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71民初24140号
原告孙远福，男，1962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老河口市。
委托代理人孙志鸿，广东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汉泽，广东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告东莞市湖北襄阳商会。住所地：东莞市东城西路鸿福大厦*栋503。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号：粤莞社证字第0749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超，会长。
委托代理人潘海峰，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勇光，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莞市国坤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主山天翔工业区*号。注册号：441900000560613。
法定代表人王文超。
原告孙远福诉被告东莞市湖北襄阳商会（以下简称襄阳商会）、被告东莞市国坤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坤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远福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志鸿、被告襄阳商会的法定代表人王文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勇光、被告国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文超（身份同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远福诉称，根据劳动法第二条规定，襄阳商会属于社会团体，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孙远福开展的工作均是受襄阳商会的指派，襄阳商会的会员单位也已证明孙远福是襄阳商会聘请的。根据襄阳商会的商会章程，襄阳商会仅吸收企业会员，不吸收个人会员。故孙远福不是襄阳商会的会员。襄阳商会在仲裁阶段提供的商会章程是伪造的。根据襄阳商会章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秘书长采用选任制或聘任制；且第四十条规定，秘书长为专职人员，行使章程规定的职权。孙远福行使职权是受襄阳商会的商会章程的约束，并对襄阳商会负责，并非履行会员的义务。襄阳商会的会长王文超在2014年5月前多次承诺孙远福的工资由基本工资8000元及电话费补贴200元构成，且经襄阳商会的发起会员单位确认，并经过襄阳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和第二次会员大会的确认，此事在襄阳商会内部是公开的。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间，孙远福作为襄阳商会的秘书长，是襄阳商会的唯一工作人员，为襄阳商会提供专职服务。经东莞市商会请求以及襄阳商会的许可，孙远福在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月7日期间同时兼职协助湖北商会召开第三届会员大会。湖北商会也按照每月8000元的标准向孙远福支付了兼职期间的工资，可以从侧面证明孙远福的工资标准。因襄阳商会会长王文超未足额缴纳会费，致使襄阳商会全体会员拒交会费，导致襄阳商会在2016年4月实际上已解散。孙远福不服仲裁裁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襄阳商会向孙远福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6400元；2、襄阳商会向孙远福支付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间工资196800元；3、襄阳商会向孙远福支付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间垫付的办公费用15249元。诉讼中，孙远福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襄阳商会向孙远福支付2015年9月11日至2016年4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5600元，并在庭审中表示要求国坤公司承担本案的法律责任。
被告襄阳商会辩称，襄阳商会属于非营利性、自治性、联合性的社会组织。商会旨在凝聚在粤襄阳商人、促进会员发展。商会的成立时间是2015年9月11日。商会在成立后，因会员之间发生矛盾，导致商会自成立开始未能正常运作。孙远福与襄阳商会不存在劳动关系。商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均是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参选者均是自发、自愿参选。参选者当选后在同乡中有一定的威望、社会地位及荣誉，同时也具有为商会服务的精神和义务。根据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商会的相关规定，商会秘书长实行选任制，一般与商会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领取劳动报酬。在商会成立后，商会未能正常开展工作。孙远福于2015年12月到东莞市商会工作，也表明孙远福与襄阳商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孙远福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被告国坤公司辩称，国坤公司不同意孙远福的诉讼请求。国坤公司与孙远福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雇佣关系。
经审理查明，孙远福称，案外人刘邦田是广州襄阳商会的荣誉会长；孙远福和刘邦田是老乡；2014年初，刘邦田打电话给孙远福，要求让孙远福到王文超处商量××东莞市襄阳商会一事；刘邦田提出让王文超发起成立襄阳商会并担任会长，并提出要求孙远福负责筹备襄阳商会的设立事宜；当时东莞市商会在国坤公司的办公场所内办公；王文超称待湖北商会搬走后则将其办公室作为孙远福的办公室；2014年4月底，湖北商会从国坤公司搬走；孙远福自2014年5月4日开始在国坤公司内办公；孙远福在国坤公司办公期间的工作内容主要是调查拜访相关的襄阳企业；2014年5月4日，孙远福与王文超洽谈工资事宜，孙远福要求王文超按照底薪8000元+电话费200元的标准支付工资，王文超当时表示同意；后孙远福在2014年6月要求王文超支付工资时，王文超称账户上没钱，每月先给孙远福3000元生活费，剩余部分日后再结算，孙远福当时表示同意；2014年9月，原告已经拜访了200多家企业，王文超要求孙远福从该200多家企业中寻找8家企业作为襄阳商会的发起人；选定发起人后，孙远福开始制作襄阳商会的登记材料；2014年10月，国坤公司停业；2014年11月，孙远福搬到鸿福大厦5楼继续制作整理襄阳商会登记成立的资料；2015年7月，鸿福大厦5楼的公司停业，孙远福又搬回国坤公司继续办公；孙远福是以商会筹备处的身份向东莞市社会管理局递交襄阳商会的相关登记材料，且该些登记材料均是以国坤公司的名义提交的；2015年9月，襄阳商会登记成立，孙远福筹备了相关庆典活动、登记会员信息、召开会员大会、宣传商会等活动；襄阳商会的账户是由孙远福负责管理，襄阳商会会员缴纳的会费也是由孙远福管理；2016年5月8日，因国坤公司没有缴纳会费，王文超把将会员缴纳的会费退还给了会员企业，襄阳商会因此瘫痪，无法正常经营。孙远福认为，根据襄阳商会的商会章程第四十条规定，商会秘书长是专职人员；商会章程第五十五条规定，商会与专职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孙远福是襄阳商会的秘书长，且襄阳商会一直都是只有孙远福一名工作人员，故主张孙远福与襄阳商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孙远福对此提供商会章程予以证明。襄阳商会对该份商会章程予以确认，但认为孙远福是经商会的会员大会选任的秘书长，不属于聘任制的秘书长，故主张孙远福与襄阳商会不存在劳动关系。经审查双方确认的襄阳商会的商会章程，发现：1、该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会员大会行使的职权范围，其中包括选举或者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任制）、理事、监事长、监事。2、该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规定了理事会的职权范围，其中包括聘任或者解聘聘任制秘书长，决定商会办事机构、实体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聘任或者解聘副秘书长，决定其报酬事项。3、该章程第二十八条规定，理事会的决定需经全体理事过半数表决通过方能生效；理事会应当对决议形成会议纪要，并由监事签字确认，并向全体理事公告。4、该章程第三十六条及第四十条均规定秘书长为专职。5、该章程第五十五条规定，本会专职工作人员实行全员聘任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并订立劳动合同，其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另查明，孙远福及襄阳商会均确认孙远福是经会员选举后担任襄阳商会的秘书长。襄阳商会在本案中提供一份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该备案表显示孙远福在襄阳商会担任兼职秘书长，其工作单位是国坤公司；工作简历一栏显示孙远福自2005年起在国坤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该备案表下方有孙远福的签名确认，并有国坤公司的盖章及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的盖章。孙远福确认该备案表的真实性，并称因该表格要求明确秘书长属于“专职”或“兼职”，故孙远福当时随意填写了“兼职”；备案表中显示的工作简历都是王文超要求孙远福填写的。孙远福与国坤公司在庭审中均确认国坤公司从未向孙远福支付过工资。
诉讼中，关于孙远福的工资标准问题。孙远福称襄阳商会的第二次发起人筹备会议中有讨论过孙远福的工资标准问题，并称在另一次的会长、副会长、理事、秘书长、监事共同参加的临时会议中也有讨论过孙远福的工资标准问题；该两次会议均有书面的会议记录；但该两次会议均没有表决程序，书面的会议记录中均没有体现孙远福的工资数额、也没有反映出襄阳商会需向孙远福支付工资的内容。另，孙远福在本案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称其是襄阳商会某会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称其被选举为襄阳商会的副秘书长，襄阳商会当时有同时选举出会长、秘书长、理事长、副会长，孙远福是襄阳商会会员选举出来的秘书长；但称襄阳商会中没有人提及商会副秘书长的工资数额问题；证人曾经询问过孙远福，孙远福称王文超承诺每月给予孙远福工资8200元；且襄阳商会召开的某一次会议中有确认过孙远福的工资数额，但证人不记得具体是哪一次会议；孙远福在襄阳商会的工作是专职的，证人没有听说孙远福在其他单位上班。孙远福称襄阳商会从未向孙远福支付工资，故要求襄阳商会支付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间的工资合计196800元。
庭审中，孙远福称襄阳商会已经将会费退回给会员，无法正常运营，无法再向孙远福提供工作岗位，导致孙远福于2016年5月8日离开襄阳商会，故主张孙远福属于被迫离职，故要求襄阳商会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6400元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65600元。另，孙远福主张其在筹备襄阳商会期间为购买办公用品等垫付了相关的费用，故要求襄阳商会返还孙远福垫付的办公费用合计15249元。
另查明，孙远福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襄阳商会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6400元、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间工资196800元、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间代垫的办公费15249元。后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莞城仲裁庭作出裁决，裁决：驳回孙远福的全部申诉请求。孙远福不服仲裁裁决，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以上事实，有孙远福提供的会员申请登记表、营业执照、证明、商会章程、函、名称预先核准登记通知书、报纸、批复、微信报道图片、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筹备大会签到表、提议函、费用报销单据、租赁协议、证人证言，襄阳商会提供的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证明、银行单，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质证笔录等书证附卷为据。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远福与襄阳商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孙远福与襄阳商会双方确认的商会章程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商会秘书长为专职。根据商会章程第五十五条规定，商会的专职工作人员实行全员聘任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根据该章程的上述规定，襄阳商会的秘书长应是通过社会公开招聘来确定的。但根据孙远福、襄阳商会及孙远福提供的证人证言显示，孙远福是经会员大会选任出来的秘书长，并非是通过社会公开招聘而进入襄阳商会的，因此，根据商会章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孙远福属于襄阳商会的选任制秘书长。而商会章程第五十五条中关于襄阳商会需与专职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工资及福利待遇的规定，是指襄阳商会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专职工作人员后，襄阳商会与该工作人员建立劳动关系并给予劳动保障待遇；该情形与孙远福通过会员选任而当选为商会秘书长的情形不符。因此，因孙远福并非通过公开招聘而成为襄阳商会的秘书长，故即使商会章程中规定秘书长属于专职人员，也不能据此认定孙远福与襄阳商会之间成立劳动关系。其次，在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的社团负责人备案表中，孙远福明确将其在襄阳商会担任秘书长的性质填写为“兼职”，足以证明孙远福已经确认其并非是襄阳商会的专职工作人员。再者，孙远福主张襄阳商会的法定代表人王文超曾承诺按照每月82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工资，并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但根据证人的陈述，证人是通过孙远福的转述而得知孙远福的工资标准，孙远福对此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且孙远福称襄阳商会的发起人筹备会议及临时理事会会议中均有确认其工资标准，并称该两次会议均有书面的会议记录，但又表示该些会议记录中没有记录孙远福的工资数额，也没有记录商会需向孙远福支付工资的内容。对此，本院认为，若孙远福是襄阳商会的专职秘书长且襄阳商会需要向孙远福支付工资的，则孙远福的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情况是襄阳商会的财务账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应当会在相关的会议记录中予以书面确认。但根据孙远福的陈述，襄阳商会的相关会议记录中均没有向其支付工资的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孙远福若与襄阳商会存在劳动关系，则孙远福作为选任制的秘书长，其工资标准应由襄阳商会的会员大会或者理事会确定，而不可能由其会长王文超一人决定。据此，本院认为，襄阳商会从未决议向孙远福支付工资，也没有与孙远福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愿。综上三点，本院认为，孙远福是通过经襄阳商会的会员选举而担任襄阳商会的秘书长，并非襄阳商会通过社会公开招聘而成为襄阳商会的工作人员，故襄阳商会与孙远福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孙远福为襄阳商会进行的工作具有公益性质；且孙远福作为襄阳商会的秘书长，其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即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备案时明确将其在襄阳商会的秘书长性质列为“兼职”，可见孙远福已认可其并非是襄阳商会的专职工作人员，襄阳商会也从未决议向孙远福支付工资；故本院认定，孙远福与襄阳商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孙远福主张其与襄阳商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孙远福以其与襄阳商会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要求襄阳商会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本案是劳动争议纠纷，本院已认定孙远福与襄阳商会不存在劳动关系。若孙远福认为其为襄阳商会垫付了相关费用，要求襄阳商会予以返还的，则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孙远福可另案主张权利。
另，孙远福与国坤公司均确认国坤公司从未向孙远福支付过工资；且孙远福也确认其在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中填写的关于在国坤公司工作的简历内容是王文超要求其填写的，可见孙远福与国坤公司也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孙远福要求国坤公司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返还垫付的费用，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孙远福与被告东莞市湖北襄阳商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二、驳回原告孙远福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孙远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铮铮
人民陪审员 毛俊凯
人民陪审员 袁影霞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钟 声
附相关法律条文：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
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以参照下列凭证：
（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者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
（四）考勤记录；
（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