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8民终3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武升，男，汉族，1959年8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廉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楚海，广东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爱华，男，汉族，1989年6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廉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楚海，广东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秋霞，广东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颖华，女，汉族，1956年12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菲菲，广东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湛江市恒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福来路3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杨武升，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梁楚海，广东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武升、杨爱华因与被上诉人黄颖华，原审第三人湛江市恒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7）粤0881民初2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武升、杨爱华及原审第三人恒利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楚海,上诉人杨爱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秋霞，被上诉人黄颖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菲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武升、杨爱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黄颖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武升与杨爱华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不具备撤销的条件。1、杨爱华已经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向杨武升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83万元，且经工商部门将涉案股权变更登记至杨爱华的名下。因此，杨武升与杨爱华的行为性质和目的是有偿转让股权，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无偿转让股权；2、杨爱华在一审阶段提供了24张《收据》，可以证明杨爱华一直在积极履行（2015）湛麻法民二初字第88号案执行和解的义务，没有损害黄颖华的债权利益；二、黄颖华提出撤销杨武升与杨爱华的股权转让行为已经超过了一年的时间，撤销权已消灭；三、变更股权登记涉及行政许可行为，属于行政许可法的范畴，不能由民事诉讼直接撤销；四、涉案股权转让是由公司决定的，与杨武升个人还款无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杨武升、杨爱华的全部上诉请求。
黄颖华辩称：一、债务人杨武升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黄颖华造成损害，因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予以撤销；二、本案并未超过法定除斥期间的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恒利公司述称：同意杨武升、杨爱华的上诉意见。
黄颖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杨武升将恒利公司55%的股权转让给杨爱华的转让行为；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杨武升和杨爱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武升与杨爱华是父子关系。黄颖华曾于2015年5月13日起诉至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法院，要求杨武升、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向其偿还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200万元，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7日作出（2015）湛麻法民二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限杨武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和支付利息[利息分别计算为：以借款本金150万元为计算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从2013年11月17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给付支付止（在支付利息时扣除杨武升于2014年9月30日付给黄颖华的利息10万元）；以借款本金300万元为计算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从2014年2月27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给付支付止（在支付利息时扣除杨武升已支付的利息2万元）；以借款本金50万元为计算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从2014年11月5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给付支付止给黄颖华；二、驳回黄颖华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于2015年10月27日发生法律效力。因杨武升不按该判决书履行还款义务，黄颖华于2015年11月13日向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案号为（2015）湛麻法执字第293号】，在执行过程中，双方于2016年8月8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黄颖华）乙（杨武升）双方因（2015）湛麻法民二初字第88号民间借贷纠纷在执行阶段于2016年1月12日达成《还款协议》，后因乙方多次延迟履行《还款协议》的相关内容，导致甲方损失，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补偿协议：一、继续履行《还款协议》的相关内容。二、若乙方再出现延迟履行《还款协议》，则由人民法院直接查封、冻结、拍卖乙方在恒利公司所占全部股权，用以偿还甲方的债务。三、乙方保证在未偿还清甲方债务之前，不转让个人拥有的恒利公司中的股权，如有转让行为，则该转让无效。四、乙方用拥有的股权在湛江市瑞云商贸有限公司或恒利公司向银行贷款，贷到款时，开始每月给甲方还借款及利息伍拾万元，直到还清甲方借款及利息为止。五、本补充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留存麻章区人民法院一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自甲乙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今杨武升只履行部分判决执行款项给黄颖华。
恒利公司于2010年9月15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2012年1月18日，李勇华与杨武升签订《湛江市恒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李勇华将其持有的恒利公司的40%股权以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武升。2014年3月3日，黄兆连与杨武升签订《湛江市恒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黄兆连将其持有的恒利公司的20%股权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武升。2016年4月27日，恒利公司工商登记核准的股东是林华忠（认缴出资额40万元，比例40%）、杨武升（认缴出资额60万元，比例60%）。
杨武升与杨爱华提供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协商约定由杨武升以283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恒利公司的55%股权给杨爱华。杨爱华提供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武升支付283万元（于2015年10月15日支付45万元，2015年10月20日支付13万元，2015年11月16日支付10万元，2015年11月17日支付14万元（两笔），2016年4月18日支付70万元，2016年4月19日支付20万元，2016年4月21日支付10万元，2016年4月22日支付60万元，2016年4月25日支付11万元，2016年5月20日支付30万元）的记录，并称是股权转让款。但该2015年10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提交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
2016年7月15日，杨武升、杨爱华、恒利公司向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一份《湛江市恒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一份《湛江市恒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登记备案，合同约定“甲方（指杨武升）同意将其持有恒利公司55%的股权共55万元出资额，以0万元转让给乙方（指杨爱华），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股权……”，公司章程修正为“林华忠以货币出资40万元，认缴出资额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杨爱华以货币出资55万元，认缴出资额5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杨武升以货币出资5万元，认缴出资额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2016年7月21日，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恒利公司的股东是杨爱华（认缴出资额55万元，比例55%）、林华忠（认缴出资额40万元，比例40%）、杨武升（认缴出资额5万元，比例5%）。
黄颖华以杨武升为逃避债务，无偿转让财产为由，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争议焦点是杨武升与杨爱华的股权转让是否应撤销和黄颖华请求的律师代理费应否支持的问题。
一、杨武升与杨爱华的股权转让是否应撤销的问题。本案中，杨武升、杨爱华虽然提供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作为证据主张有偿转让，但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依法向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登记，而转让的时间与2016年4月27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恒利公司的股东是林华忠（认缴出资额40万元，比例40%）和杨武升（认缴出资额60万元，比例60%）存在时间差距，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转让价款又是以协商方式，而不是通过评估作价方式后以合理价款转让，该证据存在瑕疵，缺乏证明力，不能认定。因此，应以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2016年7月15日杨武升、杨爱华、恒利公司向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湛江市恒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湛江市恒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登记材料为准，认定杨武升与杨爱华的股权转让发生于2016年7月15日，股权是无偿转让。这份转让协议违背了黄颖华与杨武升于2016年8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甲乙双方因（2015）湛麻法民二初字第88号民间借贷纠纷在执行阶段于2016年1月12日达成《还款协议》，后因乙方多次延迟履行《还款协议》的相关内容，导致甲方损失，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补偿协议：一、继续履行《还款协议》的相关内容。二、若乙方再出现延迟履行《还款协议》，则由人民法院直接查封、冻结、拍卖乙方在恒利公司所占全部股权，用以偿还甲方的债务。三、乙方保证在未偿还清甲方债务之前，不转让个人拥有的恒利公司中的股权，如有转让行为，则该转让无效……”有关对案件执行标的款的约定，损害了黄颖华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的规定，黄颖华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杨武升、杨爱华辩解无理，不予支持。
二、黄颖华请求的律师代理费问题。黄颖华因本案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27000元，其中786.4元是税款，只有26213.59元是律师代理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条“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计件收费一般适用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按标的额比例收费适用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计时收费可适用于全部法律事务”、第十三条“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规定，黄颖华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符合律师收费标准，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的规定，黄颖华请求杨武升、杨爱华支付律师代理费26213.59元予以支持，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杨武升与杨爱华于2016年7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杨武升与杨爱华赔偿黄颖华的律师代理费26213.59元。一审案件受理费575元，由杨武升、杨爱华负担。
黄颖华在二审期间提交新证据：《收据》一份，证明杨武升对恒利公司投资一千万的事实。
杨武升、杨爱华对黄颖华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杨武升、杨爱华及恒利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核，认为黄颖华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及处理结果没有影响，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杨武升、杨爱华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杨武升、杨爱华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黄颖华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涉案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应予撤销；二、本案是否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三、杨武升、杨爱华是否应向黄颖华支付律师代理费。
关于涉案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杨武升、杨爱华上诉主张根据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杨武升以283万元的价格向杨爱华转让恒利公司55%的股权，并非无偿转让。因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没有经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相反，杨武升、杨爱华及恒利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的备案合同是《湛江市恒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根据该合同显示，杨武升以0元的价格向杨爱华转让涉案股权。且杨武升虽提供了《银行转账回单》用以证明其已向杨爱华转账了283万元，但根据2015年10月15日和2015年11月17日的两张《银行转账回单》显示，该两笔转账的用途备注为还款，而其他的《银行转账回单》对于转账用途则没有任何的备注，不能证明杨爱华向杨武升所转账的款项是用于支付涉案股权转让。因杨武升、杨爱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且双方后来又重新签了一份《湛江市恒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以0元的价格转让涉案股权，故本院对杨武升、杨爱华关于涉案股权是有偿转让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9月7日作出判决，判令杨武升向黄颖华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但杨武升至今还没有完全履行该判决。杨武升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黄颖华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认定涉案股权转让行为（包括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2016年7月15日签订的《湛江市恒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应予撤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的问题。杨武升、杨爱华上诉主张工商管理部门对涉案股权核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16年7月21日，黄颖华起诉时已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因变更工商登记并不能证明黄颖华就已经知道涉案股权发生转让，杨武升、杨爱华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就股权变更事项通知了黄颖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由杨武升、杨爱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关于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从2016年7月21日起算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黄颖华提供的恒利公司的工商机读资料显示，其于2017年4月24日才知道涉案股权转让的事情，故本案撤销权的行使期间应从2017年4月24日起算。黄颖华于2017年10月25日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的规定，本案未超过撤销权的行使期间。杨武升、杨爱华关于本案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间的上诉主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武升、杨爱华是否应向黄颖华支付律师代理费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的规定，黄颖华请求杨武升、杨爱华支付律师代理费，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判决杨武升、杨爱华向黄颖华支付律师代理费26213.59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杨武升、杨爱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5元，由杨武升、杨爱华负担（杨武升、杨爱华已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春鸿
审 判 员 钟斯宁
审 判 员 王 瑾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潘宇婷
书 记 员 朱启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