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57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伟强，男，196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北京京大（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海华，男，1971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力，四川九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永军，男，汉族，1972年4月2日出生，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万林，四川恒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伟强为与被上诉人潘海华、潘永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7）浙0185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泸州市龙马潭区醉三江酒类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醉三江公司）于2008年由潘海华、潘永军等人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之后经过股权变更登记，至2011年8月31日时登记的股东为潘海华（占出资额的75%）、潘永军（占出资额的25%）。2011年8月31日，当日，赵伟强、案外人周宝贤与潘海华、潘永军签订了《融资合作方案》，约定鉴于醉三江的发展需要，由赵伟强、周宝贤作为新股东向醉三江公司投资500万元，�于扩大生产投资和市场推广，双方具体约定如下：1、增资额度为500万元；2、所增资本80%应用于生产投资扩大，20%用于市场盘子扩大的推广费用；3、所增加资本于2011年9月5日前到位200万元、于2011年9月10日前到位300万元；4、2013年1月至3月，本轮投资者可抽回所投资本（此时公司8000万以上的经营盘子已基本盘活滚动）；5、本轮新增投资（伍佰万）在2013年1至3月抽回资本后，在2013年开始的经营成果中保底回报额为投资额度的30%，标准回报率为按年分配利润的33%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利润分配额不低于年总利润的70%）；6、由吕敏强代表赵伟强、周宝贤（本次融资投资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公司股东成员的权利；原公司由潘海华向外借进款220万、潘永军向外借进款46万等外债，在公司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以最快速度连本带利偿还清，以免产生�必要的财务费用；公司不存在已经披露的债权债务以外的其他债权债务，公司财产不存在披露之外的其他地方权利限抵押、质押，不存在额外为第三人提供的担保或保证；若公司发生经营亏损（非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素），先确保本轮投资者的财产和股本安全不受损失，公司在发生盈利的情况下，本轮投资者优先享受本金返还和红利分配权益；原股东决议与本方案有冲突时，以本方案条款为准。潘海华、潘永军提供的醉三江公司2011年8月26日的存货明细显示库存成品酒价值2213726.19元、库存包装材料价值286329.48元、在途已付款成品酒328068.71元、待处理商品品牌费7610000元。醉三江公司2011年7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该公司的负债总计为4025098元、所有者权益总计为8426904.16元，2011年7月的利润表显示净利润为1537188.90元。潘永军作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在2011年12月13日出�的2011年9月1日前资金情况补充说明中显示“公司至2011年9月1日前欠销售商货款703928.80元、欠老窖品牌费2826666.66元、欠借款2610000元、欠包装材料生产商1300000元，原2011年8月26日明细组成实际折合价值为1103726.19元，以上累计未反映公司亏损额为8544321.65元”。2011年9月16日，吕敏强与潘海华、潘永军等人召开了股东会，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截止2011年9月16日，作为新股东投入到公司的33万元人民币资金后，公司股东潘海华自愿将原股份转29%股份给吕敏强，转3%给潘永军，其转让资金作为公司长期借款形式作公司周转，公司股东潘永军自愿转4%给吕敏强，其转让资金作为公司长期借款形式作公司周转，即随着股份的转让债权也相应的进行转让；新股东明细为潘海华占43%的股权、吕敏强占33%股权、潘永军占24%的股权，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同日，吕敏强与潘海华、潘永军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醉三江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名称、出资额的条款。2011年9月19日，赵伟强向醉三江公司交付了500万元投资款。2011年10月28日，醉三江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潘永军（占出资额的24%）、吕敏强（占出资额的33%）、潘海华（占出资额的43%）。2011年12月1日，醉三江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吕敏强（占出资额的66%）、潘永军（占出资额的34%）。赵伟强投资醉三江公司后，委派吕敏强、童某等人参与了醉三江公司的管理。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赵伟强与潘海华、潘永军签订的《融资合作方案》系依法成立的合同，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赵伟强诉称其签订该合同时被告向其隐瞒公司真实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导致其签订了案涉《融资合作方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在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而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合同当事方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合同撤销权，赵伟强诉称其在2011年12月中旬发现潘海华、潘永军在接洽投资时就隐瞒醉三江公司巨额债务，那么其应当在2012年12月中旬前行使合同撤销权，但赵伟强在之后继续参与了醉三江公司的经营管理，且至今未予行使合同撤销权，故该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根据赵伟强起诉状中诉称的其系作为新股东一次性向醉三江公司投资500万元的事实和《融资合作方案》第六条第1款中由吕敏强代表赵伟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的约定，以及吕敏强在《融资合作方案》签订后成为占醉三江公司33%股权的股东的事实，同时结合证人童某、鲍某的证言，可以确定赵伟强在《融资合作方案》签订后已经取得了醉三江公司的相关股东权益并参与了该公司的实际经营，赵伟强主要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赵伟强认可其交付醉三江公司的5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投资款，投资本身存在风险，赵伟强在投资后本身也参与了醉三江公司的管理，对醉三江公司的经营现状也负有责任。赵伟强以在签订《融资合作方案》过程中潘海华、潘永军存在隐瞒醉三江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使其不能达到合同目的作为解除事由，要求解除案涉《融资合作方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同理，对于赵伟强要求潘海华、潘永军返还500万元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赵伟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赵伟强负担。
宣判后，赵伟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赵伟强一审过程中依法申请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向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国税局、地税局调取醉三江公司从2010年1月起至今的税务资料。上述税务资料可以真实反映醉三江公司的财务信息、经营状况，也可以反映醉三江公司仍然由潘海华、潘永军控制经营管理的情况，正是因为潘海华、潘永军隐瞒了醉三江公司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导致赵伟强无法实现涉案合同目的，故赵伟强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未调取上述税务资料，也未书面告知或口头答复赵伟强未调取税务资料的原因，置赵伟强的申请于不顾，违反了审理程序，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1、赵伟强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解除合同，而一审法院以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为由驳回了赵伟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赵伟强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解除赵伟强与二被告2011年8月31日签订的《融资合作方案》”。《融资合作方案》中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也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期限。法律对于解除权行使期限并无规定，潘海华、潘永军也未催告过赵伟强，显然赵伟强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未过，解除权也未消灭。赵伟强的诉讼请求中仅要求解除合同，未曾要求行使撤销权，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从而驳回赵伟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赵伟强的合同目的系在保证投资股本金的基础上获得合同约定的投资回报，一审法院认定赵伟强的合同目的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错误的。实际上，醉三江公司一直由潘海华、潘永军实际掌控，赵伟强也未始终参与公司经营，谈不上实现合同目的。其次，根据涉案《融资合作方案》第五条投资回报及第六条“若公司发生亏损（非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素），先确保本轮投资者的财产和股本金安�不受损失。公司在发生盈利情况下，本轮投资者优先享受股本金返还和红利分配权益”，可以看出《融资合作方案》中重点约定的是赵伟强的投资回报事宜，赵伟强的目的是在保证投资股本金的基础上获得合同约定的投资回报，显然与一审法院认定参与公司经营的目的不一致。3.因潘海华、潘永军的严重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赵伟强有权解除合同。根据《融资合作方案》第六条第三款“公司不存在已经披露的债权债务以外的其他债权债务，公司财产不存在披露之外的他方权利限制、抵押、质押、不存在额外为第三人提供的担保或保证”及第五条投资回报、第六条第四款“若公司发生亏损（非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素），先确保本轮投资者的财产和股本金安全不受损失。公司在发生盈利情况下，本轮投资者优先享受股本金返还和红利分配权益”。而潘海华、潘永军在签订《融资合作方案》时，告知赵伟强截至2011年7月31日醉三江公司总资产1245万多，总负债计402万，所有者权益计842万元，隐瞒了公司多达854万元债务的情况，正是因为潘海华、潘永军隐瞒了醉三江公司真实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违反了《融资合作方案》第六条第三款；且，至今为止潘海华、潘永军仍未按照《融资合作方案》相关约定返还投资款及分配利润，违反了《融资合作方案》第五条及第六条第四款，构成严重的违约行为，导致赵伟强无法实现涉案合同获得回报的目的，因此赵伟强有权依法解除合同。请求撤销一审第二项、第三项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赵伟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潘海华、潘永军承担。
被上诉人潘海华答辩称：一、原审并未违反程序。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4条之规定，当事人及代理�自行调取，如有关部门拒绝的，才应该申请调取，本案赵伟强并未到泸州市龙马潭区国税局调取而直接申请调取，显然违反了自己应先行调取这个程序；其次，赵伟强至今作为醉三江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委托吕敏强为代持股东，吕敏强是赵伟强的人，赵伟强完全可以要求吕敏强以公司股东的名义去查询来达到了解目的，因此原审法院没有义务去查询；再次，国税资料不是什么商业秘密，是公开的信息，本案中赵伟强是请求解除合同，双方未约定解除条件，那么法院审查法定解除的条件，有没有该税务资料在本案中不是必要的、关键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5条之规定，原审程序不违法。二、原审认定事实没有错误。首先，赵伟强混淆了解除与撤销的概念，依据民法法理，赵伟强行使解除权就是行使撤销权。根据合同法，合同的解除包括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在赵伟强与潘海华的《融资合作方案》中并未有约定解除的条件，赵伟强只能行使法定解除权，行使法定解除权是受到法律限制的。根据《合同法》第95条，本案赵伟强是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融资合作方案》，其陈述的理由是认为潘海华隐瞒了醉三江公司的真实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对其构成了欺诈、隐瞒真相。潘永军于2011年12月13日签字确认亏损的行为说明赵伟强已于2011年12月13日知道之前存在欺诈，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55条，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赵伟强若要行使解除权，最迟应在2012年12月13日之前行使，显然，赵伟强是明知的，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55条、95条的规定，赵伟强行使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赵�强作为实际投资人，以吕敏强代持股份的名义参与管理（主要是财务管理），吕敏强从2011年10月起在公司进行管理，直至2013年2月离开，赵伟强在这期间又分别聘请童某、吕福中为公司总经理，代表赵伟强对公司进行全面管理，童某、吕福中一切大小事都听从于赵伟强，赵伟强每个月会不定期到公司来了解经营情况，从童某、鲍某一审出庭作证可以看出；2011年11月16日，潘海华与吕敏强、赵伟强签订股改协议以及股东间股权收购协议并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由吕敏强向潘海华支付股权转让费330万元、赵伟强为担保人，赵伟强进行股权收购并大额投资，从常理分析，势必会对被投资对象进行全面财务清查、了解，包括被投资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赵伟强与潘海华签订的每一份协议，赵伟强均聘请专业会计人员到公司了解并驻点全面清查。2011年11月16日后，潘海华离开公司没有参与管理，由赵伟强直接管理，之后直至赵伟强起诉，赵伟强始终未向潘海华和潘永军作被欺骗的任何明示或暗示表示，显然对公司是全面了解的并认可经营状况，而赵伟强在6年后才提出被欺诈、被隐瞒的诉讼，这符合常理吗？根据《合同法》第75条，撤销权的行使最长不超过5年，赵伟强的诉请已过5年的最长除斥期间。因此，原审认定赵伟强的诉讼请求已过除斥期间，不予保护并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三、赵伟强认为合同目的没有实现，有权解除合同。潘海华认为这不是客观事实。首先，虽然《融资合作方案》第五条、第六条约定了投资回报，但是赵伟强投资的是酒类销售公司，投资是有风险的，要结合市场因素、政策因素、公司合理正确的管理，在各种条件因素都好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好的回报。公司在赵伟强实际控股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在公�决策方面盲目独行，不遵从市场行情，导致公司经营不善，这个责任怎么能推给潘海华？即使经营不善也是赵伟强经营不善，潘海华自2011年11月16日后就离开公司没有参与经营管理，是赵伟强直接管理，赵伟强投资公司、管理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潘海华不存在违约的问题。其次，在双方的《融资合作方案》中第六条（二）款，已明确告诉了赵伟强除了已披露潘海华、潘永军对外有债务，还披露“等外债”，说明公司是有其他外债的。双方签订《融资合作方案》是在2011年8月31日，公司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会有债权债务不断的产生，比如每个月要向泸州老窖缴纳管理费60万元、以及包材、印刷、瓶盖、瓶子、拓展市场、工人工资、房租、水电等各种费用支出，每个月的支出是三、四百万元，即使到2011年12月有七八百万元的债务是完全正常的，有支出也有收入和应收�款，赵伟强为什么不提收入和应收账款？公司也有收入，该收入赵伟强已经提取。因此，赵伟强认为没有获得返还投资款和利润，这不是潘海华承诺必须给付的，潘海华没有构成违约，赵伟强要解除合同的条件不成立，相反，赵伟强对公司实现了投资和管理，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该合同不应解除。赵伟强的请求除了解除合同外，还要求潘海华返还500万元投资款。从赵伟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来看，潘海华、潘永军没有收到过赵伟强一分钱，该500万元是支付到公司的账户里，潘海华怎么负有返还义务？要返还也是公司的事，赵伟强除非申请破产清算来处理。由于《融资合作方案》双方之间没有合同相对性，赵伟强是对公司投资，不是对个人投资，潘海华也没有收到赵伟强一分钱的投资款，因此潘海华不具有返还义务。
被上诉人潘永军答辩称：一、临安市人民法院未准许赵伟强的证据调取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申请调取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申请调取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有关。但本案中赵伟强申请调取证据时举证期限已届满，申请调取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无调查收集的必要。因此，临安市人民法院未准许赵伟强的证据调取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程序违法。二、赵伟强认为其本案中行使的是“解除权”而非“撤销权”的理由不能成立。赵伟强发起本案诉讼的核心理由是，“潘海华、潘永军隐瞒醉三江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假如潘海华、潘永军隐瞒真相，那么隐瞒真相的直接后果就是让赵伟强陷入“重大误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大误解”是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事由，不是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因此，赵伟强实际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以行使解除权之名，行“撤销权”之实。三、本案中赵伟强即使行使“解除权”其理由也不能成立。首先，合同解除的前提是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已履行完毕的合同不具备解除的基础和前提。赵伟强已经实现了对醉三江公司的经营、管理，案涉合同已于2011年10月28日在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龙马潭区工商局）完成股权变更备案登记时就已履行完毕，履行完毕的合同不具备解除的基础和前提。其次，合同的解除应当以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为依据。本案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合同解除的规定，本案中没有不可抗力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也没有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债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事实上赵伟强在本案中的合同目的已经全面实现。最后，无论是合同的解除还是撤销，本案的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均已过。无论是撤销权还是解除权的行使，都应当受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的约束，本案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均应从2011年12月13日起算，即赵伟强取得潘永军签署的《2011年9月1日前资金情况补充说明》之日起。因此，本案无论是除斥期间还是诉讼时效均早已经过，应当依法驳回赵伟强的全部上诉请求。四、赵伟强案涉合同的目的是取得醉三江公司的股权和经营、管理权，赵伟强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案涉合同的直接目的是，赵伟强通过向醉三江公司投入资金，取得醉三江公司的股权和经营、管理权，自2011年8月31日赵伟强与潘海华、潘永军签订《融资合作方案》合同之日起，赵伟强就委派吕敏强、童某入驻醉三江公司，其本人也不间断到�三江公司行使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权。截止2011年10月28日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赵伟强的所有合同目的已经全面实现。五、赵伟强认为自己的合同目的“获取投资回报”，这是赵伟强有意对合同目的歪曲理解。在本案中投资回报只能通过先取得股权再通过取得股权红利的方式获得，“获取投资回报”只是签订《融资合作方案》的或然性目的、间接目的，而不是必然的直接目的。况且投资经营本身就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赵伟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专业从事投资经营的专业人士，其可以也应当认识到投资逐利所必然伴随的商业风险，天下没有“只赚不赔的买卖”。“获取投资回报”最多只能理解为赵伟强的商业愿望，而不是合同目的。赵伟强的投资款直接支付给醉三江公司，无权要求潘海华、潘永军返还。赵伟强案涉投资款直接支付到醉三江公司的账户，之后该账户一直在赵伟强的管理、控制之下，该款项的具体用途潘海华、潘永军并不知情。潘海华、潘永军没有获得，也没有管理和支配过该款项，赵伟强要求返还该投资款没有任何根据。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渉2011年8月31日《融资合作方案》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各方当事人均应受其约束。该《融资合作方案》签订后，赵伟强于2011年9月19日向醉三江公司交付500万元投资款的事实清楚。现赵伟强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案渉《融资合作方案》以及返还已支付的500万元投资款，因案渉协议并未约定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条件，故赵伟强系基于潘海华、潘永军存在严重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情形而要求解除案渉协议，并在诉讼期间明确潘海华、潘永军违反案渉协议第六条第2款、第3款以及第四条、第五条。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赵伟强持有的《2011年9月1日前资金情况补充说明》记载的公司借款金额与案渉协议第六条第2款记载的公司借款金额基本相符，故潘海华、潘永军不存在违反案渉协议第六条第2款的情形；其次，赵伟强依据2011年7月的财务数据与2011年12月13日《2011年9月1日前资金情况补充说明》财务数据之间的差异而主张潘海华、潘永军违反案渉协议第六条第3款约定，因该款记载内容并未明确已披露债权债务的具体情形，而现有证据尚不能明确潘海华、潘永军向赵伟强于签订案渉协议当时所披露的公司债权债务是否仅限于赵伟强于本案中提交的2011年7月财务数据，故仅凭案渉协议第六条第3款约定尚不足以认定2011年7月�务数据与2011年12月13日《2011年9月1日前资金情况补充说明》财务数据之间差异即系潘海华、潘永军违约。此外，赵伟强认可其于2011年12月中旬即持有《2011年9月1日前资金情况补充说明》，该情形表明赵伟强于当时即已知晓其于本案中所主张的被隐瞒“真实财务状况”，而赵伟强系于2017年4月7日方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案渉协议，鉴于在此期间赵伟强至少于2011年底至2012年期间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以及投资行为、市场状况本身所具的风险性，潘永军于2011年12月13日出具《2011年9月1日前资金情况补充说明》披露公司财务状况的行为并不足以导致赵伟强所主张的案渉协议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再次，案渉协议第四条记载2013年1月-3月赵伟强可抽回所投资本，因赵伟强系向醉三江公司交付500万元投资款，可以明确该项条款并非潘海华、潘永军的合同义务，故赵伟强是否抽回所投资本�谓潘海华、潘永军存在违约情形；最后，案渉协议第五条系指向公司的利润分配，并非潘海华、潘永军的合同义务，故该条款是否实现亦难谓潘海华、潘永军存在违约情形。据此，本案现有情形尚无法表明潘海华、潘永军存在严重违约行为致使案渉《融资合作方案》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赵伟强进而要求潘海华、潘永军返还500万元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亦缺乏依据，故原审判决的相应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赵伟强所主张的程序问题，原审法院未予调取醉三江公司的税务资料并无不当，赵伟强的该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伟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赵伟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剑
审判员 黄江平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金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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