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04民初41444号
原告：郑金莲，女，1957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东山区。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川路支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5、33、35号。
负责人：谢丽丽，行长。
委托代理人：蔡建波，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世锋，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金莲诉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川路支行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胜英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蔡建波、冯世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持有中国银行卡号为52×××72的长城环球通信用卡。2016年9月9日，原告收到被告短讯通知，被告知信用卡额度将会提升至50000元，若不提升额度，需要在24小时内回复“N”。原告因怀疑是诈骗短讯，没有回复。9月15日，被告以原告默认状态上调了原告的信用卡额度50000元，并短讯通知原告，如需要下调额度，请在五日内致电被告客服。9月19日，原告去信用卡开户行即被告所在营业厅咨询是否为诈骗短讯，可否回复？被告知需要致电被告客服热线办理。9月19日晚上九点多，原告根据短讯及被告的指示，致电被告客服，并申请调回信用卡额度至20000元。在9月24日下午、9月25日下午、9月26日上午期间，原告多次接到客服热线电话，告知调低额度正在办理过程中，需要电话核实资料，要求原告提供身份证号码、信用卡号码及短讯验证码，共骗取原告10500元。综上所述，被告因无故提升原告的信用卡额度，在原告申请调回额度后，被告也没有主动以电话或短讯告知原告进度情况，给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在原告被骗款项上应承担一定责任。故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被盗刷款项105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失费1000元。
被告辩称：被告通过发送短信给原告通知调高原告的信用额度至50000元，同时告知如无需提额，可在5日内致电4006695566（银行客服）调回，并未违反《信用卡章程》及《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如果原告不同意可以通过回复短信或致电客服热线拒绝调整额度。根据原告的陈述，2016年9月24至26日期间，原告接到被告客服热线，需要电话核实资料，要求原告提供身份证号码、信用卡号码及短信验证码等。被告认为：首先，被告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向原告索取身份证号码、信用卡号码及短信验证码等信息，是不法分子冒充被告客服欺骗原告，骗取网上消费所必须的关键信息。《信用卡章程》（2015年版）第十四条规定：“持卡人应妥善保管信用卡卡片，卡号、有效期、验证码等卡片信息，个人身份信息，交易凭证以及有关密码等验证信息，不得泄漏或提供他人，发卡银行工作人员无权代持卡人保管”。《信用卡领用合约》（2015年版）11条规定：“乙方在此提示甲方，如甲方选择无卡环境交易（如互联网、MOTO类交易），甲方应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惯例的安全技术和商户环境下在互联网、MOTO类商户（如互联网、邮购、电话购物等无需刷卡完成交易的非面对面刷卡交易商户）上使用信用卡，并充分了解交易对手、交易背景、交易环境及交易风险等情况，确保交易真实合法，否则甲方可能承担因此引致的风险和损失。甲方选择在互联网、MOTO类非面对面刷卡交易渠道使用信用卡的，基于甲方卡号有效期和卡验证码等卡片信息和/或卡片密码、电话银行密码或相关身份验证信息等电子数据而办理的各项交易所产生的信息记录之一或全部将构成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在2016年9月24至26日期间，连续发生的12笔大额网上消费时，被告均通过短信的形式向原告预留的手机号发送手机交易码，并提示“为防诈骗千万不要将手机交易码告诉任何人！”但原告均无视被告的警示，主动将手机交易码告知不法分子，令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其次，原告毫无安全用卡常识，在面对不法分子在9月24至26日期间多达12次主动索取手机交易码，竟然没有丝毫怀疑，亦无主动联系被告提出相关疑问。因此，原告的损失系其自身泄露个人信息、卡片信息以及办理业务所需的手机交易码，被犯罪分子冒用并在网上消费成功所导致，与被告无关。另外，本案是信用卡纠纷，原告是从违约责任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故不存在精神抚慰金的赔偿。综上，原告的起诉无理，应予全部驳回。
经审理查明：原告向被告申领长城环球通信用卡，填写了“长城环球通系列信用卡申请表”，申请表留有原告136××××7303的手机号码，原告在该表上亲笔签署“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约的各项规则。”在《领用合约》中“申领”一栏第2项规定：“乙方将依据甲方资信状况、用卡情况和外部风险环境的变化对甲方信用卡账户进行动态管理（包括授信额度动态调整、冻结、销卡等）”。之后，被告向原告发放了卡号为52×××72的长城环球通信用卡，信用额度为10000元。2016年9月9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短信，通知其信用卡额度将会提升至50000元，若不提升额度，需要在24小时内回复“N”。原告因怀疑是诈骗短信，没有回复。9月15日12：17时，被告再次发送短信告知：“我行已主动将您的中国银行信用卡额度上调至50000元。无需提额可在五日内致电4006695566调回。”原告于9月19日晚上九点多，致电被告客服电话，申请调回信用卡额度至20000元，直至9月26日，被告将原告的信用额度下调至20000元。
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在9月24日下午至9月26日上午期间，原告该信用卡通过网上交易共刷卡12次，交易金额共10500元。其中与“易生支付有限公司”发生6笔交易，与“联动优势电子商务”发生1笔交易，与“深圳市银盛“发生5笔交易，除9月26日1笔交易的金额为105元外，其余11笔交易金额每笔均为945元。原告认为上述交易不是其本人所为，故于9月26日20：30时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大东派出所报案。
庭审中，原告确认12笔交易都是不法分子通过打原告电话获取手机验证码完成，其当时以为这些验证码是下调额度的必要流程，并称：“第一次电话，我告诉了卡号、卡的有效期、身份证号码及验证码，后面的11次电话，我只告诉了验证码。”从原告在庭上出具的手机上显示：9月24日14：48时来电号码是+95566，15：07时来电号码是+004006695569，15：11时来电号码是95566。被告质证认为，银行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向原告索取身份证号码、信用卡号码及短信验证码等信息，是不法分子冒充被告客服欺骗原告。为此，被告提交2016年9月24、25、26日发给原告的12条手机短信记录，每条短信均是在每笔交易需验证码时发给原告，短信内容均显示：请确认支付交易，订单号：××××××；人民币×××；为防止诈骗千万不要将手机交易码告诉任何人！您的手机交易码是××××××【中国银行】。原告对12条短信无异议。
另，原告称因银行卡被到刷后，其经常失眠，血压增高。
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具有存取现金、购物消费、转账结算功能的长城环球通信用卡，双方之间构成了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原被告双方均确认涉案信用卡内存款损失为不法分子盗刷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该损失是否被告调高信用额度所造成；二是原告的精神损失费与本案是否有法律关系。
关于焦点一，首先，被告根据原告的资信及用卡状况调高信用额度时以短信告知原告并提示拒绝调高的回复方式，原告误以为是诈骗信息而没有回复拒绝是其主观判断错误，被告的行为违反原告在申请信用卡时所签订的《领用合约》。其次，原告信用卡的损失是不法分网上交易盗刷所致，此种交易完成的关键环节是付款时需要手机验证码，该验证码是由发卡行短信发至持卡人的手机，机主本人不泄露验证码，交易无法完成。本案涉及的12笔交易原告承认其本人泄露验证码给不法分子，然而被告在每一次发送验证码时均会提示原告不要泄露交易码，及时履行了通知和提示义务。尽管原告认为其没有看过领用合约，但在短短的三天内连续12笔交易，原告作为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被告的提示毫无警觉，以致信用卡被盗刷，其损失完全是原告疏于谨慎所致，与信用卡调高没有必然因果关系。
关于焦点二，本案是信用卡纠纷，原告是基于双方的合同法律关系要求被告承担的违约责任，故不存在精神抚损失的赔偿，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精神受到损害。
综上，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被盗刷款项及精神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金莲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4元（原告郑金莲已预付），由原告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诉讼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李胜英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钟尹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