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奉民二（商）初字第1010号
原告上海凯柏生化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玉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叶云卿，女，上海凯柏生化技术有限公司工作。
委托代理人孙慧婷，上海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兰德淀粉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季杨，上海市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超勣，上海市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内蒙古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冠雄，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文利，内蒙古仁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勇，内蒙古仁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凯柏生化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兰德淀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德公司）、内蒙古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奈伦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奈伦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于同年4月29日作出裁定予以驳回。被告奈伦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11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14年7月7日、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赵敬国参加了第一次庭审，2014年8月7日，原告致函本院，告知已撤销赵敬国的委托代理，改由叶云卿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原告委托代理人叶云卿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原告委托代理人孙慧婷，被告兰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季杨、吴超勣，被告奈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文利、李勇均到庭参加了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凯柏生化技术有限公司诉称，两被告为拓展“内蒙古奈伦”产品在中国统一企业的销售，于2006年8月1日与原告签订了《销售服务合同》，合同第4条约定：“丙方（即原告）作为甲方（即被告奈伦公司）与中国统一企业大陆区域各工厂之间业务关系的唯一委托销售协调单位”；第6条第五款约定：“在三方商定价格基础上，所有与中国统一企业的价格事宜全权由丙方（即原告）负责，甲乙（即被告兰德公司、奈伦公司）双方承诺不直接针对中国统一企业进行任何形式的价格答复和报价，否则应赔偿丙方（即原告）实际商业利益的10倍金额作为补偿”。服务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履行合同，在服务合同约定的结算价格加价人民币150元（以下币种同）作为服务费，并报价给中国统一企业，最终促成中国统一企业采购两被告的产品。在中国统一企业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采购年度，两被告提供了1，000吨产品，在一年的业务发展中，两被告充分了解原告的业务渠道等业务关系，在中国统一企业2008年的采购年度，两被告恶意报价，使得原告无法促使中国统一企业采购两被告的产品。但两被告不经原告直接向中国统一企业报价和价格答复，违反了服务合同的约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为此，原告曾于2011年提起诉讼，法院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判决确认了两被告的侵权事实，并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2007年度损失10万元。因两被告在2007年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向涉案合同的案外人供应合同产品总计5，823.065吨，扣除2007年供应数量175吨，仍有5，648.065吨损失计8，472，097元（具体计算方式为：两被告于2008年至2010年度向中国统一企业销售的马铃薯变性淀粉数量5，648吨×服务费差价150元／吨×10倍=8，472，097元），原告自认合同约定10倍经济损失过高，自愿调整为400万元未赔偿。要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服务合同有效期间2008年至2010年度经济损失400万元。
原告上海凯柏生化技术有限公司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销售服务合同1份，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于2006年8月1日签订了销售服务合同，明确约定了三方的权利义务，价格事宜全权由原告负责，合同有效期为5年，自2006年7月1日起至2011年6月30日止等；
2、（2012）奉民二（商）重字第4号判决书1份，证明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确认了两被告的违约事实，并判决两被告赔偿原告2007年损失10万元，法院认可中国统一企业出具的《说明函》；
3、2011年9月22日《说明函》1份，证明中国统一企业六家下属子公司在合同期2007年到2010年12月31日向两被告共购买过合同产品5，823.065吨，扣除2007年购买数量175吨，仍有5，648.065吨损失还未赔偿；
4、2013年6月4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法庭审理笔录1份，证明原告在庭审上明确表示将继续向两被告主张2008年-2010年12月31日期间的违约损失，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5、往来沟通函5份及合作意向书1份，证明两被告向原告报价，原告在每吨价格加上150元后，向统一企业进行报价，且原告在两被告恶意抬高价格后，仍积极促成报价，被告兰德公司违反了服务合同的约定，直接与统一企业签订了供货合同；
6、说明函2份、物流费用清单、订购单4份、发票3份及（当庭提交）银行客户对账单3份，证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促成了两被告与统一企业的2007年度采购合同，统一企业实际采购了产品，两被告也因为原告履行了合同中的义务而向原告支付了服务费；
7、原告与案外人委托协议书2份、销售合同1份、订购单13份，证明原告与统一企业一直有良好的协作业务。
被告兰德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1、根据原告于2011年1月27日提出的诉请，原告曾提出变更诉请，由15万元变更为500万元，中院是发回重审的，但是原告一直用的就是原来的起诉书，重审法院判决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10万元，判决主文没有明确是哪一年的损失，但是被告兰德公司认为原告的诉请，在上一次案件中已经处理，原告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驳回。2、销售合同的第六条约定是每年决算一次，但是原告的诉请没有参与任何的价格约定，根据民法的规定，原告没有履行义务，应当予以驳回原告的诉请。3、原告的诉请400万元没有具体的计算依据，也没有约定及法律依据，原告的诉请没有任何依据，提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兰德公司对其辩称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
1、2011年1月27日起诉状1份，证明原告诉状所涉及诉讼请求是提出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是按实际计算，暂时按15万元计算，是总括；
2、（2011）奉民二（商）初字第565号判决书1份，证明原告曾主张变更诉请500万元，但是没有补缴诉讼费，原告的诉请是全部的，只是因为原告没有按时交诉讼费，所以诉请仍是15万元；
3、重审判决书1份，证明原告诉请15万元是经济损失的计算，不是年份的计算，原告的诉请已经全部在原审案件中已经主张过了；
4、传真文件1份（2007年9月11日），证明被告兰德公司与被告被告奈伦公司在2007年9月11日发传真给原告告知价格、供货时间等，并要求原告在2007年9月20日之前回复的事实；
5、传真文件（2007年9月21日），证明原告在收到被告传真文件后，在2007年9月21日才回复给两被告，告知两被告报价高出统一公司所有供应商的报价，故要求重新报价的情况；
6、传真文件1份，证明两被告在收到原告的传真之后，在2007年9月21日回复原告，要求其在2007年9月26日之前达成与统一公司之间的报价，否则将解除三方协议的事实；进一步说明原告收到了上述三份传真文件，并与两被告协商三份价格，原告称没有收到第三份传真，但是在2007年9月27日之后两被告没有收到原告任何报价及沟通，可以证明原告收到了第三份传真文件。
被告奈伦公司辩称，1、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虽然合同约定有效期是五年，原告在2011年3月8日向奉贤法院提起诉讼，所以原告2013年3月7日之前提起诉讼才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2、原告的起诉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合同属于居间合同，原告是居间服务人，但是原告没有促成2008-2011年的销售合同，也没有履行义务，也无法确定服务费，原告认为的差价是原告的主观意见，双方并无约定，丧失了报价的基础，原告诉请没有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3、被告奈伦公司没有向案外人销售过产品，所以被告奈伦公司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在“统一企业”的说明函中，并没有说明是销售服务合同中的被告奈伦公司产品，被告奈伦公司销售的产品都是向被告兰德公司销售的，不存在向“统一企业”报价的事实，被告奈伦公司是不存在违约行为的，那么就不应当承担责任。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奈伦公司对其辩称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
1、销售服务合同1份，证明三方当事人对被告奈伦公司的产品进行居间服务，原告的居间报酬是以促成合同的结算价格和最终价格的差价进行结算；
2、传真文件2份及商务函1份，证明被告奈伦公司多次催促原告督促统一企业报价，原告没有提供居间服务，原告默认了解除销售合同的法律事实；
3、银行支付系统凭证3份及发票16份，证明被告奈伦公司从2004年就与统一企业有销售业务，被告奈伦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2006年合同义务的事实；
4、增值税发票6份，证明被告奈伦公司自2008-2010年向被告兰德公司销售淀粉，没有向统一企业销售产品，被告奈伦公司没有违反合同义务。
经庭审质证，被告兰德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有效性有异议，销售合同没有对被告兰德公司的义务进行确认，被告兰德公司在收到被告奈伦公司支付销售服务合同的货款后，再进行结算，合同第六条最后一段“在三方商定价格的基础上，若没有商定价格的基础上，不需要有原告负责”。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判决书的主文没有明确是2007年的损失，是合在一起总计赔偿的金额10万元，根据原审案件的多次庭审及证据，应当是包括总计的损失。对证据3无法推导出原告的损失，统一企业的金额只是销售的金额，原告的计算标准是结算价格、最终价格的差价损失，原告基于说明函要求赔偿不符合规定，认为说明函有瑕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同意被告奈伦公司的答辩意见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说明，恰证明原告在之前的案件中主张了这一诉请，原告的原来诉请包括了2008、2009、2010年的损失，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对证据5认为原告所说的内容无法证明其所要认定的事实，上次庭审已经明确2007年9月22日之前双方有业务往来，不能证明原告所说，是原告在收到终止履行协议后，自主终止服务的；对证据6认为，（1）是2006年5月及6月14日的单证，是原告与沈阳的业务往来关系，被告无法得知除了原告与两被告之外，是否存在其他业务行为，无法证明原告的待征事实，真实性、关联性、有效性均有异议；（2）原告提供的发票是存根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没有收到上述发票，也不知道原告有存根件。（3）银行客户对账单只是原告与其他方的流水记录，对账单不能反应钱款进出的实质内容，原告将此与发票挂钩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是被告兰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叶云卿之间有往来。对证据7的委托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如存在协议书，协议书确认的内容与本案要说明的时间点有冲突，是2003年5月至6月，但销售合同是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只有委托书，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证明交易的真实存在，也无法证明原告述称的有成功案例，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被告奈伦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同意被告兰德公司的质证意见，并补充：1、对证据3的说明函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关联性不认可。销售合同明确销售被告奈伦公司的产品，说明函中没有提到是被告奈伦公司的产品，只说从被告兰德公司购买，无法证明原告观点。
2、对证据4原告希望从辩论的主张才提出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原告的这一证据不是法律确认的中断时效的法定理由，原告的诉请超过了诉讼时效。对证据5认为，原告提供的不是原件，而且无法看清上面内容，对其合法性不认可，也无法证明原告所说；意向书没有原件，合法性、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意向书的淀粉不能证明是被告奈伦公司的商品，内容中还涉及木薯淀粉，是被告兰德公司与统一企业多年的业务往来。报价单无法证明原告提供的是原件，而且是原告单方出具的，原告擅自加价150元，而且2007年的合同也没有促成，对报价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6认为，（1）说明函因为原告只提供了一份原件，且时间是2006年6月14日，内容上与本案所涉2008年的合作事宜不能证明原告所说的问题。（2）订购单作为公司之间的交往没有原件，无法看清相应的内容，对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观点。（3）传真文件的原件看不清。（4）原告提供的发票是原告单方出具的，且被告兰德公司陈述没有支付过服务费，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观点。（5）银行客户对账单，上次庭审法庭已经指定了举证期间，这份对账单不是在举证期内提交的，所以被告不予质证，希望法庭对提交的新证据对账单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两份委托协议书的原件合法性认可，但是对真实性及原告说的成功案例的观点，没有销售服务合同的原件，订购单也不是原件是复印件，对订购单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销售服务合同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委托协议书与本案的三方协议的内容是不同的，三方协议没有约定价格。原告没有提供同期的成功案例，提交的是2003年，不符合法庭的要求。
对被告兰德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15万元只是2007年度的经济损失，但由于原告未按时缴费，所以只是计算了2007年的经济损失15万元；对于2008-2010年的经济损失并未实际主张，不存在被告所说的“一事不再理”的情况。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1。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恰证明原告在原审案件中只是对2007年的损失进行主张，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是2007年度的损失。而且，之前的案件经过一审、二审、重审，原告是在2013年6月明确不放弃2008-2010年的经济损失，债权人对部分债权的主张诉讼时效及于所有剩余债权，原告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收到过，对该证据上的手写部分明确本来就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恰能证明被告是恶意抬高价格。对证据6原告没有收到过，原告在两被告恶意抬高价格后，仍在积极促成报价，三方协议并没有对合同解除有约定，被告不能单方解除。另外，被告称在2007年的9月份之后就没有业务往来了，但是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有一份订货单是在2007年9月21日，且被告兰德公司加盖了其法定代表人的印章。
经庭审质证，被告奈伦公司对被告兰德公司的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且同意被告兰德公司所要证明的观点。
对被告奈伦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1销售服务合同第二页第十条“销售产品已约定PQCS”是被告手写加上去，原件没有这句话；对证据2第一份传真文件（2007年9月11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份文件显示报价是7，400元每吨，两被告恶意抬高价格，原来价格是6，800元每吨，2007年9月21日的传真文件原告没有收到过。商务函没有收到，不认可。对证据3、4被告无法提供原件，原告不予质证。
对被告奈伦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兰德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意见，虽然手写了PQCS，但是不影响。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同意被告奈伦公司的意见。对证据3因为是银行的付款专用凭证，在与原件核对无异的情况下，同意被告奈伦公司的意见。对证据4同意被告奈伦公司的意见。
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2、3、4因两被告对真实性无争议，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5，虽然两被告在本案中不予认可，但在重审案中对传真件已予以确认，其中的《合作意向书》在重审案中就是被告兰德公司提供的证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对证据6，本院认为该证据涉及的均为本案诉请时间段之外的业务往来，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7，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予确认。
对被告兰德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2、3、4、5因原告与被告奈伦公司对真实性无争议，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6，本院认为，原告否认收到该证据，由于缺乏其他证据印证，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对被告奈伦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1，因原告和被告兰德公司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证据2中2007年9月11日的传真文件，原告和被告兰德公司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传真文件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2中2007年9月21日《关于确定2007-2008年度产品订单事宜》的传真文件（同被告兰德公司提交的证据6）和2007年9月25日的《商务函》均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因被告奈伦公司未提供证据佐证该文件已发送原告，故对证据2中的该两组文件不予认定；对证据3、4，因该两组证据无原件，故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结合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与两被告于2006年8月1日签订《销售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作为被告奈伦公司与中国统一企业大陆区域各工厂之间业务关系的唯一委托销售协调单位，专门负责协调和联络被告奈伦公司与中国统一企业大陆区域各工厂的业务关系，积极促成被告奈伦公司与中国统一企业在各领域的广泛合作关系；由原告向中国统一企业供应的产品品种为马铃薯变性淀粉，产品代号为PQCS，被告奈伦公司全权负责中国统一企业的供货事宜，被告兰德公司作为与原告服务费金额的结算方，三方商定“结算价格”与“最终价格”的差价作为服务费标准，由被告兰德公司按合同约定定期向原告支付；被告奈伦公司确认目前原告与被告兰德公司商定马铃薯变性淀粉PQCS的结算价格为6，050元／吨，该结算价格原则上每年确定一次，若遇到原料和市场状况大幅度变动时，或客户要求降价时，三方届时共同商定新的供货价格，在结算价格的基础上，原告与中国统一企业进行报价，并促成被告奈伦公司与中国统一企业代表单位签订常年供货合同，具体成交价格在产品订单中进行确认并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时体现，被告奈伦公司按照原告与中国统一企业确定的最终价格直接向中国统一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在三方商定价格基础上，所有与中国统一企业的价格事宜全权由原告负责，两被告承诺不直接进行任何形式的价格答复和报价，否则应赔偿原告实际商业利益的10倍金额作为补偿。合同同时约定有效期限为5年，自2006年7月1日起至2011年6月30日止。合同签订后的第一年度，三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2007年9月11日，两被告通过传真方式向原告进行下一年度报价，供货数量为1000吨，供货时间为2007年10月20日至2008年9月20日，供货价格为7，400元／吨，原告据此向中国统一企业加价150元／吨即7，550元／吨进行报价。原告于2007年9月21日向被告奈伦公司反馈，告知被告奈伦公司其报价比其他供应商高出甚多，让被告奈伦公司重新计算成本后重新报价，两被告于同日回复，7，400元／吨为2007-2008年度最低报价，确认给原告的报价仍为7，400元／吨且不含原告服务费用。因报价问题，原告未能促成被告奈伦公司与中国统一企业2007-2008年度的订单。2007年12月20日，被告兰德公司与中国统一企业签订《合作意向书》，该意向书就马铃薯变性淀粉PQCS的单价约定为6.8元／公斤，数量为3，000吨。在签订该《合作意向书》后，实际供货方式为由被告奈伦公司直接供货给中国统一企业，而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则是由被告兰德公司开具给被告奈伦公司，中国统一企业开具给被告兰德公司。
另查明：2011年9月22日，中国统一企业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调查令出具了《说明函》一份，该函载明：中国统一企业有六家下属子公司自2007年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向兰德公司购买过马铃薯变性淀粉（PQCS），2007年的购买数量为175吨，2008年的购买数量为1，261.85吨。
又查明，在本院的（2011）奉民二（商）初字第565号诉讼案中，原告曾于2011年6月22日庭审中增加诉请，要求被告赔偿损失500万元，后因原告未按时缴纳诉讼费，本院仍按照原告原有诉请审理。
再查明，被告奈伦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已实际履行了重审案中所确定的被告奈伦公司、兰德公司应承担的赔偿原告损失的付款义务。
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属于“一案两诉”；二、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原告是否履行了提供相关服务的义务；四、两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存在，应赔偿多少损失？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在前诉中明确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的时间段为2007年9月11日至12月31日，针对的销售量是175吨；而本案诉讼中原告针对的时间段为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0月31日，针对的销售量是5，648吨，由此可知，原告的前后两诉所依据的事实不同，提出的主张亦不相同，而且法院亦未在前诉中对本案中原告提出的主张作出过实体裁判，故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实体权利尚未处理，因此，本院认为，原告的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不属于“一案两诉”。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由于原告曾于2011年6月22日提出诉请，要求被告赔偿损失500万元，故诉讼时效自该日起重新计算至2013年6月22日；又由于原告于2013年6月4日的重审案庭审辩论中提出“本案我们仅仅主张了2007年12月31日前的损失，但2008、2009、2010年的损失原告仍要求两被告予以赔偿”，该主张的提出在时效届满日2013年6月22日之前，故诉讼时效应自2013年6月4日起重新计算至2015年6月4日。本案原告于2014年3月31日提起诉讼，显然未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销售服务合同》的约定，原告的身份是作为拓展被告奈伦公司与中国统一企业大陆区域各工厂之间业务关系的唯一销售协调、促成单位，其主要服务内容：一是促成被告奈伦公司与中国统一企业代表单位签订常年供货合同，并协助敦促货款的回收工作；二是原则上每年与两被告协商确定结算价格，并在此价格基础上向中国统一企业报价以促成订立合同；三是与被告兰德公司于每月30日前就上月26日至当月25日的销售及货款回笼状况对账一次。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与两被告对2007年9月11日之前的履约情况均无争议。在2007年9月11日两被告向原告报价后，原告于同年9月14日向中国统一企业报价，同年9月21日原告向被告奈伦公司反馈，告知被告报价太高，要求被告尽快重新报价，两被告同日向原告反馈表示，维持原报价不变。2007年9月21日之后，被告未向原告重新报价；原告亦未与被告就报价、结算价格作进一步磋商。根据现有证据，原告亦未就剩余年度的合作再次要求被告进行报价或就结算价格与被告进行磋商。据此，本院可以认定原告于2007年9月21日之后实际已停止向两被告提供系争合同项下的服务。
关于争议焦点四，在本院前诉重审案中已证实：被告兰德公司自2007年12月至2010年12月期间，以其名义向中国统一企业下属公司供应马铃薯变性淀粉PQCS计5，823.065吨，价税合计约3，980万余元，经本院核算，每吨马铃薯变性淀粉PQCS的销售价税合计均低于被告向原告的最后一次报价7，400元，在三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被告兰德公司的这一直接销售行为违反了系争《销售服务合同》的约定，构成违约。同时，被告奈伦公司在此期间向被告兰德公司开具了合计约3，578万余元的增值税发票。对此，被告奈伦公司辩称其只是向被告兰德公司销售产品，并未向中国统一企业下属公司销售产品，其不存在违约行为。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奈伦公司参与了2007年9月的报价事宜，因此其对该次报价的结果是明知的；其次，在报价不成功及三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其向兰德公司销售系争产品，而兰德公司向中国统一企业下属公司销售系争产品，其未履行三方合同约定的作为系争产品生产方的相关禁止义务；再次，在前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奈伦公司从未就此提出过异议，另一被告兰德公司亦未否认其销售给中国统一企业下属公司的相关产品来源于被告奈伦公司，除非被告奈伦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限内兰德公司向中国统一企业下属公司销售的系争产品不是其公司的产品。因此，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奈伦公司对于兰德公司将其产品向中国统一企业下属公司销售的行为是明知的，故对被告奈伦公司的这一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本院亦认定被告奈伦公司构成违约。
关于损失的确定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根据系争《销售服务合同》的约定，三方应每年度对马铃薯变性淀粉PQCS的结算价格进行商定，由于没有商定结算价格，致使2007-2008年度的报价没有成功，但两被告却在该时间段内自行向中国统一企业下属公司销售马铃薯变性淀粉PQCS1，000吨以上；又由于两被告在向原告报价时作出过在该年度的供货数量大致为1，000吨左右的承诺，故本院认为，该1，000吨左右马铃薯变性淀粉PQCS的合同签订、履行之后的原告收益是三方可以预见到的初步损失，由于其中的175吨已在前诉案件中予以处理，因此，本案中实际需要参考的损失依据数量在800吨左右。至于之后几年度的损失问题，由于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按约与被告就结算价格进行了年度磋商及要求被告进行年度报价，原告没有履行服务义务，其当然不能按约收取报酬，该部分损失自然也不存在。
关于原告损失的计算标准和依据问题。由于原告不能举证证明2007年9月之前各方实际履行且无争议时其收取的服务费的具体数额及平均利润率，故本院无法依据合同约定的“实际商业利益”的标准来确定损失数额，此其一；其二，原告将结算价格与最终价格的差价统一确定为150元／吨作为服务费计算标准缺乏合同和事实依据，对原告的该计算方式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对于原告来说，实际产生的损失，其实就是2007-2008年度被告奈伦公司通过被告兰德公司向中国统一企业下属分公司销售的800吨左右马铃薯变性淀粉本应由原告来促成订单，原告应获得的该部分服务费用，但因无法确定该800吨左右马铃薯变性淀粉的结算价格和最终价格，故本院参照前案的审判依据，再综合考虑原告的服务成本、服务强度和工作量，酌情判定原告服务费损失为30万元。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销售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兰德公司就马铃薯变性淀粉PQCS与中国统一企业进行磋商并与其签订《合作意向书》，实际仍由被告奈伦公司向中国统一企业下属分公司进行供货，该交易模式与系争《销售服务合同》约定的三方权利义务明显相悖，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销售服务合同》的约定，构成违约，两被告应承担因违约对原告造成损失的相应赔偿责任。由于原告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按照交易模式向两被告提供全程服务，本院难以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请，故只能根据上述理由对原告的诉请给予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九）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兰德淀粉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上海凯柏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损失3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800元，减半收取计19，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400元，由原告上海凯柏生化技术有限公司负担22，545元，被告上海兰德淀粉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85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戴劲松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 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二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第十三条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申请仲裁；
（二）申请支付令；
（三）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
（四）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
（五）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
（六）申请强制执行；
（七）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八）在诉讼中主张抵销；
（九）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