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829民初1947号
原告：李炳炎，男，1961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农民，住安福县,
法定代理人：刘某，女，196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农民，住安福县，系原告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铮，住址：安福县，系原告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群，江西安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伯泉，男，1962年1月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务农，住安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云、唐智辉，江西赣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贺文，男，198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职工，住安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玉，江西安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姚小生，男，195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务农，住安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征，安福县铁井法律服务所律师。
原告李炳炎与被告刘伯泉、贺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贺文申请追加姚小生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铮、李小群，被告刘伯泉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云、唐智辉，被告贺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玉，被告姚小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炳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刘伯泉、贺文赔偿原告医药费130692.49元，伤残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鉴定费、残疾辅助器械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补偿金等费用由伤残鉴定确定计算。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住院期间医疗费69661.36元、出院后治疗费3452.11元、伤残赔偿金233049.6元、精神损失费4万元、后续治疗费5万元、误工费25380元、护理费34686元、完全护理依赖护理费用897900元、营养费42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4408元、辅助器具费3238元，以上损失共计1369805.07元，原告要求被告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958863元，扣除被告贺文支付的10000元、刘柏泉支付的2000元，共计赔偿原告946863元。并由被告刘柏泉、贺文对以上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否需要被告姚小生赔偿由法院依法认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被告贺文委托被告刘伯泉请人拆除旧房，桥头村7组姚小生叫上原告一起为被告贺文拆房。2016年6月13日下午2时40分左右，原告在拆旧房过程中不慎从围墙上跌到地上。由于原告的伤势严重，原告被直接送往安福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原告因此次伤害造成：1、左侧硬膜外血肿、脑挫裂伤及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脑外伤；2、双肺挫裂伤，左侧胸腔积气，左侧肋骨骨折、吸入性××、双侧胸腔积液的胸部外伤；3、空腔脏器破裂的腹部外伤；4、全身多处挫裂伤。经鉴定，原告脑外伤所致智能损害为二级伤残，脑外伤所致肢体偏瘫为五级伤残，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均从受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后续治疗费5万元，完全护理依赖。原告经两次开颅手术及120天的住院治疗，共花费医药费129707.49元。2016年11月10日，原告在湖南省湘雅医院检查花费1097.4元。此次意外给原告身心造成巨大伤害。原告在治疗过程中被告刘伯泉支付了2000元医药费，被告贺文支付了10000元医药费。原被告就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赔偿协商未果。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判如所请。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证明目的：
1、证人赵某1、姚某、赵某2证言。证明目的：1、证实原被告的法律关系，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被告贺文将购买的位于洋溪老银行的房子发包给被告刘伯泉拆除，被告刘伯泉又请了姚小生、赵某2等人进行拆房，双方形成雇佣关系。2、2016年6月13日原告受伤的整个经过。
2、书证：安福县人民医院疾病诊断书、出入院证明、用药清单、检查报告单、住院结账明细汇总清单、费用发票、医药费用补助审核单、常期医嘱单、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发票、诊断报告单、安福县人民医院医药费发票、发票三份、江西吉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以及鉴定发票。证明目的：证明原告的伤残、治疗及医药费等损失情况。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各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被告刘伯泉对原告证据1质证后认为，由于证人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非常差，证人口中的请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雇请，其真实表达的意思是叫，并且证人赵某3和证人姚某在支付报酬300元每天存在严重出路，证人赵某3陈述只和姚小生谈了并没有四个人碰头谈300元每天，而证人姚某信誓旦旦说四个人碰头谈了300元每天，证人的陈述仅仅是孤证无法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完整证据链，所以应结合本案的其它证据以及本案其他事实认定各方法律关系。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除了没有署名的票据有异议外，其他没有异议。
被告贺文对原告证据1质证后认为，对三位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基本没有异议，三位证人基本上能够证实：1、他们都不是被告贺文叫过来的，基本上是姚小生叫过来的；2、这些证人所说的工钱也不是由贺文直接跟他们谈的，他们有些说是姚小生谈的，有些说是“大猫”即被告刘伯泉谈的；3、他们在做事的过程当中有些人是不会配戴安全帽；4、可以证明出事那天中午都喝了酒，而且原告李炳炎是喝了一杯白酒，应该是达到了醉酒的状态；5、至于原告与被告刘伯泉、被告姚小生之间是否是雇佣关系由法庭综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除了没有署名的票据有异议外，其他没有异议。
被告姚小生对原告证据1质证后认为，对三位证人的证言从客观性、关某、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三位证人向某陈述的事实应当是朴素的，并不是有意的或者是恶意的捏造有关事实，他们的证言很实在，这三位的证言到现在为止可以反映本案的焦点，刘伯泉与这七个拆旧房子的人的法律关系是劳务关系，至于姚小生与其它六个人一样是劳务人员，贺文是房主，与刘伯泉的法律关系应当是承揽关系。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除了没有署名的票据有异议外，其他没有异议。
被告刘伯泉辩称，一、刘伯泉与贺文之间不构成承揽关系，而是委托关系。二、贺文等人辩称形成承揽关系，不符合法律逻辑推理，也推断不出承揽关系。三、刘伯泉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四、关于赔偿费用计算问题，与被告贺文意见一致。
被告刘伯泉为支持其辩解，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视听资料录音光盘一张，并配有录音文字。证明目的：证明被告刘伯泉是中间人，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受托人。
对被告刘伯泉提供的证据，各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对于这份录音的对话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被告刘伯泉证明目的有异议，贺文在录音中没有认可双方的雇佣关系，反而在今天的答辩当中明确了贺文是将这个拆房的工作发包给了刘伯泉并支付了4000元，而这个录音当中双方所谈论的主要事实是如何减轻自己责任的问题，被告刘伯泉无法证实自己在本案中是受托人的法律地位这一事实。
被告贺文对通话事实没有异议，但对被告刘伯泉证明目的有异议，通话录音中谈到的4000元恰恰可以证明被告刘伯泉与被告贺文是一种承揽关系。
被告姚小生质证意见与被告贺文相同。
被告贺文辩称，1、原告不是被告贺文所雇请的，是由姚小生请的，原告与姚小生、刘伯泉之间存在雇佣关系；2、贺文将拆房子的任务包给刘伯泉，刘伯泉联系姚小生，姚小生再叫上原告李炳炎，贺文只是根据拆房子的结果支付4000元的费用，至于原告应该怎么计算报酬与贺文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拆房子的工具都是由原告及被告刘伯泉、姚小生等人自带，因此贺文与被告刘伯泉、姚小生事实上是一种承揽合同关系；3、原告自身存在重在过错，原告在做事期间中午喝酒，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性的行为，原告在做事的过程当中没有配戴安全帽，也没有其它的安全防护措施，所以对本事故原告有重大的过错；4、对于赔偿金额的计算，精神损失费应该不予支持，终生护理的计算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原告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来计算，而不是计算为二十年；5、由于贺文是与原告、其它被告之间存在承揽关系，贺文是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即使要承担，也只对选人过错承担一小部分责任；6、贺文在原告受伤后已垫付了10000元的医疗费用，依法应当予以扣除。
被告姚小生辩称，追加被告姚小生与贺文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请依法驳回要求被告姚小生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理由是，姚小生并不认识贺文，贺文也不认识姚小生，在拆房的过程中是刘伯泉请姚小生拆房的，当时刘伯泉说工资是300元一天，包吃中饭，所以贺文要追加姚小生为本案被告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的法律关系应当是贺文与刘伯泉之间是承揽关系，刘伯泉与姚小生等务工人员应当是劳务关系。
被告姚小生为支持其辩解，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证明目的：
1、证人赵某1、姚某、赵某2证言。证明目的与原告李炳炎证明目的相同。
2、证人赵某4、姚某、赵某2询问笔录。证明目的与证据1相同。
对被告姚小生提供的证据，各当事人质证意见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质证意见一致。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根据证据规则，综合认定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即证人赵某1、姚某、赵某2的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认定，三个证人的证言可以单独或者相结合证明如下事实:1、2016年6月12日、13日所拆旧房屋房主系被告贺文；2、所拆旧房屋所需工期确定为点工12个，每个点工300元，二天拆完，第一天即2016年6月12日参加拆除旧房屋的点工有原告李炳炎、被告姚小生以及赵某1、姚某、郁树生五人；第二天即6月13日参与拆房的点工除了第一天的五人外，增加了赵某2、赵某4二人，总共七人。3、拆旧房屋的点工中被告姚小生以及郁树生、赵某2是被告刘伯泉联系的，原告李炳炎以及姚某、赵某1、赵某4是被告姚小生联系的，姚小生联系的几个人经常相互联系在一起做事。4、点工工资由被告刘伯泉按300元每人每天支付，总共3600元。因原告李炳炎出事，点工工资到现在还未支付。5、拆房过程中由被告刘伯泉联系了吊机并付费200元。6、参与拆房点工二天的午餐都由被告刘伯泉安排并付费，期间包括原告在内有施工人员饮酒，原告李炳炎出事当天中午饮用一杯二两多的白酒。7、拆房现场没有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没有提供任何安全防护装备，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8、拆房现场没有人指挥，没有人进行安全提示，锤子等拆房工具由拆房点工自带，拆房时都是各拆各的。9、拆房子的时候，被告贺文及其父亲经常在场，2016年6月13日下午2:30分左右，原告李炳炎独自上墙拆房没多久就从墙上掉下并摔伤，事发现场除了拆房点工外，被告贺文父亲也在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各被告没有提出异议的本院予以认定，对有异议的票据费用，除了没有署名外，原告亦无法证明其同自身治疗的关某，因此，对原告提供的四张人血白蛋白注射液总计费用9000元的票据不予认定。
对被告刘伯泉提供的视频资料录音，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此本院予以认定。该录音可以证实如下事实：1、被告贺文同被告刘伯泉系亲戚关系，被告贺文将位于洋溪镇街上新房盖琉璃瓦之事以及请人拆老房子之事交于被告刘伯泉；2、被告贺文同被告刘伯泉妻子郁荷英在电话中争论被告刘伯泉是否要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贺文及其父亲认为，自己以4000元的价格将拆老房子一事交于被告刘伯泉，拆房子的人不是被告贺文联系的，全部是被告刘伯泉直接或者通过被告姚小生联系的，因此，对原告的损害也要承担责任；被告刘伯泉及其妻子则认为根本不存在贺文拿4000元要其拆房子的事，被告刘伯泉只是帮被告贺文联系了拆房子的人，是中间人，负责牵了一根线而已，对原告李炳炎的损伤没有责任。
对被告姚小生的证据1即证人赵某1、姚某、赵某2证言及证据2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予以认定。
综合以上经质证认证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认定如下事实：
一、被告刘伯泉与被告贺文系亲属关系。被告刘伯泉是盖琉璃瓦的，被告贺文在单位上班。原告李炳炎、被告姚小生与赵某1、姚某、赵某4等经常相互联系一起做事赚取力资，包括砍山场、拆房子等。2016年6月份，被告贺文在安福县××镇街上有一处老房子需要拆除，所拆木料用作旁边自家新建房屋楼顶盖瓦。被告贺文将新建房屋盖琉璃瓦之事，以及请人拆老房子之事交于被告刘伯泉。事后，被告刘伯泉联系被告姚小生拆老房子，并要被告姚小生再请几个人一起拆。按照估算，拆旧房子需要点工为12天，每个点工300元，两天拆完，全部拆完需要3600元。拆房第一天即2016年6月12日，由被告姚小生、被告姚小生联系的原告李炳炎以及姚某、赵某1以及被告刘伯泉联系的郁树生，共五人参与拆房。第二天，除了第一天拆房子的五个人外，又增加了被告刘伯泉联系的赵某2以及被告姚小生联系的赵某4一起总共七个人参与拆房。二天房子已经全部拆完。以上参与拆房子的七人全部为按天计酬，包吃中饭、锤子等拆房工具自带、各拆各的，没人指挥，每人300元一天，由被告刘伯泉负责结算。因原告李炳炎在拆房过程中发生事故，至今仍未结算工资。
二、2016年6月12日拆房子的第一天以及6月13日拆房子的第二天除了拆房子的人员外，被告贺文父亲也在现场，但没有参与指挥，被告刘伯泉在旁边新房子处施工琉璃瓦亦未参与指挥。被告贺文事发时不在现场。在拆房现场没有设置警示标志、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没有提供安全防护设施、没有人负责指挥安全作业。拆房子人员以及盖琉璃瓦人员两天的午饭都是由被告刘伯泉负责安排、结账并一起参加，第一天中午参加吃饭的人员还有被告贺文及其父亲，席间包括原告在内有人饮酒，无人制止。第二天亦即事发当天中午吃饭，被告贺文及其父亲没有参加，席间有人饮酒，其中原告饮用了一杯二两多的白酒，无人制止。拆房第二天上午，拆梁时由被告刘伯泉联系请了一辆吊机拆梁，费用200元由被告刘伯泉支付，该费用包含在拆房总费用3600元之内。
三、2016年6月13日下午2:40左右，原告独自一人上墙拆房，因砸墙时砸墙的锤子的锤头与锤柄脱落，导致原告失去重心随锤头、锤柄一起从墙上摔下，头部等身体多处因受撞击受伤。原告受伤后，被在现场做事的拆房人员送至安福县××镇卫生院治疗，后转至安福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花费医药费129707.49元。2016年11月10日在湖南湘雅医院原告花费检查费1097.4元。在洋溪镇卫生院的时候，被告刘伯泉送去2000元医药费。在安福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被告贺文支付医药费10000元。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精神损伤及伤残等级等鉴定，经鉴定原告脑外伤所致智能损害为二级伤残，脑外伤所致肢体偏瘫为五级伤残，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均从受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后续治疗费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含颅骨修补手术费用及医疗依赖费用，不含鉴定费），完全护理依赖。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可以归纳为：1、原被告之间以及被告之间法律关系；2、原被告对原告损伤的过错以及责任认定；3、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及计算标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一、关于原被告之间以及被告之间法律关系问题。
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原告属于提供劳务一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如何确定接受劳务一方以及被告刘伯泉同被告贺文之间法律关系应是本案的难点。对此，各方各抒己见。首先，被告姚小生是否属于接受劳务一方。本案中，原告是被告姚小生联系的，但被告姚小生同原告还有几个证人经常在一起帮别人做事，相互之间都有邀请，都是按劳计酬，具体到本案都是300元一天帮人拆房。显然，被告姚小生不属于接受劳务一方。第二，被告刘伯泉是否属于接受劳务一方。按照被告贺文的说法，是将拆房之事以4000元的价格承包给了被告刘伯泉，但被告刘伯泉予以否认，称只是受被告贺文之托，帮忙请人拆房，处理拆房相关事务，根本不存在说好4000元承包拆房之事。因被告贺文对自己的主张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且被告刘伯泉予以否认，因此，本院难以认定被告贺文同被告刘伯泉之间系劳务承包关系。基于上述理由，也就难以认定被告刘伯泉属于接受劳务一方。第三，被告贺文是否属于接受劳务一方。本案中，所拆房子属于被告贺文所有，被告贺文亦无充分证据证实自己将拆房之事承包给了被告刘伯泉，因此，可以认定被告贺文属于接受劳务一方。第四，被告刘伯泉同被告贺文之间法律关系。被告刘伯泉虽然极力否认同被告贺文说好了4000元拆除旧房子一事，但是从现有证据看，虽然无法认定两被告之间属于劳务承包关系，但可以认定两被告之间属于有偿的事务委托关系。
理由有：1、被告刘伯泉除了联系拆房人员外，还同拆房人员谈工钱、请吃中饭还结账、付吊机款、最后结算拆房人员工资；2、本案中拆房人员力资为3600元，两餐午餐费用200元左右，与4000元尚有200元左右的余额。前述理由1说明被告刘伯泉已经实际接受并处理了被告贺文的委托拆房事务，理由2说明该委托有200元左右的报酬，是有偿的。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关系或者法律地位如下：1、原告同被告姚小生均为提供劳务者；2、被告贺文同被告刘伯泉不属于劳务承包关系，属于有报酬的事务委托关系。3、原告同被告贺文属于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关系。
二、原被告对原告损伤的过错以及责任认定问题。
本案属于侵权纠纷，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归责原则即过错原则同样适用于本案。因此，对原告的损害各方当事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各方当事人责任的大小。
首先，被告刘伯泉对原告的损害有无过错，以及过错大小。前面已经认定了被告刘伯泉系受被告贺文之托有偿处理请人拆房等相关事宜，那么被告刘伯泉就应尽到受托人的职责，审慎处理好委托事务，具体到本案就是要按照委托人的要求顺利拆除房子。对原告的损害其过错有：1、不应让拆房施工人员包括原告在其安排的午餐上饮酒；在事发当天中午明知原告饮用二两多白酒的情况下没有阻止原告上墙施工，亦没有将原告中午饮酒之事向在事发现场的被告贺文之父提出；2、事发时没有在拆房施工现场，亦未尽到安全提示义务，即未向被告贺文或者贺文之父提出，亦未向原告等拆房施工人员提出。因此，被告刘伯泉对原告的损伤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结合其过错程度，酌定为10%。
其次，被告贺文对原告的损失有无过错，以及过错大小。被告贺文系接受劳务一方，系危险源即所拆房子的所有人，亦为所拆房子最大受益方，其理应确保拆房施工人员安全，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原告的损害其过错有：1、施工现场没有搭设任何安全防护设施，设置任何警示标志，没有向施工人员提供包括安全帽等任何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2、拆房第一天中午吃饭时被告贺文及其父亲也在场，对原告等施工人员会饮酒应该知情，但其未加制止，对原告等施工人员饮酒后作业及安全持放任态度；3、将拆房事宜交付被告刘伯泉后疏于安全管理，即使在现场亦未尽到作为接受劳务方应尽的安全义务；4、出事后没有积极施救，而是找各种理由推脱责任。因此，被告贺文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对原告的损害应承担较大责任，结合其过错程度，酌定为44%。
第三，被告姚小生对原告的损害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被告姚小生同原告虽都为提供劳务者，亦未因联系原告一起拆房而额外受益，但被告姚小生经常同原告在一起做事，其应该知道原告会饮酒，不适合从事拆房等带有较大危险性的事务，但被告姚小生仍邀请原告参加，并在事发当天中午明知原告饮酒的情况下，没有尽到必要的提醒义务。因此，被告姚小生对原告的损害亦应承担2%的轻微责任。
第四，原告对自身损害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造成原告的损害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告自身过错系重要因素。原告过错表现在1、事发中午饮用白酒，存在安全隐患，下午仍上墙作业；2、上墙作业时没有佩戴安全帽，导致摔下后头部直接撞击地上硬物受伤；3、原告自行携带的拆墙锤子在砸墙时锤头与锤柄脱落，导致原告失去重心摔下并摔伤，原告自行携带的锤子存在安全隐患系导致原告摔下的直接原因。综上分析，原告自身过错较大，对造成自身损伤应承担较大责任即44%。
三、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及计算标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问题。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因此，原告所主张的赔偿项目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赔偿标准问题，原告主张的住院期间医药费69661.36元除了9000元白蛋白费用外，其他都属于治疗的合理费用，应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出院后治疗费3452.11元、后续治疗费5万元、误工费25380元、营养费42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辅助器具费3238元、伤残赔偿金233049.6元、交通费2000元均属于合理费用或者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对以上费用或者损失本院予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同时该条第三款规定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本案中，原告为完全护理依赖，根据前述规定，原告护理期限应确定为20年。据此，原告主张20年的护理费897900元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原告主张从受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的护理费34686元于法无据,属于重复计算,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以上费用或者损失合计人民币1281711元。该款按照原被告各自的过错（责任）比例分担，即原告自行承担563953元，被告刘伯泉承担128171元，被告贺文承担563953元，被告姚小生承担25634元。原告要求被告刘伯泉与被告贺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精神损失费4万元并要求被告方按照70%的责任比例承担于法有据，该精神损失费应由被告刘伯泉承担5000元，被告贺文承担22000元，被告姚小生承担1000元。被告刘伯泉已经支付的2000元医药费以及被告贺文已经支付的10000元医药费，依法应予核减。因此，被告刘伯泉在本案中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31171元，被告贺文在本案中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575953元，被告姚小生在本案中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26234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伯泉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炳炎损失合计人民币131171元。
二、被告贺文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炳炎损失合计人民币575953元。
三、被告姚小生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炳炎损失合计人民币26234元。
四、驳回原告李炳炎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1050元，鉴定费4408元，合计15458元由被告刘伯泉负担2760元，被告贺文负担12146元，被告姚小生负担55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晓建
人民陪审员 彭世锋
人民陪审员 彭晓梅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万小林
附本案适用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务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应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原告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原告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原告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原告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原告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三十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