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3民终34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精炼，江苏以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市宿豫区顺河街道文昌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文昌居委会。
负责人：董某，该居委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市宿豫区顺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江苏省宿豫区卓圩街。
法定代表人：罗某，该街道办主任。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大惠，江苏鑫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1、张某2因与被上诉人宿迁市宿豫区顺河街道文昌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昌居委会）、宿迁市宿豫区顺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顺河街道办）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2016）苏13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文昌居委会、顺河街道办支付继承款9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1、张某2系案外人张元圣的姐妹，张元圣于1938年1月14日出生，于2014年11月10日去世，其生前系文昌居委会供养的五保户，生前领取五保户供养金至2014年11月，2014年11月的供养金为384元。2008年，因张元圣居住的房屋倒塌，文昌居委会在其自留地为其建房居住，为此支付费用7000元。2010年，文昌居委会为张元圣所建房屋被征收，征收补偿款为79551元，因张元圣不愿用补偿款购买商品房居住，便要求文昌居委会为其在本该居委会重新建房居住，并将79551元征收补偿款交由文昌居委会支配。后文昌居委会租用该居委会居民张建、汪献洋的土地为其建房，为此支付每年租金220元、租用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款1800元、建房工程款28380元。2013年，张元圣居住的房屋再次被征收，征收补偿款为90000元，因张元圣不同意搬离其居住的房屋，上述征收补偿款由顺河街道办划至文昌居委会账上，张元圣在房屋中居住至去世。张元圣去世后，因张某1、张某2承诺为张元圣办理丧葬事宜，文昌居委会将扣除建房支出等费用后的51100元征收补偿款交给张某1、张某2。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90000元征收补偿款是否是张元圣的遗产；2.如系张元圣的遗产，张某1、张某2是否享有继承权。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张元圣自有房屋于2008年倒塌后，由文昌居委会出资在其自留地上为其建造房屋居住，虽然该房屋系由文昌居委会出资建造，但建屋的土地使用权系归张元圣所有，故在2010年该房屋被征收时，该征收补偿款在扣除建房费用7000元后应归张元圣所有。因该征收补偿款已由张元圣交给文昌居委会支配，故文昌居委会之后为张元圣建造房屋所支出的费用应当视为从张元圣的房屋征收补偿款中支出的，因此，张元圣对该套房屋被征收产生的征收补偿款90000元享有所有权，在其去世后，该90000元征收补偿款应作为其遗产。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规定，集体组织对“五保户”实行“五保”时，双方有扶养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扶养协议，死者有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的，按遗嘱继承或法定继承处理，但集体组织有权要求扣回“五保”费用。本案中，文昌居委会与张元圣之间并未签订扶养协议，因此作为张元圣法定继承人的张某1、张某2对涉案90000元征收补偿款享有继承权，但文昌居委会亦有权将其支出的五保费用从90000元中予以扣除。就应当扣除的五保费用，结合张元圣出生时间、去世时间及其领取的五保户供养金，文昌居委会扣除38900元“五保”费用并无不当。现因文昌居委会已将扣除“五保”费用后的征收补偿款退还张某1、张某2，故对张某1、张某2要求文昌居委会、顺河街道办给付90000元补偿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就张某1、张某2关于其已领取的征收补偿款系张元圣第一次房屋被征收的征收补偿款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第一次征收补偿款由文昌居委会支配使用，但因该补偿款系张元圣生前自愿交由文昌居委会处分，张元圣生前已经自行对第一次征收补偿款进行了处分，因此，对张某1、张某2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张某1、张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25元，由张某1、张某2负担。
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文昌居委会及顺河街道办支付80611元。事实和理由：1.第一次征收补偿款79551元只是张元圣交文昌居委会代为保管，并非自愿交其支配，一审法院认定交给文昌居委会支配缺乏证据。2.一审法院认定“后为张元圣建造房屋所支出的费用应视为从张元圣的房屋征收补偿款中支出”并无不当，但又将该笔费用从第二次征收补偿款中扣除错误。3.一审法院在未查清的情况下直接扣除38900元“五保”费不当，而且该费用不应当扣除。综上，张元圣两次征收补偿款都应当认定为遗产，都是由文昌居委会代为领取，故应当在扣除已经领取的51100元及第一次建房费用7000元、第二次土地租金660元（租期3年共计660元）、租用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款1800元、建房工程款28380元后，再向张某1、张某2支付80611元。
被上诉人文昌居委会、顺河街道办答辩称：对一审判决结果和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涉案补偿款不属于张元圣的遗产。2008年，张元圣自有的房屋因倒塌而灭失，后由集体出资重建，房屋所有权应归集体所有。2010年重建的房屋被征收后，经张元圣要求，文昌居委会重新安排其他村民的自留地再次重建房屋供其居住直至去世，因此该房屋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属于张元圣，房屋也不是张元圣出资所建，故补偿款和张元圣无关。宅基地、自留地使用权依法严格按照按户享有，一户一宅，拆迁时张某1、张某2均已不是张元圣本村村民，故不享有该部分权利。文昌居委会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其所有的土地被征收而获得补偿属于损失填补，并未取得额外利益，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张某1、张某2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如果因其所谓的继承而取得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补偿款，则造成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的减损，反而构成不当得利。张某1、张某2作为张元圣的亲姐妹，对自己的兄弟生不养，死不葬，其诉讼请求本就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涉案的补偿款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房产所有权均不归张元圣，因此不存在继承问题。张某1、张某2没有资格继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土地和财产利益。
二审中，除张某1、张某2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张元圣将76551元征收补偿款交由文昌居委会支配及文昌居委会扣除建房支出等费用后的51100元征收补偿款交给张某1、张某2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审中，文昌居委会、顺河街道办为证明张元圣已将2010年征收补偿款交由居委会支配，向本院提交文昌居委会2016年3月20日《代表会议记录》一份，载明：第一次拆迁补偿7万多元，张元圣不同意要款，只要求居委会在本组选址兴建住房，所以当时的居委会书记杜玉龙多次上下协调并租张建等人土地为其建房。故该社区全体干部、党小组组长研究决定，张元圣生前对补偿无异议，所以已付作罢，再要无理，一致同意不付。
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质证认为，该决议是在张元圣死后由他人作出的且会议没有其亲属参加，故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元圣自留地上的房屋被征收后取得的征收补偿款，在扣除文昌居委会建房费用7000元后当属张元圣所有，张元圣明确表示不愿用补偿款购买商品房居住并要求文昌居委会为其重建房屋，并且自2010年房屋建成之后至其去世之前，从未向该居委会主张建房之后剩余的费用，加之张元圣生前一直系由文昌居委会供养，故一审法院认定张元圣将第一次拆迁补偿费用交由文昌居委会支配并无不当。张元圣已将该款项交由文昌居委会处分，张某1、张某2再主张继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五条规定，集体组织对“五保户”实行“五保”时，双方有扶养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扶养协议，死者有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的，按遗嘱继承或法定继承处理，但集体组织有权要求扣回“五保”费用。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九条规定，五保供养的内容是：（一）供给粮油和燃料；（二）供给服装、被褥等用品和零用钱；（三）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房；（四）及时治疗疾病，对生活不能自理者有人照料；（五）妥善办理丧葬事宜。本案中，张元圣系五保户，虽然文昌居委会未提供其供养张元圣所支付的“五保”费用，但结合张元圣的出生时间、去世时间、“五保”供养内容、领取的供养金等，一审法院扣除38900元“五保”费用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而对于扣除“五保”费用后的拆迁补偿款，张某1、张某2业已领取。
综上，张元圣生前的两次征收补偿款在扣除建房费用、租金、租用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款、张元圣自行处分部分及张某1及张某2已领取的费用外，已无遗产可供继承。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张某1、张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静
审 判 员 庄云扉
代理审判员 吴振环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汤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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