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0）深中法民四终字第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某，男。法定监护人苏某，男。委托代理人李某某，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公司。负责人石某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曹某某，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周某某，该公司职员。上诉人苏某某与被上诉人平×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深罗法民二初字第3467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苏某某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苏某某的母亲熊某作为投保人于2007年4月27日签订平×公司的《人身保险投保书》，购买了平×公司的保险险种主险”智富人生A”（保险金额25万）和附加险”智富重疾A”（保险金额20万）险种，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为熊某，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苏某某，保险合同于2007年4月28日生效。投保人按规定支付了保险费。2008年4�13日熊某身故。对于熊某所投保的保险险种，苏某某作为受益人有权取得身故保险金。虽经苏某某多次要求理赔，但平×公司拒绝给付，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平×公司支付身故保险金人民币25万元；2、平×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被告平×公司答辩称：本案被保险人熊某属于自杀死亡，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不属于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范围。平×公司拒赔依法依理都有根据，同时平×公司也按照保险法的规定退还了现金价值1514.17元人民币。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苏某某的母亲熊某于2007年4月27日向平×公司申请人身保险投保。2007年4月28日，平×公司向苏某某出具保险单，保险合同号码为××，投保主险智富人生A（892），保险单约定生存保险金受益人为熊某，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苏某某。2008年4月13日熊某在深圳市因高坠死亡，苏某某的法定监护人苏某向平×公司申请理赔，平×公司以熊某属于自杀，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不属于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范围为由，拒绝向苏某某理赔。苏某某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苏某某系熊某儿子，且系熊某指定的其购买的智富人生A（892）保险的身故保险受益人，因此，熊某身故后，苏某某向平×公司行使理赔权利，符合法律及合同约定。本案争议焦点为：熊某高坠死亡是何因导致。从深圳市××公安分局调取的有关”××”熊某自杀案备查卷中的材料显示，深圳市公安局××派出所向熊某亲属发出的通知书上描叙为：”熊某跳楼自杀身亡”；深圳市公安局××派出所同时向云阳县公安局××派出所发出协作函，该函告知云阳县公安局××派出所”熊某跳楼自杀身亡”。本案中，苏某某认为熊某不是自杀，但苏某某并未就熊某是如何死亡提出确定的意见及提交相应的证据，因此，法院无法采纳苏某某提出的”熊某不是自杀死亡”的主张；法院采信从深圳市××公安分局调取的有关”××”熊某自杀证据材料，故法院采纳平×公司提出的熊某系自杀死亡的主张。苏某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平×公司的答辩主张，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某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50元，由原告苏某某负担。上诉人苏某某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1、关于本案事实。被保险人熊�并非自杀身亡。根据调查了解，熊某性格开朗健康，从未有过任何自杀倾向。离婚后，她与王某某认识一年多，因双方不合，已断绝来往。除了王某某意图索要所谓分手费外，无任何感情瓜葛。她己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并无任何重大变故导致其突然间想自杀。因其久不在深圳居住，为安全起见，其于4月13日回来换锁，并未约王某某过来。王某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在现场双方曾发生争执及扭打，后熊某坠楼。小区保安杨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称，当时王某某看到死者的惨状并无异常举动，只是”摸了一下死者头部””其他的没有”。说明王某某对熊某的死并不感到意外。试想，一个与熊某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的人（询问笔录中王某某及其他被询问人均曾称”双方感情好”），在她突然死亡时，居然能如此冷静、无任何情绪激动或感伤的表现，实属反常。如其不是在争执扭打中故意或过失导致熊某坠楼，其无法作出这种违反常情的表现。可见，事实上熊某并非自杀身亡。2、关于公安机关的死因认定。公安机关对死者的死因认定为”高坠死亡”，并非平×公司所称的”自杀”。派出所从未作出过对熊某死因认定的结论性文件。本案中有关死因认定的唯一法律文件是派出所的上级机关××公安分局作出的刑事技术法医鉴定《法医学死亡证明书》。死因确定应以之为准，而该文件载明的死亡原因为”高坠死亡”。二、一审法院错误确定由苏某某承担举证责任，导致错误判决。1、平×公司对其主张的熊某系自杀身亡负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规定，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平×公司以熊某系自杀身亡为由而拒赔，则其须证明熊某系自杀身亡。但平×公司在庭审中坚称：苏某某证据《法医学死亡证明书》中载明的死亡原因为”高坠死亡”，而”高坠死亡”中有多种可能，自杀就是其中一种，因而符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责任免除条件；客观上因熊某有离异经历和感情纠葛，不排除其自杀的可能。平×公司的逻辑显然荒谬，平×公司能确定的并非是”自杀”，而只是自杀的”可能性”。平×公司以该种”可能性”而拒赔，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平×公司应举证证明死者系自杀而非其他任何一种死亡原因。但平×公司未能完成举证，其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一审法院错误确定由苏某某承担举证�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认为熊某不是自杀，但原告并未就熊某如何死亡提出确定的意见及提交相应的证据，因此，本院无法采纳原告提出的'熊某不是自杀死亡'的主张。本院采纳从深圳市××公安分局调取的有关'××'熊某自杀证据材料，故本院采纳被告提出的熊某系自杀死亡的主张。”一审法院错误的确定由苏某某承担熊某死因的举证责任，这显然不符合证据规则。况且，苏某某已经向法庭提交了法定鉴定单位出具的《法医学死亡证朋书》，该文件载明的死亡原因为”高坠死亡”，而并非”自杀”。3、一审法院据以认定自杀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调取的××派出所的有关”××”熊某自杀证据材料，案卷注明系”备查卷'，其中《询问笔录》中的有关陈述并不能推演出死者属自杀的结论。尤其是案发现场死者身边唯一的对其死亡有重大嫌疑的利害关系人王某某的询问笔录，其陈述系其为推脱责任而捏造的事实，且有多处矛盾，不足采信。案卷中派出所向特定单位及个人发出的《通知书》及《协作函》，只是用于催办遗体处理事宜，其并非对死者死因认定的结论性文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根本无视××公安分局的刑事技术法医鉴定《法医学死亡证明书》的法律效力。就死因认定，无论从制作机关级别，还是从文书性质而言，《通知书》及《协作函》的效力均不及《法医学死亡证明书》。在既无有权机关认定为自杀、平×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是自杀的情况下，平×公司拒赔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并错误确定由苏某某承担举证责任，导致错�判决，因此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平×公司支付身故保险金人民币25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平×公司承担。被上诉人平×公司答辩如下：一、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二、一审从××公安局调取的4月13日熊某自杀案件材料显示，熊某跳楼自杀身亡，本案中苏某某称被保险人死于非自杀，全部是口头的说法，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不足以采信。三、本案中从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所有的证据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如本案涉案窗口为1.5米以上，正常人是无法从如此高的窗口意外坠落，窗口的大小只有一人之身的大小，只能是被保险人主动攀爬才可能越过窗口，死者生前有重大的感情纠葛，这一系列的证据完全可以合理证明被保险人死于自杀。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对原审判决所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平×公司智富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A，2004）条款（以下简称为《保险合同》）第2.4责任免除条款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即平×公司，本院注，下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4）被保险人在主保险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2年内自杀；…发生上述情形，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退还被保险人身故当时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如果您（即投保人，本院注）申请增加基本保险金额，并且在新增的基本保险金额生效之日起2年内，被保险人因为自杀导致身故，我们对增加的基本保险金额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二、在深圳市公安局××分局出具的《法医学死亡证明书》上载明：死者姓名熊某，死亡日期为2008年4月15日，死亡原因为高坠死亡。三、2008年5月23日，深圳市公安局××派出所出具给熊某的亲属熊某某的”通知书”及出具给云阳县公安局××派出所的”协作函”中均写明：”…熊某…跳楼自杀身亡。…”等字样。四、二审庭审中苏某某提交了一份由深圳市公安局××派出所2009年12月17日出具给熊某的亲属熊某某的函件，上面写明”…接报警后，我们作了认真调查、勘验检查，综合调查结果认为熊某的死亡没有证据显示是被杀，可以排除他杀，属高坠落地死亡。”本院认为：因苏某某为香港居民，故本案是涉港保险合同纠纷。因投保人熊某与被上诉人平×公司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及法人，故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审理本案无误，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照准。纵观�诉人苏某某的上诉理由与被上诉人平×公司的答辩意见，归纳各方争议焦点是：投保人熊某”高坠死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中第2.4条所约定的”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2年内自杀”的情形。由深圳市公安局××分局出具的熊某的《法医学死亡证明书》写明熊某的死亡原因为”高坠死亡”，而造成”高坠死亡”的后果，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他杀、自杀、意外死亡及不可抗力等，熊某死亡当天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发生，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派出所出具给熊某亲属熊某某的函件中明确了”可以排除他杀”，故熊某的死亡方式可以排除不可抗力及他杀情形，但还留存了自杀及意外死亡两种情形。深圳市公安局××派出所在2008年5月份出具的”通�书”及”协作函”中虽有”熊某跳楼自杀身亡”的字样，但在2009年12月17日深圳市公安局××派出所出具给熊某某的函件中仅排除了他杀，并未肯定熊某是自杀身亡，而平×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实熊某属自杀情形，故本院不能确认熊某是自杀身亡。《保险合同》第2.4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2年内自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平×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由于本案尚无充分证据认定熊某的死亡是因自杀死亡的，故不符合《保险合同》第2.4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平×公司依照《保险合同》第2.4条规定拒绝赔偿，证据不充分。综上，上诉人苏某某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09）深罗法民二初字第3467号判决；二、被上诉人平×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苏某某保险金人民币25万元。被上诉人平×公司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为人民币5050元，共计人民币10100元，由被上诉人平×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  黄  宇审 判 员 ：  朱  萍代理审判员 ： 梁 乐 乐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郭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