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94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负责人：赖增强，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曹喆，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绿英，住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委托代理人：蔡叶艺，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邹绿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邹绿英就其名下的粤E×××××客车于2014年6月23日向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金额为209970元的不计免赔的机动车辆损失险，保险期间自2014年7月2日零时起至2015年7月1日二十四时止。所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载明：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十八条载明：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并在保险事故发生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2015年6月2日，邹绿英的丈夫罗某（Mr.GerardBassasRomeu）向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报称其驾驶粤E×××××客车，在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罗某受伤。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于2015年6月18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中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栏载明：由于此事故无法查实交通事故事实，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的规定，特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当事人罗某负无法认定责任。后邹绿英将保险车辆送至广州市车友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支付维修费96449元。原审法院另查明：罗某为西班牙籍公民。2015年6月1日23时29分，罗某以号码为139××××3876的电话与邹绿英号码为135××××8609的电话进行了当天最后一次通话。次日5时59分至6时7分，双方进行了三次通话。期间，罗某的139××××3876未有其他通话记录。邹绿英与罗某该三次通话后于6时17分拨打了4000588888的拖车施救电话。2015年6月2日9时30分，邹绿英向阳光财产保险公司报保险。阳光财产保险公司接报后大概半小时后到达现场。当时被保险车辆仍在现场，但罗某已离去。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对现场进行了牌照，但未制作勘验笔录。在现场，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对邹绿英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邹绿英在笔录中陈述了以下内容：2015年6月2日1时，邹绿英拨打罗某电话，无法接通，之后多次拨打，仍无法接通；直至早上罗某打电话来告知车辆被撞，地点在祈福新村附近；并说为避让逆向行驶来车而撞上右边护栏；邹绿英8点搭车到现场后，见罗某平躺地上，就搭的士送他到医院；之后邹绿英再拨打拖车施救的电话；拖车直至9时30分左右到达；但拖车人员告知要让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先勘验现场；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工作人员10时30分到达现场，建议邹绿英拨打122报警；之后交警过来将车拖至交警大队。原审庭审中，邹绿英称，因当时罗某已离开现场，邹绿英未及与罗某核实事故具体情况，故笔录中陈述情况与实际有出入；邹绿英到达现场后，让罗某去医院，但邹绿英作笔录时不知罗某没有去医院，而是直接回家了。2015年6月2日下午，阳光财产保险公司找罗某核实事故情况，并制作了笔录，但笔录中并未记载罗某陈述的事故经过，而是注明“需要提交交警大队三中队处理”。2015年6月19日，邹绿英将被保险车辆自交警处送至广州市车友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支付拖车费100元。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对被保险车辆进行了定损，定损金额99347元，并注明不作为理赔依据。邹绿英维修被保险车辆后，向阳光财产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出具一份《机动车辆保险拒赔告知书》给邹绿英，其中载明：事故经过：标的车于2015年6月2日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行驶碰撞护栏，本车前部受损；交警处理，扣车调查；现场查勘，驾驶员（罗某）不在现场，只有被保险人（邹绿英）在现场处理；现场未找到碰撞痕迹、位置和碰撞损失碎片；调查结果：现场痕迹明显不符，报险时称撞护栏，后与驾驶员核实又称撞到不平衡路面；标的车前杠部位左右不同颜色，与驾驶员罗某所述不平衡路面完全不符；标的车配件丢失物体在现场无法找回；无法核实案件出险经过以及驾驶员驾驶时状态；报案时间与出险时间差距7个小时，而且到现场时未见到驾驶员，驾驶员电话也无法接通；报案人到现场笔录时称驾驶员受伤，报案人称打的士送驾驶人去医院，后面复勘又称驾驶员未去医院，前后矛盾；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保险法》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七条规定和保险合同第六条第（六）款的约定，本次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阳光财产保险公司不能给予赔偿。邹绿英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阳光财产保险公司理赔邹绿英车辆拖车费、维修费等共计人民币99447元人民币（大写：玖万玖仟肆佰肆拾柒元）和利息（从起诉之日止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阳光财产保险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上述事实，邹绿英在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虽未能在第一时间通知阳光财产保险公司，但也未超出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约定的48小时报案时间。邹绿英通知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到事故现场后，根据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要求又向交警部门报案。交警部门无法查明交通事故事实，但仍出具了交通事故证明，而未认定事故虚假或驾驶人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交警部分也未认定系因邹绿英延迟报警而导致无法查明交通事故事实。罗某与邹绿英于2015年6月1日23时29分通话后直至次日5时59分再次通话，期间罗某电话无其他通话；邹绿英与罗某于2015年6月2日5时59分至6时7分三次与罗某简短通话后，即拨打了4000588888的拖车施救电话，之后再拨打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出险报案电话。根据罗某与邹绿英的通话情况，可以认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罗某确实无法第一时间出险报案或通知邹绿英出险报案。因邹绿英并非事故发生时的驾驶人，故不能仅据邹绿英陈述的事故经过包括罗某离开现场去医院的情况与实际有出入而认定事故虚假或邹绿英、罗某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实际上，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应通过现场勘查及另行对罗某进行询问，查明事故原因、经过、车辆损失程度。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载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在接到邹绿英出险报案后派员到现场勘查，被保险车辆仍在现场，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并无证据证实罗某离开现场前未依法采取措施保护现场、避免损失扩大。阳光财产保险公司也无证据证实罗某在邹绿英到达现场后离开系为逃避事故责任。实际上，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在当日下午已对罗某进行了询问。如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认为罗某可能存在酒驾等违法情况，也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查明。阳光财产保险公司派员到场后，并未将《机动车辆保险拒赔告知书》中所述的事故疑点以勘查笔录的形式予以固定。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无法提供证据证实罗某、邹绿英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事实。阳光财产保险公司不得以邹绿英不能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证明、资料为由，拒绝理赔。综上所述，本案没有证据证实涉案事故存在免赔情形，原审法院认定该事故属于机动车损失保险事故，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应依保险合同予以理赔。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应赔偿邹绿英车辆维修费、拖车费共96549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邹绿英按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定损的费用请求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赔偿，对超出实际维修支出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保险赔偿金96549元给邹绿英，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自2015年11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邹绿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43元，由邹绿英负担33元，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负担1110元。原审判决后，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不同意原审判决。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应采取必要合理的施救、保护措施，并立即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并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否则，对因此而导致的损失扩大部分以及保险公司无法核查的损失，保险公司公司有权拒绝赔偿。粤E×××××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事故后，不报警、不通知、离开现场，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判令阳光财产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现具体阐述上诉理由如下：一、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因粤E×××××小型车驾驶人过错所限，无法全面反映事故的客观情况。涉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发经过为：“2015年6月2日11时00分，罗某报称其驾驶粤E×××××小型车在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罗某受伤”。由于此次事故无法查实交通事故事实，交警部门作出了无法认定责任的结论。邹绿英在诉状中称发生事故的时间为2015年6月2日凌晨两点三十分，在事发后近九个小时才报警，使得交警部门对有关驾驶人具体的身份，是否存在酒驾、醉驾、毒驾，是否无证驾驶，驾驶的机动车是否存在安全性能等违法情况等基本事实，均因现场破坏而无法查清，而导致上述情况均系粤E×××××机动车驾驶人未履行法定义务所致。二、阳光财产保险公司无须对邹绿英的车损承担赔偿责任。1、粤E×××××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事故后，不报警、不通知、不保护(现场)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法及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粤E×××××机动车驾驶人罗某所述事故发生时间为2015年6月2日2时30分许，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载明其报警时间为同日11时OO分，时间相隔8小时之久，该行为明显不属于“立即报警”。事故发生后，罗某称因其手机摔坏而无法电话联络，表明其不存在无法报警的客观情况。但邹绿英所提交的相关证据无法支持此项主张。2、邹绿英称罗某因受伤急于诊治而离开现场，但无法提供相关急诊病历证明其受伤程度及医生诊疗经过。故粤E×××××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事故后自行离开现场，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双方签订的《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条款第六条第六项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入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责任免除”。“逃离事故现场”与“离开事故现场”虽在词义上有所不同，但其状态和结果均是驾驶员不在事故现场，致使出警人员对驾驶员驾驶状态和资质无从查证，故该条款需要结合生活经验和设立目的予以解释。按照前述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事故后驾驶员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护现场，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撤离现场。如事故中出现人员伤亡需要及时医疗救治等，离开现场则具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生命权高于财产权，保险公司不应在危及生命的情形下苛求驾驶员不得离开现场。但驾驶员作为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驾驶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若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易诱发道德风险，亦违反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具体到本案，粤E×××××机动车驾驶人在发生事故后，既没有证据显示其因受伤需要急救而离开现场，也没有对存在其它特殊因素离开事故现场作出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解释，粤B×××××驾驶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也未能向交警部门报警和向保险公司报案，故作为商业性质的车辆损失保险，在出现驾驶员发生事故后弃车离开现场的情况时阳光财产保险公司援引上述免责条款行使赔付抗辩权，不仅有利于当事人慎重缔约、履约，更有利于鼓励驾驶员在发生事故后履行法定义务和践行违法行为自负的理念。三、根据阳光财产保险公司与邹绿英之间签订的保险条款第18条的约定，该条的条款对于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需要采取的合理的措施包括：第一采取合理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第二是应在48小时以内及时通知保险公司。本案中邹绿英虽然是在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但是邹绿英所称的事故发生时间与其报警及通知保险人的时间相隔至少有8小时，对此邹绿英提出因罗某的手机损坏导致无法联系驾驶人员，但其在原审起诉状中又提到在早上六点左右手机勉强充到一点电，那么罗某的手机到底是损坏导致无法开机还是没有电导致关机。邹绿英对于其延迟通知阳光财产保险公司的原因存在瑕疵，原审法院以本案中的驾驶人以及邹绿英的通话记录即认为确实无法第一时间通知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出险报案，该认定过于武断。邹绿英在本次保险事故发生后，其有无采取合理施救和保护措施，以及有无存在重大过失的问题，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认为邹绿英未能及时通知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出险，其存在重大过失，因此本次事故的原因、损失程度等无法确定，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对无法确定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了无法认定驾驶人责任的结论，之所以作出该种结论，是因为邹绿英延迟报警，原审法院据此认为交警并没有认定原因是邹绿英延迟报警而无法查明交通损失，而事实确是邹绿英的过失行为或者是故意延迟通知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出险报案以及报警，自然会导致交警无法查明交通事故的事实。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认为交警无法查明交通事故事实的过错在邹绿英，其驾驶人员末履行法定义务。综上所述，请求本院判令：1、撤销(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490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2、邹绿英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邹绿英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阳光财产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因如下：第一，邹绿英认为罗某是没有过错的，交警无法认定驾驶人的责任，但仍然出具了交通事故的证明，而且没有认定事故虚假的情况，邹绿英认为事故事实已经是查明清楚了。第二，罗某的手机是损坏还是没有电的问题，邹绿英原审已经做了清楚的解释。罗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没有过错，且交通事故现场也没有被破坏。晚报警及报保险是有特殊原因，相关的事实原审法院已经查明。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过程中，邹绿英确认驾驶人罗某离开事故现场，但并没有去接受任何医疗救治，而是直接回家。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阳光财产保险公司是否有权对邹绿英在涉案交通事故中的损失免除商业险赔付责任。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涉案事故中邹绿英车辆的驾驶人在发生事故后离开现场，驾驶人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相关规定，驾驶人罗某是具有中国合法驾驶资格的驾驶员，邹绿英以驾驶人为外国人，中文交流存在问题而没有留在现场的必要以及驾驶人身心疲惫来解释驾驶人离开现场未接受交警部门调查的行为，明显不能成立。事实上，邹绿英也确认驾驶人罗某离开事故现场，但并没有去接受任何医疗救治，而是直接回家,可见邹绿英辩称的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具有合理性并不能成立；其次，虽然涉案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认定驾驶人逃离事故现场，但驾驶人离开现场的行为直接产生了逃避交警部门对其进行检验、鉴定以及确定是否适合驾驶车辆的后果，导致了事故的性质和原因无法查清，涉案事故驾驶人的行为违反了《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的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构成商业险的免除事由；第三，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在《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单》、《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中均以明示告知和条文加黑加粗的方式告知投保人相关免责条款。邹绿英亦未就阳光财产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说明义务提出异议，则可认定邹绿英确认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已尽明确说明义务并完全理解该保险条款；最后，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罗某报称的交通事故无法查实交通事故事实，邹绿英亦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发生了其所诉称的保险事故。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邹绿英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驾驶人存在法定事由或不可抗力情形而离开事故现场，驾驶人的离开现场行为符合《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事由，且现有证据无法查实发生保险事故，则阳光财产保险公司上诉主张免除商业险的赔付责任，可以支持，原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应予纠正。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49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邹绿英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20元，均由邹绿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灯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