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农垦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绥民初字第196号原告黑龙江省肇源农场，组织机构代码证77789630－1，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肇源农场。法定代表人杨广明，该农场场长。委托代理人王帆，黑龙江鹏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尚立书，男，195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肇源农场水务局局长。被告王杰，男，196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委托代理人吕湛东，黑龙江江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黑龙江省肇源农场（以下简称“肇源农场”）因与被告王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5月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受理此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的承包面积进行测量，原、被告双方同意聘请农场相关部门人员在法院工作人员主持下进行现场勘查测量。本案于2015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肇源农场委托代理人王帆、尚立书，被告王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吕湛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肇源农场诉称：2000年11月27日，原、被告签订了《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将国堤西侧泄洪区内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给被告，其中草原2万亩、伊里契鱼池1500亩、耕地1500亩。期限20年（从200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30日）。承包费每年6万元，鱼池1.5万元（1500亩10元／亩＝1.5万元）、耕地1.5万元（1500亩10元／亩＝1.5万元）、草原3万元（20000亩1.5元／亩＝3万元）。2007年1月24日，原、被告签订了补充合同，承包期限由2021年12月30日延长至2028年12月30日，承包费每年增至16万元。2013年原告单位部分职工因为地土承包问题提出异议，原告组织相关人员对被告承包合同涉及的水田、旱田、鱼池进行了测量，初查被告多占用水田、旱田2118亩，并且部分地块改变用途。原告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返还多占的土地或支付承包费用未果，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返还多占用的草原、耕地、鱼池，返还因多占土地而获得的不当利益15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王杰辩称：被告的意见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一、从事实方面看，原告误用了合同，原告起诉依据的是2000年11月27日的合同，并有断章取义的行为，实际应依据双方2000年12月20日的合同。后一合同变更了前一合同的内容，主要是变更了第二条，把前面约定的内容变更了，把2000年11月27日的合同第二条的数字变成了一个变量的数字，确认了不准确性，原告误读误解合同。2、从法律方面看，亦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分两方面来说：（1）如果就本案原告起诉的事实理由看，也是一个重大误解或承包价格上的显失公平问题，而非向原告主张的简单归结为多占、少占问题；（2）按照合同法第54条规定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是可撤销的合同。再按55条第一项的规定除斥期间为一年，而原告2013年3月25日前既已知道面积问题，而起诉书上标明的是2015年4月29日，早已超过两年。原告用排除法及列举确定了被告的面积，面积十分明确，两份合同在第一条及附图都是一样的，并无扩大原告留下面积的界限或减少被告的承包面积的界限。附图上的面积界限是清楚的、固定的。今天的耕地面积并不能机械地用15年前的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大约面积去套，因为耕地面积是一个变化的、动态过程。即应开发、开垦使其增加，今天的耕地面积，按双方补充协议第六条规定，已增加了许多，但仍在被告原承包的界限范围之内，鉴于上述理由，原告若主张被告多占，不是说被告现有耕地多少、多了多少，而是应说原告预留的水面、渔政管理及国堤50米内被被告占了多少，这才符合合同约定的实际，因此导致原告请求和主张的不匹配。第二大理由：从法律方面看，亦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撇开耕地面积的动态变化和原定量的不准确性，姑且从原告角度考虑，现实际面积大于约定面积，也只能识别为面积的重大误解或承包价格的显失公平，而非多占问题；2、按合同法54条规定，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属于可变更或可撤销的行为。而按55条第一项规定，变更或撤销的除斥期间为一年。原告在诉状及其证据丈量结果中已表明其明知的时间是2013年3月25日，而其起诉在两年后2015年4月29日，远远超出了除斥期间的不变期限。因此导致自己失权。在庭审中，原告肇源农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1份（附公证书）、2003年3月28日《协议书》、2007年1月24日《补充合同》。证实双方于2000年11月27日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并且经过公证机关公证；2003年3月28日的《补协议》在原合同基础上减少了1234亩草原，被告的草原面积应为18766亩，就是第一份合同的20000亩减去1234亩。2007年1月24日的《补充合同》是在原有基础上承包期延长至2028年12月30日，每年租金由6万元增加到16万元。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都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这份合同已经被2000年12月30日的合同所变更。对其中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双方变更了合同，这种处分行为是合法的。因此公证书所证明内容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其附属性因合同变更而不具有证明效力。对《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这份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对《补充合同》无异议。第二组证据。收据四张（2010年1月19日、2011年1月19日、2012年1月16日、2014年1月14日）证实这四年被告每年向农场缴纳承包费16万元，双方一直在履行承包合同，被告没有拖欠承包费。被告对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法院勘查测量笔录24页、双方签字的肇源农场坝外王杰经营的草原、耕地总面积统计表1页、肇源农场坝外王杰耕地面积情况统计表4页。证实被告承包的农场国堤西50米以外，不包括自然水面、鱼政管理的承包范围内的草原、鱼池、耕地总面积为26412.08亩。其中伊里契鱼池1500亩，草原和耕地总面积24912.08亩（被告净耕地旱田、水田总面积为18520.014亩）。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在庭审中，被告王杰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00年12月30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及附图。证实一、它变更了原告举证的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第二条变更了原合同的数字改成了“约”，就是说是估算的；第五条把总承包金额进行了确认为120万元；第八条增加了一处养殖场1万平方米。证实二、第一条和后面的附图明确界定了双方承包和预留的土地界限。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认为1、在农场的档案中没有备案，我方也没有看到这份合同；2、这份合同没有进行公证，合同最后的第十一项写着“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公证机关各一份”；3、被告提供的这份合同中附图与原告和被告签订的第一份合同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的附图是一致的，并没有变化；4、合同的第四项承包期限20年，从2000年月日”，这项约定就没添写起始时间，有悖于正规合同的签订方式；5、这份合同上面没有废止原合同记载字样，说明双方签订的第一份合同仍然在履行和生效；6、第八项是农场在一队提供养殖场，面积是1万平方米，我们不知道是如何履行的，现在也不清楚。2、王XX的证人证言。证实两份合同的签订过程，第二份合同与第一份合同变更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按照人民法院证据规则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3、2007年1月24日《补充合同》。证实补充合同第六条“乙方（被告）在承包范围内的资源合理利用、合理经营，并可以招商，甲方（原告）不得干预”。在这一约定下，衍生两个问题，第一、在承包范围内，承包面积会出现动态变化；第二、只要在承包界限内，无论土地增加、减少都是合法的权利，并不是侵占，而是开发、开垦。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这一条约定的是对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是在固定的亩数内进行开发利用，而不是多占用草原或土地的面积。4、关于王杰与农场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费用的说明一份（时间是2015年4月23日，来源于法庭，是原告在起诉时向法庭提供。）证实1、被告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前7年和后8年均按2000年12月30日合同和2007年1月24日补充合同给付了承包费；2、以此证明2003年3月28日的补充合同关于减少面积、减少承包费的这一合同并未履行。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借此证据主张自己的观点有异议。双方签订的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和补充合同承包费都是6万元没有变化，被告拿我们的费用说明认为他们履行的是2000年12月30日合同是错误。综上，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这份合同部分内容已被2000年12月30日双方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所变更。本院认为，2003年3月28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甲方（原告）将2000年11月27日承包给乙方（被告）草原面积中的夹信岛部分面积1234亩草原收回，用于另行开发旅游业项目”，双方签订合同三年后，对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协议变更，这说明无论2003年3月28日的《协议书》是否得到实际履行，原、被告双方在过去的三年中一直在履行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反推之，同一块地有两份不同内容的承包合同，只能有一份合同生效和实际履行，如果2000年11月27日合同被2000年12月30日合同替代了，就不存在三年后对已被替代的自身已无效的合同进行协议变更了。又据2000年12月30日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在农场没有备案，这不符合农场对合同的管理贯例。因此，本院对2000年11月27日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证明的事实，予以采信。对该组证据中的2003年3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本院认为，《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作为补偿，甲方（原告）将乙方（被告）原合同总承包费中每年核减2000元”，从原告提供的被告缴纳承包费的证据上看，原告没有进行核减，被告仍在按原合同标准缴纳承包费，这证明《协议书》虽签订了，但没有实际履行，本院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该组证据中的《补充合同》，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实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缴纳承包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有异议。本院认为，关于两份《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双方争议的实质是实际履行的是哪份合同问题。对此，本院在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认证中已经进行了阐述，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00年11月27日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因此，本院对该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因证人没有出庭质证，原告提出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第六条应当是在约定的面积内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不能多占用草原或土地面积。本院认为，该证据是对《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的补充约定，其中第六条是对开发方式的约定，对承包范围因《补充合同》没有重新约定，应依主合同确定。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被告欲证明问题，不予采信。对被告提拱的证据4，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以此证明不了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00年12月20日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本院认为，此证据来源自原告，能够证明从2000年双方签订合同后至2015年被告缴纳承包费用的情况，也能证明2003年3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每年核减2000元承包费”没有履行，但据此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00年12月20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的理由不成立。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被告欲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00年12月20日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认定事实如下：2000年11月2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原告）将国堤西侧泄洪区内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给乙方（被告），不包括水面、鱼政管理和国堤50米以内的土地；承包面积草原20000亩、伊里契鱼池1500亩、耕地1500亩；乙方承包经营项目为种植业、养殖业；承包期限20年，自200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30日止；每年承包费6万元，总计120万元，其中伊里契鱼池每亩收费10元、耕地每亩收费10元、草原每亩收费1.5元。2000年11月28日，黑龙江省绥化农垦公证处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2000年12月30日，双方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没有实际履行。2003年3月28日双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于政策调整，为了大力发展农场旅游业，经双方充分协商，在原合同基础上，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原告）将2000年11月27日承包给乙方（被告）草原面积中‘夹信岛’部分，面积为1234亩草原收回，用于另行开发旅游业项目；2、作为补偿，甲方将乙方原合同总承包费中每年核减2000元”，该合同也没有实际履行。2007年1月24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合同》，约定“双方继续履行原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各项条款；承包期限自2000年12月30日至2028年12月30日止；承包费自本补充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被告）于2007年向甲方（原告）缴纳承包费6万元，自2008年起乙方每年向甲方缴纳承包费16万元，直至合同终止；乙方可以寻找合作开发伙伴，对承包范围内的资源进行合作经营和合理开发利用，甲方不得介入或干预，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2015年9月、10月份，经原告申请被告同意，在法院主持下聘请相关人员对涉案地块进行了现场勘查测量，测量结果为被告实际经营管理的草原、鱼池、耕地总面积26412.08亩（农场国堤西50米以外，不包括自然水面、鱼政管理），其中伊里契鱼池1500亩，草原和耕地总面积24912.08亩（旱田、水田净面积为18520.014亩）。另查明，至2015年，被告共计向原告缴纳承包费170万元。其中2000年至2007年被告每年缴纳承包费6万元，合计42万元。2008年至2015年被告每年向原告缴纳承包费16万元，合计128万元。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00年11月27日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2007年1月24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系对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相关内容的变更，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亦合法有效。关于本案中是否存在对承包面积约定的重大误解问题。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将国堤西侧泄洪区内的草原、鱼池、耕地，不包括水面、鱼政管理和国堤50米以内的土地承包给被告”；第二条约定被告承包面积为“草原2万亩、伊里契鱼池1500亩、耕地1500亩”。问题是被告在第一条约定的范围内即图纸界定的范围内开发，但开发面积又超过了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数字面积，被告认为双方对承包范围和面积的约定构成了重大误解，其开发没有超出合同约定的界限和范围就不存在多占地问题。本院认为，合同第一条及图纸约定的是被告承包地的位置，第二条是对被告在这个范围内的具体承包面积的约定，第一条和第二条之间是逐层深入的递进关系。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关于承包面积的问题，既要符合第一条的约定，又要满足第二条的限制，才能完全符合合同的约定。另外，从被告向原告缴纳承包费6万元（草原20000亩1.5元／亩、鱼池1500亩10元／亩、耕地1500亩10元／亩）的计算方法也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对承包面积及依据该面积计算出来的承包费有明确具体的约定。本案中，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对某种事实因素主观认识上的错误，也就是说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客观实际一致，不构成误解，更构不成对面积约定的重大误。因此，被告的总承包面积应按实际履行的2000年11月27日签订的《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认定为23000亩。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多占的草原、耕地、鱼池2118亩及返还不当得利1500000元问题。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承包草原2万亩、伊里契鱼池1500亩、耕地1500亩。2007年1月24日《补充合同》第六条约定“被告对承包范围内的资源进行合作经营和合理开发利用”。本院认为，双方在该补充合同中延长了承包期，同时增加了承包费用，但没有对承包范围重新进行约定，因该条是对主合同内容的补充约定，没有重新约定承包范围，就应当视为在主合同确定的23000亩总面积内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依第六条产生的结果是鱼池面积没有发生变化，草原面积减少，耕地由原来的1500亩增加至18520.014亩（包括旱田、水田）。所以，不能再按原合同确定被告多开发耕地多少亩。2000年11月27日《草原鱼池耕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总承包面积为23000亩，经勘验测量被告实际经营管理的草原、鱼池、耕地总面积为26412.08亩，被告实际经营管理的草原、耕地面积超出合同约定的面积3412.08亩。原告主张被告返还2118亩没有超过被告超范围实际经营面积，对原告要求被告从其经营的草原、耕地中返还2118亩土地的诉讼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50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1、被告王杰返还原告黑龙江省肇源农场2118亩土地；2、驳回原告黑龙江省肇源农场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原告黑龙江省肇源农场负担14800元，被告王杰负担3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审判长  倪海军审判员  徐艳慧审判员  高 勇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郭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