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10民初19373号原告：葛文财，男，196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原告：葛文龙，男，196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原告：董良良，男，198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佳，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俞玲丽，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葛建华，男，198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被告：朱斌松，男，1970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被告：葛文相（曾用名：葛成松），男，195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勇恒，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璋，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以下简称三原告）诉被告葛建华、葛文相、朱斌松（以下简称三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钟其炳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本院于2017年12月19日组织双方进行庭前会议，就证据部分进行举证质证。原告葛文龙、董良良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佳、俞玲丽，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勇恒到庭参加诉讼。后三原告申请追加邵云峰为本案第三人，经审查，邵云峰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裁定不予追加。期间，三原告申请本院调查取证。本案于2018年4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佳、俞玲丽，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勇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起诉称：2010年12月31日，被告葛文相向杭州隆昌建筑新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昌公司”）购买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为经营“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2011年3月10日，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荣公司”）注册成立，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葛建华、朱斌松、董良良，登记出资分别为400万元、200万元、400万元。2011年5月13日，原告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与被告朱斌松、葛文相签订《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承包协议书》）。当日，原告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又在被告葛文相的欺骗下，与被告葛建华、朱斌松签订了《股份转让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就启荣公司的“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固定资产转让及流动资金归还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三原告向三被告共计支付利息款86.4万元，并支付了流动资金等等。《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是基于《承包协议书》签订的补充协议，两份协议是基于同一事实签订，故在本案中一并提起诉讼。2014年3月4日，杭州市港航管理局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根据该通知书，“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因存在吸泵泊位设置与设计图纸不一致等情形，无法使用。由于“吸泵泊位设置与设计图纸不一致”等导致无法使用的事项均为《承包协议书》、《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就已存在，即该两份协议的标的物“固定资产”存在重大瑕疵，《承包协议书》、《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此外，原告在另案诉讼过程中还得知《承包协议书》、《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固定资产作价900万元不符合事实，被告葛文相实际购买“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的价格仅为420万元，而并非三被告所称的760万元。因此，《承包协议书》、《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在签订时存在欺诈。另一方面，《承包协议书》与《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相互矛盾，相关股权事项不仅与工商登记的股权明显存在矛盾，而且根本无法判断转让事项如何实施。所谓“股份转让”实际上无法完成，原告实际上无法依据该两份协议获得对价，两份协议实际上无法实际履行。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核心系“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这一固定资产的转让，但该固定资产转让前存在重大瑕疵，实际上无法使用，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告不仅隐瞒这一事实，还虚构价格并欺骗原告签订协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实际上也无法继续履行。综上所述，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签订存在欺诈、合同实际上无法履行。故原告诉来本院，请求判令：一、解除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二、三被告共同返还三原告已支付的利息款864000元及占用期间利息203187元（其中364500元的占用期间利息暂自2012年5月22日计算至2017年10月17日；另364500元的占用期间利息暂自2013年5月13日计算至2017年10月17日；其余135000元的占用期间利息暂自2013年8月26日计算至2017年10月17日，以上占用期间利息均要求计算至实际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9%计算）；三、全部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三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1．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各一份【复印件，原件均保存于（2017）浙0191民初1021号案卷中】，证明根据《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流动资金由承包人自承包之日起三个月内归还”、“流动资金由承包人在三个月内向放弃经营的股东甲方付清”、“固定资产股份对应部分的333万元按承包协议书约定返还”、“甲方把其在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占37%的股份相对应的333万元全部转让给乙方”等内容，该两份协议实质系对启荣公司“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等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进行分割，而非股份转让，且该两份协议书中的转让方、受让方未一一对应，《承包协议书》中明确原股东有葛文相而无葛建华，但《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的转让方却有葛建华而无葛文相，两份协议的内容存在矛盾与冲突等的事实；2．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一份（原件）、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章程一份（盖章确认的复印件），证明启荣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中记载的股东与《承包协议书》、《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不一致，且结合两份协议，启荣公司的股东及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为董良良持有4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人民币400万元）、葛建华持有4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人民币400万元）、朱斌松持有2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人民币200万元），而案涉《承包协议书》、《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启荣公司的股东为葛文相、朱斌松、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且葛文相持有的股权为27%、朱斌松持有的股权为10%的事实；3．转让协议一份（隆昌公司盖章确认的复印件），证明被告葛文相与隆昌公司签订书面协议，就购买“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等相关事宜做出了约定，而该协议违法无效的事实；4．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十七份（原件）、情况说明一份【复印件，原件保存于（2017）浙0191民初1021号案卷中】，证明被告葛文相购买案涉“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的价格仅为420万元，《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核心“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的价值与原、被告双方约定严重不符的事实；5．杭州市港航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港航管理部门盖章确认的复印件），证明因备案图纸与实际不符等原因，“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形成时就违反法律法规，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无法使用的事实；6．付款凭证三份（原件），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支付利息款864000元的事实；7．租赁协议一份、承诺书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经营许可证二份、杭州市港区岸线使用许可证一份（均为港航管理部门盖章确认的复印件），证明案涉“宏畔水泥码头”的历史沿革以及由杭州五友建材有限公司使用的事实；8．图纸一份（港航管理部门盖章确认的复印件）、照片九页（打印件），证明案涉“宏畔水泥码头”的备案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事实；9．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分配决议一份（原件）、承诺书一份（原件），证明被告葛文相系实际出资人，而非《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的葛建华，且朱斌松出资未到位的事实；10.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一组（启荣公司盖章确认的打印件），证明启荣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为经营案涉码头，案涉码头中转库自2014年3月被港航管理部门责令整改后就没有再经营，且启荣公司亏损严重的事实；11.（2017）浙01民终763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原件），证明（2017）浙0191民初1021号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的事实。经原告申请，本院向港航管理部门就证据5、证据7以及证据8中的图纸进行核实，并对案涉中转库所在地址进行实地勘查。三被告共同答辩称：一、本案属于重复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本案诉请一中涉及的两份协议所涉争议已经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进行过审理，该判决已就该两份协议进行了有效确认，并认为股权转让关系清楚，明确了本案原告已经违约在先，对被告的股权转让款、利息、违约金的主张予以支持。现该案仍处于二审阶段。本案原告就同一事实及理由再次起诉，且诉请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复起诉，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驳回起诉。二、本案中葛文相不是适格被告。案涉所有协议及相关工商登记的权利义务均属于葛建华，虽个别文件由葛文相签字，但系葛建华授权，且葛建华对此予以确认，故葛文相与本案诉争没有关联，不应为本案被告。三、本案原告选择的请求权基础错误。本案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标的物转让合同纠纷。两份协议的目的在于本案原告取得被告所持有的股权，由被告取得股权转让价款，而不涉及“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的交付问题，该中转库是否存在瑕疵并非合同的约定内容。事实上，被告也不是“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的所有权人。至于中转库的质量问题，除葛文相外，本案原、被告均为公司的股东，对中转库的经营情况均知悉，故本案被告不存在告知的特殊义务。中转库在股权转让之后，存在经营问题是由原告作为公司股东在生产经营中需要承担的风险，原告混淆了经营风险和股权转让权利义务的关系。事实上被告已经履行合同义务。自2011年5月13日起被告已不再参与经营管理，也不享有股东分红等权利，原告的合同目的已然实现。故本案不满足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条件，原告无权单方解除合同。且本案不存在“在葛文相的欺骗下”等，如有发生，也应行使撤销权而非解除权。四、原告诉称的事实存在错误。根据隆昌公司在2017年11月24日出具的《情况更正证明（二）》，上有隆昌公司的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字，隆昌公司实际收到760万元，另据本案被告举证的支付凭证及合理说明，隆昌公司确已收到被告支付的760万元转让款。五、原告已经获得合同对价，股权转让未经工商登记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相关变更事项未经工商变更登记的原因也不应归咎于被告，自2011年5月13日起被告已不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原告已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获取了被告的股权份额，并已依约履行了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其已获取了相应的合同对价。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驳回。三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在庭审中陈述并出示了以下证据：1．情况更正证明（二）一份（原件）、收据二份【复印件，原件保存于（2017）浙0191民初1021号案卷中】，证明杭州隆昌建筑新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收到葛文相和朱斌松共计760万元合同约定转让款的事实；2．（2017）浙0191民初102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原件），证明《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效力已经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确认的事实；3.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流水一份（原件）、储蓄存款利息清单一份（隆昌公司盖章确认的复印件）、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明细账查询表一份（原件）、杭州银行交易流水一份（原件）、存款分户明细查询二份（原件），证明杭州隆昌建筑新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已收到本案被告合计支付的760万元合同约定转让款的事实。上述证据，经原、被告双方质证，本院认证如下：三原告出示的证据，三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本案涉及的是股权转让纠纷，而非资产转让纠纷，两份协议中均有股份及对应的股份转让金额的约定，能够印证原、被告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且两份协议并不存在矛盾，补充协议是对承包协议进一步的细化及相应的变更，同时因葛文相为葛建华的父亲，协议中有关葛文相的权益均为葛建华的授权；对证据2无异议，认为补充协议已对公司实际股东的人数及比例进行确认，同时（2017）浙0191民初1021号案件中本案原告也均认可了该比例；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协议已明确约定转让费用为760万元一次性付清，本案被告也已实际支付上述款项；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仅从发票和情况说明不能证明被告只支付了420万元款项的事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份通知书仅能证明在2014年时码头存在相关的不合规情形，该通知书明确说明上述问题是整改而非关停公司，且股权转让生效之后，该事实已与本案被告无关，同时该通知书系针对杭州五友建材有限公司，而不能当然认为整改对象是本案所涉的码头中转库；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确实收到了相应款项，认为该份证据恰能证明本案原告以其实际行动履行了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部分内容；对证据7、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核实真伪，并认为本案审理的是股份转让纠纷，原告以此证明资产的经营状况，这与本案无关联性，且自公司设立以来至2014年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公司一直是有序经营且产生了一定的利润，原告主张的事实与实际不符，且从现有的竣工图纸和照片并不能证明案涉中转库存有瑕疵，也不能证明现在的关停原因与该设计图纸具有关联；对证据9中的股权分配决议真实性认可，认为该份证据是投入资金分配的决议，并非注册资本的增资协议，根据（2017）浙01民终7724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朱斌松已实际出资到位；对证据9中的承诺书真实性不认可，没有朱斌松签字认可，葛文相经葛建华授权代签，在本承诺书签订之后葛建华及朱斌松已将公司股份转让给了三原告，故该份承诺书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公司自成立之初法定代表人即为原告董良良，相关的财务负责人也是董良良，自2011年5月13日股权转让后被告已不参与公司经营，该组证据系启荣公司单方出具，不具有真实性，且本案案涉纠纷为股权转让纠纷，不应当为公司经营的其他纠纷，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公司所述的其仅经营中转库业务；事实上，从2015年资产负债表上可以看出，公司的营收账款增加至53万元，且结合2014年资产负债表，均能反映公司即便是在中转库关停后仍然在经营业务，而非公司仅经营中转库；对证据1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结合本案原告已确认的事实，双方的股权转让关系仍然是清晰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1、3、5、7、8、9以及证据4中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否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证据2、6、11符合有效证据的采信规则，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中的情况说明与三被告提交的证据1一并认证；证据10系启荣公司单方出具，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公司经营状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三被告的异议成立，本院不予确认。三被告出示的证据，三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认为情况更正证明（二）与其提供的不一致，朱斌松与证明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是亲戚，有利害关系，应当以其提交的为准，且收据中载明的660万元中现金640万元明显不符常理，不是真实的收款情况，同时情况更正证明（二）与（2017）浙01民终7724号案件中朱斌松陈述的款项100万元是转账而非现金的陈述相矛盾，与被告提交的证据3的凭证也有矛盾；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认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中止该案二审审理，故该份民事判决书没有生效，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款项均是打入厉杭生的账户，原告不认可，且款项合计金额也存在矛盾，同时隆昌公司一共出具的三组说明和证明相互之间，以及与收据及交易流水凭证等均存在矛盾。本院审查后认为，证据1中的情况更正说明（二）与三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的情况说明出具单位相同，但内容自相矛盾，本院均不予确认；证据1中收据的载明内容与三被告提交的证据3所要证明的付款信息亦相矛盾，且证据3中的银行交易流水等转账记录无法明确款项往来的相对方，无法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故三原告的异议成立，本院均不予确认；证据2符合有效证据的采信规则，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一）杭州余杭宏畔水泥厂拥有杭州港余杭港区杭州余杭宏畔水泥厂码头，核准从事码头设施服务、货物装卸服务。同时，该厂取得《杭州市港区岸线使用许可证》，用于普通货物装卸作业，使用期限2014年12月3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2009年7月25日，杭州余杭宏畔水泥厂（出租方）与杭州五友建材有限公司（承租方）签订《租赁协议》一份，约定出租方将位于余杭区老运河天桥堍下，土地证面积23.898亩（包括码头港池在内）及已浇筑混凝土地面5000平方米，原有砖混结构厂房2800平方米等，以及新建码头一座（含泊位2个，16吨吊机2台见图纸）租赁给承租方。租赁用途建立预拌商品混凝土生产线两条。租赁期限2009年8月15日至2021年8月14日。租赁期内，未经出租方许可，承租方无权转租。后杭州五友建材有限公司取得该码头的《港口经营许可证》。2014年3月4日，杭州市港航管理局向杭州五友建材有限公司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因存在码头吸泵泊位设置与设计图纸不一致和港池北岸泊位增加料斗及输送带设施，上述两项改变已经核准的场地、设备、设施导致其与相应许可条件不符，责令该公司立即予以整改。2014年12月29日，杭州五友建材有限公司向港航管理部门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其租用杭州余杭宏畔水泥厂码头，用于装卸作业。因1号吊机旁边有一个吸泵口，该公司承诺：在吊机作业时吸泵停止作业，吸泵作业时吊机停止作业，严格执行错时作业。如有违反，愿意接受停止报港处理。（二）2010年12月31日，杭州隆昌建筑新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葛文相作为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塘栖杭州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资产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价760万元（不含税），协议生效后一次性付清，自2011年1月1日起粉料中转库经营权、产权转移给乙方。2011年4月25日、29日和5月31日、6月30日、8月30日及2012年8月29日、10月31日、11月23日、11月29日，杭州隆昌建筑新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向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开具票面金额总计为4200000元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中转库。（三）2011年3月10日，董良良、葛建华、朱斌松签订公司章程，拟设立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行一次性出资，其中董良良、葛建华、朱斌松分别以货币方式出资4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40%、40%、20%。同日，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核准成立，法定代表人董良良，注册资本1000万元，自然人股东董良良、葛建华、朱斌松，营业期限自2011年3月10日至2031年3月9日，经营场所杭州市余杭区唐家埭村。2011年3月30日，董良良、葛建华、葛文财、朱斌松、葛文龙形成《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分配决议》一份（详见下表）。杭州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分配决议经本公司全体股东会议决定，实收资本和实际投入资本按占股比例分配如下：股东姓名股权比例实收资本全部投入资本已投入资金需增加资金葛文相32%320万元480万元4075141.40元724858.60元董良良40%400万元600万元3628336元2371664元朱斌松10%1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50万元葛文龙9%90万元135万元1047880元302120元葛文财9%90万元135万元100万元35万元合计1000万元1500万元10751357.40元4248642.6元2011年4月29日，原、被告起草《承诺书》一份，因启荣公司近期运转需要，经各股东商量，集资500万元，按股份分配如下：葛文相32%160万元、董良良40%200万元、葛文财9%45万元、葛文龙9%45万元、朱斌松10%50万元，以上集资款应于2011年5月3日上午10点半前打入启荣公司账户。葛文相、董良良、葛文财、葛文龙在承诺书上签名，朱斌松未签名。2011年5月13日，葛文龙、葛文相、董良良、葛文财、朱斌松作为原股东，葛文龙、董良良、葛文财作为承包人，双方签订《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启荣公司现有固定资产折价900万元，由承包人按年利率15%支付利息。流动资金由承包人自承包日起三个月内归还原股东。葛文相占股27%的股本金于承包期第三年返还40%、第四年返还30%、第五年返还30%。承包期限为五年。同日，葛建华、朱斌松作为甲方，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一份，载明：葛建华、朱斌松在启荣公司拥有全部股份的37%（其中葛文相占27%股份，朱斌松占10%股份）；公司总投入资金为2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入9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1100万元）；现葛建华、朱斌松总共投入资金640万元（朱斌松实际投入100万元），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于三天内返还流动资金54万元给葛建华，余额253万元在三个月内付清；葛建华、朱斌松把启荣公司固定资产占37%的股份相对应的333万元全部转让给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该款项按照《承包协议书》约定支付，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具体支付期限为2012年5月12日支付利息499500元，2013年5月12日支付利息499500元，2014年5月12日支付本金1332000元及利息499500元，2015年5月12日支付本金999000元及利息299700元，2016年5月12日支付本金999000元及利息149850元；如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未按《承包协议书》及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则须以葛建华、朱斌松投入的333万元为基数承担50%的违约金；如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擅自把承包经营权或股份转让给第三方，一经查实，葛建华、朱斌松有权按每年80万元承包该公司经营权，同时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需支付违约金150万元；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之间也不得擅自转让股份，否则视为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违约并放弃承包经营权。上述协议签订后，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于2011年5月18日向葛建华、朱斌松返还第一笔流动资金54万元，其余253万元流动资金之后陆续付清，并于2012年5月22日、2013年5月13日、2013年8月26日分别支付葛建华、朱斌松利息364500元、364500元、135000元，合计864000元。股权转让款333万元及其余利息至今未付。（四）2017年5月8日，葛建华、朱斌松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诉至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主张2011年5月13日葛建华、朱斌松将其在启荣公司固定资产占37%的股份以33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但三人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故起诉要求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支付股权转让款333万元及相应利息2120683元（自2011年5月13日起以33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暂计算至2017年5月2日，已扣除被告支付的864000元，之后的利息仍按此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并承担违约金100万元。该案庭审中，葛文财辩称：葛文财经其兄葛文相（葛建华父亲）的介绍，出资180万元入股启荣公司。后公司被责令整改，停止了经营，造成公司亏损，故不同意支付款项。葛文龙辩称：葛文龙亦是经其兄葛文相的介绍，出资180万元入股启荣公司。经营过程中，双方虽签有承包协议、补充协议，但公司后来被责令整改，停止了经营，故协议未能得到完全履行。现在没有能力支付款项。此外，葛建华、朱斌松称其投入公司750万元，与事实不符。董良良辩称：1.葛建华、朱斌松诉称其投入640万元或者76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2.《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不是《承包协议书》的补充约定，两份协议内容不一致，属两个法律关系。葛建华、朱斌松也未将补充协议交给董良良等，该协议是否生效待定；3.董良良等承包公司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期间，公司被责令整改，停止了经营。根据《承包协议书》第七条约定，损失应从原股本中扣除，故董良良等不应再支付葛建华、朱斌松款项。4.双方共同经营公司，应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现董良良等已向葛建华、朱斌松返还投资款2230700元，故葛建华、朱斌松的诉请不合理。同时，葛建华、朱斌松主张的违约金过高。5.葛建华、朱斌松要求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承担连带责任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三人应按股份比例承担责任。6.根据《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葛建华、朱斌松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已经双方签字捺印，该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应当依约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就内容而言，补充协议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股份转让以及款项的支付、违约金的承担等作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已涵盖了承包协议，且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亦按该协议约定先后返还葛建华、朱斌松307万元的流动资金，并支付了固定资产股份的部分利息，故当事人之间股份转让关系清楚。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辩称双方之间系承包经营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现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已经届满，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未依约付款已属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葛建华、朱斌松要求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支付股权转让款333万元的诉请符合双方约定，应予支持。又因双方未就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承担责任的方式做出明确约定，故三人应当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同时，双方在协议中就利息作了约定，现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葛建华、朱斌松主张自2011年5月13日起以33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计算至2016年5月12日的利息，符合双方约定，应予支持。鉴于葛建华、朱斌松就对方的逾期付款行为已经主张了违约金，故对葛建华、朱斌松主张的2016年5月13日之后的利息不予支持。经核算，在扣除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已支付的864000元后，利息应为1633500元。关于违约金，该院在综合考虑协议约定的违约金金额、付款金额及期限、利率标准，以及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等因素的基础上，认为葛建华、朱斌松自愿调低后的违约金金额较为合理，可予支持。另，双方约定案涉款项分期支付，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故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采纳。该院遂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浙0191民初10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葛建华、朱斌松股权转让款3330000元；二、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葛建华、朱斌松利息1633500元；三、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葛建华、朱斌松违约金1000000元；四、驳回葛建华、朱斌松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因不服上述判决，于2017年10月17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因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申请中止审理，该院审查认为本院已受理本案，其中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等，而其受理的葛建华、朱斌松与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件中，一审原告要求继续履行的即为上述《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因此该案必须以本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浙01民终76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中止诉讼。（五）原、被告在庭审中确认，（1）双方未就启荣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案涉协议中载明的900万元固定资产包括诉争的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760万元及配套设备100余万元；（3）双方对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的权属问题均表示不清楚。原告还陈述，（1）葛文相在与隆昌公司签订转让协议购买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后，告知三原告购买价格为760万元，后原、被告双方协商设立公司合作经营事宜，后三原告投入相关款项（包括支付给葛文相的中转库购买款及备货款），被告的出资款中包括其自称的中转库购买款（按被告自称的760万元减原告已经支付给葛文相的款项）；公司设立后，隆昌公司仅向启荣公司开具42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承包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5月13日，三原告与被告葛文相、朱斌松五人在场，《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系2011年5月14日葛文相要求签订，在场人员有三原告和被告葛文相、朱斌松及案外人葛俊，在三原告签署完毕后，葛文相将协议拿走，此后亦未交还三原告；（3）因启荣公司仅有中转库，脱离码头无法经营，而码头使用权实际是杭州五友建材有限公司的，他们有空的时候才能用，故2011年至2014年3月4日期间，案涉中转库一直在断断续续经营，因中转库没有泊位，使用时需要占用航道，实际上不能经营，又因中转库实际情况与备案图纸不一致，在港航管理部门作出责令整改通知后，中转库就彻底停止经营了。被告还陈述，（1）葛文相与葛建华系父子关系，葛建华为启荣公司股东，葛文相在相关协议及文件中签字系经葛建华授权；（2）隆昌公司向杭州五友建材有限公司租赁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用于仓储，并不涉及相关码头经营，在启荣公司成立之初，由相关股东授权葛文相向隆昌公司购买中转库，且本案原告知情并一同参与购买过程，购买后也由原股东一直经营至2011年5月13日，此后被告葛建华、朱斌松不再参与经营，中转库的现状其不清楚；（3）公司实际股份与工商登记不一致系因葛文财、葛文龙的持股比例较小，且各股东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故在工商登记时，为避免手续的繁琐，各方共同商定葛文财、葛文龙的股权由其他人代持，由董良良担任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4）《承包协议书》于2011年5月13日上午签订，《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于当日下午签订，原、被告六人均在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被告葛文相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二是本案纠纷所涉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三是三原告是否享有单方解除案涉两份协议权利的问题。关于焦点一，三原告主张葛文相系实际出资人，葛建华为工商登记中的显名股东，二人系独立主体，且本案中不存在葛建华对葛文相的授权文件。三被告抗辩称案涉承包协议书及承诺书中虽有葛文相签字，但系葛建华授权，且葛建华对此予以确认。经查，涉及启荣公司股份的协议及文件分别由葛建华、葛文相签字，即葛建华在启荣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分配决议、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股东落款处签名，葛文相在承诺书及承包协议书的股东落款处签名。可见，上述协议及文件中二人均以单一股东身份出现，现无证据表明二人之间存在代持股权等情形，结合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公司股权分配决议系各股东对全体股东身份和实际出资的确认，且公司工商登记中载明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本院认定启荣公司股东应为葛建华。葛文相在上述协议及承诺书中签字系对葛建华的代理行为，其相应法律后果均由葛建华承担。故三被告的抗辩意见成立，葛文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关于焦点二，本案当事人均认可《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三原告亦已按约履行部分付款义务，但三原告主张两份协议在原、被告间形成了关于“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这一固定资产转让的合同法律关系，而三被告抗辩称本案原、被告双方形成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本院认为，上述两份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互不冲突。根据两份协议的内容，虽《承包协议书》标题采用“承包”二字，但其中有关股本金分期返还的约定，其实质系被告葛建华将其在启荣公司的27%股权转让与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而此后签订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便是对此予以明确，并增加朱斌松将其在启荣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并就股权转让款项的返还及利息支付期限等予以细化。《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签订后，三原告即通过受让被告葛建华、朱斌松的股权获得了启荣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其实质应为股权转让。故三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三被告关于本案系重复起诉的抗辩意见。根据法律规定，同时符合（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这三项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浙0191民初1021号案件系葛建华、朱斌松以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未按约履行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为由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为给付之诉；本案系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对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存有异议，并要求在确认双方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以合同无法履行等为由主张解除案涉两份协议，为确认之诉。另，（2017）浙0191民初1021号案件审理进程中，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并未就此提起反诉，且该案判决因仍处于二审中止诉讼阶段并未生效。因二案的诉讼标的并不相同，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三，首先，三原告主张在案涉两份协议签订时，三被告存在虚报中转库价格等欺诈情形。因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分析双方庭审陈述，案涉中转库的购买价款涉及被告葛建华、朱斌松在公司设立时的出资以及股份转让时的公司资产情况，而股东是否已实际出资到位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而原、被告在转让股份时商定公司资产价值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该中转库的实际价格，如三原告对被告葛建华、朱炳松的出资存有异议，应收集证据后另案主张。故对三原告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三原告主张案涉协议中载明的股权份额与工商登记的不一致，且未对股权转让事项予以明确，故股权转让实际无法实施。根据庭审陈述，双方均确认启荣公司工商登记载明的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在公司设立后，双方通过《股权分配决议》的形式对各股东份额进行了明确。而案涉两份协议中所涉的被告葛建华、朱斌松的股权份额并未超过《股份分配决议》中载明的该二人股权份额，且原、被告双方已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等进行了约定，故不存在三原告所诉称的股权转让事宜未予以明确，以及股权转让实际无法实施的情形。同时股权转让具体操作事宜以及当事人是否已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故对三原告的该意见，本案不予采信。再次，三原告主张因“宏畔水泥码头中转库”存在重大瑕疵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要求解除案涉两份协议。根据法律规定，因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另一方当事人可解除合同。本案中，因三原告与被告葛建华、朱斌松之间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双方合同目的为三原告取得被告葛建华、朱斌松名下在启荣公司的股权，并由被告葛建华、朱斌松取得相应股权转让价款。经查，现无证据表明在履行该股权转让合同过程中，被告葛建华、朱斌松存在违约行为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在启荣公司设立后，原、被告曾共同参与公司经营，而原告董良良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三原告理应知晓作为公司资产的中转库的实际情况，中转库能否正常使用，系启荣公司应面对处理的问题，与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没有关联性。故三原告以此要求解除案涉两份协议，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三原告与被告葛建华、朱斌松签订的《杭州市启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承包协议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202元，由原告葛文财、葛文龙、董良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六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钟其炳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代书记员 张 飞?*ArabicDash?-2-??*ArabicDas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