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萍民二终字第11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萍乡市旭光企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江明，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萍乡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彭宪国，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光萍，江西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歌，江西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萍乡市旭光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萍乡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合同纠纷一案，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日作出（2013）安民初字第12号民事裁定不予受理。旭光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于2014年6月5日作出（2014）萍民再字第08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7日作出（2014）安民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旭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李江明，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光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查明，1994年11月份，旭光公司为江发客车制造厂制作工程，完工后该厂欠旭光公司工程款377588.06元。双方产生纠纷后，旭光公司遂于1998年向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作出（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判决江发客车制造厂偿付旭光公司工程款377588.06元，并支付违约金139329.99元，合计516918.05元。判决生效，旭光公司随即向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4月9日作出（1999）萍法执裁字第27号民事裁定，查封江发客车制造厂烘干房一套。2003年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此案指定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执行。2010年1月19日，因江发客车制造厂向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萍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受理该破产案件。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遂于2011年2月23日依法作出裁定，中止案件执行。2012年7月10日，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萍民破字第11-6号民事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两级法院在案件执行阶段，执行到位款项为112105.82元，尚有404812.23元债权未执行到位。2012年8月7日，旭光公司与市国资委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市国资委分二次支付404812.23元给旭光公司，第一次于2012年9月10日前付现金30万元，第二次于2012年9月25日前支付现金104812.23元。双方在协议中特别约定，市国资委以补助的形式适当补偿旭光公司的利息损失，具体金额、支付方式、时间，在半年内另行商定。协议签订后，市国资委通过萍乡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9月26日支付了30万元给旭光公司，剩余104812.23元未支付。2013年10月18日，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作出（2003）芦执字第16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旭光公司因多次找市国资委主张权利未果，于2013年8月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市国资委支付104812.23元，并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294985.86元，合计人民币1399798.09元。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涉及二个问题，一是双方2012年8月7日所订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二是涉案债权是否计算利息及按何种方式计算。关于第一个问题，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2年9月2日作出（2013）安立初字第12号不予受理的民事裁定，认为旭光公司与市国资委所签订协议，从内容上来看，市国资委仅负责筹集资金并付款，双方未设立以市国资委为债务主体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所签订协议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事合同，双方没有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故旭光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理由支持。经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于2014年6月5日作出（2014）萍民再字第08号民事裁定，认为双方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且协议约定的内容也是普通的民事债权。该裁定虽为解决程序之问题，但就双方协议的性质进行了厘定；且该裁定为生效的法律文书，故对涉案协议的性质无庸置疑。市国资委虽在诉讼中就协议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旭光公司的债权实为破产企业的债权，在破产案件的审理中应当向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破产管理人申报，依法受偿，且受理执行案件的法院亦在终结执行裁定中将理由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旭光公司当向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或江发客车制造厂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按比例受偿。旭光公司放弃申报，根据破产法之规定，视为放弃权利。故旭光公司的诉请于法无据，双方所订协议因违反破产法之规定而为无效。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认为，从破产法的角度来看，市国资委之抗辩理由并无不当；但从传统的民法理论来看，市国资委在江发客车制造厂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后，仍与旭光公司签订协议，双方没有隶属关系，系平等的民事主体，且协议签订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之表示，无无效的情形，故该协议当为有效协议。市国资委以协议无效之抗辩理由不成立，旭光公司依据此协议向市国资委主张权利应当受到法律支持。本案争议的第二个问题，即是否应计算利息或按何种方式、何种标准计算。旭光公司在诉讼中向法院提交了其自行制作的利息计算方式，其起始时间为1998年12月26日，一直计算至2014年1月18日，计算方式以201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按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在证据分析部分，一审判决已对其三性进行阐述，无论是计算方式还是执行依据都矛盾重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故旭光公司诉请利息损失应予支持。但计算多长时间，按何种标准计算应另行讨论。旭光公司在诉讼中，一直主张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双倍计算之方式自1998年计算至2014年。这是法律对迟延履行法律义务的一种惩罚性制裁方式。本案市国资委是否迟延履行法律义务，显然不是。（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已明确，履行义务人为江发客车制造厂，无论是审理还是执行阶段，履行义务对象都不是本案被告。即使旭光公司迟延履行债务利息主张成立，义务人也应该为江发客车制造厂而不应是市国资委。故旭光公司要求市国资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双倍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2012年8月7日，双方签订协议时特别约定，市国资委以补助形式适当补偿，半年后另行商定，该约定对标准不明确。因此，利息则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旭光公司诉请不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计算，且重复计算，计算复息，违反法律规定，故旭光公司的此项诉请合法部分当予支持，无法律依据的部分当予驳回。利息计算时间应从被告履行义务的最后期限，即2012年8月7日协议约定的2012年9月25日之后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市国资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旭光公司104812.23元，并支付该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2年9月26日起计算至归还之日止）。二、驳回旭光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398元，由旭光公司承担15658.2元，市国资委承担1739.8元。
一审判决宣判后，旭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2年9月6日旭光公司与市国资委签订的协议书明确表明，市国资委是根据市政府授权接管处理旭光公司与江发客车制造厂的债务，旭光公司也一直是要求市国资委清偿江发客车制造厂所欠款项，市国资委应当承担江发客车制造厂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旭光公司与江发客车制造厂之间的债务纠纷在1999年4月9日申请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债务人应当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计算到2014年9月7日为1412756.19元。因此，请求改判市国资委支付1412756.19元利息损失。
被上诉人市国资委答辩称，一、市国资委与旭光公司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旭光公司对江发客车制造厂的债权因江发客车制造厂依法破产而终结，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因此，不论是江发客车制造厂所欠旭光公司的本金、违约金还是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都依法不再清偿。市政府考虑维稳因素，由市国资委出面处理旭光公司的特殊债权而与旭光公司签订协议。市国资委与此前旭光公司对江发客车制造厂的债权没有任何关系。二、在接收江发客车制造厂的过程中，市国资委并没有受益，不是对江发客车制造厂债务的继承。三、根据（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江发客车制造厂应支付旭光公司工程款377588.06元，违约金139329.99元。经查询旭光公司与江发客车制造厂的往来账目，证明江发客车制造厂在该案判决前即已支付了238738.64元，在执行中又支付了11万余元，旭光公司现在主张的江发客车制造厂欠款金额与事实不符。因此，请求依法判决。
在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上诉人旭光公司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1999）萍法执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情况，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执行部分款项。证据2、2003年9月10日旭光公司制作并向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提交的报告及邮寄凭证各一份，证明在（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的执行中，旭光公司要求执行法院强制划拨江发客车制造厂的财产。3、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2011年2月23日作出的（2003）芦执字第16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明执行法院在2011年2月23日中止了（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的执行，在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证据4、旭光公司于2011年3月8日写给市国资委的告知书及邮寄凭证各一份，证明旭光公司向市国资委催收（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务。证据5、旭光公司于2011年7月26日向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提交的报告及邮寄凭证，证明旭光公司为（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的执行，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的债权金额，要求早日执行到位。证据6、旭光公司于2011年9月25日向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提交的报告及邮寄凭证、收款发票各一份，证明旭光公司为（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请求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早日裁定变更被执行主体，并要求市国资委清偿了结其债务。证据7、旭光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提出的执行异议书及邮寄凭证各一份，证明旭光公司不服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对（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而作出的终结执行裁定，并提出异议。证据8、旭光公司于2013年11月21日提出的复议申请书及邮寄凭证各一份，证明旭光公司不服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对（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的终结执行裁定，申请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证据9、旭光公司制作的债务本金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表，证明从1998年12月26日到2014年9月7日，市国资委所欠债务本金为104812.23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为1412756.19元。质证后，市国资委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第1-8号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9认为上诉人在二审中增加了利息金额，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因上诉人提交的1-8号证据均系上诉人与江发客车制造厂之间民事执行案件的有关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对此不予认定。上诉人提交的第9号证据系上诉人自己制作的利息计算表，被上诉人不认可，本院对此不予认定。
在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被上诉人市国资委未向法庭提交二审中的新证据。
二审经开庭审理及审查一审案卷材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市国资委与旭光公司在2012年8月7日签订《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本案的争执焦点是：市国资委是否与（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有关联，是否应承担该案执行期间迟延履行金。旭光公司对江发客车制造厂债权的诉求，前后经历了两个独立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的执行。由于江发客车制造厂依法破产，本院已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所有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因此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在2013年10月18日作出执行裁定，终结本院（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的执行。债权债务具有确定性，非经法定程序或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债权债务均不发生转移。市国资委并未接受江发客车制造厂的财产，也未继承江发客车制造厂的债务，（1998）萍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执行终结之后，申请执行人旭光公司对江发客车制造厂的所有债权即已终结，该债权与市国资委无关。因此上诉人提出市国资委与江发客车制造厂执行一案有关联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第二个阶段是市国资委以案外人的身份就江发客车制造厂所欠旭光公司债务与旭光公司签订协议。江发客车制造厂与市国资委是两个独立主体，互相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市国资委虽然负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职权，但没有为江发客车制造厂清偿债务的法定义务。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由市国资委以补助的形式对旭光公司在案件执行期间的利息损失进行适当补偿，但没有约定市国资委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因此市国资委没有清偿迟延履行金的约定义务。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市国资委没有按照双方约定支付款项，构成违约，一审判决市国资委支付剩余104812.23元款项及该款项自2012年9月26日起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上诉人提出市国资委支付从1998年12月26日起到二审开庭之日止的迟延履行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658.2元，由上诉人萍乡市旭光企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易 磊
代理审判员 严林伟
代理审判员 姚 赛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刘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