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民终9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号。负责人：于苓，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崔修滨，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祎婷，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满，女，1966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亿科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新台子镇懿路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郭卫，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卫，男，1971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简称信达资产）因与被上诉人刘玉满、被上诉人辽宁亿科铜业有限公司（简称亿科铜业）、被上诉人郭卫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初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华锋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郑锦弘、审判员陈建参加的合议庭，法官助理王军协助办案，速录员张婧坤担任记录，于2016年9月27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修滨、张祎婷，刘玉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郭卫及其代表的辽宁亿科铜业有限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初72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准予信达资产对亿科铜业在中国农业银行06×××19账户存款中的900万元继续执行。2、判令刘玉满、亿科铜业、郭卫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亿科铜业账户中900万元的表面权利与真实�利不一致、认定900万元系刘玉满所1有，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银行存款按照金融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权利人。银行账户实行实名制，能够对外表示财产权属；货币属种类物，银行账户内资金具有以占有判断所有权归属的特点，其权利人不以资金存入者来判断。900万元登记在亿科铜业名下，归亿科铜业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亿科公司账户中900万元属于刘玉满所有，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最高院的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刘玉满与亿科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进而认定900万元的所有权没有从刘玉满转移给亿科铜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的此种认定违反了最高院的前述规定，无论刘玉满和亿科铜业是何种法律关系，都不影响900万元所有权归亿科铜业。2、刘玉满自述其与亿科铜业和长城资产公司在三方合意的基础上，将900万元汇入亿科铜业，不是错付误付，亿科铜业不构成不当得利。3、即使刘玉满与亿科铜业之间形成委托关系，也是刘玉满委托亿科铜业完成对长城公司的给付，抵销对长城公司的债务。在债务抵销无法完成时，900万元仍然属于亿科铜业，刘玉满仅对亿科铜业享有900万元的债权请求权，不能对抗法院查封。三、刘玉满、亿科铜业、郭卫三方是利益相关方，相互之间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轻信三方陈述，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刘玉满答辩称：信达资产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货币属于种类物，是指依据登记和占有的一般情况推定的所有权，在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其真正权利人时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一审法院在尊重事实，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依据该款项的来源、支付方式、目的及用途确定了真正的权利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信达资产的上诉请求。辽宁亿科铜业有限公司、郭卫陈述称：同意刘玉满答辩意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在（2016）辽01执474号执行案件中，准予对亿科铜业在中国农业银行06×××19账户存款中的900万元继续执行。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玉满、亿科铜业、郭卫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简称平安银行大连分行）于2015年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5)大民初字第177号]，要求亿科铜业清偿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要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保全查封了长城电缆公司位于沈阳市于洪区沙岭街道红沙街G区1－1面�为59102.99平方米的土地，及位于沈阳市于洪区沙岭路193号总面积21873.41平方米的厂房。该房屋土地在保全查封前已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沈阳于洪支行，并办理了他项权利证。2015年9月22日，平安银行大连分行与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简称长城资产）签订《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将该笔本金3,00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并于2016年4月13日发布债权转让公告。2016年8月12日长城资产作出《关于对辽宁亿科铜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债务减免处置的批复》，批准对该笔债权处置方式为债务减免，处置价格为人民币900万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2016年8月15日长城资产与亿科铜业签订《债权减让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长城资产）全部收到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人民币900万元，同时满足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其他减让条件后，对乙方（亿科铜业）应承担的债务人民币27,247,597.20元不再追索，并就剩余债务不向各保证人主张担保权利。第三条约定：甲方同意按照下列方式清偿债务：乙方承诺一次性清偿，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含当日）之前将清偿款项人民币900万元整交付甲方。2016年8月15日长城电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满从其个人账户向亿科铜业账户转款900万元，现该资金已被沈阳中院冻结。又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简称兴业银行沈阳分行）与辽宁志平东北型材制造有限公司、亿科铜业、辽宁广财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辽宁弘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郭卫、王展、刘振武、荣淑兰、刘志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沈阳中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4）沈中民四初字第382号民事判决书。因亿科铜业未履行生效判决确认的义务，兴业银行沈阳分行向沈阳中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沈阳中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辽01�474号之三十五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亿科铜业在中国农业银行06×××19账户存款58,286,888.13元，并通过网络向中国农业银行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当时中国农业银行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显示实际冻结377.88元。该900万元资金转入后，现显示冻结资金9,003,153.18元。刘玉满作为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沈阳中院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2016）辽01执异字第5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亿科铜业在中国农业银行06×××19账户存款中的900万元的执行。现信达资产因与刘玉满、亿科铜业、郭卫发生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纠纷，诉争焦点为：案涉冻结在中国农业银行06×××19账户中的900万元款项性质如何认定；刘玉满排除执行的理由是否充分和正当；信达资产的执行异议之诉主张应否支持。关于90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信达资产主张刘玉满汇款账户的性质是普通账户，不是专款专用账户，不具有专属性或优先权，根据我国关于开立账户的相关规定，账户采用实名制，就是谁名下资金归谁所有，货币在法律上为种类物不能定义为属于刘玉满个人所有，当刘玉满从自己的账户转移给亿科铜业也就是丧失了对这些货币的所有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1.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2.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3.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中，刘玉满转入900万元款项的行为能否视为信达资产所主张的亿科铜业向刘玉满借款；亿科铜业对该900万元款项是否取得了所有权。首先要对刘玉满和亿科铜业之间就案涉900万元款项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判断，该900万元并非亿科铜业06×××19账户的固有存款，而是于2016年8月15日当天由刘玉满转入，当天汇入即被查封冻结。虽然汇款申请单注明的用途为借款，但亿科铜业并没有向刘玉满借款的意思表示，刘玉满也没有借款给亿科铜业或郭卫的合意。根据债务减让协议的意思表示，该900万元系刘玉满为减免长城电缆公司担保责任，解救盘活长城电缆公司经营资产的“救命款”，不应视为亿科铜业对刘玉满的借款，刘玉满将900万元汇入亿科铜业的银行账户，其目的是只是借用亿科铜业的名义，通过委托亿科铜业向长城资产转账的方式将该笔资金存至长城资产账户中，故该笔900万元款项只是存入了亿科铜业的账户，但该资金入账的行为并非刘玉满与亿科铜业进行的法律意义上的转移所有权的交付，而是刘玉满委托亿科铜业转账的行为，其行为的性质为委托而非交付。虽然信达资产主张物权法将金钱视为种类物，只要交付、占有，其所有权即发生转移，但本案中却并非如此，该笔资金入账后，亿科铜业应遵照刘玉满的委托指示将该笔资金存入长城资产的专款账户中，亿科铜业对该笔钱并无决定权和支配权，其只有协助刘玉满将款项交到长城资产指定收款账户的义务，故亿科铜业对该900万元不享有所有权，亿科铜业仅是该笔900万元款项缴存的经办人，并非决定人，更非所有权人。关于债务减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刘玉满提供的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77号民事判决书、(2015)大民初字第177协助执行通知书、《关于对辽宁亿科铜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债务减免处置的批复》、《债权资产转让合同》、《申请函》、《债务减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及长城资产证人何某的证言等证据可以证明，刘玉满为解除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长城电缆公司担保责任而对亿科铜业所负平安银行债务予以回购，因该债务回购以债务减让方式进行。此前，长城资产同意由长城电缆公司以担保人身份直接购买债权必须通过公开的方式，并在网站和辽宁日报、辽宁法制报等刊登了案涉债权的营销公告、处置公告，长城资产根据公开营销的反馈结果以及营销人和保证人咨询债权的实际情况，确定该不良债权最终的处置方式以债务减让的方式。作为资产管理公司债权处理方式的一种，债务减让的受让主体名义上只能是主债务人亿科铜业，长城电缆公司作为担保人没有与长城资产直接签订债务减让协议的权利，但长城资产允许长城电缆公司作为实际出资人和债务减让人代替主债务人亿科铜业出资进行债务减让。因2016年下半年营业税改革后的相关规定，900万元债务减让回购款项只能由签订协议的亿科铜业将转让款项汇至长城资产才可入账，故刘玉满按长城资产要求将该回购资金900万元转入亿科铜业账户再由其转交给长城资产过程中被查封冻结，引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故在一般情况下，被执行人名下账户内的存款可推定权利人为被执行人，但刘玉满已经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表面权利与真实权利人不一致的，可依款项入账的实际情况确定该款项实际所有人。在刘玉满所有的长城电缆公司主要资产已被平安银行大连分行申请查封冻结，刘玉满出于企业自救目的支付的900万元债务减让款项再行被信达资产查封冻结，无异于“雪上加霜”，故刘玉满�为对900万元款项的实际所有权人，对法院冻结案涉账户中的900万元款项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异议人排除执行的理由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现刘玉满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优势的证据链条，证明刘玉满向亿科铜业账户汇入的款项具有特定目的，刘玉满对涉案款项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专属权利。信达资产以储蓄实名制为构成要件，提出货币属于动产，对其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当然享有所有权之主张，以此主张本案款项应为亿科公司所有的专属性，有悖民法的公平和诚信原则，也与庭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不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信达资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信达资产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的（2014）沈中民四初字第382号民事判决中，亿科铜业为辽宁志平东北型材制造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借款提供担保，被判决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2015年6月19日，兴业银行沈阳分行与信达资产签订《债权转让协�》，将其对辽宁志平东北型材制造有限公司贷款所欠本金、利息、担保权利、及其他相关权益一并转让给信达资产，信达资产取得了（2014）沈中民四初字第38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司法债权。在该案件执行中，根据债权人信达资产的申请，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冻结了亿科铜业在中国农业银行06×××19号账户。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诉争的焦点为：案外人刘玉满对冻结在中国农业银行06×××19账户中的900万元是否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刘玉满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民初字第177号平安银行大连分行诉亿科铜业、长城电缆实业有限公司、郭卫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其作为法人代表的长城电缆公司为亿科铜业向平安银行大连分行借款担保而被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长城电缆公司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的59102.99平方米土地和21873.41平方米的厂房，导致难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尽早解除因该案土地、房产被法院查封的困境，作为长城电缆公司法人代表的刘玉满，积极促成该案债权人长城资产与债务人亿科铜业签订《债务减让协议》，并在亿科铜业无力支付的情况下，刘玉满个人筹措减让协议所约定的900万元，按照长城资产的要求，汇入亿科铜业在中国农业银行的06×××19号账户。依据现有证据，不论长城资产、亿科铜业、刘玉满三方是如何协商达成减让协议的，最终确定由长城资产（甲�）与亿科铜业（乙方）签订《债务减让协议》。在协议第1.1条约定：截止2016年8月15日，甲方对乙方的债权总额为36,247,597.2元，其中本金3000万元，利息6,247,597.2元。第2.1条约定:甲方同意：甲方全部收到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900万元，同时满足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其他减让条件后，甲方对乙方应承担的剩余债务27,247,597.2元不再追索，并就剩余债务不再向各保证人主张担保权利。第3.1条约定：乙方承诺一次性清偿，应于本协议签订日（含当日）之前将清偿款900万元交付甲方。该协议为最终解决长城资产与亿科铜业之间债权债务纠纷的债务减让协议。案中长城资产与刘玉满之间并未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所以无法认定案涉《债务减让协议》为长城资产向刘玉满的债权转让协议。刘玉满在诉讼中提出长城资产与其协议将该案债权以900万元转让给其本人，其只是委托亿科铜业向长城资产转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无法支持。刘玉满作为亿科铜业与长城资产债务纠纷连带责任保证人，依《债务减让协议》，向亿科铜业案涉账户汇款900万元，依法应视为帮助亿科铜业履行《债务减让协议》向长城资产的付款行为。这种转付款行为的性质，在其办理转款《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上写明系对亿科铜业的借款，其依法可于事后向亿科铜业追偿。这种转付款为刘玉满、长城资产、亿科铜业三方合意基础上的汇款，不是错汇误付，亿科铜业账户接收此款也非不当得利，虽然系刘玉满为解除长城电缆公司给亿科铜业借款担保而导致本公司资产被查封的法律责任，是为了解救盘活长城电缆公司的经营资产，但是并不能改变这笔款项系其与亿科铜业的垫付款性质。这笔款项自进入亿科铜业在中国农业银行06×××19账户，所有权就已转归亿科铜业，不再归属刘玉满。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刘玉满将900万元汇入亿科铜业的银行账户，只是借用亿科铜业的名义，通过委托亿科铜业向长城资产转账的方式将该笔资金存至长城资产账户，并非刘玉满与亿科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转移所有权的交付，性质为委托而非交付，进而认定亿科公司仅是该笔款项缴存的经办人，而非所有权人，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不足。本案既无证据证明刘玉满系亿科铜业在中国农业银行06×××19账户内900万元存款的表面权利人，亦无证据证明其是该账户内该笔存款的真实权利人，这900万元自汇入中国农业银行06×××19账户起，其所有权就已转归亿科铜业。故此，案外人刘玉满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案外人系权利人之规定。另查，亿科铜业在中国农业银行06×××19号账户为企业一般银行账户，并非信用证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质押担保保证金、社会保险基金、期货交易保证金等特定专用账户，该账户没有任何专用账户的定性称谓，该账户内的资金没有依法特定化，不论是长城资产、亿科铜业还是刘玉满，都不具有提出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充分法律依据。案外人刘玉满提出排除强制执行异议，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该权利能够排除强制执行之规定。综上，原审认定部分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信达资产提出一审法院认定亿科铜业账户中900万元表面权利与真实权利不一致，系刘玉满所有，及刘玉满与亿科铜业形成了委托关系，900万元存款所有权没有转移给亿科铜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刘玉满不具�排除强制执行权利的上诉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初727号民事判决；二、准许执行亿科铜业在中国农业银行06×××19账户中的900万元存款。一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共计149600元，由刘玉满、亿科铜业、郭卫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华    锋审 判 员 郑  锦  弘审 判 员 陈    建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王    军书 记 员 张婧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