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民终3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红，男，196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名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上土湾路62号附1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6733745099。
法定代表人：王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湲佳，重庆静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万红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名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帝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6民初10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万红，被上诉人名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湲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红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适用法律错误。1、万红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万红举示的（2016）03号文件是名帝公司向万红出具的，具有“介绍信”的性质，该文件上使用了与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同的印章，是名帝公司的行为，只能证明名帝公司的工作极为不规范，且存在私刻印章的违法行为，名帝公司不能因此否认该文件的真实性，不能因此否认与万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名帝公司的通讯录中有万红的名字，职务为业务经理。通讯录上不仅仅有万红的名字和联系电话，还有其他员工的名字及联系电话，虽然万红的职务其后发生了变化，但完全可以印证（2016）03号文件的真实性，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万红举示的短信记录（手机截屏）显示，是名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伦用号码为132××××5888的手机，向到名帝公司应聘的胡某发出的短信。王伦的手机号码是实行的实名登记，其自始至终没有发现王伦的手机或手机号码被盗用的情形，胡某也在此后受聘到名帝公司工作。由此可见，该“短信记录”的客观真实，证明万红在为名帝公司招聘员工，工作内容与（2016）03号文件所证明的万红为名帝公司人事部主管的职务相一致，其工作内容属于名帝公司对万红所安排的职务对应的工作内容，属于名帝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万红举示的收据、汽车票、火车票、发票等票据与万红借记卡帐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万红在工作区间、工作内容，名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伦及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向万红支付的资金往来，名帝公司除了认可万红的工作内容，工作成果之外，还“报销”了部分万红为名帝公司垫付的费用，充分证明万红的工作成果已经被名帝公司接受。证人苏万红的证言证明，万红为名帝公司联系、租用办公室，名帝公司也接受了万红为其租用的办公室，证明万红的工作成果已经被名帝公司接受。名帝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名帝公司单方面出具的，不能否认万红提供的证据，不能否认万红与名帝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名帝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1、2、3，均是名帝公司单方面制作或业务往来的证据，具有分散性，虽然上面没有万红的信息，名帝公司完全可以将其中与万红相关的证据抽出隐匿起来，不可能达到否认与万红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目的。刘娇、张渝、张翔均是名帝公司的在职员工，与名帝公司存在利益关系，与名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伦存在亲戚关系，在名帝公司占有股份，其证言证明力极低，证明内容与万红提供的证据证明内容大相径庭，不客观真实，不应当被采信。
名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万红的请求，维持原判。我方认为万红在一审中并未完成举证义务，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一审给了万红很多举证时间，该案也经过了多次调查，均不能达到万红的主张目的。万红在一审中举示的（2016）03号文件通过了司法鉴定上面的印章非我方公司出具的，该文件不能证明万红的身份及职务，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万红在一审中举示的通讯录和手机短信均欠缺证据的形式要件，对其三性均不认可。万红在一审中举示的收据和票据不符合情理，证人证言也不能排除，这些证据均不能证明万红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我方依据法律规定在自己的举证能力内，充分举示了花名册等证据。证据表明我方的管理人员没有高达1万元的工资，也没有拖欠管理人员工资的情况，而证据表明万红还收过我方法定代表人上万元的感谢费。因此我方认为万红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基于我方法定代表人与万红之间的朋友情意，在一审判决遗漏鉴定费后，我方明确表示不需要万红承担该笔鉴定费用，因此一审判决才未对鉴定费用的承担进行补正。我方的善意不应当成为万红质疑一审判决的理由。希望万红不要因为与我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误会而来起诉我公司。
万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名帝公司支付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的工资200000元（10000元×20月）；2、要求名帝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0000元（10000元×4月）；3、要求名帝公司支付失业保险待遇损失21000元（1050元×20月）。诉讼过程中，万红变更诉讼请求为：1、要求名帝公司支付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的工资170000元（10000元×17月）；2、要求名帝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40000元（10000元×17月×2）；3、要求名帝公司支付失业保险待遇损失17850元（1050元×17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5日，万红就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失业保险待遇损失问题向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超过五个工作日未作出受理决定，万红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审理中，万红为证明与名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举示了下列证据：1、2015年名帝公司通讯录，通讯录中有万红名字，职务为业务经理。名帝公司对通讯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通讯录上没有名帝公司的印章。2、名帝公司重庆名帝字（2016）03号文件一份，文件中载明“经公司研究决定委派公司人事部主管万红同志前来该项目部进行各项工作摸底调查”。名帝公司不认可该文件的真实性，后向法院申请鉴定，重庆市弘正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9月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上述文件中的公章印文与名帝公司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局备案的公章印文、名帝公司现有的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3、收据、汽车票、火车票、发票等票据与万红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万红认为这些票据是其为名帝公司工作时产生的，发票数额与名帝公司财务打入其卡中的金额一致。名帝公司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万红开取名帝公司的发票又不报销，不符合情理，且万红提供的发票金额与万红认为因报账打入其账户的金额并不一致，汇款方也不是名帝公司的财务。4、名帝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情况说明中写明万红与名帝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朋友关系。名帝公司认可该说明的真实性，认为万红、名帝公司之间的关系正如情况说明所述。5、短信记录（手机截屏打印件），短信内容为“你的简历收到，请和公司人事部万总182××××6007联系，确定面试时间。重庆名帝王伦”。名帝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为收件人和发件人都无法确定。6、出庭证人苏学万的证人证言，证人陈述名帝公司办公室设立在平安小区，租用办公室相关事宜是万红处理的。名帝公司认为证人不能证明其与平安小区物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证人只能证明万红曾帮助名帝公司租用办公室，但不能证明万红与名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名帝公司为证明与万红不存在劳动关系，举示了下列证据：1、名帝公司本部职工花名册、工资发放表、工资信息表、银行客户专用回单；2、名帝公司遵绥高速项目部工资表、工资发放表、领款单、领条、银行个人业务凭证；3、名帝公司桐梓项目部人员表、领款单、收条、银行客户专用回单、银行转账凭证。万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清楚这些证据中没有万红工资信息的原因。4、出庭证人刘娇、张渝、张翔的证人证言，证人陈述万红不是名帝公司的员工，证人张翔陈述名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伦委托万红到名帝公司桐梓项目部做协调工作，并于2017年1月给与万红12000元作为感谢费。万红认为上述证人证言皆不属实。
一审法院认为，万红关于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失业保险待遇损失的诉求都是建立在万红与名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本案争议焦点应为：万红、名帝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应当对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在劳动关系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劳动者的招用入职记录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的事项，故应当由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入职时间承担举证责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本案中，万红提供的名帝公司文件，经司法鉴定确认文件中的公司印章与公司在公安局备案的印章、公司现有的印章不是同一个印章，对于该份文件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万红提供的通讯录是打印件，没有名帝公司盖章，万红提供的短信记录是手机截屏的打印件，收件人、发件人身份无法核实，对于这两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万红提供的收据、发票抬头虽是名帝公司，但实属万红个人行为，万红特别指出的两张增值税发票抬头为“重庆民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两张票据金额分别为7300元、8060元，合计15360元，万红认为关于这两张发票报账的数额为2016年9月11日向其账户转入的15000元。可见，发票抬头与名帝公司名称不符，发票金额与万红认为因报账打入其账户的金额也不符，且万红开取名帝公司的发票长期不报销，万红报销后的票据又未提交给公司，这些行为都不符合情理，对于该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苏学万的证人证言虽能证实万红为名帝公司租赁办公室，但不能证明万红与名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万红诉称其于2015年9月至名帝公司工作，任职过业务经理、办公室主任、人事主管，而诉讼过程中又认可名帝公司提供的关于名帝公司支付工资证据的真实性，这组证据中没有万红的信息，按照万红的陈述，万红一直在名帝公司工作，甚至为名帝公司垫资，却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未领取工资，这不符合情理。因此，万红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万红是名帝公司招用的、受名帝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名帝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工资由名帝公司支付以及名帝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万红等事实，故万红与名帝公司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人身隶属性和经济依附性，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对万红主张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失业保险待遇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万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本院予以免收。”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二审中，万红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胡某称，万红在名帝公司是人事主管，我在名帝公司认识的万红；我在网上看到名帝公司的招聘信息就打了电话，电话是名帝公司法人的电话，发信息给我让我跟名帝公司的人事主管万红联系；我电话跟万红联系之后就到名帝公司跟万红见面，之后就到名帝公司上班了；我在名帝公司贵州尧龙山乡村公路项目当管理员；我跟万红在尧龙山乡村公路项目见过两三次，是为了工作，但是具体时间记不清楚；我自己不想做了，申请了离职离开名帝公司的；尧龙山乡村公路项目部是在贵州桐梓，我是现场管理，是2017年3月去的；我是向张翔申请离职的；我作为现场管理是7、8000元一个月，最开始谈的是6000元，实习2个月就是7、8000元；工资开始是我自己借支，后面走的时候一次性领完的，都是现金；我的电话尾数是5294；我与名帝公司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买社保。对于证人证言，万红称，关于2016年介绍信公章的问题，虽然名帝公司否认介绍信上公章的真实性，但是通过胡某的证言可以证明我是受名帝公司指派到绥阳项目部去工作的，还证明我是名帝公司人事主管的身份是确认的，对于司法鉴定公章的问题责任在于名帝公司，不在我。名帝公司称，证人胡某在2017年3-7月期间确实在我公司桐梓项目部工作过，但是据公司介绍胡某离开公司是基于与公司其他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矛盾，就离职了；胡某与万红之间存在朋友关系，所以证人证言我方认为不能采信；万红的身份和职务以及万红到名帝公司所谓的工作时间，证人证言实际上是没有证实的，因为劳动关系的建立其中很重要的条件是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万红到了项目部帮助了我方的法定代表人这个事实我方没有否认过，我方也是通过其感谢费的方式给了其报酬；我方认为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万红2015年9月1日到2017年4月30日均在名帝公司工作的事实，而且证人也是2017年3月底才到项目部的；一审判决认定的手机短信是不具有一定的唯一性，而且证人证言也不属于新证据，建议合议庭不予采信。
二审中，万红举示0002815号销售小票一张、0028481号收据一张，拟证明万红为名帝公司工作。名帝公司对两张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销售小票没有日期也没有单位、收货单位和购买人，对其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对于收据是否是名帝公司采购的材料真实性不认可，而且如果基于劳动者的身份，这些票据也是拿给公司报销的，不应当在劳动者手中，而且也不是新证据。
万红对于自己持有的收据、发票、车票一直没有在公司进行报销的原因称，我去工作的时候名帝公司先给我预支了3000元给我，刘娇因为绥阳项目部的工作也提前给了我3000元的交通补助费，所以我就没有及时去报销；公司在财务管理上很混乱；这两次3000元是通过现金方式领取的，签字了的。
万红称，在名帝公司任人事部主管，整个办公室的工作都是我在负责，这个办公室平时就是我和刘娇两个人，事务性的工作都是在我处理，刘娇只是负责财务会计工作；整个公司都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从工作总共领取过的款项，除了刚才陈述的两个3000元，另外还有个1万2；我2015年9月之前自己做工程，有一定的积蓄，考虑到王伦公司的经营现状，所以一直没有向他提出过要工资。
名帝公司称，名帝公司有专门的财务人员做账，不存在事前给劳动者发一笔交通费而不核账的做法，是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的；给劳动者的工资发放我方在一审也举示了相应的证据，不存在能拖则拖的现象；当时万红与名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伦有口头协议，王伦找到工程之后可以让万红参与一起做，是基于一个合作的关系，再加上私人朋友的关系，所以万红就帮助王伦来协调这些项目上的事情，我方认为这个不能认定万红与名帝公司之间有劳动合同法的关系。
二审中，名帝公司核对了胡某手机上的短信，与一审中万红的证据5截图是一致的；名帝公司认可132××××5888这个号码是王伦在使用。名帝公司称，王伦本人不认可发了这个短信；即使发过这个短信，因为王伦不懂法，为了方便万红帮助他协调工作，就发了这个短信，名帝公司与万红不是劳动关系，万红只是来帮助，这个帮忙是劳务性质。
二审中，双方对原判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万红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首先需审查万红与名帝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万红认为自己与名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万红举示的名帝公司（2016）03号文件，经司法鉴定确认文件中的公司印章与公司在公安局备案的印章、公司现有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万红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名帝公司曾经使用过该枚印章；因此，对于该份文件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是正确的。万红认为胡某能够证明该文件的真实性。但是，根据胡某的陈述，胡某是在桐梓项目部工作，而该文件是发给所谓的“绥正高速公路四分部桥梁二队项目部”；根据名帝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2、3，名帝公司有桐梓、绥正两个项目部，因此，胡某并不能证明万红履行了该文件载明的在绥正项目部的工作内容。
万红举示的通讯录是打印件，就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的打印，也没有名帝公司盖章，真实性无法核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是正确的。
万红举示的收据、发票，虽然有部分抬头是名帝公司；但出具发票、收据的人，并不会核实付款人的身份和付款人所购物品的用途；万红没有举示证据证明是为名帝公司购买物品，或根据名帝公司安排在外就餐、住宿。万红在一审中特别指出的两张2016年8月20日的增值税发票抬头为“重庆民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而非“重庆名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两张票据金额分别为7300元、8060元，合计15360元，在万红一审中举示的票据中，金额是最高的。万红认为这两张发票报账的数额为2016年9月11日向其账户转入的15000元，零头是万红自己垫付了。但是，两张增值税发票抬头与名帝公司名称不符，发票金额与万红认为因报账打入其账户的金额也不符，万红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打款人是名帝公司的人；如果万红是基于劳动关系为公司购买物品，在长期未领到工资的情况下，还垫钱为公司购物，并且不要求全额报账，万红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万红开取名帝公司的票据长期不报销，万红自称报销后的票据又未提交给名帝公司，这些行为都不符合情理，对于万红一审中举示的票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是正确的。万红在二审中举示的0002815号销售小票，无法体现出与名帝公司的关系，本院不予采信。万红在二审中举示的0028481号收据，时间是2016年9月12日，金额是18920元；万红未举证证明是为名帝公司购物，也未说明为什么垫付这么多金额不进行报销，对此收据本院不予采信。
万红举示的苏学万的证人证言虽能证实万红为名帝公司租赁办公室，但不能证明万红与名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万红在一审中举示的短信记录是手机截屏的打印件，收件人、发件人身份无法核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是正确的。万红在二审中申请了胡某出庭作证，胡某出示了存有该短信的手机，本院对该短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万红诉称于2015年9月至名帝公司工作，任职过业务经理、办公室主任、人事主管，诉讼过程中又认可名帝公司提供的关于名帝公司支付工资证据的真实性；二审中，万红的证人胡某作证也称自己是领取了工资的。名帝公司其他员工，包括万红所招用的普通员工胡某，从名帝公司领取了工资；按照万红的陈述，万红一直在名帝公司工作，作为公司的管理人员，甚至是人事主管，却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未领取过工资，反而多次为名帝公司垫资，这不符合劳动关系下的情理。
因此，本院认为万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万红是名帝公司招用的、受名帝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名帝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工资由名帝公司支付以及名帝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万红等事实；万红与名帝公司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人身隶属性和经济依附性，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对万红主张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失业保险待遇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万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万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乔 艳
审判员 刘 毅
审判员 赖生友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
书记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