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商）初字第17044号
原告：朱建民，男，1956年7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桂阳，北京祯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金花，女，194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
原告：李玉梅，女，197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北京市丰台区双庙村**号。
原告：李玉杰，女，1973年9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
原告：李海涛（兼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74年5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
原告：万淑明，男，195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北京市红星西五号塑料厂，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号村。
法定代表人：郭占清，经理。
原告朱建民、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原告李海涛、原告万淑明与被告北京市红星西五号塑料厂（以下简称红星塑料厂）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蒋怡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淑英、刘立升共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原告李海涛、原告万淑明系本院依职权追加的原告。原告朱建民及其委托代理人侯桂阳、原告李海涛（兼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红星塑料厂的法定代表人郭占清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万淑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建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红星塑料厂向朱建民返还2011年、2012年度租金收入利润款221897.34元（每年110948.67元，两年合计）。2.诉讼费用红星塑料厂承担。事实和理由：2003年8月26日，李凤石、万淑明、朱建民三人合伙通过被告红星塑料厂与北京欣欣京卫化工厂（以下简称京卫化工厂）签订了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租赁位于通州区张辛庄的部分闲置土地及厂房、生活房。2004年4月16日，三人又通过红星塑料厂与京卫化工厂的上级主管单位北京金通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金通公司）签订了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同时解除2003年8月26日的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租得上述场地后，李凤石、万淑明和朱建民三人平均出资在租赁的土地上增建了房屋，并将房屋及场地以红星塑料厂名义对外出租，租金通过红星塑料厂收取，三人每年向红星塑料厂交纳6万元管理费。2005年和2006年，李凤石、万淑明和朱建民都分得了利润。2007年，万淑明开始对合伙事务进行经营管理，万淑明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收取租金后交给红星塑料厂，由红星塑料厂入账。2008年，因红星塑料厂未将该年度的租金收入利润款返还李凤石等三人，李凤石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大兴法院作出（2008）大民初字第2545号民事判决，判定红星塑料厂将2007年度的租金收入利润款332846元返还给三人。2009年4月8日，大兴法院又作出（2009）大民初字第3318号判决，判决红星塑料厂向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分别返还2007年度租金收入利润款中相应的数额。2009年，李凤石诉至法院，要求红星塑料厂参照2007年的利润额给付2008年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大兴法院作出（2009）大民初字第77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红星塑料厂返还李凤石2008年度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2010年，朱建民起诉要求红星塑料厂向其返还2008年度租金收入利润110948.67元，2011年1月27日，大兴法院作出（2010）大民初字第8558号民事判决，支持了朱建民的诉讼请求。2011年，朱建民起诉要求红星塑料厂返还2009年、2010年利润款共计221897.34元（每年不低于110948.67元，两年合计），大兴法院作出（2011）大民初字第8392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朱建民的诉讼请求。现朱建民应得的2011年、2012年度的租金收入利润款应合计不低于221897.34元，红星塑料厂仍拒绝给付。
原告李海涛、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红星塑料厂返还2011年、2012年度租金收入利润款221897.34元（每年110948.67元，两年合计）。事实和理由：2003年8月26日，李凤石、万淑明、朱建民三人合伙通过被告红星塑料厂与京卫化工厂签订了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租赁位于通州区张辛庄的部分闲置土地及厂房、生活房。2004年4月16日，三人通过红星塑料厂与京卫化工厂的上级主管单位金通公司签订了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同时解除2003年8月26日的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租得上述场地后，李凤石、万淑明和朱建民三人平均出资在租赁的土地上增建了房屋，红星塑料厂未出资建房。李凤石、万淑明和朱建民三人以红星塑料厂名义将房屋及场地对外出租，租金通过红星塑料厂收取，三人每年向红星塑料厂交纳6万元管理费；2005年和2006年，李凤石、万淑明和朱建民都分得了利润。2007年，万淑明开始对合伙事务进行经营管理，万淑明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收取租金后交给红星塑料厂，由红星塑料厂入账。2008年，因红星塑料厂未将该年度的租金收入利润款返还李凤石等三人，李凤石诉至大兴法院，大兴法院作出（2008）大民初字第2545号民事判决，判决红星塑料厂将2007年度的租金收入利润款332846元返还给三人。2009年4月8日，大兴法院又作出（2009）大民初字第3318号判决，判决红星塑料厂向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分别返还2007年度租金收入利润款中相应的数额。2009年，李凤石诉至法院，要求红星塑料厂参照2007年的利润额给付2008年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2009年10月19日，大兴法院做出（2009）大民初字第77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红星塑料厂返还李凤石2008年度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2011年，李凤石向法院起诉，要求红星塑料厂返还2009年度和2010年度利润款221897.34元（每年不低于110948.67元）。2011年12月12日，大兴法院作出（2011）大民初字第839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李凤石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李凤石应得的2011年、2012年度的租金收入利润款应合计不低于221897.34元，红星塑料厂仍拒绝给付。作为租金收入利润款返还权利所有人的李凤石，已于2012年5月7日因病去世，李海涛、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均为李凤石的继承人，有权行使李凤石的该项权利。
原告万淑明未提出诉讼请求，也未参加庭审，但提交书面说明称，2004年，京卫化工厂面临破产倒闭。该厂欠红星塑料厂货款，多次催要无果，该厂厂长同意将部分厂房、场地租给红星塑料厂。红星塑料厂找我商量定下，红星塑料厂对金通公司（破产企业的上级公司），我对红星塑料厂，我找谁合伙，红星塑料厂不干涉，这样我就给租了过来。后来，我就找到朱和平、李凤石合伙，并说明了合作关系。合作初期三人还能一起商量办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的发展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后来，朱、李二人背着我把原厂留下的财产，除不能搬动的之外，全部盗卖一空，加深了三人之间的矛盾，加上当时经济形势不景气，用户退租，延迟交租时有发生，因此，无力缴纳应缴的租金及其他费用。见此情景，朱、李二人撒手不管，我亦无力回天，无法承担如此重负，只好在2007年交回红星塑料厂，我也不干了。所以，2008年以后，我与红星塑料厂不再有租赁关系，没有权利再要利润。
被告红星塑料厂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个和我方无关。我和原告都不认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红星塑料厂、原告李海涛、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对原告朱建民提交的裁定书、场地租赁协议、两份判决书、租赁合同、破产裁定书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原告朱建民、被告红星塑料厂对原告李海涛、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提交的证明信和死亡证明书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对于法院依法调取相关案卷材料，原告朱建民、原告李海涛、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被告红星塑料厂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原告万淑明既未参加诉讼，亦未对上述证据提出书面质证意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朱建民提交的2010年一中民终字0456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之前生效判决确认的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原告李海涛、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认可该证据。被告红星塑料厂称该判决已被撤销。经本院核实，原告朱建民提交的上述判决系生效判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03年8月26日，红星塑料厂（承租方、乙方）与京卫化工厂（出租方、甲方）签订了《房屋及场地租赁协议》，约定租赁位于通州区张辛庄的部分闲置土地，租赁期限50年，房屋租赁费50万元。朱和平（即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在乙方处签字，红星塑料厂在乙方处盖章。
2004年4月16日，红星塑料厂（承租方、乙方）与京卫化工厂（出租方、甲方）、金通公司（甲方主管单位）签订了《房屋及场地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京卫化工厂厂院内的场地57130.82平方米、房屋建筑10870.13平方米及设备等出租给乙方做生产用；租赁期限为20年，自2004年4月1日起至2024年3月31日止；场地、房屋租金每年40万元；双方同意解除乙方与京卫化工厂于2003年8月26日所签订的《房屋及场地租赁协议》。朱建民、万淑明在乙方处签字，红星塑料厂在乙方处盖章。
2004年4月21日，红星塑料厂（承租方、乙方）与京卫化工厂（出租方、甲方）签订《房屋及场地租赁补充协议》，约定：乙方愿出资10万元一次性购买甲方产成品、原材料、低值易耗品，乙方愿出资70万元购买甲方的固定资产，由金通公司直接收取乙方向甲方所交租金。朱建民、万淑明在乙方处签字，红星塑料厂在乙方处盖章。
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每年租金是456000元，直接向金通公司交纳。
二、租得上述场地后，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三人出资在土地上增建了房屋。朱建民还提交了七份租赁合同，证明2005年，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陆续以红星塑料厂名义将房屋及场地对外出租。合同中出租方均有红星塑料厂加盖公章，朱建民签字，租赁期限为5年到19年不等。
关于租金的支取，朱建民、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称租金通过红星塑料厂收取，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三人每年从收取的租金里向红星塑料厂交纳60000元管理费，向金通公司缴纳456000元租金，2005年和2006年，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管理，都分得了利润，万淑明自2007年开始对合伙事务进行经营管理，万淑明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收取租金后交给红星塑料厂，由红星塑料厂入账，房屋一直持续出租给他人，有收益，但红星塑料厂再未退还租金收益。红星塑料厂称2007年之前的所有钱款红星塑料厂均未经手，他2008年4月接手，但是当时房屋均没有人租赁，现在出租的房屋都是红星塑料厂于2008年自己招租的，万淑明还拖欠红星塑料厂租金，故用万淑明新建的房屋出租获得的租金抵扣拖欠租金。
另查，红星塑料厂（2008）大民初字第2545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认可“原告他们（该案原告系李凤石）每年给我厂6万元管理费”，但称“还应交60万元的利润每年”，并提交了“收支明细单”。
三、2007年1月，李凤石、万淑明、朱建民三人曾相互签订了欠条、声明和解除合伙协议，其基本内容为万淑明和朱建民退出合伙，由李凤石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两人相应的补偿，由万淑明负责将合伙承租的房屋和土地变更为李凤石承租，后因该协议无法履行，李凤石起诉至大兴法院，大兴法院于2007年11月28日作出（2007）大民初字第83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上述协议，该判决书已经生效。
四、本案法律关系经法院释明，朱建民将案由变更为合同关系，称原、被告存在口头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的个人合伙挂靠在被告名下，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对外经营出租场地。红星塑料厂称双方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红星塑料厂仅与万淑明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当初让万淑明以红星塑料厂名义租赁土地，并定期向红星塑料厂交纳租金，万淑明与李凤石、朱建民什么关系不了解。
红星塑料厂提交了《关于终止〈土地及地上物承包合同〉的协议》，证明其与万淑明已经解除了土地租赁合同。该协议记载：红星塑料厂在2004年委托万淑明承包京卫化工厂厂房、场地，万淑明在2005年将该厂房场地出租给北京市五洲科工贸开发公司。但该公司在2007年10月终止了租赁合同，因万淑明没有了租金来源，造成无力交付给红星塑料厂承包费，故在2008年3月，万淑明与厂方协商，红星塑料厂同意万淑明的申请，终止万淑明承包京卫化工厂的口头协议。
另查，2008年，红星塑料厂以合作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万淑明作为被告，李凤石作为第三人，要求解除红星塑料厂与万淑明之间的关于京卫化工厂厂方、场地租赁协议，追回从2004年4月至2008年所欠的57.6万元被告应交的租赁费。同年10月，大兴法院经审理认为，红星塑料厂主张其与万淑明存在租赁关系的事实不成立，判决驳回红星塑料厂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五、关于分配利润的计算方式，朱建民、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称红星塑料厂具体收取了多少利润他们不清楚，因为红星塑料厂拒不提交账目，所以他们根据（2009）大民初字第7874号判决书确定的数额主张，而且涉案房屋有五、六万平方米，租赁费有几千万元。
朱建民和李凤石曾多次提起诉讼，分别要求红星塑料厂支付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的租金利润。在（2009）大民初字第7874号案件中，李凤石为原告，万淑明、红星塑料厂为被告，朱建民为第三人，李凤石起诉要求二被告返还2008年的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法院判决红星塑料厂返还李凤石2008年的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二审维持原判。
在（2009）大民初字第7874号案件中，李凤石提交了07年度收支清单。该收支明细清单显示：2007年12月31日，2007年累计租金收入834568元，07年累计支出441949.88元（包括支付金通公司租金256000元、支付红星塑料厂执照使用费60000元等），扣06年亏损59772元，2007年结余332846.12元。本案中，朱建民称该明细清单是红星塑料厂写的，不准确，实际收益应该更多。红星塑料厂称该明细清单不是他制作的。
经查，2007年3月15日，金通公司收取了李凤石和朱建民直接缴纳的租金20万元。本案中，朱建民、红星塑料厂均确认上述20万元是朱建民和李凤石先行垫付的租金，未计入上述2007年的收支明细清单的支出。
六、另查，李凤石于2012年5月7日去世，李凤石与马金花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子女三人，即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万淑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的三人组成的未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该个人合伙未解除，仍处于存续期间。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红星塑料厂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的个人合伙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二、红星塑料厂是否应当向朱建民、李凤石的继承人支付租金收益。本院分析如下：
一、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红星塑料厂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的个人合伙之间成立口头的合同关系，即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三人合伙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承租京卫化工厂的土地和厂房，并转租给其他公司，收取租金收益，向红星塑料厂交纳管理费。红星塑料厂抗辩称其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仅与万淑明有合同关系，但红星塑料厂未对朱建民、李凤石代表红星塑料厂与京卫化工厂签订租赁合同并向金通公司实际缴纳租金，朱建民、李凤石代表红星塑料厂与各承租方签订出租合同并收取租金，还在涉案土地上搭建新的房屋，以及红星塑料厂在上述租赁合同、出租合同以及收取租金收据上加盖公章，红星塑料厂持有2007年账目收支清单，收取原告的60000元管理费等一系列事实做出合理解释，故原、被告存在事实上的合作合同关系，本院对红星塑料厂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红星塑料厂还抗辩称其与万淑明已经解除了租赁合同，本院认为，解除合同应当以明确意思表示为前提，红星塑料厂否认其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三人合伙的合同关系，以及要求解除与万淑明之间的租赁合同的诉讼，均不能视为红星塑料厂明确提出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的三人合伙解除合同关系。由于红星塑料厂未明确提出解除其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三人的合同关系，故双方合同关系仍处于存续状态，朱建民和李凤石的继承人有权依据合同关系向红星塑料厂主张权利。
二、关于支付租金利润的数额，本案中，因当事人将承租的房屋及场地对外出租时均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签订合同并收取租金，租金亦由承租人向红星塑料厂交纳，红星塑料厂现在也实际控制了涉案厂房，因此红星塑料厂应当持有租金相关会计账簿，该账簿对2011年和2012年利润数额的认定起关键作用。现朱建民、李凤石的继承人依据合同关系向红星塑料厂主张租金收益，红星塑料厂拒不提供对确定2011年和2012年利润数额起关键作用的会计账簿，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可以推定红星塑料厂所持会计凭证对其不利，朱建民、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要求红星塑料厂支付2011年和2012年每年110948.67元的租金利润主张成立，该数额无须比照2007年的租金确认，双方当事人也当庭表示了对2007年的清单明细上记载的账目不认可。综上，本院支持朱建民、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的全部诉讼请求。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市红星西五号塑料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建民二〇一一年和二〇一二年的租金利润共计221897.34元（每年110948.67元）；
二、被告北京市红星西五号塑料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原告李海涛二〇一一年和二〇一二年的租金利润共计221897.34元（每年110948.67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256元，由被告北京市红星西五号塑料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蒋怡琴
人民陪审员 杨淑英
人民陪审员 刘立升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冯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