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7民初7010号
原告：上海乐高压缩机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龚玉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兵，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仕晟，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高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鲍璐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民，上海市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乐高压缩机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高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兵，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民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一致同意延长简易程序适用期间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乐高压缩机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某本金人民币3,60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判令被告支付借某利息(以3,6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30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关联企业。被告因购买上海市普陀区古浪路1570弄厂房所需，先后向银行、案外人借某。2013年，被告提出由原告出面融资代为还款。被告于2013年1月28日向原告借某1,600,000元，用于归还其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的贷款1,600,000元。此间，原告为处理购房款，提出由原告法定代表人龚玉华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鲍璐华共同向案外人借某2,000,000元，该笔资金名义上为个人借某，实际上由被告用于处理系争厂房购房欠款。2013年1月29日，原告通过向中国银行贷款，支付龚玉华2,000,000元，代被告归还了该笔2,000,000元的欠款，实际出借人为原告。为明确借某关系，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2月7日签订《还款备忘录》，双方约定被告一次性向原告归还借某3,600,000元及借某利息，归还期限为2015年12月31日。被告未依约还本付息，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上海高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辩称，不认可原告全部诉请。原、被告是关联企业，但不存在借某事实。原告主张还款的依据是还款备忘录。原、被告法定代表人原为夫妻，当时原告法定代表人控制着被告印章，该备忘录是原告事后自行制作，故不能以此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同关系。反而，原告拖欠被告700多万元货款，后支付1,600,000元，现仍欠付500多万元。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被告于2014年2月7日出具的还款备忘录一份，证明借某事实及款项用途，双方约定被告于2015年12月31日之前归还；2.2013年1月25日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上海大华支行)借记通知，证明还款备忘录中1,600,000元的出借情况，摘要亦明确为借某。另外，通知显示的汇款日期之所以与还款备忘录中该笔款项出借日期存在差异，系因被告以款项到账作为出借日期；3.2013年1月29日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上海大华支行)借记通知，证明原告于当日收到原告法定代表人2,000,000元汇款，摘要中注明还借某，系为代被告归还光大银行借某；4.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在2016年2月至3月期间多次聚集数十人前往原告处哄抢原告公司财物(包括原告公章)，故被告提供的库存货物转让协议书、备忘录上的原告公章均为被告法定代表人抢得原告公章后加盖所得；5.被告2009年至2011年的年度资产负债表，证明被告存货金额仅数万元，应收款为零，被告无大量存货转让原告，其提供证据系伪造；6.被告与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贷款合同》，证明被告向宁波银行上海分行所借1,600,000元，系由原告出借的款项归还；7.2016年2月22日原告发给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以下简称公安普陀分局)的投诉信，证明公安对原告的四次报案不作为，以致案件没有结论。原告只能重新刻制公章，并向公安部门投诉；8.2016年2月25日的新闻晨报及收据、公安普陀分局出具的印铸刻字准许证、原告营业执照、上海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统一发票，证明原告重新刻章的事实；9.2014年12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以下简称公安杨浦分局)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所作询问笔录，证明被告谎报公司公章遗失，并重新刻制公章；10.2008年12月17日至2012年12月7日的《借某抵押合同》，证明原、被告是关联企业。被告为购买厂房，被告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向案外人借某，原告法定代表人为借某提供抵押担保。两人多次以过桥方式归还前述借某;11.2013年1月29日、2013年12月7日的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证明系争借某中2,000,000元的流转路径；12.房屋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法人按揭借某抵押合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短期贷款协议书、中国银行流动资金借某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某用于弥补购买厂房的资金缺口；13.补充协议、保管协议、收据、担保函，证明原、被告法定代表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针对被告购买古浪路厂房过程中出现资金不足，并进行多次融资、使用过桥方式填补欠款，该款最终由原告通过融资方式出借被告；14.中国银行上海市大华支行交易记录及交易对手查询报表，证明原告于2013年1月24日向该行贷款3,600,000元，2013年12月5日完成还本付息，合计3,836,250元，并说明该笔款项的资金流向；15.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华支行交易对手查询报表及宁波市迪福兴活塞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福兴公司)企业公示信息报告，证明原、被告独立结算、各自经营。2010年至今，原告均以自己名义与宁波东风曲轴厂、迪福兴公司进行贸易往来。迪福兴公司是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父母亲开设的，与被告存在关联关系；16.原告自2008年至2012年于工商部门备案的资产负债表，证明原告在2009年至2011年的存货金额，与被告公司财务账册不一致，被告提交的货物转让协议书、备忘录等证据均为被告伪造。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不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被告印章在2014年间位于原告法定代表人处，故无法判定该份证据的形成时间，仅有该备忘录不足以证明实际划拨了款项。
对证据2-6、10-12、14-1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2、3仅能表明企业与银行间有资金流转，不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借贷关系的实质是资金的流转，且证据4的报警内容仅为原告法定代表人自述，不能以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被告均非产品制造企业，仅从事销售经营活动，与产品制造商的货物结算常以待处理的方式挂在统计数据外，故证据5不能反映被告生产经营状况的全貌。证据6的款项借贷确实发生；证据12显示被告购买房产系独立行为，原告不能仅凭其自述将诉请与之相连接；证据14无法证明3,600,000元的资金流向与本案有关；证据15是原告与其他企业的结算，与被告无关。迪福兴公司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之间系亲戚关系，前者负责制造，后者负责销售。迪福兴公司与原、被告均有买卖合同关系，但在履行过程中未严格订立书面合同；证据16与本案无关，资产负债表仅为原告内部记载，无法证明对外债务是否成立，且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理应证明资金流转的情况。
无法确认证据7-9、13的真实性，对关联性亦有异议。被告法定代表人确实至公安杨浦分局就相关事宜进行谈话，并形成笔录，但据公安部门所称，不会向案外人提供笔录，故不清楚原告如何获取证据9，也不知道是否会有修改的部分。双方是否存在矛盾、纷争与本案纠纷不存在因果关系，证据13不能证明原告主张。
被告提供下列证据证明己方观点：
1.库存货物转让协议书及清单，证明原告尚欠被告5,327,859元；2.备忘录及清单，证明被告代原告向宁波东方曲轴厂采购配件，原告向被告偿付该笔货款1,986,156元；3.离婚协议及民事调解书，证明原、被告法定代表人于2012年6月16日达成离婚协议，并于2014年7月24日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4.公证书及不予撤销公证书决定书，证明公证机构确认被告重新刻制印章。原告提出撤销，公证机关作出不予撤销决定；5.送货单及快递详情单，证明被告代原告购买货物；6.2013年3月15日原告代理人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发送的电子邮件，证明邮件中仅提到一笔3,600,000元借某，但并非原、被告之间的借某，反证本案系争借某不存在。
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不认可证据1、2、5的真实性。被告法定代表人存在私刻原、被告印章的行为，证据1、2上的内容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证据5不能全部反映交易过程，页码无法体现完整性，快递单不能表明完成结算，反而证明原、被告独立核算；证据6的真实性不清楚，但其中提到的3,600,000元是本案系争借某的原因。鉴于被告在收取该份邮件时未明确表示同意，故与本案无关。原告代理人亦表示邮件仅针对原、被告法定代表人之间的离婚问题，系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财产分割，与原、被告之间纠纷无关。
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未私刻公章。
审理中，原告就被告提供的证据1、2中原、被告公章的形成时间及两份证据中被告公章与其年检报告公章是否一致申请司法鉴定；同时，被告申请对原告提供证据1的形成时间、资料文字打印时间及其上公章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本院遂于2016年7月28日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司鉴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7月11日，司鉴中心对原、被告的申请事项分别出具司鉴中心[2016]技鉴字第1965号、司鉴中心[2016]技鉴字第1966号鉴定意见书。其中，第1965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检材1、检材2上需检的‘上海高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至样本4上的‘上海高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无法判断检材1、检材2上需检的‘上海高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印文和‘上海乐高压缩机有限公司’印文形成时间”；第1966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检材上需检的‘上海高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至样本4上的‘上海高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印文是否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无法判断检材上需检的‘上海高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印文形成时间”“无法判断检材上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
基于原告申请，本院通知鉴定人员出庭。经双方质询，鉴定人员对形成时间无法判断等问题作出如下答复：第一，鉴定结论一般存在三种情况，即明确性意见、倾向性意见及无法判断。之所以出现无法判断结果，主要受几个条件限制：送检材料清晰度、特征反映是否明确、比对样本是否充分；而在比对样本充分的情况下，若其特征无法把握，检验后也可能出现无法判断的情况。在本案所涉鉴定过程中，检材本身存在清晰度问题；虽然有十几份样本，但无法反映特征。故作出无法判断的结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1966号鉴定意见书中所述“上海”两个字“比较清晰”的描述仅是客观反映了鉴定过程，相对其它印文文字“上海”还可以辩认，这些笔划的符合不足以作出认定或倾向性结论，且印文应属整体性鉴定。另一方面，从技术上而言，否定性结论相对容易作出，而认定性结论的要求更高，故无法仅凭两个字作出明确判断；至于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判断，必须明确为同一台打印机，并提供从落款日期到怀疑日期之间的样本供比对。该情况在鉴定前已告知双方，但均未向鉴定机构提供，故作出相应鉴定结论。
对于前述鉴定意见书，原告认为，第1965号鉴定意见书结论说明被告证据上的公章与检材公章不一致，证明被告提供的两份证据系伪造；第1966号鉴定意见书，经鉴定人员说明，虽然不能完整判断，但部分字迹吻合，说明确实由被告加盖。
被告对两份鉴定意见书无异议。第1965号鉴定意见书表明虽非同一枚印章，但考虑到企业内部管理疏漏等原因，导致在不同时期可能存在不同印章，即使同一阶段也可能使用不同印章，故不能因此得出印章伪造的结论。两份检材是被告反驳原告主张的证据，用于证明原告欠付被告款项，被告未提出反诉。其上分别有原、被告印章，鉴定意见书亦表明原告印章一致，其意思表达是清楚的。对第1966号鉴定书，因被告未于该时期出具承诺书，故结论无误。
经审理查明：
一、原、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关系。
原、被告系分别于2008年5月15日、1997年9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龚玉华、鲍璐华各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均为鲍璐华、龚玉华。该二人曾系夫妻关系。双方在2006年4月27日登记结婚，并于2014年7月24日解除婚姻关系。离婚至今，原、被告的股东仍均为龚玉华、鲍璐华。
审理中，原告法定代表人龚玉华称原、被告在日常经营中均分别由龚玉华、鲍璐华各自管理、相互独立；被告法定代表人鲍璐华则称2010年间，夫妻二人协商由鲍璐华去新加坡共和国(以下简称新加坡)照顾两名孩子；龚玉华负责被告的经营工作，公司公章和财务章均由龚玉华掌控。自2010年年底至2011年期间，鲍璐华数次回国慰问长辈及处理新加坡方面事宜，每次仅停留四至五天，并未涉及公司经营。2014年间，夫妻二人因感情濒临破裂，鲍璐华无法取回被告公章，故通过公证予以注销，并重新制作公章。鲍璐华作为原告股东，从未参与公司经营，但据鲍璐华所知，龚玉华曾通过伪造鲍璐华签名数次变更原告工商登记信息。
二、被告经营状况。
2007年4月11日，案外人上海同纳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将其合法拥有的本市古浪路XXX弄XXX号一幢三层工业厂房转让给乙方……转让总价为人民币9,951,848元……乙方分两次支付给甲方。1、本协议签约后甲方应配合乙方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手续，由乙方向银行办理部分贷款支付给甲方，最迟应在2007年8月1日前办理完成。2、扣除银行贷款后余下的金额，乙方应在2007年7月1日前一次支付给甲方……”。
2007年7月4日，被告(抵押人)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抵押权人)签订《法人按揭借某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抵押担保之主债权金额为肆佰玖拾柒万……抵押期限：自2007年7月10日起至2012年8月10日止……债务履行期为2012年7月26日止……”。
2007年8月30日，被告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签订《短期贷款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自2007年12月13日起至2008年8月29日止借某1,000,000元，利率7.371%，按季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2007年12月11日，被告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签订《短期贷款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自2007年12月13日起至2008年12月12日止借某2,000,000元，利率8.019%，按季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2008年9月12日，被告又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签订《短期贷款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09年9月11日止借某1,000,000元，利率8.217%，按季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2009年4月间，被告名称由“上海乐用压缩机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高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10年7月28日，被告(借某人)与宁波银行上海分行(贷款人)签订《最高额贷款合同》。双方约定“贷款人同意自2010年7月28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的期间和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的最高贷款限额内……本合同项下贷款的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20日”。
2009年至2011年，被告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处均为空白。
2014年12月4日，被告法定代表人至公安杨浦分局制作询问笔录，并称“现在上海乐用压缩机有限公司工作……我是公司的法人代表，2014年6月我和前夫龚玉华离婚了，由于龚玉华占用着法人财务专用章、法人章、税务登记正副本、IC卡及银行开户许可证，使我无法经营公司，所以我想出报失这些法人财务专用章、法人章、税务登记正副本、IC卡及银行开户许可证，然后重新办理新的证明的想法……我已经办理新的法人财务专用章、法人章、税务登记正副本、IC卡及银行开户许可证，现在已经启用这些新的东西了。”
三、原告经营状况。
2008年至2012年，原告资产负债表显示相应的存货年末数分别为空白、7,056元、32,987.57元、32,987.57元、318,157.78元。
2012年12月7日，原告(甲方)与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乙方)订立《流动资金借某合同》，双方约定借某3,600,000元，借某期限12个月，借某用途“采购商品”，按季结息，每季度末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当日，龚玉华及鲍璐华还作为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4,000,000元；被告作为抵押人与该行另订立《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3年1月24日，中国银行向原告出借3,600,000元；当日，原告将全款转账至迪福兴公司；次日，迪福兴公司又将全款转回原告。
2013年1月25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600,000元，摘要载明“借某”。
2013年1月29日，原告向其法定代表人龚玉华转账2,000,000元，摘要附注“还借某”。
2013年12月5日，原告向中国银行归还贷款本息合计3,656,250元。
2016年2月3日、2月5日、2月16日、3月16日，原告方向公安普陀分局报警称：多人在上海市古浪路1570弄闹事，并发生哄抢；公司文件(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报税U盘、社保资料、发票购买本)被盗。该局系以经济纠纷为由不予立案，受到原告投诉。
2016年2月25日，原告于新闻晨报中登载“公章、合同章的遗失声明”。2月29日，公安普陀分局准许原告“公章遗失，经登报启示后予以重刻”。
四、原、被告法定代表人借某情况。
2008年12月17日、2009年2月15日、2009年6月25日、2010年3月16日，案外人李某(甲方、抵押权人、出借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鲍璐华(乙方、抵押人、借某人)、原告法定代表人龚玉华(丙方、抵押人、借某人配偶)各签订一份借某抵押合同。
2009年12月13日，案外人张某(甲方、抵押权人、出借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鲍璐华(乙方、抵押人、借某人)、原告法定代表人龚玉华(丙方、抵押人、借某人配偶)签订借某抵押合同，约定借某贰佰万元。
2012年12月7日，案外人刘某(甲方、出借人、抵押权人)、原告法定代表人龚玉华(乙方、借某人、抵押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鲍璐华(乙方配偶、抵押人)签订《借某抵押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某贰佰万元……月利率9.9‰，期限贰个月，自2012年12月07日至2013年01月31日。”当日，刘某(甲方、抵押权人)，龚玉华、鲍璐华(乙方、抵押人及抵押共有人)签订保管协议。协议载明“乙方自愿在本协议签订时将以下材料交由甲方保管(附：保管材料清单。1、沪房地普字2008第019909号房地产权证原件壹本)；刘某(甲方)、龚玉华(乙方)、鲍璐华(乙方配偶)及上海邦成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丙方，以下简称邦成达公司)又签订补充协议。各方约定“甲乙双方委托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借某进行综合管理。乙方因借某事项而向丙方支付相当于借某本金1.19%/月的咨询服务费……并委托甲方代为收取”；鲍璐华及被告另为该借某抵押合同提供担保函，同日，刘某向龚玉华转账2,000,000元，龚玉华出具相应收据。
2013年1月31日，龚玉华向刘某转账2,000,000元。
审理中，因双方对事实争议较大，须当事人到庭核实相关事实，故本院要求原、被告法定代表人龚玉华及鲍璐华本人出庭。原告法定代表人龚玉华经本院通知并告知相应法律后果仍表示身体欠佳无法出庭；被告法定代表人鲍璐华则到庭表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被告均由龚玉华实际经营，相关印鉴、材料等掌握在龚玉华手中；龚玉华亦未告知其经营状况。在本案诉讼前，鲍璐华从未看到《还款备忘录》。就其所知龚玉华伪造其签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鲍璐华于本案审理期间至有关行政部门调取原告登记信息。另外，若审理需要，鲍璐华愿意配合对相关陈述进行测谎。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某合同关系。首先，原告提供了《还款备忘录》作为其主张事实的证据，然经鉴定，并无法得出被告公章真伪的有效结论，故该备忘录不能作为认定双方成立借某合同关系的直接依据；其次，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仅能表明3,600,000元款项流转路径。即由原告虚构买卖合同关系从银行获取贷款，并放款至迪福兴公司，又由迪福兴公司转回原告账户。原告将其中的2,000,000元支付至原告法定代表人龚玉华处，再由龚玉华转付案外人刘某。而原告提供用于证明归还刘某借某的合同主体为龚玉华、鲍璐华个人，并非被告，故原告对于2,000,000元系代被告归还借某的举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院对该部分款项系原告向被告出借的事实不予认定；再次，原告表示另一笔1,600,000元系用于代被告归还其向宁波银行的贷款，但该贷款应于2013年6月30日届期，与原告于2013年1月25日的转账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同时考虑到龚玉华、鲍璐华及原、被告之间的特殊关系，并结合原、被告在一定期间的经营状况，尤其从原告自认龚玉华、鲍璐华向案外个人等借某用于代被告归还贷款的事实中，能够看出该四者存在混同，故在被告法定代表人鲍璐华到庭并明确予以否定的情况下，本院不能仅凭该转账记录认定1,600,000元为借某。综上，原、被告之间未就本案系争3,600,000元形成真实、有效的借某关系，原告的相关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辩称原告尚欠其货款的情况，亦未提供充分凭证，且与本案系争事宜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乐高压缩机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6,00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8,000元，鉴定费人民币36,800元，鉴定人员出庭误工费人民币1,000元、交通费人民币106元(原告均预付)，鉴定费人民币28,700元(被告预付)，合计人民币84,606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尚 婧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曾海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6gt;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