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浙民申4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周志昂，男，1954年9月9日出生，汉族，经商，户籍所在地仙居县，现住宁波市江北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应焕江，男，194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户籍所在地仙居县，现住仙居县。再审申请人周志昂因与被申请人应焕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台商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周志昂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申请人在本案相同的仙居法院法官俞绍蓉二万元集资再审过程中，申请人向浙江省高院提交法人登记证、营业执照、浙江省企业标准备案登记表、协议书、原会计柯斐木证明、仙农（1998）45号调查报告、省政协联谊报96年9月6日载有“国有农场举步维艰”等证据，证实海昌厂对外集资的事实存在和利率不同的特殊性，应再华为得到与厂内职工相同的高月息3%，要求与申请人变通的事实和证据。（二）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借款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素不相识，到现在为止从未见过面，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从何而谈借钱，常理不合。（三）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变通借条和集资款发票粘在一起，本属于同一个借款金额二万元，可应再华撕开两票，一票向海昌厂破产申报债权，一票以申请人为债务人申请支付令和起诉，在撕开两票过程时粘连处撕不完整，集资发票上还留有“仙居县良种繁育场”的便笺字样痕迹。2009年9月29日起诉时的借条证据还留有“仙居县良种繁育场”的便笺字样，但是2010年5月25日和7月14日起诉，提交借条的证据“仙居县良种繁育场”的便笺字样被遮盖复印。（四）一、二审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申请人自己不能收集，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但未调查收集。讼争二万元集资过程是海昌厂财务人员柯斐木经手，柯斐木于2007年亡故，但是在2003年11月13日审理与同类型法官俞绍蓉二万元集资时，柯斐木出庭作证，核实其本人出具证明内容。于2004年4月8日申请人向台州中院提交柯斐木书写俞绍蓉集资全过程证言，申请柯斐木出庭作证，台州中院未准许，为此申请人申请要求调取2003年11月11日台仙民一初字第1183号案庭审记录材料，核对柯斐木本人笔迹，而三门法院不予调处。（五）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判决认定讼争二万元系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被申请人是债权人，申请人是债务人。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讼争二万元人民币事属应再华亲手向海昌厂集资，为得月息3%请求申请人变通产生的借条。海昌厂集资发票和借条两者胶粘在一起是集资事实，两票合一属于完整证据，实属同一份集资款，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六）根据以作出裁定的法律文书已撤销。一、二审判决认定二万元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原仙居县人民法院支付令，仙民督字第3号于2008年8月11日临海法院作出，临海市人民法院（2008）临民监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支付令。事实再审申请人已经证明与被申请人不存在民间借贷，属应再华向海昌厂集资法律关系。（七）本案审判人员审理本案徇私舞弊，有枉法判决行为。申请人已于2008年2月居住宁波市海曙区望春桥弄137号，申请人提出案件管辖异议并出具证据：1、出租房所有权人季娟琳证明；2、申请人与出租房东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3、宁波市海曙区春城社区出具申请人居住证明；4、仙居县福应街道周宅村村委会出具的在外居住证明；5、原经常居住仙居县村委会出具的在外居住证明；6、2011年6月10日三名法院审理本案法官与叶庭长及随从驾驶员三人杭州返回路过宁波，特意到申请人宁波的居住地核实。但是台州中院作出裁定书驳回申请人管辖异议。综上，再审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五）、（六）、（十二）、（十三）项申请再审。被申请人应焕江称：（一）根据民诉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于2012年底作出生效判决，且已部分执行，现周志昂时隔三年再提再审申请，远超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贵院应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二）周志昂借款有借条为据，借条由周志昂亲笔书写，载明借款人是周志昂，被申请人要求周志昂归还，证据充分，不管他借款作何用，与被申请人无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周志昂为海昌厂经营所需向我借款，根据本条法律被申请人起诉周志昂符合法律规定，主体适格。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周志昂之再审申请。再审申请人提交了以下四组材料：（一）1、企业标准备案；2、劳动协议书；3、集资发票与借条胶粘被撕痕迹，拟证明周志昂法定代表人印鉴章是职务行为，诉讼主体不符。（二）1、国有农场举步维艰；2、调查报告，拟证明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三）1、支付令；2、提交证据清单；3、2009年9月29日起诉书；4、2010年5月25日、2010年7月14日起诉书；5、2010年8月25日上诉书；6、营业执照；7、执行担保书，拟证明被申请人伪造证据，恶意诉讼。（四）1、拘留决定书；2、民事裁定书（2002）仙执字第362号等共六份；3、经常居住地证明；4、租房出租合同；5、证人出庭申请书，拟证明法院营私舞弊、枉法裁判。本院认为：一、再审事由是指当事人据以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法院通过再审撤销或者变更生效裁判所必须具备的事实和理由。当事人必须按照再审事由范围提出原判决应予再审的理由，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本案中，周志昂提出的申请再审事由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五）、（六）、（十二）、（十三）项内容，即“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的”和“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等七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对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二、具体到本案中，（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包括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必须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再审新证据的标准；二是若构成再审新证据，该证据的证明力必须达到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程度。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均为原二审之前已经出现的，不符合“新证据”的形式要件。（二）关于诉讼主体的问题，这也正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即讼争的20000元款项系周志昂个人借款还是浙江省仙居海昌酿造厂的集资款，债权人是应焕江还是应再华。对此，原审从借条的内容、集资款收款收据所记载的内容和《执行和解协议书》等方面分析，借款关系应发生在周志昂与应焕江之间，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借条明确载明：“今向里基岙村应焕江同志暂借人民币贰万元整（月息按三分计算），暂借人海昌周志昂”。（三）伪造证据是指为达到掩盖、扭曲案件事实的目的而故意制造虚假证据材料的行为。“伪造”包括伪造、虚假和变造三种情形，即模仿真实证据而制造假证据，或者凭空捏造虚假的证据，以及对真实证据通过涂改、添加、挖补等变更改造，使其失却、减弱或增强证明作用的情形。应焕江因诉讼举证的需要，将粘贴在一起的两份票据撕开，并将借条作为证据提交，尚不属于伪造证据的情形。（四）关于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而法院未予调查收集的事由，构成本事由的证据必须是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必需的主要证据，对于次要证据、补强证据或者与案件事实并无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即使未予收集，亦不构成本项事由。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书中陈述的是“申请要求调取2003年11月11日台仙民一初字第1183号案庭审记录材料”，而其提交的证明材料则为落款时间为2004年的一份“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两者内容不相吻合。且相关的庭审记录材料亦不属于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必需的主要证据。（五）关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的”这一事由，只有原判决、裁定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和案件性质是根据其他法律文书作出的，才可能以此为由申请再审，本案中，虽然支付令被撤销，但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和案件性质并非根据支付令作出，故该项事由不能成立。（六）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是指该行为已经相关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确认，申请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证明本案的审判人员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实施了上述行为。综上，周志昂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周志昂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詹 巍代理审判员 梅 冰代理审判员 王雄飞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周云芳??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