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02民初10278号
原告（反诉被告）：阮兴隆，男，196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建国，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龙方工业区20号地块206室。
法定代表人：徐永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晗，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阮兴隆诉被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审理中，被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提起反诉，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简称原告）阮兴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建国、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简称被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永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阮兴隆起诉称：原告与被告系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的当事人。2017年4月20日，原告与余晓晖达成出租车买卖协议，余晓晖将其所有的浙Ｃ×××××号出租车车辆所有权与客运经营权出让给原告所有，原告支付余晓晖价款35万元。当日，原告与余晓晖办理浙Ｃ×××××号出租车机动车登记证变更手续。4月21日，原告与余晓晖办理了该车客运经营权证变更手续。
根据温政【1998】12号文件规定，原告将浙Ｃ×××××号出租车继续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经营。
现原告为了自行设立出租车公司，要求解除与被告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但被告不予配合。无奈原告提起诉讼。
原告认为，挂靠经营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享有任意解除权。被告不同意解除合同违反法律规定。挂靠经营合同解除，则基于挂靠经营合同的车辆所有权登记证和行驶证也应当办理转移登记，而其道路运输证应当注销。
故，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一、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浙Ｃ×××××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二、确认浙Ｃ×××××号出租车客运经营权、汽车所有权属于原告。三、判决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浙Ｃ×××××号出租车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的转移登记手续。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答辩并反诉称：本案的浙Ｃ×××××出租车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挂靠合同具有特殊性，不宜解除。本案的浙Ｃ×××××出租车的客运经营权益属于原、被告共有，原告无权解除双方的合作关系。被告是依法取得经营资格的合法单位，原告的前手没有营运资质，双方合作经营。1998年温州市人民政府的文件规定，1998年10月8日以后新增的出租车经营权依法拍卖取得，之前已经营运的车辆另行处理。原、被告都向政府主张是车辆经营权的所有人，后政府规定，个人出资3万元，个人和公司共同登记。政府规定必须长期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经营。2009年，温州市政府开展温州市出租车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作，鼓励企业做大做强，认为出租车挂靠不宜轻易解除。原告提出解除合同，对被告造成损失。双方应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并经政府认可。2009年兼并工作，被告有投入（出租场地、培训驾驶员、驾驶员安全教育、车辆检修等各项义务，并为车辆配备安全员等），需要通过享受政府发放新运力的政策红利等来回收成本。
原告只有车辆所有权，没有经营主体资格（道路经营许可），原告正是依托被告的经营主体资格才以3万元的低价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权证，当时非历史遗留问题车辆取得经营权证的价格约为68万元。被告对原告廉价取得经营权证作出重大贡献，为此车辆也一直挂靠在被告处经营。
挂靠期间，被告一直依据政府的管理要求，积极履行挂靠单位的义务，除了为原告代缴税费外，还替原告履行驾驶员安全教育、车辆检修等各项义务，并为车辆配备安全员，被告为履行合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另外，被告还一直替原告垫付企业安全生产费用，原告至今未偿还被告该费用。
目前被告仍在亏损，需依靠投标新运力弥补亏损，如果解除合同，那么被告所有的投入将功亏一篑。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被告为履行合同义务投入巨大，不仅花费大量的资金成本，更提供自身的资质成本，现原告诉请解除合同已给被告造成重大损失。被告参照公交车改革，提出2万元的赔偿金额。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出反诉，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法院判决解除合同，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阮兴隆赔偿反诉原告经济损失2万元。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针对被告提出的反诉，原告答辩称：1998年取得出租车牌照，被告存在贡献的说法，不符合实际。出租车市场形成的时候，被告公司尚不存在。2009年的兼并工作是属于经营行为，由被告自行承担。原告与被告解除合同，不影响被告建立新的挂靠合同关系，如果是被告自身原因造成不符合政府投标新运力，是被告自身原因造成，不会与具体的一辆出租车挂靠有直接联系。请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为证明起诉的事实，原告阮兴隆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2.被告工商登记情况，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3.出租车买卖协议，证明原告从余晓晖处购得浙Ｃ×××××号出租车，价款35万元。
4.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收费收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
5.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明，证明原告系浙Ｃ×××××出租车的客运经营权人。
6.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证明浙Ｃ×××××出租车所有权人登记为原告与被告，被告系被挂靠单位。
7.道路运输证，证明浙Ｃ×××××号出租车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经营。
为证明答辩及反诉的事实，被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证明1998年10月8日，温州市政府出台办法，规定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一律实行有偿使用；办法对新增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和历史遗留车辆的客运经营权做了明确区分。办法规定新增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通过公开拍卖竞买有偿取得，原已在营运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有偿使用另行规定。
2.关于妥善解决市区部分出租客运汽车经营权证问题的通知-温政办（1999）118号、关于发放《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的通知-
温运征运（1999）090号，证明历史遗留车辆的客运经营权证的取得与其一直使用的出租车企业的客运经营主体资格密不可分，其办证申请必须由出租车企业和个人车主共同提出，个人车主正是基于出租汽车企业的经营主体资格，才以3万元的低价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权证，当时非历史遗留问题车辆取得经营权证的价格约为68万元。
3.浙Ｃ×××××出租汽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证明浙Ｃ×××××出租汽车属于历史遗留车辆，客运权证仅以3万元取得，被告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汽车一直挂靠在被告处经营。
4.关于印发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驾驶证、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聘用合同、驾驶员安全行车责任书、挂靠经营协议书，证明被告为原告代缴税费，替原告履行驾驶员安全教育管理、车辆检修、事故处理等各项义务，并为车辆配备安全员，履行自身义务；原、被告于2017年8月8日签订挂靠协议书，约定原、被告之间的挂靠关系保持不变，后原告又起诉至法院解除挂靠关系，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5.温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关于开展温州市区出租汽车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通知》，证明2009年12月，温州市政府开展温州市出租车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作，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政府规定的兼并形式包括一次性买断（即由兼并企业向被兼并单位支付对价，一次性买断挂靠经营权），这说明政府是认可挂靠经营权是有价值属性的；为了鼓励企业投入资金、精力进行兼并重组，政府设定了运力投放政策支持，即兼并重组后的规模企业，政府给予新运力投放指标，支持兼并重组。
6.房屋租赁协议书、在职人员花名册、工资表，证明为了满足政府制定各项标准，被告重新租赁场地、雇佣职工。
7.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证明被告一直替原告垫付企业安全生产费用。
原告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2、4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多次转让，应考虑客观的历史条件。证据5无异议，需要指出的是其取得有被告的贡献。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有被告名字。证据7无异议，道路运输证的名字是被告。
被告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根据证据1的第3、15条，原告可以任意选择挂靠关系。证据2与证据1相互配套，证据2第一条承认车主缴纳3万元取得客运经营权证，没有必须长期挂靠被告单位的条文。先有客运经营权证后有道路运输权证。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没有贡献。证据4安全管理是企业的责任，被告代缴税费，但没有履行除此之外的义务。安全教育可能会有。挂靠协议是格式条款，原告是被迫签订的，侵害了原告的权益。证据5，主要涉及被挂靠单位，是民事自愿行为，与原告无关。被告可接受其他车辆挂靠，取得新运力投放指标，这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证据6没有原件，不合法。证据7与原告无关。
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上述证据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和被告提供的证据1-5均不存在瑕疵或疑点，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要求，且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6、7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作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20日，原告向案外人余晓晖购买涉案牌号为浙Ｃ×××××的出租汽车，双方签订了一份车辆买卖协议书，同日双方在温州市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将原所有权人“余晓晖、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转移登记为“阮兴隆、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次日，原告取得了《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被告领取了《道路运输证》。原告通过购买方式取得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后，将该车辆挂靠登记在原、被告名下从事经营活动，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原告按每月350元的标准向被告交纳规费。2017年8月8日，双方签订一份《行车安全责任、挂靠经营协议书》，约定原告将涉案浙Ｃ×××××的出租汽车挂靠在被告名下经营，并就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详细的约定。同时约定该协议永久有效。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温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申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另查明，1998年10月8日，温州市人民政府出台《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规定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一律实行有偿使用；新增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通过公开拍卖竞买有偿获得；本办法实施前，原已在营运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有偿使用另行确定。1999年11月8日，温州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妥善解决市区部分出租客运汽车经营权证问题的通知》，规定对市区部分未取得有偿使用经营权证的出租客运汽车，承认其历史形成的过程，其经营者可本着自愿的原则，在交纳3万元有偿使用金，并经温州市公证部门公证以后，领取《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挂靠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确认，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理应知晓在挂靠协议书上签字的含义，原告称该协议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我国法律虽然对出租汽车的营运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即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但当前法律对出租汽车车主如何选择出租汽车挂靠运营单位以及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并未作出强制性、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出租汽车车主与出租汽车运营单位自愿达成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仍属平等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商事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除按合同约定以外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鉴于我国合同法分则未明文规定挂靠经营合同，故应适用该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该法分则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因此，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合同。现原告主张解除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关系，并要求办理车辆有关证件的转移手续，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涉案浙Ｃ×××××出租汽车所有权归属于原告系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鉴于市政府已将涉案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许可给原告，并向其个人发放了《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该现状目前应予以维系，故原告要求确认本案的浙Ｃ×××××出租汽车的客运经营权属于原告，本院予以支持。
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原告在起诉之前没有通知被告要求解除合同，且原告在本案立案当日还与被告签订了书面的挂靠协议，现又立即要求解除合同显然有违诚信原则。同时，原告自述解除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自行设立出租车公司。可见，本案合同解除的责任在于原告。现原告单方要求解除合同，应向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原告将涉案出租汽车挂靠于被告处，被告作为具备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公司，依照相关的政策、规定招募员工、设立场地，付出了相应的经营成本，其经营成本原本可以通过车辆挂靠期间享有的各种利益得以收回。结合本案的实际，从兼顾原、被告双方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本院酌情将损失确定为10000元。被告要求原告赔偿其损失2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于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阮兴隆与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之间的浙Ｃ×××××号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
二、确认浙Ｃ×××××出租汽车所有权、客运经营权属于原告（反诉被告）阮兴隆；
三、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原告（反诉被告）阮兴隆办理浙Ｃ×××××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转移手续；
四、原告（反诉被告）阮兴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0000元；
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反诉受理费150元（已减半），合计17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阮兴隆负担1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聪碧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书记员 胡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