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1民初610号
原告：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金源时代商务中心A座9E。
法定代表人:郭翠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永红，男，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成，男，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被告：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滨河路甲1号大象投资大厦208室。
法定代表人：周兴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翔，北京市柴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牵手文化公司）与被告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天下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永红，被告委托代理人夏翔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牵手文化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策划费215503.48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8年9月11日,原告公司编辑任森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利用任森与报刊社及作者的关系，策划出版图书，出版后被告向任森支付策划费。履约过程中，2008年4月至2009年2月策划的38种图书到2011年11月7日止印数码洋的策划费确认为215503.48元，后任森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将上述款项的收益权转让于原告公司，但因被告总经理换人，至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该笔费用。为维护原告合法权利,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凤凰天下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合作协议和合作补充协议被告没有加盖公章，公司不知道该两份协议，也没有备案，我方不认可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2、合作协议具有人身属性，未经另一方同意不能擅自转让，所以我方认为转让无效，故原告主体不适格；3、对方主张策划费的图书中有13本是被告与格言杂志社合作的书籍，与原告无关；4、合作补充协议是2011年签订的，上面写明了策划费的具体金额，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并发表了意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载有“任森”和“宋增民”手签字的《合作协议》。2、原告提交的载有“任森”和“宋增民”手签字的《合作补充协议》。3、原告提交的载有“任森”和“宋增民”手签字的图书清单复印件。被告不确认上述“宋增民”为宋增民本人所签，且清单为复印件，故不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且认为宋增民无权代表被告公司签订上述协议。本院认为，上述文件的签字完整清晰，笔迹统一，且原告提交的上述图书清单中部分图书的出版物均载明被告公司为出品单位，部分载明策划为任森，同时，被告虽提出质疑，但在其认可宋增民在上述文件签署时间确为被告公司总经理的情况下经法庭释明仍坚持不进行笔迹鉴定，亦未提交相反证据，综上，该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故本院认定其真实性，至于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
2008年9月11日，案外人任森（甲方签字）与宋增民（乙方签字）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协议顶部载有“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议首部载明甲方为任森，乙方为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议约定甲方利用多年积累的与报刊界的友好关系，陆续将具有出版资源的报刊社介绍给乙方，乙方承诺，利用经甲方介绍的报刊资源所开发的图书选题始终视同甲方或甲方为主策划的选题；对上述所产生的全部创利，乙方按照公司的统一规定给予甲方奖励。
2011年11月7日，案外人宋增民（甲方签字）与任森（乙方签字）签署一份《合作补充协议》，协议首部载明甲方为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乙方为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协议约定甲方与乙方任森于2008年4月至2009年2月间的合作模式为甲方委托乙方联系各报刊社组织选题，经甲方出版后，按印数码洋百分比支付乙方策划费。到2011年11月7日为止38种印数码洋的2%共215503.48元。本补充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解决为止。同日，宋增民与任森签署一份图书清单，罗列了包括《编辑恐怖手记》《中篇小说选刊未刊稿Ⅱ》《往事亲历——开国将帅的亲情家事》《真情见证——开过领袖的亲情家事》《春·情事》《夏·故事》《绿·禅语》《舌上风暴：流言·五年精选》等在内的38本图书名称及印数、码洋、策划费，清单最下端载有任森策划费合计215503.48。
图书《编辑恐怖手记》版权页载明出品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被告公司，版次为2009年2月第1版，2009年2月第1次印刷，图书封底载明策划为任森；图书《中篇小说选刊（未刊稿Ⅱ）》版权页载明出品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被告公司，版次为2009年4月第1版，2009年4月第1次印刷，图书封底载明策划为任森；图书《往事亲历——开国将帅的亲情家事》版权页载明出品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被告公司，版次为2009年5月第1版，2009年5月第1次印刷，图书扉页载明文字统筹为任森、逯传涛，图书封底载明策划编辑为任森；图书《真情见证——开国领袖的亲情家事》版权页载明出品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被告公司，版次为2009年5月第1版，2009年5月第1次印刷，图书扉页载明文字统筹为任森、逯传涛，图书封底载明策划编辑为任森；图书《春·情事》版权页载明出品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被告公司，版次为2009年5月第1版，2009年6月第3次印刷；图书《夏·故事》版权页载明出品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被告公司，版次为2009年7月第1版，2009年11月第4次印刷；图书《绿·禅语》版权页载明出品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被告公司，版次为2010年1月第1版，2010年2月第3次印刷；图书《舌上风暴：流言·五年精选》版权页载明出品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被告公司，版次为2008年11月第1版，2009年2月第2次印刷。
2016年8月13日，任森（甲方）与原告牵手文化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转让协议》，约定任森与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增民签订的合作协议和合作补充协议的相关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就协议约定支付给任森的策划费215503.48元和编辑费40000元的收益权利转让给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自本协议签订起，任森放弃与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增民签订的合作协议和合作补充协议策划费和编辑费的收益权，由受让方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享有该权利。诉讼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与任森签订该转让协议未通知被告，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才知晓。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关于任森与宋增民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合作补充协议》，被告虽主张宋增民不能代表被告，原告亦不能证明宋增民系被告法定代表人或者获得相关授权，但是被告认可在上述文件签署之时宋增民担任其总经理，因此作为合同的相对方，任森有理由相信宋增民能够代表被告公司签订上述协议，且该等文件可与相应图书清单及图书出版物相互印证，说明被告公司存在履约行为，故本院认定上述两份协议系宋增民代表被告公司与任森签订，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任森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将215503.48元的策划费收益权转让于原告，系对于权利的转让，且无证据证明存在合同法规定的不得转让的情形，因此该转让应自通知到达被告之日生效。本案诉讼中被告已明确知晓该转让行为，应视为通知，故该转让行为生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合作协议》《合作补充协议》约定的215503.48元策划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合作协议》《合作补充协议》均未约定215503.48元策划费履行期限，因此诉讼时效尚未起算，故被告主张原告超诉讼时效起诉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支付策划费215503.4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4533元，由被告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长 魏 嘉
审 判 员 闫永廉
人民陪审员 王凤丽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蔚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