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84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恒生医院。法定代表人：颜继攀。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翌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瑞芬。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名犹。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法定代表人：陈旭，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望东。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强。上诉人深圳恒生医院（以下简称恒生医院）因与被上诉人刘瑞芬、莫名犹及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宝安妇保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深宝法民一初字第5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恒生医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以有利益关系的第三人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和法官的主观推断上诉人有过错，判决承担10%的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该刚出生的患儿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存在查体不详、观察病情欠详尽等情形，以至于未能发现患儿发病的早期征兆，亦未要求其母子继续留院观察，该事实可通过《死亡证明书》中的相关内容得到印证，该主张与事实不符。第一，上诉人对该患儿出生后进行了精心护理和仔细观察，按照医疗规范要求观察、检查的事项都进行了应有的检查和记录，直至出院，不存在查体不详，注意不够的情况。上诉人的病历显示，被上诉人住院待产到产中、产后的护理，上诉人做得非常规范，附随的《新生儿出生时记录》等详细记录了医疗规范要求对新生儿检查、观察的所有事项。《新生儿入室记录》中的出院记录还针对其当天出现的皮肤黄染现象，在出院医嘱处写上了“观察黄疸”，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对应当检查、观察的事项疏于检查、观察，或对其母医嘱不到位。法律也未规定接生医院要保证新生儿从产科出院时要查出其潜在的所有疾病。第二，被上诉人之子从产科出院时并未表现出病态或早期病兆，不存在可发现而未发现病兆并要求其母子继续留院观察的问题。第三人记录的被上诉人之子的病历记载：“患儿入院时（2012年6月15日晚21时）情况为皮肤黄染3天，加重伴拒奶、反应差1天，发热4小时。自述初显黄染是皮肤轻度黄染”。可见表现出病症的时间是6月15日。而该患儿11日14时21分顺产娩出，14日9时随母从产科出院。发病后15日18时25分入上诉人儿科，1.5小时后要求转院，随后到第三人处求诊，入上诉人医院时的主诉为“皮肤黄染2天，加重1天，据乳12小时，呕吐黄色液体2小时”。根据两家医院的记载，被上诉人自述其子的病症出现在6月15日，从上诉人产科出院时无病兆。第三，一审法院推断上诉人有过错的依据是第三人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该书的内容与病历相矛盾，且证明力远不如争议发生前上诉人的产科病历。一审法院认定“死亡医学证明记载从发病到死亡间隔约为4天”，即发病时尚在上诉人产科时期，但从15日才表现出病症、16日凌晨死亡的事实来看，无法得出发病4天的结论。即使将黄染看作发病，根据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儿科入院时的主诉，时间也只三天即发病在自家。被上诉人在第三人处主诉的黄染时间早1天，属于患者（家属）恐惧病情时向医生加重描述的表现，偏离真实。上诉人产科病历中《新生儿护理记录单》记载，患儿出生后每天3次检查，其中皮肤检查在6月13日23:30前都是“红润”，仅在14日7:30即出院前1.5小时检查才是“微黄”，与被上诉人主诉“皮肤黄染2天”吻合。二、被上诉人既没有证明其子死因，又未证明上诉人有过错，且过错与其死因间存在因果关系，要求上诉人赔偿于法无据。第三人对被上诉人之子的出院诊断为：“1、新生儿败血症（肠杆菌），2、化脓性脑膜炎（肠杆菌），3、胆红素脑病（痉挛期），4、G-6-PD缺乏症，5、休克，6、混合性酸中毒，7、重度代谢性酸中毒，8、高血糖症，9、贫血，10、弥散性血管内凝血，11、粒细胞缺乏症”。其中感染和中毒的病因可以排除系上诉人过错造成，被上诉人在第三人的入院自述中称“否认宫内窘迫，无胎膜早破，羊水清，脐带、胎盘无异常，阿氏评分1分钟、5分钟均评10分”。可见，其生产过程中不会感染肠杆菌，致其发展为新生儿败血症、化脓性脑膜炎、以及酸中毒等。被上诉人未申请权威机构进行死因鉴定，第三人的上述诊断则表明死因有多种可能性。被上诉人在没有确定其子死于病菌感染和何种病菌、通过何种渠道感染的情况下，却申请鉴定感染的时间和上诉人在其被感染期间有无过错，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错误，其申请鉴定的事项被自选的鉴定机构拒绝，不利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在没有确定被上诉人之子死于病菌感染和何种病菌、通过何种渠道感染的情况下，不排除其死于遗传性疾病、未发现的其他疾病、出院后在家感染和在院期间非医疗行为的感染等多种可能性，一审法院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是推导不出上诉人有过错的，判决上诉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被上诉人之子若死于遗传性疾病或尚未发现的疾病，上诉人也不应担责。被上诉人刘瑞芬、莫名犹答辩称，尊重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宝安妇保院答辩称，本案和原审被告没有什么关系，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瑞芬、莫名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医疗费4000.84元、丧葬费39867元、死亡赔偿费636780元、精神损害赔偿100000元,共计780652.84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刘瑞芬因怀孕于2012年4月28日到被告恒生医院处进行产前检查，于2012年6月11日入恒生医院住院待产，于当日下午14时21分顺产一男活婴。恒生医院提供的病历资料显示：刘瑞芬及其新生儿于2012年6月14日上午出院，2012年6月15日18时刘瑞芬之子因败血症、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入院治疗，于当天20时安排转院治疗。被告宝安妇保院提供的病历资料显示：刘瑞芬之子于2012年6月15日21时入该院新生儿科治疗，诊断为胆红素脑病、败血症、G-6-PD缺乏症等，拟进行换血治疗；同时，院方向原告下达《病危通知书》；2012年6月16日2时55分，原告莫名犹签字同意中止治疗，患儿自动出院。当日，患儿死亡，《死亡医学证明》记载从发病到死亡间隔时间约为4天。原告认为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导致患儿死亡，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则辩称其医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及技术规范，无证据证明患儿死亡与被告的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不同意赔偿，双方之间遂起纠纷。原告莫名犹、刘瑞芬系死者的父母亲，其提交的户口本显示为：莫名犹为非农业家庭户，刘瑞芬为深圳户籍人口。原告提交了医疗费发票及押金收据，证明刘瑞芬因生产住院支付医疗费3505.84元，并交纳患儿住院押金500元；被告对上述费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刘瑞芬的生产费用与本案无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患儿被病菌感染的时间以及恒生医院在婴儿被病菌感染期间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进行司法鉴定，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经多次沟通及补充材料后，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认为上述委托事项超出该所技术能力范畴，无法进行鉴定，遂作退案处理。原告亦未再继续申请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该医疗机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认为其刚出生的小孩因为被告的医疗过错行为而导致死亡，其作为死者的近亲属有权提出诉讼请求赔偿。关于恒生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与患儿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已就此专业问题委托司法鉴定，但鉴定机构却以鉴定事项超出技术能力范畴为由无法进行鉴定，考虑到本案患儿病情发展迅速，死亡发生突然，相关诊疗记录并不充分等具体案情，法院认为再行委托鉴定亦难以得出精确的鉴定结论。在缺乏鉴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依据现有的证据材料，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结合庭审调查情况对相关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一方面，从现有的病历材料等证据来看，恒生医院的接生等医疗行为基本符合诊疗规范，无明显的过错或重大过失；另一方面，从患儿出院后不久即发生严重病患以致死亡的客观结果来分析，恒生医院对刚出生的患儿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存在查体不详、观察病情欠详尽等情形，以致未能发现患儿发病的早期征兆，亦未要求原告母子继续留院观察，该有失细致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与患儿后来的病情发展、加重以致死亡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联系。该事实亦可通过《死亡医学证明书》中的相关内容得到印证，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分析，法院认为被告深圳恒生医院作为患儿的接生医疗机构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对导致患儿后来死亡的结果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考虑到被告的诊疗行为过错程度较低且并非患儿死亡的直接原因，死者病情发生突然，具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且受制于当前的医疗技术条件等综合因素，法院结合本案具体案情，依据公平原则酌情判决恒生医院应对原告之子的死亡结果承担10%的损害赔偿责任。关于被告宝安妇保院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无证据显示宝安妇保院在对患儿的抢救过程中存在过错，原告也未就宝安妇保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申请司法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患儿送至宝安妇保院治疗时已经病情危急，其在该院抢救的时间仅为数小时，原告自己也签字同意中止治疗等具体案情，法院倾向于认为宝安妇保院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医疗过错，其诊疗行为与患儿的死亡结果之间无因果联系。原告诉请宝安妇保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具体的赔偿项目及金额。1、原告父母均为非农业户籍人口，原告之子为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其死亡赔偿金可参照父母的户籍性质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共计818960元=40948元×20年。原告起诉的该项金额为636780元符合法定计算标准，予以支持。2、丧葬费按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为54096元，原告的诉求金额为39867元，亦判如所请。3、本案事故导致原告丧子之痛，存在精神创伤在所难免，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0元。4、刘瑞芬因生产住院而支付的医疗费3505.84元是基于原被告双方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而支付的费用，与原告之子人身遭受损害的侵权纠纷没有关联，不属于本案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原告已经支付的患儿住院押金500元可作为人身侵权损失予以支持。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777147元（636780元+39867元+100000元+500元）。被告恒生医院应当按照责任比例支付原告的损害赔偿金为777147元×10%=77714.7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恒生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两原告赔偿人民币77714.7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607元，原告已缴纳，由被告承担1155元，原告自行承担10452元，被告所负之数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时迳付原告。本院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恒生医院是否需对新生儿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审查本案情况，因相关诊疗记录并不充分，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认为委托事项超出了技术能力范畴，无法鉴定，在此情形下，只能依照现有证据并结合日常生活情理和逻辑推理，判定恒生医院是否存在过错。根据宝安妇保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患儿发病到死亡间隔时间为4天，患儿死亡为2012年6月16日，则推算患病时间为6月12日，患儿从恒生医院出院的时间为6月14日，可见，患儿在恒生医院住院期间即已患病，但恒生医院一直主张患儿在其院住院期间并未发病，可见恒生医院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存在查体不详、观察病情疏漏的过错，没有及时发现患儿发病症状，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维持。恒生医院称宝安妇保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不应采信，而应按照该院的病历予以认定，但《死亡医学证明》系现时开具，而恒生医院的病历一直由该院保管，相对而言，《死亡医学证明》更为可信，故对恒生医院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的赔偿项目与金额，各方均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一审判决相关认定的确认，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宝安妇保院不承担责任，各方亦未提出上诉，对相关判项，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43元，由上诉人深圳恒生医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国林审 判 员  李卫峰代理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一七年六月九日书 记 员  胡旬子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