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终44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助旭，安徽巢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安徽巢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助旭，安徽巢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安徽巢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桑言文，安徽智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周某。
上诉人戴某、邓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原审被告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4民初7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某、邓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某全部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王某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戴某与王某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原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王某提供的“借条”，仅反映所谓借款的相关约定，并不能证明王某向戴某支付借款的事实。“借条”中对于款项的支付方式已经明确约定，且不论如此大额的款项是否现金给付，结合原审庭审中证人吴某的证言可知，戴某在王某处仅书写了涉案的“借条”，并未实际收取任何款项。其次，从本案的客观证据上来看，王某在原审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能证明其向戴某支付了84万元现金的事实。从证人证言可知，该“借条”的形成错综复杂，证人与王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转让，债权主体已发生变化，戴某与王某之间没有真正的借贷关系。故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本案的“借条”不能反映王某向戴某支付了借款，原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未查明借款是否实际履行，即判决戴某承担还款责任错误。
二、原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借贷关系存在的情况下，仅采信证人证言并据此认定本案事实，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本案双方之间的借款是否履行各持己见，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王某实际向戴某支付了84万元现金。对于此项现金支付的证据仅有证人吴某的证言。而证人称有一部分现金，一部分转账，一部分代付材料款，证言前后矛盾，且证人吴某与王某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故原审法院在无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借贷关系存在的前提下，采信作为“孤证”的证人证言，明显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予以纠正。
三、邓某对案涉借款并不知情且案涉款项并非用于家庭生活，邓某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涉案“借条”系由戴某一人出具，未有其配偶的署名，且该笔所谓的84万元借款，已远超过了夫妻一方只能就“日常生活需要”所确立的家事代理权，王某有责任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该笔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但王某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判决邓某承担偿还借款错误。
综上，一审法院无视相关证据和庭审事实，违反客观公正的审判原则，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予以纠正。
王某二审辩称：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周某二审未发表意见。
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戴某、邓某、周某立即向王某连带偿还借款84万元及利息37.8万元（按年利率20%暂计算至2016年8月20日，2016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继续按年利率20%计算至全部款项支付完毕时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戴某、邓某、周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0日，戴某向王某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王某先生现金人民币捌拾肆万元整（￥840000）。（年息20%）。”周某在借条下方担保人处签名。
关于借款交付，证人吴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我原先欠王某的钱大约50万元，2012年在我准备还钱的时候，周某说戴某、邓某有工程项目（徽州大道顺丰楼酒店）需要用钱，就提议将这50万元借给戴某、邓某，然后由他们向王某出具借条，就算我还王某钱了。借款是一部分现金一部分转账，一部分是我以帮他们代付材料款的方式交付。这些钱都由周某经手，他都清楚。”关于2014年5月20日借条金额，吴某解释为：“原始借条是2011年出具的，一年的利息是10万元，他们没还。2012年重新出具了60万元的借条，2013年再次换借条时他们欠付一年利息12万，一共72万元，他们还了2万元，借条打了70万元。2014年再出具借条加上利息就是84万元。每次他们出具借条我都在场，每次都是我主动要求戴某、周某他们打条子的。”
一审期间，本案于2016年11月22日首次公开开庭审理时，戴某授权安徽巢阳律师事务所童助旭律师、刘浩实习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庭审，并作出前述答辩。首次庭审时，一审法院要求第二次庭审时各方当事人必须本人到庭参加庭审，并在此后邮寄送达的第二次开庭传票中注明“本人务必到庭”。12月13日，一审法院收到童助旭律师转寄的戴某所作关于终止其与安徽巢阳律师事务所委托关系，童助旭、刘浩不再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书面说明。12月14日，本案第二次开庭审理，戴某、邓某、周某均未到庭。
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讼争借款的交付情况。王某主张为现金交付，戴某称完全没有交付。考虑到借款金额较大，故王某应承担证明借款交付的举证责任。王某申请出庭的证人吴某对款项来源、借款金额递增的陈述非常清晰，其证言内容详实、细节丰富，具有较高的可信性，王某就借款交付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戴某在一审法院明确传唤其本人到庭的情况下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并终止了诉讼代理，其抗辩实难采信。邓某、周某两次庭审均不参加，视为放弃答辩权利。综合考虑，王某已经完成借款交付义务，讼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已经成立生效，戴某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吴某的陈述，讼争借款在2011年的初始本金为50万元，后多次累加欠付利息计入本金，形成2014年5月20日借条所载本金金额。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此种情况下，以50万元为本金计算至2014年5月20日，不超过年利率24%标准的前期利息可以计入此后借款本金。因王某、吴某均无法述明2011年借款始期，戴某、邓某、周某亦未就此进行答辩，折中以2011年7月1日作为初始借款始期。计至2014年5月20日，前期利息上限为351333元。2014年5月20日借条载明的本金为840000元，所含前期利息340000元未超过法定上限，故此后借款本金应以840000元为基数计算。以该款为基数，按双方约定的年利率20%标准，2014年5月20日至2016年8月20日期间的利息为384066元，王某主张的该期间利息378000元未超过约定上限，予以支持。此后利息虽以840000元为本金为基数，但根据司法解释，后期利息不能超过以初始本金500000元为基数按法定利息上限24%/年计算的金额，折算以840000元为本金计息，即相当于不超过14.2%/年。上述借款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邓某未举证证明上述债务属于戴某个人债务，应当就上述借款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周某在借条上担保人处签名，未约定担保方式，依法视为连带保证责任，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戴某、邓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某借款本金840000元；二、戴某、邓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截至2016年8月20日的借款利息378000元，并以上述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4.2%标准支付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三、周某对判决第一至二项确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戴某、邓某追偿。案件受理费15762元，减半收取计788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81元，由戴某、邓某、周某共同负担12151元,由王某负担730元。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查明：戴某、邓某系夫妻关系，戴某从事个体经营，邓某没有工作。二审期间，本院询问了戴某、邓某的委托代理人童助旭，是否收到一审法院要求“本人务必到庭”的第二次开庭的传票，童助旭称：收到，并将传票转交戴某、邓某及向二人说明一审法院的要求，后戴某、邓某终止了与童助旭、刘浩的授权委托关系，戴某、邓某也未按期出庭。
另，本院就案涉借款事宜再次询问证人吴某。吴某称：王某是吴某的内弟，吴某欠王某50万元；经周某介绍，戴某、邓某向吴某借款合计300多万元（部分为吴某代付的材料款），戴某、邓某因此向吴某出具了多份借条，其中一份50万元的借条以王某为出借人（即本案诉争的借条），周某作为担保人签字，余下借条均以吴某为出借人；吴某已就戴某、邓某出具给其的多份借条另行起诉至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该案件尚未审结。吴某提供了一组戴某、邓某出具的借条的复印件，称借条原件在（2017）皖0103民初3798号民事案件卷宗内。戴某、邓某认可吴某提供的借条的真实性。
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首先，被上诉人王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案涉借条及证人吴某的证言，吴某虽然与王某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吴某还提供了戴某、邓某向其出具的一组借条，在该组借条的佐证下，吴某的证言清晰、详尽、合乎常理，且与案涉借条能够相互印证，而上诉人戴某、邓某经一审、二审至今未提供任何可以反驳案涉借条的证据，且在一审法院明确要求本人必须到庭的情况下，拒绝到庭接受询问。其次，戴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经营工作，且多次向他人出具借条，其应当知道向王某出具案涉借条的法律后果，故案涉借条应当视为戴某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书证，一审由此确认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符合证据呈现的事实状态，并无不当。另，鉴于案涉借条载明的借款含有前期的利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对案涉借款的本金及利息依法进行了核减。
至于案涉借款是否为戴某、邓某的夫妻共同债务。首先，案涉借款发生于戴某、邓某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邓某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戴某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王某知道该约定，或者戴某与王某明确约定涉案借款为戴某的个人债务。其次，邓某没有工作，亦说明其与戴某的日常家庭生活支出均由戴某负担，换言之，戴某的经营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最后，邓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系因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产生的非法债务。故一审认定案涉借款为戴某、邓某的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法律规定，亦无不当。
综上，戴某、邓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762元，由上诉人戴某、邓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洁
审判员 钱岚
审判员 程镜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崔阳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