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1民终32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陶卯秀，女，196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华刚，广西覃华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亚吉，女，196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养英，女，196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钟山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水花，女，197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以焜，广西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年，男，197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公和村平地**组*****号。
上诉人陶卯秀因与被上诉人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7）桂1102民初3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卯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认定上诉人一家是独立户，三位被上诉人是“外嫁女”不具有公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已经不是上诉人家庭成员，不具有分配本村土地征收补偿的资格。三被上诉人出嫁后不再以原有的承包地进行主要生产生活，三被上诉人户口已迁出公和村，并在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应认定其不再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该条的使用条件“承包期内”应认定为第一轮承包期内，即三被上诉人出嫁及户口迁出的年份1984年、1986年、1988年期间，该条意在防止三位被上诉人因为户口迁出处于一种失去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同时又得不到嫁入地承包地的生活窘迫境地；但是1995年进行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登记，根据黄田镇农业承包合同任务表记录，上诉人陶卯秀的丈夫李以年以独立户的名义承包水田4.5亩，旱地1.5亩，此事距离三被上诉人出嫁时间最少也有7年，三被上诉人的生活均已安定，参加嫁入村的生产生活，均具有嫁入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已经作为加入丈夫家的成员参与到土地承包中，而不是回头压缩已经独立承包土地的陶卯秀一户家人的生存空间。
被上诉人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二、上诉人认为三位被上诉人是“外嫁女”不具有公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已经不是上诉人的家庭成员，不具有分配本村土地征收补偿的资格，有悖于事实与法律。三被上诉人虽然属于“外嫁女”，但在夫家未取得承包地，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之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因此，三被上诉人对原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对承包地的征收补偿款，享有参与分配的权利。三、上诉人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之规定适用于“承包期内”应当认定为第一轮承包期内，上诉人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是曲解法律，是对法律的扩大解释。实际上，我国没有任何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承包期内应为第一轮承包。就本案而言，我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而第二轮实行土地承包是九十年代，第二轮土地承包在承包期限范围仍然是承接第一轮承包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将政府补偿给原、被告的土地征收补偿款301052.47元及产业发展用地折算的补偿款173800元进行合理分割，原告应占3/4，被告占1/4。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系同胞三姐妹，与其父母李木高、钟亚妹参加了1981年的农村土地承包。三原告的母亲钟亚妹于1986年病逝。三原告分别于1984年、1986年、1988年结婚，婚后便将户口迁到夫家。三原告结婚出嫁后，三原告的父亲李木高便独自一人生活，独自耕种家里承包的几亩土地，三个女儿只能是偶尔回家探望一下孤独的父亲。
被告陶卯秀的丈夫原名陶绍有，两人的原籍在广西平乐县。因两人系同姓结婚，被村里族人看不起并受到排斥，加上陶绍有的父母早已离世，夫妻俩便于1986年4月离开原籍，到黄田镇公和村附近的砖厂打工，长期在砖厂居住，并先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因被告夫妇及三个子女居无定所，并且有在公和村安家落户的意愿，经人介绍与三原告的父亲李木高相识后，李木高决定认陶绍有做“儿子”，双方组成一个新家庭共同生活，相互照应。1992年5月，陶绍有带着妻子即被告陶卯秀及三个子女正式落户到李木高家，与李木高老人共同生活，村里的族人亦认同李木高收养陶绍有为“儿子”，并由族里的长辈为陶绍有改名为“李以年”，与李木高以父子相称，被告的三个子女也称呼李木高为爷爷。此后，被告陶卯秀夫妇便以李木高的家作为自己的家，继续在当地务工，同时承担了耕种李木高家庭承包的土地的责任，包括缴纳公粮和各种农业税费。而三原告结婚出嫁后，未回过公和村耕种家里承包的土地。
1994年，李木高家原有的泥砖瓦房被洪水冲毁后，李以年夫妇与李木高一起重建了三间泥砖瓦房，一家人在新房屋居住。
1995年，我国进行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登记。黄田镇公和村委会认为李以年夫妇与李木高老人组成新家庭后，一家人生活和睦，李以年也履行了赡养李木高老人的责任和义务，承担缴纳公粮及各种农业税费的义务，而李木高老人也享受了村里“五保户”的待遇，因此在进行土地延包登记时，将原李木高家庭承包土地的户主名字变更为李以年，家庭承包土地的人口仍注明5人，李以年以自己的名义承包土地并依法缴纳公粮及各种农业税费。
自从被告一家到公和村落户后，其原籍的村委会便将其原来承包的土地收归集体，重新分配给其他村民耕种。
2002年农历4月，李以年因病去世。被告陶卯秀于2003年12月将自己的户口从平乐县阳安乡陶村迁到公和村二十组落户，同时也把其三个子女的户口也落户在公和村二十组，并继续在公和村承包土地，继续承担赡养李木高老人的义务。2012年6月，李木高老人因病去世，办理丧事的费用主要由被告承担。
2009年，八步区黄田裕东种养场项目征用了被告陶卯秀、李木高家庭承包的1.1796亩土地，土地补偿款30669.6元由被告陶卯秀领取。2011年，黄田镇公和村位于白石冲（小地名）属于村集体的土地被征用，按每户家庭原承包土地的旧人口人数及新增人口人数计算，被告领取征地补偿款21399.67元。同年，被告被征收的土地还有站前路二期项目0.613亩，补偿款31385.6元（其中：土地补偿款30650元、青苗补偿735.6元）被告已领取。除上述之外，公和村基础设施项目征收被告的土地3.476亩，补偿款217597.6元（其中：土地补偿款210298元，青苗补偿7299.6元）因原、被告有争议，尚未领取。根据贺政发[2016]48号文件的规定，公和村基础设施项目被征土地，按被征面积10%的比例安置预留产业发展用地给被征地农民。如被征地农民要求不以预留产业发展用地的形式安置的，对该产业发展用地可按50万元/亩予以折价补偿。
另查明，被告陶卯秀现家庭户籍的人口为：陶卯秀及三个子女、一个儿媳（2014年结婚）、一个孙子（2015年8月出生）、一个外孙（2012年12月出生），共7口人。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父亲李木高因女儿嫁人、妻子去世后成了孤寡老人，在此情况下，老人为使自己的晚年能够有人在身边照顾，以整个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及其他财产为条件，认被告陶卯秀的丈夫陶绍有做“儿子”，与被告一家组成一个新家庭。陶绍有不但更改姓氏跟李木高姓“李”，双方以父子相称，而且陶绍有夫妇要承担赡养李木高老人的义务。虽然李木高与陶绍有之间不符合收养的法定条件，未办理收养手续，也未签订书面的遗赠扶养协议，但在双方组成的新家庭中，完全是以父子关系、祖孙关系相待。虽然被告陶卯秀是在其丈夫去世后才将户口迁到公和村，但其实际上从1992年起就跟随其丈夫一起投靠了李木高，并且在其丈夫李以年去世后，仍继续承担赡养李木高老人的责任，直至老人去世。被告夫妇二人虽然不是李木高的亲生子女，但却履行了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而不仅仅是遗赠抚养义务。1995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登记时，公和村委会将李木高家庭原承包土地的户主变更登记为李以年，证明村委会已经把李以年及其家人和李木高老人作为一个家庭对待。而三原告对村委会将承包土地家庭户的户主变更为李以年也未提出异议，证明三原告对李以年一家与李木高融为一个家庭这一事实的认可。因此，被告一家与李木高老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成为具有家庭关系的遗赠扶养关系，应按家庭关系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虽然农户系由家庭的各个成员组成，但土地承包系以家庭作为承包单位，并非个人承包，作为该农户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均有资格参与该家庭土地的承包经营。本案三原告的父亲李木高虽然已经去世，但被告一家已经成为李木高家庭的成员并且履行了赡养老人并为老人养老送终的义务，因此有权参与属于该家庭的土地承包经营，在土地被征收后有权参与征收补偿款的分配。三原告原属于李木高家庭土地的承包者及家庭成员，结婚出嫁后在夫家均未分得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规定，三原告对其原家庭承包的土地仍然享有经营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二款“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规定，三原告享有参与其家庭内部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但是，三原告虽然有权参与其原家庭承包土地的经营，但三原告因户籍已迁出公和村，已不再属于公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不属于公和村的村民，因此三原告对公和村白石冲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公和村产业发展用地的安置或者折价补偿不再享有分配的权利，其仅能参与原家庭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青苗补偿费应当归实际经营者即被告获得。综上，被告已领取的黄田裕东种养场项目征地补偿款30669.6元、站前路二期项目征地补偿款30650元，合计61319.6元，应按被告及其三个子女、李木高、三原告等共8人分配，人均7664.9元，三原告应分得的补偿款应由被告予以返还。至于公和村基础设施项目尚未领取的征地补偿款210298元，应按被告现有家庭人口7人及三原告共10人分配，人均21029.8元。对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十五条、第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陶卯秀返还原告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征地补偿款每人各7664.9元，合计22994.7元；二、被告陶卯秀家庭尚未领取的“公和村基础设施项目”征地补偿款，其中原告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每人各自应分得21029.8元，其余的补偿款归被告陶卯秀及其家庭成员所有；三、驳回原告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22元，减半收取421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共同负担3447元，被告陶卯秀负担764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及全案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有资格参与案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以及一审实体处理是否恰当的问题。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有资格参与案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1981年农村土地承包时，李木高、钟亚妹与三被上诉人以李木高为户主参与了土地承包，三被上诉人出嫁后，在夫家没有取得承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因此，三被上诉人对原家庭承包的土地仍有承包经营权；上诉人主张1995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登记时，上诉人家庭以李以年为户主进行了承包登记，被上诉人已不是李以年户家庭成员，不具有参与分配权益的资格，但李以年户得以在黄田镇公和村安家落户，缘由是与李木高老人组成新家庭，在村委认可其成为李木高户家庭成员情况下将原属李木高户承包地户主变更为李以年，二者之间存在延续关系，因此，不能以承包地户主名字的变更，否定三被上诉人对原家庭承包地所享有的权益。
三被上诉人没有丧失原家庭承包地的经营权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其有权参与家庭内部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但如一审判决所述，三被上诉人户籍已经迁出公和村，不再属于公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不属于公和村村民，对公和村白石冲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公和村产业发展用地或者折价补偿不再享有分配的权利，其仅能参与原家庭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青苗补偿款也应当归实际经营者即上诉人，因此一审法院的处理是恰当的，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陶卯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0元，由上诉人陶卯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雳峰
审 判 员 黄灵峰
审 判 员 陈小坤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法官助理 常国慧
书 记 员 张 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