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商终字第009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国荣。
委托代理人刘银，江苏名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国泰南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珠江南路378号天隆大楼4859室。
法定代表人柯燕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惠，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柯燕南，男，1971年8月29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304021971********，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青旸路*号**幢***室。
委托代理人王惠，苏州国泰南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姚国荣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国泰南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园物业公司）、原审第三人柯燕南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5）姑苏商初字第00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国荣一审诉称：姚国荣系苏州南园宾馆老职工，2003年苏州南园宾馆进行转企改制，成立了江苏国泰南园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园宾馆），2004年宾馆为分流人员，南园宾馆与柯燕南共同出资设立南园物业公司。当时为注册方便，宾馆部门经理以上人员出资入股部分以柯燕南名义进行注册登记。当时注册资本60万元，柯燕南名义出资29.4万元（其中2万元系姚国荣出资入股）。截至2010年12月份，姚国荣再向南园物业公司注资3万元入股，南园物业公司也于2011年3月4日出具股金收据。因此姚国荣共出资5万元，姚国荣应享有5万元出资形成的股份及其权益。姚国荣自2003年南园宾馆改制转企后，姚国荣进行南园物业公司从事筹备及管理工作，先后担任公司项目经理、市场部经理、工会主席、副总经理等职务，2014年8月姚国荣因故辞去南园物业公司处职务回南园宾馆工作。姚国荣均以南园物业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红等，但南园物业公司始终未将姚国荣的股东身份载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资料中，始终未确认姚国荣于2004年8月出资2万元的股份及2011年3月再注资3万元的股份，为维护姚国荣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姚国荣的股东身份并载入南园物业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其工商登记资料中；2、请求确认姚国荣5万元投资款的股份；3、判令南园物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南园物业公司一审辩称：1、姚国荣与柯燕南2007年12月31日签订有一份《委托投资协议》，约定姚国荣为实际出资2万元的隐名股东，柯燕南为显名股东，不管之前股权挂靠情况如何，南园宾馆在2013年10月30日《情况说明》中明确在2007年要求所有挂靠股权全部退出，故该委托出资协议只在姚国荣与柯燕南之间产生效力，对公司及其时另一股东南园宾馆不产生效力，姚国荣可另行向柯燕南主张其权利。2、姚国荣于2011年3月24日向公司交付的3万元股金，姚国荣在2014年3月在姑苏法院起诉柯南燕要求分红的诉状中明确表示，该3万元与前2万元一样，是“继续”委托柯燕南代持，继续适用2007年12月签的“委托投资协议”，故对该3万元投资款的处置，应与上述2万元相同。3、姚国荣委托投资后，一直领取股利，但“委托投资协议”明确约定，姚国荣不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股东权利，如离开公司，须限期转让股份，可见显名股东自始至终是不允许姚国荣显名的，应当尊重当事人当初的约定，否则会损害公司的人合性和其他股东的利益。4、2013年11月11日盖柯燕南法人章的“说明”系姚国荣伪造。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姚国荣的诉讼请求。
柯燕南一审述称：柯燕南的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等均与南园物业公司一致；此外，柯燕南不同意姚国荣成为南园物业公司的股东。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南园物业公司于2004年2月26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60万元，其中登记注册的股东为两人：南园宾馆登记出资30.6万元，占股比例为51%；柯燕南登记出资29.4万元，占股比例为49%。2008年7月，南园物业公司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变更为100万元，南园宾馆增资至40万元，占股比例为40%；柯燕南增资至60万元，占股比例为60%。2009年12月，南园物业公司再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变更为300万元，其中南园宾馆出资额不变，仍为40万元，占股比例降为13.33%；柯燕南增资至260万元，占股比例为86.67%。2009年12月30日，南园物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柯燕南将其持有的南园物业公司86.67%的股权转让给孙建荣。2010年12月31日，南园物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南园宾馆将其持有的南园物业公司13.33%的股权转让给郑爱霞。2013年12月16日，孙建荣将其持有的南园物业公司66.67%的股权转让给柯燕南，20%的股权转让给唐立群；同时，郑爱霞将其所持有的南园物业公司的13.33%股权转让给柯燕南。此次股权转让后至今，柯燕南持有南园物业公司80%股权，唐立群持有南园物业公司20%股权。
2007年12月31日，姚国荣（作为委托人、甲方）与柯燕南（作为受托人、乙方）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一份，约定：乙方与江苏国泰南园宾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苏州国泰南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在南园物业公司中出资6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0%。乙方上述出资中的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系由甲方委托乙方向该公司出资……甲方不可以股东的名义出席南园物业公司股东大会，也无权就股东会所议事项行使表决权。甲方的意见、建议可通过乙方反映，乙方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应充分听取并反映甲方的意见。受托人应根据公司分配方案，及时通知委托人领取应得红利，乙方不得代表甲方直接领取红利。乙方应根据甲方的出资情况，发给甲方委托出资确认书……委托人如脱离公司，则其持有的出资必须在其脱离公司后一个月内退出。退出价格由双方自行商定。如双方就退出价格达不成一致，按南园物业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计算相应价格。
同日，柯燕南出具《委托出资确认书》一份，内容为：“兹收到姚国荣（身份证号码：××）缴来的委托投资款20000元，上述委托投资款已用于向苏州国泰南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2011年3月24日，南园物业公司向姚国荣出具《收据》一张，注明：交款单位为姚国荣，收款方式为现金，金额为人民币叁万元，收款事由为股金。南园物业公司在该收据上加盖了财务专用章。
2014年1月5日，姚国荣向柯燕南出具《通知》一份，内容为：“你与我于2007年12月31日签订《委托投资协议》，我委托你向南园物业公司出资人民币二万元；2011年3月4日，我继续委托你向南园物业公司交纳股金三万元。现通知你，解除我们双方之间委托关系。”
2014年3月26日，姚国荣向原审法院起诉柯燕南，要求返还投资款5万元，投资分红352264.44元（投资分红暂计算至2012年底）。在诉状中，姚国荣称：柯燕南在成立南园物业公司时的名义出资29.4万元中，有2万元系姚国荣出资。2011年3月24日，姚国荣继续委托柯燕南向南园物业公司出资并交纳3万元出资款。现姚国荣与柯燕南已解除委托关系，故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1日依法立案受理，案号为（2014）姑苏民一初字第0404号。在诉讼过程中，姚国荣以需另案主张股东权利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对柯燕南的起诉。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1日裁定准许撤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姚国荣是否有权要求确认其作为被告的股东身份并载入南园物业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
姚国荣认为其已经共向南园物业公司出资了5万元，且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分红，因此要求南园物业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
为证明其观点，姚国荣提供了《说明》一份，证明柯燕南同意其成为股东。内容为：“姚国荣在2004年8月份就出资2万元，委托柯燕南出资给南园物业公司，姚国荣系该2万元出资形成的股权实际所有人，是南园物业公司隐名股东。2011年3月4日，姚国荣再次出资3万元给南园物业公司。姚国荣前后出资共计5万元，我作为南园物业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同意姚国荣成为南园物业公司的股东。2013年11月11日”。在该《说明》右下角“说明人”处，加盖了南园物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柯燕南私章。
南园物业公司称：姚国荣无权成为南园物业公司的股东，并认为姚国荣提供的该份《说明》是伪造的，是姚国荣利用与会计出纳同处一室的便利，私自加盖了南园物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因此不能代表柯燕南的真实意思。理由如下：1、柯燕南以个人名义签署的文件，均是亲笔签名，不会用法人章来签署个人声明，且法人章一直保存在会计处用于财务用途。2、财务专用章仅用于公司资金收支事项，不会用作个人名义的股权确认。3、2013年11月时，柯燕南并非南园物业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该《说明》中注明的“我作为南园物业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内容不实。4、当时姚国荣与南园物业公司、柯燕南已发生激烈冲突，姚国荣举报南园物业公司资质申报造假，南园物业公司被取消资质，因此柯燕南不可能确认姚国荣的股东资格。5、如柯燕南在2013年11月已确认姚国荣为股东，姚国荣不可能在2014年3月的起诉状中明确是委托代为持股。
南园物业公司提供了：1、中共江苏省纪委驻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纪律检查组于2013年12月17日对姚国荣举报的回复，证明姚国荣与南园物业公司及柯燕南的关系在当时已经恶化。2、公章登记本一份，证明在2013年11月11日没有使用印章的记录。
姚国荣对南园物业公司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虽然当时关系已经恶化，但双方仍有多次协商。对证据2，认为其只是对公章的登记，不能体现财务章的使用情况，而其本人并未使用过财务章。
柯燕南表示，不同意姚国荣成为南园物业公司股东。另，姚国荣出具的该《说明》肯定不是真实的，柯燕南从未同意过姚国荣成为股东。姚国荣分两次共交纳的5万元都是双方同意按“委托投资协议”的约定由柯燕南代持股的。
原审法院依职权对南园物业公司现任的另一名股东唐立群进行调查，唐立群表示不同意姚国荣成为南园物业公司的股东。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姚国荣和柯燕南针对2万元投资款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中约定：姚国荣无权以股东名义参与股东大会或使用表决权，但有权领取公司红利。这一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从姚国荣在（2014）姑苏民一初字第0404号案件起诉状中的措辞和柯燕南的陈述可以看出，双方对姚国荣之后交纳的3万元继续由柯燕南代持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姚国荣称：因柯燕南转让了其代持的股权及侵占红利、行使股权时未听取姚国荣的意见，违反了此协议的约定，且姚国荣已于2014年1月5日书面通知解除了双方的委托关系，故该协议约定的委托事宜已失去法律效力，因此姚国荣即因出资而成为股东的观点，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予支持。姚国荣解除对代持人的委托并不当然取得股东地位，姚国荣如认为柯燕南有侵占红利的行为或擅自转让股权的行为侵害了其利益，可另案主张。
其次，虽然南园物业公司对姚国荣隐名股东的身份知情，也直接向其发放红利，但这属于姚国荣作为隐名股东享有投资收益的财产权利，也与《委托投资协议》的约定一致。姚国荣称其系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与事实不符，姚国荣离职前在南园物业公司工作多年，系南园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但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不能当然认为是其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双方均确认姚国荣从未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的股东会，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姚国荣系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亦无证据证明姚国荣实际以股东身份行使过除领取红利之外的其他股东权利。根据《委托投资协议》，姚国荣选择作为隐名股东，因此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情形。
再次，姚国荣虽然提供了《说明》一份证明柯燕南同意其成为股东，但该《说明》系加盖柯燕南的法人章而非柯燕南签字确认，南园物业公司不认可该《说明》的理由较有说服力，而柯燕南在该说明出具的时间也确非南园物业公司的在册股东，柯燕南本人在诉讼期间向原审法院表示不同意姚国荣成为股东，原审法院认为不能仅凭此《说明》确认柯燕南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系对隐名股东权利作出的适当限制，也符合公司人合性的法律特征。南园物业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有两名股东，姚国荣认为另一名股东唐立群是柯燕南的配偶因此南园物业公司即为一人公司的观点原审法院不予认可。因此即使该说明是真实的，因南园物业公司的另一名股东不同意姚国荣成为股东，原审法院依法不能支持姚国荣要求成为显名股东的诉讼请求，也不能确认姚国荣5万元投资款在南园物业公司股权中所占的份额。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姚国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姚国荣负担。
上诉人姚国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姚国荣投资3万元的性质。姚国荣于2011年3月24日（投资实际日期为2010年12月前）向南园物业公司缴纳3万元，收款事由为股金，姚国荣因此取得股东身份，该款缴纳与2007年12月31日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没有任何关系。无论南园物业公司是否限制姚国荣等以显名股东的身份入股，姚国荣因为出资当然成为南园物业公司持有3万元股金的股东。原审判决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关于委托投资2万元股金。该2万元委托柯燕南持股是因为南园物业公司成立时，南园宾馆对公司登记的要求造成的，事实上姚国荣一直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苏州国泰南园物业公司入股人员名单》证明姚国荣作为南园物业公司的股东投资5万元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没有《苏州国泰南园物业公司入股人员名单》，姚国荣基于2013年11月11日的《说明》也取得了5万元股金的显名股东权利。南园物业公司及柯燕南如不能提供有力证据推翻，就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南园物业公司股权多次变更中存在以下问题：1、股权转让体现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法应当无效。2、南园物业公司股东会违反法律规定，有关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柯燕南及孙建荣、郑爱霞、唐立群等人的股份转让行为均无效，股权状况应当维持在所有转让行为之前。上述转让过程中，作为受让人的人员都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对柯燕南被委托持有姚国荣股份之事知晓却接受转让，不属于善意取得，故转让行为应当无效。姚国荣事实上一直是南园物业公司的股东。所以2013年11月11日《说明》的证据效力应当得到认可。姚国荣对前后两次投资共计5万元均取得了作为显名股东的资格，诉求应当得到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撤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姚国荣股东身份，并判令南园物业公司将姚国荣股东身份载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资料中；确认姚国荣投资5万元所占南园物业公司的股份份额；由南园物业公司承担诉讼费。
被上诉人南园物业公司辩称：1、2007年12月31日，姚国荣与柯燕南签订的《委托出资协议》及柯燕南出具的《委托出资确认书》，明确了2万元的性质；2、姚国荣提供的《说明》系伪造；3、姚国荣的2014年3月26日在原审法院起诉柯燕南时，明确继续委托柯燕南出资3万元，故该3万元与前述2万元适用同样委托出资关系；4、除柯燕南外，出资2万元时的其他股东南园宾馆、出资3万元时的其他股东唐立群均未同意姚国荣成为南园物业公司股东，且对代持行为并不知情，故姚国荣不能成为南园物业公司的显名股东。
原审第三人柯燕南的意见同南园物业公司的意见。
二审查明：姚国荣在原审中曾递交一份《苏州国泰南园物业公司入股人员名单》（截止至2010年12月份）的复印件，其上载明包括柯燕南、姚国荣在内共计21人，其中柯燕南入股总额为2258000，姚国荣入股总额为50000（未载明计量单位），其上盖有南园物业公司财物专用章。南园物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但对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此印章系姚国荣私自加盖。柯燕南则认为是财务在某个阶段出的，是当时的股权比例，并认为该证据是国资委2013年年来向南园物业公司核查隐名股东情况，由南园物业公司后补的。同时柯燕南还认为该3万元由姚国荣及所有员工都说按老办法由其继续代持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成立后，在其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记载于股东名册。现姚国荣主张股东身份，但未能提供南园物业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或证明其已被记载于股东名册的依据。根据《委托投资协议》约定，姚国荣不可以股东的名义出席南园物业公司股东大会，也无权行使表决权，但其有权领取红利，且由柯燕南出具了《委托出资确认书》，据此可以认定姚国荣对该笔2万元仅享有投资收益权，而不享有其他作为南园物业公司股东的其他股东权益，其与柯燕南之间就此形成投资收益关系。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姚国荣与柯燕南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原审判决认定有效，并无不当。
关于姚国荣此后出资的3万元性质，根据姚国荣于2014年3月26日向姑苏区人民法院递交的起诉书及相关庭审内容来看，其均认为该3万元系继续委托柯燕南向南园物业公司出资并由南园物业公司出具收据，柯燕南对此也是认可的。可见，双方就3万元的投资达成了与之前的2万元投资具有延续性的继续投资的合意。而且姚国荣于2014年1月5日还向柯燕南出具《通知》，明确5万元均为委托柯燕南向南园物业公司出资，并要求解除其与柯燕南之间的委托关系，姚国荣所提供的其他证据均早于该《通知》出具时间。姚国荣在该《通知》中再次确认了《委托投资协议》，且继续委托柯燕南向南园物业公司交纳了3万元，并要求解除双方的委托关系。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进一步证明姚国荣主张的情况下，可以认定3万元款项的性质与2万元一致。从现有证据看，没有证据证明姚国荣向南园物业公司履行了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或已被记载于南园物业公司的股东名册，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以股东身份行使了股东权利，姚国荣主张其已成为南园物业公司股东，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及份额，并载入公司相关材料的诉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姚国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姚国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柏宏忠
审 判 员 蒋毅颖
代理审判员 韩小安
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
书 记 员 邹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