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0402民初7831号
原告：珠海市农业集团公司。住所：珠海市香洲区洲山路*号*层***室。
法定代表人：王小彬，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海涛，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宇鑫，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住所：珠海市香洲沿河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罗德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晓帆，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智聪，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珠海木棉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珠海市香洲区香工路**号*#（厂房）***房。
法定代表人：吴宏宇。
委托代理人：徐奕超，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会同社区金同街****号。
法定代表人：罗德祥，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海斌，广东法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颖敏，广东法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珠海市农业集团公司诉被告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以下称被告一）、珠海木棉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称被告二）、第三人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黄海涛、袁宇鑫、被告一的委托代理人胡晓帆、陈智聪、被告二的委托代理人徐奕超、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郭海斌、张颖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一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15万元，原告系其股东持有其16.393％的股权，被告一公司持有第三人50％的股权。第三人系被告一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司，由被告一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罗德祥兼任该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被告二同为第三人三股东之一，股权转让前持有该公司10％的股权。股权转让前，第三人名下登记有土地共计255397.28平方米（约383亩）。2012年9月14日，因珠海高新区高校建设项目涉及第三人名下土地，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依法收回第三人名下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向第三人发出了珠国土字【2012】976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告知书》，决定收回位于珠海市××会同片区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此后至2015年7月第二期收地协议签署前的近三年期间，在第三人积极配合下，为实施该项收地陆续开展了测绘丈量、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清查登记、厂房设备等资产价值评估、员工遣散补偿专项审计等大量工作。2014年5月18日，珠海高新区征地和城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第三人签订了第一期107.31亩土地的《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协议书》【珠高征收青（92014）7-1号】，政府征地部门已依约向第三人支付了15287661元补偿款，第三人也通过本次收取的补偿款偿还了公司对外债务。2015年7月7日，珠海高新区征地和城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又与第三人签订了第二期81.44亩土地的《收回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偿协议书》【珠高征收（2015）18号】，政府征地部门为此支付第三人补偿款为人民币70228945元。以上两期合计收地188.757亩，征地补偿款合计85516606元，第三人名下原有土地尚余194.243亩政府未收回。
从2012年9月政府发出《收地告知书》到2014年5月18日签订第一期《补偿协议》，到2015年7月6日签订第二期《收地补偿协议》近三年期间，第三人的三名股东及被告一公司的各股东都知晓政府收地后第三人股权的价值所在，各方也一直将该股权视之为“香饽饽”期待能依法分得相应的股东权益。被告一因持有第三人50％的股权而享有第三人征地补偿款8500余万元的分红权，此分红收益计入被告一公司的股权收益即可向被告一公司的各股东分配红利，而原告作为被告一公司持股16.393％的第二大股东，亦依法享有股东分红收益等权利。
但原告近日得知，2015年7月6日被告一公司管理层竟然在未经股东会决议批准的情况下，与被告二（科泰实业公司另一股东）恶意串通签订了《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低于实际市场价值30-40倍的极低价格（177万元）转让了所持第三人的全部股权。原告认为，被告一管理层在未取得股东会决议授权且并未告知全体股东情况下，私下以极低价格向被告二出售公司重大资产实属与之恶意串通，其目的明显是通过向被告二转移公司巨额收入的手段，使包括原告在内的被告一公司众多股东无法分得公司巨额对外投资收益，然后被告一公司管理层再与被告二私下瓜分以肥私。被告二系被收地方第三人的重要股东之一，从2012年起随着收地进程便知晓政府收地补偿的决定、第三人积极配合下的测绘丈量、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清查登记、厂房设备等资产价值评估、员工遣散补偿专项审计、第一期谈判签约、第一期付款、第二期谈判签约、第二期付款等各项重大事宜，被告二在明知该50％股权的巨大价值的情况下，仍以极低价格受让该股权，足以证明其恶意串通。更为蹊跷的是，被告一与被告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间为2015年7月6日，第三人与政府征地部门签订价值高达7000余万元。《征地补充协议书》的时间为2015年7月7日，两者前后相隔仅一天，其用意无非就是使被告一的众多中小股东在股权转让后无法分取征地补偿收益，达到被告一公司管理层谋取一己私利中饱私囊之目的。另外，被告一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营期限到2015年5月1日l届满，公司众多股东都已无意公司继续经营，打算到期解散公司。被告一公司管理层为了在在公司解散前通过转让股权达到非法转移公司巨额收入的目的，甚至将依法本应在2015年5月16日之前就召开的关于解散清算公司的股东大会推迟至该项股权转让完成后的2015年8月才召集，后因股东大会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违法，该解散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被法院判决撤销。
被告上述种种行为均表明被告一公司管理层在公司解散前即早有预谋将公司巨额对外投资收益暗中转移给其关联方，而被告二作为第三人股东在明知公司即将获得巨额收地补偿以及股权价值极高的情况下，仍配合被告一公司管理层以极低价格受让该高价值股权。被告一公司管理层与被告二串通以极其低价出售科第三人股权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及原告等各股东的利益，造成公司巨额收入损失，在公司解散清算时将直接导致包括原告在内的各其他股东可分配利润或剩余财产的大幅减少，原告作为国有企业向被告一公司投资，被告一公司管理层的上述违法行为也意味着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之规定，被告一公司管理层未经股东会批准恶意串通被告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严重损害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各股东利益，也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违反了《合同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股权转让合同》应当无效。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两被告签订的《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
原告为其诉称提供如下证据：1、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资料；2、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章程；3、珠海市香山审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书；4、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增资股东会决议；5、珠海大众会计师事务所企业法人验资证明书；6、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核准迁入登记通知书；7、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8、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9、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章程；10、珠国用1997字第090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1、珠国土字【2012】976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告知书；12、珠高征收青【2014】7-1号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协议书；13、珠高征收【2015】18号收回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偿协议书。
被告一辩称：本案当中存在重大程序问题，需要原告明确本案是股东直接诉讼还是股东代表诉讼。如果是代表诉讼，作为原告投资的公司，原告诉讼地位应该是代表公司诉讼，详见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如果原告认为是股东直接诉讼，公司要承担责任，应当举证证明其受到的损害而不是概括性的提出股东的利益受损，因为股东利益受损，仍然是公司内部的纠纷，而非直接诉讼法院，这是诉讼地位的问题。从程序看，如果是股东代表诉讼，股东应该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向监事会等公司机关提出诉讼的请求，在监事会等拒绝诉讼的情况下才能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显然本案中原告并没有履行这些。因此在程序上必须由原告明确是股东代表诉讼还是股东直接诉讼。
被告一为其辩称提供如下证据：1、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三）；2、民事起诉状；3、（2016）粤0402民初10742号案件受理通知书；4、股权转让询价函及复函；5、关于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
被告二辩称：1、我方与被告一就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程序，召开了股东会，并依法作出股东会决议。2、被告二和被告一的股权转让价款并没有明显低于合理价格，该价格是参照被告二与原股东珠海市金同农副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同公司”）10%股权的交易价格，两次股东转让时间间隔较短，具有参照性，公平合理。在本次股权转让之前，目标公司（即第三人）依法进行了专项审计，审计结果净资产为-44618505.54元。原告主张的征地补偿款并非目标公司所有，并不能全部充抵目标公司的债务。3、被告二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并已经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依法取得全部股权。
被告二为其辩称提供如下证据：1、股东会决议；2、2014年12月5日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3、2015年7月6日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4、核准变更通知书；5、国内业务支付付款回单。
第三人述称：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不应当成为本案的第三人。1、本案是珠海市农业集体公司提起的确认被告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与珠海木棉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珠海市农业集体公司针对的诉讼主体是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及珠海木棉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的相对主体也是告珠海经济特区科泰有限公司与珠海木棉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而与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无关，无论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还是无效都不需要告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承担一定的责任及结果，所以告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依法不应当成为本案的第三人。2、在本案中如果涉及到有关事实问题需要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作证，可以要求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而不需要列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法院以“案情需要”，而不是以“可能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列珠海经济特区科泰实业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经审理查明：被告一登记股东共有45名，原告持股16.393％，罗德祥持股22.131%。2014年12月29日，第三人股东登记情况由被告一持股50%、金同公司持股50%变更为被告一持股50%、被告二持股10%、金同公司持股40%。2015年7月13日，第三人股东登记情况由被告一持股50%、被告二持股10%、金同公司持股40%变更为被告二持股60%、金同公司持股40%。
2017年2月16日第一次庭审时，针对被告一的答辩意见，本院要求原告明确其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直接起诉，还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原告明确本案是股东直接诉讼。2017年2月24日，原告向被告一董事会、监事会发送《关于要求董事会、监事会起诉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或确认其无效的函》，要求被告一董事会、监事会立即履行法定职责，向人民法院起诉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或确认其无效。
2017年12月8日第二次庭时，原告当庭基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增加要求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合理费用75100元的诉讼请求。据此，本院向原告释明并要求其明确本案请求权基础是直接起诉还是股东代表诉讼。经休庭考虑并与当事人沟通，原告最后明确本案系基于股东代表诉讼提起。对此，二被告与第三人均主张原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被告应当为损害公司利益的股东高管，不应该是本案的两被告，被告一应被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四条规定：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据此，股东代表诉讼应列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人为被告，股东所在公司为第三人。具体本案而言，原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被告应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人，被告一应当列为第三人，而不应当作为被告。因此，本案的二被告并非适格被告。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原告于2016年9月14日提起诉讼，但原告于2017年2月24日才向被告一董事会、监事会发送《关于要求董事会、监事会起诉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或确认其无效的函》。也就是说，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先决条件，同时必然影响被告一公司的诉讼权。最后，原告由直接诉讼变更为股东代表诉讼，不但适用法律、诉讼请求变更，而且当事人及当事人的地位等均产生变更，在本质上讲完全构成一个新的诉讼。因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其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珠海市农业集团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10365元，全部退回原告珠海市农业集团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美 均
人民陪审员 黄 玉 枝
人民陪审员 周 小 静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彭美美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