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80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宗。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民。
委托代理人陈某华，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某红，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某（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于某峰。
委托代理人梁某雯，北京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廖某宗与上诉人张某民、原审第三人北京某（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某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廖某宗、张某民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6月15日，廖某宗向原审法院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受第三人委派，代理张某民与徐某冰离婚诉讼案件后，张某民拒绝支付其律师费，请求：1、张某民支付廖某宗律师费330282元；2、本案诉讼费由张某民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13日，张某民作为甲方、委托人，第三人作为乙方，受托人，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鉴于甲方与其妻子发生婚姻纠纷，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如下事项：1、就上述纠纷问题提供法律咨询意见；2、代表甲方与其妻子或其妻子的代理人谈判；3、根据需要就上述事宜草拟相关法律文件；4、代表甲方起诉或应诉。乙方指定廖某宗以及赵某川律师具体执行上述约定的代理事项。甲方应支付乙方律师费3万元。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前款中的费用仅指诉讼前的律师费。如果甲方与其妻子诉讼离婚，甲方委托乙方律师代理的，双方应另外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乙方根据广东省司法厅颁布的收费标准给予优惠。案外人徐某冰诉张某民离婚纠纷案（案号为（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018号），福田法院于2013年5月21日依法受理后，于2013年7月22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廖某宗作为张某民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该次庭审。后该案转为普通程序，徐某冰向福田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徐某冰与张某民离婚；2、婚生女张某熙由徐某冰抚养至独立生活，张某民每月给付抚养费9000元；3、要求分割夫妻共同房产惠阳振业城c3302号别墅市场净值的50%即68万元；4、要求分割张某民婚前房产高尔夫花园丽景阁房产，婚内共同还贷及市场相应的增值的50%，即70万元；5、要求分割张某民的工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的50%即52万元；6、要求分割家庭在深圳市某设计有限公司投资70%的收益的二分之一或相应经济价值的二分之一或由张某民补偿530万元；7、张某民支付徐某冰后续医疗康复费用30万元；8、要求张某民支付对徐某冰的人身伤害、离家出走金2年（抛弃家和孩子）精神补偿费10万元；9、因徐某冰对家庭牺牲较大、奉献较多，要求张某民补助60万元；10、要求张某民偿还借款64000元；4、要求张某民以给徐某冰和孩子高尔夫花园丽景阁房产的居住使用权进行帮助，直至孩子有工作能力获得第3个月工资时结束。徐某冰主张上述请求争议金额合计应为1039.7万元，其中位于高尔夫花园丽景阁的房产每月租金按照3000元计算，共计216个月，金额合计为648000元；庭审时，张某民主张上述诉请争议标的应为1021万元。2015年1月12日，福田法院作出（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01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1、徐某冰与张某民自愿离婚；2、婚生女儿由徐某冰直接抚养，张某民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至女儿满十八周岁为止；3、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振业城房产登记在徐某冰名下，双方同意该房产归张某民所有，从2015年1月1日起，该房产尚欠的按揭贷款由张某民负责偿还。徐某冰应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协助办理该房产过户手续；4、张某民持有的某设计有限公司的股权归张某民所有；5、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天安车公庙工业区高尔夫花园丽景阁房产登记在张某民名下，双方同意该房产归徐某冰所有，张某民应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协助办理该房产过户手续；6、张某民于2015年2月19日前一次性支付徐某冰25万元。
2015年6月2日，廖某宗与第三人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双方约定第三人同意向廖某宗无条件转让第三人在与张某民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项下对张某民所享有的全部债权。2015年6月9日，第三人向张某民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了张某民上述债权转让事项。张某民于同日签收了第三人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一审庭审时，各方确认第三人已就张某民委托第三人处理（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018号案件所形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项下的权利转让给廖某宗，张某民确认廖某宗已就上述转让事宜告知了张某民。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1月15日，廖某宗通过电子邮件向张某民发出《律师费申请函》及附件，请求张某民支付律师费67488元。在该邮件附件2中，廖某宗确认案件诉讼标的为231.2万元，变更及增加标的为947.6万元，廖某宗同意按照律师费84360元的八折即67488元收取律师费。廖某宗还曾于2015年3月4日以短信方式通知张某民，称愿意再优惠1万元，并请求张某民进行处理。此后，廖某宗还以短信的方式向张某民主张权利。2015年5月7日，张某民向廖某宗发出短信，称希望与廖某宗见面面谈。此后，双方协商未果，廖某宗诉至原审法院。2015年6月30日、2015年7月16日，张某民与廖某宗再次以短信方式就代理费事宜进行协商。廖某宗要求张某民按照其诉讼请求六折的标准支付代理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张某民与第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在该合同中张某民明确委托第三人处理其与其妻子的婚姻纠纷，包括代表张某民起诉或应诉，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第三人已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将该《委托代理合同》项下全部债权转让给廖某宗，且在庭审时进一步明确就张某民委托第三人处理（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018号案件所形成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项下的权利转让给廖某宗，廖某宗有权就上述委托代理合同关系项下的所产生的律师费向张某民主张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廖某宗应收取的律师费的金额，原审法院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委托代理合同就第三人代理张某民诉讼离婚的律师费约定不明。张某民与第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张某民）应支付乙方（第三人）律师费叁万元。除非双方另有约定，欠款中的费用仅指诉讼前的律师费用。如果甲方与其妻子离婚，甲方委托乙方律师代理的，双方应另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乙方根据广东省司法厅颁布的收费标准给予优惠”。由此可以看出，张某民已支付的3万元应属于前期咨询费用，并不包含代理诉讼案件的费用，张某民辩称3万元为全部律师费用，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另该约定对诉讼产生的律师费仅作出原则性约定即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根据广东省司法厅颁布的收费标准给予优惠，但并未明确优惠幅度，第三人代理张某民处理离婚诉讼，实际也没有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故双方对律师费标准属约定不明。
第二，第三人已实际代理张某民处理完毕离婚诉讼，完成了委托事项，就约定不明的律师费应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确定。根据该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行业标准确定。在本案中，张某民与第三人经过多次沟通协调就律师费的金额未能达成一致，应根据第三人与张某民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就律师费的原则性约定结合行业标准、第三人的工作量等因素确定。在（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018号案件中，第三人指派廖某宗作为张某民的代理人参与了两次庭审，并代张某民发表了质证意见、辩论意见为张某民提供了法律服务。该案的争议标的，廖某宗主张为1039.7万元，其中在（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018号案件中，徐某冰诉求要求张某民给徐某冰和孩子高尔夫花园丽景阁房产的居住使用权进行帮助，直至孩子有工作能力后获得第3个月的工资时结束，廖某宗主张该房产每月租金按照3000元计算，争议标的应为648000元。该部分争议标的系廖某宗单方估算，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鉴于庭审时，张某民确认争议金额为1021万元，故原审法院对张某民主张的争议金额予以确认。参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律师费的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酌定张某民应向廖某宗支付的基础律师费为4000元，此后应分段计算并给予八折的优惠幅度，即200080元[（4000元＋0＋5万元×8%＋40万元×5%+400万×3%＋500万元×2%＋21万元×1%）×80%]。廖某宗超出上述范围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廖某宗此前短信、邮件等方式与张某民就律师费的协商双方未达成一致，不能作为本案认定廖某宗收取律师费的依据。廖某宗虽曾于2015年1月15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要求张某民支付律师费67488元；2015年3月4日，廖某宗以短信的方式告知张某民同意律师费在上述基础上再优惠1万元，2015年7月16日，廖某宗以短信方式再次通知张某民律师费按照廖某宗诉求的60%的标准收取，但张某民并未向廖某宗表明接受上述标准，也未按照上述标准实际向廖某宗支付律师费，表明双方并未对律师费标准协商一致，张某民要求按照上述标准支付律师费，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某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某宗支付律师费200080元；二、驳回廖某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廖某宗和张某民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廖某宗的上诉请求为:一、撤销（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50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并改判张某民向廖某宗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74100元。二、判令张某民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以及诉讼保全费。其上诉理由为：虽然廖某宗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律师费计算标准没有异议，但根据其职业资历，一审判决酌定给予八折优惠的幅度并不合理。张某民答辩称：廖某宗并未在张某民与徐某冰离婚案件中勤勉尽责，张某民和第三人就该案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明确，廖某宗作为第三人指派的律师，一旦按照发出的《律师费申请函》和附件，按照广东省司法厅的收费标准行使了单方优惠权，应当对双方具有约束效力。廖某宗之后发出的减免1万元的短信，已经对张某民应当支付的律师费进行了部分豁免，张某明所需支付的律师费应当为57488元。
张某民的上诉请求为：一、撤销（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501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张某民向廖某宗支付律师费57488元；三、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廖某宗承担。廖某宗答辩称：其作为第三人委派的律师已经完全履行委托代理的义务，促成张某民与徐某冰离婚案件达成调解协议。在离婚案件结案后，其为索取律师费多次提出优惠条件并协商，张某民均未接受并拒绝支付律师费，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委托代理合同条款的约定支付律师费。
第三人某律师事务所与廖某宗的答辩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理查明，廖某宗、张某民和第三人均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另查，对于张某民已与第三人形成徐某冰与张某民离婚一案诉讼阶段的委托合同关系，并应当支付代理该案产生的律师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廖某宗在上诉状中明确表示认可徐某冰与张某民离婚一案诉讼标的为1021万元。其在二审调查中表示：之所以在《律师费申请函》中以231.3万作为计算律师费的标的，是因为朋友介绍，所以给予张某民极大优惠，但张某民并未接受，故应当根据第三人与张某民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就律师费的原则性约定，结合行业标准等因素确定。
双方均无证据证明张某民与廖某宗、第三人曾就离婚案件标的额增加后的律师费标准进行过协商。张某民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接受《律师费申请函》中提出的67488元收费建议、2015年3月4日短信中提出的再行减免10000元、2015年6月30日及7月16日短信中提出的按一审诉讼请求六折标准的收费建议。
本院认为，廖某宗、张某民和第三人对（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018号案诉讼阶段的委托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张某民应当支付相应律师费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已将其所享有的涉案委托合同中全部债权转让至廖某宗，并已通知张某民，廖某宗有权向张某民主张相应的律师费。故本案的关键在于，张某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向廖某宗支付律师费。
首先，关于廖某宗是否勤勉尽责问题。廖某宗作为第三人指派的律师，代理张某民参加了离婚诉讼的两次庭审并发表了质证、辩论意见，最终案件调解结案，已完成委托代理事项。张某民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廖某宗作为代理人存在失职之处，故其关于廖某宗未能勤勉尽责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律师费申请函》和附件以及短信内容是否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问题。双方并未就诉讼阶段的委托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其委托合同关系的形成依据的是2013年5月13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的以下条款：“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前款中的费用仅指诉讼前的律师费。如果甲方于其妻子诉讼离婚，甲方委托乙方律师代理的，双方应另外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乙方根据广东省司法厅颁布的收费标准给予优惠。”本院认为，在双方未能就诉讼阶段的收费标准达成一致的情形下，应当依据上述条款按照广东省司法厅颁布的收费标准计算律师费。而该收费标准是以“争议标的额”分段收费，故本案所涉律师费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当以双方确认的1021万元作为律师费的计算基础。《律师费申请函》以231.3万元作为计算基础并八折后得出67488元，按照函中表述系“建议优惠收费”，由于《委托代理合同》相关条款对给予优惠的幅度约定不明，这一优惠收费标准应当具有进一步明确合同条款内容的要约性质，是否对双方产生约束力，依赖于张某民是否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接受的承诺。至于之后的短信内容，均系廖某宗发出的单方要约，在张某民未作出承诺之前，均未产生对双方的约束力。由于张某民并未对上述收费价格明确表示接受，故廖某宗通过提起诉讼的形式，主张按照广东省司法厅颁布的收费标准，以1021万元标的作为律师费计算基础，应当视为已经撤回之前以231.3万为基础优惠收费标准的要约，并有权以合同条款约定的“广东省司法厅颁布的收费标准”给予一定优惠后主张律师费。原审法院参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律师费的收费标准，酌定张某民应当支付的基础律师费为4000元，并对此之后标的额分段计算，以八折优惠幅度计算出应支付的律师费为200080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对张某民提出的《律师费申请函》和附件、短信中给予单方优惠价格应产生对双方约束力以及债务豁免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廖某宗提出以其职业资历为由，不应在律师费计算标准上另行优惠的主张，不符合合同关于“根据广东省司法厅颁布的收费标准给予优惠”的约定，本院亦不予采纳。
最后，关于应当支付的律师费用金额明显高于建议优惠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民事法律生活和交易中，应当充分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保护契约关系中的诚实守信行为。本案中，无论是约定以广东省司法厅收费指导标准收费，还是对优惠幅度的进行调整，一旦达成新的意思表示一致，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均应当予以保护。但在徐某冰与张某民离婚案件诉讼标的发生变化后，张某民与第三人并未就律师费的收费标准和优惠幅度进行新的协商，之后对于《律师费申请函》提出的优惠收费也未达成新的意思一致，因此只能根据原有《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对各方当事人给予平等保护，廖某宗据此主张权利，应当给予支持。廖某宗在协商不成后，通过追索、诉讼等需要耗费更多成本和精力的方式，并经过法院核算给予一定幅度优惠之后，获得高于《律师费申请函》中建议优惠价格的律师费，既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行业标准和合同约定，具有合理性。张某民在进入诉讼阶段后，再行要求按照诉前协商阶段的优惠价格作为律师费支付标准，于法于理无据。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254元（一审原告廖某宗已预交），实际收取3127元，由廖某宗负担976.5元，张某民负担2150.5元。诉讼保全费1891元(一审原告廖某宗已预交)，由廖某宗负担590.4元，张某民负担130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52元（廖某宗已预交1650元，张某民已预交3152元），由上诉人张某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曲 云
代理审判员 周 建 康
代理审判员 田 娟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宣春华（兼）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十三条承诺应当在邀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
（一）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仇。因不可追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委托事务不能完成，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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