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浙0205行初68号原告汪美秧，女，196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三门县人，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三门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委托代理人胡铭心（特别授权代理），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剑明（特别授权代理），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法定代表人孙义为，男，局长。委托代理人郑烈宏（特别授权代理），男，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委托代理人许能军（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汪仙兰，女，汉族，1947年3月13日出生，浙江省三门县人，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三门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委托代理人忻芙蓉（特别授权代理），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汪美秧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2003年12月作出的鄞宅集用（2003）第08-7776号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于2017年5月23日以宁波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汪仙兰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汪美秧及委托代理人胡铭心和陈剑明、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郑烈宏和许能军、第三人汪仙兰的委托代理人忻芙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3年12月25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作出鄞宅集用（2003）第08-7776号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对坐落于原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现为海曙区古林镇）包家村使用面积66.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第三人汪仙兰名下，登记地号0874376-3，地类（用途）为住宅，使用权类型为批准拨用。被告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鄞宅集用（2003）第08-7776号《鄞县农村宅基地初始登记综合表》、《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地籍调查表》、《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宗地草图、宗地平面图、《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鄞县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各1份，用以证明第三人汪仙兰申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材料齐全，登记机关依法进行登记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汪美秧诉称，1988年到1999年，原告与案外人汪未详同居，期间共育有两女一子，并于1998年在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包家村向该村李宏伟购买了位于该村的两层楼房两间，建筑面积132平方米。同年，原告又与汪未祥出资购买了紧邻上述房屋东墙的宅基地，从而获得该宅基地使用权。1999年，三门县人民法院判决原告与汪未祥解除同居关系，同时判令上述房屋地产归原告所有，该判决早已发生法律效力。同年，原告在上述宅基地上建造了约40平米的平房。2016年4月，原告在起诉第三人汪仙兰的另一案件中得知，被告下设鄞州区分局和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已于2003年将上述两处土地使用权错误登记在第三人汪仙兰的名下，并向其颁发了鄞宅集用（2003）第08-7776号的土地使用权证。经原告调查，上述土地使用权登记相应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等权属依据明显虚假，审批程序明显违法，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依法起诉，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汪仙兰颁发鄞宅集用（2003）第08-7776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违法，并撤销被告颁发的前述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鄞县房屋买卖契约、（1999）三民初字第895号《民事判决书》、证人保证书及证人出庭作证笔录各1份，用以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前地上房屋归原告所有，相应土地使用权也归原告，第三人对房屋不具有所有权也不具有相应土地使用权的事实；2.（2016）浙0212民初02496号《民事受理案件通知书》、鄞宅集用（2003）第08-7776号的《土地使用权证》及相关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宗地平面图、《鄞县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才发现被告违法将涉案土地使用权错误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事实；3.询问笔录1份，用以证明原告与汪未祥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事实；4.《民事裁定书》2份，用以证明原告向李宏伟购买房屋，原告在1999年已经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第三人并不具有所有权的事实；5.《关于（2017）浙0212行初145号行政裁定书的说明》1份，用以证明原告因管辖权规定在鄞州法院撤诉的情况。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辩称，1994年1月，第三人汪仙兰提交了农村私人建房用地申请，申请用地位于古林镇包家村，用地面积为66平方米。经所在包家村村民委员会、古林镇人民政府、鄞县土地管理局审核，同意第三人汪仙兰农村私人建房用地申请。2001年5月，第三人汪仙兰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提出了对坐落于宁波市海曙区（原鄞州区）古林镇包家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经土地管理部门地籍调查界址确认，并核实鄞土私（94）9号《鄞县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土地权属来源的基础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于2003年12月为第三人汪仙兰办理了鄞宅集（2003）08-7776号土地使用权登记。涉案土地使用权经登记发证，2008年，地上房屋凭权属来源证明鄞宅集（2003）08-7776号《土地使用权证》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并予以拆迁，原告汪美秧着手签署了该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汪美秧从知道涉案使用权登记发证距其起诉之日，已远远超过2年期限，本案应依法驳回起诉。第三人汪仙兰述称，涉案土地使用权证所涉房屋属于第三人所有，房屋已于2008年2月26日由第三人签订了相关的拆迁安置协议，并且原告当时完全知情，没有任何异议，足以说明涉案房屋所有权属第三人本人。涉案房屋已经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协议签订后，房屋所有权人与被诉登记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自然也不具有利害关系。原告曾以同一案由和诉请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后又撤回起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应予驳回起诉。为证明自己的上述主张，第三人汪仙兰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拆迁安置协议》、民事起诉状、（2017）浙0212行初145号《行政裁定书》、行政起诉状各1份，《包家村幸福家园拆迁户安置协议》2份。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被诉鄞宅集用（2003）第08-7776号的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发证的事实过程并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在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也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人民法院的受案条件。对此，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原告早在2008年涉案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时已经知道了被诉登记行为，第三人提交了《拆迁安置协议》及《包家村幸福家园拆迁户安置协议》作为证据，原告、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原告汪美秧承认当时的房屋拆迁手续均由原告本人办理，协议上“汪仙兰”的名字也是由原告代为签署。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汪美秧在涉案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时经办拆迁手续，并签署了所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事实。经审理查明，2003年12月25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作出鄞宅集用（2003）第08-7776号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对坐落于原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现为海曙区古林镇）包家村使用面积66.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第三人汪仙兰名下。因房屋所在地块拆迁，2008月2月26日，第三人汪仙兰与浙江事实建筑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就包括涉案集体土地上房屋在内的房屋进行拆迁安置。上述协议由原告汪美秧代为签署。其后，涉案土地上房屋被拆除。2011年，第三人基于上述拆迁安置协议获得古林镇包家村幸福家园拆迁安置房2套、店面房2套。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适用2年的最长起诉期限。根据第三人汪仙兰与浙江事实建筑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中第四条第1点“经过实地测量，第三人被拆迁房屋有证建筑面积为294平方米”的内容，可知涉案集体土地上房屋在2008年拆迁时，相应土地房屋权属证件是安置面积的测算依据之一，原告汪美秧承认拆迁时经办拆迁手续，并签署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且协议签订后，房屋实际被拆除，故原告应当知道涉案房屋土地权属的登记情况。原告直至2017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条件，依法应予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汪美秧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陈剑峰审 判 员  梁京炎人民陪审员  沈小琼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代书 记员  胡 静附与本案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