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浙民申17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康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南湖区昌盛南路***号。组织机构代码57531539－6。
法定代表人：吴莉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夏家品，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张微，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凌晔东，男，1958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再审申请人浙江康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凌晔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嘉民终字第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康润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且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判认定涉案车辆不是新车、康润公司构成欺诈，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1.康润公司主观上不具备欺诈故意。首先是无欺诈动机。其次是认识上明知为新车。再次是事后才明知涉案情节。2.康润公司未实施欺诈行为，涉案车辆系新车，未经终端销售及使用。原判认定涉案车辆曾销售使用过、不是新车，是错误的。（1）从时间来看，涉案车辆2012年11月22日入库宁波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公司），11月23日卖给浙江永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通公司），同一天又卖给宁波泰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立公司），然后甬通公司买回来后再卖给康润公司，短时间内买来买去不合常理，客观上也是做不到的。由此可见，前述销售并非真实交易。（2）从里程表来看，2012年11月22日案涉车辆入库时里程为5km，11月23日上报系统的里程为50km，12月24日交付凌晔东时里程又为17km，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涉案车辆里程记录是电子化、4S店在技术上无法对其进行修改，只能说明该50km是原凯迪公司工作人员为完成厂家销售任务获得厂家返利而随意填报的。（3）从上海安吉星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吉星公司）反馈来看，一审判决对证据21《安吉星公司核实情况》的效力不予确认，对于涉案车辆销售前无任何安吉星使用记录的事实不予认定，却又采纳了说明中关于安吉星开通的时间，显然自相矛盾。（4）从经销商普遍惯例来看，案涉车辆保修系统及安吉星注册提早一个月开通，确系经销商为了获得厂家返利而虚报，而不等于涉案车辆开始了保修及安吉星服务，不等于涉案车辆已实际销售并使用。（5）从涉案车辆缴纳保险、缴纳车辆购置税及上牌情况来看，如涉案车辆曾销售过给泰立公司，是无法以一手车办理保险及上牌手续的。3.凌晔东购买新车真实意思在2012年12月24日《凯迪拉克车辆销售合同》签约及履约时得到充分体现并实现。4.康润公司主观上是不敢实施欺诈的，客观上也无法实现欺诈的，签约提车均是凌晔东真实意愿。（二）涉案车辆“虚拟销售”并非康润公司实施，并且只发生于流通环节，并非真实的消费环节销售，不会导致车辆被实际使用，不会也没有对凌晔东实质性权益造成损害。原判判决惩罚性赔偿，与本案性质冲突，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判决无视涉案车辆已被凌晔东实际使用超过3年之事实，无视汽车销售行业头三年车辆折旧50%至评估规律，判决凌晔东返还车辆却不扣减其应承担的三年多车辆折旧费，显示公平，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均错误。（四）原判认定凌晔东的撤销权的起算时间有误，应于2013年1月23日开始起算，凌晔东起诉已过撤销时效。康润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凌晔东提交意见称，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且生效判决双方已经实际履行，请求驳回康润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一）关于新证据。康润公司申请再审时提交了八组新的证据：1.车辆系统查询单，以证明涉案车辆信息由凯迪公司沈某录入。2.沈某身份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证人证言，以证明沈某2011年1月至2015年3月在凯迪公司工作，其证实当时涉案车辆未实际销售，系为公司完成厂家销售任务而填报虚拟销售信息。3.企业打印信息，以证明凯迪公司与甬通公司均为专业汽车品牌销售商，均为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关联关系。4.凯迪公司与甬通公司店面现场照片，以证明两家公司店面位置紧靠一起，甬通公司为欧宝车品牌销售商，不销售凯迪拉克品牌的车辆，凯迪公司将车辆转至甬通公司确系虚拟销售。5.凌晔东与安吉星客服2通话录音的补充书面稿、通话录音,以证明凌晔东将其与安吉星客服2通话录音整理书面文字时做了删减，没有忠实记录原话。被删减的对话里，安吉星客服明确表示许多车还在仓库里没有被卖出去就已经注册了安吉星；安吉星公司与康润公司为两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6.《关于车架号LSGDE5397CH277247凯迪拉克赛威的征询函》、《关于车架号LSGDE5397CH277247凯迪拉克赛威车辆的征询答复》，以证明经销商无法更改涉案车辆里程表；涉案车辆里程表未更改过，涉案车辆系新车。7.上海安吉星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关于LSGDE5397CH277247车辆安吉星服务数据后台查询的相关资料、查询视频，以证明2012年12月24日之前，即涉案车辆交付凌晔东之前，涉案车辆未有安吉星服务使用记录，涉案车辆系新车；2012年12月25日安吉星系统显示涉案车辆里程数为18km，与交付时的里程数一致。8.网上银行转账凭证，以证明涉案车辆系从凯迪公司、甬通公司调拨的新车；康润公司以一手新车价调拨车辆，无任何购买旧车的故意。
凌晔东质证认为：证据1不是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都有异议。凯迪公司提供的电脑截屏不能反映2012年11月23日车辆真实交易情况，因为法院从通用公司调取的证据证明涉案车辆销售给了泰立公司。证据2，对沈某的身份、社会保险情况请法院进行核实。沈某今天没有出庭，对他的调查笔录上只有一个律师，不符合律师调查的基本形式，所以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证据3，企业信息不是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只是电脑的打印照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被申请人与安吉星的通话录音，二审中被申请人当庭播放了录音，也出示了文字整理稿，因此也不能作为新的证据使用。证据6，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因为通用公司与再审申请人对品牌有同样的经济利益，相当于自证；一审法院向通用公司调查取证，通用公司没有如实提供信息。这些证据不能作为新的证据使用，也无法证明经销商无法更改里程数。证据7，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一审法院向安吉星公司调取证据时，其没有提供相关的电子数据，只是事后提供了一份书面说明。由于涉案车辆在2012年11月23日完成销售，已经录入了安吉星系统，其他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8，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通用公司提供给法院的车辆信息查询单表明通用公司将案涉车辆信息销售给凯迪公司，凯迪公司再销售给泰立公司，反映不出与甬通公司有交易关系。结算凭证不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恰恰证明涉案车辆是问题车。请求驳回康润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审核认为：证据1来源于案外人，被申请人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也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不予采纳。证据2，核心是调查笔录，因其本身不符合规范要求，故不予采纳。证据3，企业信息与本案争议无关联，不予采纳。证据4，照片与本案争议无关联，不予采纳。证据5，通话录音已经原审质证，不是新的证据。个别文字差异不能否认案涉车辆安吉星系统已于2012年11月23日开通的事实。证据6、7，一审法院已经向通用公司、安吉星公司进行了调查取证，应以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为准，故对该两组证据不予采纳。证据8，网上银行转账凭证本身对涉案车辆系新车这一事实没有证明力。另外，康润公司在申请再审时申请证人沈某、专家辅助人张迁出庭作证，申请本院调查取证，因其在一、二审中均未提出相应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康润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即2012年11月23日凯迪公司将涉案车辆销售给泰立公司是虚拟销售，而不是真实销售，康润公司向凌晔东交付的涉案车辆是新车，不是曾经销售的车辆。
（二）关于原判认定在销售案涉车辆上康润公司对凌晔东构成欺诈是否正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根据凌晔东与康润公司签订的《车辆订购合同》、《凯迪拉克车辆销售合同》的约定，康润公司不论从哪里进货，都应当向凌晔东交付新车。根据原判查明事实，涉案车辆曾于2012年11月23日销售给泰立公司，保修起始时间是2012年11月23日，保修起始里程为50千米，车载安吉星服务系统的起始日也是2012年11月23日，而康润公司向凌晔东交付案涉车辆的时间是2012年12月24日，双方约定保修起始时间为2012年12月24日，交车保修起始里程为15千米，据此，可以认定康润公司销售给凌晔东的案涉车辆系曾经销售的车辆，并非未经销售的新车。康润公司主张案涉车辆销售给泰立公司系虚拟销售，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使人确信该销售行为系虚拟销售，故难以采信。康润公司作为品牌车辆销售者，对拟销售车辆是否曾经销售应当知情，其主张涉案车辆本次销售前的上述信息并不知情，难以成立。原判认为，康润公司向凌晔东隐瞒了上述信息，实质影响了凌晔东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故康润公司的行为可认定构成欺诈，并无不当。
（三）关于本案撤销权是否超过行使期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原判认定涉案车辆2013年1月的维修工单不足以引起特别注意，仅凭此并不能认定2013年1月凌晔东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欺诈事由，并无不当。原判认定凌晔东知道或应当知道欺诈事由的时间应为2013年11月，凌晔东2014年8月起诉要求撤销买卖合同并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四）关于原判未考虑案涉车辆折旧费是否显示公平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因在案涉车辆销售上康润公司对凌晔东构成欺诈，原判在认定损失问题上未考虑案涉车辆折旧费并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综上，浙江康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浙江康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卢世昌
审 判 员 田建萍
代理审判员 陆秋婷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徐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