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25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1965年2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妫水南街59号。
法定代表人：李明海，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德志，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以下简称延庆交通局）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民初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我一审提出的要求确认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延庆交通局不让我签订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延庆交通局是故意阻碍合同生效条件成就，应当视为合同已经生效；2.在我购买限价房以后延庆交通局同意我继续承租公房，而且签订了《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可以说明延庆交通局认可并且同意我购买房屋；3.《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中所附的生效条件是格式条款，延庆交通局未提醒我注意，根据法律规定，如有不同理解，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
延庆交通局辩称，1.我单位没有阻碍合同生效条件成就，涉案房屋的征收主体是延庆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征收办），区征收办在审核资格时调取了王某购买限价房的相关档案，发现王某不符合签订征收协议的条件，所以区征收办没有与王某签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与我单位无关；2.我单位同意王某居住，不代表同意让王某承租，王某购买限价房后承租房屋应当交回，没收回属于管理上出现瑕疵，不代表应当出售给王某；3.《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是区征收办出具的统一格式，不是我单位出具的，不存在格式条款的问题。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我与延庆交通局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的《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有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系XX职工。为解决住房问题，承租方即王某与出租方延庆县XX汽车队签订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了由该汽车队向王某出租公有住宅，坐落位置为北京市延庆区16号两间平房。因位于北京市延庆区16-3号房屋产权属于延庆交通局，故本案诉争的公有住宅实际租赁关系主体应为王某与延庆交通局。
2009年3月15日，王某作为申请人向北京市延庆区延庆城镇办事处递交《申请承诺书》一份，申请购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324室限价商品房一套，在其填写的《申请承诺书》中载明：本人即王某及全体家庭成员承诺若获得批准购买限价商品住房，将按照规定退出原住房或者降低一个标准购买限价商品住房；王某一家与延庆交通局签订的《申请家庭承租（拥有）原住房和处置意见》中，申请人王某与产权人延庆交通局共同确认王某应腾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16号3门房屋；在《初审及配售意见》中，北京市延庆县城镇办事处与申请人王某确认配售限价住房为两居户型，且对申请人王某原住房屋的处置意见为腾退，需腾退房屋的坐落具体地址为北京市延庆区16号3门，签订日期为2009年5月5日；在《第二次公示及复核意见》中，延庆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与申请人王某共同确定王某一家符合限价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申请人王某一家同意乡镇街道配售限价商品住房方案，配售家庭人口为3人、配售房屋户型为2居室，签订日期为2009年5月18日；2009年5月20日，延庆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向王某发放的《北京市延庆县限价商品住房购买资格审核备案通知单》中载明：王某家庭符合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申购条件，予以备案登记；王某家庭申请人口3人，分别为王某、李某、王某1，配售一套两居室（户型）限价商品房；并规定若王某一家选择腾退原住房，应在摇号前签订腾退协议。王某一家在2013年上下入住了其申购的限价商品住房。
为了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与住房条件，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延庆区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区征收办作为负责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实施主体、北京市延庆区X街道办事处受区征收办委托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对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菜园南街1至5巷平房进行了征收拆迁改造工程。区征收办、X街道办出台了《XX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宣传手册》，对相关征收安置补偿程序及计算标准、权利救济途径等均作出了明确说明。
2016年9月28日，延庆交通局与王某签订了《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一份，约定：1、甲方（延庆交通局）出售16-3号一户公有住宅平房3间，乙方自愿购买上述住房；2、甲乙双方共同认定上述房屋建筑面积为59.48平方米；3、经计算，房价款为人民币16676.09元；4、乙方同意从其所购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中扣除上述房价款；5、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将租赁合同原件交回甲方，即可预签征收补偿协议；6、甲方从XX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发布至次月起，停止收取乙方房租，在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腾退交房之前，甲方承担所售房屋的管理责任；7、本协议在XX改造项目征收决定发布并签订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之后生效，上有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盖章以及王某签字，日期为2016年9月28日。另据核实，王某与延庆交通局至今未正式签订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且王某未将租赁合同原件交于延庆交通局。后双方因就签订于2016年9月28日的《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是否有效问题产生争执，王某提起本案诉讼。
庭审过程中，王某出示了如下证据材料：1、《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证明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并无法定无效情形；2、单位出售公有住宅计算表，证明王某符合购买本案涉诉房屋的资格和条件，并经过延庆交通局的确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无任何法定无效情形；3、XX改造项目签约点征收预签约顺序号，证明王某符合被征收人条件，且已经由征收单位确认并为王某发放签约顺序号，但因为延庆交通局拒绝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导致王某作为被征收人的利益受损；4、XX改造宣传手册，证明王某符合被征收区域及被征收人等政策，而延庆交通局无权确认王某是否符合拆迁政策从而否定王某的被征收人主体地位，且根据该宣传手册确立的内容，延庆交通局并非征收主体，其无权干涉王某的被征收人资格；双方依法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且通过该宣传手册，已经载明《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的生效条件为被征收区域签约率达85%以上，最终由政府确定购买公有住宅协议是否有效，其与延庆交通局提交的公有住宅买卖协议中载明的生效条件相悖，且延庆交通局提交的该协议书属于格式条款，签约时延庆交通局并未向王某进行提示，故延庆交通局对该生效条件条款的解释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经质证，延庆交通局对上述证据中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强调该协议书系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因王某没有达到约定的条件，故该协议不生效；对证据2、3、4，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被征收人的资格审查系由区征收办负责的，不是由延庆交通局审查的，区征收办与被征收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此事项与其单位无关。
庭审中延庆交通局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北京市家庭购买限价商品住房档案一份，证明王某在申请限价商品房时已经签过承诺书即腾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16-3号房屋；2、《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号）第二条第（八）项之规定，明确了王某的情形，不符合给与补偿和签订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资格和条件，故延庆交通局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经质证，王某对延庆交通局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限价商品房申购发生在2009年，虽然该档案中规定了对诉争房屋需进行腾退，但本案中王某与延庆交通局通过2016年9月28日签订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的形式，已经对原来的腾退规定进行了变更；本案中王某与延庆交通局之间原系房屋租赁关系，但后来通过双方签订购房协议的方式对房屋租赁进行了实质变更，现双方系公有住宅买卖合同关系，且该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对于证据2，首先该规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也不能证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存在无效之情形，故其不认可延庆交通局的证明目的。
为了查明案件的需要，一审法院前往北京市延庆区XX改造项目指挥部了解情况，经该指挥部工作人员阐述，王某与区征收办没有签订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具体情况如下：2016年11月17日系区征收办棚户区项目指挥部指定的签约日期，住户应在该日与指挥部签订相应的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2016年11月17日之前拆迁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擅自让住户签字并加以指纹的一律无效。关于王某是否提前违规与拆迁公司相关人员签订过类似的协议我方不清楚，但指挥部在规定的正式签订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签订之日的前两天即2016年11月15日前后，在筹备签约事宜工作过程中，延庆交通局相关领导到我指挥部就王某房改购房事宜特意指出，因交通局内部职工举报王某已经购买了限价商品住房，故其已经不符合公房购买的要件，王某应将承租延庆交通局的公有住房腾退，并且王某因购买保障房已经丧失公有住房承租人资格。就本案中所涉房屋的权利关系来说，王某原系涉案公有住房的承租人，交通局系产权人，现因王某已经丧失承租人资格，故本次房改与王某无任何关系。另外，公有住房征收补偿安置签约现场，王某未到场进行签约；后经进一步了解，延庆交通局的相关领导已经给王某做工作，王某已经同意不再参与公有住房房改征收事宜。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16-3号房屋，已由延庆交通局与指挥部签订了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经法院向本案双方出示该份调查笔录，王某对此不予认可，并称事实上已经签订了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延庆交通局对此予以认可，依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号）第二条第（八）项之规定，公房承租人已承租廉价房或者公租房的，或者购买了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住房的，均需腾退原住房（包括原承租的公有住房），并且在征收安置补偿过程中对原公房承租人不予补偿。另据法院核实，延庆区政府已于2016年11月29日发布了关于XX改造项目征收决定。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双方对诉争的《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争执较大，故本案未能协商解决。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XX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宣传手册》、北京市家庭购买限价商品住房档案、《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号）以及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法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和当事人约定的义务。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另外，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而言，关键在于审核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无上述条文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就本案而言，王某主张合同有效，法院的审查重点和着力点应放在王某与延庆交通局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的《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是否存在上述导致该协议书无效的情形。结合双方的陈述、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以及法院调查核实的相关事实，从该《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渊源以及来龙去脉等角度，综合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的《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无效，王某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具体裁判理由如下：
其一，本案涉诉的由双方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的《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该协议书第七条的规定即“本协议书在XX改造项目征收决定发布并签订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之后生效”，从该条款本身蕴含的内容分析，本案中涉诉协议书欲生效，需要满足两个先决条件：第一，XX改造项目征收决定发布；第二，签订了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从本案庭审查明事实看，延庆区人民政府已于2016年11月29日发布了关于XX改造项目的征收决定，故第一个先决条件成就；关于第二个先决条件，从庭审双方举证质证过程看，虽然王某坚称双方已经签订了该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但其不能确定签约对方的身份，王某亦未能出示有关签订该协议的录音、视频材料或者其他证人证言，并且未能出示由其与对方签约的协议书文本，故从举证规则讲，王某作为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理应承担举证责任，现因其未能出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故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其二，根据《XX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第六章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本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通过意见征询，并根据公众意见修改、公布后，房屋征收部门按照公布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与被征收人预签附生效条件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自管公房或者直管公房的房屋所有权人在预签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前，与公房承租人签订附生效条件的房改售房合同，预签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生效后房改售房合同自动生效”，从上述规定分析，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确属附生效要件的协议，庭审中王某关于双方签约之际延庆交通局未提示该条款并且以该条款系格式条款应作不利于延庆交通局的解释的抗辩意见，因与《XX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相悖，故法院不予采信；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约定的生效条件与《XX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该协议性质完全接轨，法院认定该协议书确系附生效条件之合同。现因生效条件未成就，故该协议书自然不生法律效力。
其三，王某作为延庆交通局的职工，享受了该单位提供的本案涉诉房屋作为居所这一福利待遇；2009年度王某在申购限价商品住房的《申请核定表》中明确承诺了若获得批准购买限价商品住房，则将按照规定退出原住房即本案诉争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16-3号房屋，并且在与延庆交通局签订的《申请家庭承租（拥有）原住房处置意见》一栏中双方亦明确了原住房应予腾退；现王某已于2013年上下入住限价商品住房，故其理应按照其承诺和约定按期腾退本案涉诉房屋；依据规定，现王某已不具备本案涉诉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16-3号房屋承租人资格。
其四，依据《XX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第一章第三条之规定，本次涉及的XX改造项目的征收主体为延庆区人民政府，区征收办系实施主体，X街道办事处系负责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具体工作一方；而被征收人应为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公房承租人按照房改政策购买所承租公房后视为被征收人。依据前文阐述，本案中王某因与延庆交通局签订的《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因生效条件未成就而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形下，本案涉诉房屋的被征收人应为房屋所有权人即本案延庆交通局；事实上，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延庆交通局作为本案诉争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16-3号房屋的被征收人已经与区征收办签订了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故从本案诉讼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来龙去脉分析，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举证质证以及法院核查的有关情况，综合认定王某与延庆交通局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的《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未发生法律效力，鉴于此，王某主张该协议书有效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合同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本案中，王某与延庆交通局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的《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第七条约定，“本协议在XX改造项目征收决定发布并签订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之后生效”，该约定即为合同所附有的生效条件。现王某认可并未签订《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中所载明的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故《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所附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延庆交通局在王某申请保障性住房后，仍然与王某签订《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的事实，亦不能改变双方对于该协议附有生效条件的事实及法律效果。因此，延庆交通局在签订《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时是否明知王某购买了限价房，均不影响该协议附有生效条件，且所附生效条件未成就的结果。
关于延庆交通局是否存在不正当的阻止生效条件成就的问题，因王某确已购买限价房，其能够购买限价房的条件之一即为需要将原住公有住房腾退，且依照征收补偿的相关规定，王某在已经购买了保障性住房的情况下，不应当取得对原承租公房的征收补偿，因此依据保障性住房购买政策及征收补偿的相关规定，王某不应当同时享有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利益以及对承租公有住房征收补偿的利益。延庆交通局即使存在不同意王某取得公有住房腾退补偿利益的意思表示，亦并非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阻止合同成立的行为。王某所持延庆交通局故意阻止生效条件成就应当视为条件已经成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王某主张《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系格式条款，应当作出对于延庆交通局不利的解释，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的“本协议在XX改造项目征收决定发布并签订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之后生效”的约定，文义清楚明确，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和模糊，王某上诉主张的实质是认为不应当适用该条款，而不是在存在歧义时的解释问题。因此，对于王某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因所附生效条件未成就而未发生法律效力。但合同未生效不等同于合同无效，一审判决认定《购买公有住宅协议书》无效，属于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更正。鉴于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对该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6元，由王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冰
审 判 员 刘国俊
审 判 员 刘新泉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李 正
书 记 员 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