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4民终2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渔业机电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先烈路5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2531577J。
法定代表人：康晓敏，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淑媛，女，汉族，1958年12月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建军，广东凡立（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贤美，广东凡立（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珠海渔业机电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淑媛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5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渔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5010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书隐瞒了上诉人在一审中依法申请复议《驳回回避申请决定书》的法律事实，被申请回避法官在一审法院院长未对上诉人复议申请作出裁定的情况下审判本案。
原审法院院长是2017年9月18日作出驳回上诉人回避申请决定，上诉人于10月18日申请复议，但承办法官于10月24日口头驳回上诉人书面复议申请时，只让上诉人表示清楚和不清楚，上诉人当场在笔录上写明“不清楚”，但法院没有回应。一审法院院长没有对上诉人复议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违背《民事诉讼法》有关法官回避程序的规定，存在案件不公审理情形。
二、一审判决书隐瞒被上诉人2004年提起诉讼时第一项诉讼请求是“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享有的2.8万原始股”主要基本法律事实，掩盖本案判决依据的（2004）香民二初字第1869号判决和（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没有解决本案双方实体纠纷无实际意义判决的事实。
上诉人已经提交了2004年案件诉讼材料作为证据，但是本案审判长在一审判决书中没有叙述该案具体证据情况，属于刻意隐瞒回避其错误。正是由于该案审判长错误，没有实际解决问题，导致本案双方十三年来就公司盈余分配提起多次诉讼，既浪费审判资源又给双方当事人造成讼累。
三、一审判决书编造承办法官在2004年将被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资7万元的股权合法有效”诉讼请求的本诉，与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认购的第二批股本金2.8万元出资没有到位”反诉请求的反诉合并审理虚假事实。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三号证据《开庭笔录》内容，证明吴巧贤法官宣布将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享有的2.8万元原始股”诉讼请求的本诉，与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认购的第二批股本金2．8万元出资没有到位”反诉请求的反诉合并审理，但由于吴巧贤法官未将被上诉人证据送达上诉人导致无法质证就休庭了，就是说，本诉与反诉没有进行审理，后来书记员将被上诉人变更的“确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资7万元的股权合法有效”诉讼请求送达上诉人，由于上诉人认为双方实体纠纷不是“出资7万元的股权”，就没有对被上诉人变更的“确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资7万元的股权合法有效”诉讼请求进行反诉，所以，在第二次开庭中，吴巧贤法官只宣布对被上诉人变更的“确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资7万元的股权合法有效”诉讼请求的本诉进行审理，没有宣布与反诉合并审理，这一事实有当时的庭审笔录证明，再说，一审判决书载明被上诉人第一项诉讼请求是“确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资7万元的股权合法有效”，又载明上诉人反诉第一项反诉诉讼请求是“确认被上诉人认购的第二批股本金2.8万元出资没有到位”，上诉人的反诉标的“股本金2.8万元出资”，根本无法对抗被上诉人本诉标的“出资7万元的股权”，一审判决书载明的这一违背反诉法理和常识的内容，证明一审判决书编造了承办法官在2004年将被上诉人本诉，与上诉人反诉合并审理虚假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四、一审判决书在引述其判决主要依据的（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查明事实时，隐瞒该判决查明的四处重要基本法律事实，导致该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实际缴纳了第二批股本金2.8万元的出资”依据的基本事实链严重断裂，作出这一认定的理由无法成立。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1、一审判决书隐瞒了（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书查明的“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上加盖了公司公章，被上诉人也在收据的出纳栏加盖了私人印章”重要基本法律事实。一审判决书第12页第10行只载明“上诉人于当月8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一审判决隐瞒生效判决查明的上述事实，是想掩盖被上诉人作为出纳自己给自己出具《收款收据》的重要基本事实，被上诉人的出纳身份在（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7号判决书查明事实中得到确认，一审判决隐瞒被上诉人是开收据的出纳身份，是想掩盖被上诉人是发生货币出资纠纷的直接责任人事实，因为这一事实对被上诉人不利。
2、一审判决书隐瞒了（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书查明的“《现金支出凭证》上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康晓敏的签名，被上诉人在“收款人”栏签名并在“出纳”栏加盖了（被上诉人）私人印章”重要基本事实。一审判决书只载明“同年11月2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归还借款，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还款3万元的现金支出凭证。”一审判决书隐瞒被上诉人在《现金支出凭证》“收款人”栏签名并在“出纳”栏加盖了（被上诉人）私人印章重要基本事实，是想掩盖被上诉人实际领取了3万元现金还款的基本法律事实，因为这一有证据证明的基本法律事实，证明被上诉人口头主张的“只实际领取了2千元现金还款”是虚假事实。
3、一审判决书隐瞒了（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书查明的“该收据上加盖了上诉人公章和被上诉人的私人印章。对此，被上诉人称其只收取了现金2000元，余款2.8万元作为股本金交给上诉人，作为第二期出资”重要基本事实。一审判决书第12页载明“同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开具收到2.8万元股本金的收据。”一审判决书隐瞒（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查明的“被上诉人称其只收取了现金2000元，余款2.8万元作为股本金交给上诉人”重要基本事实，一是因为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只收取了现金2000元”事实，二是因为被上诉人就是上诉人收取股本金现金的财务人员，“余款28000元作为股本金交给上诉人”就是说2.8万元交给了被上诉人自己，但股本金现金是要存入上诉人银行账号的，偏偏被上诉人未将这2.8万元存入上诉人银行账号，所以，（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查明的“被上诉人称其只收取了现金2000元，余款2.8万元作为股本金交给上诉人”重要基本事实，就证明了被上诉人的错误和责任，承办法官自然不敢在一审判决书中载明（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查明的这一重要基本事实。请二审法院纠正。
4、一审判决书隐瞒了（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书查明的“(被上诉人2.8万元股本金)虽然没有银行存款凭证，但上诉人在其提供的记账凭证中也反映了还款3万元及收到2.8万元股本金的做账记录”重要基本事实，这一重要基本事实是（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依据的主要事实之一，可以说是判决依据事实链中的最主要事实，一审判决书将这最主要事实隐瞒掉，是因为以上载明的查明事实，恰恰证明（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存在颠倒记账凭证证据内容，将被上诉人做的假账作为判决主要依据的错用证据裁判行为。（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书载明“上诉人的第32号证据《2001年11月现金明细账》反映了资金流程“被上诉人缴纳股本金28000元—上诉人还借款3万元”，就是说，在上诉人还没有将3万元借款还给被上诉人情况下，被上诉人就先缴纳了2.8万元股本金，然后上诉人才将3万元借款还给被上诉人，这既违背财务常识又不合常情常理，更不能证明2.8万股本金是从3万元还借款中转过来的诉讼基础事实，由于记账凭证是明显的假账，上诉人将记账凭证作为假账提交原审法院，被上诉人在假账面前无法自圆其说，就主张“上诉人还借款3万元—被上诉人缴纳股本金2.8万元”资金流程，但记账凭证反映的资金流程“被上诉人缴纳股本金2.8万元—上诉人还借款3万元”就是被上诉人自己做的，于是（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通过颠倒记账凭证证据内容，来符合被上诉人主张的资金流程，还将被上诉人做的假账作为判决主要依据，这就是错用证据的裁判行为了，不过，（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没有认可一审（2004）香民二初字第1869号判决书第10页第13行“被上诉人的第二批(2.8万元)出资是从上诉人的（3万元）还款中转过来”的判决理由，问题是，不认可被上诉人的第二批(2.8万元)出资是从上诉人的（3万元）还款中转过来，被上诉人的第二批2.8万元股本金来源就没有了，那么，认定被上诉人实际缴纳了2.8万元股本金的主要依据就没有了。实际上，本案双方的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至今十三年了，十多场官司中的法官包括本案一审审判长，都隐瞒（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关于记账凭证的事实认定和判决理由，更隐瞒（2004）香民二初字第1869号判决“被上诉人的第二批(2.8万元)出资是从上诉人的（3万元）还款中转过来”的判决理由，说明法官们都知道关于记账凭证的认定是错用证据，都知道关于还借款转股本金的判决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五、一审判决编造双方在本案庭审中从不存在的“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4.2万元的股权支付红利”合意来作为判决依据之一，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诚信原则和法官职业道德。
一审判决书第十三页第6-12行称“被上诉人表示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4.2万元的股权于2015年6月2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015年上半年的分红8400元，……2017年6月26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017年上半年的分红11760元。上诉人在本案庭审中确认上述事实，”这是审判长违背庭审事实编造的虚假事实，庭审中，当被上诉人代理人陈述完上述事实，审判长问上诉人是否承认上述事实，上诉人的回答是“不承认”，也就是说，上诉人没有确认被上诉人所表示的“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4.2万元的股权向被上诉人支付2015年上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红利”的主张，上诉人接着说是根据股东大会作出的“按照股东实缴的货币出资一定比例分取红利”的决议，向被上诉人实缴的4.2万货币出资支付2015年上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红利的，以上事实有庭审笔录和录音录像证明，审判长编造双方在庭审中从不存在的“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4.2万元的股权支付红利”合意，是为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2.8万元的股权支付红利设置前提依据，请二审法院纠正。
六、一审判决编造上诉人从未主张的“另外2.8万股不具备实缴出资的法定要件，所以没有支付这部分红利”虚假事实作为判决依据之一，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诚信原则和法官职业道德。
一审判决书第十三页第16-17行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另外2.8万股不具备实缴出资的法定要件，所以没有支付这部分红利”，但上诉人在答辩状和庭审发言中从未有过上述主张，是审判长编造的虚假事实，还是想为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2．8万元的实缴出资支付红利设置前提依据，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审判行为，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诚信原则和法官职业道德，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七、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部分承办法官编造上诉人从未有过的“认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实缴的货币出资额为4.2万元，另外2.8万元出资没有存入公司银行账户，不具备实缴出资的法定要件，所以不能对该2.8万元出资的股权进行分红。”并非上诉人所陈述的话语，以此作为判决主要理由，既违背上诉人主观意思和法律事实，又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诚信原则和法官职业道德。
八、一审依据（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已经实际缴纳了第二批股本金2.8万元的出资”，判决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2.8万股权分红，明显不符合上诉人股东大会作出的“按照股东实缴的货币出资一定比例分取红利”的决议，是严重干涉上诉人股东大会分红自主权的不公正判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九、一审依据的（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判决认定“被上诉人2.8万元股本金没有银行存款凭证”重要基本法律事实，本案双方十三年来对此认定没有异议，是上诉人按照股东大会作出的“按照股东实缴的货币出资一定比例分取红利”的决议，向被上诉人实缴的4.2万货币出资分红的重要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十、一审判决存在不依据“公司盈余分配纠纷”适格的具体法律判决，却用不是“公司盈余分配纠纷”适格的原则法判决的法律不当错误。
一审判决依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四条是原则法，公司盈余分配属资产收益，前提是“依法享有”，就是说，要依公司盈余分配的具体法律享有资产收益，公司盈余分配的具体法律是《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货币或非货币）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货币或非货币）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除外。”就是说，《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是判决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适格具体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由适格法律教科书中明确载明，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适格具体法律是《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当案由有适格具体法律时就不用原则法判决案件，是法官判决案件的常识，所以，一审判决不依据“公司盈余分配纠纷”适格的具体法律《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判决，却用不是“公司盈余分配纠纷”适格的《公司法》第四条原则法判决，是法律适用不当。请二审法院纠正。
综上所述，审判长存在违背程序、违背事实、违背法律的审判行为，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郭淑媛答辩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郭淑媛一审起诉请求：一、判令渔业公司向郭淑媛支付自2015年上半年至2016年下半年应分配而未支付的红利人民币28000元及自延期支付红利之日起至付清红利之日止的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二、判令渔业公司向郭淑媛支付自2017年上半年应分配而未支付的红利人民币7840元及自延期支付红利之日起至付清红利之日止的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三、判令渔业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经原审法院查明：2004年，郭淑媛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确认郭淑媛向渔业公司出资7万元的股权合法有效；二、渔业公司停止侵害郭淑媛的股权，并向郭淑媛支付2004年上半年的红利5600元。渔业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反诉，请求：一、确认郭淑媛认购的第二批股本金1.2万元出资没有到位；二、要求郭淑媛退回以没有到位的1.2万元出资额领取的2002年红利3360元，2003年红利4480元，共计7840元；三、要求郭淑媛向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经审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将本诉和反诉合并审理，并于2005年1月28日作出（2004）香民二初字第186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郭淑媛向渔业公司出资人民币7万元的股权合法有效；二、渔业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停止侵害郭淑媛的股权，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淑媛支付2004年上半年的红利5600元（渔业公司逾期支付的，郭淑媛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2条之规定，计算利息）；三、驳回渔业公司的反诉请求。渔业公司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2005年9月12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下列事实：渔业公司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经批准于2000年开始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2000年11月14日，渔业公司向其原有职工（包括郭淑媛）发出《招股说明书》，要求欲购买股份的职工于2000年11月23日前认购，同年12月10日交纳认购股款的60%，2001年12月10日交纳认购股款的40%。2000年11月17日，时任渔业公司出纳的郭淑媛书面承诺认购7万股。2000年12月6日，郭淑媛向渔业公司在交通银行珠海东风支行的账户存入认购股份股款的60%，即4.2万元。渔业公司于当月8日向郭淑媛出具了收款收据。2001年6月25日，渔业公司发出向职工借款的《借款通知》，并承诺“到期借款可转为股本金”。同年7月3日，郭淑媛借给渔业公司3万元。同年11月28日，渔业公司向郭淑媛归还借款，并向郭淑媛出具了还款3万元的现金支出凭证。同日，渔业公司向郭淑媛开具收到2.8万元股本金的收据。2002年，渔业公司向郭淑媛颁发编号为006的《珠海渔业机电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证书》（副本），注明郭淑媛的出资额为7万元。渔业公司改制后，郭淑媛被选为公司财务副经理，并作为股东，一直按7万元的出资额行使股东权利，并分享了公司2002年、2003年的红利。2004年7月24日，渔业公司向郭淑媛发出《通知》，称“根据2004年7月24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决定：一、在2004年上半年分红中，扣除你28000（贰万捌仟）原始股干股，按42000（肆万贰仟）原始股分红”，此后，渔业公司取消郭淑媛对渔业公司享有2.8万原始股及分红的权利。之后，经多次交涉未果，郭淑媛遂提起诉讼。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民事判决认为：郭淑媛已经实际缴交了第二批股本金2.8万元的出资，渔业公司否定郭淑媛出资的理据不足，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郭淑媛表示渔业公司按照郭淑媛4.2万元的股权于2015年6月29日向郭淑媛支付了2015年上半年的分红8400元，2015年12月28日向郭淑媛支付了2015年下半年的分红11760元，2016年6月28日向郭淑媛支付了2016年上半年的分红10080元，2016年12月27日向郭淑媛支付了2016年下半年的分红11760元，2017年6月26日向郭淑媛支付了2017年上半年的分红11760元。渔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确认上述事实，并主张渔业公司是按郭淑媛实缴的4.2万元货币出资支付的分红，确认这些分红款已扣除了20%的个人所得税。渔业公司主张其股东大会通过的分红决议是按照股东实缴的货币出资一定比例分取红利，郭淑媛只有4.2万股的货币出资具备实缴的法定要件，另外2.8万股不具备实缴出资的法定要件，所以没有支付这部分分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渔业公司认为郭淑媛实缴的货币出资额为4.2万元，另外2.8万元出资没有存入公司银行账户，不具备实缴出资的法定要件，所以不能对该2.8万元出资的股权进行分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举证证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民事判决认定郭淑媛已经实际缴纳了第二批股本金2.8万元的出资，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郭淑媛主张其实缴出资为7万元，已为上述生效判决证明，应予认定。渔业公司否认郭淑媛的2.8万元出资，没有证据推翻上述生效判决，原审法院对渔业公司的辩解不予采纳。渔业公司主张其股东大会通过的分红决议是按照股东实缴货币出资的一定比例分取红利，郭淑媛的实缴出资为7万元，故郭淑媛有权按照7万元的出资享有分取红利的权利。渔业公司仅对郭淑媛的4.2万元出资的股权分配红利，而对另外的2.8万元出资的股权不分配红利，侵害了郭淑媛作为股东的资产收益权。郭淑媛请求渔业公司对其2.8万元出资的股权分红，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按郭淑媛与渔业公司确认的分红情况，渔业公司向郭淑媛支付的扣税后分红款为2015年上半年8400元，下半年11760元，2016年上半年10080元，下半年11760元，2017年上半年11760元，按郭淑媛4.2万元出资计算税后的分红比例分别为20%、28%、24%、28%和28%，按此比例计算，渔业公司未支付郭淑媛的28000股的分红款分别为5600元、7840元、6720元、7840元和7840元，合计35840元，渔业公司应当支付给郭淑媛。渔业公司逾期没有支付，应当向郭淑媛支付延期支付的利息，郭淑媛请求渔业公司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支付利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渔业公司的抗辩无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
一、珠海渔业机电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淑媛支付红利人民币38540元；
二、珠海渔业机电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淑媛支付延期支付的红利的利息（按每天万分之二点一计算，其中从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的计息本金为人民币5600元，从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6月28日的计息本金为人民币13440元，从2016年6月29日至2016年12月27日的计息本金为人民币20160元，从2016年12月28日至2017年6月26日的计息本金为人民币28000元，从2017年6月27日至上述红利付清之日止的计息本金为人民币35840元）。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7元，由珠海渔业机电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部分原审庭审笔录以作为己方上诉证据。被上诉人认可笔录真实合法性，但认为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庭审笔录是书记员制作的同步反映法院审判活动情况的文字记载。一审庭审笔录反映的是该案件一审程序审理过程，并不符合民事诉讼规则中“新的证据”的规定，不属于新证据。但庭审笔录是法院依法作出裁决的重要依据，也是二审法院审视原审裁判程序和实体处理是否正确的重要材料，不论是否属于新的证据都不影响当事人的权益。
经核，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2017年9月25日，渔业公司收到回避决定书。10月18日开庭之时渔业公司提出要提交申请回避书面复议申请。10月20日提出书面申请。10月24日，原审法院告知渔业公司复议申请已经超时，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情形，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分为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本院分别评析如下：
关于程序问题。原审法院针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作出决定，申请人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但是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人员并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工作。因回避事由不成立，原审承办法官需要继续审理本案。且决定书于2017年9月25日送达上诉人，上诉人并未按照决定书要求在接到之时提出复议。为了顺利推进诉讼程序，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当庭提出的复议申请不予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以原审法院未对上诉人复议申请作出裁定的情况下审判本案违反回避程序规定，并无法律依据，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实体问题。双方皆认同按照实缴金额标准确定分红金额，但双方对于实缴的具体金额存在争议，且双方关于实缴金额问题已进行过诉讼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200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3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认郭淑缓7万元的股权合法有效，同时该案原审判决对渔业公司诉求确认郭淑缓未实际缴纳第二批认股金2.8万元予以驳回，二审也予以维持。是从不同角度对当事人诉争实际缴纳出资金额的认定。上述生效判决并未经法定程序作出更改，上诉人渔业公司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推翻上述认定，原审法院采纳郭淑媛的主张，并无不当。
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股东会行使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职权。而从渔业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内容来看，也是决议按照股东实缴的货币出资额比例分取红利。原审法院采纳郭淑媛的主张，在作出盈余分配时按照7万元的出资比例进行分红，并判令上诉人支付未分配的金额，符合渔业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并无不当。
另原审法院在事实查明部分对当事人的陈述进行归纳总结和选取生效判决认定的关键事实，符合文书制作规范，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原审法院隐瞒或变造事实的说法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96元，由珠海渔业机电发展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翠平
审判员 陈永成
审判员 张榕华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肖奕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