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3民终3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深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587265488C。法定代表人：殷丙波，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平,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虎，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秀旭，男，汉族，1969年1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蕴智，男，汉族，1944年8月18日出生，户籍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现住遵义市汇川区。上诉人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秀旭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3民初3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城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3民初3017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121896元。上诉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将租赁车辆交回上诉人时间为双方《出租汽车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履行《出租汽车租赁合同》中发生纠纷由来已久。2015年被上诉人以出现城区市政施工交通拥堵等情形，以出现情势变更为由单方将租赁车辆停回上诉人处，该次纠纷经汇川法院审理后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两审人民法院均认为当时并不存在情势变更情形，据此确认案外人张秀旭单方将租赁车辆停回的行为违约，但法院无法查明被上诉人将租赁车辆具体停回上诉人处的时间及车辆是否需要维修，导致计算停运损失时间起点及修理费无证据支撑，最终法院无法按照实际停运时间支持停运损失和修理费用。出于上述案件的教训，本次被上诉人单方将租赁车辆停回上诉人处时，上诉人为固定停运时间起点及确认停回车辆是否存在损坏的目的，上诉人内部出具了验车标准及出具了收车单并要求被上诉人签字确认。因此，上诉人出具验车标准及要求被上诉人在收车单上签字的行为并非双方达成合意解除《出租汽车租赁合同》，而只是确认被上诉人单方将租赁车辆停回上诉人处的时间及车辆是否有损坏的事实。而本案一审法院却以收车依据、结算清单、原告的申请等证据来确认双方解除《出租汽车租赁合同》的时间为被申请人交车时间。事实上双方并未就合同的解除与变更达成合意，单方交车只是双方产生矛盾的开始。双方真正解除《出租汽车租赁合同》的合意应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暂扣每台车3000元、4000元、5000元后将剩佘风险金退还给被上诉人时。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单方将租赁车辆停回上诉人时为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系事实认定错误。另外，对于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履行《出租汽车租赁合同》时出现情势变更情形上诉人予以认可。但出现情势变更情形时合同双方就合同的解除或者变更达不成一致意见时，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仍然有效，除非经有权机构予以解除或变更。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向有权机构要求变更或解除。因此，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结合上诉人将租赁车辆重新发包的时间和被上诉人单方将车辆停回被上诉人处的时间，上诉人该段时间的停运损失客观存在。再结合被上诉人起诉状中所述上诉人是2013年1月开始对外发包（实际上为2012年11月份）租赁汽车，其2013年2月才签的《出租汽车租赁合同》，可以看出车辆重新承包需要2-3个月，加之现在租赁车辆已老旧的事实。一审法院仅仅支持停运时间为10天并不合理，按照行业习惯，2个月的重新承包期限较为合适，因此，每辆租赁车辆的停运损失应当为6300/月x2月÷2=6300元，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的停运损失为12辆车x6300元=75600元。2、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被上诉人每辆车承担逾期支付承租费的违约金为50元并不合理。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出租汽车租赁合同》的时间应为双方达成暂扣每台车3000元、4000元、5000元后将剩余风险金退还给被上诉人时，一审中，被上诉人代理人明确上诉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要求调整，最多按照月息2%计算，就算按照该标准，以平均每辆车拖欠45天承包费，逾期4个月计算，每台车逾期违约金应为7150元/月xl.5月x2%x4月=858元，被上诉人逾期违约金应为858元x12辆车=10296元。3、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车辆维修费（或让渡给下一承包业主的维修费）系事实认定错误。针对所产生的车辆维修费（或让渡给下一承包业主的维修费），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交车时上诉人进行了车辆检查，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所交车辆存在问题。但在被上诉人提交的《交车单》中均载明了租赁车辆存在问题，被上诉人辩称已将损坏部位修好，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被上诉人单方退回的租赁车辆存在问题是客观事实。从上诉人提交的两台车辆维修票据可以看出，上诉人曾试图将退回车辆修理完好后出租，但费用均高达五千元左右。据此，上诉人将维修费以让渡给下一承租人的方式从而减少维修费用并无不妥。且被上诉人曾电话联系上诉人的经理要求扣留3000元修理费后另行发包。另，被上诉人提交了其将出租车辆打包交由维修企业修理所支付的修理费为每车每月一千余元，且只针对车辆几个部位的损坏进行维修，也能证明修理租赁车辆需要高额修理费。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让渡给下一承租人的修理费与被上诉人无关系事实认定错误。综合被上诉人提供的日常修理费用和上诉人已经让渡的修理费，上诉人认可按照每车3000元予以补偿。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修理费用应为3000元/辆x12辆车=36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情形，导致最终认定的上诉人损失过低。因此，二审法院应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望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为谢。被上诉人张秀旭未作书面答辩。被上诉人张秀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被其扣留的安全保证金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红城公司反诉请求：1、判决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被告（反诉原告）违约损失280220元；2、反诉费用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红城公司从事出租车租赁业务，在2013年1月面向社会发包出租汽车。2013年2月4日，原告张秀旭与被告红城公司签订了十二份《出租汽车租赁合同》，双方约定，被告将贵Ｃ×××××号、贵Ｃ×××××号、贵Ｃ×××××号、贵Ｃ×××××号、贵Ｃ×××××号、贵Ｃ×××××号、贵Ｃ×××××号、贵Ｃ×××××号、贵Ｃ×××××号、贵Ｃ×××××号、贵Ｃ×××××号、贵Ｃ×××××号出租车租赁给原告经营，原告每辆每月缴纳承包费8320元，在每月15日、30日分两次缴纳每辆车承包费。租期为2013年2月4日至2018年2月3日，并向被告缴纳每辆车50000元风险保证金。租赁期届满后，原告清结因车辆产生的费用后，被告才向原告退还风险保险金。如果原告逾期缴纳租赁费，原告必须向被告缴纳滞纳金每天50元，逾期超过5天视为原告违约，责任自负。如果原告违反合同约定，单方交回车辆，被告可以扣除全额风险金作为违约金进行车辆的维修。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原、被告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的，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还约定了其他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缴纳了每辆50000元风险保证金，并获得被告提交车辆的营运权利。合同履行初期，双方均能满足各自的合同目的，达到预期收益。随着巡游车辆的增多，网约车的推广，使巡游出租车经营效益出现极大的下滑。2016年10月28日，贵州省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出租车经营权的收费制度，实行经营权无偿使用制度。我市从2016年11月1日开始执行，同时要求出租车企业降低承包费，减轻驾驶员经营负担。为此，原告等承租人纷纷向被告提出降低承包费的要求，并于2016年11月7日向被告提交了书面申请。遵义市汇川区出租汽车行业协会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及承包人的要求出台了出租汽车企业收取承包费的指导性文件，被告按照相关文件精神降低了承包费用并告知原告等人，但原告认为变更后的合同条件仍然不能接受。经双方协商后，被告同意原告交回车辆，但需对车辆进行检验，并出台了《出租汽车退车检验（修理）标准》，由被告专人进行检验，发现问题后再由原告自行维修，直至符合被告的收车条件。原告分别于2016年9月22日、10月21日，2016年11月14日、17日、21日、28日将租赁车辆交还被告，被告有的要求原告在《终止合同申请》签字；有的采取出具收车收据；有的要求被告出具书面承诺，目的均是要求原告在交车时申明：因市场原因，特向公司申请终止承包合同。承诺交车前补交所欠公司产值，并处理完车辆违章行为；接受双方关于终止合同的协商结果，所收取驾驶员的押金一律由本人全额清退，与公司无关；合同终止前的债权债务由我全额承担等内容。之后，被告在退还原告风险保证金时，扣除了原告应当支付的承包费，对此，原告没有异议。但被告单方扣除原告50000元保证金，原告不予认可，双方产生纠纷并达成协议通过法院裁决。另查，按照合同约定，原告2016年10月前每月应当缴纳被告承包费为7150元。原、被告解除合同后，原告已经结清应当支付被告2016年9月、10月、11月的承包费。被告接收原告车辆后，已将该车发包他人承租。2016年11月1日起，被告面向社会发包车辆的承包费为每月63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出租汽车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相关职能部门取消出租车有偿使用经营权制度，使被告出租车辆的经营成本发生变化，这一重大改变不是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的，也不是原、被告主观意志造成，但是客观上动摇了原、被告双方的合同基础，继续履行原合同显失公平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允许原、被告对《出租汽车租赁合同》的内容进行变更或者解除。由于原、被告在商议变更合同内容时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选择协商终止合同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有被告收车依据、结算清单、原告的申请等证据证明。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被告分别于2016年9月22日、10月21日，2016年11月14日、17日、21日、28日收回原告车辆，原告丧失履行合同的权利，故，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应当分别认定为2016年9月22日、10月21日，2016年11月14日、17日、21日、2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原、被告在解除合同后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结算相关费用，由于被告扣留原告保证金50000元用于抵扣解除合同的损失，双方产生争议，对此，分析如下：1、原告是否迟延缴纳承包费？庭审中查明原告分别于2016年9月22日、10月21日，2016年11月14日、17日、21日、28日交车时，尚欠被告2016年9月、10月的每月承包费7150元和11月部分承包费。虽然双方在结算时原告补交了承包费，但根据合同约定的缴纳时间，原告存在迟延支付承包费的事实。原告主张其迟延缴纳承包费是经被告同意，但无相应证据证明，对此反驳理由不予采信，故，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双方约定的逾期滞纳金每天为50元，明显过分高于被告的损失，原告申请适当减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之规定，应当准许。因原告迟延缴纳承包费的时间正是双方协商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期间，经营极不正常，原告主观故意迟延交付的过错不明显，酌情调整原告支付被告每辆车违约金50元，共计600元。2、车辆停运损失是否应当支持？双方协议解除合同后，被告出租车辆停运，需要一定的时间再次发布广告、签订出租车辆合同，客观上产生了停运损失。但被告将原告交车时至其再次发包车辆期间计算为损失要求原告承担，理由不充分。因原告交车后，被告是否再次出租，取决于被告的意愿，其主张的停运时间和损失不是合同解除的必然结果。且双方协商解除合同为了各自的利益损失最小化，又均无过错，由此产生的合理损失，可以要求受益人承担，本案解除合同双方均是受益者，应当分别承担合理费用，酌情考虑每辆车十天停运损失，每天以210元计算（发包费每月为6300元），共计损失25200元，双方各承担50%，即12600元。3、被告主张其发包车辆时的维修费或者车辆维修补偿费是否应当支持？庭审中查明，原告交车时被告进行了车辆检查，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所交车辆存在问题。被告再次发包时对车辆进行维修产生的费用或者让渡新承包人车辆维修的优惠补贴，与原告无关，其请求不予支持。综上理由，根据双方约定，原告在结清出租车辆的相关费用后，被告应当返还原告保证金。被告单方扣留原告50000元，于法无据，应当在扣除原告承担的滞纳金600元及损失12600元后返还原告其余保证金36800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张秀旭保证金36800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元，依法减半收取350元，反诉费2750元，共计3100元，由原告张秀旭负担800元，被告（反诉原告）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300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经审查，原审法院经庭审质证而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合同解除时间的问题，经查，被上诉人张秀旭等多名出租车租赁业主于2016年11月7日向上诉人提交关于减少产值、办理歇业的“申请”后，双方未能就经营车辆减少产值等问题达成一致，在此情形下，张秀旭将其承包车辆向上诉人提出终止合同申请后，将经营车辆交还给上诉人。上诉人接收车辆后，并未向张秀旭提出不予解除合同，且随后将涉案车辆另行发包给他人经营。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张秀旭交还车辆的行为已得到上诉人的认可，故张秀旭交还车辆之日应视为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上诉人关于双方未就合同解除与变更达成合意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停运损失的问题。红城公司主张计算2个月重新承包期限的停运损失缺乏充分证据，鉴于重新发包车辆受市场原因、车辆状况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0天停运损失，并无不当。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双方约定的逾期滞纳金每天为50元，明显过高，张秀旭申请适当减少，在红城公司没有提供其损失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调整张秀旭支付违约金5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要求按照10296元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关于红城公司主张的车辆修理费问题。张秀旭交车时双方对于车辆维修费并未协商如何处理，且上诉人已将车辆另行发包给他人经营，故上诉人在本案中提出的每辆车3000元的维修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与他人就该车辆协商的维修费未得到被上诉人的认可，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本案维修费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红城公司的相关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40元，由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雨审 判 员  李宗洪代理审判员  施正高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书 记 员  袁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