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06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58-60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杨军，该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志君，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维超，男，1966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
委托代理人：林嘉豪，北京市奕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火金，北京市奕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天保，男，197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代理人：朱光辉，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浣花路39号。
负责人：肖长安。
委托代理人：谭渴，系该执法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荔建公司）因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3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一、荔建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姚维超赔偿316892.8元。二、驳回姚维超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6元，由荔建公司负担。
判后，荔建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姚维超未能举证其损害事实与我司有关。姚维超所拆迁的房屋是否系芳村大道中山村直街14号，因其未曾见过相应的门牌号或街道名称等，其并未知情。姚维超所提交的“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受理台呼车受理单”、“通话录音光盘”显示损害结果发生地并非芳村大道中山村直街14号，在通话过程中，姚维超儿子并未提及芳村大道中山村直街14号。姚维超自述，其于2016年12月22日按刘天保通知，在执法队领导下入场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但根据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下称区执法局）的安排，系于2016年12月21日，由执法队组织拆除上述工程。我司在21日安排工作人员进场进行拆除工作，22日又改为由素不相识的姚维超负责拆除该工程，完全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区执法局出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所列明信息。根据姚维超自述及病历等资料显示，其于13时20分拆除违法建筑时摔伤，但根据区执法局所安排的工作时间，该时段并未安排工作，且开工时由执法队工作人员带领入场，不存在在非工作时间进行拆除工作的可能，由此工作时间亦不相符。姚维超声称系与刘天保电话联系，但未能提供通话记录，而根据姚维超儿子所述，当天存在多处工地同时有姚维超雇佣的工人在工作，我们有合理的理由质疑姚维超系在其他工地摔伤。由此，姚维超并未能完成其举证义务，证明其损害事宜系发生在我司负责的工地上，其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由此应由其自行承担损害结果。二、即便存在上述损害事实，原审适用法律不当。即便姚维超系在芳村大道中山村直街14号摔伤，首先，姚维超与我司或刘天保皆不构成雇佣关系，双方是承揽关系，姚维超应自行承担损害结果。根据姚维超证人姚某所述，刘天保系根据工程量与姚维超结算，姚维超与本次涉案工地工人均按每天300元结算工资。另根据姚维超证人陈某所述，包括其在内的所有工人都是姚维超叫的(即雇佣)，姚维超按300元每人每天结算。由此可证明，姚维超与我司或刘天保即便有所关联，亦仅限承揽关系。其次，姚维超作为项目承揽人，且根据自述，其长期从事拆迁工作，其对工程开展，对场地安全措施、施工人员专业培训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我司并不能预知其作为有丰富经验的承揽人，却没有做好上述工作，以致发生损害结果。再次，姚维超对损害结果有放任的故意。根据我司工程安排，12时-14时不安排施工，而根据姚维超提供病历资料显示，其系13时20分从楼上摔下，由此可证明，姚维超系在非工作时间，未经城管人员带领，私自上三楼拆迁最后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其对损害结果有自身的放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即便本案姚维超系在我司工程所在地摔伤，其作为承揽人，未能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未能遵守区执法局工程安排，由此导致损害结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据此，荔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姚维超的诉讼请求。一、二审受理费由姚维超承担。
姚维超答辩称：一、荔建公司要拆除××大道中山村××街××号违法建筑，由刘天宝代表荔建公司雇佣我拆除涉案违法建筑。二、案发地点在荔建公司的工地内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三、荔建公司与我构成雇佣关系。综上，不同意荔建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荔建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刘天保答辩称：同意荔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
二审中，区执法局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称2016年1月21日上午石维塘街执法队致电荔建公司依照《拆除荔湾区违法建设合同》规定拆除位于荔××山村××街××号房屋的违法建设。当天上午该局石维塘街执法队队员与荔建公司一起到现场，在拆违工作开始后该局执法人员撤离了现场，后荔建公司联系人刘天保联系石维塘街执法队称山村直街14号拆违现场有工人不慎跌落。
另刘天保申请区执法局工作人员邓永楷出庭作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刘天保申请区执法局工作人员邓永楷出庭作证的问题。区执法局作为本案当事人，以就其知道的案件情况向本院作出书面说明，明确载明刘天保曾向其局反映在拆除涉案违法建筑时，有工人不慎跌落。故本院对刘天保申请区执法局工作人员邓永楷出庭作证的申请不予准许。
关于姚维超是否是在拆除××大道中山村××街××号违法建筑时受伤的问题。区执法局出具的荔综信告[2017]第0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载明，该局石维塘街执法队于2016年12月21日组织拆除××大道中山村××街××号违法建筑。姚维超提交的《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受理台呼车受理单》及《120医疗指挥中心受理台通话节录》显示，姚维超受伤的时间为2016年12月23日，受伤的地点为荔湾区芳村大道中石维塘，受伤的原因为拆除违章房屋时摔伤。区执法局提交的情况说明亦载明，刘天保曾向其反映在拆除涉案违法建筑时，有工人不慎跌落。姚维超原审申请的证人亦出庭作证证实，姚维超是在拆除××大道中山村××街××号违法建筑时摔伤，该违章建筑是于2016年12月21日左右开始拆。综上，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姚维超所主张的其是在拆除××大道中山村××街××号违法建筑时受伤的事实，荔建公司、刘天保对此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姚维超的主张予以采信。
关于荔建公司与姚维超的法律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参照该条规定，雇佣关系是指在雇员与雇主之间形成的，由雇员有偿提供劳动力，根据雇主指示，执行雇佣事务，从而实现雇主利益的一种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以上规定可知，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区别主要是：（1）雇佣关系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关系则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2）雇佣关系的受雇人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佣人的支配，在完成工作中须听从雇佣人的安排、指挥,而承揽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服从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3）雇佣关系中，受雇人提供的主要是劳力，完成工作所需的主要设备等一般由雇佣人提供，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除以自己的劳力完成承揽事项外，一般还需提供设备等。就本案的案情分析，荔建公司雇请姚维超等人拆除涉案违法建筑，姚维超提供的是劳务，何时开始拆除、每天的工作时间等，姚维超等人均要听从荔建公司的安排、指挥，即姚维超与荔建公司的关系为由姚维超有偿提供劳动力，根据荔湾公司的指示，执行拆除违章建筑的事务，从而实现荔湾公司利益的一种劳务关系，故姚维超与荔建公司的关系应为雇佣关系，荔湾公司上诉认为双方是承揽关系，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姚维超受雇于荔建公司在拆除涉案违法建筑时受伤，依照上述规定，原审判令荔建公司对姚维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2136元，由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康玉衡
审判员 叶嘉璘
审判员 何润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树苑
陈泽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