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7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维栋，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代理人高文谦，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和养，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
原审被告罗庭宇，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
原审被告苏维昌，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
上列两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高文谦，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维栋因与被上诉人杨和养，原审被告罗庭宇、苏维昌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民二初字第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苏维栋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杨和养支付123.8万及利息（从2014年11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还款日止）；二、驳回杨和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400元，由杨和养负担63073元、苏维栋负担10327元。
上诉人苏维栋上诉提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具体理由如下：
一、由于杨和养与案外人罗某向香港献某布业有限公司购买了中山市献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献某公司）l00％的股权，因此，杨和养与罗某在2013年1月10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书》第二条已确认杨和养与罗某尚欠霍某完税款、经营遗留税款及股转税款等约100万元的事实。同年1月l2日，杨和养向苏维栋出具了《付款委托书》，委托苏维栋向霍某支付上述税款l00万元。苏维栋现已按照杨和养的委托向霍某支付了该l00万元，并由霍某出具《收款收据》予以确认。因此，上述代付款项应当用于冲抵苏维栋应向杨和养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二、2013年4月23日，杨和养与罗某向苏维栋出具《支付证明》，共同委托苏维栋代为支付献某公司的房地产税款及印花税款。苏维栋现已按照杨和养的委托，代杨和养向中山市地方税务局民众税务分局支付了税款合共229381.14元，且《支付证明》中已明确注明“具体实际金额以缴费证明为准”，并由该局出具4份《税收转帐专用完税证》证明上述代付事实。因此，上述代付款项亦应当用于冲抵苏维栋应向杨和养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三、根据苏维昌、苏维栋及杨和养于2013年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在杨和养将股权抵偿给苏维昌后，杨和养尚欠苏维昌的l07.5万元借款由苏维栋代杨和养向苏维昌支付。同时，根据苏维昌与杨和养于2013年1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可知，对于杨和养向苏维昌的借款l500万元，截止至2013年1月9日的利息为13.5万元。而各方最终完成本案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时间为2013年2月6日。因此，在2013年1月10日至2月6日期间产生的利息，杨和养依法应向苏维昌支付。最终，苏维栋代杨和养向苏维昌支付的款项除了上述107.5万元外，还包括了2013年1月10日至同年2月6日期间产生的利息28487.5元，合共ll03487．5元。然而，原审法院仅将其中的107.5万元冲抵了股权转让款，尚有28487.5元未予冲抵。
四、综上所述，苏维栋代杨和养向他人支付的款项合共2332868.64元，减去己由原审法院确认冲抵的股权转让款l07.5万元后，杨和养尚有l257868.64元的代付款未支付给苏维栋，即苏维栋依法对杨和养享有金额为1257868.64元的债权。然而，原审法院错误地认为苏维栋的上述代付款与本案无关，不能冲抵涉案股权转款，并建议苏维栋另案起诉主张权利。原审上述认定不但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而且造成不必要的诉讼，增加诉讼成本，浪费法律资源。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付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消。”由此可见，无论是涉案的股权转让款，还是苏维栋代杨和养支付的款项，二者性质与种类均属于金钱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债务抵消条件。因此，对于苏维栋代杨和养向他人支付的款项1257868．64元，苏维栋有权主张用于冲抵其应向杨和养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冲抵完毕后，苏维栋即付清涉案股权转让款。
综上，苏维栋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杨和养对苏维栋提出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人苏维栋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
1.顺德农商行自助业务回单（附特种转账凭证）一份，拟证明2013年1月12日，杨和养委托苏维栋代其向霍某支付相关税款100万元，后来，苏维栋向霍某支付了该100万元，并由霍某出具收款收据予以确认，该100万元中的50万元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其余50万元苏维栋于2014年1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2.证人证言两份（同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涉案2013年1月12日《付款委托书》项下的100万元税款已经支付完毕，2013年4月23日的《支付证明》项下税款229381.14元亦已支付完毕，该两笔款项应抵扣苏维栋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被上诉人杨和养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苏维栋与霍某存在长期的借款关系往来，而且，该笔款项的转账时间距离《付款委托书》的出具时间较为长久，因此，证据1中的款项并非《付款委托书》项下款项。另外，若款项确已支付，应向税务部门缴纳；两位证人与苏维栋相互串通，所作证言虚假，不可信。
原审被告罗庭宇、苏维昌质证认为，同意证据1、2的证明内容。
经审查，各方对证据1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证据2关涉本案争议焦点所在，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及其他证据材料作综合分析认定。
被上诉人杨和养辩称：本案应当判决苏维栋支付股权转让款186.5万元及利息，罗庭宇支付500万元及利息予杨和养。因在前的诉讼和本案一审诉讼交纳了几十万元的诉讼费，杨和养已无力再交纳本案上诉费用，因此，未就此在本案中提出上诉。
原审被告罗庭宇、苏维昌共同陈述，同意苏维栋的上诉意见。苏维昌没有拖延杨和养的任何股权转让款，杨和养提起本案诉讼与罗庭宇没有任何关系，罗庭宇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上诉人杨和养及原审被告罗庭宇、苏维昌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3年1月12日，杨和养向苏维栋出具《付款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杨和养受托人：苏维栋委托人因购买中山市献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份，需支付霍某相关税款人民币100万元。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代为支付上述税款人民币100万元。待霍某出具交易纳税证明文件后再确认支付款项，否则按补充协议书执行……”
2014年1月28日，霍某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本人霍某（身份证号码：，因杨和养委托苏维栋向本人支付中山市献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税款，现本人确认已收到由苏维栋支付的上述税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特立此据”。
2013年4月23日，杨和养、苏维栋及案外人罗某形成《支付证明》一份，载明：“今有罗某、杨和养委托苏维栋代付中山献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2012年房地产税约192000元（壹拾玖万贰仟元整）。杨和养委托苏维栋代付股权转让交易印花税约8000.00元（捌仟元整）。具体实际金额以缴费证明为准。以兹作支付证明。房地产税支付人：罗某杨和养印花税支付人：（空白）受委托人：苏维栋日期：2013.4.23日”。
杨和养于2014年11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苏维栋在一审期间提交4份《税收转账专用完税证》，其中，两份完税证载明的纳税人为杨和养，其余两份完税证载明的纳税人为献某公司。纳税人为杨和养的两份完税证载明的填发时间分别为2013年4月25日及同年10月28日，金额均为8008.10元，税种均为印花税；纳税人为献某公司的两份完税证载明的填发时间分别为2013年4月25日及同年7月16日，金额分别为16016.30元及197348.64元，税种分别为印花税及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杨和养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股权转让总款项为494万元，应抵扣的款项分别为50万元定金及150万元款项，再减去杨和养应支付给苏维昌的107.5万元，苏维栋尚欠股权转让款186.5万元（494万元-50万元-150万元-107.5万元）。涉案《支付证明》中“杨和养”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出具该证明的意思为，让苏维栋代为支付股权转让的印花税8000元。不清楚苏维栋是否已实际支付，若已实际支付，同意抵扣。涉案《付款委托书》系杨和养出具，该委托书最后一行内容的真实意思是，需要见到真实的完税证明后再按照完税证明的实际缴纳款项抵扣，否则，还是按原协议书执行。事实上，杨和养自始至终未见到相关税票，亦从未再次确认。
苏维栋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对上述股权转让总款项及杨和养确认的应抵扣的50万元、150万元及107.5万元无异议。苏维栋上诉主张应予以抵扣的利息所对应的本金系杨和养与苏维昌的借款合同项下本金1500万元，利息在借款合同中有约定，但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中没有约定，利息计付标准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证明》项下苏维栋代付的股权转让交易印花税为32000多元，即涉案3张印花税票票载金额之和。因《支付证明》中对股权转让交易印花税的代付金额系估算，所以，《支付证明》约定为“约8000元”，实际代付32000多元，而且，双方注明以实缴金额为准。涉案两份票载金额为8008.10元的印花税票对应的转账单据没有保留，仅有完税证明。涉案《付款委托书》中最后一行内容的真实意思是，霍某取得献某公司国税、地税的登记证书即可。苏维栋与杨和养在上述登记证书取得后没有书面对款项数额及如何支付进行确认，仅为口头确认。
苏维栋在二审期间申请证人罗某及霍某出庭作证，其二人陈述的主要内容分别为：罗某陈述，其和杨和养委托霍某提供顾问服务并代缴税费，该税费由其和杨和养各负担一半。现罗某已付清应承担的部分，杨和养尚欠霍某代缴税款100万元，苏维栋已代杨和养向霍某支付上述100万元款项；霍某陈述，其为罗某及杨和养提供顾问服务及代缴税费，该费用由其二人各负担一半，现罗某已付清其应当承担的部分，杨和养尚欠100万元未付。后，霍某与杨和养、苏维栋协商，由苏维栋代杨和养支付该100万元款项，并用于冲抵苏维栋应向杨和养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现苏维栋已向霍某付清该100万元款项，霍某为此出具《收款收据》予以确认。
二审法庭调查结束后，本院对杨和养制作询问笔录一份，杨和养陈述，涉案《支付证明》中约定的“2012年房地产税约192000元”实际上是由其和罗某各负担一半，填发日期为2013年7月16日的完税凭证项下款项197384.64元即对应上述款项，该197384.64元杨和养应负担一半，并同意从苏维栋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而且，《支付证明》中约定的“杨和养委托苏维栋代付股权转让交易印花税约8000.00元”实际对应填发日期为2013年4月25日的完税凭证项下的8008.10元，该款项亦同意从苏维栋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至于涉案其他两份完税凭证项下款项，与其无关，不是《支付凭证》项下款项，不应在本案讼争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至此，本案中，苏维栋实际尚欠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1131317.58元＝123.8万元（原审判决认定金额）-197348.64元×50％-8008.10元。
其后，本院对罗某及苏维栋各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要求其二人对上述杨和养所作陈述发表意见。罗某确认，杨和养上述陈述中与其有关的部分属实，同意上述197384.64元由其与杨和养各负担一半；苏维栋表示，对上述197384.64元由杨和养及罗某各负担一半无异议，并同意将杨和养主张的应抵扣的两笔款项在本案讼争欠款中予以抵扣，至于苏维栋主张的其他应抵扣款项问题，由法院依法裁决。
本院认为：苏维栋及杨和养对涉案股权转让总金额及应予抵扣的50万元、150万元及107.5万元的部分不持异议，同时，杨和养未对原审就苏维栋主张的应抵扣的62.7万元的部分所作认定提出上诉，应视为其对原审该项认定的认可。鉴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苏维栋提出的上述款项差额部分123.8万元亦应予以抵销的主张能否成立。就此，结合苏维栋上诉所提，本院分述如下：
一、苏维栋主张的代缴税款100万元。苏维栋主张该100万元应予抵销的事实依据为，杨和养出具《付款委托书》，委托其向霍某支付应由杨和养向霍某支付的税款100万元，现苏维栋已履行委托书项下的代付款义务，霍某亦出具《收款收据》对该代付款事实予以确认。经审查，虽上述《付款委托书》明确，杨和养委托苏维栋代为支付税款100万元予霍某，但同时明确“待霍某出具交易纳税证明文件后再确认支付款项，否则按补充协议书执行”。然而，苏维栋在本案中不能提供相应的交易纳税证明文件，如完税凭证等，以证明相应税款已实际缴纳以及纳税金额是多少，而且，本案亦无任何证据显示，杨和养有“确认支付款项”的行为。因此，依本案现有证据，因《付款委托书》的履行而产生的相关债权尚不能最终确定。霍某及罗某所作证言亦不具备直接证明上述100万元款项可予抵扣的证明力。据此，《付款委托书》中约定的100万元不适宜在本案中迳行予以抵销。苏维栋所提上述主张，因事实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苏维栋可待相关证据材料完善后另循法律途径向杨和养或霍某主张权利。
二、苏维栋主张的代缴税款229381.14元。首先，就该款项中的197348.64元的部分，杨和养、罗某及苏维栋均确认该部分款项对应《支付证明》中的“约192000.00元”，而且，杨和养、罗某及苏维栋均确认该部分款项由杨和养及罗某各负担一半，苏维栋及杨和养亦同意上述应由杨和养负担的50％款项从本案讼争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因此，上述款项的50％即98674.32元应从本案讼争123.8万元股权转让款中先行抵扣。其次，杨和养确认涉案2013年4月25日完税凭证项下的8008.10元对应《支付证明》项下的“交易印花税约8000.00元”，并同意该款项从本案讼争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因此，上述8008.10元应从本案讼争123.8万元股权转让款中再行抵扣。再次，至于苏维栋主张的涉案其余两份完税凭证项下款项，因杨和养否认系《支付证明》项下款项，而且，两份完税凭证项下款项之和已远远大于委托代付的款项金额，苏维栋在本案中亦不能提供相应的税款支付凭据，因此，苏维栋主张该两份完税凭证项下款项亦应在本案中予以相应抵扣，不能成立。
三、苏维栋主张的代付利息28487.5元。就该部分主张，苏维栋不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杨和养有就该部分利息的计付标准及计息期间等进行约定，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代杨和养支付该部分利息的事实成立，因此，苏维栋所提该主张无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苏维栋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1131317.58元（123.8万元-98674.32元-8008.10元）。苏维栋欠款未付，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向杨和养支付上述款项及利息的违约责任。因双方未就付款时间作出具体约定，因此，上述利息应以欠款为本金，自起诉之日（2014年11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日止。杨和养所提诉请中超出上述范围的部分，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苏维栋的上诉部分有理，本院对有理部分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本院对本案进行改判，但原审法院在原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基础上所作判决不属错误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民二初字第7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民二初字第7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苏维栋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1131317.58元及利息（以欠款为本金，自2014年11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3400元，由被上诉人杨和养负担62328元，上诉人苏维栋负担110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942元，由被上诉人杨和养负担1374元，上诉人苏维栋负担145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文
代理审判员 李秀红
代理审判员 徐 活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续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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