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16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里加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义务市稠城街道下余新村*幢*单元***室。
法定代表人：石啸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玲，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甬吉文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海县西店镇滨海西路。
法定代表人：周柯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崇兴，浙江跃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益挺，浙江跃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义乌里加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里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甬吉文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2015）甬宁商初字第1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里加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甬吉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里加公司认为，一、里加公司并非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相对方，里加公司系位于巴西的阿戴克办公用品进口和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戴克公司）在中国地区的出口代理商，里加公司、阿戴克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关系。甬吉公司、阿戴克公司之间直接签订文具买卖合同，二者系买卖合同关系。里加公司系作为阿戴克公司的出口代理商在涉案买卖合同中加盖公司印章、替阿戴克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代为支付货款，上述做法符合进出口代理的行业惯例。里加公司在一审中提供阿戴克公司、里加公司之间的协议书原件、阿戴克公司与甬吉公司之间的邮件往来、附件合同等证据均可证明里加公司上述主张。因客观原因，一审中里加公司仅提供上述材料未经公证认证的文本，阿戴克公司在得知一审判决结果后，表示愿意全力配合里加公司帮助法院查明事实，故二审中里加公司补充提交了大量证据以佐证里加公司上述主张；二、甬吉公司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作出与第一次庭审截然不同的陈述[第一次庭审时，甬吉公司起诉依据2014年10月28日签订的《出口产品采购合同》，并声称甬吉公司为履行该合同交付价值573796.96元货物，里加公司分文未付，故主张里加公司支付货款；第二次庭审时，甬吉公司主张货款是双方业务积累形成，里加公司尚欠甬吉公司货款573796.96元，故主张里加公司支付相应货款]，其诉请不应予以支持。事实上，2014年10月28日的《出口产品采购合同》是虚假合同，《出口产品采购合同》是甬吉公司自己拟定的，不符合里加公司的合同拟定习惯，里加公司为了配合甬吉公司应对税收检查，加盖了公章，该合同并未被实际履行，该事实有里加公司经理案外人石书广与甬吉公司负责人案外人“周厂长”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予以佐证。甬吉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发货单抬头均为ADECK，也可印证甬吉公司系与阿戴克公司进行交易的事实。甬吉公司与阿戴克公司之间是直接进行业务往来的，相关邮件往来中，甬吉公司直接与阿戴克公司商定汇率结算、付款方式等情况，相关邮件均只是抄送给里加公司，里加公司只是按照阿戴克公司、里加公司之间的约定来具体执行。涉案邮件中显示名称为“Felix”的人员实际系甬吉公司的“周厂长”，“周厂长”的英文名即为Felix，该人既是甬吉公司工程负责人也是案外人甬吉国际贸易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其邮箱具有唯一性。“周厂长”的电话号码135××××5939及邮箱地址显示为felix＠nh-
office.com、sales03＠nh-
office.com的联系人均是甬吉公司的涉案业务联系人。此外，里加公司在业界一直具有良好的声誉，一审的判决结果影响到了里加公司的商誉，也影响到里加公司与业内其他公司进行的后续合作；三、经与阿戴克公司核实，其与甬吉公司之间尚欠货款金额是342431.86元，有甬吉公司与阿戴克公司的对账单及相关邮件内容为证。一审法院组织调解时，甬吉公司同意接受300000元的调解方案也可佐证其真实的受损情况；四、阿戴克公司认为甬吉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已向甬吉公司提起索赔。甬吉公司是为了弥补自身损失才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向里加公司索赔，请求法院查明事实。
甬吉公司辩称，里加公司、甬吉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货物是里加公司出面向甬吉公司购买，对货物最终发至阿戴克公司，甬吉公司是知晓的，但甬吉公司与阿戴克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甬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里加公司支付甬吉公司货款573796.96元及利息（利息以货款573796.96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里加公司、甬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里加公司向甬吉公司购买订书机，甬吉公司根据双方约定将订书机运至里加公司指定港口，并由里加公司发往巴西。自2014年1月14日至2015年4月9日期间，甬吉公司共计向里加公司开具了金额合计2255368.4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里加公司自2014年6月至2015年3月27日期间陆续支付甬吉公司合计1194075.40元。2014年11月10日，甬吉公司作为供方，里加公司作为需方，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里加公司向甬吉公司购买订书机合计54960台，价款合计241207.68元，交货时间2014年12月10日。2014年12月16日，该合同项下的货物在洋山××区报关出口巴西。2015年，里加公司、甬吉公司补签了一份签订日期记载为2014年10月28日的《出口产品采购合同》，该合同载明，里加公司向甬吉公司订购GE301、GE302、GE308金属订书机及FR101-A单孔打孔机，合同价款565203.60元。该份《出口产品采购合同》另载明，甬吉公司按合同要求交货期准时将货物送达上海指定地点。供方交货后由需方提供开票资料，供方在货物进仓后凭增值税专用发票、购销合同、进仓回单至需方，需方收到发票后30天内付清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甬吉公司与里加公司之间抑或甬吉公司与阿戴克公司之间；二是讼争欠款是否成立，甬吉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主张欠款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否存在重大变更；三是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是否合理。针对争议焦点一，甬吉公司认为，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甬吉公司与里加公司之间，为此甬吉公司提供了《出口产品采购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证明其事实主张。里加公司辩称，甬吉公司与阿戴克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里加公司仅系阿戴克公司的出口代理商。里加公司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向法院提供了签署人显示为里加公司和阿戴克公司的协议、2014年12月8日的电子邮件、《购销合同》、报关单、形式发票、短信对话记录以及索赔报告。该院认为，从甬吉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来看，购货单位为里加公司，供货单位为甬吉公司，供货的品名为订书机等，且里加公司实际支付了甬吉公司部分货款，由此表明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甬吉公司、里加公司之间。双方在2015年补签的《出口产品采购合同》，真实地反映了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并无相反证据证明该合同为虚假合同。里加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和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报关单，反而印证了里加公司、甬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里加公司提供的协议和索赔报告，甬吉公司持有异议，里加公司却未履行必要的证明手续，难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短信对话记录和电子邮件，甬吉公司否认其是短信对话方和邮件发件人，里加公司也未进一步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相应人员的身份，故短信对话记录和电子邮件也难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从证明力来看，甬吉公司提供的证据明显优于里加公司的证据，该院认定讼争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里加公司、甬吉公司之间。里加公司辩称其系阿戴克公司的出口代理商，买卖合同发生于甬吉公司与阿戴克公司之间，缺乏有效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该院认为，根据甬吉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知，甬吉公司、里加公司发生交易的金额合计达2255368.48元，而里加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载明的付款金额合计为1194075.40元，现甬吉公司自认里加公司欠款金额为573796.96元，实为甬吉公司自认了对其不利的事实，而里加公司对甬吉公司的自认未提供相反证据，故该院对里加公司欠款573796.96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关于甬吉公司起初以六份金额合计573796.9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号码：04953823、05054779、05054780、05054781、05054782、05054783）及《出口产品采购合同》主张上述欠款，后又以双方全部交易所累计欠款的事实作为主张依据，是否构成事实和理由上的重大变更问题。该院认为，上述查明的事实表明，甬吉公司、里加公司之间存在较长时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甬吉公司起初主张的欠款所依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出口产品采购合同》均属于双方在后期的交易。在无明显证据证明甬吉公司、里加公司在长期交易中对各笔交易的付款先后顺序存在特别约定之情形下，累计剩余欠款亦应当认定为后期交易的欠款，故甬吉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改从里加公司累计欠甬吉公司货款的角度主张，在事实和理由上并不构成重大变更，亦即甬吉公司的请求权基础未作实质性变更。关于焦点三，里加公司认为，《出口产品采购合同》系虚假的合同，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按该合同约定的条款来计算逾期利息起算时间。该院认为，首先，里加公司主张该份《出口产品采购合同》系虚假合同，未提供有效反驳证据证明。其次，该份合同虽系甬吉公司、里加公司在实际履行合同后补签的，即便可能因此而使合同中的付款约定与合同成立时双方关于付款的真实约定不一致并由此导致双方付款约定不明，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对货款支付约定不明且无法根据双方交易习惯等确定支付时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取标的物的同时支付货款。故由此而言，如该合同中的付款约定不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甬吉公司有权从货物交付后的次日开始主张利息损失。现甬吉公司在双方对付款方式尚存争议的情形下，仍选择按补签订的合同所作的付款约定来作为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依据，最后一次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间为2015年4月9日，甬吉公司要求从2015年5月10日开始计算利息损失，并无不当，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判决：里加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甬吉公司货款573796.96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以573796.96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0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9”538元，财产保全费3470元，均由里加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甬吉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里加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甬吉公司销售经理“周厂长”（即Felix周彦均）的名片及由义乌市海派外文翻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派翻译公司）翻译的名片翻译件各一份、信封一份（里加公司称该两份证据来源是阿戴克公司在得知本案一审判决结果后，为配合里加公司的上诉，从巴西寄送的，信封内即是上述名片）、全国企业信息网中显示的甬吉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一份（显示股东为周彦均，周柯均）、通过上述名片中载明的手机号码135××××5939经百度搜索后显示该手机号使用者姓名为周彦均的材料一份、通过上述名片中载明的传真号0086-574-59979558百度搜索后显示该传真号码对应的公司即是甬吉公司的材料一份，里加公司提交该组证据拟证明名片中所示的Felix即是甬吉公司销售经理周彦均，其电子邮件为：felix＠nh-
office.com，手机号码135××××5939，甬吉公司传真号码为8657459979558的事实。2.阿戴克公司合同修改文件（甬吉公司称该文件中盖具的两个章是巴西公证处及巴西圣塞西莉亚11区民事登记局的公章）及海派翻译公司所作相应翻译件各一份（共10页），里加公司提交该证据拟证明阿戴克公司是一家在巴西合法存续的从事办公用品进口和销售的有限公司。3.2012年11月6日阿戴克公司与甬吉公司签订的订单合同及海派翻译公司所作相应翻译件各一份（共6页），该份合同约定了产品型号、单价、数量、交货时间和支付方式，每一页中均有“Felix”的字样并有甬吉公司称系阿戴克公司负责人的两人签字，里加公司称该证据经由阿戴克公司邮寄至里加公司，帮助里加公司证明相关事实。阿戴克公司自行制作的手稿四份（缺乏翻译件，但每一页手稿中载有“Felix”字样）。显示发件人姓名为“felix＠nh-
office.com”、收件人为“educohen”、抄送给“amber”的邮件一份（结合在一审中提交过的海派翻译公司所作相应翻译件，共4页），邮件内容主要为“Felix”向“Eduardo”告知订单进展情况并向其催要货款。里加公司称“Eduardo”为阿戴克公司负责人。“Felix”、“stone”、“catherine”之间的邮件往来及附件共16页，里加公司称“stone”系其销售经理“石书广”，“catherine”系甬吉公司经手人。该组邮件中有“Felix”与“stone”确认发货情况，要求“stone”安排付款，双方商讨货物质量问题及开票事宜，“stone”催要发票并将附件“出货明细”发送给“catherine”和“Felix”的内容。里加公司提交该组证据拟证明阿戴克公司与甬吉公司是直接发生买卖合同业务往来的双方，里加公司仅按照双方指令完成相关任务，其仅系阿戴克公司的出口代理商，付款及汇率均是阿戴克公司与甬吉公司协商确定，邮件附件“出货明细”也明确显示了双方交易内容，后面未付货款原因系甬吉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4.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三份（共6笔），结合一审中提交的一份电子回单（共3笔），拟证明里加公司已代阿戴克公司向甬吉公司支付货款1194075.4元；5.2015年8月20日阿戴克公司寄送给甬吉公司的索赔报告（同时也寄给里加公司）及翻译件各一份（共3页），内容与一审提交的一致，但二审中该证据加盖了公章（据里加公司称该章系巴西当地公证处公章），里加公司提供该证据拟证明甬吉公司提供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造成阿戴克公司向其索赔的事实；6.2014年1月6日阿戴克公司与里加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一份（内容与一审提交的一致），二审中该证据加盖了公章（据里加公司称该章系巴西当地公证处公章），里加公司提交该证据拟证明里加公司仅为阿戴克公司的出口代理商，收取0.50%的佣金，代为阿戴克公司办理相关货运手续和所需文件的事实；7.2016年1月4日阿戴克公司授权书及翻译件各一份（共3页），该证据加盖了公章（里加公司称系当地民事登记局及公证处的公章）、邮件信封一份（里加公司称阿戴克公司通过该信封将上述授权书寄送给里加公司），里加公司提交该证据拟证明阿戴克公司授权石书广代表阿戴克公司处理与甬吉公司之间的产品质量问题纠纷。8.短信截图两份（同时提交短信内容整理稿供法院参考）及通话详单五份，结合一审中提交的部分短信截图，里加公司提交该证据拟证明涉案合同系虚假合同（里加公司为帮助甬吉公司完成税务检查而提供），甬吉公司起诉的原因系因货物出现质量问题导致阿戴克公司未付货款，双方原本协商一致，甬吉公司打算撤诉，但后来拒绝接听电话的过程。9.甬吉公司、里加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两份、发件人、收件人分别为“sales03”及“amber”的邮件三份，里加公司称“sales03”为甬吉公司业务经手人，结合一审中提交的《出口产品采购合同》、编号为“0495382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购销合同》一份、报关单一份、商业发票一份及证据8中的短信截图，里加公司拟证明甬吉公司起诉时依据的合同是虚假的，里加公司在该合同签章完全是为了帮助甬吉公司解决税务验收问题。
甬吉公司经质证认为：关于证据1，甬吉公司认为，名片及信封均形成于国外，里加公司没有提供应有的公证认证手续，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由于对名片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名片的翻译件也无法确认。对甬吉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无异议，但对通过网络查询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而且网上找寻到的资料中显示的邮箱地址与名片上载明的邮箱地址也不一致。关于证据2，甬吉公司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即便经过域外公证处公证的材料，也需要经过我国大使馆认证，即便该证据真实的，阿戴克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关于证据3，甬吉公司认为，里加公司称订单及手稿均是从国外邮寄过来的，如果要作为证据使用，必须经过公证认证，但里加公司没有提供公证认证的相关手续，而且对订单上面签字人员的身份也无法核实。手稿未经任何人员签字、盖章，对订单及手稿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邮件及附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确认具体邮箱的使用人，邮件附件中载明“您负责准时发货，我负责付款”，如果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话，里加公司应该无需负责及时付款，而应负责向国外客户催讨货款。即使甬吉公司知晓阿戴克公司且与其有沟通也是为了配合里加公司以便及时获得货款。关于证据4，甬吉公司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买卖合同相对方是里加公司与甬吉公司。关于证据5，甬吉公司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形成于国外，对盖具的印章是否是国外相关公证处的盖章无法确认，真实性需要经过当地大使馆的认证，即便该证据真实，也不能证明里加公司拟证明的事实。关于证据6，甬吉公司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形成于国外，公证处的公章需要经过大使馆的认证，里加公司如果仅是货运代理商的话，一般不会参与支付货款，应由国外公司直接支付货款。关于证据7，甬吉公司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述证据形成于国外，公证处的公章需要经过大使馆的认证。关于证据8，甬吉公司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一审中，石书广是参加了庭审的，其提供的短信内容与里加公司提供的截屏内容不完整，故不能证明里加公司拟证明的事实。关于证据9，甬吉公司认为，均为复印件，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使《购销合同》真实，也不能证明里加公司拟证明的事实，反而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每一份合同都是独立的，《购销合同》的内容形式即使与《出口产品采购合同》不一致，也符合常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依据该规定及里加公司对证据来源的描述，里加公司提交的证据2、证据3中订单合同及手稿、证据5、证据6、证据7均因缺乏相应认证程序而难以被认定。证据1中名片的真实性未经甬吉公司认可，名片存在被编辑并制作的便易性，仅凭信封难以证明该名片的来源，故仅对证据1中工商登记材料予以认定，对证据1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难以认定。对证据3中形成邮件各方的身份难以核实，且即便该邮件为真，根据邮件内容，亦难以当然推定甬吉公司的买卖合同相对方系外商阿戴克公司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亦难以认定。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均予以认定，因证据4中未显示里加公司系代阿戴克公司支付货款，故该证据仅能证明里加公司向甬吉公司支付货款1194075.4元的事实。对证据8短信截图中当事人身份难以核实，但鉴于短信内容已经当庭展示且短信内容可删减不可后续编辑的特点，本院对证据8短信截图的形式真实性及对通话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根据该短信截图的内容，无法认定本案所涉的合同即是短信中所称的经协商后“盖章寄回”的合同，短信截图及通话详单显示的协商的过程亦难以证明里加公司拟证明的事实，本院对证据8不予认定。证据9均为复印或打印件，对真实性难以认定，且难以认定邮件所涉的合同系本案所涉合同，证据9亦难以证明里加公司拟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事实方面的争议焦点为：一、里加公司、甬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对欠付货款金额的认定；三、甬吉公司在一审中改变陈述是否影响本案的实体判决。
关于事实焦点一，里加公司上诉主张本案买卖关系发生在甬吉公司、阿戴克公司之间，里加公司仅为阿戴克公司的出口代理商，赚取阿戴克公司的佣金，并替阿戴克公司处理相关事宜。甬吉公司称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其与里加公司之间，但其知晓里加公司将货物经由里加公司向阿戴克公司出售的事实。本院认为，甬吉公司、里加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其一，里加公司用以证明其系阿戴克公司出口代理商的授权书、协议书均因缺乏相应认证程序造成对真实性难以认定。里加公司称其赚取佣金的方式系外商付款后，由其直接扣除佣金，并将余款付给甬吉公司，但对该主张，里加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此外，在里加公司提交的短信截图中，对里加公司“我们只是代理公司，0.5%的代理费……”的陈述，对方并未予以明确认可，故对里加公司主张其受阿戴克公司授权，系阿戴克公司出口代理商的主张难以采纳。其二，里加公司提交的证明甬吉公司、阿戴克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主要是2014年12月8日里加公司称系由甬吉公司发送给阿戴克公司的催款邮件，阿戴克公司、甬吉公司之间的订单及手稿，阿戴克公司的索赔文件以及甬吉公司、里加公司在平时邮件往来时双方对于阿戴克公司的表述。关于阿戴克公司、甬吉公司之间的订单、手稿及索赔文件，如前文所述，因缺乏相应认证程序而无法认定其真实性。对于催款邮件，邮件寄件人、收件人的身份难以核实，且无证据能够证明阿戴克公司对该邮件进行了怎样的回复。对于甬吉公司、里加公司的邮件往来，即便不考虑邮件使用人身份问题，邮件往来过程中，双方对于外商及各自义务的描述亦存在差异，故无法凭借邮件的内容认定双方一致认可买卖合同发生于哪两个主体之间。其三，为证明涉案合同与真实合同之间的差异，里加公司另行提交合同编号为YWRG2014008、YWRG2014007的两份《购销合同》复印件，该两份合同中均载明供方系甬吉公司、需方系里加公司，该证据反证了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其四，甬吉公司对其出货单中载明“ADECK”字样所作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至于里加公司称，阿戴克公司主张其与甬吉公司之间存在的货款金额因缺乏相应依据难以被认定。基于以上分析，本院认为里加公司、甬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里加公司提出其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本院难以采纳。
关于事实焦点二，里加公司称经向阿戴克公司核实，阿戴克公司、甬吉公司之间尚有342431.86元货款未结清，但该主张并无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亦未得到甬吉公司认可。根据现有证据，甬吉公司以里加公司为相对方开具总金额为2255368.48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已经过里加公司认证，里加公司已付1194075.40元货款，甬吉公司仅向里加公司主张573796.96元货款，并无不妥。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甬吉公司在一审开庭过程中确实存在变更陈述的事实。但里加公司对甬吉公司变更后的陈述已进行答辩，且甬吉公司变更陈述后所提的主张并未超过其在起诉状中所提的诉讼请求，故甬吉公司变更陈述并不影响本案实体审理。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甬吉公司、里加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且里加公司尚有未付清的货款，甬吉公司主张的货款少于证据显示的未付货款金额。一审法院判令里加公司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里加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38元，由上诉人义乌里加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审 判 员 叶剑萍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