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5民终27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永良，男，1975年3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远，河北章理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彦领，男，195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巨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花敏，女，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巨鹿县，与张彦领系夫妻关系，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芳，巨鹿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袁永良因与被上诉人张彦领、高花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2017）冀0529民初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永良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巨鹿县人民法院（2017）冀0529民初6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被上诉人高花敏对上诉人的叔叔张某称有财政指标，如果张某有亲戚朋友可以为其办理，需要18万元。在此种情况下，张某将上诉人介绍给被上诉人高花敏认识，并称上诉人家庭条件困难，是否可以少交，经协商，被上诉人高花敏称最低14万元，14万元可以为其办成副经理职位，被上诉人高花敏在收取该费用时称，“办成了费用不退，办不成一分不少退还给上诉人”，在此种情况下，上诉人将14万元交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是基于对其叔叔张某的信任，而张某认为被上诉人高花敏可以办成此事，上诉人才交付给高花敏的该项费用，由此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花敏之间系委托关系，该费用并不是活动经费，高花敏和张彦领共同办理该事项，最终没有办成委托事项，在此种情况下，二被上诉人均称事情无法办理，要绐上诉人一分不少退回该款项，后在上诉人多次催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张彦领自愿为上诉人出具还款协议。经双方协商，形成本案的还款协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还款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依法应该履行，向上诉人归还该款项。该协议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通过证人证言、录音和刑事卷宗被上诉人陈述可知，被上诉人认可收取上诉人14万元为其安排工作，安排工作事项没有落实，被上诉人多次承诺该款项一分不少退回，并在各方协商的情况下亲笔书写的还款协议，在写完还款协议后，2016年8月份的公安询问笔录中其也认可该款项应该予以归还，也明确表示双方已经达成还款协议，在该协议签订后，该14万元就应由被上诉人归还给上诉人。退一步来说，即使不存在还款协议，被上诉人也应向上诉人返还14万元，二被上诉人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高花敏收取的费用，之后给付了被上诉人张彦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向其支付过14万元的事实予以承认，并且被上诉人未能办理上诉人委托其办理的事项，证人及被上诉人本人在公安局的笔录证明中表述一致，称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承诺“办不成，一分不少的予以退还”，被上诉人在笔录中也承认存在该笔款项并表示要归还给上诉人，即使不存在还款协议，被上诉人占有上诉人的14万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该还款协议是双方对于之前委托事项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协议。被上诉人理应将14万元退还给上诉人。2、被上诉人声称高花敏收取该款项系活动经费，并称书写还款协议受到胁迫不属实，也没有证据支持。被上诉人主张收取上诉人的款项属于活动经费，明显是偷换概念，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该款项是高花敏收取的，并且二被上诉人多次承诺，办不成（工作事宜）全部退还，收款时，并没有称该款是活动经费，在证人和刑事笔录中被上诉人均表示是收取款项以后开始找关系，因此，被上诉人收取款项后的事宜与上诉人没有关系，如果是活动经费，办不成被上诉人承诺给退还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其次，被上诉人收取该款后是否进行了活动，活动是否需要资金，均是二被上诉人在办理上诉人委托事项时其个人行为，上诉人既未参与也不知情，并且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款项已经实际支出。此外被上诉人在事情没有办成的情况下，已经书写还款计划，该还款计划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称在写协议时受到威胁、恐吓，既不属实，也没有证据证实，在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中，明显与被上诉人在协商此事，而且被上诉人主动提出，还按原来的承诺，事儿没有办成，一分不少绐退还，砸锅卖铁也要还，并且主动提出书写还款协议。在一个多小时的录音中没有任何胁迫的词语。证人张某全程在场，也证实未发生胁迫的事宜。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若被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则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求。
张彦领、高花敏答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还款协议是基于跑官、要官产生的（上诉人要被上诉人为其活动成经理），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该还款协议无效。2、还款协议是以合法的外衣掩盖了其违法的实质，双方之间的“欠款”不等于民间借贷，两种在法律性质上有区别。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还款协议违反我国法律规定，违法了民法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
袁永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张彦领、高花敏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万元及借款完全偿付完毕期间的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永良提交证据：1、2015年12月10日被告张彦领出具的还款协议一份及录音光盘一个；2、巨鹿县公安局询问原、被告和张某的询问笔录；3、巨鹿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以上证据用来证明2013年11月被告高花敏为原告安排工作为由，收取原告14万元。
张彦领、高花敏质证意见，1、对2015年12月10日被告张彦领出具的还款协议，不存在真实借款事实，也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告在原告胁迫下出具的还款协议。对该协议不予认可。2、录音光盘是原告及见证人胁迫被告4个小时录的音，录音内容是剪辑过的，不予认可。3、对公安局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庭审中，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当庭出示的（2016）冀0529民初1509号卷宗证据材料均无异议。
一审查明事实如下：2013年11份原告袁永良通过其叔叔张某，找到被告高花敏家（巨鹿县世纪康城）将14万元现金交给被告高花敏，作为让高花敏为原告安置工作指标的活动费用。之后，被告找到王振录疏通关系为原告安排财政工作事宜，未果。2016年8月22日原告向巨鹿县公安局刑事警察一中队报案，称被告高花敏骗取其14万元。2016年8月22日巨鹿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对原告袁永良、证人张某进行了调查询问，2016年8月30日巨鹿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对被告张彦领进行了调查询问，2016年9月2日巨鹿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对高花敏进行了调查询问。该四人的询问笔录均证明了2013年11月份原告袁永良通过其叔叔张某，找到被告高花敏家将14万元现金交给被告高花敏，让高花敏找关系给原告袁永良安排财政指标工作问题。2016年10月28日巨鹿县公安局作出巨公（刑一）不立字（2016）001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2015年12月10日被告张彦领向原告出具了一份还款协议，内容载明“高花敏所欠袁永良拾肆万元整，因经济能力有限分期偿还，从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偿还，每季度还款壹万元整，年季度还款五万元整，一直到还清为止，以上协议经双方协商同意，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协议人：张彦领、袁永良，见证人：张某”。上述事实，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庭审中，被告对原告主张借款14万元不予认可，辩称该14万元是原告给其的活动经费，用于给原告安排财政指标。还款协议不是其的真实意思。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袁永良主张2013年11份被告借其现金14万元，证据不足，其主张借贷关系不存在。虽然被告张彦领于2015年12月10日向原告出具了14万元的还款协议，但该还款协议并不是被告张彦领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款项实际是原告袁永良让被告高花敏给其安置工作的活动经费，没有真实的借款事实。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及巨鹿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在卷佐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照法律有关规定，公民、法人合法的民事行为及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的行为，均与法相悖。现原告袁永良要求被告张彦领、高花敏偿还其14万元的活动经费，没有法律依据，故原告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永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袁永良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查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争议事项和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争议事项和案件事实一致。关于高花敏收取14万元后，为袁永良安置工作是否已将14万元给付他人问题。2016年8月30日巨鹿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对张彦领的调查笔录显示：“……王振露说不行给她送礼去，我（张彦领）说行，王振露说第一次先给她6万吧，他将6万元的现金藏在花生里，我开车拉着王振露去的刘会云的单位（银行学校和一个大学合并了，具体什么名字记不清了），王振露一个人先进的校区，过来一会儿，王振露和刘会云从里面出来了，我走上去，刘会云说现在啥也不敢收，就是农产品也要登记，刘会云没有收装钱的花生袋。王振露将钱拿回家了。后来王振露电话里说让我把余下的8万元现金放他那里，他说别人找刘会云办事的多，最好一个人去找刘会云，哪有俩人做伴去的？王振露打完电话我将余下的8万元送给了王振露，就我俩知道。”庭审中，张彦领称，其将14万元放在家里了，没有存银行。其分两次把钱给了王振露，一次6万元、一次8万元，给王振露钱的时候告诉上诉人了，其妻子给上诉人打的电话。并称，王振露独来独往，向来一个人办事，其推测他家里肯定不知道这事。又称，没有管成上诉人的事后，其没有找王振露家人要过钱，王振露是2014年过世的，王振露在世的时候其找过他要这钱。袁永良称，其没有参与给钱，对于张彦领给没给钱并不清楚。
本院认为，二审法院应当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中，高花敏接收袁永良给付的14万元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张彦领、高花敏应对已将14万元给付他人负有证明责任。张彦领所述给付他人14万元的过程，以及陈述为袁永良违法从事安排财政工作未能办成后所采取的措施，无任何直接、间接证据或合理性的日常生活经验予以印证。加之，当事人违法请托事项未能办成后，张彦领又向袁永良出具还款协议。其所述张彦领受胁迫出具还款协议无证据证实，张彦领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书写还款协议的内容及其签字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具有预见能力，其在不能证实受胁迫出具还款协议的情形下，应对其出具的还款协议承担法律后果。从袁永良提交的录音资料时间、当时外部情形的变化（违法从事安排财政工作未能办成等）判断，袁永良提交的录音资料只能作为参考，对比前述判断理由，不能得出张彦领受胁迫书写还款协议的结论，不能得出使人合理相信张彦领已将14万元给付他人的结论，张彦领、高花敏应当为接收14万元可能产生的证明责任及对价后果承担责任。因此，张彦领应当对不足以证明将14万元给付他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14万元使用目的非法，双方请托事项及约定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袁永良与张彦领、高花敏之间的行为无效，无效后，张彦领因不足以证明已将14万元给付他人，应对无效行为取得的14万元，产生应返还的法律后果。法律后果是责任承担，在承担责任基础上达成的还款协议，如认定无效，其实质上是否定张彦领、高花敏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故被上诉人方提出无效的法律规定，只适用于当事人之间的请托行为，不能将返还的法律后果也认定为无效。故此，本案对请托行为无效性评价，不适用于返还基础上达成的还款协议。鉴于巨鹿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已将本案不作刑事案件立案处理，张彦领、高花敏又应返还给袁永良14万元。故张彦领出具的还款协议，应认定是以书写还款协议的形式，确认其负有的偿还义务，是以偿还14万元为目的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该协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还款协议内容并不是张彦领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出具还款协议内容不符，无事实依据，也与张彦领、高花敏负有返还14万元的法律义务相悖，本院予以纠正。故本院对还款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本案应当按照双方达成的还款协议处理，袁永良请求张彦领、高花敏偿还借款本金14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当事人行为具有违法性质，袁永良也应对违法使用钱款可能产生的利息损失承担责任，其请求支付逾期利息，不予支持。诉因形成双方均有一定过错，诉讼费用应合理分担。综上所述，袁永良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2017）冀0529民初681号民事判决；
二、原审被告张彦领、高花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审原告袁永良14万元；
三、驳回原审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张彦领、高花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袁永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孟 印
审判员 邓 永 胜
审判员 毕 建 军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姿巍书记员张姿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