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终2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香港维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官塘鸿图道**号保华企业中心****室。
代表人：徐顺喜，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守平，湖北慧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湖北慧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咸宁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马柏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高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琼楼，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芦琳，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维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特*号。
法定代表人：阮乾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山，湖北开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香港维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维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咸宁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咸宁国资公司）、湖北维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维新公司）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咸宁中民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香港维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守平、王宏，被上诉人咸宁国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琼楼、芦琳，被上诉人湖北维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香港维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明，咸宁国资公司主张的收购款13300000元（以下除未注明外，均为人民币）支付义务已在2006年3月随香港维新公司设立独资公司即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湖北维新公司，而发生了债务转移。按照咸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咸宁国资委）与上诉人签订收购协议约定：乙方香港维新公司在咸宁市注册新的有限责任公司，并将收购的全部资产注入新公司，新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实体。据此新公司注册成立后，收购余款的支付义务已转移至新公司也就是湖北维新公司承担，咸宁国资公司是清楚且认可同意的，正是因为整体收购余款这笔债务发生了转移，为此，在原审过程中，咸宁国资公司从新公司成立也就是债务转移之后，没有任何关于向香港维新公司主张债权的证据。相反，咸宁国资公司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了其每次主张权利的相对人都是湖北维新公司，且在2007年9月，湖北维新公司支付给咸宁国资公司收购款1525905元，咸宁国资公司已欣然接受。咸宁国资公司2013年11月8日致函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欠款确认函明确表述：一、欠市国资公司原银泉纺织公司改制整体转让余款13300000元。根据法律规定无论公司股权如何变更，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债务主体不变。2、原审关于争议焦点三的分析论断与客观事实不符。徐顺喜系香港维新公司法定代表人不错，其在咸宁国资公司（2013）1号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欠款函上签名也不假，但原审疏忽了徐顺喜担任香港维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同时，也是湖北维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咸宁国资公司针对湖北维新公司的确认函上的签名只是代表湖北维新公司，且事实也的确如此，湖北维新公司在确认函上加盖了印章，徐顺喜如果代表香港维新公司那么确认函上就应当有上诉人的印章，正是因为确认函只是向湖北维新公司发出，故只有一个印章，而没有上诉人的印章，原审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二）原审适用法律不当。债务转移是债务人将合同义务转移给第三方在被转移义务范围内，债务人脱离原有的债务关系，由于原有合同主体被取代，合同变更必须得到债权人的同意。而债务加入是第三方加入到原有的债务关系中来，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对债权人的债务，同时债务人并不脱离原债务关系。具体到本案中，香港维新公司认为原审认定的事实及判决文书所陈述的事实、证据，均清晰无可辩驳的说明，债务转移已经完成。原债权人即咸宁国资公司，原债务人即香港维新公司，第三人即湖北维新公司三方已就原债务转移达成合意，正是三方就债务转移达成合意，原债务人即香港维新公司脱离了原有的债务关系，所以本案原审过程中，咸宁国资公司一直都是在向湖北维新公司主张权利，且在2007年9月接受了湖北维新公司支付的1525905元的债务转移资金，而从没有向香港维新公司主张权利。法院审理债务纠纷案件应该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内容的法律效力，并且在当事人之间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尽量根据当事人之间的文件往来、实际履行等因素综合判断，挖掘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据以作出判决。但原审视这一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于不顾，草率认定湖北维新公司的行为系债务加入，显属适用法律不当。
被上诉人咸宁国资公司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关于企业改制收付款义务是否转移完成。1、咸宁国资公司与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三方未达成债务转移合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共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根据法律规定，香港维新公司将债务转移至湖北维新公司只有经咸宁国资公司口头或书面同意，方可实现债务的转移，根据本案实际，香港维新公司将债务转移给湖北维新公司，未得到咸宁国资公司的同意。咸宁国资公司向湖北维新公司发送《确认函》，系鉴于当时湖北维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徐顺喜，同时徐顺喜也是香港维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民法理论及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指导意见来看，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张债务，亦可推定为向公司主张债务。同时，湖北维新公司系香港维新公司控股公司，且2013年11月8日，咸宁国资公司以咸资函（2013）1号字致函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告知其差欠与“原银泉纺织公司”改制整体转让余款1330万元至今未还，徐顺喜在该函上签字属实并加盖湖北维新公司公章。因徐顺喜当时已非湖北维新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仅为香港维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对上述债务的确认系湖北维新公司和香港维新公司的同时确认，而并非咸宁国资公司与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达成了债务转移的合意，实际上也从未达成。2、湖北维新公司同意支付收购款系债务加入。《合同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债务人转移合同债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从本案看，2005年12月29日，咸宁国资委与香港维新公司签订的《香港维新纺织有限公司整体收购湖北银泉股份有限公司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及2006年1月1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照履行，咸宁国资公司已经履行了企业出售及资产移交义务，香港维新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当以全额支付价款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007年8月17日，湖北维新公司向咸宁国资公司出具《收购资金余款支付计划》，承诺在2008年6前支付完收购余款，2013年11月1日出具维纺发（2013）32号文件，确认欠企业改制收购款1330万元，上述承诺及确认行为属于合同外第三人即湖北维新公司向债权人即咸宁国资公司做出的单方承诺和确认，该行为系并存的债务承担，即债务加入，故香港维新公司作为相对方承担债务的同时，湖北维新公司同意参与债务承担，而未免除香港维新公司债务承担。（二）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不当。参照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纪要规定，在当事人之间无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债务加入关系中第三人与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2007年8月17日，湖北维新公司向咸宁国资公司出具《收购资金余款支付计划》，于2013年11月1日出具维纺发（2013）32号文件表明，湖北维新公司作为第三人向咸宁国资公司单方做出还款承诺，即便湖北维新公司于2007年9月支付收购款1525905元，因湖北维新公司与咸宁国资公司并未明确约定是否免除原债务人即香港维新公司还款义务，且从协议中的文字和履行也无法推断出免除其义务。因此，香港维新公司从未被免除原债务，咸宁国资公司仅同意湖北维新公司作为债务主体之一加入债务履行，香港维新公司与湖北维新公司应共同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
被上诉人湖北维新公司答辩称：1、原审判决共同承担债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引用《合同法》第86条即债务人转移债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是债务合法转移后的债务范围规定，该法律适用本案错误。2、上诉人认为债务应由湖北维新公司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是收购合同的收购方，有支付收购款的义务；被上诉人湖北维新公司作为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无支付上诉人企业收购款的义务。3、上诉人、湖北维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咸宁国资公司作出“由湖北维新公司支付所欠收购款”的承诺，严重损害了湖北维新公司其他股东权益及对湖北维新公司拥有权利的第三人合法权益。
咸宁国资公司原审诉请判令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1、共同偿还收购款169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5985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07年9月暂计算至2014年12月，75个月），本息共计22885000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5年4月12日，咸宁国资公司变更其第一项有关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要求其金额按国家有关规定，从款项应还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12月29日，咸宁国资委与香港维新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咸宁国资委）同意将湖北银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泉公司）生产性资产及全部债权债务整体转让给乙方（香港维新公司）；乙方在咸宁市注册新的有限责任公司，并将收购的全部资产注入新公司，新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负责组织收购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乙方在承担收购基准日银泉公司全部实有债务后，向甲方现金支付70000000元，其中50000000元甲方用于支付职工安置费、职工股金和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20000000元用于支付政府土地出让金；付款方式约定在本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签字生效后15个月内，乙方付清收购资金余款，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及其它改制费用。收购范围包括：收购基准日银泉公司全部货币资金、土地使用权资产、房屋及构筑物（出让土地上附着的所有房屋及构筑物）、机械设备、仪器及各种器具、用具、存货、应收款、无形资产、收购基准日银泉公司全部实有负债。在甲方确定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后，由乙方负责支付。经营管理层须将不低于70%的政策兑现收入转入新公司作为经营管理层流动股金；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还对资产交接、甲乙方责任事项、违约责任均作出了相关规定。其中甲方责任事项包括：“甲方按国有企业改制的有关政策，负责做好银泉公司职工安置工作，并承担职工安置的一切费用”。2006年1月14日，咸宁国资委与香港维新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第六条银泉公司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支付方式约定：1、经甲方确认，银泉公司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900万元左右，具体分配名单和分配数额由原银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相关政策提出分配方案后，报咸宁市人民政府核准；2、上述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由乙方负责支付，并视同向甲方支付收购价款。乙方在支付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时，30%用现金支付，70%转入新公司作为经营管理层流动股金。经营管理层在新公司的流动股金自投入之日起两年内不得要求退股。两年后按自愿原则则可以要求退股，但须提前两个月向新公司提出申请；3、经营管理层流动股金不作为新公司注册资本，但按《协议书》之约定，在新公司盈利的情况下，管理层流动股与乙方所持股份享有同等的分红权利；若新公司出现亏损，乙方弥补管理层流动股的损失，确保流动股保值并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收入。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签订生效后，银泉公司与香港维新公司进行了资产移交。2006年2月16日，香港维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徐顺喜在银泉公司出让资产移交表之资产总账及债务移交表上签字认可，国资委作为监交人盖章确认。2006年3月27日，香港维新公司出具委托书“兹委托徐顺喜先生为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法人，全权代表本公司在湖北省境内设立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并履行出资人职责。”香港维新公司设立了独资公司即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湖北维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国资公司为咸宁市人民政府授权国资委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托管、清收并处置市属国有企业剥离后的不良资产等。2006年11月12日国资委以咸国资文〔2006〕52号致函咸宁国资公司，由其负责清算、清收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项下的债权7000万元。截止2007年8月10日，共支付收购价款55174095元（包括向收购方移交并由收购方负责支付的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及应退职工股金19948000元），下欠尾款14825905元。经咸宁国资公司催讨后，2007年8月17日，湖北维新公司出具《收购资金余款支付计划》，承诺在2008年6月前支付完收购余款。但湖北维新公司仅于2007年9月支付1525905元后，余款13300000元一直拖欠未付。经多次催告后，湖北维新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出具一份维纺发（2013）32号文件，确认欠企业改制收购款13300000元。2013年11月8日，咸宁国资公司以咸资函（2013）号文致函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告之其差欠与“原银泉纺织公司改制整体转让余款1330万元至今未还”，徐顺喜在该函上签字属实并加盖湖北维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章。2014年7月9日，咸宁国资公司致函阮乾坤先生，告之其香港维新公司到目前为止差欠改制转让余款1330万元。
同时查明，2006年9月12日，银泉公司作为移交方与徐顺喜作为接收方签订了两份委托经营收入兑现交接书，确认原银泉公司主要负责人崔郑勇任总经理期间，应兑现国有资产委托经营收入150万元；原银泉公司主要负责人、其他班子成员及技术业务骨干应兑现国有资产委托经营收入750万元。2009年11月5日，徐顺喜出具承诺书承诺：2009年11月20日之前兑现100万元，剩下部分待103亩土地变现后一次性兑清，国资委督办落实到位。咸宁国资公司起诉时提出，尚欠原银泉公司主要负责人、其他班子成员及技术业务骨干应兑现国有资产委托经营收入3600000元至今未付，亦应按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
另查明，诉讼中香港维新公司提出咸宁国资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职工安置义务致涉案土地使用权至今无法开发建设的抗辩理由，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同时明确表示对此不予提起反诉。湖北维新公司提出咸宁国资公司依企业出售合同交付的财产权利存在瑕疵（指出让土地上附着的所有房屋及构筑物有的未移交）的抗辩理由，但除其陈述外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亦明确表示对此不予提起反诉。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13300000元收购款应当由谁承担偿还责任？2、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3、咸宁国资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咸宁国资公司关于请求支付应兑现国有资产委托经营收入3600000元的诉求应否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13300000元收购款应由谁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咸宁国资公司认为应当由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共同承担；香港维新公司认为咸宁国资公司诉称的收购款还款义务已由香港维新公司转由湖北维新公司承接，咸宁国资公司向香港维新公司追讨收购款于法无据；湖北维新公司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咸宁国资公司只能诉请香港维新公司支付所欠的企业收购款，其要求湖北维新公司共同偿还于法无据；在咸宁国资公司至今未同意合同义务转移给湖北维新公司的情况下，要求湖北维新公司承担企业收购款的共同偿还义务不应支持。原审认为，2005年12月29日，国资委与香港维新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2006年1月14日，国资委与香港维新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照履行。2006年11月12日咸宁国资委将负责清算、清收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项下的7000万元债权转移给咸宁国资公司后，咸宁国资公司有权主张权利。咸宁国资公司已经履行了企业出售及资产移交义务，香港维新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当依约支付价款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那么，湖北维新公司应否承担责任？债务加入在合同法中未作明确，但作为债务承担的一种方式，在经济交往中还是大量存在。我国合同法相关法条对此有类似的规定。《合同法》第86条规定：“债务人移转合同债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从该法条看对债务加入应持肯定回答。根据民法理论，债务加入又称并存的债务承担，是指第三人、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债务加入后，除当事人对责任承担方式另有约定外，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与债务人共同承担责任，同时，第三人享有债务人对债权人享有的抗辩权。本案中，2007年8月17日，湖北维新公司向咸宁国资公司出具《收购资金余款支付计划》，承诺在2008年6月前支付完收购余款。湖北维新公司仅于2007年9月支付1525905元后，余款13300000元一直拖欠未付。经多次催告后，湖北维新公司又于2013年11月1日出具一份维纺发（2013）32号文件，确认欠咸宁国资公司企业改制收购款13300000元。上述承诺及确认行为属于合同外第三人即湖北维新公司向本案债权人即咸宁国资公司作出的单方承诺和确认，其行为属于并存的债务承担，即债务加入。香港维新公司没有脱离原债务关系，而湖北维新公司又加入到原存的债务关系中，因此，香港维新公司与湖北维新公司应当共同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
关于争议的焦点二，诉讼中香港维新公司提出咸宁国资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职工安置义务致涉案土地使用权至今无法开发建设的抗辩理由，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同时明确表示对此不予提起反诉。湖北维新公司提出依企业出售合同交付的财产权利存在瑕疵的抗辩理由，但除其陈述外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亦明确表示对此不予提起反诉。因此，对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的焦点三，香港维新公司提出“若咸宁国资公司认为涉案收购款的偿付义务应由香港公司承担，咸宁国资公司的诉权也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原审认为，香港维新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当依约支付价款，湖北维新公司作为并存的债务人应当与香港维新公司共同承担支付价款的责任，咸宁国资公司即可以向香港维新公司催讨，亦可以向湖北维新公司催讨。本案中，咸宁国资公司一直在向湖北维新公司主张权利，湖北维新公司还于2013年11月1日出具一份维纺发（2013）32号文件，确认欠企业改制收购款13300000元；与此同时，2013年11月8日，咸宁国资公司以咸资函（2013）号文致函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告之其差欠的“原银泉纺织公司改制整体转让余款1330万元至今未还”，徐顺喜作为香港维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函上签字属实并加盖湖北维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章。2014年7月9日，咸宁国资公司致函阮乾坤先生，告之其香港维新公司到目前为止差欠改制转让余款1330万元。上述事实均可以证明咸宁国资公司一直在向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主张权利，且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也确认欠款余额，故咸宁国资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香港维新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的焦点四，原审认为，根据咸宁国资委与香港维新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可以确定收购款总金额为70000000元，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共9000000元，该款由香港维新公司负责支付，并视同向咸宁国资公司支付收购价款，据此，也可以确定该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包括在收购款总金额内。其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对账结果，截止2007年8月10日，共支付收购价款55174095元（包括向收购方移交并由收购方负责支付的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及应退职工股金19948000元），下欠尾款14825905元。经催讨后，湖北维新公司仅于2007年9月支付1525905元后，余款13300000元一直拖欠未付。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尚欠收购款13300000元，并且已偿还部分包括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在内。再次，咸宁国资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湖北维新公司已经支付了多少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还欠多少，如何区分属于合同约定的“乙方在支付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时，30%用现金支付，70%转入新公司作为经营管理层流动股金”的不同情形；另外，咸宁国资公司亦不能举证证明其要求香港维新公司在收购款之外另行支付360万元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的依据。综上，咸宁国资公司关于请求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支付应兑现国有资产委托经营收入3600000元的诉求不能支持，咸宁国资公司可另行处理。
关于咸宁国资公司当庭增加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增加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合并审理。
综上所述，对咸宁国资公司请求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偿还收购款133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请求支付应兑现国有资产委托经营收入36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的抗辩理由均不予支持。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香港维新纺织有限公司、湖北维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咸宁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支付收购款13，3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07年9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止）；二、驳回咸宁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6225元，由香港维新公司和湖北维新公司共同负担120625元，由咸宁国资公司负担35600元。
二审举证期限内，咸宁国资公司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5份）、董事会决议、身份证及公司变更通知书,证明2012年8月13日至2014年9月26日湖北维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雄兴；第二组证据委托书，证明香港维新公司委托徐顺喜全权代表其履行出资人职责；第三组证据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5份），证明2014年9月16日香港维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将湖北维新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阮乾坤、殷秀兰；第四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徐顺喜作为香港维新公司全权代表，2009年12月7日同意将转让款汇入市国资委帐户且与咸宁国资委之间的债权债务另外自行结算，即香港维新公司对债务认可。
上诉人香港维新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需要核实。
湖北维新公司对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及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持异议。
本院认为：对咸宁国资公司提交的四组证据，因香港维新公司、湖北维新公司对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第四组证据香港维新公司虽提出需要核实，但并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反证，且湖北维新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结合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评析和采信。
上诉人香港维新公司、被上诉人湖北维新公司均未提交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
1、湖北维新公司名称及公司类型变更情况：香港维新公司收购原湖北银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依据《协议书》于2006年4月13日设立了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港资，法人独资经营）；2009年7月16日变更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2009年12月24日该公司更名为湖北维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2、湖北维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香港维新公司整体收购原湖北银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于2006年4月13日设立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2006年4月13日至2012年8月13日其法定代表人为徐顺喜，2012年8月13日变更登记为黄雄兴，2014年9月26日之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阮乾坤。
3、湖北维新公司注册资本、股东构成及股权转让情况：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2006年4月13日设立时，注册资本3000万港币，由香港维新公司独资设立；2009年7月16日，该公司注册资本6576万港币，登记股东包括香港维新公司、祥璋发展有限公司、汕头市澄海区宏信石化有限公司、广东鸿泰实业有限公司、汕头市澄海区东里广达工艺厂；2009年12月24日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股东构成不变。2013年9月17日，湖北维新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公司股东香港维新公司、汕头市澄海区宏信石化有限公司、广东鸿泰实业有限公司、汕头市澄海区东里广达工艺厂持有的计90.07%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阮乾坤，祥璋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9.93%转让给自然人殷秀兰，且变为内资公司；同年9月24日，湖北省商务厅批复同意湖北维新公司前述股权转让。
4、涉案企业收购款项的具体支付情况：①2006年1月25日，汕头澄海区维新漂染有限公司汇入680万元；②2006年1月28日，分别由徐顺喜个人账户汇入290万元、汕头澄海区维新漂染有限公司汇入130万元；③2006年3月16日，徐顺喜个人账户汇入共计两笔430万元（230万元+200万元）；④2006年4月4日，钟祥维新纺织有限公司汇入共计两笔569802.49元（369802.49元+20万元）；⑤2006年4月5日，钟祥维新纺织有限公司汇入共计三笔8130197.51万元（220万元+280万元+3130197.51）；⑥2006年4月5日，原湖北银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汇入3226095元；⑦2006年12月4日、12月18日、12月20日，原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分别汇入300万元、300万元和200万元，⑧2007年9月，原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汇入1525905元；⑨根据收购协议支付的管理层兑现及职工股金1994.8万元。
本院认为，因香港维新公司系香港法人，且涉案企业整体收购签订地及合同履行地位于湖北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三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及本院对本案企业出售合同纠纷具有管辖权。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该法第四十一条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涉案《协议书》约定甲方咸宁国资委将原银泉公司生产性资产及全部债权债务整体转让给乙方香港维新公司，在涉案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法律的情形下，因本案系国有企业整体转让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故应适用最能体现涉案企业出售的我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争议。涉案《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签订的有关企业债权债务整体出售的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需诚实履行。
根据香港维新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香港维新公司对案涉企业整体出售欠款是否继续承担支付义务。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首先，从涉案《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及所涉当事人来看，香港维新公司系涉案协议相对方，作为协议相对方既是签约主体，也是《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的涉案企业整体出售转让的收购主体。
其次，从涉案《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金额、付款方式等相关权利义务内容来看，约定乙方即香港维新公司“在承担收购基准日银泉公司全部实有债务后，向甲方现金支付70000000元，其中50000000元甲方用于支付职工安置费、职工股金和经营管理层政策兑现收入，20000000元用于支付政府土地出让金；付款方式约定在本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签字生效后15个月内，乙方付清收购资金余款，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及其它改制费用”，且在《协议书》“五、乙方责任事项”明确约定“乙方应按本协议规定及时足额支付收购款项”。2006年1月1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就“付款方式”进一步明确，“本补充协议签字生效后，乙方应于2006年2月15日前支付1100万元收购款项，用于支付政府土地出让金及改制工作经费等。其他收购款项乙方按《协议书》之约定，向甲方支付现金收购款项”。可见，涉案争议的收购款项支付义务主体系香港维新公司；且根据该《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新设立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只是明确由其负责组织收购后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未约定由其承担收购款项的支付义务。
第三，从双方签订涉案《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后收购款项的支付情况来看，三方当事人均确认2007年8月10日前，收购款项已支付55174095元。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香港维新公司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在2006年2月15日之前分三笔如数支付了收购款项1100万元（680万元++290万元+130万元），这其中包括由汕头澄海区维新漂染有限公司支付的两笔810万元（680万元+130万元）、由徐顺喜个人账户汇入一笔290万元；其后，汇入的收购款项具体包括：①由徐顺喜个人账户汇入的共计两笔430万元（230万元+200万元）；②由钟祥维新纺织有限公司汇入的共计五笔870万元（369802.49+20万元+220万元+280万元+3130197.51）；③由原湖北银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汇入一笔3226095元；④由原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汇入的共计四笔9525905元（3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1525905），⑤根据收购协议支付的管理层兑现及职工股金1994.8万元。由此可见，涉案《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签订之后，香港维新公司为履行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通过其控股公司或关联公司包括徐顺喜个人帐户，多方筹集或调拨资金将收购款项汇入咸宁国资公司，或按协议约定兑现管理层收入及职工股金。至于香港维新公司如何组织付款、以何种形式支付，包括湖北维新公司的付款行为，并未改变香港维新公司作为涉案企业出售合同收购款项支付主体的法律地位。湖北维新公司答辩认为原审将湖北维新公司的这种行为认定为债务加入，加重了公司的债务负担、损害其股东权益，因其并未对与香港维新公司共同承担债务问题提出上诉，在此不作评述。
第四，从湖北维新公司的设立及其变更来看，香港维新公司收购原银泉公司之后，公司名称、股东及其法定代表人先后发生了变更。湖北维新公司最初作为香港维新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在其公司股东及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前，湖北维新公司支付涉案相关收购款的行为只是依照或更多体现香港维新公司的意愿，因为此时香港维新公司授权代表、湖北维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徐顺喜同一人。在2012年8月13日徐顺喜不再担任湖北维新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9月17日该公司不再是香港维新公司的独资或控股公司之后，咸宁国资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11月8日加快了涉案债务的催收进度。故香港维新公司认为在咸宁新设立湖北银泉维新纺织有限公司之后，支付涉案收购款项的义务已发生转移的理由，并无相应的合同和事实依据。
最后，在涉案债务的催收过程中，咸宁国资公司向湖北维新公司发函或催收、包括湖北维新公司的债权确认，只是其主张权利或履行方式的选择是否合适等问题，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维新公司在本案纠纷中的法律地位。《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涉案《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签订之后，作为债权人的咸宁国资公司并未明确或是明示同意涉案收购款项的支付义务已转移给湖北维新公司。至于咸宁国资公司在内部财务凭证上如何列明“银泉维新纺织改制出售尾款”的还款义务人，更无法证明涉案收购欠款已发生转移。在涉案《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香港维新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继续支付拖欠的收购款项。
综上所述，香港维新公司上诉认为涉案收购款项已发生转移、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并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本院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0元由上诉人香港维新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建新
审判员 胡正伟
审判员 曾 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樊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