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浙0281行初43号原告余姚市燕窝五金厂，个体工商户，住所地余姚市梨洲街道南庙村水磨潭**号。经营者舒建利，男，1971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被告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余姚市兰江街道保庆路128号。法定代表人陈为梁，局长。行政机关负责人褚贵炎，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洪霄峰，男，汉族，1972年12月23日出生，系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住浙江省余姚市。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范文娟，女，汉族，1988年3月26日出生，系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住浙江省余姚市。第三人卢权，男，198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原告余姚市燕窝五金厂不服被告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于2017年10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月17日向被告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卢权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余姚市燕窝五金厂的经营者舒建利，被告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行政负责人褚贵炎，委托代理人洪霄峰、范文娟，第三人卢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10月11日，被告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20160141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卢权于2016年6月14日10时左右，在原告余姚市燕窝五金厂数控车间操作机器时，发生右手被机器压伤的事故。2016年6月14日，经宁波市第六人民医院医治后，诊断为右中指甲床组织三分之一以远缺失，指骨外露。被告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卢权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余姚市燕窝五金厂诉称，被告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第三人卢权工伤事故原告并不知情，原告并未收到被告作出的编号20160141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和甬劳鉴8112017年04090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而是在第三人卢权向余姚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原告收到该仲裁申请副本后才知晓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原告认为其与卢权之间为雇佣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并且他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受伤也并不知情，而且车间的机器是自动的，并未产生故障，卢权不可能在该机器上导致手弄伤。被告未将工伤认定书告知原告，其程序上存在错误。故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编号20160141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认定工伤决定书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通过第三人才收到认定工伤决定书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被告程序上存在错误。被告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1、其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被告受理卢权的工伤申请后，经调查核实：卢权系原告单位员工，于2016年6月14日10时左右，在数控车间操作机器时，发生右手被机器压伤的事故。当日，经宁波市第六医院医治，诊断为右中指甲床组织三分之一以远缺失，指骨外露。工伤调查过程中，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卢权所受的伤不是工伤。因此，卢权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清楚。2、该认定工伤决定依据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3、该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2016年8月25日卢权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当日对该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2016年9月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举证通知书，经调查核实，被告于2016年10月11日作出20160141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对卢权受到的伤害认定为工伤。被告于2016年10月13日通过EMS特快专递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无故拒收。综上，被告作出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无故拒收工伤认定决定书，现又以未收到决定书为由提起诉讼，超过起诉期限，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1、个体工商户登记情况、卢权身份证、证明各一份，证明卢权系原告单位职工；2、门诊病历3份、人社局询问笔录2份，证明卢权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伤的事实清楚；3、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各1份，证明该认定工伤决定依据正确；4、工伤认定申请表1份、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1份、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回执存根2份、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快递存单2份，证明该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第三人卢权诉称，其所受伤为工伤，被诉工伤决定合法合理，应予以维持。第三人未提交相关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对证据1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是其找来帮忙的，不能证明第三人就是其员工；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第三人就是在其那里受伤；对证据4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其没有收到过被告寄出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对证据3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出具的证据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3予以认定。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并没有收到被告寄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是此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并未收到被告寄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的事实。经审理查明，被告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10月11日作出被诉工伤决定，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余姚市燕窝五金厂送达。被告邮寄的快递为EMS，快递单号为1090606706711，邮寄地址为余姚市梨洲街道南庙村水磨潭55号即原告住所地，邮寄电话为133××××8978即原告经营者舒建利的电话号码。根据邮寄单改退批条显示，2016年10月13日，该快递邮件因原告拒收而退回。2017年10月16日，原告因不服被告行政行为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对于行政机关通过快递方式邮寄文书是否视为送达的问题，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可予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2005.1.1施行）第十一条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而《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六十八条也规定：“行政机关通过邮政企业邮寄送达行政执法文书、邮寄地址为受送达人与行政机关确认的地址的，送达日期即为受送达人收到邮件的日期。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的地址不准确、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行政机关、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其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以及逾期未签收，导致行政执法文书被邮政企业退回的，行政执法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日期。”本案中，被告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10月11日作出被诉工伤决定后，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余姚市燕窝五金厂送达。被告邮寄的快递为EMS，快递单号为1090606706711，邮寄地址为余姚市梨洲街道南庙村水磨潭55号即原告住所地，邮寄电话为133××××8978即原告余姚市燕窝五金厂经营者舒建利的电话号码，原告于2016年10月13日拒收此EMS快递，应当视为被告已于2016年10月13日向原告送达20160141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主张被告未向其送达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不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10月13日向原告送达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于2017年10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余姚市燕窝五金厂的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余姚市燕窝五金厂承担。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平君审 判 员  朱朝晖人民陪审员  蔡伏钱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代书 记员  赵静园附本案引用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