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1126刑初731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欧格珍，女，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7年7月21日被宁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5日经宁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宁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永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邝俊中，湖南铭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爱玲，女，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7年7月21日被宁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5日经宁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宁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永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何明辉，湖南铭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检察院以湘宁检刑诉（2017）7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犯寻衅滋事罪，于2017年12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当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龙晓斌、王开富组成合议庭，代理书记员杨熙担任庭审记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月9日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宁远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军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欧格珍及其辩护人邝俊中、被告人李爱玲及其辩护人何明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宁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7年2月20日，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和邓格秀、黄小英、肖有秀（均另案处理）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进京非访。2017年3月1日，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等人经商议，以非访登记、拒不服从劝返安排等手段要挟，强行索要人民币16000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于2017年7月21日被传唤到案。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等证据证实。据此认为，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伙同他人以进京非法信访相要挟，强行索要财物，数额较大，二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均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的规定处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表示当庭认罪，被告人欧格珍提出钱是政府自愿给的。
被告人欧格珍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欧格珍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当庭认罪，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爱玲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爱玲犯罪情节较轻，自己取得的财物较小，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爱玲当庭认罪，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爱玲一贯表现良好，本人年老多病，需要给予生活照顾，请法院考虑给其判处缓刑。
经审理查明：
2017年2月20日，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和邓某秀、黄某英、肖某秀（均另案处理）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进京非访。2017年3月1日，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等人经商议，以非访登记、拒不服从劝返安排等手段要挟，强行索要人民币16,000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另查明，被告人李爱玲在宁远县人民法院退出非法所得28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的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传唤证，拘传证、拘留证、拘留通知书、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起诉意见书、案件移送起诉告知书、提讯提解证等，证实了本案的办案程序合法以及二被告人刑拘、逮捕时间的具体情况。
（2）现场拍摄照片，证实被告人在宾馆数赃款的情况。
（3）户籍证明，证实了被告人李爱玲出生于1958年7月25日、被告人欧格珍出生于1957年7月2日，案发时二被告人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应负完全刑事责任。
（4）相关法律文书，证实二被告人上访反映的问题已经通过法律途径作出裁定、判决。
（5）宁远县人民法院标的款票据，证实了被告人李爱玲在宁远县人民法院退出非法所得2800元。
2、证人证言
（1）证人徐某富的证言，证实了2017年2月20日，经排查核实，宁远县舜陵镇街道原南郊大队居民邓格秀、欧格珍、李爱玲、肖友秀、黄日英等五人已购买2202次列车（三亚一北京西）进京非正常上访。获此情况后，舜陵街道办事处立即安排我带领蔡晓葵、欧阳有为、李秋云、张庆等四名工作人员随即前往北京接劝返邓格秀、欧格珍、李爱玲、肖友秀、黄水英等五名上访人员，抵达北京后，由于邓格秀、欧格珍、黄小英、肖友秀5人手机关机，联系不上，我与欧阳有为等5人每天到国家信访局和最高人民法院去找寻到北京上访的邓格秀、李爱玲、欧格珍、肖友秀、黄小英她们，都没有找到。3月1日上午，我接到舜陵镇街道印山社区欧国仕书记的电话讲李爱玲在与其通话中询问邓格秀、欧格珍、肖友秀、李爱玲、黄小英她们5人此次到北京上访费用问题怎么解决的，我接到欧国仕书记电话后，我就打电话联系李爱玲，李爱玲在手机通话时质问我：“我们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跟李爱玲讲：“你们来这么多天了，该去的地方也去了，该反映的问题也反映了，应该可以回去了。”李爱玲讲：“要我们回去可以，必须答应我们一些条件，帮我们解决所有开支。”见此情形，我连忙说：“钱的问题，电话里一时讲不清楚，你们定个地方，我们见面谈。”后我又打电话给李爱玲，李爱玲让我们去“扑倒山”开发小区一带的地铁口附近见面。打完电话后，我与欧阳有为两人遂赶往现场见面地点会合后发现与我们见面的只有李爱玲和欧阳格珍两个人，其他3个人不在，我就问李爱玲和欧格珍：“其他的人哪里去了？”欧格珍说：“我们没得那么蠢，全部让你们逮住，只要你们将我们二人带走，邓格秀她们就到天安门、中南海等敏感老地区去挂号。”所以我就不再追问，就在旁边找了一家快捷餐馆吃午饭，边吃饭边与欧格珍和蒋爱玲详谈，我说：“你们的事办完了，就跟我们回了。”李爱玲说：“我们来北京的车费和在这里这么多天的伙食费，住宿费怎么办？”我说：“如果是陪同你们来上访，这此费用我们出还说得过去，你们这是擅自上访行为，所需费用我们不予承担。”李爱玲说：“那我们就不回。”我见谈话陷入僵局，便说我先跟领导请示汇报下再说。于是我便打电话将这些情况向薛忠胜书记作了汇报，我跟薛书记说：“李爱玲她们提出要求，她们五人来北京的车费、食宿费要我们承担，否则她们就不回。”薛忠胜书记说：“你先问清她们花了多少钱，想要多少钱？”汇报完后，我就对李爱玲和欧格珍二人说：“你们这次来北京上访车费、住宿费、伙食费大约要了多少钱？”李爱玲说花了3万元，我说：“我不信，你们5个人，我们也是5个人，我们才要了几千元。”李爱玲说：“我们来人的工钱、补助呢，鞋子都跑烂两双了。”我说：“你们不要太过分了，提的要求要考虑清楚，否则对你们没有好处。”欧格珍说：“我们知道永州市有规定“两会”期间只要有人在北京“挂号非访”，市里就罚你们舜陵街道每人5万元，如果我们五个人去天安门闯一下，上面就会罚你们25万元，你看是罚你们25万元划得来些还是出3万元划得来些。”我说：“既然你们这样讲了，那你们也好好想想看走哪头的结果对你们有利些。”我接着说：“我帮你们估算了一下，你来北京也就开支了一万二千元。”李爱玲说：“少完都要一万六千元，否则免谈。”迫于欧格珍、李爱玲、肖友秀、黄小英、邓格秀等5人要到北京敏感地方去挂号非访的压力，我只好先答应李爰玲、欧格珍提出要一万六千元的无理要求。我说：“回去再给你们吧。”李爱玲讲：“哪不行，前几次这样的事讲回去给，最后又哄了我们。今天我们不看到钱，我们不得回。”我说：“那你们提供一个账号给我们吧，我们让家里给你们打钱。”李爱玲说：“我们没有账号，我们要现钱，没有见到现钱我们不会给身份证给你们，我们也不会回。”没办法，我将些情况再次向薛忠胜书记作了汇报，薛忠胜书记同意后，我就与欧阳有为将李爱玲、欧格珍两人接至龙福宫宾馆（原宁远驻北京办事处），便安排欧阳有为、蔡晓葵两人去银行取钱，我与李秋云、张庆让李爱玲联系邓格秀、黄小黄、肖友秀三个人过来。欧阳有为、蔡晓葵从银行取钱回到龙福官宾馆后，欧阳有为将取来的1.6万元现金交给我，我清点了一下1.6万元的现金人民币，并当面将1.6万的现金人民币交到欧格珍手中，欧格珍当场数了钱并将1.6万元现金收好，然后，我们喊李爱玲、欧格珍她们打电话在联系邓格秀、黄小英、肖友秀她们三人过来，后李爱玲打电话联系邓格秀、黄小英、肖友秀她们，告诉她们钱拿到手了，可以回了。然后，欧格珍、李爱玲她们才将各自的身份证交给我，我便安排欧阳有为跟随李城俐去购买火车票。2017年3月1日晚20时许，我与蔡晓葵等人接起邓格秀、欧格珍、李爱玲、肖友秀、黄小英等5人乘坐高铁离京返回，2017年3月2日15时许到达永州，之后又乘面的车返回宁远。几天后，我听原南郊大队的居民们讲：“邓格秀、欧格珍、李爱玲、肖友秀、黄小英等5人从北京接回来后大势宣染地说她们到北京非泫上访开支政府工作人员买单，还给补助。在广大居民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2）证人蒋某杰的证言，证实我在舜陵镇街道办事处舜峰社区任党支部书记。今年2月份也就是全国两会前夕，原南郊大队居民欧格珍、李爱玲、黄小英、邓格秀、肖友秀五个人进京非访，后舜陵街道办安排徐某富副书记带起欧阳有为、蔡晓葵、张庆、李秋云到北京接访，他们在北京寻找到欧格珍和李爱玲后，欧格珍跟李爱玲向接劝访工作人员要壹万陆仟块钱现金才愿意回宁远，后接劝访工作人员给了壹万陆千块钱给欧格珍、李爱玲后，接劝访的工作人员才把欧格珍、李爱玲、黄小英、邓格秀、肖友秀五个信访对象接回宁远。因为欧格珍、黄小英、肖友秀三个人是我们舜峰社区的居民，她们回宁远个把星期后，我社区的工作人员到社区辖区走访的时候，就听到有人散布言论，讲欧格珍、李爱玲、黄小英、邓格秀、肖友秀她们五个人到北京上访，去接的政府工作人员给了钱给她们，讲上刮访还有钱分，到处显摆。这些言论在居民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也给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带来了极为不利的环境，之后我们社区的信访维稳工作极难开展，最后导致今年6月份原南郊大队居民的十个信访对象到北京非正常止访“挂号”。前个把星期黄小英到社区，我和社区工作人员找她做思想工作，叫她日后不要去北京上访了，黄小英不听我们劝阻，讲她还要去北京上访的，态度非常的坚决。原南郊大队居民因为县彩印厂土地确权的事从2013年至今他们都在不停地上访，后来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裁定也下来了，但他们一直组织居民进京上访，非正常挂号，我们社区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也是被逼无奈才出钱给她们，我们的信访维稳工作相对比较被动，但对她们的违法行为又没得办法，我希望政府能依法处理她们的违法行为。我们舜峰社区的工作人员对她们上访的事都很头痛，平时的信访维稳工作也很困难，这次她们要钱的事出现后，我们的工作更加困难，也对我们社区的居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3）证人欧阳某河的证言，证实我是宁远县舜陵镇街道办事处泠江社区党委书记。2017年2月份原南郊大队欧格珍、李爱玲、肖友秀、邓格秀、黄小英等5人到北京去非正常上访，向接劝返工作人员索要了一万六千元钱，这事在社区和广大居民中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听有人讲，欧格珍、李爱玲等5人从北京非访索要钱财被接回来后，原南郊大队罗进生找到欧格珍、李爱玲讲：“这次你们信访得了一万六千元钱，你们五个人就分刮，我们开始拿五千元路费给你们五人，现在你们应该将一万六千元分点给我，你们五个人就分刮要不得。这次罗进生没有得到钱，那一万六千元钱被欧格珍、李爱玲、肖友秀、邓格秀、黄小英五人分了。罗进生对此意见很大，因为没有分到钱，欧格珍是原南郊大队5组人，1-6组在县城九嶷中路七匹狼门面的房产，每年房屋租金收入将近30万元，欧格珍当时是管钱的，现在也是管钱的，是出纳，她手中有集体的钱，那次上访开支集体出了五千元。在居民中听居民反映，南郊大队欧格珍、李爱玲等五人到北京去上访包吃包住，政府还有钱给的恶劣的社会影响，导致今年6月25日左右原南郊大队又去了十个人到北京恶意挂号非访的严重社会影响，在广大居民中造成了极坏的恶劣的社会影响。
（4）证人薛某胜的证言，证实2017年2月20日，经排查得知舜陵街道原南郊大队居民邓格秀、欧格珍、黄水英、李爱玲、肖友秀等五人已购火车票进京非正常上访，后我即安排舜陵镇街道办徐某富带领蔡晓葵、欧阳有为、李秋云、张庆等工作人员前往北京接劝返欧格珍、邓格秀、李爱玲、肖友秀、黄小英等5名上访人员。徐湘富带领蔡晓葵等人抵京后去寻找欧格珍、邓格秀、李爱玲、肖友秀、黄小英等人，一直没有找到。2017年3月1日中午，徐湘富打电话给我讲李爱玲提出要求，她们五个人到北京上访的车费、食宿费要我们承担，否则她们就不回去。我就跟徐湘富讲，叫他先问清她们花了多少钱，想要多少钱。后徐湘富就在北京跟李爱玲、欧格珍她们做工作。过了一个多小时左右，徐湘富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讲，欧格秀、李爱玲她们最少要给一万六千元给她们，李爱玲、欧格珍她们五个人才回宁远，而且要现钱。不给现钱，李爱玲、欧格珍她们五人就不回。为了不让李爱玲、欧格珍、邓格秀、黄小英、肖友秀她们五人在北京挂号非访，我就对徐湘富同意先答应李爱玲、欧格珍她们提出索要一万六千元现金的要求，后我就安排财政所李国余汇款三万元给接劝返工作人员欧阳有为，因为徐湘富、欧阳有为、张庆、李秋云、蔡晓葵她们几个接劝返工作人员有些开支，李爱玲、欧格珍她们索要一万六千元现金。后欧阳有为取了一万六千元钱交给徐湘富，徐湘富再将一万六千元钱交给欧格珍、李爱玲、邓格秀、肖友秀、黄小英等五人离京返回，于2017年3月21日返回了宁远县。她们是为了县彩印厂土地征收补偿的事去北京非正常上访的，她们是原南郊大队的居民，原南郊大队为此事从前几年就开始到北京非访了，已多次组织从员进京非访了，我们舜陵街道办事处接劝返工作压力非常大，她们动不动就要去北京非访挂号，并提出一些无理要求，索要钱财，影响极坏。如果我们到北京去接劝返她们的工作人员不答应欧格珍、李爱玲她们提出的无理要求，她们五个人就不接受接劝返安排，就不回宁远，要到北京敏感地区挂号非访，我们的工作人员被迫无奈，只能答应给一万六千元给她们。
（5）证人李某云的证言，证实2017年2月20日左右，舜陵街道办事处徐湘富副书记通知我去北京接上访人员，后我就赶到舜陵街道办事处集合，当时我、徐湘富、欧阳有为、张庆、蔡晓葵五个人在舜陵街道办事处会合后搭车到郴州火车站，再从郴州火车站乘坐高铁前往北京。徐某富书记讲是去接原南郊大队上访人员邓格秀、李爱玲、肖友秀、黄小英、欧格珍等人。到达北京后，我与徐湘富、欧阳有为、张庆、蔡晓葵等人到国家信访局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地方去找来邓格秀、欧格珍、李爱玲、肖友秀、黄小英她们，但一直没有找到她们。3月1日徐湘富打电话联系上李爱玲，李爱玲讲那么解决她们的问题，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怎么解决她们来回费用。徐湘富为了先找到她们五人，要求当面谈，后徐湘富与欧阳有为两人赶到李爱玲约定的地方去找到李爱玲、欧格珍两个人谈，其他三个人没有露面。据徐湘富讲，当时谈的时侯，李爱玲提出要给三万块钱给李爱玲、欧格珍她们，补偿她们五个人到北京上访的费用，工钱为补助，若不答应她们提出的条件，她们就不回，就去上访挂号，最后谈定最少要一万六千元。谈好后，徐湘富书记与欧阳有为将李爱玲、欧格珍两人接到了北京龙富宫宾馆，刚开始徐湘富书记讲转账给李爱玲她们，李爱玲讲她们没有账号，要给现金。之后，徐湘富书记就安排欧阳有为蔡晓葵两人去银行取钱，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拿东西了去了。欧阳有为与蔡晓葵从银行取回钱来，将1.6万元现金先给徐湘富清点后，徐湘富再将1.6万元现金当场交给了欧格珍，欧格珍点完钱后就收起钱了，之后，李爱玲就打电话联系邓格秀、黄小英、肖友秀她们三个人讲钱拿到手了，可以回了。听附近居民讲，李爱玲在居民中吹牛称他们到北京上访有误工费、生活费、补助、包吃包住，蛮划得来，在广大居民中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
（6）证人蔡某葵的证言，证实2017年2月21日街道办得知原南郊大队居民邓格秀、欧格珍、李爱玲、黄小英、肖友秀等5个人已到达北京去上访了，然后街道办安排徐湘富副书记带领我、欧阳有为、李秋云、张庆随即赶到北京接劝访邓格秀、欧格秀、李爱玲、黄小英、肖友秀等五个上访人员。到北京后，由于她们五个人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无法与她们取得联系，我们接访人员只有每天到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寻找欧格珍她们五个人，寻找了两、三天无消息。3月1日上午，徐湘富书记接到印山社区书记欧国仕的电话，讲李爱玲打电话给他问她们五个人这次来北京上访的费用怎么解决，然后徐湘富打通了李爱玲的电话做思想工作，然后徐湘富书记跟李爱玲两人约定在一个地方见面谈。3月1日中午边的时候，徐湘富书记和欧阳有为两个人去北京一个地方跟李爱玲和欧格珍见面协商，另外邓格秀、黄小英、肖友秀三个人没有露面，据徐湘富和欧阳有为两个人讲，当时协商的时候，李爱玲提出要给三万块钱给李爱玲、欧格珍她们，补偿她们五个人来北京上访的费用、工钱、补助。欧格珍就讲如果把她和李爱玲两个人强行带起回宁远的话，另外邓格秀、黄小英、肖友秀她们三个人就会到北京天安门等敏感地区“挂号”（即非正常上访），还讲如果她们五个人去北京“挂号”的话，上面就要罚街道办事的钱。“挂号”一个人要五万块钱，五个人“挂号”的话就要花二十五万元钱，欧格珍意思是徐湘富书记给三万块钱给她们五个人就同意跟我们接劝访工作人员回宁远，不给的话就不回宁远。3月1日下午，徐湘富、欧阳有为将欧格珍、李爱玲两个人带到我们住的龙富宫宾馆里，徐湘富书记讲转账，她们讲没得账号不肯，要现金。后来徐湘富书记和她们说三万块钱太多了，协商了最后被迫就给了她们1.6万元现金。之前他们5个人也多次进京上访，也挂号过，应该被县公安局拘留过，徐书记也是没得办法，被逼的。
（7）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2月21日街道办得知原南郊大队居民邓格秀、欧格珍、李爱玲、黄小英、肖友秀等5个人已到达北京去上访了，然后街道办安排徐湘富副书记带领我、欧阳有为、李秋云、蔡晓葵随即赶到北京接劝访。3月1日上午，徐湘富书记接到印山社区书记欧国仕的电话，讲李爱玲打电话给他问她们五个人这次来北京上访的费用怎么解决，然后徐湘富打通了李爱玲的电话做思想工作，劝他们回，李爱玲提出要满足他的条件才回。后徐湘富书记和欧阳有为两个人去北京一个地方跟李爱玲和欧格珍见面协商，协商结果就是徐湘富先给1.6万元现金给她们，她们5人才回宁远。
（8）证人欧阳某为的证言，证实我与徐书记两人赶往现场见面地会合后发现与我们见面的只有李爱玲和欧阳格珍两个人，其他3个人不在，徐书记就问李爱玲和欧格珍：“其他的人哪里去了？”欧格珍说：“只要你们将我们二人强行带走，她们去挂号。”我们就做他俩的思想工作，就在旁边找了一家快捷餐馆吃午饭，在店子里李爱玲提出要三万块钱，然后双方讨价还价，李爱玲最后表态要给1.6万才愿意跟我们回。欧格珍再跟徐书记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讲如果他们5人在北京、天安门等地区“挂号”，上面就罚我们街道办25万元（一个5万），是罚你们25万元划得来些还是出3万元划得来些。迫于欧格珍、李爱玲的压力，徐书记只好先答应他们的要求。
（9）证人欧某仕的证言，证实2017年3月1日，我打通了李爱玲的电话，跟她做思想工作叫她快回来。李爱玲又打我电话讲她们5人商量好了回宁远可以，但必须帮她们解决上访费用，我叫她跟徐书记联系。之后我电话向徐书记汇报了情况，之后徐书记就把李爱玲他们5人接回宁远了，好像给了一笔钱给他们。
（10）证人李某军于2017年8月2日通过书写证明书证实了李爱玲、欧格珍通过不给钱就不回去要挟徐湘富给付1.6万元的事实。
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李爱玲的供述及辩解，证实了我是宁远县原南郊大队的村民，在2013年我们南郊大队因为宁远县彩印厂地皮的问题一直在上访。原南郊大队村民因彩印厂地皮问题去北京上访去了很多次了，我也去了三次。第一次是在2016年6月份左右，当时是我们街道办徐书记陪着我跟我们村民欧格珍、邓格秀、黄小英、罗进生5人去的北京，我们5人带着一些关于彩印厂地皮问题的材料到了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当时我们把材料交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喊最高人民法院帮我们立案办理，但最高人民法院讲我们交去的材料不齐全，要喊我们回来补齐一些材料，后来我们就回来了。第二次是在2016年7月份左右，我们把材料补齐后我跟欧格珍，邓格秀，罗进生4人去的最高人民法院，我们把所有材料补齐交给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讲帮我们立案了，还给了我们回执单。第三次是在今年(2017年)2月底，好像刚好是全国开两会前夕，我跟欧格珍、邓格秀、黄小英、肖有秀5人去的北京，当时我们想最高人民法院立案这么久了，也还没开庭，我们就想去最高人民法院问下怎么回事，我们这次去北京去了10多天，后未是我们街道办徐书记从北京把我们5人接回宁远县的。2017年2月中旬左右，我跟欧格珍、邓格秀他们散步的时候就谈到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彩印厂地皮立案的事情，当时我们就讲最高人民法院立案这么久了，也没通知我们开庭，也没给我们答复，后来我们几个人商量要就再去北京，去最高人民法院问下看怎么回事。我记得我们是在2017年农历正月23日去的北京，当时我跟欧格珍、邓格秀、黄小英、肖有秀5人从郴州坐火车去的北京。我们到了北京后，刚好是周末，在加上所有人坐车都很累，我们就在宾馆里休息了几天。等到周一的时候，我们就商量先到国家政治部门去反映下情况，然后再去最高人民法院，但我们去了国家政治部门旁边的时候，就有很多警察，警察就告诉我们讲现在马上要开两会了，暂时不准去国家政治部门，后来我们又回到宾馆。我们回到宾馆又等了几天，我们5人中的一人就讲街道办的徐湘富书记他们来北京了，徐书记讲带着我们去最高人民法院，到时我们约好在最高人民法院等徐书记他们，但我们怕到时跟徐书记他们见面后就会被徐书记他们喊回宁远，我们就讲不去见徐书记他们。要就等到开完会后在去相关部门，然后我们就一直待在宾馆里。又等了几天后，我们印山社区的欧书记联系我，问我们在哪里，欧书记就讲喊我们先回宁远，后来我们5人就商量讲要我们回宁远也可以，但是我们5人来北京的一些费用要帮我们报销，不报销我们就不回，欧书记就讲报销的事情喊我们联系街道办徐湘富书记，后我们就联系到了徐书记，还把报销费用的事情跟徐书记讲了。后来徐书记喊我们跟他碰面在谈，我们就答应了。我们在去见徐书记的之前我们5人也商量了下，如果我们5人都去见面的就怕到时一起被喊回宁远县，我们就商量只我跟欧格珍两人去见徐书记，等馀书记答应帮我们报销费用拿到钱后再喊黄小英三人来。后来我就跟欧格珍在一个地铁口见到了徐书记他们，徐书记就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就讲我们来北京的车费和来北京这些天的住宿费、伙食费要帮我们报销，我们5人要3万元钱，徐书记就讲要多了，后来我们就讲实报实销，要了好多就报销好多，我们就要1万6千元钱，徐书记就讲先回宁远，等回到宁远就报销，我和欧格珍就讲不行，拿到钱我们就回宁远县，拿不到钱我们就不回，后来我们还跟徐书记讲如果不给钱，到时我们5人就去闯天安门，到天安门去挂号（指非法上访登记，到时要上面罚宁远县的款，我们也只是讲起吓吓徐书记，我们也不会真的去天安门，因为那时候要开会了，天安门我们也进不去了。后来徐书记他们拗不过我们，就答应帮我们报销1万6千元钱，后来徐书记带着我跟欧格珍到了宁远驻京办，到了驻京办后，徐书记就先拿了1万6千元现金给我们，当时是把1万6千元钱给欧格珍的，我们拿到钱后，我们就把黄小英她们三人也喊到驻京办来了，后来我们5人就跟着徐书记他们坐火车回宁远了。回到宁远县后，我们4人一起才到欧格珍那里去报销拿钱的，当时我报销拿了2800元左右，其他人报销拿了多少钱我不是很清楚。因为宁远县彩印厂地皮是我们原南郊大队的，我们没有卖给政府，但现在政府讲地皮是政府的了，政府把地皮卖给开发商了，我们原南郊大队的村民因为这个地皮归属权的问题一直在上访，都好几年了。我们拿到钱回到宁远后，村民碰见我们，我们就讲没有找到人，我们还讲后来在北京徐湘富书记接我们回来，还把我们去的所有费用帮我们报销了的。
（2）被告人欧格珍的供述及辩解，证实了我是宁远县原南郊大队的村民，宁远县彩印厂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原南郊大队的，但现在政府讲土地是政府的了，我们为了彩印厂土地归属权问题一直在向国家有关部门上访反映情况，我们村从2013年就一直有村民到北京上访反映情况。我总共去过四次，第一次我在2016年6月份跟村里李爱玲、黄小英、邓格秀、罗进生五人去的北京，当时还是街道办徐书记陪着我们从长沙去的北京，我们那次是把材料交给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是2016年7月份，我跟李爱玲、邓格秀、罗进生等人把一些补充材料两次交给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次是2017年2月份，我跟李爱玲、黄小英、邓格秀、肖有秀5人去的北京，但因为正好开两会前夕，我们那里都没去，最后是街道办徐书记接我们回来的。第4次是2017年5月份跟邓格秀、黄小英、肖有秀去的，当时还有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陪着我们去的，当时去最高人民法院问下情况。我和李爱玲、邓格秀、黄小英她们几个人在2016年就把我们关于宁远县彩印厂土地归属权的材料交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也帮我们受理了的，我们2017年2月份去北京就是想去最高人民法院问下看什么时候开庭，如果开庭是否要请律师。当时我们5人是从郴州坐火车去的北京，我们到了北京后，本来是想去国家相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但刚好是开全国两会前夕，北京的许多国家部门我们都去不了，我们就只好在宾馆里等待着，等了几天后，街道办的徐湘富书记联系我们．徐书记讲他也在北京，如果我们要去哪里徐书记陪着我们去，徐书记还约我们到最高人民法院见面，但我们没去见徐书记，我们怕见了徐书记，徐书记就会要求我们回去。又等了几天后，徐书记又联系我们，当时他是联系李爱玲的，徐书记讲反正快开两会了，我们也去不了相关部门，就喊我们跟着他先回宁远，后来我们5人商量了下，就讲只要徐书记帮我们五人把这次来北京的一些路费、住宿费和伙食费报销了的话就回宁远县，后来徐书记约我们见面谈，当天下午，我们商量由我跟李爱玲去跟徐书记见面，黄小英三人先在宾馆，不然我们五人一起去见面就会被徐书记喊回宁远去，如果我跟李爱玲拿到徐书记帮我们报销了钱了后，我们再联系黄小英她们三人再去见徐书记。后来我跟李爱玲在宁远县驻京办找到了徐书记，徐书记就问为什么就我们两人来，还有三个人了，我们就讲如果帮我们报销了费用，我们马上喊另外三人过来，后来我们跟徐书记讲，我们5人来北京费用大概花了1万6千元钱，就把我们花费的这1万6千元报销，徐书记就讲先回宁远县，回去再报账，我们不准，我们就跟徐书记讲拿到1万6千元钱我们马上跟他回去，拿不到钱我们就不回去才，我们还讲别人去上访挂个号就要罚几万块，我们5个人实报实销要1万6千元钱也没有讲多嘛，后来徐书记没办法，就答应帮我们报销1万6千元钱。等了没多久，徐湘富书记就拿了1万6千元钱现金给我和李爱玲，当时钱是我接到的，我接到钱后就马上联系黄小英她们，后来我们5人就跟着徐书记回宁远县了，刚回到宁远，我就喊李爱玲、黄小英她们过来报销费用拿钱，那1万6千元就我们去北京的5人报销费用分拿完了。我们回来后，一些要村民也问了我们，我们就跟个别村民讲了这次去北京徐书记帮我们报销了费用，因为之前我们也从来没找街道办报销费用，应该只有个别村民知道我们报销费用的事情。
上述所有证据经庭审质证、认证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了如下证据：
宁远县舜陵街道印山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请求对李爱玲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况反映，拟证实李爱玲平时表现良好，归案后有悔罪表现，建议本院从轻处罚。对该证据本院认为具体出具人、联系方式都没有写明，证据形式存在瑕疵，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欧格珍、李爱玲伙同他人以进京非法信访为要挟，强行索要财物，数额较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犯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起了积极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当庭认罪，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爱玲主动退出非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二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当庭认罪，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之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李爱玲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李爱玲犯罪情节较轻，自己取得的财物较小；被告人李爱玲一贯表现良好，本人年老多病，需要给予生活照顾，请法院考虑给其判处缓刑”之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李爱玲伙同他人强行索要财物共计一万六千元，本案系共同犯罪，犯罪数额以共同犯罪的数额定罪，李爱玲本人分得2800元，不属于情节较轻的情节；其次被告人李爱玲未提供可以供本院采纳的证据证实其平时表现及本人身体状况，综上对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欧格珍提出的：“钱是政府自愿给的”之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欧格珍以进京非法信访致政府受处罚为要挟，强行索要一万六千元，政府不得已给付钱财，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情节，对被告人欧格珍、李爱玲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欧格珍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2017年7月21日起至2018年5月20日止。）
二、被告人李爱玲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2017年7月21日起至2018年4月20日止。）
三、涉案赃款依法予以追缴，返还给被害人。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陈 娟
人民陪审员 龙晓斌
人民陪审员 王开富
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
代理书记员 杨 熙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被告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