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3民终18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瑞安市锦湖街道周岙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瑞安市锦湖街道周岙村。
法定代表人：徐定建，主任。
上诉人（原审原告）：瑞安市锦湖街道周岙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瑞安市锦湖街道周松北路57号。
法定代表人：徐开洪，主任。
上述两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建崇，浙江瑞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潘瑞升，浙江瑞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存林。
委托代理人：林正敏，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翔，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瑞安市锦湖街道周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周岙村村民委员会)、瑞安市锦湖街道周岙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周岙村经济合作社）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瑞安市人民法院（2016）浙0381民初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5年1月10日，原告村委会作为甲方，案外人董城焕作为乙方，双方订立《周岙村旧村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董城焕将座落于瑞安市锦湖街道周岙村将军路17号1.5间房屋（建筑面积、土地面积皆为51.11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予以拆除，原告村委会安置一间标准宅基地给董城焕，订立合同前，董城焕将其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交由原告收执，合同另约定其他事项。二原告没有规定如何管理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也未与村民约定变更、分割房屋所有权的违约责任。订立拆迁安置协议后，部分村民因子女上学、分割产权均可到村委会领回房产权证，随后再将权属证书交由原告收执。2005年4月，被告当选为原告村委会主任，并连任至2011年3月。董城焕存放原告村委会的房屋所有权证被领回，董城焕于2005年9月26日将其座落于周岙村将军路16号房屋中的一间房屋（建筑面积为30.36平方米）出卖给案外人张光荣。2005年12月30日，周岙村委会就旧村改造事宜作出了《关于旧村改造厂前路民房安置方案》，确定为一间安置多层250多平方米左右；小高层每份(每间)安置300平方米左右，分为套间二套，安置在3-16层。一层商业用房归3-16层建房户集体所有，地下室车库归3-16层建房户使用。2006年1月11日，周岙村委会与张光荣订立《周岙村旧村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张光荣将周岙村将军路16号一间房屋拆除，村委会给予张光荣安置一间宅基地，落实于厂前路组团，房屋建造费用由张光荣负担，新房建成后，由村委员会统一组织各户摸文或以其他方式确定各户房屋的具体位置。2006年1月7日，原告将《旧村改造厂前路民房安置方案》交由董城焕表决，告知董城焕表决意见直接交给村两委。2006年10月24日，案外人杨秀华与董城焕订立房地产买卖合同，杨秀华向董城焕购买了上述将军路房屋中的半间房屋，并于同年11月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房屋建筑面积20.75平方米)。2006年11月27日，周岙村村民委员会与杨秀华订立《周岙村旧村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杨秀华将其周岙村将军路的0.5间房屋予以拆除，村民委员会给予杨秀华落实宅基地，新房建成后，由村委员会统一组织该幢房屋的村民进行抽签。2007年7月6日，案外人徐金川与张光荣订立《房产买卖合同》，约定：张光荣将上述将军路16号房屋出卖给徐金川，张光荣保证该宗房屋拆迁后是小高层建筑，张光荣原有指标归徐金川所有。此后，徐金川及另一案外人徐银川按二套小高层房屋的标准向被告交纳了建房款。2007年11月，锦湖街道周岙村旧村改建工程指挥部作出说明：小高层每户二套计279.08平方米，店面20平方米，人防地下室为50.55平方米。2011年3月10日，原告开会讨论村务，主持人为徐开洪，被告记录了如下内容：关于张永清户的老屋进行旧村改造1.5间老屋在2005年签订安置协议、2006年买主将1.5间进行旧村分割为壹间和半间，进行签订拆迁协议，今后厂前路旧村改造C、D块分房时按2005年原签订合同进行落实。2014年1月6日，徐金川、徐银川为其与二原告的权益纠纷向瑞安市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1、周岙村村民委员会、周岙村经济合作社向徐银川、徐金川交付周岙村旧村改造C、D地块四号楼三单元1401室房屋(包括按一套安置房屋计算所享有的商业用房、地下室停车位的相关权益)；2、周岙村村民委员会、周岙村经济合作社赔偿徐银川、徐金川一套安置房屋及相关权益的损失1835000元。该判决已生效。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原告已支付189000元。2014年1月7日，杨秀华为其与二原告的权益纠纷向瑞安市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如下：1、周岙村村民委员会向杨秀华交付周岙村旧村改造C、D地块四号楼三单元502室房屋(包括按一套安置房屋计算所享有的商业用房、地下室停车位的相关权益)。该判决已生效。
原判认为，被告在就任后与张光荣、杨秀华订立拆迁安置协议，系合法履行职务的行为，现尚无证据证明其订立上述协议时，已知晓二原告已与董城焕就将军路的房屋拆迁安置订立协议，被告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不符合侵权责任构成的要件。二原告诉称被告的前任已将相关协议书均已交给被告，被告作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否认知晓村集体的分配方案，违背了生活经验法则，由于二原告没有村务文件的移交记录，被告成为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的时间是2005年4月，而董城焕与村委会订立合同的时间是2005年1月10日，不能证明被告已接收原告与董城焕订立的拆迁安置协议，不能证明被告作为负责人已知晓村委会已与董城焕订立合同，故原告诉称被告存在违规情形，缺乏事实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周岙村村民委员会、周岙村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80元，减半收取2040元，由二原告负担。
宣判后，周岙村村民委员会和周岙村经济合作社均不服，共同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在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1、《瑞安市锦湖街道办事处周岙村旧村改造厂前路民房安置方案表决议案》（以下简称表决议案），系被上诉人在任时与董城焕所签，形式上具有合同性质，且体现的所有内容与董城焕2005年1月10日安置协议内容一模一样，相互吻合，四天之后又先后与张光荣、杨秀华签订了与该表决议案内容完全一样的分割协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主观上是明知上诉人与董城焕原先已经签订过安置协议的事实。原判以被上诉人因没有移交记录故不一定知道原来的董城焕安置情形为由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显然矛盾百出。该表决议案落款是上诉人村委会公章，但其行为主体是时任上诉人村委会主任的被上诉人，原判将该表决议案的交付表决主体认定为上诉人，系偷换概念，显然不公正。2、董城焕将其房屋分割转让给张光荣、杨秀华，是发生在被上诉人在任期间。产权证的保管作为村事务的重要内容，其保管责任主体很明确为村长，故涉案房屋产权证被拿出分割转让时，被上诉人作为当时的村委会主任，在主观上肯定是知道分割转让情况的。原判将证人徐某的部分陈述予以采纳、部分陈述不予采纳，也明显不公。3、会议记录系被上诉人在任期间形成，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质证时称“当时村里让我们参加，但是并非被告签字，我方没有同意的意思表示。”这也证明了被上诉人系认可另行签订安置协议系其自己错误行为，其主观上系明知的。4、根据常理和基本生活经验法则，被上诉人当时作为上诉人村委会主任，对于上诉人村的事务应当是知晓的。且涉案房屋所在的旧村改造地块是村里的重大事项，被上诉人对此不可能不知情。因此，原判以“被上诉人在就任后与张光荣、杨秀华订立拆迁安置协议时，尚无证据证明其知晓上诉人已与董城焕签订协议”为由，认定被上诉人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明显与事实、证据和情理相悖。二、原判对于一审有关证据的认证，不符合法律规定。1、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瑞安市锦湖街道办事处周岙村村民自治章程（以下简称自治章程）具有客观性，且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也不持异议，该份证据有被上诉人的亲笔签字，至少对被上诉人具有适用效力。原判却认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定，不予采纳，显然不符事实，也不符合证据规则。2、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周岙村村民委员会候选人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能与上述自治章程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被上诉人的行为系违背其任前承诺的。原判却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3、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锦湖街道工作纪律检查委员会谈话笔录（以下简称谈话笔录）、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金某证言、证人徐某证言以及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均能证实涉案房屋产权证的保管责任主体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因其工作原因将产权证交由徐某保管，但是实际控制人、责任人依旧系被上诉人。原判认定证人证言时进行不公正的取舍，显然于法不符，且说理自相矛盾。三、按照原审审判思路，则村干部上任之后可以为所欲为，显然是错误的，这将对社会的秩序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徐存林答辩称：一、关于案件事实认定方面。1、表决议案只是将原先的安置方案进行调整，并以通知形式告知了所有涉及安置拆迁的村民，根本没有所谓的给董城焕安置多少面积。上诉人的拆迁周期非常长，最早追溯到90年代，通知董城焕对安置方案进行表决作为正常程序很正常的，不能据此推出被上诉人知道董城焕已经签订安置协议及安置面积。2、董城焕的安置协议存在很大漏洞，双方签订该协议时没有禁止村民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转让，且当时国家机关也没有相关规定限制这种分割、转让，故上诉人以董城焕的房屋分割发生在被上诉人任职期间为由称被上诉人对此有过错，显然不能成立。3、会议记录是当时上诉人叫被上诉人过去书写，但被上诉人对其中集体商议的内容根本没有同意，也没有签字。即使上诉人对此作出决议，那也是集体作出的结果，而不是被上诉人的认错。上诉人以会议记录系被上诉人在任期间形成等为由称该会议记录系被上诉人自我认错，与事实不符。4、上诉人村的拆迁时间久，涉及人员多，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当时系其村委会主任为由称被上诉人应当知晓该村里的所有事务，也不符事实。二、关于原判对有关证据的认证方面。1、自治章程形成时间早，且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2、承诺书在分割协议之后作出，与本案无关。3、证人金某因上诉人村里投标事宜而与被上诉人产生矛盾，且其关于产权证由谁保管问题也只是主观猜测，故无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人徐某在被上诉人任职之前就在上诉人村里从事收集协议、保管产权证等工作，其关于本案有关事实的陈述在很多地方是在撒谎。另外几个证人也只说到安置协议是谁签的，并没有说到必须要经过被上诉人同意。故上诉人称原判对有关证据的认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也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案二审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屋坐落地址应为周岙村将军路17号，原判认定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以上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本案一审已认定的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其与案外人张光荣、杨秀华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存在过错为由，请求法院判令被上诉人赔偿189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原判以上诉人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后，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提供的表决议案、徐某的有关陈述及会议记录等证据能证明自己上述主张，本院对此审理后分述如下：
一、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原已知道董城焕签有安置协议的问题。董城焕在表决议案上签名虽发生在被上诉人担任上诉人村的村委会主任期间，但该表决议案只是上诉人事先拟好供拆迁户表决的统一格式文本，不但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对董城焕参加议案表决之事确实知情，更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确实明知董城焕已签有安置协议的事实。证人徐某的有关谈话中虽然称自己从被上诉人处为董城焕取回涉案房屋产权证交给房屋介绍所蔡美英一事系经被上诉人同意，但由于当时上诉人对拆迁房屋的产权证等权证的管理实际并不严格，且徐某当时系上诉人的拆迁房屋产权证保管人之一，其将涉案房屋产权证交给蔡美英等行为可能损害上诉人的利益，进而涉及其自身责任，故其上述陈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充分印证的情况下，原判对该部分证言不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会议记录内容系上诉人关于涉案房屋拆迁安置问题的有关处理意见，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原已知道董城焕签有安置协议等待证事实。上诉人称根据常理和基本生活经验法则，被上诉人在担任上诉人的村委会主任期间对于董城焕是否已经签有拆迁安置协议等村事务均应知晓，不可能不知情。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村拆迁一事周期长，涉及人数多，且期间发生领导人换届，相关材料移交也不规范，故上诉人的上述推断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原判对一审有关证据的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经审查，自治章程的真实性可以确认，原判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但自治章程和承诺书均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二审的处理结果。谈话笔录、证人虞某甲的证言不能证明涉案房屋产权证系由被上诉人保管及徐某取出该产权证交给房屋介绍所蔡美英一事业经被上诉人同意等待证事实。证人虞某乙关于取回拆迁房屋产权证是否需要村委会主任同意的陈述答复为“应该有，但是有些没有”，且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也不能证明徐某取出该产权证交给蔡美英一事业经被上诉人同意的待证事实。证人金某证言中关于由被上诉人保管涉案房屋产权证的陈述与证人徐某的相关陈述不一致，其证言不足以证明徐某取出涉案房屋产权证交给蔡美英一事业经被上诉人同意的待证事实。关于原判对证人徐某的有关陈述不予采纳的理由，本院已在前面予以阐述。原判对其他证据的认证，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分别与张光荣、杨秀华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事件虽发生在被上诉人担任上诉人村的村委会主任期间，且这两份协议落款处的“法定代表人”一栏盖有被上诉人本人印章，但这属于被上诉人履行职务行为，尚无充分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当时明知存在董城焕的安置协议而仍与张光荣、杨秀华签订安置协议，存在主观上故意。被上诉人与张光荣、杨秀华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义务，且当时张光荣、杨秀华已有各自的拆迁房屋产权证，故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未尽到作为村委会主任的注意义务，在该事件中存在过失。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4080元，由瑞安市锦湖街道周岙村村民委员会、瑞安市锦湖街道周岙村经济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明岳
代理审判员 黄百隆
代理审判员 包 锋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梁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