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7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建华，男，196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王璐敏、杨贤界，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红英，女，196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歙县。
委托代理人：诸璐沣、葛雯妃，浙江湘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沈丽英，女，197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史建华因与被上诉人吴红英、原审被告沈丽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沈丽英自2015年5月29日至2016年8月13日间陆续向吴红英借款共计3337000元，并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后沈丽英陆续归还吴红英借款本金合计1079287元，其中最后一笔还款为2016年8月28日的75000元，余款2257713元未还。另查明，经吴红英催讨，沈丽英于2016年10月11日于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明日宾馆旁的天籁咖啡厅补写借条11份给吴红英，合计本金为3337000元。补签借条后的次日凌晨，吴红英与沈丽英之间因催还款问题发生争执，并经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瓜沥派出所处警。发生争执之前部分往来款项有借条因归还后已结清，未出具借条的部分，附有款项往来的原始凭证并由沈丽英补写了上述借条，沈丽英与吴红英当庭确认其中三份款项往来凭证附言记载有采购款或货款，款项性质并非记载所述，双方间没有买卖往来关系，部分转账凭证相应款项由毛华荣转出，毛华荣为吴红英配偶，由吴红英指示办理款项转账。再查明，沈丽英与史建华于1993年1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0月14日登记离婚，案涉借款发生于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沈丽英经催讨借款未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沈丽英辩称案涉款项往来是与吴红英之间的合伙放贷关系，并非借款关系，该辩称因并无证据支持，且双方发生争执后派出所执法记录视频中反映沈丽英与吴红英之间部分款项往来有的出具过借条，有的没有借条，及沈丽英所陈述的其与他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收取利息用于归还向吴红英的借款，故并不能否认沈丽英与吴红英之间先发生借贷关系，再由沈丽英以自己名义放贷收息。沈丽英辩称其中2015年10月19日的300000元借款已与吴红英及案外人黄芹之间进行三方确认，已归还给吴红英。原审法院认为因案外人黄芹虽出具了书面证明，但未到庭出证接受法庭询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仅就该证明内容吴红英予以否认，亦尚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不予采信。沈丽英辩称除了吴红英列明的案涉还款之外，尚有200000元还款未记入，但吴红英已提供银行流水，证明该2016年8月11日所归还的200000元系吴红英于2016年8月3日出借给沈丽英的借款，因该款项已归还，吴红英未将该笔借款计入本案。沈丽英辩称案涉11份借条是在咖啡厅在吴红英胁迫下出具。原审法院认为，咖啡厅属营业场所，即使在吴红英方催逼下所写，300余万元的借条如没有借款事实依据，沈丽英完全可以拒绝并报警，故胁迫的强度显然不存在，该辩称不足采信。史建华辩称案涉借款系沈丽英的个人债务，史建华对案涉款项并不知情也未分享到款项利益，且其与沈丽英早已分居，经济独立。原审法院认为，史建华并不能证明案涉借款由出借人吴红英与借款人沈丽英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案涉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该辩称不予采信。综上，吴红英当庭变更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沈丽英、史建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吴红英借款2257713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9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148元，减半收取14074元，由沈丽英、史建华负担。
宣判后，史建华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在吴红英提供的1l份借条中，对2016年3月28日20万元借款事实有异议。因为2016年3月28日借条明确写明“向吴红英借到现金贰拾万元整”，而吴红英在起诉状上却写着“原告通过转账形式交付借款”，这两者显然矛盾。除这张借条外，剩余10张借条均是通过转账的，而这笔20万元却通过现金交易，显然不合常理。一审法院认定该20万元的真实性过于草率。2.吴红英通过转账交付款项的是10张借条，其中7份借款转账都是由毛华荣(吴红英配偶)名义转给沈丽英。可见，毛华荣的银行卡是转给沈丽英最多的、最频繁的一张银行卡，一审法院反而没有让吴红英提供毛华荣的银行流水。吴红英也没有提供名下所有的银行卡流水。史建华对沈丽英是否就其借款已全部还款存有异议，不排除沈丽英与吴红英相互串通，虚构债务的可能。对此，一审法院并未查清相关事实。3.吴红英所提供的11份借条内容中除了借款时间、金额不一样外，其他的都一样，并且每张借条开头均写着“今有沈丽英做苗木生意需要资金周转……”。这显然是吴红英为了将沈丽英所借款项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而写的，也与事实不符。首先，沈丽英并非做苗木生意，沈丽英之前是赌博，后来做资金生意，史建华基于此才与其离婚的。其次，史建华也不做苗木生意，仅是种植苗木，培育苗木，在有人需要的情况下才出卖苗木。史建华不需要大量资金。最后，从11张借条时间分析，2016年度，沈丽英几乎每个月借款，频率高，而且在前款未还的情况下再借款，借款金额较大。退一步讲，倘若是进行苗木生意，也不可能需要每个月高息借款来做苗木生意，这显然不合情理。所以，11笔借款系沈丽英的个人行为，与史建华无关，沈丽英所借款项更不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家庭生产经营的，应认定为沈丽英的个人债务。4.吴红英出借给沈丽英的借款存在高利息，而沈丽英将从吴红英所借款项用于出借给第三人，从而收取高利息。所以，沈丽英的债务系非法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吴红英提供的11份借条，史建华没有签字，款项也没有进入史建华账户，所借款项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存在史建华与沈丽英共同举债的事实，史建华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吴红英要求史建华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吴红英辩称：1.案涉借款事实应以实际出借事实为准，2016年3月28日以现金形式出借20万元，该事实已经在一审中予以确认。沈丽英以书面形式出具借条，明确是以现金形式进行借款。2.沈丽英已经归还的借款部分已经在一审中明确且予以抵扣。史建华如认为还有其他还款，应当提供证据证明。3.借款的发生系客观事实，确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生产经营，属夫妻共同债务。沈丽英在借款期间，多次通过电话与微信聊天、图片等形式向吴红英告知其与史建华在经营苗木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使得吴红英完全信任沈丽英与史建华利用从吴红英处的借款进行共同生产、经营及生活。应将案涉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沈丽英述称：案涉借款属实，一审法院判决正确。
二审期间，上诉人史建华向本院提交证据：对账单，欲证明吴红英出借金额与实际汇款金额不一致，且存在高利息的情况。
经质证，吴红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形式不合法，不符合对账单的形式，没有吴红英与沈丽英的签名确认，且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沈丽英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吴红英所提异议成立，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吴红英与沈丽英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有效，沈丽英应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史建华对于2016年3月28日沈丽英向吴红英借款20万元的真实性所提异议，经审查，吴红英与沈丽英均证实2016年3月28日沈丽英向吴红英借到20万元现金，故史建华所提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史建华与沈丽英于1993年1月28日结婚、2016年10月14日离婚，在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沈丽英多次向吴红英借款，目前尚有2257713元欠款未归还，上述事实有汇款凭证、借条、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瓜沥派出所执法记录视频等证据相互印证，原审法院据此将案涉借款认定为沈丽英与史建华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关于史建华所提案涉借款系沈丽英个人债务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史建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148元，由上诉人史建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王依群
代理审判员 丁英奇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