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2民终2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桂良，男，1972年12月25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南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祥品，凤山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仁辉，男，198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凤山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尚法，男，198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凤山县。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远新，凤山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蓝永成，男，1968年4月17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南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现忠，南丹县城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黎桂良、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因与被上诉人蓝永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凤山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3民初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黎桂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祥品、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及其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张远新、被上诉人蓝永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现忠到庭参加诉讼。经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黎桂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黎桂良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谢仁辉、周尚法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尚欠上诉人黎桂良及被上诉人蓝永成带班费10000多元，且一审也认定“原告黎桂良、被告蓝永成作为带班人”，由此足以证明，一是上诉人是带班人，二是另有带班费的事实。上诉人既跟其他民工一样做工又是带班人，然而一审只按普通民工80元每天计算报酬，上诉人不服。
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黎桂良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l、这个案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这个个案是由一个总标的为15.2973万元的案子分解为64个个案后而来的，2015年到2016年一共开过4次庭，在第四次审理中，只是从原来的64个案中抽取了黎桂良和另一个叫罗保林的两个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6年1O月20日8点30分在凤山县法院第三审判庭合并审理。庭审当日，罗保林没有出庭，黎桂良和罗保林的代理人都是凤山县法律援助中心的陈祥品，判决书中所列的凤山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卢喜积并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可是一审判决居然没有被上诉人罗保林的判决书，显然一审判决出现了疏漏。更重要的是，在64个密切相关的案子中单一的审查这两个个案实在不全面，势必会出现误判。2、黎桂良、蓝永成曾经于2015年2月5日，向广西横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过法律援助，在该材料（即《关于要求政法机关帮助追讨被恶意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的报告》----见上诉人二审举证）中，黎桂良、蓝永成明确承认上诉人“周尚法经手借款111917元”，也就是说，仅仅是在上诉人周尚法的手上就已经支付过111917元的劳务费（日期为3月至9月28日止）。但是，在2015年向凤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却只承认谢仁辉、周尚法一共只给付过5万元的劳务费，这是明显与事实不符。3、在一审的第二次审理时，上诉人谢仁辉找到了几分证据。一是黎桂良书写的《借支备忘录》证明谢仁辉、周尚法已经支付了102338元，其中，谢仁辉支付的为31870元，余下的70468为上诉人周尚法所支出，与黎桂良在横县法律援助中心认可的周尚法借支的111917元有41449元出入；当然，谢仁辉、周尚法现有的证据已经不全了。因为，上诉人谢仁辉和黎桂良、蓝永成长期合作，工程结算都是按照约定，经业主验收合格便立即结算，结完一单就清一单，所以就不注意保留工程结算凭证，以致不能完整的找到支付凭证，现在不时找到的凭证也都是上诉人从那些废旧的纸堆中翻出来的，所以十分的破烂。时隔四年之后，黎桂良等人才向法院起诉主张赔偿15万余元的劳务费，很明显就是要耍赖。二是黎桂良、周尚法在《收款记录》----见一审蓝永成举证承认的，谢仁辉借支14540元，周尚法借支55950元，合计70490元。又在上诉人周尚法借支的数额出现了55967元的误差；三是谢仁辉本人记录的《出入账本》有31950元；四是黎桂良、蓝永成的工人记录兰永军、兰明光、黎大等人的《借支凭证》，证明上诉人有一笔合计金额为26132元的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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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已经统计在《借支备忘录》的102338元之中，尽管上诉人谢仁辉的证据不齐全，但是就这三组证据足以证明，谢仁辉、周尚法至少已经实际支出了158407元的劳务费，与黎桂良所主张的70490元相差了87917元，可见，黎桂良的一审主张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且与事实严重不符。充分证明，黎桂良、蓝永成在一审中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上演双簧戏，骗取上诉人的钱财，愚弄审判人员。4、黎桂良、蓝永成伪造证据。黎桂良在一审举的主要证据，统统都不是原始凭证。从《收款记录》和《支付给民工的劳务报酬记录》（见一审蓝永成举证）即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记录记录顺序从5月到4月又从8月到5月又从7月到4月，颠来倒去，完全没有顺序，一看便知，不是原始记录，如果是原始凭证，就不可能不按时间顺序进行记录。六七个月的《支付给民工的劳务报酬记录》密密麻麻地记在一张纸上，顺序居然还这么紊乱，着实让人不能理解什么叫“原始记录”，这样的“原始记录”除了证明他们是在制造伪证之外，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如果黎桂良真的还没有得到劳务费，不可能不保存原始工日和借支记录，更不需要如此荒唐的伪造。还有，在第四次开庭接近尾声的时候，由于法庭一再追问还有什么证据时，黎桂良才不得已从其包中取出几张解散了的所谓“原始工日单”（即一审的第8份证据）。但是，在质证时，谢仁辉、周尚法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一是超过举证期限，二是谢仁辉、周尚法从来不知；三是由于谢仁辉、周尚法与黎桂良之间是承包关系，谢仁辉、周尚法只记每个工地的总工日，黎桂良的具体出工情况与谢仁辉、周尚法无关；四是记录情况与诉状上反映的情况不一致（如罗保林的工日与诉状明显不相符），恰恰证明黎桂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5、谢仁辉、周尚法实际支付的工程款和实际工程量。黎桂良于2015年7月28日代表64人向凤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谢仁辉、周尚法和蓝永成（在第二次审理时，黎桂良明确放弃了对蓝永成的连带主张）共同赔偿务工费152973万（已减除111917元），总工程量即为264890元减去22010元的带班费及轮流煮早餐的费用，最终是242880元，折合工日3036个。但事实上，谢仁辉、周尚法在横县转包给黎桂良、蓝永成的工程总量只有2030个工日，总工程款为162400元。加上22010元的带班费和轮流煮早餐的费用，应该为184410元，谢仁辉、周尚法实际已经支付了17万多元。谢仁辉、周尚法约有1万元不给黎桂良、蓝永成是另有原因的。那是在大东（实为“大洞”）工地喷洒除草剂时，由于黎桂良、蓝永成的失误，把松木苗灼死，造成了两万多近三万元的苗木损失，所以在结账的时候，谢仁辉、周尚法扣了两人的带班费。为此，两人心存不满，便蛊惑不明真相的人于2013午3月19号到横县商苑宾馆，找谢仁辉、周尚法闹事，最后发生冲突，后经当地派出所处理，派出所说这种事情应该到劳动部门解决。第二天即2013年3月20日黎桂良和蓝永成便去横县反映情况，为了引起办案人员重视，黎桂良和蓝永成隐瞒事实真相，谎称谢仁辉、周尚法欠他的工程款，并在横县的调查笔录中夸大事实，后来还到横县法律援助中心要求通过法律援助起诉上诉人，这就是事件的真相。实际工程量，在2013年3月22号在横县的调查笔录中，谢仁辉、周尚法都几乎一致的向调查人员讲明了他们在横县那几个工程的地名和单价，和原审判决的认定的地名是几乎一致的。其中第一个是“校椅”（地名）1700亩桉树施肥，一包价款（即上诉人和发包人承包的价款）58000元；第二个是“莲塘的桃子村”（地名）为约600亩桉树砍草施肥，一包价款49000元；第三个是“莲塘镇”（地名）为约1100亩为桉树喷洒除草剂，一包价款50000元（含除草剂）；第四个是“鹿鸣桥”（地名）约830亩为桉树施肥和喷除草剂，一包价款66400元（含除草剂）；第五个是百合大板村1000亩为桉树砍草施肥，一包价款78000元：第六个是“莫渡渡口大洞村”和“白沙渡渡口村”（均为一个业主），460亩为“莫渡渡口大洞村”松木喷除草剂，一包价款55200元（含除草剂）；“白沙渡渡口”约260亩，为桉树砍草施肥，一包价24800元；第七个是“百合镇”（地名）约600亩为桉树施肥，一包价款22800元。在这七个工程中，包给黎桂良、蓝永成的工作项目是第一个“校椅”1700亩桉树施肥；第二个“莲塘的桃子村”约600亩桉树砍草施肥；第三个“莲塘镇”约1100亩桉树喷洒除草剂（不含除草剂）；第四个“鹿鸣桥”约830亩桉树喷除草剂（不合除草剂），但施肥由另人承包；第五个百合大板村1000亩为桉树施肥，但砍草部分由另人承包；第六个是“莫渡渡口大洞村”和“白沙渡渡口村”（均为一个业主），“莫渡渡口大洞村”460亩为松木喷除草剂（不合除草剂，同时这个工程被业主扣了两万多元作苗木损失赔偿）；第七个是“百合镇”（地名）约600亩为桉树施肥，但是砍革部分另由人承包。历来，谢仁辉、周尚法转包的底价必须是在除去生活费（15元／天）后，利润不低于25%（包括带班费）。由此推算，黎桂良、蓝永成在以上七个工地的总价款应该是七个一包价款的总和，即（一+二+三+四+五+六十七）-（由他人另包部分和除草剂款以及赔偿款或总扣除款项）-（25%利润），具体数据和项目套入为：(58000+49000+50000+66400+78000+55200+24800+22800)-(19800元“莲塘镇”除草剂款+14940元“鹿鸣桥”除草剂款，+29050元“鹿鸣桥”桉树施肥由另人承包的劳务费+40000元百合大板村桉树砍草部分由另人承包的劳务费+8280元“莫渡渡口大洞村”、“白沙渡渡口村”除草剂款，+26000元“莫渡渡口大洞村”、“白沙渡渡口村”树苗损失赔偿费）=(404200元总工程款-138070元总扣除款项)=266130元×25%=66532.5元=199597.5元-（生活费约35000元）=164597.5元。通过以上算式，恰好印证了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2030个总工日的说法，从而，黎桂良、蓝永成关于他们所做的总工日为3036个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6、谢仁辉、周尚法与黎桂良、蓝永成之间是不是劳务关系。《外出务工协议》是在河池的罗城造林时签订的，与后来到横县去做工没有可参照性。谢仁辉和黎桂良、蓝永成在罗城是直接的劳务关系，但是到了横县后，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恰恰是双方在罗城合作的基础上，重新确定的合作模式即“承揽转包”模式。然而黎桂良、蓝永成以谢仁辉、周尚法直接向民工发放少量工钱推定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无疑是没有意义的狡辩。其实并不难理解，黎桂良、蓝永成有时不空或者不在工地，需要由谢仁辉、周尚法为他们付给民工一些急需的费用，在受黎桂良、蓝永成委托的情况下，按照二人提供或认可的出勤情况，向民工直接支付一些工钱，这在实际工作中一点都不足为奇，不能由此证明双方之间就是劳务关系，是不是劳务关系，应该根据主要事实去判断。新证据证明（见二审举证）双方之间是承揽转包关系。2013年10月20日黎桂良在横县的询问笔录中明确承认，双方之间是“包工”关系，而在一审判决当中，却认定是劳务关系，而不是承包关系，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在罗城的时候是双方第一次合作，黎桂良和蓝永成是受谢仁辉、周尚法的委托去组织民工做工，谢仁辉、周尚法缺乏经验，就以每天80元的点工方式交给他们做，并由黎桂良、蓝永成负责记录工人的出勤。但是在第一次合作过程中，谢仁辉、周尚法发觉这种点工的方法不利于工人积极性的发挥，做工不出力，效力不高，为了发挥工人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益，方便管理。谢仁辉、周尚法便与黎桂良、蓝永成达成口头协议，从横县开始把今后工程以只包工不包料的方式转包给二人，按每人每天80元的单价计算总工程款（谢仁辉、周尚法包吃包住），盈亏自负。此外，按工程的施工日期另付给黎桂良、蓝永成每人每日20元的施工质量监督管理费（即谢仁辉、周尚法在横县的笔录中所说的带班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应予撤销。
被上诉人蓝永成答辩称，蓝永成与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是劳务关系，在劳务中作为带班人，一审判决二人承担支付责任正确，谢仁辉、周尚法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二人的上诉请求。
黎桂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谢仁辉、周尚法、蓝永成共同支付尚欠原告劳动报酬11100元。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由被告谢仁辉、周尚法共同支付原告劳动报酬11100元，被告蓝永成不承担支付原告劳动报酬的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2月初，原告等人到被告谢仁辉在罗城县承包的造林工程务工，被告蓝永成作为原告等民工代表与被告谢仁辉签订《外出务工协议》，约定每人每日劳务费为80元等。原告等人在罗城务工结束后，原、被告对劳务费已结算并兑现完毕。2012年3月28日，原告等人随被告谢仁辉到横县，在被告谢仁辉、周尚法承包的百合镇、那阳镇的莫渡、白沙渡、莲塘镇、附城镇的鹿鸣桥及校椅镇等工地进行砍草、施肥、喷药等工作，双方口头约定原告等人的劳务费按在罗城签订的协议计算。至2012年10月，本案所涉及的工程全部完工。2013年2月20日，包括原告在内的64名民工以被告谢仁辉、周尚法未支付劳务报酬为由，向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该局经过调查，于同年4月15日答复认为双方是劳务关系，原告等人的投诉事项超出该局职权范围而不予处理。2015年2月5日，原告黎桂良与被告蓝永成作为民工代表，向横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要求起诉被告谢仁辉、周尚法，该中心于同年3月26日建议向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并到当地申请援助。2015年7月28日，包括原告在内的63名民工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谢仁辉、蓝永成支付劳务报酬，后以遗漏被告为由申请撤回起诉，该院于同年10月9日裁定准许撤回起诉。另查明，被告谢仁辉、周尚法在横县共同承包案涉造林工程，共同管理，利润平分。包括原告在内的南丹籍多个民工为被告谢仁辉、周尚法务工过程中，原告黎桂良、被告蓝永成作为带班人，负责带班、记工日、代被告谢仁辉、周尚法向民工预支劳务费等事项。被告蓝永成、原告黎桂良记录的原告工日为136天，已预借劳务费为2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诉请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三、被告谢仁辉、周尚法应否支付原告劳务费及数额确定。关于焦点一，本案原告结束劳务的时间是2012年10月，其分别于2013年2月20日向横县投诉、2015年2月5日向横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2015年7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足以证实原告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辩称原告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原告主张其与被告谢仁辉、周尚法存在劳务关系，被告谢仁辉、周尚法辩称其二人已将案涉工程转包给被告蓝永成及原告黎桂良，其二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首先，被告蓝永成及原告黎桂良不认可与被告谢仁辉、周尚法存在承包造林工程合同关系。被告谢仁辉、周尚法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被告蓝永成及原告黎桂良；其次，被告谢仁辉、周尚法在横县笔录中均认可被告蓝永成、原告黎桂良为代班人员的事实，现又主张将其承包的造林工程转包给被告蓝永成及原告黎桂良，前后说法不一致；再次，从被告谢仁辉提供的证据看，有记载被告蓝永成、原告黎桂良带班的部分民工的借支凭证，证明被告谢仁辉亦掌握部分民工的借支情况，这与其辩称把涉案工程转包给被告蓝永成及原告黎桂良的说法相矛盾。故应认定原告与被告谢仁辉、周尚法存在劳务关系。被告蓝永成辩称其与原告不存在劳务关系，依法予以采信。被告谢仁辉、周尚法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被告谢仁辉、周尚法在横县笔录中均认可原告黎桂良及被告蓝永成是代班人的事实，故原告黎桂良、被告蓝永成提供的工日单及报酬明细表中原告的工日为136天、已预借2500元的内容应予以确认，原告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被告谢仁辉、周尚法应支付原告劳务费为10880元（136天×80元∕天），扣除已预借2500元，实际应支付劳务费为8380元。原告主张每个工日劳务费为1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被告谢仁辉、周尚法辩称其已付清案涉工程的民工劳务费，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佐证，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谢仁辉、周尚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黎桂良劳务费8380元；二、驳回原告黎桂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依法收取受理费50元，由被告谢仁辉、周尚法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向本院提交证据：1、《关于要求政法机关帮助追讨被恶意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的报告》，拟证明黎桂良承认“周尚法经手借款111917元”给黎桂良，即在这111917元中不包括谢仁辉借支的部分，谢仁辉支付或者借支的钱没有计入其中；2、黎桂良在2013年在横县的笔录，拟证明黎桂良承认与谢仁辉、周尚法之间是包工关系，黎桂良在2013.3.19于横县与谢仁辉发生冲突；3、蓝永成在横县的笔录，拟证明蓝永成认可的工程与谢仁辉、周尚法主张的工程是相符的；4、凤山县法院的传票及裁定书，拟证明黎桂良与罗保林的两案是合并审理，但是判决的只有黎桂良一案；5、雷金开、林惠攀在横县的笔录，拟证明工程量及工程款、工程地点与谢仁辉方主张的一致；6、兰永军的书面证明，拟证明工人的工钱在完工后已经结清。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证据1、2、3、4、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以及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被上诉人蓝永成认可111917元既包括了周尚法、谢仁辉自己支付给民工的报酬，也包括了经蓝永成之手发给民工的报酬，该数额为各民工认可得到报酬的总和。蓝永成对于该证据的解释合理，予以采信，故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从黎桂良接受询问的全部陈述来看，其主张与谢仁辉存在劳务关系，而非承包关系，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亦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4、5虽然各方均认可其真实性，但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没有关联性，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予以采信；对于证据6，出具证明的兰永军没有到庭，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
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上诉人谢仁辉一审提供的由其自己记录的出入账中记载有“桂良500元”“7月3日桂良200元、帮打回家”“黎桂良2800元”“立桂良400元50元话费”。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与上诉人黎桂良、被上诉人蓝永成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二、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是否尚欠上诉人黎桂良的工钱未付清以及数额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与上诉人黎桂良、被上诉人蓝永成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谢仁辉、周尚法主张已将与他人承包的护林工程转包给黎桂良、蓝永成二人，与二人之间为承揽关系。在横县笔录中，周尚法承认其“领民工到横县做工”、“工人工资每天80元，包吃”、“通过带班人蓝永成支付”、“每天安排工作8小时”，谢仁辉亦承认其从他人处承包的护林工程“只包工不包肥料”、“一天大概工作8小时，工价是80元一天，要做够8小时才算一天，包吃包住，下雨天和不开工没有工资”、“工人的工资一般都是由带班来领回去发放给工人”。从谢仁辉、周尚法的陈述来看，二人将具体工作交给民工实施，指定工作时间并包吃包住，按时计酬，其二人与黎桂良、蓝永成等民工的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与黎桂良、蓝永成形成雇佣的劳务关系，而非承揽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是否尚欠上诉人黎桂良的工钱未付清以及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如上所述，谢仁辉、周尚法与黎桂良、蓝永成之间形成雇佣的劳务关系，黎桂良提供了劳务，谢仁辉、周尚法就应当支付劳务报酬。现黎桂良主张劳务费，就应当先就其提供劳务的事实以及天数承担举证责任。黎桂良一审时提供的记工单虽然为黎桂良单方制作，但亦是根据其他工组的工日记录汇总而成。根据谢仁辉、周尚法在劳动监察大队的陈述，做工人员的流动性较大，而且根据天气状况，每天做工的人数都不能确定，工资的发放亦是由带班人领回去发给工人。由此可以推定，黎桂良作为谢仁辉、周尚法的带班人，受委托代为记录工人的做工天数合乎常理。虽然谢仁辉、周尚法不予认可，并主张工人的实际工日为2030天，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带班人记录的出工情况，作为接受劳务一方的谢仁辉、周尚法既未能亲自或委托他人进行监工确认，亦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因此，对黎桂良提供的记工单以及主张的务工天数136天，本院予以确认。黎桂良主张其作为谢仁辉、周尚法的带班人员，每天的工钱比一般工人多20元，即为100元。对此，谢仁辉在横县的笔录中认可蓝永成、黎桂良为带班人，蓝永成亦认可带班人员的工钱为每天100元，且黎桂良主张每天比普通工人多20元带班费在合理范围，本院予以采信。故，黎桂良主张其劳务费总计13600元（136天×100元/天），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劳务费的问题，谢仁辉、周尚法主张已经支付完工钱，并不存在未结清的情况。首先，谢仁辉、周尚法未能提供收款收据等直接证据证明其已将工钱全部支付给民工。其次，其一审提供的证据亦未能证明其已支付了黎桂良全部的工钱。再次，其二审提供的黎桂良、蓝永成书写的反映材料中虽然民工认可收到工钱为111917元，但并不能与其一审提供的证据简单相加来证明其总共已经支付了多少工钱。故对其主张的已经完全支付工钱给民工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另一方面，从黎桂良、蓝永成作为民工代表向相关部门书写的投诉材料来看，民工认可收到的工钱总计为111917元；又根据谢仁辉一审提交的黎桂良认可是其记录的《借支备忘录》中的记载，经统计所有数额，谢仁辉、周尚法已经支付了101642元；再经统计蓝永成一审提供的收款记录，谢仁辉、周尚法交给蓝永成代为发放的劳务费与谢仁辉、周尚法自己支付给民工的劳务费总计有90892元。根据黎桂良与蓝永成的陈述，其二人的记录存在重合之处。经本院比对二人分别记录的借支备忘录和收款记录，二人的记录确实有大部分存在吻合之处，对黎桂良、蓝永成的说法本院予以确认。而蓝永成提供的支付民工劳务报酬记录又显示，经其手发放给民工的报酬总计71509元。综上可见，民工承认收到的工钱总额与借支记录、发放记录所记载的工钱总额存在出入，可以推定，在记录发放劳务报酬的过程中，存在民工已经获得部分劳动报酬但未被记入收款或者发放记录的情况。一审时，谢仁辉向法庭提交了黎明军记录的记账本以及谢仁辉自己记录的出入账，蓝永成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只是认为支付的具体数额应当以其签字认可的部分为准。本院认为，从黎明军的记账本内容来看，黎明军作为蓝永成认可的带班人之一，在笔记本上记录下工人借支的情况，其中包括了借支人姓名、借支时间、借支数额，其记录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对黎明军的记账本的客观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同时，谢仁辉自己书写的出入账记录，从其内容以及记账方式、习惯来看，亦具有较大的真实性，本院亦予确认。然而，谢仁辉提供的该两份证据亦无法证明其已经将工人的全部劳动报酬进行了发放，但是对其出入账中记录的支付给黎桂良的3950元，本院予以确认，黎桂良自认只收到2500元劳务费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
综上，黎桂良的劳务费总计13600元（136天×100元/天），扣除已经获得的3950元，谢仁辉、周尚法尚应支付9650元。
上诉人黎桂良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销凤山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3民初3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
更凤山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3民初3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上诉人黎桂良劳务费9650元。三、
三、驳回上诉人黎桂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8元，由上诉人黎桂良负担10元，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负担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元，由上诉人黎桂良负担10元（上诉人黎桂良已预交78元，由本院退回其68元），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负担68元（上诉人谢仁辉、周尚法已预交50元，尚需补缴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嘉芳
代理审判员 韦艳艳
代理审判员 覃 阳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刘清华
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