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19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兴，男，195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云，河北红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山市湘联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鹤山市沙坪镇赤坎工业区赤坎大道B座。
法定代表人：王建坡。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坡，男，197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鹤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健，男，198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全英，广东仲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国兴与被上诉人鹤山市湘联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鹤山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2015）江鹤法民三初字第267号民事判决后，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398号民事裁定，撤销了（2015）江鹤法民三初字第267号民事判决，并将案件发回重审。鹤山市人民法院又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6）粤0784民初410号民事判决，王国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国兴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改判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连带偿还借款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对本案经营体的定性错误。一审庭审查明，湘联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公司，投资人为王建坡。虽然王国兴想入股该公司，但这样做是违反公司法的规定的。既然如此，王国兴不能取得该公司的股东地位。其入股款只能作为该公司的债务进行处理。否则，我国公司法就形同了虚设。我国公司法虽然对有限责任公司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予以认可，但是否适用独资公司没有明确说法。如果人民法院予以认定的话，本案中公司注册资本应为50万元，所有股东应在此范围内确定股份比例。其次，如果从合伙角度对本案进行衡量，因为没有成立合伙企业，不应按《合伙企业法》进行处理。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个人合伙“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但本案中几方当事人并未就此达成协议，不符合合伙关系成立的要件。因此客观上王国兴不能成为独资公司的隐名股东，主观上几方也没有达成个人合伙协议。基于此，王国兴才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2、一审判决认定出资表所有资金为“出资”错误。一审判决没有正确界定出资表中“出资”的正确含义，其混淆了工商登记中的出资与口语表达中出资的区别。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那么，根据湘联公司的登记信息注册资金为50万元。人民法院不能做出高出此数额的认定。退一步讲，如果认定个人合伙成立，结合出资表中的内容，王国兴的出资额为63.28万元。并不是所有资金均为出资。3、“两笔还款只证明了王铁柱的出资数额发生变化”，是明显指鹿为马。首先，认定王铁柱为出资人是一审法官的一厢情愿。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不论是在原一审答辩状中，还是二审上诉状中，都把王国兴称作合伙人，王铁柱称为代理人。（见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的一审答辩状第4行，民事上诉状第一页倒数第四行、第二页第九行）。其次，还款的意思是偿还款项，而且偿还的是案外人，这在出资表中既记载了借款人，也记载了“还款”，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在本案中只能是偿还借款，而不会理解为出资款数额的变化。4、一审判决对本案的股份确认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湘联公司在王铁柱向其出资后，已经出具了《出资证明书》，证明王铁柱占本公司投资额的86.91%。这种认为非常滑稽。首先，先假设有这个所谓的证明书，那他也应该出具给王国兴，不可能由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提供。这是起码的常识，一审这样认定违背常识。其次，在“王铁柱出资后”，出具了出资证明书。那么，这个“后”后到什么时候？本案已经过了一次一审一次二审，从来没有过什么出资证明书，现在拿出来，只能说明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在伪造证据。对此，大家一目了然，一审法院不予制裁也就罢了，还认定出资证明书，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第三，一审法院既然认定合伙关系，现在按照公司法来认定一个所谓出资证明书的效力，此高超的认定技巧简直无所不用其极。第四，原一审二审中，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答辩，王国兴与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曾协商，王国兴与王建坡各占公司股份的42.5%，沈建占15%，但没达成协议；在上诉状中，又说王国兴占公司股份的75%，王建坡占15%，沈建占10%（见一审答辩状、民事上诉状第二页倒数第五行，当然王国兴对此并不认可），现在只伪造了一个所谓的出资证明书，一审法官就如获至宝，想当然地做出对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更加有利认定。不禁要问，一审法院在审理一个民间借贷案件中，在作为原告的王国兴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怎能对合伙的实质内容作出认定。再有，关于合伙，在投资不变的情况下，正常心理是占股份越多越好，可是，本案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确反其道而行之，这样违背常理，一审法官却视而不见！二、关于2014年3月24日出资表性质。第一、按上下文的理解，“王铁柱出资表明细”中的出资与内容中“王国兴出资63.28万元”中的出资显然不是一个意思。出资表中出资的本义应为拿出钱财的意思。从“汇入资金”、“汇入款额明细”也能看出其真实意思。第二、该表中注明了借款来源及数额,即使不能认定360多万元的款项均为向王国兴个人所借。但该表中已经载明由王国兴经手所借王金奎、王小峰、董文杰、湘联鞭炮厂等借款的事实。这些不可能是什么投资款，即使法院不能认定为向王国兴的借款，那也不能否认这些大家认可的向他人的借款。第三、如前所述，既然有偿还借款的记载，那就不是什么投资款。第四、收款人栏的签名不只是对数目的确认，而是对整个内容的确认。
综观本案，如果一审法院认为独资公司可以由他人入股，从而导致王国兴对所有资金都认为是借贷行为的认识错误，那么，据所有当事人签订的确认书，载明了哪些是王国兴的股金，哪些是借别人的款，哪些是借王国兴的款。也就是说，即使不能确认3612839.4元全部是借王国兴的款，但起码能认定73万元为合伙向王国兴个人所借。至于其他款项，可由实际出借人主张权利。因此，本案重审做出全部款项为合伙股金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是显失公正的！因为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包括法官都心里清楚，如果湘联公司是盈利企业，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不会这样讲，一审法院也不会这样判！综上，望二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作出正确认定，依法改判。
湘联公司、王建坡及沈健共同辩称：1、湘联公司50万元注册资本只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时股东认缴出资的数额，是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额度。股东实际出资与注册资本是不同概念，股东实际出资往往大于注册资本。2、湘联家具工商登记为一人有限公司，但实为王国兴、王建坡、沈建三个股东共同经营，法律没有规定第三方不可以成为一人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故王国兴、沈建为湘联公司的隐名股东真实有效。3、王铁柱2014年2月17日发给王建坡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及后续王铁柱与王建坡的QQ聊天记录，可以证实：王铁柱确认其投入到湘联公司有300多万元，王建坡投资28万元.尽管投资数额不同，但王铁柱和王建坡各持湘联公司42.5%股权，沈建持15%。由于王铁柱要求除了50万元之外的其余投资款要计算利息。王建坡和沈建不同意股东投资要计算利息的条件，故各方未能签署该合伙经营协议书。而《王铁柱出资明细》正是王建坡、沈建、王国兴三方在未能签署书面《合伙经营协议书》情况下，王建坡、沈建应王国兴要求对其投入到湘联公司所有出资的确认。《王铁柱出资明细》背面所载投入资金来源及王国兴出资63.28万元等内容，只是王国兴个人陈述，王建坡、沈建并不知晓，二人更没有签字确认，湘联公司、王建坡、沈建未从王国兴所述的各出借人处收到任何借款，王国兴所有出资均是通过其儿子王铁柱直接支付湘联公司的供应商货款、材料款、房东房租、会计师验资款及日常其他生产经营所需等方式实现，《王铁柱出资明细》背面的湘联公司公章也只是王铁柱利用掌管公章的便利，后期私自加盖，并不代表湘联公司追认王国兴向出借人所借款项是王国兴代表湘联公司所为。出资明细表中所载两笔还款，只是王国兴从湘联公司收取15万元（该15万元实为王国兴转让一部车辆应支付给王国兴的对价），至于该款是还王国兴和王金奎均是王国兴的自我陈述，也不代表确认王国兴与王金奎存在民间借贷关系。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公司向股东签署出资证明书只是规定了成立后，并没有规定成立后多长时间签发。故湘联公司在确认王铁柱（代表王国兴）、王建坡、沈建的缴纳的出资额后于2015年11月10日签发《出资证明书》并无不当，该出资真实有效，可以确认王铁柱（代表王国兴）、王建坡、沈建所持有公司股权比例。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国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建坡、沈建及湘联公司向王国兴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612839.4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2、判令由王建坡、沈建及湘联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湘联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的投资人为王建坡。2014年3月24日，王国兴与湘联公司、王建坡、沈建进行对账，共同确认了《王铁柱出资明细》，该明细上载明从2011年至2012年12月25日，王国兴分多次支付给湘联公司的资金数额，总计：3762839.40元，还注明：“今收到王国兴向湘联公司汇入资金3762839.40元，以上为王国兴向湘联公司汇入款额明细。备注：2012年4月份还王国兴5万元，2013年8月份还王金奎10万元（王国兴弟弟）”，收款人处由湘联公司、王建坡、沈建进行盖章或签名；该明细背面记载了王国兴向湘联公司汇入资金流水说明：“2011年3月，工商登记用款由王国兴向王金奎借款55万元，同月退蒋波撤资款及购买原材料由王国兴向王小峰借款35万元，然后用于生产王国兴向董文杰借款30万元，向湘联烟花炮厂借款120万元，王国兴出资63.28万元，王国兴贷款73万元。以上合计款额3762800元全部转入王建坡、王铁柱账户，用于湘联公司缴纳房租、办证以及生产经营”，该内容处由湘联公司盖章确认。
另查明，王国兴与王铁柱是父子关系，王国兴与王铁柱于2015年7月29日向该院出具一份《说明》，内容为：“2014年3月24日对账单《王铁柱出资明细》、或其他相关材料所载明的王铁柱“出资”（实际是借款），是王铁柱代王国兴所（借）出。本案涉及的所有对王建坡、沈健及湘联公司的借款3762839.40元都属王国兴所有，王铁柱只是代理王国兴办理上述款项借出事务。王国兴本人享有本案借出给王建坡、沈健及湘联公司款项的一切权利、也承担全部相应的义务。王国兴系王铁柱亲生父亲，二人属父子关系。王铁柱与湘联公司的劳动关系与相关事实与王国兴无关。”王国兴以其支付给湘联公司的款项是借款，属于民间借贷，王建坡、沈建及湘联公司未偿还借款为由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王国兴从2011年至2012年12月25日，通过支付湘联公司的房租、支付验资款，支付货款等用于湘联公司的支出以及通过银行转账转入湘联公司资金共3762839.40元，是王国兴出借给湘联公司的借款，还是王国兴出资至湘联公司的出资款项。王国兴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但提供的证据除有款项的交付及湘联公司的部分还款的证据之外，并无其他证据所证明该款项为民间借贷关系。王国兴提供的款项交付证据有银行转账汇单和王建坡、沈建及湘联公司确认的《王铁柱出资明细》。《王铁柱出资明细》由王国兴与王建坡、沈建及湘联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签名盖章确认，是王国兴与王建坡、沈建及湘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王铁柱出资明细》已有“出资”的明确表示，证据不但证明了王国兴将3762839.40元交付给湘联公司的事实，而且证明了王国兴交付给湘联公司的上述款项确定为王铁柱向湘联公司的出资款的事实。《王铁柱出资明细》中记载的两笔还款，只证明了在王铁柱的出资数额发生变化，并不影响王铁柱向湘联公司出资的性质认定。湘联公司在王铁柱向其出资后，已经出具了《出资证明书》，证明王铁柱占本公司投资额的86.91%。综上，王国兴交付给湘联公司的3762839.40元应认定为王铁柱向湘联公司的出资款项，王国兴认为是其出借给湘联公司的借款，该院不予取信。王国兴请求该院判令王建坡、沈建及湘联公司向其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院已向王国兴行使了释明权，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王国兴坚持其诉讼请求。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国兴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5703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诉讼费40703元由王国兴负担（诉讼费王国兴已预交22851.50元，其负担的诉讼费在其预交的诉讼费中转结算，另向该院交付17851.50元）。
二审期间，王国兴、湘联公司、王建坡、沈健申请证人高某、白某出庭作证。其中高某作证证明《王铁柱出资明细》出具形成过程，王国兴、王建坡、沈健曾商谈过股份份额之事但无达成一致意见，款项是王国兴从河北汇入湘联公司的流水；白某作证证明其与王国兴是老乡，在2011初与王国兴第一次见面时王国兴称其是来广东投资家具生意。
湘联公司、王建坡、沈健提供王铁柱与案外人录音资料，证明王铁柱自述投入300多万元到湘联公司，其中大部分款项是贷款的，要求王建坡支付利息，王建坡没有同意，所以后来要求王建坡本人出具出资明细表，再利用该表来提起本案诉讼。王国兴质证认为：该录音证据不合法，录音并不是本案当事人与王铁柱的通话，且对方断章取义认为王铁柱在录音中自述是投入300多万元，但录音实际显示王铁柱是确认投入50多万元，该证据无法证明对方证明目的。
王国兴提供一份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向王国兴送达的应诉通知书，该案被告是本案的王国兴、沈健、王建坡及湘联公司，证明诉争款项就是王国兴出资明细中欠董文杰30万元的借款，董文杰要求偿还借款包括王国兴、沈健、王建坡及湘联公司偿还借款本息，涉案款项是借款关系不是王国兴投入湘联公司的资金，本案应中止审理，等河北诉讼案子下判后再处理。湘联公司、王建坡、沈健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王国兴称曾偿还湘联公司已经支付两年利息给董文杰与该案董文杰诉请是存在矛盾的，该案的诉讼反而可以证明王国兴所称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成立，因为同一笔借款不可能出现两个债权人，实际上是王国兴向董文杰借款，然后将该款项投入到湘联公司。
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和书面材料审查认为：1、证人高某的证言仅能说明《王铁柱出资明细》出具形成过程，无法直接证明该款项即是王国兴或王铁柱出借给湘联公司、王建坡、沈健的款项，白某的证言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予采信。2、对于录音中是否是王铁柱本人无法确定，且无法直接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3、河北法院的相关诉讼材料与本案待证事实无本质关联，只能说明王国兴出资明细中的款项部分来源，但王国兴与其他案外人之间是否形成借款关系与本案无本质关联，且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王国兴申请中止本案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可予中止审理的情形，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于王国兴通过银行转账汇入湘联公司的资金3762839.40元，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王国兴主张涉案争议款项是出借给湘联公司、王建坡、沈建的借款，并要求湘联公司、王建坡、沈建偿还欠款，而王建坡、沈建、湘联公司则主张涉案争议款项为王国兴投资至湘联公司的出资款。对此，本院认为，王国兴提供的《王铁柱出资明细》经湘联公司、王建坡、沈建签名盖章确认，在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该《王铁柱出资明细》应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确认。《王铁柱出资明细》明确载明“王铁柱出资”或“汇入资金”，并无包含有该款项属于“借款”或类似“借款”的字眼，根据《王铁柱出资明细》显示湘联公司租赁厂房、注册资金以及公司购买第一批原材料均来源于讼争的款项，且从2011年7月12日湘联公司成立始至11月期间王国兴每月数次频繁向湘联公司汇入款项。根据《王铁柱出资明细》背面内容显示，上述款项大部分来源于王国兴向他人的借款，款项到账后用于湘联公司缴纳房租、办证以及生产经营等之用。上述事实可以说明王国兴汇入湘联公司的款项实际是用于湘联公司的开业及生产经营等，从《王铁柱出资明细》并不能直接反映存在借贷关系，更多地是反映王国兴汇入湘联公司资金流水及款项用途，从款项的用途更符合投资的性质。从常理分析，如果确实属于借款，即使需要反映款项的来源或用途，也应在此明确款项的性质或予以明确说明。而从王国兴提供的湘联公司现金日记账本也未记载王国兴汇入湘联公司的款项为湘联公司向王国兴的借款。王铁柱与王国兴为父子关系，王国兴提供其与王铁柱共同出具的《说明》对此解释为讼争款项均系王铁柱代王国兴办理出借手续的，但并无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也没有对《王铁柱出资明细》的形成及表述作出进一步解释，故不足以证明王国兴主张的出借事实。从证人高某的证言中也反映王国兴与王建坡、沈建曾谈过出资及股份比例但最终无形成一致意见，该陈述与王建坡、沈建关于曾与王国兴谈过股份份额之事后无达成一致意见可以相互印证。结合湘联公司和王国兴提供的证据显示，王铁柱在湘联公司任职并负责采购事宜，王建坡、沈建辩称讼争的款项均系王国兴投资到湘联公司的资金，并通过其儿子王金柱代持相应的股权也符合逻辑和常理。因此，王国兴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与湘联公司、王建坡、沈建存在借款关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已向王国兴行使了释明权，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王国兴坚持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据此驳回王国兴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实质属于因对公司的财产性质发生争议引起的纠纷，王国兴可另循合法途径予以救济。
综上所述，王国兴的上诉请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703元，由上诉人王国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张萍辉
代理审判员 应海燕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