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3民初8362号
原告：杭州市水产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
法定代表人：汤祝文。
委托代理人：夏家品、姚冰箐，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童成，男，194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徐青（系徐童成之子），男，197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杭州市水产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产公司）与被告闻显明、徐童成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汤祝文及其委托代理人夏家品、姚冰箐，被告闻显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童成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后案件由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过程中，原告水产公司申请撤回对被告闻显明的起诉，本院依法裁定予以准许。本案于2017年7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汤祝文及其委托代理人夏家品，被告徐童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水产公司起诉称：闻显明自1999年11月至2006年12月间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被告徐童成自1999年11月至2011年11月间担任原告出纳，因闻显明和徐童成任职期间原告公司账目混乱，原告委托浙江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账目进行审计。因审计需要，原告于2015年7月27日开具《企业征询函》，7月28日、29日介绍原告工作人员汤祝文、王妙法亲赴常熟市鑫达市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常熟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常熟市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原常熟市老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公司）查询核实原告与上述三家单位的往来款项。上述三家公司反映各有一笔发生在2003年1月19日的款项发票联金额远远大于原告账上记账联的金额，即上述三家公司实际支付原告的货款金额远比原告实际入账的金额多，三笔款项合计差额为116980元。常熟市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原常熟市老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公司）还出具说明，反映从未收到过原告账上显示的2003年2月#3223565现金支票支取的37980元现金。另，原告还向杭州市河道管理总站去函要求核查2001年9月6日至2002年10月25日期间原告租赁该单位德胜路355号（原德胜路12号）综合楼4楼情况。2015年11月19日，杭州市河道管理总站出具《关于对杭州市水产物资有限公司征询函的复函》，告知原告：该单位从未收到原告账上显示的2003年1月支付给杭州市河道管理总站10550元和8750元的费用。原告认为，上述发票联金额与记账联金额之差额、原告已付但客户单位未收到的款项均为原告的实际损失。在此期间，闻显明担任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掌控着财务管理，徐童成担任出纳、直接经手上述款项，均未尽到忠实、勤勉义务，故依法应对174260元款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现特向贵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17426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庭审中，原告水产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7280元。
原告水产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对徐童成的询问笔录1份，以证明徐童成任职期间担任原告出纳。
2.企业询证函及原告介绍信各1份，以证明2015年7月，原告因审计需要向常熟市鑫达市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常熟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查核双方往来款项。
3.常熟市三家单位反映情况1份；
4.No1004182发票的发票联、记账联、发票所附购货清单各1份；
5.No1004183发票的发票联、记账联、发票所附购货清单各1份；
6.No1004184发票的发票联、记账联各1份。
上述证据3-6，以证明No1004182发票的发票联金额比记账联金额高36090元，No1004183发票的发票联金额比记账联金额高58716.8元，No1004184发票的发票联金额比记账联金额高22174元。
7.常熟市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2015年7月29日出具的说明1份；
8.2003年2月18日第21号记账凭证、#3223565现金支票存根各1份。
上述证据7-8，以证明2003年2月20日#3223565现金支票支取37980元的款项，常熟市老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公司从未收到过，上述款项由徐童成经手。
9.杭州市河道管理总站2015年11月19日出具的关于对杭州市水产物资有限公司征询函的复函1份；
10.银行存款日记账2份。
上述证据9-10，以证明杭州市河道管理总站从未收到原告账上开支的10550元和8750元租金。
被告徐童成答辩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74260.80元有恶意重复计算错误的事实。原告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将原告位于湖墅南路367号1145.42㎡房屋租给深圳发展银行，原告向其他单位租办公用房。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自2000年1月1日起，将员工分为4个部门，制定了高效高酬、低效低酬、损失自赔的分配制度，把员工推向市场，让其找米下锅。原告每月对各部门考核一次，当月所产生的利润归各部门所有。反之当月亏损也由各部门承担。该制度自2000年1月1日实施至2005年7月公司停业为止。2014年8月，原告在（2014）杭拱商初字第1132号案件审理时，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原告自2000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的财务账册进行专项司法审计，原告在诉状中的内容都是本次司法审计的范畴。司法审计报告没有披露该内容。
2003年1月原告实际收到江苏常熟三家公司货款合计金额147170.80元比原告实际做销售收入的30190元多，三笔合计差额116980.80元。原告断定该款是其损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款项不是原告的损失，是原告为了达到恶意诉讼之目的，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恶劣手段炮制出来的所谓证据。事实如下：因经营业务需要，原告在2003年2月向江苏常熟环卫处等三家公司供应销售水产品147170.80元，货款均从上述三家公司各自的开户银行如实汇至原告账上，由于原告当时财务处理问题，实际做销售收入为30190元，余下116980.80元仍挂在账上。2003年2月20日，原出纳徐童成从中提取现金37980元款项，不是支付江苏常熟老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而是交给当时原告水产组汤祝文、周完娣等人去支付水产市场的应付款。上述销售给江苏三家公司147170.80元货款的商品（海鲜水产品），是原告水产组从杭州肉联厂水产品市场邱海涛等水产老板中购买的，双方约定货款每月支付一次，同时由于水产市场交易均要用现金，所以导致上述提取现金支付货款的原因。其余79000.80元款项一直在原告账上，不存在所谓的损失问题，不然司法审计报告会如实披露。而且关于37980元款项的问题，是原告恶意重复计算的，因为该款其中包含在上述116980元内。退一步讲，假如原告指控2003年2月水产经营中是存在损失，根据原告当年的分配制度，原告水产组的员工也会在当月的考核中发现并要求被告赔偿，与原告无关。当时的水产经营部定编3人，年销售额85万元，原告为其3人交纳养老金、公积金（不含个人部分）等费用，并每人每月发320元生活费，自负盈亏，当月所产生的净利润作为部门收入，反之当月的亏损也由部门承担；流动资金6万元免息使用，超过部分按当年银行存款利率收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根据当时的分配制度，水产经营部自负盈亏，退一万步讲，如果被告对水产经营部造成了损失，那么原告应该是当时水产经营部的承包人。而且当时总共只提供给水产经营部流动资金6万元，原告所提到的损失不管是147170.80元还是37980元还是其他数目，相对于流动资金的6万元都是占比不小的数目，而且原告每月对各部门考核一次，当月所产生的利润归各部门所有，反之当月亏损也由各部门承担。如果发生这么大的亏损为什么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没有任何人反映这个问题？
原告诉称2003年1月支付杭州市河道管理总站10550元和8750元两笔合计19300元房租费问题。事实如下：其一，杭州市城郊河道管理处（后改为杭州市河道管理总站），和原告在2014年签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原告在2002年5月租用的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朝晖××区××单元××室办公用房是杭州市河道管理总站的；其二，原告在工商变更登记情况确认，原告自2002年5月16日至2012年3月23日已租用于杭州市下城区朝晖××区××单元××室办公。杭州市河道管理总站称，对2003年1月原告支付的10550元和8750元两笔房租费在账上没有显示的问题，被告认为是对方账务处理问题，对方并未确认未收到，与原告无关。因为当时双方未签租房合同，对方也未开房租发票，故要求自2002年5月至2003年6月，用现金的形式支付该房租费，再说原告在该段时间内，没有提供其他与此有重复支付房租的证据，世上哪有租了房屋不收房租费的好事。19300元房租费支付的时间为2003年1月，而原告在2002年5月至2003年6月已租用于杭州河道管理总站房屋办公，2003年1月支付其租用的房租合情合理。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水产公司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手段，要求被告赔偿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特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恶意诉讼请求。
被告徐童成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司法审计报告1份，以证明报告没有披露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2003年2月19日常熟三家单位，实际支付原告货款147170.80元其中有116980元已被侵占或损失的情形。同时报告上也没有披露2002年5月至2003年6月，原告账上有出现重复支付房租的情形。
2.房屋租赁合同1份；
3.原告工商变更登记情况1份。
上述证据2-3，以证明原告在2002年5月至2012年3月已租用杭州市河道管理总站所属的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朝晖××区××单元××室办公，2003年1月支付相应的房租合情合理。
4.水物2000年03号文件1份，以证明根据原告的分配制度，水产经营部是否存在损失和亏损与原告无关。
对于原告水产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徐童成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担任出纳与本案无关；证据2三性有异议，认为是2015年4月-2015年11月是浙江韦宁会计事务所司法审计时间，原告在2015年7月所取回的证据均在补充审查原告财务账册期间；证据3三性有异议，是原告单方伪造，无事实依据，不能作为证据；证据4-6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开具的3张销售发票金额是147170.80元，货款均汇至原告账户内，原告实际收入金额大于入账金额，差额问题是原告财务账务处理问题与本案无关；证据7-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37980元是被告提现后，用于支付水产的应付款；证据9-1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工商变更情况确认2002年5月-2012年3月，原告租用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朝晖××区××单元××室办公，原告没有提供在该段时间内重复支付房租的证据。
对于被告徐童成提交的证据，原告水产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涉及的是2015年7月后发生的事实，审计报告与本案不存在关联；证据2、4与本案无关联；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水产公司提供证据1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6，因水产公司明确其主张的事实中不包括该三笔款项，故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10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徐童成提供证据1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1992年至2006年期间，徐童成在水产公司担任出纳。2003年1月28日徐童成在银行存款日记账中记载支出10550元和8750元，摘要中均填写了河道管理处。2003年2月20日，徐童成开具号码为3223565现金支票一份，记载的收款人为江苏常熟、金额为37980元。
另，水产公司于1997年11月27日成立，原法定代表人闻显明任董事长职务，2006年12月27日因故辞去董事长职务。闻显明在第一次庭审中确认：2003年2月20日徐童成开具金额为37980元的现金支票系用于支付水产公司的应付货款；水产公司从2002年5月至2012年3月租赁杭州市河道管理总站的房屋，2003年1月28日案涉的19300元系用于支付租金。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该法明确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本案徐童成系水产公司的出纳，水产公司确认其并非董事、监事、也非高级管理人员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且时任水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确认案涉款项系用于支付货款和房租，故本案水产公司以徐童成违反忠实、勤勉义务，致使公司利益遭受损失为由，要求徐童成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市水产物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32元（原告已预缴3785元），由原告杭州市水产物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姚 萍
人民陪审员 胡 红
人民陪审员 傅广平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钱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