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松民一（民）初字第7276号
原告云渡艺品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韩某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小红，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燕，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龙迎春，女，1979年11月29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甘肃省兰州市。
被告何鹏，男，1976年9月28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甘肃省兰州市。
上述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海泉，上海市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云渡艺品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渡公司”）与被告龙迎春、何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5年9月9日、2016年1月12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小红、李燕，被告龙迎春、何鹏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海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云渡公司诉称：案外人韩某某、熊某某为原告股东，2013年5月上述二人在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三民馆”）经人介绍与二被告相识，二被告自称为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敦煌研究院美术所画家及敦煌研究院驻三民馆办事处及敦煌艺臻工作室（以下简称“艺臻工作室”）工作人员，二被告还称其所出售画作是系经樊锦诗院长批准的敦煌研究院专职画家的作品。同时，二被告还以使原告成为华东地区独家代理商诱使韩某某、熊某某投资设立了原告云渡公司，原告云渡公司的设立花费了较多的费用，包括办公司租赁及装修等。在此期间，二被告还向原告出售大量壁画。2015年4月，原告经调查发现二被告并非是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其所设立的艺臻工作室也并非敦煌研究院驻上海办事处，而二被告出售给原告的画作除马强、雷蕾、王学丽三人外，其余均非敦煌研究院美术所专职画家，二被告的行为有违诚信，且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找二被告要求退还画款，而二被告仅表示愿意退还50万元。原告认为被告的欺诈及违约行为致使原告想以敦煌研究院画作作为宣传敦煌文化的构想落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解除合同。现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在2013年8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就壁画作品所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2、二被告返还原告购画款1，445，000元、购画定金10，000元，合计1，455，000元（其中已经扣除两幅已经送给他人的画作合计价值56，000元）；3、被告支付上述145，5000元自给付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具体为：30，000元自2013年8月27日起算；210，000元自2013年9月24日起算；160，000元自2013年12月9日起算；666，000元自2014年3月7日起算；262，000元自2014年5月17日起算；82，000元自2014年9月23日起算；35，000元自2014年9月30日起算；10，000元自2014年12月17日起算；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均以为年息5.25%的标准计算）；3、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公证费（固定证据花费）损失3，000元。审理中原告明确对于其购买的画作在合同解除后愿意退还给二被告。
被告龙迎春、何鹏辩称：二被告并未向原告谎称是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也未承诺出售的全部画作均是敦煌研究院专职画家的画。2013年9月、2014年3月、5月、8月，原告向被告购买了几批画作，这些画作均附有典藏证书，其中对于作者的情况有明确介绍，而且上述出售的画作均是原告拿回去一段时间后确定购买再付款的，根本不存在二被告欺骗原告的情况，二被告也未承诺过让原告成为敦煌研究院在华东区的唯一代理等事项。原告所称的与事实不符，主张的理由也难以成立，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予同意。
经审理查明：自2013年8月开始案外人韩某某（现为原告法定代表人）与熊某某为将要设立的原告云渡公司从二被告处陆续购买涉及敦煌石窟题材的画作，2014年4月8日原告云渡公司设立后继续向二被告购买画作，直到2014年12月。原、被告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双方多次买卖画作的流程为，被告先将画给原告，过一段时间后原告将需要的进行确认，并支付画款。
就买卖的画作，原、被告作如下确认，其中没有的争议的共有31幅，具体为：1、（党锋）千手观音1幅18万元；2、（党锋）反弹琵琶全图1幅6万元；3、（罗新春）如意轮观音1幅6万元；4、（雷蕾）220窟舞乐图1幅16万元；5、（雷蕾）456窟菩萨1幅6万元；6、（雷蕾）305窟说法图1幅9万元；7、（雷蕾）引路菩萨A1幅6万元；8、（雷蕾）引路菩萨B1幅6万元；9、（雷蕾）反弹琵琶1幅2.2万元；10、（雷蕾）320窟双飞天4幅合计2万元（每幅5，000元）；11、（李秀华）130窟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1幅12万元；12、（李秀华）水月观音1幅3.8万元；13、（李秀华）反弹琵琶1幅6万元；14、（李秀华）胡旋舞1幅2.8万元；15、（李秀华）220窟持花菩萨1幅2.8万元；16、（李秀华）思维菩萨1幅2.8万元；17、（王学丽）莲花飞天藻井1幅6万元；18、（赵新荣）愉林25窟舞乐图1幅8万元；19、（赵新荣）57窟美人观音1幅3.8万元；20、（赵新荣）57窟美人观音1幅3.8万元；21、（赵新荣）320窟双飞天3幅合计1.5万元（每幅5，000元）；22、（马强）205窟双人花旋舞1幅4.8万元；23、（马强）五飞天1幅3.2万元；24、（马强）71窟思维菩萨1幅4万元；25、原告已经送人的画作2幅（画作名称和作者原、被告均无法明确）合计5.6万元。有争议的为5幅，具体为：1、320窟双飞天2幅合计1万元（每幅5，000元），原告认为作者为赵新荣，被告认为作者为雷蕾；2、反弹琵琶2幅合计1万元（每幅5，000元），原告认为作者是赵新荣，被告认为作者是雷蕾。就上述有争议的画作，本院要求原告提供照片，原告仅提供了赵新荣320窟双飞天2幅，原告称其余的画作照片因看管的人员不在国内，故现无法提供；被告质证认为因为是照片故画作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因被告出售给原告的320窟双飞天总共有9幅，在双方确认的画作里也有赵新荣的，故原告仅提供了两幅赵新荣的画作，不能解决双方争议问题。
就支付的钱款，原、被告确认：原告已经支付给被告的款项为1，511，000元，分多次通过案外人沈某某、熊某某的账户转给被告。本案中，沈某某、熊某某出具情况确认受原告委托向被告龙迎春支付画款的事实。1，511，000元中包括上述36幅画作的画款1，501，000元及定金1万元。原、被告对于定金的性质存在争议，原告认为是将要购买的新画（雷蕾、赵新荣57窟说法图）的定金，被告认为是原告股东熊某某向其借用的其他6幅画的定金。原、被告还确认在以往的交易中，并未支付过购画定金。
就本案所涉的画作作者身份，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6月5日，原告发送律师函给敦煌研究院，函件载明，原告发现二被告假冒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在上海设立敦煌艺臻工作室，展览和销售研究院专职画家临摹的敦煌壁画，故要求对于二被告身份及马强、雷蕾、赵新荣、李秀华、党锋、罗新春、王学丽等人身份进行核实。2016年6月18日，敦煌研究院回函答复如下：二被告不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研究院在上海没有设立任何办事机构；马强、雷蕾、王学丽是研究院美术所专职画家；研究院没有授权任何人、任何机构销售画作；画家销售其作品是其个人的权利；研究院的画家可以以研究院名义署名。
被告认为研究院的答复并不全面，刘秀华是研究院的专职画家，赵新荣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为此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刘秀华、赵新荣的工作证；敦煌研究院人事处盖章确认的李秀华简介，简介载明李秀华系研究院专职画家。
2015年12月18日，本院向敦煌研究院发送调查函，要求该院协助调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李秀华、赵新荣的身份情况。2016年1月7日，敦煌研究院复函本院称：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简称；李秀华与赵新荣的工作证是真实的，李秀华是研究院美术所专职画家，赵新荣是研究所为西藏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及西藏古格遗址壁画保护项目临时外聘人员，项目完工后已离职。
审理中，原告为证明二被告假冒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且自称出售的画作系研究院专职画家而提供了如下证据：1、案外人熊某某与二被告之间往来邮件公证书及该公证费发票3，000元，原告认为在邮件中被告假冒研究院工作人员，并以获得敦煌研究院在华东区进行独家代理合作为由，不断诱使案外人设立原告云渡公司；2、被告在原告多次要求的情况下交付给原告的部分画作的典藏证书其中包括作者介绍，原告称作者真实身份与被告之前口头所称的全部是研究院专职画家有出入，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称被告是在2014年3月12日将典藏证书交给其，之后证据交换中原告又称被告于2014年12月将典藏证书交给其；3、微信聊天记录，原告认为被告在与原告工作人员互动中诱使原告方相信被告就是敦煌研究院研究员；4、原告工作人员与三民馆工作人员、其他买受人、被告龙迎春的录音资料，证明被告一直对外宣称艺臻工作室系敦煌研究院在上海办事机构，原、被告产生争议后，被告曾口头承诺退还50万元；5、新闻报道网页，证明被告以艺臻工作室研究院的身份对外宣传。
就上述证据二被告质证认为：1、对于邮件及典藏证书真实性认可，邮件仅是熊某某、韩某某为设立原告云渡公司而和被告交流一些设想以及原、被告之间部分画作买卖的磋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典藏证书中就被告出售的每幅画和每个作者的情况予以的明确的介绍，故原告所称被告口头称画作作者全部是研究院专职画家，与事实不符。而且原告所称典藏证书到2014年12月才交付也与事实不符，证书是附随每幅画同时交给原告的，这一点从原告自己提供的邮件就能反映，2014年9月22日熊某某发给被告龙迎春的邮件中载明“199窟作品已交付至小龙女，并补2，000元的差价，需要归还的作品证书都1楼”；同日，原告工作人员沈某某发送给被告龙迎春的邮件载明“昨天OWEN交给我的5幅飞天、2幅反弹琵琶，需要办入库，能否麻烦把相关的作者和具体的画名告诉我。另外此7幅画的证书能否一起给我。”由此可见典藏证书是附随作品一并交付的。2、微信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的内容无法证明原告主张，而且微信时间是在买卖关系发生后，故不存在诱使卖画一说。3、对于原告与案外人的录音难以确认，而且均是在买卖关系发生后，原告为了诉讼而为；对于原告与被告龙迎春的录音予以认可，在录音中被告从未认可欺诈，原、被告之间的买卖是公平自愿的，只是在原告不断骚扰的情况下，被告的确曾想过退还50万元息事宁人，但现在既然诉讼，就依法处理。4、对于新闻报道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主张。
本院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其中邮件公证书、发票、点藏证书、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被告的录音资料、新闻报道真实性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公证书、典藏证书、敦煌壁画汇总表、历史交易明细表、情况说明、律师函、敦煌研究院答复、发票、工作证、敦煌壁画临摹品清单、调查函、复函、询问笔录、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当事人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就画作的买卖，原、被告虽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双方对于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均予以确认，且被告已经交付了画作，原告也支付了相应的款项，故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画作买卖合同关系，且该合同关系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审理中，原告提出解除合同，就该项主张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原、被告对于买卖的标的物并无特殊的约定，原告认为被告曾口头承诺销售的全部是敦煌研究院专职画家的画作，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原、被告确认的买卖流程，画作是在被告交付后再由原告决定购买及付款的，可见原告对于买卖的标的物有充分的考虑及验证的时间，不存在因被告欺骗而使原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更何况关于画作作者的身份情况在被告给予原告的典藏证书中均有明确的说明，故对于其中有些并非研究院专职画家的作品，原告也应当是明知的，而且知晓该情况应该是在购买画作同时，因为根据双方往来邮件可以证明证书是随同画作一起交付的。故此，本院认为本案被告已交付原告的标的物并未违反约定，由此建立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关于被告是否存在假冒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的欺诈行为，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能对此证明。退一步讲，即便原告对于被告的身份存在误解也不影响本案的买卖合同本身，根据前述分析，原、被告之间画作买卖合同成立且生效，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不因出卖人身份不同而改变。最后，关于原告所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主张。本案原、被告之间建立的仅是画作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的合同目的就是购买到真实的画作，至于原告所称的宣传敦煌文化的构想的目的，被告对此并无承诺，也非本案买卖合同的目的。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解约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解约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告解约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对于原告以解约为基础所提的退还购买画款1，445，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并退还画作的请求均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退还购画定金10，000元的请求。要判定该款项是否退还，首先要确定该定金的性质，本院认为，一则双方对此并无约定；二则，根据以往的买卖双方并无在购画之前先交付定金的惯例；再则，被告的确尚出借了6幅画作未予收回。故该笔定金认定为借画定金较为适宜，应与借画的事宜一并处理，原告要求被告以在本案中以购画定金予以退还，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公证费损失3，000元，因本案原告解除合同的主张未得到支持，故原告的此项损失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云渡艺品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525元，由原告云渡艺品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负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顾国华
审 判 员 张 莉
人民陪审员 吕 波
二〇一六年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余诗诗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