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浙0111行赔初4号
原告凌国正，男，195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组织机构代码00250620-8，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达夫路73号。
法定代表人楼正权，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月根，该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李洪明，该分局场口派出所教导员。
原告凌国正诉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公安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7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凌国正，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出庭应诉负责人柳士明及委托代理人王月根、李洪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凌国正起诉称：2013年10月，原告儿子凌佳明的住宅装修，因儿子在外工作，装修工地由原告管理。在装修过程中，泥工孙木金借来的一只红外线水平仪失踪，孙木金怀疑原告偷藏，还对原告进行言语攻击，事后证实红外线水平仪已被主人自行取走。由于孙木金的言语攻击和刁难，导致原告失眠、身体不适，先后至场口人民医院、富阳区人民医院治疗，原告要求孙木金及红外线水平仪的主人赔偿原告相应的费用，并要求场口派出所处理，派出所民警徐盛接手该案后叫孙木金到派出所与原告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徐盛打电话给原告所在村村委治安员凌国春了解情况，凌国春贸然打电话给不知情况的原告儿子凌加民，此时凌佳明正在高空作业，电话不断骚扰，怕出危险，为了能安静工作，被迫承担了500元钱，徐盛向原告谎称该500元钱是红外线水平仪的主人花岗石厂赔偿的，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该500元赔偿款。事后原告知道了事实的真相，为此与儿子发生争吵。原告多次去场口派出所，要求重新处理此事，但次次无果，原告由于家庭争吵，情绪低落，而于2014年4月下旬得病，5月5日至6月30日在富阳人民医院住院二次。为此要求被告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医疗费等共计31269元。
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国家赔偿申请书1份，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提出过申请的事实。
2、国家赔偿受理通知书1份，证明被告受理了原告国家赔偿的申请。
3、行政赔偿决定书1份，证明被告对原告申请作出了不予赔偿的决定。
4、（2015）浙杭民终字第3901号民事裁定书1份，证明原告对民事部分已经起诉过的事实。
5、病历卡封面1份及医药费用清单13页，证明原告曾就诊及医疗费损失的情况。
6、残疾人证，证明原告残疾，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事实。
7、申请、请求复议材料，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过申请，要求处理事情。
8、原告日记一份，证明2014年1月24日原告到本村的舞龙队修龙灯,该天没有去过派出所,被告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有误。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答辩称：一、2014年1月24日上午，原告到场口派出所反映，一周前其在管理的儿子凌佳明鸿丰村新建民房工地上泥水匠孙木金借来的一只红外线地平仪不见了，可能被人偷走。后场口派出所经办案民警通知孙木金到所了解情况，孙木金认为被盗可能性不大。两人离所后不久，孙木金电话联系办案民警徐盛，称红外线地平仪已找到，系地平仪主人赖卫国急用拿走了。之后，原告多次到派出所要求孙木金赔偿其精神损失。二月中旬，在原告再次到派出所要求处理时，民警徐盛通知孙木金到所，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后通过民警联系原告儿子凌佳明，凌佳明愿意多支付孙木金工资500元，孙木金再将500元支付给原告，作为赔偿原告所谓的精神损失费，后原告发现该500元系儿子凌佳明所出，为此与儿子凌佳明发生争吵。2015年，原告为此先后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和上诉，要求孙木金、徐盛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均被法院驳回。二、本案不存在行政侵权行为及损害结果，依法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存在侵权行为，有损害结果发生。侵权行为包括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损害，其中精神损害的赔偿也是基于对公民人身权的损害。但本案中，被告对民事纠纷的调解，该纠纷调解行为不构成行政侵权行为，既未对原告的人身权，也未对原告的财产权造成任何损害结果。至于原告提出的医疗治疗费用，与被告的行为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对原告作出的不予赔偿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杭富公行赔字[2016]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及邮戳各1份，证明被告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邮寄送达原告。
2、呈请不予赔偿报告书1份，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内部审批程序。
3、要求国家赔偿申请书1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4、国家赔偿申请受理通知书1份，证明被告于2016年3月4日受理原告申请并于同日将受理通知书邮寄原告的事实。
5、提交国家赔偿案件情况通知书1份，证明被告于2016年3月4日要求场口派出所提交相关材料情况。
6、答复书1份，证明场口派出所于2016年3月14日向被告提交书面答复书。
7、原告病历材料1份，证明原告相关就诊情况。
8、起诉书、上诉状、（2015）杭富民初字第2072号民事裁定书、（2015）浙杭民终字第3901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证明原告曾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及法院裁定情况。
经庭审举证、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4无异议；证据5-8与本案无关。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4，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不能证明该费用系由被告的行政行为所致，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证据7本院予以认定。证据8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2013年10月，原告凌国正在管理其儿子住宅装修的过程中，装修工地的泥工孙木金发现其借来的红外线水平仪失踪，遂进行寻找，事后得知红外线水平仪已由该水平仪的主人自行取走。原告凌国正认为泥工孙木金对其有不信任的行为，造成了精神损害，为此要求孙木金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等，并要求被告所属场口派出所进行处理。2014年2月中旬，场口派出所民警徐盛组织原告与孙木金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民警徐盛与原告儿子进行联系后，原告儿子愿意多支付孙木金工资500元，孙木金再将该款支付给原告凌国正，作为赔偿费用。后原告发现该500元款系其儿子所出，为此发生争吵。2015年，原告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徐盛、孙木金等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案经一审、二审被驳回起诉。
2016年3月3日，原告向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被告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被告于2016年3月4日受理申请后，经审理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被告所属场口派出所民警在处理民间纠纷过程时，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调解的行为并未侵犯到原告的人身权，原告主张的损失与场口派出所民警的调解行为无因果关系，原告请求赔偿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凌国正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账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楼雁鸣
代理审判员 刘珍玲
人民陪审员 朱琳莲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许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