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03民初19954号原告丘伟飚。委托代理人李银绪，广东敏思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610602913。被告深圳源明全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国贸大厦十三楼东座，统一社会代码91440300279440846Q。法定代表人黄新国。第三人黄新国。第三人梅州市超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梅州市金山街道办事处龙丰村村委会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00797719388A。法定代表人黄新国。被告及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晓宁，广东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14198911310316。被告及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妮，广东盛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列原告诉被告深圳源明全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源明全公司）、第三人黄新国、第三人梅州市超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称超群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银绪、被告源明全公司、第三人黄新国、第三人超群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晓宁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公司成立于1997年11月24日，由原告和第三人黄新国分别出资20240万元和16560万元，原告占出资比例55%,第三人黄新国占出资比例45%。董事会由原告、第三人以及高晓欢组成，另由黄新国担任董事长，为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后除2014年向第三人超群公司投资1000万元（占该公司40%的股权）和另外两笔投资外，没有任何具体经营活动。由于被告公司实际由第三人黄新国一人所控制，原告对公司以及公司投资超群公司的经营状况概不知情。自公司成立至今，从来没有开过股东会、董事会，实为名存实亡。更为严重的是，第三人黄新国与超群公司的另一股东于2016年9月19日所召开的股东会居然将原告所持55%股份的股东排除在被告公司之外，造成公司投资1000万元面临巨大的风险。另：一、第三人超群公司股东之间存在严重分岐，另一股东深圳市益裕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裕福公司）己向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和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提出了知情权之诉和强制解散之诉，原告及原告所持55%的被告源明全公司对超群公司的投资将有被第三人黄新国侵占的风险。二、超群公司另一股东益裕福公司也于今年10月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诉第三人黄新国以及第三人所控深圳市安胜达实业有限公司非法侵占该公司人民币100万元，有证据显示第三人黄新国已有实际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鉴于上列发生的事实使原告的利益面临巨大的损失，结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原告作为持被告公司10%以上股权的股东，特诉至法院。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强制解散被告深圳源明全投资有限公司；2、第三人黄新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源明全公司答辩称：一、超群公司既不是被解散的公司，也不是源明全公司的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条“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他股东，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股东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申请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规定，原告将超群公司列为第三人明显不当，主体不适格。二、原告未向源明全公司实际出资，原告不是源明全公司的实际股东，仅是名义股东。黄新国和杨道鹏才是源明全公司的实际股东，黄新国占有源明全公司45%股份，杨道鹏占有源明全公司55%股份。2010年8月17日，杨道鹏以1元人民币向丘伟飚转让的其持有的源明全公司55%的股权，侵害了黄新国的优先受让权。因为该转让是不真实的，杨道鹏是源明全公司的实际股东，丘伟飚只是名义股东。否则，怎么可能以1元的对价转让股权。2010年8月25日，源明全的法定代表人由杨道鹏变为黄新国。与此同时，2010年10月，超群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动，邹振江将超群公司10%股份转让给黄新国，杨道鹏将超群公司40%股份转让给益裕福公司。2010年10月28日，超群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道鹏变更为古学超。黄新国与杨道鹏是超群公司实际股东，各持股50%、侧面也佐证了黄新国和杨道鹏才是源明全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原告作为名义股东不能对抗实际股东，原告起诉源明全公司解散公司主体不适格。三、源明全公司成立后，并未营业，也未对超群公司实际投资，超群公司的实际股东是黄新国和杨道鹏。源明全公司所持有的超群公司的50%股权，实际持有人分别为黄新国、杨道鹏，其中为黄新国代持超群公司10%的股权。前已述及，此不赘述。四、原告诉称其是持有源明全公司55%股份的股东，却要求行使超群公司的股东权利，显然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规定。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超群公司的名义股东是源明全公司，不是原告。超群公司的实际股东也不是原告。原告并无超群公司的股东身分，自然无权参加超群公司的股东会。五、原告诉称“自公司成立至今，从来没有开过股东会、董事会”，不是事实。事实是，2015年6月7日，源明全公司在会议室召开股东会，黄新国和原告都参加了，并且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虽然原告没有实际出资，源明全公司也没有实际对外投资，但是以源明全公司名义持股的情况下，源明全公司还是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公司并未陷入僵局，公司权力运转机制并未失灵。原告所诉不实。源明全公司不符合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解散公司所需的公司两年不召开股东会或股东会不能形成决议的情形。六、原告提起解散公司之诉，未按法律规定穷尽救济途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规定，解散公司必须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才可以提起。其他途径，指的是内部救济和外部救济，包括股东间股权转让、向股东以外第三人股权转让、请求公司收购股东股份并完成减资等。原告提起解散公司之诉，并未穷尽上述救济措施，显然不符合公司法的法定解散条件。七、原告以深圳市益裕福投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起诉黄新国及深圳市安胜达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安胜达公司”）非法侵占100万元人民币一案为证诉称“有证据显示第三人黄新国已有实际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不是事实。事实是：如前所述，源明全公司的实际股东黄新国和杨道鹏，益裕福公司的实际股东是杨道鹏。安胜达公司的股东是黄新国和曾冰夫妇。杨道鹏为了个人目的和经济利益，以益裕福公司的名义于2016年10月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起诉黄新国和安胜达公司，诬称黄新国和安胜达公司非法侵占超群公司人民币100万元（该案尚未开庭）。益裕福公司为此提交的证据，是安胜达公司于2016年8月1日向超群公司账户转入100万元，用于超群公司还徐国华（徐桂花是徐国华配偶）的借款，根本不是超群公司向安胜达公司付款。该证据恰恰证明了是益裕福公司诬告黄新国和安胜达公司的事实。目前该案尚未开庭审理，原告以一个未开庭审理的案件作为证据向贵院提交，只能证明是原告与益裕福公司串通诬陷黄新国和安胜达公司的事实。八、公司法的精神，在于维护公司的存续，公司主体维持原则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应否解散公司不仅关涉到公司股东的权益，还关系到与公司有关的其他民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司法介入强制解散公司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不应滥用。只有在符合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要件时，才能依法判令解散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公司解散必须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即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3.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本案中，以上诸条件均不具备，不符合司法解散的法定情形。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超群公司既不是被解散公司，也不是源明全公司的股东，原告将超群公司作为第三人主体不适格，原告并非源明全公司实际股东，源明全公司并无经营和投资。原告其所诉不实，目的不纯，虚构事实，滥用诉权，实为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源明全公司不符合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公司解散条件，为保护被告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定和谐，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超群公司的起诉及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源明全公司成立于1997年11月24日，注册资金为36800万元，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公司股东为原告邱伟飚和第三人黄新国，各持有公司55%和45%的股份。被告源明全和第三人黄新国认为原告邱伟飚只是源明全公司的名义股东，其持有源明全公司55%股份的实际股东为杨道鹏，并提交了杨道鹏与邱伟飚于2010年8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杨道鹏将其持有源明全公司55%的股份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邱伟飚。2015年6月7日，源明全公司召开股东会，黄新国及邱伟飚出席了会议，并形成了决议：同意以超群公司的50%股权抵押融资借款。源明全公司为第三人超群公司的股东，占有股份50%，第三人超群公司的另外两个股东为深圳市益裕富投资有限公司和黄新国，各持有超群公司40%和10%的股份。2014年1月28日，邱伟飚与黄新国签订协议，并由源明全公司盖章确认源明全公司占超群公司的50%股权，实际分配为黄新国占40%，邱伟飚占10%。2016年5月9日，深圳市益裕富投资有限公司、杨道鹏和超群公司签署《股权代持证明》，确认深圳市益裕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超群公司40%的股权，实际持有人为杨道鹏。2016年5月9日，源明全公司、黄新国、杨道鹏和超群公司签署《股权代持证明》，确认源明全公司持有超群公司50%的股权，实际持有人分别为黄新国、杨道鹏，黄新国代持40%股权，杨道鹏代持10%的股权。以上事实有公司登记信息、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协议和股权代持证明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为公司解散纠纷。《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根据该规定，有权请求解散公司的主体身份为公司股东，且需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根据源明全公司的公司登记信息，原告邱伟飚持有源明全公司55%的股权，其作为公司的股东，且持有公司股份超过了10%，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源明全公司及第三人黄新国虽认为邱伟飚只是名义股东，并非实际股东，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但被告源明全公司及第三人黄新国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仅不能证明源明全公司及第三人黄新国的抗辩主张，反而证明了邱伟飚所持源明全公司的股权是经杨道鹏合法转让。虽然股权转让价格较低，但仅此不足以认定邱伟飚与杨道鹏就存在代为持股关系。因此，被告源明全公司与第三人黄新国主张邱伟飚并非实际股东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解散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进行了进一步明确，主要是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或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或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等情形，并致使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本案中，被告源明全公司于2015年6月7日召开了股东会，股东黄新国及邱伟飚也出席了会议，并形成了以超群公司50%股权抵押融资借款的股东会决议。被告源明全公司能正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了有效决议，说明公司内部决策等机构能正常运作，经营管理状况并没有发生严重困难。至于原告主张其对源明全公司及投资超群公司的经营状况不知情及超群公司股东之间存在分歧等情形，是对公司知情权的主张以及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公司解散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对源明全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的判断。因此，原告邱伟飚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源明全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其由此主张解散被告源明全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邱伟飚解散被告深圳源明全投资有限公司的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邱伟飚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宏记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