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04民初7941号
原告：黄燕玲，女，汉族，1982年7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诗文，广东昊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彩虹路鸿翔北一街，执业许可证号24406200210105990。
负责人：赵万山，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佳，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静霖，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黄燕玲与被告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下简称信孚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诗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佳、骆静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2.被告向原告退还律师费416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因丈夫李明涉嫌运输毒品犯罪，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处执业律师范才能，后经双方协商于2016年2月16日签署《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办理了相关的委托手续，并指派被告处范才能律师具体承办该案件。委托合同约定本案律师费为700000元，若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法律服务或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李明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一次性退还已收取的全部律师费。原告签订合同后向被告支付了16000元的基本办案费用以及400000元的风险代理法律服务费用。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并未按约向原告提供包括二审辩护在内的法律服务，且原告指派的范才能律师在一审辩护并未做到有效辩护，致使李明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且原告就此与被告及其执业律师范才能协商处理上述事宜时，被告亦以各种理由拖延。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辩称：一、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原告诉称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案涉合同不是被告的意思表示，对被告没有约束力。被告自始至终未与原告签订过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对案涉合同也从不知情。2017年2月24日原告依据其诉称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上门向被告主张权利时，被告才知道合同的存在，且经办律师是范才能律师。被告在2017年1月初己无法联系范才能律师，但对案涉合同有以下意见：1.被告在所内存放有大量由佛山市司法局、佛山市律师协会印制的规范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格式文本，且佛山市司法局、佛山市律师协会要求律师接办案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必须使用规范文本。因此，被告律师接办案件，若在所内签订代理合同，均采用上述规范文本。只有在所外签订合同，没有携带规范文本及不具备上网下载的情况下，才会另行拟定合同文本。案涉合同注明签订地是信孚律所，但没有使用规范文本，而是另行拟定合同条款。从这一点看就不合常理。2.被告是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建立有严格的接案制度。律师接办案件，必须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在加盖被告公章前必须经律师事务所赵万山主任审核通过并在“主任（签名）”一栏签名，公章保管人才会在委托代理合同上加盖公章。经查，案涉合同没有赵万山主任签名，可以确定涉案合同涉及的李明涉嫌运输毒品犯罪案件未在本所立案，被告没有与原告签订过案涉合同。涉案合同不是被告的意思表示，对被告没有约束力。
二、从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看，被告也不可能与原告签订案涉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1.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律师代理诉讼案件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九条规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以中央的和地方的定价目录为依据。第三十九条规定：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明确列明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收费标准。即：侦查阶段2000～5000元；审查起诉阶段5000～15000元；审判阶段6000～30000元。被告已将上述收费标准在律师事务所的显著位置、进入律师事务所的必经之地进行公示。按照上述收费标准，本所接办刑事案件，即使代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按最高收费标准也只需50000元，但涉案合同约定的代理费却高达700000元。被告若与原告签订案涉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由于约定的收费标准违反了《价格法》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不仅不能依据合同向原告收取约定的费用，还将受到物价行政机关的严厉处罚。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被告不可能与原告签订案涉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2.《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均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如果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涉案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由于该合同中有关风险代理的约定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上位《价格法》的禁止性规定，这样的约定给被告带来的仍然是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被告不可能与原告签订案涉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3.被告不可能与当事人在诉讼代理合同中约定将律师费打入经办律师个人账户。首先，该约定违反了《律师法》及其他相关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将会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严厉惩处，甚至会危及被告的合法存续。其次，出于律所自身利益考虑，被告也不可能同意将律师费打入律师个人账户。这将使律所的财务管理陷入混乱，律所的自身利益也将无法得以保障，甚至危及律所的存续。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被告不可能与原告签订案涉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4.李明涉嫌运输毒品犯罪，且涉嫌运输甲基苯丙胺将近二千克。依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案涉合同却约定如果李明终审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原告即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退还全部已收款项。被告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会签订这么一份注定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吗？
三、从原告履行案涉合同的行为方式可以看出，原告也确信其没有与被告建立刑事委托合同关系，原告仅与范才能个人建立了刑事委托合同关系。1.若原告相信自己与被告建立刑事委托合同关系，不可能接受将约定律师费打入范才能个人账户。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应当知道这种约定有违法律规定和市场交易惯例。但原告却接受了这种约定。2.若原告相信自己与被告建立了刑事委托合同关系，不可能同意约定的律师费收费标准是被告公布的收费标准的十几倍，但原告却同意了。3.若原告相信自己与被告建立了刑事委托合同关系，在其缴纳了相应费用后，必然会要求被告出具收费票据，但原告却没有向被告索取收费票据。在案涉合同有明确约定其享有这项权力的情况下，原告也没有向被告索取收费票据，仅要求范才能个人出具收据。4.当合同约定的返还费用的条件成就后，原告也没有首先要求被告退还款项，而仅要求范才能个人退还款项。在无法联系范才能后，才于今年2月24日联系被告主张退费。
四、即使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被告的公章是真实的，也不能仅因此就确认合同是被告的意思表示，不能仅此就确认合同对被告具有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三期登载的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78号民事判决在裁判摘要中明确指出：“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内容是双方合意行为的表现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各方确认双方合意内容的方式，二者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协议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具体到本案，被告前述已经说明了：案涉合同不是被告通常使用的规范的合同版本，没有本所赵万山主任签名；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被告不可能与原告签订案涉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同时，原告的行为方式也已证明，原告确信其没有与被告建立刑事委托合同关系，仅与范才能个人建立刑事委托合同关系。因此，被告有理由相信：如果案涉合同上被告的公章是真实的，也是范才能个人盗用所致。被告不排除对公章的管理存在某种过失，但这种过失与原告主张的利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存在多大因果关系，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畴。
五、案涉合同有关刑事案件风险代理的约定、收费标准的约定、将约定律师费打入个人账户的约定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签订合同已证明其在签订案涉合同过程中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同时，依据案涉合同的约定及原告自己的陈述，亦证明原告存在非法目的，存在主观恶意，不属于善意的合同相对方。范才能律师的签约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原告在签订及履行案涉合同过程中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失，不属于善意的合同相对人。过失包括：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关于风险收费的约定、律师费打入代理律师个人账户的约定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约定已经偏离了一个具有正常判断能力的公民基本的认知能力，属于重大过失。其次，原告存在明显的非法的合同目的，主观恶意明显，不属于善意的合同相对人。从原告的陈述及合同约定的按照正常辩护不可能实现的合同目的可以看出，原告之所以愿意出高达70万元的天价律师费聘请范才能律师担任辩护律师，系由于范才能律师自称与当地政法委熟悉，原告花钱捞人的非法目的昭然若揭。而约定采取风险收费，显然是担心其用于捞人的高额费用没有被用于打通关系、花钱捞人上。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其他生效判决中指出的：“构成表见代理应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两个方面的要件。”本案中，原告在签订及履行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时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主观恶意，范才能律师的签约及履约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关责任应由范才能个人承担。
六、同理，范才能律师向原告出具收据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显而易见，原告不向被告索取收费票据，却接受范才能个人出具的收据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
七、即使案涉合同是被告的意思表示，或者范才能的私自签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告也按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支付了相应律师费，按照合同的约定，原告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款项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任何律师费。原告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向范才能个人支付了相应费用，范才能出具收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2.按照案涉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后，就同一事项另行委托他人辩护或者代理的，律师费不予退还。原告在一审时已增加委托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的叶世峰律师出庭辩护，二审又单独委托了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的余向阳担任李明的辩护人。3.案涉合同约定结案前只需支付20万元，超出部分与案涉合同无关。4.案涉合同有关“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李明七年以上（不包括七年）有期徒刑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乙方七日内一次性退还已收取的全部律师费”的约定属于无效条款，原告无权据此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款项。依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运输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本案李明涉嫌运输甲基苯丙胺将近二千克，终审判处七年及以下有期徒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案涉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的条件是：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李明七年以上（不包括七年）有期徒刑。案涉合同隐含的原告无权解除合同的条件是：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李明七年及以下有期徒刑。而事实上，李明被判处何种刑罚是由已经发生的李明涉嫌犯罪的事实和已经颁布生效的刑法的规定决定的，不是由辩护律师采取何种辩护方式、尽到多大合法的辩护努力决定的。因此，案涉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的条件其实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一个法定的事实；而案涉合同隐含的甲方无权解除合同的条件则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实。因而也是一个无效的事实，相关约定依据法律规定而归于无效。原告依据李明终审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事实便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原告因李明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认定范才能律师未做到有效辩护更是无稽之谈。
八、被告声明上述陈述不意味对有关“事实”的确认。这些“事实”包括：1.案涉合同是否为范才能亲笔所签；2.案涉收款账号是否范才能开户并由其控制；3.收据是否为范才能亲笔所签。上述“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尚需法庭依法予以查明。
综上所述，被告没有也不可能与原告签订案涉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原告确信其没有与被告建立刑事委托合同关系，仅与范才能个人建立了刑事委托合同关系。原告在签订案涉合同过程中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存在主观恶意，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合同相对人。范才能律师的签约及履约行为、出具收据均不构成表见代理。案涉合同就原告有权解除合同所附条件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有异议，但原告能提供合同原件供核对，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未申请对合同落款处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且根据案涉一审判决书记载，范才能律师实际代理该案诉讼，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转账截图（16000元）、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交易明细详细信息、黄燕玲与范才能微信聊天记录有异议，但原告能提供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交易明细详细信息原件供核对，可印证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回单3张、证明及证明人身份证各1份、范才能出具的收据2份有异议，但原告能提供中国光大银行回单及收据原件供核对，与证明人出具的证明内容相吻合，可相互印证真实性，故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和原、被告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持有2016年2月16日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方）为原告黄燕玲，乙方（受托方）为被告信孚律所，甲方因李明涉嫌运输毒品罪一案，聘请乙方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达成协议包括：乙方指派律师范才能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服务范围包括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其中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辩护或代理；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律师费采用计件收费。律师费700000元，合同签署前乙方已支付200000元，其余律师费结案后按约定支付。律师费应当划入乙方承办律师范才能银行账户。甲方将费用划入上述账户的，视为甲方已经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发生的法院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差旅费等，由乙方自行承担；有下述情形之一，甲方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的，乙方不予退还：1.甲方委托乙方后，就同一事项另行委托他人辩护或代理的；……特别约定：1.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李明七年有期徒刑的，乙方已收取的律师费不予退还；2.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李明七年以下（不包括七年）有期徒刑的，刑期每降低一年，甲方应当另行向乙方支付律师费30000元；3.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李明作不起诉处理，或者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李明无罪释放的，甲方应当另行向乙方支付律师费300000元；4.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李明七年以上（不包括七年）有期徒刑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七日内一次性退还已收取的全部律师费。合同落款乙方处，盖有被告信孚律所的公章及承办律师范才能的签名。
2016年2月15日，张进荣向合同约定的范才能账户转入20万元，附言为李明的律师费。2016年2月16日，范才能作为收款人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原告交来律师服务费20万元。2016年4月19日，张进荣向合同约定的范才能账户转入9万元；2016年4月20日，张进荣向合同约定的范才能账户转入11万元。2016年4月20日，范才能作为收款人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原告交来律师服务费20万元。此外，张进荣作为证明人在2017年6月20日出具证明，确认其分别于2016年2月15日、2016年4月19日及2016年4月20日通过其中国光大银行账号向范才能银行账号汇入合共40万元的款项系代原告黄燕玲根据其与信孚律所于2016年2月16日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支付的律师费。
2016年4月21日，原告向合同约定的范才能账户转入款项16000元。
2016年9月2日，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起诉书指控李明、刘远双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11月8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6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书，记载被告人李明的辩护人为信孚律所的范才能律师、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的叶世峰律师，李明的辩护人提出其归案后具有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人刘远双及杜代兴的行为。判决认为：李明归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李明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李明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李明归案后具有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人的行为的辩护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纳。判决：一、李明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明、刘远双对上述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3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刑终1654号刑事判决书，记载：李明辩护人为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余向阳律师，认为：李明归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刘远双，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应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决：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刑初115号刑事判决第二、三项和第一项对李明的定罪部分。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刑初11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李明的量刑部分。三、李明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
诉讼中，原告提供其与范才能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范才能于2016年11月20日提出：燕玲，我正在等那边退钱给我，万一今天内不能转回给你，也是这两天内转，委托合同是七天内退回，我不会违约的。至于他那边可能退不足额的问题你也不用担心，我爸妈他们这两天也至少会帮我筹到20、30万。包括你的16000元我都一起退回。
诉讼中，被告提供刑事委托代理合同范本，主张该文本是信孚律所使用的规范文本，主要条款与案涉合同基本相符，但没有约定将律师费划入承办律师个人账户，且落款乙方处有主任签名栏。此外，被告提供该所另外两名律师在2016年2月至3月期间经手的委托代理合同及使用公章记录，范才能律师在2015年期间经手的六份委托代理合同，拟证明被告处所有委托代理合同均使用规范文本，经主任签名并由公章保管人盖章。
诉讼中，被告提供原告黄燕玲在2017年3月16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其中提及：在经过朋友介绍的情况下雨范才能律师相识，范才能是信孚律所的执业律师，同他交谈中他说自己已经执业五年，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并也参与办理了多个大案件，而且与当地政法委有很好的关系。之后我和家人在信孚律所的会议室中，以自己的名义与信孚律所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签订后，范才能律师让我把律师费汇到其名下账户，而且委托合同也注明了律师费汇到他名下。……我们就要求范才能退钱，刚开始他承诺7天内退钱，但后来连电话都不听，微信不回复，人也找不到。我们只能向信孚律所投诉……
诉讼中，被告提供其于2017年4月20日向佛山市律师协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提及：范才能律师自2012年7月至今在本所执业，自执业以来至2016年底，其与本所的工作关系一直正常。2017年1月中旬，本所因工作原因须通知其回所处理问题，但发现其在本所登记的两个手机号码均长期不能接通，进一步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多方联系，亦一直未有回复。
另查明一，根据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记载，范才能系专职律师，执业机构为信孚律所。
另查明二，本院于2017年7月6日通过法院专递向被告送达本案应诉材料。
庭审经询问：1.原告陈述诉请解除合同的依据为被告没有提供法律服务，没有实现合同约定的目的；2.被告明确不申请对案涉合同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认为即使真实，也是范才能个人盗盖；3.原告陈述其按合同约定先行支付律师费20万元，后因范才能律师提出需收取办案费用16000元，遂转账支付。其后范才能律师又要求原告再支付律师费20万元，原告应其要求委托案外人转账支付；4.原告陈述其并未委托叶世峰律师作为辩护人，也没有与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中代理人一栏为空白。据原告了解，范才能是海南人，可能是范才能自行找到叶世峰律师一起代理该案件；5.被告陈述按正常程序，可合理推定其为李明一审刑事案件所涉所函加盖公章。6.原告陈述案涉合同签订后，范才能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到看守所会见李明2次，参与庭审1次。
本院认为，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律师代理费，本案属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是否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2.若存在合同关系，原告诉请解除合同及返还律师费是否有理有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并提出如下抗辩意见：
一、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非被告签署且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被告虽主张案涉合同文本与被告使用的格式文本不一致，但原告作为一般自然人，无义务、也无能力甄别案涉合同是否被告固定使用的格式文本；其次，被告主张案涉合同仅有被告公章而未经主任赵万山审核签名，不符合被告接案流程规定。但具体接案流程属被告的内部管理制度，原告无从知晓亦无需遵守，且律所负责人是否签名并非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第三，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受托方为被告信孚律所，落款处亦盖有被告公章。被告虽提出范才能律师盗用公章的主张，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也无证据证明原告明知公章是假或与范才能串通牟取不正当利益。第四，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可合理推定其为李明一审刑事案件中的范才能律师所函加盖公章。因此，被告的该项抗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原告确信其与范才能个人建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首先，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律师服务费应划入承办律师个人账户，该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告委托案外人将款项汇至范才能律师个人账户，符合合同约定；其次，案涉款项汇入范才能个人账户，范才能向原告出具收据符合情理，且收据中已明确记载款项性质为律师服务费。原告是否及何时向被告索取收费票据，属其个人权利，被告以此认定原告确信与其未建立委托合同关系缺乏依据；第三，原告虽先行要求范才能退还款项，但范才能律师系案涉合同约定的具体承办律师，原告就合同相关问题与承办律师进行沟通符合情理，亦未有证据证明原告放弃向被告主张返还款项的权利。因此，被告的该项抗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三、原告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且存在主观恶意，不属于善意相对人。首先，被告主张案涉合同约定的律师费金额及风险代理违反法律、法规，但原告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未有证据证明被告将律师服务收费相关规定向原告作解释说明的情况下，不应推定原告明知上述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反之，被告信孚律所系专业的律师执业工作机构，范才能亦是专业的执业律师，原告有理由相信案涉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用条款符合法律规定；其次，被告主张原告存在花钱捞人的非法目的，依据为原告出具情况说明时陈述范才能律师自称与当地政法委熟悉，但仅凭该陈述不足以证明被告的主张，案涉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也仅为正常代理工作。因此，被告关于原告并非善意相对人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受托人为被告信孚律所，合同盖有被告公章，且案涉合同具体经办人范才能系被告律师事务所名下的执业律师，原告有理由相信范才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原、被告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案涉合同对被告具有约束力。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提出原告无权要求返还款项的抗辩。首先，（2016）粤06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书记载李明辩护人除才能律师外，还包括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的叶世峰律师，即使认定委托叶世峰律师担任辩护人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但原告并非因此主张单方解除合同及返还款项，且范才能律师仍作为李明辩护人参与庭审；其次，被告主张特别约定中关于解除合同及退还款项的约定属于无效条款。虽然刑法规定运输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原告作为一般自然人，虽应知运输毒品构成犯罪，但并非必然知晓具体的量刑标准，且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前，李明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及具体运输数量尚无定论，不应认定“判处李明七年以上（不包括七年）有期徒刑”为必然发生的事实，故不应以该条款必然发生而认定无效。第三，双方在合同对李明终审量刑与收取律师费作特别约定，属于风险代理条款，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特别约定违反相关管理办法，属于无效条款，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而案涉合同属委托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故原告诉请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未有证据证明原告在起诉前曾向被告主张解除合同，则起诉视为通知，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视为通知到达，故原、被告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于2017年7月6日解除。第四，如上所述，案涉风险代理条款无效，但不影响委托代理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范才能作为被告指派律师，虽未提供二审辩护服务，但仍提供了会见犯罪嫌疑人及一审辩护在内的法律服务，且其在一审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被法院采纳，应视为已履行部分合同义务。案涉合同约定的律师费金额违反律师收费管理办法，亦属无效条款，参照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结合案件难易程度，本院酌定律师费为16000元，超出部分被告应予返还。关于原告已支付的律师费金额问题，被告提出超过20万元部分不属律师费的抗辩。合同虽约定原告前期需支付的律师费金额为20万元，但原告实际付款金额未超过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总额，所有款项均由原告或其委托第三人汇入合同指定收款账号，范才能出具的收条亦明确记载40万元为律师费，剩余16000元虽未以收据形式确认，但范才能在微信对话中提出按合同约定返还，亦可合理推定为律师服务费。如上所述，范才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认定被告已实际收取律师服务费416000元。
综上，案涉合同约定的律师费金额及风险代理条款，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原告作为委托人可行使单方解除权解除案涉合同，鉴于被告指派律师已提供部分法律服务，原告应支付律师服务费16000元，被告应将超出部分即400000元返还原告。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黄燕玲与被告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于2017年7月6日解除；
被告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燕玲返还律师服务费400000元；
驳回原告黄燕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54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770元，由原告黄燕玲负担145元，被告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负担36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蔡 珊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秋萍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