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赣02刑终91号
原公诉机关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利军，男，1961年6月3日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市，汉族，中专文化，原景德镇市公安局昌江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主持工作），户籍所在地江西省，现住地为江西省。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6年1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2月5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在乐平市看守所。
辩护人万小荣，万世洋，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利军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于2017年6月9日作出（2016）赣0203刑初24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利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王利军，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
一、受贿罪
被告人王利军在担任景德镇市公安局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多次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34万元（以下金额若未特别注明均为人民币）。
1、2010年11月30日，景德镇市海虹置业有限公司、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庄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立案。2012年春节、2013年春节，为感谢帮其办理取保候审并协助盘活资产，庄某到王利军家里，先后送给王利军现金2万元、3万元。
2、2013年1月，景德镇市久源陶瓷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施某为接盘庄某的紫微花园三期项目，在昌江公安分局楼下王利军车里，施某送给王利军现金10万元。2014年7月，施某的妻子陈某1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立案，为给陈某1办理取保候审，施某到王利军家里，送给王利军现金10万元。
3、2010年10月20日，江西盛都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陈某2、总经理陈某3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昌江公安分局立案。2011年年初，二人被取保候审后想请王利军帮忙做撤案处理，王利军称需要有相关领导出面协商。3月，王利军约二人来景德镇，在市开门子酒店，王利军介绍的朋友刘某与二人相谈，双方谈好出资30万元用于撤案，事后刘某将此事告知王利军。之后，刘某受王利军之托到福州给陈某2、陈某3送需二人签字的涉案协议。3月24日，陈某2经电话联系王利军确认后，刘某经手收了陈某3给的现金，将其先后收取的4万元写下收条。6月，刘某打电话给陈某2要钱，陈某2经向王利军电话核实后，由陈某3让妻子商某于6月30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2)转入刘某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9)5万元，刘某收到钱后告知了王利军。2012年上半年，刘某拿了3万元交给王利军，提出另外6万元被其挪用做生意，等有钱了再拿给王利军，王利军予以默认。此后，陈某2、陈某3因该案件告昌江公安分局违法办案，便未如约再继续给钱。
案发后，王利军亲属已向纪委退出赃款30万元。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一>收受庄某贿赂共计人民币5万元
1、书证：(1)王利军身份信息、昌江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王利军系成年人，有刑事责任能力。1980年9月参加工作进入公安机关，2003年7月任景德镇市公安局昌江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至今。（2）庄某一房多卖问题房统计、昌江分局出具的庄某合同诈骗案刑事案件材料，证明庄某私自将已出售的紫薇花园二期的商品房低价抵押给他人，将商品房的准入证或电子合同交给放贷人，致业主不能正常入住和办理房产证。因此在2010年12月3日被昌江公安分局立案，同日被取保候审。
2、证人庄某的证言，证明两次送钱给王利军。第一次是2012春节，在王利军家里送给王利军2万元，第二次是2013年春节，在王利军家里送给王利军3万元，而王利军对其关照主要有四点：①立案后为其办取保；②在取保到期后，将其强制措施变更为拘留后没有执行；③积极帮助庄某寻找买家来盘活其个人资产，并在买家不相信庄某个人信誉的情况下，还在协议上作为监管方加盖昌江分局的公章；④王利军多次以昌江分局或经侦大队名义出具书面保函替庄某担保债务；⑤当庄某遇到民间高利贷逼债时，多次以办案人员身份出面协调。
3、被告人王利军的供述，证明2010年10月，因庄某涉嫌合同诈骗（一房多卖）被立案侦查后，于2012年和2013年春节前后两次收受庄某的贿赂，共计人民币5万元。
<二>收受施某的贿赂共计人民币20万元
1、书证：（1）昌江分局出具的陈某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刑事案件《呈请立案报告书》、呈请取保文书，证明陈某1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7月15日被昌江分局立案，7月29日被取保候审。
（2）陈某1尾号1483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证明陈某1于2013年1月9日卡取人民币20万元。
（3）庄某2013年1月2日承诺书及2013年2月2日罗某1收条，证明庄某承诺紫薇三期项目需运作费用，暂定20万，先由施某垫付。如项目运作未成功，此费用由其承担，如项目成功由施某承担，担保人为罗某1。罗某1于2013年2月2日收到项目运作资金10万元。
2、证人证言：（1）证人施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1月一个晚上，其把妻子陈某1事先到银行取出的20万中的10万元放在公文包内，在昌江分局大门口，见王利军的车开过来之后，把这10万元交给王利军，目的是希望王利军为了其在接盘庄某的项目时提供帮助，同时其还证明2014年12月，其妻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昌江分局立案侦查后，其把妻子妹妹贺某借来的10万元，送给了王利军。（2）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2013年1月初，其取出20万现金交给其丈夫施某。2014年7月下旬，其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后，其找其妹妹贺某借了10万。（3）证人贺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7月下旬，其姐姐陈某1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调查时候，陈某1向其借了10万元人民币。
3、被告人王利军的供述，证明因庄某的项目需要人接盘，施某想接下这个项目，于是给其送现金10万元，同时由于施某的妻子陈某1因刑事案件被立案侦查之后，收受了施某的贿赂10万元。
<三>庄某收受陈某2、陈某3贿赂共计人民币9万元
1、书证：（1）陈某2、陈某3合同诈骗案卷材料，证明陈某2、陈某3因合同诈骗罪被昌江分局立案侦查。（2）刘某于2011年3月24日出具的收条（由陈某2提供），证明刘某收到陈某2、陈某3二次款，第一次人民币2万元，第二次人民币2万元，合计人民币4万元。（3）商某（系陈某3的妻子）转账凭证，证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入了刘某账户5万元。
2、证人证言：（1）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3月，其到办公室去找王利军时，看到陈某2与陈某3也找王利军，王利军不在，其就与二人交谈起来。二人见其与王利军关系很好，就想让刘某帮忙疏通王利军的关系，帮忙撤案。其当时表示问问王利军。几天后，其打电话给王利军，王利军表示同意，还要领导同意。之后，二人就约其到开门子酒店谈这个事情，其把王利军的意思告诉了二人。陈某2说愿意付30万解决这个事情，其中10万元作为其辛苦费，10万元给王利军，10万元给领导。之后，其受王利军之托到福州给陈某2、陈某3送需二人签字的涉案协议。3月24日，陈某2经电话联系王利军确认后，其经手收了陈某3给的现金，将其先后收取的4万元写下收条。6月，其打电话给陈某2要钱，陈某2经向王利军电话核实后，由陈某3的妻子转账5万元到其账户上。其把收到的9万元钱告诉了王利军。2012年上半年，其拿了3万元交给王利军，提出挪用另外6万元自己做生意，等有钱了再拿给王利军，王利军虽然不高兴，但是还是表示同意。目前6万元仍在其手上，2万元作为其到福州的开支，另4万还在其处。其在后面的笔录中还说王利军对于其打收条一事很气愤，认为不应该打收条。（2）证人陈某2（系江西盛都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证言，证明2011年年初，王利军打电话叫其和陈某3赶到景德镇。其与老婆黄和与陈某3赶到景德镇，住在开门子酒店之后，王利军让他的好朋友刘某到酒店和他们见面。刘某说与王利军关系非常好，王利军的意思是说给王利军30万，案子就可以结案。当天，其通过电话跟王利军确认后，拿给了刘某2万元。2011年3月24日，刘某到福州，带股权转让协议让其和陈某3签字。刘某说要拿点钱带回去，其通过电话跟王利军联系后拿给了刘某2万元，电话里王利军吩咐刘某打收条，刘某就一起打了4万元收条。2011年6月的一天，刘某打电话问其要钱，其打电话跟王利军核实后，陈某3转账5万给了刘某。其二人送钱给王利军都是被迫的，每次都是王利军向二人索要，他们也是希望拿了钱可以尽快把案件处理。王利军胆子太大，写收条和转账，他无所谓把柄在别人手上。两次共计9万元都是给王利军本人的，打钱时其都会问过王利军，他们和刘某没有任何经济关系，王利军通过刘某拿钱就是为了方便。（3）证人陈某3（系江西盛都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送9万元给刘某的事实，同陈某2的证言内容。4万元是王利军让刘某从他们手上拿的，其认为王利军要求刘某打收条的目的是担心刘某把4万私吞了。对于转账给刘某的5万元，是为了掩饰送钱给王利军的事实。关于这9万元都是送给王利军的，他们和刘某没有经济往来，王利军就是通过刘某拿钱更方便。（4）证人商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6月底，其老公陈某3接到陈某2电话，称王利军打电话来要他们给5万，并说直接转到刘某账户。陈某2把刘某账户发给陈某3，2011年6月30日陈某3与其一起到中国农业银行转入了刘某账户5万元。
3、被告人王利军的供述，证明2010年9月底，陈某2、陈某3涉嫌合同诈骗罪被立案侦查，后来被取保候审。在2011年春节之后，陈某2找到其，希望能够帮忙把案子了结。其说这件事想要不起诉他们公安局做不到，需要政法委协调法院、检察院，其在政法委不认识人。于是向陈某2介绍了其朋友刘某，说他在政法委有熟人。具体是由刘某出面和双方谈妥，谈判过程其没有参加，听说商定要陈某2拿30万好处费，用于刘某协调处理的费用。其没有和刘某商量过30万如何分配。2011年3月，因刘某做生意需要用钱，向其提出想去福州找陈某2拿之前约定给他的好处费，其就委托刘某带谅解协议让陈某2签字。刘某到福州见到陈某2后，陈某2给其打来电话，问其是否能拿钱给刘某，是否要打收条，其说可以给刘某并让刘某打收条。过了一段时间，陈某2再次给其通电话，电话里陈某2说刘某再次向他提出拿5万元，问其能否转账给刘某，其说可以。不久刘某答复其收到了陈某2转账来的5万。刘某收到9万后，没有对其说起这个钱的事情。期间经侦大队曾经在刘某那买茶叶和酒，都是付现金，从来没有提到钱的事。2012年上半年一天，刘某到分局找其，没说什么直接扔给其3万元。虽然没有明说，但其知道这3万元就是之前陈某2给其的好处费里面的钱。其称和刘某一起做过生意，到现在他还欠其2.8万元空调钱。从王利军的供述中可以归纳为三点：①刘某是由王利军介绍给陈某2、陈某3认识的；②二次拿钱陈某2都向王利军核实，问钱是否能给；③刘某两次收到钱之后都告知了王利军。
4、关于收缴王利军违纪款的说明，证明被告人王利军在纪委审查期间王利军亲属代王利军上缴赃款人民币30万元的事实。
5、关于被告人王利军归案情况的说明，证明被告人王利军在纪委审查期间，配合组织调查，态度较好，交代收受他人贿赂的事实。
二、滥用职权罪
庄某系景德镇市海虹置业有限公司和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2010年11月30日，庄某因涉嫌紫薇花园二期的房屋买卖抵押问题，被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以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并被监视居住。庄某为能办理取保候审、案件撤案，承诺赞助200万元给昌江公安分局。
2012年7月至9月，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的民事纠纷作出判决，以(2011)景执字第8-0、8-1、8-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全部财产（包括土地、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和药品批文等资产），将该案交由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
2013年3月16日、4月7日，在昌江法院主持下，江西华太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太公司）以《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以1700万元购买金钥药业持有的药品生产产品批文和生产设备。2013年3月、4月，华太公司将1100万元打到昌江法院账户。
昌江公安分局政委吴某（分管经侦大队，已另案处理）、王利军得知后，向昌江法院要求划转200万元作为庄某的赞助款。2013年5月3日，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给昌江法院执行局发《函》，以“刑事优于民事”为由，希望执行局“中止庄某的民事案件执行，并将剩余部分转让款转入我局”，由吴某出面找法院院长协调，但被拒绝。
经过商议，吴天然安排王利军、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胡文（已另案处理）找昌江法院执行局局长罗建民（已另案处理）、昌江法院分管执行局的副院长张幸全（已另案处理）商量，双方商定“以刑事优于民事”之名，由执行局出面通知华太公司直接把收购款尾款550万元转账给昌江公安分局，收购款到账后给张某20万元，给罗某2民13万元，双方谈妥。2013年10月31日，昌江公安分局给昌江法院执行局发《函》，请执行局出面与华太公司协调将收购款转入昌江公安分局指定账户。
2013年11月29日，昌江法院执行局收到昌江公安分局的函后，由罗某2民拟稿，张某签发，出具《委托付款函》给华太公司，同意扣除景德镇市药监局罚款50万元后，华太公司将余款550万元汇给昌江公安分局指定账户。
2013年12月13日，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给华太公司发《函》，提供胡某妹夫所有的景德镇众观陶瓷创意有限公司账户，让华太公司转余款550万元至该账户。期间，经罗某2民、庄某、胡某一起到华太公司协调划款事宜，华太公司同意先付200万元，其余350万元等过户后再付。
2013年底，200万元到账后，胡某指使妻子李某2将款转入李某2个人持有的建行卡，李某2提取现金33万元后，送至得雨宾馆，按约定给张某20万元、给罗某2民13万元，取现100万元转存入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某1的建设银行账户，47万元转入胡某个人持有的银行卡，取现20万元交给胡某。胡某按王利军的吩咐付10万元给钱某1，清偿庄某、公某、钱某1的三角债，按吴某的要求付20万元给廖彩云作为庄某的还款，37万元作为庄某还胡某的借款。徐某1的账户上的100万元，经王利军同意，付给李某120万元代庄某还借款，付给黄某20万元清偿庄某、公某之间的三角债。60万元作为经侦大队的“小金库”，用于经侦大队民警的福利和开支，其中吴某报销20余万元，王利军报销11万余元。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书证：
（1）《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昌江区法院(2013)昌执字第3-26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华太公司以1700万购买金钥药业的药品批文和生产设备。（2）公函4份：证明函①为昌江法院执行局于2013年5月3日发函，内容为从刑事先于民事角度，中止涉及庄某的民事案件执行并将剩余部分转让款转入分局，以解决所涉刑事案件资金问题。函②为昌江法院执行局于2013年10月31日发函，内容同函①。③《委托付款函》由华太公司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29日出具，内容为因金钥药业在昌江分局有刑事案件急需处理，分局要求将余款汇入，按刑事优于民事的原则，同意将余款汇入昌江公安指定户头。函④华太公司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13日出具，内容为昌江法院执行局同意将余款550万转入我局掌控的景德镇众观陶瓷创意有限公司账户，如产生经济纠纷由我大队出面协调，与华太公司无关。（3）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景执字第8-0、8-1、8-2号执行裁定书，证明中级法院裁定拍卖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全部财产（包括土地、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和药品批文、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资产），将该案交由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4）昌江经侦大队记账账页（由徐某1提供），证明2013年12月25日，经侦大队存入人民币60万（胡某从南昌带回追回款）。（5）分配表，证明2015年12月4日市纪委在吴天然办公室发现该表，上面载明给李某120万，黄某20万元，钱某110万，昌江法院张院长20万，罗某2明13万，徐某237万，廖彩云20万。（6）汇款凭证，证明江西华太医药公司于2013年12月汇款200万到景德镇众观陶瓷创意有限公司。（7）胡某妻子李某62×××45银行卡明细，证明2013年12月20日，景德镇众观陶瓷创意有限公司转账存入200万；12月21日，取现33万，转账47万给胡某；12月22日取现两笔各50万共计100万；12月27日取现20万。（8）徐某62×××48银行卡明细，证明2013年12月22日，现金存入两笔各50万共计100万。12月26日转账20万给李某1，12月30日转账20万给陶某。（9）庄某提供的书证：①领条，证明黄某于2013年12月30日收庄某还公某借款本金20万元。②承诺书，证明2010年12月3日，庄某向廖彩云借的20万下星期三前先还2-5万。③借条，证明2012年8月16日庄某向公某借10万（已还），公某于2012年12月签字债权转给钱某1的10万。胡某于2012年7月30日借徐某2100万，2012年8月27日借徐某2100万，于2012年11月22日借徐某260万元。（于2015年1月已归还10万）。
2、同案犯的供述：（1）同案犯吴某的供述，证明2009年7月至2015年6月，其分管昌江公安分局政工科和经侦大队。庄某被立案后提出想办理取保，还提出可以赞助200万给昌江分局作办案经费，他们向当时分局的局长周玉登汇报了，周玉登也同意，经侦大队就办理了取保。2013年4月，庄某打电话跟其说华太公司转了600万到昌江法院账上，叫他们出面到昌江法院要，作为赞助款。之后其到昌江法院找了张春红院长，张春红不同意这样做。其向局长吕贵平汇报，希望他出面协调，但最终都没办好。于是王利军就提出，可以和法院协商，让华太把余款直接付到分局。其觉得可行就向吕局长汇报，吕局长也同意，以便解决一房多卖的问题，还可以解决200万赞助款的事，其就安排王利军去操作这个事情。其还邀请张某、罗某2民到办公室商议，他们都同意，其就说由王利军配合。其当时告诉王利军要将200万转入分局账户，但王利军告诉其分局财务答复不能收这个赞助款。庄某知道后，提出能不能从200ＸＸ拿出些钱来帮他还债，以后有钱了补齐200万。其向吕局长汇报，也把庄某拿钱还账的想法说了，吕局长说钱进不了账也没办法，先放在经侦大队指定账号，以后再说。之后都是由王利军和胡某去办理收200万的事。200万具体开支都是王利军和胡某经手办的。200万手续办好后，王利军和胡某向其汇报情况，140万偿还庄某的债务，60万到经侦大队指定账户。廖彩云是其一个朋友，其让王利军、胡某从200万拿出20万还她，她送了10万感谢费给其。李某1是其一个领导跟其打过招呼，其安排王利军和胡某从200万拿钱归还李某1与庄某的个人债务。还有黄某是吕贵平局长打招呼要还的，余下的钱都是王利军和胡某自己决定，他们是还了钱才向其汇报的。即在昌江分局与昌江法院协商划款的过程中，其安排王利军去操作这个事情，王利军积极参与到其中。在200万元到账后，王利军打招呼还款10万元给钱某1，余下的钱是由王利军和胡某自己决定的，在还了钱之后才向其汇报的。
（2）同案犯胡某的供述，证明2013年12月初一天，庄某和其一起到王利军的办公室，庄某说请分局出面向昌江法院要200万。100万赞助给分局，100万还胡某帮庄某借的钱，有多就还其他要紧的欠款。王利军向政委吴某汇报后，政委说他去和昌江法院协调，但没有成功。庄某就说他自己找分管执行局的张副院长和执行局长协调，协调好了，再由他们出面。后来他打电话给其，说协调好了，但要在100万还款中拿20万给张副院长，13万给罗局长。同时他也把此事告诉了王利军。第二天上午，其和王利军到张副院长办公室谈这个事，最后谈成以刑事优于民事，解决庄某一房多卖债务问题。达成意向后，回来和吴某汇报了，吴某也同意。罗某2民要求提供账号，其告诉了王利军，王利军和领导汇报后告诉其，吕局长不同意提供分局账号，吴某知道后，就让他们用大队内勤徐某1的账号。华太财务要他们提供对公账号，其就用其妹夫众观陶瓷创意有限公司的账号。2013年12月20日钱到账后，其让老婆取33万现金，在得雨宾馆给了张某和罗某2民。之后让其老婆把余下的钱从对公账户转到她个人卡上，把100万打到徐某1账号，按王利军的意思在银行取10万现金交给王利军给钱某1，按吴某的吩咐取20万现金给廖彩云，另外37万作为庄某还其的借款，其用来还以前在商业银行的贷款。这200万元中只有和李某1有债务关系，其他人都不是一房多卖的当事人。140万的支配都是吴某和王利军谈好的，其只是负责执行。即100万还款中拿20万给张某，拿13万元给罗某2民，其是告诉了王利军的，并不是像王利军说其对此事不知情，是在拿到起诉书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其和王利军在划款200万元中也起到了积极的参与作用。
（3）同案犯罗某2民的供述，证明庄某的资产已被昌江法院冻结查封，其本人无其他流动资金，他的资产处理必须经过法院执行局的同意。2013年4月，华太公司支付600万收购款到昌江法院账户后，庄某因承诺给昌江分局200万，便与胡某找到其和张某想从法院执行账户划200万到昌江分局。庄某当着胡某的面说，从200万中拿20万给张某还借款，胡某表示没有问题。在张春红院长不同意从法院账户划200万后，胡某多次找其和张某想办法，并强调200万到账后，会给其13万，张某20万。于是其就提议让华太公司绕开法院直接打款给昌江分局，张某接着说华太公司550万余款全部划到昌江分局账户。于是昌江分局就发了一份函给昌江法院执行局，执行局收到函后以执行局的名义出具了一份《委托付款函》，其和胡某、庄某一起到华太协调200万。2013年底，200万到账后，胡某约其和张某、庄某到德雨宾馆见面，胡某的妻子到银行取钱后，把钱给了胡某，胡某拿20万给张某，拿了13万给其。王利军和其也说过这事，所以胡某来找他们说划款的事，其和张某会相信。
（4）同案犯张某的证言，证明庄某因合同诈骗罪被昌江公安分局立案之后，庄某为此多次对其和罗某2民说过如果从华太公司买药号和设备的钱中拿出200万元“赞助”给昌江公安分局，他涉嫌合同诈骗案在昌江公安分局才可以内部撤案，想请其和罗某2民两人帮下忙，并且答应从“赞助款”中拿20万元给其。正是因为有给其20万元的承诺，其才同意帮庄某办这个事。之后，胡某到其办公室协调此事，并且发了一个函，内容是同意华太公司将200万元卖药号和设备的钱直接打到昌江公安分局指定的账户上。经过昌江法院执行局和昌江公安分局分别出函，华太公司于12月初将200万元打到昌江公安分局指定账户。2013年12月的一天上午，胡某给了其之前约定的20万元现金。
3、证人证言：（1）证人庄某的证言，证明2010年12月3日，胡某给其办好了取保，王利军把其叫到办公室说分局领导想给干警盖宿舍，希望其赞助200万给分局，并说等紫薇花园二期老百姓的问题解决后，分局给其内部撤案，当时胡某也在场。2011年下半年，吴某也和其说过这个事。在吴某到昌江法院找张春红院长没有协调好后，其到昌江法院找了张某和罗某2民，提出扣除给景德镇市药监局50万元罚款后，华太公司未付的550万余款全给公安，并说张某的20万从这里出。其和张某、罗某2民谈好后，就和胡某说了，要从550万中给张某20万，给罗某2民10至15万元，让他去找他们二人协调办手续。其同意550万全部给公安是因为当时其的资产被法院冻结，如果550万到了公安账户，扣除200万赞助款，余下350万其可以自己拿出来还账。给黄某20万，钱某110万与其债务没有任何关系，其他的都是其确实欠他们的钱，但其没同意胡某他们从这200ＸＸ还李某1、廖彩云、徐某2的钱，这是他们自作主张，这些还钱的事是事后胡某告诉其才知道的。其中徐某2、廖彩云、黄某、李某1、张某、公某、钱某1等人与紫薇花园房屋买卖纠纷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中只有李某1因民间借贷关系到市中院起诉过其，其他人没有起诉其。（2）证人徐某1（系昌江分局经侦大队内勤）的证言，证明2013年12月22日，其建行账户现金存入两笔各50万共100万元。钱到账后，其先后按吴某、王利军的要求，分别转账20万给李某1，转账20万给陶某，余下60万用于队里民警的福利和开支。其中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吴某个人报销20余万元。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王利军个人报销11万余元。（3）证人钱某1的证言，证明王利军给其10万元，清偿其与庄某、公某的三角债。（4）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其与公某和庄某有三角债，在得知庄某因合同诈骗罪被昌江分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之后，多次找王利军协调，王利军同意给其20万元作为还三角债的钱款，其便提供了自己的员工陶某的账号给徐某1。（5）证人陶某的证言，证明黄某的说法。在2013年12月20日，其把账号提供给了黄某，徐某1通过银行卡转账20万到其银行卡上。钱到账后，其就把钱给了黄某。（6）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庄某欠其200万，昌江分局经侦大队承诺督促庄某归还。之后，其多次找昌江分局要钱，最终王利军同意给其20万。2013年12月26日王利军安排徐某1给其转账20万。（7）证人徐某2的证言，证明庄某通过胡某向其借款100万。（8）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在胡某安排下，把华太公司汇款到众观陶瓷有限公司的200万划出到其个人持有的建行卡上，并且取现33万元，按约定到得雨宾馆给张某20万，给罗某2民13万。取现100万转入徐某1账户，47万转入胡某个人的银行卡，取现20万交给胡某。
4、被告人王利军的供述，证明经侦大队以分局的名义收了庄某200万元。在收取赞助款前，分局对庄某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后领导打招呼，就给他办了取保。而后他就答应赞助给分局200万元。赞助200万是他主动提出的。在2010年计划建培训中心，分局开始要筹钱。庄某取保后，又一次在经侦大队说到会赞助他们分局200万，当时胡某也在场。200万是2013年庄卖药号后给他们的赞助钱。2013年庄某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通过昌江法院卖了药号，卖了1600万。其得到消息后，就向分管领导吴某汇报，吴某就说去法院把庄某答应给他们的钱先要过来。其说要他跟法院谈，吴某就说让其先去法院找张副院长谈，谈不好的话他就去找院长谈。事后，其并不知道吴某是否去找张院长谈了，其与胡某去法院找了张副院长和罗局长谈，印象中好像谈了两次。刚开始其是要划200万，后面变成了划550万，是因为张副院长和罗局长说要用里面的钱还他们亲戚朋友借给庄某的钱，其说只要庄某同意就可以了。张某和罗某2民说庄某会同意的，其也就答应这样来办。后来昌江分局经侦大队出了公函给昌江法院，法院协调把200万划给了他们。谈好200万后，本来计划打到分局账上，吴某告诉其说局长不同意入分局的账，让其把200万放到队里的账上，所以公函也是以他们经侦大队名义给法院的。其称对于200万收到后的实际使用情况并没有商量过，钱到账后，胡某告诉其想拿其中的100万还胡某帮庄某借的款，其说没有意见，但是要告诉吴某。之后其和胡某到吴某的办公室把这件事告诉了吴某，其听说之后要帮李某1还20万，是领导打了招呼。最后200万元只有100万元划到了徐某1的账上，胡某的100万元中有20万给了李某1，徐某1保管的100万元还黄某20万，其打招呼还钱某110万，吴某打招呼还证券公司经理朋友20万，余下50万放在队里使用，用于队里的汽油、修理费、干警福利、出差费用等开支。王利军的辩解主要有200万元赞助款是由庄某主动提出赞助给分局的，是给单位的赞助款。其是受吴某的安排去法院要这个款，也是按照吴某的要求把钱放在经侦大队。王利军对于张某和罗某2民要从200万元中拿钱的事情也是知情的，并不是像在讯问时说对于张某和罗某2民要钱的事情不知情。通过徐某1的证言和账本可以证明到昌江经侦大队的是6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利军与同案人吴某、胡某利用职权与昌江法院分管执行局的副院长张某及昌江法院执行局局长罗某2民合谋，王利军与同案人胡某找昌江法院执行局局长罗某2民、昌江法院分管执行局的副院长张某商议，双方商定“以刑事优于民事”之名，由执行局出面通知华太公司直接把收购款尾款550万元转账给昌江公安分局，其中给张某20万元，给罗某2民13万元，双方谈妥。2013年10月31日，昌江公安分局给昌江法院执行局发《函》，请执行局出面与华太公司协调将收购款转入昌江公安分局指定账户。华太公司按照昌江公安分局胡文提供的账号前期汇入200万，到账后，王利军与同案人吴某、胡某并未将该款用于紫薇花园诈骗案的受害人，而是将该款支付张某20万元、罗某2民13万元。60万元作为经侦大队的“小金库”，用于经侦大队民警的福利和开支，其余用于清偿其他与紫薇花园诈骗案受害人无关人的债权。致使应汇入昌江法院的200万元执行款无法给予申请执行的债权人。被告人王利军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
被告人王利军在担任景德镇市公安局昌江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主持工作）期间，利用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34万元，数额巨大。王利军与他人合谋滥用职权，以刑事优于民事为由，将本应进入法院执行账户的人民币200万元转入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指定账户用于他用，造成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应二罪并罚。被告人王利军在其因滥用职权受到审查的情况下，主动如实供述受贿的犯罪事实，其家属主动向纪检部门退赃，有自首情节可依法减轻处罚。受贿行为具有自首情节，退赃30万元可减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王利军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利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未缴纳的赃款四万元继续追缴上交国库。
上诉人王利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其并没有滥用职权，本案的200万元是庄某给予公安机关的赞助费，且200万元是因为昌江区法院向华太公司出具了委托付款函，华太公司才将款打到昌江分局的，故其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受贿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
另查明滥用职权犯罪事实：2010年11月底，景德镇海虹置业有限公司和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庄某因紫薇花园一房多卖涉嫌合同诈骗被景德镇市公安局昌江分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庄某为了能办理取保候审及案件撤案，承诺赞助200万元给昌江公安分局。因为没钱，庄某一直没有实现承诺。
2012年7月至9月，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的民事纠纷作出判决，以(2011)景执字第8-0、8-1、8-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全部财产（包括土地、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和药品批文等资产），将该案交由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
2013年3月16日、4月7日，在昌江区人民法院主持下，江西华太集团以1700万元拍得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的药品生产产品批文和生产设备。2013年3月、4月华太公司先后将共计1100万元打入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账户。
庄某、胡文将1100万拍卖款已入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账户的消息告知时任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王利军，王利军、胡某、庄某便找到时任昌江公安分局政委的吴某，商定由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发函至昌江区人民法院，要求从1100万元的执行款中200万元作为庄某的赞助款。
2013年5月3日，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发函给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以“刑事优于民事”为由，希望执行局中止庄某的民事案件执行，并将剩余部分的拍卖款转入昌江公安分局，并由吴天然到昌江区人民法院找院长协调，欲划转200万元到昌江公安分局，但被拒绝。
经过庄某的前期沟通，吴天然安排王利军、胡文前往昌江区人民法院找时任副院长张某(分管执行)、时任执行局长罗某2民商量，最终商定以“刑事优于民事”为由，绕开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账户，由执行局出面通知华太集团将拍卖尾款直接打入昌江公安分局账户。
2013年10月31日，昌江公安分局发函给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以同样的理由请求执行局出面与华太集团协调，将拍卖款转入昌江公安分局指定账户。2013年11月29日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出具《委托付款函》给华太公司，要求将550万元款汇给昌江公安分局指定的账户。2013年12月13日，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给华太集团发函，让华太集团将550万元转到胡某妹夫所有的景德镇众观陶瓷创意有限公司账户。华太集团同意先支付200万元，其余350万元待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产权过户后再付。
2013年12月20日，江西华太集团将200万元打到景德镇众观陶瓷创意有限公司账户。胡某指使妻子李某2将款转入李某2个人持有的建行卡，李某2提取现金33万元，胡某带33万元现金到得雨宾馆，按约定给张某20万元、罗某2民13万元，后又取现100万元转存入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某1的建设银行账户，47万元转入胡某个人持有的银行卡，取现20万元，胡某按王利军的吩咐付10万元给钱某1，清偿庄某、公某、钱某1的三角债，按吴某的要求付20万元给廖彩云作为庄某的还款，37万元作为庄某还胡某的借款。徐某1的账户上的100万元，经王利军同意，付给李某120万元代庄某还借款，付给黄某20万元清偿庄某、公某之间的三角债。60万元作为经侦大队的“小金库”，用于经侦大队民警的福利和开支，其中吴某报销20余万元，王利军报销11万余元。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王利军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审判决所列证据经一审当庭质证、认证，来源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王利军辩称其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上诉理由。经查，2011年12月2日市公安局昌江分局对庄某因一房多卖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后得知江西金钥药业有限公司的相关民事纠纷案件正在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阶段，为获得庄某200万元赞助款，以“刑事优于民事”为由向昌江区人民法院发函，要求昌江区人民法院从1100万元的执行款中划转200万元作为庄某的赞助款。在与法院院长协调未果后，王利军受吴某指派，与胡文一起与昌江区人民法院张某、罗某2民合谋，滥用侦查权和执行权，双方决定以“刑事优于民事”为由，绕开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账户，由华太公司将拍卖尾款200万元直接打入昌江公安分局指定账户，该款用于偿还三角债及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小金库”的支出，致使相关民事纠纷案中部分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无法实现，造成他人经济损失20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王利军在担任景德镇市公安局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期间，利用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人民币34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与他人合谋滥用职权，以“刑事优于民事”为由，将本应进入法院执行账户的200万元执行款转入昌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指定账户，用于偿还私人债务等，造成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应二罪并罚。王利军归案后能主动交代受贿的犯罪事实且当庭认罪，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王利军在滥用职权的共同犯罪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案发后，退回赃款30万元，可酌定从轻处罚。关于王利军提出，其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王利军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凌皋
审判员 刘哲甫
审判员 周淑文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徐揽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