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辽11刑再2号
抗诉机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原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利军，男，196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住所地为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因本案于2010年9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被取保候审，2011年1月27日被依法逮捕，2012年3月1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21日被依法逮捕。2015年5月8日刑满释放。2015年5月14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8月31日被取保候审。
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上诉人赵利军犯合同诈骗罪一案，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凌河刑初字第00085号刑事判决，宣告被告人赵利军无罪。宣判后，原公诉机关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检察院不服，以锦凌检刑抗（2012）1号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锦检公二支刑抗（2012）2号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支持抗诉。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5日以（2012）锦刑二终字第00059号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3日重新作出(2012)凌河刑初字第0007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利军犯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宣判后，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检察院不服，以锦凌检刑抗（2012）3号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锦检公二支刑抗（2013）2号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支持抗诉，原审被告人赵利军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4月26日，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锦刑二终字第00030号刑事判决，撤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2）凌河刑初字第00070号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赵利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对上诉人赵利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2.5万元，依法予以追缴，返还给被害人。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5月23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辽检刑申抗［2014］1号刑事抗诉书，以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锦刑二终字第00030号刑事判决认定犯罪数额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为由，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4年12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4）辽刑抗字第00012号再审决定书，指令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2016年4月14日，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锦审二刑终再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裁定维持该院（2013）锦刑二终字第00030号刑事判决。2017年2月7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辽检刑申抗［2017］1号刑事抗诉书,以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审二刑终再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认定犯罪数额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为由，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7年5月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辽刑再5号再审决定书，指令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孙晓光、王峻峤出庭履行职务。原审上诉人赵利军，被害人刘某、关
某、范某、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1）凌河刑初字第00085号刑事判决查明，被告人赵利军于2006年4月6日与陕西鑫城矿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联合探矿协议书》并交纳前期探矿补偿金40万元，保证金20万元。2006年7月，被告人赵利军找到朋友关大军称，自己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买了一座山，可以开采钼矿，找合伙人入股。关大军联系到刘铁山，通过刘琼联系到范勇、张志勇。关大军派刘铁山、范勇到西安宁陕县考察，回来得知，确实有个山是赵利军买下的。经过协商，关大军入股40万元、刘铁山入股10万元、刘琼入股30万元、范勇入股10万元、张志勇入股10万元，合计投入人民币100万元。在协议入股过程中，赵利军称，买矿山花费150万元，要求五位入股成员负担一半前期费用。2006年7月3日，在关大军家中，五被害人交付入股资金100万元。其中交给赵利军购买矿山的前期费用75万元，余款25万元留存，作为生产资金。同年7月6日入股人员共同推举刘铁山为乙方代表，占50%的股份。与甲方赵利军补签了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一、甲乙双方共同出资200万元用于经营。甲乙双方各出资100万元各占股份的50%，经营所得利润，甲乙双方各得50%。二、如果需要追加经营资金，甲乙双方各追加同等资金，其股份份额、利润分成不变。三、因乙方为后投资入股者，所以甲方负责协调各职能部门，乙方出人协助，协调行为力求透明。并按甲方承诺负责办理采矿证明等各种采矿手续，如违反承诺，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后果均由甲方负责。四、经营中如有人为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过错方负责全部责任，合作期限根据实际经营效益和甲乙双方合作的愉快程度而定。同年7月中旬，被害人刘铁山、范勇、张志勇等人携带剩余的入股资金35万元（关大军追加资金10万元），到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徇阳坝镇赵家河坝村，开始建厂房，购买设备。在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甲乙双方分别投入资金35万元。后因无采矿证，遭到相关部门的制止。2006年底合作经营人员返回锦州，等待被告人赵利军办理采矿手续。2008年6月26日，被告人赵利军擅自将“联合探矿”的权利转让给潘建国、刘春晓，并收取对价款人民币45万元（含设备款5万元），保证金20万元，合计人民币65万元。之后，被告人赵利军携款下落不明，2010年9月28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该判决认为，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利军谎称自己在陕西省宁陕县徇阳坝镇赵家河坝村买了一座山，有钼矿可以开采，并与当地政府协调好了可以办理采矿证为由，骗取被害人财物。经查，被告人赵利军与陕西鑫城矿业有限公司签订联合探矿协议的事实存在，被害人在订立合同前也曾派人到陕西省宁陕县实地考察，并且明知赵利军尚未办理采矿证，仍认可投资入股，双方约定由赵利军负责办理采矿证明等各种采矿手续，如违反承诺，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他后果均由赵利军负责。此节，指控被告人赵利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证据不足。关于被告人赵利军私自将矿山及设备转卖他人，携款逃匿一节。经查，被告人赵利军与被害人刘铁山等人共同投资、合伙经营钼矿，因未能办理采矿证，生产无法正常进行，此时，赵利军擅自将共同所有的探矿权利转让他人，将获得的费用占为己有，此节，被告人赵利军虽然侵犯了共同合伙人的财产权益，但侵犯的仅仅是单一客体，又不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诈骗财物，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综上，经当庭举证、质证，证实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利军犯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赵利军无罪。
宣判后，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检察院不服，提出抗诉。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锦刑二终字第00059号刑事裁定认为，原审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2)凌河刑初字第00070号刑事判决查明，被告人赵利军于2006年4月6日与陕西鑫城矿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联合探矿协议书》并交纳前期探矿补偿金40万元，保证金20万元。2006年7月，被告人赵利军找到朋友关大军称，自己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买了一座山，可以开采钼矿，找合伙人入股。关大军联系到刘铁山，通过刘琼联系到范勇、张志勇。关大军派刘铁山、范勇到西安宁陕县考察，回来得知，确实有个山是赵利军买下的。经过协商，关大军入股40万元、刘铁山入股10万元、刘琼入股30万元、范勇入股10万元、张志勇入股10万元，合计投入人民币100万元。在协议入股过程中，赵利军称，买矿山花费150万元，要求五位入股成员负担一半前期费用。2006年7月3日，在关大军家中，五被害人交付入股资金100万元。其中交给赵利军购买矿山的前期费用75万元，余款25万元留存，作为生产资金。同年7月6日入股人员共同推举刘铁山为乙方代表，占50%的股份。与甲方赵利军补签了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一、甲乙双方共同出资200万元用于经营。甲乙双方各出资100万元各占股份的50%，经营所得利润，甲乙双方各得50%。二、如果需要追加经营资金，甲乙双方各追加同等资金，其股份份额、利润分成不变。三、因乙方为后投资入股者，所以甲方负责协调各职能部门，乙方出人协助，协调行为力求透明。并按甲方承诺负责办理采矿证明等各种采矿手续，如违反承诺，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后果均由甲方负责。四、经营中如有人为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过错方负责全部责任，合作期限根据实际经营效益和甲乙双方合作的愉快程度而定。同年7月中旬，被害人刘铁山、范勇、张志勇等人携带剩余的入股资金35万元（关大军追加资金10万元），到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徇阳坝镇赵家河坝村，开始建厂房，购买设备。在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甲乙双方分别投入资金35万元。2006年底合作经营人员返回锦州。另查明，2008年6月26日，被告人赵利军在被害人刘铁山、范勇、张志勇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联合探矿”的权利擅自转让给潘建国、刘春晓，并收取价款人民币45万元（含设备款5万元），保证金20万元，合计人民币65万元后携款潜逃。2010年9月28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又查明，经被告人赵利军申请，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司法鉴定所对2006年7月6日《合作协议》上“赵立军”签名是否为被告人赵利军本人所签，指印是否为赵利军所按进行鉴定。北京民生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2年8月31日作出京民司鉴（2012）痕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指印与样本右手食指指印之间符合特征的总和，反映出本质的同一性，构成了同一认定的客观依据。同时作出京民司鉴（2012）文鉴字第1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因样本原因，无法确定检材上“赵立军”签名是否为赵利军本人书写。
该判决认为，被告人赵利军在与刘铁山、关大军等人合作探矿期间，将共有的矿山以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潘建国、刘春晓，其本人仅有50%的股份，却将他人的50%的股份即32.5万元非法占有己有，拒不退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行为已构成侵占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利军犯有合同诈骗罪，经查，被告人赵利军与陕西鑫城矿业有限公司签订联合探矿协议的事实存在，被害人在订立合同前也曾派人到陕西省宁陕县实地考察，并且明示赵利军尚未办理采矿证，仍认可投资入股，双方约定由赵利军负责办理采矿证明等各种采矿手续，如违反承诺，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他后果均由赵利军负责。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利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证据不足，指控犯合同诈骗罪的罪名不成立。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赵利军犯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宣判后，公诉机关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检察院不服，向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被告人赵利军亦不服，向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锦刑二终字第00030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与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2)凌河刑初字第00070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该判决认为，上诉人赵利军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依法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关于抗诉机关所提上诉人赵利军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定性错误的抗诉理由，经查，上诉人赵利军在将联合探矿权以65万元价格擅自转让他人后，携款在锦州市偏僻郊区的租赁房中藏匿，将应属于刘铁山等人50%的价款人民币32.5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其主观具有非法占有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刘铁山等人财物的故意；赵利军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期间，明知自己无法办理采矿权手续，且于2008年6月擅自将探矿权转让他人的情况下，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携款藏匿的方法，非法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赵利军在未经合伙另一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将合伙财产转让他人，其行为侵犯了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其将转让合伙财产的一半份额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又侵犯了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财物所有权。综上，上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抗诉机关所提的上述抗诉理由，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赵利军及其辩护人所提其与被害人刘铁山等人之间因合伙探矿而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没有证据证实其收到刘铁山等人支付的入股费人民币75万元，其没有侵占合伙财产，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定性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赵利军的违法所得，应依法追缴，返还给被害人。经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2）凌河刑初字第00070号刑事判决；二、上诉人赵利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三、对上诉人赵利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2.5万元，依法予以追缴，返还给被害人。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审二刑终再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再审查明的事实与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2)凌河刑初字第00070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经被告人赵利军申请，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2006年7月6日《合作协议》上“赵立军”签名是否为赵利军所写、其上指印是否为赵利军所留、“赵立军”签名与需检指印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司鉴中心［2015］技鉴字第164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需检的“赵立军”签名是赵利军所写，检材上需检指印是赵利军本人右手食指所留，检材上需检的“赵立军”签名与需检指印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写签名后捺印。
该裁定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以发生具体结果为必要。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产生在合同签订之前或合同签订之时,也可产生在合同签订之后,履行之前,还可以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案中，关大军、刘铁山等被害人在与赵利军签订合作协议前，曾派人到陕西省宁陕县实地考察，对赵利军尚未办理采矿证的情况已经知晓，但被害人仍与赵利军于2006年7月6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对双方合资经营钼矿开采事项予以约定。后双方依约共同探矿，直到2006年底被害人返回锦州。同时，赵利军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亦有投入，只是其于2008年6月26日将“联合探矿”的权利以65万元擅自转让给潘建国、刘春晓后，赵利军未将该款所含受害人的份额及时给付被害人，而是携款逃匿。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其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及犯罪事实宜从携款逃匿时予以认定，抗诉机关认为“合同诈骗的主观故意贯穿始终，因此认定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事实应当从其与关大军、刘铁山等人合作开始，至其将探矿权及设备等转让给潘建国并携款隐匿的全部过程”，“原审判决仅将被告人赵利军实施的‘擅自将探矿权转让他人’和‘携款藏匿’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属于割裂其犯罪行为连续性的片面认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其次，合同诈骗罪属于数额犯，数额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由于合同诈骗手段的多样性及过程的复杂性，合同诈骗罪涉及的数额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大致包括合同标的额、犯罪所得额与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犯罪数额的认定与犯罪形态紧密相关，首先要区分既遂与未遂,对于未遂犯,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定罪依据,被害人交付的财物数额只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而对于既遂犯的数额认定,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根据其犯罪动机产生的时间，并结合其实施犯罪的方法、手段及结果等因素综合予以认定。即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并不是从合同签订时就开始计算，而应从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开始计算。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赵利军合同诈骗犯罪既遂，但赵利军系在携款逃匿时产生了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故原审判决将“实骗数额”即转让款的一半32.5万元认定为犯罪数额并据此量刑并无不当。抗诉机关对被告人的实际投入与犯罪所得均不予考虑，仅将受害人依照合同约定投入的共110万元认定为赵利军合同诈骗数额，并认为量刑畸轻不仅缺乏法律依据，且与罪刑相适应的司法原则不符，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维持该院（2013）锦刑二终字第00030号刑事判决。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辽检刑申抗[2017]1号刑事抗诉书查明，原审被告人赵利军于2006年4月6日与法定代表人为潘建国的陕西鑫城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鑫城公司）签订了《联合探矿协议书》，并交纳探矿补偿金40万元、保证金20万元。2006年7月初，原审被告人赵利军找到被害人关大军，称自己花费150万元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购买了一座山，可以开采钼矿，让关大军等人入股50%，即75万元。被害人关大军联系到被害人刘铁山，又通过被害人刘琼联系到被害人范勇、张志勇（已故）。关大军派刘铁山、范勇到宁陕县考察，得知确实有个山，赵利军雇人在那开洞。2006年7月3日，在锦州市关大军家，五名被害人拿出入股资金100万元，即关大军入股40万元，刘铁山入股10万元，刘琼入股30万元，范勇入股10万元，张志勇入股10万元。被害人将其中75万元交给赵利军作为购买矿山的前期费用，余款25万元留存作为生产资金，双方没有打收条。同年7月6日，五名被害人共同推举刘铁山为乙方代表，与甲方赵利军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甲乙双方各出资100万元，各占50%股份，利润双方各半，合作经营钼矿开采。同年7月中旬，被害人刘铁山、范勇、张志勇等人携带剩余的入股资金35万元（后关大军追加资金10万元），到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徇阳坝镇赵家河坝村，开始建厂房，购买设备。期间，原审被告人赵利军也投入了资金。后因赵利军没有办理采矿证等手续，遭到相关部门制止。2006年底被害人返回锦州。2008年6月26日，原审被告人赵利军在被害人均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联合探矿”的权利转让给潘建国、刘春晓，并收取价款人民币45万元（含设备款5万元），保证金20万元，合计人民币65万元，赵利军携款与其妻袁景秋离开原住所到他处租房居住。2009年6月13日，关大军等人报案，同年11月30日赵利军被列为网上逃犯，2010年9月28日赵利军被公安机关抓获。
该抗诉书认为，原审裁定定罪准确，但认定犯罪数额有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理由如下：
一、原审裁定认定被告人赵利军合同诈骗犯罪数额为32.5万元错误，应认定为110万元。
（一）、原审裁定仅将被告人赵利军实施的“擅自将探矿权转让他人”和“携款藏匿”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从而将转让款的一半32.5万元认定为犯罪数额，属于割裂其犯罪行为连续性的片面认定。
原审被告人赵利军在与关大军、刘铁山等人合作的开始便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实施骗取关大军等人投资的行为，合同诈骗的主观故意贯穿始终，因此认定其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事实应当从其与关大军、刘铁山等人合作开始，至其将探矿权及设备等转让给潘建国并携款隐匿的全部过程。第一、原审被告人赵利军在与关大军、刘铁山等人签订合作协议时，隐瞒了其与鑫城公司签订《联合探矿协议书》的真相，在只有探矿权的前提下，虚构自己有采矿权，骗取被害人投资入股。第二、原审被告人赵利军只投入60万元即取得了与鑫城公司联合探矿的权利，其却虚构投入150万元购买矿山，并有钼矿可以开采的事实，骗取被害人投资75万元。第三、在合资经营中，原审被告人赵利军明知不能办理采矿证等手续，仍然以“还在办理采矿证”为由欺骗被害人继续投资35万元兴建厂房、购买设备。第四、原审被告人赵利军在各被害人均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联合探矿权”以65万元转让他人，在被害人多次催问的情况下，仍隐瞒事实，并携款藏匿。原审裁定仅将原审被告人赵利军合同诈骗的后期行为认定为犯罪，属于承认双方是正当合作经营关系，转让探矿权收入应各收32.5万元，是混淆了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的错误认定。
(二)、对原审被告人赵利军合同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应与其合同诈骗行为的认定一致，因此，应将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欺骗被害人投入的110万元全部认定为其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包括被害人与赵利军签订协议时交出的75万元和后期投入生产的35万元，赵利军后期再投入的行为，系其继续进行合同诈骗的手段，不能因其自身的投资行为否认其合同诈骗行为的连续性。
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
原审被告人赵利军合同诈骗110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原审裁定仅判处原审被告人赵利军有期徒刑四年，罚金5万元，系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
综上所述，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审二刑终再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认定犯罪数额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为维持司法公正，准确惩治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判处。
原审上诉人赵利军自我辩护称，本案从2009年至今，我本身就是合法的探矿权。实际关大军他们给我钱的时间是7月14日。我7月3日、4日根本不在锦州，我什么时间回来的都有高速的记录。我为什么那样供述，是因为锦州市公安局进行刑讯逼供。我签协议时间是7月26日。公安机关抓捕我的时间地点记录有二处，一看就是假的，同一天怎么能抓我二次呢。我中止合同也是合法的，有合同法规定。至于65万的取得，那是我先期给公司的，不能把我的个人财产变成我们共同的财产。我要求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进行重新鉴定；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论不是肯定的结论，有倾向性。我想看看起诉书上说的7月6日的协议，从始至终都没有看。2011年9月7日，锦州市公安局给我一份鉴定结论通知书（锦公经鉴通[2011]002号）。这份鉴定是不真实的，是违法的。我没有罪。1、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我没有虚构单位，也没有冒用他人名义。2、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赵利军没有伪造变造作废票据或者其他方式虚构产权证明。3、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也不存在欺诈关大军的行为。4、也没有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的货物、钱款，也没有在预付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5、双方解除合作关系期间也不存在欺诈的事实。6、赵利军没有以其他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综上，赵利军的行为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审二刑终再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查明的事实一致。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审二刑终再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认定赵利军犯罪事实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抗诉机关、原审上诉人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均未提出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产生在合同签订之前或合同签订之时,也可产生在合同签订之后,履行之前,还可以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原审上诉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审上诉人赵利军与陕西鑫城矿业有限公司签订联合探矿协议的事实存在，被害人在订立合同前也曾派人到陕西省宁陕县实地考察，并且明知赵利军尚未办理采矿证，仍认可投资入股。被害人与赵利军于2006年7月6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由赵利军负责办理采矿证明等各种采矿手续，如违反承诺，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他后果均由赵利军负责。后双方依约共同探矿，直到2006年底被害人返回锦州。同时，赵利军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亦有投入，但是其于2008年6月26日将“联合探矿”的权利以65万元擅自转让给潘建国、刘春晓后，赵利军未将该款所含被害人的份额及时给付被害人，而是携款逃匿。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其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及犯罪事实宜从携款逃匿时予以认定。抗诉机关认为“合同诈骗的主观故意贯穿始终，因此认定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事实应当从其与关大军、刘铁山等人合作开始，至其将探矿权及设备等转让给潘建国并携款隐匿的全部过程”，“原审裁定仅将被告人赵利军实施的‘擅自将探矿权转让他人’和‘携款藏匿’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属于割裂其犯罪行为连续性的片面认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合同诈骗罪属于数额犯，数额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由于合同诈骗手段的多样性及过程的复杂性，合同诈骗罪涉及的数额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大致包括合同标的额、犯罪所得额与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的认定与合同诈骗罪犯罪形态紧密相关。首先要区分既遂与未遂。对于未遂犯,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定罪依据,被害人交付的财物数额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而对于既遂犯的数额认定,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根据其犯罪动机产生的时间，并结合其实施犯罪的方法、手段及结果等因素综合予以认定。即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并不是从合同签订时就开始计算，而应从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开始计算。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赵利军合同诈骗犯罪既遂，赵利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携款逃匿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原审裁定将“实骗数额”即转让款的一半32.5万元认定为犯罪数额并据此量刑并无不当。抗诉机关对赵利军的实际投入和“联合探矿”权利的经济价值均不予考虑，仅将被害人依照合同约定投入的110万元认定为赵利军合同诈骗数额，并认为量刑畸轻不仅缺乏法律依据，且与罪刑相适应的司法原则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司鉴中心［2015］技鉴字第1641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明确，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有法定资质。原审上诉人赵利军要求重新鉴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维持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审二刑终再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金生
审判员 孙 颖
审判员 董千里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 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