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9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号****房之自编********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耀智，华南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恺鹏，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怡钧，男，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泽栩，男，199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
上诉人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地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邱泽栩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16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原地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邱泽栩向中原地产公司支付咨询及中介服务费10300元并以该欠款为基数，按逾期每日0.1%的标准计算自2017年2月21日起算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3.邱泽栩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1、对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关联性缺乏必要审查。微信作为电子证据，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及可更改性。中原地产公司并非本案微信证据中的相对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提出无法确认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但一审单凭邱泽栩提供的微信名认定该微信号属于杨某所有，且作为主要的判案依据，显然不合理。众所周知，微信名及微信内容是可修改可备注的，单凭微信名及不完整的微信记录不可能确认该微信所属，更不应以此作为主要判案依据。2、完全忽视所谓转账记录的转账时间。根据邱泽栩微信转账显示，第一笔转账记录时间为2016年12月19日，转账金额为5000元，但本案中介费产生的时间为2017年2月20日，中间差距两个月时间。即第一笔转账时根本未产生本案的中介服务费，那么一审如何认定该笔转账也是属于本案的中介服务费？二、一审法院未依据证据及事实作出裁判。1、邱泽栩于2017年2月20日签署《收付款流程确认书》及《告知书》，确认按照相关流程付款。根据该确认书第二条，中原地产公司任何员工不按规定出具盖有公司印章的发票或收据的，邱泽栩将拒绝支付款项。另根据第四条，款项需存入中原地产公司账户。根据该确认书最后一段的黑体字，如没有按上述流程收付款项，所引起的纠纷及损失由邱泽栩承担。根据《告知书》第八条“中原地产公司与您签订的任何协议，或者向您作出的任何声明和承诺，必须加盖中原地产公司的公章方可生效”，因此邱泽栩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杨某可代表中原地产公司收取款项。2、邱泽栩在庭审中出具了中原地产公司出具的两张发票，一张是2017年5月3日18000元，一张是2017年6月1日5000元。这是根据交易习惯，由邱泽栩支付款项后取得相应金额的发票。但一审却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定是由中原地产公司工作人员代收代缴，显然是主观猜测，非客观事实。3、一审法院认定邱泽栩的行为是善意且无过失不合理。退一万步讲，即使该微信账号是中原地产公司前职员杨某所有，中原地产公司旗下涉及五千多名员工，为免出现纠纷，中原地产公司在向客户提供服务时已经明确告知收付款流程，但邱泽栩无视中原地产公司的告知，仍私下转账，显然存在过失。而且根据微信记录显示，早在中原地产公司提供服务前，邱泽栩与该微信账号已经认识并有转账行为，因此，不排除存在主观的恶意串通，通过该手段损害中原地产公司的利益。
邱泽栩二审答辩：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处理。
中原地产公司于2017年8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邱泽栩向中原地产公司支付咨询及中介服务费10300元并以该欠款为基数，按逾期每日0.1%的标准计算自2017年2月21日起算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以本金为限。
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2月20日，邱泽栩与卖方（案外人周要林的委托代理人周要华）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由邱泽栩以1850000元的价格购买卖方所有的白云区黄边北路向荣街151号905房；买卖双方经协商选择以涂销抵押按揭付款方式交割房款；买卖双方同意委托中原地产公司办理网签手续等。
同日，邱泽栩向中原地产公司出具了《咨询及中介服务费确认书（买卖）》，写明：本人邱泽栩是白云区黄边北路向荣街151号905房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当事人，现确认经贵司独家提供咨询及中介服务，成功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本人同意支付33300元予贵司作为咨询及中介服务费。本确认书自本人签署之日生效，本人并承诺于签署确认书之日付清上述咨询及中介服务费，逾期支付将按0.1%/天支付违约金。此外，中原地产公司还向邱泽栩出示了《告知书》，其中写明“中原地产与您签订的任何协议，或者向您作出的任何声明和承诺，必须加盖中原地产的公章方可生效。”
同日，邱泽栩另签署了中原地产公司出具的《收付款流程确认书》，其中写明：一、由公司代为收取款项（包括订金、诚意金、税费等），必须出具盖有“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收款专用章”或“广州市汇瀚顾问有限公司收款专用章”的收据，而收取佣金或按揭代理费则须出具盖有“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或“广州市汇瀚顾问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打印税控发票。一切没有加盖上述印章的收据、发票等文件，均不能作为公司收款的凭证。二、公司任何员工（包括经理）不按上述规定出具发票或收据的，本人将拒绝支付任何款项。三、如收付款金额在人民币壹万元或以上，本人须亲临分行办理收付款项手续……如本人没有按上述流程收付款项，由此引起的纠纷及损失均由本人承担等。
邱泽栩为证明其已足额支付了中介咨询及服务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微信名为“中原地产时代二B（杨某）”及“A”的转账、聊天记录，其中显示邱泽栩分别于2016年12月19日，2017年2月20日、23日以及4月13日分别向杨某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5000元、10000元、8300元、10000元。2.邱泽栩与微信名为“周立明（房产+金融）”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内容包括有邱泽栩在2017年4月13日发送的内容“周总，今天去房管过户了。没时间过去店里，中介费直接微信给小杨了，没问题吧。”回复内容为“可以”。3.中原地产公司于2017年5月3日及6月1日出具的两份电子发票，其中记载了中原地产公司分别收取了邱泽栩支付的中介费18000元及5000元。4.报警回执。5.证人杜某出具的《证人证言》以及证人与杨某的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证人身份资料。对于上述证据，中原地产公司当庭质证认为：杨某确实是中原地产公司的员工，但其在今年的4月份已经无法联系。至于邱泽栩出具的微信转账记录，无法证明收款人曾经为中原地产公司员工杨某，且邱泽栩已确认中原地产公司的任何款项收取必须出具发票及加盖收款专用章的收据。因此，即使邱泽栩微信转账给杨某，也无法证明其是代表中原地产公司收取上述款项。而且本次交易的成交日期是2017年2月，但转账记录显示第一笔转账时间为16年12月，时间对应不上，中原地产公司出具的发票金额与邱泽栩的转账金额亦对不上。邱泽栩提交的微信记录的内容也不完整。至于邱泽栩报警的情况恰恰证明了其与杨某之间的纠纷与中原地产公司无关，而且杜某作为证人未到庭，故对其身份及证言内容均无法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邱泽栩经中原地产公司提供媒介信息并与案外人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其自愿向中原地产公司出具《咨询及中介服务费确认书（买卖）》，明确其应向中原地产公司承担咨询及中介服务费33300元。中原地产公司、邱泽栩之间形成居间合同关系，邱泽栩应按《咨询及中介服务费确认书（买卖）》中确定的付款义务按时、足额向中原地产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现因邱泽栩未按《收付款流程确认书》确定的付款方式向中原地产公司的原工作人员杨某足额支付是次交易产生的中介服务费引致本案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即在杨某的收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
一、杨某在客观上有足以令邱泽栩相信其有权代为收取中介服务费的理由。首先，杨某原是中原地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并参与涉案居间活动。其次，根据邱泽栩签署的《收付款流程确认书》明确了邱泽栩在支付中介服务费时，中原地产公司必须出具盖有“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或“广州市汇瀚顾问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打印税控发票，而且如收付款金额在人民币壹万元或以上，邱泽栩须亲临分行办理收付款项手续。虽然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上，邱泽栩先后分四次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杨某支付涉案的中介服务费，中原地产公司亦曾开具了两张收款发票。即，虽然邱泽栩未按《收付款流程确认书》的要求支付中介服务费给杨某个人，但其确曾成功支付了部分的中介服务费并取得中原地产公司开具的发票。再次，邱泽栩在支付最后一笔中介服务费10000元时曾向中原地产公司的另一工作人员周立明告知付款情况，并得到其肯认。因而，邱泽栩有理由相信杨某有权代为收取相应的中介服务费。事实上，根据前述《收付款流程确认书》的内容来看，中原地产公司的工作人员是不得自行代收代缴中介服务费的，但本案中中原地产公司收取并开具发票予邱泽栩的部分中介服务费，实际未按《收付款流程确认书》的要求由邱泽栩本人亲自至中原地产公司的分行办理。因而，中原地产公司在其收取款项的管理上不可谓不存在过错。
二、邱泽栩的付款出于善意且无过失。正如前文所述，邱泽栩虽然未按其签署的《收付款流程确认书》的要求支付中介服务费。但其根据中原地产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要求分次、足额支付了中介服务费，且中原地产公司亦出具过部分中介服务费的发票予邱泽栩。邱泽栩亦曾就不按流程付款向中原地产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确证，并得到具定的结果。因而，邱泽栩的付款行为并无过失。
综上所述，因邱泽栩有理由相信中原地产公司的原工作人员杨某有权代为收取中介服务费，并向其足额支付是次交易的全额中介费用33300元。现中原地产公司要求其支付中介费用余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元，由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另查明，邱泽栩已于2017年4月20日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二审诉讼中，邱泽栩称其于2016年12月6日即与中原地产公司员工杨某接触，查看涉案房屋后杨某提供了不动产登记查册表遂于2016年12月19日以诚意金的名义向杨某微信转账5000元，2017年2月20日完成《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向杨某微信转账10000元，2017年2月23日再向杨某微信转账8300元，2017年4月13日办理过户手续向杨某微信转账10000元，已依经办人要求全部支付33300元中介费用。邱泽栩向中原地产公司提供了手机显示微信号×××备注名“中原地产时代二B（杨某）”、“A”及微信号×××备注名“A周立明（房产+金融）”的微信交流记录，称微信号不能修改，备注名是可以修改的。中原地产公司确认微信号不能修改，杨某、周立明作为劳务派遣人员均曾在其公司工作，现两人均不配合，无法核查两人的微信号，对邱泽栩提供的与两人交流的微信内容不予确认。中原地产公司称其向邱泽栩开具2017年5月3日、6月1日两张发票，分别收取邱泽栩支付的中介费18000元及5000元，均是邱泽栩以现金直接支付的。邱泽栩则表示其2017年5月3日、6月1日没有向中原地产公司现金支付18000元及5000元，其收到第一份电子发票的时间为2017年5月27日。对中原地产公司所提《告知书》、《收付款流程确认书》的内容，邱泽栩表示确认，但称中原地产公司实际操作中是默认员工收取款项的。
本院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1.能否认定杨某通过微信转账收取被上诉人33300元中介费用的款项；2.上诉人是否应当对杨某的行为承担责任。
审查涉案房屋的交易过程，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购买涉案房屋提供中介服务的经办人为杨某。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提交的证据材料中，2017年2月20日涉案房屋《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的申请人也是杨某。审查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交流记录，尤其是二审诉讼中提交的更为详细的微信交流记录，反映了认识中介员工、看房、付费、交易过户过程，内容互相印证；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微信备注名可以修改而微信号不能随意修改，被上诉人称“中原地产时代二B（杨某）”与“A”均是杨某、其微信号为×××，并为此提供手机所载内容予以验证，上诉人并未提出证据证明其公司员工杨某使用的不是该微信号；被上诉人也对其在涉案房屋网签合同前转账支付的5000元予以说明。并无证据显示，杨某收取被上诉人33300元不是涉案房屋交易所生中介服务费用。中原地产公司仅认可收到23000元，其司开具该款发票的行为，并不能对被上诉人微信转账付清中介服务费的主张构成充分对抗。一审判决认定杨某已收到被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的33300元中介服务费，并无不当，上诉人所提相关上诉理由并不充分。
依上诉人提供的《告知书》、《收付款流程确认书》内容，被上诉人在向杨某支付中介服务费时是可以要求上诉人先行出具发票收据，或者通过银行支付，据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对本案纠纷的产生也存在着责任。但上诉人是涉案居间法律关系的合同主体，杨某是为被上诉人购买涉案房屋提供中介服务的具体经办人，以上诉人的名义实施中介服务行为，被上诉人查看房屋、办理交易过户手续都是直接与杨某接触，杨某的行为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的职务代理特征；考察被上诉人向杨某微信转账的时间节点，其支付的中介服务费在购房人获取交易房产产权过程中分阶段发生，具有合理性；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上诉人制发《告知书》、《收付款流程确认书》尚不足以产生被上诉人对其微信转账承担损失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对本案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是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保护平衡的综合考量，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需进一步强化管理督查、完善中介经办人索取中介服务费时购房人的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中原地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云川
审判员 李 民
审判员 柳玮玮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杨仁义
冯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