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终63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连云港中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南路2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6693372332T(1-1)。
法定代表人：汤维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伦，江苏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女，1987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该公司行政人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维波，男，197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连云港中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伦，江苏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女，1987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该公司行政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东流路17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117750489(1-1)。
法定代表人：安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计京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婷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连云港中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收公司）、汤维波因与被上诉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7）皖0111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二上诉人中收公司、汤维波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伦、李琳，被上诉人江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计京旺、左婷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收公司、汤维波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江汽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的诉讼费用。
上诉人中收公司、汤维波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为：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一）被上诉人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没有违约行为，是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上诉人向法庭举证的公证书及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的销售发票充分证明上诉人并没有转让、出租被上诉人诉称的店面，只不过是因为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上诉人为减少损失，临时出借给他人使用一段时间，但很快收回并仍恢复原有状态，所以上诉人没有违约。
（二）被上诉人单方解除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协议，违约在先。2016年10月底，被上诉人借口对上诉人进行整改，不向上诉人供车，不给上诉人月度指标，强行关闭上诉人的销售系统，扣发上诉人的返利，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发函，要求处理，被上诉人置之不理，并拒绝签订2017年年度销售协议，这些事实上诉人都已向一审法院举证，被上诉人当庭也无法回避，一审法院理应依据证据规则，责令被上诉人举证，否则应判令其承担不利后果。但一审法院竟然把2016年11月被上诉人停止向上诉人发车，取消上诉人授权，关闭销售系统，使上诉人无法申请无法运作，认定为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申请订购车辆；把不通知上诉人参会，认定为上诉人未参加被上诉人举办的订货会；把被上诉人不与上诉人签订《2017年度销售服务协议书》认定为上诉人不签。
一审判决又称，2017年初上诉人将原场地变更为经销“荣威”品牌汽车，这也缺乏证据证实。上诉人已提交公证书，后来的照片也均证实仍是原样，只是短期调整，马上又恢复原样，而且也是在被上诉人违约之后。
二、一审判决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以传票通知双方开庭，但被上诉人无故不参加庭审，一审法院理应按其自动撤诉处理，但该院却单独留上诉人开庭，为被上诉人一方收集证据。
三、一审法院不准许上诉人提起反诉，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称上诉人要求提起反诉超过期限，既不是事实，又无法律依据，况且被上诉人的起诉状是一审法院在送达开庭传票多日后才寄送给上诉人的。
四、退一步说，即使一审法院不允许上诉人提起反诉，也应将上诉人抗辩提出的其应取得的返利、被上诉人同意退还的订金及库存零部件的价值等与判决的给付金额相互冲抵。
五、一审判令上诉人给付12万元违约金，既不符合事实也无法律依据，明显过高。
被上诉人江汽公司辩称：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了更改店面及不经营江淮汽车的事实。上诉人为反驳被上诉人的主张，采取更换经营标志的做法，违背了诚信原则。江汽公司未主动解除合同，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完全是上诉人不向江汽公司打款提货、不签订2017年度销售协议，单方解除了合同。二、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第二点上诉理由说到被上诉人无故不参加庭审。事实是一审法院安排庭审冲突了，在本案庭审之前安排了另一个庭审，法院要求上诉人等待，后与上诉人进行了谈话。当被上诉人到庭时，上诉人已离开了。三、关于上诉人准备提起反诉的情况，被上诉人不知情。四、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没有应取得的返利和订金，故不存在与其给付义务冲抵的问题。上诉人提及的库存零部件已由其实际购买，无质量问题，不应退还。五、一审判决确定12万元违约金，适用法律正确，是在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实际损失进行调整后认定的。综上，被上诉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
1、解除江汽公司与中收公司签订的《江淮轿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协议书》；2、中收公司返还江汽公司建店补贴款84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江汽公司起诉之日计至中收公司偿清全部款项止）；3、中收公司支付江汽公司系统维护费9726.3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江汽公司起诉之日计至中收公司偿清全部款项止）；4、汤维波对上述第二、三项义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收公司、汤维波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2009年12月4日，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收公司签订《江淮轿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协议书》一份，载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轿车分公司（甲方）与中收公司（乙方）经友好协商，在平等自愿原则基础上，就甲方特许乙方代理销售江淮轿车事宜签订本意向协议书，双方严格共同遵守。第一条宗旨，为做好江淮轿车在连云港地区的市场销售，本着权责明确、协同双赢的原则，甲方授权乙方特许专营江淮轿车系列产品。第三条，乙方在本销售区域内完成销售服务网点布局，销售服务店的交付使用时间为，在2009年12月31日前按江淮轿车4SC类店标准建成并通过验收，建店地址为宁海工业园。第四条第4款，乙方所建江淮轿车特许销售服务店只用于经营江淮轿车品牌汽车，乙方保证自享受甲方建店补贴之日起十年内不得直接、间接或变相经营与江淮轿车无关的项目，特殊情况必须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第5款，乙方保证江淮轿车特许销售服务店经营权、店面固定资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自享受甲方建店补贴之日起十年内不转让、出租或出售；第6款，如乙方在授权经营期限内违反本章本条第4款、第5款规定，经甲方查证属实的，乙方应在查实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次性双倍赔偿甲方给予的建店返还款。第九条，本协议有效期至2019年12月4日。第十二条，本协议解释权归甲方。如有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未果，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2010年12月21日，中收公司出具建店承诺函，承诺如下：我公司自2010年12月1日起，享受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建店返还，享受额度为42万元，三年与总量，先达到为准；我公司在享受建店返还之后，10年之内（即在2020年11月30日之前），不将此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店的店面及硬件设备设施用于任何JAC乘用车之外的产品经营……本承诺一经做出，即具有法律效应，如果违反承诺，我公司自愿向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已享受的建店返还资金的200%。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18日向中收公司发送对账函一份，载明：“致连云港中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贵公司所建的轿车C类店已于2010年12月9日通过本公司的验收，实际得分60分，根据贵公司实际验收得分，贵公司补贴期满总金额为42万元。所有享受的建店补贴已经在购车款中实现。以下数额出自本公司账簿记录，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数额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数据不符及需加说明事项’处详为指正。若款项无误，请于9月30日前及时函复为盼。”中收公司于2011年9月27日在“数额证明无误”处签章确认。
2016年1月1日，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营销分公司作为甲方，中收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2016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第四条第2款约定：“乙方确保按时完成甲方下达的月度销售目标，如果连续三个月或全年累计四个月未完成甲方下达的月度任务，甲方有权停止为乙方供货，终止合作协议执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第七条约定：“乙方享受甲方建店补贴的店面使用期应达到10年以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10年以内转移或停止使用则按《承诺函》要求现金返还建店返利，乙方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营销分公司、中收公司在合同下方盖章确认，汤维波在合同下方“乙方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栏内签名确认。
2016年5月3日，中收公司再次向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营销分公司出具承诺函一份，承诺如下：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营销分公司：连云港中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0年12月开始享受贵公司的建店返还，并同贵公司签订建店《补充协议》一份，承诺在2020年11月30日之前不将连云港市海州区中收江淮轿车特许销售服务店的C类店的店面及硬件设备设施用于任何JAC乘用车之外的产品经营，如违反承诺，一次性双倍赔付已享受的建店返还款（现金支付42万×2倍）……。中收公司法定代表人汤维波在承诺函下方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
2016年1-10月，中收公司完成年度销售任务量的50.4%，2016年11月，中收公司未向江汽公司申请订购车辆；该公司也未参加江汽公司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年度销售订货会及签订《2017年度销售服务协议书》。2017年初，中收公司原经营江淮汽车的场地变更为经营销售“荣威”品牌汽车。
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1日到中收公司原经营江淮汽车的场地向该公司及汤维波送达应诉材料时，经现场查看，原经营江淮汽车的场地已变更为经销“荣威”品牌汽车。但一审法院在2017年4月17日开庭时，中收公司及汤维波提供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港公证处于2017年4月14日出具的《公证书》记载，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南路的一家汽车销售店铺，店铺入口上方有“JAC连云港中收店”等字样，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了“JAC连云港中收店”门前空地。一审法院当庭询问中收公司及汤维波《公证书》载明的地址与法院送达应诉材料的经营“荣威”品牌场地的地址是否为同一地址时，二人当庭称送达地址为经营“荣威”品牌的地址，与经营“江淮”品牌车辆的地址不是同一地址，两地相距几百米。开庭后，江汽公司工作人员再次到现场察看拍照，照片显示，《公证书》显示上述照片中的“JAC连云港中收店”等字样被“店面升级”字样遮盖，后又变更为“荣威”品牌字样。一审法院通知中收公司及汤维波到庭核实相关事实，该二人又认可经营“荣威”品牌的场地与原经营江淮汽车的场地系同一场地，但认为是由于江汽公司不让其经营，为减少损失才把场地租赁给连云港金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查询，连云港金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中收公司的法人代表均系汤维波。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陈述、《江淮轿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协议书》、承诺函、对账单、《2016年度销售服务协议书》、图片、股东变更申请函、工商登记查询资料、通知、营销管理手册、中收公司及汤维波提供的公证书、发票明细、来往信函3份、聊天截图7页、工作联系单等证据认定以上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中，中收公司在庭审时提供《公证书》以证明原经营“江淮”品牌汽车的场地一直处于闲置中，并非如江汽公司所主张的已变更经营“荣威”品牌车辆。第一次庭审时，中收公司及汤维波称《公证书》中照片反映的场地的地址与经营“荣威”品牌汽车的地址并非同一地址，而后江汽公司工作人员再次现场拍照，《公证书》中照片反映的场地又更换为经营“荣威”品牌汽车，经一审法院通知中收公司及汤维波到庭确认，该二人认可经营“江淮”品牌汽车的场地与经营“荣威”品牌车辆的场地系同一地址。本案中，中收公司及汤维波为反驳江汽公司的主张，采用在同一经营地址上更换经营产品的品牌标识并进行现场公证方式，以达到其不适当的目的，此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由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江汽公司承继。江汽公司提供的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收公司签订的《江淮轿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协议书》、《承诺函》及《2016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中收公司未完成年度销售任务并改变经营其他品牌车辆，其行为已违反《江淮轿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依《承诺函》的规定，中收公司应返还江汽公司建店补贴款420000元。中收公司改变经营品牌，未参加江汽公司举办的年度销售订货会，未与江汽公司签订2017年度销售协议书，其行为属于根本性违约，故江汽公司要求解除双方间的协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该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据此，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应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衡平。本案《承诺函》及《合作协议》中均明确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这是双方当事人对合作期间一方违约所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预先约定，作为商业主体的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应当预见到该损失。本案中，中收公司自2009年12月建店并销售汽车，且江汽公司认可双方适用的是2009年度江淮汽车销售政策，一审法院据此对中收公司建店时间予以确认，后中收公司履行经营期近七年。从江汽公司请求中收公司支付违约金的意思表示看，其要求该公司承担双倍给付建店补贴款的违约责任，并以双方间每年正常车辆买卖发生量为基础证明其损失。一审法院根据协议履行时间、兼顾“江淮”牌轿车的市场品牌及占有率、中收公司毁约行为致江汽公司销售利润损失，同时考虑双方所签协议已履行近七年的状况，酌情确定违约金数额为1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江汽公司主张双倍返还的请求过高,该院未予支持。
一审法院还认为，汤维波作为中收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在《2016年度销售服务协议书》中承诺10年以内转移或停止使用，按《承诺函》要求现金返还建店返利，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该院对江汽公司要求汤维波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
对江汽公司要求中收公司从其主张权利时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该损失已包含在违约金内，故未予支持。对江汽公司主张支付的系统维护费9726.3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江汽公司提供的销售管理手册中约定的维护费承担条款内容已得到中收公司的确认，不足以证明对中收公司具有拘束力，故对江汽公司该项请求，该院认为证据不足，未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中收公司及汤维波在诉讼中的辩称理由，因所举证据不足，故不予采信；对其反诉请求，认为不符合反诉条件，故在庭审时口头裁定不予受理。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1、解除江汽公司与中收公司签订的《江淮轿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协议书》；2、中收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江汽公司建店补贴款54万元；3、汤维波对判决第2项承担连带责任；4、驳回江汽公司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98元，减半收取619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199元，由江汽公司负担2625元，中收公司、汤维波负担8574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手机上的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一份，其主张是中收公司的售后服务经理与江汽公司负责连云港区域的售后经理陈伟的聊天记录，拟证明2017年3月陈伟明确涉案的中收公司4S店的销售管理系统被江汽公司关闭，已不存在江淮汽车中收公司的销售门店了。
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没有经过公证；陈伟是否江汽公司的工作人员存疑；该陈伟是否江汽公司的工作人员陈伟也无法核实，故该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公司认为，上诉人的OA系统是始终存在的，因为涉及到存档问题，所以不可能不存在。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江汽公司未提供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证据仅为某二人的手机聊天截屏的打印件，江汽公司也不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真实，其反映的是2017年3月的事实，因中收公司并未与江汽公司签订2017年度销售协议，即双方未建立新的经销关系，故中收公司销售管理系统无法使用并不能证明江汽公司违约导致其不能销售江汽汽车。综上，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二审另查明：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营销分公司（甲方）与中收公司（乙方）签订的《2016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约定，乙方销售的江淮乘用车的单价按甲方提供的价格目录确定的价格执行；乙方应在订单确认后向甲方支付全部车款，甲方在收到全部车款后向乙方发车。
2016年10月后，中收公司即未从江汽公司进货，中收公司认为原因在于江汽公司单方不向其供货。
江汽公司江苏商务中心2016年11月左右向中收公司发送的工作联络单显示，中收公司2016年1至10月共有9个月未完成江汽公司制定的月度提车指标，鉴于此，江汽公司在该联络单中告知中收公司，根据商务政策B册，连续两个月任务完成率低于江苏平均完成率将进入整顿整改期，整改期间暂停兑现业务返利，整改期超过三个月取消产品授权，区域市场全面开放；本月无月度指标，暂停发车；整改期结束到江苏商务中心述职。
诉讼过程中，江汽公司明确，要求法院确认解除涉案合作协议的理由为中收公司将约定的专营江淮汽车的专卖店改作经营其他品牌车辆及中收公司未完成双方签订的2016年汽车销售合同约定的中收公司的销售任务量。
本院认为，中收公司通过其参与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016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及向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作出承诺函等形式，承诺在2020年11月30日前，不将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南路228号的特许销售服务店的店面及硬件设施用于江淮乘用车之外的产品经营；如违反承诺，中收公司自愿向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次性双倍赔付已享受的建店返利款84万元。中收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汤维波对此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种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收公司以此承诺换取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高额建店补贴费用，而对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来说，这是其希图中收公司的专卖店用于专营该公司品牌车辆的商业成本和对价，这完全符合等价有偿的商业原则，也是实现双方合同目的的重要约定。
涉案的《2016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约定，中收公司应确保按时完成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达的月度销售目标，如果连续三个月或全年累计四个月未完成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达的月度任务，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停止供货，终止合作协议并不承担违约责任。而根据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收公司发送的工作联络单反映，中收公司2016年1至10月共有9个月未完成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达的月度提车指标，已严重违反了销售服务协议的约定。在此情况下，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收公司提出整改措施而并未立即解除合同，是该公司力图维护合同履行的连续性、稳定性的理性举措。但此后，并无证据反映中收公司采纳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建议，采取措施加大销售力度；按照合同约定继续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购进车辆以完成任务指标。中收公司对此解释为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1月后即不再向该公司发货，但根据2016年销售服务协议的约定，双方的交易是采取现款现货的方式，即中收公司应先行付款才有权提货，而本案中并无证据证实中收公司有要求订货及汇付货款的行为，故中收公司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证据还证实2017年3月21日一审法院法官在涉案汽车专卖店向中收公司进行送达时，该店面已改作经营“荣威”品牌汽车。一审庭审时，中收公司提供《公证书》力图证明上述场地仍用于经营“江淮”品牌汽车。但一审庭审后涉案店面又恢复经营“荣威”汽车，该事实与中收公司主张的因江汽公司单方停止发货故该公司为避免损失，临时改变专卖店用途的抗辩意见相悖。退而言之，即使中收公司的主张属实，其也不应擅自更改专卖店用途，因为中收公司已多次承诺涉案的汽车专卖店在十年内专门用于经营江淮汽车，该公司并因此获利，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也因此支出了商业成本，此种情形下，中收公司应切实坚守承诺，而不应也无权在商业合作的双方之间出现若干意见分歧或沟通不畅时，随意采取违背合同重要约定的方式来避免所谓的损失。同时，中收公司在诉讼中实施的上述行为也有违商业诚信和诉讼诚信。基于此，因中收公司违反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十年内不能改变涉案专卖店用途的约定，故该公司应依约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约定及违约金的调整原则判决中收公司向江汽公司返还建店补贴款42万元及违约金12万元，汤维波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是否符合诉讼程序的问题。根据庭审笔录，江汽公司确未出席该次庭审，但从庭审内容看，该次庭审主要是由中收公司和汤维波对江汽公司提出的反驳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该反驳证据系针对中收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公证书（该证据拟证明中收公司涉案门店仍悬挂江汽公司商业标识，仍在经营江淮车辆）而提出。中收公司和汤维波在法庭的组织下，也对江汽公司的补充证据进行了质证、回答了法庭的提问并再次发表了意见，并未影响及剥夺其诉讼权利，故本院对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程序不合法的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中收公司提起反诉的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中收公司的反诉不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未予受理，要求其通过另行起诉解决，也无明显不当，故本院对中收公司和汤维波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中收公司和汤维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98元，由上诉人连云港中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汤维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钢
审判员 陈思
审判员 王倩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鲁丹
附：引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