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廊民一终字第17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林民。
委托代理人：张广新，河北燕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庞宝玉，农民。
委托代理人：赵海峰，河北驰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艳红，农民。
委托代理人：赵海峰，河北驰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林民因与被上诉人庞宝玉、孙艳红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大厂民初字第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高林民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广新，被上诉人庞宝玉、孙艳红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海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二原告家庭成员孙术常（于2001年4月7日去世）于1999年3月19日与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乡毛庄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该村土地6.3亩，承包期限为30年。2002年，原告的女儿孙艳红和被告的姑姑高某到时任毛庄村委会会计的贾海东家里办理登记手续。原毛庄村委会会计贾海东在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一页表格中承包方一栏的承包方姓名孙术常后添加了高林民姓名。经营权证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登记一页表格内有三处承包地块的名称、面积、受让方签字为“高林民”，出让方签字为“庞宝玉”。“高林民”二字为被告姑姑高某代签，“庞宝玉”签字为原告女儿孙艳红签署，流转期限（起止年限）为“2002年3月19日至2028年3月18日”。该页加盖有毛庄村村委会的公章。此页表格中流转方式为空白。此后，涉案的6.3亩承包地由被告高林民耕种，相应的相关税费由被告缴纳，国家的各项补贴也由被告领取。2007年涉案的6.3亩土地中位于“八十亩地”的1.8亩土地被征收，相应的土地补偿款35586元被被告领取并持有。目前，涉案承包地余下的4.5亩土地亦被征用，相应的土地补偿款18万元应原告保全申请被本院依法冻结支付。
另查明，被告高林民是2001年迁入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毛庄村。又查明，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毛庄村关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是以户为单位，补偿费通过村委会支付土地承包人。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土地经营权证复印件、河北省农业税纳税通知书复印件、农业税完税证复印件、高林民粮补存折复印件、补偿款发放存折复印件、证人高某的证言、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毛庄村证明在案佐证，且均经当庭质证，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通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对集体土地占有、使用和收益以及自主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对于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依法进行流转。本案所涉的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纠纷即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即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即：（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中，“转让”这种方式与其他流转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结果是原土地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而其他各种流转方式均不丧失原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本案中，原告通过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依法取得了6.3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将承包地流转给被告耕种。原、被告之间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过程中，流转方式未作明确约定，导致矛盾产生。原告主张涉案的土地流转方式为代耕，被告主张为转让。结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流转方式为无偿转耕。理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原承包方完全损失了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法律对承包经营权转让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需要双方签订书面合同，需要发包方同意，需受让方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可申请登记等。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未签订转让协议，无法确定双方的流转形式；被告主张已经村委会登记，但村委会并非法律规定的登记机关和部门，且登记记载未体现流转形式。同时，被告所主张的缴纳相关农业税费、领取政府种植补贴和收益等事实情况均可出现在转包、转租等流转形式中。故前述情况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承包权流转方式系转让。综上，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所涉承包地被征用产生的土地补偿款应属原告所有。故，对原告主张土地补偿费归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大部分支持。涉案的承包地中于2007年被征用的1.8亩土地补偿款，已由被告领取，相应的土地承包权已消灭。该土地补偿款的追索属一般债权主张。被告主张该部分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有据，本院对原告的此部分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土地流转形式为转让，无确凿证据加以佐证，其相应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1999年原告庞宝玉之夫孙术常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载明的剩余4.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原告庞宝玉、孙艳红，4.5亩土地的补偿款18万元属原告庞宝玉、孙艳红所有；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高林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诉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以“转让”方式进行的土地流转，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12页明确载明一方为“出让方”，一方为“受让方”。而出让即是出卖或转让的意思，受让，即是接受转让的意思，表明双方对“转让”这一流转方式的认可，且这一流转方式也得到了村委会加盖印章认可。（二）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就涉案土地缴纳相关农业税费、领取政府种植补贴和收益等情况四份证据可以证实，涉案土地双方于2002年3月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至今已十多年，期间上诉人缴纳农业税、领取粮补、领取部分土地征地补偿款，皆是基于以转让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而享有的权益，被上诉人在此期间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三）当初我们接受土地时，对方的地处于撂荒状态，地块也不平整，我们拉的土进行了平整，每年浇水、施肥也没少投入。（四）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土地流转系“无偿转耕”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更无法证明“无偿转耕”的存在。而诉争土地中的1.8亩土地于2007年已被人民政府征收，4.5亩也于2015年7月被人民政府征收，征地补偿款18万元现存放于毛庄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已不存在。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庞宝玉、孙艳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土地流转的方式包括转让、转包、出租等许多方式。在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12页经营权转让登记中，转让形式是空白的，因此无法认定涉案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而且法律也对土地“转让”这一流转方式有严格的形式要求。（二）我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合同》及《公证书》交给对方，是为了让他们交税方便，因为当初说好了让对方种，税由对方交。（三）当时我父亲去世，我在外面上班，家里只有母亲一人无法劳作，所以将地交给对方种了。后来我们曾找过村委会要求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从对方手里要过来，但村里一直没给解决。（四）本案争议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而不是对土地改造的补偿，所以征地补偿款理应归我方所得。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二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庞宝玉、孙艳红提交了从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档案馆调取的该县土城镇张营村2组村民高振丰与该村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目的是张营村在1999年与村民进行了第二轮土地延包，此时高林民户口仍在该村，高林民也分得了承包土地。上诉人高林民认为该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根据上诉人高林民申请，本院办案人员赴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乡毛庄村，对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李洪伟、2002年时任村会计贾海东分别进行了调查询问。李洪伟述称，现涉案土地已被征收，土地征收后除了给补偿款，对失地人员还会有失地保险，但两家不能都享受此待遇，需要人民法院对涉案土地在征收前经营承包权属于谁进行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谁就给谁上保险。贾海东述称，2002年时上级对催交“三提五统”等税费要求很严格，如果不交公粮必须由村里垫付，如里交不上也垫付不了，村里的支书和主任就得辞职，当时他们之间的流转找的我，经村主任、书记同意后我给办的并加盖了村里的公章，把名字改成谁的谁就得负责交公粮。上诉人认为，对两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尤其是贾海东的笔录可以证实被上诉人的土地自愿交回村委会并办理了变更手续，虽没有明确转让形式，但从当时的法律规范和农村交易习惯上可以认定该流转方式为转让，现任村支书李洪伟对此也没有否认。被上诉人认为，对法院所做的两份调查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我们不同意上诉人的看法，李洪伟的证言只是对土地补偿款的价格及失地保险待遇问题进行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没有异议；贾海东当时既不是村主任也不是村支书，对公章的使用是没有权利的，当时村委会并不知情，而是由贾海东擅自加盖的公章。
本院认为，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一是涉案土地流转性质问题，二是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三是土地被征收后因可能带来失地保险等利益，而需要解决征收前承包经营权归属确认等问题。关于涉案土地流转性质问题。农村土地流转包括转让、出租、转包等形式，从上诉人高林民在一审中提交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十二页记载内容和与双方均没有利害关系的时任村会计贾海东的证言看，双方当时虽对流转时间从2002年至2028年进行了约定，并同时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但在“流转形式”一栏却没有任何标注；从当时被上诉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合同》及《公证书》均交给上诉人高林民，流转后在长达十多年的情况下无论上交税费还是领取粮补均由高林民承担或享有的事实，以及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习惯看，该流转方式亦不符合被上诉人主张的无偿转耕情形。综合双方陈述及所提交的相应证据，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土地流转方式应属于约定不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土地流转方式为无偿转耕，缺乏事实和法律支持，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问题。法律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本案中，因双方对流转方式约定不明，同时综合考虑2002年土地流转时因税赋过重导致农村耕地存在撂荒较多情况、上级政府对催收农村耕地税费要求比较严格等历史背景、被上诉人因无力耕种可能面临承包地被发包方无偿收回的风险、接手耕种的上诉人为保护耕地和粮食生产做出的贡献及相应投入等因素，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对因涉案土地经营承包权的存在而获得的18万土地征收补偿款，本院酌定由双方平均分配。对2007年被征用的1.8亩土地补偿款因被上诉人主张该部分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对被上诉人的此部分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的处理，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关于涉案土地征收后可能存在的失地保险等利益而需要解决征收前涉案土地经营权归属确认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高林民原为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土城镇张营村人，2001年其户口迁至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乡毛庄村，其迁户行为并不属于原户籍所在村土地发包方必须收回其承包地的法定情形，加之由于被上诉人世代居住在本村，农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强烈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生存福利性质，故在双方之间土地流转方式不明的情况下，理应将涉案土地征收前的经营承包权确认给被上诉人所有。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1999年被上诉人庞宝玉之夫孙术常与所在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载明的剩余4.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征收前归被上诉人庞宝玉、孙艳红所有；
二、4.5亩土地的补偿款18万元，其中9万元归上诉人高林民所有，9万元归被上诉人庞宝玉、孙艳红所有；
三、驳回上诉人高林民和被上诉人庞宝玉、孙艳红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540元，减半收取2270元，财产保全费1600元，共计3870元，由被上诉人庞宝玉、孙艳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高林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柴秋芬
审 判 员 王传民
代理审判员 相宪伟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薛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