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0525民初2212号
原告吕振，男，1972年8月6日出生，汉族，银行职员，现住辽宁省盘锦市。
委托代理人姜彦良，内蒙古诚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振生，男，195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委托代理人王建波，内蒙古巨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磊，男，1982年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原告吕振诉被告王振生、第三人王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5年10月10日依法作出（2015）奈民初字第3267号民事判决，原告吕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4月11日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内05民终260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5）奈民初字第3267号民事判决；发回奈曼旗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追加利害关系人王磊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31日和2017年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振的委托代理人姜彦良、被告王振生及委托代理人王建波、第三人王磊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吕振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振诉称，2007年11月26日我与马显义签订了四荒土地转包合同，土地位于乌龙台村西北侧边界，西面为大道，北面为河沿，南面为梁福海地，东面为姜国军地，合同期限为20年。2015年春被告私自在我转包的土地内强行耕种玉米约130亩，给我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第三人王磊持有的合同上标注”此地转让给王磊”的字样是无效的，王涛与王磊的转包行为无效，我本人从没有委托王涛将土地转包给王磊，2014年我起诉张丛主张承包经营权，第三人王磊没有权利经营该土地。所以要求被告及第三人停止侵权，按照评估结论赔偿2015年种植玉米的纯收益损失，可耕种的土地按照70亩计算，赔偿损失为21959元（即40781元÷130亩＝313.70元×70亩＝21959元）。
被告王振生辩称，原告起诉我是本案被告，我作为被告的主体是错误的，因为原告吕振委托合伙人王涛将土地转包给了王磊，2009年4月5日王涛与王磊在乌龙台村村主任高树文的见证下，在吕振与马显义签订的原合同上签字确认转包给了王磊，吕振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不具备农业经营的条件，委托王涛经营管理，王涛的转包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原告吕振与马显义签订的四荒土地转包合同没有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属于违法，原告与马显义于2007年11月26日签订的四荒土地转包合同一式四份，签订合同的主体各一份，村委会和公证处各一份，并都有当时的村主任高树文签字，而原告提供的合同没有高树文的签字确认。第三人王磊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是有效的，村主任高树文签字并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原告提到的与张丛之间调解书与本案无关，第三人王磊持有的合同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磊述称，我手里持有的承包合同就是本案的涉案土地，2007年原告吕振与马显义签承包合同，是我介绍他们双方达成的包地合同，自2007年至2009年都是王涛经营管理土地。2009年王涛拿着吕振与马显义签订承包合同原件来找我，说吕振身体不好，吕振委托王涛将承包地转包出去，我就和王涛一起来到乌龙台嘎查找到村主任高树文作为见证人，在原合同左下角空白处王涛写了”此地转让给王磊，双方签字，当中人签字”，我和王涛、高树文在相应的位置签字，确认我对该土地取得了承包权，我将7.5万元的承包费交给了王涛，王涛给我出具了收据。我与王涛签订转包合同的时候，没有见到吕振的授权手续，因为不知道吕振的电话，我就没有与吕振联系确认此事，但是，王涛在这里多年经营管理土地，让我足以相信王涛与吕振之间是合伙关系，王涛将土地转包给我的行为合法有效。自2009年4月5日至今该土地一直由我经营管理，在此期间我对土地进行了治理，2010年春天建了养鸡舍，同时种植玉米近80亩到90亩之间。2015年5月10日我雇佣王振生浇地时，马显义领着齐某等人进行阻挠，因此吕振误认为王振生是该地实际经营权人，就将王振生告到法庭，原审时没有涉及到我，我就没有参加诉讼，二审时王振生将我持有的承包合同提交法庭的，我认为我对争议地块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
根据原告的陈述、被告的答辩和第三人的叙述，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王振生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第三人王磊经营管理争议地块是否合法取得，有无法律依据；3、第三人王磊与王涛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4、争议地块受到的损失是多少，应该由谁承担损失，评估报告的结论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
围绕争议焦点，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出示以下证据：1、2007年11月26日吕振与马某签订的四荒土地转包合同书（3267号卷19页至20页），拟证明原告吕振对争议地块享有合法经营权。被告质证认为，合同上没有村委会公章，不予认可；第三人质证认为，原告出具的合同与我手中的合同不一样，我不认可，因为我手里持有的合同加盖着村委会的公章及村主任高某的签字。2、马某出具的承包费收据，拟证明原告吕振向马某交了承包费，吕振拥有合法承包经营权。被告质证认为，这份收据真实，收据上担保人王振生的名字是我本人签的，吕振与马某签合同的当天就交承包费了；第三人认为没有意见。3、出示2014年奈民初字第189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张某耕种争议地块构成侵权，原告起诉依法调解解决。被告质证认为，涉案的主体与本案无关，吕振将涉案的土地一地多包属于违法；第三人质证认为，此调解书与我无关，此调解书中涉及到的土地与王某转包给我的土地是同一块土地，转包到我手以后我又转包给了敖汉的韩某，承包期是4年，转包给韩某的手续都是王振生帮忙办理的，韩某种了一年又转包给了我家地邻张某，2014年吕振把张某起诉就有了这份调解书。4、原一审庭审笔录第40页至41页齐某的出庭证言，拟证明该地当时种植玉米约130亩左右，被告王振生正在经营土地，王振生就是侵权人。被告质证认为，这份证言证明了吕振不是适格的原告，证人齐某应该是本案原告，因为吕振与齐某签订了转包合同；第三人质证认为，没有意见。5、出示通鑫评字【2016】第311号评估报告及评估费票据，拟证明2015年争议地块种植玉米按照130亩计算纯收益的损失是40781元，交纳评估费1500元，该损失由被告和第三人共同赔偿。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评估程序违法，原告不是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的评估申请。评估报告中提到130亩土地不是依法确认的亩数，评估报告不完整，没有所依据的法律和条款，没有涉案土地的四至和现场勘验照片。评估费及损失应该由原告自行承担，由于原告存在过错，通过诉讼方式向被告及第三人主张损失不符合常理。6、提交吕振与马某签订的(有村民代表、村书记、村会计签字)四荒土地转包合同书。拟证明吕振签订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当时为了办理公证签订的合同。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这份合同与原告立案时提交的合同不是同一份合同，格式和字体及承包期限有多处不同，六位村民代表的签字说明没有通过村民代表的三分之二，合同是无效的。
围绕争议焦点，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出示以下证据：1、2015年9月1日固日班花苏木乌龙台村委会主任高某的证实材料、2015年9月16日王磊的证实材料、2016年2月23日固日班花苏木乌龙台村委会证明、高某证明（没有标注时间），拟证明被告不是本案涉案地块的承包人和实际经营人。原告质证认为，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王磊是本案当事人不能是证人。第三人质证认为，证据属实，没有意见。2、原一审庭审笔录第41页齐某出庭证言，拟证明吕振于2015年3月份将本案涉案土地转包给了齐某并签订了书面合同，本案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质证认为，齐某的证言自相矛盾，我与齐某之间没有承包土地的事实。第三人质证认为，齐某说的属实，王振生在地里干活是我雇佣的。3、证人尹某的出庭证言，拟证明2007年至2009年期间吕振委托王涛经营管理土地了。原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王涛所经营的土地就是从马某处转包来的本案争议地块，王涛是实际经营人，第三人王磊足以相信王涛享有合法处置争议地块的权利。
围绕争议焦点，第三人王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出示以下证据：1、2007年11月26日马某与吕振签订的四荒转包合同书(在左下角空白处写有”此地转让给王磊，双方签字，当中人签字”)及2009年4月5日王涛出具的收据，拟证明该合同是吕振手里的原件交给了王涛，在该合同上有乌龙台村主任高某的签字，王涛在当地经营土地多年，足以相信吕振委托王涛转包土地的事实，对争议地块有承包经营权。原告质证认为，该合同与原告手里的合同不一致，需要找吕振本人核实。被告质证认为，没有异议，能够证明第三人是实际承包人，王涛持有原告吕振的合同原件与王磊签订转包合同的行为，说明王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2、奈曼旗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报材料14页，拟证明王磊对争议地块享有合法承包权，是原告吕振与王涛共同欺骗了王磊。原告质证认为，不能证明王磊有承包经营权。被告质证认为，其中高某的笔录能够证明王涛是受吕振的委托将土地转包给了王磊，马某的笔录反映出吕振与王涛之间形成委托关系。
本院依职权调取以下材料：1、2016年7月22日对吕振作的询问笔录；2、2016年8月1日对王振生作的询问笔录；3、2016年9月8日对马某作的询问笔录以及马某提交的(有村民代表、村书记、村会计签字)四荒土地转包合同书；4、马某提交的四荒土地转包合同书；5、2017年1月6日对韩某、张某做的询问笔录以及张某提交的李某与张某签订的合同书、韩某提交的吴某与李某签订的合同书、吴某出具的收据、张某与韩某签订的合同书。
原告质证认为，1、对吕振的笔录无异议，2、王振生的笔录内容不属实；3、对马某的笔录、提交的(有村民代表、村书记、村会计签字)四荒土地转包合同书无异议；4、对马某提交承包合同无异议；5、对2017年1月6日对韩某、张某做的询问笔录以及张某提交的李某与张某签订的合同书、韩某提交的吴某与李某签订的合同书、吴某出具的收据、张某与韩某签订的合同书无异议。
被告质证认为，1、吕振的笔录不属实，回避了与王涛之间的合伙和委托关系；2、王振生的笔录真实；3、对马某的笔录认为属实，对(有村民代表、村书记、村会计签字)四荒土地转包合同书有异议，只有一方当事人签字合同没有成立，不受法律保护；4、对马某提交的加盖公章的承包合同因没有村主任高某签字属于无效合同；5、对2017年1月6日对韩殿均、张某做的询问笔录以及张某提交的李某与张某签订的合同书、韩某提交的吴某与李某签订的合同书、吴某出具的收据、张某与韩某签订的合同书，这些证据客观真实，土地的流转过程属实。
第三人质证认为，1、吕振的笔录和王振生的笔录意见与被告意见相同；2、对马某的笔录认、对(有村民代表、村书记、村会计签字)四荒土地转包合同书、对马某提交的加盖公章的承包合同的意见与被告意见相同；3、对2017年1月6日对韩某、张某做的询问笔录以及张某提交的李军与张某签订的合同书、韩某提交的吴某与李某签订的合同书、吴某出具的收据、张某与韩某签订的合同书，这些证据客观真实，张某和韩某说的对，其他意见与被告意见一致。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综合分析认证为：对于原告出示的证据1、2、3、4、5客观性、真实性及证明的事实予以采信，对证据6证明被告王振生是侵权人的事实不予采信，因为第三人王磊陈述本人雇佣王振生浇地以及交纳转包费给王涛，以此证明第三人王磊是实际经营管理争议地块的人。
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2、3的客观真实性及证明的事实不予采信，因为这几份证据都是间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吕振委托王涛或者与王涛是合伙人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吕振将争议土地转包给齐某的事实。
对于第三人王磊出示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的事实不予采信，不能证明原告吕振与王涛之间的委托关系，也不能证明吕振存在欺诈行为。
对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2、3、4、5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吕振经朋友王涛介绍，于2007年11月26日与固日班花苏木乌龙台村村民马某签订了《四荒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地块位于乌龙台村西北侧边界，西面为大道、东面为姜国军地、北面为河沿、南面为梁福海地。签订承包合同的当天，原告吕振将7万元土地承包费交给了马某，马某给原告出具了7万元的收据，原告与马某签订合同时，本案被告王振生在现场，并且在马某出具承包费收据的担保人处签写了”王振生”的名字。原告吕振与马某为了签订完整的承包合同书，于2007年11月26日起草了多份合同样本，原告吕振持有合同版面字体小且条款内容共计九条的合同一份、持有有村民代表等人签字且条款共计十条的合同一份、持有有村委会加盖公章的合同一份，原告吕振与马某签订的多份样板承包合同最后以加盖村委会公章的这份合同定稿，原告吕振和马某各持一份。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吕振将加盖村委会公章的这份合同交给了其朋友王涛，委托王涛代为办理公证合同的事宜，该合同最终没有公证。合同签订后，原告吕振委托朋友王涛经营管理土地至2009年。2009年4月5日，原告吕振的朋友王涛带着吕振交给其办理公证用的承包合同原件找到第三人王磊，协商转包本案争议地块，第三人王磊与王涛协商达成转包争议土地的协议，在乌龙台村村主任高某的见证下，在吕振承包合同的原件左下角标注了”此地转让给王磊”，第三人王磊、王涛和高某分别签字。第三人王磊向王涛交纳承包费7.5万元，王涛给第三人王磊出具了收据，王涛将标注了”此地转让给王磊”字样的合同原件交给了第三人王磊，王磊与王涛协商转包土地的事宜，王磊没有与原告吕振联系。第三人王磊持有王涛交给的承包合同以后，于2010年春天在该地块投资建了养鸡舍，耕种玉米约80亩。2011年12月3日第三人王磊与其小舅子吴某共同将该地块转包给了韩某和韩某的小舅子李某，这份转包合同的签订人甲方是吴某，乙方是李某，李某交纳承包费是4.4万元，该4.4万元承包费由吴某和王振生各收取2.2万元。韩某依据其小舅子李某签订的转包合同经营管理土地自2012年至2013年。2014年韩某将此地块转包给了张某，韩某与张某签订了转包合同。2014年春天，张某依据转包合同经营耕种该地块。2014年7月，原告吕振找到张某要求返还争议地块，2014年7月8日吕振起诉张某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经本院调解解决，本院作出了（2014）奈民初字第1889号民事调解书。2015年春天，原告吕振准备春耕，发现被告王振生在本案争议地块内经营管理土地。
另查明，王振生经营管理土地的行为是受雇于第三人王磊。第三人王磊坚持经营管理争议地块，不予返还给原告吕振。原告吕振申请依法对争议地块2015年种植玉米的纯收益进行评估作价，本院依法委托通辽鑫博资产评估事务所作价评估，评估争议地块按照耕种130亩计算，评估结论为”2015年玉米收获期，吕振位于奈曼旗固日班花苏木乌龙台村西北的130亩土地种植玉米纯收益评估值共计人民币40781元。”，对于争议地块可耕种亩数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是70亩。原告要求确认第三人王磊与王涛之间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被告及第三人停止侵权，赔偿2015年种植玉米纯收益的损失，按照耕种70亩计算，应赔偿21959元（即40781元÷130亩＝313.70元×70亩＝21959元）。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吕振与马显义于2007年11月26日签订的《四荒土地承包合同书》，原告的转包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原告吕振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该流转无效”，第三人王磊在没有原告授权给王涛行使转包权的情况下，王磊与王涛签订了转包原告承包土地的合同，第三人王磊与王涛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的行为。原告要求确认第三人王磊与王涛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王磊依据无效的合同经营管理原告承包的土地的行为构成侵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和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停止侵权”、第（六）项规定”赔偿损失”。原告吕振要求第三人王磊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承担侵权责任。”,被告王振生是第三人王磊雇佣经营管理争议土地，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是第三人王磊造成的。所以，原告吕振要求被告王振生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第三人王磊与王涛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无效；
二、第三人王磊立即停止侵权；
三、第三人王磊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赔偿原告吕振2015年种植玉米纯收益的损失21959元（即40781元÷130亩＝313.70元×70亩＝21959元）；
四、驳回原告吕振对被告王振生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第三人王磊承担470元，由原告吕振承担630元，评估费1500元由第三人王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伶 俐
审 判 员 吴特古斯
人民陪审员 王 晓 波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宝 丽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