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71民终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
法定代表人：张海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立平，男，系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法律服务所法律顾问，住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瑞华，男，通化工务段材料员，住通化市铁路住宅。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广生，男，汉族，1966年8月10日出生，住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殿君，通化市东昌区民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康玉芬，女，满族，1965年6月29日出生，住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殿君，通化市东昌区民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沈阳局公司）与被上诉人李广生、康玉芬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因不服通化铁路运输法院于2018年4月27作出的（2018）吉7103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长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包蕴琦、侯德顺参加的合议庭，于2018年6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铁沈阳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立平，被上诉人李广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殿君，康玉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殿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广生、康玉芬于2018年1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铁沈阳局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530608.40元，丧葬费28,049.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4日13时31分，被告中铁沈阳局公司沈阳机务段DF11G型105/106号机车牵引K7525次旅客列车，运行至梅集线东通化至水洞站间137km+337m处一人行过道时，与白兆坤驾驶的吉EFG3**铃木枪牌非法运营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白兆坤和乘客李爽当场死亡。白兆坤无驾驶证。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530,608.40元，丧葬费28,049.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碰撞引起的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的焦点是：本案被告中铁沈阳局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铁路道口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二项“人行过道只准通过行人、自行车（较宽的人行过道可通过人力车），不准畜力车及机动车辆通过”、第五条第二项“在人行过道可按需要设置'人行过道'、'小心火车'、'禁止畜力车、机动车辆通行'等宣传牌及防止车辆通过的路障”、第十九条“车辆、行人通过没有道口信号机的无人看守道口以及人行过道时，必须停车或止步了望，确认两端均无列车开来时，方准通行”的规定，被告在人行过道两端设置了警示标志及防止车辆通过的防护栏，摩托车驾驶员无证驾驶摩托车，无视小心火车、禁止机动车辆通行警示标志，且在通过铁路人行过道时没有停车、止步了望，系违章通行存在过错，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被告虽然在人行过道两端按需要设置了警示标志及防止车辆通过的防护栏，并鸣笛示警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但是未能有效阻止摩托车通过，未完全尽到安全警示防护义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本案受害人李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选择乘坐非法运营的摩托车通过人行过道，其自身安全防护方面存在过错，对于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10%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人员以外的人人身损害的，由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之间，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双方均无过错的，按照公平原则分担责任。对受害人实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应当承担份额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追偿”。据此，被告依法应与机动车一方对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本案原告选择了中铁沈阳局公司作为被告起诉，中铁沈阳局公司应对原告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对于实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应当承担的部分，可另行主张追偿权。
原告关于火车司机没有采取紧急制动措施、道口设计不合理、发生事故时道口无人看守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的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被告关于已经充分履行了法定的警示防护义务,无责任的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
综上，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中铁沈阳局公司向原告李广生、康玉芬赔偿死亡赔偿金477,547.56（530,608.4×90%）元，丧葬费25,244.10（28,049.00×90%）元，共计502,791.66元；二、中铁沈阳局公司向原告李广生、康玉芬赔偿精神抚慰金45,000.00（50,000.00×90%）元；三、驳回原告李广生、康玉芬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合计547,791.66元，中铁沈阳局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886.5元，由原告承担988.65元，被告承担8,897.85元。
中铁沈阳局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充分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在梅集线东通化至水洞站间137km+337m人行过道两端，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志，“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受害人无视警示的存在擅自通行，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在该起事故中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乘坐非法营运车辆，且未按相关规定佩戴头盔。受害人作为成年人具有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去单位时没有选择营运车辆而是选择了非法营运摩托车，并且在乘坐的过程中没有佩戴头盔，加重了事故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在本起事故中没有过错。摩托车司机是主要责任人，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较大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责任比例失衡，导致上诉人承责比例过高。综上所述，通化铁路运输法院（2018）吉7103民初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请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法撤销该判决，改判上诉人承担不超过60%的责任。
针对中铁沈阳局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李广生、康玉芬答辩称：1.根据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起事故死者李爽没有过错，道口处即便有“禁止车辆通行”也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道口没有设置障碍物，也无人看护，上诉人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导致该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2.李爽即便乘坐了无营运手续的车，那也不是李爽的过错，事先她也不知道。她的死亡是此次铁路事故造成的，与有无运营手续没有关联，李爽只是乘坐人，上诉人即是该起事故的行为人，也是侵权人。上诉人的理由不客观、不真实、不符合法律规定。3.依据《铁路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李爽的死亡不是自身原因，不在铁路免责条款内，应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由上诉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请求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李爽，女，1993年1月13日生，未婚，户籍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其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有父亲李广生，母亲康玉芬。
本院认为，上诉人中铁沈阳局公司与被上诉人李广生、康玉芬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中铁沈阳局公司对本案铁路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的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人员以外的人人身损害的，由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之间，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双方均无过错的，按照公平原则分担责任。对受害人实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应当承担份额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追偿”。据此，被告中铁沈阳局公司依法应与机动车一方对李爽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李爽已经死亡，作为其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李广生、康玉芬有权作为本案原告向中铁沈阳局公司主张民事赔偿。中铁沈阳局公司在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后，实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应当承担的部分享有追偿的权利。
关于本案中李爽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因机动车与火车发生碰撞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受害人李爽选择乘坐非法运营的摩托车通过人行过道，其自身存在的过错轻微，一审法院酌定由其自行承担10%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应承担不超过60%的民事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886.5元，由李广生、康玉芬承担988.65元，中铁沈阳局公司承担8,897.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52.00元，由上诉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长清
审判员 包蕴琦
审判员 侯德顺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 谷佳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