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昭中民三终字第1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建声，男，汉族，1971年8月10日出生，小学文化，云南省镇雄县人，农村居民，住镇雄县。委托代理人张华，镇雄县鸣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清书，女，汉族，1962年2月1日出生，小学文化，云南省镇雄县人，农村居民，住镇雄县。委托代理人童映波，云南红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建声因与被上诉人李清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雄县人民法院（2015）镇民初字第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的事实：1995年4月4日，原告李清书、被告邓建声及第三人经镇雄县公证处公证，签署《联办饲养场合同》共同经营联办饲养场。合同约定饲养场场地由原告用其承包地提供，地名为“坪子”（东至公路，南至黄家院地，西至黄家院地，北至酒厂），面积0.6亩。该合同还约定，联办者共同经营期间，饲养场所占用的实际土地面积，按每年每平方丈付给原告李清书包谷20斤作产量赔偿（按当年最好的包谷价格折成人民币付给），如饲养场停办，饲养场联办者负责将饲养场所使用的土地整理后，退还原告。1998年9月5日，联办各经营者经协商，因亏损无法继续联办，停止经营。随后，所有联办者与被告邓建声签订《出卖厂房契约》，将该饲养场的厂房和固定资产转卖给被告邓建声，并约定买房使用地皮按原联办饲养场签订的合同为准。被告邓建声购买经营资产后，继续经营生猪养殖。2011年，被告邓建声彻底停止养殖经营，后双方未就土地使用权问题达成有关协议。其间，2013年及以前，双方均按合同约定由被告每年支付原告土地产量赔偿。自2013年以后，原告李清书曾向被告邓建声多次主张返还土地使用权。现该争议土地闲置，被告邓建声在部分地面上建有临时建筑。原审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积极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的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联办饲养场1998年停止经营即将资产转让给被告邓建声后，原告与被告就土地使用权在先合同的部分条款下达成了约定，原告李清书继续向被告提供土地使用权，被告邓建声继续进行养殖经营，向原告支付土地产量赔偿，双方自愿接受先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即“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到国家政策规定停办或因破产止”和“如饲养场停办时，饲养场联办者负责将饲养场所占用的土地面积整理可以耕种后，原数退还”的约束，双方均应诚实全面履行合同义务。2011年，被告邓建声经营数年后停止经营，后未按合同约定进行养殖等合同义务，也未与原告就土地使用重新签订协议，故被告停止经营应视为符合合同条款中“破产终止”的约定情形，双方合同已终止。被告辩称的停止经营是对饲养场进行整改、将继续经营的辩解理由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合同终止后，被告邓建声应按约定返还原告土地使用权，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土地使用权的主张，依法应予以支持。双方合同终止后，原告根据合同约定要求被告支付土地产量赔偿的主张已失去基础，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按合同约定自2013年以来土地产量赔偿5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邓建声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原告李清书位于镇雄县的承包地（地名为“坪子”，东至公路，南至黄家院地，西至黄家院地，北至酒厂），整理后返还原告李清书耕种。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被告邓建声承担。邓建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1、上诉人邓建声并未彻底停止养殖经营，因厂房破败不堪，随时有可能坍塌，为了避免发生安全事故，从而暂停生产，故双方签订的《出卖厂房契约》应继续有效，被上诉人李清书拒收土地产量赔偿，实属违约，一审法院将新建的厂房认定为临时建筑系适用法律错误；2、《联办饲养场合同》于1995年4月4日，1998年联办饲养场停止经营，并将厂房转让给上诉人，1998年9月5日签订了《出卖厂房契约》，有被上诉人丈夫邓振碧签字，合同中并未约定上诉人经营、破产、退还土地等条款，仅约定了土地使用权的条款，而《联办饲养场合同》在1998年9月5日即告终止，而新的《出卖厂房契约》从法理上已经代替了旧合同，而旧合同中的其他条款对上诉人已经没有效力，而原审法院以原合同对上诉人有约束力进行判决不当；3、被上诉人提交的镇雄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2014）第114号复印件一份，一审法院未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核实即采信，系认定错误；4、原审人民法院仅简单的对丈量土地面积，未对上诉人折旧建新的厂房进行勘验，也未对上诉人的机器设备进行勘验，而将粗略的勘验结果作为定案依据不当；5、上诉人为了折旧建新投资16万元，现原审法院胡乱判决，导致上诉人多年的努力化为泡影，这违反了国家扶持小企业的政策，也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则。综上，请求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权益。李清书作了服判的答辩。本案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除对一审认定的2011年，被告邓建声彻底停止养殖经营，后双方未就土地使用权问题达成有关协议的事实有异议外，对其余事实无异议，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上诉人邓建声的是否彻底停止养殖经营？2、《联办饲养场合同》是否已被新签订的《出卖厂房契约》所代替、原合同是否对上诉人邓建声具有约束力？3、被上诉人提交的镇雄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2014）第114号复印件是否能作为证据使用？针对本案焦点，结合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评判如下：（一）、上诉人邓建声的是否彻底停止养殖经营。上诉人邓建声认为，其并未彻底停止养殖经营，因厂房破败不堪，随时有可能坍塌，为了避免发生安全事故，从而暂停生产，故双方签订的《出卖厂房契约》应继续有效。在一审庭审中，邓建声陈述，2011年其就彻底停止办酒厂和饲养场了，停办以后双方没有产生过任何协议。2012年农历3月搬去新修完后的房屋去办公，在里面主要是为了筹建新饲养场。综上所述，上诉人邓建声在一审审理期间认可饲养场于2011年就彻底停办，而其主张其是为了筹建新饲养场未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印证，其的该主张也缺乏充分的理由。故其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联办饲养场合同》是否已被新签订的《出卖厂房契约》所代替、原合同是否对上诉人邓建声具有约束力。上诉人邓建声主张新签订的《出卖厂房契约》在法理上已代替《联办饲养场合同》，故原合同对上诉人邓建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双方认可的《出卖厂房契约》第三条中约定“买方使用地皮按原联办饲养场在泼机镇司法签定的合同为准”。双方新签订的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土地的使用以原签订的《联办饲养场合同》为准。故上诉人邓建声主张新合同代替原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被上诉人提交的镇雄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2014）第114号复印件是否能作为证据使用。上诉人邓建声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镇雄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2014）第114号复印件一份，一审法院未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核实即采信，系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李清书向法庭递交的镇雄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2014）第114号复印件，一审法院未经核实作为证据采信不当。上诉人邓建声的该上诉主张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邓建声、被上诉人李清书与其他几人因共同经营联办饲养场而在镇雄县公证处的鉴证下于1995年4月4日签订了《联办饲养场合同》，合同约定饲养场的用地由李清书提供，并约定了提供土地所应支付给李清书的赔偿。后因亏损于1998年9月5日停办。随后所有联办者与邓建声签订了《出卖厂房契约》，该契约约定，将厂房和设备卖给邓建声，土地仍按《联办饲养场合同》的约定履行，该合同约定了合同履行期限是“自签订之日起到国家政策停办或因破产止。”及“如饲养场停办时，饲养场联办者负责将饲养场所占用的土地面积整理可以耕种后，原数退还。”上诉人邓建声于2011年就彻底停止养殖经营，合同约定终止的情形已具备。上诉人邓建声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一审法院虽未经核实被上诉人李清书提交的镇雄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2014）第114号复印件进行认定是错误的，因该证据涉及到的是行政行为，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上诉人邓建声认为一审法院简单勘验，未对厂房及设备进行勘验。在一审勘验时，双方当事人对勘验结果均无异议，且本案系合同纠纷，厂房及设备并不是本案需解决的问题，故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据此，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邓建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本判决，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刘金福审判员  李寿斌审判员  周严惠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