我记不清了。我在场的时候就在送达回证上签字了。后我把冯某乙邮寄来的强制执行申请书提交赵某甲，赵某甲签发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带赵某甲、祖某某去深圳房地产产权登记中心办理房产过户，是冯某乙出的费用。
2013年12月30日证言：在新乐市法院代理的案件我都是原告代理人，印象中是冯某乙给的我授权委托书。我不清楚当事人双方是否存在借贷纠纷，资料都是冯某乙给我的。一开始我不清楚冯某乙做这些案件的目的，代理过程中，冯某乙告诉我是通过法院调解达到房产过户的目的，规避深圳市的限购政策。赵某甲知道做这些案子是为了规避深圳市的限购政策。我办理的8起案件中，除了梁某某亲自给我的授权委托书，其佘原告人我都不认识，是冯某乙给的我授权委托书。调解笔录上被告代理人马某甲、刘某甲、冯某甲的签字都是我签的，他们都没有参与调解，这几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函是我给的赵某甲。调解内容是根据冯某乙的授意写的，具体做案件时，有的是赵某甲和他们庭的女书记员有的是我通过我的电子邮箱发给冯某乙，冯某乙审核后定稿。这8起案件有的是我去立案，因为赵某甲需要等案号，我把材料和诉讼费给赵某甲，案号轮到他时，他去立案。诉讼费都是我出的，退费谁领了我不清楚。我共给赵某甲两次钱，一次是在赵某甲办公室给的6000元左右，让他交诉讼费，剩下的钱没给我。还有一次就是上次说的，赵某甲说换牙，我给了赵某甲7000元钱。
陈某甲自述材料6份，内容与以上供述基本一致。
3、证人马某甲证言：其系网易河北频道编辑。证实2011夏天，我和陈某甲到新乐找过新乐市政府工作人员栗某，为了到新乐市法院民庭找法官办理深圳房屋过户的事。陈某甲和我说深圳实行房产限购，给买卖双方虚拟借款纠纷，让借款方以房产抵顶债务，通过法律途径将房产过户，使购买者具备购房资格并少交费用。我跟栗某联系说了这事，栗某给我联系的新乐法院民庭赵庭长。联系好时间后，我、陈某甲、栗某和赵庭长在新乐一个饭店吃饭，吃饭时简单说了关于深圳房产方面的事，陈某甲和赵庭长留了联系方式。大概过了十来天，栗某打电话说陈某甲和赵庭长及主管副院长去了深圳和香港。我和栗某因为陈某甲把事办成后把我们甩了，做的不合适，后来就没有再说过这事，我也没有再帮陈某甲联系其他法院。陈某甲只是说不让我和栗某白忙活，没有说过按什么比例给我们好处费。新乐市人民法院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686号、696号、720号、723号案件，我都没有代理过，案件当事人我都不认识，没有接受过他们的委托，每个案卷中授权委托书、调解笔录、送达回证上“马某甲”的签字，经我辨认都不是我本人写的，我也没有参与过这四起案件的调解，从来没有收到过相关法律文书。陈某甲也没有让我代替其他人在授权委托书、调解协议上签过名字。
4、证人刘某甲证言：其系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与石家庄东大法律事务所陈某甲系同学。2011年下半年，陈某甲说长安法院有案子估计能调解，让我替她出庭，我给陈某甲两三套空白授权委托书和律所函，后我到长安法院直接签了字。我没有代理过新乐法院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新乐市人民法院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721、722、724号案件，我都没有代理过，每个案卷中授权委托书、调解笔录、送达回证上“刘某甲”的签字，经我辨认都不是我本人写的，我也没有参与过这三起案件的调解，从来没有收到过相关法律文书。我不认识新乐法院叫赵某甲的人。陈某甲没有让我代替其他人在授权委托书、调解协议上签过名字。
5、证人冯某甲证言：其系石家庄经济学院法律专业学生。证实2011年陈某甲让我在几个案子的授权委托书、调解笔录、送达回证上签过字，但我一件案子也没有参加过庭审。陈某甲带我去过桥东、长安法院，但我没有去过新乐市。新乐市人民法院2011年度新民二初字第65号案件，原被告我都不认识，案卷中授权委托书、调解笔录、送达回证上“冯某甲”的签字，经我辨认都不是我本人写的，我没有参与过这起案件的调解，从来没有收到过相关法律文书。陈某甲没有让我代替其他人在授权委托书、调解协议上签过名字。
6、证人祖某某证言：其于2007年5月担任新乐市法院副院长，主管民三庭。（2011）新民一初字第720号、722号、724号、696号案件和（2011）新民二初字第65号案件是调解结案，按惯例不经主管院长审批，立案、结案我都不知道，这些案件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赵某甲跟我说过有几个案子调解结案了去深圳执行，让我和他一起去，因为我在广东当兵想去转转，请示院长后就和赵某甲去了深圳。案子具体谁办理的我没有问。我和赵某甲及一个叫陈某甲的律师一起做飞机去的，深圳一个姓冯的接待的我们。第二天我把我的“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交给赵某甲，赵某甲去执行的。按照法律规定案件应该是审、执分离，赵某甲为什么去执行，我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
7、证人刘某乙证言：其系新乐市人民法院审判员，进院工作后至2013年在民三庭工作。没有办理过涉及深圳的案件。（2011）新民二初字第65号案件不是我办理的。立案庭自动分案，可能案子在我名下，但我没有办理过这个案子。赵某甲是庭长，2011年去过深圳，办过深圳的案子，但是不是这个案子我不知道。
8、证人王某乙证言：其在新乐市人民法院工作，于2006年调到民三庭。（2011）新民一初字第722号案件显示分流到我名下，民事调解书显示我独任审判，但不是我办理的。印象中赵某甲庭长说过有个案子调解了，是不是这个案件我不清楚。
9、证人陶某证言：其于2006年至2011年10月在新乐市法院民三庭任书记员。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696、720、722、724号案件和2011年度新民二初字第65号案件我都没有参与，调解笔录虽然写的记录人是我，但调解笔录不是我记录制作的，我没有参与调解。
10、证人骆某某证言：其于2005年到新乐市立案庭工作，2011年11月任新乐市法院书记员。我在立案庭期间负责案件的受理、立案、收费、退费工作。本届院长来了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立案审核后符合立案标准，我们根据诉状输入微机，系统自动分流到法官名下。立案庭打印出立案审查、审判流程信息表装入档案袋，如果打印机出了问题，我们将已经打印好的立案审查、审判流程信息表放进档案袋，办案法官自已填写信息表。办案法官在立案登记本上签写案件情况和取卷法官。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720、722、724号案件和2011年度新民二初字第65号案件，不是我受理的，我不知道案件时如何流转出去的。这四起案件的收费票据是赵某乙开的。案件中手写的信息表中审查人都是我的手章，这些盖好签章的空白信息表在办公室放着，如果机器出了问题就把空白的信息表放档案袋中交办案法官。
2014年5月4日证言：经看案卷和立案登记本，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720、721、722、723、724号案件是赵某乙登记立案的，2011年度新民二初字第65号案件是我登记立案的，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686、696号案件是刘某丙登记立案的。立案庭共我们三个窗口，申请人可以到任意一个窗口申请。我登记立案的这起案件因为比较简单，没有向陈某丙汇报。这些案件是谁到立案庭申请立案的想不起来了，确定案件管辖权依据是被告住所地，诉状列明的被告住所地是新乐市，我们就确定有管辖权。调解案件退一半诉讼费，原告或代理人拿着法律文书和原收费票据到立案庭申请退费。经看诉讼收费专用票据（退费），没有我办理的退费。以上8起案件我没有印象办过退费，想不起来赵某甲有没有到立案庭领过退费。
11、证人陈某乙证言：其于2011年10月进入新乐市法院立案庭，证实诉讼收费专用票据（退费）冀法N01619897、1619898的退费是我办理的，没有印象是谁领取的退费。想不起来赵某甲有没有到立案庭领过退费。
12、证人赵某乙证言：其于2001年5月进入新乐法院后一直在立案庭工作。经看案卷和立案登记本，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720、721、722、723、724号案件是我登记立案的，2011年度新民二初字第65号案件是骆某某登记立案的，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686、696号案件是刘某丙登记立案的。这些案件是谁到立案庭申请立案的想不起来了，确定案件管辖权依据诉状列明的被告住所地是新乐市，我们就确定有管辖权。经看诉讼收费专用票据（退费）冀法N01424175、3041687、3041687、1424153的退费是我办理的，没有印象是谁领取的退费。记不清赵某甲有没有到立案庭领过退费。
13、证人刘某丙证言：其于1999年5月至2013年在新乐市法院立案庭工作。证实内容与赵某乙基本一致。以上8起案件因比较简单，没有向陈某丙汇报过，是谁到立案庭申请立案的记不清了。想不起来赵某甲有没有到立案庭领过退费。
14、证人陈某丙证言：其于2006年6月至今任新乐市法院立案庭庭长。证实以上8起案件立案庭人员没有向我汇报过，不知道是谁申请立案的。案件登记一般是一人登记、一人录入微机、一人收费，三个人一块完成一个案件的立案工作。退费是在立案庭。
15、证人赵某丙证言：证实其系新乐市怡景苑小区1号楼2单元402室的户主，于2010年7、8月份购买。该套房子没有向外租赁过，不认识李某乙，李某乙从来没有在该套房子中居住过。
16、证人康某某证言：证实其新乐市元亨小区2号楼2单元301室的户主，于2006年购买。该套房子没有向外租赁过，不认识孟某某，孟某某从来没有在该套房子中居住过。
17、证人张某甲证言：其系新乐市建安小区2号楼1单元501室的户主，于2002年购买。该套房子没有向外租赁过，不认识王某甲，王某甲从来没有在该套房子中居住过。
18、证人王某甲、孟某某证言：该二人系新乐市人民法院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696号案件中的被告人。王某甲证实其名下位于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南侧的杭钢富春商务大厦1201、1202号房产是其亲戚莫某某借用其身份证购买的，其不认识马某乙，认识孟某某，孟某某在莫某某开办的公司上班。孟某某证实莫某某曾借用其身份证在深圳购买房产，但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买的、买了多少套，其名下位于位于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南侧的杭钢富春商务大厦1221、1223号房产，不是其购买的，不知道是谁以其名义购买的，其不认识马某乙和王某甲。王某甲、孟某某均证实不认识黄某某，经对该案卷进行辨认，称未向黄某某借过钱，没有签订过借款协议，没有任何纠纷。二人没有在新乐市居住过，不认识马某甲，没有委托过马某甲代理参加诉讼，没有收到过新乐市人民法院的任何法律文书。
19、证人梁某某证言：其系新乐市人民法院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720号案件中的原告人，证实其于2011年通过中原地产中介公司购买过李某丙、方某某位于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土洋村的房子，与李某丙、方某某是朋友关系。办理房产过户时，中介人员让我签了些空白文件，经辨认案卷中授权委托书、协议书、申请书上是我本人签字的，中原地产工作人员说是办理过户使用。我没有在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起诉过李某丙和方某某，我也没有委托过陈某甲作为我的代理人在新乐法院参加借款纠纷案件的诉讼，没有收到过新乐市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
20、证人袁某某证言：其系新乐市人民法院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723号案件中的原告人，证实其于2011年通过中原地产中介公司购买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东南滨新村的房子，但不知道买的谁的房子，不认识李某甲，与李某甲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办理房产过户时，中介人员让我签了些空白文件，没有让我看文件内容，经辨认案卷中授权委托书、申请书、送达回证上是我本人签字的，中原地产工作人员让我签名的文件可能就是这些文件。我没有在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起诉过李某甲，我也没有委托过陈某甲作为我的代理人在新乐法院参加借款纠纷案件的诉讼，没有收到过新乐市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
三、书证
1、新乐市人民法院出具的赵某甲任职证明：证实赵某甲于1988年6月起在新乐市人民法院工作，2011年期间其系民事审判三庭庭长。
2、新乐市人民法院2011年度新立案情况统计表：证明65、686、696、720、721、722、723、724号案号立案情况，案由均为借贷，接卷人为赵某甲，收费额分别为925、1050、650、1050、550、550、425、800元。
3、新乐市人民法院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686、696、720、721、722、723、724号案件和2011年度新民二初字第65号案卷：证明案件性质均为借贷纠纷，记载了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情况、收费情况及办理过程中的文书资料。8起案件经赵某甲确认均系其办理，均制作了调解书。8起案件的调解书载明书记员为陶某、原告代理人均为陈某甲、被告代理人有马某甲、刘某甲、冯某甲。
4、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的登记档案材料：证明新乐市人民法院2011年度新民一初字第686、696、720、721、722、723、724号案件和2011年度新民二初字第65号8起案件调解书涉及的房产均以法院协助执行方式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赵某甲为法院执行人员。
5、2013年12月6日新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出具的证明：证实本案涉及的案件原、被告人中付丹、马某乙、孟某某、王某甲、陈某丁、陈某戊、张某乙、高某某、李某甲、李某乙未在新乐城区分局登记过暂住信息，没有办理过暂住证。
6、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证实刘某甲于2011年3月到其单位工作，该单位叫刘某甲的仅此一人。
7、赵某甲办公室内的邮寄资料：国内特快专递邮寄详情单2张、特快专递邮件收据2张、购买邮票证明单2张。证明赵某甲将调解书等文书寄往深圳市产权登记中心。
8、记录纸一张：经赵某甲辨认，记载了以上部分案件的案号、系统分流办案人等情况。
9、新乐市人民法院未加盖公章的（2012）新民一初字第547号民事调解书及该案案卷：经赵某甲辨认，该调解书系其制作，供述其办好手续后找祖某某院长，祖院长说不能再给陈某甲办理此类案件，重新调整让邱俊田办理的。案卷显示此案原告撤回起诉。
10、新乐市人民法院退费票据4张。
11、2013年12月5日张建南在全国法院集中开展以房抵债类虚假案件自查清理工作协调会上的讲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下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各类虚假诉讼的紧急通知、南方都市报“深圳大款借虚假诉讼绕过限购令买楼炒房”，综合证实“以房抵债”类虚假诉讼案件的恶劣性质和法院人员参与制造虚假案件的严重危害性。
12、辩护人当庭提交由新乐市人民法院出具的2份证明，证明赵某甲在工作期间表现一贯良好，未受过任何处分。证实凡调解结案的案件由各庭庭长签字同意后即可盖章印发
13、公诉人当庭宣读张某丙一案中房地产税费计算表。说明有损失。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某甲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赵某甲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认罪态度较好。被告人赵某甲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对辩护人的免予刑事处罚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赵某甲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李合文
审判员 崔金建
审判员 尚庆敏
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冯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