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488号
原告襄阳万马储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东风汽车大道特*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家英，襄阳市樊城区中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张克，襄阳万马储运有限公司职员。
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建设路**号。
负责人黄荔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史军，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襄阳万马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马公司）与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由代理审判员王倩独任审判，于2014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马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家英、张克，被告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史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马公司诉称：张克出资购买的鄂FBB5**／鄂FB3**挂牵引货车挂靠在万马公司进行营运，万马公司为该车在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期间自2014年1月11日至2015年1月10日止。2014年5月16日，万马公司雇请的驾驶员郝义生驾驶投保车辆与吕峰驾驶的鄂F175**／F1772号重型普通半挂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郝义生受伤的交通事故。2014年6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郝义生负主要责任，吕峰负次要责任。鄂FBB5**／鄂FB3**挂经定损并已进行维修。因原告向被告理赔无果，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车辆维修费、拖车施救费共计210145元的70%即147101.5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辩称：1、车辆损失应当先由吕峰驾驶车辆投保的交强险承担责任，不足部分由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承担不超过70%的赔偿责任，且应扣除绝对免赔额500元；2、被保险车辆维修费超过车辆出险的实际价值，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应按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计算保险金；3、投保车辆超载，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应予免责。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8日，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同意为被保险人襄樊万马储运有限公司（现为襄阳万马储运有限公司）及被保险车辆鄂FBB5**牵引车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车辆损失险（以下简称车损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三者险）及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车损免赔额500元；为被保险车辆鄂FB3**挂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三者险）及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并为其出具保险单。保险单载明投保车辆鄂FBB5**初次登记日期为2009年12月28日，新车购置价为24万元，车损险保险金额为24万元，保险期间自2014年1月11日起至2015年1月10日止。《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为不定值商业保险合同……”第八条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按照下列方式免赔：……（四）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5%；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十七条约定：“保险人按下列方式赔偿：（一）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的：1、发生全部损失时，在保险金额内计算赔偿，保险金额高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的，按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计算赔偿。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确定。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合同签订地同类型新车的市场销售价格（含车辆购置税）确定，无同类型新车市场销售价格的，由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折旧金额=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被保险机动车已使用月数×月折旧率。2、发生部分损失时，按核定修理费计算赔偿，但不得超过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第三十七条约定：“不定值保险合同系指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预先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而是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合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下列免赔率免赔：……（二）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
2014年5月16日，郝义生驾驶鄂FBB5**号／鄂FB3**挂牵引车，沿武汉市江岸区三环线由东向西行驶至武汉市谌家矶大道附近时，适遇吕峰驾驶鄂F175**／鄂F17**挂牵引车在其前方同向行驶，由于郝义生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且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并且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以及吕峰持记分达到12分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和安全设施不全且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造成郝义生所驾车车身前部与吕峰所驾车车身后部相接触，致两车受损、郝义生受伤。该事故经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交通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郝义生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吕峰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交通事故发生后，万马公司支付鄂FBB5**主车拖车费、施救费共计8000元；支付三者车辆拖车费、施救费共计10000元（鄂F175**主车和鄂F17**挂车拖车费、施救费各5000元）。2014年9月15日，万马公司为维修鄂FBB5**主车支出修理费192145元。嗣后，原告向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申请理赔被拒，引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提供的《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上记载“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万马公司在该投保单的投保人签名处盖章。另外，本案投保车辆的保险单经办人为王兴志，其证明办理该笔保险业务时未将商业险条款送达投保人万马公司，亦未针对条款向投保人万马公司进行提示或说明。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同意为被保险人万马公司及被保险车辆鄂FBB5**承保车损险、三者险及不计免赔条款，为鄂FB3**挂车承保三者险及不计免赔条款，不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本案所涉交通事故造成鄂FBB5**及鄂F175**／鄂F17**挂两车受损，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在车损险和三者险的保险金额范围内给予赔付。其中，鄂FBB5**主车修理费为192145元，拖车费、施救费为8000元，损失共计200145元，未超过车损险的赔偿限额，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应当在车损险范围内予以赔偿；鄂F175**／鄂F17**挂拖车费、施救费共10000元，未超过三者险的赔偿限额，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应当在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辩称，车辆损失应当先由吕峰驾驶车辆投保的交强险承担责任，不足部分由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承担不超过70%的赔偿责任，且应扣除绝对免赔额5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起诉保险人，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要求第三者承担责任为由抗辩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关于车辆损失应当先由三者车交强险承担责任的辩称理由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因在诉讼中，原告自愿要求保险人承担损失的70%赔偿责任，且对扣除主车车损绝对免赔额500元没有异议，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辩称，被保险车辆维修费超过车辆出险的实际价值，应按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计算保险金。本案中投保车辆鄂FBB5**主车始购于2009年12月28日，新车购置价为24万元，2014年1月8日投保时，万马公司与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仍约定以新车购置价来确定该车车损险保险金额为24万元，即万马公司与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对投保车辆最高可获得24万元保险金赔付已达成合意；《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该保险合同为不定值商业保险合同，该条款第三十七条又对不定值保险合同进行了释义，该条款第二十七条约定了机动车损失赔款的计算方式，综合上述三款约定，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在车损险条款中约定的赔付金额是以不超过投保车辆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限。而根据保险条款列明的计算方式，投保车辆出险时的实际价值明显低于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换言之，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两种赔偿限额，即保险单上约定的24万元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出险时车辆实际价值，故本案保险合同关于车损险保险金赔付限额的约定自相矛盾。因保险单上约定的24万元赔偿限额系万马公司与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协商而定，属于非格式条款；保险条款中约定的以实际价值为限的赔偿限额属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非格式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的，以非格式条款为准。故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在车损险中承担的保险责任应以保险单上载明的24万元保险金额为限，而不应以条款中约定的实际价值为限。因此，该辩称理由与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辩称，投保车辆超载造成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予免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应对该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庭审中，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提供了投保单，投保单记载有“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投保人签名处加盖有万马公司的印章。从形式上看，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但本案中，投保人否认收到相关商业险条款，仅是应保险公司要求在投保单处盖章，且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的工作人员即本案所涉保险业务的经办人王兴志亦证明订立保险合同时未将商业险条款送达投保人，更未针对相关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故本案中，应认定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未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八条、《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的约定依法均不产生效力，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该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英大泰和财险襄阳支公司应在车损险范围内赔偿万马公司139601.5元（200145元×70%-500元），在三者险范围内赔偿万马公司7000元（10000元×70%），共计146601.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襄阳万马储运有限公司保险金146601.5元；
二、驳回原告襄阳万马储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1788元，由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请求的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也可以直接到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交费。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王 倩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邴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