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30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1，女，1963年4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学兵，北京腾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2，男，1935年5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超，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吴某2爱人)，1946年4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3，男，1960年3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上诉人吴某1因与被上诉人吴某2、吴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7民初17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吴某2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依法重新分割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苑×号楼×层×1号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要求九分之四的房屋份额或者按照九分之四获得折价补偿。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1号房屋的取得上，房屋是2000年某按照人口分配的，当时是六人在这里居住，因为吴某3有孩子了，分了一套在某那里，房屋几经调换，吴某1在买卖公有住房时也进行了出资，应对×1号房屋享有相应份额，一审法院未考虑房屋的由来情况，简单认定×1号房屋属于吴某2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是错误的；吴某1对被继承人王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当多分；×1号房屋价值应经过价值评估，300万元严重低于实际价值；吴某2再婚后不在×1号房屋中居住，而吴某1早年离异，经济条件不好，如果对×1号房屋进行实际分割，不利于吴某1实际生活。
吴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吴某1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程序错误，不存在法律错误的情形。吴某1没有证据证明其出资；×1号房屋价值300万元，是吴某1在一审中主张的；吴某1是因病长期休假，非为照顾王某；吴某1没有给付房屋折价款的能力；×1号房屋系吴某2和王某婚后出资购买，并折算了吴某240年工龄。
吴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认可吴某1照顾了母亲王某的说法，是吴某3自己带着孩子照顾母亲。吴某1打、骂父亲吴某2、逼父亲写吴某1是孝女，好多证据可以上110调查，为此多次报警。
吴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吴某2与王某为夫妻关系，育有两个子女，即吴某3、吴某1。王某于2005年7月29日死亡。×1号房屋现登记在吴某2名下，为吴某2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吴某2对于×1号房屋享有继承权，故请求法院依法分割×1号房屋。
吴某1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吴某2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继承人的遗产范围并不明确，×1号房屋涉及吴某1相应权利。×1号房屋是某拆迁取得，因法院已经确认吴某1对于×1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故请求法院驳回吴某2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与吴某2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子女二人，即吴某3、吴某1。王某于2005年7月29日死亡。王某生前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
另查明，吴某2、王某、吴某1、吴某3原居住于某村，后因某调房，四人于1978年迁入石景山某街某区×号。2000年5月22日，吴某2、王某、吴某1迁入×1号房屋内居住。2000年12月31日，吴某2与某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购买了×1号房屋，房屋总价款79205.1元。据法院向某房管处调取的购房材料中显示，×1号房屋购买时折算了吴某2工龄40年，房款缴款书显示各笔房款于2000年7月19日至2002年6月26日期间由吴某2交纳完毕。2009年3月11日，×1号房屋登记于吴某2名下。
据某房管处的《某职工居住情况登记卡片》记载：1983年4月5日，单位设备处；姓名：吴某2；性别：男；原住址：某村自有房；现住址：金×-×；间数：2间；人口：4人；职工家庭成员情况：妻王某；子吴某3；女吴某1。变更后地址：某苑×-×1；变更时间：2000年7月3日；备注：3人。吴某3于2000年5月22日迁入某×-×-×3号房屋。
2016年吴某1以物权确认纠纷为由将吴某2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其对于×1号房屋享有使用权，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6）京0107民初16711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考虑某购房政策等历史背景及吴某1对王某的财产享有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吴某1对×1号房屋享有使用权。现该判决书已经生效。
吴某2主张×1号房屋系吴某2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吴某1主张因房屋系拆迁安置所得且其对房屋有出资，故其对房屋亦享有所有权，就其主张的房屋来源，吴某1提交了以下证据：1.某有限公司园区管理部设备厂2017年10月1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我单位退休职工吴某2原住某区×号2间房，2000年公司为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内部进行腾迁，安置在某苑小区（某村×-×4）一套2居室（吴某2及夫人带女儿）和某西里一套2居室。”2.张某1的证人证言一份，张某1证言大致为：我是北京某厂的职工，我没有在某公司工作过，2000年我们家也在某分过房子，某当时的分房政策是孩子必须够12周岁才能分两居室，其他具体的政策我也不清，我和吴某2是邻居，2002年王某患癌症，我见过吴某1和吴某2照顾王某。对于上述证据，吴某2、吴某3均不予认可。
吴某1称其曾经于1996年至1997年期间将自己的工资卡及换购的美元交给王某，总额约3万元，1999年起其从事保险行业后还给家里购买了家电等物品，并用自己的积蓄为王某治病，吴某1主张其上述行为系对房屋的出资，为此，吴某1提交了以下证据：1.已经撕毁的存折一份，该存折未显示户名、账号等信息，吴某1称该存折系交给其母亲的存折，虽不能明确具体款项但日常取款用于购房。2.文字材料一份，吴某1称该文字材料系其与吴某2谈话录音整理材料，其中记录：“某1：……我的工资卡在您手里，买房时我没少出力，有我才分的两室一厅，没有我就分不了两室一厅，当时就是拆迁的呀，房子就是拆迁过来的呀。买房时，我的工资都给我妈了。某2：是，你工资卡60多块钱，美元我换成人民币了，7点多换的”。吴某2否认吴某1对房屋有出资，对吴某1提交的证据，吴某2及吴某3均不予认可。
庭审中，吴某1主张×1号房屋现价值300万元，吴某2及吴某3均表示认可。吴某2主张×1号房屋归吴某2所有，由吴某2给其他继承人相应的折价补偿款。吴某1不同意对房屋进行实际分割，如实际分割吴某1表示其亦主张房屋的所有权。在审理过程中，吴某2为证明己方具备给付折价补偿款的能力，向法院账户转账120万元，吴某1经法院释明后，未向法院举证其具备相应的给付能力。
吴某1称王某自2002年起身体不适就医，2004年确诊为癌症并频繁住院治疗至去世，对此吴某2予以认可。吴某2与吴某1均表示己方对王某所尽扶助或赡养义务较多，应当多分遗产。吴某2称王某患病时其已经退休，吴某3、吴某1虽然也送饭，但主要由吴某2在医院陪床。吴某1称其自2004年起因照顾王某休假在家，每天往医院送饭，由吴某2在医院陪床，吴某3虽然也送东西，但未因照顾母亲请假。经询问吴某3，吴某3表示其对王某亦尽了赡养义务，吴某1早于2001年母亲患病前辞职。吴某1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对王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1.字条一张，内容为“我的女儿吴某1对我从小至今很孝顺我，待我百年之后报答她。父亲吴某22009年7月14日”；2.北京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6日出具的吴某1长期休假证明一份，其中载明“原我单位职工吴某1在2002年10月至2005年8月期间因病长期休假”；3.王某病历材料3页及空白麻醉知情同意书一份；4.王某2证人证言一份，证言内容大致为：我2002年左右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去吴某1所在单位，有一次去的时候吴某1没有在单位，我听吴某1同事说吴某1的母亲病了，吴某1因为要照顾母亲，请了长期病假。5.2006年4月29日吴某2与甄某1订立的婚约书一份及2005年10月4日征婚广告一份，吴某1称上述征婚广告中的第51条及第52条信息系吴某2联系的女方信息，吴某1主张吴某2在王某生病期间找对象，没有对王某尽照顾义务。吴某2、吴某3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证明信、（2016）京0107民初16711号民事判决书、某出售公有住房合同、房屋所有权证、房款交款书、工龄折算材料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没有遗嘱的，按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1号房屋系吴某2与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申请并共同出资购买，故该房屋应当系吴某2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吴某1主张其对房屋有出资且房屋系拆迁安置所得故其对房屋亦享有所有权，吴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其该项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对吴某1该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因被继承人王某生前未立遗嘱，故其遗产应当按法定继承办理。因×1号房屋系王某与吴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自该房屋中析分出相应的份额归吴某2所有，剩余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在吴某2、吴某1、吴某3之间进行分割，其中因购房历史背景等因素，经法院判决吴某1对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故法院就吴某1对房屋享有使用权一节予以考虑后酌情对吴某2、吴某1、吴某3享有的房屋权益份额予以确定。就吴某2与吴某1主张各自对王某所尽扶养义务较多，应当多分遗产一节，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可知吴某2、吴某1、吴某3三人对王某生病期间均进行照顾，而夫妻之间的扶助义务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均系法定义务，吴某2及吴某1主张的己方所尽义务均无法认定为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主要”扶养义务，故对吴某2、吴某1的该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吴某2主张对房屋进行实际分割且已举证其具备给付折价补偿款的能力，故法院认为诉争房屋已经具备了实际分割条件，且从减少家庭矛盾的角度出发，考虑各方在房屋中所占有的权益份额，法院认为诉争房屋应当归吴某2所有，由吴某2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房屋现价值300万元及吴某1、吴某3在房屋中所占权益份额分别给付吴某1、吴某3折价补偿款，涉案房屋实际分割后吴某1对涉案房屋不再享有居住使用权。吴某3经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质证及抗辩的权利。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苑×号楼×层×1号房屋归吴某2所有；二、吴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吴某3房屋折价补偿款四十五万元；三、吴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吴某1房屋折价补偿款六十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吴某1提交新证据：证据一、吴某2的存折明细，证明吴某2存入的钱和吴某1的定期存单都是能对应上的。证据二、某银行吴某1的定期存单。证据三、吴某1的银行卡明细。证据四，某2银行的取款凭证。证据二、三、四是证明吴某1的钱被吴某2领取。证据五是2017年8月15日录音稿，证明吴某2认可银行卡等由他拿走了。吴某2对以上证据和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二、三、四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五，在一审提交过了，和一审意见一致。吴某3表示眼花，看不清吴某1提交的证据。
吴某1在二审期间申请证人原某设备处主任亢某出庭作证，证明分房面积与人口数有关，吴某1对房屋享有份额。证人亢某就某公司当时的分房政策进行说明，是按有效人口分配，工龄只是在买房的时候有考虑，某公司是跟房主签订合同。吴某2就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不认可证人证言，认为有资格参加房改的就是吴某2。吴某3认为当时他分到房是因为一个门牌号，两个户口本，他们一家三口单独建了一间土房。
吴某2、吴某3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意见是：吴某1提交的证据，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之间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对于证人证言，是对房改政策的说明，不能代表单位某的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根据双方二审诉辩，本案争点为：×1号房屋的权属性质认定以及是否属于遗产进行继承分割。经审查，×1号房屋虽经几次调换，但均系因吴某2为某职工取得，该房系吴某2与王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经申请共同出资购买，且折算了吴某240年工龄，应为吴某2和王某夫妻共同财产。吴某1称其为购房出资，房屋购买亦考虑了人口情况，但其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且因×1号房屋原产权单位为某，基于吴某2与某的隶属关系以及国家福利房改政策，某将其产权房屋出售给吴某2，吴某1非某职工，其出资行为并不能证明其当然享有×1号房屋的物权权利。
关于×1号房屋是否应作为遗产依法进行继承分割问题。因×1房屋系吴某2与王某的共同财产，王某未立有遗嘱，在王某去世后，王某所享有的权利份额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根据继承法规定，在析出吴某2享有份额后，剩余份额由王某之法定继承人吴某2、吴某3、吴某1依法进行继承。经审查，本案双方均对王某尽有扶助和赡养义务，而吴某1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王某所尽义务多于吴某2和吴某3，故本院对吴某1称其对王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之所述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考虑购房历史背景、双方的实际给付能力以及减少家庭矛盾等情况，判令×1房屋归吴某2所有，吴某2分别给付吴某3、吴某1相应房屋折价补偿款并无不当。关于×1号房屋的价值，因双方在一审期间就房屋价值已经议定，故本院对吴某1二审期间提出的房屋应当评估的意见不予采信。
因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案件，审查及处理双方因继承发生的纠纷，关于吴某1是否继续享有×1号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
综上，吴某1上诉理由不足，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五千四百元，由吴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军
审 判 员 刘福春
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钟家正
书 记 员 杜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