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川0181行初76号
原告李杰，男，199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法定代理人李明洪，男，系原告父亲，195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诉讼代理人周世林，四川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郫都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住所地：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南外街何公路。
法定代表人杨腾彬，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梁国钊，四川永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蕾，四川永辅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
法定代表人张贵福，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邓兰，女，系该公司员工，198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原告李杰诉被告成都市郫都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郫都区医保局）、第三人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建工集团四川分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一案。2017年8月11日，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向被告郫都区医保局及第三人浙江建工集团四川分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李明洪、委托代理人周世林，被告郫都区医保局的法定代表人杨腾彬、委托代理人梁国钊、朱蕾，第三人浙江建工集团四川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邓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郫都区医保局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单位编码326021《成都市企（事）业职工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批表》，载明：李杰，发生工伤时间2014年11月4日，伤残程度鉴定时间为2016年1月8日，工伤职工本人工资2382元/月，享受一次性待遇金额为2382元×16（个月）=38112.00元（车方保险公司支付110000.00元，已高于工伤保险伤残补助金）。
原告李杰诉称，2014年2月，原告到第三人浙江建工集团四川分公司工地工作，第三人为原告办理了工伤保险。2014年11月4日，原告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受伤。2015年1月25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作决定书》，认定原告的受伤为工伤。2015年9月22日，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犍为民特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原告李杰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父李明洪为原告李杰的监护人。2015年11月24日，郫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成郫民初字第39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案涉交通事故相对方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110000元。2016年1月8日，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成劳鉴字[2015]10322号《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原告李杰的工伤致残程度为六级伤残。2016年7月29日，原告向被告申请依法核定并支付原告应享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017年7月17日，被告作出《成都市企（事）业职工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批表》。该表核定原告应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8112元，但与车方保险公司向原告支付的110000元进行比较后作出不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审批结果。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审批行为违反了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撤销被告于2017年7月17日对原告作出的《成都市企（事）业职工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批表》；二、责令被告依法核定并支付原告应享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8112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郫都区医保局辩称，一、原告因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经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事故发生后，肇事方与原告达成《交通事故赔偿协议》，肇事方和保险公司已向原告赔付了全部医疗费，且原告已获取了11万元残疾赔偿金。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计算出原告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38112元，原告在第三方处获取的伤残赔偿金已远高于工伤保险待遇中同项目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故被告依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不予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二、虽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渠道和主体不同，但本案原告是因交通事故的意外伤害导致工伤，对同一事故所造就的两种可能的救济途径。同一行为或事实所引发的两种法律关系可能相互影响，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完全割裂开分别对待。若按原告所说将其完全割裂开主张双倍赔偿，显然与整个法律体系、法律原则的统一性相悖，也将会造成一般工伤的待遇远低于交通事故引发的事故赔偿金额，有违公平公正的法律基本原则。三、关于第三人致害行为引发工伤的职工或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应否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问题，现有法律、行政法规无明文规定。各地地方性法规、规章对此的规定和执行标准也各不相同。由此引发的争议，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人社部沟通衔接。被告作为基层职能部门，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范的情况下，只能贯彻执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综上，被告作出的《成都市企（事）业职工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批表》是合法行政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李杰身份信息；
2、（2015）犍为民特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
3、李明洪身份信息；
证明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原告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及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
4、《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15〕17-026号）（原件已在申报工伤时提交），证明李杰认定工伤及发生工伤的基本情况；
第三组：
5、《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成劳鉴字【2015】10322号，证明李杰工伤后，经鉴定是六级伤残；
第四组：
6、工伤申报补交材料（2016年7月29日被告工伤生育科出具），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向被告提交李杰伤残补助金有关资料的情况；
第五组：
7、《成都市企（事）业职业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批表》（单位编码：326021），证明被告核定的应采用补足原则，作出不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结果；
被告的质证意见是：第一组证据，证据1、证据3，无异议，证据2，判决书的印章比较模糊，请法庭核实，其他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光凭此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作出的决定不合法，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诉求；第三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此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作出的决定不合法，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诉求；第四组证据，无异议；第五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能够证明被告严格按照程序作出行政行为。
第三人质证意见：第一至第五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为证明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
1、李杰身份证复印件及其银行卡复印件；
2、《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15〕17-026号）；
3、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通用票据（验证码：33147365）；
4、《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成劳鉴字【2015】10322号；
5、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2张；
6、《郫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郫公交认字[2014]第2014344号-伤人事故）；
7、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证明李杰下班途中因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受伤，成都市郫都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认为其符合社会保险基金受理条件，可进一步审核。
第二组：
8、《成都市企（事）业职业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批表》（单位编码：326021）；
9、工伤申报补交资料；
10、（2015）成郫民初字第3970号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1、交通事故赔偿协议；
证明李杰因交通事故获得了全额的医疗赔偿，残疾赔偿金11万元，被告作出的《成都市企（事）业职业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批表》（单位编码：326021）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
第三组：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7条、《工伤保险条例》第5条第3款、《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
证明被告依法履行职责，不予支付原告伤残补助金，符合川府发〔2003〕42号第10条的规定，被告适用法律正确，该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
原告的质证意见是：第一组、第二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皆无异议；第三组证据，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7条、《工伤保险条例》第5条第3款无异议，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第10条的依据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相抵触，不应再作为作出本案行政行为的依据。其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3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3款，被告行政行为适用法律不正确，与现行法律体系违背，不能说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
第三人质证意见：第一组至第三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7）川0124民初887号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证明第三人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第三人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2.9920万元，驳回原告要求第三人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医疗补助金及检查费的诉讼请求；
2、收条，证明第三人履行义务，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3、《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付款通知书》，证明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签字；
4、李明洪身份证复印件；
5、周世林身份证复印件；
6、李杰身份证复印件；
7、户口薄复印件；
原告质证意见是：证据1至证据7，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被告质证意见是：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2、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与本案无关；证据4至证据7，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被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均予以确认。
根据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陈述及采信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2014年2月，原告到第三人浙江建工集团四川分公司工地工作。在其工作期间，第三人浙江建工集团四川分公司依法为原告缴纳了工伤保险。2014年11月4日，原告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受伤。2015年1月25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15〕17-026号），认定原告的受伤为工伤。2015年9月22日，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犍为民特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原告李杰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父李明洪为原告李杰的监护人。2015年11月24日，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成郫民初字第39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案涉交通事故相对方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向原告赔偿110000元。2016年1月8日，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成劳鉴字【2015】10322号），鉴定结论为原告李杰的工伤致残程度为六级。2016年7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被告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成都市企（事）业职工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批表》（单位编码：326021），载明：李杰，发生工伤时间2014年11月4日，伤残程度鉴定时间为2016年1月8日，工伤职工本人工资2382元/月，享受一次性待遇金额为2382元×16（个月）=38112.00元（车方保险公司支付110000.00元，已高于工伤保险伤残补助金）。被告参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第十条规定的补足原则，认定原告在第三方处获得的伤残赔偿金已远高于工伤保险待遇中同项目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因此不再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原告不服，认为被告应当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
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对本案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只是原、被告对被告参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第十条“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机动车事故伤害，或者履行工作职责和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遭受意外伤害，按《条例》规定认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如第三方责任赔偿的相关待遇已经达到工伤保险相关的待遇标准的，用人单位或社保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关待遇；如第三方责任赔偿低于工伤保险相关待遇，或因其他原因使工伤职工未获得赔偿的，用人单位或社保经办机构应按照规定补足工伤保险相关待遇。”规定的补足原则，对原告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核定存在争议。本案中，原告因第三方侵权受伤，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即工伤保险关系与第三方侵权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所述“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之规定，原告在获得第三方的侵权赔偿后，有权要求被告按工伤保险支付足额的工伤保险待遇，符合法律规定。故，《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第十条不适用于本案。因此，被告作出的《成都市企（事）业职工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批表》，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由于该《成都市企（事）业职工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批表》涉及不同事项，被撤销后由被告重新作出决定，更利于事项的处理。故，原告主张要求直接判决被告核定并支付一性次伤残补助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成都市郫都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的单位编码为326021《成都市企（事）业职工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批表》；
二、责令被告成都市郫都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依法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市郫都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彦涛
审 判 员 胡 蓉
人民陪审员 缪大全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