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10民终21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成骥，男，193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宇，北京市达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田东升，男，197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东，北京市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立文，女，195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晶华，河北京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田成骥、田东升因与被上诉人汪立文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1082民初8431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成骥委托代理人李明宇、上诉人田东升委托代理人林东、被上诉人汪立文委托代理人韩晶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田成骥上诉请求：l、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1082民初8431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确认二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效；3、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为涉案宅基地虽然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根据农村风俗，该宅基地应视为家庭共有财产，被上诉人田东升有权处分，该事实认定和判决没有法律根据。涉案宅基地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即属于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田东升不可能取得宅基地的处分权，田东升对外签订《协议书》显然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二、被上诉人田东升的行为不具有代理或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不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三、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和表现形式均违法。《协议书》涉及宅基地使用权处理、继承，包括责任主体和表现形式上均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属于无效约定。所以即使抛开是否存在代理、处分权问题，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内容也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
汪立文答辩称，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田东升在来我方砸墙时，一直称砸的是自家的房。田东升作为家里独子，是作为家庭成员，代表家人向我方提出主张并与我方协商，解决宅基地问题。最终形成的协议是田东升与我方经过漫长的协商过程达成的，根据一审庭审查清的事实来看，协商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胁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涉案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田成骥与田东升为父子关系，为了获取利益，二人否认协议效力，不应获得法院支持。
田东升未发表答辩意见。
田东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冀1082民初843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确认被上诉人汪立文与上诉人田东升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汪立文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中上诉人签署协议书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或超越代理权，而汪立文明知田东升无权代理或超越代理权仍与其签订对被代理人极其不利的协议书，明显属非善意或者说就是要恶意无偿占有他人财产，该协议书未经被代理人田成骥追认，对被代理人田成骥不发生法律效力。2、上诉人认为涉案宅基地系田东升父母拥有的相关财产权利，而田东升没有。对于宅基地的相关权利，即使田东升是共有人，也无权擅自处分，更何况其并不是共同共有人，汪立文趁人之危迫使田东升与其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既非善意而且无偿，故该协议书当属无效。另外，该宅基地相关权利的权利人还有田东升的母亲，这在涉案协议书中完全没有涉及，根据《物权法》和《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即使田成骥授权田东升签订协议书，因为没有征得田东升母亲的同意，该协议书亦应认定无效。3、田东升签署涉案协议系在其人身自由受限制的情况下所为，因此汪立文一方属于乘人之危，故涉案协议书依法应认定为无效。
汪立文对上诉人田东升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的答辩意见与其对上诉人田成骥的答辩意见一致。
田成骥未发表答辩意见。
田成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二被告于2016年11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7日，田东升带人到诉争宅基地砸墙，与汪立文及其丈夫田某3发生冲突，以致田某3受伤，汪立文报警，后汪立文和田东升等人到高楼派出所接受询问。后田东升与汪立文签订协议书，约定汪立文无偿使用田成骥有使用权的位于三河市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号为三集建（宅）字第20-03049号的宅基地，使用期限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十年；如因政府拆迁、征收、征用等公共需要，所获得土地、地上建筑物的补偿或赔偿款，田成骥同意汪立文代为领取并同意对补偿或赔偿款按田成骥30%、汪立文70%的比例分配；田成骥不履行本协议约定，代理人田东升自愿承担连带责任，并向乙方支付赔偿金500万元。次日上午，田东升将此情况告知了田成骥。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田成骥陈述，田东升签订协议书未经过田成骥同意，此协议损害了田成骥的合法权益。汪立文陈述，诉争宅基地已经于三十年前无偿转让给了汪立文，田东升经田成骥同意签订协议。田东升陈述，田成骥对协议书不知情。证人李树祥出庭作证，李树祥陈述，田东升砸墙时其在场十分多钟，距离事发地20多米，听到田东升嚷说父母让他要宅基地来了，但不知跟谁嚷，其他没有听到。本院认为，虽然证人李树祥距事发地20多米，但因汪立文与田东升等人发生冲突，难免喊嚷，故本院对李树祥的证言予以采信。证人田某1出庭作证，田某1陈述：“签订协议书时是我先和田东升谈的，其陈述经过父母委托，可以代替父母做决定，当时因为核实身份证号的情况，田东升还打电话了，所以我们认为其应该是打电话和其父母说了”。证人田某2出庭作证，田某2陈述，协议书的起草是其代笔，起初是田东升起草的，因其写的不工整且提笔忘字，后由田某2代笔。证人田某1、田某2与汪立文系母子、母女关系，均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故对二人的证言，本院无法采信。证人孙某出庭作证，孙某陈述，事发当天，其接到刘伟电话称田东升进派出所了需要帮忙而抵达高楼派出所后，帮忙协商双方打架一事，后得知打架是因为宅基地。双方一直协商宅基地的事到晚上九、十点，按汪立文的意思，孙某、田某1及一位女士到村大队书记家取了一份授权书，后将该授权书交给了田某1。汪立文的律师起草了一个宅基地协议，汪立文提到比例问题，最早是五五，后来和田东升在四六、三七之间协商，协商了两个多小时，签订协议的时候是多少，由于时间太久已记不清，最后一个年轻女士书写的协议，田东升看完协议后签字。本院对孙某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田成骥与田东升系父子关系，通过李树祥的证言可知，事发时田东升是代表其家庭解决宅基地一事，诉争宅基地虽登记在田成骥名下，但按一般的农村习俗，该宅基地应视为家庭共有财产，田东升作为家庭成员有权处分该宅基地。田东升主张是被迫签订协议书，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受到胁迫，且根据证人孙某的陈述可知，双方在协商宅基地一事过程中还反复磋商过比例问题长达两个多小时，可见该协议是双方协商后的结果，能够证明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故，田东升作为家庭成员签订的处分家庭财产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判决：驳回原告田成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田成骥负担（已预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田东升代表上诉人田成骥与被上诉人汪立文于2016年11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从本案查清的事实来看，上诉人田成骥与上诉人田东升系父子关系，2016年11月7日，田东升以其父母让其向汪立文一家索要涉案宅基地的名义带人到被上诉人汪立文一家居住的诉争宅基地砸墙，并与汪立文及其丈夫田某3发生冲突，造成田某3受伤。汪立文报警后，与田东升等人共同到高楼派出所接受询问。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期间，上诉人田东升以上诉人田成骥代理人的身份与被上诉人汪立文签订了关于处分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及日后被拆迁获得相关利益如何分配等内容的《协议书》。在协商协议的过程中，对于宅基地未来被拆迁时可能获得的利益，双方就分配比例一直在五五、四六、三七等比例之间反复磋商，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由此可见该协议是上诉人田东升与被上诉人汪立文双方充分协商后签订，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田东升与被上诉人汪立文签订《协议书》的法律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还是表见代理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田东升与上诉人田成骥系父子关系，本案田东升前往汪立文家砸墙并向其索要涉案宅基地，是以代表其父母行使相关权利的名义进行的，且从被上诉人汪立文儿子田某1陈述的协议协商过程来看，签订协议时，被上诉人田东升当时还打过电话核实田成骥身份证号码，并将该号码写在协议书上，因此被上诉人汪立文有理由相信上诉人田东升是代理上诉人田成骥一家人与其磋商并签署协议，故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协议对被代理人田成骥发生法律效力。关于上诉人田东升主张的其是被胁迫签订协议的问题，因上诉人田东升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受到胁迫，且上诉人主张的该情节也与法院调查的事情经过不相符合，故本院对其此项抗辩理由难以认可。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协议有效并判决驳回上诉人田成骥的原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护。
综上所述，田成骥、田东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田成骥、田东升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田成骥负担80元、上诉人田东升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樊清维
审 判 员 梁志斌
审 判 员 李成佳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法官助理 刘远鸥
书 记 员 徐世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