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7民初8055号
原告：牛广生，男，1941年11月3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村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国金（原告之子），1974年5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连芬（原告之儿媳），1973年9月27日出生。
被告：王自才，男，1955年5月28日出生，北京市房山区人，住房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全记，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牛广生与被告王自才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牛广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国金、马连芬，被告王自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全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牛广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原被告于1992年5月2日签订的《房产契约》有效；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将宅基地使用权赠与原告有效；3.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牛广生系被告王自才之大姐夫。王自才于1989年11月13日获批一块宅基地，集体批示号为平规字（1989）136号，该宅基地位于平谷区××镇××街村××路××排××号。因王自才一直在房山工作且在房山安家，为了让其姐夫代为赡养父母，且自身经济条件有限，故将宅基地使用权赠与原告。牛广生于1991年至1992年初在宅基地上独立出资建设北正房、院墙、南道座、西厢房及一些附属设施。1992年5月2日，牛广生与王自才正式签订平谷区××镇××街村××路××排××号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附带条件赠与协议。具体协议内容为：“王自才在胜利街有宅基地一块。一、远在房山区工作不便修建。二、经济困难很大，时间上也不许可。三、不建房又解决不了父母住房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王自才和姐夫牛广生商量此事，经过反复商讨，王自才同意让姐夫修建房屋和院墙，所有的用工、用料、资金款项等由牛广生一方担负。现已建成北房五间半、南道座平房五间和一些附属设施建筑物，自才父母业已搬进新居（北正房）。经二次商讨（1992年5月2号晚），房屋今后所有权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决定所有权归牛广生所有，老父母去世后或有其他变动及买卖牛广生有自主权，别人无权干涉。”此赠与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赠与协议签署后，原告牛广生对被告父母赡养至1995年，直到二老相继去世。牛广生将老家房屋全部卖掉，现在该自建宅院一直居住至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
被告王自才辩称：原告所述事实理由不属实，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所述我与其签赠与协议不属实，我没有与牛广生签订赠与合同，契约上也没有赠与的事情。双方协商建房事宜时，牛广生的大儿子牛国良在场。当时说建房的三个理由为：第一，为了方便牛国良和牛国金的母亲看病；第二，为了我父母有地方住；第三，为了将牛国金的户口迁进涉案房屋，以便毕业后分配工作。我与牛广生在1997年签订了一个协议，大体内容为我借牛广生钱，由牛广生出资建房，以后我有钱了还给牛广生，牛广生对涉案房屋只有居住权，没有其他权利。原告所述的协议签订时间不属实，因为1995年才开始拉砖。1987年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便自行出资将宅院垫平，把磉码好，地基全部做好。1992年建房使用的部分木料和全部瓦是拆迁赔偿我的，另一部分木料是用拆迁补偿款4400元购买的。牛广生就出了工钱和砂石、灰。原告提交的《房产契约》有涂改痕迹，属于对证据进行变造的行为，另外，该证据首部前五行及尾部最后三行均是由原告自行添加。二、涉案宅基地是我及我哥哥王自贵在××2胡同老院被拆迁时安置取得，具体时间为1987年，而非原告所述的1989年。该宅基地是批给我和王自贵两人的，我不能私自做主。本案的法律关系不是赠与合同关系，而是建房委托关系，房屋使用系借用关系。并且被告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只是赋予原告房屋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赠与的标的物必须为自有合法财产，宅基地系农村集体所有，被告无权单方处分土地使用权。赠与行为属于物权的变动行为，使用权不属于赠与合同的标的物。即便允许赠与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否则也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三、原告所述赡养父母情况不属实。我父母主要是由我、我哥哥王自贵、我三弟和我二姐轮班赡养。我大姐在1993年左右去世，且在去世前患有脑血栓，并不是原告所述的由其代为赡养父母。牛广生一家是在我父亲去世100天左右（1997年）搬过来，是怕我母亲孤单。原告卖老家宅基地和房子也不是我让卖的。卖房的原因也不属实，原告卖第一处房子是因为牛国良结婚，卖第二处房子是为了牛国金上学、牛秀娟结婚，同时卖两处房子与我姐姐生病有关。原告说其敬仰父母不属实，我姐姐有病迟钝，平时都不敢上我母亲那屋去，我父母临去世都很不满，如果牛广生尽到了义务，他们不至于这样。四、房屋已被原告自行拆除，相应可能存在的权利一并灭失，原告不是本村村民，其不能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其应将土地使用权交还实际土地使用权权利人。契约全文并没有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归属，更不存在所谓赠与，确认效力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原告将原来家中宅基地卖与他人，不能再次申请宅基地。没有其他宅基地不能作为获取本宅基地利益的借口和依据。原告不是本村村民，且一直未能将户口迁入本宅基地，不具有获取本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无论买卖还是赠与，宅基地的使用权不会发生变更。五、原告在此居住至今，其应当知道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情况，迁户需要被告配合。若原告认为宅基地已经赠与给他，其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向法院主张权利。原告自1994年居住至今，已经二十多年，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原告陈述的是虚假事实，提供的证据系变造、涂改，不能作为定案的基本依据。本案不是赠与关系，房产契约本身也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侵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利。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牛广生系王春静（已去世）之夫。被告王自才、案外人王自贵系王春静之弟。王志（已去世）系王春静、王自贵、王自才之父。王志夫妇原在平谷区××镇××街村××2胡同有住房一处。1981年2月18日，王志夫妇与三个儿子即王自贵、王自财（即王自才）、王自来立分家单。分家单主要内容为：“长子王自贵分得老宅瓦西厢房贰间、东路顶壹间、棚子壹个。次子王自财分得老宅瓦正房肆间。三子王自来分得城南新盖瓦正房叁间半。由于房产好坏不均，数量不均，自财付人民币肆佰元，自来付人民币伍佰元作为自贵盖新房的补贴。但自贵拆西厢房时将后檐墙留下”。王自贵陈述其于1981年年底在本村获批××街××路××排××号宅基地一处，并于1982年建设房屋，同时搬离上述文庙胡同。1986年间，原平谷县第二中学扩建进行征地，上述××2胡同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同时所需拆迁户在村北规划新址。涉案宅基地系因拆迁而安置的新址。
就被拆迁户和被安置人问题，被告王自才在本案2017年9月22日的开庭中陈述，涉案宅基地系批给王自才和王自贵的；王自才在2018年1月10日的开庭中陈述涉案宅基地系安置给王自才的，王自贵不认可王自才的该陈述，其认为涉案宅基地系安置给王自才和王自贵的。在牛国金（牛广生之子）、马连芬（牛国金之妻）诉王自贵、李淑棉（王自贵之妻）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中（案号为2017京01**民初6156号），王自贵在2017年7月21日的谈话笔录中陈述“××路××排××号是80年代二中扩建拆迁时批给王自才的，后王自才与牛广生共同建房。我认为，该处宅基地及宅基地上房产属于王自才”。王自贵在2017年7月31日的谈话笔录中陈述“现在牛国金拆了要建的整块宅基地是拆二中那会王自贵和王自才两个人的宅基地补的。王自才将宅基地给牛国金，我们不知道。王自才一直说是他的。到现在王自才也说牛国金要建的房子是他的”。在本案庭审中，被告提交了胜利街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8月23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记载“北京市平谷区××镇××街村××路××排××号为1986年平谷区平谷二中扩建的搬迁户，搬迁房屋和所批宅基地以王自财、王自贵分家单为依据”。该证明的出具人和盖章人为该村书记王金全。本院经调查，未能查到被拆迁户、被安置人的相关档案材料。
1992年5月2日，原告牛广生与被告王自才签订《房产契约》，内容为：“王自才父传搬迁产业，地址：××街，面积三分八厘，于一九八七年已码好磉，准备修建北房五间半自己使用。一、远在房山区工作不便修建。二、经济困难很大。时间上也不许可。三、不建房又解决不了父母住房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王自才和姐夫牛广生商量。此事经过反复商讨，王自才同意让姐夫修建房屋和院墙。所有的用工、用料、资金款项等由牛广生一方担负。现已建成北房五间半、南倒座平房五间和一些附属建筑物。自才父母业已搬进新居（北正房）。经二次商讨（1992年5月2号晚）房屋今后所有权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决定所有权规牛广生所有。老父母去世后或有其他变动及变卖牛广生有自主权别人无权干涉。”牛广生、王自才分别在上述《房产契约》上签名、捺印。被告王自才否认《房产契约》的内容，亦对“王自才”的签名、捺印不予认可，故原告申请对“王自才”的指纹进行鉴定。王自才提出“房产契约”四字及正文倒数第一段的内容“经二次商讨（1992年5月2号晚）房屋今后所有权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决定所有权规牛广生所有。老父母去世后或有其他变动及变卖牛广生有自主权别人无权干涉”系原告牛广生自行添加，同时修建房屋的原因记载与协商时不一致，出资出料情况的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房产契约》背面书写内容被原告涂黑。为此，被告提出三项鉴定申请，具体为1、“房产契约”处是否存在涂改痕迹、涂改形成时间。2、正文倒数第一段文字是否为后添加，笔迹形成时间。3、《房产契约》纸质原件背面字迹被涂黑的形成时间、被涂黑的下面是否存在文字。受本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上述申请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并就指纹鉴定和背面被涂黑内容鉴定出具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指印与样本右手食指指印是同一人捺印；检材背面被涂抹字迹为“有使用产业权和维护权不许卖”。就其他鉴定项目，鉴定所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内容为：关于《房产契约》是否存在涂改痕迹、正文倒数第一段文字是否为后添加内容不具备检验条件。其他委托事项均涉及时间鉴定，我所不受理时间的鉴定。原告交纳鉴定费2400元，被告交纳鉴定费1800元。就在背面书写内容问题，被告在2017年9月22日的庭审中陈述签名后就没有地方写了，所以写在了背面。当时出于信任就没有在背面再签名捺印，并且是加上背面内容后其才在正面签名捺印的；被告在2018年1月10日的庭审中陈述原告写完了最后的内容后，纸张上有一段空白，原告划了一道，就不能再写字了，只能签名，所以要求原告写在了背面。
2001年1月23日，牛广生就涉案房产为其子牛国良、牛国金分家并订立分家单，内容为：“原则上二子各分一半产权，具体为长子牛国良为东边正房二个房间总长九米及东边平房二间，次子牛国金为西边正房二间总长九米及西边平房三间（包括洗衣房和暖气房），门道共用。”
2016年，牛国金欲翻建其分得的涉案房屋。2016年8月4日，其东、西、南邻居均在旧房翻建邻里意见表上签字表示同意，其无北邻居。2016年8月22日，村委会主任路洪生在该表上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表示同意。牛国金将其分得房屋拆除，并进行施工建设时遭到王自贵夫妇的阻拦。2017年7月12日牛国金夫妇以排除妨害纠纷将王自贵夫妇诉至法院。因王自才作为证人出庭时否认《房产契约》的真实性，故牛国金夫妇撤回起诉，后提起该诉讼。
另查，根据原告提交的房屋建筑记录和建筑合约，涉案房屋系由牛广生于1991年至1995年间陆续进行建筑、装修。牛广生家人于1991年、1992年间搬至涉案房屋居住至今，牛国金夫妇于1997年将户口迁至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的电表户主为牛广生，其在××街村享受低谷用电量补贴。王自才的户口已迁至北京市房山区。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外，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房产契约》内容系经双方协商确定，且由原被告双方签名、捺印确认，已属依法成立。被告在庭审中虽对“王自才”的签名、捺印不予认可，但经鉴定“王自才”签名旁的指印系王自才右手食指指印，王自才在之后的庭审中亦认可签名系其所签。而王自才虽辩称《房产契约》的内容与协商内容不一致，但其未提供反驳证据，且其进行签名、捺印时具备相应的辨识能力，故本院对于该答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主张签名、捺印上部最后一段内容系原告自行填写，该处原系空白且进行划线，但原告提交的《房产契约》纸张上无划线痕迹，被告亦未就相关主张提供证据，故本院对该意见亦不予采信。被告所提出的关于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涂抹《房产契约》背面内容问题，因该部分内容未经双方签名或捺印确认，且与《房产契约》正面内容不成一体，互相矛盾，故本院对于涂抹部分与《房产契约》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就双方争议的涉案房屋宅基地原使用权人问题，根据1981年2月18日分家单中“自贵拆西厢房时将后檐墙留下”的内容，及王自贵于1981年年底在本村获批宅基地后建设房屋的情况，特别是王自贵关于“××路××排××号是80年代二中扩建拆迁时批给王自才的”的陈述，并结合农村的风俗习惯，本院可以判定原宅基地使用权人系王自才。虽契约内容涉及间接处理了宅基地的使用权，但因王自才的户口已不在胜利街村，而牛广生之子牛国金及其家人的户口已迁至××街村的涉案房屋，且在涉案房屋居住生活二十余年，故本院认定该《房产契约》有效。因宅基地的使用权问题并非法院受案范围，故对于原告要求确认赠与宅基地使用权有效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牛广生与被告王自才于1992年5月2日签订的《房产契约》有效；
二、驳回原告牛广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王自才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鉴定费4200元，由被告王自才负担（已交纳1800元，剩余24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富菊
人民陪审员 满桂芳
人民陪审员 何会银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史磊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