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鲁02行终8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友宝。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司书国，总经理。
上诉人贾友宝因诉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7）鲁0202行初133号行政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3月22日，原告贾友宝通过挂号信向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被告于次日签收该挂号信。原告主张其申请的信息为：“你单位现有的各类通信业务优惠政策、范围及办理须知、办理时限和监督投诉渠道。”被告未对原告的上述申请作出答复。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第四十条规定“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邮政、通信、金融以及殡葬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办法执行。”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作为通信企业，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属于公共企业，其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上述条例执行。
被告系企业单位，不属于行政机关，也没有根据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责，但因从事的通信服务领域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其制作、保存的相关信息应当依法予以公开，考虑到被告主体的特殊性，其依法公开的信息应当是严格限于法律所规定的“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该类信息应是面向社会公众，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而不应包括用户个人与通信公司之间的履行服务协议所产生的相关信息。对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具体范畴，根据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应由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法》第二十八条仅规定“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或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直属事业单位，其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办法执行，并应根据本单位实际制订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并未规定相关公共企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办法。对于原告申请的信息，因没有相关主管部门对信息公开范围予以明确规定，本着审慎的态度，无法将该等信息认定为被告“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因而原告申请的信息不属于条例的调整范围，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故对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贾友宝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予以退回。
上诉人贾友宝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上诉人于2017年3月22日通过邮递挂号信的方式邮递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你单位现有的各类通信业务优惠政策、范围及办理须知、办理时限和监督投诉渠道。”获取信息方式为邮递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然而截止一审宣判之日，被上诉人仍未作出任何答复，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审判程序，枉法乱裁，明显偏离了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宗旨和要求。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属于信息公开主体和是否具有法定答复的职责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本案中，被告作为通讯行业，属于上述规定的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对被上诉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应依照上述规定作出处理。其次，结合目前行政审判实践案例，即裁判文书网中“孙阳兵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十三案，程文林与中国联通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柯跃辉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其他二审行政判决书十三案”等（2016）粤7101行初581号，（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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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号、（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407号，（2014）深中法行终字第526号，（2016）苏行申1500号、（2016）皖0111行初166号-178号等大量电信企业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尤其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决的两宗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案，即（2017）鲁行终1433号、1434号，已经明确了公共企事业单位的特定信息公开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如公民认为公共企事业单位未履行相关信息公开义务，可以以该公共企事业单位作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具体到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属于上述规定的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通信企业单位，对上诉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应依照规定作出处理。最后，结合我国大多数法院的行政审判实务及国际通行做法，均已确认联通公司等通信企业作为信息公开的主体，具有法定的信息公开职责，故被上诉人以通讯行业未被纳入执行范围为由主张自身非信息公开的主体显然于法无据。再者，威海、烟台、潍坊、枣庄等本省其他地级市联通、移动、电信三大运营商均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履行法定的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职责，尤其威海市政府官网等可直接在线申请，故上诉人的起诉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上诉人具有对上诉人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处理和答复的法定职责。综上，电信企业作为向社会提供信息通讯服务的主要企业之一的联通互联网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原审法院竟然开法治倒车，故意参照最早的电信企业信息公开案，背离大力推进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背离了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初衷和立法宗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主要证据不足，显失公正，故为维护法治精神和公民利益，推动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请求：1、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7）鲁0202行初133号行政裁定书；2、发回重审或者直接进行审理，依法确认被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对上诉人2017年3月22日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的行为违法，并判令被上诉人限期依法作出答复；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已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并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及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第四十条规定“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邮政、通信、金融以及殡葬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办法执行。”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作为通信企业，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属于公共企业，其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上述规定执行。但具体办法应由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法》第二十八条仅规定“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或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直属事业单位，其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办法执行，并应根据本单位实际制订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据此，有关主管部门并未规定相关公共企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办法。鉴于条例的规定，公共企事业单位依法公开的信息应当是严格限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而不应包括用户个人与通信公司之间基于服务协议所产生的相关信息。本案中，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是“你单位现有的各类通信业务优惠政策、范围及办理须知、办理时限和监督投诉渠道。”因此，上诉人所申请公开内容并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蒋金龙
审判员 林 桦
审判员 刘力铭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 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