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425民初22号
原告：吕立凤，女，195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齐河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泽刚，齐河中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
法定代表人：王胜波，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增华，山东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吕立凤与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立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泽刚与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增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立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自1989年4月份至2016年7月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给付未及时给原告吕立凤缴纳保险而造成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暂定150000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为原告补发（自2009年至今）的差额工资44750元。4、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方负担。事实与理由：在1989年4月份，被告招录原告在被告处干临时工，月工资收入为62元，被告安排原告在被告单位院内打扫卫生、垃圾清运、花卉的栽培和管理。（月工资收入逐步提高到200元，从2008年被告让原告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工资给涨到400元，后来，被告增加了养鸽子的工作，工资涨到500元），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以铁道战备舟桥处生活管理科、铁道战备舟桥处机关服务中心”名义与原告签订四次劳务工劳务协议协书，被告于2006年1月26日为原告办理了工资折，被告为了躲避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责任，被告与原告再也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原告吕立凤一直在被告单位工作着，被告也按时给我发放工资收入，将工资打入我的卡上，直到今年的7月1日，被告通知我：如果要继续在被告处上班，必须与第三方（保洁公司）签订合同，否则，被告不再发放工资。现在，原告将自己一生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被告，然而，由于被告的原因，自用工之日起未与原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并且发放的工资低于当时最低工资标准，致使原告的晚年生活得不到保障。齐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主体不适格即超过退休年龄不予以受理。故此，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辩称，原告吕立凤所述自1989年4月至起诉前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原被告之间自始至终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即便原告在1999年-2000年-2008年签订劳务用工协议，协议内容约定明确，并非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法律依据，另外原告知道2007-2008年最后一次签订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就存在劳务关系并无继续签订书面协议，2016年3月1日被告与齐河县伟敏路桥有限公司签订《环境卫生保洁协议书》，由该公司承担被告单位内的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原告工资发放由该公司全部承担，被告在与路桥公司协议的履行过程中明确约定原告的工资发放及因劳动关系产生的所有纠纷由该公司承担，另被告认为原告虽然在被告处工作，但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分析，原被告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在路桥公司为其代发工资及其他管理事项完成后，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明确在路桥公司并非被告，原告提交的4份劳务用工协议签署的最后时间是2008年，原告主张存在劳动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已超诉讼时效。原告第二、三项主张无事实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查明后驳回原告诉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吕立凤于1989年4月份在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从事机关办公楼大院的打扫卫生、垃圾清运等清洁工作，月收入由62元逐步提高到200元、400元、500元。现原告吕立凤因养老保险待遇、工资差额等问题与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产生争议，申请劳动仲裁，齐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齐劳人仲案字（2016）第2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不予受理原告吕立凤劳动仲裁申请。原告吕立凤不服，诉至本院。
诉讼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原告吕立凤与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成立何种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原告吕立凤对其争议的焦点问题提交如下证据：
1、提交铁道战备舟桥处临时工劳动合同书一份，劳动合同书中无编号，合同期限自1999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15日。合同中载明合同期限、试用期限、工作（生产）任务、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及保险、福利待遇、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解除的条件及违法劳动合同应当承担的责任等……（内容详见合同书），落款处加盖铁道战备舟桥处生活管理科的公章。合同签订时间为1999年12月16日。
2、提交铁道战备舟桥处劳务工劳务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中无编号，协议期限为2003年4月1日起至2004年3月31日止，内容载明“根据甲方工作任务需要，招用乙方为甲方劳务工，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劳动法》和《国家铁路劳动用工管理办法》的规定，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协议。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确定甲乙双方的劳动关系，期限自2003年4月1日至2004年3月31日，双方约定有协议期限、使用条件等……（内容详见协议书），落款处加盖铁道战备舟桥处生活管理科的公章，合同签订时间为2003年4月1日”。
3、提交劳务工劳务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中无编号，内容载明“根据甲方工作任务需要，招用乙方为甲方劳务工，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劳动法》和《国家铁路劳动用工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舟桥处机关服务中心的管理办法，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协议，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确定双方的劳动关系，期限自2006年12月1日至2007年11月30日，双方约定有协议期限、使用条件等……（内容详见协议书），落款处加盖铁道战备舟桥处机关服务中心的公章，合同签订时间为2006年11月20日”。
4、提交劳务工劳务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中无编号，内容载明“根据甲方工作任务需要，招用乙方为甲方劳务工，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劳动法》和《国家铁路劳动用工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舟桥处机关服务中心的管理办法，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协议，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确定双方的劳动关系，期限自2007年12月1日至2008年11月30日，双方约定有协议期限、使用条件等……（内容详见协议书），落款处加盖铁道战备舟桥处机关服务中心的公章，合同签订时间为2007年11月26日”。
原告吕立凤提交上述证据主张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在1999年12月16日被告处生活管理科名义与原告签订一年劳动合同，在2003年4月1日被告生活管理科与原告签订一年劳动合同，同时在2003年4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由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宋璇担保”。
5、原告工资折及2013年-16年4月的工资明细1份。证明被告于2006年1月26日在原齐河舟桥分理处为原告办理了工资折，月工资为500元，工资按时发放至2016年4月。
被告对证据1-5质证后，称“对1999年12月16日签订的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公章不清楚，另外填写的出生日期与诉状中不符。对2003年4月1日-2006年的协议已超诉讼时效。对劳务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06年劳务协议书的装订无法辨认是否是原件，两份协议均无加盖骑缝章，即便协议内容真实，2008年前的协议也已超过诉讼时效。2008年-2016年若存在劳动关系，应提供相关工资证明。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不能证明是被告所开的工资折，银行流水不能证明是被告发放”。
6、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主张证明“原被告自1989年9月-2015年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负责打扫被告单位院内卫生、垃圾清运等工作。当时，该证人系被告生活管理科科长，原告负责打扫被告单位院内卫生、垃圾清运等工作”。
证人陈某原系被告单位生活管理科科长，证人在庭审中陈述“原告经处里批准原告自1989年4月-2004年在被告处从事绿化卫生工作，我和他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我任职期间原告和我们签订的协议书，协议真实。签订协议是应处里管理需要和原告签订协议书”。
7、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主张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
证人王某原系被告单位财务工作人员，证人在庭审中陈述“我是被告单位财务工作人员，于1983年在被告处上班，2010年9月正式退休，原告自1989年4月-2010年9月在被告处机关办公楼大院打扫卫生，管理绿化，后来我不上班了就不清楚了”。
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对证据6-7质证后称“以上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2006年以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两位证人陈述都能印证双方在2008年签署协议前原告是被告的临时用工的事实”。
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提交如下证据：
1、提交2016年3月1日《环境卫生保洁协议书》1份。
2、提交伟敏路桥公司出具的2016年3月-6月保洁卫生人员工资结算表。
3、提交战备舟桥出依据伟敏路桥协议的工资表出具的转账凭证1份。
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提交上述证据主张证明“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双方从未建立真正的劳动关系，依据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原告与齐河县伟敏路桥有效公司存在用工关系”。
原告吕立凤质证后，称“对证据1有异议，内容是被告与伟敏路桥公司签订，对原告无约束力。两方是于16年3月1日签订的协议，不能否定原告与被告在此之前的劳动关系。证据2不能证实工资发放到原告手中。对证据3有异议，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仅能证实被告与齐河县伟敏路桥公司之间的关系。发票数额与合同约定相矛盾，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做如下分析：
本院认为，现实生活中当劳务关系的一方是用人单位，另一方是自然人时，其外在表现形成与劳动关系非常相似，从现象上看都是自然人提供劳动力，用人单位支付报酬。因此，在对二者进行认定时，不能只单纯从表现形式上去判断，还应从法律事实及证据规则上进一步审查确定双方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执行”。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用工问题上受到有关政策的限度，所以与与临时用工的劳动者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才能形成劳动关系。具体到本案，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作为事业组织，与其建立劳动关系，必须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诉讼中对原告方所提交的证据1(铁道战备舟桥处临时工劳动合同书),合同中的标题为铁道战备舟桥临时工劳动合同书，虽然没有劳动合同的缟号，但合同书中有明确的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限、工作（生产）任务、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及保险、福利待遇、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解除的条件及违法劳动合同应当承担的责任等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必备条款，且在合同期限内原告吕立凤为被告单位提供劳动，领取报酬，故应当认定双方于1999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15日形成劳动关系。对原告方所提交的证据2-4（劳务协议书），协议书的标题为劳务工劳务协议书，而非劳动合同书，且根据劳务协议书中的内容，明确确定甲方（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因为工作任务需要，招用乙方（吕立凤）为甲方的劳务工，虽然协议中约定，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确定甲乙双方的劳动关系，但根据协议的内容所约定的使用条件、工作任务及时间、劳动报酬均无具体的内容，特别是协议中所约定的担保人所承担的责任，不符合劳动合同应当具备条款，且协议中落款处加盖的公章为铁道战备舟桥处生活管理科、机关服务中心的公章，而不是被告单位的公章，故应当认定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性质为劳务协议书，不应认定为劳动合同书。其次，原告吕立凤未经正式的招聘程序，其作为被告单位职工的家属优先使用进入被告单位工作，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作为事业组织，双方所签订的三次劳务协议书不具有连续性、也不具有劳动合同的法律性质，故在劳务协议期限内双方不形成劳动关系。对原告吕立凤提交的工资折，因劳务关系中也需要支付劳务报酬，并不能以此证明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吕立凤在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工作期间，于1999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15日形成劳动关系，于1989年4月份-1999年12月15日、于2000年12月16日-2007年12月31日形成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据本法执行，故2008年1月1日-2008年6月3日（原告吕立凤于2008年6月3日年满50周岁，达到国家规定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上述期间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书，但原告吕立凤为被告单位提供劳动，领取报酬，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吕立凤于2008年6月3日时已年满50周岁，达到国家规定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关系终止，故双方于2008年6月3日-2016年7月份形成劳务关系。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作为接受劳务方，在劳务关系期间没有为原告吕立凤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即使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一年零五个月加二天)，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有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但不具有连续性，也不符合用人单位赔偿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的情形。且劳务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务费是双方协商约定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故对原告方所要求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及差额工资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吕立凤对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吕立凤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祝玉娥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房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