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3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保怡，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夏红玲，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俊德，男，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
上诉人叶保怡因与被上诉人张俊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民二初字第2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11月23日，叶宝珍、叶宝怡作为甲方，张俊德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就叶宝珍名下位于珠海市吉大景莲路32号四套房屋腾让事宜委托乙方代理，乙方聘请律师代理甲方向法院起诉，甲方向乙方先行支付5万元，用作律师等费用（诉讼费用由甲方直接向法院支付）；如甲方胜诉（指四套房收回，且不要给对方补房差款），甲方向乙方支付10万元用于律师奖励等费用。甲方由叶宝怡签名，并由叶宝红代叶宝珍签名，乙方由张俊德签名。
2012年1月18日，叶宝珍、叶宝怡作为甲方，张俊德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就与钟亮堂返还吉大房屋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办理上述案件，由乙方委派律师；甲方向乙方已支付5万元，待法院受理后再支付5万元，作为聘请律师等费用（诉讼费直接由甲方向法院支付）；如甲方胜诉或得到甲方认可的结果，则再支付10万元给乙方（上述总数20万元封顶）。甲方由叶保怡签名，乙方由张俊德签名。
叶保怡提交的2012年1月18日的《协议书》背面记录以下内容：叶保怡经手，款项共316550元，①春节前5万；②机票（2012.5.11）6550元；③6.9.原办理黄国光费用3万元先借用（2012.6.3网转）；④容回来（5.30交1万现金张）；⑤2012.9.19转5万张；⑥2012.9.24转5万；⑦2013.5.19二审律师费2万给夏律师；⑧2013.5.23二审活动费1万网转给夏律师；⑨2013.8.27汇10万给张；⑩2013年8月28日汇5万（借夏律师的）给张；共316550元。
叶保怡主张的付款为：2011年11月23日支付5万元（由张俊德签名的交通银行《个人（）凭条》空白件填写，无银行印章，付款人为叶宝红，内容为“支付张总律师费”）、2012年1月20日支付5万元（叶保怡工商银行账户向张俊德银行账户转账，张俊德卡号为95×××91）、2012年5月30日付了1万元现金（仅有叶保怡陈述，没有其他依据）、2012年6月3日通过网银转账转2万元（提交了工商银行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012年9月19日转账5万元（工商银行出具的《明细信息打印》），收款账户为95×××91）、2012年9月24日转账5万元（工商银行出具的《明细信息打印》，收款账户为95×××91）、2013年8月27日银行转账支付10万元（收款人为张俊德，卡号为62×××48）、2013年8月28日银行转账支付5万元（收款人为张俊德，卡号为62×××48）。
2013年5月18日，叶宝珍、叶保怡、叶宝红作为甲方（签名只有叶宝怡、叶宝红），与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没有律师事务所盖章，有夏天签名），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指派夏天律师代理甲方与钟亮堂房产纠纷一案的代理人，甲方先支付2万元基础费，甲方若胜诉（指全部支持甲方的上诉请求），甲方向乙方另行支付40万元；甲方若败诉，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等内容。合同尾部有“5.19付律师费2万元；5.23付费用1万给夏律师”。叶保怡提交一份由夏天2014年10月14日签订的《说明》，内容为“本人在代理叶宝珍珠海吉大旧村房屋纠纷中，共收取律师费人民币肆万元，含一审、二审”。
2012年12月12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珠香法民一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书》，叶宝珍是原告，委托代理人是夏天、张俊德，被告是钟亮堂，第三人是叶保怡（委托代理人夏天）。叶宝珍起诉要求：一、判令钟亮堂立即腾让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景莲街32号1栋2单元506房、1栋1单元2003房、1栋1单元1906房、1栋1单元1303房；二、判令钟亮堂赔偿叶宝珍自2009年1月起至2011年11月30日的租金损失169806元；三、判令诉讼费由钟亮堂承担。判决内容为驳回叶宝珍的诉讼请求。叶宝珍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28日作出（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叶保怡与张俊德签订的两份《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合同中约定张俊德收取的费用为聘请律师等费用，并非支付给张俊德的代理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部门规章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故叶保怡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远远高于律师实际收取的费用，违反了律师收费的管理规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超出律师收取的费用部分无效，故对于超出律师费外收取的费用应当偿还给叶保怡。
根据夏天出具的《说明》，收取的律师费为4万元。叶保怡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为二审代理费，其中注明的“5.19付律师费2万元；5.23付费用1万给夏律师”，显然不是叶保怡主张付款期限内的款项，所以二审律师费为叶保怡另行支付，不在张俊德主张的38万元付款范围内，由此可以推出叶保怡通过张俊德支付的一审律师代理费为2万元。
根据合同约定，张俊德收取的费用为10万元，其中2012年1月18日的《协议书》确认已收到5万元，2012年1月20日银行转账支付5万元。扣除支付叶保怡确认张俊德代支付的一审律师费2万元，张俊德收取费用的余额8万元应当退回叶保怡。
对于合同约定外支付的款项，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付款性质。根据叶保怡在诉状中的陈述“张俊德跟叶宝容和叶保怡吹嘘自己在珠海多年，在法院和政界领导关系都很好，要求来代理这个案件，并且说我来找关系绝对可以胜诉，但需要叶保怡支付找人际关系的费用”、“张俊德在同律师接触后经常单独向叶保怡找理由索要交际费用，并不按照合同要求办……”，从该陈述可以看出，叶保怡向张俊德支付的其他款项性质是用于违法活动，不受法律保护，不属于民事纠纷中财产返还的范围，叶保怡要求返还的其他费用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张俊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保怡返还律师费8万元；二、驳回叶保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叶保怡预交），由叶保怡负担4900元、张俊德负担1800元。
原审判决后，叶保怡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判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无效；三、判令张俊德返还财产36万元；四、判令张俊德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张俊德与叶保怡的妹妹叶宝容同是珠海电视大学的同事，2011年11月从叶宝容处听其姐姐要与珠海同钟亮堂打房产纠纷的官司，张俊德跟叶宝容、叶保怡吹嘘自己在珠海多年，在法院和政界领导关系都很好，要求来代理这个案件，并且说其来找关系绝对可以胜诉，后两次与叶保怡签订合同。叶保怡在与张俊德达成协议后，叶保怡按照张俊德的要求支付了第一笔费用后，张俊德并没有积极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找代理律师，叶保怡只好自己在珠海找了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的夏天律师，并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总共支付一、二审的律师费4万元。张俊德在同律师接触后经常单独向叶宝怡找理由索要超过合同约定之外的所谓律师费，并不按照合同的要求去办。叶保怡为了胜诉，当张俊德提出多余费用时总是给予满足，最后案件结果并不像张俊德承诺的那样胜诉而是最终败诉。当叶保怡向张俊德要求返还多收的36万费用时，张俊德拒绝见面和接电话。原审法院判决存在如下几个错误：一、原审法院并没有查清整个事实，叶保怡与张俊德签订了两份合同，合同约定案件胜诉后律师费为20万，但原审法院只认定了10万，实际张俊德骗取的费用是36万。张俊德寻找各种理由收取律师费用，即使是张俊德做了违法的行为，叶保怡并没有要求张俊德去做，同时张俊德并没有去做违法行为而只是使用欺骗的手段，骗去叶保怡更多的财产。对于叶保怡支付给张俊德多余的律师费，张俊德应予以返还，原审法院认定叶保怡的违法行为不应给予支持，实属定性有误。二、原审法院对于汇款事项的真实性进行了规避，叶保怡通过银行、支付现金一共给了张俊德38万元，其中张俊德仅仅支付了律师费2万。关于交通银行凭条上5万在休庭后，律师用邮件的方式向法官做了解释，该凭条属于叶宝红在工商银行取现金代替叶宝怡支付给张俊德的律师费，当时该银行凭条由张俊德签收，原审法院并没有认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方面认定张俊德收取的律师费总额有错误，另一方面认定叶保怡支付给张俊德的费用属于违法行为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叶保怡的合法财产确实受到非法侵害，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叶保怡在一审时的诉请。
二审法庭调查中，叶保怡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律师法》第13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业务”。《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只有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或者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团体推荐的公民方可作为诉讼代理人”。《司法部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批复》、《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均明确公民个人一律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这些规定主要基于：（一）公民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但没有相应的机构对其监管，势必会导致当事人的利益受损。（二）公民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必须会导致偷税漏税。（三）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均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如果允许公民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势必导致法律服务市场的混乱。可见，张俊德与叶保怡签订协议并收取相关款项，其行为明显违反了律师法、民事诉讼法的强制性规定。张俊德不具有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其主体不符，张俊德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合同部分有效是错误的。
二、退一步说，即使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张俊德也应退回相应的款项。（一）从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来看，是叶保怡委托张俊德代为聘请律师。从双方的第一份协议（2011年11月23日）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约定可以看出，叶保怡向张俊德支付的款项的主要用途是张俊德代叶保怡聘请律师所支出的律师费。从双方的第二份协议（2012年1月18日）的约定，不难看出，叶保怡支付的款项用途为聘请律师的费用，但根据原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张俊德收取了38万元（其中1万因为系现金支付，没有证据）之后，仅支付了2万元的律师费，剩余的款项均据为已有。张俊德作为叶保怡的代理人，在办理委托事务后剩下的款项理应及时返还给委托人。（二）从双方合同的约定来看，张俊德必须使叶保怡的诉求得到支持才能收取高额的费用，在叶保怡的诉求完全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张俊德收取相关款项显然无合同依据。
三、关于原审法院认定合同约定外支付的款项问题。原审判决认定：“对于合同约定外支付的款项，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付款性质”，进而认为“叶保怡向张俊德支付的其他款项性质是用于违法活动，不受法律保护，不属于民事纠纷中财产返还的范围”。原审法院对合同外支付的款项的处理是错误的。首先，从原审法院判决的来看，原审法院在认定该款项是用于违法活动的基础上，其判决的实际结果是将这些款项判归于张俊德所有。既然原审法院已经认定该款项是用于违法活动，但是从事违法活动的张俊德却最终拿到此款，毫无依据。其次，原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款项实际用于了违法活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不少的“黑律师”，打着与法院有熟人、有关系的幌子，利用当事人对法律知识的无知，达到其非法谋财的目的，并且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有熟人、找关系就能打赢官司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听到或看到的。张俊德正是利用叶保怡对法律的无知从而让叶保怡走进其一步一步设置的陷阱。本案中，叶保怡完全是受害者，张俊德完全欺骗了叶保怡，并实际骗取了巨款，但原审法院完全没有处罚这种违法行为，反而驳回叶保怡要求返还相关款项的请求，其结果是保护了违法、欺诈行为，且以判决的形式赋予其合法性。最后，即使双方有从事违法活动的主观目的，但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张俊德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也应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将相关款项返还给叶保怡。因此，对合同约定外的款项，张俊德理应予以返还。
综上所述，张俊德通过唆使叶保怡提起确权诉讼，且在确权诉讼一审惨败的情况下又唆使叶保怡上诉，且在二审法院判决叶保怡继续败诉的当日还要求叶保怡向其支付款项，其骗取叶保怡巨款的目的昭然若揭，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仅判令张俊德返还8万元，显然是错误的。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支持叶保怡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张俊德没有提出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法庭调查中，叶保怡确认2011年11月23日支付的5万元和2012年1月20日支付的5万元是2012年1月18日《协议书》约定的10万元，其他款项是为了打官司应张俊德的要求而支付的。叶保怡称该《协议书》背后的明细在打官司时由叶保怡本人记载的。对于机票6550元，叶保怡称是张俊德的机票，但未计入本次起诉的总数。原办理黄国光费用3万元是指原本准备起诉黄国光的案件，但是后来并未起诉。2013年8月28日汇5万（借夏律师的）给张，是指张当时称急需用钱，先找夏天律师借了5万元，叶保怡支付给张俊德后，张俊德再付给夏天律师。本院询问为何在2013年8月27日刚汇出10万元，张俊德在次日又会急需用钱，叶保怡称到了案件关键时刻，需要拿这个钱用。
本院认为，根据2012年1月18日《协议书》的约定，叶保怡应当向张俊德支付的款项为10万元。叶保怡主张2011年11月23日支付的5万元和2012年1月20日支付的5万元为该《协议书》约定的10万元，与《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和签署时间相符，本院予以确认。
叶保怡此后还有陆续向张俊德付款的行为，叶保怡称上述款项系按张俊德的要求继续支付的，是为了《协议书》所涉及的诉讼而支付的。但是，除了叶保怡的单方记载和陈述外，叶保怡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为《协议书》所涉及的诉讼而支付。而且，根据叶保怡自行记载的款项支付明细，其中第③6.9.原办理黄国光费用3万元先借用（2012.6.3网转）、⑩2013年8月28日汇5万（借夏律师的）给张等也明显与《协议书》所涉及的诉讼无关，而且表明双方之间尚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叶保怡在二审期间虽然对上述二笔款项进行了说明，但是相关说明没有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无法确认张俊德在合同之外支付的款项与合同涉及的诉讼有关，叶保怡以案涉合同无效为由请求张俊德返还上述款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至于叶保怡根据《协议书》的约定所支付的10万元。《协议书》约定的10万元律师等费用已经远高于实际的律师收费及可能产生的费用，有以合法行为掩盖非法目的之嫌。在张俊德未举证证明其存在其他合理费用支付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认为除律师费以外的8万元收费属于无效，应当返还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亦无不妥，应予维持；上诉人叶保怡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73.5元，由上诉人叶保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烽娟
代理审判员 马翠平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