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5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沙包街道沙包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于庆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楠、姜万成，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俊友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新风街2-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李俊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迟振勇、郭维娜，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大连浩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沙包镇沙包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于云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楠、姜万成，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盛开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俊友门窗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友门窗公司）、原审被告大连浩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盛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民初4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浩盛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庆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楠，被上诉人俊友门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迟振勇、郭维娜，原审被告浩盛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浩盛开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该工程款的总金额8,649,385.42元，已付工程款5,700,000元，尚欠工程款2,949,385.42元有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3月3日，俊友门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全鑫与浩盛开发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核算确认，该项目总工程量为普通门窗面积15,617.09平方米，圆弧窗面积369.63平方米，单价为533元／平方米，总工程款为8,520,921.76元。2014年5月20日至2017年5月27日，浩盛建筑公司与浩盛开发公司共向俊友门窗公司支付工程款7,959,900元，尚欠561,021.76元（需俊友门窗公司先开发票后再付）。二、原审法院认为张全鑫无权代表俊友门窗公司确认工程量及领取工程款错误，张全鑫足以代表俊友门窗公司。1、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张全鑫在工程期间系俊友门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俊伟的妻弟，亦是俊友门窗公司的员工，俊友门窗公司认可张全鑫代表俊友门窗公司领取过该项目工程款。且张全鑫多次作为俊友门窗公司的代表参加工地的例会，是该项目的现场管理，浩盛开发公司有理由相信张全鑫可代表俊友门窗公司领取工程款，张全鑫领取的行为对俊友门窗公司发生效力，应认定为俊友门窗公司己收到该工程款。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张全鑫没有代表权限，张全鑫在收到款项后，将款项用于购买工程所涉材料、支付工程所涉人员工资等；还将625,900元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转给李俊伟，亦足以证明张全鑫有权代表俊友门窗公司领款、俊友门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实际知悉张全鑫代表领款的情况。2、根据《大连万棵树项目门窗工程合同》，俊友门窗公司的委托人亦为张全鑫，虽然张全鑫并非在签订合同时签字，但张全鑫一直为该项目的现场管理，为方便现场施工工作的进行，要求俊友门窗公司明确项目委托人，亦合情合理。并不能因张全鑫未在合同签订同时签字，就认为张全鑫不是项目委托人。三、原审法院判令俊友门窗公司仅提供1,367,497．42元增值税普通发票有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大连万棵树项目门窗工程合同》第八条第3项的约定：”甲方支付工程款时，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请款报告、工程形象进度表和出具合法有效的票据，否则甲方有权延迟或拒绝支付工程款。若由于乙方提供的票据不具有合法性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由乙方完全承担，甲方有权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并追索损失费用......”及《三方协议》第一条规定：”乙方门窗款，由甲方向丙方收取后转付乙方，付款后乙方需提供施工单位为丙方的工程材料发票。”都可以明确俊友门窗公司应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后，浩盛开发公司才应当支付工程款。俊友门窗公司仅给浩盛开发公司开具了1,581,888元的发票，尚有6,939,033.76元的发票未开具，俊友门窗公司应出具6,939,033.76元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之后浩盛开发公司才能将剩余561,021.76元工程款支付给俊友门窗公司。
俊友门窗公司辩称，不同意浩盛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对总工程量、已支付工程款、尚欠工程款等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浩盛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浩盛建筑公司述称，因为一审判决没有判令浩盛建筑公司承担责任，因此浩盛建筑公司同意一审判决结果，对其他的不发表意见，对一审查明事实有异议，异议意见同浩盛开发公司。尤其还有浩盛建筑公司直接向张全鑫支付的二笔款项，一审未予明确。
俊友门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第二被告（即浩盛开发公司，下同）支付欠付工程款2,949,385.42元；2．第二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8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工程款之日止的工程款利息；3．第一被告（即浩盛建筑公司，下同）对第二被告以上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8日原告（乙方）与第一被告（甲方）签订《大连万棵树项目门窗工程合同》，第三条约定由原告承包第二被告开发的万棵树工程B、C区6号-22号楼施工图中的门窗制作、安装等工作。第六条约定”合同价款”，工程量按实际发生结算，铝合金窗按单价533元／平方米，工程量暂定13,000平方米，合同总价暂定690万元人民币。合同价款可以相应调整。第八条约定”工程价款支付办法”，1．本工程预付款10％，施工过程中窗框安装完成，付款至合同额的50％，玻璃及五金配件安装完成累计付款至合同额的70％，工程完成并达到验收标准，累计付款至本工程合同额的90％。2．工程竣工结算资料交付完成且办理完工程结算后十五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工程结算价的97％，工程结算价3％作为质保金，待保修期满后付清，保修期两年。3．工程价款支付方式：银行转账支票。甲方支付工程款时，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请款报告、出具合法有效的票据，否则甲方有权迟延或拒绝支付工程款。第九条约定工程结算方式，工程结算办理的时间：工程全面竣工验收合格，乙方须向甲方提供三套竣工资料并向甲方项目部移交，获得《工程结算资料交接单》。甲方成本合约部在收到乙方提供的《工程结算资料交接单》后三个月内办理完成工程结算。第十二条约定工程保修，本工程保修期二年，保修时间从甲乙竣工资料交接签字之日起计算。
2015年7月13日后，原告（乙方）与第一被告（甲方）、第二被告（丙方）签订《三方协议》，第一条约定付款及发票流程，乙方门窗款，由甲方向丙方收取后转付乙方，付款后乙方需提供施工单位为丙方的工程材料发票。第二条约定，（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2．根据丙方通知及时要求乙方供货施工。3．有权要求丙方根据工程进度给付乙方工程款。（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2．及时按照甲方要求进行施工。3．有权要求甲方给丙方发付款通知。4．有权要求丙方根据甲方付款通知给付工程款。（三）丙方的权利与义务，及时付款给甲方。有权监督甲方给付乙方工程款及工程进度。第三条约定违约责任，甲方与乙方没有及时履行门窗工程合同义务的按双方门窗工程合同约定处理。
2015年7月18日，原告向第一被告提交了工程结算文件并提出结算要求，由第一被告三个项目负责人（袁文民、高良坤、徐茂政）、第二被告总负责人（徐建立）以及原告三方共同对门窗工程量进行了汇总，形成《万棵树门窗工程量汇总》，三方共同签字确认原告工程量为普通门窗15,858.11平方米，圆弧门窗面积为369.63平方米，结算总金额为8,649,385.42元。
另查，原告自2014年5月20日至2015年8月13日共计收到第一被告支付的工程款570万元。第一被告收到原告同等数额的专用收款收据和非经营性收款收据，收款情况分别是：2014年5月20日收款150万元（张全鑫领取支票），2014年7月3日收款100万元（李俊伟领取支票），2014年7月11日收款50万元（李俊伟领取支票），2014年10月9日收款100万元（张红领取支票），2015年2月10日收款50万元（电汇、李俊伟领取），2015年4月29日收款20万元（张红领取支票），2015年5月28日收款30万元（李俊伟领取支票），2015年6月24日收款20万元（李俊伟领取支票），2015年8月13日收款50万元（现金、李俊伟领取）。2017年1月23日、2017年3月7日，原告向第二被告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14张，其中，13张金额为116,951元、1张金额为61,525元，金额合计1,581,888元，但第二被告并未支付工程款。
案外人张红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李俊伟前妻（2017年4月7日离婚），张全鑫系张红之弟，张全鑫曾在原告处工作。张红系第二被告执行董事徐玉琴的外甥。第二被告自2015年9月22日至2017年5月27日共给付张全鑫工程款和借款共计220．99万元，分别以现金或支票形式，直接汇款至张全鑫个人账户。2016年11月21日，张红以出具借条方式，从第二被告处领取5万元现金。张全鑫、张红领取上述款项时均未提供原告方的发票。期间，张全鑫通过银行转款给李俊伟57.59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大连万棵树项目门窗工程合同》（以下简称”《工程合同》”）及原告与第一、第二被告签订的《三方协议》，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三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施工义务，被告方应该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分别予以认定如下：
一、支付工程款的主体
1、《工程合同》与《三方协议》的关系。《工程合同》签订主体系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时间2014年4月18日，由第一被告承担付款义务。原告与第一被告履行《工程合同》中，第一被告分九次付款至2015年8月13日。2015年7月18日，原告与第一、第二被告进行了工程量汇总。《三方协议》签订主体系原告与第一、第二被告，付款义务主体约定由第二被告承担。虽然《三方协议》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但原告主张实际签订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第一、第二被告承认签订时间虽然不是2014年4月18日，但否认原告主张的时间。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三方协议》文件在其电脑中体现的生成时间是2017年1月17日，但该证据并不能有效证明《三方协议》的签订时间，现《三方协议》签订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从第一被告付款的截止时间，可以认定《三方协议》是在2015年8月13日之后签订。《三方协议》的内容系经三方同意，第一被告将付款的主体转移由第二被告承担，同时约定原告向第二被告开具发票。故原告主张由第二被告承担剩余工程款的付款义务，符合《三方协议》约定，应予支持。
2、第一被告是否连带承担付款责任。因为案涉工程涉及《工程合同》和《三方协议》确定的内容，第一被告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后，已不再承担付款义务，故原告主张由第一被告承担欠付工程款的连带责任，不予支持。
二、欠付工程款的数额
1、张全鑫、张红从第二被告领取的225.99元不能视为代原告领款。理由如下：（1）二被告提供了其持有的《工程合同》中原告方处有委托人张全鑫签名，对此，原告否认签订《工程合同》时确认张全鑫为委托人，原告持有的《工程合同》没有张全鑫的签名。张全鑫当庭作证亦证实，被告方持有的《工程合同》上其签名，并不是签订《工程合同》当时的签名，而是《工程合同》签订后，应被告方的要求在被告方《工程合同》上签名。故被告《工程合同》上张全鑫的签名，其效力不及于原告。（2）在第一被告的付款中，虽有张全鑫和张红领款，但领款当时二人均持有原告出具的收据，且是转账支票即支票必须存入单位账户才能支取。（3）被告提供的张全鑫领款的收条虽然以原告名义出具，但被告不能证明张全鑫的行为得到了原告的授权，不能证明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被告在向张全鑫付款时未要求其出具发票，也未要求出具原告的授权，更未与原告核实，被告在主观上不能证明是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张全鑫的领款行为可以代表原告。因此，张全鑫的领款行为既无原告的授权，也不构成表见代理，领款行为不及于原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可以向张全鑫主张返款。至于张全鑫在此期间曾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支付部分款项一节，也不能证明其有权代表原告向被告领款的权限，其可以另行主张相关权益。
2、张全鑫没有权限代表原告进行工程量汇总和接受第二被告的通知书。（二）被告提供的2017年3月3日（二）被告工作人员与张全鑫对工程量的汇总及2017年6月26日张全鑫代原告签收的第二被告发出的催促原告交付发票的通知书，因为张全鑫的行为既无原告的授权，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故该工程量汇总和通知书，不予采纳。
3、欠付工程款的数额。根据原告提供的2015年7月18日原告与二被告的工程量汇总，工程总金额为8,649,385.42元，第一被告已付款570万元，故原告主张由第二被告支付欠付的工程款2,949,385.42元，予以支持。
三、原告出具发票是否应当与被告给付工程款同时履行
《工程合同》和《三方协议》均约定，支付工程款时，出具合法有效的票据，根据该约定，双方在签订合同和协议时将开具发票视为与支付工程价款同等的义务。在《工程合同》并未要求具体的发票种类，合同履行过程后，第一被告支付了工程款570万元，第一被告同时收到了原告的收据，故原告已履行了出具票据的义务，应视为该项工程款的对等开具发票的义务履行完毕。至于《三方协议》中的票据类型，通过原告当庭提供的开具给第二被告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能够确定原告与第二被告已经协议约定支付工程款的同时由原告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在第二被告支付欠付工程款同时，原告应出具同等数额的发票。鉴于原告已向第二被告开具了1,581,888元发票，原告应在第二被告支付欠付工程款2,949,385.42元的同时将剩余金额的发票（发票金额为：2,949,385.42元-1,581,888元=1,367,497.42元）交付第二被告。
四、第二被告是否应当承担逾期付款利息
虽然按照《工程合同》的约定，工程款以竣工结算时间后十五日按约定支付，但双方也同时约定，开具发票和给付工程款为同等义务。原告给第二被告开具发票时间是从2017年1月23日起，原告已开具了部分发票的情况下，第二被告应支付相应的工程款，第二被告未付工程款应承担支付欠付工程价款利息的义务。第二被告应自2017年1月23日起至工程款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给付原告欠付工程款的利息。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大连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凭原告大连俊友门窗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1,367,497.42元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949,385.42元；二、被告大连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1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工程款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32,54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542元，第二被告负担32,000元，第二被告给付案件受理费时间同上。
本院二审期间，浩盛开发公司提交了《联合开发合同书》以及《情况说明》，拟证明大连宏昌集团有限公司与浩盛开发公司合作开发案涉万棵树项目，大连宏昌集团有限公司委派孙忠燕在合作开发万棵树项目时处理相关财务事宜，张红自孙忠燕处领取的5万元现金就是孙忠燕在处理万棵树项目绿化工程相关财务手续的职务行为。俊友门窗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孙忠燕向张红支付5万元现金借款的行为效力不能及于俊友门窗公司。浩盛建筑公司对该两份证据没有异议。因上述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2015年7月18日，原告向第一被告提交了工程结算文件并提出结算要求，由第一被告三个项目负责人（袁文民、高良坤、徐茂政）、第二被告总负责人（徐建立）以及原告三方共同对门窗工程量进行了汇总，形成《万棵树门窗工程量汇总》，三方共同签字确认原告工程量为普通门窗15,858.11平方米，圆弧门窗面积为369.63平方米，结算总金额为8,649,385.42元。”应更正为：”2015年7月18日，浩盛建筑公司三个项目部相关人员（袁文民、高良坤、徐茂政）、浩盛开发公司人员相关人员（徐建立）以及俊友门窗公司三方签订《万棵树门窗工程量汇总》，内容为：一、第一项目部：A、普通门窗面积：5811.69平，B、圆弧窗面积123.49平，C、6#楼首层理石口圆弧门面积130.68平（按实际加工面积结算），D、幕墙面积：102.54平（未施工，不在合同内，单独计价）；二、第二项目部：A普通门窗面积：4571.89平，B圆弧门面积：42.18平，C、地弹门面积13.84平（未施工，不在合同内，单独计价）；三、第三项目部：A普通门窗面积：5474.53平，B、圆弧门窗面积：73.28平；四、合计总工程量：A、普通门窗面积：15,858.11平，B、圆弧门窗面积：369.63平，C、幕墙面积：102.54平（未施工，不在合同内，单独计价），D、地弹门面积：13.84平（未施工，不在合同内，单独计价）。”一审查明的”第二被告自2015年9月22日至2017年5月27日共给付张全鑫工程款和借款共计220.99万元。”应更正为：”浩盛建筑公司、浩盛开发公司自2015年9月22日至2017年5月27日共给付张全鑫工程款共计220.99万元。”一审查明的”2017年1月23日、2017年3月7日，原告向第二被告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14张，其中，13张金额为116,951元、1张金额为61,525元，金额合计1,581,888元，但第二被告并未支付工程款。”应更正为：”2017年1月23日、2017年3月7日，原告向第二被告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14张，其中，13张金额为116,951元、1张金额为61,525元，金额合计1,581,888元。”除上述事实外，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结合一审质证的证据以及二审采信的证据，本院补充查明：2009年11月8日，浩盛开发公司、大连泛华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宏昌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合同书》，约定三方联合以浩盛开发公司名义对外实施开发大连市西南路755号地块。2014年3月11日，浩盛开发公司发布万棵树A区、B-C区断桥铝窗工程招标说明书，工程地点为大连市西南路755#地块。2018年3月5日，大连宏昌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浩盛开发公司开发的”万棵树”项目，由我公司参与合作开发。合作开发过程中，我公司委派徐玉琴担任浩盛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委派孙忠燕处理浩盛开发公司开发”万棵树”项目相关的财务、会计事务。孙忠燕于2016年11月21日以”借条+现金”方式付给张红的5万元，实际付的是俊友门窗的工程款。孙忠燕的行为是其处理浩盛开发公司”万棵树”项目门窗工程财务事务的职务行为。
另查，2017年3月3日，浩盛建筑公司三个项目部相关人员（宋玉龙、高良坤、唐本亮）、浩盛开发公司相关人员（徐建立）以及张全鑫三方共同签署《万棵树门窗工程量汇总》，内容为：一、第一项目部：A、普通门窗面积：5695.59平方米，B、圆弧窗面积254.17平方米；二、第二项目部：A普通门窗面积：4446.97平方米，B圆弧门面积：42.18平方米；三、第三项目部：A普通门窗面积：5474.53平方米，B、圆弧门窗面积：73.28平方米；四、合计总工程量：A、普通门窗面积：15,617.09平方米，B、圆弧门窗面积：369.63平方米。
本院认为，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一审法院未判令浩盛建筑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各方对此均未提其上诉，本院对此不予审查。根据诉辩双方的上诉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张全鑫、张红收取款项的效力；二、应付工程款的确定；三、付款条件的成就。
关于张全鑫收取220.99万元款项的效力，俊友门窗公司主张张全鑫无权收取工程款，其行为对俊友门窗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浩盛开发公司以及浩盛建筑公司主张张全鑫收取款项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张全鑫的身份，俊友门窗公司只认可张全鑫曾系其公司司机，但本案现有证据与其主张并不一致。第一，俊友门窗公司提交的与崔长勇、刘县辉分别签订的万棵树《铝合金门窗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在第七条甲方责任中均约定俊友门窗公司委托张全鑫对施工全过程进行监理，委派张全鑫、靳宝元为其现场代表协同监理公司一起监管检查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控制等，并负责解决现场施工碰到的问题。第二，浩盛开发公司提交的崔长勇、刘县辉以及靳宝元于2017年9月分别出具的书面证明文件，各自声称张全鑫自2015年至2017年，分别支付了俊友门窗万棵树项目相应的人工费或工资。第三，浩盛开发公司提交的2015年11月13日的一份俊友门窗公司付给李建中万棵树工程玻璃货款的请款单中，张全鑫在部门负责人处签字。李建中于2017年10月23日在该请款单的复印件下作出情况说明，内容主要为”2015年11月13日李总通知我去取壹万元现金，此款是俊友门窗付给我的货款。”该份情况说明由俊友门窗公司作为证据提交。李建中在出具情况说明时并没有否认请款单的真实性。第四，浩盛开发公司提交的四份会议/培训签到表显示，张全鑫多次作为俊友门窗公司的代表与其他分项工程的代表一起参加了监理公司组织的工地例会。此外，浩盛开发公司还提交了部分材料供应商开具的销货清单、商品销售明细清单、收条、送货单、付款明细、发货单等与发货、送货、支付材料款相关的证据，此部份证据均为张全鑫所提供，其内容也能反映出张全鑫确实以俊友门窗公司的名义为案涉工程支付了部分材料款。第五，张全鑫出具了经公证的情况说明并在一审时出庭作证其为俊友门窗公司在万棵树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另外，浩盛建筑公司持有的《工程合同》尾部俊友门窗公司的委托人处张全鑫的签字虽非合同订立时所签，但张全鑫一直为案涉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为方便现场施工工作的进行，要求俊友门窗公司明确项目委托人，亦符合常理，并不能因张全鑫未在合同签订同时签字，就认为张全鑫不是项目委托人。故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张全鑫为案涉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其次，商行为的重要特征在于其”持续营业性”，与一次性代理行为的民事代理不同，商事代理通常是持续的营业性代理。与民事代理注重基于具体代理授权意思不同，商事代理往往基于经理或商事代办人之地位和职务。这种概括授权不需要商主体的主动授权，故一个人被指定担任某一特定的职务，而这一职务的恰当行使需要进行某些特定类型的交易，则这一指定就自动的授予该人有进行此类交易的代理权。本案中，虽然俊友门窗公司并未出具张全鑫具有代收工程款委托权限的明确书面授权，但张全鑫系俊友门窗公司现场负责人，并曾代表俊友门窗公司领取了浩盛建筑公司所支付的第一笔工程款。张全鑫在收到浩盛建筑公司、浩盛开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的方式支付的款项后均出具了收据，明确是代表俊友门窗公司收取案涉工程款。张全鑫在收取款项后，部分用于支付了案涉工程的人工费、材料费以及工人工资。更为重要的是，张全鑫从开始收取案涉工程款之后多次向俊友门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俊伟银行转账共计57.59万元，李俊伟虽否认上述款项系案涉工程款，但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张全鑫之间存在着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李俊伟作为俊友门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张全鑫代为收取浩盛建筑公司、浩盛开发公司所支付的工程款是知晓的，但并无证据表明俊友门窗公司向浩盛建筑公司或浩盛开发公司明确告知张全鑫无代收工程款的权限。俊友门窗公司对张全鑫作为现场负责人工作职责所需代收工程款的行为也是默认的。以上行为可以认定张全鑫在代收工程款时存在着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最后，《工程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的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支票，俊友门窗公司需出具合法有效的票据，否则浩盛建筑公司有权迟延或拒付工程款。在该份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案涉工程款并非全都是银行转账支付，也有以现金形式支付。此后签订的《三方协议》将付款及发票的履行顺序进行了变更，由原来的同时履行变更为付款后提供发票。虽然各方对《三方协议》的签订时间各执一词，但浩盛开发公司的相关人员徐建立在2015年7月18日形成的《万棵树门窗工程量汇总》上签字，表明浩盛开发公司当时已经加入到案涉工程的施工合同关系，故《三方协议》至迟应在该日签订。浩盛建筑公司、浩盛开发公司此后向张全鑫支付工程款，张全鑫未同时提供俊友门窗公司所开具的收款收据，并未违反《三方协议》的约定，不能据此认定张全鑫代收工程款的行为未得到俊友门窗公司的认可。至于浩盛建筑公司、浩盛开发公司在向张全鑫个人账户转账的交易凭证上记载的汇款用途为借款，但正如俊友门窗公司所认同的，银行在办理个人汇款业务时用途不允许填写工程款，故仅凭汇款用途不足以认定张全鑫所收款项为个人借款。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浩盛建筑公司、浩盛开发公司基于张全鑫现场负责人的身份向张全鑫支付案涉工程款欠缺构成表见代理所需的善意或无过失的要素。综上，张全鑫为俊友门窗公司在案涉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其代收案涉工程款的行为并未超出工作职权的合理范围，浩盛建筑公司、浩盛开发公司在付款时是善意且无过失的，俊友门窗公司对此也予以默认，故可以认定张全鑫收取220.99万元工程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俊友门窗公司承担。
关于张红收取5万元款项的效力，张红向孙忠燕出具门窗款借据后领取了5万元现金，结合张红个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收条、《联合开发合同书》以及大连宏昌集团有限公司《情况说明》，可以认定孙忠燕系受大连昌盛集团公司委派为该公司的万棵树项目合作者浩盛开发公司支付案涉工程款。张红在领取该5万元现金时仍为俊友门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俊伟的妻子，张红在此之前也从浩盛建筑公司领取过案涉工程款，在此种情况下，应认定张红收取5万元工程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俊友门窗公司承担。
关于应付工程款的确定，《工程合同》约定，案涉工程以”固定综合单价”的方式承包，具体单价为铝合金窗533元/平方米，工程量按实际发生结算。关于工程量的确定，双方各自主张以己方提交的《万棵树门窗工程量汇总》为准。本院认为，首先，俊友门窗公司提交的《万棵树门窗工程量汇总》形成于2015年7月18日，该汇总表不仅包括了在约定施工范围内的普通门窗、圆弧门窗的面积，还包括了不在约定施工范围内的未施工的幕墙面积、地弹门面积。尤其还将第一项目部的圆弧门窗分别进行了统计，其中圆弧窗的面积为123.69平，6#楼首层理石口圆弧门面积130.68平，并特别标注按实际加工面积结算。以上信息表明该汇总表并非在工程全部完工经过现场准确测量所确认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最终工程量的确认。其次，俊友门窗公司提交的与大连腾飞玻璃有限公司签订的《承揽加工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6月11日至2015年10月11日，承揽加工期间也超出了俊友门窗公司所主张的工程量最终确认的时间。并且浩盛开发公司提交的多份证据显示2015年7月18日之后，仍然有材料商送货至施工现场，人工费也继续发生。以上证据进一步佐证了形成于2015年7月18日的《万棵树门窗工程量汇总》并非是对工程量的最终确认。俊友门窗公司一方面主张双方于2015年7月18日进行了工程决算、2015年8月13日后再未收到工程款，一方面主张《三方协议》形成于2017年1月17日，如在《三方协议》签署时，工程价款已经确认，在三方协议已经变更了工程款支付主体的情况下，未同时对应付款数额、已付款数额进行确认也是不符合常理的。最后，如前所述，张全鑫的身份是俊友门窗公司在案涉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其代表俊友门窗公司与浩盛开发公司、浩盛建筑公司对案涉工程量进行最终确认也未超出其职权合理范围。故案涉工程量应以浩盛开发公司提交的2017年3月3日所形成的《万棵树门窗工程量汇总》为准。按照固定单价533元/平方米计算，案涉工程造价应为533元/平方米×（15,617.09平方米+369.63平方米）=8,520,921.76元。《工程合同》约定，工程竣工结算资料交付完成且办理完工程结算后十五日内，支付至工程结算价97%的工程款，工程结算价3%的工程款作为质量保修金，待保修期满后付清，保修期为两年。保修时间从双方竣工资料交接签字之日起算。同时约定浩盛建筑公司在收到俊友门窗公司提供的《工程结算资料交接单》后三个月办理完成工程结算。鉴于案涉工程并未进行正式的竣工验收，且按照合同约定，采用固定综合单价计价，即只要确定了工程量，就可以同时确定工程结算价，故可以将三方最终确定工程量之日即2017年3月3日认定为工程结算之日。浩盛开发公司应自该日后十五日内支付俊友门窗公司305,394.11元（8,520,921.76元×97%-5,700,000元-2,209,900元-50,000元），逾期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于保修金，根据上述约定，保修期可自结算日往前推算三个月即2016年12月3日起算，现保修期尚未届满，剩余3%保修金255,627.65元，俊友开发公司可待保修期届满后另行主张。
关于付款条件，浩盛开发公司主张俊友门窗公司应提供未开具的6,939,033.76元发票后方能支付剩余工程款。本院认为，如前所述，《三方协议》已对《大连万棵树项目门窗工程合同》所约定的付款时需提供合法有效的票据的约定变更为付款后提供工程材料发票。故开具发票不再是付款的前提条件。浩盛开发公司以此为由拒付工程款，缺乏合同依据。但鉴于一审判决判令俊友开发公司应在浩盛开发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的同时将金额为1,367,497.42元增值税普通发票一次性提供给浩盛开发公司，俊友开发公司对此未提起上诉，是对其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尊重，对此不再调整。
综上所述，浩盛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民初419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民初41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大连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凭大连俊友门窗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1,367,497.42元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次性向大连俊友门窗制造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305,394.11元；
三、变更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民初41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大连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向大连俊友门窗制造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305,394.11元自2017年3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四、驳回大连俊友门窗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2,542元，由大连俊友门窗制造有限公司负担26,661元，由大连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元58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542元，由大连俊友门窗制造有限公司负担26,661元，由大连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元588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学枝
审判员 刘丽媛
审判员 刘冬艳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董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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