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民申213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台州市逸而洁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上金线**号。
法定代表人：杨为仁，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玲君，女，196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再审申请人台州市逸而洁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饰公司）为与被申请人王玲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10民终1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服饰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货款及其利息损失是正确的，终审法院改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在认定事实上有明显错误。本案中，申请人的三张货单分别载明“逸而洁货存放在王玲君门面上卖，秋款卖不了可以退给逸而洁，合计人民币捌万肆仟玖佰元正”；“逸而洁的夏款存在王玲君门面上卖，卖到6月20号后退回逸而洁，存货款人民币柒万零仟陆佰肆拾元正”，上述内容表明：一是货物为申请人服饰公司的，属于申请人所有，不是杨为仁个人的，与杨为仁和被申请人达成的门面转让协议书毫无任何关联。且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年东二法虎民二初字第138号案件中诉讼主体为杨为仁与被申请人王玲君之间的纠纷，与本案主体明显不同。申请人与杨为仁系不同的民事主体，申请人不应为法定代表人杨为仁的个人民事法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被申请人应需举证证明，门店转让被申请人接手的存货就是本案的货物，即两者之间存在着关联性，抑或对杨为仁个人的行为应由申请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情形，现被申请人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是放在被申请人王玲君门面上卖，卖不了可以退回申请人，且退回有时间限制，被申请人收到上述货物后，自由定价以出卖的方式处分货物，可见被申请人对货物享有所有权。何况，《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标的物的所有权不是唯一的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可以有多种方式、途径。本案货单上载明了夏、秋款童装的款号、数量、单价、金额，上述记载的事项系买卖合同的内容况且申请人转移货物所有权，被申请人支付价款，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存在被申请人王玲君门面上卖，卖不了的可以退，是对货物价款结算方式的约定，更是当地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特征，原二审法院认为尚无法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明显错误；三是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发生交易的时间为2014年5月7日，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4年4月27日，两者相比较，时间相差近两年，发货依据早已丢失并不为奇。原二审法院认为本案货物数量较大，需要提供发货单，显然与日常经济往来不符，若每一次交易或者每一笔交易都需要发货凭证，那么交易的风险或者交易的成本将大幅提高，也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被申请人已经在货单上签名确认欠款事实，货单作为货款结算凭证在日常交易过程中非常频繁，本案也不例外；同时，货单上清清楚楚写上了收货人为被申请人，证明收到了申请人交付的货物，假设是存货盘点清单，应当写上存货人或者被存货人，而不是收货人；四是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年东二法虎民二初字第138号案件中的货款为148408元，本案件中货款为155540元，金额也明显不一致。被申请人提供的货运单没有注明是哪一年的，也没有款号、单价、金额等等记载内容，且结算方式注明未付，尤其是货物名称为服，与申请人的夏秋款童装毫无关系。何况被申请人与李天宝的中国民生银行转账交易记录记载的内容金额为26190元与《门面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的货款金额为24858元也一致，更为重要的是骆玲娜、钟荣华、杨美丽、郭标云、施良云、李天宝等供应商的货物无论从规格、型号，还是从单价、商标标识等等方面，都与申请人的货物与众不同，存在明显的差异。被申请人在原一、二审庭审时，没有申请上述供应商出庭作证证明上述供应商的货物与申请人提供的货单上的货物一致，事实上，申请人提供的货单上记载的款号、单价明显是有规律的，比如款号1515、1516、1517、1518、1519等，单价46、47、48、49、50等；如果就是上述供应商的存货盘点清单，由于供应商众多，系不同的厂家生产的，款号、单价不可能一样，更不会显得那么有规律排列的，这说明不是原二审法院认为的三份货单就是《门面转让协议书》中的存货盘点清单。五是原二审法院认为三份货单上印制的地址与《门面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的门店地址一致，上述协议与货单出具的时间仅隔一天，杨为仁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时未提供存货盘点清单，就相当然认为三份货单就是存货盘点清单，这种猜测毫无相关证据支撑的事实依据，纯属主观臆测。申请人货单上明明白白注明是逸而洁的货，不是杨为仁个人的货，也不是上述《门面转让协议书》中供应商的货,申请人货单上是夏秋款童装，而上述供应商的货物系短裤及中裤，明显不一致；并且2014年5月7日正值夏季，申请人出卖给被申请人夏秋款童装，符合当时的季节性要求，而与上述供应商的库存冬季货物显然不同。六是原一审法院认为杨为仁于2014年12月18日在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以上述《门面转让协议书》对被申请人提起诉讼，而涉《门面转让协议书》的存货货款纠纷已为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故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现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9日以(2015)东二法虎民二初字第138号判决驳回杨为仁的诉讼请求，说明原二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二、原二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亦有错误。由于二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所以原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的规定变更原一审判决是错误的。
综上，服饰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再审事由是指当事人据以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法院通过再审撤销或者变更生效裁判所必须具备的事实和理由。当事人必须按照再审事由范围提出原判决应予再审的理由，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对原审法院依其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作出裁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原审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显属不当的，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裁判结果，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维持。本案中，服饰公司提出的申请再审事由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内容，分属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对再审事由进行审查。
一、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再审申请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对于符合前款规定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再审申请人说明其逾期提供该证据的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和本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视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但原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不予采纳的除外。”结合本案，服饰公司再审审查期间向本院提交一份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7日作出的（2015）东二法虎民二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书，但该案现已由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审理，故服饰公司提供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书未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服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属于再审的新证据，该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这一再审申请事由。
本案争议焦点是服饰公司主张王玲支付尚欠货款155540元依据是否充分。服饰公司主张事实的依据主要是三份结算清单。经查，服饰公司系由杨为仁自然人独资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作为自然人的王玲君对杨为仁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不易区别。其次，服饰公司提供三份货单载明“逸而洁的夏款存在王玲君门面上卖，卖到6月20号退回逸而洁，存货款人民币柒万零陆佰肆拾元正”以及“逸而洁货存放在王玲君门面上卖，秋款卖不了可以退给逸而洁，合计人民币捌万肆仟玖佰元正”，不足以证明服饰公司将上述货物的所有权已转移至王玲君。特别是服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为仁与王玲君于2014年5月8日签订《门面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杨为仁现在合作的以下供应商的短裤及中裤由王玲君接手，现存货物以盘点清单为准。供应商有：骆玲娜、杨美丽、钟荣华、郭标云、施良云、李天宝。甲方（杨为仁与以下供应商所欠货款由乙方（王玲君）支付。所欠供应商货款有：骆玲娜货款20153元；杨美丽货款26540元；钟荣华货款31398元；郭标云货款5535元；施良云货款22524元；李天宝货款24858元；郭美斌17400元，合计148408元。因此，二审法院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按照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服饰公司与王玲君不存有买卖合同有相应依据。并无不当。
三、关于“原判决、裁定属于法律确有错误的”这一再审申请事由。第一，再审申请人虽然提出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但其在再审申请书中并未提出具体的相应理由。而“原判决、裁定属于法律确有错误的”主要情形包括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等六种情形。结合本案，二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并无不当。
综上，服饰公司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服饰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汤玲丽
审判员 黄培良
审判员 梅 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陈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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