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17民初10929号
原告：张某，女，194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合川区，现住重庆市江北区。
原告：张某1，男，1949年7月9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合川区，现租住重庆市鲁能新区。
被告：张某2，男，1956年5月10日出生，现住重庆市合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3，张某2之女，198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张某2之妻，1957年7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重庆市合川区。
被告：张某4，女，194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
被告：张某5，男，195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
被告：张某6，女，195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
原告张某、张某1诉被告张某2、张某4、张某5、张某6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张某1，被告张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3、陈某及被告张某6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某4、张某5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张某1诉称，原、被告系亲兄弟姐妹，他们母亲王某于2013年3月去逝，在合川农行、农商行、邮政储蓄银行及中行均遗留有银行存款，后被告张某2叫他们去商议遗产如何处理时，未将母亲的存款凭据给大家看，说母亲生前只存有8万元存款，而母亲最后一次住院说银行存款有10多万元。虽然后来对遗产进行过三次分配，但原告从银行调取的凭证显示，母亲银行存款应超过8万元，原告认为农业银行有90700元、邮政储蓄银行有52648.29元、中国银行有80000元、农村商业银行有3500元，几年来多次找被告商谈未果，还对银行凭据发生争执，造成大家不合。为维护原告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法院查明其母亲王某去逝后在四个银行遗留存款超过8万元的部分，供大家共同继承。
被告张某2辩称，母亲王某是2012年6月左右因肺癌住院的，其住院前精神和生活处理能力都是正常的，她的工资、存款及儿费等都是她自己保管和自由支配，每当她的钱累计到1万元或稍大的金额，她会去银行转存定期，都是由他自己取存及收捡存单，只是在母亲年纪偏大的后面几年，母亲每次去银行才会叫他或者他老婆陪同一起去。在2012年上半年过什么节时，在合川久长街老船夫茶楼楼上，当时在场的有除大姐张某4家外的其他原、被告子女及家人，母亲宣布了她存款有8万元。这次聚会后不久母亲就因肺癌住院，直到2013年3月母亲去逝，这期间所有医院的开销都没有用过母亲的存款，都是六个子女凑的钱，前期每家出了1万元，后面是大姐张某4承担的剩余费用。按照母亲生前的安排，她生前的存款8万元用于操办她的身后事所有花销，不要儿女们再出钱，如果有剩余的，连同她工资本上剩余的钱和社保补发的15个月工资等，再由六个子女平分。事实上，我们是按母亲的遗愿进行了三次分配的，这原告也认可。至于二原告认为母亲的存款不止8万元，也不承认知道母亲宣布了存款8万元的事，那就针对二原告提供的四个银行凭证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二原告提供的四个银行凭证属实，但原告是把母亲多次转存的钱加在了一起计算的，只加存款，没有看到取款后转存的情况，所以多加了很多钱，就对农业银行那张凭证可以看出，母亲2010年4月7日将存款35000元存入农业银行一年定期，2011年4月7日取出35000元后，母亲又将邮政储蓄工资本上的5000元取出（原告提交的邮政银行单第一页有此取款记录），当日凑足40000元又存入农业银行，这实际上只有40000元，而原告认为有75000元，原告对于中国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存在也是按此方法累加的，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对此，请求人民法院认真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无理请求。
被告张某4、张某5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张某6辩称，2012年上半年母亲在某处吃饭时确实说过剩余8万元，母亲去逝后剩余的钱该分的都分了的，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审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张某、张某1与被告张某2、张某4、张某5、张某6系亲兄弟姐妹，他们母亲王某于2012年6月因因肺癌住院治疗，至2013年3月去逝，王某在农业银行合川塔耳门支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及中国银行都存取过款，由二原告提供被告予以确认的该四个银行凭证显示：农业银行合川塔耳门支行“2010年4月7日开户存入35000元一年定期，2011年4月7日销户，当日又开户存入40000元，2011年6月14日销户，2011年12月16日又开户存入20700元，2013年3月22日销户”，农村商业银行“2011年11月7日存入现金3500元，2011年12月9日支取3473.92元，2011年12月29日通存400元，2012年1月9日支取353.28元，至2012年9月21日该帐户余额为74.65元”，邮政储蓄银行“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每月养老金均为1477.33元，2012年3月起养老金增加至1776.33元，至2012年6月期间均支取过不同数额的款项，2012年6月2日帐户余额为2379.59元，2013年5月17日帐户余额为24817.94元，2013年6月19日存入丧抚金27809.29元，当日帐户余额为52627.23元，2013年8月16日支取52648.29元，此后帐户余额为28.78元”，中国银行“2008年9月28日至2012年1月24日期间8笔存款8个不同帐号，有7笔余额均为10000元，1笔为5049.5元，该8笔存款帐户均销户”。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其母亲王某去逝后银行存款是否超过8万元。经本院认真审查原告提供的且经被告确认的农业银行合川塔耳门支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及中国银行凭证，并向相关银行主管领导咨询后查明，王某于2013年3月去逝时，其在四个银行的帐户余额分别是，农业银行合川塔耳门支行2013年3月22日销户时余额为20700元，农村商业银行2012年9月21日帐户余额为74.65元，邮政储蓄银行2013年8月16日帐户余额为52648.29元（含丧抚金27809.29元在内），中国银行帐户已在2012年1月24日前均销户，余额为0元，由此看出王某去逝后在该四家银行的存款余额总共不足8万元（还包含丧抚金27809.29元在内），而被告张某2辩称的其母亲生前有存款8万元，且称其母亲在原、被告及其家人在场时（除张某4家人外）宣布过存款8万元，有被告张某6印证，并且张某2还就母亲的遗产分三次分配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二原告也予以了认可，由此综合分析，本院认为被告张某2的辩解意见符合客观常情，并能用银行专业术语作合理解释，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对于二原告诉称其母亲在农业银行合川塔耳门支行有存款90700元，在中国银行有存款80000元，是其对证据的认识错误，其只看到了存款余额，并未查明取款情况，也未理解销户的实际意义，同时也未想到有转存的事实存在，且这些存款的存取均是在其母亲未住院治疗且一切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应当推定是其母亲本人行为，即使二原告仍认为有被告张某2私自支取的，但其在审理中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张某2私自支取了哪些未纳入分配的存款，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母亲存款达到其诉称金额的合理来源。由此，二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某、张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00元，由原告张某、张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长禄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候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