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宜昌中民一终字第001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11号万柳派顿酒店7层。法定代表人谢朝晖，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施琼，湖北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颖莹。法定代理人曹玉梅，湖北省同济堂有限公司当阳市分店员工。委托代理人靳其明，当阳市恒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仁贵，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忠玉，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义怀，农民。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亮，宜昌市夷陵区民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郭松，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香港路145号。代表人潘建湘，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罗奇峰，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员工。一般授权代理。原审被告陈吉庆，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员工。上诉人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爱创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以及原审被告郭松、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陈吉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3）鄂伍家岗民初字第01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杨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邓宜华、代理审判员王明兵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25日13时20分，郭松驾驶鄂A×××××号轿车沿沪渝高速公路行驶至沪渝向1142Km＋400m处时，车辆右前部在慢车道内与吴定启驾驶的鄂A×××××号小型普通客车左后部相撞，随后鄂A×××××号小型普通客车与中央隔离带相撞后向左侧翻，造成鄂A×××××号小型普通客车乘车人周文权受伤送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鄂A×××××号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吴定启、乘车人余明勇、吕建斌、宋淑珍、马小润受伤，两车及高速公路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一支队宜昌大队经调查认为，郭松驾驶鄂A×××××号轿车在快车道超前方慢车道内正常行驶车辆过程中方向向右侧偏转，致使车辆右前部与慢车道内行驶的鄂A×××××号小型普通客车左后部相撞，致使鄂A×××××号小型普通客车失控并与中央隔离带相撞，其过错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吴定启驾驶车辆在慢车道内正常行驶，无导致本次事故的过错；乘车人周文权、余明勇、吕建斌、宋淑珍、马小润无导致本次事故的过错；故认定郭松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吴定启、周文权、余明勇、吕建斌、宋淑珍、马小润不负本次事故的责任。郭松在接到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于2013年7月18日提出复核申请，同年7月31日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一支队下达《交通事故复核终止通知书》，以本次事故中另一伤者已向武汉东西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终止了对该交通事故认定的复核。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北京爱创公司、郭松、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陈吉庆支付赔偿款58.854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416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6740.10元、交通住宿及误工费5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由北京爱创公司、郭松、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陈吉庆承担。原审法院同时查明：死者周文权于1969年1月16日出生，系宜昌市夷陵区分乡镇百里荒村农业家庭户口，其于2009年3月前往厦门市务工，并暂住于厦门市集美区后山路53号，后于2013年5月离开厦门市。曹颖莹系周文权婚生女，于2002年11月13日出生，系当阳市育溪镇非农业户口，周文权与其前妻曹玉梅于2010年8月30日经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曹颖莹随曹玉梅共同生活至今。王忠玉于1946年7月30日出生，系宜昌市夷陵区分乡镇百里荒村农业户口，朱义怀于1941年8月14日出生，系宜昌市夷陵区分乡镇普溪河村农业户口，二人系周文权的亲生父母，于1962年6月登记结婚，结婚共生育子女三人，后于1970年1月离婚，周文权随王忠玉居住生活。朱义怀离婚后未再婚，亦未再生育子女。同年，王忠玉与周仁贵登记再婚，周仁贵系初婚，二人婚后生育子女二人，周文权由王忠玉、周仁贵共同抚养至成年。周仁贵于1948年4月29日出生，系宜昌市夷陵区分乡镇百里荒村农业户口。事故发生后，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与郭松、北京爱创公司于2013年7月4日签订《非诉讼调解协议书》，双方协议约定：郭松、北京爱创公司自愿先行向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支付丧葬费18000元及风土人情费12000元，共计30000元，郭松、北京爱创公司支付上述费用后，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不再另行诉讼主张丧葬费与风土人情费（包括在法律上与此笔费用涵义相同的费用），该费用与其他赔偿款不予扣减冲抵。原审法院另查明：郭松系北京爱创公司员工，持有准驾车型为C1的机动车驾驶证，事故发生当天，其受公司指派驾驶车辆，搭载公司其他员工从武汉出发前往宜昌进行公务出差。肇事车辆鄂A×××××号轿车系北京爱创公司向其公司员工陈铭借用车辆，该车登记车主为陈吉庆。经鉴定，事发当时鄂A×××××号轿车符合国际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的技术要求。2012年12月21日，陈吉庆为肇事车辆在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及不计免赔险，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责任限额为100000元，保险期限均为2012年12月28日零时起至2013年12月27日24时止。原审法院最后查明：本次事故中另五名伤者马小润、吴定启、余明勇、宋淑珍、吕建斌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郭松、北京爱创公司、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陈吉庆及陈铭赔偿其经济损失。经原审法审理查明，确认马小润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项下损失合计23291.91元；吴定启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项下损失合计9224.26元；余明勇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项下损失合计11484.82元；宋淑珍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项下损失合计23054.13元；吕建斌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项下损失合计60020.50元。确认马小润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费用赔偿项下损失合计4650元；吴定启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费用赔偿项下损失合计1700元；余明勇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费用赔偿项下损失合计1900元；宋淑珍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费用赔偿项下损失合计4000元；吕建斌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费用赔偿项下损失合计70652元。原审法院认为：一、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应受法律保护。郭松驾驶车辆与吴定启驾驶的小型客车碰撞后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小型客车乘车人周文权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驾驶人吴定启、乘车人余明勇、吕建斌、宋淑珍、马小润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郭松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吴定启、周文权、余明勇、吕建斌、宋淑珍、马小润不负本次事故责任。郭松、北京爱创公司虽对该认定书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故该认定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郭松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二、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郭松系北京爱创公司员工，其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故应由北京爱创公司对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郭松不承担赔偿责任。三、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本案肇事车辆鄂A×××××号轿车登记车主虽为陈吉庆，但事发当日北京爱创公司已借用该车用于公司公务出差，且陈吉庆亦按照法律规定为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该车符合国际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的技术要求，故陈吉庆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系肇事车辆鄂A×××××号轿车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的保险人，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其应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原告予以赔偿。五、关于赔偿范围和数额，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质证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主张的各项赔偿数额，依法确认如下：⑴死亡赔偿金416800元（20840元／年×20年），死者周文权虽系农业家庭户口，但根据四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认定周文权生前一直在福建省厦门市务工居住达一年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的规定，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⑵被扶养人生活费112512.10元，其中曹颖莹53756元（（14496元／年×7年＋14496元／年÷12个月×5个月］÷2人）；周仁贵286**元（5723元／年×15年÷3人）；王忠玉14879.80元（5723元／年×13年÷5人）；朱义怀15261.30元（5723元／年×8年÷3人）。⑶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酌情支持1000元。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主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未提供事实减少收入证明，故对该费用不予支持。⑷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支持30000元。以上合计560312.10元。六、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周文权死亡、吴定启、余明勇、吕建斌、宋淑珍、吕建斌受伤。现周文权的女儿、父母即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与伤者马小润、余明勇、吕建斌、宋淑珍、吕建斌均已在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故应由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在交强险保险范围内按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项下按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为560312.10元占比87%，吴定启为1700元占比0.26%，余明勇为1900元占比0.29%；宋淑珍为4000元占比0.62%，吕建斌为70652元占比11.11%，马小润为4650元占比0.72%）赔偿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损失95700元（110000元×87%）。超出交强险限额外的损失464612.10元，由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100000元）按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为464612.10元占比71%，吴定启为9938.26元占比1.5%，余明勇为12165.82元占比1.8%；宋淑珍为24572.13元占比3.7%，吕建斌为113651.50元占比17%，马小润为25349.91元占比5%）赔偿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损失71000元（100000元×71%）。剩余393612.10元由北京爱创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损失166700元。二、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损失393612.10元。三、驳回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43元，由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北京爱创公司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原审对死者周文权在厦门市暂住地点与相应的暂住时间这两项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上诉人于原审庭审时提交了一份来源于厦门市公安局信息中心关于周文权人口信息查询的证据。从记载上显示，死者周文权在厦门市是断断续续暂住，并非原审判决认定的前往厦门务工后离开，且周文权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在厦门市只住了5个月，2010年8月27日至2012年12月24日期间周文权并没有在厦门市暂住的信息，故其死亡前在厦门市连续居住时间不足一年，暂住地不能认定为经常居住地。2、原审对周文权的身份没有调查导致本案事实不清。周文权是在厦门被厦门救助站收留转至武汉救助站，再由武汉转送回老家宜昌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原审没有查明周文权是否有收入来源。3、原审遗漏了上诉人提交的关于周文权人口信息查询的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4、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的收入来源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周文权能够按照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判定在城市经商（工作）、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死者周文权生前在厦门市没有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按城镇标准计算是错误的。三、双方于2013年7月4日签订《非诉讼调解协议书》中的风土人情费12000元，应当扣减冲抵部分精神损害抚慰金。风土人情费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只是称呼不同，但实质一样，应当扣减。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曹颖莹辩称：1、死者周文权的身份问题是清楚的，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供了周文权的身份证，其在老家的家庭情况等方面的证明，从事木工技术的证明，以及其在厦门市务工的证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周文权的身份。如果上诉人认对周文权的身份有异议，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法院来调查。2、周文权是农民工，没有缴纳税等相关材料，这与我国管理体制及农民工素质有关，他生前到厦门后在公安机关申请了暂住证，在务工单位进行了登记，就算是断断续续的，也不止一年时间，起码有三五年了。周文权生前不是在农村务农，而是靠务工在城镇生活。3、双方在诉讼前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已经履行完毕，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风土人情费也是符合宜昌当地的实际情况连带发生的费用，就算没有这个协议，由上诉人来安排安葬工作，可能费用会更高。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辩称：1、上诉人称周文权生前在厦门居住不满一年与其提供的人口查询信息证据相互矛盾。自2010年8月28日至2012年12月23日，公安机关没有进行录入。被上诉人提交的暂住证记载是2009年3月到厦门的，该证是2012年12月换发最新的，应当以暂住证记载为准。2、原审认定的周文权的身份情况清楚。3、被上诉人在原审已经提供了周文权生前工作单位的工资证明。4、风土人情费实际是对丧葬费的补充，与精神损失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对丧葬费的标准一般是18000元，结合当地情况，一般丧葬费在3万元左右，所以风土人情费不应扣减。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郭松、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陈吉庆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答辩意见。上诉人北京爱创公司与被上诉人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以及原审被告郭松、太平财保湖北分公司、陈吉庆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一是死者周文权能否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二是四被上诉人收到的风土人情费12000元能否抵扣精神抚慰金的问题。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即（2005）民他字第25号中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的规定，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本案中，根据四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周文权户籍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厦门市万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厦门市公安局杏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以及2012年12月24日换发的一年有效期的暂住证，足以认定周文权生前自2009年3月起至事发前长期在厦门市居住、打工的事实，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虽然上诉人北京爱创公司提供的人口网络查询信息显示周文权在厦门市的居住时间未有连续，但该情况与公安机关针对流动人口暂住住所的登记方式有关，本院认为应当以公安机关颁发的暂住证上的记载情况为准，原审据此认定死者周文权生前在厦门市居住、务工并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上诉人北京爱创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反驳，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2、关于风土人情费是否抵扣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根据被上诉人曹颖莹、周仁贵、王忠玉、朱义怀（甲方）与上诉人北京爱创公司、原审被告郭松（乙方）于2013年7月4日签订的《非诉讼调解协议书》约定内容，乙方自愿先行垫付周文权亲属丧葬费18000元与风土人情费12000元。从协议签订时间来看，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责任认定书出具之前，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早日安葬受害人周文权”，且明确约定甲方领取上述费用后在恰当的时间内自行将周文权的骨灰运回安葬。结合协议签订的发生时间、目的以及具体内容，考虑到当地民风民俗等实际情况，本院认为该笔风土人情费系上诉人北京爱创公司、原审被告郭松自愿对四被上诉人支出丧葬费的相应补偿，上诉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积极履行，不应作为精神抚慰金予以抵扣，故本院对上诉人要求扣减精神抚慰金12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北京爱创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43元，由上诉人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杨昊审判员邓宜华代理审判员王明兵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书记员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