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5民初64451号
原告：高洁，女，1962年10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北京景佳志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222号楼20层B-2005。
法定代表人：王兆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芳，北京智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振，男，1981年11月7日出生，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
原告高洁（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景佳志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高振（以下同时表述时简称二被告，分别表述时简称景佳志盛公司和姓名）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振以及景佳志盛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支付给二被告的居间服务费人民币55万元；2、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已经支付给二被告的居间服务费55万元所产生的利息11550元（自2017年3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的标准计算）。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28日，原告在景佳志盛公司的居间下与深圳某1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原告购买某1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辛庄一街某2号房屋（以下简称某2号房屋），并约定了支付定金的金额和时间以及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的时间。原告与景佳志盛公司签署了《居间服务合同》。《居间服务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约定，原告向景佳志盛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55万元，附加：签约次日前原告向景佳志盛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35万元整，剩余部分一周内付清。《居间服务合同》签署后，原告向景佳志盛公司支付了居间服务费55万元。因为原告当时名下有两套住房，且已经与另一买房人签订了买卖合同，即将出售一套，因此，约定2016年4月30日前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某2号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原告已经依约在2017年2月26日以及2017年3月1日和2017年3月16日向某1公司支付了定金共计50万元。因2017年3月17日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交易的调控政策，导致某2号房屋不能出售，致使《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得以履行。此后，虽经多次协调，但是《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均无法实际履行，亦不能通过网签审核。问题出现后，原告与二被告协商要求终止《居间服务合同》，并退还原告已经交纳的居间服务费55万元，但二被告不同意退还原告交纳的居间服务费。原告起诉高振的原因是，原本居间服务费为20万元，因高振称要买到某2号房屋要向某1公司的售房代理人支付35万元好处费，因此将居间服务费约定为55万元，但是现在合同已经无法履行，故要求退回55万元居间服务费，其中35万元是高振拿走的。原告认为二被告未能促成《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完成，应当退还居间服务费。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将二被告诉至法院。
景佳志盛公司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不认可。第一，我公司已经促成了原告与某1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我公司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居间服务，故居间费用不应退还。2017年2月28日经我公司作为居间人的促成，原告与某1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原告的付款行为都是在确认我公司完成了居间服务，并确认无误之后才给付给我公司的居间费用。第二，我公司收取的居间服务费为20万元，另外的35万元系原告给付给高振的房屋服务费。该部分费用由高振拿走。
高振辩称：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不认可。我没有正式成为景佳志盛公司的职员，我作为自由经纪人跟原告接触，我尽到了相应的引领原告看房，帮助原告核验房屋等义务，当时有3户至5户的客人都要买房，当时市场行情是给中间人35万元的介绍费。原告当时不能全款支付房款，我尽到了全部的居间义务，并且原告支付给我的35万元也已经分给了其他的居间人。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收条复印件2张，收据复印件4张，欲证明原告给付二被告55万元居间服务费；2、中信银行个人电子转账凭证复印件4张，欲证明原告给付二被告55万元居间服务费；3、景佳志盛公司营业执照打印件以及高振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4、原告与高振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3份；5、《居间服务合同》复印件1份；6、《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1份；7、日期为2018年1月15日的北京晨报B版讲法堂的复印件1份。
景佳志盛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并称其公司确实收到原告交纳的居间服务费55万元，但其中35万元是其公司经原告许可打给高振的服务费35万元，剩余的20万元是原告打给其公司的20万元；对证据2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但称其中有一张给案外人刘某某的转账凭证是购房款，与本案无关，但也同时证明景佳志盛公司尽到了居间义务，其中2017年2月26日转给案外人王兆伟的5万元是景佳志盛公司代某1公司收的购房意向金，该笔费用与原告提交的收据相对应；另，2017年3月1日转给王兆伟的50万元，其中有5万元是代替某1公司收的5万元定金，10万元是给景佳志盛公司的居间服务费，其余的35万元是给高振的居间服务费；2017年3月8日原告支付的10万元是原告支付给景佳志盛公司的居间服务费的尾款，也出具了收据；对证据3至证据6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并称证据可以证明景佳志盛公司已经提供了居间服务和附加服务，同时也证明了居间服务的范围，证明了居间服务费是在购房买卖合同签订完成后原告给付给景佳志盛公司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高振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证据2至证据7的质证意见与景佳志盛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并称证据7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可比性。
景佳志盛公司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招商银行转账记录打印件1页，欲证明其公司已经将55万元中的35万元转给了高振。原告对景佳志盛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并称某1公司委托了某1公司的职员刘某某全权负责某2号房屋的买卖事宜，刘某某想要35万元的好处费，原告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答应，原告是以居间服务费的形式把55万元打给景佳志盛公司，其中35万元是打给刘某某的好处费。
高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已经收到了景佳志盛公司给付的35万元，但称原告没有全款支付购房款还能入围买房，其付出了很多努力，而且收到的35万元还分给了其他房屋中介的业务员，最终促成了原告与某1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后来在履行中，因为国家政策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没有实现，高振作为介绍人，是以景佳志盛公司的名义和原告联系的，但是高振本人是不具有居间资质的。
高振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其和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30张，欲证明整个事件发生的全部完整过程。
原告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景佳志盛公司对高振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依法确认如下事实：2017年2月28日，原告在景佳志盛公司的居间下与某1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1份，约定由原告购买某1公司的本案所涉的某2号房屋，该房屋成交价格为2200万元，其中装修、家居、维修基金1320万元，并在合同附件中约定了支付定金的金额和时间以及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的时间。当日，原告作为乙方与景佳志盛公司作为丙方及某1公司作为甲方签署了《居间服务合同》，约定鉴于甲、乙双方委托丙方作为居间人就买卖某2号房屋提供居间服务，居间服务范围提供房屋买卖市场价格行情咨询；寻找、提供并发布房源、客源信息；引领买受人看房；协助出卖人、买受人协商、洽谈，确定成交意向；协助出卖人、买受人协商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关条款内容；甲、乙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成立时，丙方居间服务完成，支付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向丙方支付居间服务费，乙方向丙方支付居间服务费人民币55万元；附加：签约次日前乙方向丙方支付居间服务费35万元整，剩余部分一周内付清。《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居间服务合同》签订后，原告先后向景佳志盛公司支付了居间服务费55万元，景佳志盛公司于2017年3月1日和3月2日向高振转账35万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遇到国家购房政策调整，某2号房屋不符合相关出售条件，导致《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原告与某1公司协商解除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另，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高振表示其系景佳志盛公司的员工，签居间合同之后高振又说自己不在景佳志盛公司拿工资，但事实上高振为景佳志盛公司的员工。景佳志盛公司则表示，高振原来在其公司时试用，高振是其公司的业务员，但现在不是景佳志盛公司的员工，高振的主要业务是提供交易机会，但不提供后续的服务。高振对景佳志盛公司的陈述予以认可。原告称对景佳志盛公司所述的情况并不了解，但其表示高振在为其提供居间服务时就是景佳志盛公司的业务员，而且当时签《居间服务合同》时也是景佳志盛公司加盖的公章。另，景佳志盛公司当庭明确表示其公司的居间服务的附加服务中包括办理网签以及后续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不再收取费用，但因为某2号房屋不符合出售条件，故没有办理网签及房屋过户手续，办理网签和协助。此外，高振称其收取景佳志盛公司给付的35万元后用于居间服务，并将相关费用支付给了其他的中介人员。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且高振未就其该主张向本院提供相应的证据。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与景佳志盛公司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
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高振原系景佳志盛公司的业务员，高振以景佳志盛公司的名义从事居间工作，并代表景佳志盛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居间服务合同》，并约定居间服务费为55万元。景佳志盛公司收取了原告支付的55万元的居间服务费。原告在景佳志盛公司的居间服务下与某1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景佳志盛公司完成了其居间义务，因此，景佳志盛公司有权利收取原告的居间服务费；但在《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某2号房屋因购房政策调整的原因导致不能办理网签及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原告与某1公司解除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导致原告未能实现其购房某2号房屋的目的。虽然景佳志盛公司及高振已经履行了促成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义务，但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履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及《居间服务合同》的合同目的亦无法实现。另，根据原告及景佳志盛公司表述，居间服务费中包括有协助办理网签以及房屋权属过户手续等附加服务，因此，原告向景佳志盛公司支付的居间服务费中应包含有相应的服务费用，而因《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解除导致景佳志盛公司未能履行相应的附加服务义务，虽然该结果不能完全归责于景佳志盛公司及买卖合同双方，但未能提供相应服务的事实却客观存在，因此，景佳志盛公司应当向原告退还部分居间服务费。现原告要求景佳志盛公司退还居间服务费的诉讼请求，因于法有据，故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所主张的数额过高，具体数额本院将综合本案情况，参考一般居间服务的一般市场报酬标准，结合三方合同约定由景佳志盛公司应当提供的居间服务内容等的事实，予以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另，高振作为景佳志盛公司的业务员其所从事的行为应当属于职务行为，应当由景佳志盛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原告要求高振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关于景佳志盛公司与高振之间的纠纷，景佳志盛公司可以另行解决。
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利息，因景佳志盛公司占用该居间服务费系基于与原告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而在原告起诉本案后，原告与某1公司协商解除了由景佳志盛公司居间签署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故在原告与某1公司解除《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前景佳志盛公司占有居间服务费具有合法的依据，而本案中，基于本院的审理，方确定二被告对原告负有返还居间服务费之义务，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自2017年3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景佳志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高洁居间服务费480000元；
二、驳回原告高洁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原告高洁负担800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景佳志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负担8500（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史 震
人民陪审员 王京玉
人民陪审员 苑国达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 岩
书 记 员 张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