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兵08民终9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长明，男，1959年9月25日出生，住第八师一四九团。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秀勤，女，1957年5月25日出生，住第八师一四九团。
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忠辉，新疆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涛，男，1989年11月21日出生，住第八师一四九团。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锐珍，女，1991年9月15日出生，住第八师一四九团。
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常玲，新疆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卓荦，男，1992年2月19日出生，住第八师一四九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康文，男，1989年2月18日出生，住克拉玛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勇，男，1976年12月14日出生，住奎屯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伟伟，男，1984年10月31日出生，住鄯善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建林，男，1972年9月5日出生，住克拉玛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燕燕，女，1993年2月4日出生，住第八师一四九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明，男，1964年8月13日出生，住第八师一四九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帅，男，1991年8月16日出生，住第八师一四九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新，男，1965年2月8日出生，住第八师一四九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晓林，男，1985年1月26日出生，住克拉玛依市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玉成，男，1983年12月5日出生，住奎屯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晓雨，男，1993年3月23日出生，住克拉玛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强，男，1967年12月23日出生，住第八师一四九团。
上诉人杨长明、任秀勤因与上诉人王涛、周锐珍、被上诉人卓荦、周康文、张勇、常伟伟、丁建林、刘燕燕、刘建明、吕帅、文新、冯晓林、胡玉成、雷晓雨、卢强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2017)兵0802民初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长明、任秀勤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忠辉、上诉人王涛及上诉人王涛、周锐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常玲、被上诉人张勇、常伟伟、丁建林、刘燕燕、刘建明、吕帅、文新、冯晓林、胡玉成、卢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卓荦、周康文、雷晓雨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长明、任秀勤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王涛、周锐珍承担赔偿金860280.3元的24％，即206467.3元，被上诉人卓荦、周康文、张勇、常伟伟、丁建林、刘燕燕、刘建�、吕帅、文新、冯晓林、胡玉成、雷晓雨、卢强每人承担赔偿责任2％，即每人17205.6元。上述合计430140.15元；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认定死者杨某1对其死亡承担90％的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3月9日，王涛、周锐珍新婚找杨某1作为伴郎参加婚礼。第二天王涛、周锐珍又邀请死者杨某1一起宴请本单位同事，因王涛、被上诉人劝酒致使杨某1大量饮酒，最终因酒精中毒死亡。根据众所周知的常识，伴郎很大程度上是代替新郎、新娘饮酒，尤其是在婚宴场合伴郎被迫饮酒情形常有发生。死者杨某1在为王涛、周锐珍夫妇做伴郎期间饮酒过量而亡，王涛、周锐珍具有不可推却的责任，而一审法院认定杨某1承担90％的责任，王涛、周锐珍夫妇承担10％补偿责任于法于理相悖。被上诉人卓荦等十三人与杨某1一起同桌饮酒，在明知杨某1当日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未尽到提醒和劝告义务，在饮酒结束后疏忽大意，导致杨某1身亡，应承担相应的过失侵权责任。
王涛、周锐珍辩称：杨长明、任秀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伴郎并非是为新郎挡酒，当时喝完酒之后，王涛让刘某1和刘某2把杨某1送回家里，是其父母未尽到照顾的义务，如送到医院就不会发生此事。王涛、周锐珍没有过错，只承担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一审判决10%的责任也过多，请求依法驳回上诉。
冯晓林辩称：在婚礼上第一次与死者见面，结婚出于礼仪饮酒，不存在劝酒行为。死者以伴郎身份给冯晓林敬酒，冯晓林进行劝阻。死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预见能力，其放任结果的发生，应承担不利后果，当时王涛也把伴郎送回家中，冯晓林不应担责。
吕帅辩称：死者作为伴郎，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预见能力，自己主动饮酒，对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吕帅与死者并不认识，没有劝酒行为，与死亡结果无关，王涛的朋友也将其安全送回家中，吕帅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燕燕辩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下列四中情况需承担责任：一是强迫性劝酒，二是明知对方不能喝酒而劝酒，三是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回家，四是发生交通事故，以上四种情况本案均不存在。死者作为伴郎承担了招呼宾客的工作，对醉酒的情形有预见性，应及时控制。王涛的朋友已将其安全护送回家，刘燕燕不应承担责任。另外，疾病也会导致死亡后果的发生。
张勇、常伟伟、丁建林、胡玉成、卢�、文新、刘建明的答辩意见与刘燕燕意见一致。
卓荦、周康文、雷晓雨未到庭，也未提交答辩意见。
王涛、周锐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王涛、周锐珍补偿杨长明、任秀勤50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杨长明、任秀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涛找杨某1做伴郎与其死亡没有因果关系。王涛和杨某1关系好，找杨某1做伴郎，杨某1答应。2017年3月9日婚礼当天，与杨某1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二、王涛没有劝酒行为，在本案中无过错。2017年3月10日，因为有单位上班的部分人没能参加婚礼宴席，王涛又设宴补请。在开席前，王涛再三叮嘱不要劝酒喝好就行。喝完酒后，王涛派刘某1和刘某2将杨某1送回家中，亲手交给其母亲任秀勤，并告知杨某1喝多了，要好好看护，任秀勤满口答应，�某1和刘某2才回家。三、一审认定杨长明的赡养费错误。杨长明系1959年生人，现尚未达到退休年龄，并且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四、一审认定任秀勤的赡养费由四人分担不当，应该五个人承担。五、一审判决王涛、周锐珍承担81528.03元实属太多。
杨长明、任秀勤辩称：第一天杨某1给王涛做伴郎，属帮工行为，杨某1替王涛喝了很多酒。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帮工人发生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承担民事责任。因此，王涛应承担责任。另外十三被上诉人虽未发现有劝酒的行为，但每人承担2%的赔偿责任是合理的。
杨长明、任秀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各被告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其它合理费用共计430140.15元；2.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9日，被告王涛和被告周锐珍新婚请杨某1作为伴郎参加其婚礼。婚礼第二天下午，被告王涛和被告周锐珍补请部分单位同事，再次邀请杨某1参加宴会，同桌的还有卓荦、周康文、张勇、常伟伟、丁建林、刘燕燕、刘建明、吕帅、文新、冯晓林、胡玉成、雷晓雨、卢强。在宴席上，十六人（包括死者杨某1）均存在饮酒情形。其中被告张勇、常伟伟、丁建林、刘燕燕、刘建明、文新、胡玉成、卢强在中途离席。其他被告散场后离开。宴席结束后，由于其他人员均已喝酒，被告王涛联系好友刘某1和刘某2(二人均与死者杨某1认识)将杨某1送回家中休息。3月11日凌晨，家人发现杨某1无自主呼吸，无意识，送医后于2017年3月11日10时37分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3月16日第八师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八）公（司）检（毒物）字[2017]31号理化检�意见书检验意见：在死者杨某1的心血中检出乙醇，每一百毫升血液中含乙醇467.37毫克；2017年3月2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八）公（司）检（尸检）字[2017]50号检验报告检验结果：尸表检验排除杨某1机械性损伤死亡。
另查明：原告杨长明、任秀勤系死者杨某1父母亲，二原告共育有五个子女（包括死者杨某1）。
庭审中，原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的范围如下：死亡赔偿金628640元（31432元/年×20年）、丧葬费27299.5元（54599÷2）、赡养费：154340.8元（20308元/年×20年÷5人+20308元/年×18年÷5人）、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860280.3元。原告认为各被告应承担所有赔偿数额的50%，但各被告均对赔偿数额不认可，认为其不承担赔偿责�。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张的损失金额如何确定；二、各被告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应该怎么划分。
关于争议焦点一，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杨某1去世后，原告杨长明、任秀勤作为其近亲属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故对于原告方主张死亡赔偿金628640元（31432元/年×20年）、丧葬费27299.5元（54599元/年÷2），被赡养人杨长明和任秀勤生活费154340.8元（20308元/年×20年÷5人+20308元/年×18年÷5人），其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对于精神抚慰金5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死者杨某1自身对喝酒死亡的后果负有主要责任，但因死者系原告杨长明、任秀勤幼子，其死亡的事实给家人造成了精神伤害，故对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该院酌定为5000元。综上，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该院认定为815280.3元（628640元+27299.5元+154340.8元+5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每个人都应控制喝酒行为，任何人喝酒以前应当预见到喝酒会给自己带来危险，防止自身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否则应对喝酒引发的自身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害人杨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准确识别危险状态和避免危险发生的能力，却不加以控制，最终导致死亡的后果。因此，死者杨某1应该对其死亡承担主要责任，该院酌定其承担90%的责任，即733752.27元（815280.3元×90%）。
婚宴是一种特殊的宴席，被告王涛、周锐珍作为宴席的组织者，对每一位参加酒宴者都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死者�某1作为被告王涛、周锐珍的伴郎，在宴席中承担了部分招呼宾客的工作，宴席中难免会出现觥筹交错的情形，被告王涛、周锐珍应关注每一位饮酒人的饮酒状态，对醉酒或可能发生醉酒情形的宾客进行及时有效的劝阻和妥善照顾。被告王涛、周锐珍在宴席后安排好友将死者杨某1送回家，交由其家人照顾，但死者杨某1在宴席结束时已经是醉酒状态，被告王涛、周锐珍作为宴席的组织者在宴席中对死者杨某1醉酒状态的发生未尽到及时有效的劝阻，未加以特殊的关注和保护，之后杨某1次日凌晨被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宴会组织者应当给予受害人家属一定的补偿，故该院认为被告王涛、周锐珍应承担10%的补偿责任，即81528.03元（815280.3元×10%）。
卓荦、周康文、张勇、常伟伟、丁建林、刘燕燕、刘建明、吕帅、文新、冯晓林、胡玉成、雷晓雨、卢强虽参加了宴席，但由于婚宴环境的特殊，且不存在劝酒行为，故该院认为其他参与人不承担责任。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王涛、周锐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杨长明、任秀勤81528.03元；
二、被告卓荦、周康文、张勇、常伟伟、丁建林、刘燕燕、刘建明、吕帅、文新、冯晓林、胡玉成、雷晓雨、卢强在本案�不承担责任；
三、驳回杨长明、任秀勤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202元（原告杨长明、任秀勤已预交），由原告杨长明、任秀勤承担6647元，由被告王涛、周锐珍负担155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本院二审期间，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诉人杨长明、任秀勤认为一审只表述杨某1作为伴郎参加婚礼，对杨某1具体做了哪些事情未查清，婚礼当天及第二天杨某1受邀做伴郎，帮王涛喝酒，属帮工的行为。上诉人王涛、周锐珍认为杨长明、任秀勤在一审中并未提及帮工，不认可属帮工行为。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杨长明、任秀勤提供以下证据:一、证人杨某2（死者杨某1姐姐）出庭作证：结婚当天受邀去接亲、喝喜酒，我弟弟做伴郎，搬烟酒。敬酒时，王涛不喝，把酒让给我弟弟喝，在别的桌子喝的时候我弟弟也替王涛喝了。晚上闹洞房时，让新郎新娘做游戏、喝酒，王涛不喝把酒递给我弟弟了。经质证，上诉人王涛、周锐珍认为杨某2与死者有亲属关系，也未证实杨某1已经喝多，一审杨某2参与庭审旁听，对证言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十三被上诉人同意王涛、周锐珍的质证意见。二、婚礼现场照片五张、视频资料，证实结婚当天杨某1属帮工。经质证，上诉人王涛、周锐珍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十三被上诉人称婚礼当天没有参加，对所证实的事实不清楚。虽然证人与死者具有亲属关系，但其证言与照片视频资料能够相互印证，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除此之外，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供其他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不符合帮工的法律特征，不能认定为帮工。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王涛、周锐珍承担的是赔偿还是补偿责任，承担责任比例和数额如何确定，其他十三被上诉人应否承担责任。
王涛、周锐珍结婚典礼，因杨某1与王涛关系较好，杨某1受王涛邀请作为伴郎参加，杨某1在结婚当天作为伴郎本身就存在大量饮酒的情况。第二天，王涛宴请未能参加当天婚礼的人员，又邀请杨某1参加，杨某1实际仍然是伴郎的角色，应认定为婚礼的延续。席中，亲朋好友�王涛敬酒，部分敬酒王涛交由杨某1代喝。杨某1死亡后，经过检验每一百毫升血液中含有乙醇467.37毫克。王涛、周锐珍作为宴会的组织者，应当合理预见到喝酒就会有不安全性、造成损害的可能，从而具有不使饮酒人受到损害的注意义务。就本案而言，王涛、周锐珍的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比一般宴席组织者的注意义务应更高。王涛、周锐珍明知杨某1已大量饮酒的情况下，未尽到提示、警告的义务，并劝阻其大量饮酒，实际上是纵容放任的态度，对导致杨某1死亡结果具有一定的过失，应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以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只承担补偿责任的理由与事实和法律相悖，本院不予采纳。
作为共同参加婚宴的十三位被上诉人，与杨某1不相识，在王涛的组织下与杨某1一席而坐，是否该对杨某1的死亡承担责任。参与宴�的人属于平等主体，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相互间不应该也不能够形成具有权利义务约束的关系。如果一同参加宴会的每个人对其他所有人都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就会使宴会变得沉重，少了轻松愉快的气氛，这就破坏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可见，同席者的行为乃至席间正常的敬酒行为是我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的一部分，属于不由法律调整的情谊行为，本身不产生责任，只有在有证据表明被劝酒者已不胜酒力，再行劝酒将损害其身体健康，而同席者仍放任自己继续为劝酒行为，并因此导致被劝酒者死亡或身体健康遭受损害的情形下，才应由同席者承担与其过失相适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本案中，杨长明、任秀勤认可十三被上诉人没有强行劝酒的行为，故十三被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中，杨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酒量应非常了解，对自己饮酒行为导致的后果也应有正确的认识，但其出于义气，失去自制而过量饮酒，过错明显，对造成死亡结果负有主要责任。根据死者杨某1的特殊地位、双方的过错程度，本案确定王涛、周锐珍承担赔偿责任的30%，杨某1自担70%。一审划分比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王涛、周锐珍对杨长明、任秀勤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提出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王涛、周锐珍未提交证据证实杨长明有其他生活来源，一审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赡养费）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认定杨长明、任秀勤各项损失为815280.3元。一审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均是过错侵权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而判决王涛、周锐珍承担补充责任不当。综上所述，杨长明、任秀勤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2017）兵0802民初2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卓荦、周康文、张勇、常伟伟、丁建林、刘燕燕、刘建明、吕帅、文新、冯晓林、胡玉成、雷晓雨、卢强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二、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2017）兵0802民初2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被告王涛、周锐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杨长明、任秀勤81528.03元；驳回杨长明、任秀勤其他诉讼请求；
三、上诉人王涛、周锐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杨长明、任秀勤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244584元（815280.3元×30%）；
四、驳回上诉人杨长明、任秀勤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202元（上诉人杨长明、任秀勤交纳），由上诉人杨长明、任秀勤负担3527元，上诉人王涛、周锐珍负担46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杨长明、任秀勤交纳7752元，由上诉人杨长明、任秀勤负担3333元，上诉人王涛、周锐珍负担44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王涛、周锐珍交纳1838元，由上诉人王涛、周锐珍负担，上述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中上诉人王涛、周锐珍负担部分909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上诉人杨长明、任秀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新宝
审判员 商 栋
审判员 李红敏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静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