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29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仁新，男，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梅，湖北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利，湖北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记刚，男，196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庙山经济开发区邬树村1-2层北1-05室（创业农庄院内）。
法定代表人：闻卫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毛爱凤，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陈仁新为与被上诉人石记刚、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富利通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1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仁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陈仁新的诉讼请求为合同确认之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不应当追加富利通公司参加诉讼。另外，富利通公司参加诉讼后，应一审法院要求，提交了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未组织陈仁新、石记刚进行质证，违反了法定程序。2、陈仁新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均为书证，属客观证据。石记刚的证据是证人证言、视听资料，以及足以推翻其自己陈述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均属于主观证据、存疑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本案中应当采信陈仁新提交的书证。另外，石记刚提交的录音，不能证明完整性、来源合法性，也不能证明被录音的就是陈仁新，应不予采信。石记刚提交证人证言，但开庭时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自述系石记刚的朋友，与石记刚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无证据证明证人参与了谈话录音，其身份也存疑；证人在庭审中多次强调陈仁新、石记刚之间投资款纠纷发生于2012年6、7月，这与石记刚答辩时确认的以及其证据显示的时间即2014年7月是矛盾的。故，该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3、石记刚提交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可以证明：石记刚2012年8月汇入陈菊英账户资金系放贷资金，其已收到120多万元利息，该资金借款给林云后，因林云的原因未能按时归还。该证明的内容足以推翻石记刚在本案中的相关陈述。一审法院仅依石记刚陈述，认定“（石记刚）2012年8月至9月期间汇入陈菊英账户资金，系（陈仁新）要求其缴付的富利通公司注册资金，及其领取的利息大约120万元是资金占用费”，是错误的。陈仁新于2013年8月23日汇入石记刚账户900万元，资金来源合法，还备注了是投资款，石记刚也将款项汇入富利通公司验资银行账户，说明其认可该900万元是对富利通公司投资，故此款与石记刚无任何关系。4、一审法院以陈仁新提交的投资款900万元来源，与陈仁新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记载表述不完全相同为由，认定陈仁新未向富利通公司出资900万元，是错误的。首先，陈仁新事隔两年后，不能清晰记得投资款来源具体情况是正常的，况且陈仁新当时已明确表示投资款系自有资金和借款，这是正确的，陈仁新根本没有撒谎。其次，陈仁新作为公民，被公安机关强制询问，其陈述不能作为推翻客观证据的依据。再者，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资金来源根本不是本案审查重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陈仁新未向富利通公司投资900万元是错误的。5、石记刚在委托代持股协议上亲笔签名，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认可签字时有某周姓员工在场，与毛爱凤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石记刚签字时其在场，也基本一致。石记刚事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可以说明其不仅知道自己是名义股东，还同意到时候将股权还给陈仁新。因此，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代持股协议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其在不知文件内容的情形下受蒙蔽所签，没有事实依据。6、富利通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陈仁新作为该公司股东，一审法院遗漏了该节事实。另外，富利通公司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明了其股东同意的意见。7、本案系合同纠纷，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审理，一审法院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相关规定认定合同无效，适用法律存在错误。
石记刚答辩称，1、本案案由为股东名册记载纠纷，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富利通公司为被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2、陈仁新一审中虽对石记刚提交的录音证据提出异议，但未申请进行鉴定，其否认该份证据证明效力的主张应不予支持。3、陈仁新以富利通公司注册为名，将石记刚用于注册的资金骗入由其控制的陈菊英账户，然后又以注册资金到位至工商注册完成期间由公司支出资金占用费为由，将石记刚的资金对外发放高利贷，从中获得高额利润。陈仁新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对外出借款项年利率36%，其向石记刚按每年20%计算资金占用费，从中可以看出陈仁新获得每年16%的息差。陈仁新一直主张900万元出资款是石记刚对外出借或同意陈仁新对外出借，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还未能按照一审法院的书面通知到庭陈述，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石记刚原来与林云并不相识，不可能同意陈仁新对林云出借款项，林云也向公安机关陈述其原来不认识石记刚，是陈仁新对其借款。此后，石记刚向林云了解相关情况，才得知陈仁新与林云之间的借贷关系，石记刚并未向林云索要款项。陈仁新称石记刚的900万元已全部出借给林云且石记刚知情并同意，是虚假的。4、石记刚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石记刚将900万元款项汇入陈仁新指定账户，就是为了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陈仁新、陈菊英、徐秋、霍剑都是富利通公司筹建单位武汉麦肯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武汉麦肯特公司）职员，陈仁政则在富利通公司筹建时是武汉麦肯特公司股东，陈菊英的账户实际就是武汉麦肯特公司资金池和富利通公司筹建时的资金运转账户，石记刚转入陈仁新指定账户900万元，即已完成出资义务。银行流水和林云的陈述显示，陈菊英账户、武汉麦肯特公司账户等共计向林云提供借款570万元，陈仁新称石记刚汇入陈菊英账户的900万元均已出借给林云，显然与事实不符。武汉麦肯特公司在富利通公司设立前即向林云出借款项，其职员徐秋还从林云处收取利息，说明富利通公司设立前即已实际以个人账户的形式开展了具体放贷业务。陈仁新在2013年8月23日汇回石记刚账户900万元，是返还投资款；陈仁新已向石记刚退还了150万元，所以其中资金900万元中，石记刚有750万元，另150万元可算作陈仁新的款项，也可算作石记刚对陈仁新的欠款，希望陈仁新作出一个明确意见。石记刚在其投入富利通公司注册资金去向不明且没有任何交代的情况下，不可能放弃900万元资金权利，反而去认可富利通公司股权归陈仁新，自己只是代陈仁新持股，而且不要求陈仁新支付任何代价，这足以说明委托代持股协议不是石记刚的真实意思。5、委托代持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承诺书之间相互矛盾，且委托代持股协议的内容与石记刚欲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愿完全相反，石记刚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利益对价的前提下按本人意愿签署该协议。陈仁新在被石记刚质问过程中，以及公安机关调查询问过程中，对该协议均采取回避、否认态度，其在富利通公司成立之后也未行使过所谓股东权利，另外，武汉麦肯特公司与陈仁新、石记刚之间仲裁案件中，各方均未否认过石记刚的股东身份，以上事实都表明委托代持股协议是陈仁新设局欺诈石记刚所签。该协议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的表示，缺乏民事法律行为成立要件，应当认定协议尚未成立。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进行审理是正确的。6、本案的本质，是石记刚想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出于对陈仁新信任，将注册资金交由陈仁新投入公司管理，陈仁新瞒着石记刚挪用资金放贷。此后，陈仁新向武汉麦肯特公司借款，由于其无力还款，便用隐瞒欺诈方式哄骗石记刚签署了多份文件，设局双重保险让石记刚为其债务兜底，一是欺骗石记刚签署担保函，用石记刚股权进行担保，二是欺骗签署委托代持股协议等四份文件，将石记刚的股份说成是陈仁新自己的，将来用该股份为其借款抵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富利通公司认为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但如果法院判决需要其配合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其可以配合办理。
陈仁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陈仁新、石记刚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有效，并解除该委托代持股协议；二、确认石记刚所持有的富利通公司4.5%的股权归陈仁新所有；三、判令石记刚配合陈仁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四、判令石记刚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石记刚经人介绍与陈仁新结识。陈仁新得知石记刚预投资小贷公司后，陈仁新向石记刚称“麦肯特公司”正准备筹备组建小贷公司，自己是注册事务的负责人，可以帮石记刚成为小贷公司股东。2012年8月，陈仁新表示，由于注册小贷公司需要将股东注册资金集中，以便金融办审查小贷公司资金能力，需要石记刚先将投资注册资金打入公司集中账户内，在小贷公司注册成功前，可以向石记刚支付一定比例的资金占用费（利息），由陈仁新负责直接给石记刚。石记刚根据陈仁新要求，于2012年8月31日、9月5日、9月16日将出资款共计900万元汇入武汉麦肯特公司财务人员陈菊英（负责注册小贷公司人员）账户内。后该款，根据陈菊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在陈仁新授意下转到其他账户上。
2013年8月23日，陈仁新将900万元汇到石记刚账户，石记刚于当日将全款汇入小贷公司的验资账户。2013年9月7日，石记刚参加小贷公司股东会。2013年9月11日，富利通公司成立，共有14名股东，其中法人股东为深圳市麦肯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麦肯特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均称深圳麦肯特公司），占公司注册资本50%，自然人股东13名，石记刚出资9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5%，石记刚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在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等文件上均有记载，后参加公司2014年11月12日股东会，会议议题为记名股东石记刚与隐名股东陈仁新股权确权及该部分股权转让，决议结果是“由于认为有争议的股东所代表股权超过半数，所以该股股权属存在争议。鉴于该股权存在争议，所以不能转让。”
2014年7月，石记刚要求行使股东权利，遭到了富利通公司拒绝，理由是陈仁新向富利通公司提交了委托代持股协议、授权委托书、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等四份文件，陈仁新主张自己才是富利通公司股东，石记刚只是代持股。石记刚于2014年7月16日通过蔡某某约陈仁新见面。在谈话过程中，陈仁新肯定石记刚是富利通公司股东，并回避了代持股协议等文件的事情。
石记刚于2014年8月向武汉市公安局东湖风景区分局以陈仁新与富利通公司合伙诈骗的事由报案，该局于2014年8月立案。石记刚在公安机关陈述概述如下：1、怀疑被人骗了来报案。其是通过朋友认识自称深圳麦肯特公司的武汉负责人陈仁新，陈仁新说他们公司在武汉准备筹建一个小贷公司，石记刚和朋友筹齐900万元，分四次，在陈仁新授意下汇入陈菊英个人账户。2013年8月23日，陈仁新用其账户向石记刚账户汇款900万元。当日，石记刚将该款汇到富利通公司注册账户。2013年9月11日，富利通公司成立，石记刚是公司股东，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5%；2、2013年10月期间，陈仁新找到石记刚，称富利通公司让石记刚签署一系列文件。石记刚没有注意具体内容，基于对陈仁新的信任，全部签了字，没有留备份文件；3、2014年7月，石记刚和公司股东陈德良聊天得知，陈仁新将石记刚出资资金转出公司。石记刚就找到公司，公司负责人说石记刚实际上不是股东，陈仁新才是股东。石记刚联想到2013年10月期间陈仁新让签署一些文件之事，怀疑可能被陈仁新骗了，就报案。
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陈仁新陈述内容概述如下：1、2011年，其通过朋友认识石记刚。石记刚想成为新筹建小贷公司股东。2012年8月至9月间，石记刚将900万元打到陈菊英账上，后被陈仁新借贷给林云，本金没有收回。2013年8月，深圳麦肯特公司筹建的富利通公司要验资。因放贷款项没有收回，陈仁新就找深圳麦肯特公司总裁闻卫武借款200万元、亲戚陈仁政借款400万元，加上自有资金300万元共计900万元，于2013年8月23日转账给石记刚，石记刚当日转到了富利通公司验资账户；2、公安机关问陈仁新“你和石记刚有没有签署什么协议？”陈仁新否认与石记刚签署过任何协议。
陈菊英在公安机关陈述：2011年10月，陈菊英入职深圳麦肯特公司，担任会计等职。深圳麦肯特公司有意在武汉成立一家子公司，将陈菊英派遣到武汉。当时公司派遣在武汉有6个人，分别是三位领导（邓文鸣、陈仁新、童文涛），三位员工（徐秋、霍剑、陈菊英）。后来陈菊英一直在武汉工作。富利通公司是深圳麦肯特公司的子公司，陈菊英现作为深圳麦肯特公司员工受委派在富利通公司做事。筹建公司办公地点在东湖宾馆2号别墅，陈菊英在公司担任会计。陈仁新是筹建富利通公司时武汉麦肯特公司副总，于2013年底离职。陈菊英于2012年通过陈仁新认识石记刚，其本人和石记刚没有经济往来，陈仁新和石记刚有账款往来，通过陈菊英银行账户进行。2012年8月份，石记刚分三、四次向这个账户转入大额款项，陈仁新每次还跟陈菊英打电话让查账，问账款到了没有。所以陈菊英记得很清楚。后来，陈菊英在陈仁新授意下又分别将钱打出去了。
富利通公司法务人员毛爱凤陈述：1、其与石记刚第一次接触是2013年下半年，应当是公司成立之后，有一次陈仁新让其去一楼办公室，石记刚在里面，陈仁新让毛爱凤看桌上的文件，内容大概意思是石记刚所持公司股份是为陈仁新代持。之后，毛爱凤看到陈仁新和石记刚在文件上签字，此后毛爱凤离开了；2、公安机关问毛爱凤：“他们签署的协议，你作为公司的法律专员，你们公司认可这份协议的内容吗？”毛爱凤回答：“公司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公司知道的话，肯定不认可。”毛爱凤还称，富利通公司的法律文件一般是其制作，陈仁新和石记刚的文件不是其起草的。
富利通公司工作人员汤正涛陈述：1、公安机关问汤正涛：“石记刚作为公司股东，有没有将其股权作为质押向公司借款或为他人进行过担保？”汤正涛回答：“目前没有”。问：“这里有四份协议书（委托代持协议书、授权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公司是否有这些协议的原件？”汤正涛回答：“公司曾经知道这件事情，是陈仁新和石记刚之间的事情。但是由于公司大股东深圳麦肯特公司不认可，故此协议公司没有认可”。2、汤正涛还说，陈仁新是深圳麦肯特公司委派到武汉筹建富利通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公司成立后其因个人原因辞职。
一审中，陈仁新提交了委托代持股协议、授权委托书、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该四份文本的内容如下：
委托代持股协议：2013年8月20日，受托方（甲方）石记刚与委托方（乙方）陈仁新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内容是1、富利通公司拟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乙方投资900万元，占公司4.5%股权。2、考虑到甲方并非公司实际投资者，为更有效参与公司决策、管理等因素，在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后，乙方对公司的投资采取代为持股方式进行，即乙方将投入公司的900万元，占公司4.5%的股权，由甲方根据本协议约定代为持有，并登记在甲方名下，而乙方则根据本协议约定享有其作为代持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应享有的对应股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及义务，经过平等协商，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第一条、乙方同意将公司4.5%股权交由甲方代为持有，以甲方名义进行工商登记。第二条、甲方代持股权期限为一年，自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至一年期满。期满后，如乙方要求甲方继续代持的，本协议继续有效。代持期间，乙方享有无条件解除权。协议自乙方通知甲方后解除（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电话、短信、邮寄等）。协议解除后，甲方应与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协助乙方办理相关变更手续。第三条、由代持股权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股息、红利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现有股权处置权、新股认购权）、所得或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将代持股权转让或出售后取得的所得）归乙方享有。第四条、在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将全部投资款一次性划拨至甲方账户，然后再付至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第五条、甲方同意其在富利通公司的股东表决权由乙方自行行使。如甲方违反本协议，致使乙方所享有的与代持股权有关的权利或收益受到损害，并从甲方获得相应损失的赔偿。第六条、甲方保证在乙方拟转让代持股权时，提供必要的协助及便利，配合乙方完成相关手续。第七条、甲方保证，在代持股权期间未经乙方同意不对外转让其代持股权。代持期间如因甲方原因致使代持股权被质押、被司法机关冻结或被执行，甲方负责赔偿乙方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第八条、未经对方同意，协议双方均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有关本协议的任何内容及对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接触或获知的对方的任何商业信息，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该信息属于公知信息或者事先得到对方的书面授权。若因违反本条款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一方应当予以赔偿。第九条、违约责任，本协议一经生效，甲、乙双方应按本协议积极、全面履行自身义务，保证对方权益；如果任何一方未按协议规定，适当地全面履行义务，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十条、争议解决方式，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由富利通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一条、协议的变更或解除，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1）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2）因情况发生变化，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第十二条、其他事项，（1）经协商一致，可以修改本协议或对未尽事宜进行补充；补充、修改内容与本协议相冲突的，以补充、修改后的内容为准。（2）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富利通公司留存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石记刚与受委托人陈仁新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了委托代持股协议，现就代持相关事宜，石记刚委托、授权陈仁新代表其办理以下事项：一、代为参加富利通公司股东会；二、代为行使股东表决权；三、代为收取委托人因代持股权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股息、红利等）、所得或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将代持股权转让或出售后取得的所得）；四、代为行使股权处置权、新股认购权。
股权转让协议：1、甲方石记刚同意将其持有富利通公司4.5%股权，以900万元转让给乙方陈仁新，陈仁新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2、该股权是石记刚在富利通公司真实持股，没有设置质押。3、陈仁新按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石记刚负责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4、本合同经富利通股东会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并由各方签字生效。5、本合同正本4份，双方各执一份，报工商行政机关一份，富利通公司一份。石记刚签字时没有写日期，陈仁新签字日期为2013年8月20日。
承诺书：石记刚于2013年8月20日与陈仁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本人系陈仁新的委托持股人，在富利通公司缴纳出资款时，本人并未实际出资，陈仁新为实际出资人。现本人承诺放弃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2015年1月5日，武汉麦肯特公司以陈仁新、石记刚为被申请人，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称，该公司于2013年8月23日通过霍剑（该公司员工）账户向陈仁新汇款200万元，又于2013年10月14日通过霍剑、易文姝账户向陈仁新账户转款450万元。陈仁新、石记刚应向武汉麦肯特公司还款900万元，其中700万元石记刚以富利通公司股份承担担保责任。该委裁决：陈仁新向武汉麦肯特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石记刚连带担保责任的保证期已过，依法免责。
2015年7月31日，石记刚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起诉富利通公司，要求该公司支付股东红利500万元。2015年8月14日，石记刚又向该院起诉富利通公司，要求该公司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等知情权。2015年9月8日，陈仁新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9月10日，湖北省人民政府金融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鄂金办发[2013]97号《关于同意富利通公司试点方案的复函》，同意武汉市人民政府提出的设立富利通公司。2013年9月11日，富利通公司成立，工商登记记载石记刚出资900万元，出资比例为4.5%。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5年11月2日，该院为了查清900万元的来源及去向，要求陈仁新本人到庭，陈仁新在限期内未到庭。陈仁新的委托代理人提交情况说明指出：关于石记刚转入陈菊英900万元账户后的资金流向，陈仁新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是陈仁新让石记刚将900万元汇入陈菊英的账上，举证责任由石记刚承担；陈仁新9**万元的组成：2013年8月21日，陶波汇款60万元；2013年8月22日，陈仁杰汇款200万元；2013年8月22日，陈仁政汇款400万元；2013年8月23日，霍剑汇款200万元，同时自有资金40万元。在情况说明后附有银行交易明细表。石记刚认为：陈仁新9**万元是虚假的，例如霍剑的200万元，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认定，陈仁新向武汉麦肯特公司借款200万元，而不是向霍剑个人借款200万元；陈仁新在公安机关交代900万元的组成是，向陈仁政借款400万元，向深圳麦肯特公司总裁闻卫武借款200万元，其余300万元是其个人的。陈仁新所称自己900万元的组成，前后不一，充分证明了其陈述虚假。
另外，一审法院追加富利通公司为本案被告，该公司认为追加错误，陈仁新也不同意追加该公司为被告。
一审法院认为，陈仁新提出三项诉讼请求，分别是：1、确认陈仁新与石记刚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有效，并解除该协议；2、确认石记刚所持有的富利通公司4.5%的股权归陈仁新所有；3、判令石记刚配合陈仁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陈仁新认为，其与石记刚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石记刚在该协议上签名认可，应合法有效。石记刚代陈仁新持有富利通公司4.5%股权，在该协议上有明确约定，应依法履行，法院应予确认陈仁新的股权，石记刚应当配合陈仁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石记刚则认为：1、陈仁新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存在矛盾，不应被支持。陈仁新请求法院确认陈仁新与石记刚之间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有效，属于确认之诉，陈仁新又要求解除该协议，属于变更之诉。确认之诉的目的在于履行该协议，解除该协议属于变更之诉，其目的是不履行该协议，故陈仁新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相互矛盾，不能并存。2、双方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不能确认有效。其一，关于石记刚是富利通公司的股东身份问题。石记刚向该公司出资900万元，并在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载明了其股东的身份；陈仁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及电话录音中承认石记刚的股东身份，石记刚为该公司股东符合法律规定。其二，石记刚向该公司出资900万元是真实的，陈仁新称900万元是自己出资，通过自己账户转入石记刚账户，该出资900万元不真实。石记刚向富利通公司出资900万元是真实的，理由是：石记刚根据陈仁新授意向其指定的陈菊英账户转账900万元，目的就是成为公司股东；陈仁新向石记刚账户转账900万元，是石记刚自己的投资款。陈仁新自称900万元是自己的投资款，不是真实的，理由是：石记刚转账给陈仁新的900万元，目的是成为小贷公司的股东，陈仁新不能说明该款资金去向。陈仁新自称900万元的组成，其在公安机关陈述与在法庭上的举证前后不一，充分证明了其陈述的虚假性。因此，在该协议上所称陈仁新出资900万元是虚假的，该协议也是虚假的。其三，陈仁新提交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承诺书之间存在矛盾，证明委托代持股协议是虚假的。1、关于900万元出资款的问题。委托代持股协议中明确900万元是陈仁新投资的，而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石记刚以900万元的对价向陈仁新出售该股权，而在承诺书中记载石记刚并未出资900万元同时放弃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既然900万元是陈仁新出资，当然不存在股权转让问题，也不存在石记刚支付股权对价问题，更谈不上承诺放弃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价问题。2、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仁新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需得到该公司股东会半数股东通过，并在工商办理变更手续，该协议报工商部门备份。该公司没有就该事项开过股东会，该协议也没有报工商部门备份，说明该协议及委托代持股协议内容虚假。
一审法院认为：陈仁新与石记刚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不能确认有效，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理由是该协议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的表示。石记刚向陈仁新指定账户转入900万元，目的是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并已成为该公司股东。一审法院限期要求陈仁新到庭说明石记刚900万元去向及陈仁新自称900万元自有资金来源，陈仁新未到庭。陈仁新不能否定石记刚900万元是富利通公司出资款，也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向富利通公司出资900万元，其提供的关于900万元组成，在公安机关和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且不能说明所称自己900万元与石记刚900万元之间的关系，因此陈仁新不能证明向富利通公司出资900万元，当然不能证明自己是该公司股东，也不能否定石记刚是该公司股东。富利通公司是湖北省人民政府金融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成立的公司，参照鄂金办发［2010］11号《湖北省小贷公司资本及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金，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不得用银行贷款投资入股，严禁社会集资、借资入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陈仁新作为筹建富利通公司负责人之一，应当知道上述规定，也应当知道石记刚不能帮自己代持拟筹建富利通公司股份，因此，委托代持股协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另外，委托代持股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等存在诸多矛盾和疑点，石记刚在前述辩称作出了说明，因此，不能认定该委托代持股协议真实性。综合本案查明事实，石记刚作为富利通公司股东，在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之前，石记刚向陈仁新指定账户转账900万元，其目的是通过出资900万元，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石记刚自己出资900万元并成为该公司股东，石记刚又与陈仁新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四份文本，上述四份文本的意思是石记刚代持陈仁新在富利通公司股份，石记刚不需要陈仁新支付900万元股权转让对价，将该股权无偿转让给陈仁新。一审法院认为，商事主体在从事商事行为时，是通过自己的商事行为实现商事目的。在本案中，石记刚为了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向该公司出资并成为股东，不可能无偿将自己股权通过委托代持股协议等文本无偿转让他人，违背自己出资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的目的。显然石记刚的签字是在不知上述四份文本（包括委托代持股协议）内容的情形下受蒙蔽签署，委托代持股协议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条件之一，因该协议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因而不能确认委托代持股协议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委托代持股协议是石记刚在不知上述四份文本内容情形下受蒙蔽签署的，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表示，委托代持股协议属无效协议。另外，确认该协议有效和解除该协议不能并存，因而陈仁新提出解除该协议应不予支持。陈仁新提出的确认陈仁新股权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是建立在履行委托代持股协议的基础之上，因委托代持股协议不是真实有效的，因此陈仁新的后两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陈仁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三项诉讼请求，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本案涉及确定陈仁新股东的身份，故应依法追加富利通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陈仁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陈仁新承担。
经查，一审法院摘录石记刚、陈仁新等人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内容属实。另外，这些笔录还载明：
石记刚陈述：2013年初，石记刚抽回150万元出资，还剩750万元。2013年6月左右，陈仁新口头承诺，如果公司成立就按公司利润分红，如果公司未成立，冻结的750万元这段时间就按20%利息给予回报。当月，陈仁新向石记刚支付了大约120万元利息，石记刚出具了收条。2013年8月23日，陈仁新告知新设立小贷公司名称为富利通公司，通过其个人账户向石记刚账户汇入900万元，并告知其中的750万元是石记刚的，150万元是陈仁新的。石记刚当日将900万元汇入富利通公司验资账户。
陈仁新陈述：2012年时，石记刚想成为新设立小贷公司股东，陈仁新予以同意。但基于当时小贷公司设立前期筹备的事情还没有做好，还没有验资账户的情况，向石记刚告知，以前的小贷公司验资需要封闭三到六个月，不知目前的政策。石记刚告知款项是从朋友处收集过来的，如果退回后再收集有困难，愿意把款项放到陈仁新处，如果陈仁新有业务的话可以先做。陈仁新此时陈述了双方为是否合作等进行沟通的过程，然后陈述“总之，坦白的说，就是我背着公司和石总在外面承接了放贷的私活。期间，我还记得石总对我说过，他个人向那些凑钱的朋友说过，公司没有成立之前，筹来的钱按年率20%计算付息给别人，成立之后依照公司的章程条款来算。我当时也认可了这个说法”；“2012年8月到9月，石总前后将筹集来的900万元打到了陈菊英的账户用于我们接私活。我记得刚开始我们做成了几笔业务，借贷出去的钱都收回来了。2012年9月至12月，我们向一个叫林云的人先后分四次借贷出去900万元，一直到现在本金都没有收回来”；“2013年4月，石总说……有一个朋友要把钱收回去，有150万元，而当时石总的900万元已经放出去了。于是，我个人筹集了钱，连本带息一共165万元打给了石记刚，让他还给他朋友”；“（石记刚的900万元现在在哪里？）分四次借给了林云，是我出借的，石记刚知道这件事情，事后我和他还多次一起去要过钱”；“当时是以3%的月利息用以支付的，借贷都是短期的”；关于让石记刚将款项汇入陈菊英账户的原因，陈仁新称：陈菊英是公司财务人员，“第一个原因是麦肯特公司的规定，我不能接私单，但是为了帮石记刚做业务，为了避嫌。第二个原因，我个人比较懒散，石记刚要求我和他一起做，因此我也有钱打进了陈菊英的账户。……我借用了陈菊英的账户，同时让石记刚把钱打在上面，同时还想让陈菊英帮忙记个账。”
陈菊英陈述：有一张建行储蓄卡借给陈仁新用过，借的是卡账号、密码以及网上交易密码，实体卡一直在陈菊英手上。
林云陈述：2012年9月至12月期间，林云因公司资金短缺又急需用钱，以个人名义分四次找陈仁新借款900万元。已先后偿还陈仁新本金430万元，到目前为止（指公安调查时间2014年9月）还欠陈仁新本金470万元，如果加上利息的话，一共还欠陈仁新大约800万元。“（这四次借款中，出借人是否都是陈仁新？）都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他个人借款的”；“（陈仁新借与你的那些现金是否归属于他个人？）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他借给我的钱不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其他人的。借款时间到了以后没有按期归还，所以陈仁新曾经带着一些人到过我的厂里，先开始他们打算跟我谈合作投资，但是后来没谈成，期间我有印象的是一个叫夏总和一个叫石总的人陪同陈仁新一起来的。此时我就知道陈仁新当初借给我的钱不是他一个人的。……后来我知道石总叫石记刚，其他的不大清楚，我跟他至少见过两回面，每次见面陈仁新都在场。”
原判认定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陈仁新于2013年8月23日向石记刚转账900万元时，注明款项用途为“投资款”。2、陈仁新于2013年4月1日向石记刚支付150万元，4月8日付款15万元。双方均认可150万元是石记刚收回的投资本金，另15万元是150万元对应的利息，石记刚投入本金余额750万元。3、陈仁新于2013年5月14日向石记刚支付100万元，并在该日前后不久还向石记刚支付了27.5万元。双方均认可上述127.5万元是向石记刚支付的利息。4、石记刚一审称，其听富利通公司人员说其没有股权后，即找到介绍其与陈仁新认识的中间人蔡某一起约陈仁新商谈，并对商谈过程进行了录音。一审法院当庭播放了录音，陈仁新称听不清。二审中，陈仁新不认可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经本院释明，陈仁新明确表示不申请进行鉴定。陈仁新二审中就该录音证据还表示：（1）陈仁新、石记刚当时关系很好，再大的事情也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根本不需要、也不存在录音。这个录音应当是石记刚“下套”的结果，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跟谁录音，不认可录音的任何内容。该录音是给陈仁新“下套”而形成的人为制作证据，未征得陈仁新同意，不真实、不完整，故不符合视听资料作为证据使用的基本条件。（2）录音技术很差，语言模糊不清，谈话人身份不明确，没有明确言辞指向陈仁新、石记刚两人之间关于代持股相关事宜。本院听取了录音，其中主要内容是石记刚找到陈仁新，要求陈仁新就股权、当初投入款项进行说明，并追问款项去向，要求陈仁新尽快解决款项问题；陈仁新表示，富利通公司股权登记的是石记刚，石记刚当初的款项还在富利通公司，但被陈仁新从富利通公司借出来后转借给了“老黄”，还没有还回来。5、二审中，林云到庭陈述：2012年9月至12月时，林云向陈仁新个人借款，具体款项来源从银行资料显示有的是陈菊英，有的是武汉麦肯特公司，还有的是其他人，2014年7、8月的时候才听陈仁新告知款项是石记刚的；此时，林云与陈仁新对账并出具了2014年9月4日的承诺书，陈仁新要求在承诺书中写为欠石记刚的款项，但其没有同意，而是写成欠“陈仁新（石记刚）”款项的形式，此后未再还款；2015年1月的时候，有几个人从武汉到北京找到林云，自称是陈仁新、石记刚的人，故林云就出具了2015年1月23日的承诺书。陈仁新则陈述：其将石记刚当时投入900万元中的700万元借给了林云，另200万元借给了他人；2013年8月富利通公司登记时，林云尚欠本息超过800万元，所以陈仁新就自筹资金900万元交给石记刚用于公司注册验资；由于石记刚已收回150万元，故借给他人的200万元中，150万元算陈仁新的，另50万元算石记刚的，因两人关系当时很好，所以在委托代持股协议中就该50万元的事情没有提出来。6、陈仁新、石记刚之间短信往来记录显示：石记刚多次找陈仁新要求解决还款问题，陈仁新告知了林云在北京的住处，石记刚曾到北京找林云索要款项，林云出具了2015年1月23日的承诺书。
本院认为，石记刚按陈仁新指示将900万元款项转账支付给陈菊英账户时，陈仁新、石记刚两人对全部款项将来用于入股的用途是一致的。两人均向公安机关陈述，从转账900万元到公司实际设立的期间要支付利息，石记刚也先后两次收取陈仁新支付的利息15万元、127.5万元，双方实际在该期间内构成借贷法律关系。至于陈仁新称其是受石记刚委托或指令对外出借款项，还称其与石记刚就对外出借款项是合作关系，既与其向公安机关陈述“总之，坦白的说，就是我背着公司和石总在外面承接了放贷的私活”相矛盾，还与其关于向他人收取月息3%、向石记刚按年20%支付利息（两标准间存在息差）不符，其又未就上述陈述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本院对陈仁新的该几项主张均不予支持。在该借贷关系中，石记刚是债权人，陈仁新是债务人，借款利率为年20%，借款期限至需要款项用于验资时止。石记刚在富利通公司设立验资前不足半年时间内已从陈仁新处收回150万元本金，还先后收取了15万元、127.5万元利息，此后的借贷本金余额为750万元。
富利通公司设立验资前，陈仁新未能将已出借给他人的石记刚款项及时收回，其另行筹资900万元交石记刚转入富利通公司验资账户，并与石记刚就富利通公司股权签订了委托代持股协议、授权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等四份文件。陈仁新本案中仅要求确认委托代持股协议有效并要求解除该协议，本院仅就该文件进行审查。该协议中石记刚签名属实，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加之该协议属于书证，目前并无其他充足证据证明可以否定该协议，故本院认定该协议有效。
陈仁新、石记刚两人如下行为存在前后矛盾：1、陈仁新与石记刚签订有委托代持股协议等四份文件，且金额高达900万元，但陈仁新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却否认与石记刚签订有任何协议；2、陈仁新在与石记刚对话的录音中认可石记刚是股东，与此前双方签订有委托代持股协议矛盾；3、石记刚原投入资金目的是入股富利通公司，却与陈仁新签订为陈仁新代持股份的协议，与其原有目的相反，且其当时至少有本金余额750万元尚未收回，却在协议中对自己投入资金如何处理未予明确，显然也有悖常理；4、石记刚在已被登记为富利通公司股东后，多次向陈仁新、林云主张款项，表达的是不愿当股东或不认为自己是股东的意思。该意思表示与股权登记的状态矛盾，与委托代持股协议相一致。石记刚认为，委托代持股协议等四份文件不是其真实意思，其与陈仁新不是股权代持关系，该股权归石记刚所有。石记刚该主张与双方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不符，与陈仁新认可石记刚是股东相符。陈仁新认为，依委托代持股协议，该股权为自己所有，石记刚系代其持股。陈仁新该主张与上述行为中双方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相符，与其认可石记刚为股东不符。本院对两人的主张，按上述全部行为进行综合分析。石记刚否认委托代持股协议为其真实意思，理由有二，一是陈仁新向公安机关陈述了未与石记刚签订过任何协议，二是陈仁新在录音中对石记刚称，“我没有对你说过你不是股东”，是认可股权为石记刚所有。陈仁新在本案中就其向公安机关陈述“未（与石记刚）签订过任何协议”解释称：被公安机关询问时有些紧张，公安机关一直询问当初款项对外放贷相关情况，其陈述未与石记刚签订协议，是指当初收到石记刚款项并对外放贷时未与石记刚签订过协议，不是指后来与石记刚就股权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事宜。该解释存在一定合理性，同时也表明陈仁新本案中对其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内容的否定。陈仁新对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规定的自认，其向本院所作解释形成的否认是推翻自认的基础，其与石记刚所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则属于该条规定中足以推翻自认的相反证据，石记刚要求依陈仁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认定双方未签订协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属于传来证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属于书证，根据书证证明效力更高的法律原理，陈仁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足以否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故，石记刚上述第一项理由不成立。录音中，石记刚表示“他们说我不是股东”的疑问后，陈仁新陈述“我没有对你说过你不是股东”，此后陈仁新向石记刚告知了石记刚款项的当前去向以及其本人自有资金也出借给了他人等实际用途，石记刚则一直追问如何收回款项问题，还向陈仁新要求收回款项、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该录音中虽提及了富利通公司股权事宜，但中心意思是石记刚想要确保资金能够收回，并向陈仁新催款。这一中心意思与石记刚此后向林云催款的行为也可以印证。石记刚的催款行为，是取回款项、不行使股权之意，故其上述第二点理由不能成立。由此，石记刚否认委托代持股协议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不成立。
由于陈仁新、石记刚签订的四份文件，均并未就两人之间当时尚存借贷款项余额相关事宜进行明确，而石记刚在股权登记前后均向陈仁新催款，以及陈仁新在石记刚被登记为股东后催款时还认可石记刚是股东的行为，导致双方之间借贷关系与股权代持关系交织在一起，故本案中还需要就该两法律关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石记刚在被登记为富利通公司股东后不愿意当股东，而要求陈仁新还款；陈仁新在已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后，还向石记刚认可其股东身份，并表示将来会向石记刚还款，其意思是股权暂登记在石记刚名下，等将来还款后再归还股权。该两人以上述行为达成合意：富利通公司900万元股权属陈仁新所有，由石记刚代持；待还款结清，石记刚向陈仁新归还股权。其中，委托代持股关系由双方书面协议约定，还款事宜由双方以口头形式约定。该合意的法律属性，是陈仁新以股权就还款事宜向石记刚提供担保，还款是解除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条件。
现陈仁新尚未向石记刚还清相应款项，双方解除股权代持关系条件未成就，本院对陈仁新要求解除代持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另外，陈仁新要求解除与石记刚之间委托代持股协议，实质上是要求隐名股东的身份显名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同时要求股东之间资合、人合，隐名股东显名化时需要征得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的同意。本案中，陈仁新与石记刚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本合同经富利通公司股东会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并由各方签字后生效”，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富利通公司股东（不含石记刚）中过半数已同意进行股权转让，即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就，陈仁新要求解除委托代持股协议，本院亦不予支持。陈仁新可待向石记刚还清款项，且经富利通公司相应数量股东同意后，再解除与石记刚之间的代持股关系。陈仁新上诉称，富利通公司已向法庭陈述同意进行股权转让，且半数以上股东也已同意转让，因富利通公司不是表达是否同意股权转让的主体，且该公司不能代表其股东的意思表示，故陈仁新的该项理由不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陈仁新关于确认协议与解除协议两个诉讼请求之间存在矛盾，还认为陈仁新、石记刚之间四份协议相互矛盾。就此，本院认为，合同有效是合同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条件，合同当事人在请求解除合同案件中提出确认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并不矛盾。双方所签四份文件中，代持股协议的内容是石记刚代陈仁新持股，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是石记刚委托陈仁新行使股东权利，这两份材料内容一致，是石记刚为陈仁新代持股权；股份转让协议的内容是石记刚以900万元向陈仁新转让股权，承诺书的内容是石记刚不收取转让款，因用于验资的900万元本就是陈仁新另行筹集而来，石记刚收到还款后不应当再收取股权转让款，故该两文件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还与代持股协议内容统一。由此，该四份文件并不矛盾，而是配套协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四份文件之间存在矛盾，是错误的。
综上，陈仁新的部分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相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1419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陈仁新、石记刚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有效；
三、驳回陈仁新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陈仁新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陈仁新负担37400元，由石记刚负担37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义林
审判员 褚金丽
审判员 蒋劢君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丁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