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浙0802行初44号原告严海姣，女，195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郑卸娥，男，194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与原告严海姣系夫妻关系。被告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800727213074T，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樟潭街道信安东路39号。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余水陆，局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何剑锋，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民警。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钱波，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民警。原告严海姣诉被告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8年1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原、被告同意，本院将该案移送至本院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进行协调。因协调未果，本院于同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严海姣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卸娥，被告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的法定代表人余水陆、委托代理人何剑锋、钱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11月10日，被告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作出衢衢公（杜）行罚决字〔2017〕11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严海姣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属情节较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决定给予严海姣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严海姣起诉称，一、原告不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被告处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4月至12月间，原告村中干部多人轮流蹲守在原告家门口不分昼夜，阻止原告依法信访，已经影响到了原告的正常生活，使原告被限制了部分自由。2017年10月26日21点，原告迫于无奈，趁蹲守人员不备，逃出家中，搭上开往山东的货车，路上多次转车、徒步行走，途径天津、廊坊最终达到北京，准备进京信访。原告到京后乘坐公交车到府右街下车，已经是2017年10月30日下午4点。由于原告出门匆忙，未带身份证及所带现金不多不能住旅店，困了只能在车上打盹，饿了只能吃随身携带饼干充饥，加之路途艰辛，此时的原告已经饥寒交迫，决定不再信访而是回到衢州的家中。无奈原告身上只剩下32元钱，无法买车票回家。原告并无他法，只能向路边执勤的警察求助。警察询问原告所谓何事，原告按实说原本打算进京信访，现在已经打消念头，只想吃饭睡觉，然后回家。警察就将原告带至浙江住京办事处，留宿一夜。10月31日晚上，镇、村干部5人到北京将原告接回衢州。后又被被告单位民警带至云溪派出所询问24小时，于2017年11月3日以寻衅滋事为由将原告刑事拘留，羁押于衢州看守所，后又被延长羁押期限，于2017年11月10日被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以扰乱社会公共场所秩序为由行政拘留十日。原告原本的想法是进京依法信访，而事实根本无信访实际行为，何来的扰乱社会公共场所秩序，且属于情节较重情形。退一步讲，就算原告有非法信访行为，依被告的处罚决定书上表述，被北京公安机关训诫。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有非正常上访行为，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未造成严重后果或影响，尚不够治安处罚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训诫。训诫书是对没有违法但有一定违法可能性的行为采取的一种措施，是一种极度轻微的警告。因此训诫书只能证明有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也就是说，训诫书证明原告还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就是合法。所以，训诫书是原告行为合法的证据。用证明原告合法的证据，证明原告违法，作为处罚依据，是完全错误的。假如原告真有非法信访行为，北京公安机关必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处理。不处罚反而只出了训诫书，也证明原告没有违法行为。被告在根本未调查事实的情况下，即对原告作出治安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前未告知原告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所享有的权利，也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因此该处罚不能成立。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告知原告三个月的起诉期限，告知复议机关是衢州市公安局和衢州市人民政府，告知的救济期限及部门错误。综上，请求：1.撤销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衢衢公（杜）行罚决字〔2017〕第11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为证明其主张，原告起诉时提供了身份证、户口本、行政处罚决定书、释放证明书、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解除拘留证明书、拘留通知书等证据。被告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答辩称，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2017年11月1日23时16分，杜泽派出所接杜泽镇政府干部报案称严海姣到北京非访。因原告严海姣涉嫌然乱公共场所秩序，杜泽派出所于2017年11月1日23时40分传唤严海姣至被告云溪派出所接受询问。经调查，2017年10月31日下午，严海姣携带要求相关部门批准建房一事的信访材料至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进行非法信访活动，后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查获并训诫。另查明，严海姣于2015年4月30日、2017年4月9日曾两次进京非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查获并训诫过。2017年4月11日严海姣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行政拘留八日。严海姣的信访件已经于2016年4月28日由杜泽镇政府作出信访答复，严海姣及其丈夫郑卸娥并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复查、复核，根据《浙江省信访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严海姣的信访事项属于已经处理终结。严海姣在其信访事项处理终结后依然几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信访，已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告于2017年11月2日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并于11月3日对犯罪嫌疑人严海姣予以刑事拘留。2017年11月6日变更羁押期限至11月10日。2017年11月10日，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犯罪而撤销刑事案件。因严海姣该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信访的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训诫后屡教不改，属情节较重，被告于当日对严海姣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刑事拘留七日折抵行政拘留七日，行政拘留至11月13日。二、原告主张不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不能成立。严海姣已经两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及天安门地区进行信访而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过，在北京市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中都明确写着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集聚，信访人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说明原告严海姣已经确切地知道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原告在确切知道的情况下还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进行信访，且屡教不改，已经构成扰乱中南海周边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三、关于程序问题。被告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处罚决定书，履行了告知程序，将作出治安管理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告知了原告，不存在违反程序问题。2017年11月10日，被告民警在衢州看守所向严海姣宣读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严海姣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因严海姣不会写字，由其当场捺印确认，民警也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进行了注明。四、关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告知的救济期限及部门错误问题。三个月期限告知错误未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告知其向衢州市公安局或衢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正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接受证据清单、接受证据内容（包括训诫书、告知书、移交手续清单、谈话笔录、原告信访材料等）、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拘留证、拘留通知书、提讯证、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撤销案件决定书、释放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及家属通知书、送达回执、传唤证、严海姣询问及讯问笔录、郑武英等人询问笔录、户籍信息、处罚决定书及训诫书、呈请立案报告书、呈请刑事拘留报告书、呈请变更羁押期限报告书、呈请撤销案件报告书、呈请释放报告书、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被告行政处罚的案件来源及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等。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综合认为其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但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认可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询问笔录上指印系其所捺等。经审查，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与原件核对无异，结合原告意见，本院均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31日，原告严海姣携带要求审批建房的信访材料到中南海周边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同年11月1日，严海姣被接回衢州。同日，衢州衢江区杜泽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报案称“严海姣到北京非访”，被告经审核后立案调查。同年11月2日，被告决定对“严海姣寻衅滋事”案立案侦查。同年11月3日，被告作出衢衢公（杜）刑拘字〔2017〕第11001号拘留证，决定对严海姣执行拘留，送衢州看守所羁押。同年11月6日，被告决定延长羁押期限至2017年11月10日。同年11月10日，被告作出衢衢公（杜）撤案字〔2017〕第110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因严海姣涉嫌寻衅滋事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决定撤销此案。同日15时许，被告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原告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等。原告未提出陈述申辩，并捺印确认。此后，被告作出衢衢公（杜）行罚决字〔2017〕第11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2017年10月31日下午，严海姣携带要求相关部门批准建房一事的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进行非法信访活动，后严海姣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查获并训诫。另查明，严海姣2015年4月30日、2017年4月9日曾因非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查获并训诫。2017年4月11日严海姣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行政拘留八日。严海姣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属情节较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决定给予严海姣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衢州市公安局或衢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依法向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捺印确认收到该决定书。2018年1月18日，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诉请如前。另查明，2015年4月30日原告严海姣因到天安门地区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2017年4月9日，原告到中南海周边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对该次信访行为，被告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衢衢公（杜）行罚决字〔2017〕第102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严海姣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属情节较重，决定对严海姣行政拘留八日。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系因到北京敏感地区上访而引发的治安案件，被告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作为原告严海姣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实施本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作出的衢衢公（杜）行罚决字〔2017〕第11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对该争议，其一，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原告严海姣携带的信访材料及其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结合原告庭审陈述，可以证明原告严海姣于2017年10月31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信访并被训诫的事实。其二，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中南海是国务院等国家重要机关办公场所，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被告认定原告在中南海周边信访的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原告因信访被训诫并被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正常上访，被告认定其情节较重，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未超过法定量罚幅度及被告自由裁量范围，亦无明显不当。原告关于训诫书是其行为合法的证据的推理，有悖逻辑及常理，本院不予支持。其三，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告知原告拟处罚事项，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但被告在该处罚决定书中告知起诉期限为“三个月”错误，应为“六个月”，鉴于该告知错误未实际影响原告及时行使诉权，本院予以指正。原告关于被告告知复议机关错误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严海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严海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新举人民陪审员  胡志远人民陪审员  余河洲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卢琴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