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锦江民初字第1621号
原告黄麓熹。
委托代理人李秀娟。
委托代理人杜雪。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江支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惜字宫南街*号。
负责人姜勇。
委托代理人张淑娟。
本院于2014年3月14日受理原告黄麓熹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江支公司（人保锦江支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张真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4月11日、7月4日公开开庭进�了审理。原告黄麓熹的委托代理人李秀娟、杜雪，被告人保锦江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淑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麓熹诉称：原告为其所有的川AG6G**马自达轿车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限额为2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2011年1月14日，原告驾驶保险车辆在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与府城大道口交叉路口处发生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事后原告向被告告知了事故，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原告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之后原告垫付了本车修车费102443元、施救费600元，支付了其他各车修车费、施救费55225.01元。但被告对原告商业险索赔申请以符合免赔条件为由拒赔。原告认为，被告未向原告提供保险条款和提示、说明免责条款，且原告因伤离开就医，被告拒赔理由不成立。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上述各项费用合计158268.01元，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人保锦�支公司辩称：原告在发生事故后未报警、未保护现场、未抢救伤员、不须急救而自行离开现场，没有合理解释，是逃逸行为；本案车辆受损情况与原告伤情不合常理，存在醉驾和顶包嫌疑；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保险条款，对免责条款已作提示和明确说明，原告属重大违法行为，被告仅需尽到提示义务；原告事故中的损失应扣减残值部分。故本案属免赔范围，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黄麓熹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黄麓熹的身份证、人保锦江支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材料，拟证明双方身份。
2、保险单及保险专用发票，拟证明黄麓熹与人保锦江支公司成立合法的保险关系以及保险责任和保险限额等约定内容。
3、拒赔通知书，拟证明人保锦江支公司对本案保险事故所涉商业险作出拒赔处理。
4、成都市交管局一分局公交一认字（2011）第00063-1号道�交通事故认定书，拟证明在保险期间发生了本案保险事故。
5、驾驶证、行驶证、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照片，成都商报报纸，拟证明黄麓熹是合法驾驶，保险事故发生后由同乘人员朱原善后处理。
6、维修费发票、维修协议单、定损确认书及清单、零部件残值回收清单、赔偿协议、转账POS单、收条，其中本车维修费102443元、施救费600元，其他事故车维修损失55225.01元，本车定损金额100811.82元，川A53G**、川A540**、川A05M**、川AD75**事故车定损金额36848元。拟证明黄麓熹支付本车和其他五车维修损失费，除川A860**以外各车定损情况。
7、成都善道医院初诊病历记录、门诊票据（共八页），其门诊挂号费、放射费、彩超费出票时间为2011年1月15日0时19分。拟证明事故后黄麓熹因受伤就医离开现场。
人保锦江支公司对该部分证据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提出定损确认书列明川AG6G**回收残值600元，川A540**、川AD75**回收残值330元。
被告人保锦江支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投保单、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拟证明本案符合约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情形。
2、赔款单，载明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理赔核算金额为2000元、无责代赔金额400元，拟证明人保锦江支公司已按约定给付交强险保险金。
3、交通事故复核受理通知书、成公交复字（2011）第1108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拟证明黄麓熹事故发生后自行离开现场。
黄麓熹对该部分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提出赔款单赔付的交强险部分与本案第三者责任险无关联。
审理中，根据被告人保锦江支公司的申请，本院向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调取处理本案事故所涉“公交一认字（2011）第000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报案记录、黄麓熹及同车人员接受询问、酒精测试及参与事故处理的笔录或记录”，该局向本院提供了黄麓熹及同车人员的询问笔录共三份，其中询问黄麓熹笔录载明询问时间为2011年1月15日14时40分至17时5分，双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经审查以上全部证据的形式、内容，结合双方质证意见并综合分析各证据间的联系及其与本案的关联程度，本院确认以上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
2010年10月11日，黄麓熹为其所有的马自达CA7201AT4轿车（投保时临时牌号暂A66800，现牌号川AG6G**）向人保锦江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2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自2010年10月12日至2011年10月11日。人保锦江支公司向黄麓熹出具了投保单、保险单和保险条款，黄麓熹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栏署名确认，“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人保锦江支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六）项、《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以加粗黑体字载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仿造现场、毁灭证据”，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2011年1月14日21时许，黄麓熹驾驶被保险车辆搭乘朱原，由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方向沿府城大道，行至与天府大道交叉路口突然右转时，因操作不�致车辆失控驶入逆向车道，与由华阳方向沿天府大道行至与府城大道交叉路口停在左转弯车道等候放行信号的川AD75**轿车相碰，川AD75**侧后移动后又与同车道之后及右侧车道等候放行信号的川A53G**、川AD75**、川A540**、川A860**车辆连续相撞，致二人受伤、多车受损。事故发生后，黄麓熹未报警，未抢救伤员，弃车离开现场到中和镇成都善道医院就医，门诊查体诊断：“1、多处软组织挫伤；2、右侧胸壁软组织挫伤；3、颅脑闭合性挫伤？”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对本次事故作出成公交一认字（2011）第00063号事故认定，后于2011年6月21日以成公交一认字（2011）第00063-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核认定黄麓熹驾车右转时采取措施不当致车辆失控，事发后黄麓熹未报警，也未救治伤员，自行离开事故现场，黄麓熹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事后，黄麓熹支付本车维修费102443元、施救费600元，赔付川A53G**号、川A540**号、川A05M**号、川AD75**号、川A860**号车损共计55225.01元。除川A860**外，人保锦江支公司核定了各车损失，其中被保险车辆川AG6G**号100811.82元，川A53G**号5915元、川A540**号4625.01元、川A05M**号4958.15元、川AD75**号36848元。2012年9月3日，人保锦江支公司对黄麓熹对此次事故提交的商业保险索赔申请，以符合《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为由拒赔。
本院认为，原告黄麓熹与被告人保锦江支公司之间成立合法的责任保险合同关系。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人保锦江支公司援引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是否具有合同效力，二是黄麓熹是否符合未依法采取措施逃离事故现场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情形。
一、关于人保锦江支公司援引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本身是否具有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立即抢救受伤人员、迅速报警。本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六）项、《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约定，“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具有引述前列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的性质，该条款经保险人告知、提示后即具有合同效力。根据人保锦江支公司提供的投保单，黄麓熹签名确认人保锦江支公司已提供保险条款并对保险条款的内容作出了说明，同时前列保险条款文本，以加粗黑体对包括争议条款在内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作出足以引起特别注意的区别性标识，应认定人保锦江支公司履行了提供、告知、提示义务，该系争合同条款对双方均具有合同效力。
二、黄麓熹是否符合未依法采取措施逃离事故现场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情形。黄麓熹提出其在事故发生后由同车乘员朱原善后处理，没有放弃机动车所有权，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未认定其逃离现场，其次日到成都市交管局接受调查，事后又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不符合未依法采取措施即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本院认为，根据前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负有采取立即停车、保护现场、立即抢救受伤人员、迅速报警等措施的法定义务，该法定义务不得违反。除因义务冲突或确有正当理由外，驾驶员违背前述法定义务即离开事故现场，即应认定为未依法采取措施逃离事故现场。成都市交管局认定黄麓熹在事故发生后未报警、未抢救伤员即离开现场，属于未依法采取措施逃离事故现场。从黄麓熹同车乘员朱原接受成都市交管局调查时的陈述和成都商报对本案事故的报道看，朱原在事故前大量饮酒，事发时并不具备善后处理能力，亦无证据表明其主动履行了立即抢救伤员和迅速报警的义务。朱原接受调查时陈述，是在被围住交涉、“黄麓熹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时，和对方人员前去医院缴纳的医疗费，无证据表明黄麓熹在离开现场前委托了朱原善后处理。黄麓熹称因受伤急需救治而离开现场，但其既然能自行就医，却又在就医途中及之后均未作报警处理，直至次日下午才到成都市交管局陈述事故经过。因此，黄麓熹并未对因事故受伤需紧急救治的正当性、合理性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健康权与负有的法定义务发生紧迫冲突而别无选择。至于黄麓熹是彻底放弃机动车所有权还是暂时脱离对事故车辆的控制，事后是否主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均不影响其脱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性质。
综上，本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六）项、《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具有合同效力。黄麓熹在事故后无正当合理理由，未依法采取适当措施即逃离事故现场，符合该项所列免除保险人责任事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麓熹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466元、减半收取1733元，由原告黄麓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张真伟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熊 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