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民终字第055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喜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新元路5号。
法定代表人朱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程昌，苏州市姑苏区石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玲。
委托代理人朱庆帅，江苏元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州喜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玲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5）姑苏民四初字第00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4月30日，王玲通过EMS快递（单号1087171162906）向喜邦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主要内容：本人自2008年3月31日入职，贵公司至今未依法为我缴纳社会保险，现本人正式向贵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
之后，王玲向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要求裁令喜邦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47300元、经济补偿金6450元、2014年4月工资4300元。2015年5月7日，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了王玲的全部仲裁请求。王玲不服仲裁裁决，遂诉至原审法院。
王玲为证明与喜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以下证据：
1、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农业银行业务回单，证明许涛是喜邦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并每月向王玲发放工资。许涛曾陆续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王玲钱款（摘要为工资或报销），摘要为工资的部分具体如下：2013年5月21日4620元、2013年6月21日4202元、2013年7月23日4532元、2013年8月21日3995元、2013年9月18日4011元、2013年10月21日4245元、2013年11月20日4022元、2013年12月20日4276元、2014年1月20日4538元、2014年2月22日4294元、2014年3月20日4423元、2014年4月22日4339元。喜邦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许涛个人与王玲之间的往来。
2、职工花名册（喜邦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提供），证明喜邦公司有许涛这个员工，是公司实际负责人。喜邦公司对职工花名册是其在仲裁阶段提供没有异议，称许涛只是喜邦公司的普通员工。
3、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为证明其曾系喜邦公司员工，提供了苏州市社会医疗保险证（经办单位苏州喜邦贸易）、市民卡、2013年5月至9月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缴费单位喜邦公司）。刘某陈述，其与王玲系同事关系，自己大概2010年进入喜邦公司上班，2013年10月离开公司。其工作岗位为调色员，工作地点不固定，一般在苏州市，有高新区江淮4S店、新区奇瑞4S店、园区日产4S店，老板是许涛，工资也是他打卡发放。王玲大概是2013年4、5月份来公司的，也是做调色员，自己走的时候记得她是在相城的现代4S店。刘某还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3月至5月期间许涛多次向其转账支付款项，证明其工资也是许涛所发。喜邦公司称，公司没有刘某这个员工，银行交易明细无法达到王玲的证明目的。
喜邦公司主张其与王玲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王玲在上海先后两次分别以上海东来科技有限公司和东来涂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中的仲裁申请书、劳动合同、农业银行对账单、工资单、解除劳动关系通知、EMS快递单、仲裁裁决书等加以证明，反映王玲于2010年4月1日曾与东来涂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期限为2010年4月2日起至2013年4月1日止的劳动合同。王玲表示确实在上海提起过这两个劳动仲裁案件，后来在一审法院一个撤诉，一个被判决驳回，上述材料均是其在劳动仲裁阶段提供的，但对喜邦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后来通过同事了解与其在2013年4月1日后存在劳动关系的是喜邦公司。
原审法院另查明：东来涂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和上海东来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朱忠敏，朱忠敏同时系喜邦公司的股东之一。
本案原审审理中，王玲陈述：许涛2008年面试的我，许涛对我说他们是东来公司苏州分公司，招聘我去做调漆工作，公司安排到各个汽车4S店。东来涂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和我签订过劳动合同，后来我听说东来涂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在苏州没有分公司，合同到期后我就到喜邦公司工作，许涛要求我们办银行卡，工资通过银行卡发到我卡上。到喜邦公司后一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我要求公司给我交社保和公积金，公司不给我交，我就发函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了。
本案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要求喜邦公司通知许涛本人到庭接受调查，但许涛未到庭。
上述事实，由姑劳人仲案字（2015）第135号仲裁裁决书、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农业银行业务回单、职工花名册、仲裁申请书、劳动合同、农业银行对账单、工资单、解除劳动关系通知、EMS快递单、嘉劳人仲（2014）办字第1677号仲裁裁决书、嘉劳人仲（2014）办字第3029号仲裁裁决书、（2014）嘉民四（民）初字第777号民事判决书、工商登记信息、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原告王玲的诉讼请求为：喜邦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47300元、经济补偿金6450元、2014年4月工资43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如能初步证明其曾在一定期限内向用人单位提供过劳动，受用人单位指派、管理和监督，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即可在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上作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衡量。
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作以下分析认定：1、喜邦公司认可许涛为其公司员工，原审法院要求喜邦公司通知许涛本人到庭接受调查，但许涛无正当理由未到庭。2、根据证人刘某提供的社保缴费记录和苏州市社会医疗保险证，可以认定刘某曾系喜邦公司员工。刘某陈述王玲系其同事，在喜邦公司从事调漆工作，许涛是喜邦公司老板，曾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多次向其转账支付工资。刘某的证人证言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原审法院予以采信。3、许涛曾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多次向王玲转账支付钱款，支付王玲款项的银行交易摘要为工资或王玲报销，结合许涛系喜邦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表明许涛代表喜邦公司支付王玲工资具有高度的可能性。4、虽然王玲先后两次分别以上海东来科技有限公司和东来涂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并均败诉，但曾与王玲存在劳动关系的东来涂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忠敏同时系喜邦公司公司的股东之一，两家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王玲作为劳动者当时由于认识错误而未能准确区分关联公司之间哪一家是自己的实际用人单位，存在较大的可能性。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王玲自2013年4月2日起至2014年4月30日止与喜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王玲于2013年4月2日起进入喜邦公司工作，用人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故喜邦公司应当向王玲支付二倍工资差额（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认定为46877元。
关于经济补偿金。王玲以喜邦公司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通知喜邦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故喜邦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根据王玲离职前12个月月平均工资和工作年限，经济补偿金认定为6437元（4291×1.5）。
关于2014年4月的工资，喜邦公司未支付，故根据王玲在职期间的平均工资认定为4291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苏州喜邦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王玲2014年4月工资4291元、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6877元、经济补偿金643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苏州喜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喜邦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王玲在原审中称自己是1982年出生，但原审判决认定王玲系1969年出生，故王玲的诉讼主体错误，喜邦公司从未与王玲形成劳动关系。2、刘某系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中出庭，并没有提供书面证言，属突袭举证。刘某在喜邦公司工作只有5个月时间，从2013年4月至2013年8月，故刘某无法知道王玲是何时离开喜邦公司的，故刘某的陈述错误。3、喜邦公司没有收到王玲发出的所谓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邮件，且王玲提供的邮寄凭证并没有加盖邮政单位的公章，同一天即2014年4月30日，王玲分别向喜邦公司、上海东来科技有限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通知中王玲明确在喜邦公司工作。按王玲这一说法，其在2014年4月30日就知道自己的用人单位是喜邦公司，又为何之后以上海东来科技有限公司和东来涂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劳动仲裁和诉讼。王玲在此期间，从未找过喜邦公司提出要求，于理不通。4、许涛在喜邦公司工作时间很短暂，其并非喜邦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未接受喜邦公司委托代向工人支付工资。喜邦公司无法通知到许涛，也没有义务通知许涛到法院接受调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王玲答辩称：王玲本人事实上是1982年出生，但之前的身份证遗失后补办成了1969年出生的身份证，提起劳动仲裁时是使用的1969年的身份证，但确实是同一个人。喜邦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喜邦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王玲主张其与喜邦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提供了许涛向其转账支付工资或报销款的银行凭证及原为喜邦公司员工刘某的出庭证人证言，刘某证明许涛为喜邦公司老板，明确许涛多次向其转账支付工资。喜邦公司于劳动仲裁时提供的职工花名册中亦载明许涛为喜邦公司员工。以上证据可以初步证明王玲之主张。原审法院要求喜邦公司通知许涛出庭接受调查质询，系根据上述法律条文规定对当事人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所进行的合法、合理分配，在喜邦公司能提供该证据而拒不提供的情况下，应对喜邦公司作出不利的认定，故原审判决采信王玲之主张并无不当。喜邦公司上诉认为王玲的身份证前后不一致，故王玲的诉讼主体错误。本院认为，因王玲持有许涛向王玲转账支付工资、报销款的转账凭证，在喜邦公司对“王玲”另为她人之事实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喜邦公司上诉认为其并未收到王玲于2014年4月30日邮寄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根据原审法院查询，该邮寄通知已由他人代收，喜邦公司在原审中对查询结果亦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喜邦公司上诉认为王玲既然于2014年4月30日向喜邦公司发出解除通知，之后却又先后向上海东来科技有限公司和东来涂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提起劳动仲裁、诉讼主张权利，证明王玲并非喜邦公司员工。本院认为，因上述两家公司与喜邦公司存在一定关联，王玲作为劳动者无法准确区分关联公司中哪一家为自己实际用人单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在喜邦公司应举证而未举证的情况下，并不能以此认定王玲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喜邦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喜邦公司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苏州喜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宏
审 判 员 祝春雄
代理审判员 孙楚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俞 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