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6民终3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邢映红，女，196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张燮平，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浙江金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璜山镇落驾塔村。法定代表人：方羿。破产管理人：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洪明。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何建航。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华、谢青常，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邢映红因与被上诉人浙江金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1民初4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邢映红上诉请求：撤销（2017）浙0681民初467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举证齐备，被上诉人主张双方系借贷关系的证据、理由不足以推翻本案系商品房买卖关系的基本事实。1.本案上诉人提供证明商品房买卖关系的证据齐备。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提供了全额支付房款的依据。系列证据均表明本案双方系商品房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仅依据（2015）绍诸刑初字第716号刑事判决书，无法推翻上述合意。2.一审法院以双方交易不符合正常商品房买卖关系的习惯及刑事判决将涉案款项认定为非吸为由，推测出本案系借贷关系，但证据、理由明显不足。一审法院认为，从整个买卖合同的形成过程判断，上诉人购房的情形不符合正常的商品房买卖关系习惯，但在本案的交易背景下，实属正常。上诉人在《上诉状》事实与理由中已经说明，被上诉人基于资金问题，故与上诉人商定以购房方式予以支持。除感情因素外，被上诉人的交易目的，系增加资产流动性，将不动产转换为现金。上诉人交易目的，系通过批量购买方式，取得一定的折扣利益。因被上诉人需要归还贷款等要求流动性资产的愿望强烈，故基于双方信任的基础上，先支付房款，后办理购房手续。出现与一般购房不同的交易方式，不足为奇。更不会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还认为，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中，涉及包括本案在内的款项的性质为钟祝书向邢映红所借的款。因此认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代偿合同。该认定毫无依据，且与刑事判决所作出的法律认定也不一致（刑事判决认定为债的担保）。民事诉讼法上的定案事实，即法律事实，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确定，合同效力也是如此。就刑事判决中，法院对于所谓事实的认定，不能直接作为民事上定案的法律事实，否则，就失去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平等的法律地位。若靠刑事判决就能定案，就不需要民事诉讼了，民事诉讼是需要确认民事法律事实，再根据民事法律事实来定案。需要注意的，本案是一起独立的民事诉讼案件，有独立的举证、质证过程，独立的民事法律判断。就一审法院作出了与刑事判决不一样的法律判断，系民事案件独立判断审理的表现，但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并无事实依据。本案被上诉人并非刑事判决确认的受害者，刑事判决也没有钟祝书向上诉人借款的犯罪事实认定。一审法院以“本院认为”方式，置上诉人证据于不顾，臆断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进而推导得出“代偿”的概念，明显不妥。二、本案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有购房合同、有收款依据、有款项支付，是明显的买房行为。的确，双方达成过资金支持的意向，但最终是通过买方来使得金磊公司获得现金流的，也是一种资金支持。刑事判决中，公安机关选择性的适用了笔录，并进行了断章取义。上诉人作为“被害人”，被关了2个多月，期间有做多份笔录。刑事判决采用的这份笔录，是公安选择性的适用的笔录。其他笔录，就是明确是购房款的。做完这份笔录，上诉人才放出来的。本案没有任何民间借贷的表现形式。但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本起民事案件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利息支付，二刑事判决涉及的91560万元款项，也不是一个人的。公安、法院、检察院三机关均未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直接认定非吸事实存在明显的错误。三、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有效。在民事诉讼中，协议效力问题，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法》52条的规定来确定。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来推断合同无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谓的“代偿”。本案除了非法认定事实的刑事判决，并无其他可以反映借贷特征的相关事实或依据。甚至在法条引用中，也没有可以认定涉案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将借款人钟祝书与浙江东辰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嫌疑，作为判断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明显错误。综上，一审法院未基于民事诉讼的审理思路及方法，未能依照《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裁判规则就本案实施评判，过分依赖刑事判决认定的模糊“事实”，在无任何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否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得出了错误的判断，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浙江金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虽对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进行反驳，认为上诉人出借的9.156亿（含案外人倪明款项）当中没有支付利息，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款项，但该刑事判决已生效，有效的法律文书作为当然证据，法庭应予采纳。本案虽没有借贷合同的文字记录，但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当时的实际控制人钟祝书之间存在串通之举，上诉人9.156亿（含案外人倪明款项）的款项都是从2011年8月1日到2011年9月2日之间汇到钟祝书实际控制的关联企业里面，所谓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住宅统一单价是7000元，商铺统一单价是15000元，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是2011年9月20日，如按上诉人所说是团购，没有团购协议，买卖合同作为一个交易应当有真实的目的，而当时钟祝书控制下的东宸集团包括金磊房产是岌岌可危，在整个刑事判决里面东宸集团和钟祝书非法吸收的金额除了上诉人之外，还有几十个亿，在这样的情况下邢映红如果花9.156亿（含案外人倪明款项）去买还没有结顶，房屋还没有造好的房子不现实。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有恶意串通的嫌疑，适用合同法第52条牵强，但刑事判决第8页钟祝书自己的供述可以证明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52条有确凿证据。邢映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所签订的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浙江金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由被反诉人协助反诉人办理上述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登记备案注销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诸暨市中作劳务有限公司、金磊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东宸建筑器材有限公司、浙江铝鑫物资有限公司及被告金磊公司均为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的关联公司，均由钟祝书实际管理，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自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2日，原告委托浙江恒泽经贸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向诸暨市中作劳务有限公司、金磊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铝鑫物资有限公司先后汇入人民币29000万元。2011年9月4日、5日、6日，原告与被告金磊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七份，约定由原告购买被告开发的星汇花苑4、5、6号楼房屋，共265套，房屋每平方米的单价均为7000元，共计261372510元；付款时间为2011年9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交房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合同签订后，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2011年9月4日、5日，被告开具203份加盖发票专用章收据给原告，总款项为209028050元；收据中收款方式注明为诸暨市中作劳务有限公司、金磊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铝鑫物资有限公司代收。2015年1月21日，金磊公司向该院申请破产清算。2015年4月7日，该院作出（2015）绍诸破（预）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金磊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5年5月29日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钟祝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该院提起公诉，该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5）绍诸刑初字第716号刑事判决书，确认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钟祝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科以刑事处罚，并判决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其中涉及本案原告的9.156亿款项(含倪明的部分)列入犯罪的情节,其款项性质确认为借款。原告认为，其与金磊公司之间系商品房买卖关系，而非借贷关系，诉至该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商品房买卖关系，还是借贷关系或其他关系。该院认为，虽原、被告确签订了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但从原告提供的整组证据，其情形不符合正常的商品房买卖关系的习惯。第一，已付款与实际购房款不一致。根据原告提供的票据已付款为29000万元，而应付购房款的总价为261372510元。第二、购房款与已开具的票据数额不一致。购房款的总价为261372510元，开具票据总额为209028050元。第三、原告汇入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款额与票据中注明代收单位所交的款项不一致。原告汇入诸暨市中作劳务有限公司款额为13440万元、浙江铝鑫物资有限公司11560万元、金磊集团有限公司4000万元；而根据开具的购房票据，注明浙江铝鑫物资有限公司代收7910490元、金磊集团有限公司代收39654790元、浙江铝鑫物资有限公司与诸暨市中作劳务有限公司共同代收806750元、诸暨市中作劳务有限公司与金磊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代收967190元；其余均注明为诸暨市中作劳务有限公司代收。诸暨市中作劳务有限公司代收的款项大大超出汇入的款项；且无任何证据反映出代收单位以何种方式将购房款交付给被告金磊公司。第四、购房合同签订于2011年9月4日、5日、6日，但6日签订合同购买的房屋已于5日开具了全部收款票据，但合同中又约定购房款在合同签订后的付款期限。暂且不说原告购房是否属消费性购房，单从上述几种情形可以看出，缺乏商品交易中最基本的等价交换原则。结合该院已生效的（2015）绍诸刑初字第716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钟祝书及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四节犯罪事实中，涉及本案的29000万元的性质为钟祝书向邢映红所借的款。因此，本案所涉的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应是钟祝书（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借款后，因资金断链无法归还原告借款的情况下，利用掌控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包括本案被告金磊公司）的权力而与原告签订合同，以此代偿借款。故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被告金磊公司系借款的代偿人。该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原告与被告金磊公司签订的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质，系钟祝书、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商品房作为归还原告借款的代偿，因原告与钟祝书及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行为，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实施犯罪行为的其中一情节，应属无效；且该判决中对涉及本案的款项明确继续向钟祝书及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追缴后返还被害人，而本案所涉的购房款即为违法所得款转化而来，实际并未交付；况且，借款人钟祝书及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明知资金断链，存在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利用权力将关联公司的优质资产定向性抵给原告的行为，存在恶意串通的嫌疑，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而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因此，该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的请求不予支持；对被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予以支持。鉴于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相应的登记备案手续也应予撤销，该院对被告主张的要求原告协助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注销手续的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五）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邢映红、被告（反诉原告）浙江金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4日、5日、6日签订七份的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EFB017202、9EF017212、DCB017186、F88017190、37E017192、E7B017194、355017208）无效；二、原告（反诉被告）邢映红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协助被告（反诉原告）浙江金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注销手续。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80元，反诉受理费80元（申请缓交），共16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邢映红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2017）刑监61号案件的传票复印件，债权人会议资料复印件，企业信用公示报告复印件，资产拍卖材料复印件，股权拍卖财产复印件，款项汇付统计表各一份，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为，（2017）刑监61号案件的传票，债权人会议资料，企业信用公示报告，资产拍卖材料，股权拍卖财产等证据系复印件，款项汇付统计表系上诉人自行制作，且均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上诉人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因上诉人申请的理由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可予以中止审理之情形，故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亦申请本院调取诸暨市人民法院（2015）绍诸刑初字第716号刑事判决项下全部案件材料，因被上诉人已在一审中提交了该案的判决书，而该案件项下全部案件材料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签订的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虽主张双方之间系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关系，签订的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有效，但上诉人主张购买商品房的涉案资金29000万元已被生效的（2015）绍诸刑初字第716号判决认定为系上诉人与钟祝书及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该借款行为系钟祝书及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的其中一情节，故上诉人现再行主张该笔借款系双方之间的购房款，本院不予采信。且从双方之间的购房行为分析，上诉人系先行支付款项后，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上诉人支付的购房款数额与实际应付购房款的总价相比，多了28627490元，但上诉人并未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也未向上诉人退回多收房款，此外，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的购房票据中载明的数额和代收单位所交款项与上诉人实际购房款数额及实际汇入关联公司的数额亦不一致，上述行为均有违日常生活中购买商品房之交易习惯，更有违常理，故本院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9000万元系购买商品房之主张不予采信，现有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均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关系。结合（2015）绍诸刑初字第716号生效判决，其中钟祝书供认：上诉人借给钟祝书的91560万元（包含案外人倪明的45360万元款项），因赣州银行承兑汇票开不出来，9月4日，上诉人和案外人倪明追牢钟祝书，要钟祝书把陶朱山公馆和星汇花苑的房子（本案讼争房屋）抵给上诉人，把手续办掉，钟祝书考虑到上诉人在关键时刻还借钱给他就答应了。上诉人陈述：因银行的16亿贷不出来，感觉钟祝书要出事情了，然后马上把借给钟祝书的10亿多点钱换成星汇花苑的259套住宅，24960.73平方的店面。可见双方签订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系上诉人与钟祝书及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借款行为后，借款人钟祝书及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明知资金断链，存在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为清偿上述29000万元借款，利用权力将关联公司的优质资产定向性抵给上诉人。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存在恶意串通之嫌，侵害了其他不特定债权人的利益，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确定双方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邢映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元，由邢映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启龙审判员  姚 瑶审判员  韦 玮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