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2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长碧，女，1938年11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昌凤，女，1960年2月29日出生，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晓华，女，1966年4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耕，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浩，重庆东方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昌秋，男，1962年9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夏，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再审被告）：李静，女，1977年8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北部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贵仁，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宰宇，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与何昌秋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1日作出（2013）渝五中法民初字第850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案外人李静不服，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4年11月17日以（2014）渝五中法民监字第0023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2015年6月2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11号民事判决。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何晓华及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耕、李浩，何昌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夏，李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贵仁、张宰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11号民事判决；2、要求被上诉人何昌秋返还三上诉人7930万元及截止2014年1月20日的利息2625150元；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何昌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原调解书因基础法律关系缺乏证据证实”、三上诉人与何昌秋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之一是三上诉人是重庆中渝燃气有限公司（简称中渝燃气公司）的合法股东和实际股东，因而是7930万元股份转让款的法定所有权人。对于该基础法律关系，三上诉人提交中渝燃气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合同》等大量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案涉诉的7930万元，来源于中渝燃气公司的股份转让款，李静对该事实是认可的，其只是辩称中渝燃气公司股东为何昌秋，股份转让款应为何昌秋个人所有，李静作为何昌秋的配偶享有股份转让款的一半，但李静并未举示何昌秋为中渝燃气公司实际股东的任何证据，其抗辩观点不能采信。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之二是何昌秋基于三上诉人的委托实际收取了7930万元股份转让款，对于该基础法律关系，三上诉人和何昌秋的陈述不仅相互印证，而且有收条、银行转账凭证等书面证据证明。更重要的是，中渝燃气公司属何吉贵、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所有，何昌秋不是中渝燃气公司股东，三上诉人转让中渝燃气公司股份的款项被何昌秋收取，这些重大事实已经被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2）铜法刑初字第0041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所确认。显然，只要前述两大基础法律关系成立，三上诉人与何昌秋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就十分明确，即使书面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不成立，基于口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无因管理关系、不当得利关系、借贷关系等诉因中的任何一种，三上诉人请求何昌秋返还7930万元即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和充分的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协议书为复印件，李静不予认可）为由，认定三上诉人与何昌秋之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不成立，显属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结合《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合同》等证据，及何昌秋认可委托理财的事实，即使没有书面委托理财协议，口头委托理财亦具备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再审追加李静为被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系程序违法。李静成为再审被告，系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涉及李静，李静提出的是财产权属争议，与本案调解书内容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李静具有抗辩权，属强行改变三上诉人诉讼请求，并超出原生效调解书审理范围的错误判决。如果李静要参加诉讼，其亦要承担股份转让款的返还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审理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何昌秋辩称，中渝燃气公司的工商档案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证明三上诉人为中渝燃气公司股东，且履行了出资义务。中渝燃气公司成立于2000年2月，被上诉人因涉嫌强奸罪被羁押，直至2000年1月24日判决无罪之后才释放，被上诉人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不可能筹备成立中渝燃气公司，更不可能是该公司的股东。中渝燃气公司成立于被上诉人与李静结婚前两年，客观上不可能存在李静所称的“恶意串通”、“虚假登记”的情况。虽然李静举示了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2）铜法刑初字第00413号刑事案件的部分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作为证明被上诉人是“真实股东”的证据，但该判决书明确认定“经查，被告人何昌秋不是中渝燃气公司股东……”。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中渝燃气公司的股份转让所得归三上诉人所有。根据转让股份时达成的协议，三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收取其股份转让款，股权受让人将1.3亿元股份转让款支付到指定账户后，该款项就由被上诉人实际掌控，三上诉人就已经完成委托理财款项的支付。综上所述，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真实、合法、有效。由于被上诉人在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财产、材料被查扣一空，委托理财协议原件已遗失。但即便协议原件遗失，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证明，三上诉人确实把7930万元给了被上诉人理财，双方具有委托理财关系。一审法院对于委托理财关系的成立及效力的认定有误，三上诉人要求返还7930万元正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李静辩称，关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并未认定错误。三上诉人试图以7930万元理财款的来源和所有人是谁的问题混淆本案真正的基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三上诉人与何昌秋之间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正确。三上诉人负有举证向何昌秋实际支付了理财本金7930万元以及双方之间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证明责任，该问题实际上涉及三上诉人是否是中渝燃气公司真正股东及其名下的股份转让款的归属。三上诉人唯一能够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工商档案中记载的中渝燃气公司股东及《股份转让合同》的签名，而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大量证据证明，三上诉人仅是名义股东，中渝燃气公司真正的股东是何昌秋，股份转让款1.3亿元属夫妻共同财产。所谓的委托何昌秋收取股份转让款7930万元及再委托何昌秋理财缺乏资金方面的事实依据。被上诉人要求对《协议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三上诉人与何昌秋却称无法提供原件，三上诉人负有证明《协议书》真实性的义务，但其无法证明，实为证据不足。若涉案标的债务7930万元真实存在，则该款项本金及数千万元的收益将成为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不参加诉讼将会严重侵害其合法财产权益及诉讼权利。被上诉人并非第三人，无论哪种方式启动本案诉讼，追加其为被告都正当、合法。综上所述，原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原一审起诉请求：2000年2月，中渝燃气公司成立。2009年12月，中渝燃气公司全体股东向第三方转让持有股份，股份转让款总额1.3亿元，三原告共计获得7930万元。三原告将股份转让款委托何昌秋代为管理及对外投资，约定投资经营方式由何昌秋确定，但必须告知。若何昌秋违反上述约定，三原告有权随时收回款项，何昌秋必须及时返还委托投资款。2011年12月31日，何昌秋被重庆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2013年1月30日刑满释放。何昌秋被释放后，三原告向何昌秋了解委托投资款项相关事宜，并要求支付收益。何昌秋声称，款项借给了案外人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但收益已经全部用于家庭开支，现在经济困难无力给付。故起诉法院请求判令何昌秋立即返还投资款本金7930万元及截止2014年1月20日的利息2625150元。
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2009年12月，中渝燃气公司股东（即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以及许长碧之夫何吉贵）共同决定向第三方转让持有的中渝燃气公司股份，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获得7930万元股份转让款。2010年4月12日，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与何昌秋签订《协议书》约定，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同意将中渝燃气公司股份转让款共计7930万元（大写：柒仟玖佰叁拾万元整）委托何昌秋进行投资经营。投资经营方式由何昌秋确定，但必须告知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何昌秋应当首先保障本金安全，同时应当按照具体的经营项目所确定的收益金额和时间，将收益交给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不得截留、占用。若何昌秋违反上述约定，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有权随时收回款项，何昌秋必须及时返还委托投资款。各方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2011年12月8日，何昌秋与案外人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7600万元，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借款利率为15.53%（年息），借款期限为2011年12月9日至2013年12月9日止，另外还约定了结息日、违约责任等内容。截止起诉之日，何昌秋未向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支付投资款及收益。
本案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一、何昌秋于2014年1月20日前一次性支付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本金7930万元，以及截止2014年1月20日的利息2625150元；二、若何昌秋未按照第一项规定的期限履行支付义务，则从2014年1月21日起以793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450300元，减半收取225150元，由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负担。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1月15日领取民事调解书。
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李静于2014年8月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调解书进行再审。该院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4）渝五中法民监字第0023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
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再审一审诉讼请求：原民事调解书不违反自愿、合法原则，不应予撤销。并表示，如果何昌秋不能全额返还，则李静应承担补充还款责任。
何昌秋再审一审辩称，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委托其理财是事实，其应当返还7930万元。理财收益全部用于家庭开支。
李静再审一审辩称，何昌秋是中渝燃气公司的实际股东及股份转让款的所有权人，该股份转让款属其与何昌秋夫妻共同财产。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与何昌秋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
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分别系何昌秋的母亲、姐姐和妹妹。何昌秋与李静系夫妻关系，已在本案之前进入离婚诉讼，现尚未判决。2009年10月27日、2009年12月29日，中渝燃气公司全体股东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及何吉贵（何昌秋之父）与他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合同》，共同将持有的中渝燃气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肖以琴、聂肖萌，转让总价款1.3亿元，均委托何昌秋收取，其中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分别为6630万元、650万元、650万元。2009年11月2日、2010年1月7日，何昌秋分别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聂章田7300万元、5700万元，肖以琴、聂肖萌的股份转让款已全部付清。
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称于2010年4月12日将所取得的股份转让款7930万元委托何昌秋代为管理及对外投资，投资经营方式由何昌秋确定，并提交其与何昌秋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何昌秋未向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支付理财收益。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按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的诉讼请求，其将股份转让款委托何昌秋代为管理及对外投资，现要求何昌秋归还委托投资款本金7930万元，本案应属委托理财法律关系。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在再审中明确表示，如果何昌秋不能全额返还，则要求李静承担补充还款责任，李静依法享有抗辩权。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举示的《协议书》，因其在再审中未能提供原件，且李静不予认可，其与何昌秋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再审要求李静补充还款，因其未能举示充分证据证实其与何昌秋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本案债务属何昌秋与李静夫妻共同债务，对该请求不予支持。综上，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与何昌秋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其提出何昌秋返还委托理财款本金的诉讼请求及再审中要求李静补充还款的意思表示，均应予驳回。原审调解书因基础法律关系缺乏证据证实，且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未参加诉讼，不具有自愿性和合法性，应予撤销。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日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1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五中法民初字第850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的诉讼请求。原审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25150元，由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00年2月，由何吉贵（何昌秋的父亲，已故）、何昌凤、何晓华分别出资90万元、5万元、5万元设立中渝燃气公司。经重庆华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截止2000年2月28日，中渝燃气公司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金100万元。2000年3月，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中渝燃气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何吉贵任法定代表人。
2001年12月1日，何吉贵向中渝燃气公司申请自愿将股金51万元无偿转让给重庆万事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昌秋，简称万事成公司）。12月2日，万事成公司又申请以该51万元入股中渝燃气公司。12月18日，经中渝燃气公司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何吉贵转股申请；同意万事成公司投入股金51万元；同意双方转股协议事项等。12月20日，何吉贵与万事成公司签订《转股协议》。12月22日，中渝燃气公司申请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予以获准，变更后万事成公司持有中渝燃气公司51%的股份。12月30日，万事成公司向中渝燃气公司出具委派书，委派何昌秋全权负责中渝燃气公司经营、管理。
2009年7月，万事成公司与许长碧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万事成公司将持有的中渝燃气公司51%的股份无偿转让给许长碧，并于同年8月获准变更登记。
2009年10月27日，何吉贵、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甲方）、肖以琴、聂肖萌（乙方）、何昌秋、万事成公司（丙方）、聂章田（丁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本次转让标的为甲方四人持有的中渝燃气公司全部股份，股份转让完成以后，肖以琴持有中渝燃气公司80%的股份，聂肖萌持有中渝燃气公司20%的股份；股份转让总价款1.28亿元，乙方须于2009年11月10日前将7300万元股份转让款支付到甲方四人共同指定的账户，余款5500万元由乙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向甲方一次性付清；甲方四人共同委托丙方代为收取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1.28亿元，代为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全部相关事宜和手续，乙方二人共同委托丁方代为向甲方支付本次股份转让价款，代为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全部相关事宜和手续；本协议生效之日，由甲、乙双方分别完成本次股份转让工商注册变更登记手续的签字、盖章工作。签字、盖章后的工商注册变更登记手续全部交与丁方，由丁方负责到工商局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工商注册变更登记，甲、乙双方协助等。同日，何昌秋、中渝燃气公司、重庆广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肖以琴四方还就何昌秋借款5500万元给中渝燃气公司及中渝燃气公司向何昌秋出让房屋事宜签订《协议书》。
2009年12月29日，何吉贵、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甲方）、肖以琴、聂肖萌（乙方）、何昌秋、万事成公司（丙方）、聂章田（丁方）、中渝燃气公司、重庆广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戊方）经平等协商，就前述二份协议签订《补充合同》约定，将《股份转让协议》第三条变更为：中渝燃气公司股份转让总价款1.3亿元，其中，何吉贵为5070万元，许长碧为6630万元，何昌凤为650万元，何晓华为650万元；本《补充合同》签订前乙方已向甲方支付7300万元，乙方必须于2010年1月12日之前，将余下的5700万元股份转让款向何昌秋一次性付清；5700万元股份转让款全部到达何昌秋指定账户之当日，由甲、乙双方共同完成工商注册变更登记手续的签字、盖章等工作；《协议书》中与何昌秋借款和购买该地块所建商业门面和地下车库的相关约定（包括办理抵押手续）自动作废，本《补充合同》的约定与《股份转让协议》和《协议书》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合同》为准。
中渝燃气公司股份转让款收取的时间和方式如下：2009年10月27日聂章田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何吉贵转账1500万元；2009年10月28日，聂章田分两次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何昌秋转账200万元、300万元；2009年10月29日重庆广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何昌秋电汇1000万元；2009年10月30日聂章田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许长碧中国银行长江路支行账户转账1000万元；2009年11月2日聂章田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许长碧中国银行长江路支行账户电汇900万元；2009年11月2日重庆广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深圳发展银行向万事成公司转账2400万元，共计7300万元。收到前述款项后何昌秋于2009年11月向聂章田出具收条。2010年1月7日，中国银行李成林账户、万事成公司账户、无显示姓名卡号分别存入3500万元、2000万元、200万元。同日，何昌秋向聂章田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聂章田人民币5700万元。至此，肖以琴、聂肖萌按照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合同》向中渝燃气公司何吉贵、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四位股东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已全部付清。
关于李成林中国银行账户3500万元资金的来源及走向的具体情况如下：2010年1月7日11:48:25，通过聂章田在中国银行长江路支行卡号为60138232000XXXX5838的银行卡取款3700万元，存入李成林中国银行长江路支行8650770XXXX8467账户3500万元。同日12:27:33，李成林该账户取出资金3500万元。之后从当日12:30:56至13:04:14，该3500万元资金在同一柜台、经同一业务员，转存为李静名下35张存单，每张100万元。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开户/综合服务申请书》、《取款凭条（李成林）》、《存款凭条（李静）》记载的内容看，2010年1月7日从李成林中国银行账户中取出3500万元及办理35张、每张100万元户名为李静的中国银行存单，两项业务均为何昌秋代办。
中国银行长江路支行开设有户名为李静的1130XXXX0657账户，该账户有子账号1088XXXX1831，亦即108812801831子账号系李静的账户。2011年1月7日，户名为李静1088XXXX1831的账户，收到32笔款项，每笔1022500元，其中100万元为定期存单本金，22500元为利息，共计3272万元。根据35张《中国银行新旧账号对比表》记载的内容，反映出2011年1月7日李静1088XXXX1831账户收取32笔款项的“对方账号”与2010年1月7日李静名下的35张存单中的32张存单号一一对应，亦即李静名下35张存单的款项，其中32笔共计3272万元于2011年1月7日被转入李静该行的1088XXXX1831账户。从即日起，该账户中的3200万元资金被转入银行理财专用的917536001XXXX0080账户进行理财，经过理财收益的存入及支取，截止2011年7月29日，李静该行的1088XXXX1831账户余额为27002618.61元。同日，该账户中的资金2700万元款项再次被转入银行理财专用的917536001XXXX0080账户。根据《银行账户信息》《银行主账户、子账户对应信息》记载的内容反映出，李静在中国银行另开设有卡号为62166832000XXXX1228的账户，该账户主账户号为1088XXXX1114，子账号为1102XXXX1110，亦即子账号1102XXXX1110系李静的账户。《银行交易流水》载明，2011年9月1日，李静11021XXX1110账户收到银行理财专用的917536001XXXX0080账户转来的资金2700万元。即李静在中国银行长江路支行1088XXXX1831账户中的2700万元转入其在中国银行长江路支行的1102XXXX1110账户。
2011年12月8日，何昌秋与案外人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7600万元，用途为流动资金，利率为15.53%（年息），期限为2011年12月9日至2013年12月9日止等。同日，李静中国银行长江路支行的62166832000XXXX1228账户转款2500万元至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12月9日，华夏银行许长碧6228490470009304612账户转款5100万元至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接收前述两笔款项的账户均为543400001819XXXX8815。该笔借款现已返还至何昌秋账户。
另查明，中渝燃气公司成立后，通过出让方式取得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荒沟水碾地区一块7484平方米的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2002年12月25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征地办公室向万事成公司出具收到“（水碾地块）土地出让金200万元”的收据。2004年3月31日，通过何吉贵中国银行账户向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付土地出让金尾款282.7万元，同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征地办公室向万事成公司出具收到“（水碾地块）土地出让综合价金282.7万元”的收据。2005年，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龙园区（办）以一块净面积为32.15亩的土地与中渝燃气公司的前述土地置换，并由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龙园区（办）向中渝燃气公司出具已经缴纳该宗地的土地出让综合价金和一切费用的发票或证明材料，中渝燃气公司需补土地差价511.8339万元。2009年9月，因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龙园区（办）迟延办证，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龙园区（办）一次性补偿中渝燃气公司290万元，作为冲抵中渝燃气公司应补交的土地差价款，中渝燃气公司补交剩余土地差价款。2009年11月4日，何吉贵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龙园区财政所以电汇方式交款221.8339万元。中渝燃气公司补交土地差价款后于2009年11月5日取得该地块土地使用权证书。
还查明，2012年，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检察院以何昌秋犯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和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3年1月22日，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以（2012）铜法刑初字第0041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何昌秋犯故意伤害罪，其他罪名均不成立。其中，在何昌秋不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中认定（该判决书第153-154页）：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昌秋犯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经查，被告人何昌秋不是中渝燃气公司股东，中渝燃气公司股东转让股份的行为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虽然其实质是以公司全体股东股份转让方式掩盖其土地买卖之实，规避了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但该宗土地在法律上的使用权人并未改变。中渝燃气公司作为公司法人，享有拟制人格，其股东的变更虽然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但并未影响公司享有土地使用权。且刑法及相关解释对该情况没有明确规定，现实中以公司全体股东股份转让方式掩盖土地买卖之实的情况又较为常见，在刑法及相关解释明确规定之前，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不宜以犯罪论处。
前述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虽然认定被告人何昌秋不是中渝燃气公司股东，何昌秋在庭审亦一直供述中渝燃气公司是父亲何吉贵的公司，其不是中渝燃气公司的股东，也不是掌控人。但该判决第108-150页列明了何昌秋的家人、公司员工及土地交易相关对象等22人的证人证言。其中有部分证人反映出的意思为：包含中渝燃气公司在内的一系列公司实质上均是何昌秋在掌控，许长碧等均属于名义股东，何昌秋才是实际股东。比如何昌秋之母许长碧证实：……我和丈夫何吉贵、女儿何昌凤、何晓华都没有办过公司，都在家务农，只有我儿子何昌秋在外开公司，开什么公司、怎么经营的我们全都不清楚。我、何吉贵、何昌凤、何晓华、闫其霞是万事成公司、重庆万事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重庆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九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中渝种植有限公司、中渝燃气公司的股东或法人，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是我儿子何昌秋自己弄的，我和丈夫、女儿都不懂什么是股东、法人。闫其霞精神有问题……。何昌秋之妹何晓华证实：……我只知道我是中渝燃气公司的股东，因为我哥何昌秋在2000年出事被关了一年，这段时间，万事成公司是我父亲（何吉贵）在代管，我父亲对我说，叫我入股，并喊我签了一次字，因为我文化不高，记忆差，签的什么字不清楚，只知道是万事成公司是搞运输的，其他的公司名称我只听说过，至于其他公司是搞什么的，我就不清楚。……我记得在我父亲死之前，哪一年我记不清，在我老家小秋庄我签了一次字，当时有我哥何昌秋、姐何昌凤，还有我父母，签的什么我记不清了。我看了两份签名，2009年10月27日这份《股份转让协议》上的名字是我签的，有何昌秋、何昌凤和我父母在场，是谁拿的这份协议来我不清楚，签字内容我没有看，他们叫我签就签。2009年11月14日这份“股东会议决议”上股东签字，我看了不像是我的签名，开会没开会我记不得了，其他的签名是不是他们本人我不清楚。2009年12月29日的《补充合同》，我看了甲方的名字是我本人签的，也是在小秋庄签的，其他的是不是本人我就不清楚了。这份《补充合同》的乙方肖以琴、聂肖萌，丁方聂章田以及戊方的代表都没有在场，我也不认识他们，650万元股份转让款我一分钱都没有得到，哪个得了钱我不清楚，签字时我也不知道签的什么，……。何昌秋之姐何昌凤证实：何昌秋是我亲弟弟，他在大渡口开了万事成公司，负责人是他，我只知道这个公司是在大渡口跑长安车的，跑什么路线我不清楚，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在万事成公司任职，也没有担任过公司股东，……我也没听说过中渝燃气公司的名字，更不是股东。2009年10月27日签订中渝燃气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是我自己签的字，当时我在小秋庄做清洁，我父亲何吉贵就叫我去签字，他把我带到底楼茶楼去，当时何昌秋、我妈许长碧、我妹何晓华、我父亲何吉贵，还有两个不认识的男的在场，我老汉对我说把这个字签了就有分红，我签了字就出去了。我签了后，听我父亲说签这个协议是为了中渝燃气公司签的，其他我就不知道了。我知道这个协议是何昌秋发起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办公司，这些都是何昌秋一个人在负责，我们几个只是挂个名。这个协议是谁拿来的我不清楚，签完字我就走了，我之后也没有得到分红。2009年12月29日签订的《补充合同》是我签字的，也是我父亲找我签字，当时的情况我记不清楚了，我也没有问什么。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及其他两组证据，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为，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收集程序合法，与待证事实相关联，客观真实，予以确认。
前述查明的基本事实各方当事人并无异议。对于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2）铜法刑初字第0041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的证人证言及认定的事实。李静认为，三上诉人否认自己是中渝燃气公司股东、否认参与公司的出资、经营管理的内容，及中渝燃气公司管理人员和员工的证词，证明何昌秋是包括中渝燃气公司在内的一系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唯一股东，许长碧等均属于名义股东。三上诉人的生活现状，可以印证其证言的真实性。因此，包括本案涉诉资金在内的1.3亿元股份转让款属于何昌秋、李静的夫妻共同财产，三上诉人并无支配权。既无支配权，则三上诉人与何昌秋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本案只是何昌秋为达到转移、隐匿夫妻财产目的的一个虚假诉讼。三上诉人则认为，许长碧等人的证言是在当时涉黑的特殊情况下为求自保，作出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陈述。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在涉及何昌秋是否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其中第103页顺数第6行至108页倒数第一行的文字才是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这部分认定的案件事实明确载明何吉贵和三上诉人是中渝燃气公司股东。在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108页至150页中，列举了认定案件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涉及中渝燃气公司股东问题时存在矛盾和冲突，如何昌秋的陈述、何晓华的证言与其他部分证人证言之间的冲突，言辞证据与工商档案等书面证据的冲突，人民法院最终采信了工商登记档案、何昌秋的陈述、何晓华的证言等证据，在判决书第153页中明确表述：“经查，被告人何昌秋不是重庆中渝燃气有限公司股东……”。显然，李静错误地将判决认定案件事实论证的素材在当成结论、错误地把没有被法院采信的素材观点当成案件事实，明显曲解了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内容。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工商登记档案证明何吉贵和三上诉人是中渝公司的股东，三上诉人是7930万元股份转让款的合法所有权人，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何昌秋负有返还该笔投资款项的义务。这是本案之所以产生的基本事实依据，与捏造事实的虚假诉讼不同。
对于双方当事人的前述争议，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一并详释。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各方当事人所争议的问题，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分别作如下评述：
一、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
原审民事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于2014年5月13日向原一审法院立案申请执行，李静于同年8月13日提出书面执行异议。同时李静亦向该院提出对原审调解书进行再审，原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本案启动再审。本案在执行环节未对李静的书面异议进行审查。本案裁定再审后，因许长碧等质疑李静申请再审的主体资格及原一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违法等问题。经原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仍然按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在再审中追加李静为共同被告。之后按原审原告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原审被告何昌秋，再审被告李静列明本案当事人诉讼地位。再审一审中许长碧等坚持认为，原调解书不违反自愿、合法原则，不应予撤销。如果李静要参加诉讼，则李静应承担补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第四百二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因前款规定的当事人申请而裁定再审，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裁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再审的对象为生效裁判，本案再审的对象即原审生效民事调解书，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原审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不因当事人的要求或者同意而扩大审理范围，除非是遗漏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何昌秋与李静虽系夫妻，于本案并不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故李静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原一审法院裁定本案再审后，追加李静为共同被告，违反前述法律规定，这是本案存在的程序上的问题。
二、关于本案的实体问题
1、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
所谓委托理财，是指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约定进行分配或由受托人收取代理费的经济活动。按受托人的主体特征不同，委托理财可分为金融机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机构委托理财。非金融机构委托理财，又称民间委托理财，是指客户将资产交给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一般企事业单位等非金融机构和自然人，由非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的委托理财形式。
根据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与何昌秋之间关于“将中渝燃气公司的股份转让款共计7930万元委托何昌秋进行投资经营，投资经营方式由何昌秋确定”的约定，何昌秋是以自然人身份作为受托人接受委托。虽然委托理财通常是投资于证券、国债、期货等金融市场，并因证券、国债、期货市场领域中的委托理财行为而引发的纠纷属于典型的委托理财案件，由于当事人合同约定样态繁多，前述领域并不能涵盖现实中的委托理财纠纷类型，实践中不乏有人民法院将投资于证券、国债、期货等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以外的委托投资引发的纠纷定性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鉴于此，在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为民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定性正确。
2、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与何昌秋之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本案审理查明，中渝燃气公司由何吉贵、何昌凤、何晓华分别出资90万元、5万元、5万元于2000年2月设立，2009年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股东为何吉贵、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其后何吉贵、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转让中渝燃气公司股份时，即在《股份转让协议》中与受让方肖以琴、聂肖萌及何昌秋明确约定，何吉贵、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转让持有的中渝燃气公司全部股份，股份转让总价款1.3亿元，其中，何吉贵为5070万元，许长碧为6630万元，何昌凤为650万元，何晓华为650万元；何吉贵、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共同委托何昌秋代为收取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代为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全部相关事宜和手续。之后受让方肖以琴、聂肖萌分次付清股份转让款，何昌秋分别于2009年11月、2010年1月出具收条，载明受让方肖以琴、聂肖萌按照《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合同》向中渝燃气公司何吉贵、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四位股东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已全部付清。2011年12月8日从中国银行长江路支行李静账户转至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的2500万元，及2011年12月9日从华夏银行许长碧账户转至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的5100万元，均为中渝燃气公司股份转让款中的部分款项。对于前述事实各方当事人并无异议，但李静认为，许长碧等否认是中渝燃气公司股东、否认参与公司出资和经营管理的证词内容及其生活现状，证明何昌秋是包括中渝燃气公司在内的一系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唯一股东，许长碧等均属于名义股东。因此，本案所涉股份转让款7930万元三上诉人无支配权，三上诉人与何昌秋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认定公司隐名股东必须具备两项要件：一是要有实际出资行为；二是与名义股东之间有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协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何昌秋一直否认其为中渝燃气公司的股东，更重要的是李静既没有举示证据证明何昌秋和工商登记名义股东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或有代持股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证据证明何昌秋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虽然李静以公安机关在侦查何昌秋刑事案件过程中形成的部分询问笔录（如对许长碧、何昌凤以及万事成公司部分管理人员）为主要依据认为何昌秋是中渝燃气公司的唯一、实际股东，但这些询问笔录的证明力弱于工商登记档案中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报告、股东会决议等书面、直接和原始证据。同时，已经生效的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2）铜法刑初字第0041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亦明确认定“经查，被告人何昌秋不是中渝燃气公司股东……”。因此，在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存在实际股东的情况下，具有公示、公信效力的工商登记档案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应当为中渝燃气公司股东，故李静关于何昌秋是中渝燃气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唯一股东的观点不能成立。三上诉人作为7930万元股份转让款的所有权人，在转让中渝燃气公司股份时即委托何昌秋收取该笔款项，何昌秋亦实际收取。其后在与何昌秋达成委托理财意向时，三上诉人已经完成理财本金7930万元的支付。况且，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在何昌秋管理期间，该股份转让款中的7600万元被出借给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因此，即使未有委托理财协议原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提交证据原件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在当事人不能出示原件时，结合书证复印件和本案其他证据，可以确定三上诉人和何昌秋之间既有委托理财的意思表示，三上诉人亦将股份转让款7930万元实际交与何昌秋，故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成立。原一审法院仅以委托理财协议是复印件否认三上诉人和何昌秋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
3、本案股份转让款返还责任的承担
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与何昌秋签订《协议书》约定，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同意将中渝燃气公司的股份转让款共计7930万元委托何昌秋进行投资经营，投资经营方式由何昌秋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既属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则涉及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问题。按受托人的主体特征不同，自然人为受托人理财的，未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且因数量较少、过于分散，尚不至对金融市场产生不良影响，一般应认定为有效。因此，本案作为委托人和受托人均为自然人订立的委托理财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
《协议书》约定，何昌秋应当首先保障本金安全，同时应当按照具体的经营项目所确定的收益金额和时间，将收益交给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不得截留、占用。若何昌秋违反上述约定，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有权随时收回款项，何昌秋必须及时返还委托投资款。此种“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属于保底条款。保底条款是当事人双方以意思自治的合法形式对受托行为所设定的一种激励和制约机制，尽管现行民商法律体系中尚无明确否定该保底条款效力之规定，但保底条款有悖民商法基本原理、违背民法之公平原则及违反市场基本规律，保底条款应为无效条款。对于保底条款无效是否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及保底条款无效时理财亏损的处理问题。委托理财行为本身是委托人的闲置资金和受托人的专业技术及信息资源的有机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委托理财保底条款无效，但当理财有盈利时，当事人对盈利分配的约定当属有效，这样才能将委托人的利益和受托人的利益捆绑起来，既显公平，又能促使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关注理财资金的履约情况，防止受托人利用专业优势侵占、挪用客户资金。所以保底条款无效应只针对“亏损保底”的约定无效，对于“盈利分配”的约定当属有效，即“亏损保底”条款被确认为无效的，对于相对独立、具有可分性的“盈利分配”条款及其他条款并不影响其效力。况且，当前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都含有保底条款，如果保底条款无效将导致整个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等于否定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的整体效力。而确认保底条款无效是司法权对金融市场交易行为的干预，这种干预应当是谨慎而克制的，不应扩大化，一般情况下应当尊重当事人就委托理财合同其他条款的自主约定，故保底条款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对于保底条款被确认无效时理财亏损的处理，可考虑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或盈利分配约定标准来分摊损失。因此，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与何昌秋签订《协议书》约定的保底条款虽然无效，但并不导致《协议书》其他条款无效。从查明的案件事实看，该笔股份转让款中的7600万元借款到期后，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已将借款本金及利息已经返还给何昌秋，并不存在亏损。对于另外330万元，何昌秋亦未举证证明该笔款项是如何进行的理财以及是否存在亏损，只是辩称挪作家用。故何昌秋应当返还三上诉人股份转让款7930万元。
三、关于本案的处理意见
三上诉人作为7930万元股份转让款的合法所有权人，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即委托何昌秋代为收取该笔款项，何昌秋亦实际收取，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自何昌秋收取该笔款项时即成立。其后三上诉人与何昌秋达成委托理财意向，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双方之间亦成立委托理财关系。三上诉人在本案中向何昌秋主张返还股份转让款本金7930万元及截止2014年1月20日的利息2625150元，何昌秋为此与三上诉人达成调解协议，并未侵犯案外人李静的利益，李静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原审调解书未违反自愿、合法原则。许长碧、何昌凤、何晓华上诉请求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为“原审调解书因基础法律关系缺乏证据证实，且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未参加诉讼，不具有合法性和自愿性，应予撤销”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本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11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五中法民初字第850号民事调解书。
二审案件受理费225150元，由被上诉人何昌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怡
审 判 员 宋汀汀
代理审判员 余 晨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