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8民终32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淑红，女，197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宁市任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甜甜，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向农，男，196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济宁市供电公司职工，住济宁高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生保，男，196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济宁市任城区工会职工，住济宁市任城区。
原审被告：姚占军，男，197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
上诉人郭淑红因与被上诉人程向农、杨生保、原审被告姚占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5）任民重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淑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程向农、杨生保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55000元及逾期利息。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程向农、杨生保的担保责任免除，系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1、程向农、杨生保为本案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是事实，上诉人提供的证人陈某和许某的证言足以证实上诉人在程向农、杨生保的保证期间内向其催要借款的事实。虽然二证人均系上诉人的债权人，并不影响证言的客观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条第2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上诉人对程向农、杨生保的主张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2、本案借款到期后，上诉人多次向原审被告姚占军催要借款，姚占军在2009年多次偿还了部分借款本息，并且姚占军认可最后一次偿还借款是在2009年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条第2款规定，姚占军的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自2009年底开始计算，上诉人对姚占军的主张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程向农、杨生保与姚占军均为本案借款的连带保证人，为连带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连带债务人姚占军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事由，则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即程向农、杨生保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上诉人对程向农、杨生保的主张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二人仍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程向农辩称，一审判决正确，我不应承担责任。借据是假的，借款人姚领军名字是后来添的，应当是姚占军的名字改成姚领军。按照借条上的时间，姚领军在之后不到半个月就死亡了，2010年12月郭淑红才拿着借条找我，当时我就给她说已经两年多了，然后她让我帮着找姚占军，我也没有找到姚占军。我与姚领军不认识，与杨生保也不认识，是姚占军给别人借钱，让我给他担保，而且应当是借6000元到1万元，因当时没有借成，这个条就作废了，郭淑红起诉的借条就是用这个改的，上面的内容都是郭淑红自己填的。郭淑红中间没有要过钱，郭淑红所说的姚占军还款的数额比姚占军承认的还要多好几万，说明是假的，而且姚占军也不是担保人，他是在借款人一栏签的名。郭淑红原来一直陈述是给姚领军的现金，上一次开庭庭审又说是转账，实际并不是转给的姚领军，而是姚占军，姚占军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也说借据不是真的。
杨生保辩称，姚领军和姚占军是双胞胎。借款协议上的名不是我签的，姚领军找过我，但是我没有签字，他拿着印盒让我按手印我没有按。
姚占军未作陈述。
郭淑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5.5万元及利息（自2008年7月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7月，经人介绍，原告郭淑红与双胞胎兄弟姚占军、姚领军认识，两兄弟拟定向原告借款，原告要求其提供担保。2008年7月4日，原告提供一份格式“借款协议”，内容：“兹有（××）郭淑红”出借给（借款方）姚领军人民币现金叁拾捌万壹仟元整，双方自愿约定，借款利率为借款金额的日1%，借款期限玖拾日，于2008年10月3日前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偿还，逾期不还，按借款金额的日万分之十计付违约金。本次借款由程向农、杨先保、姚占军及其家庭共有财产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负有不可撤销的偿还责任，直至所借款项本息结清为止。双方产生争议，协商不成，通过济宁市中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该协议中借款人、××、借款金额、利息、借款日期、担保人等手写部分内容均由原告郭淑红填写，协议下半部分还载有：“××：借款人：“姚领军”地址：“姚占军”担保人：“程向农”“杨生保”（签名、捺印）”。借款协议下方同时附印有“收到证明”，内容：“借款人姚领军与（于）2008年7月4日收到本协议所述款现金叁拾捌万壹仟元整。收款人（借款人）签字：“姚领军”（签名、捺印）”上述协议签订数天后，姚领军因车祸死亡。2009年，经催要，被告姚占军偿还原告部分借款。2011年5月30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程向农、杨生保、姚占军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借款38.1万元及逾期还款违约金。2011年7月13日，本院向姚占军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材料，姚占军并在《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上填写了自己的送达地址并签名。数日后，姚占军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1年8月3日，济宁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在济宁市看守所对姚占军进行了讯问，姚占军陈述称，其弟弟姚领军因经营“明森医疗器材责任有限公司”需要通过他人介绍向原告郭淑红借款，郭淑红承诺提供借款30万元，月息9分，但要求提供担保人，故其找了朋友程向农帮忙担保，同时还有杨生保（姚领军的朋友）和其本人三人提供了担保。2008年7月4日，郭淑红提供了一份空白借款协议，姚领军先从借款人栏签名，后又找到杨生保和程向农签名、本人也签名担保，签名后郭淑红在上边填写了借款金额。最下边有姚领军签名的收到借款证明。当天下午就听姚领军说郭淑红已经把钱汇给他了，姚领军还给了一份借款协议复印件。借款后半个月左右，姚领军因车祸死亡，借款到期后未能还款，郭淑红向其催要，他还过款，2009年还过7万元。讯问期间，公安机关向姚占军出示了由程向农提供的本能所涉“借款协议”复印件一份，经辨认，姚占军称该“协议”不是当时签订的协议，因为利率约定是9分，不是日息1%，“姚领军”的签名也不属实。2011年8月8日，本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杨生保、姚占军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缺席审理。审理期间，原告郭淑红自认姚占军于2009年五次还款，共计14.5万元，并提供了借款协议原件。程向农质证后认为，其签名时协议上半部分手写内容系空白，下半部分的收到证明也是空白。原告申请证人陈某和许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在2009年5、6月份及2010年3、4月份向姚占军多次催款、2010年5、6月份向程向农催款的事实。程向农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与原告郭淑红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因为郭淑红借了证人的钱后转借他人，所以跟着郭淑红催要，证人称其向郭淑红提供借款的时间为2009年12月，不可能在2009年5、6月份去跟着郭淑红催要借款。2012年8月3日，被告程向农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对借款协议中“姚领军”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2013年1月，本院技术室以申请人未交纳鉴定费、未能提供姚领军2008年7月前后签名样本字迹等理由将鉴定委托退回。2013年12月23日，本案原一审在济宁市金桥监狱第二次开庭审理，程向农、杨生保、姚占军均到庭参加诉讼。姚占军认可姚领军借款38.1万元，由其三人担保的事实，同意还款，并称在看守所时所见到的借款协议只是复印件，认可原告现提供的借款协议原件的效力。杨生保否认签名担保事实，但对自己的签名未申请司法鉴定。原告第二次开庭陈述称姚占军于2009年还利息计7.5万元，后又称还款金额以第一次开庭陈述的为准。本院于2014年3月21日作出（2011）济任（中）民初字第945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与姚领军存在30万元借贷关系，原告自认还款14.5万元，原告在担保期间向担保人行使过权利，担保人应承担连带责任。遂判令：一、被告程向农、杨生保、姚占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郭淑红借款本金15.5万元；二、被告程向农、杨生保、姚占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郭淑红利息256000元（自2008年7月4日起至2014年3月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4%的四倍分段计算）；三、被告程向农、杨生保、姚占军应向原告偿还从2014年4月起至本判决生效履行期限届满止的银行利息（欠款本金155000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四、被告程向农、杨生保、姚占军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的其他他诉讼请求。被告程向农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案二审期间，被告姚占军刑满释放。2014年12月8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济民终字第190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1）济任（中）民初字第945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重审期间，本院向姚占军邮寄送达开庭传票，邮件因“原址查无此人”等原因被退回，后电话联系姚占军，其称在外地打工，拒绝提供送达地址，不到庭参加诉讼。后姚占军电话无法接通，失去联系。原告以姚占军下落不明、无法联系为由申请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本院依照程向农、杨生保提供的地址确认书，依法向其送达开庭传票，被告姚占军、杨生保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重审期间，原告提供由被告姚占军交付的建设银行个人银行卡借贷流水一份，载明2008年7月4日由“王承银”账户转入姚占军账户30万元，原告称王承银是其会计，该卡实际由姚领军使用，证明原告于借款协议签订当日将借款本金30万元支付给姚领军，因口头约定月息9分，借款期限3个月，本息共计38.1万元，并计入借款协议借款金额。被告程向农认为该银行流水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主张。原告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三位担保人主张过权利问题，原告仍坚持以原一审证人陈某和许某的证言证明在保证期间向被告程向农催要过借款，不超出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程向农对证人证言坚持原一审质证观点，不认可证言效力。关于原告两位证人证言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证人陈某和许某均陈述称原告郭淑红欠他们的钱，郭淑红将款又借给程向农，所以跟着原告去催收借款，其中陈某称给原告提供借款8万元的时间为2009年12月，2010年夏天去向程向农催款；许某提供给原告郭淑红借款10万元的时间为2009年10月，并称姚占军欠郭淑红款，由程向农担保，2010年5、6月份跟着郭淑红找过程向农，但没上楼见面。上述两位证人均为郭淑红的债权人，所述事实与本案借款事实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与郭淑红借款发生的时间、借款金额等事实与本案所涉借款30万元（来源、流向）没有关联，两位证人跟随郭淑红催款的行为不发生对本案所涉借款在保证期间两年内主张担保权利的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郭淑红持借款协议(收到证明)等债权凭证原件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原告提供的借款协议形式符法律规定的借款合同要求，被告程向农、杨生保、姚占军对借款合同中保证人身份签名无异议或提供反驳证据，应视为当事人就借款金额、期限、担保方式等充分协商后的合意行为，被告放任合同部分内容填写完整的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和后果。故本院确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成立。被告对原告的合同相对方和债权人资格提出异议，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郭淑红提供姚占军认可的通过案外人银行卡向被告姚占军银行卡转款30万元、姚占军随即转款给姚领军15万元的银行借贷明细，能够与原告提供的借款人姚领军出具的收款证明相印证，结合被告姚占军对借款担保事实均予认可并且在姚领军死亡后多次还款等相关事实，原告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本院认定原告向姚领军提供借款30万元事实存在，原告与借款人姚领军间的30万元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三被告为该借款提供的担保也合法有效。对于还款情况，根据民诉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三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人或担保人的还款金额，原告承认姚占军偿还本金14.5万元属于当事人的自认，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程向农对还款数额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关反驳证据，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利息约定，原告主张在借款协议中的借款金额中计入利息8.1万元，即月利率为9%,但在合同中明确载明日利率约定为1%，二者相互矛盾，不能认定为与借款人、担保人达成一致合意，双方对此存在争议，根据法律规定，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借款期限内利息的请求，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关于逾期还款违约责任问题，合同约定按照“借款金额的日万分之十计付违约金”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不超出年利率24%”的规定，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故应按照年利率24%计算逾期利息。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直至所借款项本息结清为止”视为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二年。故三被告对涉案借款30万元担保的保证期间应为2007年10月3日至2009年10月3日。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原告作为债权人应当在上述保证期间向各担保人主张权利，方能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姚占军催要，姚占军认可在2009年多次还款（年底最后一次还款），故针对姚占军的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自2009年底开始计算，原告于2011年5月3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对被告姚占军的权利主张不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在保证期间向姚占军主张权利对程向农、杨生保不当然发生法律效力，对应的担保合同的诉讼时效不能开始计算。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间两年内向被告杨生保主张权利，根据法律规定，杨生保的担保责任应予免除。原告提供的两份证人证言，对被告程向农不发生对涉案30万元借款在保证期间主张权利的效力，被告程向农的担保责任也应当予以免除。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郭淑红与借款人姚领军及三被告30万元的担保借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告主张剩余借款15.5万元，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在担保期间要求被告姚占军偿还借款，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原告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姚占军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受法律保护，被告姚占军应履行相应担保义务，偿还原告借款15.5万元及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间两年内要求被告程向农、杨生保承担保证责任，被告程向农、杨生保的担保责任应予免除，原告要求被告程向农、杨生保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姚占军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偿还原告郭淑红借款1550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07年10月3日至2016年10月8日的逾期利息334800元（按年利率24%计算），合计489800元；二、驳回原告郭淑红对被告程向农、杨生保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47元，财产保全费2770元，合计11417元，由被告姚占军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程向农、杨生保是否承担保证责任。郭淑红上诉主张其在保证期间内向程向农主张过权利，一审中提供证人陈某、许某出庭作证。但证人陈某陈述的关于其随郭淑红找程向农催款的内容前后矛盾，且陈某主张其是在2009年12月份出借给郭淑红8万元，郭淑红把款给程向农了，也与事实不符，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不应采信；证人许某仅证明其随郭淑红向姚占军催要过借款，并不能证明向程向农催要借款的事实。故郭淑红主张在保证期间内向程向农催要过借款，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对于郭淑红主张的姚占军与程向农、杨生保是连带保证人，其向姚占军主张权利效力及于程向农、杨生保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姚占军在借款协议中签字的位置是“借款人地址（单位）”一栏，并备注了手机号码，而程向农、杨生保是在担保人一栏签字，而且姚占军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陈述签字的顺序是姚占军、程向农、杨生保，那么姚占军如果作为担保人签字，就应当先签在担保人一栏处，故从签字的位置看并不能认定姚占军是涉案借款的担保人；至于借款协议主文中“本次借款由程向农、杨先（生）保、姚占军及其家庭共有财产担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内容，是由郭淑红填写的，亦不能据此认定姚占军是担保人；其次，借款协议签订后，郭淑红于当日通过“王承银”的账户转账30万元至姚占军的账户，随后从姚占军的该账户转出15万元至姚领军的账户，并取现6万元，剩余的9万元在2017年7月9日取现64000元，7月12日取现10000元，其余款项亦在当月小额取现，郭淑红主张是姚领军持有姚占军的该银行卡使用，没有证据证明，姚占军也从未提到过姚领军使用的是姚占军的银行卡，况且如果姚领军平时使用姚占军的该银行卡，也就没必要于当日再从该银行卡转到姚领军账户上15万元，故本院认定郭淑红并未将30万元借款直接交付给姚领军，而是交付给了姚占军。综上，本院认定姚占军与姚领军系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郭淑红向作为借款人的姚占军主张权利，效力不及于担保人程向农、杨生保。郭淑红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程向农、杨生保承担保证责任，程向农、杨生保的保证责任免除。
综上所述，上诉人郭淑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47元，由上诉人郭淑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壮男
审判员 张 芳
审判员 马 斌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金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