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哈民二民终字第2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振国，1958年6月29日生，住黑龙江省依兰县。
委托代理人关大华，黑龙江佳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敏，住黑龙江省依兰县。
委托代理人张智敏，黑龙江翔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文邦（又名葛文帮），住黑龙江省依兰县。
委托代理人李维库。
上诉人高振国、刘玉敏因与被上诉人葛文邦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依兰人民法院（2014）依民初字第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振国的委托代理人关大华、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刘玉敏的委托代理人张智敏、被上诉人葛文邦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维库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0年12月17日，葛文邦委托高振国（乙方）与依兰县团山子乡幸福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了关于依桦路边“废沙坑承包合同”。合同约定：“1、甲方提供废沙坑3垧多面积，座落依桦路边。2，甲方发包给乙方废沙坑三十年期一次性买断，价格陆千元。3、乙方在这三十年内有责任控制任何人扩坑、侵蚀耕地。如果发现有侵蚀耕地的事发生，甲方有权向乙方罚金。4、如村民要灌地基料，在乙方不影响规划情况下，可用混合料，但付一定的工时费，如果文明村用料可免费。5、办理此坑的手续由乙方办理，甲方不负责任何费用。此合同即日生效。”签订合同后，承包合同及交款收据由葛文邦保管。合同签订后次日，时任幸福村民委员会主任马某某、村会计李嘉晨为葛文邦作出证明，证明废弃沙坑实际承包人系葛文邦。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葛文邦一直承包此沙坑，但在2011年7月18日，高振国未经葛文邦的许可擅自将沙坑转包给刘玉敏。
葛文邦起诉称：2000年，葛文邦承包了依兰县团山子乡幸福村依桦路边废弃沙坑，当时的村领导提出葛文邦承包可以，但应以幸福村村民的名义签订，于是葛文邦委托幸福村村民高振国代替葛文邦与幸福村村委会签订此沙坑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葛文邦一直经营承包至今，后葛文邦得知高振国对其构成侵权，于2014年5月向依兰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确认葛文邦系团山子乡幸福村依桦路边废弃沙坑承包经营权人；请求第三人依兰县团山子乡幸福村民委员会继续履行与葛文邦签订的废弃沙坑承包合同。2014年6月5日，依兰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确认葛文邦系位于依兰县团山子乡幸福村依桦路边废弃沙坑的实际承包人；依兰县团山子乡幸福村民委员会继续履行与葛文邦签订的废弃沙坑承包合同。现此仲裁裁决已经生效。葛文邦作为沙坑实际承包人，在其履行合同期间，未将此沙坑转包给任何人，而高振国在明知道自己不具有此沙坑的承包经营权情况下，擅自将此坑转包给刘玉敏，幸福村村民都知道沙坑为葛文邦承包，刘玉敏作为幸福村村民也是知道的，还与高振国签订合同，所以，双方恶意串通损害葛文邦合法权益，故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高振国与刘玉敏的转包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由高振国与刘玉敏负担。
高振国一审辩称：高振国与刘玉敏签订转包合同有效。一、高振国系沙坑合法经营权人，高振国与幸福村民委员会签订合同得到演武基乡政府同意，高振国已交付6000元承包费给村上；二、高振国与幸福村签订合同后，葛文邦找到高振国要采砂子，因葛文邦与高振国系亲属关系，当时高振国收取葛文邦一年采砂费6000元，约定葛文邦赚钱就给钱，不赚钱就不给；三、2011年因隔壁沙坑淹死人了幸福村领导找到高振国要求其加强管理。高振国认为其能力不足，找到隔壁沙坑承包人刘玉敏将沙坑转给刘玉敏，双方依法签订转包合同并经村委会盖章同意，刘玉敏系本村村民，签订合同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真实，合法有效。请求法院驳回葛文邦诉讼请求，维护高振国合法权益。
刘玉敏一审辩称，葛文邦所述无事实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葛文邦诉讼请求，请求确认2011年7月18日高振国与刘玉敏签订合同有效。一、2000年12月17日高振国与幸福村签订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二、2011年高振国转包沙坑给刘玉敏，高振国系沙坑合法经营权人，自愿转包给刘玉敏并经村委会同意，该转包合同未违背国家法律，转包合同合法有效；三、刘玉敏取得沙坑后投入大量鱼苗并派人管护，建盖管护房，于2012年6月8日取得依兰县政府颁发的水域滩涂养殖证；四、刘玉敏认为葛文邦依据的依农仲案（2014）第01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裁决书不能作为解除高振国与刘玉敏转包合同的依据，虽然该仲裁裁决已经生效，但该裁决有多处违法之处，遗漏刘玉敏参加仲裁，认定事实错误，违背证据规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重新审查证据，依法作出判决，现刘玉敏已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对错误仲裁予以改正，故请求法院确认高振国与刘玉敏转包合同有效，请求中止本案诉讼。
原审判决认为：关于废弃沙坑实际承包人问题。高振国提供的沙坑请示，无法证明其为本案诉争沙坑实际承包人，因2000年废弃沙坑承包时，幸福村村民有优先承包权，因葛文邦不是幸福村村民，须以本村村民名义承包，故葛文邦找到高振国以高振国名义与幸福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并且通过高振国向幸福村村委会缴纳6000元承包费。在仲裁委仲裁裁决中，葛文邦出示的赵彦春出庭证言，证明葛文邦为承包废弃沙坑而要求赵彦春协助其办理相关手续，真实性已经予以采信，证明力较强；高振国提供的承包合同及付款收据原件在葛文邦手中，高振国依据两份复印件主张其为实际承包人、实际付款人的证据不足。高振国辩称，将此两份原件交给葛文邦让其办理采沙证件，从2000年至今，高振国一直未取回原件。因高振国无上述原件且辩称不具有合理性、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故其主张作为废弃沙坑实际承包人缺乏相应证据证明。证人马某某，作为2000年时任幸福村民委员会主任，在承包合同签订次日出示证明（证明上还有时任村会计李嘉辰签名）葛文邦系沙坑实际承包人，高振国系受葛文邦委托签订合同及交款，庭审中，马某某对该份证明是由其书写并无异议，马某某庭审中所述高振国与村委会签订合同、交钱经过，但对葛文邦与高振国之间关系含糊其辞，此证人证言具有不稳定性，亦未能直接明确葛文邦与高振国之间的关系，与马某某在2000年12月书写证明相比，该份证言证明力较弱。结合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葛文邦、高振国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判断，高振国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依兰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书认定葛文邦系废弃沙坑实际承包人的事实。依兰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农仲案（2014）第01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裁决书作为生效的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故本院认定从2000年12月17日起葛文邦系本案诉争废弃沙坑实际承包经营权人。
关于转包合同效力问题。仲裁裁决书确认从2000年12月17日起葛文邦系依兰县团山子乡幸福村依桦路边废弃沙坑实际承包经营权人。依兰县团山子乡幸福村民委员会应继续履行与葛文邦签订的废弃沙坑承包合同，履行期限为三十年。此合同履行期间，即2011年7月18日，高振国作为无处分权人，事前未经葛文邦授权擅自将高振国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幸福村依桦路边废弃沙坑转包给刘玉敏，且事后葛文邦未以任何形式对高振国的无权处分行为进行追认。故本案中的转包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对刘玉敏提出的其在沙坑内投入鱼苗并取得水域滩涂养殖证抗辩理由与本案无关。据此判决：依法确认高振国与刘玉敏于2011年7月18日签订的关于依兰县团山子乡幸福村依桦路边废弃沙坑转包合同为无效合同。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高振国、刘玉敏负担。
高振国不服原审判决：请求撤销（2014）依民初字第989号判决；依法改判高振国与刘玉敏签订的关于依兰县团山子乡幸福村依桦路边废弃沙坑转包合同有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葛文邦承担。理由是：
一、高振国是争议沙坑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具有转包资格。第一、高振国作为幸福村村民，于2000年12月17日依法与幸福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废弃沙坑承包合同，且该合同经乡政府审批同意，经村委会盖章，村法人代表签章予以认可。签订合同后，高振国按照合同约定向村委会交付了承包费6000元。所以，自该合同签订之日起，高振国就取得了争议沙坑的承包经营权。第二、高振国取得沙坑的承包经营权后，葛文帮找到高振国说想要采点沙子，因双方是亲戚高振国就同意葛文帮进行采沙，并收取了葛文帮一年的采沙费6000元，并同时约定，以后要是挣到钱就多给点，挣不到就算了。第三、因葛文帮是在县城居住，高振国就将关于沙坑的请示、沙坑承包合同、承包费收据交给葛文帮用于到县城办理采沙许可证。
高振国依法与刘玉敏签订了争议沙坑的转包合同。
2011年的时候，高振国隔壁沙坑发生了淹死人的事故。村委会找到高振国，要求高振国加强管理，否则出事要承担法律责任，高振国觉得自己没精力管理就找到本村村民刘玉敏，经双方协商签订了废弃沙坑转包合同，并经村委会加盖公章，村主任签章予以同意。综上，高振国与刘玉敏之间签订的废弃沙坑转包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经村委会审查同意，亦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该合同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请求撤销（2014）依民初字第989号判决，依法改判高振国与刘玉敏于2011年7月18日签订的关于依兰县团山子乡幸福村依桦路边废弃沙坑转包合同有效，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葛文邦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本案作出的判决正确，请求驳回高振国的上诉请求。理由是：关于葛文邦是沙坑实际承包人的问题已在生效的依农仲字（2014）第013号裁决书中予以明确。高振国没有证据证实其对沙坑进行过管理或参与经营。高振国无权将废弃沙坑转包给刘玉敏，高振国与刘玉敏属于恶意串通损害葛文邦的利益。
刘玉敏答辩称：同意高振国的上诉请求。
刘玉敏不服原审判决：请求依法撤销（2014）依民初得第989号民事判决。
依法确认高振国与刘玉敏之间所签订的《废弃沙坑转包合同》有效，改判驳回葛文邦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葛文邦承担。理由是：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一）、案件基本事实：高振国与依兰县原演武基乡（现团山子乡）幸福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废弃沙坑承包合同》，高振国依约向村委会支付承包款6000元后，开始对该沙坑进行管理。该合同签订依据法定程序，并高经乡政府批准。
葛文帮与高振国系亲属关系，葛文帮在高振国取得案涉沙坑承包经营权后，找到高振国想要在沙坑采沙。高振国同意后，葛文帮经与高振国协商，向高振国支付了当年的6000元采沙费后，便在该沙坑进行采沙。葛文帮采沙后，对高振国称，采沙需要到政府办理相关手续，需要高振国提供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的原件，和承包费收据原件。该原件由高振国交给葛文帮后，今日仍在葛文帮手中。2011年，高振国经与刘玉敏协商，并经村委会同意，将案涉沙坑转包给刘玉敏经营，刘玉敏取得该沙坑的经营管理权后，对该沙坑进行改造，并投入了鱼苗，修建了管护房，指派专人看管，并于2012年6月8日依法取得了由依兰县政府颁发的《水域滩涂养殖证》（证号：黑依兰县府（谈）养证《2012》第00010号）一直管理至今。
（二）、高振国于2000年12月17日与村委会签订的《废弃沙坑承包合同》合法、有效。高振国是案涉沙坑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认定高振国代替葛文帮签订该合同错误。
高振国向法庭提交了2000年12月17日与村委会签订的《废弃沙坑承包合同》、6000元承包费收款凭据及2000年11月20日幸福村民委员会向演武基乡（现团山子乡）人民政府《关于村为废弃沙坑的请示》。
2、时任幸福村村委会主任马富友当庭作证，证实高振国在2000年12月17日单独与村委会签订的《废弃沙坑承包合同》，也是自己个人向村委会缴纳6000承包费，在签订合同及交费时，葛文帮未在场参与；基于以上两点，刘玉敏认为，高振国于2000年12月17日与村委会签订的《废弃沙坑承包合同》是合同主体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背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也未侵害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合同主体双方均符合合同主体发包，承包条件。该合同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该合同属于合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
（三）2011年7月18日，高振国与刘玉敏所签订的《废弃沙坑转包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刘玉敏应是案涉沙坑现在的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人。原审及仲裁认定案涉沙坑自2000年12月17日至今一直由葛文帮经营错误。
1、该转包合同是高振国与刘玉敏之间自愿达成的转让协议，并且各自履行了应履行的义务，
2、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的规定，高振国有权将承包经营权依法以转让的方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刘玉敏。
3、高振国与刘玉敏签订该《废弃沙坑转包合同》征得了村委会同意，村委会在该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予以确认；
4、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生效。刘玉敏取得了案涉沙坑实际经营权后对案涉沙坑进行改造，并投入了鱼苗，修建了管护房，指派专人看管。并于2012年6月8日依法取得了由依兰县政府颁发的《水域滩涂养殖证》一直管理至今。故高振国将自己依法取得的废弃沙坑经营权。在征得村委会同意的情况下，经与刘玉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将案涉沙坑转让给本村村民刘玉敏，符合《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不具有《民法通则》第58条和《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情形，该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
刘玉敏作为案涉沙坑的受让人，应是案涉沙坑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
（一）、依兰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依农仲案《2014》第013号仲裁裁决书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该仲裁裁决虽已生效，但不作为葛文帮主张权利的依据，也不能作为原审法院作为认定事实的定案依据。
1、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仲裁裁决书中认定，2000年12月17日，葛文帮委托高振国与幸福村委会签订了《废弃沙坑承包合同》。这一认定是无事实依据的。第一、无论在仲裁还是在庭审中，葛文帮都没有提供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其委托的高振国在2000年12月17日代行其签订该承包合同。第二、高振国在仲裁中机在原审庭审中，也未承认其代替葛文帮签订合同，第三、葛文帮在仲裁中机本案庭审中，也未向法庭提供证人来证实葛文帮与高振国商谈委托事宜时有哪位证人在场听到或者看到：第四，在仲裁阶段，葛文帮虽然出具了一份2000年12月18日，由幸福村原任村委会主任马某某和会计李佳辰出具的证明。但该份证明经马某某在本次庭审中所做证言证实，该份证明内容是葛文帮说的，是李佳辰代笔的。写该份正民时，高振国不在场。该份证明是在2000年12月17日，高振国与村委会签订合同后，在依兰的一家饭店吃饭时，葛文帮对马某某和李佳辰称，高振国是代替他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让二人给出具一个书面证明。马某某与李佳辰并不知道高振国是否是代替葛文帮与村委会签订该废弃沙坑承包合同，而只能证实村里与高振国签订了合同，是高振国交了承包费。基于以上事实，上诉人认为，仲裁裁决认定，2000年12月17日，葛文帮委托高振国与幸福村委会签订了《废弃沙坑承包合同》虽然是无事实依据的，葛文帮在仲裁机构提供的由马某某和李佳辰出局的证明及相关证据，均系间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的规定，直接证据的效力大于电解证据的效力。所以，葛文帮提供的间接证据不能对抗高振国提供的直接证据书证，仲裁裁决在认定事实证据采信上违背了上述规定，引用间接证据作为裁决依据，所以造成认定事实错误。
2、仲裁裁决书认定案涉沙坑从承包之日起一直由葛文帮经营是错误的，第一、刘玉敏在庭审中出具了2011年7月18日与高振国之间签订的《废弃沙坑转包合同书》及转包费票据，证明从2011年7月18日起，上诉人刘玉敏已据的了案涉沙坑的实际承包经营权，第二、2012年6月8日依兰县人民政府为上诉人刘玉敏颁发的《水域滩涂养殖证》及2014年幸福村委会证明、该沙坑管户人李学忠当庭证言，均证实在2011年7月的8日后，案涉沙坑作为鱼池一直由上诉人刘玉敏经营管理至今。
3、仲裁裁决书认定案涉沙坑从承包之日起一直由葛文帮经营是错误的。仲裁裁决使用《合同法》第402条是错误的。仲裁机构在没有直接的书证能证明被上诉人葛文帮与高振国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情况下，仲裁裁决却引用《合同法》第402条是错误的。仲裁裁决使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是错误的。该法律是2003年3月1日颁发实施的，而高振国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却是在2000年12月17日签订的，该法对于该合同无溯及力。仲裁裁决程序违法，遗漏主体。仲裁裁决遗漏了2011年7月18日与高振国签订了沙坑转让合同的实际经营权人刘玉敏，剥夺了刘玉敏在仲裁阶段的答辩和申诉的权利。该仲裁裁决的结果对刘玉敏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仲裁庭未依法追加刘玉敏为第三人参加仲裁，该遗漏主体的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仲裁裁决所认定的事实错误。
二、原审法院判决，违背相关法律规定。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依兰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依农仲案（2014）第01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裁决书作为生效判决，即具有法律效力，故本院认定从2000年12月17日起葛文帮系本案诉争废弃沙坑实际承包经营权人，刘玉敏认为，原审法院上述认定，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已经查明葛文帮不是幸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优先承包权，这样葛文邦就以幸福村村民高振国的名义承包了废弃沙坑，如原审法院判决查明的上述事实假设是客观真实的，那么，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5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据此，葛文帮既然不属于幸福村村民，其也未依据上述规定，与村委会签订合同，即使以高振国名义代签，该合同也是无效的，不受法律保护，然而，原审判决在认定上述事实成立的情况下，明知高振国代替葛文帮签订合同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势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仍属无效合同的情形下，却以判决书来改变法律规定，其判决结果显然与法相挬。其判决结果不仅导致“《土地管理法》第15条流于形式，无人遵守。而且也侵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综上，刘玉敏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4）依民初字第989号民事判决，依法确认高振国与刘玉敏所签订的《废弃沙坑转包合同》有效，改判驳回葛文邦的诉讼请求，维持刘玉敏的合法权益。
葛文邦答辩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葛文邦除坚持对高振国上诉的答辩理由外答辩称，高振国没有权利与刘玉敏签订转包合同。本案争议的废弃沙坑一直由葛文邦经营管理。签订承包合同后，当时的村长、会计有证明，证实高振国将原件交给葛文邦。葛文邦交的6000元承包费。当时向乡政府申请利用废弃沙坑文件是葛文邦找人办理申请的。对此，在仲裁时有多位证人能某某证明沙坑的实际承包人为葛文邦。
高振国答辩称：同意刘玉敏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高振国向法庭提供证人证言两份。
证人王某某证言。拟证明高振国是实际承包人。沙坑由高振国一直在经营。
葛文邦对王某某证言的质证意见：不是新证据。证明的内容不真实，证人与葛文邦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明高振国一直在经营明显撒谎。
高振国对王某某证言的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刘玉敏对王某某证言的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证人陈某某证言。拟证明合同是村委会与高振国签订的，承包费6000元是高振国交的。
葛文邦对陈某某证言的质证意见：不是新证据。证人证言恰恰能某某证明葛文邦经营沙坑的事实。
高振国对陈某某证言的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刘玉敏对陈某某证言的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葛文邦提交仲裁程序中，证人马某某、李某某、段某某、赵某某、孙某甲、孙某乙的证言作为一审证据的补强，拟证明证实沙坑实际承包人是葛文邦。
高振国对葛文邦提交补强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本案没有关联。
刘玉敏对葛文邦提交补强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
本院对王某某证言的认证意见：王某某证实：“高振国与葛文邦是表亲。谁雇谁我不清楚。”庭审中，证人在接受审判员质询时，陈述沙坑一直没有经营。与其证明的“由高振国一直在经营”的内容相互矛盾。由于王某某的证言对同一事实存在两种不同说法，其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
证人陈某某证言能某某证明沙坑为葛文邦经营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陈某某的证言不存在上述规定的除外情形，故对陈某某的证言予以采信。
葛文邦提供的马某某、李某某等证人证言作为补强证据，因在仲裁庭进行质证并已作为生效裁决的依据。对补强证据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谁是沙坑的实际经营人。
二、高振国与刘玉敏签订的《废弃沙坑转包合同》是否有效。
一、关于沙坑的实际经营人问题。
1、生效仲裁裁决确认，从2000年12月17日起，葛文邦系依兰县团山子乡幸福村依桦路边废弃沙坑实际承包经营权人，合同期限为三十年。在该合同履行期间，高振国无权处分葛文邦实际承包经营的依兰县演武基乡（团山子乡）幸福村依桦路边废弃沙坑。高振国在此情况下与刘玉敏签订的沙坑转包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符合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亦无本条第二款规定的除外情形。故依农仲字（2014）第013号裁决书应作为本案裁判依据。2、原幸福村委会主任马某某在签订合同的次日出示证明，证实葛文邦为沙坑的实际承包人。时任村委会会计的李某某在该证明上亦签名证实。3、二审庭审，高振国提供的证人，时任幸福村出纳员的陈某某出庭作证，证实签订合同时有马某某、李某某在场，并明确表示：“我只知道是被上诉人（葛文邦）干的，具体事情不知道。”陈某某的证言能某某佐证马某某、李某某证明的真实性和客观性。4、高振国无法提供其与依兰县演武基乡（团山子乡）幸福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废弃沙坑转包合同》原件及6000元承包费收据原件。该两份证据的原件系由葛文邦提供并举示法庭。而高振国对时隔十几年的时间未收回两份证据的原件理由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故对高振国主张其为沙坑的承包人和实际经营人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二、关于高振国与刘玉敏签订的《废弃沙坑转包合同》是否有效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本案中，高振国作为无处分权人，在未经葛文邦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将葛文邦实际承包经营的幸福村依桦路边废弃沙坑转包给刘玉敏，属恶意串通，侵害了葛文邦的经营管理权。葛文邦与刘玉敏之间的转包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对高振国与刘玉敏主张的《废弃沙坑转包合同》的有效性，本院不予认定。原审依据本案事实及相关证据对此案作出的判决正确，对原审判决应予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高振国、刘玉敏各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松涛
审判员 王秀丽
审判员 韩玉梅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马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