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06刑初282号
公诉机关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白玉和，男，1961年6月13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高中文化，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户籍地同住所地。2016年6月23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7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6月13日被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靖，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崔彩玲，女，1985年2月25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大专文化，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户籍地同住所地。2016年6月26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7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6月13日被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以津红检公诉刑诉（2017）24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白玉和、崔彩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广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白玉和及其辩护人李靖、被告人崔彩玲、证人乔某某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白玉和系天津某公司法人代表、经理，为达到少交税款的目的，让他人从济南某1限公司虚开2014年11月25日的进项税增值税专用发票17张；从济南某2公司虚开2015年6月24日的进项税增值税专用发票42张；从济南某3公司虚开2015年4月25日的进项税增值税专用发票96张、5月14日的进项税增值税专用发票35张。上述发票增值税款共计3187575.19元，价税合计21938016.40元，税款全部认证抵扣。
被告人崔彩玲系天津某公司出纳，为掩盖该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在被告人白玉和的指使下，崔彩玲填写、制作了该公司与济南某1公司、济南某2公司、济南某3公司的虚假的购销合同，直接操作该公司向上述公司的汇款及汇款资金的回流，并将税款全部认证抵扣。
公诉机关提交了有关证人证言、书证、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白玉和、崔彩玲之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予以惩处。鉴于被告人崔彩玲系从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鉴于被告人崔彩玲具有自首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另公诉机关当庭变更指控被告人白玉和从济南某3公司虚开2015年4月25日的进项税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为85张、5月14日的进项税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为46张，发票价税合计为21938015.64元。鉴于被告人崔彩玲当庭供述情况，公诉机关撤销对被告人崔彩玲自首情节的认定。
被告人白玉和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予以否认，辩称其没有让他人虚开发票，其公司买煤，对方就应该给其公司发票。
被告人白玉和的辩护人辩称：（1）被告人白玉和构成犯罪的主观方面不足，该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本案中，白玉和在乔某某介绍下认识“张胖子”，在“张胖子”牵线搭桥下与济南三家公司进行交易，此前白玉和是个门外汉，警惕和防范意识较差，但基础法律意识是有的，买卖都必须依法开票，所以要求“张胖子”所联系的济南三家公司开具发票，这说明白玉和本身不具有骗取税款的主观目的，不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观目的；（2）被告人白玉和对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存在认知上的错误，其在被税务部门调查前并不知情，一直认为其在和济南三家公司进行交易。乔某某并未向公司表示自己所接的货不是济南三家公司的，而恰恰是每次合同都有与之对应的货物，而且每次都有实际的款项支付。故在白玉和的认知能力范围内就是认为与济南三家公司发生的交易，这是典型刑法上的事实认识错误，不能认定为犯罪；（3）本案没有形成完整证据链，关键证据存在缺失或不足，“张胖子”系关键性人物，其不到案不能锁定白玉和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能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综上，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认定被告人白玉和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被告人崔彩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予以否认，辩称其不知道虚开发票的事，其在签订合同、倒资金流及向他人打款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是虚开发票的行为，而是在税务局调查时其才知道的，签合同时写的日期是准确的，就是当天的日子，其用网银转账时做的备注具体是做什么其不知道，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其才发现平账过程中有中间环节。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白玉和系天津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被告人白玉和让他人从济南某1公司虚开2014年11月15日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17张，从济南某2公司虚开2015年4月25日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85张及5月14日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46张，从济南某3公司虚开2015年6月24日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42张，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为人民币21938015.64元,税款合计为人民币3187575.19元,后被告人白玉和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用于抵扣税款。
被告人崔彩玲原系天津某公司出纳，其明知被告人白玉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仍受其指使，填写虚假的购销合同，在该公司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直接操作该公司向济南某1公司、济南某2公司、济南某3公司汇款并接收回流资金，将税款全部认证抵扣。
上述事实，经当庭举证、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案件来源、抓获经过及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案件来源及被告人到案的情况。
2、证人证言
（1）证人乔某某的多次证言证实：公司在收票和抵扣税款时不知道济南三家公司的发票是虚开来的。崔彩玲告诉其票都是邮寄来的，是张总让这三家公司给其公司开来的。大概2013年12月或2014年1月，其通过其父亲的朋友张某1介绍到该公司，其只干煤炭业务，其在找煤源的过程中在山西省灵石县一个煤场的拉货司机口中得到了张总的电话，其和张总取得联系在山西灵石县的煤场见面谈的业务，具体价格没有谈，其把张总的电话给了白玉和，具体是他们二人谈的，其当时问张总带票吗，他说可以带，其只管收煤、卖煤。煤是陆续到货，验货之后就得立即结账，其让崔彩玲将货款从公司账户转到其个人名下，其再用网银转给张总，有时也现金支付。张总接收其煤款的卡号是62×××89，持卡人张某2，但张总说过张某2不是其本人，是煤场的老板。其没去过济南的三家公司也没接触过这三家公司的人员，收煤时其只和张总接触。其没和张总以及山东的三家公司签订过合同。
另证人乔某某当庭作证证实：其之前没有和公安机关说实话，部分证言是虚假的，其认识张某2，从他那买过煤，但是与从张胖子处进的煤没关系，其与张某2的业务与该公司没有关系。其是听白玉和说的进的是济南三家公司的煤。
（2）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其系山西省灵石县某公司承包者，乔某某从来没有找其买过煤。
（3）证人郑某某的证言证实：其给企业做兼职会计，2014年底其曾在白某1在宝坻区大白庄注册成立的天津某煤炭销售公司当过不到一年的会计，因为他们只让其报税买票，不让其看账，其就不干了，听白某1提到过白玉和这个名字，说白玉和是实际经营者，而且他们是一家子。公司其他人其不认识，只是听白某1后来提过他们公司的一个会计是女的，手机号138××××5851（崔彩玲）。白某1曾借用过其62×××71的银行卡倒款用，但是倒什么款，给谁倒款不清楚，只是说把钱转进来再转出去，不是税款，因为其任职期间他们公司根本没有业务，每月的报税都是零申报。其该银行卡以及其他的银行卡还借给过某区镇政府负责招商引资的李某1和刘某1，还有其他镇政府的人员也借过，但具体谁借的记不起来了。
（4）证人马某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农业银行某支行某分理处的客户经理，2014年4月或5月其妻子张某3卡号为62×××14的银行卡曾被李某1借用过，转款的事是李某1他们做的，而且当时李某1把这张卡的网银U盾也一块拿走了，其从其银行系统中可以看到大额的明细，都是大额的流水，是在给做煤炭业务的公司倒款。
（5）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其系天津市某区某镇经贸办工作人员，负责招商引资。其找马某某借过一张农业银行卡，是张某3的名字。其把这张卡给了镇书记田某某，田某某把卡给了天津某公司的刘经理用于倒款。其用郑某某的卡交过税、倒过款。其自己的银行卡也给在其镇里的企业倒过款，倒的主要是纳税款，因为企业注册时和镇领导协商好，企业纳税应奖励的部分，由政府先行垫付，所以采用个人银行卡倒款纳税。
（6）证人臧某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某公司兼职会计，是崔彩玲和其见的面，把账交给的其，其工作就是凭票做记账凭证、做账、每月出报表。记账的票据都是崔彩玲给的。该公司在红桥区国税局注册纳税，是一般纳税人。
（7）证人高某、李某2、李某3、李某4、童某1、王某证言证实：王某2014年7、8月份开始干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生意赚钱，按照票面金额的2.7%或2.8%的价格购进进项发票抵扣税款，然后按照3.7%或3.8%的价格再卖出销项发票，赚取差价。王某一共虚开了六家公司，分别是某4公司、某5公司、某3公司、某6公司、某1公司和某2公司。虽然这些公司分别在济南的不同的区，但是这些公司实际的地址都在一个地方，开发票和财务账目也都在租赁的济南某广场某房间。上述六个公司都是皮包公司，注册时就是空壳，公司银行流水、国税局报税涉及到的公司，王某和他们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真实的货物交易，就是通过上述公司买票、卖票，挣取差价。涉案金额大约16亿元。
3、书证：（1）天津某公司注册资料，包括市场主体信息、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股东出资信息、验资报告、租赁合同，证实该公司股东为白玉和、孙某某，法定代表人白玉和，地址红桥区某大厦。
（2）天津某公司税务登记表，证实该公司向红桥区国税局纳税。
（3）天津市红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证明及明细表，证实天津某公司取得济南某1、某3、某2矿产品有限公司开来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在税务局全部认证并抵扣税款，抵扣增值税款3187575.19元，价税合计21938015.64元。
（4）济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提供的明细表，证实济南3某矿产品有限公司、济南某1矿产品有限公司、济南某2矿产品有限公司为天津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0张，税额共计3187575.19元，价税合计金额21938015.64元。
（5）济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提供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附件，证实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联合市国税局立案侦查的一起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的案件线索、涉案人员及涉案企业情况、涉及外省案件线索等。
（6）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证实济南相关涉案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7）济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出具的关于济南某4公司等六户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的复函及六户企业销项资金回流清单、619涉案公司资金回流及有无资金来往情况，证实济南某3公司、济南某1公司、济南某2公司为空壳开票企业，仅以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赚取中间差价为目的收取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从未从事任何实质性经营；购方名称为天津某公司对应的销方名称为济南某1公司的涉案金额为1873572元，发票份数为17份；销方名称为济南某3矿产品有限公司的涉案金额为15190317.44元，发票份数为131份；销方名称为济南某2矿产品有限公司的涉案金额为4874126.2元，发票份数为42份，资金回流完整。
（8）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提供的济南三家公司针对给天津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金回流图。
（9）济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提供的济南某3、某1、某2公司收到天津某公司打款及回款明细。
（10）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经侦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天津某公司针对济南某1公司、济南某3公司、济南某2矿产品有限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打款及资金回流情况。
（11）天津市公安红桥分局经侦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在资金回流过程中，有多笔回流款是通过天津某1销售有限公司、天津某2销售有限公司、天津某3销售有限公司、天津龙某4销售有限公司、天津某商贸有限公司账户回流到白玉和、乔某某、崔彩玲三人银行卡及天津某公司账户，但上述五家公司均已走逃。附上述五家公司的市场主体基本信息。
（12）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经侦支队提供的天津某公司针对收到济南三家公司开来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明细表。
（13）天津某公司提供的与济南某3矿产品有限公司、济南某2公司、济南某1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采购结算单、业务回单、往来收据、记帐凭证、明细帐等，证实天津某公司与三家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向三家公司付款及相关财务账目情况。
（14）天津某公司提供的由济南某3公司、济南某2公司、济南某1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
（15）崔彩玲提供的两张农业银行卡照片，卡号分别为62×××11，62×××72。
（16）由农业银行天津红桥支行提供的崔彩玲卡号为62×××72和白玉和卡号为62×××72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资金回流的情况。
（17）郑某某卡号为62×××71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该卡接受崔彩玲、白玉和银行卡转款的情况。
（18）马某某提供的其妻张某3卡号为62×××14的银行卡交易记录，证实该卡接受崔彩玲、白玉和银行卡转款的情况。
4、被告人白玉和、崔彩玲的身份证明。
5、被告人白玉和多次供述：
2016年4月13日供述：其在2013年6月注册成立了天津某公司，股东是其和孙某某，其是法定代表人、经理，公司在红桥国税局注册纳税，是一般纳税人。孙某某平常不管公司的事，其公司只做煤炭业务。济南三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张胖子开来的，张胖子的联系电话其现在没有了。公司业务员乔某某揽来煤炭销售业务，公司将煤卖给山西某物流有限公司，其接触过该公司业务经理白月文，两家公司签订了煤炭销售合同，合同是其签的。乔某某负责找煤源，期间他认识了张胖子并把张胖子的联系方式给了其。其与张胖子在电话中谈了煤炭的价格、数量、质量等问题，张胖子也来过其公司两次，谈妥之后，他拿着那三家公司分别填写好的合同来到其公司，其看完同意后让崔彩玲在合同上签字。其与张胖子约定以山西某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煤炭结算单为准，给其开票，有时是张胖子送到其处，有时是将票邮寄到公司。收票之后，款都付清了。后来款打回来了，打到了其和崔彩玲、乔某某的个人银行卡内。张胖子说走一下资金往来，给这三家公司平账，是其同意的。返款的事是张胖子安排的。取得的济南三家公司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花钱了，具体多少钱想不起来了，得问崔彩玲，她清楚，当时是其让崔彩玲给的，应该是给张胖子，但实际给谁了其不清楚。返款没有中间环节。
其看完笔录后有补充，之前讲的收到济南三家公司的发票是花钱买来的不对，其没有花钱买票，其瞎说的，当时蒙了，顺口说出来的。
2016年6月22日供述：乔某某是其公司的业务员，负责买煤、卖煤，乔某某应该就是在山西买煤，具体买谁的煤其不清楚。开票的事只是其自己和张胖子谈的。购销合同是其让崔彩玲写的，公司从济南那三家公司进煤，他们就应当给其公司开票。其能确定乔某某在山西购买的煤就是这三家公司的煤，因为乔某在站台收煤时说是从济南那三家公司买的。是张胖子要求走一下资金来往的，其不清楚为什么，其不认为是虚开的。
其现在愿意讲实情，其和张胖子谈开票的事，张胖子说可以给其公司开来煤炭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但需要支付9.4%的开票费，要求其公司与他提供发票的公司分别签订合同，其当时问他提供的发票有保证吗，他说没问题，是正规公司的真票。他还要求其公司对他开来的发票付款，然后他们再将款打回来。
其按照张胖子提供的账号告诉崔彩玲给汇的开票费，其跟崔彩玲说过汇的钱就是开票费，支付开票费都是在税务机关认证之后，都是崔彩玲负责的，另外济南三家公司针对发票付货款和资金回流都是其让她操作的，整件事情她都清楚。其当时想了，如果他不把钱打回来其就报警，说他骗其煤款，另外他给其开发票他也有问题。
之前税务局和公安局都找其时，其不说是怕受处理、担责任。其花钱找人开票错了，其不应该这样做。其做煤炭没有进项票就得多交税，有了进项票就能少交点税，多挣点钱。
2016年6月24日之后的多次供述：其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其给张胖子钱了，是张胖子提起来的，其同意的，因为张胖子又给联系煤又给开票，不能让他白付出。其给张胖子钱崔彩玲知道，其告诉她是给的好处费，也就是卖给其公司煤的辛苦费，其没有花钱买票。是张胖子和其谈的，让平下账，平下两边公司的资金流。基本都是转账给的，怎么转只有崔彩玲知道，是其让她转的。是乔某某告诉其从济南这三家公司购进的煤炭。
6、被告人崔彩玲多次供述：
被告人崔彩玲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的供述：
2016年4月7日供述：2014年1月，其经朋友孙某某介绍到天津某公司做兼职会计，同时兼着出纳的职责。白玉和是法定代表人、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乔某某负责公司的煤炭业务。自其到公司后，公司就只经营煤炭业务。公司从济南三家公司共收到190张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一部分是白玉和给其的，另一部分是快递到公司的。收到发票后陆续付款都付齐了，是白玉和让其付的，税款全部抵扣了。
是白玉和让其制作的产品购销合同，其做的合同文本样式是张总拿来的，合同是带复写的不能打印，合同中的文字都是其填写的，包括法人代表的名字都是白玉和让其替他书写的，写合同时没有盖济南三家的公司印章，是后来加盖的。与三家签订的合同也不是同一天，其每次写合同时张总都在白玉和的办公室里，其写完合同盖好章之后，张总就在白玉和的办公室内将对方的章盖好，然后把他的那份合同拿走。
每次开来票的款数和购煤的数量都是乔某某提供给其的，其按照乔某某提供的数据制作结算单，其根据做好的结算单整理出开票的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彩信和打电话的方式将开票信息给白玉和，白玉和根据其给的信息找人开票。
白玉和当时和其说，对方只开发票不收款不行，公司只收发票不付货款也不行，这样转下资金双方就都合理合法了，税务机关就查不出事了。其觉得不合理，因为等于其公司没付款，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白玉和讲过济南方面不愿意将公司支付的货款直接转到个人的银行卡内，白玉和就找了中间公司帮忙转款。济南方面和中间公司人的电话号码都是白玉和提供给其的，白玉和让其把三人的银行卡信息发过去。大部分是在十分钟以内将资金回流，一部分回流长点，最长不超过三天。白玉和说乔某某在山西购煤时已经支付了购煤款，公司再付款，对方回流就是为了走财务手续，平账用。资金回流意味着其公司收到的济南这三家公司开来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来的，乔某某就没有从济南这三家公司购买煤炭，而是从其他地方购买的，这么做就是为了平其公司的账，怕有关部门发现问题。给他人通过网银转的“税款”，其理解就是开票费，但针对哪家公司开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税点标准其不清楚，白玉和让其付其就付了，在转账时做了标注。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的多次供述：
其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2015年11月红桥国税稽查局检查其公司与济南三家公司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有问题，其才知道的。白玉和让其制作了与这三家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但是否有真实的业务往来其不清楚。公司是按照实际销售煤炭的情况，找人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并开来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白玉和肯定也明白这个事，其当时都意识到了。合同上填写的时间与其编写合同的时间不一致，合同上填写的时间都是根据公司销售情况而定，如果当期公司定的销售合同履行完了，采购合同日期就提前一周的时间，如果销售合同没履行完，采购合同日期就往后写，以对应公司的销售数量。其明知道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有问题还帮助白玉和，这样做是错误的。
其拿着收到的票到税务机关进行验证，验证通过后通过网银将钱支付给对方。针对济南这三家公司收到的发票所涉及的款已经付齐了，资金已全部回流。说明公司没有与济南三家公司发生真实业务往来，只是存在资金往来和取得了济南三家公司开来的发票。
其公司向济南三家公司付款不是按合同约定进行的，白玉和告诉其之前乔某某已经付过煤款了，让其现在付款就是为了平账，其明白是为了解决其公司与济南三家公司没有发生真实业务，只是取得了这三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是虚开来的。
公司取得发票后，有单独支付过费用，但白玉和没明确说过。有时收到发票就打款，有时是到税务局验证之后给打款，其当时想到了，付的款应该是针对所收发票支付的劳务费，其私下按照发票票面金额的3%-4%核算过，但与其单独付出去的金额合不上。白玉和告诉其是什么费用，其就在网银操作时备注他所说费用的名称，他没说其就备注“往来款”。这其中用其和白玉和的银行卡给张某3、郑某某转过账，备注的用途是“税款”、“劳务费”，都是针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的开票费用。
针对被告人白玉和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首先，本案的案发系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侦破的一起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其中，涉案企业济南某3公司、济南某1公司、济南某2公司曾向被告人白玉和作为法定代表人且实际经营的天津某公司开具共计19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21938015.64元，济南相关涉案人员均证实济南某3公司、济南某1公司、济南某2公司等多家企业都是皮包公司，注册时就是空壳，公司银行流水、国税局报税涉及到的公司都是卖给其增值税发票和其卖出增值税发票所涉及到的进销项公司，都没有与对方发生过任何真实的货物交易，就是通过上述公司买票、卖票，挣取差价，故天津某公司与给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济南某3公司、济南某1公司、济南某2公司并无真实的货物购销，但却接收了三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在案相关证据证实19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全部认证抵扣，涉及税款3187575.19元。
其次，被告人白玉和到案后一直供认是其让崔彩玲具体操作给济南三家公司打款并接收资金回流，崔彩玲的多次供述亦能够予以佐证，白玉和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虽一直辩称其不知道票是虚开来的，乔某某告诉过其就是在济南三家公司进的煤，煤款已经给付了，是应张胖子要求倒资金流平账，给张胖子的钱是好处费，不是开票费，其公司从济南三家公司买煤，对方就应该给其开具发票等，但本院认为，被告人白玉和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经营者，其指使崔彩玲倒资金流平账本身就证明了白玉和明知济南三家公司与其公司并无真实贸易往来，而是通过此方式掩盖其虚开发票的事实，其在事发后将所有事情均归咎于系受张胖子的要求，明显不符合常理。
另辩护人认为张胖子作为关键证人未能作证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但本院认为，正是因为被告人白玉和未能提供“张胖子”的任何身份信息、家庭住址或联系方式，从而导致了“张胖子”未能查实及到庭作证，且张胖子的真实身份及是否作证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
再次，被告人崔彩玲在侦查阶段曾做过多次供述，均明确表示其在白玉和的指使下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在接收到济南三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具体负责打款、操作资金回流及按照白玉和要求向他人账户以“税款”、“劳务费”名义转账等，进行上述行为其明白是为了解决其公司与济南三家公司没有发生真实业务，只是取得了这三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是虚开来的；被告人白玉和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的两次讯问笔录均曾对其找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予以过供认，且其对于供述有所反复已作出合理解释，即“之前税务局和公安局都找其时，其不说是怕受处理、担责任。其花钱找人开票错了，其不应该这样做。其做煤炭没有进项票就得多交税，有了进项票就能少交点税，多挣点钱。”其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数次供述均对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予以否认，但其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综上，被告人白玉和的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客观要件，白玉和及其辩护人的无罪辩解、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崔彩玲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崔彩玲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均能够证实其系在明知天津森利达商贸有限公司与济南三家公司不存在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受白玉和指使签订虚假购销合同，在接收到济南三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直接操作该公司向上述公司的汇款及汇款资金的回流，并将税款全部认证抵扣，其也明知实施上述一系列行为的目的就在于让公司虚开发票的行为合理合法化，让税务机关查不出来，从而掩盖天津某公司与济南三家公司没有发生真实业务，只是取得了这三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其当庭虽辩解其系在税务机关调查后才知道的，当时并不知情，但结合上述分析及其所从事的职业、先后多次供述均能证实其系明知，故其当庭的无罪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证人乔某某所做证言，因考虑其与本案可能存在利害冲突，且其所做证言证实内容前后不一，故其证词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白玉和、崔彩玲违反增值税专用发票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属数额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白玉和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崔彩玲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可减轻处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白玉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所判罚金应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崔彩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所判罚金应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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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方 红
代理审判员 王正刚
人民陪审员 赵淑芬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张 楠
书 记 员 王佳兰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