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崇民初字第01331号
原告王菊芬。
委托代理人贺国良。
被告孙建君。
委托代理人孙宇光，男，孙建君之子。
被告陈美英。
被告孙宇光。
原告王菊芬与被告孙建君、陈美英、孙宇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20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顾彬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4年9月28日、2014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菊芬及其委托代理人贺国良、被告孙建君、陈美英及孙宇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菊芬诉称，2012年7月10日，被告孙建君委托贺国良向原告借款人民币60000元，借条写好后，孙建君将儿子单位南通市崇川区佳之友绣品厂的公章盖在借条上，意思是该借款是经全家商议过的。2013年1月借期已过，被告至今未予还款，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6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还款之日止）。
被告孙建君辩称，其归还借款6万元的利息数额已经达到本金，并且利率超过国家的限制性规定，超过部分应抵偿本金。被告出具借条时当扣了两个月的利息共计人民币9000元，2012年9月15日归还了人民币10000元，利息一直按每月人民币4500元支付到2013年6月，最后6月份支付了人民币2500元，以上还款已超出借款本金，故不同意偿还本案借款，但逾期利息同意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此外，本案借款的债权人应为贺国良，而非原告王菊芬。
被告陈美英辩称，其对本案借款事实毫不知情，借款也未用于家庭生活，据贺国良所说该借款系用于南通佳恒服饰有限公司经营所用，陈美英早已在本案借款发生之前就与南通佳恒服饰有限公司撇清了关系，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孙宇光辩称，其作为南通市崇川区佳之友绣品厂的业主，并未向原告举借过本案所涉借款。本案借条上的南通市崇川区佳之友绣品厂公章并非其加盖，该公章一直放置于南通佳恒服饰有限公司处。本案借款发生时孙宇光已在苏州工作，被告孙建君出具借条时孙宇光并不在场，故不同意承担任何责任。
经审理查明，案涉借条系被告孙建君出具，借条记载：“今委托好友贺国良先生先好友商借人民币六万元整，使用止2013年1月10日，决不失信，到期归还，以此为据”，落款日期为2012年7月10日。其中，“先好友”中的“先”和“使用止”中的“止”均系笔误，分别应理解为“向”和“至”。借条上所盖“南通市崇川区佳之友绣品厂”（个体工商户）的公章并非其业主被告孙宇光加盖，担保人一栏“南通佳恒服饰有限公司”公章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君加盖。孙建君以该借条为据授意贺国良向其朋友举借人民币60000元。贺国良找到其好友即原告王菊芬表达了孙建君的借款之意，王菊芬遂拿出人民币30000元，与贺国良自有的人民币30000元合并在一起共计人民币60000元，以王菊芬和贺国良两个人的名义出借给被告孙建君，未约定借期内利息。该款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条先交付给贺国良保管，起诉前交至原告保管。关于借款用途双方约定用于南通佳恒服饰有限公司经营之用，该公司有且仅有股东两名，即被告孙建君和孙宇光。借款到期后，被告孙建君并未偿还本案借款。
另查明，被告孙建君与被告陈美英于1979年结婚，1981年2月1日生育一子即被告孙宇光，1994年离婚，1995年6月9日复婚，2012年9月24日离婚。就本案所涉借款，贺国良作为原告曾于2014年3月诉至本院，并在诉状中称本案借款系用于南通佳恒服饰有限公司经营之需，后贺国良撤回了起诉。另外，贺国良曾于2012年9月15日向被告孙建君出具过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的收条一张，而孙建君于本案之外还在2011年7月23日向贺国良出具过金额为人民币30000元的借条一张，还款日期为同年9月23日。
诉讼中，原告申请撤回对南通佳恒服饰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已裁定准许。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落款日期2012年7月10日的借条、离婚证、工商登记资料、落款日期2011年7月23日的借条，被告提供的贺国良2014年3月提交法院的民事起诉状（附借条复印件），原、被告的陈述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离婚协议书》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所涉借贷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二、案涉借款的债权人是否为原告王菊芬；三、被告陈美英、孙宇光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双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具体、明确。本案中金额为60000元的借条虽然名为“借条”，但“出借人”仅仅记载为“好友”模糊不清，根据借款合同的法律概念，该借条无法认定为一个借款合同。从该“借条”所记载的内容看，唯一明确的法律关系是：被告孙建君委托贺国良对外借款，至于向谁举借孙建君在所不问，故该借条实质上是被告孙建君与贺国良之间的一个委托合同，这在被告孙宇光第二次的庭审陈述中也得到了印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本案所涉借贷合同关系不成立：贺国良受孙建君委托对外借款，贺国良将孙建君的授意告知原告王菊芬并获得了原告的承诺，此时原告王菊芬与孙建君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即告成立，依据原告王菊芬的陈述和贺国良的证言，借款也以现金方式进行了交付，因此，本案所涉借贷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且生效。
关于本焦点，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借条记载的“先好友”应如何理解。对此，原告表示系笔误，应理解为“向”；而被告孙建君辩称，“先好友”中的“先”是多余的，“好友”就是指贺国良，他不是委托贺国良对外借钱，而是就向贺国良本人借钱，之所以这样书写借条完全是自己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贺国良强逼所为。对于双方的解释，本院认为，原告的解释更接近借条所载内容的原本文义，孙建君的解释一无证据证实，二不符合逻辑常理，孙建君在诉讼中自称高中毕业，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且身为企业的法人代表，不太可能在关涉切身利益的场合下立下与自己真实意思相悖的字据，故本院采信原告的解释，继而将案涉借条认定为“委托书”而非“借款合同”。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王菊芬在起诉前已经保有案涉“借条”，即表示原告对被告孙建君发出的借款要约是接受的，该“借条”即可看作原告的权利凭证，并且结合贺国良的证言及原告自己的陈述，可以看出原告向孙建君贷款的意思表示，故王菊芬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应当认定为案涉借款的债权人。然而，诉讼中原告自认：案涉借款人民币60000元中，自己只有30000元，并且是与贺国良以两个人的名义出借给孙建君的，这也得到了贺国良证言的印证。因此，原告王菊芬主张人民币60000元债权的请求于法无据，只能就人民币30000元主张权利，其余30000元债权可由相关权利人另案主张。
关于本焦点，被告孙建君辩称，本案债权人应当为贺国良，而非原告王菊芬，为此提供了一段录音予以证明。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孙建君与贺国良之间在本案之外还有其他借款关系，从该录音中无法明确辨别是否反映的是本案借款事实；其次，就本案借条字面上的理解，贺国良仅仅是孙建君委托的受托人而非出借人；最后，孙建君辩称与其办理借款、还款手续的一直是贺国良，但原告王菊芬作为本案借款的债权人，与贺国良作为本案借款的经办人，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因此，对孙建君上述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告陈美英应当对被告孙建君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而被告孙宇光则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具体理由如下：
关于被告陈美英，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被告孙建君与被告陈美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陈美英辩称自己没有责任，并向法庭提交了两组证据：1、贺国良2014年3月提交法院的民事起诉状，附带一份借条（即本案金额为60000元借条）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明知本案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是用于南通佳恒服饰有限公司经营活动的事实；2、转让协议及工资表，用以证明陈美英自2009年8月起已不参与南通佳恒服饰有限公司经营活动的事实。对于第一组证据，贺国良及原告均予以认可，且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根据该证据，即便本案借款未用于两被告夫妻日常生活，而是用于南通佳恒服饰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但该公司只有两个股东，即被告孙建君与被告孙宇光，且两人为父子关系，故南通佳恒服饰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在性质上属于三被告的家庭生产经营，陈美英依旧无法免除自己的共同清偿责任。对于第二组证据，原告称借款时并不知情，故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即便转让协议反映的事实客观存在，但陈美英无法证明原告明知或应当知道该事实，故该转让协议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综上，对于被告陈美英的抗辩主张本院无法采纳，陈美英应当对孙建君所负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关于被告孙宇光，其系南通市崇川区佳之友绣品厂业主，原告以借条上有该企业公章为由主张孙宇光承担还款责任。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由其业主作为诉讼主体，故孙宇光的被告主体资格适格，但孙宇光辩称公章非其所盖，原告对此也不持异议，因此南通市崇川区佳之友绣品厂向原告举借本案债务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原告称，孙建君作为父亲将儿子孙宇光拥有的企业公章加盖在借条上，表示孙宇光同意借款，这一主张是不成立的，因为孙宇光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孙建军在未得到孙宇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代孙宇光为该借款行为。因此，原告主张孙宇光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债务应当清偿，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原告王菊芬与被告孙建君之间金额为人民币30000元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双方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孙建君理应及时还款，但原告就其余30000元借款的主张因其非合法债权人，故本院依法驳回。关于孙建君辩称借款已经还清的主张，其仅提供了一张收条予以佐证，此外并无其他证据证实，也未得到原告的认可。对于这张收条，本院认为：首先，其落款日期在本案借款借期届满之前，如果说该款系归还的本金，则还款时间与常理不符；如果说该款系支付的利息，但借条未记载利息，原告也不认可约定了利息。其次，原告提供了其他债权凭证（落款日期2011年7月23日的借条）用以证明该收条反映的还款系针对案外借款，虽然被告反驳该债权凭证仅仅是复印件，但原告称该债权已经全部获偿故而已无原件，该解释于理有据，被告亦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还款是针对本案借款。最后，本案合法债权人已经认定为原告王菊芬，被告仅将钱款交予贺国良而王菊芬未收到，仍不能视为被告履行了清偿义务。综上，对于被告提供的收条及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我国司法解释规定，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据此，原告主张被告孙建君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借款逾期利息（自2013年1月11日起计算至被告还款之日止）的请求于法有据，但只能以本金人民币30000元为基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孙建君、陈美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王菊芬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
二、被告孙建君、陈美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次性支付原告王菊芬上述借款的逾期利息（自2013年1月1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王菊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0元（已减半）、保全费人民币670元，合计人民币1320元，由被告孙建君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时一并与原告结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该院开户行：中行西被闸支行，户名：南通市财政局，账号：47×××82）。
代理审判员 顾彬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赵云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
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9．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41、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中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