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民终4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福泽盛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发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熊亚泽，云南联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小文，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姚朝庄，云南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皓，云南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湾工作办公室。
住所：昆明市西山区福海乡杨家地。
委托代理人：陆伟，云南天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燕燕，云南天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昆明福泽盛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泽公司）与被上诉人陈小文、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台办）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昆民六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泽公司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熊亚泽、被上诉人陈小文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姚朝庄、杨皓、被上诉人省台办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陆伟、陆燕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全部内容，确定上诉人不应支付被上诉人陈小文违约金100万元及经济损失200万元；2、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三项判决内容；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在履行2009年1月13日《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并要求上诉人承担巨额赔偿及违约责任之认定完全错误，判决严重不公。当事人双方争议标的是土地，一审判决歪曲解释合同条文及含义，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实际并未取得省台办的铺面，因此不应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简单归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小文订立《合同》为转委托行为，进而要求上诉人单方面承担所谓违约责任，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该判决缺乏起码的公平公正性，判决严重错误。三、一审判决违背民商法基本公平公正原则，判决对上诉人严重不公。上诉人作为省台办的受托人，在已完成受托事务后，不应承担巨额的赔偿。四、一审判决违法审理程序，允许陈小文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判决不公。
陈小文辩称：我方已按照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所以，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省台办辩称：省台办与陈小文之间在本案中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从陈小文与福泽公司的《合同》看，陈小文无权请求省台办履行该《合同》中约定的义务；从省台办与福泽公司的《委托征地合同》看，合同中约定的土地房屋及拆迁补偿费因生效条件未成就而不能履行，且该合同与陈小文无关。为此，请二审法院对省台办依法维持不承担责任的判决，以维护省台办的合法权益。
陈小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由两被告按照《合同》约定交付260平方米土地给原告建设商铺并无偿使用30年；2、确认昆明市西山区杨家地一村208号建筑物政府拆迁补偿费归原告所有；3、两被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万元；4、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经开庭审理查明，省台办曾于2009年6月向昆明市西山区规划局报送办公楼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设计方案拟在办公楼周边、金广路沿线建盖商业用房，但该设计方案不符合规划要求，未予批准。《合同》中约定的铺面房屋已无法建盖并交付，所涉合同条款事实上已不能继续履行。经一审法院向当事人释明，原告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无法交付260平方米土地给原告建盖铺面房屋无偿使用30年产生的租金损失187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4月5日，昆明市官渡区福海乡杨家办事处（以下简称“杨家办事处”）与云南路达仟腾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杨家办事处将其所有的8.6亩土地以投资方式投入给云南路达仟腾分公司使用，期限为70年。1995年5月13日，昆明市官渡区福海乡杨家地一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杨家地一村”）与昆明三达宁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达宁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中对1993年4月5日杨家办事处与云南路达仟腾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进行了变更，将该合同甲方杨家办事处变更为杨家地一村，将乙方云南路达仟腾分公司变更为三达宁公司，同时重新确认合同涉及的土地面积为10.5亩。三达宁公司的企业类型为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陈小文，股东为香港鹤达行，该公司已于2014年1月14日被吊销营业执照。2009年1月13日，省台办与福泽公司签订《委托征地合同》，约定省台办委托福泽公司与杨家地一村接洽，协调省台办与杨家地一村的关系，最终促成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省台办承担的土地补偿款费用为每亩51万元，超出部分（限于每亩9万元）及其他费用由福泽公司承担。涉及项目土地规划中，项目地块通往原南亚风情园方向30米规划路旁房屋及绿化带拆迁政府补偿款归福泽公司所有；台办取得项目用地手续后，在规划和设计允许的情况下，将靠近金广路沿线土地，进深不小于8米的不低于3亩土地（不合绿化带及转角处）无偿提供给福泽公司建设不低于两层的铺面房屋，无偿使用年限为30年。如出现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所有损失，并承担违约金300万元。2009年1月13日，福泽公司与原审原告签订《合同》。约定在省台办综合办公楼建设项目征地事宜中，原审原告负责协调与杨家地一村的关系，并承担所有额外须向杨家地一村缴纳的费用。在福泽公司从省台办取得的铺面房屋中，原审原告享有260平方米及以上所有建筑物30年使用权，建筑物的所有费用由原审原告承担。杨家地一村208号第二道门内的建筑物政府拆迁费用归原审原告所有。如出现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所有损失，并承担违约金100万元：2009年1月14日，原审原告与杨家地一居民小组签订《终止协议》（三达宁公司亦在该合同中签章），终止了1993年4月5日杨家办事处与云南路达仟腾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1995年5月13日杨家地一村与三达宁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2009年1月15日，省台办与原审原告签订《补偿合同》，约定：鉴于原审原告与土地使用权人杨家地一村曾订立了土地租赁合同，租用了省台办综合办公楼建设项目涉及的土地10.5亩，并建盖有建筑物。为保证建设项目顺利完成，由省台办出资460万元给予原审原告一次性补偿，原审原告解除与土地使用权人之前所有租赁关系。同时约定，合同签订后，省台办支付原审原告100万元；省台办取得上述项目建设规划许可证五日内再支付原审原告300万元。原审原告在取得上述补偿款项后，原租赁合同终止。原审原告收到省台办上述补偿款30日内，在地上所有建筑物、设施设备、物件不损坏、不拆除的情况下完好移交给省台办，并为省台办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在上述所有工作完成后，原审原告搬离该地块，同时省台办将剩余补偿款60万元支付给原审原告。若一方违约，必须赔偿守约方一切经济损失，并承担100万元违约金。2009年1月24日，省台办向原审原告支付补偿费100万元。2009年9月11日，省台办向原审原告支付补偿费300万元。2009年1月21日，杨家地一居民小组与省台办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省台办分别于2009年2月17日、12月2日向杨家地一居民小组共计支付征地款1014万元。2014年9月10日，昆明市西山区规划局出具《证明》，证明省台办曾于2009年6月向该局报送办公楼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拟在办公楼周边、金广路沿线建盖商业用房，但该设计方案不符合规划要求，未予批准。2015年6月24日，昆明三达宁食品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原审原告系三达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三达宁公司认可其所有权益及责任由原审原告承受，亦认可原审原告与省台办于2009年1月15日签订的《补偿合同》，确认原审原告完全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并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省台办是否应当对福泽公司与原审原告签订的《合同》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审原告在本案中将省台办列为原审被告要求其承担责任，其理由是福泽公司将省台办委托给其办理的事务转委托给了原审原告，因此省台办作为委托人应当承担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省台办不应对《合同》承担责任。理由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省台办与福泽公司签订《委托征地合同》，委托福泽公司与杨家地一村接洽，协调省台办与杨家地一村的关系，最终促成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省台办系委托福泽公司处理与征地相关的具体事务，并非由福泽公司为省台办提供订约机会或介绍其与第三人订约。此外，在该合同中，双方还约定了就委托事项完成后拆迁补偿款及土地使用权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合作性质。故双方签订的《委托征地合同》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构成要件，应当属于委托合同，原审被告省台办认为该合同属于居间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在签订《委托征地合同》后，福泽公司与原审原告签订《合同》，委托原审原告办理省台办办公楼建设项目征地相关事宜，该《合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委托合同的形式，属于委托合同。《合同》中约定的委托事项与省台办委托福泽公司办理的事项相一致，故福泽公司的行为属于转委托行为。其次，《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本案中，虽然原审原告主张其系接受福泽公司的转委托，福泽公司亦主张省台办“应当”知晓其与原审原告签订合同的情况，但省台办不予认可，原审原告与福泽公司均不能提交证据证明省台办同意福泽公司将办公楼建设项目的相关事务转委托原审原告办理或事后予以追认，亦未证明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紧急情况，故原审原告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省台办并非2009年1月13日签订的《合同》的当事人，其不受该合同条款约束，不承担该《合同》履行产生的责任。二、关于福泽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对于《合同》第一项的履行，福泽公司和原审原告在该条款中约定：“在福泽公司从省台办取得的铺面房屋中，陈小文享有260平方米及以上所有建筑物30年使用权，建筑物的所有费用由陈小文承担”，原审原告主张福泽公司未交付上述合同约定的260平方米土地用以建盖铺面房屋，其行为构成违约。福泽公司抗辩认为，《合同》第一项约定是以其从省台办实际取得了铺面房屋为条件，现该条件未成就，因此该条款未生效。原审法院认为福泽公司未履行《合同》第一项的行为构成违约，理由如下：首先，合同条款的文字表述并未直接明确260平方米指的是土地还是铺面房屋，福泽公司与陈小文就该合同条款的解释亦不能达成一致。原审法院认为，合同中明确了福泽公司应向陈小文交付的是其从省台办取得的铺面房屋，但建盖费用由陈小文承担。因此合同条款中的260平方米指的应当是铺面房屋面积而非土地面积；其次，福泽公司与省台办签订了《委托征地合同》，该合同约定省台办许可福泽公司无偿自主使用金广路沿线土地用以建盖铺面房屋，期限为30年，该约定并未排除福泽公司许可他人使用的情形。福泽公司对从省台办取得的土地及建盖的铺面房屋有自主使用权，既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许可他人使用。故福泽公司有权许可原审原告使用上述铺面房屋；再次，在福泽公司与原审原告签订的《合同》中，并未明确上述铺面房屋的交付以政府规划允许为条件，“在福泽公司从省台办取得的铺面房屋中”这一表述对于将来房屋的取得这一事实具有确定性，其是对标的物范围或位置的明确，并非合同所附的生效条件，而是合同对价，该合同条款在原审原告与福泽公司签章后成立并生效；最后，西山区规划局出具《证明》，证实金广路沿线商业用房建设不符合规划要求，未予批准。现福泽公司客观上已不能在涉案土地上建盖铺面房屋并交付原审原告使用。此外，对于福泽公司而言，其与省台办签订的合同中，就建盖上述铺面房屋所涉土地的交付是以政府规划允许为条件，即福泽公司对于可能因规划无法取得铺面房屋这一风险是明知的，故规划未许可在本案中不属于不可抗力。综上，福泽公司未向原审原告交付合同约定的260平方米铺面房屋，其行为构成违约。对于《合同》的第二项约定，即杨家地一村208号第二道门内的建筑物政府拆迁费用归原审原告所有。原审法院认为福泽公司未履行该合同约定未构成违约。理由如下：首先，福泽公司与省台办签订的《委托征地合同》中约定，项目地块通往原南亚风情园方向30米规划路旁房屋及绿化带拆迁政府补偿款归福泽公司所有。杨家地一村208号第二道门内的建筑物包含在上述合同范围内，故福泽公司有权处分上述款项；其次，该合同条款未约定拆迁费的具体支付时间，按照合同内容看，福泽公司应当在政府发放该部分拆迁补偿款后向原审原告支付。现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目前政府尚未支付208号建筑物拆迁费，故福泽公司未实际履行该合同约定不构成违约。三、关于福泽公司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福泽公司未向原审原告交付合同约定的260平方米铺面房屋，其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福泽公司答辩认为原审原告也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存在过错。《合同》中约定的原审原告义务为协调与杨家地一村的关系，并承担所有额外须向杨家地一村缴纳的费用。经询问，福泽公司不能明确是否有额外费用须向杨家地一村缴纳及原审原告是否缴纳。而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看，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委托原审原告办理省台办办公楼建设项目征地相关事宜，以保障该项目的顺利进行。现该建设项目已经完成，办公楼已实际投入使用，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福泽公司关于原审原告未履行合同义务，存在过错的抗辩不能成立。对于原审原告主张的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及赔偿损失1872万元的诉讼请求。原审原告与福泽公司在《合同》中约定，如出现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所有损失，并承担违约金100万元。《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亦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即赔偿损失与违约金可以并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见，损失应当完全赔偿，包括既存利益因违约行为而减少的直接损失，也包括本可以取得的利益因违约而未获得的利益即间接损失。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了违约金，应首先适用违约金条款。在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原审原告的损失时，福泽公司还应当予以赔偿超出部分。原审原告的损失在本案中主要是指其应当取得的260平方米铺面房屋30年的租金收益。但基于该铺面房屋未实际建盖等原因，鉴定机构对该收益数额无法予以准确评估。但从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在该地段260平方米铺面房屋30年的租金收益无疑超过100万元。综合考虑原审原告因履行合同支付的对价、相邻地块目前的市场行情、周边地块的发展状况等因素，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原审原告的损失为300万元。对于福泽公司而言，不考虑30年期间的租金波动、周边地块发展等因素，即使按照合同签订时涉案地块的状况，也应当能够预见到不能交付铺面房屋会给原审原告造成上述损失。故福泽公司除支付原审原告100万元违约金外，还应赔偿原审原告损失200万元。原审被告福泽公司认为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应当予以减少的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认可。对于原审原告要求调高违约金的请求，因其同时要求了赔偿损失，且原审法院已予以支持，故对上述请求不再支持。对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虽然目前相关部门尚未支付杨家地一村208号第二道门内建筑物拆迁费，但原审原告基于合同约定已经取得了可期待的权利，为明确权利归属，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成本，应确定在相关部门发放杨家地一村208号第二道门内建筑物的拆迁费时，该拆迁费归原审原告所有。一审法院判决：一、在相关部门发放杨家地一村208号第二道门内建筑物的拆迁费时，该拆迁费归原告陈小文所有；二、被告昆明福泽盛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陈小文违约金人民币100万元，并赔偿原告陈小文经济损失人民币200万元；三、驳回原告陈小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0120元，由原告陈小文负担人民币119102元，由被告昆明福泽盛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人民币21018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再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因被上诉人陈小文系香港永久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和赔偿200万元损失给被上诉人陈小文。围绕这一争议焦点展开的事实链条是本案三方当事人以及案外人杨家地一居民小组为被上诉人省台办建设新办公楼征地所签订的四份合同，分别是上诉人福泽公司与被上诉人省台办2009能1月13日签订的《委托征地合同》，上诉人福泽公司与被上诉人陈小文2009年1月13日签订的《合同》，被上诉人陈小文与案外人杨家地一居民小组2009年1月14日签订的《终止协议》，被上诉人省台办与被上诉人陈小文2009年1月15日签订的《补偿合同》，其事实简单归纳为：被上诉人省台办为建设办公楼征地委托上诉人福泽公司协调与被征地人昆明市西山区杨家地一村（现为杨家地一居民小组）的关系，最终促成被上诉人省台办与杨家地一村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上诉人福泽公司又委托被上诉人陈小文协调与杨家地一村的关系，促成征地成功；最终征地成功，被上诉人陈小文与杨家地一村解除土地租赁关系；被上诉人省台办同意就所征地及地上建筑物补偿被上诉人陈小文460万元。
本案所涉的是上诉人福泽公司与被上诉人陈小文2009年1月13日签订的《合同》。该份《合同》开篇即说明上诉人福泽公司为被上诉人省台办办理建设项目征地相关事宜与被上诉人陈小文约定相关权利义务。首先，《合同》双方建立的是一种委托关系，《合同》第二条约定在办理征地事宜中，由被上诉人陈小文负责协调与杨家地一村的关系。这一约定明确了双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为委托关系，即上诉人福泽公司委托被上诉人陈小文在办理征地事宜中，协调与土地出让方杨家地一村的关系，以达成土地出让。其次，《合同》第一条约定，在上诉人福泽公司从省台办取得的铺面房屋中，被上诉人陈小文有权享有260平米及以上所有建筑物30年使用权，这一约定实际是与第二条相关联的，是第二条被上诉人陈小文协调相关征地事宜成功的一种补偿或者对价。陈小文协调成功，省台办即征地成功，办公楼及相关铺面即可建设，因此，陈小文即可取得260平米及以上的建筑物30年使用权。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省台办的办公楼早已投入使用，说明征地事宜早已完成。现上诉人在上诉中提出，一是260平米及以上是土地还是房屋一审认定不正确，二是建设铺面西山区规划局未批准，其不能履行《合同》第一条的约定，故其无需赔偿陈小文损失。本院认为，双方《合同》第一条约定是明确的，即“260平米及以上所有建筑物”，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约定的是铺面房屋是正确的，上诉人福泽公司的这一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双方的这一约定是确定，并不是附条件的约定，规划是否批准是一种商业风险，上诉人福泽公司在约定该合同条款时应能预见到，现该约定不能实现就等于被上诉人陈小文的对价未能获得，其理应受到赔偿。一审法院在无法鉴定被上诉人陈小文损失的情况下，结合上诉人福泽公司违约情形，参考周边铺面房屋使用和租金并同时考虑被上诉人陈小文预期可得利益等情况，酌定上诉人福泽公司向被上诉人陈小文赔偿200万元是基本准确的，这一酌定赔偿更应考虑30年260平米铺面房屋所应获得的收益，因此，本院确认一审法院的酌定赔偿200万元。再次，上诉人福泽公司与被上诉人陈小文的《合同》第四条约定，违约方将承担100万元的违约金。经过一、二审审理已经确认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上诉人福泽公司是违约方，因此，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结合被上诉人陈小文未能取得260平米铺面房屋30年的使用权所带来的损失以及上诉人福泽公司的违约情形，100万元的违约金约定并不虚高，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确认100万元违约金是正确的，应予维持。最后，关于杨家地一村208号第二道门内建筑物的拆迁费的归属，上诉人福泽公司与被上诉人陈小文的《合同》第三条约定为归属于被上诉人陈小文，现该建筑物尚未拆迁，故拆迁时应归属于被上诉人陈小文，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费30800元由上诉人福泽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任志祥
审 判 员 陈 姣
代理审判员 孙 熹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罗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