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港唐民初字第00823号原告顾培林。原告李筱玲。原告沈林。以上三原告委托代理人缪元庆，北京市惠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任福珍。被告王菊香。委托代理人蒋维国，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杏。委托代理人王志刚。原告顾培林、李筱玲、沈林与被告王菊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4日受理后，依法追加任福珍为原告，追加王杏为被告，先由审判员钱徐宁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5日、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顾培林、李筱玲、沈林及其委托代理人缪元庆，原告任福珍，被告王菊香的委托代理人蒋维国，被告王杏的委托代理人王志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顾培林、李筱玲、沈林诉称，原被告原系唐闸卤菜加工场职工，该场1992年倒闭后，为了职工生存，由包括原被告在内的六名职工组成兴隆小吃店，租赁唐闸西市街店面房一间对外经营。现该店面房被拆迁，补偿兴隆小吃店13.9万元，由法人代表王菊香领取。该款本应由六名职工均分，但王菊香一人独占，公然表示没有其他人的份。现请求判令被告王菊香给付三原告共计6.95万元。原告顾培林、李筱玲、沈林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南通市民盛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卤菜加工场倒闭后，由包括原告在内的六名职工组成兴隆小吃店，六人推选被告王菊香为法人代表。2、1992年12月30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原被告合伙经营的兴隆经营部领取了营业执照，以王菊香为法人代表。3、租赁合同复印件，证明承租方为兴隆小吃店，租赁位于唐闸西市街的直管店面房1间，面积16.75㎡。4、2009年10月、11月的租金收据，证明是由兴隆小吃部在缴纳租金，并非个人缴纳租金。5、手机录音，证明被告王菊香拒绝将补偿款分给原告等人。6、港闸区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收据，证明该补偿协议中被征收方是兴隆小吃部，获得139980元拆迁补偿款，该补偿款由王菊香领取。7、顾培林记录的原始账册，证明合伙期间的费用支出及利润分配情况。8、原卤菜加工场职工签名的书面证明、原食品公司零售管理部书记陈炳荣书面证明、肖某书面证明、原食品公司主任周永龙的书面证明，证明原被告六人合伙经营兴隆小吃店的经过，以及案涉房屋转租给肖某，肖某曾向李筱玲、王菊香交过租金的事实。9、出庭证人吴某证言，证明其一直为李筱玲打工；出庭证人邵某证言，证明兴隆小吃店承租房屋由其转租。10、港闸区非居房屋拆迁补偿评估报告，证明讼争房屋评估对象是兴隆小吃部，出租房屋使用权人也是兴隆小吃部。原告任福珍诉称，我也参与了兴隆小吃部的经营，并对成立这个小吃部有贡献，要求分得拆迁补偿款139980元的六分之一。原告任福珍未提供证据。被告王菊香辩称，原被告之间没有合伙事实，原告也没有能提供合伙协议等方面的证据；兴隆小吃部的注册资金、房租、水电等费用都是被告王菊香缴纳的，该小吃部仅是我个人经营；即便案涉小吃部为合伙经营，该小吃部也于1999年注销，拆迁时的实际经营人和房屋承租人实为王菊香，拆迁补偿款也应由王菊香享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拆迁补偿款的具体数额；原告主张的拆迁补偿款应当通过民事或者行政诉讼向拆迁公司主张，没有理由向我方主张。被告王菊香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租金发票，证明兴隆小吃部一直由我方缴纳房租、水电费用，兴隆小吃部一直由王菊香个人承包，不存在合伙的情形。2、南通唐闸兴隆副食品经营部（即兴隆小吃部）工商信息，证明兴隆小吃部已经于1999年12月16日注销，即便原被告之间曾经存在合伙关系，但是该合伙关系已经解散。3、初评报告汇总表，证明评估报告上金额为86465元，与最终的实际所得补偿款139980元存在差距，是王菊香个人与拆迁公司协商谈判所致，原告从未参与这一过程，也没有委托王菊香签订拆迁补偿协议。4、1995年4月1日和1994年5月1日直管公房使用证两本，证明兴隆经营部租赁的是50.16㎡的房子，16.75㎡的租赁房屋是由王菊香个人和房产管理所之间形成不定期租赁的事实租赁关系。5、出庭证人陈某证言，证明其在1994年底-1998年间与王菊香、王杏共同经营的事实。6、王菊香与肖某签订的租房合同，证明2008年起是王菊香直接把房屋租给肖某。7、李筱玲享受失业保险金的证明，证明其当时已经不可能存在与兴隆小吃部的合伙关系，即便开始有合伙关系，此时也已经散伙了。被告王杏辩称，兴隆经营部没有任何合资、参股的行为；兴隆经营部是1989年加工场倒闭，职工自谋生路，原被告在一起进行生产自救的。四原告在经营不久后就离开了，原兴隆经营部领取的营业执照也在1999年注销，我方退休后也自行离开，故不再主张该拆迁补偿款。如果法院认定我有应得的份额，我也愿意归并给王菊香享有。被告王杏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南通市唐闸兴隆副食品经营部供应点营业执照。经庭审质证，原告任福珍对其余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持异议。被告王菊香、王杏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南通市民盛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租赁合同、租金收据、手机录音、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明目的；对原始账册不予认可，并无被告的签名；对原卤菜加工场职工书面证明、陈炳荣书面证明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周永龙、肖某书面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人吴某、邵某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评估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兴隆小吃部在1999年已经不复存在。原告对被告王菊香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租金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南通唐闸兴隆副食品经营部工商信息、初评报告汇总表，因没有出具单位的盖章，对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直管公房使用证真实性无异议；对证人陈某证言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租房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李筱玲享受失业保险金的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王杏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经原告申请，本院向陈炳荣、肖某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被告对陈炳荣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对肖某笔录予以认可。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审查判断，认证如下：对原被告提供的营业执照两份（1992年11月24日和1992年12月30日）、租赁合同两本（即直管公房使用证）、租金发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收据、拆迁补偿评估报告、出庭证人吴某、邵某、陈某证言、陈炳荣、肖某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针对原被告就真实性有异议的部分证据，本院认为：1、南通市民盛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系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不符合单位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亦无从判断该单位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2、手机录音内容仅为原被告对纠纷处理的意见的陈述，应为当事人陈述；3、顾培林记录的原始账册系原件，本院确认其形式真实性；4、原卤菜加工场职工书面证明、陈炳荣、周永龙、肖某书面证明，其内容能够与到庭证人证言、调查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5、南通唐闸兴隆副食品经营部工商信息，经本院至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实内容属实，本院确认其真实性；6、初评报告汇总表，未有评估机构盖章，且内容与拆迁补偿评估报告不一致，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7、对租房合同，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能提出反证，且与肖某本人调查笔录相吻合，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8、李筱玲享受失业保险金的证明，就其形式，无从判断其出具单位和真实性、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就原被告所提供的证据的关联性，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在争议焦点分析中予以认证。经审理查明：1992年12月30日，原被告注册成立南通市兴隆经营部（注册号13830996-7），登记住所为西市街88号，法定代表人王菊香，经济性质为集体。1995年4月1日，南通市唐闸兴隆副食品经营部与南通市非居房地产管理所签订租赁合同，租赁位于西市街房屋一间，建筑面积为16.75㎡，租赁期限自1995年4月1日至1997年3月31日，合同载明承租单位为兴隆小吃店。2015年9月30日，王菊香与港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港闸区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中写明被征收房屋单位为兴隆小吃部，被征收房屋位于西市街，建筑面积16.75㎡，征收部门支付拆迁补偿款139980元。2015年10月8日，王菊香领取上述款项。另查明，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南通市唐闸兴隆副食品经营部注册号亦为13830996-7，登记住所地为西市街88号，核准开业日期为1950年12月30日，核准注销日期为1999年12月16日。原被告均认可南通市唐闸兴隆副食品经营部与南通市兴隆经营部为同一实体，对外使用过兴隆小吃部、兴隆小吃店的名称。（为表述需要，以下均统称为兴隆小吃部）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二、如存在合伙，合伙关系存续的期间如何认定；三、拆迁补偿款在原被告之间应如何进行分割。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分配利润的经营方式，应为合伙关系；被告王菊香辩称兴隆小吃部系其个人经营，不存在合伙关系。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提供的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能够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理由如下：1、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原被告系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就兴隆小吃部成立时的出资和经营方式，原被告均认可没有签订过书面协议，鉴于成立之初距今时间较为久远，双方未能保留出资的书面证据，亦属常理，故相关知情人的证言对证明经营情况具有重要证明力。原告提供了原卤菜加工场职工书面证明、原卤菜加工场主任周永龙书面证明，虽然证人未到庭作证，但其书面陈述的内容一致，且与陈炳荣调查笔录中所述相互印证，均陈述了“原卤菜加工场倒闭后，原被告自谋出路，共同组建兴隆小吃部，共同经营”的基本事实。上述人员均为知悉当年实情的无利害关系人，其证言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2、结合书证、证人证言，能够认定原告当庭陈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证明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原告当庭陈述：“南通唐闸兴隆副食品经营部是一个大牌子，六个人共同成立了两个实体，其中一个是西市街88号的兴隆经营部，主要从事面条等食品经营，一个是兴隆街88号的兴隆副食品经营部供应点，六个人分两个地方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同时陈述：“西市街88号原为卤菜加工场的店面房，后因扩宽马路拆除，拆迁公司更换了西市街上16.75㎡的案涉被拆迁房屋。至1992年成立兴隆小吃部时，仍沿用西市街88号作为住所地领取营业执照”。上述陈述细节与营业执照、租赁合同载明内容一致，得到了周永龙、陈炳荣陈述的印证。经本院仔细查阅顾培林的原始账本，其中记录“西市”、“兴隆门市”经营账目，原被告六人均参与其中，特别是载有“当月利润360元人均分得60元”的细节，与原告陈述内容吻合，故本院认为原告陈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反观被告方当庭陈述，被告王菊香虽陈述系其个人出资、经营，并请其他五人帮忙，但不仅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反而多次陈述“即便存在合伙关系，也因兴隆小吃部注销后解散”这一完全否定其基本主张的意见，在其书面陈述中也认可原被告共同经营的基本事实。被告对基本事实的陈述多次反复，立场矛盾，可信度极低。比较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方陈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院予以采信，据此可以认定原被告共同经营、共同分配利润的事实。综合以上两点，原被告之间符合各自提供资金、实物，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基本特征，应当认定为合伙关系。关于被告辩称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工商登记为集体性质，不能认定为合伙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9条规定，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但实际为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根据上述规定，原被告之间虽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确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能够证明其合伙经营的意愿，并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虽然工商登记为集体性质，但实际为个人合伙，应当按照个人合伙对待，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合伙经营的时间段。个人合伙兼具“人合”与“资合”的双重属性，不但需要双方各自提供资金，还需要共同劳动、合伙经营。原告顾培林、沈林、任福珍、被告王杏均自认其于退休时离开兴隆小吃部，不再参与经营，亦不再分配利润，应当认定为退伙。关于原被告参与经营和退出合伙的时间，双方各有争议，应当结合书证、证人证言及原被告陈述予以认定。证人陈某陈述：“我于1994年年底至1998年之间与王菊香、王杏共同在被拆迁房屋中合做卖馄饨、面条等，没有见过其余四原告，我走的时候，王菊香、王杏仍在做”；证人吴某陈述：“1995年起，李筱玲请我在兴隆经营部工作，一直做到1998年底，其间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当时，王菊香在兴隆小吃部工作。1999年1月起，我与李筱玲去兴隆小吃部工作，王菊香不再做了，一直到2004年10月开始房屋空关，其间由李筱玲支付房租。2005年底、2006年初，房屋转租给别人，2010年后得知李筱玲与王菊香平分租金”；证人邵某陈述：“2006年我与李筱玲联系承租了西市街16㎡的房屋，租金每月200元交给李筱玲，并约定由李筱玲拆除门墙，后于2007年左右将房屋又转租给肖某，开始仍转交租金给李筱玲，后由肖某直接交给李筱玲”；证人肖某陈述：“我于2007年从邵某处承租西市街房子，每月房租按季交给李筱玲。约三、四年前，王菊香来找我说房租由她来收，后房租一直交给王菊香直至拆迁时止。”结合上述证人证言，本院确认各合伙人参与合伙经营和退出合伙的时间为：1、沈林：原被告均认可其于退休时离开，仅在1994年底或1995年存在差异，鉴于时隔较久，存在时间记忆误差尚属合理。考虑沈林退休年龄，本院认定其于1995年退出合伙，参与合伙经营约三年；2、顾培林：自认其于2000年退休离开，但分析陈某、吴某证言，可见其于1994年底至1999年期间均不在兴隆小吃部或兴隆副食品经营部供应点从事经营。据其本人记载原始账册反映，也只记录到1994年之前，故本院认为被告王菊香所述顾培林参与经营一年后（1993年底）离开更具可信度，予以采信；3、任福珍：自认其于1996年退休离开，但证人证言表明其于1994年底至1999年期间亦未曾参与经营，与被告王菊香、王杏陈述其于成立七个月后离开相吻合，故本院采信被告陈述，认定其于1993年退出合伙，参与合伙经营约一年；4、王杏：自认其于退休时离开，任福珍、王菊香亦陈述其于1996年退休离开，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确认其参与合伙经营约四年；5、李筱玲：根据证人吴某、邵某、肖某的证言，以及被告王菊香的书面陈述、原始账册，可以分析得出李筱玲从1992年合伙体成立之初即在兴隆副食品经营部供应点从事经营，并参与兴隆小吃部利润分配，1999年至2004年在兴隆小吃部从事经营，约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空置房屋支付租金，2006年至房屋拆迁前，靠转租房屋收取租金差价；6、王菊香：根据证人陈某、吴某、肖某的证言，以及原告李筱玲的陈述，可以分析得出王菊香从1992年合伙体成立至1998年在兴隆小吃部从事经营，1999年退休离开，2006年左右开始与李筱玲平分租金差价直至拆迁。综合上述各合伙人退出合伙的时间段分析，至1999年兴隆小吃部被注销，王菊香退出合伙时止，只余李筱玲一人经营，其余各方均不参与合伙经营，该合伙体已经终止。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本案中所涉被拆迁房屋系由合伙体承租，因承租房屋所取得的使用、收益等财产权益应视为合伙人共同享有的合伙财产。兴隆小吃部在租赁合同到期后，仍继续使用房屋，与出租方形成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就房屋租赁合同而言，在兴隆小吃部注销、合伙体终止后，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并未发生变更，此点从租金发票所载承租人和拆迁补偿协议中被征收单位仍为兴隆小吃部足以说明。现房屋被拆迁，基于承租权益转化而得的拆迁补偿款，也应为合伙财产。原告顾培林、沈林、任福珍、被告王杏退伙时，并未就承租房屋的财产权益进行分割，故在拆迁补偿款中仍应享有权益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利益。现原被告就合伙财产的处理没有书面协议，且无法协商达成一致。本院认为，原被告合伙期间未有明确出资比例，且采用了盈余平均分配的经营方式，原告方多数人要求平均分配，本院酌情予以采纳。考虑到原告顾培林、沈林、任福珍、被告王杏退伙较早，原告李筱玲、被告王菊香参与合伙经营时间较长。在合伙终止后，两人对合伙人共有财产在维持租赁关系、租金支付、承租房屋的管理维护等方面有更多人力、财力的投入，对于合伙期间承租房屋财产权益的保值和增值有更大的贡献，从保护合伙人利益出发，完全平均分配的分割方式不尽公平。本院衡情采用先行析出一半予以平均分配，另一半综合考虑原被告参与合伙经营的年限、管理合伙共有财产的贡献等因素按比例分割的基本原则，酌定原被告在拆迁补偿款中的财产份额为：顾培林13123.1元、任福珍13123.1元、沈林16039.4元、王杏17497.5元、李筱玲45201.9元、王菊香34995元。上述拆迁补偿款已由被告王菊香领取，应当返还其余当事人应得财产份额。人民法院裁判以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范围为限，原告李筱玲仅主ＸＸ均分割69500元即23166.7元，本院照准。被告王杏自愿将其应得份额归并给被告王菊香所有，系其对个人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照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9条、第50条、第54条、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菊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顾培林支付13123.1元，向原告任福珍支付13123.1元，向原告沈林支付16039.4元，向原告李筱玲支付23166.7元。二、驳回原告顾培林、沈林、任福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8元，由原告顾培林负担205元，原告任福珍负担205元，原告沈林负担148元，由被告王菊香负担9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538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账号：47×××82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审 判 长  钱徐宁审 判 员  李 正人民陪审员  王瑞玉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书 记 员  陈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