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商终字第6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江东戴姆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连峰。
委托代理人：夏志刚，浙江明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昌南粤汽车板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再明。
委托代理人：熊昕，江西东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市江东戴姆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姆斯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南昌南粤汽车板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粤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4）甬东商初字第1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南粤公司与戴姆斯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记账日为2011年9月至2012年3月），南粤公司向戴姆斯公司提供价值921938.83元的货物，然戴姆斯公司仅支付140679元、150000元、252090.20元，合计542769.20元，尚欠南粤公司货款379169.63元。
南粤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以戴姆斯公司未付清货款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戴姆斯公司支付南粤公司货款379169.6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73240.62元（暂计至2014年5月30日止）。
戴姆斯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南粤公司向戴姆斯公司开具了920000余元的发票，并非实际交付货物的价值；戴姆斯公司已经付清全部货款，没有拖欠的货款，亦即不存在利息。请求驳回南粤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南粤公司与戴姆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南粤公司依约交付了货物，戴姆斯公司应当支付全额货款。戴姆斯公司辩称南粤公司未实际交付货物，其已经付清全部货款，但未提供充足的证据推翻南粤公司的主张，支持其反驳意见，故对戴姆斯公司的辩解不予采信。南粤公司要求戴姆斯公司支付货款379169.63元，应予支持。关于南粤公司主张的利息，因南粤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戴姆斯公司应当付款的时间，且双方对欠款金额存有异议，故酌情认定戴姆斯公司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利息。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5年3月2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戴姆斯公司支付南粤公司货款379169.63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4年6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南粤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戴姆斯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7”227元，由南粤公司负担1500元，戴姆斯公司负担5727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由戴姆斯公司负担。
戴姆斯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全凭南粤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南粤公司交付货物的金额，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要求戴姆斯公司举证对账结算凭证和买卖合同，颠倒举证规则；三、原审判决有法不依，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南粤公司原审的诉讼请求。
南粤公司答辩称：一、南粤公司开具给戴姆斯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戴姆斯公司已经抵扣；二、南粤公司提供的进仓通知单、货运合同、装箱单、入库凭证等证据，证明了货物交付的事实；三、南粤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证明戴姆斯公司的总经理兼控制人对涉案欠款予以认可。原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戴姆斯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4）甬东商初字第1508号通知书二份，拟证明原审法院就同一事实和同一证据既要求南粤公司举证，又要求戴姆斯公司举证，违反了举证责任法定原则；2.2011年12月31日变更函一份，拟证明南粤公司的关联企业江西荣昌汽车板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昌公司）要求戴姆斯公司将应支付给南粤公司的款项支付至其名下账号为01×××00账户的事实；3.网银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客户通知单二份、大额汇兑支付来账客户通知单一份，拟证明戴姆斯公司应南粤公司的要求将最后一笔款项付至荣昌公司账户的事实；4.荣昌公司用款申请表、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民一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荣昌公司与戴姆斯公司之间存在多年业务往来且交易过程中存在多开票少发货进而退款的事实；5.出口产品国内采购单三份、江西增值税专用发票九份，拟证明2011年之前双方之间的交易惯例是先签订买卖合同后发货的事实。上述证据经质证，南粤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是原审法院为了查明事实对双方分别确定举证责任，而且有些材料如报关单只有戴姆斯公司持有，要求其提供也是合理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在2012年成立荣昌公司后，业务由南粤公司转为荣昌公司，但并不影响各自的结算；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荣昌公司与戴姆斯公司的业务往来结束后，戴姆斯公司付到荣昌公司的货款有剩余，故荣昌公司将多余货款转给戴姆斯公司，但戴姆斯公司与南粤公司的账并没有结算清楚；证据4中的用款申请表由于是复印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电子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是工作人员的失误错付给了戴姆斯公司，对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荣昌公司针对该判决在向相关部门申诉，并向纪检部门提交了相关的材料，而且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戴姆斯公司的陈述相互矛盾；证据5中采购单上南粤公司的签章是否真实无法确定，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南粤公司不否认曾经签订相关的合同，但因为双方关系比较好，并不是每一次交易都签订了书面合同。本院认为，南粤公司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并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5亦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不予认定。
南粤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原审法院为查明双方当事人的全部交易往来发生的总金额及货款支付情况，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对账结算凭证或者买卖合同、交付凭证等证据，在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举证责任承担的情况下，法院有权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况且，戴姆斯公司在原审质证时也明确提出“希望双方将所有的交易往来都对账一遍，这样就清楚是否还有拖欠货款的情况”，因此，原审法院要求戴姆斯公司为双方对账提供相关证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二、南粤公司为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的事实，提供货运合同五份、货物入库凭证六份、进仓通知单四份。货物入库凭证载明的进仓编号能与进仓通知单相对应，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南粤公司委托货代单位将货物运送至戴姆斯公司指定的宁波市立豪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因此，南粤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单一证据，本案情形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戴姆斯公司对已签收涉案的总金额为921938.8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税款抵扣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实际交货金额并非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载明的金额，对此，戴姆斯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反驳意见，故戴姆斯公司的辩称不应采信。综上，戴姆斯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27元，由上诉人宁波市江东戴姆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代理审判员 杨 锴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