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民终4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富宝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四纬路富恒国际2号楼2005号。
法定代表人：孟川贺，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滨，江苏锋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璇，江苏锋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科工煤炭科学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370号。
法定代表人：庞树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化铭，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太谷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370号。
法定代表人：孙英明，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内蒙古富宝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宝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科工煤炭科学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原名称为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南京研究所（以下简称煤炭研究所））、南京太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苏中商初字第0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富宝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滨、王璇，被上诉人煤炭研究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化铭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太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宝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富宝源公司原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煤炭研究所、太谷公司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煤炭研究所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需方，张兆勇在买卖合同及授权书上盖章的行为是无权代理，亦不构成对煤炭研究所的表见代理错误。1、富宝源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煤炭研究所与太谷公司系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张兆勇是煤炭研究所在职员工，在煤炭研究所办公地点办公，其名片也显示其职务，可以说很多与煤炭研究所或太谷公司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张兆勇是煤炭研究所的人，代表煤炭研究所做贸易，其在签订合同前提供了煤炭研究所的“五证”、在买卖合同及委托书中加盖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煤炭研究所在签订及履行合同过程的法律形式要件已经具备，其为买卖合同的真实需方，应承担支付货款义务，对此富宝源公司从未陷入过错误认识。张兆勇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2、原审判决认定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因非煤炭研究所法人印章，也未得到煤炭研究所的认可，张兆勇在买卖合同及委托书加盖该印章的行为是无权代理，但原审法院未调查核实该印章的真实使用情况。依据张兆勇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煤炭研究所和太谷公司原来存在持股关系，后太谷公司改制，太谷公司是煤炭研究所的平台公司，煤炭研究所靠太谷公司完成业绩。案涉合同专用章（4）一直由太谷公司使用，2013年9月以后煤炭研究所收回合同专用章（4），张兆勇私刻合同专用章（4）用于案涉交易。签订案涉合同前，存在两枚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混着使用，太谷公司原审委托代理人也陈述太谷公司是煤炭研究所的贸易平台公司，太谷公司存在两枚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其中一枚交张兆勇使用。煤炭研究所所长胡林的录音证明其知晓张兆勇以煤炭研究所的名义与富宝源公司交易，因此，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不存在真伪问题，如确实存在两枚，都可以代表煤炭研究所的法人行为。富宝源公司提交了加盖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的合同原件，煤炭研究所抗辩该印章非其单位真实印章，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煤炭研究所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印章系他人伪造。张兆勇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仅是言词证据，因煤炭研究所和张兆勇存在特殊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张兆勇自认私刻公章不应被采信。原审法院关于富宝源公司不能证明合同上印章是煤炭研究所交给张兆勇的印章，不能代表煤炭研究所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兆勇的行为属无权代理的认定，违背常理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3、原审判决认定张兆勇没有向富宝源公司提供书面授权委托书或介绍信，富宝源公司存在过错，张兆勇不构成表见代理错误。签订案涉合同前，太谷公司股东张兆勇仍拿着煤炭研究所的合同专用章，要求提供授权及煤炭研究所的“五证”，富宝源公司不知道张兆勇无权代理。即使张兆勇在买卖合同及授权书中加盖的印章是其私刻，煤炭研究所对案涉货款不能收回也有不可推卸的公章管理责任。张兆勇、毕飞、祁华及太谷公司的代理人的陈述表明，张兆勇一直是煤炭研究所煤炭贸易代表人，从这个角度看，张兆勇属于代理权终止后的代理，构成对煤炭研究所的表见代理。原审法院采信的富宝源公司提交的富宝源公司业务员与煤炭研究所法定代表人胡林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胡林对案涉合同完全知情，如胡林对案涉合同一无所知，那么当富宝源公司业务员向其主张货款时，应立即对富宝源公司身份及案涉合同提出质疑，胡林非但没有否认或质疑，还指引富宝源公司业务员与张兆勇沟通货款支付事宜，并列举了其单位近期可以回款的债权，试图表明其具有货款支付能力，以安慰富宝源公司。故即使张兆勇事前没有得到煤炭研究所的书面授权，但事后煤炭研究所法定代表人胡林对案涉合同也予以了确认。原审判决认为富宝源公司存在过失，不构成善意，加大了富宝源公司对合同相对方真实身份的审核义务，减轻或无视煤炭研究所的管理责任。如合同由张兆勇签名，需要提供其可以签订合同的授权书或介绍信，但案涉合同加盖了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而非张兆勇本人的签名。一般而言，合同章可以视为企业对外签订合同的有效印鉴。煤炭研究所在职干部张兆勇持煤炭研究所合同章，富宝源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可以代表煤炭研究所，这也符合基本交易惯例。综上，富宝源公司履行合同中已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煤炭研究所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真实交易方，应与太谷公司对货款履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煤炭研究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张兆勇使用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以煤炭研究所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理及张兆勇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就上述争议焦点，双方一审庭审中进行了充分论述和辩论。1、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是合同章，不是公章。关于表见代理的问题，是富宝源公司一审提出的正式诉讼理由主张，经过一审法庭确认的争议焦点。一审期间，富宝源公司表明其知道张兆勇是无权代理，但主张张兆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现二审中，富宝源公司将其理由变更为有权代理，两种主张在事实认知上完全对立，富宝源公司变更诉讼主张是一个诉讼技巧而不是真实意思表达。对此，从富宝源公司一审递交的证据和太谷公司的陈述，可以知道煤炭研究所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方（需方），案涉合同不是一个得到真实履行的合同，案涉合同与富宝源公司主张的实际交易完全不符：（1）案涉合同是张兆勇用私刻章签订，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没有煤炭研究所的有权人员参加，合同约定供需双方代表盖章签字，案涉合同没有煤炭研究所盖章签字。（2）交货时还未收到所谓的由太谷公司代为结算的委托书，即使有2013年12月12日制作的委托书，富宝源公司是在2013年12月12日才知道煤炭研究所委托太谷公司代为结算，但此前富宝源公司就已装货，且委托书仅代为结算，没有指示富宝源公司将货物交给太谷公司，但实际上货物交给太谷公司。（3）合同约定需方应提前七日告知供方，富宝源公司应该在收到煤炭研究所租船后装船指示才装船交货，实际是富宝源公司主动租船并承担租船费用于合同签订后第二、三天主动装船交货，时间不符。（4）合同约定在如皋港平仓交货，平仓时应由双方派人在场并签字盖章，实际在泰州港交货，且交货时，煤炭研究所无人在场，双方都没有签字盖章。即煤炭研究所不是案涉合同的一方，案涉合同与富宝源公司主张的实际交易行为没有关联，与煤炭研究所无关，煤炭研究所不是案涉合同和交易行为的当事方。（5）富宝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太谷公司持有过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张兆勇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太谷公司一审代理人的陈述不一致，张兆勇私刻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不代表他持有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毕飞和张兆勇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表明太谷公司与富宝源公司曾签订过合同但未履行，案涉合同太谷公司没有能力先付款后发货，为先发货后付款的目的，富宝源公司提出必须由国有企业签订合同，张兆勇无奈才私刻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款项和发票均与煤炭研究所无关。2、关于张兆勇有无代理权的问题，张兆勇是煤炭研究所停薪留职员工，从事技术工作，不是法定代表人，其工作职责都与案涉合同无直接关联，不能因为张兆勇身份就认定其有代理权，富宝源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张兆勇有代理权，富宝源公司主张张兆勇是煤炭研究所的煤炭贸易代表与事实不符。富宝源公司出示的张兆勇名片记载单位名称为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南京研究所，与富宝源公司第一次签订案涉合同需方名称不一致，不能推定张兆勇可以代表煤炭研究所。富宝源公司主张张兆勇提供的身份证明表明其是煤炭研究所代理人，与事实不符。煤炭研究所有八层办公楼，1-6层全部对外出租，有几十家公司，地址相同不能成为有代理权的推定。富宝源公司相信张兆勇和太谷公司员工自称与煤炭研究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欺骗行为，存在过失。太谷公司前身是南京普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研究所占股60%，2011年改制，煤炭研究所撤资，名称变更为太谷公司，与富宝源公司主张的表见代理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富宝源公司的上诉请求。
富宝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煤炭研究所支付货款14887976.71元，按欠款金额的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直至其所欠货款全部还清之日止（违约金暂计算至2014年2月18日为2367188元），太谷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保全费由煤炭研究所、太谷公司承担。后富宝源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煤炭研究所、太谷公司共同支付货款14887976.71元，按欠款金额的日千分之三从2013年12月24日起计算逾期支付的滞纳金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一审庭审中，富宝源公司明确欠款违约金的标准系按照年利率18%计算，从2013年12月25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3日，富宝源公司（供方）与煤炭研究所（需方）于签订编号为FBYMKY20131203-01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电煤2万吨（正负10%），价格0.124（元/大卡），价格类型平仓价，付款方式为现汇，货物交付：1、如皋港平仓交货，如皋港发货前需方应提前7日通知供方船舶到达时间；结算及付款：如皋港一票含税平仓价，供方根据如皋港磅单及SGS的质量检验报告出具报告单，并根据结算单在3个工作日内向需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需方收到增值税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付清货款。违约责任：1、合同签订后，双方不得随意解除合同，否则违约方应赔偿对方损失。2、需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期限付款，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付款部分价款的千分之三向供方支付滞纳金。争议解决：本合同履行中若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苏州法院提起诉讼。生效及其他：本合同经供、需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签订地点：苏州。合同还对货物数量确认与质量验收、质量超标扣款办法等其它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上分别加盖富宝源公司合同专用章和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富宝源公司方还有吴进文的签字，需方由太谷公司的张兆勇加盖上述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
2013年12月12日，太谷公司与煤炭研究所向富宝源公司出具委托书，明确“我司现委托南京太谷能源有限公司（住所：……）负责我司与贵司于2013年12月3日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FBYMKY20131203-01）的结算事宜，所引起的经营风险及有关责任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南京研究所承担。”委托书上载明开票信息为：公司名称为太谷公司，并明确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帐号。下方分别盖有太谷公司合同专用章及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
2013年12月14日，太谷公司出具结算单，载明发货人（卖方）为富宝源公司，收货人（买方）为太谷公司，数量验货：船名广通886、盛宁9**、鲁济宁货4019、豫乾坤11958，对应的数量（吨）分别为4779.780、8246.400、1693.880、4843.800，开票明细为：上述结算数量（吨）的基准单价均为0.124（元/大卡），热值（卡）分别为6738、6759、4968、4894，结算单价（元）分别为835.512、838.116、616.032、606.856，总数量为19563.86吨，结算总价为14887976.71元。结算单上加盖太谷公司合同专用章。后太谷公司在发票签收回执上盖章确认其于2013年12月14日收到富宝源公司开具的发票14张，并载明发票号与金额，签收人为李璐，金额合计为14887976.7元。
2014年2月13日，太谷公司出具委托书给富宝源公司，其内容为：大连宇阔商贸有限公司：我司与贵司煤炭合同……已办理结算单并于2013年12月份开具了发票，尚有余款壹仟壹佰贰拾贰万伍仟贰佰贰拾玖元贰角陆分（￥11225229.26元）未结清。我司现委托贵司将余款支付给富宝源公司……以支付富宝源公司煤炭合同货款，贵司完成该支付即视贵司履行完余额支付义务。
2014年2月12日，富宝源公司的吴进文与张兆勇对话录音中，张兆勇陈述：“我们之间的运行呢，实际上骨子里呢，研究所运行呢和太古的运行呢，实际上是交叉在一起的，但因为我们是央企，有些严谨一点…”，对于问题“就是说煤研所和太古的资金都是张所长您在操作？”回复是“对，都是我在操作，煤研所这块供给煤炭呢，也没有外来资金注入…。”
2014年2月11日，富宝源公司的吴进文与祁华（“太古副总”）对话录音中，祁华称：“你这款在我们所里以及上上下下都是头等大事，因为你跟所里签的合同，晓得吧，你们一要做动作，我们大所长就就地免职了，为这事，所长三十都没，胡所说三十都没过都在追这个款。”同时确认煤炭研究所是委托太谷公司来支付富宝源公司与煤炭研究所合同的款项，富宝源公司把发票也是开给了太谷公司，祁华确认其只是委托付款，合同执行的是煤炭研究所的合同。
2014年2月25日，吴进文与张兆勇、费大荣对话录音中，张兆勇确认煤炭研究所与太谷公司是一回事，实际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吴进文与胡林的录音能够反映其与胡林沟通过本案所涉合同及货款事宜。
2014年3月4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向毕飞进行询问，毕飞陈述太谷公司前身为南京普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由煤炭研究所占60%股权，后2011年改制为个人合资，煤炭研究所撤资，改名为太谷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英明，太谷公司股权张兆勇占20%，孙英明占35%，屈应锋占45%。毕飞称其是太谷公司业务员，称富宝源公司买卖合同实际是太谷公司与富宝源公司签订的合同，富宝源公司履行了该合同，总价格是1400多万元，不到1500万元。因富宝源公司要求煤炭买卖要先付款后交货，如没有货款就需要由国企出面来购买才行，故太谷公司以煤炭研究所的名义与富宝源公司，煤炭研究所是国企。合同签订过程是“对方拟好合同后，经我方确认，然后对方打印出来盖他们公司的章，然后扫描件发给我们公司，我把合同给张总，他盖好章后是快递过去的，快递到了内蒙古富宝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这个合同有个委托，是研究所委托太谷公司结算。”
2014年3月4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向张兆勇进行询问，张兆勇陈述其为太谷公司总经理，所有业务是其在做，其对这些业务负责。与富宝源公司签订的合同实际是太谷公司与富宝源公司签订的合同，具体由业务员毕飞谈的，具体经过其知道，细节由毕飞操作。因富宝源公司要求煤炭买卖要先付款后交货，如没有货款就需要由国企出面来购买才行，故太谷公司以煤炭研究所的名义与富宝源公司，煤炭研究所是国企。并认为太谷公司之前都是以煤炭研究所的名义与其他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所以在这合同上也是想当然地自己作主以煤炭研究所的名义签订这样的合同，其签订这一份合同没有经过煤炭研究所的领导同意的。关于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的问题，其称之前太谷公司是煤炭研究所占大股的时候，为太谷公司方便经营，煤炭研究所就将这枚合同专用章，太谷公司通过煤炭研究所是一个平台，做煤炭生意。后2011年太谷公司改制为民企后，煤炭研究所就撤资，与太谷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但这一枚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还是给太谷公司做业务用的，到了2013年9月份，煤炭研究所将这一枚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收回所里，太谷公司就没有这个章。
2013年12月太谷公司与富宝源公司签订合同时，太谷公司为了做业务，其重新刻了一枚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是私刻章，该章后来在2013年年底被张兆勇销毁了，所以该合同上是其用私刻章签订的。同时称为了方便，伪造了一份委托书，这份委托书由煤炭研究所出给了太谷公司，由太谷公司来负责这份与煤炭研究所的买卖合同结算，所引起的经营风险及有关责任由煤炭研究所承担，其上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也是其用私刻章盖上去的，该委托没有经过煤炭研究所同意。该委托书是应对方要求做的，是毕飞交给张兆勇，是张兆勇用私刻章盖上去的。富宝源公司履行了该合同。
在2013年9月份之前，张兆勇用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和私刻的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是混着用的，具体多少已不清楚。在2013年9月到2013年12月底，其签订的合同以私刻章签订的只有一份，就是富宝源公司的这份合同，且没有经过煤炭研究所领导同意。
张兆勇为煤炭研究所社保参保职工，同时为太谷公司股东，其在太谷公司的出资额为100万元。张兆勇对外使用的名片上印制：“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南京研究所南京太谷能源有限公司张兆勇总经理”。张兆勇系煤炭研究所申请一矿用隔爆电机车灯（专利号为93236926）的发明（设计）人之一。
2011年6月27日，中煤科工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作出南京设计院[2011]49号“关于胡林等3人任职的通知”，内容为经中煤科工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院务会研究决定：胡林任南京研究所所长、法定代表人；施新任南京研究所副所长；马苏跃任南京研究所副所长。
2013年5月31日，中国共产党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作出中国煤炭科工党任字[2013]3号“关于由胜武等4人职务任免的通知”，内容为经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胜武同志任南京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胡林同志任南京设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根据工商档案材料反映：煤炭研究所、太谷公司住所地均为南京市，煤炭研究所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的销售等，太谷公司许可经营项目为煤炭批发经营。
2013年3月29日，富宝源公司与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签订《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由富宝源公司向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借款3000万元，用于支付购煤款，贷款利率为月利率7.75‰。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于2013年3月29日发放了该笔贷款。
煤炭研究所在庭审中确认其与张兆勇的劳动关系尚未解除，但是张兆勇早已不在煤炭研究所上班。
另外，煤炭研究所还向原审法院申请对案涉合同中的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进行鉴定，样本为其提供的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
本案一审争议焦点：煤炭研究所是否为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的买方。
原审法院认为，富宝源公司为证明《煤炭买卖合同》的买方为煤炭研究所，提供了《煤炭买卖合同》、2013年12月12日的委托书、加盖煤炭研究所公章的“五证”材料及相关短信、邮件、张兆勇的身份、录音、装船通知书、轮船公司货物交接清单及磅码单、货权转移证明复印件等证据予以佐证。上述《煤炭买卖合同》载明的需方为煤炭研究所，且2013年12月12日的委托书也表明煤炭研究所委托太谷公司负责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的结算事宜，相关经营风险及有关责任由煤炭研究所承担。上述证据在形式上表明《煤炭买卖合同》的买方为煤炭研究所，太谷公司受托处理上述合同结算事宜。但上述合同及委托书的印章均加盖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该印章非煤炭研究所的法人印章，未得到煤炭研究所确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富宝源公司亦不能证明该印章就是煤炭研究所交张兆勇的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因此本案争议的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不能当然代表煤炭研究所的真实意思表示。富宝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证据证明张兆勇有权代表煤炭研究所签订合同，故张兆勇使用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以煤炭研究所名义订立《煤炭买卖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理。
富宝源公司又主张本案的证据足以证明张兆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有理由相信张兆勇具有代表煤炭研究所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代理权，理由为煤炭研究所与太谷公司相同的住所地、经营范围，煤炭研究所办公大楼的金属铭牌与张兆勇等人名片抬头一致。而且张兆勇系煤炭研究所的员工，其在公安笔录中确认其混着使用煤炭研究所认可的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及张兆勇私刻的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并确认太谷公司都是以煤炭研究所对外签订合同。富宝源公司通过太谷公司的邮件收到了煤炭研究所的“五证”，能够印证富宝源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有理由相信张兆勇等人代表煤炭研究所。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表见代理本属无权代理，但因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外观授权的特征，致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赋予其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果。本案中，张兆勇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为：一方面富宝源公司与煤炭研究所在案涉合同之前没有交易往来，也无张兆勇曾经代表煤炭研究所与富宝源公司进行交易的情形，张兆勇也未提供过加盖煤炭研究所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或者介绍信。且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没有煤炭研究所其他人员的参与。张兆勇虽系煤炭研究所的员工，但张兆勇以煤炭研究所名义对外从事的民事行为不能当然认定为职务代理或有权代理。从富宝源公司要求太谷公司、张兆勇出具煤炭研究所的委托书、“五证”等陈述看，富宝源公司也应当知道张兆勇不具有当然代表煤炭研究所订立合同的权限。现富宝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张兆勇等人的名片（其上载明的单位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南京研究所与煤炭研究所名称并不完全一致），并认为煤炭研究所办公大楼的金属铭牌与张兆勇等人名片抬头一致。但是，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张兆勇具有代表煤炭研究所对外签订合同的权限。综上，富宝源公司不具有足以使其相信张兆勇有权代理煤炭研究所的事实和理由。另一方面，富宝源公司具有过失。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富宝源公司从未见过加盖煤炭研究所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或者介绍信，其看到的“五证”仅为扫描件，并非原件，且不能证明来源于煤炭研究所。富宝源公司在订立合同前，从未与煤炭研究所确认张兆勇的身份、代理权限。因此，富宝源公司在判断张兆勇是否有代理权上具有过失，不构成善意无过失。据此，富宝源公司主张张兆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煤炭研究所应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付款义务，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因太谷公司系通过其员工张兆勇与富宝源公司订立合同，为案涉合同的实际收货、结算、发票签收方，故其应是案涉合同的实际买受方，其应对富宝源公司的货款承担付款义务，并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太谷公司尚欠货款14887976.71元，其应在收到增值税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付清货款，因太谷公司于2013年12月14日收到增值税发票，故其最晚应在2013年12月27日支付货款，故太谷公司应以所欠货款14887976.71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8日起按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对于煤炭研究所提出对案涉合同的4号合同专用章进行与其提供的4号合同专用章比对的申请，因煤炭研究所提交的4号合同专用章样本未经备案，张兆勇也陈述曾经私刻过印章，故鉴定不具有确定的比对样本，缺乏排他性，其结论不具有证明力，故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太谷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富宝源公司支付货款14887976.7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4887976.71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8日起按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富宝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33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0331元，由太谷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中，根据富宝源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向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经济案件侦察大队调取了涉及煤炭研究所、张兆勇及富宝源公司所有的举报和被举报材料、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了（2014）厦民初字第698号的卷宗材料。
针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富宝源公司质证称，一、对从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经济案件侦察大队调取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材料可以证明张兆勇的身份及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使用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煤炭研究所与其他供应商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货权转移合同也使用了合同专用章（4）。郭明利在询问笔录中称张兆勇是煤炭研究所的业务经理，张兆勇在转移证明和结算协议上加盖煤炭研究所的公章。张兆勇在询问笔录中也称其为煤炭研究所业务经理，主要负责煤炭研究所的煤炭买卖，因煤炭研究所煤炭贸易都是张兆勇具体操作，煤炭研究所的公章保存在张兆勇处。胡林在询问笔录中同样陈述了上述内容。二、对（2014）厦民初字第698号卷宗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1、该卷宗第13页第8-12行，第42页第1行，第48页第7-8行，煤炭研究所多次表达煤炭交易属于大宗物资港口交易，必须通过港口管理机构进行，港口是否有相关记录，即可认定货物是否交付。该案中煤炭研究所申请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调查其在泰州梅兰码头的交易记录，该案卷宗第74页，泰州梅兰港务有限公司给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的回函证明富宝源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将自2013年12月6日至12月10日共计4船煤炭在梅兰港全部转让给煤炭研究所，2013年12月12日煤炭研究所将该4船货物全部转让给上海骐商能源贸易有限公司，煤炭研究所在该案件中认可收到富宝源公司4船货物。煤炭研究所在本案中关于其未收到过富宝源公司诉称的货物为虚假陈述。2、该卷宗第72页，2013年10月21日煤炭研究所向泰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发货指令中，取货经办人为毕飞，并加盖了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说明毕飞与煤炭研究所有关联，可以代表煤炭研究所收取货物，毕飞也是案涉合同联系人。本案一审中，煤炭研究所否认其与毕飞的关系。煤炭研究所称已于2013年9月4日从张兆勇处取回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但未提交相应证据。3、煤炭研究所与太谷公司存在煤炭交易，太谷公司代理人一审关于太谷公司是煤炭研究所平台公司，煤炭研究所借助太谷公司提高经营业绩的陈述具有真实性。
煤炭研究所质证称，对法院调取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一、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经济案件侦察大队的材料与本案无关。对郭明利、吴青山、张兆勇、胡林的询问笔录记载内容有异议，张兆勇的业务经理身份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习惯性的叫法，不是正式职务，胡林表述的公章保管在张兆勇处是在胡林负责煤炭研究所工作时，2013年9月合同专用章（4）已收回，案涉合同签订前，合同专用章（4）已不在张兆勇处。胡林于2011年6月24日被任命为煤炭研究所所长，2013年5月31日被任命为上级单位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合同专用章（4）在他交接工作期间收回。该证据不能推翻原审判决。二、对（2014）厦民初字第698号卷宗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大部分材料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用于富宝源公司的证明目的。1、该案卷宗第74页，泰州梅兰港务有限公司给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出具的材料是根据公安协查函，整理的一个情况说明，属于事后证人证言，其中关于富宝源公司与煤炭研究所的交易内容是依据富宝源公司2013年12月11日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和2013年12月12日借用私刻的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以煤炭研究所的名义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完全依赖于上述两份货权转移证明的真实性，不具有单独认定事实的效力。富宝源公司对其煤炭研究所在该案中陈述内容的解释是对煤炭研究所真实意思表达的故意曲解，梅兰码头存在交易记录不能证明煤炭研究所承认实际参与了记载的交易内容，由于案涉交易是借用煤炭研究所的名义签订合同，因此必须在码头再次借用煤炭研究所的名义转走货物，否则无法实现富宝源公司和太谷公司之间的合同利益目的，故在梅兰码头出现以煤炭研究所名义开具的货权转移证明只是表象，并不奇怪，富宝源公司和太谷公司为了实现上述转移货物的不法目的，用私刻的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制作货权转移证明，再通过富宝源公司直接向太谷公司开具发票这一关键配合手段，完全绕开煤炭研究所，达到了煤炭研究所既毫不知情，货物又实际转移的目的，案涉交易完全脱离煤炭研究所，交易利益与实际履行行为都与煤炭研究所无关。如富宝源公司向煤炭研究所开具发票，上述隐瞒的事实都会暴露。2、煤炭研究所在该案中从未自认存在本案交易。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一审质证是2014年7月14日，煤炭研究所本案一审答辩意见对案涉交易和证据陈述了正式意见，煤炭研究所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时间是2014年9月19日，即本案一审证据质证已完成2个多月，不存在富宝源公司推定的2个月后煤炭研究所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相关证据的自认情形，泰州梅兰港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复系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为了保持证据的完整性，煤炭研究所必须完整向法院递交，该回复在该案中只是作为一种记录状态，被动的接受该案当事人进行交易对比，未涉及该回复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在该案中亦不是用于证明积极事实。3、该卷宗第72页2013年10月21日发货指令，毕飞的身份是取货经办人，不能推定毕飞是煤炭研究所的代理人。4、即使煤炭研究所与太谷公司存在交易，亦不能证明太谷公司是煤炭研究所的平台公司。
本院认为，富宝源公司和煤炭研究所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本院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论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2014年10月13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对张兆勇进行询问，张兆勇陈述：其在煤炭研究所担任业务经理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负责煤炭研究所煤炭买卖交易的事；因煤炭研究所的煤炭贸易都是张兆勇具体操作，煤炭研究所的公章在张兆勇处保存。2014年9月18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对胡林进行询问，胡林陈述：张兆勇是煤炭研究所的业务经理，主要负责煤炭贸易，煤炭研究所大部分的煤炭贸易都是张兆勇经手办理，所以煤炭研究所的公章才会保存在张兆勇处。
2、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厦民初字第698号一案中，煤炭研究所提交了泰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泰州梅兰港务有限公司给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的回函及附件，其中泰州梅兰港务有限公司回函主要内容：2013年3月5日湖北省煤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2013年2月21日到的“中运1”轮煤炭23840.324吨转煤炭研究所，于2013年3月15日将该批煤炭23840.324吨全部转给太谷公司。2013年4月22日太谷公司将2013年4月17日到的“广龙6”轮煤炭11000吨转给煤炭研究所，于2013年4月25日将该批煤炭11000吨全部转让给江苏舜天机械进口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2月11日富宝源公司将2013年12月6日到的“豫乾坤11958”轮煤炭4843.8吨，2013年12月9日到的“广通866”轮煤炭4779.78吨，2013年12月9日到的“鲁济宁货4019”轮煤炭1693.88吨，2013年12月10日到的“盛宁9**”轮煤炭8246.4吨，共计4船的货权全部转让给煤炭研究所，2013年12月12日将该4船煤炭全部转让给上海骐商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并附有富宝源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出具的货权转移给煤炭研究所、煤炭研究所于2013年12月12日出具的货权转移给上海骐商能源贸易有限公司的货权转移证明，该两份货权转移证明与富宝源公司原审中提交的两份货权转移证明相同。泰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回函附件中，煤炭研究所于2013年10月21日向泰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货指令中，取货经办人为毕飞，并加盖了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
3、原审庭审中，法庭要求富宝源公司陈述案涉合同签订过程和履行情况，包括送货情况和指示过程。富宝源公司陈述：“2013年11月左右，双方开始洽谈业务，谈妥后，富宝源公司经办人吴进文将合同电子档发给张兆勇，张兆勇盖章后回邮件。之后，吴进文将签署自己名字的合同邮寄给对方。2013年12月5日至12月7日，富宝源公司在如皋港交付标的物，收货的具体经办人是毕飞等人”。“2013年12月6日至9日，从如皋港发出的四艘货轮到达货物的第一站即泰州港，在泰州港办理第二次货权转移给其他次买受人的是本案的第一被告即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南京研究所。在泰州港保存有加盖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南京研究所合同章4的一份货权转移证明。”
4、原审庭审中，煤炭研究所发问，要求富宝源公司回答案涉货物是否交接，交接人是谁，有无留样。富宝源公司陈述：“货物的交货方式是平仓交货，含义是在港口直接交付，装船之后货权就转移。关于取样的问题，取样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质检，我们手上有四份质检报告的原件，足以证明当时是取样的，并且做了质检分析的。”
5、原审庭审中，太谷公司陈述：“张兆勇是南京太谷能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祁华和毕飞是业务经理。张兆勇同时是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南京研究所的在职人员。祁华和毕飞与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南京研究所没有关系。”
6、本案审理过程中，煤炭研究所名称变更为南京科工煤炭科学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煤炭研究所是否为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的买方。
本院认为，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煤炭研究所为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的买方。理由是：
一、张兆勇在本案中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有权代理煤炭研究所。案涉《煤炭买卖合同》实际由太谷公司履行。
1、尽管富宝源公司提交的《煤炭买卖合同》载明的需方为煤炭研究所，且需方由太谷公司的张兆勇加盖了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但富宝源公司提交的张兆勇名片上载明的单位名称是“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南京研究所”、太谷公司，职务是总经理，故富宝源公司应当知道张兆勇具有双重身份，其虽然是煤炭研究所员工，同时也是太谷公司的股东和总经理，且名片上“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南京研究所”与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中需方“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南京研究所”不一致，富宝源公司第一次签订涉及需方为煤炭研究所的合同，针对上述情形，应当核实确认张兆勇的相关情况。合同履行过程中，2013年12月12日，太谷公司向富宝源公司出具委托书，内容为煤炭研究所委托太谷公司负责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的结算事宜，所引起的经营风险及有关责任由煤炭研究所承担。该委托书上加盖的是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并没有加盖煤炭研究所公章。即在张兆勇存在两个身份、富宝源公司又实际与太谷公司发生交易，而煤炭研究所仅承担风险及责任的情况下，富宝源公司应当进一步核实张兆勇签订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中的身份及权限，而不能仅以张兆勇持有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作为有理由相信张兆勇有权代理煤炭研究所的依据。但富宝源公司在整个签订及履行案涉合同过程中，从未与煤炭研究所核实确认张兆勇的身份、代理权限。不仅如此，富宝源公司原审庭审中确认“五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煤炭经营资格证）是煤炭经营办理结算时必备文件，即富宝源公司明知包括“煤炭经营资格证”的“五证”是当时煤炭交易双方都需要提供的证件，用以证实交易双方有煤炭经营资格。如富宝源公司认为合同相对方是煤炭研究所，应要求煤炭研究所提供“五证”，但富宝源公司并没有向煤炭研究所索要“五证”,而是要求太谷公司的祁华通过电子邮件向其发送煤炭研究所的“五证”，实际也是太谷公司安排工作人员李璐通过QQ邮箱向富宝源公司发送煤炭研究所“五证”扫描件，富宝源公司没有要求煤炭研究所提交复印件加盖公章的“五证”或与煤炭研究所核实“五证”扫描件。
2、尽管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以煤炭研究所的名义签订，但之后全部由太谷公司履行，从履行过程分析，富宝源公司明知其是在和太谷公司进行交易。富宝源公司原审中提交装船通知书、轮船公司货物交接清单、如皋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磅码单、《煤炭品质检验报告》，拟证明富宝源公司在如皋港已将煤炭交付给了收货人煤炭研究所。富宝源公司原审中陈述：2013年12月5日至12月7日，富宝源公司在如皋港交付标的物，收货的具体经办人是毕飞等人；货物的交货方式是平仓交货，含义是在港口直接交付，装船之后货权就转移。即2013年12月3日合同签订后的第二天即2013年12月5日，富宝源公司未接到需方船舶到达时间通知的情况下，在如皋港装船发货，履行交付义务，亦未经供需双方人员在场交接签字确认手续，即委托第三方采样、检验并出具《煤炭品质检验报告》，富宝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煤炭研究所派人参与了上述交货、检验过程。对于供需双方的结算及付款，应由富宝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如皋港一票含税平仓价，根据如皋港磅单及质量检验报告向需方出具结算单，但从富宝源公司提交的证据看，其不但未向需方出具结算单，而是太谷公司向富宝源公司出具结算单，该结算单只加盖了太谷公司合同专用章，未加盖富宝源公司公章，同时太谷公司作为收货人意见为“同意按上述内容结算开票”，该结算单载明“收货人（买方）”为太谷公司，而不是煤炭研究所。同时，该结算单载明的结算基准单价是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平仓价0.124元/大卡，结算数量是按照在如皋港形成的轮船公司货物交接清单载明的实装煤炭数量，热值是按照富宝源公司在如皋港申请装船采样分析形成的《煤炭品质检验报告》中载明的数值。即太谷公司与富宝源公司结算形成的结算单的所有结算依据均来源于如皋港货物交付、数量确认与质量验收。故根据以上事实和富宝源公司原审庭审中的当庭确认，可以认定富宝源公司已于2013年12月5日至12月7日在如皋港装船交付标的物，案涉煤炭的货权同时在如皋港转移，且富宝源公司实际向太谷公司开具了发票，太谷公司也签收了发票。上述过程与富宝源公司原审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富宝源公司于2013年12月7日完成了所有交货义务。太谷公司作为合同货物实际履行人，于2013年12月14日向富宝源公司开具了结算单，确认全部货款为14887976.71元”、“《煤炭买卖合同》虽是富宝源公司与煤炭研究所签订，却由太谷公司实际履行”的陈述相互印证，表明富宝源公司从履行合同的过程直到提起本案诉讼，均认为太谷公司实际履行了《煤炭买卖合同》。
3、富宝源公司原审中提交了太谷公司出具给富宝源公司2014年2月13日的委托书，太谷公司委托大连宇阔商贸有限公司将其未结余款支付给富宝源公司，以支付富宝源公司煤炭合同货款，款项支付完毕后，大连宇阔商贸有限公司、太谷公司和富宝源公司按此委托书调整各自往来账务。即太谷公司表示以委托其自身的债务人向富宝源公司支付货款，来代为案涉《煤炭买卖合同》项下部分付款，富宝源公司对此予以接受。而如果是煤炭研究所委托第三人太谷公司履行合同，不会出现第三人太谷公司以自身的对外债权再行委托付款的情形。太谷公司原审中亦认可欠付富宝源公司货款金额，太谷公司将案涉欠付富宝源公司的货款纳入其与自身交易的债务人的货款结算之中，表明案涉《煤炭买卖合同》实际买方是太谷公司。富宝源公司接受上述委托书的事实表明其系以太谷公司为合同相对方进行案涉煤炭交易，而非煤炭研究所。
4、毕飞与张兆勇在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的询问笔录中针对“为什么太谷公司与富宝源公司签订的合同，需方不是太谷公司而是煤炭研究所”的问题，均陈述：因为富宝源公司要求煤炭买卖是要先付款，后交货，如果没有货款就需要由国企出面来购买才行，所以太谷公司就以煤炭研究所的名义与富宝源公司签订合同，煤炭研究所是国企。毕飞与张兆勇的上述陈述亦可以印证太谷公司以煤炭研究所的名义与富宝源公司签订案涉《煤炭买卖合同》。
5、富宝源公司认为泰州梅兰港务有限公司给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的回函可以证明富宝源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将4船煤炭在泰州梅兰港全部转让给煤炭研究所，但根据泰州梅兰港务有限公司的回函附件，泰州梅兰港务有限公司回函内容的依据仅是富宝源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和2013年12月12日盖有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的货权转移证明，故泰州梅兰港务有限公司回函内容的真实性完全依赖上述两份货权转移证明的真实性，而在对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的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加盖了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的货权转移证明，就认定煤炭研究所实际收到了富宝源公司交付的煤炭。原审中，富宝源公司已向法院提交了上述两份货权转移证明，但富宝源公司仍主张其于如皋港交付煤炭，而未主张其于泰州梅兰港向煤炭研究所交付煤炭。尤其重要的是，富宝源公司的上述交付煤炭的陈述与其原审中提交的装船通知书、轮船公司货物交接清单、如皋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磅码单、《煤炭品质检验报告》等证据证明富宝源公司已在如皋港交付煤炭相矛盾，亦与富宝源公司原审庭审中关于2013年12月5日至12月7日富宝源公司在如皋港交付标的物，收货的具体经办人是毕飞等人，货物交货方式是平仓交货，装船之后货权就转移的陈述矛盾。富宝源公司关于其于泰州梅兰港将煤炭交给煤炭研究所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二、张兆勇在本案中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尽管张兆勇、胡林在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张兆勇是煤炭研究所的业务经理，主要负责煤炭贸易，煤炭研究所合同专用章（4）曾保存在张兆勇处。但富宝源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通过法院调取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获知的张兆勇身份并不能证明富宝源公司在签订案涉《煤炭买卖合同》时明知张兆勇的身份，并认为张兆勇只能代表煤炭研究所，而不能代表太谷公司。2、富宝源公司与煤炭研究所在案涉合同之前没有交易往来，更无张兆勇曾经代表煤炭研究所与富宝源公司进行过交易的情形，即张兆勇的行为不存在代理权的表象，不存在富宝源公司有理由相信张兆勇有权代理煤炭研究所进行交易的情形。原审判决认定张兆勇在本案中的行为不构成对煤炭研究所的表见代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富宝源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331元，由内蒙古富宝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道丽
审判员 陈志明
审判员 孔 萍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