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2民终3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健成，男，197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泳芬，女，198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覃泽锦，男，198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江，广东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邹健成因与被上诉人钟泳芬、覃泽锦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7）粤1202民初3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健成、被上诉人钟泳芬、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健成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1202民初369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3.本案诉讼费用由钟泳芬、覃泽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过程对邹健成不公平，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失。钟泳芬、覃泽锦收到证据距开庭有20天时间准备，其收到对方证据距开庭仅有16小时。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夏志军2016年4月1日的收据显示“转账17.5万元，现金2.5万元，经办人钟泳芬”。与钟泳芬陈述“转账13.5万元，没有现金，是夏志军经办人”和邹健成于2015年12月22日转账钟泳芬3.5万元，现金支取6万，以及2016年4月1日转账给钟泳芬10万元的事实不符。2016年4月1日的20万收据是在2017年6月广发银行签订的，邹健成实际只支付了19.5万元，不能认定钟泳芬就是20万借款经办人。2.钟泳芬称其作为经办人所收取的13.5万元已全部交付夏志军，3694号案提交的农村信用社转账证据只能证明有4.3万元转账给夏志军。13.5万元支出明细表和钟泳芬广发银行账户流水显示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4月7日13.5万元支出都是钟泳芬的朋友、客户和其旅游支出。从金额和事实依据都不能证明夏志军2016年4月1日20万元收据中钟泳芬作为经办人己交付夏志军20万元借款的事实。不能认定邹健成转账给钟泳芬的13.5万元属于邹健成和夏志军之间的40万借款，也不能认定夏志军2016年4月1日20万收据属于邹健成和夏志军之间的40万借款。3.一审法院认定夏志军2016年4月1日收据是“转账17.5万元，现金2.5万元，经办人钟泳芬”和夏志军、钟泳芬本人法庭上承认的“邹健成转账钟泳芬13.5万元，没有现金，经办人钟泳芬”构成“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系事实认定错误，钟泳芬庭上供述自己和夏志军之间没有任何的借贷与事实不符。4.钟泳芬提交的13.5万元支出明细表中，2015年12月22日-2015年12月23日期间借款经办人钟泳芬2015年12月22日收取邹健成3.5万元转账款后代夏志军支付合计是6.7万元。钟泳芬作为经办人收取邹健成转账3.5万元借款后，转交给夏志军却有6.7万元，并且在庭上陈述当时和夏志军在广州开会没收到邹健成任何现金，和夏志军之间没有借贷，前后矛盾。钟泳芬证明收取邹健成13.5万元转账借款后代夏志军支出了13.5万元。列举的支出用途没有事实依据能证明钟泳芬支付的收款方和夏志军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能证明夏志军是肇庆南湖国旅总经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能证明夏志军是南湖国旅星湖营业部和时代营业部的所有人。三、本案认定依据：1.钟泳芬和夏志军一致承认：钟泳芬作为经办人代收邹健成转账款13.5万元后，全部转交给夏志军13.5万元，没有收取邹健成现金。2016年4月1日20万收据描述与邹健成广发银行实际支付记录，钟泳芬和夏志军3694号案提交的证据都不相符。邹健成支持钟泳芬和夏志军承认的事实，转账钟泳芬13.5万元不是收据描述的17.5万元。13.5万转账款加上夏志军2015年3月8日20万现金收据是无法构成夏志军和邹健成之间40万本金借据。夏志军2016年4月1日20万收据中描述“钟泳芬是20万借款经办人”并非事实。邹健成转账钟泳芬13.5万元与夏志军和邹健成之间40万本金借据无关。2.钟泳芬提交的证据，除了转账4.3万给夏志军这笔款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证明钟泳芬支付了13.5万元给夏志军，应认定钟泳芬无转交13.5万元给夏志军。邹健成转账给钟泳芬的13.5万元与夏志军40万借款无关。综上，请二审法院改判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本院二审期间，邹健成提出申请变更上诉请求：除上述上诉请求外，增加由钟泳芬、覃泽锦偿还不当得利款13.5万元（即放弃一审主张的现金6万元）并按年利率5%支付利息。
钟泳芬、覃泽锦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邹健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钟泳芬、覃泽锦偿还不当得利款19.5万元，按年利率5%支付利息合计1.5万元;2.钟泳芬、覃泽锦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泳芬、覃泽锦为夫妻关系，二人于2012年2月6日登记结婚。
2015年12月22日，邹健成向钟泳芬转账支付3.5万元。
2016年4月1日，邹健成向钟泳芬转账支付10万元。
2017年6月19日，夏志军向邹健成立下《借据》一张，确认从2015年3月至2016年6月期间先后分4次向邹健成借款40万元。
2017年8月1日，邹健成以夏志军、骆洁为被告，主张民间借贷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夏志军、骆洁向其偿还全部欠款41.5万元及相关利息，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案号：（2017）粤1202民初2688号]。邹健成诉称，夏志军于2015年3至5月份向其借款20万元，于2016年4至6月向其借款20万元，因夏志军拒不还款，遂起诉夏志军及其妻子骆洁。邹健成于（2017）粤1202民初2688号案中提交了夏志军所立的上述《借据》及两份《收据》作为证据，其中一份《收据》立据日期为2015年3月8日，载明“已经收到贷款人邹健成现金20万元，立此为据。借款人：夏志军”，另一份立据日期为2016年4月1日，载明“已经收到贷款人邹健成银行转账17.5万元，现金2.5万元，经办人钟泳芬，立此为据。借款人：夏志军”。
2017年9月6日，邹健成向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宝月派出所报案，称其被人诈骗。当日，邹健成在公安机关陈述：“我同学从2015年6月至今分四次向我借款40万元，……第二次是2015年12月22日，夏志军给我来电称，因其公司的财务周转需要，向我借款10万元，问能否通过转账的方式给他……，我提了2.5万元现金处理，交给那个女人，当时她嫌提现比较慢，就让我把剩下的钱转账给她，转账时我发现账号名是钟泳芬而不是夏志军，她说没事的，钱都是给夏志军的，我向该账号转账了7.5万元。第三次是2016年4月1日，……他还是叫了上次那个女人来收钱，然后我就把10万元转到了钟泳芬的账户上……。”
2017年9月21日，邹健成在公安机关陈述：“……之后夏志军只承认向我借款20万元，另外钟泳芬向我拿取的20万元，夏志军本人不承认是他借的（夏志军本人向我借的20万元有借据，而钟泳芬拿的借款20万元无借据）……。”
2017年11月3日，邹健成以钟泳芬、覃泽锦为被告，主张不当得利纠纷，提起本案诉讼。
庭审中，邹健成称，其与钟泳芬之间是借款关系，通过与夏志军联系，其于2015年12月22日向钟泳芬支付现金6万元，转账3.5万元，后于2016年4月1日向钟泳芬转账支付10万元。其中6万元的现金借款，夏志军以借款人的身份愿意承担，夏志军于2017年6月19日向邹健成立下的40万元借据中6万元属于本案现金交付给钟泳芬款项，而转账的13.5万元与该借据无关，未包含在该40万元借款内，钟泳芬不愿意立借据，夏志军所立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1日的《收据》，实际是在2017年6月立下的。
邹健成称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不全部是事实，坚持在本案中所称的事实。
钟泳芬称，夏志军是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自己担任公司行政主管，与邹健成不存在借款关系，未收取过邹健成支付的6万元现金。邹健成转账至其账户的13.5万元也是按夏志军指示用于公司支出，余款4.3万元转账给了夏志军。钟泳芬提供了账户银行流水以证明13.5万元款项的具体支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邹健成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仅提供证据证明其向钟泳芬转账支付13.5万元，未能提供钟泳芬所立借款字据。钟泳芬主张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其只是收款人，13.5万元款项均按夏志军要求用于公司支出，余款支付给了夏志军，钟泳芬就此提供了相关银行流水予以证明。而邹健成在本案起诉之前，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是夏志军向其借款，钟泳芬只是拿款人，并不是借款对象，该主张与钟泳芬于本案中所作陈述相吻合，亦能与邹健成在另案中提交的证据——夏志军所立《收据》中的“经办人钟泳芬”相互佐证。邹健成称在公安机关陈述的不全是事实，本案陈述的才是事实，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结合本案证据及双方在公安机关及本案庭审中陈述的内容，钟泳芬主张夏志军与邹健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自己只是该借款的收款人，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钟泳芬收取邹健成转账款13.5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邹健成主张钟泳芬向其借款19.5万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邹健成要求钟泳芬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9.5万元并支付利息，该诉讼请求，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邹健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减半收取2225元(邹健成已预交)，由邹健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邹健成提交的证据有：1.邹健成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广发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邹健成广发银行账户支付钟泳芬和夏志军合共39.5万元的事实，其中现金26万，转账13.5万；2.2016年11月份邹健成建设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2016年11月10日钟泳芬向邹健成支付8000元利息，证明涉案的19.5万元款项是邹健成与钟泳芬之间的借款事实；3.夏志军在民初3694号案件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夏志军否认邹健成亲手交付钟泳芬6万元现金的事实；4.钟泳芬在民初3694号案13.5万元支出明细表，拟证明钟泳芬承认收取邹健成13.5万元转账款，有4.3万元支付给夏志军，否认邹健成交付6万元现金的事实；5.钟泳芬在民初3694号案支付夏志军4.3万元凭证，拟证明钟泳芬收取19.5万元后，其中4.3万元支付给了夏志军的事实；6.2016年11月10日夏志军微信通知钟泳芬向邹健成支付7000元利息的手机截屏，拟证明邹健成建设银行账户2016年11月10日存入的8000元是钟泳芬支付19.5万元借款的利息；7.邹健成与夏志军2017年6月19日续签借据，拟证明截止到2017年6月19日夏志军欠邹健成合共41.5万元；8.夏志军2015年3月8日20万元现金收据，拟证明夏志军2015年3月8日和2015年6月5日收到邹健成20万现金借款；9.邹健成支付49.5万元证明明细表，拟证明邹健成向钟泳芬和夏志军合共支付49.5万元的事实；10.2016年6月21日邹健成与夏志军商量当天交付的10万元现金借据条款的手机微信对话截屏，拟间接证明2016年6月21日邹健成广发银行10万元现金提款属于夏志军借款的事实；11.2017年8月8日-10日邹健成与夏志军关于20万借款的手机微信对话截屏，拟间接证明邹健成向钟泳芬和夏志军合共支付49.5万元的事实；12.夏志军2016年4月1日20万收据，拟证明夏志军承认委托钟泳芬作为经办人收取邹健成20万元借款。
经质证，钟泳芬、覃泽锦称：对于证据1三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显示邹健成指向钟泳芬两次转账共计13.5万元，其余款项与钟泳芬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与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2未显示是钟泳芬向邹健成转账8千元，且8千元是夏志军向邹健成借款40万元借据中的24%的年利率计算出来的利息，恰证明夏志军向邹健成支付了借款利息，并非钟泳芬转账给邹健成；对证据3、4、5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三份证据恰巧证明邹健成和夏志军存在借贷关系，夏志军委托钟泳芬账户收款，邹健成按照夏志军的指示，向钟泳芬的账户支付款项合计13.5万元，钟泳芬在收取款项按夏志军的指示支付9.2万元用于夏志军的营业部营业支出，其余4.3万元转回给夏志军，夏志军在一审开庭前向法庭出具证明及夏志军向邹健成出具的借据证明钟泳芬是经办人，这与邹健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一致；对证据6的合法性请法庭确认,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理由和证据2的理由一致；对证据7请法庭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夏志军和邹健成在2017年6月19日签订的借据（续）所签订的金额及发生的时间与证据8、证据12两张借据的金额之和完全一致，是在证据8、证据12双方结算后续签的,邹健成转账给钟泳芬13.5万元的时间期限恰在这份借据认定的期限之内，所有证据未显示邹健成和钟泳芬之间有任何的借贷，就转账还款事实进行任何协商；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请法庭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20万元借据与钟泳芬无关，只能证明邹健成与夏志军的借贷关系；证据9的三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是邹健成自行制作，与钟泳芬没有关联，钟泳芬、覃泽锦不予认可；对证据10、11三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如果微信截图记录是真实的，则再次证明邹健成和夏志军存在债务纠纷，与钟泳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没有提到与钟泳芬有任何的记录；对证据12三性予以确认，证明钟泳芬是经办人，受夏志军的委托，按照夏志军的指示在营业部进行营业性的支出，并把余款转回夏志军。
本院二审期间，钟泳芬、覃泽锦提交的证据有：1.钟泳芬与夏志军关于7000元汇款微信记录截屏和银行流水，拟证明夏志军指示钟泳芬汇款7000元给邹健成，钟泳芬转账失败，继而将7000元转账夏志军账号，再次证明钟泳芬是邹健成与夏志军之间部分借贷资金的经办人；2.钟泳芬工作证复印件、钟泳芬2014年10月20日签订劳动合同各一份；3.关于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星湖营业部、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时代营业部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件各一份；4.2015年6月2日肇庆市就业服务管理中心（2015）肇就服备字第20150619号《肇庆市用工备案核准通知书》一份；证据2、3、4拟证明钟泳芬与夏志军是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员工，是上下级关系，同时夏志军又是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星湖营业部、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时代营业部的负责人，夏志军的营业部吸收客人后转交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安排出行事宜，故夏志军与钟泳芬之间存在业务对接关系，夏志军经常委托钟泳芬处理客人出团、资金收付事宜，另拟证明钟泳芬收取的13.5万元，部分资金用于南湖旅行社工员工的工资支付。
经质证，邹健成称：对证据2、3、4，可以确定钟泳芬、黄惠萍、苏晓敏、陆卉妍是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员工。夏志军是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星湖营业部和时代营业部负责人。但无事实依据能证明钟泳芬向黄惠萍、苏晓敏、陆卉妍等人支付的款项和夏志军有关，亦不能证明该笔款项属于邹健成和夏志军之间的借款。钟泳芬无故占有邹健成13.5万元转账款，属于非法占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争议的焦点为钟泳芬占有邹健成转账的13.5万元是否有合法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合法根据。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权利人应当对该四个构成要件负证明责任。本案中，邹健成为证实钟泳芬占有其13.5万元，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其于2015年12月22日、2016年4月1日分别向钟泳芬转账了3.5万元、10万元（合计13.5万元），而钟泳芬占有该款项是否有合法根据是其能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关键，钟泳芬辩称其是按夏志军指示收款并用于公司支出，后将余款4.3万元转账给夏志军。钟泳芬证明存在“合法根据”的事实有：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法，“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时代营业部”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负责人为夏志军，工作证、劳动合同证实钟泳芬为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行政主管，用工备案核准通知书、用工备案花名册证实夏志军、钟泳芬、黄惠萍、苏晓敏等人为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员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因此，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可依法设立分支机构即肇庆市南湖旅行社有限公司时代营业部，钟泳芬的银行流水证实其在2015年12月22日、2016年4月1日收取邹健成3.5万元、10万元后，分别向公司员工黄惠萍、苏晓敏、广州成功之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深圳美景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支付款项，2016年4月2日向夏志军转款4.3万元。结合钟泳芬的职务、夏志军作为公司营业部的负责人的身份，以及2016年4月1日夏志军所立《收据》中记载钟泳芬为经办人，有理由相信钟泳芬是按夏志军指示收取13.5万元用于公司支出，将支出余款4.3万元返还给夏志军。邹健成认为其与钟泳芬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却未能提供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借据》予以证实，且钟泳芬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亦不予认可，邹健成对该款项的性质作出与钟泳芬截然不同的陈述，因未能举证对钟泳芬的给付确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亦未能针对钟泳芬的陈述和主张举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邹健成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邹健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小冬
审 判 员 蔡红茂
审 判 员 梁达明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苏翠华
书 记 员 谢煌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