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2民初23999号
原告董良津，男，1936年1月31日出生，户籍地山东省即墨市，现住山东省即墨市。
原告杨秀华，女，1942年5月4日出生，户籍地山东省即墨市，现住山东省即墨市。
原告于某，女，1972年10月21日出生，户籍地山东省即墨市，现住山东省即墨市。
原告董某1，女，2007年1月4日出生，户籍地山东省即墨市。现住山东省即墨市。
法定代理人于某（董某1之母），即原告于某。
原告董某2，女，2007年1月4日出生，户籍地山东省即墨市。现住山东省即墨市。
法定代理人于某（董某2之母），即原告于某。
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董某3（董良津之女），196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即墨市，现住山东省即墨市。
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范某（董良津之女婿），1962年8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即墨市，现住山东省即墨市。
被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刘新民，院长。
委托代理人童云洪，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钢，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师，住址同单位。
原告董良津、杨秀华、于某、董某2、董某1诉被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良津、杨秀华、于某、董某2、董某1之委托代理人董某3、范某，被告北大医院之委托代理人童云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良津、杨秀华、于某、董某2、董某1诉称，五原告亲属董某于2015年1月20日因病到被告处就诊，被确诊为右肺肺癌，并于2015年1月27日行右肺上叶袖状切除＋肺动脉成形术。术后第七天，董某因胸腔感染，突发咯血，经抢救无效死亡。董某的去世，给原告的家庭带来巨大打击及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在治疗中存在过错，导致院内治疗发生感染致人死亡，应承担医疗损害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法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35546元（50780.20元×70%）、护理费9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80元、住宿费4342元、死亡赔偿金801850元（57275元×20年×70%）、丧葬费3236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7792元、误工费1750元、交通费20975元、鉴定费10500元（15000元×70%）、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北大医院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我院诊疗行为符合医学诊疗常规和规范，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和检查结果诊断明确，术前已经反复向家属告知患者病情及多种治疗方案的利弊和手术发生胸腔感染等并发症的风险，手术过程顺利，术后也积极予以抗感染等对症治疗，我院的医疗行为是积极谨慎的，不存在过错。患者胸腔感染是其自身原发疾病开放性手术而难以完全无菌、包裹性积液而致药物治疗困难、疼痛难以忍受而无法有效排痰、药物过敏体质特殊致使无法使用青霉素头孢类等有效抗生素等自身疾病的自然演变，不是我院造成的，与我院无关，对此我院没有过错且积极处理，其死亡完全是原发疾病的自然转归，与我院的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我院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发生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相关的举证责任在原告。针对原告本次起诉，医疗费要有票据原件支持，本案争议是术后发生的并发症，因此其术前发生的医疗费与本案无关，即便是术后的医疗费，我院并不承担责任，不应赔偿。手术及手术前所发生的护理费不是本案争议的费用，护理费也没有相关的证据或者票据支持护理费的实际支出，如果是家属护理应提供护理人员的纳税证明、社保缴纳记录、银行流水等第三方客观事实证据，目前原告无法证明该部分损失。患者是2015年1月27日手术，死亡时间是2月3日，手术后只应计算7天，而非14天，之前是因患者自身肺癌所发生的费用，与被告无关。住院伙食补助费，手术及手术前的与被告无关。本案的争议发生在2015年，应按北京市国家公务员出差标准每天50元标准。关于住宿费，原告应提供相应的票据，且住宿费并非法定的赔偿项目，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患者是住院治疗，不存在住宿费的问题。同时，住宿费发生也是治疗其自身肺癌疾病，不应由被告赔偿。患者死亡是其自身原发疾病死亡，我院不承担责任，对于原告的计算标准有异议。患者是山东即墨人，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应按山东当地的标准计算，原告主张按北京市的标准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主张办理丧葬费的误工费与丧葬费是重复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交通费应以票据认定，患者仅仅到北京治疗一次，近3万元的交通费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且与被告无关。鉴定费应按责任比例分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过高，我院不同意赔偿。
经审理查明，原告董良津、杨秀华系董某（1973年6月21日出生）之父母，原告于某系董某之妻，原告董某1、董某2系于某、董某所生之女。
董某于2015年1月20日因“咳嗽1月余，发现肺部肿物1周”到被告北大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被被告北大医院初步诊断为：右肺肺癌；高血压病3级；左上肢骨折术后。2015年1月27日行右肺上叶袖状切除＋肺动脉成型术。2015年2月3日，董某出现突发咯血窒息，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对董某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遂诉至本院。
本案诉讼中，原告申请进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由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对被告在为患者董某诊疗期间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董某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在接受委托后，于2016年5月27日召开由医患双方参加的司法鉴定听证会。会上，医患双方分别签字确认并陈述了各自意见，回答了鉴定人或专家的相关询问。2016年8月23日，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中相关分析说明如下：
（一）鉴定意见书归纳的医患双方的观点
1.患方观点：1）董某术后发生引流不畅、感染等情况，并于术后第7天发生肺部动脉性出血，首先考虑手术区域的感染及肺动脉分支出血，与医方手术过程中血管区域未妥善处理、引流管放置不当有关，故认为医方存在手术操作不当，医方在该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2）董某术后即出现发热，血常规提示血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升高，医方虽然予以了抗感染治疗，但是存在引流不畅及持续发热的情况，充分引流是控制感染的关键，医方一直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达到充分引流是控制感染的目的，最终形成了包裹性胸腔积液。医方的死亡讨论分析认为最终的大出血的原因考虑为胸腔内大血管支气管瘘，该情况的形成与术后感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有关，感染灶周围炎性细胞浸润，逐步侵蚀血管及支气管，最终形成瘘道。因此医方在术后病情观察、引流及控制感染等方面均存在处置不当，属医疗过错。3）医方存在上述医疗过错明确，与董某最终因失血性休克及窒息死亡密切相关，与其死亡的损伤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2.医方观点：1）医方的诊疗是按照相关诊疗规范和常规进行的，积极正确无过错。2）患者的胸腔感染是由于存在术前潜在感染导致，医方予以积极抗感染治疗，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对此医方并不存在过错。3）医方对于患者的间断发热，积极处理，也及时考虑胸腔感染，对此不存在过错。4）术中医方按医疗常规放置两根引流管，积极观察引流情况，当包裹性积液无引流液引出时，根据医疗常规及时拔管，同时对患者切口处疼痛予以镇痛治疗，并鼓励患者配合咳嗽排痰，对此医方不存在过错。5）尽管医方考虑患者胸腔感染，但仅为少量包裹性积液，难以引出和穿刺及二次放置引流管，同时没有支气管瘘表现和二次开胸探查的指征，医方继续给予抗感染治疗，符合医疗常规，不存在过错。6）患者的死亡是由于其自身原发疾病的自然进展，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和手术并无因果关系。7）患者死亡后家属不同意尸检，如无法查明患者确切死因，应作出不利于患方的事实推定，认定医方对患者死亡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二）分析说明
1、医方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
（1）关于手术问题：
审查法院送检病历材料，患者系一右肺上叶中心型肺癌的患者，根据术前检查，胸部增强CT见右肺上叶中心型肺癌，直径5cm，伴右肺上叶不张及炎症，纵隔多发淋巴结肿大，行头颅增强MRI检查未见明显远处转移。术前分析患者极可能分期较晚，为T2N2MO甚至T2N3M0，肿瘤标志物提示肺鳞癌可能性较大。支气管镜证实肿瘤已侵犯右上叶支气管开口，CT示肿瘤包绕右肺门处部分支气管血管。手术方案设计为右肺上叶袖状切除甚至需行右全肺切除的可能。此手术较复杂，且有较高的手术合并症的可能。经家属同意，在完善术前准备工作后，于2015-01-27行手术治疗，手术记录记载：术中见胸腔广泛粘连肿瘤较大，为中央型包绕前段肺动脉分束，纵隔肺门，时间多发淋巴结肿大，右肺上叶突变，行右肺上叶袖状切除及肺动脉成型术，术中游离前纵隔胸腺脂肪组织垫包绕支气管吻合口，并阻隔肺动脉，术中放置上下胸管各一根。此手术为胸外科难度较大的手术，临床归为4级手术，此手术特点为需行气管切除，气管端吻合术，及肺动脉血管成型术（即肺动脉血管部分切除及肺动脉壁修复缝合术），术中考虑到吻合口，缝合口的保护采用部分胸腺脂肪垫进行包绕保护，整个手术历时7个小时。患者具有明确的手术适应症，无手术禁忌症，医方首先选择右肺上叶袖状切除及肺动脉成型术手术治疗符合《中国原发性后肺癌诊疗规范2015年版》关于外科手术治疗的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错。
（2）关于术后胸腔感染与死亡原因的问题：
审查法院送检病历材料，患者术后每日体温下午间断增高，多在380C左右，常规血象检查示白细胞计数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均稍高，术后积极给予抗生素（拜复乐）抗感染，于第六天拔除下胸管，在拔除下胸管的当日出现高热，调整抗生素为美平抗炎，在02-0317：35（术后第七天）出现突发呕血、量大、急速，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9：08病人死亡。回顾该病例全程，患者为中心型中高分化鳞癌患者，由于肿瘤造成阻塞性肺炎，引起多处淋巴结炎性肿大及胸膜炎性粘连，尽管手术成功，而且从肿瘤学的角度手术切除彻底，效果满意，未见淋巴结转移，未见有肿瘤组织残留。但是因胸腔感染造成血管支气管瘘致大出血，病人急速窒息死亡。此为患者的死亡原因。
根据病程发展及规范，由于术前病变部位有炎症造成广泛胸腔粘连，术后应积极下地活动，将胸腔液体向下胸腔引流，积极咳嗽使肺叶膨胀将渗出液挤出。术后第一天虽然下达“嘱患者下地活动……有效咳嗽排痰，促进肺部复张和体位引流”的医嘱。但是，①2015-01-21病历记录记载患者术前检查已经发现肿瘤造成阻塞性肺炎右肺上叶不张的客观病情。对此，医方在术前准备中，没有按规范提前1周全身给予抗生素，雾化吸入，必要时做痰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存在术前准备不充分情形；②术后由于病人疼痛，未见上述医嘱落实的记载；麻醉清醒后，患者只要血压稳定，即可取半卧位，而不应平卧。这些护理措施的落实均不尽人意；③术后患者一直存在不能有效咳嗽排痰，肺部复张不理想、体位引流不畅的问题。至2015-01-31（术后第四天）医方始下达雾化吸入的医嘱，此时患者已经存在（右）胸腔多发包裹性积液。针对患者不能有效咳嗽排痰，肺部复张不理想、体位引流不畅的病情变化，未见医方尽早采取雾化吸入，必要时用纤维支气管镜吸痰，以免血性分泌物堆积于吻合口，引起气道梗阻、肺不张及感染等术后处理的救治措施。已存在术后处理不完善的情形。医方上述术前准备不充分，术后处理不完善的情形，参与了患者胸腔感染，脓胸形成，以致侵蚀气管伤口及血管缝合部位出现破裂，发生血管气管瘘大出血，患者急速窒息死亡的过程。但是，审查送检病历材料，没有发现引流管放置位置、拔管时机不对的情况。上述病历记录证实医方在术前准备、术后处理方面违反《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胸外科学分册》气管袖式切除术关于术前准备、术后处理的有关规定，存在医疗过错。
（三）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
综上所述，医方对患者右肺肺癌的救治过程中，诊断正确，首先选择手术治疗符合诊疗规范；医方在术前准备、术后处理方面存在违反《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胸外科学分册》气管袖式切除术关于术前准备、术后处理的有关规范，存在医疗过错。患者术后出现胸腔感染，脓胸形成，以致侵蚀气管伤口及血管缝合部位出现破裂，发生血管气管瘘大出血，患者急速窒息死亡的损害后果，除与自身肿瘤造成阻塞性肺炎伴右肺上叶不张的严重病情相关外，还和手术中需要对炎症性粘连进行广泛分离相关，此为术后发生包裹性粘连的病理性基础，也是术后发生引流不畅的病理性基础，控制胸腔感染充分引流是关键，而包裹性粘连一旦形成，充分引流便难以实现。上述病理改变主要是患者自身疾病进展的结果。此外，还与医方术前准备不充分、术后处理不完善相关。同时，还与患者术后因疼痛不能有效咳嗽排痰，不能促进肺部复张和体位引流相关。属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最终发生血管气管瘘大出血，患者急速窒息死亡的损害后果是多因一果的结果。加之，当时医疗水平下仍存在肺癌行袖状切除及肺动脉成型术手术后感染抢救失败的客观现实。参照《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关于办理医疗过失司法鉴定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医疗过失行为在导致被鉴定人损害后果中原因力大小”的相关规定，患者因术后感染导致死亡的损害后果与医方医疗过错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本次鉴定中医患双方对没有查房、没有固定医生查房等事实争议，不是通过技术鉴定能够解决的，应属事实认定的范畴。本次鉴定主要是依据法院送检病历材料，客观上受到检材局限性的影响，且为事后回顾性方法为主。故上述因果关系分析仅是从临床医学、法医学角度出发的学术观点，是一种或然性鉴定意见。参与度的确定尚需要医患双方通过举证、质证经法庭审理后最终确定。
鉴定意见：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对被鉴定人董某的医疗过程中存在以下医疗过错：医方在术前准备、术后处理方面存在违反《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胸外科学分册》气管袖式切除术关于术前准备、术后处理的有关规范，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行为与患者术后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告因此次鉴定支付鉴定费15000元。
被告北大医院对于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要求鉴定机构进行书面质询。2017年7月4日，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作出《关于董某鉴定案件的说明》，就被告北大医院提出的质询问题回复如下：
1.关于鉴定意见书中术前准备不充分的意见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胸外科学分册》明确写到术前有痰液黏稠不易咳出或肺内有感染者，应提前1周全身给予抗生素，超声雾化吸入，必要时做痰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
2.关于护理措施落实不尽人意的观点
患者由于术前病变部位有炎症造成广泛胸腔粘连，术后应积极下地活动，将胸腔液体向下胸腔引流，积极咳嗽使肺叶膨胀将渗出液挤出，由于病人疼痛而无法积极配合，但患者是缺乏医学专业知识的人，医方应尽可能的告知其不积极配合活动的利害关系，并指导辅助患者及家属配合治疗，如果能积极下地活动、用力咳嗽，是否可减少感染、脓胸等的机会，从而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因此，这些护理确实有些不尽人意。
3.关于患者术后医方一直嘱患者有效咳嗽排痰并均正常，同时进行纤维支气管镜吸痰没有指征的问题
在术后第2日的病程记录中记载患者伤口疼痛难以配合有效咳嗽排痰，且术后第一日下午就出现了间断发热，因此应该不能说患者术后一直有效咳嗽排痰并均正常。
4.关于未明确责任程度的问题
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中写到：患者术后出现胸腔感染，脓胸形成，以致侵蚀气管伤口及血管缝合部位出现破裂，发生血管气管瘘大出血，患者急速窒息死亡的损害后果，除与自身肿瘤造成阻塞性肺炎伴右肺上叶不张的严重病情相关外，还和手术中需要对炎症性粘连进行广泛分离相关，此为术后发生包裹性粘连的病理性基础，也是术后发生引流不畅的病理性基础，控制胸腔感染充分引流是关键，而包裹性粘连一旦形成，充分引流便难以实现。上述病理改变主要是患者自身疾病进展的结果。此外，还与医方术前准备不充分、术后处理不完善相关。同时，还与患者术后因疼痛不能有效咳嗽排痰，不能促进肺部复张和体位引流相关。属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最终发生血管气管瘘大出血，患者急速窒息死亡的损害后果是多因一果的结果。加之，当时医疗水平下仍存在肺癌行袖状切除及肺动脉成型术手术后感染抢救失败的客观现实。
在上述分析说明中已经写到患者术后发生包裹性粘连的病理改变主要是患者自身疾病进展的结果，但医方术前、术后不当的处理也参与了损害后果的形成，因此综合考虑建议医方占轻微因素。
关于原告董良津、杨秀华、于某、董某2、董某1的各项赔偿请求：
关于医疗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提供了董某在被告北大医院的住院病历和住院收费票据（复印件），载明董某2015年1月20日至2月3日在北大医院住院（14天）期间医疗费50780.20元。被告质证称，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为复印件，说明患者的医疗费损失已不存在，且住院费系治疗原告自身原发疾病而发生的，与被告无关。对此，原告陈述，董某去世后，因其工作单位工会为董某投保了疾病保险，住院费票据原件已提供给了单位，社会保险已经报销了一部分，故无法提供原件。关于社会保险报销数额及未报销部分数额，原告称不能继续提供。
关于误工费：原告主张误工费1750元，原告提供了青岛xx商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青岛xx商务有限公司关于个人人员身份的告知》。主要内容为，于某原系我公司员工，工作时间为2011年12月至2015年1月。因其家里发生变故，其后无法在我公司正常上班，与其解除雇佣关系。同时原告提供加盖有该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工资发放表，显示该公司2014年11月和12月按月向于某支付工资3000元，2015年1月支付工资1000元。被告北大医院不予认可，并提出，原告需要提供社保缴纳情况，证明其工资收入以及因护理董某而造成收入减少的事实，但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因此对于原告该项请求不予认可。原告当庭表示，于某与原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只是雇佣关系，故原告无法按照被告的质证意见继续举证。
关于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提供的户口簿载明，董某户籍性质系家庭户；董某和于某之女董某1、董某2出生于2007年1月4日。
关于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20795元，其提供了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北大医院管理站收据一张，金额21000元和高速公路费215元。原告称，该费用是董某去世后，其遗体自北京运回山东即墨的相关费用；原告提供2015年12月火车票6张（金额1851元）和2016年5月火车票4张（金额1234元）。对此，被告质证称，原告办理丧葬所发生的交通费应在丧葬费中包含，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遗体应当就地火化，且21000元票据不是正规发票，因此该费用不属原告合理损失；原告提供的火车票与患者救治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
关于护理费：原告称，董某住院期间，一直由其亲属护理，未聘请护理人员。
关于住宿费：原告提供住宿费发票共五张，包括：2015年2月3日（金额2530元）、2015年1月26日（金额2127元）、2015年12月26日（金额664元）、2015年12月26日（金额682元）、2016年5月28日（金额200元）住宿费发票各一张。被告认为董某系住院治疗，原告主张住宿费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上述事实，有住院病历、住院收费票据（复印件）、住院费用结算单、鉴定意见书、户口簿、鉴定费发票、住宿费发票、单位证明、交通费票据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就被告北大医院在对患者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责任比例等申请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作为鉴定单位，对被告北大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程度等争议问题进行鉴定。整个鉴定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在作出鉴定意见书后，双方当事人虽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双方均不能提供有效的反驳证据，故应当认定鉴定意见书具有证明力，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告北大医院在对被鉴定人董某的医疗过程中在术前准备、术后处理方面存在违反《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胸外科学分册》气管袖式切除术关于术前准备、术后处理的有关规范，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行为与患者术后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同时鉴定意见也指出，患者董某病情危重，其急速窒息死亡的损害后果是多因一果的结果，据此建议北大医院承担轻微责任。根据鉴定单位的具体分析意见，本院确定被告北大医院医疗过错责任比例为20%，被告北大医院应当根据该责任比例赔偿原告的各项合理损失。
原告主张赔偿医疗费，为此提供了董某在被告北大医院的住院病历和住院收费票据（复印件），载明董某2015年1月20日至2月3日在北大医院住院（14天）期间医疗费50780.20元，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针对原告不能提供医疗费票据原件，原告认可董某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已经社会保险机构报销，是否存在个人自付部分，原告表示不能继续提交相关证据。因此，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实际住院天数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庭审中，原告称，董某住院后，其配偶一直在医院对其进行护理，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现原告主张住院期间护理费于法有据，护理费应按实际住院14天，每天100元计算。关于交通费，原告为运送董某遗体所发生的21000元应当作为原告的实际损失，其余交通费本院酌定为1000元。关于误工费，依据法律规定，误工费应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本案中，原告虽然提供了董某之配偶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及工资发放表，但其上述证据不足以认定其所述事实。鉴于本院已认定并支持了原告的护理费主张，故其误工费之请求，本院不再予以支持。关于住宿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本案中，原告家属陪护及在董某死亡后来京处理后事所发生的合理的食宿费用属于原告的合理损失，本院对此酌定该项损失为2000元。原告主张丧葬费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经鉴定，董某之死亡与被告医疗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告北大医院依法应赔偿原告相应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应按北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北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具体数额由本院核算。被告北大医院对于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以上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住宿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均应当由被告北大医院按照本院确定的责任比例进行赔偿，对于原告各项诉讼请求超出本院认定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依据当事人申请所进行的司法鉴定认定北大医院存在一定过错，而进行鉴定系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的手段，鉴定费收取数额与过错程度无关，故鉴定费应由被告北大医院负担。
考虑到患者董某死亡与被告北大医院医疗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由此而给患者家属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被告北大医院应赔偿原告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根据过错及损害程度，就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数额酌定为30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赔偿原告董良津、杨秀华、于某、董某2、董某1住院伙食补助费280元、护理费280元、交通费4400元、住宿费400元、丧葬费9247.20元、死亡赔偿金229100、被扶养人生活费61209.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二、驳回原告董良津、杨秀华、于某、董某2、董某1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294元，由原告董良津、杨秀华、于某、董某2、董某1负担9970元（已交纳），被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负担632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鉴定费15000元，由被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姜 涛
人民陪审员 果振敏
人民陪审员 李海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