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40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广恒信丰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铁兵，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海，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桂林，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博，女，1982年10月3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大伟，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广恒信丰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崔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4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恒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驳回崔博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崔博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崔博先交购车款后签署合同，车款交纳时间与购销合同签订时间间隔较长，崔博的购车交易顺序和交款对象不符合正常的交易模式，崔博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正常交易模式应当为先签署协议然后卖方收取定金，买方付款，待买方付清全款时卖方交货，崔博的购车交易模式与正常的交易模式完全相反，且崔博系通过多次付款完成，间隔近一个月的时间，崔博应当有时间了解广恒公司的交易流程。2、崔博交纳定金的过程证明，崔博对广恒公司的交易流程及收款流程是明知或应当明知的，一审法院认为崔博无需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与事实不符。在崔博支付5000元定金前，其曾交纳过1000元定金，广恒公司为其出具了收款凭证，该凭证系广恒公司收到款项后电脑系统自动生成的，该凭证与收据的形式及内容均不同。二、一审法院对案外人吴×的行为定性错误，没有区分表见代理和职务行为，随意将案外人吴×的行为定性为表见代理或职务行为，存在明显错误。1、崔博存在重大过失，吴×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崔博未尽到买方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在付款前未要求吴×出示广恒公司的授权，付款后未向广恒公司反映情况或索要发票、核实转账付款方式等，崔博存在明显过失。表见代理要求相对人应当是善意的且无过失的，吴×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条件。2、在表见代理和职务行为无法区分时，判断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何种性质的民事行为，应以利益归属为考虑标准。吴×的职务是普通销售人员，没有权利代表公司收取款项，利益归属方也是吴×个人，而不是单位，故吴×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应属于个人犯罪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吴×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或职务行为，完全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崔博一审提交的收据的证明目的，该收据加盖的是合同专用章而非财务专用章或公司公章，该印章是吴×盗用的，并非广恒公司所加盖，该收据不能证明广恒公司收到了款项并为崔博出具了收款收据。四、一审法院未对崔博的行为存在过错进行认定，未将责任进行划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对案外人及本案的性质和判决结果错误。一审法院未考虑公章是被盗用或擅自使用的事实，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就判决广恒公司承担责任，适用法律错误。
崔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正确。崔博在整个购车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崔博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去4S店购买车辆，吴×作为广恒公司的职员，其行为完全代表广恒公司，与崔博进行交谈、签合同、收取购车款等事宜都是完全的职务行为，至于吴×收取购车款后未向广恒公司交纳，并不是崔博的过错造成的，而是由于广恒公司管理存在重大漏洞。在整个过程中，崔博无责，吴×的行为给崔博造成损失应当由广恒公司进行承担。至于广恒公司承担之后是否向吴×追偿是广恒公司的权利，但首先广恒公司有义务向崔博赔偿损失。
崔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5年5月30日签订的上海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2、广恒公司返还崔博购车款244800元；3、广恒公司赔偿崔博经济损失（以244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年5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广恒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5日，崔博来到广恒公司经营的4s店选购汽车，吴×作为广恒公司的销售人员予以接待。崔博要求采购一辆途观1.8T四驱豪华型车，总价款为244800元，吴×向崔博出具了带有广恒公司公章的销售合同，崔博予以签署。截至2015年5月30日，崔博按照吴×的指示，陆续付款共计244800元。吴×向崔博出具了其个人签名的收条及带有广恒公司公章的收据，确认崔博已付款项。吴×、广恒公司至今均未向崔博交付任何货物或退还任何货款。
一审另查，该院于2015年12月1日做出了（2015）海刑初字第2813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吴×将其收到的款项予以挥霍，并未交付广恒公司，该院以诈骗罪判处吴×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吴×退赔被害人崔博等三人共计722545元。该判决已生效，但吴×至今未向崔博退赔任何款项。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崔博提交的证据及一审开庭笔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崔博是否与广恒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二是广恒公司是否应返还崔博购车款及利息。
对于焦点一，广恒公司抗辩称，吴×与崔博签订合同系个人行为，广恒公司不知情，故广恒公司不具有与崔博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广恒公司未与崔博签订有效的买卖合同。该院认为，在广恒公司经营的4s店，吴×作为广恒公司的销售人员，持有盖有广恒公司的公章的格式合同与崔博签订买卖合同，崔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吴×与其签订合同是代表广恒公司的履职行为，崔博没有义务向广恒公司核实其是否知晓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故吴×与崔博签订合同系职务行为，应由广恒公司承担相应后果。故该院对广恒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该院认定广恒公司与崔博签订了买卖合同。现因崔博要求解除合同，广恒公司亦明确表示不同意履行合同且同意解除合同，故该院依法确认该合同解除。故该院对崔博提出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对于焦点二，广恒公司抗辩称，吴×作为销售人员没有权限代表公司收取购车款，崔博的付款程序与广恒公司的交易惯例不符，广恒公司亦未实际收到货款，刑事判决中已判决车款由吴×个人退赔，故广恒公司不应承担返还购车款及利息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吴×向崔博出具了带有广恒公司公章的合同，在收取款项后，又向崔博出具了盖有广恒公司公章的收据，即使吴×不具有代表公司收款的权限，其收款的行为亦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广恒公司负担；其次，即便广恒公司提出的吴×收款超越了其职权范围、是个人行为的主张成立，但本案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崔博明知吴×超越权限而向其交付货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再次，购车人的交款流程及交易惯例属于广恒公司的工作流程问题，非崔博所能掌控和即时知晓，故广恒公司关于崔博付款不符合其流程的抗辩不能成立；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被害人有权选择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救济其遭到侵害的民事权利。吴×利用其销售人员的身份进行诈骗犯罪，并不能改变吴×代表广恒公司收受货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性质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已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广恒公司应承担返还货款的民事责任。故该院对崔博提出的要求广恒公司返还货款2448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因广恒公司在合同解除后才具有返还货款的责任，故该院对崔博要求广恒公司赔偿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刑事判决判令进行追赃并退赔受害人，故广恒公司在向崔博返还货款之后，有权在其退款范围之内取代崔博参与赃款赃物的分配，同时也有权向吴×进行追偿。
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崔博与广恒公司于二○一五年五月三十日签订的《上海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广恒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崔博购车款二十四万四千八百元；三、驳回崔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广恒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广恒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2015年5月4日广恒公司向崔博出具的收款凭证、2015年5月5日广恒公司向崔博出具的退款凭证，证明崔博对在广恒公司的购车流程和首付款的流程是了解的。崔博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崔博认为其签订正式购车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5月30日，而1000元定金的收与退发生在2015年5月初，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该证据不是在一审判决之后形成，故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不能实现广恒公司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广恒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广恒公司应否向崔博返还购车款及利息。
崔博去4S店购车，吴×系广恒公司的销售顾问，对崔博而言代表广恒公司的就是吴×，崔博有理由相信吴×并依照吴×的指示完成签约、付款等一系列流程。交易流程乃广恒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崔博无需考察交易流程是否符合广恒公司历来的交易惯例。吴×持有盖有广恒公司印章的制式合同与崔博签订买卖合同，并向其出具加盖有广恒公司印章的收据，吴×之行为即代表广恒公司的履职行为，该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广恒公司承担。故广恒公司第一、二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广恒公司虽不认可印章的真实性，但其未提出鉴定申请或提出相反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广恒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的主张不能支持。广恒公司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主张，由于广恒公司并未就公章系被吴×盗用或擅自使用，且广恒公司无过错等进行举证，故该主张亦不能成立。
综上，广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72元，由北京广恒信丰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杜卫红
审判员 刘 慧
审判员 邵 普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康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