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24民终2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吉成，个体工商户，户籍所在地吉林省和龙市，现住吉林省延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占林，住吉林省和龙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科，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吉成因与被上诉人李占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和龙市人民法院（2015）和民初字第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吉成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且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洗煤设备款应按被上诉人自认的2120吨煤炭计算是错误的。上诉人利用出售给被上诉人的二手洗煤设备，在被上诉人洗煤厂地原存放的原料（共三处而且不需外购）进行生产，生产出3085.26吨后被上诉人将其卖与铁南供热公司这是事实。一审被上诉人认为只生产了2120吨，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而且对于上述事实，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24民终1569号、（2016）吉24民终510号两份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和纠正，不知为何一审对该两份判决认定的事实视而不见，对此上诉人持有异议。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报酬18705元错误。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应按如下计算上诉人的报酬：产出煤炭3000吨以内的每吨提10元，超过3000吨的部分提20元作为上诉人的报酬。按3085.26吨计算，报酬应为（3000吨*10元+85.26吨*20元=31705元）。上诉人曾经向被上诉人借支13000元，扣除该13000元（31705元—13000元=18705元），上诉人主张报酬18705元，对于上述数额，一审庭审中已经向法庭说明（本案前后一二审被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违约赔偿之诉包括本案一审已经经历了五次审理），而且原判4页原审也说上诉人同意该款从总价中扣除，但原审认为上诉人只主张报酬18705元（不扣除13000元情况下），而且是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分，有这么处分自己权利的么？上诉人难道连最基本的计算都不会？三、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设备款及报酬款合计195301元错误，造成上诉人损失73404元（268705元—195301元）。按照生产煤炭3085.26吨计算，被上诉人应支付设备款25万元，报酬31705元，共计281705元，扣除向被上诉人借支13000元（281705元—13000元）=268705元。所以，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设备款及报酬款共计268705元。
李占林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1、洗煤设备款的认定是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合同中明确了指定矸石堆出产煤的产量来确定设备价款，指定矸石堆中出产2120吨，法院依此判决是正确的。2、本案原告高吉成，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高吉成应当对其诉讼请求承担举证责任。法院适用法律没有错误。对于（2016）吉24民终1569号案件、（2016）吉24民终510号案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该判决不影响该案件的判决，且该判决不是针对本案件的判决，不能与本案混同。3、一审中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出示两张滚筒照片，证明高吉成提供水洗煤关键设备已经报废不能使用，法院对两张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滚筒是高吉成提供整套设备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二、一审认定上诉人报酬18705元是正确的。上诉人不仅在诉状中明确其诉讼请求，而且在庭审笔录中也明确了选煤设备款和报酬共计268705元，其中设备款是按照25万元主张，很明显其主张报酬是18705元。三、要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车辆手续及水洗煤生产手续。整套设备中两辆车的手续应当交给被上诉人。
高吉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李占林给付选煤设备款及报酬，共计268705元及利息损失。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原告高吉成从2014年5月至9月期间陆续将选煤设备运至被告李占林处，被告李占林使用原告高吉成提供的选煤设备生产煤炭。2014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合同，双方约定：原告高吉成将被告李占林指定矸石堆内当年出产3000吨煤炭，原告高吉成整套选煤设备价值为250000元，付款方式：一、生产出的煤炭销售后，原告高吉成、每吨煤炭提取83.30元顶设备款；二、在不影响生产资金周转的情况下，可以350元/吨煤炭顶设备款；三、如在指定矸石对内没有产出3000吨煤炭，则按实际产量给付设备价款。原告高吉成负责指定安装、生产管理、提供证照等必要的生产手续。设备配套完整、运行正常、保证生产；四、每吨煤炭提取10元为原告高吉成的报酬，超过3000吨部分原告高吉成提取20元/吨报酬。双方签订合同后被告李占林适用原告高吉成交付的整套设备生产煤炭。被告李占林在庭审中对未支付洗煤设备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且主张，2014年冬至2015年春，共向原告高吉成支付借款13000元，原告高吉成对支付借款事实亦予以认可，且同意从设备价款中予以扣除。另查明，被告李占林于2015年12月4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原告高吉成与被告李占林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要求原告高吉成赔偿被告李占林洗煤厂建设费62067元及维修款75895元，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19日做出（2015）和民初字第84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被告李占林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不服该判决，均向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24民终第510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2014年7月1日选煤设备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合同中约定了选煤设备的价款、付款方式及原、被告的其他义务。原告高吉成按照合同约定将选煤设备交付至被告李占林处，被告李占林已用该选煤设备出产3000吨以上的煤炭并出售即实际占有使用了该设备，但被告李占林至今未支付全部的设备款，构成违约，故原告高吉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李占林支付设备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原告高吉成要求被告李占林支付设备款250000元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原告高吉成在被告李占林指定矸石对当年出产3000吨煤炭，原告高吉成整套选煤设备价值为250000元，还约定生产出的煤炭销售后，原告高吉成每吨煤炭提取83.3元顶设备款，如在指定矸石堆内没有产出3000吨煤炭，则按实际产量给付设备价款。庭审中，原告高吉成主张被告李占林用选煤设备已出产3085.26吨的煤炭且出售于延吉铁南供热有限公司，但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该3085.26吨的煤炭确属在被告李占林指定的煤矸石堆出产的，故原告高吉成主张用该选煤设备在指定煤矸石堆已出产3085.26吨的事实，对此不予认可。原、被告在庭审中均对合同中约定的“指定矸石堆”存在争议，原告高吉成应提交确凿证据证明合同中约定的“指定矸石堆”是指哪一个，且从该“指定矸石堆”中已出产3000吨以上的煤炭，如未能证明原告高吉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本案中选煤设备款应按被告李占林自认的2120吨煤炭计算，被告李占林应向原告高吉成支付选煤设备款176596元（83.3元×2120吨=176596元）。对于原告高吉成要求被告李占林支付报酬18705元的诉讼该请求，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原告高吉成负责指定安装、生产管理，另约定每吨煤炭提取10元为原告高吉成的报酬，超过3000吨部分原告高吉成每吨煤炭提取20元作为报酬。庭审中，被告李占林自认在合同中约定的“指定矸石堆”出产2120吨煤炭，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李占林应按照2120吨煤炭向原告高吉成支付报酬，计算后报酬应为21200元（2120吨×10元=21200元），但本案中，原告高吉成仅要求被告李占林支付报酬18705元，故对于原告高吉成的该项诉讼请求，是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分，予以支持。对于原告高吉成要求被告李占林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在买卖合同中未约定支付选煤设备款的期限，故签订合同后，被告李占林可随时支付选煤设备价款。原告高吉成于2015年9月25日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李占林支付设备款及报酬，因此利息损失应从2015年9月25日开始计算，被告李占林应向原告高吉成支付选煤设备款及报酬，合计195301元（176596元+18705元=195301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算自2015年9月25日至被告李占林支付195301元时止，本金按195301元计算）。对于被告李占林主张2014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且在签订合同时，原告高吉成存在欺诈行为的辩解，庭审中，被告李占林以合同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及欺诈行为，要求撤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或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但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且被告李占林对原告高吉成出售的选煤设备实际已占有使用，该选煤设备在经原告高吉成指定安装、生产管理后亦实际产出超出3000吨的煤炭，故对被告李占林的该项辩解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李占林主张原告高吉成应支付机械维修费71101元及固定生产费用62067元辩解，被告李占林主张合同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且存在欺诈行为，给被告李占林造成损失，故要求被告李占林机械维修费及固定生产费用，但被告李占林在（2015）和民初字第845号中已主张该部分内容，且该（2015）和民初字第845号已发生效力，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李占林的该项辩解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占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高吉成支付选煤设备款及报酬款，合计195301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算自2015年9月25日至被告李占林支付195301元时止，本金按195301元计算）；二、驳回原告高吉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30元，由原告高吉成负担1456元，由被告李占林负担3874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已生效的（2016）吉24民终1569号民事判决查明：涉案设备和生产车间位于涉案水选煤场的中部，在其周围该场地上有三处地点存放水洗煤原料，相距生产车间100至200米范围内，其中李占林主张的“指定矸石堆”相距50多米。利用该洗煤场地原存放的原料，不需额外增加运输车辆运输，也不需外购原料，利用既有二手洗煤设备经必要维修后就可进行生产。从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共生产水洗煤3156吨，已经销售给延吉铁南供热有限公司3085.26吨，用的全部是涉案水选煤场事先存放的原料，未外运原料进行生产。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确定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指定矸石堆”，以及煤炭实际产量的问题。根据已生效的（2016）吉24民终1569号民事判决认定高吉成主张双方签订合同时没有明确约定场地内有几个矸石堆，只要是场地内用于生产煤炭的原料，就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矸石堆。李占林则主张高吉成在场地内唯一一个矸石堆内生产出2120吨煤炭，剩余的煤炭是在其他原料处生产。对合同中“指定矸石堆”进行字面文义解释无法认定双方对于场地内的哪些原料进行了“指定”。李占林目前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距离生产车间近的矸石堆就是指定矸石堆。但实际情况是用涉案设备在场地内共生产出了3156吨的水洗煤，高吉成仅以对外销售量3085.26吨为基准，请求支付设备款及报酬，本院予以支持。再根据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来看，高吉成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生产超过3000吨的主要合同义务，对“指定矸石堆”存在歧义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
综上，高吉成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和龙市人民法院（2015）和民初字第70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李占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上诉人高吉成支付选煤设备款及报酬款合计268705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9月2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如果李占林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3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35元，合计6786元由李占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志忠
审判员 崔 玉
审判员 张新颜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书记员 金 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