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浙行申72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汪国芳，男，汉族，1988年3月13日出生，住建德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建德市下涯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建德市下涯镇桥头。法定代表人叶胜平，镇长。委托代理人储立，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汪国芳因诉建德市下涯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下涯镇政府）房屋拆迁行政合同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的（2017）浙01行终1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汪国芳申请再审时称：1.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拆迁协议》合法有效违背客观事实和缺乏法律依据，申请人从未追认过该《拆迁协议》的法律效力。一审判决明确指出，涉案《拆迁协议》是由杨银娇代替申请人签字。杨银娇在申请人不知情、未签订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受被申请人的欺骗、胁迫之后以申请人的名义签字，属无权代理，并非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申请人知道杨银娇以其名义签订协议后，一直拒绝追认；也多次向被申请人提出撤销协议并退还杨银娇代为领取的补偿款项，申请人和杨银娇至今未使用过上述款项。另外，申请人之所以直到2016年才提起确认涉案《拆迁协议》无效的诉讼，是因为被申请人曾在2014年8月4日向建德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撤销涉案《拆迁协议》。申请人收到上述民事诉讼的起诉状副本后，近两年迟迟未等到开庭通知，才于2016年3月向建德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根据该规定，涉案《拆迁协议》未经追认，对申请人不生效，不能因此来约束申请人。涉案《拆迁协议》对申请人未生效，应自始无效。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2.原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是适格的拆迁人存在严重错误，被申请人至今未取得涉案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许可证。根据相关规定，被申请人并不是合法的拆迁人，不具有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协议的资格。涉案《拆迁协议》的签订主体不适格，此协议自始未成立。3.二审法院推定杨银娇的签约行为是被拆迁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事实认定错误。被申请人在一、二审答辩时称，对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是以户为单位进行。从本案实际情况看，杨银娇与申请人虽系母子关系但分属不同的户，且各自拥有不同权属的房屋。杨银娇的旧房其本人已经另外签订了拆迁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其以申请人名义代签的协议违反了不同的被拆迁人应当分别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协议的拆迁安置原则。从始至终，被申请人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协议的签订经过申请人的同意，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杨银娇有权代替申请人签订此协议，原一、二审法院仅凭主观臆断来推定是被拆迁人共同意思的真实表示，不合法也不合理，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利。4.一审法院对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三未说明是否予以采信，违反了法律规定；申请人申请二审法院审查，但二审法院未予审查，也未审查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属于程序违法。请求依法再审本案。被申请人下涯镇政府提交书面答辩称：1.本案实体上应适用民事合同法律的有关规定。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于2013年10月17日。对于拆迁协议纠纷，在当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2号）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将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纠纷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2015年5月1日生效。涉案拆迁协议的签订时间早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且没有关于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纠纷的特别规定，故本案应按照涉案拆迁协议签订的时间节点适用法律，即适用民事合同的有关法律规定。2.从涉案拆迁协议来看，协议签订双方系平等民事主体，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上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补偿标准系根据当时在实施的《关于建德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实施意见》（建政函[2010]69号）及《建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协议公平，不存在欺诈、胁迫情形。汪国芳已获得足额补偿，不存在其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形。根据涉案拆迁协议，汪国芳作为被拆迁人实际享受到的实体利益与根据本次拆迁所适用的补偿标准所应享受的利益一致，甚至已在政策范围内享受到最大的拆迁安置利益。3.关于拆迁许可证问题。2011年1月21日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确立了政府在征收补偿中的唯一主体地位，并取消了拆迁许可证的规定。2014年5月1日起实施的《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同样确立了政府在征收补偿中的唯一主体地位，并取消了拆迁许可证的相关规定。由此，拆迁许可证退出了历史舞台。从上述法规、文件的颁布可以看出，拆迁许可证的管理对象适用于开发商，而当政府作为征收主体时拆迁许可证因失去其作用意义而被取消。被申请人认为，拆迁许可证制度的设计，是因为对当时在开发商作为拆迁主体所进行拆迁的管理性程序，而涉案协议签订所依据的建政办函（2010）69号文件已明确拆迁实施主体为政府。因此，在相关土地征收审批手续已经到位以及已严格按照拆迁补偿标准进行补偿的情况下，由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对于其是否办理拆迁许可证的行为，并不能影响到被拆迁人的实体权利。相关法律、法规也未有强制性规定未办理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所签订的拆迁协议无效。另外，如前文所述，即使未办理拆迁许可证，涉案拆迁协议也是平等民事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未办理拆迁许可证并不属于拆迁协议无效的效力性强制规定。4.退一步说，即使存在如汪国芳所称，其未授权杨银娇以其名义在涉案拆迁协议上签字，杨银娇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的情况。但汪国芳在拆迁期间一直在广州打工，杨银娇一直以汪国芳母亲的身份与被申请人进行拆迁安置补偿沟通及签订涉案拆迁协议。被申请人有理由相信杨银娇的上述行为系经过与汪国芳的商量并统一意见、取得汪国芳同意而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杨银娇的代理行为也应认定为有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汪国芳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系再审申请人汪国芳的父亲在世时建造，未经权属登记，也未依法进行分割。拆迁安置补偿以户为单位进行，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由汪国芳的母亲杨银娇以汪国芳名义签订并领取拆迁补偿款，下涯镇政府有理由相信杨银娇的签约行为是该户被拆迁人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汪国芳在一审庭审中自认于2013年已知晓拆迁事项，但称直至2014年4月才知道杨银娇以其名义签订涉案协议，到2016年3月28日才提起本案诉讼，亦不符合常理。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对补偿、安置、搬迁、过渡等内容所作的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汪国芳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据此，原一审判决驳回汪国芳的诉讼请求，原二审判决驳回汪国芳的上诉、维持原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汪国芳申请再审的理由均不成立。综上，再审申请人汪国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汪国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俊斌审判员  马国贤审判员  黄 寒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 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