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渝0236民初1910号
原告刘晓惠,女,汉族,1963年12月28日出生,居民，住重庆市奉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均，男，汉族，1965年4月19日出生，居民，住址同上，系原告刘晓惠之夫，特别授权。
被告王一鸣,男,汉族,1965年04月05日出生,居民，住重庆市奉节县。
被告黄金芳,女,汉族,1972年10月02日出生,居民，住重庆市奉节县。
第三人李建勇，男，汉族，1963年3月22日出生，居民，住重庆市万州区，现羁押于重庆市万州区看守所。
原告刘晓惠与被告王一鸣、黄金芳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5日立案受理，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晓惠，被告王一鸣、黄金芳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当事人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李建勇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刘晓惠，被告黄金芳、第三人李建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一鸣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晓惠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给付原告担保金27万元，利息7.46万元，共计34.46万元。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且利随本清。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李建勇分别于2015年1月21日，2015年3月5日，2015年4月7日分别立据向原告借款10万元、12万元、5万元用于工程周转，并约定月利息为3%，借款期限为6个月，被告王一鸣、黄金芳于2015年8月13日担保，定于2015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还清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现已逾期，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担保金27万元，利息7.46万元，共计34.46万元，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且利随本清，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黄金芳辩称，李建勇是我儿子的岳父，刘晓惠是我女儿的婆婆。刘晓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放钱在李建勇开的顺邦投资公司里面。2015年8月份，我接到李建勇的电话，得知刘晓慧在李建勇的公司里面吵闹，我从中调解。在三角坝，刘晓慧要我签字担保，我就跟李建勇电话沟通，当时李建勇答应工程款下来后就还钱给刘晓慧。在刘晓惠的强烈要求下，我答应帮助她督促李建勇还钱，我就签字了。在2016年元月份，我们给了刘晓惠2万元。2016年4月份，万州公安机关开始调查李建勇的公司，刘晓慧就把我起诉了。我签的所谓担保协议，是考虑到大家都是亲戚，才同意帮助刘晓慧督促李建勇建尽早还钱。这个钱我不愿意偿还，钱是打给李建勇的，李建勇把钱给我了，我才有钱还给原告。
被告王一鸣辩称，同意黄金芳的意见。李建勇已偿还了一部分钱给刘晓惠，为查清案件事实，要求追加李建勇为本案第三人。
第三人李建勇辩称，我以前搞公司差钱，就找熟人借，刘晓惠他们把钱借给我，黄金芳之前不知道这件事情，在刘晓惠在我办公室闹的时候，经侦大队已经在开始调查这些事情了，这个借款已经纳入经侦的刑事处理范围了。我该怎么还就怎么还，与黄金芳他们无关。
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21日，李建勇向刘晓惠出具《借款借据》，主要载明借款金额10万元，月利息3%，借款期限2015年1月20日至2015年7月20日止。2015年3月6日，李建勇向刘晓惠出具《借款借据》，主要载明借款金额12万元，月利息3%，借款期限2015年3月5日至2015年9月5日止。2015年4月7日，李建勇向刘晓惠出具《借款借据》，主要载明借款金额5万元，月利息3%，借款期限2015年4月4日至2015年10月4日止。2015年8月13日，黄金芳、王一鸣在上述三份《借款借据》下担保人处签名并均注明：还款时间定于2015年12月31日前本息一次性还清。
另查明，2015年1月19日、2015年3月5日、2015年4月4日，原告刘晓惠向第三人李建勇账户分别支付100000元、120000元、50000元。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利息已偿还至2015年5月17日。且在庭审后，原告刘晓惠提交书面说明，认可2015年5月17日后偿还的28100元抵扣本金。现原告刘晓惠要求被告黄金芳、王一鸣偿还借款本金241900元，并自2015年5月18日起按月利率2%给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原告举示的借款借据、银行凭证等证据在卷佐证。上述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能够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首先，从外观形式来看，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是借款合同，发生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未被我国法律所禁止，且从现有证据来看，原告在出借借款时，对第三人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意图并不知情。其次，单个借款行为仅是引起民间借贷这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民事法律事实，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实，二被告在出具担保时，仅是对第三人向原告的借款行为进行担保，而非对第三人吸收公众存款的整体行为进行担保。其三，被告在形式上表现为本案借款债权的保证人，就法律关系而言，存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以及出借人与被告之间的担保关系两种法律关系，而借款人涉嫌犯罪，并不涉及担保法律关系，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人仅与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借款人重合，而出借人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案件，其责任主体与刑事案件的责任主体并不一致。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畴。
另外，第三人的非法集资案涉嫌本案借款，但仍不能认定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看，本案明显不属该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明显不属于一、二、四、五项规定的无效情形，而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缔结目的和内容上是非法的。它的特征一是行为就其外表看是合法的；二是作为一种表象的合同行为，其被掩盖的是一种非法的隐匿行为；三是当事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隐匿行为与外表行为不一致，具有主观规避法律的故意。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目的”，应是合同双方共同的目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共同目的是双方通谋的结果，至少也是双方共同明知或是理应知道的，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合同是双方行为，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如果仅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共同的目的，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在效力上也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果。本案第三人李建勇的集资诈骗行为，从民法视觉观察，属于性质更严重的欺诈。当欺诈行为的程度与结果超过刑法容忍的限度后，就应适用刑法调整的范畴，但并不影响民法视野下该行为仍然被认定为欺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应认定欺诈类合同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这样，作为权利人的原告可以选择合同有效并且继续履行合同，也可以选择变更或撤销合同。现在原告请求按合同约定履行偿还责任，应为合理合法的请求。通过以上分析，应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为合法有效合同。
本案中，二被告在借据上担保人处签名，当事人之间达成的保证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未进行约定且也没有约定保证份额，故二被告应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并不要求第三人承担偿还责任，仅要求担保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综上，对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偿还借款的请求予以支持。被告王一鸣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抗辩权，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维护正常的经济交往秩序，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王一鸣、黄金芳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刘晓惠借款本金241900元，并自2015年5月18日起按月利率2%给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47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王一鸣、黄金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收到本院预交上诉费通知书后应当及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未在本院预交上诉费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又未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 判 长 陈建平
审 判 员 易曙光
代理审判员 江国强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宋金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