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4民终9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亚雷，男，1986年2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枣庄市山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基虎，枣庄山亭山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继花（系上诉人李亚雷之母），女，196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运集团临沂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河东区九曲街道办事处孟于埠。法定代表人：左振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旭光，山东晨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守合，男，198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山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平，枣庄山亭山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枣庄富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侯宅子村环城路西侧。法定代表人：郑秋红，经理。上诉人李亚雷因与被上诉人吉运集团临沂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运公司）、原审被告杨守合、原审第三人枣庄富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甲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2016)鲁0406民初2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亚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于富甲公司于2016年8月8日出具的证明，上诉人及杨守合当庭认可，唯独被上诉人不认可，理由是上诉人和第三人有利害关系，但被上诉人没有证据推翻该证据。该重型半挂牵引车价值47万余元，上诉人支付首付款24.5万元，余款23万余元也是上诉人通过农业银行陆续汇入被上诉人的账户由其代交的，被上诉人也予以认可，但认为是收取租金226594元。上诉人和杨守合买车时听从富甲公司高经理的介绍，到临沂找到被上诉人挂靠该公司，由于天晚并出于对高经理的信任，把租赁合同当作挂靠合同进行签订，还按被上诉人的要求，在办理车辆登记证、行驶证、购车发票时全部写上被上诉人单位的名字。二、关于本案的证据和法律适用。本案涉案车辆涉及两个转让，一是卖车方第三人富甲公司在上诉人交付首付款24.5万元时将车辆交付给上诉人开回家；二是被上诉人与杨守合签订《租赁合同》后，杨守合从来没有从被上诉人处开走车辆，被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把涉案车辆交付杨守合租赁经营。被上诉人吉运公司出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购车发票等证据，不能证明自己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根据本案的事实，上诉人先支付24.5万元现金购买并开走了车辆，余款23万余元是上诉人通过农业银行陆续汇入被上诉人的账户上，该涉案车辆应认定实际出资人为上诉人，从而认定上诉人为本案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被上诉人与杨守合签订的《租赁合同》是一个受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因为车辆是上诉人出资购买的，只是上诉人办理的证件和发票上都打上被上诉人的名字。但被上诉人吉运公司无权处置他人的车辆（包括出卖、出质、抵押和租赁）。吉运公司在一审法庭调查中也没有证明向何人交付涉案车辆，杨守合在购车时听从富甲公司高经理安排去临沂签订车辆挂靠合同，但落入被上诉人设下的陷阱签订了《租赁合同》，按照规定合同当事人应当各持一份，但被上诉人吉运公司全部留下，根本没有把该合同交给杨守合和上诉人，所以被上诉人对该合同存在欺诈的故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该合同不应发生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民事诉讼法》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均规定了两个“应当”而不是可以调查收集证据。一审开庭前后，上诉人提交申请，要求法院去富甲公司调取购车合同、定金和首付款发票，以确定购车出资人，要求到农业银行调取交易明细，以证明除首付款24.5万元是上诉人支付外，余款23万余元也是上诉人支付的，从而更进一步证明上诉人是涉案车辆出资人。但原审法院拒绝调查取证，属程序违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判决有失公平。吉运公司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结合本案的事实及证据，吉运公司与杨守合之间属于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涉案车辆的实际出资人是答辩人，车头和挂车是答辩人分别在山亭区和梁山购买的不同品牌，答辩人作为融资租赁合同中的购买方和出租方，如约履行合同义务，并将涉案车辆交付使用。有关涉案车辆全部权利凭证、交款手续等均载明是答辩人，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削弱答辩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力。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与他人恶意串通，企图损害答辩人权益，请求法院能够启动司法程序予以查明，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杨守合陈述意见为，我和李亚雷一起去富甲公司购买车辆，并交付车辆首付款24.5万元，同时一起开走货车。几天后，李亚雷接到电话说富甲公司让其到临沂去找吉运公司。到达后，吉运公司工作员拿了两份合同，让我和李亚雷分别签字捺印，我们没有看合同就签字了。后来李亚雷母亲找到杨守合，才知道签订的是租赁合同。吉运公司从未将租赁的车辆交付与杨守合。杨守合也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租赁费用，杨守合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租赁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签订的租赁合同不能成立。原审第三人富甲公司未陈述意见。李亚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李亚雷为江淮牌鲁Ｑ×××××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型号HFC4250KRIT）、发动机号145969）的所有权人；2.本案诉讼费用由吉运公司承担。一审法定认定事实：2010年12月29日，被告吉运公司向第三人富甲公司购买重型半挂牵引车（发动机号1610F145969、车架号LF18R4CJ4F012084）一辆，价税合计245000元。2011年1月5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被告吉运公司办理该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该车登记编号为鲁Ｑ×××××号。2011年1月5日，被告吉运公司作为租赁方（甲方）与承租方杨守合（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两份。该两份租赁合同租赁物即鲁Ｑ×××××号牵引车及鲁DQ7D95挂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期内，甲方对租赁物保留所有权，乙方对租赁物享有使用权、经营权、维护权。租赁期满，租金付清后，该租赁所有权转给乙方，甲方按有关规定协助乙方办理租赁物转籍手续，费用由乙方负担。原告作为担保人在该合同上签字。截止2012年12月份，被告吉运公司确认收取租金226594元。同月被告吉运公司以拖欠租金为由将鲁Ｑ×××××号牵引车及鲁DQ7D95挂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收回。另查明，2016年8月8日，第三人富甲公司向原告李亚雷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客户李亚雷曾于2010年12月份在我公司购格尔发牵引车一部，型号：HFC4250KRIT配置：潍柴340马力、双驱、90#鞍座、价格245000元。原告李亚雷之母姚继花分别于2014年12月9日、2015年4月28日以吉运公司抢劫、合同诈骗为由对吉运公司向莱芜市公安局钢城分局、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提出控告，公安机关未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主张鲁Ｑ×××××号牵引车系其从第三人富甲公司处购买取得所有权，针对该主张事实应当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富甲公司于2016年8月8日出具的售车证明的证明效力，低于被告吉运公司提交的证据（车辆所有权登记证书、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行驶证、租赁合同）的证明效力，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事实，该院对其诉讼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吉运公司的抗辩主张成立。原告发现新证据后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亚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75元，减半收取计2487.5元，由原告李亚雷负担。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李亚雷提交5份新证据。证据1、莱芜市东钢城区东顺达修理厂道路施救中心出具的收条；拟证明：涉案车辆在莱芜公路上遭到被上诉人公司拦截，车辆扣押期间上诉人交纳的清障费、停车费1900元。证明车辆所有权是上诉人的。证据2、货物运输协议书1份，拟证明：2012年12月20日上诉人支付清障费后，车开出钢城区交警大队卸地板砖时，车辆被被上诉人强行开走。证据3、货物运输协议书、派车单；拟证明：涉案车辆一直是上诉人使用占有。证据4、5公证书（各一份），张某、李某的证言：拟证明：涉案车辆一直是上诉人占有使用。被上诉人吉运公司质证意见为，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以上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车辆所有权问题。在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关系中，被上诉人作为出租方是保留所有权的，至于车辆由谁实际使用占有，并不影响所有权的确认。对于证据4、5中的证人证言，根据民诉法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法庭的询问质证，该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且证明内容与本案没有关系。原审被告杨守合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提交的5份证据均没有异议。可以证明上诉人和杨守合不存在租赁合同，被上诉人没有给杨守合交付租赁物，杨守合也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过租赁费用。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与杨守合之间的租赁合同依法不能成立。本院认证意见，证据1、2、3均系上诉人李亚雷占有、使用涉案车辆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但不能证明涉案车辆系李亚雷所有，对该三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4、5，本院认为，证人张某、李某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但二位证人未能出庭，故对其证言内容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对涉案车辆所有权主体如何认定。李亚雷主张其为江淮牌鲁Ｑ×××××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所有权人。原审时提供了富甲公司于2016年8月8日提供的证明等证据，二审时提供了收条、货物运输协议、派车单等，但这些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使用该车辆，并不能证明其为所有权人，其证明力远小于一审时吉运公司车辆所有权登记证书、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行驶证、租赁合同等证据的证明力，根据吉运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吉运公司为涉案车辆所有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李亚雷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关于其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审理程序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时李亚雷向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一审法院因李亚雷申请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范围，故未予准许，为此还给李亚雷形成谈话笔录，李亚雷当时表示无异议并签字确认，李亚雷也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提出复议，原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75元，由上诉人李亚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莹审判员 孙 晓审判员 杨丽娜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高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