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1民终10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芬,女,193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刘淑芬女儿），女，1960年4月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龙潭，辽宁君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苗苗,女,1983年2月5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国永生,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淑芬因与被上诉人孙苗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2民初11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淑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孙苗苗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法官审理案件未能做到客观公正，对于刘淑芬与孙苗苗申请出庭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效力认定有失偏颇，刘淑芬提供的证人为刘淑芬女儿，一审法院以“证人与刘淑芬为母女关系，其证言有一定的倾向性，不予采信”，而对于孙苗苗方提供的证人为刘淑芬的儿子，一审法院以“虽然证人是孙苗苗叔叔，但亦为刘淑芬儿子，从情理上应与刘淑芬更为亲近”而予采信。在刘淑芬与孙苗苗之前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中，刘淑芬儿子即作为孙苗苗的证人出庭作证，做出有利于孙苗苗方的陈述。刘淑芬与孙苗苗的证人关系早已恶化，该证人出具的证言是不真实的。孙苗苗证人为替孙苗苗辩解，故意虚构事实，夸大其词，其作出证言不应该采纳。刘淑芬提交了书面证据证明孙苗苗取得不当利益，致使刘淑芬受到损失，孙苗苗对该证据并未提出异议，孙苗苗应承担证明其取得不当利益具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悖日常逻辑与生活经验法则，不符合逻辑。刘淑芬提供的银行历史明细清单显示，三年间除了孙苗苗承认的其支取的七笔款项外，刘淑芬并未支取过款项，刘淑芬不具备知晓存款被支取的可能性。一审法院通过“刘淑芬自认在该期间其花费的所有生活费均由孙苗苗负担”认定该笔款项用于了双方共同生活与事实不符，刘淑芬陈述其生活费其女儿及孙苗苗共同承担，而非孙苗苗一人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致使判决结果错误。
孙苗苗辩称，一审判决没有采纳刘淑芬女儿的证言，而是采纳儿子以及两位保姆的证言是正确的，两位保姆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自不必说，儿子是作为其子女作证，更具有客观性和可信度。孙苗苗领取刘淑芬工资后，用于双方的家庭共同生活，并没有造成刘淑芬任何损失，更不构成不当得利，实际上刘淑芬对孙苗苗这一行为是同意的和默许的。刘淑芬和孙苗苗一直生活在一起三十年，起诉前刘淑芬的女儿撺掇她往回要房子，这个房子是十二年前刘淑芬过户到孙苗苗名下的，这个案子起诉了，没有支持刘淑芬，后来又起诉说这个房子是卖给孙苗苗的，往回要房款，这个判决刘淑芬胜诉。本案是第三起案子，起诉孙苗苗不当得利，老太太搬出去不是孙苗苗让搬出去的，是刘淑芬女儿自己找的车给老太太拉走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淑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孙苗苗返还不当得利86600元及利息22497.84元；2.本案诉讼费由孙苗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刘淑芬、孙苗苗为祖孙关系。孙苗苗由刘淑芬抚养长大，孙苗苗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后一直与刘淑芬共同生活至2017年3月份。2.2012年11月15日，刘淑芬、孙苗苗共同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站路支行办理刘淑芬名下存折的挂失业务，并在刘淑芬、孙苗苗均在场的情况下，重新设置了该存折的密码。后该存折一直与刘淑芬户口本在一处存放。3.孙苗苗于2013年1月23日、2013年12月14日、2013年12月26日、2014年11月30日、2015年6月1日、2015年10月26日、2016年8月2日分别从刘淑芬上述工商银行存折内支取钱款3000元、18900元、1720元、21000元、10000元、14000元、19700元。4.孙苗苗提供的证人孙安立证实：刘淑芬、孙苗苗一直共同生活，孙苗苗比较孝顺刘淑芬，刘淑芬每月1000多元的养老金用于双方共同生活了，刘淑芬日常的开销都是由孙苗苗负担。5、孙苗苗提供的证人王宝莹、闫凤君证实：在她们为孙苗苗家提供家政服务时，刘淑芬、孙苗苗在一起生活，比较和谐。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争议的问题在于，刘淑芬、孙苗苗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对此，刘淑芬主张孙苗苗从2013年1月至2016年8月期间支取了刘淑芬存折账户内钱款共计7笔，构成不当得利。首先，本案中，刘淑芬、孙苗苗是祖孙关系，一直共同生活，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是刘淑芬、孙苗苗双方共同到银行办理的存折挂失及密码重置业务，故刘淑芬对于孙苗苗知晓其存折账户密码及存折的存放处，亦为明知，应视为其对孙苗苗的支取行为知情，至少应是默认的，而刘淑芬主张其在上述3年多的时间里对孙苗苗的支取行为完全不知情，明显有违常理；其次，在上述孙苗苗支取7笔款项的期间，双方一直共同生活，刘淑芬亦自认在该期间其花费的所有生活费用均由孙苗苗负担，再结合上述款项的支取时间及间隔，可以认定，孙苗苗支取的上述款项应用于了双方共同生活，结合以上，对于孙苗苗支取上述款项，首先并非没有合法根据，其次，孙苗苗将上述支取的款项亦未据为己有，而是用于了双方的共同生活，孙苗苗并未因此取得不当利益、进而造成了刘淑芬的损失，故刘淑芬、孙苗苗之间并不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双方是由于刘淑芬、孙苗苗的交恶而引起的纠纷，使本为至亲的二人对簿公堂，刘淑芬、孙苗苗均应反省自身，珍惜彼此，早日重拾血浓于水的亲情。基于以上，对刘淑芬要求孙苗苗返还不当得利8832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淑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41元，由刘淑芬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刘淑芬共有子女三人，现有一子孙安立与一女孙文，孙苗苗为刘淑芬已去世儿子的女儿。孙文陈述其用刘淑芬的退休金为刘淑芬租赁房屋一间，刘淑芬每月工资2000多元，房租800多元。孙文有的时候去照顾，刘淑芬身体很好，能自己买菜照顾自己。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系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取得不当利益的行为人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本案中，刘淑芬与孙苗苗是祖孙关系，双方一直共同生活，刘淑芬一审中自认在该共同生活期间其所有生活花费均由孙苗苗负担。刘淑芬主张孙苗苗从2013年1月至2016年8月期间支取了其存折内钱款7笔共计8万余元。从刘淑芬与孙苗苗长期共同生活的的时长、支取案涉钱款的总额、刘淑芬花费的负担及案涉钱款支取的时间与间隔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孙苗苗支取的上述款项用于双方的共同生活符合本案的证据情况及通常的生活逻辑，即孙苗苗并未将刘淑芬的钱款据为己有，并未取得不当利益，未造成刘淑芬的损失。且刘淑芬系与孙苗苗共同到银行办理的存折挂失及密码的重置，刘淑芬对孙苗苗掌握其存折密码及存放情况是明知的，结合祖孙共同长期生活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刘淑芬对孙苗苗的支取行为知情与默认，符合本案的综合案情。一审法院作出孙苗苗并未取得不当利益，二当事人之间不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部分，不再审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82元，由刘淑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悦
审 判 员 邹明宇
审 判 员 刘小丹
二〇一八年三月九日
法官助理 任 玲
书 记 员 王星丹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