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11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宝城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新隆沙西1号1幢103房。法定代表人：陈洁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晓莉，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晓宏，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猛，男，1980年3月15日出生，壮族，身份证住址广西田阳县。委托代理人：伍荣华，广东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力，男，1986年12月4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负责人：陈业雄，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范小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恋恋，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宝城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文猛及原审被告陈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2016）粤0104民初41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文猛80327.5元。二、陈力、广州市宝城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文猛272155元。三、驳回文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041元，由文猛负担2030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458元，陈力和广州市宝城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553元。上诉人宝城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为“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本案事故发生在2014年3月24日，死者文某于当日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日即可确定权利被侵害，而文猛2016年10月才提起本案诉讼，且在一审庭审中未能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其知晓损害事实的时间，此种情形下文猛的起诉显然已经超过一年诉讼时效。二、一审认定吴小明、吴小兵私自聘请陈力驾驶车辆的行为虽然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但与履行职务有内在的联系，属宝城公司可以预见和应当承担的经营风险，显属认定错误。1、据《承包合同》显示，宝城公司系每月向吴小明、吴小兵收取固定的承包费用及其他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吴小明和吴小兵的营运收益均归二人自己所有，宝城公司既不限定吴小明和吴小兵的实际驾驶营运时间也不限定营运收入底限，吴小明和吴小兵完全可以自主决定营运时间，而每辆出租车由两人轮班驾驶属于行业惯例，根本没有必要再聘请第三方来驾驶车辆，所以吴小明、吴小兵与陈力间的雇佣(或委托)关系完全属于其自主行为，不能视作职务关系的延伸，不属于为履行职务的必要行为。在宝城公司按固定标准收取承包费用的情形下，陈力驾驶行为所获取的利益实质上归于吴小明和吴小兵，宝城公司并未从这种雇佣行为中获取任何额外的利益。2、由于出租车属于公共交通工具，为保障公共交通安全，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宝城公司的管理制度，都规定驾驶出租车必须取得从业资格证书，并经过岗前培训方可上路驾驶营运，宝城公司已明确规定承包运营责任人未经允许不得将车辆交给第三人，而吴小明和吴小兵无视规定，擅自聘请不具备从业资格的陈力驾驶营运出租车辆，对于该私下雇佣行为宝城公司事先既不知晓也未同意，至于车辆实际由谁来驾驶，宝城公司对此更不具备识别和控制能力。一审判决认为宝城公司可以预见这种私下聘请行为，认定事实错误。3、宝城公司对于事故的发生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吴小明、吴小兵雇佣陈力而造成，如果是吴小明或吴小兵来驾驶车辆，一是事故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二是即便发生事故，吴小明、吴小兵逃逸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作为受过正规培训的出租车驾驶员，清楚知晓出租车仅能在广州市内运营，根本无从逃逸，逃脱责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且吴小明二人也都清楚公司已为车辆购买商业责任险，万一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可以赔付，根本没有必要逃逸。故而对于本次事故的发生，宝城公司不具有任何过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的，才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宝城公司不具有过错当然不应承担责任。三、退一步讲，即便宝城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为“因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存在逃逸行为，故根据商业三者险条款，被告人保公司无须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例确立的审判观点相悖，认定错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安华保险公司申请再审交通肇事逃逸免责一案(案号(2013)粤高法刑四申字第27号)中明确指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人即应履行赔偿义务。肇事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不溯及以前，投保人只应对逃逸行为扩大损害的部分担责。保险人以肇事逃逸为由免除自己的全部责任，违反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本案被告人肇事逃逸的行为并没有给保险人造成新的损失，保险人不能以此为由免除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中，根据广州市公安局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穗公交(黄埔)法鉴(2014)第8号)所载，死者在送医院途中抢救无效死亡，这表明事故发生时死者所受伤害即已十分严重，达到无法抢救的程度，陈力的逃逸行为事实上并未扩大损害后果，造成新的损失，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及省高院的判例精神，保险公司对于受害人死亡的后果应该承担全部的商业保险赔偿责任。四、一审判决的承责比例明显过高，应予调低。虽然公安部门认定陈力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但本案中死者在深夜横卧光线昏暗路段车行道内，自身对事故的发生亦具有明显重大过错，从事故认定书的判定依据来看，认定陈力负主要责任的原因只是因为其在事发后逃逸，逃逸对于损害后果所起的只是加重责任，而非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80％的责任此例显属过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低。五、一审判决认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金额过高，且应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进行赔付。1、死者因事故去世后两年多文猛才现身索赔，结合死者生前经常在街头流浪没有生活来源这一事实，证明文猛与死者之间平日来往联系极少，感情非常淡薄，文猛也未对死者尽过扶助的义务，很难称得上死者的去世给文猛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精神损害，而且死者本身对于事故的发生亦具有重大过错，故请求法院考虑具体事实酌情调低。2、本案中宝城公司向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宝城公司之所以选择购买商业险，目的是希望最大程度转移自己的风险，由于本案总赔偿金额已超出交强险上限，一审判决未将精神抚慰金纳入交强险赔偿范围，而商业险又明确将精神损害赔偿归为免赔事项，这使得宝城公司完全丧失精神损害赔付的保障，不仅有违宝城公司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也不利于交强险功能的发挥，最终导致投保人无法实现赔付利益的最大化。故在不损害事故受害人权益的情形下，应将精神损害赔偿金优先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赔付。综上所述，故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104民初415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宝城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文猛答辩称：一、本案诉讼时效没有过，当事人应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向法院提出起诉。文猛是2016年8月3日委托做了亲缘关系鉴定，并于8月16日作出意见书。文猛是8月19日知道该事情，于2016年10月起诉，并没有过诉讼时效。二、关于宝城公司与陈力的关系问题，作为车主的宝城公司将车交给没有营运资格的陈力驾驶，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保险公司答辩称：一、保险公司在一审时提交了投保单及保险条款等证据证实已经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保险公司应按照商业险保险合同的约定确定赔偿责任，按照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宝城公司要求在商业险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合同依据的。三、我国不属于判例法的国家，宝城公司所陈述的案例对本案没有任何指导和参考的意义，也不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立的审判观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复第1号对阳江中院的批复已经确定了观点，对此种情形是符合法律和合同约定的。四、对宝城公司的其他上诉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作出了调查和认定，宝城公司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陈力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22日，宝城公司作为甲方、吴小明作为乙方、吴小兵作为丙方，三方共同签订《协议书》，就涉案交通事故事宜达成协议，其中第二条约定：乙方确认其应对上述事故所发生的经济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条约定：乙方同意将涉案出租车的10000元合同保证金及4000元安全互助金等交由甲方保管，作为涉案事故处理的押金。第五条约定：乙方同意该事故全权交由甲方处理，该事故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以电话方式通知乙方交付。如乙方未能按甲方指定的时间内交付的，甲方有权在该押金中扣除后，如仍不足，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待该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后如有剩余的，无息退回给乙方。第九条就约定，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甲乙丙方应通过有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协商解决各方未能达成一致，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再查明，宝城公司提交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营运管理细则”中有关于“非编驾驶”的管理规定。在本案庭询中，宝城公司陈述非编司机就是没有与公司订立合同，没有与公司成立委托承包或者劳动关系的驾驶员。按照上述《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其确认陈力是属于制度中所列的非编驾驶员，而《安全产生制度》中有关非编驾驶的规定就是针对陈力这类人员的，由于存在非编驾驶的情况，因此宝城公司作出非编驾驶的管理规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以及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案涉交通事故发生于2014年3月24日00时32分许，文某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案涉事故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于2016年8月3日委托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文猛与文某进行亲缘关系鉴定。该中心于同年8月16日出具了鉴定意见书认定文某与文猛二人符合父系遗传关系。即根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文猛的诉讼时效从2016年8月16日起算。文猛于2016年10月31日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对宝城公司的有关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接纳。关于宝城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宝城公司与吴小明、吴小兵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承包人在承包期内不得将车辆交由第三人使用，同时宝城公司提交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营运管理细则”中有关于“非编驾驶”的管理规定，可见，宝城公司通过《承包合同》及有关内部管理规定对非编驾驶行为明确禁止，宝城公司对非编驾驶问题已经履行了相应的管理职责。其次，涉案《协议书》载明陈力为吴小明、吴小兵私自聘请，吴小明、吴小兵愿意对本次事故承担连带责任，可见，陈力是吴小明和吴小兵违反《承包合同》的约定及宝城公司的管理规定私自聘请的，与宝城公司无关，因此陈力驾驶涉案车辆不属于履行宝城公司职务的行为。第三，从侵权法的角度来说，案涉交通事故的直接侵权人是陈力，宝城公司对吴小明和吴小兵私下聘请陈力不知情，并非陈力的雇主，对涉案事故发生不存在过错，因此宝城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宝城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否应予免赔的问题。保险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明确驾驶员逃逸可予免责，同时根据涉案机动车商业三者险投保单，可以确认保险公已就有关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因此，一审法院确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可予免赔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宝城公司主张保险公司应承担全部的商业保险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接纳。关于承责比例及精神损害赔偿金问题。虽然宝城公司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了诉请，但鉴于宝城公司在本案中不需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院对有关承责比例及精神损害赔偿金问题不作审查。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4158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415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陈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文猛272155元。本案一审受理费4041元，由文猛负担2030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458元，陈力负担1553元。本案二审受理费1553元，由陈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红审判员  张明艳审判员  罗 毅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刘 蔚陈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