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冀民终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承德诚信典当有限公司宇达分公司，住所地承德市兴隆县兴隆镇迎宾路路西。法定代表人：段亚男，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水，男，汉族，1963年12月20日出生，现住遵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悦，男，汉族，1966年7月12日出生，现住承德市双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迁西县昌顺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唐山市迁西县东荒峪镇松棚子村。法定代表人：邢桂琴，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英杰，河北路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迁西县远洋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唐山市迁西县兴城镇西河南寨村。法定代表人：王友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斌，河北燕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承德益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远通分公司，住所地承德市双桥区上河新村A区17号楼底商。法定代表人：孙宝春，该公司董事长。承德诚信典当有限公司宇达分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公司）诉迁西县昌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顺公司）、迁西县远洋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4日作出（2014）承民初字第00211号民事判决，昌顺公司、远洋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6日作出（2015）冀民一终字第280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了本案，并追加承德益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远通分公司（以下简称益隆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冀08民初40号民事判决，诚信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诚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水、刘福悦，被上诉人昌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英杰，被上诉人远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友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益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诚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债权的认定违背基本事实，对上诉人支付500万元现金给昌顺公司还账的基本事实避而不谈，编造理由设法为被上诉人逃避债务。首先，本案的基本事实是两家企业的两笔业务。2010年5月昌顺公司向益隆公司借款500万元，由远洋公司提供担保，二被上诉人一直向益隆公司于志忠支付利息；2012年6月7日，昌顺公司与诚信公司签订《动产浮动抵押合同》借款500万元，同样由远洋公司担保；益隆公司证明：2012年6月11日收到马连仕（昌顺公司法人）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诚信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此500万元由诚信公司支付。自此以后，担保人远洋公司一直向诚信公司偿还利息，并于2013年12月7日与诚信公司签署对账单：利息计算至2013年12月7日欠息10万元，并写明此利息源于2012年6月7日的500万元借款。至2014年5月4日远洋公司不再还款引发诚信公司起诉。其次，一审法院认定2010年5月二被上诉人向益隆公司所借的500万元与诚信公司主张的500万元借款是“权利延续”，即债权转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诚信公司基于与昌顺公司签订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向第三人支付对价现金5O0万元，此500万元用于给被上诉人昌顺公司向益隆公司还债。诚信公司没有延续和承接益隆公司的任何权利义务，原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同样与诚信公司无关，怎能说是权利延续和债权转移？我公司打给孙宝春的借款第三人已证实是“收到马连仕归还本金”，一审法院仍然以原审曾经含糊不清的笔录掩盖重审时己充分证明的事实和证据，蓄意回避因被上诉人与诚信公司签约，让诚信公司支出500万元资金的事实。2012年6月7日诚信公司支付500万元现金与2010年5月益隆公司借给被上诉人500万元完全是两回事，更不能理解为“为重新确认这笔业务”而支付，确认业务用重新支付500万元借款吗？再次，人民法院应综合多方证据正确理解“续签”之意，而不能片面解读为合同“权利延续”，进而偏离客观事实。上诉人是因为给昌顺公司还账才与二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上当居其后，当然可以描述为续签，更何况重新签订合同时有抵押物、场地租凭、后期对账单等一系列其它凭证，完全可以说明这笔交易是二被上诉人与诚信公司的新业务，这笔业务无法与先前益隆公司之业务相衔接，当然不属债权转移的情形。2、即便被认定为是“权利延续”（债权转移），二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也应当为诚信公司支付500万元现金所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没有昌顺公司与诚信公司签约和远洋公司担保，诚信公司不会向益隆公司支付500万元。同时，如果没有这笔借款，远洋公司以后两年的时间里也不会持续向诚信公司还款，显然远洋公司的还款行为是在实际履行借款合同，否则只能理解为是被上诉人与益隆公司联手欺骗诚信公司，他们的配合使得诚信公司支付500万元及利息不能全额收回，从这个角度看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也应当共同赔偿诚信公司的损失，即共同向诚信公司支付本金和利息。益隆公司在两年时间里得到了高出法律规定的利息和500万元本金（共计900余万元），而诚信公司自2012年至今的4年时间共收回410万元，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人民法院也不能将两家企业的账算在一起，用诚信公司的钱款填补益隆公司的高额所得，一审法院的判决强行将两家企业的权利义务混同在一起，侵害诚信公司的应有权益。综上，二审法院应重新梳理事实证据与法律关系，依法改判，支持我公司的诉讼请求。远洋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贵院应当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具体答辩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关于“2012年6月7日签订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是2010年5月借款的延续，是为重新确认该笔借款而签订，并未发生新的债权债务”的认定，认定事实非常清楚。具体理由：1、上诉人在诉状中陈述：“2012年6月7日原告与被告续签了典当贷款伍佰万元整的典当借款合同”，该陈述明确证明该笔所谓借款系2010年5月借款的延续的事实。上诉人将续签理解为时间的前后明显是在故意曲解续签的含义，如果两笔所谓借款之间没有实质的权利延续关系，是独立的两笔借款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续签之说；2、上诉人在原二审庭审时曾经明确承认：“2010年时，承德益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远通分公司（下称益隆典当公司）股东为辛学良、于志忠、孔庆水、刘福悦、孙保春、刘国恩、刘广承、刘建国、戴卫彬等，2012年6月份分家时，将涉案借款分给诚信典当公司，为重新确认这笔业务续签了《动产浮动抵押合同》”。这些自认的事实都是上诉人代理人兼股东孔庆水（同时是分家前益隆典当公司股东）在原二审庭审过程中当庭明确承认的，不存在任何错误认知的可能，当然更不是上诉人主张的“含糊不清”的问题，应当依法认定；3、益隆典当公司出具的关于昌顺公司向诚信典当公司所借500万元是用于马连仕向益隆典当公司偿还债务的证明明显属于虚假证明，不足采信：首先，因诚信典当公司系2012年6月益隆典当公司分家时设立的，两家公司以及两家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就本案中的债权债务而言，两家公司以及两家公司股东之间实质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本案中的借款实质上系一笔借款的事实被法院最终认定，必然会导致两家公司股东之间重新分家的问题，故此益隆典当公司的证明不足采信；其次，假设益隆典当公司证明内容属实的话，作为专业的从事典当借款业务的公司，诚信典当公司必然会要求昌顺公司出具同意书等书面材料，以表明昌顺公司同意将该笔借款支付给益隆典当公司用于偿还之前的借款，而本案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证据，由此角度来看：益隆典当公司的证明也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再次，孔庆水打入孙保春账户的500万元不是履行2012年6月7日《动产浮动抵押合同》支付给昌顺公司或答辩人的借款，尤其结合诚信典当公司当时正是设立的阶段且是益隆典当公司各股东分家时而设立的事实，该笔500万元应当是典当公司股东之间清算分家而产生；4、诚信典当公司是2012年7月19日设立的，与本案中2012年6月7日《动产浮动抵押合同》形成时间非常接近，进一步印证了诚信典当公司于益隆典当公司分家时分得本案中的该笔债权，是2010年5月借款权利延续的事实。另通过诚信典当公司设立时间在2012年6月7日《动产浮动抵押合同》形成时间之前这一点也能说明该笔借款并不是新的借款，因为2012年6月7日诚信典当公司尚未设立，根本就不可能以“诚信典当公司”名义开展新的借款业务；5、2012年6月7日之后，答辩人曾经于2012年8月1日还款20万元至于志忠的账户，如果2012年6月7日系新产生的借款的话，答辩人不可能继续向于志忠还款。另孔庆水不仅是诚信典当公司的股东，同时也是分家前的益隆典当公司的股东，答辩人向孔庆水账户中打款根本就不能说明2012年6月7日《动产浮动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系新产生的借款。二、上诉人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更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既然2012年6月7日的借款系2010年5月借款的延续，那么依照《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将预先扣除的利息17.5万元从本金中扣除，从而认定本案借款本金是482.5万元完全正确；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一审判决按照查明的34笔还款时间节点，将超出法律规定的高息部分冲抵借款本金的做法，法律依据非常明确，且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类似案件中也是如此判决的。上诉人以其遭受损失等为由要求答辩人与昌顺公司承担相应的后果简直荒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即使假设上诉人因涉案借款产生损失，也是因其基于违法高息的约定以及两家公司股东在分家过程中的分家不当等种种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答辩人及昌顺公司造成的，当然答辩人及昌顺公司也没有因此而受益，故此即使诚信典当公司损失的话，其也应当向益隆典当公司主张，而不是向答辩人及昌顺公司主张。答辩人保留依法追回支付的超过法定利率部分的利息。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诚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昌顺公司偿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190万元，远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益隆公司与昌顺公司签订了《动产浮动抵押借款合同》（该合同原、被告双方均认可，但都未能提供合同原件），益隆公司向昌顺公司提供500万元的借款，月利率40‰。远洋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010年5月17日，益隆公司通过辛学良银行卡向昌顺公司原法人马连仕银行卡汇入482.5万元。昌顺公司和远洋公司依约按照每月20万元向益隆公司偿还借款利息。2010年，益隆公司的股东为辛学良、于志忠、孔庆水、刘福悦、孙保春、刘国恩、刘广承、刘建国、戴卫彬等，2012年6月公司分家时，将该笔借款分给诚信公司，为重新确认这笔业务，2012年6月7日续签了《动产浮动抵押合同》，约定借款500万元，月利率40‰，用40000吨铁精粉作抵押，按月结息，利随本清，借款期限为2012年6月7日至2013年6月6日止。该笔借款实际由远洋公司使用。同日签订了当票：今收到诚信公司典当贷款现金500万元，期限2012年6月7日至2013年6月6日，综合费用40‰（其中综合费35‰，利息5‰。2012年6月7日昌顺公司与诚信公司又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约定诚信公司租赁昌顺公司20亩土地用于存放铁精粉，租赁期限2012年6月7日至2013年6月6日。年租金2000元。2013年12月1日，远洋公司出具了续保书载明：在《动产浮动抵押合同》中，由我公司作为昌顺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债务到期后，当金未能及时归还，为了借款人的利益，在我公司的请求下，你公司同意暂不做绝当处理。我公司承诺对原《动产浮动抵押合同》的保证期限在延长二年。2014年1月10日，远洋公司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诚信公司500万元，此借款与2012年6月7日的借款是一笔借款。同日远洋公司出具的还款协议载明：2012年6月7日远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友金用昌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马连仕的名义在诚信公司借款500万元，利息计算到2013年12月7日欠息10万元，借款人远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友金同意在执行2012年6月7日签订合同的基础上重新写出一张借据便于以后履行。借款人承诺2014年6月1日前本息全部还清。2015年6月17日，益隆公司出具证明称：2012年6月11日，益隆公司收到马连仕归还本金500万元，2012年8月1日收到欠息10万元，至此本息全部还清。合同签订后，远洋公司每月向诚信公司偿还借款利息20万元，2010年7月20日至2014年5月4日期间，昌顺公司和远洋公司共计支付本息8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虽然签订了《动产浮动抵押合同》，并开具了当票，但《动产浮动抵押合同》不具备典当的法律特征，又根据商务部、公安部《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典当行不得经营动产抵押业务，故当事人双方不构成典当法律关系，实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事人对抵押物也未予登记，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无效。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2012年6月益隆远通分公司将该笔借款转给诚信公司，因涉及原债权人益隆远通分公司的利益，故法院依职权追加益隆远通分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关于2012年6月7日签定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及基于该合同产生的债务的性质和效力。2010年5月益隆公司与昌顺公司签订了《动产浮动抵押合同》，保证担保人为远洋公司。2012年6月益隆公司将该笔借款转让给诚信公司，为重新确认这笔业务，2012年6月7日续签了《动产浮动抵押合同》。原告起诉状中已明确续签事实。诚信公司提供的2012年6月11日银行转账凭证，系孔庆水转入孙宝春的账户，不能证实是履行《动产浮动抵押合同》支付给远洋公司的借款。二审庭审笔录中，诚信公司称款是直接打给马连仕的账户，是通过银行汇的款。但没有提供在哪个银行汇的款，原审法院也无法查证，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2012年6月7日诚信公司与昌顺公司签订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是2010年5月益隆公司与昌顺公司签订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的权利延续，并未发生新的债权债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原告只能基于2010年5月益隆公司与昌顺公司签订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关于被告欠付的借款本息数额。2010年5月17日，益隆公司扣除的17.5万元利息后，通过辛学良银行卡向昌顺公司原法人马连仕银行卡汇入482.5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预先扣除的17.5万元利息不应计算到本金中。原告称借款本金500万元的理由不予认可，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实际的借款本金应为482.5万元，2010年7月20日至2014年5月4日，昌顺公司和远洋公司共计支付本息810万元。综上，在2010年7月20日至2014年5月4日期间，被告共计支付本息810万元。根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之规定，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据此，本案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当事人双方约定的月利率40‰，违反当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对于超出的高息部分自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按照本院查明的34笔还款时间节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将超出的高息部分冲抵借款本金，截止到2013年11月28日偿还20万元后，余款21799元本金，2014年1月1日扣款20万元后超额扣了约199534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承德诚信典当有限公司宇达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100元，由原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核心事实是：2012年６月７日诚信公司与昌顺公司、远洋公司签订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与2010年5月份益隆公司向昌顺公司出借的、远洋公司担保的500万元（实际给付482.5万元）之间的关系。上诉人诚信公司主张，两者是借新还旧的关系，2012年６月７日三方签订《动产浮动抵押合同》后，根据马连仕的口头指令，于2012年6月11日将500万元借款直接转给了孙宝春，用于清偿2010年昌顺公司和远洋公司在益隆公司处的借款。对该事实，益隆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出具书面证明，证实于2012年6月11日收到马连仕归还本金500万元，8月1日收到利息10万元，至此本息全部还清，重审时益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宝春出庭时对此也予以认可。被上诉人昌顺公司和远洋公司则主张，两者是债务延续关系，自始至终收到的借款只有482.5万元，开始是与益隆公司签订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2012年6月份，益隆公司股东分家时，将该笔业务分给了诚信公司，为了重新确认这笔债务续签了《动产浮动抵押合同》，不存在借新还旧的事实。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本院上次二审中2015年8月20日上午的开庭笔录记载，上诉人诚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水（其本人亦称系案涉《动产浮动抵押合同》的经办人）多次自认2012年6月7日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是2010年5月份《动产浮动抵押合同》的续签，其在一审重审及本院此次二审期间提出的“借新还旧”说法与原自认事实在重大差异，对此诚信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其提出的“借新还旧”说法不予认可。另，虽然诚信公司在重审中提交了2012年6月11日孔庆水向益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宝春转款500万元的转款凭证，但所谓的“根据马连仕的口头指令，将500万元借款直接转给了孙宝春，用于清偿2010年昌顺公司和远洋公司在益隆公司处的借款”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借款合同和相关手续也均未有任何体现。同时，关于2012年6月7日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涉及的500万元款项实际支付情况，是本院上次二审庭审调查的重点问题，孔庆水作为《动产浮动抵押合同》签订的经办人和500万元的转款人，从未提及500万元转款这一重要事实，与常理不符，故原审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是履行《动产浮动抵押合同》支付给远洋公司的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另，原审第三人益隆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孙宝春与上诉人诚信公司原来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出具的书面证明及庭审中的陈述不足以支持上诉人诚信公司的主张。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2年６月７日上诉人诚信公司与被上诉人昌顺公司、远洋公司签订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是2010年5月份第三人益隆公司出借500万元（实际给付482.5万元）业务的延续，故原审法院将2010年7月20日至2014年5月4日远洋公司、昌顺公司陆续归还的810万元均认定为案涉借款的还款并无不当。因本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前受理的案件，故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于借款人已自愿归还的高息如何处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无明确规定，故原审法院按照还款时间节点、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为标准，将超出的高息冲抵本金的处理方法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其次，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诚信公司主张如法院认定2012年6月7日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是“权利延续”，被上诉人昌顺公司、远洋公司应赔偿其因向第三人益隆公司支付500万元而形成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100元由上诉人承德诚信典当有限公司宇达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宣建新审判员  王 芳审判员  邢荣允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武佳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