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民终4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杨
委托代理人：邵宁之，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兴臣
委托代理人：张普庆，男，195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殿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兴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秀荣
以上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晓军，河北华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杨为与被上诉人郭兴臣、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唐民初字第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杨委托代理人邵宁之，被上诉人郭兴臣委托代理人张普庆，被上诉人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晓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杨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唐民初字第270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判决郭兴臣赔偿上诉人翡翠饰品损失人民币3000万元，并以此为基数自2015年3月25日起按月息1.5%的利率支付利息直到付清之日；3、判决郭殿江及于瑞芝的继承人郭兴存、郭秀荣对郭兴臣债务中的22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郭兴臣确认造成上诉人的财产损失为3680万元，并同意赔偿3000万元。一审判决却判决郭兴臣只赔偿2200万元，没有依据。被上诉人郭兴臣于2013年4、5月间，接受上诉人的委托代上诉人出售涉案的翡翠，其对上诉人交付的翡翠价值是明知的；上诉人于2013年6月9日到澳门司法警察局报案，是因为郭兴臣拿走翡翠后即失联。2013年6月23日，郭殿江、于瑞芝出具的《承诺书》，以撤回报案为条件，承诺自己督促郭兴臣将翡翠归还，如不能归还，则由自己负责归还2200万元，目的是为不让其子受到刑事追究。上诉人按照约定，到澳门司法警察局申请撤案，虽然被告知撤案后不能再来立案，但是出于对《承诺书》的信任，上诉人还是办理了相关的手续。2200万元金额既不是郭兴臣确认的偿还金额，也不是上诉人同意郭兴臣偿还的金额。2014年3月25日，郭兴臣出具书面还款承诺书，确认了拿走翡翠的事实，并认可价值为3680万元。同日，郭兴臣经与上诉人协商，许诺以欠上诉人3000万元、一年内还清的方式赔偿损失，并出具欠条，对偿还期限和逾期利息进行了确认。一审判决不顾郭兴臣本人确认愿意赔偿3000万元的事实，而仅凭郭殿江、于瑞芝在《承诺书》中的单方意思表示，就认定郭兴臣赔偿损失的金额为2200万元。在一审判决书中没有说明基于何种原因不予认可郭兴臣自认的数额。但如果说郭兴臣出具的承诺书中翡翠价值为3680万元没有证据证明所以不能认定，那么郭殿江、于瑞芝出具的承诺书中表述的翡翠价值为2200万元同样没有证据，却被采纳。一审判决否认债务人郭兴臣自认的事实，不仅缺乏事实根据，且否认的理由自相矛盾；2、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郭殿江、于瑞芝出具的承诺书系对被上诉人郭兴臣所欠债务的保证担保，起诉超过了承担保证责任期间的，该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2013年6月23日，被上诉人郭殿江及其妻于瑞芝向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时，郭兴臣究竟为何失踪不见尚不知晓，与上诉人之间究竟形成何种法律关系还未明确。上诉人�由于该承诺使自己至少有2200万元的损失可以得到弥补，且报案后并不一定能够追回被拿走的翡翠，于是接受了被上诉人郭殿江、于瑞芝的承诺；郭殿江、于瑞芝是为了避免其子受到刑事追究，而单方、独立地作出了承诺，该承诺行为应认定为债务加入，是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2014年3月25日，被上诉人郭兴臣在确认自己拿走上诉人价值3680万元的翡翠饰品并承诺偿还的同日，又同意以欠上诉人3000万元、一年内偿还的形式做出赔偿。该行为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成时间上，均是被上诉人郭兴臣的独立行为。一审判决将郭殿江、于瑞芝做出的承诺书认定为对郭兴臣所欠上诉人债务的担保，并认定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又将督促郭兴臣归还翡翠饰品的时间，认定为主债务履行时间，并以起诉超过了六个月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驳回上诉人对郭殿江等人的起诉�是将两种独立的民事行为错误认定为主从合同关系，又以自己认定的从合同内容，确定为主债务的履行时间，是对合同性质的错误认定，对法律的错误适用。退一步讲，即使将郭殿江、于瑞芝的承诺看做是属于从合同的保证担保，其担保的主债务是被上诉人郭兴臣对上诉人的欠款，一审判决也是做了错误的认定。2013年6月23日到2013年12月22日是被上诉人郭殿江承诺督促被上诉人郭兴臣归还翡翠饰品的时间，并非郭兴臣承诺的主债务履行时间；郭兴臣作为主债务人，出具的欠条中约定的偿还时间是2014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主债务的履行届满时间是2015年3月24日，要计算保证时间也应从此时开始，上诉人于2015年6月16日起诉，未超过6个月的担保期限。一审判决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郭兴臣辩称：1、所谓的翡翠饰品作价过高，实际价值不足200万元，2200万或3000万�是虚报虚构的，是张杨非要这么写，以增加约束力和惩罚力度；2、返还原物的话就不存在赔偿问题，更不需要支付利息。请求将利息去除。答辩人一直都在努力追回原物，返还给张杨。
被上诉人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辩称：1、关于翡翠饰品的价值，实际价值不足200万元，上诉人张杨确认的成本价为2200万元，原审判决以2200万元作为损失金额已经充足地支持了张杨的赔偿请求，支付利息更是额外地照顾了原审原告的利益。关于上诉人张杨声称的“翡翠饰品”，其材质、品位、等级均无确凿依据，只是其单方称其为“翡翠”。假设就是翡翠，上诉人号称的价格亦价值连城，简直可与国宝媲美。原审被告郭兴臣接受委托去做鉴定和代售，上诉人张杨给郭兴臣的底价就是二百万元即可，鉴定师的估价也是在二百万元之内。最主要的，张杨认可的成本价为2200万�，一审法院按照其主张的价格判令侵权人郭兴臣赔偿损失并无不妥。此外，原审原告诉请财产损害赔偿，不属于借贷纠纷，不应计算利息。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返还原物和赔偿损失等形式。目前尚无证据证实原物已经灭失，所以不排除郭兴臣尚能原物返还。假设不能返还原物的话，应承担赔偿实际损失的责任。基于本案不是借贷纠纷和合同纠纷，不存在违约金或利息的问题；2、答辩人对2200万元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张杨出具的保证书以及承诺书所约定的期限、生效条件等约定，结合担保法等法律规定，答辩人的责任根本没有依法成立，或者早已免除。这一问题，答辩人在一审答辩状中已经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特别需要申明的一点就是：承诺书中规定的生效条件包括：“张杨必须将撤诉结果及证据送达与我（郭殿江、于瑞芝）或张晓云女士，否则承诺书无效。”这个生效前提没有实现，所以，该承诺书根本就没有生效，更甭谈论其具体内容。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的债务履行时间问题，答辩人签字的承诺书在先（2013年6月23日），而郭兴臣单方出具欠条和还款承诺书在后（2014年3月25日），未经答辩人书面同意，所以该履行期限的约定对答辩人不生效。
张杨于2015年6月16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郭兴臣偿还债务人民币3000万元并支付约定利息（至起诉时计为720万元）；2、郭殿江及于瑞芝的继承人郭兴存、郭秀荣对郭兴臣债务中的22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并负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至5月期间，原告张杨通过张健将若干件翡翠饰品交于被告郭兴臣让其在澳门做鉴定并代售。后郭兴臣持翡翠饰品失联。原告于2013年6月9日到澳门司法警察局报案。被告�殿江、于瑞芝得知原告在澳门报案后，向原告提出要督促郭兴臣将翡翠饰品归还原告，并于2013年6月23日出具承诺书一份，写明：“经张杨女士同意，我儿子郭兴臣拿走张杨女士部分翡翠进行鉴定，售价3680万元，成本价格2200万元，归还期限为半年即2013年6月23日至2013年12月22日，这期间我将尽力让郭兴臣将拿走的翡翠还给张杨女士，如果还不上，我承诺所欠款有我变卖财产负责归还2200万元。张杨女士保证自2013年6月23日起4日内撤诉，并将撤诉结果及证据送达与我或张晓云女士，否则承诺书无效”。原告于2013年6月25日向澳门司法机关申请撤案。2014年3月25日，被告郭兴臣向原告出具书面还款承诺书，对拿走原告翡翠饰品的事实、翡翠价值认可，并承诺“愿意以我郭兴臣本人所有的全部财产就前述事由向张杨女士承担3680万元人民币的偿还责任”。同时被告郭兴臣出具欠条一张，“今欠张杨女士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元）年现（限）壹年整，如到期不能偿还月利息1.5分利息。时间2014年3月25号至2015年3月24日止。欠款人：郭兴臣，2014年3月25号，见证人：曾志龙，彭新春，2014年3月25日，注：此款按期不能偿还，阿龙有权追逃”。被告郭兴臣至今未返还给原告翡翠饰品，亦未给付欠款。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杨将翡翠饰品交于被告郭兴臣让其在澳门做鉴定并代售，双方构成委托关系。被告郭兴臣未完成其受托事务理应返还原物，因其不能返还翡翠饰品，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应赔偿相应价款。因为目前对翡翠价值没有统一的定价标准，且原告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翡翠饰品的实际价值是3680万元，在原告提供的郭殿江、于瑞芝出具的承诺书中，标明翡翠饰品成本价格2200万元，故被告郭兴臣应按此价款予以赔偿，原告主张的3000万元不予支持。原告张杨提供的被告郭兴臣所写的欠条中载明月利息1.5分利息，并约定还款时间为2014年3月25号至2015年3月24日，该约定不违反有关规定，故被告郭兴臣应自2015年3月25日起按月利息1.5分支付2200万欠款的利息至款付清之日止。关于原告主张被告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对被告郭兴臣债务中的22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郭殿江、于瑞芝出具的承诺书应视为二人对被告郭兴臣所欠债务做出的保证担保，该保证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和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被告郭殿江、于瑞芝出具的承诺书写明在2013年6月23日至2013年12月22日期间内督促被告郭兴臣将拿走原告的翡翠饰品归还原告，如果还不上，二人负责归还2200万元，故被告郭兴臣返还翡翠饰品的履行期限应截止到2013年12月22日，原告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在2013年12月23日—2014年6月22日这六个月内向郭殿江、于瑞芝主张权利，故郭殿江、于瑞芝的保证责任因超期而免除，原告主张郭殿江及于瑞芝的继承人郭兴存、郭秀荣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示承担其他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郭兴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杨翡翠饰品损失人民币2200万元，并自2015年3月25日起按每月利息1.5分给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7800元由被告郭兴臣负担167053元，由原告张杨负担6074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郭兴臣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因四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张杨一审提交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警察�刑事报案和撤诉的材料真实性提出异议，上诉人张杨庭审后又提交了一份由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书》一份，内容为：“兹证明现任澳门特区保安事务司司长黄少泽于2013年7月4日以时任澳门特区司法警察局局长身份签发的第025／DICJE／2013号证明信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对此，被上诉人郭兴臣质证认为：张杨是否真的报案撤案，我一直存有疑问，张杨是以刑事追究对我进行威逼恐吓，迫使我书写了三千多万元的欠条和还款承诺。请法院以事实为依据，做出公正裁决。被上诉人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质证认为：1、张杨及其一、二审的诉讼代理人均违反民事诉讼规则，不遵守举证责任的规定，法院应予训诫；2、康伟证明书与黄少泽证明信都是以个人身份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按照民诉法及相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质询。黄少泽和康伟没有无法出庭的特殊原因，拒不出庭作证，只提交书面证言，不符合证据要求，无法确认其真实合法性，所以，不应做为定案依据；3、刑事立案撤案是司法机关的公务行为，是否立案和撤诉应由司法机关出具法律文书予以证明，而不应由某个人以个人身份出具证明；4、假设黄少泽和康伟证明的内容真实可靠，郭殿江、于瑞芝所签的《承诺书》依然不生效。理由有二：其一、张杨保证自2013年6月23日起4日内撤诉。张扬如果超出此期间撤诉，则《承诺书》不生效。其二，张杨须将撤诉结果及证据送达与郭殿江夫妇或张晓云女士，否则承诺书无效。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1、被上诉人郭兴臣应赔偿上诉人张杨财产损失的金额；2、被上诉人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及责任的范围。
关于被上诉人郭兴臣应赔偿上诉人张杨财产损失的金额。对于上诉人张杨提出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请，被上诉人郭兴存只是对折价赔偿的金额即案涉翡翠饰品的价值提出异议，并未否认其应承担返还原物或赔偿损失的责任。另，虽被上诉人郭兴存二审中仍主张案涉翡翠饰品将来可以归还，但没有证据表明目前具备返还原物的条件，且其出具借条后双方已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郭兴臣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同时，鉴于被上诉人郭兴臣并未提出上诉，赔偿责任已确定，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应赔偿的金额。因案涉财产翡翠饰品并非种类物，在原物缺失的情况下仅凭照片无法通过司法鉴定方式确定其市场价值。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张杨主张应赔偿的金额为3000万元，依据是2014年3月25日被上诉人郭兴臣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和欠条。被上诉人郭兴臣、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主张案涉翡翠饰品的市场价值不足200万元，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四被上诉人虽主张被上诉人郭兴臣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还款承诺和欠条，但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基于本案客观情况和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杨的主张更具有证据优势。同时，被上诉人郭兴臣在不能归还翡翠饰品后，书面承诺同意赔偿损失并出具3000万欠条的行为合法有效，上诉人张杨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鉴于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被上诉人郭兴臣与上诉人张杨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在被上诉人郭兴臣赔偿3000万元损失的情况下，对于上诉人张杨的利息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及责任的范围。对于被上诉人郭殿江、于瑞芝（已去世）夫妇于2013年6月23日出具的《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张杨据此主张被上诉人郭殿江应依照《承诺书》在2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郭兴存、郭秀荣作为于瑞芝的法定继承人，亦应在2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继承于瑞芝的遗产范围为限）。对此，被上诉人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主张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该《承诺书》的性质为郭殿江、于瑞芝夫妇为被上诉人郭兴臣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上诉人张杨未在6个月的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免除保证责任；二是该《承诺书》所谓条件未成就，即对上诉人张杨一审提交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警察局刑事报案和撤诉的材料真实性提出异议，同时即使撤诉材料为真，也未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将撤诉结果及证据送达郭殿江、于瑞芝夫妇或张晓云女士，承诺书未生效。本院认为，首先，从该《承诺书》的内容并结合出具的背景、时间节点来看，该《承诺书》出具时即2013年6月23日，被上诉人郭兴臣处于失联状态，上诉人张杨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到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警察局进行刑事报案，郭殿江、于瑞芝夫妇以张杨撤回刑事指控为条件，承诺督促郭兴臣在2013年12月22日前归还案涉翡翠饰品，否则变卖自己财产按照成本价格2200万元赔偿损失。而被上诉人郭兴臣系在2014年3月25日出具的书面还款承诺书和欠条，即被上诉人郭兴臣与上诉人张杨在2013年6月23日时并未形成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没有基础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郭殿江、于瑞芝夫妇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不应认定为保证行为，应为附条件的单方承诺，原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郭殿江、郭兴存、�秀荣以超过保证期间为由主张免除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根据上诉人张杨一审提交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警察局刑事报案和撤诉的材料和二审期间提交的由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书》，可以证实其已依照《承诺书》所附条件约定撤回的刑事控告。对于撤诉后是否将结果和证据送达郭殿江、于瑞芝夫妇或张晓云女士的问题，上诉人张杨主张撤诉后即电话告知了被上诉人郭殿江，并将撤诉材料传真给了郭殿江，但未保留传真件和传真号，对此被上诉人郭殿江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从《承诺书》的内容看，被上诉人郭殿江、于瑞芝夫妇承诺所附条件核心内容是上诉人张杨撤回刑事指控，现有证据表明该条件已成就。从常理上讲，上诉人张杨在撤诉后为依照《承诺书》主张权利，会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承诺方。另，被上诉人郭兴臣在之后�2014年3月25日又单独出具的书面还款承诺书和欠条的行为，也可以侧证其知晓上诉人张杨已撤回刑事指控的事实。故，被上诉人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以《承诺书》所附条件未成就为由主张免除责任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张杨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唐民初字第270号民事判决；
二、郭兴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张杨损失3000万元，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在2200万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中郭兴存、郭秀荣以继承于瑞芝的遗产范围为限）；
三、驳回张杨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7800元和保全费5000元，由张杨负担36000元，由郭兴臣、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连带负担196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0元，由张杨负担23000元，由郭兴臣、郭殿江、郭兴存、郭秀荣连带负担9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巍
代理审判员 王 芳
代理审判员 宣建新
二〇一六年八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