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1民终16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
负责人：ＸＸ，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晨，山西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林婵，女，汉族，1964年6月20日出生，无业，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凤，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耿林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7民初1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晨，被上诉人耿林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被上诉人并非家庭联产承包户的成员，一审判决基于被上诉人同孙根新的结婚时间、户口迁入时间而推断被上诉人为家庭联产承包户成员，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一、小返乡后沟村早在1984年11月前后已将村内的土地逐步分包到户，耿林婵1986年与孙根新结婚，1987年将户口迁入后沟村，所以承包土地并没有她的份额。耿林婵属于新增人口,在迁入后沟村前村内土地已分配完毕,按照土地承包政策的规定，其并非家庭承包土地的成员,所以没有资格代表家庭领取土地补偿款。1988年孙书新代表家庭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1995年孙根新与村委会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也是代表其父母兄嫂等七人，而不是代表其与耿林婵及子女四人。第二、1997年孙根新已与耿林婵离婚，耿林婵不具备继承权，同样不能代表家庭领取土地补偿款。当时上诉人之所以同被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补偿协议是基于重大误解，误以为孙根新同耿林婵仍存在婚姻关系，在知晓该协议签订主体有误后，书面通知被上诉人解除该协议并无违法之处。
被上诉人耿林婵辩称，第一、1995年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不是1988年土地承包合同的延续，是后沟村对土地二轮发包分配。当时孙根新早已新立户，家庭成员包括其本人、本案被上诉人及子女共四人，不可能代表其父母兄嫂等其他成员签订合同，孙根新以户主身份与后沟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领取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孙根新一家四口共同享有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7.2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不论是1997年被上诉人与孙根新离婚之后、2013年孙根新死亡之后、还是2015年被上诉人再婚之后，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0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从未丧失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7.2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3、因土地的承包经营以农户为单位，当承包期内家庭成员一人或几人死亡，其他家庭成员可以继续承包。故孙根新于2013年死亡后，7.22亩土地应由被上诉人和两个子女继续承包经营。因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属于孙根新的个人财产，在孙根新死后也不发生继承，涉案承包地被征收后的土地补偿款，不属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法第31条规定的承包收益，因此也不能根据该条款由孙根新的继承人对土地补偿款进行继承。2016年3月22日的永安征地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擅自单方解除该协议是无效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维持原判。
耿林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于2016年5月17日向原告送达的《解除<永安征地补偿协议>的通知》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永安征地补偿协议》，向原告立即支付补偿款8908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6年1月6日，原告耿林婵与孙根新（又名孙更新）登记结婚。1987年5月20日，原告户口迁入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后沟村。原告耿林婵与孙根新于1987年4月27日生育一女孙燕，1990年8月20日生育一子孙松。1995年1月1日，孙根新与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后沟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同月太原市北郊区人民政府向孙根新颁发《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上述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后沟村村民委员会将本村土地坟后头2.32亩、十亩只1.5亩、朝天坡1.2亩、三角只2.2亩，共计7.22亩发包给孙根新经营，承包期限30年，自199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后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后沟村村民委员会变更为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1997年7月2日，原告与孙根新协议离婚，离婚协议未涉及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2002年8月1日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与孙根新签订《土地补偿协议》，约定：被告将孙根新承包的坟后头2.32亩土地收回转让给市民政局殡仪馆，从2002年至2025，每亩每年补偿500元整。原告与孙根新离婚后，二人曾在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同居生活，2013年11月1日孙根新自杀死亡。2015年6月1日，原告再婚。2016年3月22日，被告与在村中居住的原告签订《永安征地补偿协议》，称：本村十三户村民的承包地于2009年被征用，未发征地补偿费，村民多次上访要求发放，现先按承包户承包土地的40%发放，每亩按96000元标准（2009年征地发放标准）补偿给村民，原土地租赁合同同时废止，村民耿林婵坟后头承包地2.32亩按40%（0.928）亩，合计89088元，余（1.392）亩。2016年5月17日，被告向原告送达《解除<永安征地补偿协议>的通知》，称：2016年3月22日，后沟村委会与你签订《永安征地补偿协议》，2016年3月26日，孙静生（孙根新之父）向村委会提出书面意见，村委会研究认为，孙根新于2013年11月去世，你在孙根新去世前即与离婚，2015年你又改嫁，你无权签订《永安征地协议》，为此通知你双方签订的《永安征地协议》，从2016年5月17日起解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1995年1月1日，孙根新与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后沟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合乎法律，为合法有效合同。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原告耿林婵与孙根新19**年1月6日登记结婚，原告户口于1987年5月20日迁入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后沟村。所以，在签订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时原告耿林婵系土地承包方的家庭成员，依法对承包土地享有承包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所以，原告耿林婵对涉案承包土地享有的承包权益，不因其离婚、改嫁而丧失。在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人孙根新死亡后，原告耿林婵作为该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一方，代表土地承包方于2016年3月22日与被告签订《永安征地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被告以原告离婚、改嫁无权签订征地协议为由解除合同，违反法律，解除无效。原、被告所签《永安征地补偿协议》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应依约履行。至于被告所言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成员内部存在纠纷一节，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处理范围。如确实存在纠纷，可另行诉讼解决。综上，原告诉请确认被告于2016年5月17日向原告送达的《解除<永安征地补偿协议>的通知》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诉请判令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永安征地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予支持。被告应依约向原告代表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户支付征地补偿款89088元。故判决：一、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5月17日向原告耿林婵作出的《解除<永安征地补偿协议>的通知》无效。二、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继续履行于2016年3月22日与原告耿林婵签订的《永安征地补偿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耿林婵（代表承包户）支付征地补偿款89088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形式，即村委会与本村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农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则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不论农户人口增减，承包合同均不调整，故新增人口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家庭成员，亦应同样享有其作为承包方的权利。本案中，耿林婵的户口于1987年迁入后沟村后，即成为后沟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也是1995年孙根新签订承包合同时所代表的农户的家庭成员之一；即使在1997年离婚之后，其仍然具有后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未改变，故在坟后头2.32亩土地被征收之后，耿林婵作为承包方代表与后沟村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并无不妥，该协议合法有效，应依约履行。而且，耿林婵可以作为承包方代表与后沟村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与其是否享有对孙根新死亡后的继承权没有关系，故后沟村委会以耿林婵离婚、再婚为由单方面通知其解除协议，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2027元，由上诉人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国建
审判员 李 晨
审判员 张璟芳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郜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