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干华。
上诉人（原审原告）：路海英。
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曾毅辉，龙门县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下角菱湖二路**号。
法定代表人：尹作平，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某某，该院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罗焕锐，惠州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干华、路海英因与上诉人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黄干华、路海英于2013年4月2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666301.56元（死亡赔偿金537949.6元、丧葬费20387.5元、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医疗费4964.4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2年10月5日到2012年10月26日期间，原告黄干华的儿子黄健因病到被告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精神病，需要住院治疗，住院号为00144042，病床号是1008号床。2012年10月26日，原告路海英给病人黄健洗澡后后，由于被告的护士没有给病人黄健的链条上锁后就离开，导致病人黄健自己从病房跑到另外一栋楼房的七楼，在此过程中，被告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阻拦措施，最后病人黄健从七楼跳下死亡。原告方认为，病人黄健是在被告治疗期间因为被告工作人员的工作严重过失导致死亡。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被告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辩称：两原告的儿子黄健因“晚睡、兴奋、夸大言词等3个月，自责、自伤6天”于2012年10月5日上午11时由原告陪送入住我院。根据我院住院病历（病案号00144042）记载：患者黄健于2012年6月25日开始出现精神失常，表现为几天几夜不睡，讲话滔滔不绝，称自己能当大官、发大财，买一瓶可乐给别人300元。起病后前往博罗杨村广东省第三荣军医院门诊诊治，诊断为躁狂症。入住我前6天开始出现晚睡，说自己活不了多久了，要安乐死，唉声叹气，拖着脚走路，闭着眼走路，出现喝除草剂自杀的行为，幸被当地医院及时抢救，2012年10月1日又出现割脉自杀，在当地医院止血、清创、缝合。家人无法管理而送入我院住院，诊断为：双相障碍，目前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入院后患者黄健住开放病房男一区113单房，由其母亲即第二原告路海英陪护。患者黄健在住院期间，我院的诊断明确，治疗合理，护理合规，病情逐步好转，但因其所患疾病的特点，其自杀的观念仍很强烈，认为自己“得了绝症，死了算了”、“拒绝进食，不吃就可以忽视死掉”、“想安乐死，活在世上没意思，想死”（详见护理病历记载）2012年10月25日下午约16时30分，患者黄健母亲，找住院部刘医生，要求为其儿子解除约束，让患者黄健洗澡，刘医生当面跟其母亲强调，现在患者病情还不好，之前有两次自杀行为，现在也有强烈自杀观念，最好是不要解除约束，其母亲坚持要解除约束，并谓：“医生，你放心，我知道我的责任，我会看好他的。”刘医生解除约束后，交待其母亲：“你千万千万要看好你儿子，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洗澡时不能让他关门，洗澡后要及时找我或护士把他重新约束。千万要记住!”患者黄健洗完澡后，其母亲在卫生间洗衣服，就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患者躲过其母亲的注意，偷偷走出住院部，去到旁边的一栋家属楼，最终不幸的事发生了。患者黄健的临床诊断明确，为双相障碍，目前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即其住院当时表现的是病态的具有强烈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和观念的精神疾病，这种疾病的病人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思，是对自己的一种痛苦折磨，一心求死，所以会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去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次不幸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患者黄健所患疾病导致。二、患者黄健住院期间，我院依法行医，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管理到位，尽心尽责，不存在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请法院依法审查医院的病历资料和医院相关证件，医院在收治黄健的整个过程，是依法行医，且严格按医院的规章制度开展诊疗活动。患者黄健住院期间是住在医院的开放病房，其与母亲单独住一间开放的病房。医院的开放病房如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综合医院一样，进出自由。患者穿自己的衣服，不穿医院的病号服。入住开放病房的患者，须由家属或其家属聘请的陪护人24小时陪护，医院与家属签署《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陪护知情同意书》，家属作为承担看护职责的监护人，监护人在医护人员对陪护要求解释充分清楚和理解的情况下，同意陪护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才亲自签名。《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陪护知情同意书》第2款中明确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七条，具有严重精神或心理障碍患者，其法定监护人的监护权在住院期间不发生转移，故我院要求患者的法定监护人在患者住院期间进行不间断的全程24小时监护，履行监护职责，陪护期间，如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医务人员。如有住院期间患者出现自伤、自杀、擅自离院（私自出走）等意外情况，医院不承担由此引起的后果；住院期间，患者可能出现伤害他人、损害公私财物的情况，患者或法定监护人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承担赔偿责任。为了加强开放病房的管理和突出陪护人要注意的情况，医院同时要求监护人签署《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委托治疗同意书》和《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病人谈话记录书》，予以进一步的充分告知和再三强调应注意的事项。在《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委托治疗同意书》第三款第（二）、（五）条及第四款和《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病人谈话记录书》的条款、内容中，反复强调了病人在精神病病态的支配下，可能发生难以预防和防止的自伤、自杀、伤人和逃跑等行为，如发生这些意外和事故，院方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本例中，患者黄健的母亲亲自陪护，且签署了《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陪护知情同意书》，其父亲签署了《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委托治疗同意书》和《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病人谈话记录书》，医院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患者黄健的父母亲充分地理解了自己应尽的职责，清楚自己儿子的病情特点和入住开放病房后针对其儿子的病情特点须采取的陪护措施一一严防患者黄健住院期间在精神病病态支配下发生自伤、自杀和擅自离院（私自出外）等意外。所以，患者黄健不幸事情的发生，是其母亲没有履行好陪护人的责职所致，医院没有任何过错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事情发生后，家属与医院协商，签署了协议书，家属也认可患者黄健在住院期间，医院的诊断、治疗、护理等诊疗活动合理合规，诊断明确，治疗合理，护理合规，对患者黄健的死因无争议，医院不存在任何过错或责任。家属提出经济较困难，医院应家属的要求，发动全院员工捐款予以帮助，并将8150元捐款移交家属。两原告提到医院的医护人员在解除约束后没有再约束的问题。医院对开放病房的病人的日常管理中，会应陪护人的要求对病人进行保护性约束和解除约束，在每次施行保护性约束和解除约束的过程中，医护人员会反复强调各种应注意的情况。本例中，其母亲要求解除保护性约束让患者黄健洗澡，医护人员反复强调解除保护性约束后陪护人员应当严防意外的发生，让患者不能脱离陪护人的视线，如洗澡要打开门等，同时交待陪护人在患者黄健洗澡后及时告知值班的医护人员给予再约束。患者母亲在患者洗完澡后没有要求医护人员进行再约束，且自己在卫生间洗衣服，让患者私自外出导致不幸事情的发生，由此可知，患者黄健私自外出自杀成功完全是其母亲粗心大意，没有严格履行陪护人职责所致。两原告还提到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患者黄健外出的时候没有任何阻拦措施。患者黄健是住在住院部开放病房的一楼，从开放病房出来后是医院住院部的篮球场、羽毛球场，在这块空地四周，一共有四扇门，分别为门岗小门、门岗旁的大铁门、通往医技科室和门诊一楼的大门和通往另一住院部的大门，除了门岗的大铁门平时关闭不让汽车进入球场外，其它门都是敞开的，都可以自由出入，这空地的整个空间是开放而非封闭的，目前医院也不知道患者是从哪一个门出去。医院住院部的门岗工作人员根据医院住院部门岗的职责，除日常其他工作要求外，主要是禁止车辆进入球场和协助防止住院部封闭病房统一穿病号服的病人外出，而对开放病房的病人及家属和其他一般人员，允许自由出入。本例中，患者黄健属开放病房的病人，住院期间及出事的当时均穿着自己平常的衣服，住院部门岗无法辨识是否病人，也无须拦阻。住院部门岗的相应工作制度患者黄健的母亲应当十分清楚，因为在患者黄健住院期间，其母亲也曾带着患者黄健自由外出住院部到医院的其他区域活动（如散步、到饮食店买饭等）。因此，医院住院部门岗工作人员不存在工作过失。需要指出的是，两原告提交的证据当中，患者黄健只是于2011年3月2日至2011年10月18日在龙门县地派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工作过，2012年10月25日患者黄健自杀身亡，那么在2011年10月25日至2012年10月25日患者黄健并没有工作，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患者黄健不能按城簿居民的赔偿进行计算，应按农村户口的人员进行赔偿。综上所述，医院在收治患者黄健的整个过程中，严格执行了各种工作制度，患者黄健的自杀身亡是因为其所患疾病的特点一一精神病病态（悲观厌世、强烈的自杀行为、观念）支配下发生且其母亲作为监护人、陪护人没有切实履行相应职责所致，医院没有侵害患者黄健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请法院根据事实，依法判决。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黄干华、路海英分别是患者黄健的父母。2012年10月5日，原告带着黄健到被告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入院记录记载：“入住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前6天开始出现晚睡，说自己活不了多久了，要安乐死，唉声叹气，拖着脚走路，闭着眼走路，出现喝除草剂自杀的行为，幸被当地医院及时抢救，2012年10月1日又出现割脉自杀。”经被告诊断，患者为双相障碍，目前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委托治疗同意书》和《陪护知情同意书》，为患者黄健办理了开放式病房的入院手续，由主治医师吴喜强、实习医生李伟民负责治疗。同意书约定：我院要求患者的法定监护人在患者住院期间进行不间断的全程24小时监护，履行监护职责，陪护期间，如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医务人员。如有住院期间患者出现自伤、自杀、擅自离院（私自出走）等意外情况，医院不承担由此引起的后果。《住院病人谈话记录书》也告知原告患者有严重的自杀行为，家属严密24小时监护，发生一切意外如自伤、自杀等家属负一切责任。根据入院记录、病情记录记载，患者黄健在治疗期间，不安心住院、情绪低落、觉得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治不好了，为此，被告对患者使用保护性约束带以保护其安全。2012年10月25日下午16时30分，因黄健需要洗澡，实习医生李伟民解除其约束带。17时许原告路海英给黄健洗完澡后，黄健乘路海英上洗手间的间隙跑出病房及住院楼大门。约17时30分，黄健从医院家属楼11栋天台跳楼自杀身亡。事故发生后，被告发动职工共向原告捐款8150元。
另查，被告向法院提交《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保护性约束带的使用制度》［惠市二医（2010）56号］，规定：开放病房病人（有陪护），陪护人必须进行不间断的全程24小时监护，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医护人员根据精神科的特点、病情或治疗的需要，在充分告知的情况下，由监护人（陪护人）决定是否对病人进行保护性约束或解除约束。监护人（陪护人）认为不需要保护性约束，或要求解除保护性约束的，应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庭审中，主治医师吴喜强、实习医生李伟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医院是根据家属要求决定是否实行保护性约束，事发当天也是应家属要求解除约束的、并且告知了患者母亲洗澡时密切看紧，洗完之后要告诉我们是否要上锁，但后来原告没有要求上锁。原告称事发当天黄健洗澡已经是入院后第四次解除约束，前三次均是吴喜强医生解锁、上锁的，第四次是李伟民医生解除约束的，待黄健洗完澡之后医生也没来上锁，后来就去找医生上锁，但医生都下班了找不到医生、护士，后来路海英就回到病房上洗手间，出来后就发现儿子不见了。
再查，原告向法庭提交了龙门县地派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工作证明》，证明黄健自2011年3月2日至2011年10月18日在酒店餐饮部担任砧板厨师一职。原告另提交黄健的龙门南昆山温泉旅游大观园的工作证及门禁卡，记载入职时间为2012年5月18日、职位为酒吧员。庭审中，原告称2011年10月18日至2012年5月18日期间，黄健在深圳从事餐饮服务员，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患者黄健在入院前曾有自杀行为、在治疗期间自杀欲望愈加强烈，原告作为患者的监护人，应当以足够的勤勉和高度的注意谨慎行事。被告作为精神病防治的专门医院，应当负有与普通医院不尽相同的专门的监督、看护和安全管理职责，特别是对开放式病房的精神病患者应当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原告称给黄健洗完澡后没有找到医生，被告称原告没有要求上锁，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退一步说，即使如原告所说没有找到医生，在返回病房后原告也应锁好房门、看护好患者预防其外出。另一方面，虽然《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保护性约束带的使用制度》规定了由监护人（陪护人）决定是否对病人进行保护性约束或解除约束，但事发当天被告应原告要求给患者解除约束后，也应密切留意其状况、进行合理的巡视，并且患者从病房跑出后，需途经护士站、住院楼大门，但被告的医护、安保人员却未予以充分的注意。被告辩称双方已签署《陪护知情同意书》、《委托治疗同意书》和《住院病人谈话记录书》，约定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伤人和逃跑等行为、院方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对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三条“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规定，该约定属无效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综上，家属疏于监护是造成黄健死亡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即60%的责任，被告未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次要责任即40%。
患者黄健系农业家庭户口，原告仅提交龙门县地派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工作证明》、黄健的龙门南昆山温泉旅游大观园的工作证及门禁卡，不足以证明黄健事发前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且有不间断的固定收入，因此其获得的赔偿应依照农村标准计算。根据原告的诉请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赔偿项目和计算方法，并参照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统计年度的统计数据，原告应获得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分别为：1、丧葬费20387.5元（55684／年÷12个月×6个月=27842元，原告诉请20387.5元）；2、死亡赔偿金187434元（9371.7元／年×20年）；3、交通费1000元（酌情）；4、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以上合计288821.5元，由被告承担40%的责任即115528.6元。原告诉请医疗费4964.46元，属患者原发病的治疗费用，本院不予支持。
此据，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两项判决：一、被告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干华、路海英各项损失人民币115528.6元。二、驳回原告黄干华、路海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32元（原告申请缓交），由原告黄干华、路海英负担2754元，被告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负担1078元。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判决书送达后，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
原审原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293785．96元（包括丧葬费20387．5、死亡赔偿金187434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医疗费4964．46元）：2、本案一、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2年10月5日到2012年10月26日期间，上诉人的儿子黄健因病到被上诉人处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精神病，需住院持续治疗，住院号为00144042，病床是1008号床。2012年10月26日，上诉人路海英给儿子黄健洗完澡后，由于被上诉人的医生忘记给病人黄健的链条上锁，导致病人黄健自己从病房跑到另外一栋楼房的七楼，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阻拦措施，最后病人黄健从七楼跳下死亡。上诉人认为，病人是在被上诉人治疗期间因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严重过失导致死亡的。前三次均是吴医生解锁、上锁的，第四次是实习医生解除约束的，后来没有来上锁，导致悲剧的发生。被上诉人治疗期间也没有给病人发病服，隔离病房的病人也没有发病服。被上诉人对病人的管理非常混乱。据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原审被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无须承担责任；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审的裁决理由和结果不符合事实，适用法律条款不当，判定医方存在过错没有专业鉴定机构出具的依据，理由如下：一、收治经过。1、被上诉人的儿子黄健因“晚睡、兴奋、夸大言词等3个月，自责、自伤6天”于2012年10月5日上午11时由被上诉人陪送入住上诉人医院。根据上诉人住院病历（病案号00144042）记载：患者黄健于2012年6月25日开始出现精神失常，表现为几天几夜不睡，讲话滔滔不绝，称自己能当大官、发大财，买一瓶可乐给别人300元。起病后前往博罗杨村广东省第三荣军医院门诊诊治，诊断为躁狂症。入住上诉人医院前6天开始出现晚睡，说自己活不了多久了，要安乐死，唉声叹气，拖着脚走路，闭着眼走路，出现喝除草剂自杀的行为，幸被当地医院及时抢救，2012年10月1日又出现割脉自杀，在当地医院止血、清创、缝合。家人无法管理而送入上诉人医院住院。诊断为：双相障碍，目前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入院后患者黄健住开放病房男一区113单房，由其母亲即原审原告路海英陪护。患者黄健在住院期间，上诉人医院的诊断明确，治疗合理，护理合规，病情逐步好转，但因其所患疾病的特点，其自杀的观念仍很强烈，认为自己“得了绝症，死了算了”、“拒绝进食，不吃就可以忽视死掉”、“想安乐死，活在世上没意思，想死。”（详见护理病历记载）2012年10月25日下午约16时30分，患者黄健母亲，找住院部刘医生，要求为其儿子解除约束，让患者黄健洗澡，刘医生当面跟其母亲强调，现在患者病情还不好，之前有两次自杀行为，现在也有强烈自杀观念，最好是不要解除约束，其母亲坚持要解除约束，并谓：“医生，你放心，我知道我的责任，我会看好他的。”刘医生解除约束后，交待其母亲：“你千万千万要看好你儿子，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洗澡时不能让他关门，洗澡后要及时找我或护士把他重新约束。千万要记住!”患者黄健洗完澡后，其母亲在卫生间洗衣服，就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患者躲过其母亲的注意，偷偷走出住院部，去到旁边的一栋家属楼，最终不幸的事发生了。2、患者黄健的临床诊断明确，为双相障碍，目前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即其住院当时表现的是病态的具有强烈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和观念的精神疾病，这种疾病的病人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思，是对自己的一种痛苦折磨，一心求死，所以会千方计寻找机会去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次不幸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患者黄健所患疾病导致。患者黄健住院期间是住在医院的开放病房，其与母亲单独住一间开放的病房。医院的开放病房如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综合医院一样，进出自由。患者穿自己的衣服，不穿医院的病号服。入住开放病房的患者，须由家属或其家属聘请的陪护人24小时陪护，医院与家属签署《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陪护知情同意书》，家属作为承担看护职责的监护人，监护人在医护人员对陪护要求解释充分清楚和理解的情况下，同意陪护并愿意承担相应的陪护职责后才亲自签名。为了加强开放病房的管理和突出陪护人要注意的情况，医院同时要求监护人签署《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委托治疗同意书》和《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病人谈话记录书》，予以进一步的充分告知和再三强调应注意的事项。在《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委托治疗同意书》第三款第（二）、（五）条及第四款和《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病人谈话记录书》的条款、内容中，反复强调了病人在精神病病态的支配下，可能发生难以预防和防止的自伤、自杀、伤人和逃跑等行为，要求陪护人切实履行职责，防止发生这些意外和事故。本例中，患者黄健的母亲亲自陪护，且签署了《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陪护知情同意书》，其父亲签署了《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委托治疗同意书》和《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病人谈话记录书》，医院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患者黄健的父母亲充分地理解了自己应尽的职责，清楚自己儿子的病情特点和入住开放病房后针对其儿子的病情特点须采取的陪护措施一一严防患者黄健住院期间在精神病病态支配下发生自伤、自杀和擅自离院（私自出外）等意外。所以，患者黄健不幸事情的发生，是其母亲没有履行好陪护人的责职所致，医院没有任何过错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3、事情发生后，家属与医院协商，签署了协议书，家属也认可患者黄健在住院期间，医院的诊断、治疗、护理等诊疗活动合理合规，诊断明确，治疗合理，护理合规，对患者黄健的死因无争议，医院不存在任何过错或责任。家属提出经济较困难，医院应家属的要求，发动全院员工捐款予以帮助，并将8150元捐款移交家属。4、被上诉人提到医院的医护人员在解除约束后没有再约束的问题。医院对开放病房的病人的日常管理中，会应陪护人的要求对病人进行保护性约束和解除约束，在每次施行保护性约束和解除约束的过程中，医护人员会反复强调各种应注意的情况。本例中，其母亲要求解除保护性约束让患者黄健洗澡，医护人员反复强调解除保护性约束后陪护人员应当严防意外的发生，让患者不能脱离陪护人的视线，如洗澡要打开门等，同时交待陪护人在患者黄健洗澡后及时告知值班的医护人员给予再约束。患者母亲在患者洗完澡后没有要求医护人员进行再约束，且自己在卫生间洗衣服，让患者私自外出导致不幸事情的发生，由此可知，患者黄健私自外出自杀成功完全是其母亲粗心大意，没有严格履行陪护人职责所致。5、两原告还提到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患者黄健外出的时候没有任何阻拦措施。患者黄健是住在住院部开放病房的一楼，从开放病房出来后是医院住院部的篮球场、羽毛球场，在这块空地四周，一共有四扇门，分别为门岗小门、门岗旁的大铁门、通往医技科室和门诊一楼的大门和通往另一住院部的大门，除了门岗的大铁门平时关闭不让汽车进入球场外，其它门都是敞开的，都可以自由出入，这空地的整个空间是开放而非封闭的，目前医院也不知道患者是从哪一个门出去。医院住院部的门岗工作人员根据医院住院部门岗的职责，除日常其他工作要求外，主要是禁止车辆进入球场和协助防止住院部封闭病房统一穿病号服的病人外出，而对开放病房的病人及家属和其他一般人员，允许自由出入。本例中，患者黄健属开放病房的病人，住院期间及出事的当时均穿着自己平常的衣服，住院部门岗无法辨识是否病人，也无须拦阻。住院部门岗的相应工作制度，患者黄健的母亲应当十分清楚，因为在患者黄健住院期间，其母亲也曾带着患者黄健自由外出住院部到医院的其他区域活动（如散步、到饮食店买饭等）。因此，医院住院部门岗工作人员不存在工作过失。患者黄健住院期间，上诉人医院依法行医，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管理到位，尽心尽责，不存在侵害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二、一审中认为双方签署《陪护知情同意书》《委托治疗同意书》和《住院病人谈话记录书》，约定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伤人和逃跑等行为，院方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该约定属无效条款。上诉人认为，双方签署的各种文书，不是合同，不能用《合同法》进行推断和裁决。1、双方签署的各种文书，是属病历文件范畴，不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文书。（1）从民法一般原理讲，双方签署的《陪护知情同意书》、《委托治疗同意书》和《住院病人谈话记录书》等，是属于患者及其家属的授权行为，表明患者及其家属在已知情的情况下，同意并且授权医疗机构对患者进行抢救、治疗、操作、切除器官等的行为，患者及其家属在明确知道可能出现不良后果的情况下，愿意承担相关治疗、操作危险、风险；同时，医疗文书的签署，还起到书面证明作用，这也是医疗规范的要求，表明医疗机构履行了告知义务、患者及其家属行使了知情同意权，并且签字确认。医疗文书签署的最主要目的是保证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同意权得到充分的落实，同时也表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施的医疗活动符合卫生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即从程序上表明医疗行为合法。2．医疗过程中的各种知情同意书、治疗同意书、谈话记录等，是记录医疗行为和医疗过程的重要文书，是医疗过程中形成的资料，属于病历资料的重要内容；这与合同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和内涵。双方签署的医疗文书，根本不具备合同的基本形成和内容要求。合同是民法中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最重要的法律特征之一，是合同体现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反映双方或者多方之间法律关系的合同内容，是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行为的条款，绝不是像知情同意书、治疗同意书、谈话记录等记录具体医疗事项的文书。本案中，双方签署的《陪护知情同意书》《委托治疗同意书》和《住院病人谈话记录书》等文书，同综合医院的《手术同意书》等一样，是针对本专业的特点和患者的具体病情，充分告知家属其儿子具有病态的强烈的自杀观念、行为。家属选择住开放病房，根据开放病房的管理规定，陪护人应24小时不问断地看护好患者，防止自伤、自杀行为的发生。患者的自伤、自杀行为是其本身疾病特点存在的风险，并不是医方实施治疗措施导致的医疗风险，在患者疾病获得转归之前，在医方充分告知的情况下，陪护人应当承担起防止发生自杀、自伤行为发生的职责，并不是医方导致了患者的人身伤害、死亡。双方签署的各种文书，既不是合同，也不是医方追求的免责条款，只是代表医方履行了告知权和患方获得了充分的知情同意权。三、一审裁决结果认为上诉人医院存在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即40％责任。上诉人认为未经专业的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责任的划分无依据，也不符合事实。医疗过错，属于过错的一种。具体到医疗过错而言，判断医方有无过错，应就医方是否已尽客观上的注意义务为标准，亦即应就是否采取避免结果发生的适当措施而判断。根据《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医疗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案件中，依职权或应医患任何一方人的请求，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患方所诉是否存在医疗损害结果、医方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医疗损害结果有无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提供鉴定结论。本案中，上诉人医院对患者黄健诊断明确，治疗合理，护理合规，充分履行了各项告知义务，患者家属的知情同意权也得到充分的落实。患者黄健自杀身亡，其患疾病是主要原因，而其母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没有履行其陪护人责任是直接原因。上诉人医院已积极采取了避免结果发生的多种适当措施，医院的整个医疗过程不存在过错。事后，家属与医院协商过程中，也认可医院的诊断、治疗、护理等诊疗活动合理合规，诊断明确，治疗合理，护理合规，对患者的死因无争议，医院不存在任何过错或责任。一审裁决中，认为上诉人医院方有过错与事实不符，无相应依据，要求法院依法委托相关专业鉴定机构，对上诉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专业的司法鉴定。
本案在二审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
本院二审除查明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外，还补充查明：2012年10月25日下午，原审原告路海英为患者黄健洗澡后在病房洗手间内为患者洗衣服，患者乘原审原告路海英不注意时离开病房。
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一审诉辩及二审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患者黄健在住院治疗期间自杀，家属及院方是否存在过失，应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从患者黄健在入院前曾有二次自杀，入院后诊断为双相障碍，目前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原审被告根据原审原告的要求对患者采取保护性约束带予以保护的情况来分析，患者黄健是具有强烈结束自己生命的精神疾病病人。所以，患者有寻找机会结束自己生命的倾向。原审原告作为患者的监护人，并且清楚患者有强烈结束自己生命的动机，就应当以足够的勤勉和高度的注意谨慎行事。2012年10月25日下午，原审原告路海英因要在病房内为患者洗澡，院方根据患者家属的要求对患者解除约束带约束。但患者洗完澡后，原审原告路海英却没有及时通知院方对患者采取保护带予以约束，而是在洗手间内为患者洗衣服，致使患者乘原告路海英不注意之机离开病房，最终找到自杀的机会，从而导致后果的发生。患者自杀身亡的后果，与原审原告疏忽监护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原审判决原审原告应对患者自杀身亡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原审原告上诉认为原审被告要负全部责任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原审被告虽然与原审原告签署了《陪护知情同意书》和《委托治疗同意书》，约定患者的法定监护人在患者住院期间进行不间断的全程24小时监护，如在住院期间患者出现自伤、自杀、擅自离开医院等意外情况，医院不承担后果的免责条款，但原审被告作为精神病防治的专门医院，其在监督、看护和安全管理方面应负有与普通医院不尽相同的职责，特别是对开放式病房的精神病患者应当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原审被告完全清楚患者有自杀的倾向，所以患者入院后，原审被告要求法定监护人在患者住院期间进行不间断的全程24小时监护，并采取保护性约束带予以保护。患者入院后的保护性约束或解除约束均由院方执行，只使患者洗完澡后其法定监护人没有及时叫医务人员采取保护性约束，但作为医院和医生应掌握患者洗澡所需的时间，在解除约束后的一定时间内密切留意其状况并进行合理的巡视，看是否要采取保护性约束。但事发当日，没有证据证明原审被告已尽到了密切留意和合理巡视的义务，使患者有机可乘，最终找到结束生命的机会，从而导致后果的发生。患者自杀身亡的后果，与原审被告没有尽到密切留意和合理巡视的义务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审判决原审被告应对患者自杀身亡承担次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原审被告上诉认为根据医患双方签署的协议，其无需承担责任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是以原审被告未尽到密切留意和合理巡视义务判决其承担相应责任的，故本案无需委托相关专业鉴定机构对原审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的上诉理由均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32元，由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各负担1916元。原审原告经本院批准缓交二审诉讼费3832元；原审被告二审预交的上诉费3832元除其应负担的费用外，余款1916元本院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 莹
审判员 邓耀辉
审判员 苏丹红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段艳红
附：相关裁判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