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521民初4000号
原告：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赛达国际小区。
法定代表人：李保琪，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弓家卫，山东万航（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建涛，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永富，男，1963年7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钟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俊，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永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弓家卫、耿建涛、被告杨永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工程结算下浮部分的工程款1207622.15元；2.判令被告支付管理费2270329.64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9月10日，原告与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原告总承包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红星花园项目C区14＃楼，商铺、1＃、2＃车库工程。工程质量标准合格，合同价款采用固定价加变更方式确定，同时双方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2年6月6日、2013年4月13日双方又分别就工程施工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结算方式为采用可调价格据实结算，工程结算总价下浮6%。
2011年12月15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山东省阳谷县黄山路红星花园3、4号楼工程承包给被告，实际履行中还包括2号车库工程。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的约定，被告需按工程总造价缴纳国家规定所有的税金及规费；企业所得税由原告代收代缴，其他费用由被告在当地税务部门及有关部门缴纳。协议第一条第2项约定被告应切实履行及享受原告与建设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的责任义务及权利，协议第九条第2项补充条款约定，付款方式、结算方式以总包合同为准，原告收取12%14%的管理费。
2013年3月9日，因被告施工工期延误，且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原告分公司负责人ＸＸ华与被告签订了更换施工队伍的协议。
2014年3月，因原告与被告就施工的工程款支付以相关事宜未达成一致，被告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原告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目前案件已经审理完毕。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虽然原告与阳谷县红星公司约定工程款结算下浮6%，但在案件审理时工程尚未最终结算，原告可待工程最终结算实际履行下浮后再向被告杨永富主张权利。因部分税费尚未实际支付，原告可待涉案工程完全竣工后再行主张权利。案件审理中并未涉及管理费用等问题，但原、被告已经明确约定，且原告工程的管理已经支付了项目的管理成本费用。
2016年7月26日，原告与建设方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阳谷县红星花园3、4号楼及2号车库工程全部结算完毕，在审理结算时建设方已经按补充协议约定将工程总造价的6%在工程结算总价款中进行了扣除。
综上，合同约定的下浮6%的工程款1207622.15元，建设方在结算时已扣除，被告应该缴纳管理费2270329.64元，原被告已经明确约定并实际发生，故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上述事实，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述全部款项，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于被告承担。
被告杨永富辩称：1、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聊城分公司（下称十建聊城分公司）与我签订的《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生效法律文书也已认定该协议无效，协议中关于管理费的条款属无效条款，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十建公司依据无效的合同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
2、十建聊城分公司与红星公司于2013年4月13日签订的关于工程款下浮6%的补充协议签订于违法转包的协议书之后，该补充协议未经我认可，是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约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十建聊城分公司与红星公司签订的总承包合同与我无关，不对我发生法律效力。该补充协议超出了我在十建聊城分公司签订协议书时的合理预期，且该补充协议涉嫌恶意串通损害我的利益，人民法院依法应不予支持十建公司诉讼请求。
3、十建聊城分公司已于2013年3月9日与我协议退场，双方终止了施工关系，双方在退场时对工程结算进行了明确约定，约定工程款按咨询机构的审理据实结算。双方未约定我须向十建聊城分公司支付管理费也未约定工程款下浮6%，故十建公司请求我支付管理费及下浮部分工程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4、我于2014年起诉十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十建公司提起了反诉，但未就管理费提起反诉请求，也没有提出在工程款中扣减管理费的抗辩主张，十建公司遗漏该项请求，也没有提出在工程款中扣除管费的抗辩主张，十建公司遗漏该项请求，推定为其放弃了该项权利。人民法院已对双方之间工程款的问题做出了处理，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十建公司起诉我支付管理费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
5、十建聊城分公司承接了红星公司的工程项目之后，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名为承包实则是将工程非法转包给了我。我自行组织人员、机械、设备、资金、技术等进行了施工，由我个人自负盈亏、承担风险，工程已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我依法享有向十建公司要求据实结算工程款的权利。却要求我支付12%14%管理费谋取非法利益，该非法行为不应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我在工程前期投入较大，在后期要盈利的情况下却被迫退场，我并未在承建该工程中盈利，该工程处于亏损状状况，若判我支付管理费，对我显示公平。
6、原告提出的关于管理费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依法不享有胜诉权利。
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8日，原告聊城分公司与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原告总承包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红星花园项目C区14＃楼，商铺、1＃、2＃车库工程。工程质量标准合格，合同价款采用可调价格方式确定，合同价款调整方法详见补充协议。同时双方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2年6月6日，双方就工程施工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合同价格以双方确认的预算价格下浮6%，如设计变更、现场签证、价差应予调整。2012年9月10日，原告与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原告总承包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红星花园项目C区14＃楼，商铺、1＃、2＃车库工程。工程质量标准合格，合同价款采用固定价格方式确定，同时双方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3年4月13日双方就工程施工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结算方式为采用可调价格据实结算，工程结算总价下浮6%。
2011年12月15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山东省阳谷县黄山路红星花园3#、4#楼工程承包给被告，实际履行中还包括2#车库工程。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的约定，被告需按工程总造价缴纳国家规定所有的税金及规费；企业所得税由原告代收代缴，其他费用由被告在当地税务部门及有关部门缴纳。协议第一条第2项约定被告应切实履行及享受原告与建设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的责任义务及权利，协议第九条第2项补充条款约定，付款方式、结算方式以总包合同为准，原告收取12%14%的管理费。
2013年3月9日，因被告施工工期延误，且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原告分公司负责人ＸＸ华与被告签订了更换施工队伍的协议。
2014年7月26日，聊城正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工程造价征求意见核定表》，载明被告杨永富施工的2号车库审后造价为4509962.42元，3号楼主体工程7380540.43元，4号楼13层以下主体8236533.00元，共计20127035.85元。其中2号车库主体工程企业管理费144750.83元，装饰工程企业管理费34.82元；3号楼企业管理费342834.69元，装饰工程企业管理费726.29元；4号楼13层以下主体企业管理费371329.47元，装饰工程企业管理费643.97元，共计860320.07元。
2014年3月24日，双方因工程款纠纷被告将原告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聊城分公司起诉至法院。2015年5月19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聊民一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书，双方不服判决，均提起上诉，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2016）鲁民终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虽然原告与阳谷县红星公司约定工程款结算下浮6%，但在案件审理时工程尚未最终结算，原告可待工程最终结算实际履行下浮后再向被告杨永富主张权利。因部分税费尚未实际支付，原告可待涉案工程完全竣工后再行主张权利。案件审理中并未涉及管理费用等问题。
2016年7月26日，原告与建设方就阳谷县红星花园3#、4#楼及2#车库工程全部结算完毕，在审理结算时建设方已经按补充协议约定将工程总造价的6%在工程结算总价款中进行了扣除。
另查明，在施工过程中为了对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工程进度进行全面负责督促管理和技术指导，原告组建并派驻有项目技术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和建设部分临时设施。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1年12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聊城分公司将其总承包的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红星花园项目3#、4#楼及2#楼的车库工程承包给被告杨永富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自负盈亏。税金由原告代扣代缴，被告应切实履行及享受原告与建设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的责任义务及权利，被告向原告缴纳工程总造价12%14%的管理费用。同时双方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证据二：2012年6月6日，原告聊城分公司与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原告所施工的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红星花园项目C区14#楼，商铺、1#、2#车库工程，合同价款采用固定价方式确定，工程总价下浮6%。
证据三、2013年4月13日，原告聊城分公司与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原告所施工的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红星花园项目C区14#楼，商铺、1#、2#车库工程，结算方式采用可调价格据实结算，工程总价下浮6%。
证据四、聊城正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聊正信工咨基字【2016】233号咨询报告一份。证明2016年7月26日，原告与建设方就阳谷县红星花园3#、4#楼及2#车库工程结算完毕，在审计结算时建设方已按补充协议约定将工程总造价的6%在工程结算总价款中进行了扣除。
证据五、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法院已经认定工程结算款下浮6%，原告可在实际履行后向被告主张权利，税金原告可待涉案工程完全竣工后再行主张权利。
证据六、工程造价征求意见核定表一份。证明被告施工的阳谷县红星花园3#、4#楼及2#车库工程，经聊城正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工程造价为20127035.85元，应下浮6%，为1207622.15元。
证据七、2015年5月20日建设方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在被告施工中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等工程管理人员参与了项目管理，并实际产生了项目的管理成本费用。
证据八、原告的财务账簿一宗，证明原告与被告已经明确约定被告应支付给原告工程总造价12%14%的管理费用，原告在工程施工管理中已经实际支出了项目的管理成本费用。
证据九、2012年3月8日，原告的聊城分公司与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证明2012年3月8日，原告总承包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红星花园项目C区14#楼，商铺、1#、2#车库工程。工程质量标准合格，合同价款采用可调价格方式确定，同时双方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证据十、2012年9月10日，原告的聊城分公司与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证明2012年9月10日，原告总承包阳谷县红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红星花园项目C区14#楼，商铺、1#、2#车库工程。工程质量标准合格，合同价款采用固定价加变更方式确定，同时双方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被告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1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一份。
证据二、2013年3月9日《武汉十建集团聊城分公司关于更换阳谷红星花园C区3、4号楼施工队协议》，证明十建聊城分公司与被告达成协议，工程款由双方共同指定的审计部门审理核算，双方在结算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工程款结算需下浮6%，因此我们认为根据退场协议无需向十建聊城分公司支付下浮的工程款。
证据三、原告在另一案的民事反诉状。证明原告在另一案中未提出关于管理费的反诉请求。
本院依法组织对以上证据进行了质证。原、被告对对方提交证据所要证明的目的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被告杨永富系个人组织施工队承包涉案工程，无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因此，原被告于2011年12月15日签订的协议属无效协议。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不影响合同中有关解决争议条款的效力。被告实际施工的工程已经建设方验收使用，被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依法享有主张工程款的权利。（2014）聊民一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鲁民终260号民事判决书，均依据2014年7月26日聊城正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征求意见核定表》，判令原告支付被告工程款。判决书明确表示原告与阳谷县红星公司约定工程款结算下浮6%，但在案件审理时工程尚未最终结算，原告可待工程最终结算实际履行下浮后再向被告杨永富主张权利。双方2011年12月15日所签协议第一条第2项约定：被告应切实履行及享受原告与建设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的责任义务及权利。根据原告与建设方所签订的补充协议，2016年7月26日，原告与建设方就阳谷县红星花园3#、4#楼及2#车库工程全部结算完毕，在审理结算时建设方已经按补充协议约定将工程总造价的6%在工程结算总价款中进行了扣除。因此，在被告杨永富应得工程价款中应下浮6%，即20127035.85元×6%=1207622.15元。被告辩称原告与建设方所签订的关于工程价款下浮6%的补充协议是在被告退场后，原、被告之间就工程款已结算完毕，被告并没有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原告提出工程款下浮与被告无关。本院认为原、被告在签订协议书时已明确约定被告应切实履行及享受原告与建设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的责任义务及权利，而原告是在被告退场前即2012年6月6日就与建设方签订了工程总造价下浮6%的补充协议，因此原告与建设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对原、被告双方均有约束力，对于被告的该辩称理由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能否向被告收取管理费的问题，虽然双方所签订的涉案协议属无效协议，但在被告实际施工过程中，原告组建并派驻有项目技术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和建设部分临时设施，由此而产生必要的管理费用。2014年7月26日，聊城正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工程造价征求意见核定表》中也明确载明含有企业管理费项目，为原告支付被告工程款的范围之内。但双方约定原告收取12%14%的管理费，明显超出了《工程造价征求意见核定表》中载明的企业管理费，对超出部分即为原告非法转包所获取的利润，依法不予支持。在被告施工过程中，对于原告进行工程管理而实际支出的费用，被告应当予以给付。由于双方所签协议无效，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对于原告实际支出的管理费用，应由被告给付一半为宜，即860320.07元÷2=430160.04元。原告在上述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二审中均未主张管理费，因此原告此次起诉主张管理费并不构成重复起诉。因原告与建设方就涉案工程于2016年7月才进行最后结算，因此原告主张管理费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永富给付原告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下浮工程款1207622.15元；
二、被告杨永富给付原告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支出的管理费430160.04元；
三、上述款项均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过付；
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624元，减半收取为17312元，由原告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9160元，被告杨永富负担815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杨永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树峰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孔朋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