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11民初10789号
原告：郭静涛，女，198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黄欣欣，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牛慧君，男，1983年5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系原告配偶。
被告：许芝颖，女，1990年7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代理人：孙发林，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邢雅茵，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静涛诉被告许芝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静涛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欣欣、牛慧君，被告许芝颖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发林、邢雅茵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静涛诉称：原告从事演艺活动的门票销售工作，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向原告称其有价格更低的门票渠道，基于对被告的信任，2016年4月开始，原告开始从被告处购买门票出售，双方通过微信沟通确定门票种类、价格、数量事宜后，原告通过支付宝向被告支付票款，一部分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一开始被告都能依约交付门票，但自2016年7月中旬开始，被告开始无法交付门票，并告知其他未到演出日期的门票也无法交付。根据双方的交易记录，2016年4月19日至2016年7月4日期间，原告共向被告下单购买门票163张，被告均无法交付，票款金额总计174226元，确定无法交付门票后，被告仅向原告退还了23340元，剩余150886元的票款经原告多次追讨无果。原告认为，其向被告购买门票，并已经支付了购票款，双方已经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现被告无法履行交付门票的义务且拒绝退还购票款，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退还购买门票的款项14697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许芝颖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很早就从事演艺活动门票销售业务，被告在银行工作，在被告产假期间，原告向被告介绍兼职演艺活动门票销售业务的模式，并表达了合作意向，之后被告与原告达成合伙协议，共同通过双方的渠道拿到演艺活动门票进行销售，在与第三方张某购票时，原告联系提供客源，收取票款，被告负责查询票种、票价、位置等票面信息，并将收取的票款支付给张某。每张票被告赚取20元佣金，原告赚取80元佣金。2016年7月，第三方张某无法交付门票，经了解，因出售门票给张某的关绮霞涉嫌诈骗携款逃跑未能将门票交付给张某，经原告与被告追索，无法联系上关绮霞而无果。被告已向公安部门报案，后得知张某也于2016年8月3日向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报案，并已由该局立案侦查。由于门票无法交付，导致买票人不断向被告及原告追偿票款，为息事宁人，被告退还了3650元利润并垫付了20000元票款。被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应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合伙人应按享有的利润比例承担亏损和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损失于法无据。被告认为双方是合伙关系，理由如下：第一，双方虽然没有书面约定，但因为双方是很好的朋友，只是口头约定了合伙关系，被告有证人可以证实；第二，双方在合伙过程中具体分工，在决策上双方集体决策，双方的合伙模式为原告负责开拓客户并收取客户的票款，被告负责跟票源方拿票及结算，在合伙中双方并未实际出款；第三，双方在利润分配上均是根据总的销售业绩分配，分配的比例为原告占80%，被告占20%；第四，双方在发生风险或损失均是共同承担，在原告诉请的票价前双方也有发生过损失，也是按照利润分配比例进行风险承担，在发生本案损失发生后，双方也有与票源方进行协商，共同追讨，由于原告坚持卖方退还所有款项，因此协商未果。从上述几点看，原被告之间关系符合合伙情况，应当认定为合伙关系。被告认为原告在涉案损失发生期间合计向被告支付了170621元票款（合伙款），在原告向被告多次催讨票款时，被告基于与原告的合伙关系，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支付了23650元。因此根据双方的合伙关系，涉案票价损失合伙款应为170621元，根据双方的利润分配和风险承担比例，被告应承担其中的20%损失即34124.2元，扣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23650元，被告在本案中确认应向原告支付的合伙损失款10474.2元。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4月19日开始进行票务合作，2016年4月至2016年7月期间，原告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等方式合计向被告支付票款170621元，被告已向原告返还票款23650元，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剩余票款146971元。
原告表示其与被告系票务买卖关系，双方存在合作关系，由于被告表示其有更加优惠的票源，原告才向被告购买演艺活动门票，原告并不清楚被告进货价格，被告也不清楚原告销售价格，双方之间的交易过程并不成立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1、微信聊天记录及光盘，光盘内容为微信文本原始导出记录，日期从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8月2日，该微信系原告（我）与被告（Flora）的聊天记录，拟证实原告于2016年4月向被告购买门票，涉案的17万元票款从4月开始转账持续至7月，被告一直未能出票成功，其中2016年4月19日10:53:35原告“不如就这样讲定，每次下单每张票我给你20元佣金，你在我这下单，你就给我20元一张，这样好吗？我同其他人都是这样的”，被告“OK”，原告表示其在向被告购买门票时在支付被告告知的票价后，原告在每次额外支付每张20元的佣金，这就是被告所谓的利润分成的来源，但其实仅是佣金；2016年7月28日9:48:52被告“其实大家都有在赚钱，我不知你赚多少，我赚多少你也不是不知道，每个人都有责任，我同Yufi已经一再让步，请你去报警，帮助你去报警，打官司告思美的钱我们两个出，帮你给了尾数将近8万元，而你自己却一点责任都不想去负，你只是自己想办法解决10万先，我们谁不是自己扛着十几万，如果我们请律师告思美成功的话，拿得回的也是给回你，我真的不知我还能给你做什么”，可见双方并不存在合伙关系，被告并不清楚原告的利润收入；2016年7月21日23:08:03被告“其实大家都在赔给自己的客户”，此时已经发生了被告的票源上家无法兑票的事情，被告与原告多次协商表明双方各自有自己的客户并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在聊天过程中商量共同应对的问题，是由于双方是朋友关系，在发生此事件后，双方均有损失，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关于票价的协商过程中，有出现类似票价贵不贵、有没有更便宜的票价或票源等问题，只是一个关于一个票价讨价还价的过程，并不存在协商票价共同出售共分利润。
2、支付宝收支明细证明，原告表示在该明细中原告在向被告支付款项后多次存在额外支付40元、80元等情形该款项即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佣金。
3、支付宝交易记录明细查询。
4、微信转账记录，证据3、4共同证实原告向被告支付购票款170621元及被告向原告退还23650元，剩余146971元的票款被告未退还原告。
5、门票购买记录登记表，该登记表系原告自行制作，证实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交易明细，记录中所显示的门票均为原告向被告购买后被告未能兑票的所有记录，被告已经将未能兑票的佣金退回并返还了20000元票款。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基本无异议，同意采信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文本，但由于被告仅持有2016年6月以后的聊天记录，且原告的聊天记录文本存在删减，因此聊天记录仍应以被告提交的2016年6月以后的聊天记录为准。原告与被告为合伙关系，在2016年4月19日10点53分-56分的聊天记录中体现了双方谈论的是利润分成，与一般的买卖关系不同，原告每张票给被告分成20元；2016年6月30日15点28分14秒，原告“我就只有香港那张赚了180元，其他就80元”，显示原告出售门票自己赚80元；2016年6月30日22点44分05秒，原告“两单都是下家的，赚80一天”，被告表示原告口头表示每张单分给其20元，其每张单赚80元；2016年7月21日23:08:03的记录提到的客户，并不是被告赔钱给客户；2016年7月28日9:48:52的记录其实被告知道原告的赚取多少，每张票的利润只有原告才清楚，原告称其赚80元被告赚20元就是分配原则，被告不可能查每张票多少钱，双方同意以该比例分配。对证据2-4确认原告陈述的向被告支付的总金额，对被告所陈述的支付宝中支付的40、80元佣金就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利润，也能证明原告一直有向被告支付利润，如果双方是买卖关系的话原告就不用给被告支付利润，从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看，原告是按照合伙协议如实向被告支付了每张票20元的利润，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出原告收取的利润并不止每张80元，所以原告在与被告的合伙中存在不诚信的行为。对证据5确认存在无法兑票的情况，但被告已经返还了部分款项。
被告为证实其与原告系合伙关系，双方对合伙期间利润分成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亦向被告支付了利润分成，被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被告间的QQ聊天记录，时间从2016年7月4日至2016年7月25日，证实原告邀请被告合伙销售演艺门票，其中2016年7月20日9点38分，原告“我每张才赚80元”，2016年7月8日16点，原告“跟你合作就是好”，“有人一起商量、一起解决，那种感觉真的无敌棒”，“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然后有人同你共同进退”，证实原告与被告是合伙关系。
2、原告与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原告在聊天记录中确认“你们有没想过，yufi（张某）其实可以只退回佣金给我们，然后不帮我们追回款？”，证实佣金是向上家支付，而非向被告支付，原告对其客户均承认其购买门票的上家是张某，而且客户也把原被告看作一体，可以证明原告承认与被告是合伙关系，票源的卖方是张某而非被告。
3、原被告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原被告确认合伙期间未兑付门票的金额是170621元。
4、证人证言，其中证人张某表示其与被告从2009年开始认识，双方是朋友关系，其将门票卖给被告，但并不认识原告，被告自称与原告一起卖票，原告赚80元，被告赚20元，原告从未向其支付过票款，张某表示共向被告出售了26至27万元门票，门票损失发生后，张某从未与原告直接联系，而是与被告联系；证人黎某表示其与被告是认识十年的好友，其曾某原告询问过演唱会门票价格，后来知道原告与被告合作后就询问被告该票价是否过高，被告表示在原告处购买与在被告处购买均一样，故黎某在2016年4月16日向原告付款购买了演唱会门票，被告曾告知证人其与原告一起卖票，但被告并未告知具体的合作方式和利润分成。证实原被告间的合伙关系，双方共同经营共负盈亏。
5、报警回执，显示证人张某在2016年8月3日向广州市公安局滨江街派出所报案。
6、立案告知书，该告知书由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于2016年8月16日出具，认为“张某被诈骗一案符合立案条件，立为关绮霞涉嫌诈骗按进行侦查”。
7、关于旅游套票、演唱会门票退款协议，该协议由关绮霞向张某出具，表示共欠张某旅游套票及演唱会门票合计352051元，日期为2016年7月21日。证据5、6、7共同证实票款收取人关绮霞携款逃跑涉嫌诈骗，导致原被告未能将门票交付客户，被告对此也有报案。
8、账单详情，证实被告为合伙亏损主动承担部分责任，向原告转账支付23650元。
9、原告微信朋友圈截图，证实原告2015年12月就已在朋友圈中销售演艺门票。
10、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证实被告已于2016年7月26日就诈骗之事报案。
11、微信语音通话记录及文字整理材料，其中2016年7月22日，原告“为什么追不到关绮霞要钱就来追张某呢，如果我们能把钱要回来都会退给他们啦，如果真的是退不了大家都应该分担一些啊，大家都有份赚钱的，如果没有张某我们也拿不到票啦，不是说赚钱的时候一起赚，亏欠的时候自己就不愿意承担”，表明原告的票源就是张某，大家都应该共同承担损失；2016年4月24日，原告“如果我们之间都认识的朋友分别问我们报价，我们互相之间通知一下”，“我这边经常都不回复我的，没我们两个合作的这么愉快”，2016年7月11日“12号的要加30，会不会好点？要不我们统一加550会不会好多？”证实双方合伙经营，共同协商；2016年5月20日，“然后我还要给20佣金你，自己拿80，但有些觉得对方一定会买的那些，我就会加2-300”，“如果自己的单就能赚到180，我自己加200啊甚至，那就能赚180，因为分你20元”，2016年6月19日，“有些啊，我加20-50的，就是给你的佣金，还有的话我就加50，其中我会拿30”，证实双方的利润分配模式。
12、根据双方微信记录整理出来的证实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文字资料，证据11、12的记录中均有提及双方协商票价定价、客户跟踪、协商开网店、利润分配等情况，均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原告提供客源，被告提供票源，双方协商票价一致后再由原告出售给客户，双方在处理诈骗的事情中，双方一直协商处理客户的事宜，若双方不是合伙关系，被告无需面向原告的客户，从解决风险的方式可以看出双方是共同承担风险的，不是被告一人承担。
13、交易清单，该清单由被告根据与原告的微信记录整理，一直以来原告都告知被告是二八分成，但根据该整理的清单才发现双方分成比例差距很大。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被告的证实内容，原被告双方是好朋友，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所以聊天记录中有双方共同经营、共同商量如何把生意做好；被告称7月8日的记录证实双方是合伙，但该对话的背景是被告为原告解决了门票的问题，但客户都是各自的，并不是对合伙关系的认可，记录中多次反映“你的客户”、“我的客户”等；被告主张记录反映原告承认每张票赚80元，但该对话是针对特定的一张票，第54页在商量的是退票、亏损的问题，第55页被告向原告发的消息“因为我只是收你20一张，我不知道你30%是什么环境”，原告就回应“我每张才赚80，如果按每张30%赔的话我也是亏损的”，9点39分被告称“我没有理由去贴30%，反正我是自己垫钱退了”，说的也是各自退自己票的反映。合伙关系最主要的特征是人与人的合意，既然双方对合伙理解不同，合伙关系就不可能成立，是被告为了推卸责任才称双方是合伙关系，原告由一开始就没有与被告达成合伙利润分配的过程，否则不可能不告诉被告一张票卖多少钱，而是仅仅询问哪个演出、哪个档次的座位多少钱。
对证据2是出现无法兑票后在商量如何应付，记录中戴墨镜的是原告，至于被告提及的“思美是你上家”的内容都是其他人说的，原告并没有对该内容进行确认。原告不认识张某，也没有见过面，原告知道有些客户也是从张某处购票，原告认为每个交易都应该独自成立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实际上有无合伙合意，从双方意思表示和交易过程的结果、处理方式看是可以认定是一层层的买卖关系，互相都不知道各自的销售利润。
对证据3金额无异议。
对证据4中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该证人并不认识原告，其所知道的原被告之间合作关系是被告单方向其陈述的，这只是被告本人的观点，证人陈述被告从她那里买的无法兑换的票款是26、27万元之间，而原告向被告所买的无法兑现的票是17万元，从该购票差额看也可以证实被告是有向其他人出售门票，自有经营门票销售的工作，关于证人曾某被告退款的事情，原告在此之前并不清楚证人退了多少钱，如果真的如被告陈述双方是合伙，应当共同向证人追讨这一退款，并且就退款如何承担有商量，但这都没有发生，证人张某的证言无法证实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反而证明被告单方向其购票。对证人黎某的证人证言，该证人也不知道原被告之间的具体关系，是被告单方向其说与原告一起卖票，该证人证言对双方成立合伙关系没有证明力，证人提及被告与其说在被告或者原告处购票都是一样的，但时间是在4月16日，而原被告确立双方合作模式在4月19日，被告如此向证人解某的背景是因为证人是双方共同朋友，当时有商量过如果有共同朋友买票的话如何处理，达成的意见就是先问谁就由谁卖票，不要互相争抢，该证人有证实其向被告直接买过门票，被告也向其直接退款，可以证实原被告有各自的经营，并没有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事实。
对证据5-7确认存在无法兑票的情况，该案至今的情况原告也不清楚，被告当时确实有邀请原告作为受害人报案，但不能说明双方是合伙关系，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原告的选择。
对证据8、9三性无异议。
对证据10被告有说过报案，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对证据11、12，该证据无法证实双方是合伙关系，被告提交的证据都是根据原告提供的材料中整理出的，至于该证据证明的内容均是被告自身的理解，存在以偏概全。关于定价，虽然在双方聊天过程中有商量定价，但双方的实际销售价格均是互相不受影响，独立决策，从被告提交的录音证据第一页第四段原告称“你可以卖高一点也行，你自己喜欢，我就按这个价格来卖”，由此可以看出双方有讨论价格，但不存在共同决策；关于被告称双方存在利益分配所提出的方案，其实只是原告向被告陈述自己销售后得到的利润，不存在商讨利润分配，若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则利润分配不应该每次卖票的利润不同，且存在多种利润分配方式，由此可以反证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也不存在利润分配，除了对双方共同朋友出售会明确对半分配，但即使双方对半分配，出售价格也是由原告单方确定的，双方不存在利润分配的约定。双方在6月22日22:39:10的聊天记录中，原告向被告表示卖贵了1000元，被告表示其最高价也是贵10**元，同时原告在22:46:33表示平时最多也就是加400，基本都是120-220，双方还有很多类似的票价销售情况的交流，均能体现原被告是各自对外销售，不存在固定利润分配。双方曾协商开办淘宝店，但实际双方并没有实现，并不存在合伙实体。关于共同追讨上家及面对客户问题，只是由于本案因涉嫌诈骗无法出票，为弥补损失，共同向上家追讨，一步一步向上家追讨，原告在此之前甚至不清楚被告上家为张某，一直以为是思美，而在实际追讨中也是由被告直接向张某追讨，被告再向原告转述追讨情况，目的为了向原告证实其票款无法追回，因此无法退还原告票款，在本案起诉前，原告向被告追讨过程中也是相信被告会向原告还款；被告提供的证据微信群记录中，只有原告及其客户，被告并未在群中，在所有面对客户的事宜均由原告自己在处理，关于其中一个叫“鹏”被告与其联系是由于原告不清楚诈骗事宜，才让被告出面说明，但在赔偿过程中也是由原告自行承担，因此双方不存在共担风险的情况。
对证据13未拿到票的金额、明细予以确认，确认双方曾有成功交易，但被告主张的原告利润是其自己计算的，张某是与被告直接交易，对被告主张的交易成功记录也是证明被告是不清楚原告销售获利的情况，所谓的合作期间原告隐瞒利润只是其单方的揣测，原告没有义务告知被告销售门票所获利润的具体金额，只是根据双方约定好在被告报价基础上额外向被告支付每张票20元，至于被告向原告报价是否赚取利润，是被告自己掌控的。
庭审中，被告表示双方合伙关系没有书面协议，只能通过微信、QQ聊天记录判断双方关系，原被告之间存在三种利润分配方式：1、每张若赚100元，则按原告80元被告20元分配；2、共同朋友对半分配；3、原告直接的客户，每单固定给被告20元，其余利润为原告所得，又是原告多赚的还分多点给她。但被告在庭审中亦确认，双方从未根据利润进行对账，被告也未向原告要求将利润予以公开，对于被告陈述的三种利润分配方式，被告表示其基于对原告的信任，根据原告提供的客户名单自行判断利润分配方式。原告表示被告除第一次告知其票源，其后从未告知票源方，原告也无票源的联系方式，原告向被告购票，根据行规被告的上家原告也不会去联系；无论客户还是代理，原告表示其均给予被告20元/张的佣金，只有几单共同朋友的是对半分配，只是给代理的价格原告自己会根据客户性质进行调整，但无论如何调整都是原告自己的客户，被告所谓的客户不同利润分成不同是其主观臆测。
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光盘、文字整理材料、支付宝明细、微信转让记录、门票购买记录、QQ聊天记录、证人证言、报警回执、立案告知书、退款协议、账单详情、被害人诉讼权利告知书、微信聊天音频、交易清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关系还是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本案中，首先，在共同出资上，本案中根据原被告双方的交易形式，双方之间对于出资方式并无约定，而是由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用于购买门票，被告将款项支付票源方后取得门票再交付原告，根据聊天记录，双方的合作方式中并不存在被告所称的“原告提供客户、被告提供票源渠道”的约定，故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共同出资”的情形；其次，在共同经营上，门票款项均为原告向其客户收取后交付被告，被告将款项交付票源方，被告并不知悉原告的客户信息，原告也不知悉被告的票源信息，对于被告取得门票的价格原告也并不知悉，双方之间从未针对该内容进行过协商，原告虽在聊天过程中针对门票如何定价咨询被告，但该对于票价的协商并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共同经营”的情形；第三，在共享利润上，根据原告与被告在2016年4月19日通过微信达成的口头协议，原告明确表示每张单给予被告20元的佣金，被告对此并无异议，在其后双方的交易过程中，原告在向被告支付票款时，基本给予被告20元/张的佣金，被告也仅收取固定利益（即20元/张），原告虽向被告表示其赚取100元/张的利润，分给被告20元，自己仅赚取80元，但根据聊天记录可知，若原告售票超过100元的利润也由原告单方享有，并不与被告进行分配，而被告在知悉原告获取超过100元的利润时，也并未在聊天过程中提出异议，双方之间仅针对售票给共同朋友时会进行利润的平均分配，但在其他交易中均不存在共享利润的分配模式，被告虽多次表示双方有对利润进行协商并存在三种利润分配模式，但被告无法区分何种情况下适用何种分配模式，仅表示“根据原告提供的客户名单自行判断”，但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关于利润方式的明确约定，被告所谓的三种利润分配方式仅是其根据聊天记录作出的主观推定，双方的聊天记录并不足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共享利润”的情形；第四，在共担风险上，从2016年4月19日双方开始合作至2016年7月底发生无法兑票事件期间，仅出现过一次无法兑票情形，而被告将票款及佣金全额返还原告，在发生涉案无法兑票事件后，原告向被告要求其全额退还票款，原告并未直接向被告的票源方主张要求其退回款项，被告表示双方系合伙关系，应按合作比例进行风险承担，并愿意承担20%的票款损失，前述已经论述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共享利润的情形，也不存在被告所称“80%、20%”的利润分配模式，在此情形下，被告要求按照80%、20%的比例进行风险分担，无事实法律依据；至于证人证言陈述的内容，基于证人与被告均系多年的好友，且证人所获知的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作模式均为被告向证人的单方陈述，故本院对证人证言中有关双方合伙的内容均不予采信。综上，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合伙关系，根据双方的合作形式，原告向被告支付票款，并向被告支付佣金，被告在获取票款后向其票源方购买门票并交付原告，双方之间的交易形式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应定性为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原告将票款170621元交付被告用于购买票款，被告未能如期交付门票，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被告现仅向原告退回款项23650元，剩余票款146971元至今未返还原告，被告应将该款项返还原告。
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张某申请为本案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但张某与本案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张某已作为证人参加庭审，故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受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许芝颖返还原告郭静涛146971元。
本案受理费3239元，由被告许芝颖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伍 璇
人民陪审员 孙燕妮
人民陪审员 刘雪容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胡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