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6民再4号
再审申请人李小英等78人（名单附后）。
再审申请人的诉讼代表人：李小英，女，1962年9月15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住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岚，贵州驰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陈乐环，女，1962年2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住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达军，贵州乐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李小英等78人因与被申请人陈乐环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黔06民初98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黔民申170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因原审被告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印江百货公司）被注销，该公司股东李小英等78人作为该公司的诉讼权利义务继受人申请再审。再审申请人的诉讼代表人李小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岚，被申请人陈乐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达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印江百货公司78名股东申请再审称，1、一审法院将诉讼文书、开庭传票及判决书送达给印江百货公司的一名退休老职工任达兰，该职工既不是印江百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诉讼代理人，也不是该公司负责收件的人，一审法院送达违反法定程序，致使印江百货公司未收到开庭传票，未能出庭行使辩论权，判决后亦未按法律规定送达判决书，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上诉权。2、印江百货公司在一审判决前的2016年11月20日就已被印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注销，其主体资格已经不存在，不能作为民事主体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印江百货公司承担民事责任错误。
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再审本案。
陈乐环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再审维持原判。
陈乐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于2016年6月6日作出的关于陈乐环货币安置股东会议决议无效。2、请求依据《印江自治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判令被告支付原告308542.19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乐环于1981年1月按国家政策顶替其父到印江百货公司工作，1999年印江百货公司经县政府批复改制为股份制企业。1999年3月26日，改制企业召开股东会讨论通过了公司章程。原告陈乐环1990年离开单位，未参加股东会。1999年4月12日，被告公司成立。被告公司章程第十条载明，公司注册资本全部由公司（职工共有股、个人股）股金构成，股份实行同股同权同利。企业改制时按照当年在职职工的工作年限量化成股份。《公司股东股份名册》记载原告陈乐环作为公司股东占公司总股份1263股的17个股份份额。2015年印江县政府对金玉小区棚户区进行改造，被告公司办公楼被依法征收获得补偿款26294763.02元，为分配该笔补偿款，被告公司于2016年6月6日召开股东会，讨论形成《货币安置方案》，该方案确定剩余款项70%人均分摊给78名股东，人均18.25万元，30%按股份量化给78名股东，每股5236元。原告陈乐环未接到被告公司的通知，未参加股东会。被告公司经到会股东签字作出《关于周厚珍、陈乐环货币安置情况说明》，认为周厚珍、陈乐环二人在公司工作时间不足9年，二人只能按实际工作年限9年计算，股东大会同意安置二人人均13万元。为此，原告诉讼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陈乐环是否具有被告印江百货公司股东身份。被告公司由国企改制设立，原告陈乐环系原改制企业职工，按照印江县政府对企业改制方案的批复，同意改制企业对职工进行一次性量化安置，即陈乐环的身份置换应当获得一次性安置补偿，但改制企业并未对陈乐环予以补偿，而是将其安置费计入了原告在被告公司职工名下的个人股，并在公司设立时，将原告记入公司股东名册。因此，原告陈乐环具有被告公司股东身份。被告印江百货公司召开股东会没有通知原告陈乐环参加，股东会讨论形成了《货币安置分配方案》，该方案实际上是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偿后剩余财产的分配，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共有股分得的财产用于职工的养老、安置，剩余财产应当按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在该方案中被告印江百货公司不认可陈乐环的股东身份，认为其属自动离职职工。因股东身份与职工身份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股东身份是基于出资取得，职工身份则是基于劳动合同关系确定。即使职工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持股股东并不当然丧失其股东权利。1990年陈乐环离开公司，但被告印江百货公司并未解除其与陈乐环的劳动关系，且被告公司改制时仍认可其职工身份，被告印江百货公司对其方案作出的说明中提出陈乐环实际工龄只有9年，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股东会作出的《货币安置分配方案》第8条涉及安置原告陈乐环的内容违反了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损害了原告陈乐环的股东利益，该部分内容应属无效。原告陈乐环对该方案中其他内容无异议，并同意按其余78名股东同等享受权利，予以支持。被告印江百货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原告陈乐环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一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6月6日股东会作出《货币安置分配方案》第8条无效；二、被告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货币安置分配方案》第11条确定的分配比例向原告陈乐环支付271512元。三、驳回原告陈乐环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28元，由原告陈乐环负担550元，由被告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378元。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
再审申请人提供了以下新证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拟证明印江百货公司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2、印江百货公司1989年、1990年、1998年、2001年《明细分类账》，拟证明陈乐环在1989年经营文体柜时发生挪用公司经营款1230.59元的事实，该款至今未归还印江百货公司。3、印江百货公司1993年12月8日、1996年7月5日、1997年4月7日的《工资发放表》；1991年12月《含量工资发放表》；1998年《职工冬季炭火费名单》、1998年《福利费发放清单》、1998年《在职职工花名册》；2001年印江百货公司在职职工抽签确定经营场所的《公证书》；陈乐环的《补收补缴通知单》，拟证明陈乐环于1990年离开印江百货公司，之后未在单位领取工资、福利及自己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事实。4、《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拟证明陈乐环未参与公司改制，没有在章程上签名，公司章程对股东会决议、清算分配等进行了规定。5、《货币安置分配方案》，拟证明分配方案是股东大会依据公司章程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6、《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关于注销公司营业执照、法人代表等事项的决议》、《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货币安置清算领导小组的报告》、《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清算小组关于对公司全部资产的清算报告》、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印江百货公司在贵州日报上发布的《注销公告》，拟证明印江百货公司经清算后，已于2016年11月20日经印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的事实。本院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提供的1、4、5、6项证据真实客观，被申请人亦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对再审申请人提供的2、3项证据，既无原件可供核对，又与本案争议的陈乐环的股东身份事实无关联，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被申请人陈乐环提供的1998年《企业职工标准工资调整登记表》复印件一份，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来源不明，且系复印件，与本案陈乐环的股东身份事实无关联，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
被申请人陈乐环于1981年1月按国家政策顶替其父到印江百货公司工作，1999年印江百货公司经县政府批复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3月26日，公司召开股东会讨论通过了公司章程。1999年4月12日，印江百货公司成立。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全部由公司（职工共有股、个人股）股金构成，股份实行同股同权同利。公司股东84人，股金831800元，其中国有净资产量化1515股757800元，现金配股148股74000元。公司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按股权比例进行分配。企业改制时按照当年在职职工的工作年限量化成股份。《公司股东股份名册》记载陈乐环作为公司股东占公司总股份1263股的17个股份份额。陈乐环1990年离开单位，未参加股东会。印江百货公司改制后长期处于歇业状态。2015年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政府对印江县城内金玉小区棚户区进行改造，印江百货公司办公楼被依法征收获得补偿款26294763.02元。印江百货公司成立清算领导小组，对该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及处理职工安置补偿、股东利益分配等问题。该公司退休职工任达兰为清算领导小组成员。至该公司清算时，公司股东会认可的股东有78名。为分配该笔补偿款，印江百货公司于2016年6月6日召开股东会，讨论形成《货币安置方案》，该方案第8条规定：自动离职职工二人（指陈乐环、周厚珍），此二人由于有争议，经股东大会讨论，只能按人均13万元安置，共计26万元，由于此二人的争议已进入法律程序，待法院判决后，差额部分从全体股东的预留款中支付。第11条规定：扣除以上款项后（指用于支付改制前死亡职工、一次性安置职工、偿还公司债务、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费等支出）的剩余部分的70%人均分摊给78名股东，人均18.25万元，共计1423.5万元，剩余部分的30%按股份量化给78名股东，每股约5236元。共计610万元。第12条规定，78名股东人均预留1万元进主管协调部门工业和商务局账户，用于解决无法预测的遗留问题，待1年后如无问题再将预留金额分配给78名股东。如有遗留问题，必须从预留款中支付后，再将剩余部分均分给78名股东。陈乐环未接到公司的通知，未参加股东会。印江百货公司经到会股东签字作出《关于周厚珍、陈乐环货币安置情况说明》，认为周厚珍、陈乐环二人1990年自动离职，公司改制时未联系到二人，公司本着人性化原则，注册了二人的股份，改制时计算工龄为17年（即17股），实际二人在公司工作时间不足9年，经股东大会讨论，二人只能按实际工作年限计算，即实际工作9年除以名册工龄后再乘以同期工作人员享受金额，二人应享受金额各为138441元，扣除当年差款按币值计算至今1.6万元，只能享受122441元，股东大会同意安置二人人均13万元。陈乐环对《货币安置方案》第8条不服，于2016年7月20日诉至本院要求确认第8条无效，并按照第11条的规定享受股东权利。本院一审时向印江百货公司清算领导小组成员任达兰送达诉讼文书。印江百货公司未出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证据材料。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11月20日对印江百货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本院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一审判决，并向印江百货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小英及任达兰以特快专递方式送达判决书，任达兰拒绝签收。一审判决生效后，印江百货公司78名股东以一审法院送达程序不合法、判决印江百货公司承担责任错误为由，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诉讼过程中，印江百货公司78名股东对陈乐环的股东身份无异议，但认为其实际工作年限只有9年，应当按照9年计算其股份。
本院再审认为，印江百货公司在1999年企业改制时，将在职职工按工龄量化为股份登记在股东名册，被申请人陈乐环系公司改制前的企业职工，虽然其于1990年离开印江百货公司，但印江百货公司仍将陈乐环作为公司股东登记在册，并按其工龄量化为17个股份。印江百货公司78名股东对陈乐环的股东身份无异议。2016年6月6日，印江百货公司在进行公司财产清算时，召开股东会讨论制定了《货币安置分配方案》。《货币安置分配方案》第8条规定陈乐环只享有13万元的货币安置费（即按照9年工作年限计算），没有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同股同权同利原则使陈乐环平等享有股东权利，违反了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损害了陈乐环的股东利益，该部分内容应属无效。陈乐环对该方案中其他内容无异议，仅起诉要求确认第8条无效，并按第11条规定享有与78名股东的同等权利。陈乐环的该诉讼请求成立，本院再审予以支持。按照《货币安置分配方案》第11条规定，扣除各种款项后剩余部分的70%人均分摊给股东，人均18.25万元，剩余部分的30%按股份量化给股东，每股约5236元。即陈乐环的17个股东份额共计为271512元。陈乐环起诉要求308542.19元的股份金额，对其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受理本案时，因印江百货公司已经处于清算状态，一审法院将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送达给该公司清算领导小组成员任达兰，并在判决后将判决书以特快专递方式邮寄送达给李小英、任达兰二人，任达兰拒收，应视为已送达。一审法院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李小英等78名股东再审提出一审送达程序违法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印江百货公司已被依法注销，其民事主体资格已经丧失，该《货币安置分配方案》系印江百货公司股东集体讨论作出，印江百货公司的资产已全部分配完毕，李小英等78名股东已人均预留1万元在第三方账户上，用于解决本案可能需要承担的费用，故印江百货公司的民事权利义务依法应由作出决议的股东享有和承担。即应由李小英等78名股东按照《货币分配方案》第11条确定的分配比例向陈乐环支付股份份额。对于再审申请人提出“印江百货公司在一审判决前已被依法注销，其主体资格已经不存在，一审法院判决印江百货公司承担民事责任错误”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再审申请人在再审中提出陈乐环的股东份额应按9年计算的再审请求，不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款、《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黔06民初98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6月6日股东会作出的《货币安置分配方案》第8条无效；
三、李小英等78名股东按照《货币分配方案》第11条确定的分配比例向陈乐环支付271512元（该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四、驳回陈乐环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928元，由陈乐环负担550元；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78名股东共同负担5378元（即每个股东各承担68.9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红芳
审判员 吴晓慧
审判员 张金勇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田维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