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云26行终2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文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市交警大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1015213172M。
住所地：文山市开化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罗锡勇，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马胜永，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孔力，男，1981年12月1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河南省宁陵县人，住河南省宁陵县。
委托代理人王海文，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市交警大队因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7）云2601行初3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2017年5月17日晚，一审原告驾驶豫Ｎ×××××号重型半牵引车牵引豫Ｎ×××××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车身总长18.1米）自北向南驶往河口县。19时45分许，一审原告驾车在下坡转右弯过程中越过道路中心线驶入对向车道，致豫Ｎ×××××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左后部碰撞对向行驶由杨绍光驾驶的云Ｈ×××××号大型客车左侧车身，造成云Ｈ×××××号大型客车乘车人李继才等人受伤，两肇事车辆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当时天气、车身较长、集装箱为无载货状态等原因，一审原告未停车查看，不知发生交通事故，驶离现场，一审原告驶离现场后，被交警执法人员拦截，告知交通事故的发生。2017年6月17日，一审被告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一审原告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并肇事逃逸的行为违法，负事故的全部责任。2017年8月8日，一审被告作出《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一审原告的逃逸行为进行处罚，2017年9月21日，一审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书》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书》。
一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之规定，一审被告市交警大队作为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一审被告执法主体适格。一审被告市交警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对本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之规定，一审被告市交警大队在向一审原告作出《处罚决定书》前，应当告知一审原告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且听取一审原告的陈述、申辩，本案一审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均未有以上材料佐证，也未有一审原告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声明材料，一审被告市交警大队程序违法，行政处罚决定不成立。交通事故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但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驶离现场，有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或者不能发现事故发生的，不构成交通事故逃逸。本案系一审原告驾驶的重型半牵引车牵引中心集装箱半挂车与案外人杨绍光驾驶的大型客车发生碰撞造成的交通事故，结合本案实际，根据一审被告对一审原告、一审原告的驾驶员孟亮以及案外人杨绍光等人所作的笔录，均能证实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天气、转弯路况、一审原告驾驶的车身总长及空车行驶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一审原告基于上述因素不能发现车辆发生碰撞，从而驶离现场，且一审原告在发生碰撞后并不存在提高自身车速，加速逃离现场的行为以及事故发生后一审原告积极配合交警部门，积极理赔等行为均能证实一审原告无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综上，一审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主体适格、适用法律正确，但违反法定程序，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一审被告市交警大队作出的文公交决字【2017】第5326212600377307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一审被告市交警大队负担。
上诉人市交警大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未发现本案两车发生碰撞，从而驶离现场，因此被上诉人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上诉人认为，该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理由如下：
一、被上诉人有交通肇事后驾车逃离现场的情形。被上诉人于2017年5月17日晚驾驶豫Ｎ×××××号重型半牵引车牵引豫Ｎ×××××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自北向南驶往河口县。19时45分许，被上诉人驾车在下坡转右弯过程中越过道路中心线驶入对向车道，致豫Ｎ×××××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左后部碰撞对向行驶由杨绍光驾驶的云Ｈ×××××号大型客车左侧车身，造成云Ｈ×××××号大型客车乘车人李继才等3人受伤，肇事两车严重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上述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之规定，未立即停车，未保护现场，未立即抢救受伤人员，未迅速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而是驾车驶离事故现场。
二、本案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对交通事故发生属于明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综合本案证据，应认定被上诉人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属于明知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第一，被上诉人于1987年6月3日初次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现持有准驾车型为A1A2类的机动车驾驶证，至今30年驾龄，上诉人系经过严格驾驶培训、不断考试升级、具有丰富驾驶经验的人员，其对路面、车辆等交通因素发生异常情况的感知能力较强。该事故中，豫Ｎ×××××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左后部与云Ｈ×××××号大型客车左侧车身碰撞，豫Ｎ×××××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左后尾部距地高0.55米至2.1米范围有严重碰撞痕迹，其中用厚度约4毫米的钢材制作的“］”形后保险杠左侧端向后断裂、弯折变形。云Ｈ×××××号大型客车车长约7米，碰撞痕迹始于车头左前角，左侧车壳钢铁覆盖件被完全撕裂并全部移位至车辆尾部，车身玻璃破碎，整车修理费用达10万元整。从车损痕迹可以发现，两车在事故中车体接触绝非被上诉人所称的“刮蹭”，肇事两车属严重碰撞，且此次撞击必将产生巨大声响，加之豫Ｎ×××××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事故发生时为空载，如此剧烈撞击也必将影响豫Ｎ×××××号重型半牵引车、豫Ｎ×××××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的行驶稳定性，无论声音还是行驶异常感均非常明显。另外，事发路段为平整沥青路面，路面状况良好，无任何凹陷、凸起或障碍物，被上诉人完全能够区分正常颠簸和车辆碰撞之间在声响和行驶感觉上的巨大差别。被上诉人辩称两车巨大力度的碰撞为可能是车辆颠簸异响，其受道路线形、天气及照明条件、车辆特性等原因限制，未能发现事故发生说法实在牵强。
第二，被上诉人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后，未按规定立即停车，未保护现场，未立即抢救伤员，而是直接驾驶车辆离开事故现场为法律事实，查证其逃离现场的原因、动机，不应以当事人事后陈述为准，更不能因为其为争取宽大处理而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来否定其发生事故逃避法律追究的心里动机。故被上诉人辩称其无交通肇事逃逸的动机不应获得法庭支持。
上诉人作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机关，肩负维护道路交通活动安全有序进行的重要职责，其中包含着依法惩处交通肇事逃逸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在处理此类案件中，交警部门对当事人交通肇事逃逸在主观上是否属于明知的认定具有后发性、推导性特征。在有些案件中，只要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就应当予以认定，否则肇事逃逸的当事人均可以以自己对事故发生不明知为由推脱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请二审人民法院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的错误，对本案公正进行裁判。
被上诉人孔力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市交警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依法应当驳回，理由如下：
一、一审查明，上诉人未依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进行行政处罚，程序违法。上诉人对答辩人作出了《处罚决定书》，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依法告知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导致答辩人丧失了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该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行政处罚不能成立。
二、事实上，答辩人因客观原因，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答辩人离开事故现场，其主观上没有肇事逃逸的故意，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答辩人的行为不能定性为肇事逃逸。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的相应部门制作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答辩人具有肇事逃逸的情节，该认定所依据的证据不足，《处罚决定书》又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主要证据认定答辩人肇事逃逸，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答辩人具有肇事逃逸情节的证据，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部分为证据有事故现场调查资料，该部分内容主要证实了事故发生的经过、事故造成的损害。但上诉人以此推测：事故发生时必然发生很大动静、声响，因此答辩人必定是在事故发生时已知晓，为了逃避责任驾车而逃，并且把该部分证据作为了认定答辩人肇事逃逸的唯一证据。事实上，上诉人的推测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比如音响设备发生很大声响时设备本身并无破损，另外，该份证据本身只能证明事故发生的经过、事故造成的损害等内容，不能证明答辩人的感知及主观心理是孤证。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外一部分证据的主要内容为当事人的询问笔录。从对当时的驾驶员（答辩人）及陪驾人员的供述来看，双方口供一致的表明事故发生时：由于答辩人的车辆空载、经常会因路面的颠簸发生较大声响、照明条件为夜间无灯照明、下着小雨，位于车辆左前方的原告无法从后视镜中观察到车辆左后方的情况。该询问笔录系证明答辩人当时感知及主观心理主要证据，但相反的证明了答辩人因客观原因，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
三、答辩人从事运输，并且购买了足额的责任保险，逃逸将导致答辩人巨大的损失，答辩人不可能为已投保的责任而实施逃逸行为。上诉人强调答辩人从事多年驾驶运输，对事故有丰富经验，应当能知晓事故发生。但，同样的也可以说答辩人从事多年驾驶运输，对交通事故造成责任也应当知晓，从行政责任讲，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三方面看，逃逸与不逃逸有着天差地别，答辩人已依法购买责任保险，答辩人在依法购买责任保险的情况下，答辩人不具有逃逸的可能性，上诉人的错误处罚将导致答辩人承担金额巨大的民事赔偿，并且无法继续依法从业，从此生活更无保障。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上诉人市交警大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身份证明、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一审被告市交警大队为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第二组：受案登记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工作记录，以证明案件来源于他人报案，一审被告对一审原告车辆等采取扣留措施；第三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车辆痕迹勘验笔录，以证实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现场及肇事车辆情况；第四组：当事人询问笔录、证人询问笔录、情况说明，以证明：1.一审原告驾驶车辆碰撞对向行驶由杨绍光驾驶的客车左侧车身的经过及损害后果，2.一审原告造成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也未迅速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逃逸事实；第五组：道路交通事故技术鉴定委托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车辆检验鉴定告知书，证明两肇事车辆均各系统功能有效，未检见机械故障，排除交通事故因意外事件所致；第六组：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查询结果单，以证明两驾驶人具备驾驶所驾车型资质，两肇事车具备上路行驶条件；第七组：道路交通事故照片，以证明云Ｈ×××××号大型客车不可能受损严重，豫Ｎ×××××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后保险杆弯折，能够证明在两车交会接触过程中，其剧烈程度并非原告所称的刮蹭，而是重大力度的碰撞，一审原告对发生事故应当能够知晓；第八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核结论，以证明两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均认定一审原告为交通事故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第九组：执法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以证明一审被告依法作出办案被诉行政行为。
被上诉人孔力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公安局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证明因交通事故，一审被告认定一审原告的行为构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并处罚款1900元及记12分的事实；第二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以证明一审原告所驾驶车辆发生事故时处于下坡右转弯过程中，刮蹭发生于一审原告车辆左后侧，及事故现场的基本情况；第三组：询问笔录，以证明事故当晚，一审原告未及时认识到事故发生的事实；第四组：保险单，以证明一审原告依法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事故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承保，一审原告不可能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一审原告没有肇事逃逸的动机。
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审被告提交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八组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核结论》客观、真实，但一审被告的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九组证据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宜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不予认证。一审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宜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不予认证；第二、三、四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上述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市交警大队、被上诉人孔力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对上诉人市交警大队、被上诉人孔力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作出的认证与一审相一致。
经审查，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未发现本案两车发生碰撞，从而驶离现场，因此被上诉人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错误的主张，因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的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市交警大队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有权对本辖区内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上诉人在作出本案被诉《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前，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规定，履行向被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的规定，上诉人作出本案被诉《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执法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
根据《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项：“交通事故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仍驾车逃离事故现场或者为逃避法律责任弃车离开事故现场的；”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要件包含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表现为肇事者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包括肇事者试图免除或者减轻自己的法律责任。客观方面表现为肇事者在发生事故后未积极履行法定的报警、救助、维持现场并等待处理等义务，实施了逃离现场的逃跑行为。本案客观方面，被上诉人孔力驾驶的肇事车辆被执法交警追缉截停时，已不在肇事现场。被上诉人离开肇事现场的原因是被上诉人自称的正常驶离？还是上诉人主张的逃离现场？应结合上诉人发生事故时的主观心态即被上诉人是否明知已发生交通事故（即是否为故意）进行分析判断。综合本案在案证据分析：发生事故时，时间为19:45分许（夜晚且无夜间路灯照明）、路段为右转弯下坡（被上诉人右转弯时对其驾驶车辆左侧后部分存在视觉盲区）、天气为雨（被上诉人自述关闭驾驶室玻璃窗）、被上诉人驾驶车辆为18.1米长重型拖挂货车（空车）、路面为潮湿沥青；被上诉人被执法交警追缉截停时间为20:00许，截停地点距肇事地点8810米（无加速逃逸情形）；被上诉人所驾车辆投保保险费金额为22500.67元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金额足够理赔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2008年取得驾驶证（驾龄9年，应熟知交通肇事逃逸后果）；被上诉人驾驶肇事车辆为其2016年初贷款购买，且以此为谋生手段等因素考量，本院认为本次交通肇事时被上诉人应不明知发生了车辆碰撞事故，且不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包括肇事者试图免除或者减轻自己的法律责任的情形。上诉人提交的据以作出本案被诉《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违法情形。
综上所述，上诉人市交警大队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文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者发章
审判员 何建兵
审判员 王要师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