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53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淑兰，女，196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鸣放，男，195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姚淑兰因与被上诉人崔鸣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淑兰上诉请求：1.撤销（2018）京0108民初94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崔鸣放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崔鸣放负担；3.崔鸣放赔偿自其起诉以来，姚淑兰为此支付的费用（律师咨询费、车费、资料费和精神损失费）1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错误，应予改判。1.本案关键证据会议记录中的内容系伪造而成，该内容对姚淑兰不具有约束力，不应以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首先，会议记录记载格式不符合常理，按正常书写格式和书写习惯，每行只写一行字，但会议记录在同一行中不规则的书写了两行字，同时，会议内容夹杂在到会人员签名中间，完全不符合常理。所谓的会议记录仅是一份签到表，会议内容是崔鸣放利用到会人员签字的空白部分单独增加的虚假内容。其次，签到的39位居民中有25位不认可会议记录内容，均陈述签字仅是签到，签字时会议记录上除了签名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记载内容。再次，恳请法院传唤会议组织者于文淼、会议记录人李振茹到庭陈述，以查明到会人员签字时会议记录上是否有会议内容。2.姚淑兰取得产权房是政府正常的拆迁补偿，不是崔鸣放从事委托事项的结果。一审法院认定崔鸣放受托完成委托事务与姚淑兰取得产权房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是完全错误的。首先，崔鸣放提供的证据仅显示其受托代理居民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相邻关系纠纷，不是拆迁补偿纠纷，崔鸣放没有对拆迁补偿案件付出劳动，一审法院关于崔鸣放代表居民争取产权房补偿利益的诉求目的已经达成的认定，没有证据支持。其次，在房屋实际拆迁过程中，崔鸣放抵制补偿方案、拒绝腾退，其房屋被强制拆除，其子因殴打工作人员致伤被传讯，表明房屋拆迁补偿是政府依职权履行的行为，一审判决关于拆迁补偿方案系崔鸣放付出劳动的结果的认定不符合常理，没有证据证明。
崔鸣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说理充分、严谨，基本维护了崔鸣放的合法权益，崔鸣放接受判决结果。姚淑兰上诉主张及其一审答辩意见均陈述崔鸣放造假，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上诉请求。
崔鸣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姚淑兰支付辛苦费1万元；2.诉讼费由姚淑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8日，北京市陶瓷厂拟对崔鸣放、姚淑兰等人居住的该厂南区平房宿舍危房改造范围区内的公租房进行腾退，由“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工作组”发出《致居民的一封信》，公布的腾退置换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腾退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至2014年8月31日。该方案受到大部分被腾退住户的反对。
2014年9月23日，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东路社区居委会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推荐信，就社区居民于文淼、苑爱朝、赵金忠、李振茹等多名居民（详见授权委托书）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关系纠纷一案，推荐本区居民崔鸣放同志为本案诉讼代理人。
2014年9月24日，姚淑兰向崔鸣放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崔鸣放在其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关系纠纷一案中，作为姚淑兰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权限：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并代为领取赔偿金（补偿金）。
2014年9月29日，姚淑兰与崔鸣放签订协议书：经居民代表认真研究，现就相邻关系纠纷诉讼事宜出具以下意见，若双方同意签字后生效：1.本案诉讼属当事人自愿行为；2.为降低诉前风险，减少诉前成本，一致推荐崔鸣放同志为本案诉讼代理人；3.若本案败诉，当事人（委托人）不用支付劳务费，代理人免费服务，若本案胜诉，当事人（委托人）应按照赔偿金（补偿金）额15％的比例支付劳务费，胜诉结果没有标的额的，其劳务费标准由居民代表研究确定。
2014年10月，崔鸣放代理姚淑兰以相邻关系纠纷为由对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民事诉讼。2015年3月16日，崔鸣放在该院向被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第三人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5年6月15日判决驳回了崔鸣放的诉讼请求。
崔鸣放等居民代表还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等材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6日向申请人崔鸣放出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就有关投诉请求进行了书面答复。
2015年，崔鸣放与李振茹、于文淼、苑爱朝、姚淑兰等居民召开会议，会议记录上载明：“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壹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壹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共有多名居民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姚淑兰签署了其丈夫田来的名字。会议记录载明的日期为2月7日。
2016年4月20日，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指挥部发出《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居民一封信》，信中表明，该宿舍区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D级），决定对该宿舍区实施解危排险腾退工作，腾退方式为“实行房屋安置”，腾退人可获得房屋补偿补助款并按约定价格自行购买安置房（海淀区文龙家园二里）。此后，崔鸣放、田来和姚淑兰夫妇等居民先后接受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并入住购买的安置房。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是以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和前提。委托人之所以选定受托人为其处理事务，是以他对受托人的办事能力和信誉的了解、相信受托人能够处理好委托的事宜；而受托人接受委托，也是出于愿意为委托人服务，能够完成受托事务的自信，基于对委托人的了解和信任。本案源起于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拆迁腾退计划，姚淑兰等居民不满意2014年“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的腾退置换方案，遂委托包括崔鸣放在内的居民代表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同时委托崔鸣放作为诉讼代理人提起相关诉讼。2015年，居民召开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同意“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壹万元”的会议决定。参会居民的上述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应属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恪守上述承诺，亦属参会人员诚实信用之责。诉讼中，姚淑兰虽称会议决议系先签字后填写的会议内容，但未就此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且姚淑兰对参会及签字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故其应当对自己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崔鸣放接受居民委托，代表大家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提起诉讼，主张按照会议决定获取“辛苦费”，具有事实依据。本案当事人之间，虽没有签订严格意义上的双方书面合同，但依其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可准用合同法上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即，受托人崔鸣放作为诉讼代表为委托人争取产权房补偿，各签名居民（户）委托崔鸣放为诉讼代表并在获得产权房补偿后向受托人支付“辛苦费”，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崔鸣放接受各委托人的委托开展争取合法权益的相关活动，属于以实际行为作出承诺。但应指出，不论是崔鸣放与本社区居民2014年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协议书》，还是2015年形成的会议决定，都不意味着崔鸣放代表社区居民直接就产权房补偿问题实际提起了相应诉讼，实质上，产权房补偿等补偿方式问题只能由拆迁人根据拆迁政策出台具体条件解决，不可能通过诉讼活动直接解决。2016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危房鉴定及解危排险腾退工作，正是在相关政策依据之下解决被拆迁居民合理诉求的有效方式。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解决方式是崔鸣放受托完成委托事务的直接结果，但从2014年以来的发展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因果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崔鸣放受托担任诉讼代表之事务并不以其受托活动而得到解决，但崔鸣放确为此付出了劳动和时间，且其代表社区居民争取产权房补偿的利益诉求目的已经达成，委托人应当按照2015年会议决定给付“相应的报酬”。该院根据崔鸣放陈述及相关证据，考虑其实际付出的劳务，酌定其应得的“相应的报酬”为会议决定的“辛苦费”的60％，即6000元，崔鸣放主张超出的部分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1.姚淑兰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崔鸣放支付6000元；2.驳回崔鸣放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姚淑兰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崔鸣放一审期间提交的《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的签字页，姚淑兰手中持有的签字页和一审卷中的签字页内容不一致，签字人以及签名顺序等均不一致，证明崔鸣放存在证据造假的情况。证据2.祁长喜诉崔鸣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的起诉状，祁长喜没有起诉过崔鸣放，该起诉状中祁长喜也没有签字，证明崔鸣放证据造假的事实。崔鸣放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于证据1，崔鸣放陈述其起草的上述举报材料共有5份，分别向5个部门提交过，虽然签字有所不同但内容一致，不存在造假的情况，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2，崔鸣放陈述是其疏忽，将起诉状中的被告写错，该证据亦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本案争议焦点是崔鸣放与姚淑兰等居民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以及崔鸣放是否有权收取会议记录中约定的相应报酬，上述证据是否存在造假，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经询问，姚淑兰陈述其获得的腾退安置房系商品房。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崔鸣放与姚淑兰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崔鸣放是否有权向姚淑兰主张报酬。结合涉案证据可知，2014年6月，北京市陶瓷厂拟对南区平房宿舍内公租房进行腾退，大部分被腾退居民反对腾退置换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2014年9月，包括姚淑兰在内的居民委托崔鸣放为其代理人，起诉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相邻关系纠纷。此后，崔鸣放以相邻关系纠纷为案由起诉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并先后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且得到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出具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崔鸣放的上述行为均针对上述北京市陶瓷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安置补偿问题。2015年案涉会议记录亦载明“崔鸣放为52户诉讼代表，争取产权房补偿”等内容。结合上述证据及相关事实，崔鸣放主张接受姚淑兰等居民委托，争取拆迁补偿权益，具有事实依据，崔鸣放亦履行了相应的委托事务。一审法院认定崔鸣放与姚淑兰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委托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关于崔鸣放是否有权向姚淑兰主张相应报酬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委托人从事委托事务，可获得相应的报酬。如前所述，崔鸣放代表姚淑兰等被腾退居民争取拆迁补偿权益，履行了委托事务，包括姚淑兰在内的被腾退居民亦由最开始仅获得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最终获得了商品房安置，一审法院酌情考虑崔鸣放实际付出劳务情况、安置补偿的现实结果，以及会议记录中关于“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辛苦费”等的约定，判令姚淑兰支付崔鸣放相应报酬6000元，并无不妥。姚淑兰抗辩会议记录内容系造假，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另，姚淑兰上诉要求崔鸣放赔偿其包括律师咨询费、车费、资料费和精神损失费等因诉讼支出的费用1万元，一审期间并未就此提出反诉，系二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二审审理范畴，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姚淑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姚淑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审 判 员 刘海云
审 判 员 徐 硕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
法官助理 张 岩
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