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2民终35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亚萍，女，198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鲍金朝，浙江裕丰（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骥，男，199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来林娟，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亚萍因与被上诉人徐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3民初3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亚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从委托理财的固有定义可知，委托理财对委托人来讲是一种投资行为，享有投资收益并承担相应投资风险。但本案中涉及的委托理财协议，已经充分明确地表达出委托人单纯的缔约目的和合同预期，及纯粹追求资产的固定本息回报，此种情形下的委托理财和通常的借贷关系并无二致；2.本案的资金理财协议书约定了本息固定回报的保底条款，尽管该保底条款系双方自由意思表示，但该条款致使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不仅违背了民法和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亦违背了经济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交易规则，应为无效，从而导致整个协议均无效。徐骥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亚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骥返还朱亚萍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383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5日，徐骥向朱亚萍跨行汇款1000000元。2016年5月12日，朱亚萍通过支付宝向徐骥转账20000元，2016年6月13日，朱亚萍通过支付宝向徐骥转账20000元，2016年7月12日，朱亚萍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徐骥汇款20000元，2016年8月13日，朱亚萍向徐骥交付现金20000元，2016年9月13日，朱亚萍通过支付宝向徐骥转账20000元，2016年10月12日，朱亚萍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徐骥汇款320000元，2016年11月13日，朱亚萍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徐骥汇款20000元，2016年12月12日，朱亚萍通过支付宝向徐骥转账20000元，2017年1月11日，朱亚萍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徐骥汇款20000元，2017年2月13日，朱亚萍通过支付宝向徐骥转账20000元，2017年3月14日，朱亚萍通过支付宝向徐骥转账20000元，2017年4月14日，朱亚萍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徐骥汇款118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朱亚萍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包括现金支付、支付宝账单）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徐骥返还超出年利率36%的利息，其应就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进行举证。诚然，朱亚萍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包括现金支付、支付宝账单），而徐骥亦对款项交付时间及金额（包括现金交付、通过支付宝支付）予以确认，故朱亚萍已完成了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初步举证责任，但是否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结合徐骥的抗辩进一步分析认定。现徐骥抗辩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结合徐骥提交的（2017）浙甬永证民字第3583号公证书、（2017）浙甬永证民字第2932号公证书以及证人潘某、胡某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朱亚萍、徐骥之间对涉案1000000元的真实用途曾有过书面约定，不同之处仅为双方各执一词；其次，朱亚萍自认2016年4月15日去过徐骥办公室，结合（2017）浙甬永证民字第3583号公证书的内容、证人潘某的证言以及朱亚萍于2017年5月23日通过微信向徐骥发送的载有“资金理财协议书委托方徐骥受托方朱亚萍应委托方受邀请，委托方徐骥将自有资金1000000元交由受邀请朱亚萍打理，1000000元一个月七个点，二个点月结，五个点半年结一次，本金若需要急用需要提前2个月告知受托方，每个月15日汇款；到账时间以对方汇款凭证或银行短信通知为准”以及其上还载有朱亚萍、徐骥的银行账户信息的图片，可以认定朱亚萍、徐骥双方签订过资金理财协议书；另证人胡某的证言可以印证朱亚萍和徐骥就资金理财进行过合作；同时，朱亚萍向徐骥按月按2%支付以及每半年按5%支付款项与资金理财协议书上约定一致；再次，尽管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删除，但在朱亚萍未能举证推翻的前提下，徐骥在2017年4月14日通过微信向朱亚萍发送的“首先感谢你一年对资金理财的帮助……”亦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资金理财关系而非朱亚萍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据此，徐骥的抗辩，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朱亚萍、徐骥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朱亚萍之诉请，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亚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48元，减半收取3524元，由朱亚萍负担。二审期间，朱亚萍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朱亚萍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共16页）;2.申银万国上海碧江路营业部出具的资金情况明细一份（共2页）；3.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出具的交易结算单一份（共9页）。上述证据均系原件，拟证明尽管朱亚萍收到了徐骥的1000000元汇款，但实际并未对该笔资金进行理财；且朱亚萍本人投资股票和期货都存在亏损，不可能会与徐骥订立本息固定回报条款，进而说明涉案1000000元并非委托理财款而是借款。对此，徐骥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第一，该三组证据并非二审的新证据；第二，对真实性暂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合法性均持异议；第三，朱亚萍自己投资存在亏损，或者朱亚萍未实际对徐骥的1000000元进行理财，都不能否定双方之间建立了委托理财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朱亚萍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均形成于一审程序之前，故在性质上并非二审新证据。虽该三组材料能够说明朱亚萍在收到徐骥的1000000元汇款后一定时期内的资金往来情况，但并未能直接体现朱亚萍对涉案款项的使用情况，亦无法核实朱亚萍是否还存在其他投资账户，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综上，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系委托理财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首先，从朱亚萍的上诉事由来看，其并不否认与徐骥之间曾就资金理财问题进行过交流；且结合一审中的两份公证书及证人证言，可知双方还就委托理财事宜达成过合意。其次，二审中，朱亚萍对徐骥在一审中提供的载明“资金理财协议书……”的微信聊天记录未持异议；且双方自2016年4月15日起至2017年4月14日止该期间的往来银行汇款记录与上述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相互对应，故即使双方之间最终并未形成书面的《资金理财协议书》，仍可认定徐骥与朱亚萍实际履行了委托理财协议。最后，虽涉案《资金理财协议书》约定了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但在理财协议中约定固定收益回报条款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视为理财受托方对资金委托方的权益让渡。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第三方利益的前提下，系协议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应属合法有效。故朱亚萍仅以此为由而主张该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理，朱亚萍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却主张双方实为借贷关系，亦不能成立。据上，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朱亚萍关于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朱亚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48元，由上诉人朱亚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 华审判员 梅亚琴审判员 朱 静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袁勤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