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武海法事字第00035号
原告：重庆市鸿逵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白岩路**号。
法定代表人：贺建元，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肖东升、刘念，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维月。
委托代理人：陈航，湖北正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州市长生轮船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镇西村。
法定代表人：全扣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陶甜，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市鸿逵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逵公司）诉被告徐维月、被告常州市长生轮船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生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昊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熊靖、代理审判员李岩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4年8月25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鸿逵公司委托代理人肖东升、刘念，被告徐维月委托代理人陈航和被告长生公司委托代理人陶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鸿逵公司诉称：2012年4月30日，原告鸿逵公司所属“鸿逵998”轮与被告徐维月所属“江运58”轮、被告长生公司所属“长生机1918”轮在长江碛矶港水域发生碰撞。黄石鄂州海事处经调查认定“长生机1918”轮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鸿逵998”轮和“江运58”轮均负次要责任。原告鸿逵公司垫付了“江运58”轮赔偿款共计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225000元。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徐维月返还原告垫付的费用共计804180元及利息（从损失发生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生效判决指定的应付之日止），被告长生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被告长生公司辩称：原、被告三方已就“江运58”轮因本次碰撞事故造成的损失达成了一次性赔偿协议，该协议虽未以书面形式签订，但原告在另案庭审中对该事实曾予以认可，故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受协议约束。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徐维月辩称：原、被告三方曾就“江运58”轮修理费达成一致，原告鸿逵公司自愿承担50万元，故原告主张该部分损失没有依据。关于事故责任，应当由法院进行认定，“江运58”轮对于本次碰撞事故的发生没有过失，不应承担责任。
原告鸿逵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鸿逵998”轮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检验证书簿、营运证。证明原告鸿逵公司为“鸿逵998”轮所有人及经营人。两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
证据2，黄石鄂州海事处出具的2012年第01002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证明本次事故经过及海事管理机构认定的事故责任。两被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
证据3，“鄂黄冈工程1888”轮、团风县兴发打捞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发打捞公司）、武汉德洋水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洋公司）分别出具的打捞费收据、武穴市长江打捞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打捞公司）出具的“江运58”轮打捞费发票、“鄂黄冈工程1888”轮出具的拖带费收条、被告徐维月出具的“江运58”轮事故损失赔偿费收条、原告鸿逵公司向黄石海事局出具的事故报告、原告鸿逵公司与兴发打捞公司和湖北省团风县实发打捞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发打捞公司）签订的打捞合同。证明原告分别于2012年5月18日、19日、20日向该四个单位支付“江运58”轮打捞费68万元、拖带费45000元，并于同年9月3日向被告徐维月支付了“江运58”轮赔偿款50万元。两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
证据4，被告徐维月另案起诉原告鸿逵公司、被告长生公司的起诉状。证明徐维月在本次事故中的总损失。两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提出徐维月的损失应当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
被告长生公司未提交证据。
被告徐维月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交了黄石鄂州海事处出具的2012年第01002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证明本次事故经过及海事管理机构认定的事故责任。原告鸿逵公司与被告长生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
经审理，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2年4月30日，“江运58”轮装载青石上行至长江碛矶港水道，在上行通航分道外沿红浮标外侧行驶。“鸿逵998”轮则紧随其后，在上行通航分道内上行。当日03：25时许，“江运58”轮与“鸿逵998”轮当班驾驶员均在雷达上发现被告长生公司所属“长生机1918”轮正占用上行通航分道沿南岸红浮一侧下行，“江运58”轮和“鸿逵998”轮立即使用高频电话联系“长生机1918”轮，但未获该轮回应。“鸿逵998”轮驾驶员在联系“长生机1918”轮无果的情况下，认为该轮会左舵驶离上行通航分道给本船让行，遂保持每小时10公里的航速继续上行。“江运58”轮当班驾驶员亦未对危险局面保持应有的警惕，仍保持常速上行。当该三轮均行驶至碛矶港水道4号红浮至5号红浮连线附近水域时，“长生机1918”轮在未与对向来船联系，并统一会让意图的情况下，贸然试图从“江运58”轮与“鸿逵998”轮中间通过。“鸿逵998”轮见两船已形成碰撞紧迫局面，而“长生机1918”轮未按其预想左舵让行，遂立即左满舵试图避让来船。“长生机1918”轮驾驶员见“鸿逵998”轮已经逼近，仍未降低航速，而××目采取先左舵，紧接着右满舵的措施进行避让，导致该轮船艏右侧与上行的“江运58”轮船艏右侧发生碰撞。随后，“长生机1918”轮左舷第二根系缆桩又与“鸿逵998”轮船艏右侧发生碰撞，“鸿逵998”轮受碰撞产生的作用力影响而失控，船艏球鼻艏与“江运58”轮碰撞后插入该轮右舷中部船体。之后，“鸿逵998”轮××目采取倒车措施强行与“江运58”轮分离，导致“江运58”轮在冲滩过程中船舱大量进水，并最终沉没。
“江运58”轮系钢制散货船，所有人为原告徐维月，经营人为新蔡江运航运有限公司。“长生机1918”轮登记所有人、经营人均为被告长生公司。“鸿逵998”轮登记所有人、经营人均为被告鸿逵公司。
2012年5月5日，原告鸿逵公司与实发打捞公司、兴发打捞公司签订打捞合同，约定由上述两家打捞公司负责“江运58”轮打捞工程，原告鸿逵公司应向两家打捞公司支付合同价款68万元。同年5月11日，“江运58”轮被打捞出水。原告鸿逵公司向实际负责打捞工程的“鄂黄冈工程1888”轮、兴发打捞公司、德洋公司、长江打捞公司分别支付了打捞费18万元、24.5万元、12万元和13.5万元，共计68万元。“鄂黄冈工程1888”轮、兴发打捞公司、德洋公司、长江打捞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19日、5月18日、5月15日、5月29日出具了收据或者发票。
另外，由于“江运58”轮需由团风港拖至武汉市邓万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邓万船厂）进行修理，原告鸿逵公司向“鄂黄冈工程1888”轮另行支付了拖带费4.5万元。
2012年8月9日，碰撞事故三方、邓万船厂及保险公司对“江运58”轮修理价格进行协商，约定“江运58”轮修理费为139万元。原、被告三方在另案【（2014）武海法事字第00005号）】庭审中均对该协议无异议，并认可三方已就该修理费的负担达成一致，即鸿逵公司负担50万元、长生公司负担89万元。随后，鸿逵公司向徐维月支付了50万元，被告长生公司向徐维月支付39万元后，承诺余款50万元由其负责协调“长生机1918”实际所有人倪方林45日内支付，并由长生公司负相关责任。同年12月18日，“江运58”轮修理工程完工，并于当日在邓万船厂交接完毕。
黄石鄂州海事处经调查，认定：“长生机1918”轮违规占道行驶、疏忽了望、未使用安全航速行驶、临危采取避让措施不力，应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鸿逵998”轮疏忽了望、未使用安全航速行驶、违规追越、临危采取避让措施不力，应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其与“江运58”轮碰撞后，××目倒车使两船分离，导致“江运58”轮沉没，还应负扩大事故损失的相应责任；“江运58”轮超载运输、疏忽了望、未使用安全航速行驶、临危采取避让措施不力，应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原告鸿逵公司以其垫付的费用超过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由，对其他事故责任方进行追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结合原、被告的诉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各方对被告徐维月的损失应承担的过失责任比例
海事管理机构在本次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后，经对事故进行调查作出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原、被告均未对该调查结论书认定的事故原因及责任提出异议，故本院将其作为判定事故责任的依据。从前述查明的案件事实可以看出，涉案船舶“长生机1918”轮、“鸿逵998”轮与“江运58”轮对于事故的发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失，现分述如下：
1、“长生机1918”轮。涉案事故发生于长江碛矶港水道，根据《长江下游分道航行规则》的规定，该水道实行分道通航，下行通航分道设置在白浮一侧，上行通航分道设置在红浮一侧。“长生机1918”轮下行驶入碛矶港水道后，错误选择占用上行通航分道沿南岸红浮一侧行驶，以致与在上行通航分道内正常行驶的“江运58”轮和“鸿逵998”轮形成对驶相遇的局面。危险局面形成后，“长生机1918”轮驾驶员发现对向来船后，未主动采取雷达或者甚高频电话等有效手段对来船保持连续的了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1991）》（以下简称《避碰规则》）第六条“船舶应当随时用视觉、听觉以及一切有效手段保持正规了望，随时注意周围环境和来船动态，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的规定，最终导致与来船构成紧迫局面。“长生机1918”轮在事故发生前未保持安全航速，以致没有充足时间采取有效的避碰行为，该行为违反了《避碰规则》第七条第一款“船舶在任何时候均应当以安全航速行驶，以便能够采取有效的避让行动，防止碰撞”的规定。另外，“长生机1918”轮在碰撞紧迫局面形成后，没有采取减速、停车、倒车灯避让措施，违反了《避碰规则》第九条第一款“船舶在航行中要保持高度警惕，当对来船动态不明产生怀疑、或者声号不统一时，应当立即采取减速、停车，必要时倒车，防止碰撞。采取任何防止碰撞的行动，应当明确、有效、及早进行，并运用良好驾驶技术，直至驶过让清为止”的规定，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
2、“鸿逵998”轮。该轮驾驶员虽然早就发现“长生机1918”轮占用上行通航分道行驶，并保持了连续使用雷达对“长生机1918”轮实施了望，但在甚高频电话联络未果的情况下，错误判断“长生机1918”轮动态，且未对上行的“江运58”轮保持了望，亦未减低航速，以致与“江运58”轮构成事实上的追越。在碰撞紧迫局面形成后，未采取减速、停车、倒车等避让措施，亦未使用右舵向更开阔的水域避让，而是××目使用左舵，以致与“江运58”轮的碰撞不可避免。该轮的行为违反了《避碰规则》第六、七、九条的规定。另外，该轮在本船球鼻艏插入“江运58”轮船体后，××目采取倒车措施，强行与“江运58”轮分离，致使“江运58”轮加速沉没，扩大了事故损失。
3、“江运58”轮。该轮在使用甚高频电话联系“长生机1918”轮未果的情况下，未对该轮动向保持高度警惕，亦未观察其后方上行的“鸿逵998”动态，以致避让“长生机1918”轮时，与“鸿逵998”轮形成紧迫局面，且临危采取避让措施不力。该轮行为违反了《避碰规则》第六、九条的规定。该轮超载运输，船舶储备浮力不足，以致当船体破损进水后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抢滩，其行为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任何船舶不得超载运输货物或者旅客”的规定，是导致船舶快速沉没的原因之一。
由以上可以看出，涉案三艘船舶之间发生的本起碰撞事故系由相继发生的三次碰撞事故组成，即“长生机1918”轮与“鸿逵998”轮的碰撞、“长生机1918”轮与“江运58”轮的碰撞以及“江运58”轮与“鸿逵998”轮的碰撞。该三次碰撞事故表面上看似彼此独立，但实质上互相影响，即之前碰撞事故的结果引发了后续碰撞事故，而后续碰撞事故则对之前碰撞事故所致损害产生影响。“江运58”轮受到的损害由两次碰撞所导致，且每艘船舶的过失行为与其最终造成的损害结果之间并不完全对等。本院综合涉案船舶在碰撞事故中的过失及过失对造成“江运58”轮损害的原因力，判定原告徐维月因本次事故所遭受的损失，由“长生机1918”轮承担50%的过失责任、“鸿逵998”轮承担30%的过失责任，“江运58”轮承担20%的过失责任。原告鸿逵公司、被告长生公司、被告徐维月分别为“鸿逵998”轮、“长生机1918”轮、“江运58”轮的所有人，应对各自船舶的过失负责。
被告徐维月因本次事故所遭受的损失，系各方分别实施侵权行为所致，且不存在共同故意和意思联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各方只按照所属船舶的责任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鸿逵公司为“江运58”轮海损支出超过自身责任的费用，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原告鸿逵公司可以主张的损失金额
本次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后，原告鸿逵公司支付的费用包括“江运58”轮修理费50万元、打捞费68万元、拖带费4.5万元。1、修理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被告三方曾就“江运58”轮修理项目及修理费用达成一致，约定修理费用为139万元，各方亦对该修理费的负担进行口头约定，即鸿逵公司负担50万元、长生公司负担85万元。在此前提下，原告鸿逵公司向被告徐维月支付了修理费50万元，被告长生公司亦向被告徐维月支付了修理费39万元，并对余款50万元的支付作出承诺。原告鸿逵公司在另案【（2014）武海法事字第00005号】庭审中，以及向法庭提交的代理词中，均认可原、被告三方就“江运58”轮修理费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且已实际履行。因此，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反言原则，原告要求两被告分担其按照约定支付的50万元修理费，本院不予支持。2、打捞费及拖带费。该两项费用系“江运58”轮因本次碰撞事故沉没而产生的费用，属于原、被告三方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导致的同一损害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应由事故各方按照责任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原告鸿逵公司垫付全部打捞费和拖带费后，主张两被告按责任分担该两项费用，本院予以支持，并按照以上判定的各方负担徐维月损失的责任比例予以处理。
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十三条“利息损失的计算：船舶价值的损失利息，从船期损失停止计算之日起至判决或者调解指定的应付之日止；其他各项损失的利息，从损失发生之日或者费用产生之日起计算至判决或调解指定的应付之日止；利息按本金性质的同期利率计算”的规定，打捞费及拖带费均属于该条规定的其他损失范畴，其利息应当从费用产生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指定的应付之日止。因原告系分期支付打捞费，且部分费用支付日期不详，故本院确定打捞费产生之日为最后一笔打捞费发票的开票日期，即2012年5月29日。原告未提供其支付拖带的付款凭证，故本院将收款人出具收条的之日，即2012年5月18日，视为拖带费产生之日。
综上所述，原告鸿逵公司支付的打捞费68万元、拖带费4.5万元，两被告均应按照各方负担徐维月损失的责任比例进行分担，即被告徐维月应向原告支付打捞费13.6万元（680000×20%）、拖带费9000元（45000×20%）及该两项费用的利息；被告长生公司应向原告支付打捞费34万元（680000×50%）、拖带费2.25万元（45000×50%）及该两项费用的利息。原告鸿逵公司主张两被告负连带支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维月赔偿原告重庆市鸿逵船务有限公司打捞费13.6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5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应付之日止）；
二、被告徐维月赔偿原告重庆市鸿逵船务有限公司拖带费9000元及利息（从2012年5月1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应付之日止）；
三、被告常州市长生轮船运输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重庆市鸿逵船务有限公司打捞费34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5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应付之日止）；
四、被告常州市长生轮船运输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重庆市鸿逵船务有限公司拖带费2.25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5月1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应付之日止）；
五、上述款项，两被告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支付；
六、驳回原告重庆市鸿逵船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814元，由原告重庆市鸿逵船务有限公司负担3544元，被告徐维月负担2363元，被告常州市长生轮船运输有限公司负担5907元。两被告应将负担的案件受理费连同上述赔款一并向原告支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号：05×××69-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在银行凭据用途栏注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便于确认资金用途，及时立案。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吴昊
代理审判员 李岩
代理审判员 熊靖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Ｘ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