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民终35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上海申蕴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安徽信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泳艳，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某因与被上诉人熊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7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熊某全部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熊某负担。事实与理由：一、熊某诉称的损失系虚构的，并未真实发生，其主张发生损失的证据不足，损失不应得到法庭的认可。1、熊某主张损失的依据是因与案外人钱国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定金1000万元，由于股权被查封未能履行，熊某双倍返还了钱国华定金即2000万元并赔偿案外人利息损失387万元，从熊某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可以看到，这份合同明显对熊某极为不利（熊某违约面临巨额赔偿，股权受让方钱国华违约承担的违约责任极小，对熊某明显不公平），不符合逻辑和常理，违背日常交易习惯，如：①股权转让款仅为1500万元，却约定1000万元定金，定金已经达到了66.67%，明显违反了定金不超过合同标的额20%的法律规定，还约定违约熊某需要双倍返还定金，而对于受让方违约，仅约定每日承担1万元违约金，双方的权利义务极不对等；②股权转让款仅为1500万元，熊某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定金即2000万元外还需承担高额利息损失，违约金及利息损失赔偿总额明显高于可能给受让方造成的损失；③协议约定签订后迟于45日，在5个月内完成变更登记的，熊某仅按1000万元收取股权转让款，一下子又减免了500万元，让利幅度太大，不符合常理；④协议标的额涉及1500万元，不是小数目，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却过于草率，大部分约定均是为熊某本次诉讼作为有利于其的证据服务的约定，而协议抬头双方仅填写了姓名，身份证号码处却不填写。比照熊某提供的与姚某等人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协议内容条款众多，且每位签订者均填写了身份证号码。由此可以看出，这是熊某自行制作的一份虚假合同，目的是为提起本次恶意诉讼服务，才能解释为何会有如此不合常理的股权转让合同存在。2、2015年6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除了会议参加人的签名系手写外，日期“6”、“19”也是手写，其余均是打印，若同熊某申请的证人于某所述，股东会决议系当日现场制作，为何现场不将日期打印好，还要多此一举手动填写呢？另，该股东会决议中连熊某转让股权的价款都没有，与常理不符，可见该份股东会决议的形成时间、内容均存在疑点。3、熊某提供的收取定金的转账单不是案外人钱国华的账户支付的，且转账用途明确注明为借款，转账付款方虽然出具情况说明证明系按照钱国华的指示付款，但这份说明一没负责人签字、二没制作人签字，转账付款方也没提供主体资料以证实其系真实存在的民事主体，这份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形式，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熊某所称收取定金的转账实为其向转账方的借款，熊某捏造了收取案外人钱国华定金的事实。4、2015年7月24日熊某发给姚某的股权转让通知中记载的股权款为1000万元，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1500万元不一致。熊某解释称，因预估在合同约定的45日内无法完成股权转让，故直接按照1000万元股权款通知姚某，此解释不能成立。熊某当庭也陈述了，即使姚某不同意转让股权，熊某也可以强行转让，只是怕影响股东关系才没有强行转让。因此熊某发出通知时，完全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完成股权转让。故其通知中记载的股权款1000万元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1500万元不一致的原因在于，股权转让合同中的转让款、定金等约定均系为熊某提起本次诉讼所虚构的，才会与股权转让通知记载的股权款存在差异。5、按照熊某当庭所述，其完全有能力在姚某不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下强行转让，但熊某却迟迟不为案外人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根本不担心违约面临双倍返还定金高达2000万元及支付利息损失，与常理不符，而在股权被查封后，又很痛快的与案外人签订补充协议，也不考虑承担的违约责任（双倍返还定金并支付利息）已经比合同标的额还要高，更是有违常理。熊某的表现反映出其迫切希望达到的结果便是：股权转让合同无法顺利履行，有借口双倍返还定金并支付利息给钱国华，再以此损失起诉姚某赔偿。6、熊某提供的双倍返还定金及支付利息损失的转账单也不是其账户支付，且转账用途为合同款，转账付款方虽然出具说明证明系按照熊某的委托付款，但这份说明同样没有负责人、制作人签字，也没提供主体资料以证实其系真实存在的民事主体，同样不符合证据形式，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熊某所称双倍返还定金及支付利息均系虚构，并未真实发生。二、假设熊某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2015年6月19日股东会决议、收取定金、补充协议、双倍返还定金的证据均为真实的前提下，熊某产生的损失亦是其自身过错导致的，与姚某无关，姚某无需承担赔偿责任。1、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6月17日，此时尚未召开股东会对转让一事表决，不获通过或者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的可能性极大，熊某作为常年经营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不可能不知晓其中利害关系，熊某在庭审中也当庭陈述了他觉得除了姚某，其他股东都没有资金行使优先购买权，既然熊某认识到了姚某有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能力，却不经过姚某同意就签订这份股权转让合同，最终导致合同无法顺利履行，双倍返还定金，显然系熊某自身过错造成。2、熊某提供的所谓2015年6月19日股东会决议虽然有部分股东签字同意转让股权，但并没有姚某的签字确认，如前所述，熊某明知姚某具有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能力，却在没有确认姚某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即于2015年6月24日收取钱国华支付的所谓定金，最终导致双倍返还定金，显然系熊某自身过错造成。3、熊某当庭陈述，即使姚某不同意转让股权，熊某强行转让也是可以转成的，只是怕影响股东关系才没有强行转让，且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很方便，不需要对资产评估。因此，按照熊某的陈述，姚某完全有能力在合同约定的45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其没能按约完成系其自身拖延办理造成的。熊某仅仅因为怕影响股东关系就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此宁愿将原1500万元的股权款拖延到合同签订后45日后只剩1000万元仍不去办理变更登记，在2015年8月18日收到姚某不同意转让股权的通知，股东关系已经恶化的情况下仍拖延不去办理变更登记，最终导致2015年10月22日股权被查封冻结无法办理过户，可以看出，从2015年6月17日合同签订后至2015年10月22日股权被查封，期间长达四个多月，熊某迟迟不办理股权过户导致违约产生损失，完全系其自身过错造成。4、根据熊某当庭所称，其在2015年的资金状况没有大问题，有投资、有房产，因此熊某在得知其股权被查封后，完全可以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向法院提供财产担保申请变更查封冻结的财产。熊某自身不积极应对导致发生损失，应当自行承担损失。三、申请保全熊某财产系姚某与案外人陈锡洲共同作出的，即使一审法院认定不当保全给熊某造成了损失200万元成立，也应当由姚某与陈锡洲按照各自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直接判决姚某承担全部责任，系对事实认定错误。熊某二审辩称：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熊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姚某赔偿熊某经济损失1387万元及利息67361元（自2016年7月26日起，依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6%，暂计算至2016年8月26日，至款清之日止）；2、姚某承担律师费3.5万元；3、姚某承担本案诉讼、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8日，芜湖君和公司章程中，确定姚某为芜湖君和公司的股东，所占股份为全部股份的10%。2011年3月26日，熊某、于某、杨建华、姚某、陈锡洲、孙红、阮文全、席胜利、侯克兵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出资开发芜屯项目，协议确定了各出资人的出资份额，并约定各出资人根据实际出资确定项目公司股份比例，按确定的项目公司股份比例享受收益，承担风险，上述投资人共同委托甲方（即熊某、于某、杨建华）主持并负责项目的各项工作，具有最终决定权，其余各方均应服从甲方的最终决定权，且无争议。甲方应充分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按月向各股东提供能够真实反映公司运营情况的财务报表。2011年4月20日，姚某、陈锡洲共向芜湖君和公司缴纳出资2200万元，芜湖君和公司为姚某、陈锡洲出具收据。2015年6月17日，熊某（甲方）与钱国华（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双方约定，由熊某将其持有的芜湖君和公司33%的股份转让给钱国华，转让价款为1500万元。在合同签订后1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1000万元；若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后45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前期已支付定金转化为股权转让款，且乙方应在公司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5日内，支付后期500万元股权转让款；若甲方在本合同签订45日后并在合同签订后五个月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前期已支付定金转化为股权转让款，且甲方免除乙方后期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若甲方未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乙方有权要求单方解除本合同，甲方应双倍退还定金，并按实际占用天数，以月息3%为标准向乙方支付已支付款项的占用利息。2015年6月19日，芜湖君和公司召开股东会，对熊某将其持有的芜湖君和公司股权转让给钱国华、于某、杨建华一事进行讨论，公司股东熊某、孙红、席胜利、阮文全、杨建华参会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明确放弃优先受让权。钱国华列席该次会议。2015年7月24日，熊某向芜湖君和公司各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拟将其所有的芜湖君和公司33%的股权，作价1000万元转让给钱国华，告知各股东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主张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2015年8月18日，姚某向熊某发出《关于不同意股权转让的函》，不同意熊某转让其持有的芜湖君和公司股权。2015年9月7日，熊某向姚某发出《优先购买股权通知书》，再次告知姚某，如不同意熊某将其芜湖君和公司股权转让给钱国华，可以在收到通知后20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逾期将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2015年8月13日，姚某和陈锡洲向熊某发出《关于解除的通知》，并于同年8月19日向合肥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要求解除2011年3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2015年10月22日，姚某和陈锡洲申请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查封熊某财产2200万元，该院依申请人申请查封了熊某持有的芜湖君和公司股权。一审另查明：2015年6月24日，安徽杰美家具有限公司通过徽商银行网银分三次向熊某银行账户转账共计1000万元，附言备注为借款。2016年7月1日，安徽杰美家具有限公司出具《委托付款说明》一份，说明系接受钱国华委托付款指令，向熊某支付上述款项。2015年12月13日，熊某与钱国华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解除双方于2015年6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熊某依约返还钱国华双倍定金共计2000万元，并以1000万元为基数，依照月息3%支付至实际还清2000万元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2016年7月21日和7月26日，安徽省智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向钱国华的招商银行个人账户汇去2000万元和387万元，汇款用途备注为支付合同款。2016年7月19日，安徽省智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说明一份，说明上述2000万元的汇款，系代替熊某支付股权转让违约金。2016年5月20日，熊某与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本案，双方协商律师费为15万元，自合同签订后十日内，熊某支付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费3.5万元，待案件经法院判决生效后，熊某在收到生效判决书后十日内支付11.5万元。现熊某已支付3.5万元。2016年7月7日，合肥仲裁委员会作出（2015）合仲字第0406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姚某、陈锡洲的请求。一审再查明：案外人钱国华的妻子熊华系熊某的姐姐。熊某曾系安徽万总投资有限公司股东，2016年7月20日，安徽万总投资有限公司的变更信息显示，熊某不再是该公司的股东，公司注册资本也由7500万元减少至5000万元。一审认为：本案系仲裁过程中的保全行为造成损害结果引起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姚某于2015年8月19日向合肥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要求解除《投资合作协议》，并于2015年8月20日向合肥仲裁委员会申请冻结熊某银行存款2200万元人民币或查封、扣押熊某价值相当的财产。一审法院在申请人姚某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于2015年10月22日，查封了熊某名下的芜湖君和公司股权。2016年7月7日，合肥仲裁委员会作出（2015）合仲字第0406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姚某、陈锡洲的请求。故姚某应当承担因不当保全行为造成熊某损失的赔偿责任。姚某辩称，熊某在股东会研究股权转让一事之前就与案外人钱国华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熊某应当预见其他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或主张优先购买权均可能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法实现，所以熊某自身存在过错。虽然熊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是在股东会决议之前，但熊某事后已书面告知各股东其即将转让股权一事，并告知各股东如不同意转让给钱国华，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主张优先购买权。在收到姚某的《关于不同意股权转让的函》后，再次向姚某本人单独发出《优先购买股权通知书》，重申了姚某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主张优先购买权。熊某已经充分保障了包括姚某在内的其他芜湖君和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最终导致了熊某与钱国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法实现的原因是姚某申请的不当保全行为，故对于姚某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姚某辩称，熊某与钱国华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仅为1500万元，却约定1000万元定金，明显违反了定金不超过合同标的额20%的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故对于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定金，应予以调整，对于姚某该项辩称意见，予以采信。熊某提供了银行转账单及转款单位的转款说明，应当可以确认转款事实的真实性。熊某当庭陈述，其偿还钱国华的2000万元是其卖掉在安徽万总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后筹得的，安徽万总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信息时间和安徽省智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汇给钱国华2000万元的时间可以吻合，也印证了熊某的当庭陈述。姚某虽辩称熊某的损失是虚构的，但仅以转款人不是熊某或钱国华为由，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现核定熊某的损失如下：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的，超过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熊某与钱国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约定，合同总价为1500万元，但熊某在发给芜湖君和公司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通知书》和发给被告的《优先购买股权通知书》中，均写明拟转给钱国华的33%的股权作价1000万元。同时，姚某申请查封熊某名下芜湖君和公司股权的时间是2015年10月22日，距熊某与钱国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时间早已超过45日，故《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标的宜认定为1000万元。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支持熊某双倍定金损失200万元，超过200万元定金所造成的损失，由熊某自行承担。2、熊某在收到姚某2015年8月18日发送《关于不同意股权转让的函》后，于2015年9月7日，向姚某发出《优先购买股权通知书》，再次告知姚某，如不同意熊某将其芜湖君和公司股权转让给钱国华，可以在收到通知后20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逾期将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熊某应当在通知时间届满后，及时与钱国华联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是直到2015年10月22日姚某申请查封熊某股权时，熊某仍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姚某辩称，熊某没有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造成最后的损害后果，一审法院认为，姚某的辩称意见部分成立，熊某确实存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及时的疏忽，对《股权转让合同》最后无法实现，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对于熊某主张的定金占用费用及相应的利息，不予支持，该部分损失由熊某自身承担。3、律师费：该费用系熊某为了解决此次纠纷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所花费的费用，不属于姚某不当保全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熊某要求姚某承担该费用，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熊某的损失为20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姚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熊某200万元；二、驳回熊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63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0634元，由熊某负担90476元，由姚某负担20158元。二审期间，熊某提供证据如下：证人侯某（安徽省智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化（安徽杰美家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钱国华按照合同约定向熊某支付定金1000万元及因无法履行合同熊某向钱国华双倍返还定金2000万元及利息损失387万元。姚某对熊某二审提供证据质证如下：有异议，安徽省智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转账注明的“支付合同款”及安徽杰美家具有限公司的转账注明“借款”，与证人证言不符。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熊某二审提供的证人证言，属于安徽省智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9日出具的《说明》及安徽杰美家具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日出具的《委托付款说明》补强证据，鉴于两位法定代表人认可上述两份《说明》的真实性，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姚某申请本院调取安徽杰美家具有限公司在徽商银行合肥长江路支行开立的尾号为9082的账户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资金往来明细及安徽省智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杭州银行合肥庐阳支行开立的尾号为8025的账户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资金往来明细。其中安徽杰美家具有限公司账户的资金往来明细反映，安徽杰美家具有限公司除了2015年6月24日向熊某转款1000万元之外，与熊某还有其他资金往来。姚某认为上述两份银行明细存在疑点，但未提供证据佐证。另，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要求熊某出具保证书。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本案的主体问题。首先，从熊某的主张来看，熊某认为姚某、陈锡洲在仲裁程序中共同申请财产保全措施错误，给其造成了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及第十三条“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之规定，姚某、陈锡洲为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熊某有权请求一人或者二人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姚某系芜湖君和公司的登记股东，熊某发出的《股权转让通知书》及《优先购买股权通知书》均针对姚某，而非陈锡洲。因此，熊某在本案仅起诉姚某，并无不当。若姚某认为案涉损失应由其与陈锡洲分担，姚某可依据其与陈锡洲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关于熊某主张的损失是否成立。熊某称因姚某错误申请财产保全措施（查封熊某的股权），导致其无法履行与钱国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而损失了1387万元（熊某向钱国华双倍返还定金及资金占用费），并提供了其与钱国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安徽杰美家具有限公司向熊某转款1000万元的转款凭证及该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说明》、安徽省智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向钱国华转款2387万元及该公司出具《说明》，且熊某向本院出具保证书。姚某虽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但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仅凭姚某的主观推测不足以推翻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故一审确认熊某与钱国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及最终因合同无法履行而产生损失，符合证据呈现的事实状态。另，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的，超出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将熊某主张的损失依法核减为200万元。关于姚某是否应对案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财产保全是为了保障将来生效的裁判文书得以顺利执行，但姚某提起仲裁请求最终被全部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之规定，一审认定姚某申请财产保全措施错误，侵犯了熊某的财产权益，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根据熊某与钱国华《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熊某须在2015年11月16日之前办理完股权转让手续，否则钱国华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熊某承担违约责任。经查，2015年7月24日熊某向相关公司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告知各股东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可以主张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2015年8月18日，姚某向熊某发出《关于不同意股权转让的函》。2015年9月7日，熊某向姚某发出《优先购买股权通知书》，告知姚某可以在收到通知后20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后，姚某未在此期限内主张优先购买权。故熊某自2015年9月28日起即可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在客观上也不存在其他障碍，且熊某作为从事经营的专业人士，在明知与他人约定违约责任的情况下，理应及时办理，但熊某未能及时办理,直至2015年10月22日姚某、陈锡洲申请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查封了熊某持有的公司股权，而导致无法办理股权转让。因此，熊某未能及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对案涉损失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本院确认熊某、姚某对案涉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即姚某赔偿熊某损失100万元。综上，姚某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7798号民事判决；二、姚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熊某100万元；三、驳回熊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5634元，由熊某负担100000元、姚某负担56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姚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姚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洁审判员  钱岚审判员  程镜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崔阳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