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5467号
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成德，男，196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徐建树，浙江叠胜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毛先敏，浙江叠胜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凌云，女，197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大卫，男，1977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成德、邱凌云为与被上诉人张大卫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3民初9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成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张大卫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大卫、邱凌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美公司）股价推定昌吉州首创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首创企业）财产份额价值系错误的，思美公司的股价不等于首创企业的财产份额价值，是否明知思美公司的股价与叶成德取得首创企业财产份额是否为善意并不关联。首先，首创企业所持思美公司股票自2015年至今一直处于限售非流通状态，且股票价格无论是解禁前或解禁后均属于不可预见的状态；其次，叶成德仅为首创企业的小份额财产合伙人，无权决定何时抛售思美公司股票，何时进行其他投资。因此，思美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对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价值有影响，但不能等同，更不能据此判断案涉财产份额转让价格过低。二、首创企业合伙协议第十四条第二款约定：“非经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同意，各合伙人所持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在2017年1月31日前不得转让”，第三款约定：“有限合伙人退伙时，可以将其财产份额转让给普通合伙人或者普通合伙人指定的第三人，转让价格可参照其退伙前所持财产份额在前一年度末的合伙企业对应的净资产值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叶成德受让首创企业财产份额系依据合伙协议执行，所约定转让价格甚至高于合伙协议的约定，价格合理且已实际支付，叶成德受让的行为亦经合伙企业合伙人表决确认，故叶成德受让的财产份额系其善意取得。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为合同无效，但本案不存在该条规定的几种情形。一审判决同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认定合同无效，但如上所述，叶成德受让案涉财产份额系善意、有偿，其相应权益应予维护，一审判决错误，请求改判。
邱凌云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张大卫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大卫、叶成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财产份额对应的权利本质为财产权，但有其特殊性，除包括资产收益权外，还包括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均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必须征得过半数股东同意，而非必须征得其配偶同意，我国目前法律和行政法规中也没有关于配偶一方转让公司股权需经另一方配偶同意的规定。叶成德与邱凌云间的财产份额转让应受合同法和公司法的调整，在该转让行为没有违反上述两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应为有效。二、首创企业持有的思美公司股份在首创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系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应属于企业资产或收益，不能直接等同于合伙人投资份额的收益，一审判决将思美公司股价折算价格与财产份额转让价进行比对违背基本财务常识，且不顾首创企业所持思美公司股票在转让上处于禁售期，即使解禁后股票价格亦不可预见。因此，不能以思美公司股票价格来认定转让财产份额的价格。三、合伙协议经首创企业各合伙人签字确认，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然合法有效。邱凌云与叶成德转让财产份额的价格符合该合伙协议第十四条的约定，且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四、邱凌云与叶成德是同事关系，邱凌云在向叶成德转让财产份额时仅告知系因家中需要用钱，叶成德并不知晓邱凌云与张大卫关系不和正在进行离婚诉讼。而且在邱凌云与叶成德可依据合伙协议的约定确定一个较低转让价时，双方确定的价格却远高于该协议约定，说明叶成德为善意的。五、本案系要确认合同是否无效，应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进行审查，但本案并不存在符合该条法律规定的应被确认为无效的情形，故一审判决错误，应予改判。
张大卫辩称：一、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股权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故配偶一方作为股东处理所持有股权时不仅要合法，也要合理，否则极易影响夫妻共同财产的价值，且会为配偶一方隐瞒夫妻共有财产提供便利，而该种限制对企业本身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本案中，如果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会使邱凌云与张大卫的夫妻共有财产大大减少，但不论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或无效，都不会导致企业财产的减损，故本案实质是家庭财产纠纷案件，应首先适用民法及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与企业有关的法律应处于次要地位。对转让价格合理性的限制既能约束和制裁恶意转让财产的行为，又能保护善意相对人。三、2015年10月20日，邱凌云转让首创企业所占财产份额当日，邱凌云所持首创企业2.5%财产份额对应思美公司股票市值为9352844元。邱凌云当时为思美公司监事，叶成德系思美公司第三大股东，双方应清楚思美公司股票对于首创企业的价值，虽然股票被禁售或不知何时变现，但股票的价值是随时存在的。一审判决以思美公司股票价格来衡量转让价格，合理适当。四、邱凌云与叶成德间是财产份额的转让，与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并不相同，故价格的确定不受合伙协议第十四条第三款所谓“上年度企业净资产值计算价格”的约束和限制，事实上两人所约定价格938000元也非以此条款确定。邱凌云与叶成德间的财产份额转让价格明显不合理，显属恶意，且该过低价格让人怀疑二人间转让财产份额的真实性，应系邱凌云意图利用此种方式达到隐瞒巨额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五、叶成德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诉争财产份额，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叶成德与邱凌云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张大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邱凌云与叶成德于2015年10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邱凌云与叶成德将转让的首创企业2.5％财产份额（财产价值9352844元）变更登记回邱凌云名下，恢复登记原状；3.一审案件诉讼费用、保全费由邱凌云与叶成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大卫与邱凌云于2005年1月20日登记结婚。2014年10月30日，张大卫向一审法院起诉与邱凌云离婚，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2014）杭下民初字第02119号民事判决书，准予张大卫与邱凌云离婚，该判决书另查明事实认定：邱凌云系杭州首创投资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以受让股权方式认缴出资14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5%；思美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形式，杭州首创投资有限公司认购思美公司560万股股份，占思美公司股份总数的8%。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认定，邱凌云在杭州首创投资有限公司的2.5%股份，系张大卫和邱凌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属夫妻共同财产，但因张大卫未直接主张分割该股份，故未予处理。该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首创企业制定于2015年6月11日的《合伙协议》第十四条第三款约定，有限合伙人退伙时，可以将其财产份额转让给普通合伙人或者普通合伙人指定的第三人，转让价格可参照退伙前所持财产份额在前一年度末的合伙企业对应的净资产值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邱凌云及叶成德均为首创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唯一的普通合伙人为朱明虬。2015年6月11日，杭州首创投资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首创企业。2015年10月20日，邱凌云与叶成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邱凌云将其持有的首创企业2.5%的14万股转让给叶成德，转让价款938000元，转让价款交割方式为货币。2015年10月28日，首创企业全体合伙人签订变更决定书，100%表决通过决议，同意邱凌云将本合伙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2.5%共140000元转让给叶成德；同意就上述改变事项修改合伙协议相关条款。2015年10月27日，上述股权变更在工商部门办理登记，变更后叶成德出资额38.5万元、占比6.875%，邱凌云不再持有首创企业的股权。2015年11月6日，叶成德向邱凌云转账支付938000元。2016年1月8日，张大卫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分割邱凌云在首创企业2.5%的股份，后撤诉。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邱凌云与叶成德2015年10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案中，登记于邱凌云名下的首创企业2.5%股权属于张大卫与邱凌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张大卫在双方离婚诉讼中曾就该股份提出分割主张，但因主张不当未获支持。此后，邱凌云在双方离婚诉讼期间，与叶成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上述股权转让给叶成德，属于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一般认定无效，除非第三人系善意、有偿取得。邱凌云等人通过首创企业间接持股思美公司，且首创企业目前所有投资仅有对思美公司的持股，故张大卫主张以2015年10月20日思美公司公开发行的股价衡量《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对价，具有一定合理性。邱凌云系思美公司的监事，其对思美公司的股价应当是明知的，叶成德对此亦应明知，叶成德以远低于思美公司股价折算款的价格受让邱凌云的股权，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并非善意第三人。至于叶成德辩称以合伙协议约定的标准受让股权，亦无法与证据相印证，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无效，邱凌云与叶成德应将上述股权恢复登记至邱凌云名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邱凌云与叶成德于2015年10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邱凌云、叶成德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首创企业2.5%股权变更登记至邱凌云名下。一审案件受理费7727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82270元，由邱凌云、叶成德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叶成德和被上诉人张大卫均没有提交证据。上诉人邱凌云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首创企业退伙协议，证明邱凌云系退伙，应当适用合伙协议中有关退伙的有关规定。经质证，上诉人叶成德表示，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被上诉人张大卫表示，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另外，邱凌云系因转让了财产份额才退伙，故其与叶成德发生交易的时候仅是财产份额的转让，因转让后没有了财产份额所以邱凌云才退伙，无法达到相应证明目的。经审查，本院对该份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邱凌云自首创企业退伙的具体情况，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10月21日，首创企业当时的全体合伙人签订退伙协议，约定：“一、首创企业合伙人邱凌云，因个人原因，根据本合伙企业协议的有关规定，决定退伙。二、其他合伙人与邱凌云于2015年10月21日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邱凌云与叶成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为无效。邱凌云与叶成德原均为首创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二人之间转让的是邱凌云在首创企业所占有的财产份额，该财产份额对应的权利是一项特殊的财产权，为综合性权利，除具有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合伙人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另一方虽就由此产生的分红、转让价款等财产性收益有共有权，但基于该财产份额产生的各项具体权能应由合伙人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流转方面，我国合伙企业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合伙人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故配偶一方与受让人签订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并不因未经另一方同意而无效，除非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应确认为无效的情形。就转让价格，邱凌云与叶成德所确定的转让价格系参考首创企业合伙协议第十四条有关有限合伙人退伙将财产份额转让给其他合伙人时的规定，即“参照退伙前所持财产份额在前一年度末的合伙企业对应的净资产值”，并结合对首创企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预期等综合协商确定，该协商价格已远高于合伙协议约定的上述参考价格。对该转让价格，一审判决以转让当日首创企业持股的思美公司的股票价格作为衡量标准，不具有合理性，不能据此认定邱凌云与叶成德所约定的转让价格过低，也无法据此说明二人存在恶意串通。综上，邱凌云与叶成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该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及合伙协议的约定，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应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且已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本院认为，该二人就转让首创企业财产份额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03民初918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大卫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727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822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7270元，均由张大卫负担，张大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因负担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晟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章保军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金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