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82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86、87地块。法定代表人余楚荣，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正、王凯，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鹏，男，197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彭朝晖，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鹏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5月3日，华润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隆安南京所付款3624300元。同年5月4日、10月25日，隆安南京所先后向王鹏的银行账户汇款2500000元、1000000元。2012年5月5日，华润公司委托隆安南京所代理泛华案的一审、二审诉讼。2014年4月，华润公司以其在泛华案中曾委托隆安南京所代收代付保全保证金，而实际该诉讼中法院并未要求交纳保证金为由提起诉讼，要求隆安南京所返还已收取的保全保证金3624300元。隆安南京所答辩称，其系受华润公司的委托办理3624300元款项的转账事宜，并根据华润公司代理人王颀的指示将其中3500000元款项转账给王鹏（另将120000元款项转账给案外人周志文）。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华润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与隆安南京所存在以代收、代缴保全保证金为内容的合意，且不能证明王颀指示隆安南京所付款的用途系为华润公司转账，华润公司基于委托关系要求隆安南京所返还3624300元的主张不成立，故作出一审判决，除隆安南京所自愿返还的4300元之外，对华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后隆安南京所提起上诉，认为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但判决理由与事实不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隆安南京所受王颀指示向王鹏汇款3500000元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系代表华润公司作出，相关后果应由华润公司承受，同时认为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故于2015年2月3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自2011年7月26日至2013年1月28日期间，王颀与王鹏之间通过转账形式发生多笔款项往来。其中，王鹏于2011年7月26日向王颀账户汇款1000000元，王颀先后于7月31日、11月22日向王鹏账户汇款100000元、990100元；2011年12月23日，王鹏向王颀账户汇款2000000元，在收到隆安南京所转账汇入的2500000元后，王鹏于2012年5月5日向王颀账户汇款270000元；2012年6月28日，王鹏向王颀账户汇款1700000元，在收到隆安南京所转账汇入的1000000元后，王鹏于2012年11月28日向王颀账户汇款50000元；2012年12月22日，王鹏向王颀账户汇款500000元。华润公司于2017年1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王鹏向华润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3500000元，并支付自取得不当得利款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央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王鹏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由此可知，不当得利是指在没有法律或合同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取得相应利益，而使他人遭受财产损失。本案中，王鹏主张其与王颀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收取的由隆安南京所代付的3500000元款项实为王颀偿还的借款，并针对借贷事实提交了《共同投资协议书》以及双方的款项往来明细，华润公司认为其并未作出代王颀向王鹏偿还个人借款的意思表示，故王鹏收取案涉的3500000元款项缺乏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案涉款项并非由华润公司给付王鹏，而是由华润公司支付至隆安南京所的账户，再由隆安南京所给付王鹏，故最终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变动的是隆安南京所的打款行为，华润公司关于打款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影响隆安南京所实施的打款行为的性质。生效判决认定的是华润公司应承受隆安南京所的打款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并非认定隆安南京所实施的打款行为系受华润公司的意思表示支配，也非认定隆安南京所实施的打款行为即华润公司的行为，华润公司以其意思表示否定隆安南京所的打款目的缺乏依据；其次，隆安南京所系根据王颀的指示打款给王鹏，并在前案中明确辩称华润公司汇入其账户的3624300元款项与泛华案无关，即并非所谓的保全保证金，由此可知，隆安南京所向王鹏账户汇款3500000元的目的并非交纳保证金，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的情形，亦不欠缺给付的原因，而王鹏收取隆安南京所代付的款项系基于王颀作出的还款的意思表示，具有合法依据；再次，华润公司遭受的损失系因王颀在处理泛华案过程中虚构人民法院收取保全保证金的事实，并将华润公司交纳的该笔款项挪作他用所致，华润公司也已就王颀的职务侵占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此情形下再向王鹏主张返还不当得利，与不当得利的法律基础相悖。综上所述，王鹏就其收取的案涉3500000元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华润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华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9800元，由华润公司负担。宣判后，华润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既有生效判决已认定“王颀指示隆安南京所”付款系职务行为，法律后果由华润公司承担”。但原审判决偷换已有生效判决认定结论的原因，一方面认可法律后果由华润公司承担，另一方面却忽视该等结果系“职务行为”的既有认定，重复、错误地认定付款行为系王颀个人意思表示，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认为，“最终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变动的是隆安南京所的打款行为，华润公司关于打款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影响隆安南京所实施的打款行为的性质。生效判决认定的是华润公司应承受隆安南京所的打款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并非认定隆安南京所实施的打款行为系受华润公司的意思表示支配，也非认定隆安南京所实施的打款行为即原告华润公司的行为。”原审审判决所引前案生效判决之原表述实际为，“对于隆安南京所而言，王颀指示其汇出3620000元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系代表华润公司作出，相关的后果应直接由华润公司承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执行法人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发生效力。本案中，无论根据既有生效判决，亦或是根据前述法律规定，由于款项系隆安南京所根据王颀的职务行为而向王鹏汇出，因此必须探究隆安南京所对王鹏所作出的付款是何种意思表示(否则即缺乏付款行为的法律依据)。但需要特别明确的是，隆安南京所的汇款行为后果是因王颀的“职务行为”而由华润公司承担，所以讨论隆安南京所的意思表示必须以其所接受的王颀指令具备“职务行为”的外观，显然个人行为或个人违法行为，不能成为职务行为。否则，该等认定就属于偷换概念(即偷换成王颀个人意思表示+华润公司承担付款后果)，即实质性否定了前案判决的“职务行为”的认定。二、原审判决对于王颀意思表示是否为还款存在诸多疑点尚未查清即作出认定，且付款方隆安南京所无论是接受华润公司指示还是王颀指示，都不可能向王鹏作出“代王颀个人还款”的意思表示，否则王颀的指令付款行为不可能构成职务行为。原审判决认为，“隆安南京所向王鹏账户汇款3500000元的目的并非交纳保证金，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的情形，亦不欠缺给付的原因，而王鹏收取隆安南京所代付的款项基于王颀作出的还款的意思表示，具有合法依据。”上诉人认为，原审存在的错误是：(1)自2011年7月26日至2013年1月28日期间，王颀与王鹏之间通过转账形式发生多笔往来，但该款项往来并无法证明王颀与王鹏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故无法证明2012年5月4日、10月25日隆安南京所付至王鹏的款项是王颀归还的借款。相反，隆安南京所在其中的一张汇款凭证上还写有“保证金”字样，可见，并无直接证据证明王颀对王鹏作出过还款的意思表示，原审借用王颀意思表示认定为付款原因无合理依据；(2)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前案王颀为“职务行为”的认定，隆安南京所接受的“职务行为”指令不可能是将华润公司的钱为王颀个人还款，因此不可能存在隆安南京所有代王颀向王鹏还款的意思表示，否则职务行为的外观将不成立。反之，按此认定，就推理出隆安南京所是根据王颀指示用公款偿还王颀个人债务，而否定了隆安南京所前案中认定的仅仅根据王颀的职务行为指示“过账”的认定。这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本案核心审查不当得利成立与否的要素有二：一为考察华润公司汇款时的意思表示对象与系争款项最终保有者是否同一，以判断给付对象是否错误；二为考察王鹏自华润公司处接收款项是否有合法依据，以判断华润公司汇款是否欠缺给付原因。首先，华润公司自始基于支付诉讼保证金的意思表示向隆安南京所汇款，欲由隆安南京所将系争款项汇至泛华案受理法院，而隆安南京所最终将款项付至王鹏，故构成给付对象错误。其次，且不说王鹏并没有证据证明王颀有还款义务和意思表示，也不能将王颀与王鹏之间的银行往来“片断”来认定他们之间存在合法真实的借贷关系。即使王颀与王鹏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也应考察华润公司是否存在代王颀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及其释义，双方订立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债务人应事先征得第三人的同意。同时（2014）锡商终字第901号判决已明确认定了隆安南京所系根据王颀的职务行为完成划转支付系争款项，故隆安南京所对外支付划转时，亦仅可能代华润公司作出与华润公司本身业务有关的意思表示，而不可能代华润公司作出为王颀个人事务的意思表示。因此，在本案并无证据表明华润公司存在代王颀履行偿还债务之意思表示，即王鹏自华润公司处接收款项无合法依据。事实上，在华润公司系意思表示以及法律行为效果承担主体的前提下，上述讨论已经可以证明王鹏对华润公司构成不当得利，而无需考虑王鹏与王颀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王颀是否向王鹏作出还款意思表示等。三、本案存在请求权竞合，华润公司有权选择向王鹏单独提起不当得利之诉。原审法院认为，“华润公司遭受的损失系因王颀在处理泛华案过程中虚构人民法院收取保全保证金的事实，并将华润公司缴纳的该笔款项挪作他用所致，华润公司也已就王颀的职务侵占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此情形下再向王鹏主张返还不当得利，与不当得利的法律基础相悖。”上诉人认为，首先，根据上诉人的了解，王颀挪用资金之刑事案件，自2013年2月28日由无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立案后，侦破工作截至日前无任何进展，故原审法院前述认定无任何事实依据。其次，王颀代表华润公司支付款项过程中构成对华润公司的侵权行为，华润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亦有权基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向王颀提起侵权之诉，该等情形下，由于本案同时满足不当得利之债构成要件，则本案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满足不同法律规范之构成要件，构成请求权竞合。上诉人选择基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向王鹏主张债务，符合不当得利制度的法律规定，于法不悖。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华润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保全申请费由王鹏承担。被上诉人王鹏答辩称：一、被上诉人王鹏不构成不当得利。（一）案外人王颀通过隆安南京所转账给王鹏的3500000元，系其归还王鹏的借款，王鹏不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调整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不当利益变动，并以此种变动是否符合公平原则作为判断其应否受到保护的标准。本案中，案外人王颀通过隆安南京所转账分两次转给王鹏的3500000元，系王颀归还王鹏的借款，至于王颀资金从何筹措而来，与被上诉人王鹏无关，王鹏无权也无义务对王颀的还款资金进行审查。即使如在本案中，王颀侵占公司资金用于归还王鹏借款，因被上诉人王鹏完全系基于善意，且无任何过失，王鹏保有该3500000还款无任何不当。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分析，其一，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被上诉人基于与王颀之间的借贷关系，债权真实合法，故被上诉人保有王颀归还的3500000元具有法律上的根据和原因，完全正当、合法，且被上诉人是善意并无任何过错。其二，取得不当利益。被上诉人与王颀的债权债务真实、合法，故被上诉人保有王颀归还的借款不属于取得不当利益，王鹏保有王颀的还款系正当利益。其三，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返还不当得利。上诉人即使有损失，也是其员工王颀造成，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未造成上诉人损失。以上不当得利的三个要件，需要全部满足才构成不当得利，而被上诉人王鹏保有王颀还款明显不符合不当得利的任何一个要件，故被上诉人不构成不当得利。如果硬要说谁在这事件中获利，那是王颀获利，其通过还款消灭了对被上诉人王鹏的债务。二、本案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本案中，按照传统民法理论，货币是特殊的物，不具有特定性，占有即所有，货币占有的取得就视为货币所有权的取得，一旦交付给他人，所有权就发生转移。同时，货币移转具有无因性，货币的交付所有权即发生转移，不因基础关系的成立与生效与否而受到影响。本案中，王颀将3620000元打到案外人隆安南京所账户，货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就转移给了隆安南京所。在过了多个月之后，王颀指示隆安南京所分两次转给王鹏35000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发生直接的资金往来和关系，即使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也应由隆安南京所向被上诉人主张，而非上诉人。三、被上诉人王鹏以及案外人黄粤桃、潘伟芳、谌明等人保有王颀还款系合法合规，且均为善意，不应被无限制追索。王颀与被上诉人王鹏之间的借款真实，王鹏为了借款给王颀，两次从黄粤桃、潘伟芳、谌明等人处借款也系真实。被上诉人王鹏在与王颀的借款系列案件中，一直是善意第三人，同样也是受害人，截至目前，王颀仍拖欠王鹏借款本金190000元。所以，上诉人如认为王颀通过隆安南京所归还被上诉人借款的3500000元钱款系其公司的钱款，也应向王颀主张，或者向隆安南京所主张，而不是向善意第三人王鹏主张。2013年3月5日，被上诉人王鹏在无锡市滨海公安分局接受询问后，无锡市滨海公安局也认为被上诉人保有该3500000元是正当合法的，与上诉人和王颀的纠纷无关，并未将3500000元进行追缴。另外，如果上诉人可以向被上诉人追索王颀的3500000元还款，那么，王鹏将相应的所得款项支付给黄粤桃、潘伟芳、谌明等人，该几人同样也构成不当得利，也应该作为原审被告参与诉讼。依上诉人观点，此几人的款项依旧应被追索，如此一来，不仅对交易安全不利，也对商业社会财富的流转和信用建设不利，并非不当得利制度设立的初衷。四、上诉人在本案中故意将多个应分开来观察的行为杂糅在一起，导致案件逻辑不清，误导他人。同一个行为，同一个事实，对不同的当事人和主体，法律意义上的评价不可等同。况且在本案中，存在多个行为，对隆安南京所而言，基于王颀法务总监的身份，以及上诉人与隆安南京所多年的合作中王颀扮演的角色，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认定王颀指示隆安南京所收款和打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后果由上诉人承担，隆安南京所不需要承担还款3500000元款项的责任。但对被上诉人王鹏而言，王颀拖欠王鹏3500000元借款是事实，王颀指示隆安南京所打款给被上诉人，系基于其本人还款的意思表示和行为。王颀还款的行为并不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作出，被上诉人不知道王颀钱款来源于何处，也没有义务去核查钱款来源并做进一步的价值判断，因此王颀的还款给行为对被上诉人而言，系普通的民事债权债务合同的履行，是其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而隆安南京所的打款行为也是基于王颀的指示，完全合法。上诉人不能基于其管理上的过失和疏漏将资金损失的责任推给被上诉人，而理应向王颀主张权利和追索。被上诉人王鹏系善意第三人，只知道王颀会通过律所账户款项来还款，对于款项来源毫不知情，因王颀与隆安南京所合作多年，故王颀通过隆安南京所账号还款对被上诉人而言没有任何不妥当之处。另外，王颀侵占、挪用公司的资金到隆安南京所，表明该钱款性质已经发生变化，该3620000元已经不是公司的钱款，脱离了公司的管理、控制和支配，归王颀实际支配和控制。故上诉人只能对其钱款损失向王颀进行追责。事实上，上诉人以职务侵占或者挪用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王颀刑事责任的行为，也恰恰表明上诉人是认可其资金系被王颀非法侵占和支配、使用。所以对被上诉人而言，王颀通过律所还款的钱就是王颀的钱，被上诉人对于王颀用于还款的钱款来源毫不知情，也无权干涉，王颀还款的钱系侵占或者挪用他人资金也不意味着王鹏就构成不当得利。五、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上观察，王颀还款给王鹏的行为也应不被追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前述司法解释进行了修订，第十条确认了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从立法精神上来看，刑事立法也是保障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即使王颀侵占了上诉人的资金用于归还其个人借款，因王鹏系是善意第三人，其完全有法律上的依据和理由保有该部分钱款。综上，被上诉人王鹏保有王颀还款的3500000元系基于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构成不当得利，且系善意而无任何过错。上诉人诉讼主张不当得利的主体不适格。如果按照上诉人逻辑，被上诉人王鹏构成不当得利，那么黄粤桃、潘伟芳、谌明等人同样构成不当得利，社会的交易安全将无从保护。另外，从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来观察，如果判决王鹏还款，明显于法于理不公。二审中，被上诉人王鹏向本院提交建设银行的流水一页，证明到2013年3月之前，王鹏不清楚隆安南京所向其转的2500000元，存在保证金的转款备注，一直到2017年才知道该情况。上诉人华润公司同意真实性由法院审核，对关联性有异议，也无法看出该文件形成时间，不能证明2013年时王鹏不知道款项有备注的情况，且与王鹏提供的其他的银行流水形式上不一致，王鹏作为资深的财务专家和长期从事民间借贷的人员，对于款项的来源、支付主体有能力进行识别，应当知道非债务人支付的款项需要第三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予以确认，且王鹏作为收款人是可以查询该笔交易的基本信息，即收款通知中包括交易的附言，若王鹏看到，应当清楚款项的性质，即使没有看到，也有义务去进行查明，不能以银行流水来证明其不知道款项的用途。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华润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案涉款项系由华润公司支付至隆安南京所的账户，而后隆安南京所按照时任华润公司控股公司法务总监的王颀的指示将该3500000元分两次打入被上诉人王鹏的账户。虽华润公司主张其向隆安南京所的付款行为系基于预付泛华案“保全保证金”的意思表示，但根据隆安南京所在前案中的辩称和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华润公司汇入其账户的款项与泛华案无关即并非所谓的保全保证金，隆安南京所仅是代为转付款，故隆安南京所向王鹏账户汇款3500000元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的情形。虽华润公司因王颀在处理泛华案过程中虚构人民法院收取保全保证金的事实并将华润公司交纳的该笔款项挪作他用而遭受损失，但华润公司向隆安南京所打款与南京隆安所向王鹏打款属于两个独立的行为，前案生效判决认为基于王颀职务行为的性质隆安南京所打款行为的相关后果应由华润公司承受，亦不等同于隆安南京所实施的打款行为系受华润公司的意思表示支配，故华润公司以其打款的意思表示主张隆安南京所向王鹏汇款欠缺给付原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同时，王鹏一审中提交的《共同投资协议书》以及款项往来明细等证据，能够反映其与王颀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结合王鹏对双方款项往来情况所做的说明，其抗辩收取的3500000元款项实为王颀偿还的借款具有合理性，故华润公司主张王鹏取得该3500000元不具有合法依据，亦不能成立。据此，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审法院对华润公司要求王鹏返还案涉3500000元款项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傅东红审判员  石清荣审判员  韩圣超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