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民终7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安徽安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
法定代表人：石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莎，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铝昆明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牛大志，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璐，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安徽安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粮实业公司）与上诉人中铝昆明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铜业公司）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民二初字第00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粮实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吴莎，上诉人昆明铜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白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粮实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昆明铜业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19759595元。事实和理由：安粮实业公司与昆明铜业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购销合同》和《仓储保管合同》等文件是一个整体，不能孤立进行分析判断。依据《合作协议》等文件，本案交易标的物为2000吨电工用铜线坯，但昆明铜业公司至今从未按安粮实业公司指示实际交付货物，后期昆明铜业公司出具的《确认函》及附件，也是对整个交易中昆明铜业公司负有实际交货或退款义务的再次确认。昆明铜业公司提供的“仓储单据”仅能说明其有交付货物的意愿，不能证明其实际交付了货物。因此，昆明铜业公司未按安粮实业公司的要求和指示交付货物，已经构成违约，昆明铜业公司应向安粮实业公司退还全部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即昆明铜业公司还需承担应付合同价款25%的违约金。一审判决对此没有支持，依法应予纠正。
昆明铜业公司辩称：昆明铜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案涉《合作协议》及两份《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交付义务，交付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并未发生违约行为，故其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且安粮实业公司不是提出违约金请求的适格主体，无权利依据案涉两份《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的违约金条款提出违约金请求。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安粮实业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昆明铜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或依法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中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昆明铜业公司与安粮实业公司在本案中存在的法律关系应基于交易的整体事实和各方基本权利义务划分进行解释。根据昆明铜业公司、安粮实业公司和案外人恒宝昌有色金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宝昌供应链公司）、恒宝昌（上海）铜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宝昌铜材公司）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三方交易的实质为昆明铜业公司有交付货物而无支付货款义务，而恒宝昌供应链公司、恒宝昌铜材公司（以下合称恒宝昌两公司）应为付款义务方。本案中三方的合作关系作为基础法律关系并未发生转变，一审判决对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的判断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昆明铜业公司已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根据案涉两份《购销合同》和《仓储保管合同》的约定，涉案货物存放在昆明铜业公司仓库内，昆明铜业公司进行保管，并及时向安粮实业公司开出货物货权证明《仓单》。根据三方《合作协议》及《仓储保管合同》的约定，昆明铜业公司只能依照安粮实业公司签发的有效《提货单》发货，否则就构成违约，任何其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催款函》、《律师函》）均不能代替《提货单》。三、《确认函》不能证明昆明铜业公司有退还货款的义务。第一，案涉两份《购销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且已履行完毕。双方应履行《仓储保管合同》，此时安粮实业公司要求昆明铜业公司退还货款已无任何合法依据。第二，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昆明铜业公司已经交付货物并以仓储方式对货物进行保管，安粮实业公司一直未向昆明铜业公司出具《提货单》要求提货，此时昆明铜业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且无任何违约行为，安粮实业公司无权解除案涉合同要求退还货款。第三，《确认函》、《提货或还款计划》应按三方交易实质进行解释，即昆明铜业公司仅有交付货物而无支付货款的义务。尽管函件中提及退还货款，但该函系由昆明铜业公司与恒宝昌供应链公司共同出具，恒宝昌供应链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昆明铜业公司有配合提取货物义务。因此，不得将该函解释为由昆明铜业公司承担退还货款义务。第四，退还货款必须经过磋商和解除案涉《购销合同》、《仓储保管合同》后才能实现。《确认函》、《提货或还款计划》本身并不具备解除上述合同的效力。第五，《确认函》、《提货或还款计划》用语并非严格，其中“我司”在解释上应包含昆明铜业公司和恒宝昌供应链公司，但两者责任并非共同或连带的，而是分别的，即恒宝昌供应链公司是付款义务主体，昆明铜业公司是安排提取货物主体。退一步说，即使“我司”是指昆明铜业公司，但《确认函》、《提货或还款计划》载明了两种履行方式：退还货款或安排提取货物，这只能择一实现。再退一步说，即使昆明铜业公司来承担退还货款或安排提取等值货物的责任，但具体履行方式仍不确定。一审判决在无任何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的情况下即认定安粮实业公司有选择权，并据此判定昆明铜业公司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昆明铜业公司在一审举证证明恒宝昌铜材公司已于2015年分三次向安粮实业公司支付信用证货款共计250万元，而一审判决却认定该250万元货款并非本案中恒宝昌铜材公司已支付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五、本案中，安粮实业公司从未依据《仓储保管合同》和相关约定开出《提货单》，根据恒宝昌两公司未付款金额在仓单列明的货物数量范围内向昆明铜业公司提取货物，因此，“延期安排贵司提货”的前提不存在，则昆明铜业公司也不应承担支付利息的义务。
安粮实业公司辩称：一、安粮实业公司与昆明铜业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购销合同》和《仓储保管合同》等文件是一个整体，依据约定昆明铜业公司的合同义务为实际交付货物，昆明铜业公司提供“仓储单据”行为不能视为履行义务。从《合作协议》等文件来看，案涉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分配为：安粮实业公司先向昆明铜业公司付款，案外人恒宝昌两公司向安粮实业公司付款，安粮实业公司收到货款后指示昆明铜业公司向恒宝昌两公司发货。从交易结构和目的设定看，《合作协议》为主合同，《购销合同》和《仓储保管合同》均为《合作协议》的附件，且三份协议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进行判定。昆明铜业公司在一审诉讼中也提出并确认相关交易文件是一个整体。因此，本案不是一个简单的购销合同纠纷，购销合同不是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不能作为拟制交付的依据，即昆明铜业公司不能仅以交付单据的方式来完成合同的履约义务。而且，昆明铜业公司所谓的拟制交付是向安粮实业公司出具其自行盖章的“仓储单据”，这种单据不具有物权凭证属性，也不是法律意义的仓单。综上，昆明铜业公司的合同义务为实际交付案涉标的物2000吨电工用铜线坯，但其至今并未实际交付给恒宝昌两公司，昆明铜业公司提供的“仓储单据”也不能证明其已实际交付了货物。二、昆明铜业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则应依据其出具的《确认函》及《提货或还款计划》之约定，向安粮实业公司退还货款。首先，案涉交易中，昆明铜业公司因其自身原因无法实际交付货物，安粮实业公司曾采用邮件、催款函、律师函等多种方式，督促昆明铜业公司交付货物或退还货款，但均未果。之后，昆明铜业公司于2015年3月5日自愿向安粮实业公司出具了《确认函》及《提货或还款计划》。该行为也证明了安粮实业公司多次督促昆明铜业公司交付货物以及昆明铜业公司违约的事实。其次，安粮实业公司接受了《确认函》及《提货或还款计划》，并据此提起本案诉请，可以表明双方就案涉交易达成了新的合意，即昆明铜业公司分期分批退还货款或交付等值货物。而且，《确认函》及附件系昆明铜业公司以自己名义出具，并表述为“我公司”与恒宝昌供应链公司共同承担退款和交货的义务，故应由昆明铜业公司对《确认函》及《提货或还款计划》承担责任及义务。三、2015年3月之后恒宝昌铜材公司支付的250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从货款总金额中予以扣除。恒宝昌铜材公司和安粮实业公司之间还有其他交易，且在发生争议后双方调解结案，而恒宝昌铜材公司没有向安粮实业公司偿付全部债务，故上述款项应系恒宝昌铜材公司清偿其自己的到期债务。四、昆明铜业公司向安粮实业公司出具了《确认函》及《提货或还款计划》，并明确在限定期限内由其安排退款或安排安粮实业公司提货，但安粮实业公司并没有收到昆明铜业公司的退款或货物（或提货通知），故昆明铜业公司应按《确认函》及《提货或还款计划》约定向安粮实业公司支付相应利息。
安粮实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昆明铜业公司向安粮实业公司退还货款79038380元或交付等值电工用铜线坯，支付违约金19759595元，支付利息813303.39元（暂计至2015年8月30日，其后以7903838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后安粮实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选择要求昆明铜业公司退还货款79038380元，其他诉讼请求不变。
一审法院对安粮实业公司诉称的签订了编号AKH131113号《合作协议》及《补充合同》、编号14-08-0028号《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编号14-09-0016号《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编号ALSY013/Z1022C号《仓储保管合同》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安粮实业公司向昆明铜业公司分别支付5060万元和49986880元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同时查明，2015年3月5日，昆明铜业公司和恒宝昌供应链公司向安粮实业公司出具了《确认函》及附件《提货或退款计划》。《确认函》载明：“......在上述《合作协议》及《补充合同》、《仓储保管合同》、两份《购销合同》及《补充合同》项下恒宝昌公司2014年已付编号14-08-0028号《购销合同》保证金759万元、编号14-09-0016号《购销合同》保证金7558500元、2015年3月3日付640万信用证货款，货款合计100586880元，扣除上述已付金额后实际货款为79038380元，现请贵司延期；我司将于2015年8月30日之前按附件与恒宝昌供应链公司一起按计划分批退还货款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给贵公司。”《提货或退款计划》载明:“我公司将按如下计划分批安排贵司提取1992吨电工用铜线坯或分批退还货款79038380元：2015年3月30日之前退还货款100万元或安排提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2015年4月20日之前退还货款600万元或安排提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2015年5月10日之前退还货款1100万元或安排提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2015年5月26日之前退还货款2000万元或安排提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2015年6月15日之前退还货款2000万元或安排提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2015年7月30日之前退还货款10438380元或安排提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2015年8月30日之前退还货款1060万元或安排提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由于延期安排贵司提货，造成的行息损失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据实由我司与恒宝昌公司另行清算支付给贵司。”
2015年6月1日，安粮实业公司向昆明铜业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昆明铜业公司按《确认函》内容履行付款或退货义务。2015年9月14日，安徽元太律师事务所接受安粮实业公司委托，再次就退还货物或货款事宜向昆明铜业公司发出《律师函》。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安粮实业公司与昆明铜业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协议》、《购销合同》、《仓储保管合同》等多份合同，由此双方之间存在多种法律关系，案涉合同及所涉法律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延续性的过程，应逐一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案涉《合作协议》及《补充合同》、《购销合同》及《补充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根据两份《购销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安粮实业公司与昆明铜业公司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在买卖合同关系项下，安粮实业公司为买方，主要义务为支付货款；昆明铜业公司为卖方，主要义务为交付货物。双方对安粮实业公司已支付货款10058688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即安粮实业公司已按约履行了付款义务。两份《购销合同》均约定交货方式为货物就厂存放于昆明铜业公司工厂仓库，昆明铜业公司提供以安粮实业公司为存货方的货物货权证明书（仓单），现昆明铜业公司已举证证明其向安粮实业公司出具了仓单，应当确认昆明铜业公司完成了《购销合同》约定的交付货物义务。至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
第二阶段，在安粮实业公司和昆明铜业公司均已履行《购销合同》约定义务后，结合双方所签《仓储保管合同》，双方之间法律关系转化为仓储合同关系。在仓储合同关系项下，安粮实业公司有权随时提货或指定授权第三方提货，提货时须提供盖有安粮实业公司仓储专用章的提货单作为提货凭证；昆明铜业公司应当妥善保管货物，严格按照提货单规定的数量、规格和时间发货。
第三阶段，在昆明铜业公司出具仓单后至2015年3月5日之前，安粮实业公司和昆明铜业公司之间就案涉货物为仓储合同关系，但自昆明铜业公司于2015年3月5日出具《确认函》及《提货或退货计划》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再次发生转化，昆明铜业公司成为债务承担主体。理由如下：首先，《确认函》及《提货或退款计划》的出具主体问题。两份材料尾部均加盖了昆明铜业公司和恒宝昌供应链公司的印章，再结合《确认函》中“……我司将于2015年8月30日之前按附件与恒宝昌供应链公司一起……”的内容及《提货或退款计划》中“……据实由我司与恒宝昌公司另行清算支付给贵司”的内容，“我司”应指昆明铜业公司，因此，能够确认昆明铜业公司为《确认函》及《提货或退款计划》的出具主体。其次，昆明铜业公司向安粮实业公司出具的《确认函》及《提货或退款计划》实为昆明铜业公司的承诺，安粮实业公司对昆明铜业公司的承诺予以接受，昆明铜业公司应按承诺内容承担己方义务。从《确认函》及《提货或退款计划》的内容看，昆明铜业公司同意向安粮实业公司分批退还货款79038380元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昆明铜业公司自愿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安粮实业公司有权要求昆明铜业公司履行其承诺内容。《确认函》及《提货或退款计划》约定了退还货款或等值货物两种履行方式，在约定的期限内，昆明铜业公司对履行方式有选择权，但在昆明铜业公司未按期履行情况下，安粮实业公司作为债权人有权选择其中一种履行方式要求昆明铜业公司履行。另，昆明铜业公司辩称恒宝昌铜材公司已付货款为24048500元，安粮实业公司提出其中的250万元并非支付本案货款，并提交了生效民事调解书予以证明。250万元的电子回单中也未载明款项用于支付本案所涉货款，且安粮实业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其与付款方恒宝昌铜材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对安粮实业公司的陈述予以采信。因此，安粮实业公司要求昆明铜业公司向其退还货款79038380元的诉讼请求成立，应当予以支持。
关于违约金和利息问题。昆明铜业公司已履行两份《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安粮实业公司仍依据《购销合同》主张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应当不予支持。《提货或退款计划》对延期安排安粮实业公司提货造成的银行利息损失作出了明确约定，昆明铜业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安粮实业公司支付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具体为：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30日起算；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20日起算；以1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0日起算；以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6日起算；以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5日起算；以10438380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30日起算；以106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30日起算；均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5年8月30日，为813303.39元，之后以79038380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
综上，安粮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昆明铜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粮实业公司退还货款79038380元，并支付利息813303.39元（暂计算至2015年8月30日，之后的利息以79038380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安粮实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985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44857元，由安粮实业公司负担107090元，昆明铜业公司负担437767元。
本院二审期间，昆明铜业公司当庭提供了三组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中铝昆明铜业结算对账通知单》两份（2014年9月、2014年10月），2014年信用证恒宝昌（上海）-安粮-
中铝对账明细一份。证明：1、恒宝昌两公司已经提取案涉两份《购销合同》项下对应数额的货物，恒宝昌两公司才是《确认函》及《提货或退款计划》项下支付货物或配合提取货物的义务承担主体。2、一审法院遗漏了案件当事人，恒宝昌两公司应作为本案必要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第二组证据，2013年11月20日编号为13-11-0020《购销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各一份、编号为DL-13-11-0020《代理采购协议》一份、安粮实业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出具的安排恒宝昌两公司提取编号为13-11-0020《购销合同》项下共计1000吨货物的三份《提货单》。证明：本组证据为三方《合作协议》项下发生的第一笔购销业务，交易的参与方、交易流程和交易方式与案涉两份《购销合同》相同，安粮实业公司对该交易流程和交易方式均知情且认可。在三方贸易关系中，恒宝昌两公司是货物的实际卖方，即真实的债务人。第三组证据：2013年12月20日编号为13-12-0020《购销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各一份、编号为DL-13-12-0020《代理采购协议》一份、昆明铜业公司出具的编号为13-12-0020《购销合同》项下仓单一份、安粮实业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出具的安排恒宝昌两公司提取编号为13-12-0020《购销合同》项下共计1000吨货物的《提货单》一份、《中铝昆明铜业结算通知单》（2014年1月）一份。证明：本组证据为三方《合作协议》项下发生的第二笔购销业务，证明目的同第二组证据。安粮实业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其中两份对账通知单未提供证据原件，而对账明细并非三方对账文件，三份证据均系昆明铜业公司与恒宝昌两公司之间往来文件，是否真实安粮实业公司无法核实。而且，昆明铜业公司代理人当庭陈述案涉《购销合同》项下货物未提货，则该提货记录与本案无关，达不到昆明铜业公司的证明目的。况且，该组证据不能否认《确认函》及《提货或还款计划》中已明确的昆明铜业公司的付款或者交货义务。此外，昆明铜业公司在一审中没有提及漏列当事人，本案不需要恒宝昌两公司参加诉讼也可以查清事实。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是另外一笔已完成的交易，并刻意遗漏了该笔交易项下最关键的《合作协议》，而《购销合同》及《代理采购协议》均注明系《合作协议》附件，故此组证据不能证明恒宝昌两公司是真实的债务人。对第三组证据中的《中铝昆明铜业结算通知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此系昆明铜业公司单方编制文件，是否真实安粮实业公司无法核实，且该份证据上的货物出库时间早于同组证据中安粮实业公司出具同笔交易项下《提货单》的时间，按三方《合作协议》约定，昆明铜业公司应凭安粮实业公司出具《提货单》放货，故此份证据应与本案无关。对该组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组证据所涉三份材料的发生时间均在2014年，而昆明铜业公司在2015年3月5日向安粮实业公司出具的《确认函》及附件中均表明，案涉两份《购销合同》项下货物并未被提取，则该组证据应与案涉两份《购销合同》无关，故达不到昆明铜业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第二、三组证据中的各份材料系另外两笔已完成的交易，与案涉两份《购销合同》均无关联性，不能证明恒宝昌两公司是真实的债务人，本院亦不予采纳。
此外，昆明铜业公司二审中对其一审提交证据七的形式要件进行补强，即恒宝昌两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出具的说明，在二审中另行加盖了恒宝昌两公司公章并由负责人签字确认。证明恒宝昌两公司已付货款（含保证金）为24048500元，即还应包括一审判决未予认定的三笔已付货款250万元。安粮实业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系恒宝昌两公司出具给昆明铜业公司的，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只是多加盖了恒宝昌两公司印章及个人签字。此处250万元所涉三张电子回单注明的是信用证货款，而安粮实业公司和恒宝昌两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该证据也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说明系恒宝昌两公司向昆明铜业公司出具，提及的250万元并未明确系支付本案《确认函》及附件项下款项，况且，安粮实业公司提交的生效民事调解书足以证明其和恒宝昌铜材公司之间存在大额债权债务关系，故该证据达不到昆明铜业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份补强证据不予采信。
双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一审相同，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也同于一审，本院认证意见与一审一致。
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安粮实业公司诉请昆明铜业公司退还货款、支付违约金及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而言，一是案涉几份协议[编号AKH131113号《合作协议》及《补充合同》、编号14-08-0028号《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编号14-09-0016号《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仓储保管合同》]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二是案涉《确认函》及其附件《提货或还款计划》能否作为安粮实业公司主张退还货款、支付利息的依据；三是恒宝昌铜材公司向安粮实业公司支付的250万元是否为本案项下货款；四是安粮实业公司的违约金诉请能否得到支持。
根据查明的事实，安粮实业公司、昆明铜业公司及案外人恒宝昌两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合同》、《仓储保管合同》、案涉两份《购销合同》及《补充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从上述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案涉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大致分配为：安粮实业公司以90天不可撤销国内信用证的形式先向昆明铜业公司付款，案外人恒宝昌两公司在不可撤销国内信用证付款到期日前向安粮实业公司付清货款，昆明铜业公司在收到盖有安粮实业公司仓储专用章的提货单后向恒宝昌公司发货。由此表明，安粮实业公司和昆明铜业公司之间虽然存在多份合同，但上述合同应系一个交易整体，其中《合作协议》为基础合同，而《购销合同》及《仓储保管合同》均为《合作协议》的附件，不能简单割裂开来进行判定。再从上述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安粮实业公司已向昆明铜业公司支付了货款100586880元，而昆明铜业公司虽提供了以安粮实业公司为存货方的货物货权证明书，但案涉货物电工用铜线坯仍存放在昆明铜业公司工厂仓库，并由昆明铜业公司保管和实际控制，只是昆明铜业公司须在收到盖有安粮实业公司仓储专用章的提货单后才能对外发货。本案中，安粮实业公司并没有向昆明铜业公司开出盖有其公司仓储专用章的提货单，也就是说，在前述合同履行中，昆明铜业公司实际收取了安粮实业公司支付的货款100586880元，但又没有将对应价值的电工用铜线坯对外发货。
之后，昆明铜业公司于2015年3月5日向安粮实业公司出具了《确认函》及附件《提货或还款计划》，该函尾部虽然加盖了昆明铜业公司和恒宝昌供应链公司的印章，但结合《确认函》中“……我司将于2015年8月30日之前按附件与恒宝昌供应链公司一起……”的表述，可以认定昆明铜业公司系《确认函》及附件的出具主体。再从《确认函》及附件内容看，《确认函》及附件实为昆明铜业公司基于上述《合作协议》、《仓储保管合同》及《购销合同》等协议履行情况而向安粮实业公司所作的承诺，即承诺于2015年8月30日之前按附件计划分批退还货款79038380元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给安粮实业公司。也就是说，《确认函》及附件实际是昆明铜业公司对其在前述协议履行中所涉义务的转化安排。由此，昆明铜业公司在《确认函》及附件中承诺自愿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为有效。安粮实业公司予以接受，昆明铜业公司即应按照《确认函》及附件履行其承诺的义务。因此，安粮实业公司依据《确认函》及附件有权要求昆明铜业公司履行其承诺的退还货款79038380元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的义务。经释明，安粮实业公司作为债权人选择退还货款的履行方式要求昆明铜业公司履行，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昆明铜业公司向安粮实业公司退还货款7903838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故昆明铜业公司上诉称《确认函》及附件不能证明其有退还货款义务的理由，因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昆明铜业公司上诉另称恒宝昌铜材公司支付的250万元应系本案货款，因昆明铜业公司提供的付款电子回单并未明确系支付本案货款，而安粮实业公司提出该款项系恒宝昌铜材公司偿还其另案债务，并提交了生效民事调解书予以证明，且该款项远不足清偿该债务。故一审判决认定昆明铜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250万元系支付本案货款，并无不当，昆明铜业公司此节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安粮实业公司上诉称昆明铜业公司需承担应付合同价款25%的违约金，鉴于该违约金主张系基于案涉两份《购销合同》及其补充合同，但安粮实业公司在本案中系依据《确认函》及其附件《提货或还款计划》向昆明铜业公司主张退还货款79038380元或等值电工用铜线坯，且从案涉《合作协议》、《购销合同》等多份协议履行情况及《确认函》内容来看，《确认函》及附件实际是昆明铜业公司对其在前述协议履行中所涉义务的转化安排，故安粮实业公司再行依据案涉两份《购销合同》及其补充合同来主张违约金，依据不足，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因此，安粮实业公司的此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安粮实业公司及昆明铜业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1176元，由安徽安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40358元，中铝昆明铜业有限公司负担4608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樊 坤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马士鹏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