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9民初9758号原告：翟阿英，女，1953年10月2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北京延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翟洪德，男，1935年8月1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人：高鹏，男。被告：北京建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康西路2290号（中关村延庆园）。法定代表人：蒋卫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德志，北京市惠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翟阿英与被告翟洪德、北京建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延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翟阿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被告翟洪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被告建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德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翟阿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确认翟洪德和建延公司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以下简称《搬迁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翟阿英系�京市××区××镇××村（以下简称××村）村民。翟阿英的母亲何××在××村西一区22号院（以下简称涉案院落）有120平方米的宅基地，建有北房1.5间，东侧胡同还有47平方米的使用面积。1994年9月，延庆区人民政府为何××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何××于2013年因病去世。2017年，××村进行棚户区改造，建延公司在未征得翟阿英同意的情况下，将何××生前所有的北房1.5间拆除，并与翟洪德签订《搬迁协议》，建延公司将拆迁利益全部给付了翟洪德。翟阿英认为其是何××唯一法定继承人，理应享有何××生前遗留财产相对应的拆迁利益，建延公司与翟洪德签订的《搬迁协议》包括翟阿英的拆迁利益，损害了翟阿英的合法权益，故此起诉。被告翟洪德辩称，翟洪德和建延公司签订的《搬迁协议》有效。事实和理由：1.翟阿英继父翟××早在60年代就通过招工成为××区农场正式职工，翟××非××村村民，又非××村经济合作社股民，无权享受涉案院落的宅基地受益权和补偿权。2.翟××与何××均系离异再婚，翟××无子女，何××再婚时带有两个女儿，即长女翟阿英，次女翟×1，婚后一家四口人在××农场居住。翟××去世后，翟阿英丈夫张××接班成为××农场正式职工。何××与女儿翟阿英、女婿张××同住，并未在涉案院落内居住。3.翟阿英有正式工作，非××村农民。4.翟××、何××、翟阿英在××村均无房产。5.翟洪德系××村村民，涉案院落北房4间是翟洪德同妹妹翟×2于1972年共同出资所建。1994年，延庆区人民政府为翟洪德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翟洪德享有涉案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收益权，有权与建延公司签订《搬迁协议》。《搬迁协议》并未侵害翟阿英的利益。被告建延公司辩称，翟洪德与建延公司签�的《搬迁协议》合法有效。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30日，建延公司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合法。翟洪德系××村村民，且其拥有涉案院落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并向建延公司出具承诺书。××村村民委员会也出具证明证实涉案院落归翟洪德所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翟×3与朱××（朱××）夫妻二人共生育二子二女，即长子翟××（已去世）、次子翟洪德、长女翟玉荣（已去世）、次女翟×2。1967年，翟××与何××结婚，二人均系再婚，何××带长女翟阿英、次女翟×1与翟××一起生活。四人曾在涉案院落北房4间中东边1间居住，翟×3、朱××、翟洪德在西边2间居住，东边第2间伙用。翟×1、翟阿英先后于1976年、1977年出嫁离开涉案院落。1983年，翟×3去世。1986年11月5日，翟××去世。1993年，何××搬离涉案院落随翟阿英一起居住。2003年，朱××去世。只有翟洪德仍在涉案院落居住。2017年，××村进行棚户区改造。建延公司系负责该项目的搬迁安置单位。2017年9月22日，建延公司作为甲方（搬迁人）与作为乙方（被搬迁人）的翟红德签订《搬迁协议》，内容包括：被搬迁宅基地及房屋位置为涉案院落，乙方宅基地面积为337.4㎡，乙方房屋建筑面积为80.35㎡。同日，翟洪德作为承诺人向建延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翟洪德为××村村西一区22号被搬迁人，承诺在本次搬迁过程中提供的所有身份证件、房屋权属证明及其他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均是真实有效的，如出现虚假材料本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与其他部门、公司及个人无关。”建延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取得××村村域范围内宅基地房屋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另查，何××于2013年8月29日去世，翟阿英、翟×1系何××的法定继承人。翟阿英的户口簿显示其户籍为××村村西三区2号非农业家庭户。对于当事人上述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翟阿英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分家协议证明涉案院落有何××的房屋，内容包括“母媳子三人商量同意将家房分开四间东边一间半分给何××，西边二间半分给翟洪德，今后各守各业，老人由翟洪德奉养生活吃穿承担养老送终。现有家院各站各边立约为证，立字据文约人为朱××、何××、翟洪德，落款为1986年5月20日。”经质证，建延公司表示与其无关。翟洪德表示未曾见过，后其母朱××告知朱××本人的签字非系自愿，庭审中口头申请做笔迹鉴定，但直至判决前未提交书面申请亦未交纳鉴定费，本院推定其放弃鉴定申请。2.1994年的延集建（××）字第01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荷××（与何××系同一人），用地面积265平方米，共有使用权面积120平方米。宅基地登记卡载明宅基占地东西5.7米，南北21米。经质证，翟洪德表示不认可，但未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建延公司表示登记卡不应在个人手中。3.声明，内容包括“父亲翟××、母亲何××生前在涉案院落四间北房，从东数一间半加胡同遗留下来的财产我自愿放弃继承，属于我那份遗产给姐姐翟阿英，声明人翟×1，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7号。”经质证，翟洪德表示请求法院审查。建延公司表示不确定是否为何××财产。翟红德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994年延集建（白眼泉）字第01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翟洪德，用地面积265平方米，共有使用权面积158平方米。宅基地登记卡载明宅基占地东西7.2米，南北22米。经质证，建延公司表示认可。翟阿英表示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整个宅基地�用权都归翟红德，结合翟阿英编号为017和翟红德编号为016的两个本可看成两者不存在相互包含。2.翟洪福的书面证人证言，内容包括“1972年，翟红德与翟×2共同出资承建了涉案宅基地的4间北房和2小间东配房。翟×3和朱××夫妻俩是翟洪德和翟×2赡养并养老送终的。”经质证，建延公司表示认可。翟阿英表示不认可。3.翟×2的证人证言，内容包括“四间房屋是翟×3和翟洪德拿工分盖房的。翟××未尽赡养义务。让翟××住东头一间、共用走道。朱××不知道分家协议写的内容，是翟××写好强迫朱××按手印的”。经质证，建延公司表示认可。翟阿英表示不认可。建延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证明，内容为“证明位于××村村西一区22号的宅基地院落及其地上物房屋、附属物为我村村民翟红德所有，该宗宅基地四至为东至张春文、南至翟君�西至穆秋生、北至穆秀娟。落款为××村村委会，2017年9月22日。”经质证，翟红德表示认可。翟阿英表示不认可，没有证明人签字。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责任分配，对于当事人双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986年分家协议有效。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1986年的分家协议约定涉案院落中北房四间东边一间半分给何××，西边二间半分给翟洪德。被告虽当庭对分家协议提出异议，但自其知晓分家协议内容后至今历时二十多年均未提出异议。且对照延庆区人民政府为翟洪德、何××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宅基地登记卡载明的共有使用权面积（分别为158㎡、120㎡）、建筑占地面积（�别为40㎡、45㎡）等和分家协议中房屋面积大致相符，至于翟洪德对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提出异议系双方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故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结合现有证据，《搬迁协议》载明涉案院落被搬迁宅基地面积为337.4㎡，乙方房屋建筑面积为80.35㎡，综合认定翟阿英继承何××财产份额后，涉案院落属于翟阿英和翟洪德共有状态。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对被拆除房屋拥有所有权的单位或者个人。”涉案院落的被拆迁人为翟阿英和翟洪德。翟洪德作为涉案院落被拆迁人的代表按照搬迁方案的相关政策规定与建延公司签订的《搬迁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应属有效，故此翟阿英主张上述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但应指出《搬迁协议》虽由翟洪德签订，并不表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利益均归翟洪德个人所有。翟阿英作为被拆迁人之一其可得利益可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翟阿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原告翟阿英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康峰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