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6）苏06委赔6号
赔偿请求人席玉泽，男，1959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海安县。
赔偿义务机关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1号。
法定代表人娄宏春，院长。
委托代理人朱寿如，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
赔偿请求人席玉泽因错误执行申请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崇川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崇川法院（2016）苏060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赔偿请求人席玉泽称，崇川法院在对中国工商银行南通市青年路支行（以下简称青年路支行）申请执行海安县振东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东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执行中，将席玉泽的车辆作为被执行财产拍卖执行，执行行为违法。席玉泽自2015年12月22日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申诉后，方知晓崇川法院应为赔偿义务机关。席玉泽于2016年4月向崇川法院提出赔偿申请，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崇川法院所作决定错误。请求本院赔偿委员会责令崇川法院赔偿席玉泽车辆损失104619.86元，并按每日740.26元的标准赔偿车辆停运损失（自2005年5月12日至实际赔偿之日）。
经审理查明，2002年8月，席玉泽与振东公司约定，席玉泽购买重型半挂车（由重型半挂牵引车和重型平板半挂车组成），挂靠在振东公司名下经营。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振东公司，其中，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的牌号为苏Ｆ×××××，重型平板半挂车登记的牌号为F0182。席玉泽尚缺的购车款137000元，以振东公司的名义向青年路支行贷款，由席玉泽每月向振东公司缴纳6040.5元。此后，席玉泽总计向振东公司缴纳了78526.5元。2003年9月，在上述车辆因发生交通事故被公安机关扣押后，席玉泽未再向振东公司缴款。
2002年8月19日，振东公司与青年路支行签订了借款合同两份，总借款金额为137000元。振东公司以上述苏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苏Ｆ×××××号重型平板半挂车作为抵押。双方还办理了抵押物登记及（2002）崇川证经内字第3832、3839号债权公证文书。
因席玉泽未再向振东公司缴款，振东公司未向青年路支行偿还全部借款，2004年4月，青年路支行向海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安法院）申请执行经公证的债权。2004年6月，海安法院对案涉车辆采取了查封扣押措施。2004年8月，海安法院作出不予执行裁定，并解除了对案涉车辆的查封扣押措施，将案涉车辆退还振东公司，后振东公司将车辆钥匙交给了青年路支行。
2004年8月17日，青年路支行以振东公司为被告向崇川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年11月12日，崇川法院作出（2004）崇民二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判令振东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24253.57元、利息6542.89元，承担案件受理费4587元。该判决生效后，青年路支行申请崇川法院执行。2005年3月，崇川法院立案执行。同年4月，崇川法院委托南通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案涉车辆进行了价格鉴定。2005年5月12日，崇川法院裁定将案涉的车辆拍卖。2005年6月24日，拍卖成交，案涉车辆的成交价款为83200元。同年7月，崇川法院在扣除应支付的费用后，将拍卖价款用于偿付振东公司欠青年路支行的贷款。
2016年4月，席玉泽以崇川法院违法对席玉泽的车辆进行拍卖，将拍卖所得款项支付他人，造成席玉泽经济损失为由，申请崇川法院赔偿财产（车辆）损失104169.86元并赔偿车辆停运损失（自2005年5月12日起至实际赔偿之日止，每日740.26元）。崇川法院审查后，于2016年9月1日作出（2016）苏060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主要内容为，崇川法院的执行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该执行行为发生在2005年，席玉泽于2016年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已经超过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崇川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决定驳回席玉泽关于崇川法院错误执行的国家赔偿申请。
另查明，席玉泽曾于2005年12月以振东公司、青年路支行为被告向海安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赔偿车辆损失81900元、停运损失285000元等。该案先后经海安法院一审、本院二审及再审程序审理。2008年7月15日，本院作出（2008）通中民再终字第0014号民事判决。判决的主要内容为：振东公司、青年路支行赔偿席玉泽车辆营运损失205792.28元，驳回席玉泽要求赔偿车辆损失等其他诉讼请求。在该终审民事判决的裁判理由部分载明：崇川法院根据青年路支行的申请，将案涉车辆进行拍卖并将拍卖所得偿还青年路支行并无不当，席玉泽关于车辆灭失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
2012年,席玉泽又以振东公司、青年路支行为被告向海安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青年路支行返还车辆拍卖款83200元，振东公司、青年路支行赔偿停运损失、车辆损失及利息。2012年9月12日，海安法院作出（2012）安民初字第010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席玉泽的诉讼请求。在该判决的裁判理由部分载明：席玉泽购买案涉车辆时以振东公司名义向青年路支行借款，以案涉车辆设定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作为抵押物的案涉车辆被人民法院依法拍卖，系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拍卖所得款项系偿还债务之用，青年路支行收取该款无返还义务。
还查明，席玉泽曾以海安法院执行行为违法为由申请国家赔偿，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驳回其申请后，席玉泽逐级向上级法院申诉。2015年7月1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5）苏法委赔监字第0000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诉。2015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5）赔监字第42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诉。
以上事实，有崇川法院（2004）崇民二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崇川法院2005年度崇执字第270号案件执行卷宗、崇川法院（2016）苏0602法赔1号卷宗、本院（2008）通中民再终字第0014号民事判决书、海安法院（2012）安民初字第0101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5）苏法委赔监字第0000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5）赔监字第42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等证据为证。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根据上述规定，国家赔偿的申请人非因法定事由，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国家赔偿的受理机关提出赔偿请求的，即丧失了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进行国家赔偿及提起赔偿诉讼的权利。
本案中，崇川法院在（2004）崇民二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过程中，将案涉车辆拍卖抵偿债务的执行行为发生在2005年。席玉泽自2005年12月起提起的多起民事诉讼，均提及案涉车辆的拍卖事项，应当认定席玉泽已知晓该执行行为的存在。在2008年7月15日，本院针对席玉泽与振东公司、青年路支行就案涉车辆引发的民事纠纷所作的（2008）通中民再终字第0014号民事判决中，明确确认了崇川法院将案涉车辆进行拍卖并将拍卖所得偿还青年路支行并无不当。在2012年9月12日，海安法院所作的（2012）安民初字第0101号民事判决中，亦明确案涉车辆由崇川法院依法拍卖，该行为为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席玉泽认为财产受到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侵害的，应当在认为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两年内申请国家赔偿。席玉泽在2005年12月即已经知晓崇川法院执行行为的存在，在法院民事判决已明确载明案涉车辆被拍卖抵偿债务系崇川法院的执行行为所致的情况下，席玉泽仍未及时提出国家赔偿主张，席玉泽直至2016年4月方向崇川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定赔偿请求时效。席玉泽并不具有赔偿请求时效中止或中断计算的法定事由，崇川法院决定驳回席玉泽的赔偿申请并无不当。
需要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所作的驳回申诉通知，针对的是席玉泽对海安法院执行行为提起的国家赔偿请求，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席玉泽早已知晓案涉车辆被拍卖清偿债务的行为系崇川法院的执行行为，故席玉泽认为其在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回申诉后方知晓崇川法院应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应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驳回申诉通知的时间作为计算本案赔偿请求时效起算点的诉讼主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席玉泽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超过了法定请求时效，依法应予驳回。崇川法院所作决定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6）苏060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