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13行初129号
原告惠东县大岭镇万松村民委员会山下村民小组（以下称山下小组）。
负责人曾国和，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付广军、刘俊丹，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惠东县人民政府（以下称惠东县政府）。
法定代表人郭武飘，县长。
委托代理人杨琴，惠东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郑启迪，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惠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称惠州市政府）。
法定代表人麦教猛，市长。
委托代理人伍双双、黄志芳，惠州市法制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惠东县大岭镇万松村民委员会新屋村民小组（以下称新屋小组）。
负责人周锦清，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周桂林。
委托代理人徐立新，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山下小组不服被告惠东县政府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惠东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惠东府行处字[2016]5号）以及被告惠州市政府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惠府行复[2016]78号），于2016年12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立案后，于2017年1月19日向被告惠东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17年1月17日向被告惠州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山下小组负责人曾国和及委托代理人付广军，被告惠东县政府委托代理人杨琴、郑启迪，被告惠州市政府委托代理人伍双双，第三人新屋小组委托代理人周桂林、徐立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下小组与新屋小组发生土地权属争议，惠东县政府经依法受理，并组织当事人调解未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惠东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惠东府行处字[2016]5号）。
山下小组不服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惠州市政府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惠府行复[2016]78号），认为惠东县政府作出的原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符合《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关于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原行政行为。
原告山下小组起诉称，一、原告认为争议土地11.238亩归原告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两被告认定事实错误。1、原告对争议土地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惠东县政府于1982年3月21日核发了《自留山证》证实争议土地归原告所有，现惠东县政府居然认为证中所述位置与争议土地相隔甚远，不在争议范围内，完全不符合事实；惠州市政府在未经核实就采信了惠东县政府的说词，与事实不符。根据惠东县政府1982年3月21日核发的11份《自留山证》证实，争议土地划分11块，分别归原告组员11人所有，各组员土地前后依次相连，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12亩。《自留山证》可清楚证实争议土地权属，且原告及第三方万松村均予以确认，但两被告未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就做出认定，且该《自留山证》为原告从惠东县政府处复印获得，惠州市政府居然认为没存档，不认定关联性，《自留山证》为惠东县政府核发的，没有存档应当由惠东县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为何反而认定不予确认，明显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2、原告对争议土地拥有所有权具备充分的书证及人证。书证及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应证，且其中有争议双方共同上级集体组织万松村委会议记录及无利害关系及前万松村委书记周顺证言均证实争议土地权属，但惠东县政府予以否定，且无给出任何理由，却对第三人成员所述给予全部确认。3、争议土地与原告所有的土地三面紧密相连，且位于原告土地范围内，却与第三人相距甚远。根据实地勘察及卫星地图可清楚知悉：争议土地除西北方向，其他均与原告衔接；第三人却与争议土地不相邻且相隔近一公里远，中间由河源移民村隔离开，从地理位置及历史耕种习惯也完全能够确认争议土地位于原告管理范围，应当归原告所有。现惠东县政府却将争议土地认定归第三人所有，这明显不符合耕种习惯与客观事实。二、两被告认定争议土地归第三人所有，依据证据明显不足且存在矛盾。两被告对原告持有的《自留山证》未经任何调查核实，就简单的以“《自留山证》的地点与争议地位置不一致，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予以否定，若惠东县政府认为《自留山证》的地点与争议地位置不一致，那原告都不知道惠东县政府核发《自留山证》指示的地点的位置在哪里?还要请惠东县政府给原告划出具体位置。三、两被告作出该行政决定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惠东县政府根据原《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二十条、二十一条的规定，两被告也应当遵守事实将争议土地认定给原告所有，而不是主观随意认定。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原告对争议土地持有的《自留山证》，可清楚证实争议土地的权属，应当依法认定争议土地归原告所有。综上所述，原告认为两被告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惠东县政府作出的惠东府行处字[2016]5号《惠东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及惠州市政府作出的惠府行复[2016]78号《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山下小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惠东府行处字（2016）5号《惠东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据二，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三，惠府行复（2016）78号《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四，11份《自留山证》[证号分别为：惠林证字第058104号、第058105号、第058106号、第058107号、第058108号、第058109号、第058110号、第058111号、第058112号、第058113号、第058114号];证据五，2份《自留山证》[证号分别为：惠林证字第058115号、第058116号]；证据六，《关于新屋小组与山下小组土地会议》；证据七，《证明》；证据八，《关于山下村民小组干部反映新屋村民小组在抢种附作物》、《关于新屋小组与山下小组土地争议纠纷》会议记录；证据九，《证明》、《证明人》；证据十，《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据十一，《山下土地维权声明书》；证据十二，手绘地图；证据十三，关于证人曾玉喜相关情况说明；证据十四，疾病证明；证据十五，证明。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被告惠东县政府答辩称，一、被答辩人所提交的《自留山证》不能作为认定其为争议土地权属人的依据。被答辩人所提交的《自留山证》的位置与新屋村民小组、山下村民小组双方争议土地金仔园位置不同，也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两地之间相隔甚远。根据惠东县林业局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的《关于协助核查争议地是否颁发林权证的复函》，争议地块亦非林地，所以该《自留山证》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土地权属人的依据。二、答辩人将争议土地确权予新屋村系在多方调查的基础上所作出，认定事实正确，证据之间相互映照，足以佐证事实。答辩人在立案受理争议土地的确权纠纷后，通过实地勘察、深入调查了解，被答辩人的主张与新屋村民小组村民、周边村民小组村民反映的事实不一致，因此，答辩人调查认定的事实清楚。其次，根据新屋村民小组出示的《集体耕地分配表》所显示，新屋生产队将争议地以旱地分配给周俊泉，虽现存有的分配表系新屋村民小组原生产队长周远钦于2007年按照老资料原版重新抄写的复制本，而老资料已因各种原因无法还原，但两队开始发生土地权属争议是在2008年因山下村民周汉荣、周锦娘在争议土地砍伐部分竹木、果树、拆除管养房引发，而新屋村民小组于2007年所制作的分配表发生在发生土地权属争议之前，因此具有客观性和独立性，可作为认定权属归属的证据。最后，争议地是答辩人根据双方村小组代表到现场实地踏界指认并在《惠东县大岭镇万松村委会新屋村民小组与山下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界线图》予以签名确认，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述的随意性的情形。三、答辩人作出行政决定依据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所称争议土地位置与被答辩人相连更为紧密，并非划定土地权属的决定性依据。因历史原因，农村土地的使用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无法单凭位置判断权属，被答辩人称从2008年起被答辩人村民开始陆续在争议地上种植和进行简易建筑，但经第三人村民予以制止并报警和万松村委会多次调解未果，该种植行为并未形成使用权。根据《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答辩人根据争议土地的历史和现实使用状况进行调处，经充分调查认定争议土地从解放后至今基本上一直为新屋村民小组使用，根据原《关于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于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确定争议土地的权属归新屋村民小组符合法律规定。综上，答辩人所作的行政决定及惠州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依法维持。
被告惠东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山下村民小组村民曾佛如的询问笔录；证据二，山下村民小组村曾玉喜的询问笔录；证据三，争议界线图；证据四，大岭镇万松村委新屋村民小组前村干部周远钦的询问笔录；证据五，新屋村民小组村民周桂平的询问笔录；证据六，新屋村民小组村民周秉兆的询问笔录；证据七，新屋村民小组村民周友许的询问笔录；证据八，万松生产大队前村干部周进来的询问笔录；证据九，万松生产大队前村干部周锦旱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万松村委前村干部周玉新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一，大岭镇万松村委松星村民小组前村干部周友福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二，大岭镇万松村委万星村小组前村干部周凤辉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三，大岭镇万松村委万星村民小组村民周春华的询问笔录；证据十四，河源移民古芬小组前村干部张立明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五，万松村委山下小组村民周娥的询问笔录；证据十六，大岭镇万松村委山下小组前村干部曾田、曾船家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七，大岭镇万松村委山下村民小组前村干部周锦娘的询问笔录；证据十八，大岭镇万松村委山下小组前村干部曾双添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九，大岭镇万松村委山下小组村民周生苟的询问笔录；证据二十，大岭镇万松村委山下小组村民周石容的询问笔录；证据二十一，大岭镇万松村委山下小组村民周庆祥、周汉荣的询问笔录；证据二十二，大岭镇万松村委前生产大队干部周顺来的询问笔录；证据二十三，万松村委生产大队前村干部周顺的询问笔录；证据二十四，实地勘察照片；证据二十五，评估书；证据二十六，《集体耕地分配表》；证据二十七，《关于协助核查争议地是否颁发林权证的复函》；证据二十八，《惠东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惠东府行处字[2016）5号）；证据二十九，惠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惠府行复（2016）78号]。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被告惠州市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惠府行复[2016]78号行政复议决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经行政复议审查，对《惠东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惠东府行处字[2016]5号)所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被答辩人于2016年9月8日向答辩人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答辩人于当天审查予以立案，答辩人查明本案事实，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将决定书送达给各方当事人。答辩人从受理复议申请到送达复议决定书的全部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惠州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申请人提交材料清单；证据二，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据三，行政复议限期答复、举证通知书；证据四，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据五，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清单；证据六，第三人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清单；证据七，调查笔录；证据八，现场勘查笔录；证据九，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证据十，行政复议决定书（惠府行复[2016]78号）；证据十一，决定书送达回证及EMS邮寄单据。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第三人新屋小组述称，一、答辩人合法拥有争议土地事实情况。争议土地的地名叫金仔园(该土地从来没有叫过沙角塘或桔仔塘)，位于惠东县大岭镇万松村委会旁边，面积约1l亩，解放前该土地地名叫梁屋门。二、被答辩人虚构事实，伪造证据。三、答辩人所提交的证人证言均不是新屋村的村民。四、被答辩人提交的证人证言是山下村民小组的村民。五、被答辩人关于土地确权根本没有召开村民小组大会，是在个别人操纵下为了个别人利益而进行的。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惠东县大岭镇万松村民委员会山下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新屋小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任职证明;证据二,法定代表人证明;证据三,村组长身份证复印件;证据四,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五,证明;证据六,会议记录;证据七,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针对被告惠东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山下小组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大岭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制作的，并非两被告直接取得。并且在县政府的行政决定书中没有提到该证据，我方有理由认为该证据为事后补交的，并且曾佛如被询问时已经79岁，且患有老年痴呆等严重疾病，对于所谓笔录中的记载是无法清晰的辨识的。因此我方认为该证据不足以采信；证据二，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大岭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制作的，并非两被告直接取得。并且在县政府的行政决定书中没有提到该证据，我方有理由认为该证据为事后补交的。且曾玉喜与原告之间积怨已久，并且与大多数村民之间存在矛盾，其母亲周娥原为第三人小组成员，其相关描述与事实严重不符，并且根据笔录内容其所述的事实也只是据说，属于听来的事实，并非其亲身经历。因此不足以采信；证据三，三性予以认可，但对该证据所描述的争议地名金仔园不予认可，该地名实际为沙角塘与桔仔塘之间地块，金仔园并非位于该位置。且从该证据中可以清晰看出争议土地与原告土地紧密相连，与第三人相距甚远，且与河源移民村田地相连，属于山下背山边地。这与原告提交的自留山证所描述的地块一致，应该认定该地块属于原告所有；证据四，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大岭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制作的，并非两被告直接取得。并且在县政府的行政决定书中没有提到该证据，我方有理由认为该证据为事后补交的。并且周远钦属于第三人小组成员，其所在小组与争议地块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又与原土地的使用人周金仔存在亲属关系，其证言不足以采信；证据五，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大岭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制作的，并非两被告直接取得。并且在县政府的行政决定书中没有提到该证据，我方有理由认为该证据为事后补交的，并且周桂平属于第三人小组成员，其证言不足以采信；证据六，质证意见与证据四质证意见一致，该证据笔录中描述该地块解放前叫“梁屋门”，实际上与该争议地块不是同一位置，而是在争议地块边上约50-100米位置；证据七，质证意见与证据五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八，质证意见与证据五质证意见一致；证据九，质证意见与证据五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十，质证意见与证据九质证意见一致，补充说明如下，周玉新在笔录中表述不清，且该笔录中关键内容存在严重涂改；证据十一，质证意见与证据十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十二，质证意见与证据十质证意见一致，且该证据的内容描述非常模糊，不能证明县政府的主张；证据十三，三性不予认可，质证意见与证据十一质证意见一致，补充如下，周春华与争议地的争议人周秉兆双方为亲兄弟关系，因此其所述不足以采信；证据十四，质证意见与证据十一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十五，质证意见与证据二质证意见一致，补充如下，周娥原为第三人小组成员，且其有多位亲属在第三人小组，因此其所述不具备客观性；证据十六，三性予以认可，证实争议土地与自留山证描述为同一位置，同时也证实原告小组成员在争议土地长期进行耕种的事实；证据十七，三性予以认可，证明争议土地在1993年后一直由原告小组成员耕种的事实，截至原告与第三人就争议土地双方发生争议时已经超过20年，根据法律规定争议土地应该归原告所有；证据十八，质证意见与证据十七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十九，三性予以认可，该证据可以证实争议土地不叫金仔园，周俊泉只是曾经短时间耕种过，不能以此认定争议土地为第三人所有；证据二十，质证意见与证据十九质证意见一致，周石容作为原告小组成员曾经在争议土地上进行过耕种，证实争议土地归原告所有；证据二十一，质证意见与证据十七质证意见一致；证据二十二，三性予以认可，证明其在担任万松村委大队干部期间曾要求原告成员曾保等人在争议土地进行开荒耕种的事实；证据二十三，三性不予认可，该笔录中周顺只是阐述曾制止过周俊泉强制耕种的事实，且其事后对该笔录中“1979年开始就不是很认真经营该地，一直持续到现在”予以否认，且其本人今天到庭旁听，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对其本人进行当庭核实；证据二十四，三性予以认可，照片所述土地即为争议土地；证据二十五，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周秉兆私下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争议土地上被砍果树及鱼塘价格的评估，该证据不能证明被砍果树及权属归属，且该证据非县政府委托制作，行政处理决定书中没有涉及到该证据，原告认为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证据二十六，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原件，只是第三人单方制作的，没有得到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认可，不能认定争议土地权属的依据；证据二十七，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其内容只是阐述惠东县林业局没有就争议土地发放过林权证，但是又确认县政府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林业三定时期向村民下发过自留山证，林业局并未对自留山证进行否认；证据二十八、二十九，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县政府不能将其作出的《行政决定书》及惠州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作为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并且原告对县政府提交的二十九份证据无法区分哪些是程序性证据，哪些是实体性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针对被告惠东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惠州市政府、第三人新屋小组没有异议。
针对被告惠州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山下小组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三性予以认可，证明原告就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书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书是错误的；证据二、三、四，三性予以认可，该三份证据只是证明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行为程序合法性文件；证据五，三性不予认可，县政府在其答复书中只是简单描述原告自留山证所涉土地与争议土地相隔甚远，但是没有核实自留山证所涉土地的具体位置。且在认定事实过程中也是选择性认定，对原告方有利的相关证据未给予查实认定；证据六，三性不予认可，第三人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受益方，存在利害关系；证据七，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只是对县政府开展的调查笔录的简单重复。对第一份调查笔录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可第二份调查笔录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据八，三性予以认可，但我方认为该现场勘查笔录存在片面性，没有对自留山证与争议土地是否为同一块土地进行核实，也没有核实自留山证所涉土地的具体位置；证据九、十、十一，对该证据的程序性三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其所述的事实不予认可。质证意见与质证八质证意见一致。针对被告惠州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惠东县政府、第三人新屋小组没有异议。
针对原告山下小组提供的证据，被告惠东县政府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至三，三性没有异议；证据四，关联性有异议，该十一份自留山证并非在本案争议土地范围内，通过曾佛如的询问笔录及林业局的回函可知，争议土地并非林地，自留山证证载的位置沙角塘也并非争议土地所称的金仔园范围内；证据五，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自留山证并非在争议土地范围内，并且争议土地的位置是否与上述两份自留山证距离相近并非确认土地权属的依据；证据六，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仅记录了争议双方各自的主张，并不能证明争议土地的权属问题；证据七，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仅为原告陈述其主张的内容，对争议土地的权属问题无证明力；证据八，质证意见同证据六质证意见一致；证据九，曾佛如的证言与县政府提供的曾佛如的询问笔录相一致，能形成证据链，通过两份笔录可以知道原告所有的土地是在沙角塘和桔仔塘之间，争议土地金仔园并不在该范围内，对于周显耀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未能提供该份证言的原件，且周显耀为原告村小组成员，其所在小组与争议地块有直接利害关系；证据十，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未能提供该份证据的原件，且根据周顺的证言，其仅仅是曾经制止过周俊泉耕种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涉案土地的权属问题；证据十一，质证意见与证据六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十二，关联性有异议，争议地块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判定土地权属的依据；证据十三，质证意见与证据六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十四，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县政府向周佛如询问调查并制作笔录的日期是2015年5月4日，该疾病证明书记载的入院日期为2016年6月23日，该证明书并不能证明周佛如的精神状况，并且对于周佛如的精神状况应由医院等有资质的鉴定单位进行鉴定，而不是单纯以疾病证明书所载的无法证明其精神状况是否足以清醒的陈述事实的所谓的老年痴呆症来进行判断；证据十五，该证据仅仅证明沙角塘系原告所有的并不能证明涉案土地金仔园的权属问题，而县政府提供的多份询问笔录均足以证明上述地名与金仔园并非同一地点。针对原告山下小组提供的证据，被告惠州市政府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质证意见与县政府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一致。针对原告山下小组提供的证据，第三人新屋小组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二、三，三性没有异议；证据四、五，三性有异议，按照询问笔录周佛如所说山林证是县政府空白下发到村里的，内容由村里自己填写，因此是否真实有异议，且山林证必须由县林业主管部门填写，村民自行填写合法性有异议，填写的地名与争议土地地名不一致，关联性有异议；证据六至十一，质证意见与县政府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十二，三性有异议，手绘地图不是测量部门出具的，不具备合法性，手绘地图上的地名与争议土地地名不一致不具备关联性；证据十二、十三，质证意见与县政府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十四，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明不能证实曾佛如是无民事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他的询问笔录真实有效；证据十五，质证意见与县政府质证意见一致。
针对第三人新屋小组提供的证据，原告山下小组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至四，三性没有异议，但是该四份证据只是证明代理人周桂林的身份；证据五，三性不予认可，第三人未提供该份证据的原件，且经代理人向原告小组村民了解周生苟、周石容阐述该份证明由曾玉喜打印后私下找到并对其描述该证据为证明争议土地为山下村所有，因周生苟及周石容年纪将近80岁，且文化水平较低，只是听了曾玉喜的描述后就在其所谓的证明上签名。这在原告提供的证据十三中周生苟、周石容已经进行澄清，其证明为曾玉喜所蒙骗的情况下进行的签名；证据六，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第三人内部会议记录，为单方面制作完成，不能证明争议土地为其所有；证据七，三性不予认可，第三人未提供原件进行核对。针对第三人新屋小组提供的证据，惠东县政府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至五，三性没有异议；证据六，该份证据中万星小组村民周伟民、红星小组村民周春华、松星小组村民周运权的陈述与县政府提交的山下小组村民曾佛如、曾玉喜、松星小组村民周友福、万星小组村民周凤辉、河源移民村民张立明所陈述的周俊泉、周秉兆在涉案土地长期耕种陈述相互印证；证据七，三性没有异议。针对第三人新屋小组提供的证据，被告惠州市政府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当事人针对其他各方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的，本院予以采纳；有异议的，在认定事实时予以参考。
经审理查明，万松村民委员会原为万松大队，原属于平山公社辖区，现属于大岭镇人民政府辖区。山下小组曾使用过万松大队山下生产队的名称，新屋小组曾使用过万松大队新屋生产队的名称。
涉案争议地面积为11.238亩，山下小组称之为“沙角塘地段和桔仔塘之间”，新屋小组称之为“金仔园”，双方当事人争议林地的位置、面积和四至范围确认以《惠东县大岭镇万松村委会新屋村民小组与山下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界线图》为准。
山下小组与新屋小组发生土地权属争议，山下小组向惠东县政府提供十一份1982年3月21日《惠东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存根》，证号分别为：惠林证字第058104号、第058105号、第058106号、第058107号、第058108号、第058109号、第058110号、第058111号、第058112号、第058113号、第058114号。十一份《自留山证存根》显示地点为“山下背山边地”的山地所有权归“平山公社万松大队山下生产队”，山下小组欲以此证明其对争议地享有所有权的事实。惠东县政府在作出涉案《处理决定书》时，考虑到争议地是否为林地的问题，专门向林业部门发函调查。惠东县林业局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关于协助核查争议地是否颁发林权证的复函》，载明“惠东县国土局于2015年11月18日发来《关于请求协助核查争议地是否颁发林权证的函》已收悉。根据惠东县国土局提供的图纸和坐标，经我局核查，该争议地块为非林地，且我局没有颁发过《林权证》。村民所提供的《自留山证》是在上世纪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期，由县人民政府下发到各镇、村，由各村自行填写的证件，我局没有存档，无法核对。”惠东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书》中查明认定“山下小组提供由惠东县政府于1982年间办理的《自留山证》的地点与争议地位置不一致，不在争议地范围内。”
新屋小组向惠东县政府提供制表人周远钦于2007年3月6日制作的《万松村新屋小组集体耕地分配表》，其中户主为周俊泉的有分得地名为求水岺、面积约11亩、备注为一片金仔园的旱地。惠东县政府答辩称“根据新屋村民小组出示的《集体耕地分配表》所显示，新屋生产队将争议地以旱地分配给周俊泉，虽现存有的分配表系新屋村民小组原生产队长周远钦于2007年按照老资料原版重新抄写的复制本，而老资料已因各种原因无法还原，但两队开始发生土地权属争议是在2008年因山下村民周汉荣、周锦娘在争议土地砍伐部分竹木、果树、拆除管养房引发，而新屋村民小组于2007年所制作的分配表发生在发生土地权属争议之前，因此具有客观性和独立性，可作为认定权属归属的证据。”
2016年7月25日,惠东县政府作出《惠东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惠东府行处字[2016]5号），决定将争议地金仔园的11.238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确定给新屋小组集体所有，四至界限以《平山街道谭公村委会星明村民小组代表现场指认山塘下林地权属归其所有的四至界线图》为准。山下小组不服，提起行政复议。2016年12月5日，惠州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惠府行复[2016]78号），决定维持惠东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山下小组仍不服，遂生本诉。
本院认为，《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历史不同时期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记载四至清楚的，以四至的地物标自然形成宗地的闭合线为准；四至地物标以其与宗地最近的结合边线为准；四至记载存在多个地物标的，按四至记载的最近的地物标确定四至；四至记载无法确定全部地物标的，以可以确定的地物标、记载的面积和自然地形确定四至，记载的面积不符合常理的除外。”本案中，山下小组向惠东县政府提供的十一份《惠东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存根》，记载了面积和四至范围，山下小组欲以此主张对争议地享有所有权的事实。惠东县政府没有对《自留山证存根》的效力问题作出认定，也没有调查清楚《自留山证存根》的四至范围位置，亦没有对争议地是否历史上为林地的情况作出认定，有所不妥。惠东县政府凭惠东县林业局《关于协助核查争议地是否颁发林权证的复函》以及其他材料，认定山下小组提供的《自留山证存根》不在争议地范围内，存在事实不清。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以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本案中，新屋小组向惠东县政府提供《万松村新屋小组集体耕地分配表》，惠东县政府认为该《耕地分配表》可作为认定争议地权属归属的依据。本院认为，该《耕地分配表》的制表人为新屋村民小组原生产队长周远钦，属于新屋小组单方制作，其只能证明新屋小组集体内部耕地分配情况。且该《耕地分配表》是重新抄写的复制本，其真实性存疑。即使《耕地分配表》客观真实，该表中户主为周俊泉名下分得地名为求水岺、面积约11亩、备注为一片金仔园的旱地，山下小组当庭提出求水岺与争议土地不是同一位置，而惠东县政府也不能就此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
综上，惠东县政府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处理不当，应予撤销。惠州市政府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有所不当，亦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惠东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的惠东府行处字[2016]5号《惠东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惠州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的惠府行复[2016]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惠州市人民政府、惠东县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覃 毅 华
审判员 黄 潮 明
审判员 邱 炜 炜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戴权（兼）
黄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