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1503民初1029号原告:熊文凤，女，196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南溪镇斗档街。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克龙（原告熊文凤的丈夫），男，1960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南溪镇斗档街。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林蓉，宜宾市南溪区衡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宜宾市南溪区刘家镇大同村第四村民小组，住所地：宜宾市南溪区刘家镇大同村第四村民小组。负责人：刘跃成，职务：组长。被告：宜宾市南溪区刘家镇人民政府大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宜宾市南溪区刘家镇大同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李昭云，职务：村委会主任。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光容，宜宾市南溪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原告熊文凤与被告宜宾市南溪区刘家镇大同村第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同村四组）、宜宾市南溪区刘家镇人民政府大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同村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文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克龙、谢林蓉，被告大同村四组的负责人刘跃成、被告大同村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李昭云以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光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熊文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承包经营坡耕地协议书》及《承包经营坡耕地补充协议》；2、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234955.65元及按年利率6%承担资金占用利息，直接经济损失234955.65元的组成为：（1）退耕还林管护生活补助费（2003年-2016年）为23868元（13年×20元/亩/年×91.8亩）；（2）公益林补偿金（2009年-2011年）为5806.35元（14.75元/亩/年×3年×91.8亩+4.75元/亩/年×4年×91.8亩）；（3）造林费（从幼苗到成林至少需要5年期，从2002年3月计算至2008年3月）为128520元（5年×280元/亩/年×91.8亩）；（4）修公路费为39274.8元（230000元÷537.6亩×91.8亩）；（5）幼苗采购费为7830元（4350株×1.8元/株），幼苗栽植工程费739.5元（4350株×0.17元/株）；（6）退还多支付的补偿金28917元（91.8亩×105元/亩/年×3年）；3、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间接经济损失（具体金额以评估可得的经济价值为准）；4、二被告连带承担赔偿违约金，以对争议林地资产市场评估价值的20%，按测绘面积分摊；5、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01年10月10日，原告和周利娟作为承包方与被告大同村村委会签订《承包经营坡耕地协议书》，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且协议约定的前提是以国家退耕还林政策为依据，双方对承包费约定为：在被告不享受国家政策补贴后才开始缴纳土地承包费即从2009年9月开始。协议签订后，原告组织人工栽种、施肥、浇水、管理幼苗等，还投资修建了水泥公路。后周利娟退出承包经营。后原告发现被告的发包面积91.8亩与事实严重不符，双方遂于2004年4月、11月分别签订了补充协议，再次明确承包前提是以国家退耕还林政策为依据享受政策补贴，并将承包面积确定为75.19亩，且约定由原告享有管护生活补助费20元/亩/年。2007年9月，国家出台政策，对生态林补助延长8年。2008年，原告承包经营的生态林被规划为公益林。2009年至2011年，原告根据被告提供的林地面积，按105元/年/亩向农户发放了承包金。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因双方对土地面积、管护生活补助费和公益林补偿金由谁享有等问题发生争议，以及被告至今未按约定将土地使用权的有关名册和有效证件交付给原告，导致权属不明，被告与部分村民发生权属纠纷，同时，在发生自然灾害后，被告均未积极解决，被告的严重违约行为，导致原告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行使自己的权利。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二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遂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大同村四组辩称，1、关于原告诉称的面积与事实不符的问题：2001年10月10日，被告大同村村委会与原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坡耕地协议书》约定面积为91.8亩，后经被告大同村四组与原告现场查看，确认面积75.19亩与实际面积一致，且双方于2004年3月31日和2004年11月15日分别签订的《补充协议》予以确认，故不存在面积与事实不符的问题。2、关于退耕还林管护生活补助费、公益林补偿金由谁享有的问题：国家为了保护退耕还林户的利益，明确规定退耕还林管护生活补助费和公益林补偿金由退耕还林户享有。并且，2004年3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上约定退耕还林管护生活补助费由“乙”方享有，该“乙”字属原告自行涂改，该约定属无效约定。3、关于原告拒绝支付承包金及要求退还已支付的承包金的问题：从2009年起，国家继续延长八年对退耕还林户按105元/亩/年进行补助是事实。而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坡耕地协议书》明确约定原告应当从2009年起支付承包金，原告以农户已获得了国家补助为由拒绝支付承包金和要求退还已支付的承包金，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4、关于原告诉称未交付名册和有效证件的问题：2001年10月10日，双方签订协议时，被告已将名册交付给了原告，原告是以此名册向有关部分领取了幼苗费、肥料等，也是以此名册向农户发放承包费。承包协议签订后，被告已将农户的土地承包证上交给南溪区林业局，但至今未办理林权证，这是南溪区林业局的原因，与被告无关，并且，未交付林权证并不影响协议的履行。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大同村村委会辩称，大同村村委会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大同村村委会没有享受权利，也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理由为：2001年10月10日，大同村村委会受大同村三组、四级、五组、六组、九组的委托，与原告熊文凤签订《承包经营坡耕地协议书》，属该五个村民小组的受托人，上述协议的主体应为原告熊文凤与大同村的五个村民小组，2001年3月31日和2004年11月15日的两份补充协议是由大同村五个村民小组与熊文凤所签，大同村村委会只是作为见证人签字和加盖印章，证明已对合同主体作了变更。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熊文凤对大同村村委会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被告大同村村委会受大同村四组等村民小组在内的村民的委托，将大同村四组等村民小组的村民承包经营的被规划为退耕还林区的一片坡地流转给原告熊文凤、案外人周利娟自主开发经营。2001年10月10日，被告大同村村委会与原告熊文凤、案外人周利娟签订《承包经营坡耕地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约定：退耕还林区属农户退交大同村村委会统一规划管理，面积为537.6亩，其中四社（组）为91.8亩；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即从2001年10月1日起至2031年9月30日止。对承包金的计算及缴付方式约定为：承包金计算以退耕还林政策，国家补助标准为依据即每年一亩地原粮300市斤；熊文凤、周利娟按每年一亩地黄谷150市斤、小麦150市斤，共计300斤缴付，也可按当年市场平均价折合人民币缴付；缴付时间为每年9月20日前一次性缴清当年度的承包金，且逐年缴付；缴付期限从2009年9月起至承包期届满止（2001年至2009年期间，直接享受国家粮食补贴）。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为：大同村村委会应向乙方移交土地使用权的有关名册和有效证件；大同村村委会不得占用和挪用上级划拨用于退耕还林（如每亩20元的看护费和苗木补助费）等专项资金和其他补助资金；若周边村、社对承包土地的权属问题提出异议，由大同村村委会负责处理；熊文凤、周利娟如需要修建道路，大同村村委会应无偿提供土地，修路费用由熊文凤、周利娟自筹或争取政府扶持；国家补助退耕还林的苗木款和看护费由熊文凤、周利娟用于生态林建设；熊文凤、周利娟在合同期内享受国家对开发宜林地的扶持优惠政策等。协议书还对双方提前终止合同分别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对被告需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约定为：被告方提前终止合同或者以其他理由干扰原告方，迫使原告方无法正常履约。该协议书的附件为：（1）政府部门颁发的退耕还林面积文件复印件；（2）由发包方提供退耕还林分户面积名册；（3）甲方双方交接手续清单。之后，经原告熊文凤、被告大同村村委会同意，案外人周利娟退出了该合同。上述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大同村四组（原为南溪县刘家镇大同村第四农业社）受大同村四组的村民的委托，与原告熊文凤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2004年3月31日，被告大同村四组作为甲方与原告熊文凤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承包经营坡耕地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一）），载明签订此协议的目的是为明确退耕还林补偿后（2009年10月1日起至2031年9月30日）双方的权利义务而签订。协议约定：1、退耕还林管护生活补助费，按退耕还林面积每年每亩20元，由已方享受；2、退耕还林国家补偿八年后，按丈量面积75.19亩，按每年每亩300斤原粮给付甲方（可以粮折资）；3、承包金的计算缴付方式按原协议履行。该份补充协议的附件《大同村四组退耕户自愿委托社集体发包退耕还林面积花名册》中，大同村四组的退耕户确认了各自退耕还林的丈量面积，合计为75.19亩。2004年11月15日，被告大同村四组作为甲方与原告熊文凤作为乙方，双方又签订《承包经营退耕还林面积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二）），在此补充协议中约定：1、在退耕还林期间，退耕还林户享受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2、退耕还林国家补偿八年后，按丈量面积75.19亩，按每年每亩300斤原粮（小麦150市斤、稻谷150市斤）给付甲方（可随行就市以粮折资）；3、退耕还林国家补助（生态林）八年期满后，如遇国家政策性调整，按国家政策执行；4、承包金的计算缴付方式按原协议履行。依照上述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告熊文凤在被告大同村四组村民的退耕地上开发经营生态林，栽种了竹子、树木等，还在大同村的退耕地上修建了公路，原告也通过砍卖栽种的竹木等获得经营收益。在原告熊文凤开发经营大同村四组的流转土地期间，大同村四组的退耕户获得的退耕还林土地流转费以及国家的相应补助政策为：1、2000年9月10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0]24号），2002年4月1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国发[2002]10号）两份文件，均规定：国家无偿向退耕户提供粮食和现金补助，对本案退耕户的补助标准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粮食（原粮）150公斤，补助粮食（原粮）的价款按每公斤1.4元折价计算，每亩退耕地每年生活费现金补助20元，还生态林的补助年限暂按8年计算（以下称：国家第一轮八年退耕还林补助）。在国家第一轮八年退耕还林补助期间（即2001年至2008年期间），被告大同村四组的退耕户获得了国家提供的粮食补助和生活费现金补助，粮食补助为每年每亩300斤原粮或者每年每亩210元现金，生活费补助为每年每亩20元。2、2007年8月9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25号）文件规定，在现行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和生活费补助期满后，继续对退耕户适当的现金补助，补助标准为每年每亩退耕地补助现金105元，并按每年每亩退耕地20元继续补助生活费，还生态林补助期限为8年（以下称：国家第二轮八年退耕还林补助）。而本案流转土地享受国家第二轮八年退耕还林补助的期限为从2009年起至2016年止。自2009年起至今（2016年），被告大同村四组的退耕户获得了国家提供的每年每亩退耕地现金补助105元和20元生活补助费。3、在退耕还林期间，被告大同村四组的退耕还林地被划为公益林，大同村四组的退耕户还获得了国家对公益林额外提供的管护补助费用。4、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原告熊文凤向被告大同村四组的退耕户支付了退耕还林土地流转费，支付标准为每年每亩105元。对上述1至4项土地流转费，国家和原告熊文凤均是按照退耕还林面积91.7亩向大同村四组的退耕户支付了土地流转费。对上述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为：一、原告主张被告存在的违约事实是否成立。（一）原告提出被告实际提供给原告的土地面积与合同约定严重不符。经审查，本案流转土地的面积确实存在多个数据的问题，具体为：1、2001年9月10日，大同村四组《退耕还林小班分户面积名册登记表》载明：大同村四组在退耕还林区的责任地面积为76.6亩，确定退耕面积为91.7亩；2、2001年10月1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流转土地面积为91.8亩，3、刘家镇人民政府提供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资金综合查询》表中载明：国家向大同村四组的退耕户提供粮食和生活费现金补助的退耕还林面积为91.7亩；3、本案两份补充协议中，双方约定流转面积为丈量面积，均为75.19亩，且约定按该丈量面积计算流转费。虽然大同村四组的土地流转面积存在上述多个数据，但是，就本案来说，协议中约定的面积才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变更了原协议书中的面积，且两份补充协议中均约定为丈量面积，表明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协议书的过程中对面积的问题再次进行过磋商，且实地丈量过土地面积，两份补充协议最终确定为双方按丈量面积75.19亩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原告主张此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相符，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在确定合同面积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也未提交实际面积与丈量面积不相符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提出合同面积与实际面积严重不符的事实不能成立。（二）原告提出被告至今未按约定将土地使用权的有关名册和土地有效证件交付给原告。被告抗辩称已将有关名册移交给了原告；对于交付证件的问题，旧的证件已被林业局收回，新的证件至今未办理，系因客观原因无法交付有效证件。经查，对于有关名册的问题：协议书的附件中明确约定退耕还林分户面积名册为合同附件，被告在庭审中出示了2001年制作的《退耕还林小班分户面积名册登记表》（该登记表载明大同村四组退耕还林面积为91.7亩），在此后的2009年至2011年期间，原告正是按此面积91.7亩分别向各个退耕户支付了土地流转费。并且，2004年3月3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时，补充协议（一）的附件《大同村四组退耕户自愿委托社集体发包退耕还林面积花名册》也载明了丈量面积75.19亩中每户退耕户的姓名、各自的退耕面积等内容，被告在庭审也出示了该份名册。因此，原告已经取得了据以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的有关名册，原告主张被告未交付名册的事实不能成立。（三）原告主张在开发经营流转土地期间，与当地农户因土地权属问题发生纠纷，阻碍了原告从合同中获得收益。为证明该主张，原告提交了对许国芳、张树银、宋祥海三人作的调查笔录，该三人在笔录中称2012年间有人阻拦原告熊文凤砍其经营地里面的竹子，但该三人均未到庭作证，本院对其证言依法不予采信。故对原告主张当地农户阻碍了原告从合同中获取收益的事实，本院依法不予认定。综上所述，对原告主张被告存在的违约事实，本院依法认定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证件的事实成立。二、退耕还林管护生活补助费和公益林补助金应当由谁享有。原告主张，根据双方在协议书中及补充协议（一）中的约定，每年每亩20元退耕还林管护生活补助费及公益林补偿金应当由原告享有。被告抗辩称，原告的主张不成立，理由为国务院先后颁发的国发[2000]24号文件、国发[2002]10号文件，原南溪县人民政府于2004年4月13日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退耕还林政策兑现工作的通知》（南府发[2004]28号文件）以及2007年10月2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贯彻的意见》（川府发[2007]51号文件）等已明确规定退耕还林生活补助费、公益林补偿金应当支付给退耕农户。经查，上述文件均载明生活费现金补助应直接支付给退耕户，但国家是基于对相关行政部门履行职责的行为而作出的上述规定，在民事活动中，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对收益分配进行约定，故在本案中，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为准。纵观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首先，在协议书中约定：“国家补助退耕还林的苗木款和看护费由熊文凤、周利娟用于生态林建设，熊文凤、周利娟在合同期内享受国家对开发宜林地的扶持优惠政策等”；其次，在补充协议（一）中约定：“退耕还林管护生活补助费，按退耕还林面积每年每亩20元，由已方享受”（此处的“已”应属打印错误，应为“乙”）；最后，在补充协议（二）中约定：“在退耕还林期间，退耕还林户享受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双方当事人先是约定将国家对退耕还林户提供的管护生活补助费等补助由原告享有，最后约定为由退耕户享有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已经改变了此前的约定，应当以最后的约定为准，故本院依法认定管护生活补助费和公益林补助金应当由退耕户享有。三、在国家第二轮八年退耕还林补助期间（2009年至2016年），原告是否应向退耕农户支付土地流转费，以及应当如何支付。在本案中，双方在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中对原告支付土地流转费的支付时间、支付标准、支付方式等均已作出了明确约定，两份补充协议还特别对支付土地流转费的事项又单独罗列出，最终确定了在退耕还林国家补偿八年（第一轮）后，按丈量面积75.19亩，每年每亩300斤原粮（稻谷150斤，小麦150斤）给付。原告认为补充协议（二）中的条款“退耕还林国家补助（生态林）八年期满后，如遇国家政策性调整，按国家政策执行”，应该理解为只要国家提供了补助就不应当支付合同约定的“承包金”，但其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从2009年至2011年期间原告每年向被告支付土地流转费的行为来看，原、被告双方订立上述条款的真实意思也并不是原告作出的上述解释。故本院依法认定2009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应向退耕农户支付土地流转费。但是，在补充协议（二）中，双方当事人在已经明确了原告需支付土地流转费的面积和标准的情况下，仍然在该条款的后面又约定“退耕还林国家补助（生态林）八年期满后，如遇国家政策性调整，按国家政策执行”，对于签订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虽然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但是当事人签订补充协议（二）时，正值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变化期间，且国家在相关文件中提到的第一轮退耕还林补助暂按8年计算的规定，表明双方当事人已预见到国家在补助八年后，有可能还会继续对退耕户进行补助。因此，综合双方当事人对第一轮国家八年补助期间的约定情况（该期间原告不支付土地流转费），以及对原告在第一轮国家八年补助期间与之后时期的收益的机会和大小进行对比分析，即根据竹木的生长周期，国家补助八年后原告的收益机会将更多，收益将更大，土地承租方在获得经营收益的同时应支付土地流转费，但又为避免土地出租方在获得国家补助和土地流转费的双重获益中对承租方不利的情况发生，作出了新的收益分配安排，因此，本院依法对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认定为在国家补助八年（第一轮）期满后，如国家继续对退耕户进行粮食补助，则可相应减轻原告支付流转费的责任，即应当扣除退耕户获得的国家粮食补助款。除上述本院已查明和已作出认定的事实以外，另查明，在本案立案前，被告大同村四组已向原告熊文凤提起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诉讼，要求熊文凤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土地流转费。经本院核实，2009年至2011年期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原粮最低市场收购价格为：稻谷：2009年为0.9元/斤，2010年为0.93元/斤，2011年为1.02元/斤；小麦：2009年为0.83元/斤，2010年为0.86元/斤，2011年为0.93元/斤。本院认为，原告熊文凤不是大同村的村民，其与被告大同村村委会、大同村四组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坡耕地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约定，大同村四组的村民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交由原告农业开发经营，该土地上的原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并未改变，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行为，则本案当事人之间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上述出租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一、关于被告大同村村委会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告大同村村委会作为《承包经营坡耕地协议书》的合同主体，被告大同村四组作为两份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但二被告均系受大同村四组村民的委托与原告签订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是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本案中，原告熊文凤选择了受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因补充协议签订在后，证明大同村四组的村民变更了受托人为被告大同村四组，被告大同村村委会不再是大同村四组村民的受托人，不应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因此，被告大同村村委会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关于本案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其一，原告主张被告的违约行为使原告租赁的土地权属不清，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因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其有权解除合同。经本院已查明的事实，被告确实存在未交付合同约定的证件的违约行为，但是，原、被告之间履行合同的时间已长达十多年，原告并未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因未获得证件而使开发经营受到了阻碍，也未举证证明其开发经营的收益受到根本性的影响。故其主张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其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和实现合同目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二，原告主张其租赁的土地被规划为公益林，属不可抗力导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依法有权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不可抗力是指在合同签订后，发生了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控制的意外事件或自然灾害，以致合同当事人不能依约履行义务。而本案中，原告开发经营的生态林被规划为公益林，属政策调整，而政策调整不属于不可抗力。并且，国家将生态林划为公益林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是从根本上限制了原告的开发经营，原告关于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对其要求解除本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是否应退还公益林补助金、管护生活费和已支付的土地流转费的问题。合同明确约定公益林补助金、管护生活补助费由退耕户享有，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这两项补助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不予支持。对于已支付的土地流转费：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09年至2011年期间，原告应当向大同四组的退耕户支付的流转费分别为：2009年：（0.9元/斤+0.83元/斤）×150斤×75.19亩-75.19亩×105元/亩/年=11616.855元；2010年：（0.93元/斤+0.86元/斤）×150斤×75.19亩-75.19亩×105元/亩/年=12293.565元；2011年：（1.02元/斤+0.93元/斤）×150斤×75.19亩-75.19亩×105元/亩/年=14098.125元。而原告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每年支付的土地流转费为105元/年/亩×91.7亩=9628.5元，均未超过其每年应该支付的土地流转费，因此，本院对原告要求退还已支付的土地流转费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四、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造林费、种苗费、修公路费等费用的问题。原告诉请的造林费、种苗费、修公路费等费用是原告开发经营流转土地的投入，原告正是基于其投入才能获得收益，并且合同明确约定，修公路费用由原告自筹集。同时，原告的该诉讼请求属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中应处理的问题，在本案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其要求被告支付相关的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五、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的问题。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被告应支付的违约金的条件为被告提前终止合同或者以其他理由干扰原告，迫使原告无法正常履约。本案中，系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被告以其他理由干扰原告，迫使原告无法正常履行。因此，对于原告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熊文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24元，依法减半收取计2412元，由原告熊文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 希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