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15民初4248号原告：惠桂花，女，1969年1月30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林奎，江苏同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江苏同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83490580XH，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文靖西路108号。法定代表人娄伟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卫华，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惠桂花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保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惠桂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林奎，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惠桂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理赔款7705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月8日，朱继勇驾驶苏Ａ×××××号小型客车沿禄口街道永欣公寓内由西向东行驶至幼儿园门口路段，因避让对方车辆，操作不当，撞到停放在路右侧张贵峰驾驶的苏Ａ×××××号大型普通客车，造成朱继勇受伤和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7年1月10日，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继勇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张贵峰无责任。另，苏Ａ×××××小型客车车主系原告。2016年6月14日，原告在被告处为苏Ａ×××××小型客车投保了交强险、车损险和三者险（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6年7月7日起至2017年7月7日止。事故发生后，原告共支付了两车维修费计76700元、拖车费350元，合计77050元。被告保险公司辩称：1、对保险合同关系无异议；对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的两车碰撞事实及事故责任无异议；对车辆维修费用无异议。2、公安交警部门对事故发生的事实认定不全面，事故发生后驾驶员朱继勇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也未向保险公司报案即离开现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保险期自2016年7月7日13时起至2017年7月7日13时止的交强险保险单及车损险、三者险（不计免赔）查询单，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驾驶证，车辆维修费发票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归纳如下：1、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接处警登记、医院病历由原告惠桂花提交，拟证明：2017年1月8日5时10分，驾驶员朱继勇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当天中午11时许分别向公安机关和保险公司报案，下午2时许到医院就诊。被告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认为交通事故发生后，驾驶员朱继勇没有向公安机关和保险公司报案即离开现场，也没有及时去医院就诊，在离开事故现场到下午去医院就医的近9个小时内不知去向，因此不能排除驾驶员有酒驾顶包的嫌疑。2、通话清单截图、报警电话照片由原告惠桂花提交，拟证明：驾驶员朱继勇于2017年1月8日11时34分拨打了禄口交警中队固定电话报警，于11时44分拨打了95518客服电话向保险公司报案。被告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拨打电话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事故发生后，并不是由原告本人或车辆驾驶员报的警，驾驶员当时带了手机，身体也只是受了轻微伤，不具备自己不能报警的客观情形。3、公估公司的调查笔录、询问笔录、保险放弃索赔声明由被告保险公司提交，拟证明：（1）事故发生后，驾驶员现场未报警，也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2）事故发生后，驾驶员朱继勇离开事故现场，未及时去医院就诊；（3）驾驶员朱继勇作出了放弃索赔的声明，且驾驶员朱继勇与原告惠桂花系母子关系，作为本案的侵权人，是交通事故的赔偿义务人，其行为应视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代理。原告惠桂花的质证意见为：（1）公估公司的调查报告系受被告的单方委托制作，不具有合法性；（2）事故发生后，驾驶员朱继勇一直感到头昏即回家休息，但事后向交警部门报警和保险公司报案，陈述了事故发生的事实；（3）对朱继勇放弃索赔声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声明中写明的是“本人惠桂花放弃本起事故的索赔”，而签字的是朱继勇不是惠桂花，虽然惠桂花与朱继勇系母子关系，但朱继勇无权放弃原告索赔权利，其之间不存在代理行为。4、投保单（保险期自2013年7月7日13时至2014年7月7日13时，以下简称2013年投保单）、保险条款由被告保险公司提交，拟证明：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的情形已经以加黑加粗的字体予以提示，投保人声明处有驾驶员朱继勇签字。根据保险条款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惠桂花的质证意见为：（1）对2013年投保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投保单的有效期是2013年7月7日至2014年7月7日，而本案事故发生在2017年1月，该投保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并不能证明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已经履行了免责告知义务，更无法证明已经将保险条款交付给了原告。（2）被告的保险条款每年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被告无法证明每年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本案车辆所有权人是惠桂花，被告不能证明向惠桂花交付了相应条款。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惠桂花系A4455T机动车的登记车主。2013年6月14日，原告惠桂花在被告保险公司处为案涉车辆投保了交强险、机动车损失险、三者险（不计免赔）险种，保险期间自2013年7月7日13时起至2014年7月7日13时止。2016年6月14日，原告惠桂花继续在被告保险公司处为案涉车辆投保了交强险、机动车损失险、三者险(不计免赔)险种，保险期间自2016年7月7日13时起至2017年7月7日13时止。2017年1月8日5时10分，原告惠桂花允许朱继勇驾驶苏Ａ×××××号起亚牌小型客车沿禄口街道永欣公寓内由西向东行驶至幼儿园门口路段，因避让对方车辆，操作不当，撞到停放在路右侧张贵峰驾驶的苏Ａ×××××号大型普通客车，造成朱继勇受伤和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朱继勇遗弃车辆离开现场。5时50分，路过事故现场的出租车驾驶员报警。当日中午11时许，驾驶员朱继勇分别向禄口交警中队报警和保险公司报案。下午2时许，驾驶员朱继勇到禄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医院诊断为头皮挫裂伤、上呼吸道感染。2017年1月10日，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继勇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张贵峰无责任。后苏Ａ×××××号小型客车、苏Ａ×××××号大型普通客车经保险公司定损，分别产生维修费用45700元和31000元，苏Ａ×××××号小型客车拖车费350元，合计77050元。2017年2月6日，原告惠桂花向张贵峰支付了维修费31000元，张贵峰出具了收据。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予以保护。原告惠桂花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案涉事故由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接处警登记、报警通话清单、医院病历等证据予以证实，故对事故发生的事实及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次事故是否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2、保险公司是否履行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提示与说明义务，驾驶员朱继勇在投保单上的签名是否有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第（六）项均载明：“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毁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本案中，驾驶员朱继勇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车辆严重损坏，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需要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的情形。“立即”应当是一个较短的时间段，但驾驶员在2017年1月8日5时10分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至11时34分才向交警部门报警，时隔6个多小时，故其行为不属于“立即报警”。且事故发生后，朱继勇自行回家，直至下午2时10分到医院就诊，表明其不存在无法报警的客观情况。其二，按照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护现场，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撤离现场。如事故中出现人员伤亡需要及时医疗救治，离开现场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是基于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的考虑。一般情况下，驾驶员作为交通事故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驾驶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若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形下擅自离开现场，则违反了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因此，轻微伤或身体不适不能作为驾驶员离开现场的理由。据此，本院认为应根据受伤情况的程度来判断驾驶员离开现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朱继勇的病历记载，朱继勇当时仅头皮挫裂伤，意识清楚、自行回家，其离开事故现场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其行为符合保险条款中载明的免除保险人赔偿责任“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情形。关于原告惠桂花提出的驾驶员朱继勇因受伤需及时救治才离开现场，并已及时报案的意见，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顾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第二款亦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中，保险条款明确约定在“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情形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损失或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该条款已用加黑加粗字体进行了特别标识。2013年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栏亦记载：“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朱继勇在“投保人声明”栏签字确认。关于朱继勇在2013年投保单上的签字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本案中，朱继勇系原告惠桂花的儿子，车辆保险由代理人朱继勇持原告身份证代为办理，符合常理和保险市场习惯，且投保人已实际交纳了保险费，应视为投保人惠桂花对代理人朱继勇行为的追认。关于朱继勇在“投保人声明”栏的签字效力，根据原告陈述，案涉车辆一般都由朱继勇使用，朱继勇虽然不是车辆投保人，但其作为投保人的代理人、车辆实际使用人在“投保人声明”栏签字确认，更应知晓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并在实际驾驶中注意避免。因此，本院认定2013年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栏中朱继勇的签名，视为被告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保险合同中有关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关于原告惠桂花提出的2016年6月14日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向其明确说明，本院认为，同一投保人在同一保险人处签订二次以上同种类保险合同，且保险人已就同种类相同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过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理应知晓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项，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可以认定保险人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原告惠桂花2013年6月、2016年6月均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车损险、三者险（不计免赔），且在2013年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栏中签名确认，应认定被告保险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据此，关于原告惠桂花提出的“投保人声明”栏非投保人本人签名、2016年6月14日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向其明确说明以及保险条款每年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意见，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惠桂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7705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保险公司仅需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2000元赔偿责任，其他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惠桂花支付保险赔偿金2000元。二、驳回原告惠桂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应收案件受理费1726元，减半收取863元，由原告惠桂花负担84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负担23元（此款已由原告垫付，被告应在给付上述款项时加付此垫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名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市汉口路支行。账号：4301011329100245018。开户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丹凤街19号）。审判员  朱同福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