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初字第10712号
原告董艮梅，女，196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西省阳高县。
委托代理人张国志，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姚利元，男，195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内蒙古包头市。
委托代理人高子珺，北京市天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楚建国，男，195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内蒙古包头市。
委托代理人高子珺，北京市天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乌兰察布翔利天和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平地泉镇经纬路。
法定代表人王书芬，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海燕，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艮梅与被告姚利元、楚建国、第三人乌兰察布翔利天和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翔利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艮梅的委托代理人张国志，被告姚利元、楚建国的委托代理人高子珺，第三人翔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艮梅诉称：我于2010年1月27日入职北京市亿鸿兴盛时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鸿公司），任职后厨工作人员，2014年2月1日之前月工资为1200元，2014年2月1日以后工资为1500元。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周日休息一天，单位未足额支付我劳动报酬，也未为我缴纳社会保险。2014年8月19日，单位将我辞退，也未支付任何补偿。2015年3月18日，亿鸿公司被姚利元、楚建国等出资人注销登记，我无法向单位主张权利。因我不服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不予受理通知书，故诉至法院，要求：1、确认我与姚利元、楚建国于2015年3月18日注销登记的亿鸿公司自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姚利元、楚建国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8000元；3、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720元、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2月1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2200元、2014年2月2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420元；4、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2年8月19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25862元、周六加班工资20690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6207元；4、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6207元；5、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0年1月27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15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的生活费200元。
被告姚利元、楚建国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我方有证据证明董艮梅2014年初在翔利公司上班，翔利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20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书芬与姚利元是夫妻关系。董艮梅与赵国兴、赵文虎是一家人，赵国兴、董艮梅是赵文虎的父母。2014年8月21日，赵国兴把翔利公司员工李建芳打伤，王书芬还赔偿了李建芳5000元。赵国兴、董艮梅和赵文虎在2014年9月份就走了。即使董艮梅有证据证明在亿鸿公司上班，也无证据证明存在违法解除、加班、工资差额和未休年假的事实，且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故不同意其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翔利公司述称：董艮梅于2013年10月7日与我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工资由我公司发放，我公司没有给董艮梅上过社保，但是给其发放过社保补贴。董艮梅是2014年8月19日自动提出离职，没有填写过交接单，只是在工资结算时，我公司人员在工资表里备注一下。我公司没有安排董艮梅在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因董艮梅入职不满一年，故没有年休假。
经审理查明：董艮梅为外埠农业户口人员。亿鸿公司成立于2008年12月15日。2015年3月18日，该公司被姚利元、楚建国注销登记。2015年6月10日，董艮梅向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双方自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2、姚利元支付非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8000元；3、姚利元支付2012年8月19日至2014年8月19日延时加班工资25862元、周六日加班工资20690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6207元；4、姚利元支付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未休年休假加班工资6207元；5、姚利元支付2010年1月27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15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的生活费200元。2015年6月11日，大兴仲裁委做出京兴劳仲不受字[2015]第24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姚利元不具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主体资格为由，决定对董艮梅的申请请求不予受理。董艮梅不服，诉至本院。
庭审中，董艮梅提交暂住证（3个），证明其与亿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第一个暂住证载明：“姓名董艮梅，来本市日期2011年2月4日，现服务处所北京市亿鸿兴盛时装有限责任公司，暂住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邢各庄村，有效期限2011年4月27日至2012年4月26日。”第二个和第三个暂住证的姓名、来本市日期、现服务处所同第一个暂住证，暂住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磁各庄村新凤街临36号102号，有效期限2012年6月5月至2013年6月5日；暂住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磁各庄新凤街临36号201号，有效期限2013年9月13日至2014年9月13日。姚利元、楚建国对暂住证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王书芬是姚利元的妻子，姚利元、王书芬和楚建国是亲家，王书芬让姚利元给董艮梅办理的暂住证。翔利公司对暂住证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2014年6月东莞市白领时装有限公司和亿鸿公司撤库房时，其公司接收了这两个公司的部分机器设备，不太清楚为什么给董艮梅办理暂住证。
姚利元、楚建国提交：1、证明，其上盖有翔利公司公章，证明董艮梅2014年2月1日至8月19日在翔利公司做饭；2、工资表（2014年2月1日至8月19日），其上盖有翔利公司公章，证明2014年2月1日至8月19日翔利公司给董艮梅发放工资，基本工资是1200元，董艮梅已经签字领取，社保补贴300元也已发放；3、处警证明、离职报告、赔款收条、李建芳的工资表，证明2014年2月1日之前董艮梅已经在翔利公司工作；4、武某证人证言，证明董艮梅不是亿鸿公司的员工。武某称：“我是东莞市白领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领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文虎是2013年秋天去的我公司工作，2013年年底离职的。赵国兴、董艮梅是2010年至2013年期间在我公司干活。赵文虎、赵国兴、董艮梅三人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新凤大街46号，是我公司的仓库。我公司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新凤大街46号租赁了一半房子作为仓库，姚利元租赁了一半作为亿鸿公司的经营地，后来这个地点拆迁了。我用王书芬“姚领”商标，姚利元也用“姚领”商标。赵文虎、赵国兴、董艮梅三人在我公司工作，是现金发放工资，没有工资表。我公司在大兴区没有注册公司，所以要求姚利元帮忙给赵文虎、赵国兴、董艮梅三人办理暂住证。赵文虎、赵国兴、董艮梅三人在我公司没有办理离职手续就走了。我手里没有证据证明赵文虎、赵国兴、董艮梅三人在我公司工作过。”董艮梅对证据1不认可，称没见过；对证据2中的签字和实发工资数额认可，对工资构成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工资表是亿鸿公司的，不是翔利公司的，当时工资表上也没有盖公章，2014年7月中旬，其确实被亿鸿公司调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工作，具体地址记不起来了，工作内容没有变，还是王书芬管理；对证据3中处警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离职报告、赔款收条、李建芳的工资表不认可，称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不认可。翔利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董艮梅入职时间是2013年10月7日，不是证明上写的2014年2月1日；对证据2和证据3认可；对证据4不认可，称与其公司无关。
为查明案情，本院到北京市公安局孙村派出所调取董艮梅的暂住证信息，该派出所为本院出具的暂住人口信息查询，除“现服务处所”没有打印外，其他内容与董艮梅提交的暂住证相同。董艮梅和翔利公司对上述查询结果无异议；姚利元、楚建国对上述查询结果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暂住证不能证明董艮梅与亿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另查，亿鸿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村新凤大街46号，该地址拆迁后，亿鸿公司搬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村2排村委会旁办公。
上述事实，有京兴劳仲不受字[2015]第24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暂住证、暂住人口信息查询、处警证明、工资表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董艮梅主张其与亿鸿公司于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交暂住证予以佐证;姚利元、楚建国对此不认可，主张该暂住证是王书芬让姚利元给董艮梅办理的，董艮梅与翔利公司于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姚利元、楚建国提交的盖有翔利公司公章的证明上记载的董艮梅入职时间与翔利公司当庭陈述不符；姚利元、楚建国的证人武某称董艮梅2010年至2013年期间在其公司干活，还称暂住证是其要求姚利元给董艮梅办理的。这显然与姚利元、楚建国的陈述不符，且证人武某也未提交证据佐证，故其证言不足为信。鉴于亿鸿公司与翔利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姚利元、楚建国对董艮梅的入职时间、工作单位以及办理暂住证过程的陈述与所列举的证据相互矛盾，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姚利元、楚建国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暂住证、暂住人口信息查询等证据，足以证明董艮梅与亿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姚利元、楚建国已于2015年3月18日将亿鸿公司注销登记，暂住证显示的来本市日期2011年2月4日早于姚利元、楚建国主张董艮梅的入职时间，故本院认定董艮梅的入职时间为2011年2月4日。对董艮梅要求确认其与姚利元、楚建国于2015年3月18日注销登记的亿鸿公司自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中合理部分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董艮梅主张2014年8月19日亿鸿公司将其辞退，姚利元、楚建国对此不认可，主张董艮梅于2014年9月份就走了。对于上述主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佐证，故本院视为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姚利元、楚建国应当支付董艮梅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解除劳动关系时间认定为2014年8月19日。董艮梅要求姚利元、楚建国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董艮梅主张2012年8月19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存在延时、周六和法定节假日加班，但未提交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其要求姚利元、楚建国支付上述期间延时、周六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董艮梅于2011年2月4日入职，于2015年6月10日申请仲裁，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董艮梅2013年6月1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可享受2天年休假，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可享受3天年休假。董艮梅主张亿鸿公司未安排其休上述年休假，姚利元、楚建国对此不认可，但未提交证据反驳，故姚利元、楚建国应当支付董艮梅2013年度和2014年度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董艮梅要求姚利元、楚建国支付其他时间段内未休年休假工资，因已过用人单位对工资支付记录的保存年限，董艮梅亦未提交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董艮梅主张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其发放的工资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因其2015年6月10日申请仲裁，姚利元、楚建国仅就其申请仲裁前2年的工资支付记录负有举证责任，姚利元、楚建国未提交董艮梅2013年6月11日至2014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支付记录，故此期间发放的工资数额以董艮梅陈述为准，即为每月1200元。根据工资表显示，董艮梅2014年2月实领工资1200元，2014年3月至7月实领工资均为1500元，2014年8月1日至19日实领工资950元。因自2013年1月1日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不低于1260元调整到每月不低于1400元，自2014年4月1日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不低于1400元调整到每月不低于1560元，故姚利元、楚建国应当支付董艮梅2013年6月11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董艮梅要求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10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董艮梅于2011年2月4日入职，其要求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0年1月27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金和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董艮梅与被告姚利元、被告楚建国于二○一五年三月十八日注销登记的北京市亿鸿兴盛时装有限责任公司自二○一一年二月四日至二○一四年八月十九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被告姚利元和被告楚建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董艮梅二○一三年度和二○一四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六百六十八元九角；
三、被告姚利元和被告楚建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董艮梅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六千二百四十元；
四、被告姚利元和被告楚建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董艮梅二○一三年六月十一日至二○一四年八月十九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一千九百六十八元七角四分；
五、驳回原告董艮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被告姚利元、被告楚建国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洪芳
人民陪审员 赵亚玲
人民陪审员 张渝江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高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