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浙行终4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元顺，男，汉族，1928年10月10日出生，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康桥村杨家门**号，现住杭州市拱墅区。委托代理人王立，男，1981年7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拱墅区。委托代理人周宁泽，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号。法定代表人朱建明，区长。委托代理人周士奇，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江斌，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康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康桥路***号。法定代表人吴永军，主任。委托代理人李俊，该康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叶劲松，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元顺诉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康桥街道办事处城建行政强制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3日作出（2015）浙杭行初字第209号行政判决。杨元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6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元顺的委托代理人王立、周宁泽，被上诉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周士奇、江斌，被上诉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康桥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李俊、叶劲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康桥分指挥部、杭州市拱墅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心因金昌路（拱康路-320国道）项目，领取了杭土资拆许字（2010）第090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拱墅区康桥街道康桥村社区杨家门82号杨元顺（户）的房屋在该拆迁许可证的拆迁范围内。根据《拱墅区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记载，杨元顺（户）位于拱墅区康桥街道康桥村社区杨家门82号的房屋，经批准主房占地面积94平方米，主房层次三层，主房建筑面积为282平方米。主房实际建有五层，共计建筑面积584.88平方米（含附房）。2011年6月28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杭土资拱裁字（2011）008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裁决如下：一、杨元顺（户）位于拱墅区康桥街道康桥村社区杨家门82号的房屋拆迁补偿形式为货币补偿，房屋拆迁补偿金额752435元。二、杨元顺（户）的房屋安置方式为调产安置，安置地点为谢村单元R21-02地块高层住宅，安置人口为6+1人。安置面积为人均不超过55平方米（含高层增加10%面积），总安置面积385平方米（高层或小高层）。三、杨元顺（户）应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搬迁，并自行过渡，过渡期限为自搬迁之日起30个月。临时过渡费每人每月600元，超过渡期限的每人每月增发300元；搬家补贴费标准为1200元，按两次发放。并告知当事人诉权。杭土资拱裁字（2011）008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送达原告后，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故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向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对杨元顺（户）强制执行杭土资拱裁字（2011）008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第三条中搬迁的裁决。拱墅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4日作出（2014）杭拱行审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如下：“对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1年6月28日作出杭土资拱裁字（2011）008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第三条中关于杨元顺（户）搬迁拱墅区康桥街道康桥村社区杨家门82号房屋的裁决，准予强制执行。由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康桥街道办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拱墅分局于2012年12月19日向杨元顺户作出拱限拆字[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载明“你户在康桥街道康桥村社区杨家门82号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计建筑面积302.88平方米，属违法建筑。……责令你户（单位）在2012年12月29日前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逾期未自行履行的，将采取强制拆除，以料代工，所产生的后果由你户（单位）自负。”2013年3月11日，康桥街道办向杨元顺作出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决定于2013年3月12日起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该通知书于同日留置送达杨元顺。就该《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杨元顺未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4月22日，拱墅区政府根据（2014）杭拱行审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组织实施了对杨元顺（户）杨家门82号房屋的强制搬迁。同日，杨家门82号房屋被拆除。另查明，针对杨元顺提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康桥街道办于2014年6月4日作出拱康办函[2014]27号《关于要求公开参与杨家门82号强制拆除工作人员身份信息的回复》，载明：“4月22日，拱墅区人民政府组织区城管局、康桥街道等相关部门对康桥街道康桥村社区杨家门82号杨元顺户的合法建筑进行司法强迁和‘三改一拆’行动。隶属于拱墅区人民政府的康桥街道必须服从并全力配合拱墅区人民政府做好本次杨家门82号杨元顺户的司法强迁和‘三改一拆’行动。……”拱墅区政府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拱政复[2014]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康桥街道办未对杨元顺申请的两部分内容作出答复，属认定事实不清，予以撤销。2014年10月27日，康桥街道办向杨元顺作出拱康办函[2014]41号《关于要求公开参与杨家门82号强制拆除工作人员身份信息的回复》，载明：“……根据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要求，现我街道再次作出答复如下：对杨家门82号房屋的司法强迁行动，由拱墅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区城管局、我街道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我街道有数名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行动。至于你申请的我街道以外的单位人员身份及强拆费用，我街道无此信息。”再查明，本案庭审中，拱墅区政府述称2014年4月22日其依据法院生效裁定书对案涉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搬迁，强制搬迁结束后把房屋交给拆迁人。康桥街道办述称其对案涉房屋实施了全部拆除。原告杨元顺明确本案诉讼对象是强制拆除杨家门82号房屋的行为，但认为强制搬迁与强制拆除属于连贯的行为，不应区分。该行为由拱墅区政府授意康桥街道办实施，拱墅区政府是责令机关，康桥街道办属于实施机关，应认为两被告共同实施了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原审法院认为：一、案涉房屋的强制搬迁和拆除行为能否区分。原告庭审中明确本案诉讼对象为两被告共同实施的对杨家门82号房屋强制拆除的行为，但原告同时认为强制腾空和强制拆除房屋属于一系列连贯的行为，不应当进行区分。（2014）杭拱行审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对搬迁杨家门82号房屋的内容予以强制执行，由拱墅区政府组织实施。据此，拱墅区政府有权组织实施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搬迁。因杭土资拱裁字（2011）008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已对原告户与拆迁人就案涉房屋的安置、补偿事宜进行裁决，拆迁人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康桥分指挥部有依照裁决履行对原告户进行安置、补偿的义务，亦有在案涉房屋强制搬迁后处置（拆除）该房屋的权利。拱墅区政府在组织实施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搬迁后，将案涉房屋的合法建筑部分交付给拆迁人，此后案涉房屋被拆除。因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搬迁与拆除，在时间上是前后发生的两个行为，故原告认为不应当区分强制搬迁和强制拆除的诉讼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二、关于拆除杨家门82号房屋的主体。原告认为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由拱墅区政府授意，由康桥街道办实施。依据是两被告庭审中所作陈述，以及拱康办函[2014]27号《关于要求公开参与杨家门82号强制拆除工作人员身份信息的回复》。在2014年12月5日的庭审中，拱墅区政府陈述：“2014年4月22日，其根据拱墅区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书组织实施了对杨元顺（户）的强制搬迁，拆除房屋非其所为。”拱墅区政府已明确其没有实施拆除房屋的行为。康桥街道办陈述：“2014年4月22日，其实施了两个行为，一是协助拱墅区政府对杨元顺（户）组织实施的强制搬迁，二是对杨元顺（户）的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康桥街道办于2014年6月4日作出拱康办函[2014]27号回复，告知杨元顺“4月22日，拱墅区人民政府组织区城管局、康桥街道等相关部门对康桥街道康桥村社区杨家门82号杨元顺户的合法建筑进行司法强迁和‘三改一拆’行动。”该回复已经行政复议程序撤销，且内容与拱墅区政府和康桥街道办本案中所作陈述并不一致，故该回复亦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两被告共同实施了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根据拱墅区政府庭审中陈述，其组织实施强制搬迁后，将腾空后的房屋交给拆迁人。康桥街道办庭审中述称由于案涉房屋合法建筑与违法建筑难以区分，因此由街道办一并对案涉房屋实施拆除。结合案涉《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的具体内容，以及该房屋确实存在合法建筑与违法建筑难以区分的具体情况，康桥街道办的陈述具有合理性，予以采信。因此，应当确认拆除案涉房屋的主体为康桥街道办。原告列拱墅区政府为本案被告缺乏依据且拒绝变更，故其对拱墅区政府的起诉应予驳回。三、关于康桥街道办拆除案涉房屋的合法性。杭土资拱裁字（2011）008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对杨元顺（户）案涉房屋的安置、补偿事项进行裁决，（2014）杭拱行审字第1号行政裁定，裁定对该裁决第三条中关于杨元顺（户）搬迁案涉房屋的内容，准予强制执行。该房屋违法建筑部分亦经政府相关部门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决定予以拆除。因案涉房屋合法建筑与违法建筑难以区分，康桥街道办在案涉房屋强制搬迁腾空后对其予以拆除，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元顺要求确认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康桥街道办事处于2014年4月22日对康桥村杨家门82号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驳回原告杨元顺对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的起诉。杨元顺上诉称：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第一、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在答辩和举证期间均没有提交拱限拆字[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开庭后，原审法院私下让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提交拱限拆字[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违反证据规定，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二次开庭后提交的拱限拆字[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根本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第二、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见到过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拱限拆字[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拱限拆字[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明显是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作出的形式证据，此二证据明显不能当做证据使用。第三、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不是行政执法部门，没有行政执法权，其无权作出任何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肆意作出拱限拆字[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明显是超越职权，明显是滥用职权，明显是行政乱作为，原审法院不依法给予认定明显是认定案件事实不清。第四、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在原审中明确述称“上诉人房屋合法建筑与违法建筑难以区分，因此又由其一并对上诉人房屋实施拆除”，原审法院已予认定。既然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无法区分清楚上诉人的房屋哪些是合法建筑和哪些是违法建筑，那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又凭什么对上诉人房屋作出拱限拆字[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对上诉人房屋作出拱限拆字[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明显没有事实依据。第五、被上诉人拱墅区人民政府并无举证任何委托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对上诉人房屋实施强制拆除的证据，也没有举证任何组织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实施强拆的证据，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更没有举证任何接受被上诉人拱墅区人民政府委托强拆和组织实施强拆的证据，且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拱限拆字[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所以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无权对上诉人房屋实施拆除，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径直对上诉人房屋实施拆除明显违法。原审法院不依法给予确认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确认两被上诉人于2014年4月22日对上诉人康桥村杨家门82号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组织实施的强制搬迁行为并未违法。本案中，答辩人根据拱墅区人民法院(2014)杭拱行审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于2014年4月22日对案涉房屋组织实施了强制搬迁，将位于杨家门82号房屋内物品进行清点、搬离并存放在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康桥村社区老年过渡房北-08号房间和杭州市庆隆苑20幢502室，并对物品搬离前后现状、装车搬运物品清点及物品存放地点现状进行了保全公证。该强制搬迁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法之处。二、答辩人不是案涉房屋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因杭土资拱裁字(2011)008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已对上诉人户与拆迁人就案涉房屋的安置、补偿事宜进行了裁决，拆迁人有依照裁决履行对上诉人户进行安置、补偿的义务，也有在案涉房屋强制搬迁后处置（拆除）该房屋的权利。故答辩人在组织实施对案涉房屋强制搬迁后，将案涉房屋合法建筑部分交由拆迁人处置。由于该房屋合法建筑部分与违法建筑部分无法分开，无法做到分别拆除，而违法建筑部分系由康桥街道办事处实施拆除，故拆迁人委托康桥街道办事处对该房屋合法建筑部分一并实施了拆除。因此，案涉房屋的强制搬迁和拆除，在时间上是前后发生的两个行为，且分别由不同主体实施，完全可以进行区分。而答辩人并未组织实施案涉房屋的拆除行为，并非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综上所述，因答辩人不是案涉房屋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故上诉人起诉答辩人属于诉讼主体错误，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人对答辩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康桥街道办事处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庭审时答辩称：一、本案争议的上诉人房屋强拆行为包括了司法强制搬迁行为、拆迁人对补偿房屋依法拆除行为及房屋附属的违章建筑一并依法拆除行为等。因上诉人与拆迁人就涉案杨家门82号房屋的补偿、安置达不成协议，经杭州市国土局杭土资拱裁字(2011)008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明确了上诉人的拆迁补偿、安置具体事项，该裁决书依法生效后，2014年1月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由被上诉人拱墅区政府准予对该房屋实施强制搬迁。强制搬迁是强制拆除的前提，而拆迁拆除是强制搬迁完成后的必然结果，两者是互相关联、前后有序的行为，在拆迁人依法提供了拆迁过渡房、向公证机关提存了拆迁补偿款的情况下，依法实施对房屋的拆除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在房屋拆除过程中，作为附属于合法建筑的违章建筑，与合法房屋无法区分，且合法建筑的拆除势必连带着附属违章建筑的拆除，单独拆除合法建筑房屋事实上也不可行，继续留下违章建筑更不应该。也就是说，强制拆除杨家门82号房屋至少包含了上述三个不同的行为。二、实施强制搬迁、依法拆除房屋及附属违章建筑均有相应的依据和手续。强制搬迁行为的依据是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4)杭拱行审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强制拆除房屋行为的依据是杭土资拱裁宇(2011)008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依据是[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等。该等证据在发回重审的一审举证期间，由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不违法。考虑到强制搬迁后对房屋拆除的紧迫性，康桥街道受拆迁人委托，对合法房屋与违章建筑整体组织实施拆除既正当合理，也符合实际。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确凿，判决合法正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庭审时，各方当事人围绕着两被上诉人是否共同实施了强制拆除上诉人涉案“82号”房屋，以及强制拆除该涉案房屋的合法性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就本案诉讼，原审法院曾于2015年1月19日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符合提起诉讼的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本院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2015）浙行终字第80号行政裁定，撤销了原审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指令其继续审理。再查明，现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虽有“另查明，……拱墅区政府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拱政复[2014]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康桥街道办未对杨元顺申请的两部分内容作出答复，属认定事实不清，予以撤销。2014年10月27日，康桥街道办向杨元顺作出拱康办函[2014]41号《关于要求公开参与杨家门82号强制拆除工作人员身份信息的回复》，载明：‘……根据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要求，现我街道再次作出答复如下：对杨家门82号房屋的司法强迁行动，由拱墅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区城管局、我街道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我街道有数名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行动。至于你申请的我街道以外的单位人员身份及强拆费用，我街道无此信息。’一节事实，原审（2014）浙杭行初字第203号卷宗中亦有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拱政复[2014]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康桥街道办事处拱康办函[2014]41号《关于要求公开参与杨家门82号强制拆除工作人员身份信息的回复》材料附卷，但原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材料由谁提供、是否符合举证要求等未作审查，各方当事人证据目录中亦未载明，且在该案庭审时两被上诉人虽有“该回复已经被撤销”的辩解，但均未提供相关证据或者依据。故原审在被本院责令继续审理后再予认定该节事实，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上诉人杨元顺请求确认被上诉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与被上诉人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办事处，共同于2014年4月22日强制拆除其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康桥村杨家门82号房屋行为违法而提起的诉讼。上诉人涉案“82号”房屋共计五层、建筑面积584.88平方米（含附房）。其中占地94平方米、主房建筑面积282平方米为批准建设面积。2011年6月28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就该282平方米建筑部分作出杭土资拱裁字（2011）008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裁决书主文第三条确定，杨元顺（户）应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搬迁，并自行过渡，过渡期限为自搬迁之日起30个月。临时过渡费每人每月600元，超过渡期限的每人每月增发300元；搬家补贴费标准为1200元，按两次发放。由于上诉人未能履行该裁决义务，经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拱行审字第1号行政裁定，准予对申请人裁决书第三条内容强制执行，并由被上诉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上诉人杨元顺诉称拱墅区人民政府与康桥街道共同实施了强制拆除涉案房屋行为，但仅以其全部“82号”房屋在被强制拆除前并未收悉相关法律文书，及康桥街道办事处的拱康办函[2014]27号回复为其主张的依据。而拱墅区人民政府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坚称其只是依据生效裁定实施了强制搬迁行为，康桥街道办事处拱康办函[2014]27号回复仅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且已被撤销。康桥街道办事处亦认为是自己受托于拆迁人请求，而实施了强制拆除涉案房屋中合法建筑部分、依法强制拆除了涉案房屋中的其他违法建筑部分。据此，上诉人主张拱墅区人民政府实施强制拆除涉案房屋中的合法建筑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就涉案房屋合法建筑部分的强制拆除主体，康桥街道办事处虽然主张其系受拆迁人之托而为之，却未能举证证明。但在原审（2015）浙杭行初字第209号案件庭审后，杭州市拱墅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心、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康桥分指挥部于2015年10月30日就此出具了《情况说明》，据此认定康桥街道办事处受托事实的存在。鉴于强制拆除该合法建筑部分发生于依据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定实施的“强制搬迁”行为之后，故上诉人与该搬迁腾空后房屋的拆除行为已经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应驳回其起诉。就上诉人涉案房屋违法建筑302.88平方米的强制拆除主体及其事实依据，原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拱墅分局曾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拱限拆字[2012]第（01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责令上诉人限期自行履行，否则将强制拆除。2013年3月11日，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又针对此作出康[2013]强拆第13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决定于2013年3月12日起组织实施对该建筑物的强制拆除。该通知书于当日予以留置送达”的事实认定，明显与本院（2015）浙行终字第80号生效行政裁定的证据采信及事实认定相悖，依法应予指正。康桥街道办事处虽然坚称其实施强制拆除上诉人涉案违法建筑符合法律规定，却未能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康桥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理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要求，履行作出行政决定、催告、听取陈述和申辩、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将催告书和强制执行决定书直接送达当事人、强制拆除前的公告等法定程序，现其径行实施强制拆除，依法应当确认其强制拆除上诉人涉案房屋违法建筑部分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审以“因案涉房屋合法建筑与违法建筑难以区分，康桥街道办在案涉房屋强制搬迁腾空后对其予以拆除，并无不当”为由，驳回上诉人要求确认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其涉案违法建筑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上诉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行初字第209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二、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行初字第209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三、驳回上诉人杨元顺请求确认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于2014年4月22日强制拆除涉案“82号”房屋强制搬迁后合法建筑的起诉；四、确认被上诉人康桥街道办事处于2014年4月22日强制拆除涉案“82号”房屋违法建筑部分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案件审理费人民币50元，由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办事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惠 忆审 判 员  唐维琳代理审判员  蔡成杯二〇一六年八月一日书 记 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