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温文民初字第597号
原告：郑某甲，务工。
委托代理人：王祥彬。
被告：赵某，务工。
委托代理人：夏鹏程。
原告郑某甲与被告赵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原告于2014年10月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林津津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4年11月18日、2014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甲的委托代理人王祥彬，被告赵某的委托代理人夏鹏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某甲诉称：2014年农历2月原、被告经朋友张某介绍相互认识、恋爱，××××年××月××日按农村习俗订婚并给付彩礼，当天原告给付被告方礼金人民币218000元，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生育子女。订立婚约后双方共同前往义乌生活，因性格不合常发生矛盾，2个月后双方解除婚约。原告与被告及其家人就彩礼返回的事多次协商未果。现因双方未能履行婚约，故原告诉请法院判决被告赵某返还婚约彩礼合计人民币218000元。
原告郑某甲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被告人口信息表，以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身份；
2、录音笔录，以证明原告给付被告方婚约彩礼218000元以及订婚2个月后双方解除婚约的事实；
3、证人张某、郑某乙的证言，以证明2014年3月26日原告和张某、郑某乙三人在文成农业银行取款95000元，在文成农村信用社取款120000元，后前往被告赵某家中，由张某将218000元彩礼交付给赵某母亲并当面清点现金，核对数额的事实；
4、取款凭证两张，以证明3月26日订婚当天218000的彩礼，系由张某现金3000元、郑某甲从文成农业银行取款95000元和张某从文成农村信用社取款120000元构成。
被告赵某辩称：原告陈述的2014年原、被告经人介绍相互认识、恋爱并于同年3月办理订婚仪式的事实属实，但双方于同年3月28日订婚，后因原告方过错而解除婚约。双方订婚前协商过礼金，但订婚当日原告从外地到文成未准备任何彩礼及婚约习俗所需物品，因被告方已通知婚宴喜讯并准备好仪式，故双方仍依约定缔结婚约并由被告方支出仪式所需费用187000元。原告诉称的218000礼金不属实，要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赵某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阳光假日酒店消费账单及证明，以证明被告3月在该酒店举行订婚宴共支出67004元的事实；
2、品酒汇（浙江）兰露商贸有限公司发货单及销货清单，以证明被告婚宴酒水支出24696元；
3、文成县阿丰喜铺收款收据，以证明被告为订婚置办喜糖等支出28340元；
4、康奈销售单、维加斯服饰销售凭证，以证明被告为订婚购置双方服饰支出33700元。
本院依法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核并经当庭质证，对其证明效力认定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认为证据2无法核实通话双方身份情况，电话录音内容也未能证明给付礼金218000元的事实，认为证据3的两位证人均系原告方亲密朋友，与原告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无法证明给付218000元礼金的事实，认为证据4与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不符合事实。本院认为，证据2的电话录音内容中被告赵某虽然没有直接承认原告给付婚约彩礼218000元，但被告在原告提及协商解决婚约彩礼218000元时并未否认收取彩礼的事实，而是转换话题让原告与其父亲协商；证据3证人张某、郑某丙虽系原告方好友，但婚约习俗中参与人多数系双方亲朋好友，且原、被告双方是通过朋友张某介绍认识，协商礼金和给付彩礼、清点数额等事实际由张某帮忙操办，故本案证人证言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参考依据；证据4与证人证言证明的事实经过基本一致，时间、银行取款等具体细节与证人证言虽不一致但符合记忆习惯。综上，证据2、3、4能相互佐证，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故本院对证据2、3、4中原告已给付被告礼金215000这一事实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1-4均有异议，认为该四份证据均不是正规发票，阳光酒店的消费单据的酒席时间不是订婚日即3月26日，其他消费支出也明显不合理。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未开具正式发票符合当地居民消费习惯，且原告方也自认订婚宴席系由被告方出资办理，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2，本院认为根据阳光酒店的消费单据可知3月27日婚宴酒席摆设5桌、3月28日婚宴酒席摆设8桌，共计13桌婚宴酒席，酒店消费中并未包含酒类消费，被告提供的证据2主张婚宴消费72瓶红酒共计24696元，按婚宴酒席数平均每桌消费5.5瓶，比日常每桌酒席两瓶红酒的消费习惯明显偏多，本院酌情确认其酒类消费为18000元；被告提供的证据3，本院认为喜糖、香烟是婚约习俗中应当由男方承担的必要消费，被告主张的消费数量符合当地订婚风俗习惯，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4，本院认为因原告系外地户籍，双方订婚用品均系在文成置办，但被告方支付服饰费用33700元，明显偏高，本院确认三张销售凭证服饰消费确定为4294元。
本案中，双方对于2014年2月经朋友张某介绍认识、恋爱，3月订立婚约，双方依照风俗习惯曾协商过男方需要给付女方礼金，并邀请朋友林花玲担任媒人，但订婚事项未通过媒人协商而是由张某出面组织双方协商，以及订婚仪式在文成举行，费用均由被告方负责支付等事实无争议。双方争议的事实主要是原告方有无给付被告方婚约礼金，以及给付金额多少。
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庭审确认的证据，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农历2月原告郑某甲与被告赵某经人介绍相互认识并恋爱，××××年××月××日原告郑某甲与其亲朋好友4人前往文成县大峃镇向被告提亲并支付婚约彩礼215000元，3月27日至28日双方按农村习俗在文成县阳光假日大酒店举行订婚宴，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订婚仪式由被告方负责办理，共支出订婚费用117638元（其中消费酒席67004元、酒水18000元、喜糖及香烟28340元、服饰4294元）。订婚后，双方共同前往义乌生活两个月后解除婚约。2014年10月9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返还彩礼。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第七条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该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为证明其已给付被告礼金的事实，提供了取款凭证、证人证言、电话录音等证据，作为外地人对缔结婚约关系支付婚约彩礼这一事实已穷尽其举证能力，结合当地社会风俗习惯，婚约习俗中男方需要给付女方彩礼，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反驳该证据链的证明对象也未能合理地解释未收取原告任何礼金的原因，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根据法律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习俗给付的婚约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原、被告订立婚约后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被告方在解除婚约后应当适当返还婚约彩礼，故原告要求返还婚约彩礼，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赵某抗辩双方对订婚给付彩礼曾协商一致，因被告3月26日从外地过来到被告家当日未准备任何彩礼，被告已通知亲友婚宴喜讯，为避免矛盾，故在原告未给付任何彩礼的情况下仍如约举行订婚仪式并自行支付订婚费用，与双方无争议的事实经过和当地风俗习惯不符。假设确如被告所述，本案双方订婚前相处时间较短，感情基础较薄弱，订婚后双方共同前往义乌生活数月，按照常理应当对订婚的支出事项进行善后处理，而事实上被告从订婚后至原告起诉前数月内未要求被告协商分摊费用，这亦不符合生活常理。故被告赵某的抗辩意见可信度较差，本院不予采信，相比，原告郑某甲的主张较为合理，可信度较高。本案中原告主张3月26日给付被告婚约彩礼为215000元银行取款和3000元现金，共计218000元，本院根据其提供有效银行取款凭证确认婚约彩礼金额为215000元，原告主张的现金3000元因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确认。关于订婚仪式费用，被告主张所有费用由其支付，原告庭审中承认婚宴由被告负责并支付费用，原告方未帮忙操办婚宴，按当地社会风俗习惯订婚费用通常由男方负责承担，故对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该笔费用的主张，其合理支出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婚约消费共计117638元，确认由原告方承担90000元，被告方负责承担27638元，该笔费用应当在返还的婚约彩礼中予以扣除。综上，本案婚约彩礼具体返还数额根据原、被告订婚前后的实际情况、双方共同生活时间及当地习俗等因素，酌情确定为75000元为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赵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郑某甲婚约彩礼75000元；
二、驳回原告郑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44元，由被告赵某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林津津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