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下民二初字第223号
原告杭州机床电器厂。
法定代表人任春德。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熊春华。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蔡金元。
被告浙江经济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松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黄永发。
被告杜跃良。
原告杭州机床电器厂为与被告浙江经济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经济房开发公司）、杜跃良买卖合同货款纠纷一案，于2007年3月1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由审判员张炜独任审判，于2007年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杭州机床电器厂委托代理人熊春华、蔡金元，被告经济房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黄永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杜跃良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杭州机床电器厂诉称，2002年4月5日，经浙江银屋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为银屋公司）材料员杜跃良的同乡同学叶顺洪介绍，就原告提供三塘项目部户内照明配电箱一事达成共识，银屋公司三塘项目部派杜跃良与原告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提供户内照明配电箱共计168只总价款82456元。原告依照合同在约定期限的2002年4月13日、16日将168只配电箱送到工地，按合同约定已履行完毕。但银屋公司三塘项目部和杜跃良未按合同规定支付分文货款，原告多次联系银屋公司，但该公司说找三塘项目部材料员即本案合同签订代理人杜跃良要货款，但杜跃良一拖再拖，最后电话不接人也不见，想赖帐。为此，原告在2002年11月27日委托本案的业务经办人瞿水根、何文富报警，告其涉嫌合同诈骗，经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立案侦查后，于2006年8月10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另查工商得知本案债务人银屋公司已在2006年6月有23日被本案被告申请注销，根据本案被告在申请注销银屋公司时提供的浙经房（2004）10号、（2006）05号文件承诺，“该公司对外所涉一切债权债务均由我公司负责承担”，及“若该公司尚有对外债权债务，均由我公司负责承担”。故诉请法院判令：1、两被告连带立即支付拖欠货款82456元；2、由两被告连带支付违约赔偿金4122.8元；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经济房开发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书面答辩状状，在庭审中辩称银屋公司和原告是否签订合同我方不清楚，经查证，银屋公司下属的工地并未使用原告生产的产品。即使银屋公司和原告签订了合同，原告也丧失了追诉的权利。银屋公司早已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我公司也依据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清算程序，故我方对本案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杜跃良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书面答辩状。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杭州机床电器厂于举证期间内提交证据如下：
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欲证明原告与银屋公司具有购销合同关系。
2、收条一份，欲证明银屋公司收到合同标的物。
3、送货单一份，欲证明银屋公司收到合同标的物。
4、接受案件回执单一份，欲证明原告向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报案且已经立案的事实。
5、撤销案件决定书，欲证明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经立案侦查后于2006年8月10日认定不构成诈骗。
6、情况说明，欲证明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接受案件回执单”中的实际报案人系原告的说明，原告告二被告涉嫌诈骗的事实。
7、工商查档证明，欲证明银屋公司被上级企业注销的事实。
8、浙经房（2004）10号文件，欲证明银屋公司被经济房开发公司决定注销，并愿意承担该公司一切债权债务的事实。
9、浙经房（2006）05号文件，欲证明经济房开发公司申请银屋公司注销，并承诺该公司对外债权债务均由其负责承担的事实。
10、叶顺洪的证明，欲证明原告已经将配电箱交付给银屋公司的事实。
11、价格鉴定结论书、发生情况报告表、询问笔录，欲证明本案事实发生即本案原告的报案经过。
被告浙江经济房开发公司、杜跃良未提交证据。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经济房开发公司对原告所举证据1来源的合法性无异议，但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无法查询银屋公司相应资料，无法确认其与原告签订过这样的合同，也无法确认上面签字的杜跃良是谁。对证据2、3来源合法性无异议，但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经办人不是银屋公司及被告公司的员工，不清楚他们的身份，也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出具的。对证据4来源合法性无异议，但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公安机关出具的接受案件回执单是不会一再涂改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作为立案的应是由县级机关负责人批准的刑事报告书而非回执单；回执单上也告知案件是否立案侦查需要在相应期限内进行答复。从该回执单可见，控告人是何文虎，举报的是从事人体经营的自然人杜跃良，故与本案无关联性，记录的事实也是不存在的。对证据5的来源合法性无异议，但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从该决定书可见第二被告的职业是个体经营户，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看，决定书也应由县级机关负责人的批准，该决定书应存放在档案室，而不是存放在下城经济侦查大队，故认为与事实有出入。对证据6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确实有下城经侦大队出具，但在下城法院（2006）下民二初字第824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的由同样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和本情况说明多了一个地方，即控告的是银屋公司的杜跃良；注明的报案人是原告，但是从原告证据4、证据11可见，原始的举报人是何文虎而非何文富也非原告；与原告诉状又自相矛盾；诉状陈述是由两个人去公安机关报案，但从证据4、11和证据6反映与此不同，故对真实性提出异议，如不排除公权利出租的话，认为这些证据都是杜撰出来的。对证据7、8、9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提请法庭注意：表述的内容是2004年银屋公司公司因违反相应法律法规被工商局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被告经济房开发公司于2004年7月有30日就已经作出了注销银屋公司的决定并向工商管理部门提出注销申请，2004年9月被告经济房开发公司依法发布银屋公司进行清算的公告，并在工商局的要求下，两年后即2006年6月15日再次请求工商局进一步办理银屋公司的注销手续，以上信息及2006年工商局同意银屋公司注销的情况原告应是明确的。对证据10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叶顺洪的身份不清楚，与本案的关系也不清楚，相反，2002年10月31日，其已经向原告出具了该证明，按理原告应判断即使本案事实存在，第二被告也不构成诈骗，其再去报案不合理；第二被告代表本案的债务人银屋公司支付的支票，在原告没有背书转让的情况下不可能被第三人收取，既然有支票，原告应当将该支票提供给法庭，以证明银屋公司确实收到这批货物，由此反证证据10的真实性是存在问题的。对证据11的来源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关于价格鉴定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相应刑事案件的相关规定，应是完整的鉴定结论而非单独的结论书，从证据形式讲，该证据不够完整，所以真实性存在问题，该证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关于情况报告，上面明确写明报告人是何文虎，他作为报告人在其服务处所里就不应盖原告公司的公章，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常理，怀疑是杜撰的；提请法庭注意，在发生情况报告里表述的事实以及询问笔录，均讲到在货送到合同约定的项目工地半年后，原告才发现合同盖的章非银屋公司的公章而是项目部章才去报案的说法不合理，因为非公章构成诈骗的话，这批货就不应送出去，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项目部的公章就代表公司的行为，该行为就不构成诈骗也不会报案；综上，原告是疏于管理而不主张民事权利，发现民事权利无法得到保护后，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下城经侦大队的相关证明材料，基于本案的相应事实判断，原告确实没有向银屋公司交付所谓合同指定的合同标的物，也没有在相应时间进行所谓的报案，即使报案第二被告而非本案合同书上指的杜跃良。关于询问笔录，被询问人的身份依然是何文虎，与签名又不同，怀疑是公权利被出租的产物，原告通过公安机关杜撰的。同时认为证据4、5、10、11这些证据形成的客观表述即原告并没有依法保护他的民事权利，没有依法主张他的民事权利。
本院对上述证据经审核后认为，原告所举证据1系原件，该证据上盖有银屋公司三塘项目部的技术专用章，被告经济房开发公司仅表示无法确认，但对该公章并未提出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3，由于在收条和送货单上签收人的身份不明确，原告也不能证明签收人系被告或银屋公司的员工，且该两份证据本身所记载的内容与原告的陈述亦相矛盾，故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证据4、5、6均系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经侦大队出具，且系原件，其来源合法，对其真实性本院均予以确认。对证据7、8、9，被告经济房开发公司并无异议，对该三份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0是原告于2006年8月提供给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经侦大队的，该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1系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经侦大队出具，且系原件，其来源合法，对其真实性本院均予以确认。
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一）2002年4月7日，银屋公司所属三塘项目部与原告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银屋公司三塘项目部提供14回路户内照明配电箱及梅兰日兰空气开关160套，13回路户内照明配电箱及梅兰日兰空气开关8套，共计价值82456元，约定由原告负责送货到工地，并约定箱壳送到支付10％、内件送到支付50％，二个月内付到90％，余款一年内付清。被告杜跃良作为银屋公司三塘项目部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并盖上三塘项目部技术专用章。（二）2002年11月27日，“何文虎”作为报案人向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经侦大队举报杜跃良涉嫌合同诈骗，并由“何文虎”填写了发生情况报告表，同日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经侦大队给“何文虎”作了询问笔录，并由何文富在笔录上签字。2006年8月3日，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经侦大队根据原告的陈述，对本案合同中所涉及的配电箱箱体进行了价格鉴定，认定该种配电箱箱体为每只价值人民币27元。同年8月10日，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对原告举报的杜跃良涉嫌合同诈骗案，认为不构成诈骗，并决定撤销此案。2007年1月29日，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经侦大队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02年11月14日杭州机床电器厂委托何文富到大队报案，控告浙江银屋建筑工程公司杜跃良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我下城经侦大队于2002年12月17日立案侦查，通过进一步侦查，在2006年8月10日大队撤销案件。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大队出具的接受案件回执单上，大队原注明了是委托报案人何文富，后根据报案材料的实际情况，在2006年11月20日改为杭州机床电器厂，特此说明。”（三）2004年7月30日，经济房开发公司以浙经房（2004）10号文件做出同意注销银屋公司的决定，并表明银屋公司对外所涉一切债权债务均由经济房开发公司负责承担。2006年6月15日，因银屋公司已清算完毕，经济房开发公司向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注销银屋公司的申请，并表示对银屋公司尚有的债权债务，由经济房开发公司负责承担。现原告要求经济房开发公司、杜跃良支付拖欠货款诉讼来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所涉纠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原告是否已按约履行了合同。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从2002年11月27日的发生情况报告表、询问笔录的内容看，其报案内容均涉及本案由银屋公司与原告所签订的合同，且原告在发生情况报告表上盖章，故应当认定报案人是原告。但是从原告报案当时的陈述并结合原告与银屋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看，原告应当知道与其发生业务来往的应是银屋公司，杜跃良系银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表银屋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均应由银屋公司承担。但原告在报案时仅针对银屋公司的代理人杜跃良向有关部门提出举报，而事后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未向银屋公司提出主张权利，亦未向有关部门就银屋公司提出权利主张，故根据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就本案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丧失胜诉权。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提供了两份收条，但不能证明收条上签收人的身份，故原告未能证明其已按合同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及违约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机床电器厂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3107元，由原告杭州机床电器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107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020244090088029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张 炜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何虹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