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4民终26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戚赵阳，男，197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琪，浙江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柱刚，男，197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灌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国雄，浙江天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戚赵阳因与被上诉人孙柱刚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1民初6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戚赵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柱刚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罔顾事实，错误的将《专项工程承包责任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认定为孙柱刚和戚赵阳。1、该协议书载明的甲方（发包人）是浙江连杭物流中心工程（E、F区块），而不是戚赵阳，戚赵阳仅在该协议下面代表人处签字，不能因此认定合同相对方就是戚赵阳。戚赵阳不是该工程的承包人，仅是介绍孙柱刚到该工程项目部去从事部分耐磨地坪工程施工，一审法院未就该工程的发包人、承包人或者分包、转包等事实做任何调查，仅根据协议书认定戚赵阳为工程分包人，把戚赵阳帮助孙柱刚确认的工程款直接认定为双方之间的结算凭据，缺乏依据。戚赵阳自己都没有承包该施工工程，不可能对孙柱刚发包，戚赵阳曾受雇于浙江连杭物流中心工程（E、F区块）项目部，该项目总承包单位是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孙柱刚提交的承包协议书首页页眉也是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该协议书是格式合同，这些证据都没有表明戚赵阳是工程承包人或分包人或转承包人。2、结算清单是伪造或变造过的证据，不应当采纳，清单上有多处被孙柱刚涂改和更改，附在上面的所谓明细也是一份事先由其手写材料的复印件。事实上，孙柱刚做的除地坪以外的施工工程戚赵阳并不知晓，戚赵阳在2015年8月28日写下的工程款也是根据孙柱刚的陈述，被要求做一下见证，以便其与总包方核对工程款，而且孙柱刚陈述已经收到32万元工程款，戚赵阳被要求见证的内容则是总工程款，故不可能写个“欠”字。一审法院拒绝组织鉴定，等于忽略了孙柱刚在庭上的虚假陈述，损害了戚赵阳的合法权益。二、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将发包人是否是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戚赵阳是不正确的，从孙柱刚提交的证据来看，不能证明戚赵阳是发包人，那么发包人是谁，应当由作为原告的孙柱刚提供证据证明，而不是让戚赵阳“自证清白”。
孙柱刚辩称，一、关于诉讼主体，戚赵阳认为承包协议的当事人是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因其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未采纳，协议是戚赵阳与孙柱刚签订的，戚赵阳是协议书的当事人。二、戚赵阳在一审中对结算清单上的签名没有异议，但对“欠”字提出异议认为不是其所写，从行文来看，“欠”字根本无法添加，况且“欠”字系戚赵阳笔误，真实意思应为“款”，孙柱刚并没有因写了“欠”字而诉请支付42万元，正是本着诚信原则要求戚赵阳支付工程余款。三、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孙柱刚提交的承包协议书上有戚赵阳签名，结算清单中也有戚赵阳签名，工程款支付有戚赵阳的付款凭证，孙柱刚提交的证据已证明合同相对方是戚赵阳，戚赵阳认为其不是合同相对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正确。应当指出的是，戚赵阳为逃避支付工程款的法律责任，第一次开庭询问时向法庭陈述没有支付过工程款，应给予惩处。四、双方签订协议后，工程进度、质量、验收、工程款核算等均由戚赵阳与孙柱刚联系或亲自操办，孙柱刚在施工过程中也未与其他人，更没有与所谓的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过任何接触，如果是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包给孙柱刚，戚赵阳岂会在协议上不让该公司签章？工程结算怎会签字？又岂会自掏腰包支付工程款？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柱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戚赵阳支付工程款100000元，并支付利息9500元（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4.75%计算,暂计二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23日，孙柱刚与戚赵阳签订《专项工程承包责任协议书》一份，约定孙柱刚承包施工浙江连杭物流中心工程（E、F区块），分项工程为浙江连杭物流中心市政、耐磨地坪工程。协议还对结算方式、施工日期、质量标准，双方的责任及违约责任、付款方式等内容作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孙柱刚按约施工。2011年9月至2013年11月，戚赵阳通过银行向孙柱刚付款320000元。2015年8月28日，双方就工程量进行结算，总工程量为421917元，双方同意按420000元进行结算，并由戚赵阳在工程结算单上签名确认。戚赵阳支付孙柱刚工程款320000元，余100000元，至今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双方当事人为分包合同的相对方，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应在双方间发生。因二人均不具有法定劳务作业资质，双方间的分包合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孙柱刚据此合同所实施产生的工程款，戚赵阳应按双方的结算履行支付义务。现戚赵阳未能及时支付工程款，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孙柱刚诉请戚赵阳支付利息的请求，因双方并无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孙柱刚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工程的实际交付时间，故孙柱刚从2015年9月1日起计算逾期利息，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确认从孙柱刚起诉之日（2017年8月28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戚赵阳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系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工，或系受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与孙柱刚签订协议书，也不存在戚赵阳与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存在表见代理的表征，故戚赵阳在答辩中提出的意见，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孙柱刚请求戚赵阳支付工程款100000元，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戚赵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柱刚工程款1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8月28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孙柱刚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90元，减半收取计1245元，由孙柱刚负担25元，戚赵阳负担122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还查明，孙柱刚提交的结算清单中载明“浙江连杭物流中心工程欠：肆拾贰万整（420000.0）人民币。戚赵阳2015.8.28”，戚赵阳二审中认可该句中除了“欠”字外都是由其自己书写，孙柱刚一审中称清单上“381917+40000元=421917元”系其添加。在二审询问中，戚赵阳称，孙柱刚施工的室外地坪部分是案外人蒋仲光发包给孙柱刚，蒋仲光挂靠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了室外工程，戚赵阳受雇于蒋仲光，帮蒋仲光管理现场和财务，进行初步的工程量核定，核定后交给蒋仲光再提交公司进行结算，因为戚赵阳一审中记不起来受雇于蒋仲光，二审期间翻到合同才知道。戚赵阳在一审庭审中称，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本案合同发包方，其只是临时受雇于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戚赵阳是否为《专项工程承包责任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从合同的内容来看，戚赵阳在甲方代表一栏签名，但合同中写明的甲方为“浙江连杭物流中心工程（E、F区块）”，并非具体的公司或个人，协议抬头虽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字样，但并无公司或者项目部盖章。从合同履行过程来看，孙柱刚已收到的工程款320000元均是由戚赵阳和戚朝辉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戚赵阳在2015年8月28日还签字确认了孙柱刚施工部分工程款金额为420000元。孙柱刚也是按照上述工程款总价扣除已付款主张欠款为100000元，故“欠”字是不是戚赵阳书写对本案处理没有影响。因此，孙柱刚提供的协议书、结算清单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已充分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分包合同关系。戚赵阳一审中称自己是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临时雇佣的现场管理人，二审中又称自己受雇于蒋仲光负责管理现场和财务结算，明显前后矛盾，且对其受雇佣和代为付款的事实，戚赵阳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戚赵阳已支付320000元款项却记不清为谁支付，显然不合常理，一审以戚赵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不支持戚赵阳的抗辩意见正确。
综上所述，戚赵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戚赵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富祥
审判员 毛 彦
审判员 王世好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赵婉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