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民终4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安徽省六安市经济开发区前进路以南经三北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陈信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运龙，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军管支行，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明故宫6号。
法定代表人：滕静春，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军，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诚，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家港保税区国信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天津路方圆机械厂有限公司厂房4幢。
法定代表人：李忠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勇，江苏共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军管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军管支行）、原审第三人张家港保税区国信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初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5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博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强、宋运龙，被上诉人工行军管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军、陈诚，原审第三人国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博微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判决工行军管支行向博微公司支付保函担保款4000万元并赔偿逾期同期贷款利率利息损失16965369.87元（从2014年3月29日至判决工行军管支行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4月25日，以两倍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共计56965369.87元；2.判令工行军管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背《履约保函》记载、《独立保函司法解释》规定、《URDG758》审单规则所确立的各方法律责任权利及争议焦点，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出现根本错误。1.独立保函作为一种担保支付工具，索赔文件是“书面索赔通知”和“受益人出具的国信公司的违约声明”，《履约保函》原件不属于索赔文件，不具有权利凭证性质，仅是工行军管支行见索即付的付款承诺书。《履约保函》未记载索赔文件的形式和送达方式，因此当场当面送达纸质索赔函符合保函要求，亦符合《URDG758》交单规定。《履约保函》对失效约定为三种情形“主合同按期履行完毕、保函超过有效期或我行的担保义务履行完毕”，保函原件是否退回，不属于保函失效或终止的条件。2.博微公司已经举证证明“进行了索赔，银行以改变索赔文件和条件拒绝索赔”后，银行没有发出有效拒付通知已丧失不符索赔抗辩权，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证明“相符索赔”，并以博微公司所谓举证不能判其败诉，明显错误。二、博微公司录音、索赔人员差旅凭据、索赔经办人证人证言以及工行军管支行宛伟波对索赔过程的回忆，充分证明博微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在工行军管支行营业场所宛伟波办公室当面提交了索赔文件，进行了索赔。宛伟波当面审查了索赔单据，提出了保函记载之外的索赔条件与单据，并明确在这些条件和单据未具备之前不受理该次索赔，在此后5个工作日内，工行军管支行未予付款亦未向博微公司发出拒付通知，却在2014年3月28日工作时间内注销保函，工行军管支行在2015年5月博微公司前往交涉索赔证明不予出具证明，表明工行军管支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掩盖博微公司2014年3月26日索赔和银行改变条件拒付的事实，假借博微公司被拒付后交由国信公司商翠云协调银行付款的保函原件，意图营造“博微公司未在有效期内索赔，国信公司交回保函原件，银行可以注销保函”假象，一审判决对各方保函法律责任权利、争议焦点认定以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三、工行军管支行拒付构成根本性违约。宛伟波要求博微公司满足《履约保函》第二条要求之外的索赔条件和单据的行为，尤其是“提交的凭证不全、双方举证、提供佐证、先解决争议再付款”，违背《履约保函》第二条工行军管支行“见索即付”承诺，违反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规定，构成根本性违约。四、工行军管支行在有效期内违约注销保函撤销付款承诺，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未审理和判决，明显错误。
工行军管支行答辩称：一、博微公司未在保函到期日前向工行军管支行送达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证明材料。根据《履约保函》第七条约定“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证明材料必须在保函有效期内送达我行，否则我行在本项下的责任自动解除。”根据保函审查表面相符的原则，博微公司若要索赔，应当向工行军管支行提交两份材料，一是书面索赔通知，二是有关证明材料。博微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来工行军管支行仅仅是业务咨询，并未提交符合保函索赔的材料。录音证据也仅能证明博微公司曾来过工行军管支行，并不能反映出其向工行军管支行提交了符合条件的索赔通知和相关证明材料。同时，博微公司承认其基于对国信公司的信任，将相关材料交由国信公司进行办理。一审法院认定博微公司无法证明向工行军管支行提交了符合保函要求的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证明材料，也无法证明工行军管支行明确拒收的事实是准确无误的，二、保函责任的解除是因保函载明的到期日界至，博微公司未提交保函要求的单据。博微公司在2014年3月28日前并未向工行军管支行送达符合保函索赔条件的材料，因此博微公司在保函项下的责任自动解除。工行军管支行认可是否将保函原件交付并不是保函索赔的条件，因此博微公司即使将保函交给国信公司，博微公司也仍然可以采取合法、合理的措施向工行军管支行索赔，工行军管支行将保函注销并不影响博微公司在约定的期限内进行索赔，最终因博微公司怠于向工行军管支行主张权利，导致保函责任的解除。三、根据保函约定，博微公司可以在2014年3月28日前进行索赔，因此博微公司在2014年3月26日之后完全有足够的时间采取合理的送达方式进行索赔，但是博微公司没有采取适当方式进行索赔，而是将保函原件交给国信公司。同时，保函注销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博微公司并未采取积极的救济措施主张权利，上述事实表明博微公司主观上希望国信公司履行基础合同义务，而不是向工行军管支行进行索赔。此外，博微公司陈述前后矛盾，起诉状中陈述工行军管支行复印了索赔函，证人证言又说带了两份原件，拿出原件要工行军管支行签收，银行没有签收就退还了。起诉状中说在保函到期前委托国信公司索赔，庭审中又说因为保函原件不是索赔文件，就还给国信公司了。四、博微公司的起诉行为完全是恶意转嫁风险，保函对应销售合同下货款已经得到清偿。博微公司与国信公司属于关联公司，根据征询函以及相关付款凭证可以看出博微公司与国信公司在2014年3月24日之后发生多笔交易，发生在2013年12月合同项下货款已经得到清偿，只是在后期交易中国信公司又欠付博微公司货款，且因国信公司出现严重财务危机，才导致博微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恶意转嫁风险。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国信公司述称，博微公司与国信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博微公司与国信公司恶意串通的事实，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博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工行军管支行支付2013年军保函字006号履约保函担保款4000万元，并支付2014年3月29日到实际支付之日止期间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2倍计算的利息损失（暂计算到2017年3月28日止的利息数额为12754410.9元）；2.工行军管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博微公司与国信公司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下属的关联公司，两公司之间长期存在产品购销交易。2013年10月15日，博微公司与国信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wj-13-0174）》一份，约定博微公司按照国信公司提供的技术协议书要求，设计加工生产美化天线及室内分布系统，货款共计56426830元，产品交验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博微公司于2013年12月14日将货物全部交付完毕，并于2013年12月24日向国信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2月26日，博微公司0573记账凭证载明其公司对国信公司的应收账款为56426830元。
2013年12月30日，工行军管支行应国信公司申请开立了以博微公司为受益人的《履约保函》（编号2013年军保函字006号）。该《履约保函》载明：“根据博微公司与国信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wj-13-0174销售合同（下称主合同），应国信公司申请，我行特开立以博微公司为受益人的履约保函：1.保函金额不超过人民币肆仟万元整；2.我行承诺，如果交易对方未按照主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我行将在收到博微公司提交的书面索赔通知和国信公司具有违约事实的下述证明材料（由博微公司出具的“国信公司无法履行合同的证明”）后，以保函金额为限向博微公司提供担保责任。3.本保函的担保金额将随我方已支付的金额而自动递减。4.如果博微公司与国信公司协商变更主合同且涉及我行担保责任的，应事先书面通知我行，如加重我行担保责任的还应事先征得我行书面认可，否则，我行对加重我行担保责任的部分不承担责任。5.博微公司转让本保函项下权利的，应经我行书面同意，否则我行不再承担担保责任。6.本保函自开立之日起生效，至2014年3月28日止。7.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证明材料必须在保函有效期内送达我行，否则我行在本保函项下的责任自动解除。8.主合同按期履行完毕、保函超过有效期或我行的担保义务履行完毕，本保函即行失效，无论本保函是否退回我行注销。”同日，国信公司向工行军管支行交纳了800万元保证金。博微公司称其于2014年1月4日收到国信公司寄送的《履约保函》。
2014年3月26日，博微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瞿磊曾到过工行军管支行与工行军管支行的宛伟波经理接洽商谈。2014年3月27日8时许，瞿磊从南京返回安徽六安。2014年3月28日下午，博微公司派其工作人员将《履约保函》原件交给国信公司工作人员，国信公司工作人员又将保函原件交至工行军管支行，工行军管支行于2014年3月28日16时27分办理了保函注销手续，并将800万元保证金退回国信公司账户。
2015年5月下旬，博微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章军、瞿磊到工行军管支行与宛伟波及银行工作人员进行了商谈并录音，对话录音的内容主要有：（瞿磊）：就是去年那个4000万元保函的事情，国家审计署要对整个集团公司进行审计，现在要求下面子公司对大额资金往来进行自查，现在发现4000万元保函业务后面是怎么做的没有凭据，……（宛伟波）：相关凭据？你们原件已经还给我们了吧，毛（国信毛会计）把这个原件拿过来，这个保函我们已经交掉了，到期就交掉了。（章军）：现在我们来的目的就是给公司证明一下，我们完成了履约责任，是因为国信违约造成没有付款，保函没有生效，就证明我们来过行使过我们的权利就行了。（宛伟波）：那天你们来是来了，来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你们双方是因为碰到违约的话，必须要双方同时出具文件，而且要提供你的佐证。第二，张家港已经把保函原件给我们了，视同于我们这个业务就完成了。证明是绝无可能的。从我们银行角度讲，这块有个正常的业务流程，按照我们的规定出具保函是给你的，保函原件在你们那儿，而且你们争议的话你们要提异议，双方来谈的。虽然从你们当时就是口头上包括也来说这个事情，但是你们两个没有达成意向或者没有来共同商量妥善这个事，而且你把保函原件已经交给我们，我们对保函都已经是整个业务完成了，而且保证金也退了。（章军）：我们当时也不同意的，但银行非要叫国信公司出具无法履约的证明，国信公司死活不出具，我们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到期当天商翠云说她来负责解决，因为本身我们集团内部的公司，她说她负责解决的话，我们就把保函还给她了。（宛伟波）：如果你们之间有争议，保函原件也没给我们呢，那么说我们三方是可以协商的，你们双方把证据举出来，他把他的东西拿来，你们俩可以协商，如果协商好的话就ok，协商不好的话找我们银行，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那原件你怎么给他了呢？（章军）：商翠云说她来负责和银行协调这个事情，她肯定会付款。（宛伟波）：你要说你来，你当时确实也是来了，但是你跟我讲，你提供的符合我们规章规定的东西是不全的，而且你没有双方来，关键是到期后，保函也给我们了。（章军）：我们就要这个理由，就是我提供的东西不全，是这个理由造成的你们没有兑付的原因。（宛伟波）：不是不全是造成的最终原因，是你们要双方协商要共同来的，因为光你说他们违约，如果我咨询他，他说他履约呢？当然这中间有个矛盾存在啊，而且从现在事实证明，应该是老商他们没有履约，他们都跑掉了，找不到人。（章军）：当时他们就死活不给我们提供，所以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后来她讲把保函给我们，我们负责解决这个事情。她又说国信公司肯定不会赖你这个钱的。当时我们就相信她，还给她了。现在就是说如果当时不需要双方证明的话，那也无所谓。当时兑付就兑付了，现在就需要这个证明，但是我们公司就认为我们光口头讲不行，你要银行给你一个东西。我回去好交差。……（瞿磊）：3月26日我们确实来了。（宛伟波）：你是来了。（章军）：还带了一个函是吧，正式出具的函。（宛伟波）：确实是来了，这是事实。我没有否认你来了，你确实来了。（瞿磊）：来的时候还把那个提示函还给你们看了。（宛伟波）：你提示函，但是最后你们把保函原件给我们，我们就视为你们原来的争议等于说就解决了啊。
2016年6月3日，博微公司为案涉纠纷曾将国信公司、工行军管支行诉至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6）苏05民初379号】，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1日裁定准许博微公司自愿撤回起诉。
另查明，2014年3月25日到2014年3月28日期间，国信公司分别于2014年3月25日向博微公司支付货款6500万元和2014年3月27日向博微公司支付货款35686075元，共计支付100686075元。博微公司将上述款项分配支付给编号wj-13-0132、wj-13-0133、wj-13-0136、wj-13-0174四个到期合同账款，博微公司记账凭证显示，除编号wj-13-0174合同外的其他合同账款已经全部付清，编号wj-13-0174《销售合同》仅分配支付了无担保部分的6949905.39元。
本案诉讼中，博微公司为证明其在《履约保函》有效期内向工行军管支行索赔遭拒的事实，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博微公司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26日的《关于向工行军管支行书面索赔通知的函》，主要内容有“工行军管支行：博微公司（受益人）与国信公司（交易对方）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wj-13-174的销售合同，合同金额为56426830元。按照销售合同约定，博微公司（受益人）将产品一次性交付国信公司（交易对方），完成销售合同条款的约定，但国信公司未能按照销售合同约定支付产品款56426830元。因此，博微公司（受益人）根据编号2013年军保函字006号《履约保函》的约定，向工行军管支行进行书面索赔履约保函的保函金额肆仟万元整。特此函告。”2.瞿磊的证人证言，瞿磊到庭陈述，其2014年3月26日从六安坐高铁到南京，在工行军管支行宛经理的办公室将《关于向工行军管支行书面索赔通知的函》交给宛经理，宛经理与商翠云通过电话后，喊了一名银行职员一起接待我，但拒绝签收索赔函也拒绝付款，说必须要和国信公司同时到场，才能将这个事情解决掉。瞿磊当天带了两份索赔函原件，但宛经理看完后就直接退还，所以另一份索赔函原件就没有拿出来，后来有一份索赔函原件弄丢了。2014年3月27日，瞿磊回到博微公司向公司领导汇报了该情况，公司内部将这个事情通了气，商翠云也跟博微公司领导说保函交给她，由她和工行军管支行协调这个事情。于是在2014年3月28日下午，博微公司安排财务部的刘俊英从六安坐动车到南京，在南京南站将《履约保函》的原件交给国信公司。工行军管支行对博微公司出具的《关于向工行军管支行书面索赔通知的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博微公司单方制作的证据，工行军管支行从未收到过该函件，且该函件并不具备索赔通知和违约证明两个内容。工行军管支行对瞿磊的证人证言亦不予认可，认为证人是博微公司的员工，其陈述具有倾向性，不能实现博微公司的证明目的。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独立保函是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开立人，以书面形式向受益人出具的，同意在受益人请求付款并提交符合保函要求的单据时，向其支付特定款项或在保函最高金额内付款的承诺。案涉《履约保函》的开立人为工行军管支行，且根据该保函第二条的文本内容，工行军管支行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及保函申请法律关系，其仅承担相符交单的付款责任，因此案涉《履约保函》的性质为独立保函，本案系因独立保函付款问题产生的纠纷。
独立保函具有见索即付的特征，即银行收到受益人提交的与独立保函条款之间、单据与单据之间表面相符的单据即应予以付款。但银行见索即付并不是没有任何形式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独立保函载明的到期日或到期事件届至，受益人未提交符合独立保函要求的单据，独立保函权利义务终止。案涉《履约保函》第七条亦明确约定：“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证明材料必须在保函有效期内送达我行，否则我行在本保函项下的责任自动解除。”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博微公司有无在保函到期日届满前向工行军管支行提交符合《履约保函》约定的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证明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全案现有证据分析，本院认为博微公司不足以证明其在保函到期日前向工行军管支行提交了符合保函要求的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证明材料，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博微公司提交的出差票据、电话录音、证人证言等证据仅能证明，博微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瞿磊在2014年3月26日到过工行军管支行，与工行军管支行宛伟波经理就《履约保函》责任承担问题进行过商谈，但尚不能证明博微公司向工行军管支行交付了符合保函要求的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证明材料。2015年5月下旬的电话录音中，工行军管支行的工作人员仅是认可博微公司在2014年3月26日到工行军管支行商谈过《履约保函》的责任承担事宜，并没有承认接收了博微公司的书面索赔单据。商谈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相互协商，以便对《履约保函》中的责任承担问题得出解决办法。索赔则是受损害一方对责任主体一方提出的明确损害赔偿请求。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博微公司2014年3月26日确实派员到过工行军管支行，但是否提交了符合保函要求的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证明材料，工行军管支行是否明确拒收等关键事实，博微公司均缺乏证据证明。而且博微公司也不能证明其向工行军管支行“出示”了与本案诉讼中提交的《关于向工行军管支行书面索赔通知的函》内容一致的书面函件，以致人民法院无法审查索赔单据与保函约定的要求、单据与单据之间是否“表面相符”。
其次，2014年3月26日之后，博微公司也没有对工行军管支行采取如果遇到拒赔时应当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与通常的理性商事主体的行为方式不符。根据查明的事实，博微公司在2014年3月26日到工行军管支行协商未果后，博微公司当场和之后均未对工行军管支行采取合法、合理的送达索赔单据措施，而是在2014年3月28日下午派员将《履约保函》的原件送交给了拖延付款的基础交易相对方国信公司，亦没有向国信公司附交向工行军管支行的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证明材料，该行为不能证明博微公司有委托国信公司向工行军管支行送达索赔单据和证明材料的意思表示，且国信公司也没有向工行军管支行转交索赔函，而是将《履约保函》的原件退还给了工行军管支行。此外，在工行军管支行将案涉《履约保函》注销后，博微公司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怠于向工行军管支行主张权利，也印证博微公司主观上并不积极要求工行军管支行履行保函付款责任，而是寄希望于国信公司履行基础合同义务。
综上，博微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保函到期日届满前向工行军管支行履行了相符交单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博微公司要求工行军管支行依据独立保函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博微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5572元，由博微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博微公司和国信公司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博微公司与国信公司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下属的关联公司”持有异议，博微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引用录音证据不全，对其他事实部分无异议。工行军管支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一审判决遗漏了博微公司和国信公司交易及付款情况。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博微公司向本院申请宛伟波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院认为，对于2014年3月26日宛伟波和瞿磊的商谈过程，博微公司已经提交了录音，因此宛伟波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没有必要，本院对博微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
另查明，国信公司的股东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持股51%）、商翠云（持股44%）、丁丽君（持股5%）。博微公司的股东为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该公司隶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二审庭审结束后，工行军管支行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载明：……3.根据《履约保函》第二条及第七条的要求，依据表面相符原则，受益人在索赔时应当出具两份材料：书面索赔通知和对方具有违约事实的证明材料，两份材料不能合二为一。对于受益人出具的“国信公司无法履行合同的证明”材料，应当是指受益人出具的能够证明国信公司违约的事实的证明材料，例如对账单、询证函等材料，而不是受益人单方出具的违约声明。4.索赔过程中不需要国信公司到场。在2014年3月26日银行工作人员接待博微公司咨询过程中，由于博微公司工作人员来银行时未提供《履约保函》约定的书面索赔通知和“国信公司无法履行合同的证明”，因此银行工作人员提示博微公司可以通过跟国信公司核实有关情况，或通过双方同时到场的方式，来获取《履约保函》约定的违约证明材料。5.保证金是在保函注销时同步退还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3月28日16时27分。6.保函注销是银行在资产管理系统中进行的内部操作程序，需要跟被担保人和受益人核实。2014年3月28日保函到期日，国信公司将保函原件交给我行，告知我行其与博微公司之间的涉案业务已经解决，博微公司将保函原件委托其退还我行注销，国信公司同时向我行申请退还保证金。我行基于对国信公司的信任以及国信公司持有保函原件，将保函注销并退还了保证金。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博微公司是否在案涉保函到期日前向工行军管支行进行了索赔；2.工行军管支行注销案涉保函是否合法有据，是否构成对博微公司案涉保函项下权利的损害。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独立保函是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开立人，以书面形式向受益人出具的，同意在受益人请求付款并提交符合保函要求的单据时，向其支付特定款项或在保函最高金额内付款的承诺。本案中，工行军管支行向博微公司出具《履约保函》，该行承诺收到书面索赔通知和交易对方具有违约事实的证明材料后，以保函金额为限承担担保责任，该付款承诺仅要求提交《履约保函》约定的书面单据，符合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特征，故《履约保函》为独立保函性质。
一、博微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在案涉保函到期日前向工行军管支行进行了索赔。根据《履约保函》的要求，博微公司向工行军管支行索赔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提交符合《履约保函》约定的书面单据即书面索赔通知和受益人出具的国信公司无法履行合同的证明；二是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证明材料必须在保函有效期内送达工行军管支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博微公司主张其于2014年3月26日向工行军管支行提交了书面索赔函，应对此进行举证。博微公司提交的出差票据、录音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仅能证明博微公司的瞿磊于2014年3月26日到过工行军管支行，并与工行军管支行宛伟波就《履约保函》进行过商谈。博微公司主张瞿磊当天将书面索赔函交付给宛伟波，但宛伟波拒绝签收。工行军管支行则明确否认于2014年3月26日收到书面索赔函，并主张当天瞿磊只是到工行军管支行咨询索赔事宜。从博微公司提交的宛伟波录音来看，宛伟波只是承认瞿磊于2014年3月26日到过该行并与其交谈，并没有认可收到过博微公司的书面索赔函。其次，博微公司主张其被工行军管支行拒赔后，将《履约保函》原件交给国信公司为其与工行军管支行协调索赔事宜，也不能证明其进行过有效索赔。书面索赔函是博微公司向工行军管支行主张索赔最重要的文件，如按照博微公司陈述其曾被工行军管支行拒赔，那么博微公司主张国信公司为其协调索赔事宜时应当将书面索赔函交给国信公司或者与国信公司一同前往工行军管支行才较为合理，《履约保函》实质是只是工行军管支行提供担保的承诺书，博微公司将此文件交给国信公司，并不能起到有效索赔的作用。最后，如按博微公司所述其于2014年3月26日被工行军管支行拒赔，博微公司针对如此大额的担保落空应积极主张权利，但博微公司直到一年多以后才派财务人员到工行军管支行交涉《履约保函》相关事宜，明显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
二、工行军管支行在保函有效期内注销《履约保函》有所不当，但不影响博微公司行使权利。依照中国工商银行《非融资类担保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担保到期日后，若未收到受益人的索偿申请，经办行应及时与被担保人、受益人核实相关情况，并对符合注销条件的担保予以注销。注销条件包括非融资类担保文本中有明确的到期日且所适用法律支持担保到期自动失效和追回担保文本正本等情形。本案中，《履约保函》约定保函到期日为2014年3月28日，应理解为截止时间为2014年3月28日工行军管支行营业结束时，但该行于2014年3月28日16时27分注销《履约保函》尚在保函有效期内，且该行未与博微公司核实相关情况，存在不当。但是博微公司在本案主张工行军管支行履行见索即付的义务，前提是博微公司在保函有效期内提交了《履约保函》要求的书面文件，在博微公司对此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即使工行军管支行注销《履约保函》时存在瑕疵，也不影响博微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博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案件受理费305572元，由博微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道丽
审 判 员 孔 萍
审 判 员 谢春城
法官助理 徐 贝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江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