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2民终30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市乐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溧阳市经济开发区泓枫路8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20481581026953T。
法定代表人：徐志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杰、夏志勇，江苏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市新宇线缆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市官林镇官西街，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202822503187596。
法定代表人：储伟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红兵，江苏天哲（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琦，江苏天哲（宜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江苏新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溧阳市经济开发区泓枫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697908966X。
法定代表人：蔡金华，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溧阳市乐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城公司）与被上诉人无锡市新宇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宇公司）、原审被告江苏新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6）苏0282民初8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乐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新宇公司对其的所有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新宇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中项目章保管人张某在涉案产品购销合同上加盖项目部印章时，没有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无关表见代理。张某在一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了在产品购销合同上加盖印章时，案外人朱国华和新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水兵均在场，并且在加盖印章前已明确告知杨水兵：工地已经与朱国华之间订立了合同，加盖印章的行为仅仅是为了证明其与朱国华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的货物用于云数据工地。新宇公司对证人的证言并无异议。因此，新宇公司应当知晓张某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并没有代表乐城公司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本案不具备认定表见代理的前提，一审法院认定张某的行为即是订立合同并适用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即便认定张某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有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1）本案中不存在张某被乐城公司授予代理权的外表或假象，其仅是案涉工地负责技术的人员，印章也仅是用于内部报验资料，乐城公司对资料员私刻项目章也并不知情。即便张某有被授予“权利外观”的表象，乐城公司由于对私刻项目章及订立合同都不知晓，并不存在过错，乐城公司的行为与张某的权利外观的形成不具有牵连性。（2）新宇公司在合同订立时未对张某的身份及权限进行审查，在履行过程中收到的款项也不是从乐城公司账户直接支付且也未有乐城公司人员向其索要发票，这都不符合正常情况。因此，新宇公司在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主观上并非善意且存在过失。另外，新宇公司在知晓朱国华已跑路的情况下下，其是向实际承包人唐全海索要货款，而非是向乐城公司人员索要。在无任何证据显示唐全海可以代表乐城公司的情形下，新宇公司的该行为也表明其知晓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相对人不是乐城公司。3、新宇公司在一审提供的数份送货单中只有一张有原始签名，其余均是复写件，乐城公司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因此，新宇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涉案工地供货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4、涉案工地的线缆供应是由实际承包人唐全海与朱国华之间订立了买卖合同且已经支付了部分货款，而新宇公司与朱国华之间应当存在合同关系。朱国华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乐城公司在一审中已提出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但一审法院却未准许。
被上诉人新宇公司二审辩称：1、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说明新宇公司是和乐城公司签订的电缆买卖合同，购买方加盖的是乐城公司项目部印章。乐城公司一审提供的证人也证明该印章是项目部实际使用、唯一代表乐城公司的印章，其加盖印章时证人也在场。2、新宇公司的送货经办人是杨水兵，当时用的是有复写联的送货单，该送货单一式几联，其中一联给乐城公司，新宇公司留有一联，新宇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就是原始件，并非复印件。送货单上的收货人一审也查明均是乐城公司项目部项目公告栏上对外公示的项目人员，乐城公司的证人也认可这一点。以上可以说明乐城公司是收到了新宇公司供应的电缆，其是购买方，应当支付欠付的货款。唐全海、朱国华与本案无关。3、本案并非表见代理，因为合同中加盖了公章，合同的经办人有权限与新宇公司签订合同。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新时代公司二审未发表意见。
新宇公司一审诉称：2016年3月12日，其公司与乐城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其公司供应电缆，合同标的1280000元，乐城公司所购电缆用于溧阳市云数据中心项目工程，合同对电缆型号、规格、数量、价格、结算方式、违约责任、解决纠纷方式等作出约定。合同签订后，其公司自2016年4月7日至2016年7月9日累计供应乐城公司电缆1077384.8元。乐城公司仅在2016年4月支付300000元，余款777384.8元多次催要未果，只得诉诸法院，要求乐城公司支付所欠货款777384.8元，并承担496430.88元自2016年6月26日至2016年9月28日，777384.8元自2016年9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并承担20000元违约金和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新宇公司主张因乐城公司股东新时代公司涉嫌抽逃公司注册资金，故申请追加新时代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要求新时代公司在抽逃注册资金范围对乐城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乐城公司一审辩称：新宇公司与其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公司从未向新宇公司支付过任何货款，双方不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其公司从未设立云数据中心项目部，也没有刻制使用本案所涉的云数据项目部印章，该印章是他人私刻，其公司不知情，同时朱国华并非其公司员工，也不是代理人，无权代表其公司对外签订任何协议；2、涉案工程是案外人唐全海实际施工，涉案工地上的电缆供应商是朱国华，而非新宇公司，事实上是唐全海与朱国华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新宇公司，货款的支付对象也是朱国华，所以其公司认为朱国华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存在法律利害关系，故请法院考虑是否将其追加为本案第三人。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对其公司所有诉请。
新时代公司一审辩称：本案中新宇公司提起的买卖合同之诉系新宇公司基于可能与乐城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及双方可能存在的付款违约等事实向一审法院提起的合同之诉，而新宇公司提起的关于其公司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基础是双方存在侵权法律关系及公司股东抽逃出资造成公司现有资产不能偿还债权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事实，两者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不应当合并审理；其公司也不存在抽逃出资的问题，其公司分别于2013年7月19日、2014年4月3日将3000万元汇入乐城公司账户，故即便法院判令乐城公司承担责任，其公司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新宇公司对其公司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12日，新宇公司与乐城公司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YX销字（2016）第031201号的产品购销合同，销售货物为电缆，合同金额为1280000元，结算方式和期限为合同签订后，先付壹拾伍万定金，按批次发货，每批货到付至该批次货款的30%，在2016年6月25日前付余款的30%，剩余货款在2016年9月28日前付清。如有拖欠按每日千分之一利息计算，承担贰万元违约金。新宇公司在合同页末供方栏加盖合同专用章，委托代理人为杨水兵，需方栏加盖的是“溧阳市乐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云数据中心工程项目部”印章，并注明委托代理人为朱国华。溧阳市云数据中心建设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云数据项目部）施工单位是乐城公司，该项目部系由唐全海挂靠乐城公司设立，项目经理是狄劲松，电工是陈杰，水电工是陈伟平，保管员是陈洪福。
合同签订后，新宇公司陆续向云数据项目部供应合计1077384.8元电缆，该些电缆由云数据项目部的陈杰、陈伟平和陈洪福签收。嗣后，新宇公司仅收到朱国华支付的货款300000元，余款经催要未果，遂诉至法院。
一审中，乐城公司提供民事判决书主张唐全海与陈秀女系夫妻关系，并提供收款收据、借支单及其汇款记录，主张唐全海通过其妻子陈秀女支付朱国华电缆款合计1000000元，可以证明是实际施工人唐全海与朱国华之间发生的电缆买卖关系，朱国华并非乐城公司的代理人，其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朱国华签订的购销合同对乐城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新宇公司对唐全海与陈秀女系夫妻关系无异议，但对乐城公司提供收款收据、借支单和汇款记录所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陈秀女与朱国华之间的资金往来，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一审中，乐城公司申请证人张某（男，汉族，1966年11月23日生，住溧阳市××村委××山庄村××号，系乐城公司云数据项目部负责技术的人员）出庭作证，张某系云数据项目部负责技术的人员。张某称2016年3月12日编号为YX销字（2016）第031201号的产品购销合同系杨水兵和朱国华签订的，在工地上办公室看到过这份合同的，合同上加盖的“溧阳市乐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云数据中心工程项目部”印章是云数据项目部资料员汤萍去刻的，由其保管，用于做资料的，用于报验资料、报验收监理等，对外不起任何经济作用，当时为了证明货物用于云数据项目部而盖的这个章。当时项目部除了这枚项目部印章，没有乐城公司的其他印章或公章，大部分材料采购都是材料负责人吴建良私人签字，其他地方有没有用过这个项目部印章不能确定。对证人证言，乐城公司无异议，新宇公司质证认为其公司是与云数据项目部签订合同，电缆也是直接送到项目部工地，由工地上的人员签收，并不是交给朱国华再由朱国华转交的。
一审另查明，2011年8月10日，江苏新时代铜业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乐城公司，法定代表人乐为清，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2011年8月12日，江苏新时代铜业有限公司将1000万元注册资本缴存乐城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溧阳溧城支行开立的人民币临时账户10-621201040010236中，2011年8月16日，乐城公司将该1000万元注册资本汇至乐为清账户。2011年8月26日，江苏新时代铜业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新时代公司。2012年2月16日，新时代公司新增出资2000万元，乐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2012年2月17日，新时代公司将2000万元注册资本缴存乐城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溧阳溧城支行开立的人民币存款账户10-621201040010236中，2012年2月28日，乐城公司将该2000万元注册资本汇至溧阳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户。
一审中，新时代公司称两次出资后将出资转出是借用支付工程款，由于公司原财务人员已经离职，故现财务人员不清楚。新时代公司并提供2013年7月19日和2014年4月3日分别汇款1500万元至乐城公司中信银行南京分行账户的汇款凭证，汇款附言用途分别为“往来”和“借款”，主张已将3000万元归还乐城公司。经法院向新时代公司询问：“乐城公司与新时代公司有无借用注册资本用于支付工程款的财务记载？”新时代公司称需要回去核实，但嗣后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法院又向新时代公司询问：“2013年7月19日和2014年4月3日分别向乐城公司汇款1500万元有无财务记载系归还注册资本？为什么不归还到乐城公司的基本账户农业银行溧阳溧城支行？”新时代公司称没有记载，不清楚为何不归还到乐城公司的基本账户。
以上事实，有产品销售合同、送货单、工商资料、验资报告、银行明细凭证、民事判决书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诉争的产品购销合同上需方加盖“溧阳市乐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云数据中心工程项目部”印章，能否代表乐城公司，即新宇公司与乐城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是否有效。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印章的内容上看，该印章系乐城公司云数据项目部印章，并未注明是资料章或其他内容的印章。其次，该云数据项目部印章实际也系该项目部使用，该项目部印章加盖在产品购销合同上作为该印章的保管人张某也是知晓的，虽然张某当庭陈述该项目部印章仅用于资料报验，但同时又陈述该项目部仅有该一枚印章，材料采购大部分由吴建良签字，其他有无使用该印章不清楚，故不能排除云数据项目部使用该印章对外采购原材料的可能。结合合同签订后，新宇公司也是将电缆货物直接发至该项目部工地由工地上的人员签收的情况，对于新宇公司而言，有理由相信合同上加盖云数据项目部印章即代表乐城公司的合同行为。综上，法院认定新宇公司与乐城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有效，新宇公司仅收到货款300000元，余款777384.8元乐城公司应予支付。对乐城公司所称实际电缆买卖关系系挂靠乐城公司承接云数据工程项目的唐全海与朱国华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对新宇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按约乐城公司应在每批货到付至该批次货款的30%，2016年6月25日前付余款的30%，剩余货款在2016年9月28日前付清，故对新宇公司要求乐城公司承担的逾期付款利息，法院支持以459466.25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6日起至2016年9月28日止，以777384.8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标准均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对新宇公司主张乐城公司承担20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为：新时代公司是否构成抽逃注册资本行为，2013年7月19日和2014年4月3日新时代公司分别汇款1500万元至乐城公司中信银行南京分行账户的行为是否认定为注册资本的补足。法院认为，乐城公司第一次验资后短期内就将新时代公司出资的1000万元全部汇至乐城公司法定代表人乐为清的个人账户，第二次验资后也是短期内将新时代公司出资的2000万元全部汇至溧阳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户。虽然乐城公司、新时代公司称系借用支付工程款，但均未能提供相应的财务凭证佐证，且将1000万元款项汇至乐城公司法定代表人乐为清的个人账户也不符合常理，故可认定新时代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虽然新时代公司提供2013年7月19日和2014年4月3日分别汇款1500万元至乐城公司中信银行南京分行账户的汇款凭证，但该汇款凭证上附言用途记载为“往来”和“借款”，并非补足注册资本，新时代公司也未提供证明证明该两笔款项系用于补足乐城公司的注册资本，在工商档案中也未有记载，故该两笔往来只能说明是乐城公司与新时代公司之间的一般往来，并非补足注册资本，故对新时代公司称已经归还注册资本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新时代公司应当对乐城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在其抽逃出资30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乐城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新宇公司货款777384.8元及利息（以459466.25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6日起至2016年9月28日止，以777384.8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二、新时代公司对乐城公司上述应承担的债务在其抽逃出资3000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乐城公司、新时代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新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88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0887元，由乐城公司、新时代公司负担，该款已由新宇公司垫付，乐城公司、新时代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直接支付新宇公司。
二审中，乐城公司对原审查明的新宇公司向涉案工地供应1077384.8元电缆不予认可，其认为涉案工地的电缆供货人是朱国华，而非新宇公司，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新宇公司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
二审中，乐城公司提供2016年3月7日溧阳市溧城金豪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金豪经营部）与乐城公司签订的电缆购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购货单位处加盖的系乐城公司云数据项目部印章并由吴建良签名，供货单位处加盖了金豪经营部印章并由朱国华签名。同时该合同后附的为新宇公司报价单并加盖了金豪经营部印章。乐城公司表示该合同是朱国华以金豪经营部名义与云数据工地签订，可以证明涉案工地的电缆是朱国华供应，该合同后附的报价单是新宇公司报价单，故朱国华的电缆应是从新宇公司处购买，事实上是新宇公司与朱国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新宇公司质证认为：1、对真实性无法确定，但从合同形式看，购货单位所盖印章与其公司提供的合同所盖印章一致，且乐城公司经办人吴建良在与其公司的买卖关系中也有签名，进一步证明乐城公司也认可该印章可对外签订合同、购买原材料，吴建良有权代表乐城公司以乐城公司名义对外采购原材料。2、该合同签订时间是2016年3月7日，而其公司提供的合同签订时间是2016年3月12日，购买方都是乐城公司，所盖印章也是同一印章。根据其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送货单均是由乐城公司项目人员签收，可以证明真正履行的是其公司与乐城公司的合同，乐城公司与金豪经营部的合同并未实际实际履行。
新宇公司在二审中补充提供承诺书一份，内容为：关于乐城公司购买新宇公司YTV224×240240米，在安装使用过程中，因本单位操作不当，使电缆损坏，特请新宇公司修复，在以后使用中，一切质量问题与新宇公司无关。该承诺书载明承诺单位为乐城公司，并加盖了乐城公司云数据项目部印章，承诺人处有吴建良的签名。新宇公司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乐城公司认可涉案项目所有电缆是从其公司购买的。乐城公司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承诺书上载明的线缆是由朱国华交付给云数据工地的，使用过程中发生损坏，本应由朱国华负责修复的，但朱国华作为中间商不具备修复能力，只能让其联系新宇公司派人到现场修复，而新宇公司为明确该线缆不属于本身质量问题而导致的损坏，要求当时的采购人员出具了该承诺书，该证据只能证明云数据工地使用了新宇公司的线缆，但不能证明新宇公司与云数据工地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
以上事实，有电缆购销合同、承诺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乐城公司与新宇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如存在，相应的货款应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
本案中，新宇公司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中明确列明其是供方（出卖方），乐城公司是需方（买受方），乐城公司云数据项目部印章亦是加盖在需方落款处。该合同已明确反映是在新宇公司与乐城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关系，乐城公司主张当时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仅是证明朱国华购买的新宇公司电缆用于其工地并无与新宇公司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明显与合同内容显示不符。张某虽在一审出庭作证时陈述加盖印章是为了证明货物用于云数据项目部，但新宇公司对该陈述并不认可。因张某系乐城公司在云数据项目部的技术人员，且其陈述的盖章原因与合同反映的内容明显不符，在无其他充分依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本院对乐城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涉案产品购销合同中已加盖有乐城公司云数据项目部印章，该印章中并未注明仅能用于资料报验，不能对外签订经济合同，且从乐城公司二审提供的与金豪经营部签订的合同来看，上面也是加盖的乐城公司云数据项目部印章。因项目部是施工单位进行项目管理的现场组织机构，而目前也无证据反映乐城公司对该项目部的授权不包含对外采购原材料，考虑涉案购销合同项目部印章亦是在涉案工地上加盖且印章保管人员对此也知晓，该印章也是项目部唯一使用的印章，合同所涉货物也是用于涉案工地并由涉案项目上的工地人员签收，新宇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当时的合同经办人有权代表乐城公司签订涉案购销合同。因此，一审认定新宇公司与乐城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关于合同的履行问题，新宇公司提供了送货单，该送货单中均有云数据项目部的人员签收，且从新宇公司二审提供的承诺书来看，云数据项目部及吴建良也确认了是向新宇公司购买了货物，至于乐城公司二审提供的与金豪经营部签订的购销合同，即使是真实的，并无证据反映该合同得到实际履行，而本案新宇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反映其实际履行与乐城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至于货款，根据新宇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反映总价为1077384.8元，虽然新宇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是复写件，但因复写件一般是与原件同步完成，且该金额也未超过双方签订的合同金额，在乐城公司并无其他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形，一审根据送货单确认送货金额亦无不当。乐城公司主张新宇公司是与朱国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不足，朱国华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未予追加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乐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74元，由上诉人乐城公司负担。
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杰明
审 判 员 王静静
代理审判员 景 鑫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陆焱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