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8民终45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土林,男,1965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建荣，浙江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姿芳,男，195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安徽乐盛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萧县龙城镇世纪大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杜华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阚辉，安徽汇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浙江广茂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红旗街天马路*******号。
法定代表人：徐长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子仪，男，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姜泽民，男，1956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雅明，浙江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樊小飞，男，198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常山县，现住浙江省常山县。
一审第三人：占水英，女，195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桑园小区*单元***室。现住北京市房山区。
上诉人吴土林因与被上诉人王姿芳、安徽乐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乐盛公司）、浙江广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广茂公司）、姜泽民、樊小飞、一审第三人占水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822民初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土林上诉请求：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论证不当，导致判决错误。被上诉人王姿芳与一审第三人安徽乐盛公司、浙江广茂公司、姜泽民、占水英、樊小飞之间的借款400万元、365万元、200万元、460万元的债权债务系虚假借贷、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浙江广茂公司承建安徽乐盛公司房地产项目，该款项用途明确为工程周转，本案只存在浙江广茂公司与常山乐盛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姜泽民借给王姿芳365万元不成立，65万元系现金交付，但姜泽民对交付地点、交付时间及款项来源无法明确说明。姜泽民在还款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签字不一致，一审未进行举证责任分配，对该事实查明程序不当。樊小飞对其中的200万元无法提供直接支付的凭证；其所主张的金额与王姿芳在法院执行笔录的陈述不能印证，其本身无出借如此巨额资金能力。占水英对王姿芳的200万元债权，根据占水英的法律文书及常山、江山法院的笔录，一审庭审已经查明王姿芳与第三人虚构债务恶意串通的客观事实。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系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王姿芳与第三人签订了还款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但本案各第三人均保留借条原件、转账凭证等权利凭证，而且占水英甚至向法院起诉并申请执行，该事实充分证明还款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完全系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的协议。王姿芳在安徽乐盛公司的10%的股权价值远高于姜泽民所主张的债权金额。王姿芳与一审第三人之间均系直接利益共同体，樊小飞系其女婿，姜泽民系其亲戚，王姿芳系安徽乐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浙江广茂公司系安徽乐盛公司的建设单位。其特定关系人之间互相串通，伙同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安徽乐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庭审中承认，各类税费均系由安徽乐盛公司缴纳，其恶意串通虚假转让的行为已经查证属实。三、被上诉人王姿芳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法院应当依法移送常山公安机关处理。
被上诉人安徽乐盛公司辩称，一、王姿芳与本案第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真实合法，还款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的与本案的其他第三人的陈述相互印证，而且有相关的证据材料佐证。二、王姿芳与其他第三人签订《还款协议》之后，愿意用其在安徽乐盛公司的债权以及所享有的股权抵偿给本案的其他第三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在此基础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符合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亦合法有效。2015年3月23日后也进行了股权转让，安徽乐盛公司也出示了相关的股权变更情况，股权变更客观存在。三、王姿芳与其他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均发生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证明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也均发生在本案上诉人起诉王姿芳之前，其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与其他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四、王姿芳在法院的询问笔录前后矛盾，王姿芳的个人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王姿芳陈述在安徽乐盛公司有多少资产不可信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浙江广茂公司辩称，当初王姿芳是需要向我们公司借款，浙江广茂公司借给王姿芳的400万元是通过银行贷款给王姿芳的，由于银行贷款不能直接打到王姿芳账户，所以将款项打给常山乐盛贸易有限公司，之后由常山乐盛贸易有限公司将款项打到王姿芳账户中，浙江广茂公司与王姿芳之间的借贷关系是真实的。
被上诉人姜泽民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认定证据正确，判决理由得当，判决完全正确。被上诉人王姿芳与一审第三人浙江广茂公司等人之间的借款都是真实的、客观的，有相应的借据、银行转账凭证、贷款合同、支付凭证等证据加以佐证。而上诉人称这些借款都是虚假的，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但提供不出证据加以证实；针对姜泽民在《还款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安徽乐盛置业有限公司章程》签字风格不同的问题，一审法院也释明如果需要笔迹鉴定可以书面向法庭提出，姜泽民也在法庭上陈述了笔迹不同的原因，上诉人当时没有提出异议，也未提出笔迹鉴定。二、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王姿芳与一审第三人之间在债权转让、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王姿芳与一审第三人之间签订《还款协议》是在2015年3月23日，都是在各上诉人向法院起诉王姿芳之前，而不是在各上诉人起诉或申请执行之后，从时间上也排除了恶意串通的情形，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认定证据正确，举证责任分配得当，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樊小飞辩称，被上诉人樊小飞与王姿芳之间的债权债务真实，460万元的借款是以自己的名义从银行贷款的，不能直接给王姿芳，一审时提供了转帐凭证等证实，至于有无能力借这么多款是银行决定的。同意安徽乐盛公司、姜泽民的答辩意见，请求驳回吴土林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姿芳、一审第三人占水英未提出答辩意见。
吴土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王姿芳与第三人签订的2015年3月23日《还款协议》无效；二、依法确认王姿芳与姜泽民的《安徽乐盛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三、判令姜泽民获得的王姿芳10%股权恢复到王姿芳名下，并办理工商登记；四、要求依法追究王姿芳及第三人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五、诉讼费用由王姿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王姿芳、第三人姜泽民等人均系第三人安徽乐盛公司的股东，其中王姿芳占股10%。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另王姿芳对该公司还享有借款880万元的债权。期间，王姿芳因资金周转需要分别向第三人浙江广茂公司、姜泽民、占水英、樊小飞等人借款，其于2011年9月1日、2014年12月8日分两次共向姜泽民借得365万元；于2013年9月10日向占水英借得200万元；于2014年1月10日向浙江广茂公司借得400万元；于2014年1月分两次共向樊小飞借得460万元。后因王姿芳未能还款，2015年3月23日，由浙江广茂公司、姜泽民、占水英、樊小飞作为甲方，王姿芳作为乙方，安徽乐盛公司作为丙方，经协商共同签订还款协议，约定乙方王姿芳在丙方的债权880万元及10%股份抵偿给甲方，用于偿还乙方所欠甲方人民币1425万元，并约定姜泽民在获得王姿芳10%股份后，在丙方公司终结清算时或权益分配时应按比例清偿甲方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丙方愿意用其资金或资产按照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等规定代为乙方向甲方偿还上述债务。同日，姜泽民与王姿芳签订了《安徽乐盛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姿芳将其10%股权（出资额500万元）转让给姜泽民。同日，安徽乐盛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并经工商部门就股权转让进行了变更登记。之后，本案第三人均未实际得到偿付。
2014年6月6日，王姿芳因资金周转向吴土林借得300万元，并出具借款协议一张交由吴土林收执。2015年8月7日，吴土林起诉王姿芳、王妹蓝，后双方在江山市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作出（2015）衢江商初字第126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确定王姿芳、王妹蓝于2015年7月25日前归还吴土林借款本金300万元。2015年8月17日，王姿芳的其他债权人徐正根等人持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常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常山县人民法院当日立案执行。2015年12月10日，常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法作出（2015）衢常执字第1266-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扣留被执行人王姿芳在安徽乐盛公司880万元债权及其利息收入。2016年2月17日，安徽乐盛公司向常山县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王姿芳的债权及股权均已抵偿给姜泽民等人，并已经办理了变更登记，因此要求撤销（2015）衢常执字第1266-2号执行裁定书。2016年8月16日，常山县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6）浙0822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2015）衢常执字第1266-2号执行裁定书。后申请执行人徐正根等人申请复议，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2016）浙0822执异4号执行裁定违反法定程序，故依法裁定撤销（2016）浙0822执异4号执行裁定，并由常山县人民法院对安徽乐盛公司的异议重新进行审查处理。2016年3月15日，吴金莲诉至法院，诉请如前。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即王姿芳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双方在庭审中，就借贷事实、股权转让事实各自举证，第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举出银行汇款交付凭证、借据、转让协议、变更登记等证据，但吴土林提出异议，认为系借贷虚假、恶意串通，对此吴土林应当提供相反证据，但吴土林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王姿芳与第三人之间系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因此，吴土林依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主张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10日作出判决：驳回吴土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吴土林负担。
本院二审中上诉人吴土林提供照片八张、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以及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备案表各一份，拟证明安徽乐盛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是良性的，股权价格高于交易时候的价格。被上诉人安徽乐盛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认为：照片以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备案表不是萧县物价局出具的，且是复印件，证据来源不合法，没有执行日期，不能证明安徽乐盛公司的效益良好。被上诉人浙江广茂公司、姜泽民、樊小飞同意安徽乐盛公司的质证意见，王姿芳、占水英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王姿芳、安徽乐盛公司、浙江广茂公司、姜泽民、樊小飞，一审第三人占水英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吴土林二审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安徽乐盛公司开发房地产的现场以及取得相应的预售许可证等事实，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姿芳与各一审第三人之间签订的《还款协议》、《安徽乐盛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吴土林利益的情形。上诉人吴土林主张王姿芳与一审第三人为躲避债务恶意串通，在没有债权债务的情况下虚构上述协议，以合法形式从事违法行为，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为此，本案各一审第三人一审中分别提供了与王姿芳之间借条、款项的来源、款项交付等证据以证明与王姿芳之间的借款是真实存在的，并对款项的来源作了合理的解释。因此，作为一审第三人对于其与王姿芳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已尽到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上诉人吴土林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足以推翻一审第三人提供的反驳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应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王姿芳与一审第三人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还款协议》、《安徽乐盛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吴土林与王姿芳、王妹蓝就所借款项系于2015年6月5日起诉，2016年7月16日达成调解协议。吴土林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王姿芳与一审第三人双方主观上均具有使其合法利益遭受损失的不法意图，并恶意串通而为之。吴土林主张王姿芳对安徽乐盛公司股权仍有支配权，王姿芳是否对公司的股权享有支配权应以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从一审第三人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信息等证据看，王姿芳现在已不是安徽乐盛公司的股东，不享有公司股份，王姿芳在法院的询问笔录中所陈述的也仅是其单方的表述。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吴土林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王姿芳与一审第三人之间系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并无不当。上诉人吴土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吴土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慧芳
代理审判员 鲁晓波
代理审判员 姚 瑶
二〇一七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慧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