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浙01行初632号原告尹凌云，女，汉族，1973年11月18日出生，住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委托代理人崔伟、于排武，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大道600号。法定代表人邵立春，主任。出庭负责人张义久，党工委委员。委托代理人乔振兴，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洵熙，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杭州百诺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18号大街259号。法定代表人李建林，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季长龙、左琴华，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尹凌云不服被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开管委会）作出的经开人社工伤认定[2017]第63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637号工伤决定），于2017年12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次日受理并向被告寄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杭州百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百诺公司）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本院依职权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尹凌云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经开管委会的出庭负责人张义久，委托代理人乔振兴、陈洵熙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杭州百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季长龙、左琴华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的审判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办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裁定中止本案的审理；因中止事由消除，于2018年4月19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10月27日，经开管委会作出637号工伤决定，认为尹凌云同志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尹凌云起诉称，原告系杭州百诺公司职工。2016年7月25日凌晨，原告在公司包装车间工作时受到孙红治的暴力伤害并送医救治。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原告认为该认定错误，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637号工伤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原告所受伤害为工伤的行政行为；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尹凌云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申请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申请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工伤认定中止恢复通知书、工伤事故调查函；2.637号工伤决定，证据1-2拟共同证明原告申请工伤认定的相关情况及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情况。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被告经开管委会答辩称，一、原告因受孙红治暴力伤害受伤属实，但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引起。2016年7月21日，孙红治在杭州百诺公司上班期间，在装卸泡沫过程中因影响到高秀芝等人休息，双方发生争执。事后，孙红治索要赔偿未果为此怀恨在心，并购买铁锤等工具伺机报复。7月25日凌晨4时左右，孙红治潜入包装车间持铁锤猛击原告等四人，致原告重伤和其余三人一死两伤。因此，原告所受伤害是因孙红治打击报复所致，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引起。二、本机关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依据正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才应认定工伤。三、本机关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程序合法。2017年3月30日，原告于2017年3月20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补正，被告于2017年7月26日受理并于同日向杭州百诺公司发送举证通知书。2017年7月26日，被告中止工伤认定程序。2017年8月16日，被告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了相关证据，后经原告申请，于2017年9月14日恢复了工伤认定程序。2017年10月27日，被告作出637号工伤决定并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综上，原告受伤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引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经开管委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637号工伤决定、送达回执、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作出637号工伤决定的内容、时间及送达情况、2.原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3.《申请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即原告补充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及邮寄凭证、《申请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拟证明被告依法通知原告补正申请材料，原告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及被告予以受理的事实。4、《举证通知书（存根）》、《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送达回执》、《关于杭州百诺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尹凌云不构成工伤的意见》，拟证明被告依法通知杭州百诺公司举证，杭州百诺公司提出不构成工伤的意见。5.《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存根）》、《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送达回执》、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依法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并通知当事人。6.刑事案件卷宗材料，拟证明原告受伤系孙红治暴力伤害所致，并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引起。7.《恢复审理申请工伤认定申请书》及邮寄凭证、《工伤认定中止恢复通知书（存根）》及邮寄凭证，拟证明原告申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被告依法予以恢复。8.《工伤事故调查（询问）笔录》、《授权委托书》、《工伤事故调查函（存根）》及邮寄凭证，原告的《回复》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事故伤害进行调查询问，原告受伤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引起。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第三人杭州百诺公司陈述称，原告以及其他受害人的受伤都是孙红治打击报复所致，而打击报复的原因是原告等人与孙红治发生口角，属于工作职责之外引起的打架斗殴事件，该斗殴事件及其引起的仇恨心理不属于工作职责的范围，并且有损工作职责的履行，因此不属于工伤范围。第三人杭州百诺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和第三人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受伤构成工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认为：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4中第三人认为不构成工伤的意见以及证据8的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具备三性要求，能够证明原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的过程，对此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尹凌云系杭州百诺公司职工。2016年7月25日凌晨4时左右，尹凌云在该公司包装车间内，受到同公司职工孙红治持铁锤进行的猛击并致重伤。2017年3月30日，尹凌云就其受到的上述伤害向经开管委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补正，经开管委会于2017年7月26日对该申请予以受理并于同日向杭州百诺公司发送举证通知书。2017年7月26日，经开管委会作出中止工伤认定程序的决定。经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并经尹凌云申请，经开管委会于2017年9月14日恢复工伤认定程序。2017年10月27日，经开管委会作出637号工伤决定并向尹凌云及杭州百诺公司送达。另查明，201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刑核20774272号刑事裁定，其中复核确认的事实为：2016年7月21日凌晨，孙红治在杭州百诺公司包装车间装卸泡沫时，影响了员工高秀芝等人休息，双方发生争执。事后，孙红治以右手受伤为由，向高秀芝及其妹高玲等人索要赔偿，未果。孙红治因此怀恨在心，购买了铁锤等作案工具。同月25日4时许，孙红治潜入包装车间，趁高秀芝、高玲等人工间休息，持铁锤击打高玲的胸、腹部等处……后孙红治在厂区内搜寻与孙发生争执的其他员工，持铁锤砸击尹凌云、伊和平，致尹凌云重伤二级、伊和平轻微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本案中，原告尹凌云主张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到案外人孙红治的暴力伤害，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应予认定工伤的情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暴力伤害事故发生时，原告尹凌云在杭州百诺公司厂区内工间休息，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但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的伤害并不必然因履行工作职责所致，其判断核心在于伤害是否与工作原因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根据生效刑事裁判的认定，孙红治对原告尹凌云等人所为的涉案伤害事件系因双方发生争执后，孙红治为报复泄愤所致，与工作原因缺乏直接因果关系。故原告尹凌云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所受到的伤害亦不符合上述法规规定的其他应予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据此，被告经开管委会针对原告尹凌云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不予认定决定，并无不当，行政程序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尹凌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尹凌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莹祺审 判 员  李 云人民陪审员  朱志华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郑 漩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律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