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豫1525民初2481号原告：刘纹硖。委托诉讼代理人：饶龙泉，河南蓼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心铭。原告：黄儒翰。法定代理人：刘纹硖（系黄儒翰母亲），住固始县城关光明路南段。被告：王传海。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春雷，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士洪。被告：汪修红。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连春，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纹硖、黄心铭、黄儒翰与被告王传海、赵士洪、汪修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纹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饶龙泉，被告王传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春雷，被告赵士洪、汪修洪及二被告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郑连春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被告王传海认为原告刘纹硖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于2017年5月3日通知黄心铭、黄儒翰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并重新指定本案举证期限。于2017年5月22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纹硖（暨黄儒翰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饶龙泉、原告黄心铭，被告王传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春雷，被告赵士洪、汪修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连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退还原告购船款12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三被告退还原告购船款12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04年1月3日开始计息，2015年3月1号之前按170万元本金计算，2015年3月1日之后按120万元本金计算。事实与理由：2003年原告刘纹硖丈夫黄丛泉（已死亡）与被告王传海合资购买一艘价值234万元的货船（船号：豫信2266）并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就双方对该船享有的权利、收益及处分进行了明确约定。被告赵士洪、汪修红为该协议提供担保：若王传海私自把船卖了，由赵士洪、汪修红各承担一半，计170万元，贷款利息从2004年元月一日计算付于黄丛泉。后被告王传海未经黄丛泉允许私自将船出卖。黄丛泉生前多次向三被告催要，均遭拒绝。黄丛泉去世后，原告也多次要求三被告退还购船款及相应利息，但被告王传海在2015年3月份仅仅退还50万元，余120万元及利息至今未予返还。王传海辩称：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纹硖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刘纹硖不是协议书的当事人，且黄丛泉已去世，其遗产应当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即便刘纹硖与黄丛泉系夫妻关系，在其他法定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刘纹硖没有得到其它法定继承人授权的情况下，不能由刘纹硖一人主张黄丛泉的遗产。二、该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答辩人与黄丛泉在2002年12月底合伙的船造好，于2003年1月28日签订《协议书》，2004年3月黄丛泉退伙，2004年9月涉案船舶被出售（黄丛泉知道船舶被出售的情况），2013年底黄丛泉去世。从以上时间可以看出，自黄丛泉退伙或船舶出售到黄丛泉去世已近10年，从黄丛泉去世到刘纹硖于2016年7月12日起诉也有两年半的时间，均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答辩人于2015年3月付给原告的50万元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其一，从法律关系上，自答辩人给黄丛泉出具欠条之日起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其二，答辩人给付行为是在已过诉讼时效后自愿履行自然债务，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三、赵士洪、汪修红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具的没有事实依据（没有售船协议或经主合同当事人商定的售船价款及贷款协议）、有损答辩人利益的担保书，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赵士洪、汪修红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出具担保书及担保的内容是什么，答辩人在收到起诉状之前一无所知；答辩人在收到起诉状后才知道担保内容及担保时间。该担保书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利益。如：1、什么是答辩人私自把船卖了？若答辩人取得了船舶的全部所有权后出售，是否是“私自把船卖了”？2、担保170万的依据是什么？3、“贷款利息从2004年元月1日计算付于黄丛泉”是什么意思？该贷款的依据是什么？4、赵士洪、汪修红在出具担保书时及知道答辩人卖船后，为何不将担保的情况告诉答辩人？从以上疑问不难看出，这份所谓的担保书所担保的内容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四、黄丛泉已于2004年3月退伙，经结算答辩人还应付黄丛泉50万元，并给黄丛泉出具欠条一张，结算手续在黄丛泉保管。2001年11月底，答辩人与黄丛泉合伙建造豫信2266货船，该船实际造价200万左右，协议中的230多万含造船工人死亡赔偿款10多万元及其它开支费用。2002年12月底该船建成下水营运。因黄丛泉系信用社工作人员，其在家上班，货船的营运由答辩人管理，但其让刘红（系黄丛泉小孩舅）在该船上帮忙。因黄丛泉称其外放不少贷款，急需资金周转，所以从2003年1月至2004年3月黄丛泉退伙前该船营运所得全部付给黄丛泉，答辩人没有分得利润。2004年3月初，黄丛泉要求退伙，答辩人也同意退伙。2004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答辩人与王林兵等一共四人到黄丛泉家后，他们三人在喝茶聊天，答辩人与黄丛泉开始算账，经过结算（当时好像货船估价240多万），扣除黄丛泉已得款后，答辩人还应付给黄丛泉50万元。答辩人当时给黄丛泉出具欠条一份，在黄丛泉退伙后不久，刘红就下船不干了。因2003年1月到2004年3月间的经营账目及结算手续都在黄丛泉处保管，答辩人要求刘纹硖提交以上账目和结算手续。船不是合伙购买的，而是合伙建造的；造船时，黄丛泉实际只拿出来92万元，答辩人付了140多万，但协议书仍然写双方一人一半，等于是黄丛泉当时还欠答辩人一部分造船款。五、答辩人卖船时黄丛泉已退伙，其在答辩人卖船后不久就知道答辩人把船卖了。这就可以解释在其去世前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为何不依据双方的协议书及担保书向答辩人及担保人主张合伙权利了。六、答辩人欠黄丛泉的50万元，已于2015年3月付给原告，但原告至今没有把欠条给付答辩人，答辩人要求刘纹硖提交欠条并将欠条交给答辩人。综上，答辩人认为该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无中止、中断的情况；答辩人卖船系在黄丛泉退伙之后，答辩人对该货船拥有全部的所有权，答辩人有权处置该船；赵士洪、汪修红的担保书系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具，所担保的内容没有事实依据，且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不具有担保效力。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赵士洪辩称：一、答辩人签订的担保书不是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对被担保的170万元及贷款不知其来源，担保内容完全按照黄丛泉的要求及口述所写，该担保书无效，答辩人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2004年元月的一天，我在武汉市水运第二造船厂督看我正在建造的船时，黄丛泉来到造船厂找我玩，他对我说：他与王传海合伙的船完全是王传海在负责营运，虽然他让其内弟刘红在船上，但刘红不管事，他家属有点担心，天天和他吵闹，为了不与他家属再生闲气，让我给他写个东西。因我与黄丛泉关系很好，我也知道他俩合伙造船的事，就同意了，于是，他说一句，我写一句，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写；至于170万元怎么来的，贷款及利息怎么回事，我完全不知道。担保书写好后，我就签了字；当时，汪修红正好也在船厂看我造船，他就让汪修红也签了字。签了字后，黄丛泉就把担保书拿去，并对我俩说，担保的事你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反正刘红也在船上，有什么事我会知道的，所以就不要对王传海讲了，也不要对其他人讲，反正是应付他家属的。2004年9月底，我看到王传海与黄丛泉合伙的船牌号换了，就问王传海是不是把船卖了，王传海说是的。我就立即告诉黄丛泉说王传海把船卖了，让他找王传海要钱。黄丛泉说，他已经知道王传海卖船的事了，在王传海卖船前他已经退伙了，王传海还给他50万元就行了；我听后就说，那你把那份担保书还给我。黄丛泉说，担保书给他家属后，不知放哪了，找不到了，没事的。从此后黄丛泉和我都没有再提担保书的事了。答辩人在2004年9月底就明确告知黄丛泉船被出售，并明确要求其向王传海要卖船款，但直到2013年底黄丛泉去世，也没有向王传海和答辩人要卖船款；黄丛泉不主张权利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向答辩人说的在卖船前他已退伙是有可能的。保证合同的从属性，决定了其存续中附从于主合同，如主合同未成立，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亦不成立，从而谈不上承担保证责任。结合本案，答辩人在出具担保书时，王传海与黄丛泉合伙的船没有出让，且王传海与黄丛泉也没有对船以后出让价款达成协议，那么担保的170万就子虚乌有。二、已超过担保责任期间，答辩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即便答辩人出具的担保书有效，依据《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黄丛泉也应当在答辩人告知（2004年9月底）其船被卖后的6个月内向答辩人主张担保责任，其应当在2005年4月前向答辩人主张担保责任，否则，答辩人依法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三、该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答辩人在2004年9月底就明确要求其向王传海要卖船款，但直到2013年底黄丛泉去世，也没有向王传海和答辩人要卖船款。从以上时间可以看出，自黄丛泉知道船舶出售到黄丛泉去世已近10年；从黄丛泉去世到刘纹硖于2016年7月12日起诉也有两年半的时间，均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汪修红辩称：一、答辩人签订的担保书不是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对被担保的170万元及贷款不知其来源，担保内容完全按照黄丛泉的要求及口述所写，该担保书无效，答辩人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2004年元月的一天，我在武汉市水运第二造船厂看赵士洪造船时，黄丛泉来到造船厂找赵士洪，我与他打过招呼后，他与赵士洪就到旁边的房屋去了。过了一会儿，黄丛泉喊我过去，我过去后，黄丛泉让我在已经写好的担保书上签字，我看赵士洪已经签过了，没有多问，就在上面签名了。至于担保书中的170万及贷款的事我不知其来源。签了字后，黄丛泉就把担保书拿去，并对我俩说，担保的事你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反正刘红也在船上，有什么事我会知道的，所以就不要对王传海讲了，也不要对其他人讲，反正是应付他家属的。2004年10月初，我在行船时看到王传海与黄丛泉合伙的船牌号换了，就想是不是王传海把船卖了。我就立即告诉黄丛泉，说我看你们的船牌号换了，是不是王传海把船卖了，你问一下。黄丛泉说，他已经知道王传海把船卖了，在王传海卖船前他已经退伙了，他俩结算后，王传海还应该给他50万元；我听后就说，那你把那份担保书还给我们。黄丛泉说，担保书找不到了，绝对没事，不会再找你们的。从此以后，黄丛泉和我都没有再提担保书的事了。黄丛泉在2004年10月初就知道船被卖了，但直到2013年底黄丛泉去世，也没有向王传海和答辩人要卖船款；黄丛泉不主张权利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向答辩人说的在卖船前他已退伙是有可能的。保证合同的从属性，决定了其存续中附从于主合同，如主合同未成立，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亦不成立，从而谈不上承担保证责任。结合本案，答辩人在出具担保书时，王传海与黄丛泉合伙的船没有出让，且王传海与黄丛泉也没有对船以后出让价款达成协议，那么担保的170万就子虚乌有。二、已超过担保责任期间，答辩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即便答辩人出具的担保书有效，依据《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黄丛泉也应当在答辩人告知（2004年10月初）其船可能被卖后的6个月内向答辩人主张担保责任，其应当在2005年4月前向答辩人主张担保责任，否则，答辩人依法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三、该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答辩人在2004年10月初就明确告知黄丛泉船可能被卖了，并明确要求其向王传海要卖船款，但直到2013年底黄丛泉去世，也没有向王传海和答辩人要卖船款。从以上时间可以看出，自黄丛泉知道船舶出售到黄丛泉去世已近10年；从黄丛泉去世到刘纹硖于2016年7月12日起诉也有两年半的时间，均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三原告提交证据如下：1.刘纹硖、黄心铭、黄儒翰身份证、户口本；刘纹硖与黄丛泉结婚证；河南固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出具的证明、固始县丰港乡倒庙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固始县公安局西关派出所出具的注销证明、固始县公安局丰港派出所出具的注销证明；2.黄丛泉与王传海签订的协议书1份；3.赵士洪、汪修红出具的担保书1份；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始县支行出具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单；5.刘纹硖与担保人通话录音光盘1张。王传海提交证据如下：1.王传海身份证；2.王林兵、张玉杰的身份证复印件及二人出具的证明各1份；3.售船协议书1份；4.船舶登记注销证明书复印件1份。赵士洪、汪修红除提交本人的身份证外，未提交其它证据。三原告对王传海提交的证据1，及赵士洪、汪修红提交的身份证无异议。三原告对王传海提交的证据2，质证认为，两名证人应该出庭作证；证明的内容是在12年前发生的事，时间不应该如此清楚；双方结算手续如何保管两个合伙人也不应该向旁边的人报告；证言称王传海与黄丛泉都叙述是50万元，是为了印证王传海的答辩意见及王传海的银行打款流水；王传海在外面挣了1年的钱都给了黄丛泉，与事实不符，合伙收益应该平分；黄丛泉已经去世，两份证明的真实性无从考察；证言与本案原、被告协商还款的录音证据是矛盾的，应是有人提示写出；两份证人证言不能证实黄丛泉退伙。证人都是外地的，与逻辑不符，应当是本地人。退伙的事实应当去公证处公证。对王传海提交的证据3，质证认为，售船协议书的形式不够完备，协议的当事人不够具体；协议也证明王传海在黄丛泉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船私自售给他人；正常的合同不是一页。对王传海提交的证据4，请求法庭核实。王传海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主体资格请求法庭核实。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书的价款234万元并不是该船的实际造价，其中含造船时工人死亡赔偿金10万多元以及其他日常开支等费用；该协议书中的船舶因黄丛泉于2004年3月退伙，全部所有权已归王传海。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该担保书的出具王传海不知情；该担保书的内容虚假，出具担保书时没有依据；担保书的内容侵犯了王传海的合法利益；担保书中的贷款利息王传海不知情，因王传海未向黄丛泉贷过款，所以该担保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质证认为，汇款50万元真实性无异议，但该50万元系归还黄丛泉退伙时结算的下欠的50万元，并不是卖船款。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质证认为，通话当事人中没有王传海，内容中没有合伙卖船退款的事情，录音中的70万元与本案事实不符合，70万元到底是指什么钱，怎么回事不清楚；通话中几次提到王传海，都是以问话方式提出，没有得到王传海的授权；该录音不知是否经过剪辑，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赵士洪、汪修红与黄丛泉在做出重大决定时，始终排除王传海，赵士洪与汪修红有合谋侵害王传海合法权益的可能；录音中的男方说是去协调，未得到王传海授权去调解；在王传海未参加的情况下，录音中的男人没有权利代王传海给原告70万元；录音与王传海没有任何关系，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也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赵士洪与汪修红对王传海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的质证意见同王传海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质证认为，赵士洪是按黄丛泉的陈述书写，二人对170万元的计算标准不知道怎么来的；对贷款利息，什么时候的贷款也不知道。担保书出具的是双方合伙人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的，在法律上是无效的。黄丛泉与王传海合伙购买船舶，是合伙人，就不存在私自出卖的情况。该保证书已经超过了担保期限，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不会因为任何事由中断、中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质证认为，不知道录音双方的主体是谁，如果是赵士洪，需要本人来确认；录音时间应是在法院立案以后，如果是赵士洪，原告开庭后向利害关系人取证是非法的；录音中男方的陈述是从中调解，没有得到王传海的授权，对本案的法律关系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不能证明120万元等实质性法律关系，只能代表庭外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任何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形式及来源符合法律规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赵士洪、汪修红庭后确认系其本人与刘纹硖的通话录音，且上述录音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二、对王传海提交的证据2、3、4，经本院庭后核实，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以上证据的证明力，由本院综合全案证据材料予以评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纹硖系黄丛泉的配偶，原告黄心铭、黄儒翰系黄丛泉的儿子，黄丛泉于2012年12月28日死亡；黄丛泉的父母已于多年前去世。黄丛泉生前与被告王传海合伙建造牌号为豫信阳货22xx的货船一艘，双方于2003年1月28日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协议书一、豫信22XX货船总造价为人民币贰佰叁拾肆万元整。其产权归王传海、黄丛泉二人共同所有。（每人投资和收益均一样）二、如一方需卖船的情况下，必须另一方同意后方可进行。否则不能进行。协议人签字：黄丛泉王传海证明人及签证人：赵士洪、汪修红、陈丽2003年1月28日”。2004年1月31日，被告赵士洪、汪修红向黄丛泉出具担保书一份。担保书载明：“担保书兹有赵士洪、汪修锋（红）担保予信22XX#机驳船如王传海私自把船卖了，有赵士洪、汪修锋（红）各承担一半计金额壹佰柒拾万元正：代（贷）款历（利）息从2004、元月1日计算付于黄丛全（泉）。担保人：赵士洪、汪修红2004、元月31号”。2004年9月11日，王传海与案外人周玉全签订售船协议书一份，将豫信阳货22XX货船以2578000元的价格售于周玉全，该协议已履行完毕；该船舶于2004年9月20日在登记机关河南省信阳市地方海事局办理了注销登记。黄丛泉与刘纹硖在船舶出售后一个月左右即得知船舶出售的情况。2015年3月8日，王传海支付原告刘纹硖50万元。庭审中，刘纹硖称170万元是黄丛泉投入的造船的款项，又称黄丛泉与王传海账已结清，是170万元。本案立案后第一次开庭前，赵士洪、汪修红分别与刘纹硖通话进行调解，未果。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法律关系及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黄丛泉与被告王传海合伙造船，事实清楚；后原、被告各方为船舶出售事宜发生纠纷，本案当属合伙协议纠纷。现黄丛泉已死亡，三原告作为黄丛泉现在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向三被告主张权利，三原告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二、关于王传海出售船舶是否侵害黄丛泉的权利、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问题。王传海主张其售船时黄丛泉已退伙，其提交了两份证人证言；原告方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了刘纹硖与担保人的通话录音。本院认为，王传海主张黄丛泉已退伙，应提交黄丛泉退伙的书证，或提交证据证明在黄丛泉退伙时已支付了黄丛泉价值相当的款项；其仅提交两份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黄丛泉退伙的事实。原告方提交的通话录音，因录音系对刘纹硖与赵士洪、汪修红调解过程的记录；王传海并未参与调解，原告方亦未能证明系王传海授权赵士洪、汪修红代其进行调解；录音不能直接证明原告方主张的黄丛泉从未退伙的事实。另外，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综上，黄丛泉是否实际退伙这一客观事实现已无法查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王传海应对其主张的黄丛泉退伙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王传海售船时黄丛泉并未退伙；对于王传海售船所得价款，应依合伙协议约定平均分配，即由三原告与王传海各享有1289000元。王传海未经黄丛泉同意出售船舶，侵害了黄丛泉的合伙财产，应赔偿损失；在本案，依原告主张，即赔偿其利息损失。刘纹硖称，170万元是黄丛泉投入的造船的款项，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刘纹硖称，黄丛泉与王传海账已结清，是170万元，未提交双方的结算手续或其它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据此确定其诉讼请求的数额，无事实依据。三、关于被告赵士洪、汪修红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问题。被告赵士洪、汪修红向黄丛泉出具担保书，约定如王传海私自卖船，则二人承担170万元及利息的还款责任。上述约定不符合担保合同的从属性特征。担保合同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当事人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债权的实现，基于担保关系的附随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因此，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自身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以主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和依据，并随着主合同产生、变更和消灭。保证合同是在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双方应就债权种类数额、担保范围等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并予以书面确认。鉴于保证合同的类型和性质，其主要条款在有效确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方面，应当符合以下要求，如保证意思，保证人必须明确表达对某一债权债务愿意以自己的财产担保债务履行的意思表示；被担保的主债权，即保证合同的标的，应当是特定化的、数额可以确定的，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的债权。本案中，担保书出具时，王传海并未有私自卖船的行为，诉争船舶仍属王传海与黄丛泉二人共有，双方间的关系仍属合伙关系，且双方的合伙关系亦未结算，双方间并未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因被担保的主债权尚未成立、金额尚不明确，债权债务是否发生尚不确定，故本案担保书不符合保证合同的成立要件。上述约定在法律属性上当属意向性约定，该意向的落实，尚需主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后由债权人与担保人另行签订符合担保合同成立要件的合同，即，只有在担保合同成立后，才可能产生保证人的担保法律责任。综上，黄丛泉与赵士洪、汪修红间的保证合同并未成立；对原告要求赵士洪、汪修红承担清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依据该担保书确定其诉讼请求的数额及利息的起算时间，无事实依据。四、关于本案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本院认为，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一）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交易安全；（二）作为证据代用，避免举证困难，方便案件审理；（三）惩罚权利上的睡眠者，促使当事人行使权利。庭审查明，黄丛泉及刘纹硖在王传海卖船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即得知这一情况；黄丛泉于2012年12月28日死亡。原告未举出黄丛泉在得知船舶被卖直至黄丛泉死亡、再至刘纹硖于2016年7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期间，黄丛泉或原告向被告持续主张权利、进而持续中断本案诉讼时效的证据，故黄丛泉及原告长期怠于行使其权利，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经过后，上述债务即转变为自然债务，且不能因发生黄丛泉死亡、相关权利由继承人继承的事实而重新计算。对于王传海于2015年3月8日支付刘纹硖50万元的行为，应认定为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自然债务的履行，不能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故三原告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其主张的权利应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纹硖、黄心铭、黄儒翰要求被告王传海、赵士洪、汪修红退还原告购船款12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刘纹硖、黄心铭、黄儒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吴国磊审判员  喻 露审判员  陈青云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秦超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