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621民初467号
原告：何德江，男，1979年9月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
上思县思阳镇和星村六汪屯2号。
原告：黄金莲，女，1984年1月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
上思县思阳镇和星村六汪屯2号。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英，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颖，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思县第二中学，住所地：上思县团结路。
法定代表人：黄猛，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学，该校副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善立，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思县民政路5号。
法定代表人：覃森，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日高，上思县法制办干部。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其贤，上思县法制办干部。
被告：上思县水利局，住所地：上思县思阳镇东靖路3号。
法定代表人：吴白，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零春可，广西济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德江、黄金莲与被告上思县第二中学（以下简称上
思二中）、上思县人民政府、上思县水利局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10公开开庭审理。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7年7月25日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7年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德江、黄金莲以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英、苏颖，被告上思二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学、施善立，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日高、何其贤，被告上思县水利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零春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德江、黄金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453184元，丧葬费24096元，亲属办理丧事误工费219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4000元，以上共计
503472元，扣减被告上思二中已支付的60000元，还应赔偿443472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的儿子何飞豪就读于上思二中初一年级。2017年4月19日星期三，上思二中因安排初二、初三年级学生考试占用初一年级教室，在早上广播临时宣布初一年级学生下午离校，不用上课，但未通知初一学生家长。当日下午，何飞豪与其同学黄冠球离校后在上思县明江河渠黎河段溺水死亡。据了解，案发的明江河段因采沙挖掘导致河流中存在数个距离水面3米左右的深坑，与河岸边水深存在明显落差，但河岸旁并无明显警示标识，甚至立有“浅水湾自游圈”的木牌，平时经常有人在该处游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十一）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学校发现或者知道，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两原告请求的赔偿项目如下：1、死亡赔偿金：两原告及其子女一直在县城工作学习，按《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中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为566480元×责任比例80%=453184元；2、丧葬费：按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六个月计5020元×6个月×责任比例80%=24096元；3、亲属办理丧事误工费按运输行业收入标准计算3人5天为66667元/365天×3人×5天×责任比例80%=2192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责任比例80%=24000元。以上合计503472元。两原告认为，其子何飞豪年仅十三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上思二中作为学校对何飞豪负有教育、监管和保护义务。由于被告上思二中在上课时间擅自安排学生提前离校而未通知家长，未能尽到监管责任，致使何飞豪脱离了学校和家长的监护和管理，并最终导致何飞豪溺水死亡，被告上思二中对此结果应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被告上思县水利局作为河道管理部门，对于明显存在危险的水域未进行管理和清理，放任群众在该处游泳，对何飞豪溺水死亡的后果应与被告上思二中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与三被告协商未果，遂诉至法院。
被告上思二中辩称，一、受害学生严重违反学校纪律是造成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上思二中作为教育机构，自开学以来至案发之日已就防溺水事故开展了14次安全教育活动，以多种形式教育告诫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游泳。受害学生在活动过程中也在承诺书上签字承诺“绝不下水游泳”。受害人在能够意识到下水危险的情况下不顾自身安全擅自下水游泳，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学校的纪律和规章制度，根据《学生事故伤害处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学校（即上思二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退一步讲，即使要追究责任，受害人也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二、受害人家长监护不到位造成了事发当日下午受害人不到学校上课而无人监管的真空。因此，原告疏忽监护也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案发现场的现状是由案外人挖坑取沙所造成，其行为改变了河床原状，致使河道存在潜在的溺水风险，取沙行为人没有尽到防范义务，致使受害人下水游泳后溺水身亡，也是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四、按照惯例，在段考中如有学生教室被占用就临时调整教学工作，准许教室已被占用的没有考试安排的外宿、外膳学生在当日的考试时间可不用来学校，在家自行复习功课。事发当日被告上思二中未将此情况通知原告。但是，如果没有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本案的损害结果也不会发生，学校没有明显过错。因此，若要被告上思二中承担责任，仅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承担相应责任，而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综上所述，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受害人的重大过失造成，其应承担60%的责任；原告不尽监护义务是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另一原因，应承担20%的责任；案外人取沙行为亦是造成本案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应承担10%的责任；被告上思二中已尽到教育义务，其未能将教学工作调整的安排告知家长，与事故的发生有一定关联，仅承担10%的责任。因受害人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负主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辩称，县政府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深表同情。作为当地人民政府，主要进行宏观管理，关于教育、医疗等都有相应的主管部门。上思县人民政府不具有本案的主体资格。本案中，应当承担责任的是相应的教育机构，原告请求县政府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县政府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思县水利局辩称，一、被告上思县水利局没有保障在明江河道游泳人员人身安全的法定职责。明江河道不属于公共场所，也不属于经营性场所，上思县水利局依法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原告诉称“案发的明江河段因采沙挖掘导致河流中存在数个距离水面3米左右的深坑，与河岸边水深存在明显落差，但河岸旁并无明显警示标识，甚至立有浅水湾自游圈的木牌，平时经常有人在该处游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规定，河道管理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加强河道管理，维护河道功能，防洪、抗洪、保障行洪安全，保护和改善河道生态环境，发挥江河湖泊的综合效益。上思县水利局作为河道管理机关，其法定职责主要是保障河道正常运行，而无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保障公民在河道范围内游泳、玩水等活动安全的法定职责，也没有法律授权制止他人下水游泳的权利。退一步讲，即使存在他人采沙挖掘形成3米深坑，被告上思县水利局仅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设立警示标识不是河道管理单位的法定义务，是否设立警示标识与受害人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但上思县水利局仍然在明江河道周边沿岸设立了“水深危险、禁止下水”等很多警示标识，以警告附近人员不要下水，以免发生危险。明江河道是专门用于行洪输水的通道，不属于法律上的公共场所和经营性场所，被告上思县水利局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二、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是其自身过错、监护人监护不力和学校管理疏忽所造成，上思县水利局对其损害后果不存在任何过错。三、原告要求被告上思县水利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上思县水利局主观上没有侵害受害人何飞豪生命权、健康权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亦没实施侵害何飞豪生命权、健康权的行为。综上，被告上思县水利局对原告的损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两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证据
1、上思县公安局于2017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何飞豪于2017年4月19日溺水死亡。证据2、《录取通知书》、《荣誉证书》，证明何飞豪系上思县第二中学的在校学生。证据3、2017年4月27日《南国早报》A15版，证明：当日事发经过；被告上思二中在上课时间擅自安排学生离校，并未告知家长；事发水域经查发生溺水事故，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对此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和防护措施，警示牌是此次事发后新立的；此照片可以与原告现场拍摄的录像及相片相互印证。证据4、证人证言，与受害人同校的学生证明事发当天系学校临时安排初一的学生下午不用上课。证据5、事故现场拍照、录像证据，证明：事发水域位于大路旁，没有任何护栏，小孩可以轻易到达；事发水域旁有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浅水湾自游圈”六个字，政府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事发水域靠近岸边的水位极浅，但走出几米后突然出现一个大坑，深达2-3米，危险性极高，对此现象政府部门没有明确的危险提示以及防护措施。证据6、上思县政府调查意见发布会议录音及文字摘要，证明被告上思二中擅自安排初一学生离校未通知家长；针对该水域的现状政府已经承认在事发水域修建河堤，河堤并没有修好，说明政府自认有挖沙行为。证据7、《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证书》、江平村委于2017年5月3日出具的《证明》，证明何飞豪出事之前，与父母长期居住在上思县城，此前在上思县实验小学就读。证据8、《上思县人民医院疾病证明书》、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手术记录，证明何飞豪母亲即原告黄金莲子宫已经切除，丧失了生育能力。证据9、道路运输证，证据10、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证据11、机动车行驶证，证据9-11均证明原告何德江从事道路运输行业。
被告上思二中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上思二中2017年春节学期安全教育工作开展情况（附相关佐证材料共62页），证明从开学至事发之日止，学校就安全防范工作组织和开展各项活动共有36次，其中涉及防溺水安全问题的有14次，学校对学生已尽了防溺水安全教育义务。证据2、上思县教育局《关于上思二中“4*19”学生溺水死亡事件的调查报告》（并附相关调查材料共70页），证明：事发当日是全县统一期中考试，初一年级的教室被初二年级占用作考试，因此初一内宿生在校内自习，初一外宿生可以自行在家复习功课或者到校自习；以上工作安排是事发当日早上学校召集全体师生集中宣布，学校还进行了各项安全教育，禁止学生私自下水游泳；安全教育工作已形成常态；事发当日受害学生已回到家中吃过午餐后才外出游玩，证明受害学生及其家长对事故的发生均存在过错。证据3、致全国中小学家长的一封信、通知回执、告知书、承诺书、签名表（共9页），证明学校已经将《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转发给包括原告在内的各位家长，还向他们另致告知书，要求家长与学校共同教育和管理学生防溺水事件发生。
本院依被告上思二中的申请向上思县公安局思阳派出所调取了2017年4月19日即事发当日的接处警情况汇报以及李绍绵、刘健扬、廖灿的询问笔录，证明：受害学生与其他三位同学在事发当天中午放学后一起到县林业局打球，当日15时左右到事发地游泳；在此期间没有监护人过问受害人的行踪，原告没有尽到自己的监护职责。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关于上思二中溺水死亡事件调查报告》，证明县政府在事故发生之后成立了调查组，县政府是一个宏观行政部门而不是具体主管部门。
被告上思县水利局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一组明江河道事发水域的现场照片，证明：1、事发前上思县水利局已经在事发河段附近立有警示牌；2、上思县水利局对事发水域游泳危险已经尽到善意的提醒义务，事发河段在事发的时候不存在乱挖乱采现象，且事发河段属于河道范围，不属于公共场所，上思县水利局没有保障安全的职责。
经开庭质证，被告上思二中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据3的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上思二中只是安排学生在家自主复习；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证人必须到庭作证，其中证人所说安排初一学生当天下午不用上课属实；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上思二中擅自安排学生离校”的说法有异议；对证据7-11无异议。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没有文件要求县政府必须要进行监管和防护措施，而且此类事故应由政府相关方面的主管部门监管。
被告上思县水利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4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待证事实不予认可，上思县水利局在案发水域立有十几个警示牌；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不予认可，事发水域不在道路旁而是在河道范围内，河道是否有坑被告不清楚，且明江河道深2-3米很正常；证据6-11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上思二中的质证意见一致。
两原告对被告上思二中提供的证据1的文字信息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上思县教育局对此事进行调查的行为予以认可，但是对其调查结果、结论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学校虽然向家长发放了《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但并不能因此免除学校的监管责任。对被告上思二中申请法院调取的接处警情况汇报无异议；对李绍绵的询问笔录合法性无异议，除李绍绵称是何飞豪提出去游泳之外，对其所描述的整个过程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刘健扬、廖灿的询问笔录不认可，认为该笔录违反法律程序，询问时监护人不在场，班主任不是其二人的监护人，并且二人笔录中也有实际的错误，刘健扬和廖灿在该笔录中说12时去打球，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刘健扬与廖灿在上思县教育局的谈话笔录中也明确说是14时之后才去打篮球。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上思县水利局对被告上思二中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两原告对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没有盖公章，且最后一页和学校提供的证据有区别，政府所谓的调查组全部是由教育局里面的部门组成，教育局形成报告盖章后没有给政府备案，程序上违法。
被告上思二中、上思县水利局对上思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两原告对被告上思县水利局提供的证据中水域旁边的警示牌没有异议，但认为水利局有禁止公民游泳的职能；对其他照片的拍摄时间均有异议。
被告上思二中、上思县人民政府对上思县水利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3系新闻媒体报道，该报道客观真实，内容均系采访当事人时各方的回应态度，该媒体并无发表主观、虚假内容，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系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作证，该证言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上思二中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李绍绵、刘健扬、廖灿的询问笔录不存在制作程序不当的问题，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上思县水利局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综合全案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何德江、黄金莲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何飞豪，生于2003年7月16日，就读于上思二中初一年级。2017年4月19日，上思二中因安排初二、初三年级期中考试，需占用初一年级教室，于是在上午全校广播临时宣布初一年级学生可以下午离校，不用到校上课，但并未通知各学生家长。2017年4月19日上午放学后，受害人何飞豪、黄冠球与其他三名同学李绍绵、刘健扬、廖灿相约去县林业局打篮球。当日下午14时许，五人相继到达县林业局篮球场打球。之后，何飞豪提议去明江新城小区附近的明江河段游泳。14时50分左右，5人抵达事发水域，何飞豪、黄冠球下水游泳，李绍绵、刘健扬、廖灿3人在岸边玩耍。在游泳的过程中，何飞豪、黄冠球溺水身亡。事发后，上思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上思县“4.19”事件调查组，并于2017年5月2日将调查结果公布。被告上思二中在事发前的半个学期内，已就防溺水事故组织了14次安全教育活动，教育和告诫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游泳，受害学生亦签名承诺。事发时，河岸旁立有“浅水湾自游圈”的木牌，水域周围并未进行施工。事发前，案发水域附近曾有施工队进行挖掘采沙的行为，且附近立有警示牌，内容为“水深危险，注意安全。上思县水利局宣”，同时上思县城内明江河段沿岸立有多块警示牌，均警示告诫公民，禁止在明江河段内游泳。事发后，被告上思二中已经赔偿两原告
60000元。
另查明，受害者何飞豪出事前与其父母即两原告长期居住在上思县城。何飞豪的母亲即原告黄金莲已经切除子宫，丧失了生育能力。何飞豪的父亲即原告何德江从事道路运输行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是否具备主体资格；二、三被告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比例分配；三、原告要求赔偿的数额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的主体资格问题。县政府属于机关法人，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因此上思县人民政府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适格。
二、关于三被告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比例分配问题。上思二中在事发当日未能及时将教学工作调整的安排通知受害者监护人即两原告，因此受害学生下河游泳的时间处于无人监管的真空期。尽管上思二中已经将安全教育工作形成常态化，但其未能及时通知家长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上思二中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应承担责任。原告称事发前在事发水域存在挖坑取沙的工程，但其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受害者溺亡地水深2-3米是因为取沙的行为造成，亦无证据证明河床原状是否改变。事发水域并非公共场所，案发时并未进行施工，且事发水域及其周边的河道立有禁止下河游泳的警示牌，警示标识显眼，均有单位署名。上思县人民政府以及上思县水利局已经尽到了安全方面的警示义务，其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虽然事发时河岸边立有“浅水湾自游圈”的木牌，但其并非官方所立，且在事发水域以及明江河道沿岸已经立有多块禁止游泳的警示标识前提下，该小木牌并不具有迷惑性。受害者何飞豪系13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知晓明江河段禁止游泳的信息。该事故发生在校外，且当时并不需要到校上课，该时间段应为监护人的监管期间，两原告监护失职，存在过错，应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承担一定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确定由被告上思二中承担30%的责任，受害人的监护人即两原告承担70%的责任。
三、关于原告要求赔偿的数额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原告的损失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和《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相关规定计算：
1、死亡赔偿金。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的规定，受害人何飞豪于2017年4月19日死亡，年仅13岁，死亡赔偿金为28324元×20年=566480元。
2、丧葬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丧葬费为5020元×6个月=30120元。
3、亲属办理丧事误工费。受害者何飞豪的亲属办理丧事共计5天，家属处理后事误工费一般限三人以下，其中一人从事道路运输行业，其他二人无证据证明收入状况，故参照《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第一项“农、林、牧、渔业”及第四项“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标准计算，误工费为66667元÷365天×5天×1人+38069元÷365天×5天×2人=1956元。
4、精神抚慰金。由于受害者监护人即两原告对何飞豪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故对两原告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扣除被告上思二中已赔偿给原告的60000元，被告上思二中还应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566480元+30120元+1956元）×30%-60000元=119566.8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并参照《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思县第二中学赔偿原告何德江、黄金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办理丧事误工费合计119566.80元；
二、驳回原告何德江、黄金莲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373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何德江、黄金莲承担2625元，被告上思县第二中学承担110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7468元。汇款：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防城港分行营业室，帐号：20×××13（受理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中级法院不再另行通知）。
审 判 长 张小明
人民陪审员 陆肖卿
人民陪审员 周圣喜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