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78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惠良，男，196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朱碎有，浙江宝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霞娣，女，197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王广亮，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惠菲，女，198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审被告马建德，男，197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301251973********，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审被告杭州丽羽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鸭兰村洪字圩9号。
法定代表人马建德。
被上诉人沈惠菲、原审被告马建德、杭州丽羽纺织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洪时贝，浙江金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齐惠良因与被上诉人沈霞娣、沈惠菲、原审被告马建德、杭州丽羽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3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7年2月1日，齐惠良与丽羽公司、马建德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丽羽公司、马建德因生产发展需要、流动资金紧张向齐惠良个人借款6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7年2月1日起至一年内不定期，如齐惠良需要用钱收回借款必须提前半月通知丽羽公司、马建德，丽羽公司、马建德必须归还，借款利息为年利率20%（即每月支付利息1万元），利息每月支付，到期归还本息，马建德以丽羽公司所有资产及个人一切财产担保。后丽羽公司、马建德分别于2010年5月1日、2012年9月2日再次在该借款协议书上盖章、签字。2007年11月8日，齐惠良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借款10万元，该款项系以向良和包装公司开具转账支票的方式支付。2007年11月23日，丽羽公司向良和包装公司开具金额为15万元的转账支票，用途为“还借款”，齐惠良在转账支票存根上单位主管处签字。2008年10月29日，齐惠良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借款10万元。2010年5月1日，丽羽公司、马建德向齐惠良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兹有丽羽公司及马建德个人因经营流动资金紧张，向齐惠良个人借款50万元及20个月利息20万元，合计70万元。一审庭审中，马建德表示因齐惠良系其姐夫，马建德的姐姐与齐惠良有矛盾，齐惠良找到马建德要求其出具借条以交代款项去向，故马建德出具了该借条；齐惠良认可马建德系齐惠良老婆的堂兄弟。2013年4月21日，齐惠良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还款2万元。另查明：（一）马建德与沈霞娣于2000年11月21日登记结婚，于2008年5月14日经原审法院调解离婚；（二）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鸭兰村出具证明，载明：马建德与沈霞娣于2006年年底因夫妻感情破裂要求离婚，鸭兰村村民委员会对其进行过调解，但最终二人诉讼离婚；（三）马建德与沈惠菲于2008年9月2日登记结婚；（四）沈霞娣于2003年11月至2007年7月期间在杭州伯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工作。一审庭审中，（一）关于借款交付情况。齐惠良表示借款协议书中所涉的60万元借款于2007年2月1日在丽羽公司一次性现金交付；马建德主张陆陆续续收到借款47万元左右，其中一部分是转账。关于还款情况。齐惠良表示其于2008年10月29日出具的10万收条系针对案涉借款，故2010年5月1日出具的借条借款本金为50万元，2007年11月8日支付给良和包装公司的10万元，以及11月23日支付给良和包装公司的15万元系丽羽公司、马建德与良和包装公司之间的关系，与齐惠良无关，齐惠良系良和包装公司的股东；马建德表示借款已经归还了37万元，其中25万元归还给良和包装公司系因为借款中25万元是通过良和包装公司交付的，归还给良和包装公司也是齐惠良要求的，丽羽公司、马建德与良和包装公司无借贷关系。齐惠良于2017年8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丽羽公司、马建德、沈霞娣、沈惠菲立即归还借款本金700000元；2、丽羽公司、马建德、沈霞娣、沈惠菲立即支付利息1003333元（按年利率20%，自2010年5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6月30日共86个月，此后仍按年利率20%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为止）；3、丽羽公司、马建德、沈霞娣、沈惠菲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一）借款金额。首先，丽羽公司、马建德主张其实际收到借款47万多元，但其在2010年5月1日向齐惠良出具本息共计70万元的借条；其次，丽羽公司、马建德虽主张该借条系为帮齐惠良向其妻子交代钱款去向而出具，但丽羽公司、马建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经要求齐惠良返还或销毁该借条，且若借款未足额交付，丽羽公司、马建德在出具借条的同日以及之后的2012年9月2日两次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亦不符合常理；再次，丽羽公司、马建德主张已归还37万元，其中25万元系根据齐惠良要求归还给良和包装公司，但丽羽公司、马建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即使良和包装公司确有向丽羽公司、马建德支付过25万元，丽羽公司、马建德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25万元即为交付借款协议中的款项，且支付给良和包装公司的25万元均发生于2010年5月1日丽羽公司、马建德向齐惠良出具借条并在借款协议书上重新签字盖章确认之前。其中2013年4月21日的2万元收条，齐惠良虽主张其签名时无其他内容，其他内容系丽羽公司、马建德事后添加，但齐惠良并未对此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主张，在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过清偿顺序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该2万元应用于清偿本案借款利息；复次，根据法律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本案中，双方将前期20万元利息计入本金并出具借条，上述利息未超过该期间内法律保护的借款利息上限，故原审法院认定后期借款本金数额为70万元；最后，丽羽公司、马建德向齐惠良出具的借条中虽未约定利息计算方式，但丽羽公司、马建德在借条出具同日及之后的2012年9月2日两次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字确认，故齐惠良按照借款协议书约定的年利率20%计算利息并无不当。但根据法律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因齐惠良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于2007年2月1日签订借款协议书当日交付全部借款，且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日期，故本院自2010年5月1日反推20个月，即自2008年9月1日起，以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7年8月4日止，作为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现按齐惠良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所得的数额未超过按上述标准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金额，故原审法院对齐惠良主张的利息予以支持。综上，齐惠良与丽羽公司、马建德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保护，丽羽公司、马建德未按约归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齐惠良有权要求丽羽公司、马建德偿还借款本息，但利息应扣除2013年4月21日支付的2万，齐惠良该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马建德虽答辩称案涉借款系用于公司经营，应由公司承担，但借款协议书及借条中均载明了丽羽公司与马建德个人向齐惠良借款，故马建德该答辩意见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二）沈惠菲、沈霞娣的责任认定。首先，案涉借款实际发生于马建德、沈惠菲结婚之前，系马建德婚前债务，虽然马建德在婚后向齐惠良出具借条，并在借款协议书上重新签字确认，但这仅仅为对债务的确认，并不构成新的债务，且齐惠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沈惠菲同意加入案涉债务，故齐惠良关于无论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债务加入，沈惠菲都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主张，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案涉债务虽然发生于马建德、沈霞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二人于2006年年底就因夫妻感情破裂要求离婚，最终于2008年5月14日经原审法院调解离婚，齐惠良作为马建德堂姐妹的丈夫，理应对二人的婚姻状况有所了解，但齐惠良在二人感情不和的情况下未要求沈霞娣对案涉债务予以确认，在本案中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沈霞娣知晓案涉债务，且借款协议书中亦注明马建德以丽羽公司所有资产及个人一切财产担保，故齐惠良以案涉借款发生于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案涉借款用于二人夫妻共同生活为由要求沈霞娣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一、丽羽公司、马建德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齐惠良借款700000元；二、丽羽公司、马建德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齐惠良利息983333元（暂计算至2017年6月30日，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7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0%另计）；三、驳回齐惠良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065元，由齐惠良负担118元；由杭州丽羽纺织有限公司、马建德负担9947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宣判后，齐惠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程序不当，适用法律不当。一、借期认定错误。齐惠良原审举证的借款协议中对借期有明确的约定，先写明“壹年内不定期”，发现逻辑不符，才修改为“壹年以上不定期”。二、鸭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中涉及的“事实”并非客观事实。证明的经办人姚彩生即现任村委会主任，是2008年7月通过村委会换届后才参与到村里面的工作，对之前的情况并不了解；证明的内容是沈霞娣事先拟好，而姚彩生未就该证明涉及的“事实”进行调查与了解；鸭兰村村民委员会现已声明系受沈霞娣误导才出具，并予以撤回；鸭兰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其主任赵伟兴亦证实未就马建德与沈霞娣离婚进行过调解。实际上，到2008年3、4月时，沈霞娣才发现沈惠菲不当介入马建德与沈霞娣之间的夫妻关系，才有了2008年5月14日的离婚诉讼，而之前三人的关系在外人看来都是很正常的。三、马建德与沈霞娣离婚是通过法院诉讼的，与离婚、财产分割相关的事实应综合两人2008年5月在诉讼中的各自陈述来认定，且两人之间的约定并不对齐惠良有约束力。齐惠良在原审中申请调查取证用以证明案涉债务应由沈霞娣共同承担，但原审法院不予调取，程序不当。四、沈霞娣系丽羽公司的创始股东，直到离婚后2008年7月3日才将股东相应地变更为沈惠菲，监事由沈霞娣变更为马永德，沈惠菲担任丽羽公司总经理，对案涉债务完全知情。对沈霞娣主张在杭州伯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工作，沈霞娣仅是由杭州伯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购买社保，并非在该公司工作，且时间为2004年1月至2007年4月，并非原审认定的2003年11月至2007年7月。另结合沈霞娣的社保购买情况，其之前一直是有社保的，而之后未有社保却在工作，与日常生活常理不符。实际上，沈霞娣在2008年7月3日前一直与马建德共同参与丽羽公司的经营。无论是基于作为公司股东、监事还是基于与马建德夫妻关系，沈霞娣对案涉债务均应是完全知情的。齐惠良已经尽到审慎催讨的义务，一则基于与马建德堂妻舅的关系，顾全各方脸面与农村的人情世故，二则有证据证明齐惠良向丽羽公司、马建德多次催讨，事实上在催讨过程中，沈霞娣、沈惠菲在不同时间是在场的，沈霞娣、沈惠菲称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五、原审判决未判令沈霞娣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认定事实错误，亦曲解法律规定。（一）2008年3、4月沈霞娣因沈惠菲介入其与马建德的夫妻生活，才向法院起诉离婚的，此前马建德与沈霞娣一起经营丽羽公司，生活和美，原审认定2006年年底马建德与沈霞娣感情不和与事实不符。（二）案涉债务持续多年，齐惠良也催讨多年，不是到丽羽公司催讨，就是到沈霞娣家中催讨，沈霞娣作为公司股东、监事以及与马建德共同工作生活的配偶，称对债务不知情不符合常理。考虑到与沈霞娣、马建德之间堂妻舅关系，为顾全各方面子，齐惠良已经表现谨慎的态度。原审认为“齐惠良在二人感情不和的情况下未要求沈霞娣对案涉债务予以确认”倒置举证，与法不符。（三）原审以“且借款协议书中亦注明马建德以丽羽公司所有资产及个人一切财产担保”认定沈霞娣不需要承担责任不当。基于马建德是丽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处的“个人一切财产”，无非是为区分马建德只是代表丽羽公司这个“法人”还是马建德这个“自然人”，以及只是丽羽公司借款还是丽羽公司与自然人马建德一起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案涉债务即是马建德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该条规定的除外情形中的“明确约定”，是要明确达到排除“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在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基础上增加两款，进一步明确排除“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但并未排除经营所需的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也都是将经营所得列入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处理的。（四）依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应由沈霞娣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将举证责任倒置给齐惠良是错误的。沈霞娣并无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债务与其无关，而齐惠良所举的证据足以证实沈霞娣需要共同清偿借款。六、沈惠菲亦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马建德重新出具借条后，本金发生变动，原先的利息20万元已重新折算为借款本金，原审也认定“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丽羽公司、马建德重新出具借条后，因借款本金已在丽羽公司、马建德处，这种交付应当视为简易交付。马建德重新出具借条的行为发生在马建德与沈惠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并非是在马建德与沈惠菲的婚前，故不属于马建德的婚前债务。如前所述，案涉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情形，沈惠菲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至少要对“20万元利息重新变更为借款本金”部分的本金、利息共同清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丽羽公司、马建德、沈惠菲、沈霞娣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齐惠良借款700000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丽羽公司、马建德、沈惠菲、沈霞娣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齐惠良利息983333元（暂计算至2017年6月30日，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7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0%另计）；3、原审诉讼费用9947元部分及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丽羽公司、马建德、沈惠菲、沈霞娣承担。
被上诉人沈霞娣答辩称：一、借款协议书中关于借期的约定，实际上是一年之内定期，齐惠良在一审中所提供的借款协议书却已修改为一年以上，对此马建德已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且齐惠良提交的借款协议书中的修改部分亦未经马建德签字确认，故案涉借款的借款期限应为一年，即2007年2月1日至2008年1月31日，即使案涉借款属于马建德与沈霞娣的夫妻共同债务，那么齐惠良在诉讼时效内也未向沈霞娣主张，诉讼时效已过，应驳回其相应的诉请。二、沈霞娣一审提交的鸭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符合实际情况，不存在所谓的误导。该证明业经村民委员会主任姚彩生签字并加盖村民委员会公章，且沈霞娣也告知姚彩生该证明将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即使姚彩生是2008年换届之后才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但其之前也是在村里工作的，作为村民是了解马建德和沈霞娣闹离婚的事情，故齐惠良所谓的误导不能成立。另，虽然调解未形成相应的书面调解记录，但村里的相关负责人赵伟兴是参与过马建德与沈霞娣的婚姻纠纷处理，在2008年3月21日马建德、沈霞娣、沈惠菲因婚姻纠纷报警时，赵伟兴也是在场帮忙劝说的。三、沈霞娣是丽羽公司的股东，仅仅是挂名而已，是马建德为了注册公司方便而将沈霞娣列为股东。不能仅因股东名册里有沈霞娣的名字，就当然认定其参与了公司经营，或清楚公司的财务状况。事实上，沈霞娣自2003年11月至2007年7月期间一直在杭州伯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工作，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交纳相应的社会保险。齐惠良称沈霞娣仅在杭州伯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购买社会保险与事实不符。沈霞娣有自己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并无时间和精力与马建德共同经营丽羽公司，也无需对外大额举债。沈霞娣对马建德的经营公司、对外举债的情况并不知情，借款协议中明确马建德以丽羽公司所有资产及个人一切财产担保，可见齐惠良在出借款项时明知该笔借款是用于公司发展需要，且沈霞娣并未参与公司经营，同时也知道沈霞娣与马建德感情不和在闹离婚，但上诉人并未要求作为股东及配偶的沈霞娣签字确认，不能证明沈霞娣知晓该借款。四、并非所有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就当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规定“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本案中沈霞娣已举证证明其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需大额举债，也证明在马建德借款时夫妻感情不和导致闹离婚、长期分居，同时借款协议中明确记载系因生产发展需要借款，故沈霞娣已完成法定的举证义务，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齐惠良与马建德系亲戚关系，对该大额借款未征询沈霞娣的意见直接出借给马建德，可见其对借款主体和用途是清楚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齐惠良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沈惠菲、原审被告马建德、丽羽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判决沈惠菲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正确。在案涉债务形成之前，沈惠菲和马建德并非夫妻关系，该债务属于马建德的个人婚前债务。马建德在与沈惠菲结婚后，虽然又重新出具了70万元的借条，但其中50万元是借款本金，20万元也是之前遗留的利息，属于原来债务的延续，并非新的债务，根据法律规定，以夫妻一方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只有用于家庭开支才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案涉70万元并不符合该种情形，故沈惠菲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责任。二、原审法院认定马建德、丽羽公司与齐惠良之间存在70万元的借款关系错误。虽然马建德、丽羽公司于2010年5月1日在借条上签字，但该借条并未反映事实情况，借条上所有的内容都是齐惠良事先拟定，而非双方结算结果，从马建德、丽羽公司仅在借条上涉及70万元的部分签字可以反映。事实上，在该借条形成之前，马建德、丽羽公司已经归还35万，原审判决仅认定其中的10万元不当。对于另外25万元，丽羽公司在2007年10月8日支付给齐惠良10万元支票，齐惠良不但在支票上签字，还出具收条，表明其已收到10万元还款；丽羽公司在2007年11月23日支付的15万元，齐惠良虽未出收条，但是在支票存根上已经签字，并显示“还款”字样，表明其认可系还款。上述款项合计25万元，虽然未直接打入齐惠良帐户，但也是根据齐惠良的要求进行支付的，且齐惠良是款项接收单位的股东，在此情形下，如果齐惠良认为该25万元与本案的借款无关，则应由其提供反证。因此，马建德、丽羽公司已经归还齐惠良35万元，基于原始的借款本金实际为47万元，在扣除35万元后，马建德、丽羽公司尚欠齐惠良12万元，故齐惠良要求马建德、丽羽公司、沈惠菲承担全额借款的责任也是不正确的。况且该12万元债务是马建德个人债务，与沈惠菲无关，沈惠菲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另，虽然马建德、丽羽公司未提出上诉，但原审判决存在错误，要求撤销原判，对马建德、丽羽公司的还款责任依法重新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齐惠良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变更登记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沈霞娣是丽羽公司的创始股东，直至齐惠良与沈霞娣离婚后的2008年7月3日才将股东、监事变更为沈惠菲，沈惠菲、沈霞娣对案涉债务均知情；2、关于证明的更正说明一份，欲证明沈霞娣一审中提供的证明内容不属实，鸭兰村村民委员会要求撤回该证明；3、民事调解书一份（申请法院调取），欲证明马建德和沈霞娣在2008年之前并无夫妻感情不和，双方调解离婚时未涉及财产分割问题，以及案涉债务形成于2008年之前，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经质证，被上诉人沈霞娣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沈霞娣对案涉债务知情；证据2，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原证明并非受沈霞娣的误导出具，姚彩生虽然是在2008年7月换届之后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但其之前就在村里参加工作，也是该村村民，对于马建德和沈惠菲闹离婚之事应当知情，虽然没有人民调解委员会书面的调解记录，但赵伟兴确实出面协调过马建德和沈惠菲的离婚纠纷，请求依法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据3，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只能证明沈霞娣和马建德是经法院调解离婚，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沈霞娣和马建德的夫妻感情从2006年开始已经完全破裂，此后一直在协议离婚。被上诉人沈惠菲、原审被告马建德、丽羽公司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沈惠菲在案涉债务形成之前并未与马建德结婚；证据2，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说明虽有村民委员会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但缺乏相关负责人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而姚彩生和赵伟兴在该说明上发表的意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其应作为证人出庭；证据3，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马建德和沈霞娣因感情破裂导致离婚，离婚距离借款不到1年，而双方感情破裂是长期形成，可见在案涉债务发生时，双方关系已经不好。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2、3，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综合全案予以评判。
被上诉人沈霞娣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崇贤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2008年3月21日沈霞娣和马建德、沈惠菲因婚姻感情纠纷发生争议而报警，赵伟兴也在现场；2、离职职工管理工作单一份（加盖杭州伯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印章的打印件），欲证明沈霞娣从2003年11月到2007年7月7日开始一直在杭州伯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工作，签订有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沈霞娣有自己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3、马建德的父亲马达恩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沈霞娣在2006年年底就和马建德闹离婚并分居，同时沈霞娣有自己的工作，并未参与丽羽公司的经营。经质证，上诉人齐惠良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没有异议，齐惠良正是通过该次纠纷才知道沈惠菲介入马建德和沈霞娣的婚姻关系，该证据不能反映赵伟兴在现场；证据2，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沈霞娣是丽羽公司的原始股东；证据3，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且该证明的出具的人员和马建德、沈惠菲、沈霞娣均有利害关系，内容不属实。被上诉人沈惠菲、原审被告马建德、丽羽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2，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一、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鸭兰村村民委员会、余杭区崇贤街道鸭兰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关于《证明》的更正说明，载明：“2017年9月4日，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鸭兰村村民委员会应沈霞娣（身份X）的要求出具过《证明》一份，现经查阅资料、调查，并向时任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赵伟兴询问了解，更正如下：1、沈霞娣拿着拟好的《证明》要求村委会盖章，现任主任姚彩生在未经过了解情况下，本着方便老百姓，受沈霞娣误导了才在《证明》上盖章签字。2、现任主任姚彩生在2008年7月换届后才参加村里的工作，对之前的情况不了解。3、鸭兰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并未调解或协调过马建德与沈霞娣的离婚。4、关于马建德与沈霞娣的离婚一事以法院调解书为准，涉案的《证明》特声明撤回。”二、丽羽公司企业登记信息中的“投资人（股权）备案”，于2008年7月3日由“股东：沈霞娣，11万，马建德，44万；组织机构：马建德职务：执行董事；沈霞娣职务：监事”变更为“股东：沈惠菲，11万，马建德，44万；组织机构：马建德职务：执行董事；沈霞娣职务：总经理”。三、齐惠良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案涉60万元借款系以现金一次性交付。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沈霞娣、沈惠菲对案涉借款是否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上述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此前相关司法解释与该解释相抵触的，以该解释为准。本案中，案涉借款虽然发生在马建德与沈霞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数额较大，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案涉借款并无沈霞娣的共同签字或事后追认，不能反映沈霞娣存在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而借款协议中虽对借款用途作出约定，但齐惠良并未举证证明相关借款已实际用于丽羽公司的生产经营，故齐惠良要求沈霞娣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另，沈霞娣、马建德、沈惠菲在2008年3月即因婚姻感情纠纷报警以及马建德在与沈霞娣调解离婚后数月即与沈惠菲登记结婚，可见沈霞娣与马建德离婚系由于感情破裂，并非为了规避债务，而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鸭兰村村民委员会要求撤回其一审中出具的证明，亦不能排除沈霞娣与马建德在借款发生时夫妻生活已处于不安宁状态。虽然马建德在与沈惠菲结婚后向齐惠良出具借条，并在借款协议书上重新签字确认，但这仅是对原借贷行为的再次确认，不属于新的借贷行为，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沈惠菲同意加入案涉债务，故齐惠良要求沈惠菲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齐惠良对借款期限所提的异议，虽由齐惠良持有借款协议书原件中对借期修改为“壹年以上不定期”，但沈惠菲、马建德、丽羽公司提交的借款协议书复写件中借期显示为“壹年内不定期”，考虑到案涉借款协议书的原件与复写件系同时形成，且原件中对借期修改的部分亦未以签字或捺印的方式进行确认，故原审法院认定借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借期为“壹年内不定期”并无不当。因丽羽公司、马建德在双方结算后于2010年5月1日向齐惠良出具的借条中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故齐惠良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审中，齐惠良已将原审法院调取的马建德与沈惠菲离婚纠纷案件的民事调解书作为证据提交，该证据已能够反映马建德与沈惠菲离婚诉讼的相关情况，齐惠良要求本院再行调取该案的其他诉讼材料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此外，沈惠菲、马建德、丽羽公司在二审答辩时对借款本金提出异议，鉴于其并未提起上诉，本院不予审查，对原审判决结合马建德、丽羽公司在2010年5月1日所出具的借条而确定的尚欠借款本金以及利息，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齐惠良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950元，由齐惠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书记员 朱 江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