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荆门中民二终字第002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学操。
委托代理人伍清平，湖北惠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德军。
委托代理人胡金华，湖北惠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学操与被上诉人夏德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京山县人民法院（2015）鄂京山孙民初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学操及其委托代理人伍清平，被上诉人夏德军的委托代理人胡金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德军在原审中诉称，2012年6月5日，其与徐学操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夏德军将自有的银杏树2600棵作价80000元交由徐学操销售处理，限徐学操于2013年3月前销售完毕，并就其他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2013年4月15日徐学操就所欠银杏树款向夏德军出具欠条一份，注明徐学操付款方式为按月付款，每月30日前支付10000元，至2013年11月前付清，之后徐学操付款10000元，余款70000元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付，现请求法院判令徐学操立即给付欠款70000元及利息损失4815.42元。
徐学操在原审中辩称，与夏德军签订协议之后，徐学操只在夏德军基地挖采银杏树两次共计110棵，销售款10000元左右，因为夏德军银杏树基地所处林场工作人员阻扰，余下银杏树徐学操未能挖采销售，如果其能够继续挖采和运输，将继续履行协议，如果终止合同，徐学操可以补偿夏德军适当的损失。
原判认定，2012年6月5日，夏德军与徐学操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为：夏德军现有占地28.5亩银杏树基地，交由徐学操负责销售处理，限2013年3月前销售完，所有苗木作价80000元整，约2600棵，规格在2-10公分左右，基地苗木出售后，由徐学操管理和种植其它苗木，2015年年底转交给夏德军，转交时基地内苗木由徐学操销售，留3米×2米的苗木为夏德军的定植苗，徐学操无权挖走，付款方式为分期卖、分期付款，到2013年3月付清。协议签订时，双方对基地内银杏树苗木进行了清点，之后由徐学操自行在基地挖采和处置。对于实际挖采销售银杏树数量，夏德军陈述，协议签订之后，基地苗木交由徐学操管理，徐学操什么时间采挖苗木、销售给谁夏德军不管，徐学操已经将双方清点的银杏树挖采销售完毕。徐学操陈述，其实际挖采银杏树苗木110棵左右，因为京山县虎爪山林场阻挠，致使其不能继续挖采。2013年4月5日，夏德军向徐学操催讨苗木款，徐学操向夏德军出具欠条一张，欠条内容为“今欠到夏德军虎爪山银杏树销售款捌万元整。付款方式：按月付款，每月30日前付壹万元，即日起至十一月前付清。”2013年4月，徐学操给付夏德军10000元，余款以协议不能履行为由而拒绝给付。另，2004年4月6日，京山县虎爪山林场与夏德军签订了《虎爪山林场经济林基地租赁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将本案涉及的林木基地交由夏德军租赁承包，期限为40年，合同还约定，夏德军在承租期间拥有经营权，经营期间所创收入归夏德军所有。夏德军现诉至法院，要求徐学操立即给付余欠货款及利息损失，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协议不成。
原判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夏德军与徐学操签订了书面协议，双方约定夏德军将承包经营的经济林基地银杏树苗木转让给徐学操，由徐学操按双方约定价格支付夏德军苗木款，协议还对苗木规格、数量以及付款时间进行了约定，夏德军、徐学操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所签订的关于银杏树销售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涉案银杏树苗木的交付，双方约定由徐学操自行在夏德军所承包的林木基地采挖处置，在协议签订之后，徐学操自行对苗木进行了采挖和销售，夏德军已经履行了相关的交付义务。徐学操提出的由于京山县虎爪山林场的干涉，徐学操未能按照协议约定的数量采挖，协议不能履行的辩解意见，因涉案银杏树苗木是由徐学操自行采挖和处置，徐学操也未能提供协议不能履行的相关证据，且在双方约定的采挖销售的时间之后，徐学操向夏德军出具了所欠银杏树款80000元的欠条，因此对徐学操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和时间给付价款。徐学操向夏德军出具了欠条，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徐学操未按照欠条注明的时间和数额支付货款，夏德军可以要求徐学操支付所欠货款，因此原判对夏德军要求徐学操支付货款7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夏德军要求徐学操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徐学操应支付从2013年6月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所欠货款利息，夏德军主张徐学操赔偿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13个月的所欠货款利息损失4815.42元，其金额没有超过法律规定范围，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徐学操给付夏德军货款70000元及赔偿夏德军利息损失4815.42元，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0元，由徐学操负担。
徐学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案由确定错误，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而非买卖合同纠纷，夏德军与徐学操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看出，夏德军将银杏树销售的工作交由徐学操来完成，徐学操向夏德军交付销售价款，明显是委托合同关系，夏德军与虎爪山林场签订的承包合同也可以看出，徐学操要完成银杏树销售任务需以夏德军的名义征得管理方的同意，并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及运输许可证，夏德军应证明其已将委托事项交由徐学操实施，原判依据欠条进行反推，不符合证明的要求，本案即便是买卖合同纠纷，也应由夏德军证明采挖经过了虎爪山林场的同意及林业主管部门的许可，以及采挖的林木经过双方的清点和确认；二、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欠条的内容表明是分期付款，是对工作预期的安排，并非徐学操已完成了合作协议中的事项，至诉讼时，基地仍由夏德军占有，并未按约定待基地苗木出售后，由徐学操管理和种植其他苗木，以此可以推断徐学操没有完成销售任务，达不到交付基地的条件，承包合同载明虎爪山林场拥有基地及银杏树所有权，徐学操陈述的林场阻止采挖的事实是有依据的，且夏德军未提供林木采伐许可证，以上均说明夏德军虽然取得了徐学操出具的欠条，但并未证明其按合作协议履行了必要义务，原判认定的“相关交付义务”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还应进一步查明虎爪山林场不同意采挖的事实，夏德军也应证明其取得了采伐许可，否则即使徐学操完成了采挖，非法采伐所得也不应向夏德军交付，一审法院未审查夏德军诉讼请求的合法性，导致一审认定的事实存在重大缺陷；三、夏德军在未与徐学操进行清点的情况下对基地土地重新进行了整理，消除采挖点，使通过清点采挖点来确认采挖数量不可能实现，显然其认为欠条为其诉讼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可以放心消除其他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夏德军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夏德军负担。
夏德军答辩称，一、原判案由定性准确，本案双方就买卖银杏树苗达成了合意，约定了买断价格、数量、规格，根据树苗销售季节确定时间段由徐学操随时采挖，约定了分期付款的方式，属典型的买卖合同关系，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夏德军与徐学操于2012年6月5日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了销售银杏树苗的相关事项，协议签订后，夏德军将基地交给徐学操管理利于随时采挖买卖，2013年4月15日由于徐学操采挖完银杏树后未按约定付款，双方结算时其出具欠条，时间与合作协议签订时间相隔十个月之久，是在徐学操采挖完毕之后出具的，不存在买卖物品交付存在瑕疵的情况，欠条上约定了分期付款，这是对买卖银杏树后结算款的支付约定。徐学操所称的虎爪山林场不让采挖，是因虎爪山林场不知道夏德军与徐学操之间的合作协议，误以为徐学操盗伐林木而制止过一次，在夏德军出面说明后，林场强调按承包合同须预留每亩30棵，此后未再制止过。夏德军与林场之间的承包合同是用以证明其与徐学操之间买卖的银杏树具有合法来源，该银杏树是夏德军承包基地期间抚育的，在承租期间具有经营权，经营期间的收入归夏德军所有，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夏德军与林场之间的承包合同，徐学操不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也不能用夏德军与他人的合同条款来作为其不履行偿付欠款义务的理由，夏德军与他人的合同如出现违约，其后果由夏德军承担，与徐学操无关。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徐学操提交证据如下：
A1、2015年8月22日拍摄的银杏树基地的照片共17张，证明即便基地现场已经被夏德军平整场地而改变地表，仍然看不出有银杏树采挖的痕迹，说明合作协议上约定的采挖数量并未交由徐学操采挖完毕。
夏德军质证认为，1、对照片真实性有异议，照片时间是2015年8月22日，与合同履行的时间2013年3月之前履行相隔两年半，不能证实当时的现状；2、照片的拍摄地点和拍摄人都不能证实；3、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用2015年8月22日的照片证明2013年3月发生的事情，时间跨度太大，与当时是否交付没有关联，照片上的树苗折断及遗弃物不能证明是夏德军所为。
徐学操解释称，上述照片是其与代理人在一审判决之后去林场的银杏树基地拍摄的，正因为时间跨度大，所以一些遗留物已经被人清走，现场的遗留物是挖机毁坏的，不是采挖留下的。
夏德军反驳称，合同约定的是2-10公分的银杏树苗，徐学操采挖后，夏德军用挖机将土地平整后下肥料了再次种植，合同约定的2600棵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徐学操当庭申请法院对本案中采挖银杏树苗的情形是否需要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挖是否合法以及虎爪山林场阻止采挖的情形进行调查取证，合议庭认为其申请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当庭予以驳回。
庭后，徐学操提交证据A2由案外人杨某某书写并盖有“湖北省京山县虎爪山林场”印章的证明1份，欲证明双方并未完成合作协议中约定的采挖事项，并称该证明与照片可互相印证，基地上还有许多银杏树未采挖，照片上站立的树均为银杏树，且是大规格的银杏树。
本院为核实该证据，于2015年11月4日到京山县虎爪山林场对林场生产技术股股长杨某某进行了询问，杨某某称，该证明是其本人出具的，对于夏德军与徐学操之间的纠纷其并不清楚，以为是夏德军自己请人采挖银杏树，这是未经过林场同意私自采挖，林场阻止过一次，阻止原因主要是未办林木采伐许可证，挖得太严重了。杨某某还称，如果是夏德军自己种的树，因银杏树生长缓慢，太小的树不需要办采伐许可证，胸径5公分以上的属森林法管理的树才需要办证，但夏德军没有种过银杏树，他卖的银杏树都是林场在1997年就种下的银杏树。杨某某称在阻止采挖时对于已经采挖的具体数量并不清楚，但并非全部挖光，因夏德军管理不善，林场于2014年下半年将基地收回，银杏树的数量在收回时大概只有交出时的30﹪-40﹪，承包合同上约定的1125株是按每亩30棵树的保留数量计算的，不是交出时的实际数量，收回后因基地树苗长势太差，林场平整了场地，将太差的树毁去，改种了栾树，照片中可以看出基地还有其他银杏树，尺寸也能看出来，比如还有6公分的银杏树。
夏德军对杨某某的证明及询问笔录质证认为，杨某某的证明中的“湖北省京山县虎爪山林场”印章系虚假印章，通过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基本信息查询，无此印章单位，也没有任何登记信息，其提交一份证据B1京山县虎爪山林场企业基本信息予以证明；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夏德军租赁承包了林场的两块地，采挖树苗的是其中一块28.5亩的基地，承包合同上约定的1125株的数量是指两块地必须保留的嫁接苗，超过数量的实生苗是可以卖的，由夏德军自销，询问笔录上杨某某说夏德军在承包期间没有种树是不属实的，夏德军卖的苗木大部分是自己种的，还有一部分是茨生苗，按承包合同约定是可以由夏德军销售的，并称林场未到期就收回基地，其要求林场退租金，林场要扣平整场地的钱，双方正在协商。
徐学操对证据B1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来源无异议，对于是否存在京山县虎爪山林场与湖北省京山县虎爪山林场两个并存的主体其并未核实，但其认为林场具有经营性质也具有管理性质，京山县虎爪山林场是经营性质，湖北省京山县虎爪山林场是管理性质，企业信息不能否定印章的真实性。
本院认为，夏德军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结合询问笔录中杨某某的陈述，可以认定证据A1、A2的真实性，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证据A1中照片只能显示银杏树基地的部分场景，从中并不能确定徐学操已采挖的银杏树数量，证据A2中虎爪山林场的证明也未明确已被采挖的银杏树数量，两份证据显示基地尚余部分银杏树，但能否证明双方并未完成合作协议中约定的采挖事项，关涉本案争议焦点，在下文分析；从对林场工作人员杨某某的询问笔录看，徐学操采挖银杏树确实受到过京山县虎爪山林场的阻止，原因为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但其已经采挖的数量林场并不清楚，且平整场地是林场所为，并非徐学操所称的夏德军清除采挖点以掩盖证据。对于夏德军提交的证据B1，因本院已对证据A2进行了核实，该证明确为京山县虎爪山林场出具，至于刻有“湖北省京山县虎爪山林场”的印章是否虚假，对本案并无影响，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二审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另查明，因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徐学操采挖银杏树时受到京山县虎爪山林场阻止一次。2014年下半年，京山县虎爪山林场以夏德军管理不善为由将该银杏树基地收回。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二、合作协议中约定的银杏树采挖销售事项是否已履行完毕。
关于本案双方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徐学操主张是委托合同关系，理由为合作协议中约定将树苗销售工作交由徐学操完成，徐学操向夏德军交付销售款，这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另据夏德军与林场签订的承包合同，徐学操要完成林木采伐工作，需以夏德军名义取得林场同意，办理林木采伐许可及林木运输许可，以徐学操的名义不可能完成。夏德军主张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理由为双方约定了买断价格、树苗数量、规格，根据树苗销售季节，采用随时采挖、分期付款的方式，属典型的买卖合同，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买卖合同中是转移标的物所有权并支付对价，而委托合同中是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处理委托事务，委托人向受托人支付报酬，二者性质和特征截然不同。本案中，双方约定将夏德军基地的银杏树交徐学操销售处理，并不能当然视作委托，因双方还约定了银杏树的价款、规格、数量、履行期限、付款方式，且在履行期满后徐学操向夏德军出具了欠条，以上均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双方约定的实质是夏德军以买断价格将银杏树出售给徐学操，并确定履行期间由徐学操采挖销售，徐学操实际销售额仍归徐学操所有，并不归于夏德军，双方也未约定委托人应支付的报酬，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因此，双方之间构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徐学操认为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双方约定的银杏树采挖销售事项是否已履行完毕，徐学操主张，因受到林场阻止，其共计采挖110棵左右，并未完成约定的数量，其提交基地照片及林场出具的证明来证明基地上还留存大量银杏树，采挖事项并未完成，对于其向夏德军出具的欠条，其解释系为了继续采挖才出具欠条，并非已经完成采挖而出具欠条。夏德军辩称银杏树采挖销售事项已经履行完毕，欠条是在采挖完毕后双方进行结算时出具的，其提交合作协议及徐学操出具的欠条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欠条作为双方之间结算的直接依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欠条由徐学操出具，明确载明其欠夏德军银杏树销售款8万元，并约定了付款方式，是其对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现徐学操解释为系为了能继续采挖未挖完的银杏树才出具该欠条，分期付款的方式是基于工作预期的安排，但欠条上除记载金额外，并未记载银杏树未采挖完毕或者对应每月分期付款注明采挖工作预期安排，徐学操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能明白出具欠条的后果，其对于欠条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且其对已经采挖的银杏树数量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基地上还留存有银杏树，但留存的银杏树数量也不明确，从其于履行期结束后向夏德军出具欠条的情况看，应视为其已认可采挖结束双方进行结算，其主张的未采挖完毕因无证据支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对于徐学操提出的应由夏德军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而其未办，对银杏树的采挖销售并不合法，非法采伐所得不应向夏德军交付的理由，本院认为，平等主体间合法的民事活动受法律保护，徐学操与夏德军签订合作协议、出具欠条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徐学操在采挖过程中虽因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而受到京山县虎爪山林场的阻止，但其并未受到林业部门的行政处罚，其采挖及销售所得也未被没收，其以此来主张不应向夏德军支付银杏树款，缺乏事实依据，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0元，由上诉人徐学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宽军
代理审判员 熊 蓓
代理审判员 马晶晶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