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随州中民一终字第000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甲，男，196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乙，男，197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严国平（代理权限：参加诉讼，代�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随县均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杨某丙，女，195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
原审第三人：杨某丁，女，195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杨某戊，女，1959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职工。系原、被告三姐。
原审第三人：刘某，男，195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职工。
原审第三人：杨某己，女，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职工。
原审第三人：杨某庚，女，1966年5月5日出生，汉族，职工。
上诉人杨某甲、杨某乙为与原审第三人杨某丙、杨某丁、杨某戊、刘某、杨某己、杨某庚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随县人民法院（2014）鄂随县民初字第01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姚仁友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王耀、朱玉玲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了审理。上诉人杨某甲、上诉人杨某乙及其委托代理人严国平，原审第三人杨某丙、杨某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杨某丁、杨某戊、刘某、杨某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杨某甲诉称：我与被告及第三人系同胞姐弟关系。1996年父母相继去世后，在均川朝阳街遗留有老宅两间。2012年，老宅需要拆迁，被告将我隐瞒，与街道居委会签订了老宅拆迁协议。后我多次向政府及居委会反映，提出被拆迁的房屋中有我的一间。由于被告在2014年年前已住进被拆迁的还建房，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赔偿款2.8万元或将还建房进行分割，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杨某乙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8万元的理由不成立，父母遗留下的两间房屋市值5000元，我愿意将这5000元全部给原告；二、还建房是政府对住户的补偿及我用现金购买的，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杨某丙、杨某戊、杨某丁、刘某、杨某己、杨某庚陈述，对父母所遗留的老宅放弃继承。
原审查明，杨永森（1930年出生，1990年去世）与孙秀英（1932年出生，1996年去世）夫妇二人在均川镇朝阳街一组购买有他人砖木结构房屋两间及一间偏房，建筑面积为55㎡。杨永森、孙秀英去世时均未留下任何遗嘱。杨永森、孙秀英生前共生育八个子女，分别是长女杨某丙、次女杨某丁、三女杨某戊、四女杨光菊（杨光菊于1961年11月出生，1984年与刘某结婚，双方生育一个女儿，取名刘杨。2005年，杨光菊去世）、五女杨某己、六女杨某庚、长子杨某甲、次子杨某乙。1986年，杨某甲到原随州市棉纺厂上班，后一直在随州市区居住。杨某乙一直居住在均川镇。
2012年6月，随县均川镇朝阳街进�改造，讼争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当年6月19日，随县均川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杨某乙就讼争拆迁的房屋达成“均洪公路朝阳街段改造建设工程项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58.87㎡，其中砖木58.87㎡。按拆一换一的原则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杨某乙选择房屋面积103㎡的房屋一套。另外，因其他的项目（庭院、附属物、装饰装修、搬家费、过渡补助费、提前搬迁奖等）对杨某乙补偿了11545元。同时，协议还约了定选层、结算方式：被征收房屋面积大于安置房面积的部分，砖混结构的按每平方米900元，砖木结构的按每平方米800元补偿。拆迁还建房屋现已交付。后原告找被告协商解决此事，协商无果，原告遂诉至本院。
原审另查明，在庭审过程中，第三人杨某丙、杨某戊、杨某丁、刘某、杨某己、杨某庚均放弃对讼争房屋的�承。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讼争的老宅房屋系杨永森、孙秀英去世时遗留的遗产。杨永森、孙秀英生前未立遗嘱，房屋一直由杨某乙居住，原、被告及第三人在他们父母去世后也未对遗产进行分割、继承，故讼争房屋应为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等按份共有。现第三人均放弃他们共有的份额，故遗产老宅房屋应由原、被告均等共有。现祖房已被拆除，且还建房屋已由被告居住，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部分房屋拆迁款的诉请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讼争房屋的建筑面积为55㎡，按拆迁补偿协议每平方米800元的标准计算，故房屋拆迁款44000元（55㎡×800元／㎡）应当由原、被告予以均分，即原告应得拆迁款22000元。被告的辩称理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某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原告房屋拆迁款22000元；二、驳回原告杨某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杨某甲负担400元，由被告杨某乙负担400元。
上诉人杨某甲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的诉争房屋面积有误。政府拆迁协议认定的诉争房屋实际面积为58.87㎡，一审却以原土地证上标注的55㎡计算房屋拆迁款对上诉人不公。二、一审认定的诉争房屋拆迁款单价有误。诉争地段还建房的政府优惠价为1200元／㎡，市场价格为1500元／㎡，但一审却按照800元／㎡计算房屋拆迁款是错误的，并且，实践中没有一个拆迁户会接受800元／㎡的房屋补偿单价。三、政府给予拆迁户其他项目的补偿（庭院、附属物、装修、搬家费、过渡补偿费及签约奖等）共计11545元，这些都是祖房遇到拆迁时所衍生的价值，上诉人�应该分享一半。四、上诉人杨某甲身体残疾，有两个子女需要抚养，家庭十分困难，母亲在世时曾承诺，待其过世后将前面的两间房屋（被拆迁的房屋）留给上诉人杨某甲，但被上诉人杨某乙却将还建房全部据为己有，属于“故意隐匿、侵吞、争抢遗产”性质，故一审应该适用继承法司法解释第59条的规定，对被上诉人杨某乙酌情减少应继承的财产。综上，一审没有平均分割房屋价值，对上诉人不公，请求二审按照房屋面积58.87㎡，房屋单价1200元计算，判决被上诉人杨某乙向上诉人杨某甲支付房屋拆迁款35000元，并由被上诉人杨某乙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
上诉人杨某乙也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适用《继承法》关于代位权的规定是错误的，应当适用《继承法》关于转继承的规定，将�光菊应继承的份额转由其女儿刘杨继承。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本案诉争的房屋是危房，父母去世后，一直由上诉人杨某乙居住，期间，房屋两次因水灾进水，只有上诉人杨某乙在保管和出资修缮房屋，一审判决上诉人杨某乙和被上诉人杨某甲按均等份额分割是错误的，对杨某乙不公，应当对杨某乙多分。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杨某甲应当在父母去世后的两年内提起诉讼，但其在十八年后提出诉讼，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针对上诉人杨某甲的上诉，被上诉人杨某乙答辩称：上诉人杨某乙一直居住在诉争的房屋内，母亲在去世前曾承诺将遗留的房屋留给我所有。我居住的十八年期间，对房屋进行维修、改建、加固及守护，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十八年期间，杨某甲从来没有向我主张房屋，现在起诉已经超过了�讼时效，法院不应支持其请求。
针对上诉人杨某乙的上诉，被上诉人杨某甲答辩称：二审应该按照房屋面积58.87㎡、房屋单价1200元／㎡计算被拆迁房屋的价格，并由我和杨某乙平分拆迁款、补偿款。
原审第三人杨某丙、杨某庚答辩称：我们作为出嫁的姐妹，都放弃自己应得的份额，由杨某甲和杨某乙对该诉争房屋价值进行平分。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
另查明，2014年12月2日，杨光菊之女刘杨已以书面形式向一审法院承诺“不参与均川镇四间老宅的继承分割”。刘杨所称的该“四间老宅”包含：本案诉争的已经被拆迁的两间老宅；未被拆迁的两间老宅。
还查明，杨某乙与随县土地收购储备供应中心、均川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19日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约定，“补偿项目及金额：附属物2440元、装饰装修1505元、搬家费1000元、过渡补助费3600元、提前搬迁奖3000元”；该协议第八条约定，“被征收房屋面积大于安置房面积的部分，砖混结构的按每平方米900元、砖木结构的按每平方米800元给予补偿。安置房面积大于被征收房屋面积的部分，20平方米以内的由乙方按800元／㎡购买，超过20㎡的按二／三／四楼1200元／㎡、五楼1100元／㎡、六楼980元／㎡的价格购买结算。”上诉人杨某乙选择购买了一套楼层为三楼、面积为113.78㎡的安置房，并按上述价格补交了房屋差价。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当事人之间为继承父母遗产而产生的纠纷。一审期间，对于“位于均川镇朝阳街一组、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55㎡、砖木结构房屋”（以下简称“诉争的房屋”）的来源、结构、位置、土地证上载明的建筑面积、实际拆迁补偿的面积、第三人的遗产继承人资格等基本事实，各当事人均无异议，经本院审查，原审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故均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上诉人诉争的房屋，原属于二上诉人父母杨永森、孙秀英的夫妻共有财产。在杨永森、孙秀英相继去世后，各继承人都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诉争的房屋应属各继承人共有，现各继承人为此而发生之纠纷，可按析产案件处理。原审法院将该案案由确定为“分家析产纠纷”，符合法律规定。
在本案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原审第三人杨某丙、杨某戊、杨某丁、刘某、杨某己、杨某庚以及刘杨均明确表示放弃对诉争房屋的继承，均系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现针对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杨某甲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诉争的房屋为不动产，继承开始后，各继承人既未进行分割，也无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故应属各继承人共有。在诉讼中，杨某甲、杨某乙虽然均主张“母亲曾承诺待其过世后将房屋留给自己”，但二上诉人既不能提供任何书面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也不能得到对方的认可，也未能得到原审第三人的认可，因此，应当认定孙秀英生前未对诉争的房屋立下遗嘱，在诉争的房屋未进行分割之前，该房屋属各继承人共有。杨某乙对诉争房屋的居住、管理、修缮，不改变房屋的“共有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之意见，杨某乙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2、诉争的房屋面积应按58.87㎡计算。“以事实为根据”是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虽然诉争的房屋在人民政府于1993年核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上载明为“建筑面积55㎡”�但杨某乙与房屋征收拆迁部门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已明确载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58.87㎡，其中砖木58.87㎡”，且征收拆迁部门确系按58.87㎡与杨某乙进行的产权调换，因此，诉争的房屋面积应按58.87㎡计算。一审按照55㎡计算诉争的房屋面积，与事实不符，应当予以纠正。
3、诉争的房屋单价应按800元／㎡计算。根据杨某乙于2012年6月19日与房屋征收拆迁部门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可见，对于被拆迁的“砖木结构房屋”，房屋征收拆迁部门按照800元／㎡的价格给予补偿或者有限度地产权调换。对超过拆迁房屋面积的部分，需要执行房屋征收拆迁部门对安置房确定的购买价格、“楼层调节价”，即“补差”的房屋单价取决于被拆迁户对安置房的楼层选择，不是恒定的单价。诉争的房屋为“砖木结构”，当然应按800元／㎡的价格计算。杨某甲所称的1200元／㎡，属于杨某乙选择安置房后“对超过拆迁房屋面积的部分”的购买价格，不能视为被拆迁的“砖木结构房屋”房屋价格。因此，一审判决按照800元／㎡计算诉争的房屋价格，符合本案实际。上诉人杨某甲所请求的1200元／㎡房屋单价，与客观事实不符。
4、杨某甲可以获得诉争房屋“附属物、装饰装修”的部分补偿。杨某乙与房屋征收拆迁部门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载明的“搬家费、过渡补助费、提前搬迁奖”，均系房屋征收拆迁部门为鼓励“支持、配合”拆迁行为而给予搬迁户的个人补偿，与无需搬迁的非居住户无关。诉争的房屋被拆迁前，一直系由杨某乙居住，故上述“搬家费、过渡补助费、提前搬迁奖”均应属杨某乙个人所得，与杨某甲无关，也与诉争房屋的补偿价�无关，不应纳入财产分割范围。杨某乙在诉争的房屋中居住期间，虽然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房屋进行一定程度的修缮、装饰、增添附属物，但诉争的房屋毕竟系其父母生前所建、所住，应当有父母遗留的部分“附属物、装饰装修”被保留至拆迁时，因此，上述《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载明的“附属物2440元、装饰装修1505元”，也应当包括对二上诉人父母所遗留的部分“附属物、装饰装修”的补偿，故杨某甲可以主张部分“附属物、装饰装修”的补偿。综上，杨某甲请求“将附属物、提前搬迁奖等补偿款11545元进行平分”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但一审判决未考虑杨某甲可以获得的“附属物、装饰装修”的部分补偿，存在一定的不当。
5、杨某乙可以适当多分得部分财产。一审判决考虑了遗产一直未进行分割、第三人放弃共有份额�因素，将诉争的房屋确定为“应由原、被告均等共有”，该处理原则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本院认同。但是，在二上诉人的父母去世前，杨某甲已在随州市区工作、居住，仅杨某乙随父母生活、居住在诉争的房屋之中，故杨某乙属于法律规定的“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情形，可以适当多分。同时，自二上诉人的父母去世后，诉争的房屋一直由杨某乙居住，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杨某乙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一定的修缮、增添或更新附属物，而这些“修缮、增添或更新附属物”对诉争房屋的“保值、升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考虑，也可酌情由杨某乙多分。此外，本案诉争的房屋为显而易见的不动产，不可能存在被“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之情形，杨某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之规定而请求“对上诉人杨某乙少分”，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相悖。再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杨某甲所称“身体残疾，有两个子女需要抚养，家庭十分困难”，与上述法定条件不符，故杨某甲不属“应当予以照顾的继承人”。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另考虑杨某乙对诉争房屋的“管理、修缮”之作用，在对诉争的房屋折价款进行具体分配时，可以考虑对杨某乙适当多分。一审判决未参照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及实际需要等具体情况，直接按照“均等共有”方式进行具体分割，也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
6、一审判决确定的实体处理结果可以成立。如前所述，一审判决虽然在确定诉�的房屋补偿面积上少计算了3.87㎡、在诉争房屋的“附属物、装饰装修”补偿款上没有考虑杨某甲可以适当分得的部分，对杨某甲的确存在一定的“不公”，但是，一审判决未考虑如前所述的“杨某乙可以适当多分得部分财产”的法定因素、酌定因素，对杨某乙也存在一定的“不公”。本院认为，综合考虑一审判决未予认定的上述法定因素、酌定因素，另考虑处理继承问题上“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的处理原则，一审判决确定的“杨某乙返还给杨某甲房屋拆迁款22000元”可以成立，本院可以维持。
7、一审判决适用的部分法律条款有误，但未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在原审第三人刘某的女儿刘杨的继承人资格问题上，刘杨属于“转继承”而非“代位继承”的继承人，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确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但是，刘某、刘杨在一审期间均已“承诺”放弃对诉争房屋的继承与分割，因此，一审判决虽然“适用法律错误”，但该错误未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适当，可以维持。二上诉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部分上诉理由不成立，但均不影响一审判决的实体处理结果。此外，一审判决主文的“第二项”存在明显的笔误，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项、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第52条、第58条、第6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随县人民法院（2014）鄂随县民初字第015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随县人民法院（2014）鄂随县民初字第015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原告杨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元，由杨某甲负担125元，由杨某乙负担3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仁友
代理审判员 王 耀
代理审判员 朱玉玲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