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浙0213行初1号原告郑书贞，男，1944年2月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余姚市人，住浙江省余姚市。委托代理人郑吉善，男，197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系原告郑书贞儿子。委托代理人史舜琦，女，1950年7月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余姚市人，住浙江省余姚市。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兰江街道开丰路***号。法定代表人俞亚波，女，主任。出庭应诉负责人孟建冲，男，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孙一丰,男，该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飞锋，浙江舜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书贞因要求确认其与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签订的《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无效，于2017年12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于2018年1月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郑书贞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吉善、史舜琦，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孟建冲及其委托代理人孙一丰、刘飞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7月31日，原告郑书贞与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签订《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一份。双方约定，原告将坐落于余姚市凤山街道××里××号，建筑面积540.25平方米，其中确权建筑面积为247.5平方米，可安置面积为247.5平方米的房屋交由被告拆迁。原告郑书贞起诉称：自2017年初始，时常有自称被告工作人员的人来原告家，要求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因补偿标准过低，一直不同意签署协议。期间，被告多次联合其他部门，采用软磨硬泡等方式逼迫、诱导原告签字。2017年7月31日傍晚，村支书带着事先打印好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到原告家，要求原告签字，并表示会满足原告提出的要求。当时原告对村支书说：被拆迁房屋已于2010年2月分家析产，原告配偶柴玉兰、女儿郑月飞、儿子郑吉善对拆迁房屋均有所有权，而且签订协议没有征得其他所有权人同意，原告一家认为补偿标准太低，不同意拆迁。但村支书称不需要原告家属签字，且一定会满足原告提出的要求。于是，原告再次重申两项要求：一、按照原来高铁拆迁的补偿标准，原告的女儿及儿子一家都要有安置与补偿；二、协议签订后从七月份开始向原告支付安置补助费（暂住房费）。对此，村支书表示均没有问题，说只要原告在协议上签字，都会满足的。但是，原告签字后，被告不仅至今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原告签字前，村支书并没有让原告阅读协议条款内容，纯粹让原告签字。原告签字后，被告工作人员及村支书也没有给原告一份所签的协议书。直至2017年12月21日，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听证会上，经原告要求，通过审判长才拿到被告所申请强制执行依据《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原告经对比发现，原告当时所签字协议，同通过审判长拿到的《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有明显的不同，原告当时所签字协议第五条（搬迁日期）等条款均是空白未填写的，也无协议编号，更没有被告甲方印章等，而通过审判长拿到的协议书是被告事后自行填写，原告并不知晓。被告的这一行为不仅存在欺诈，同时说明双方对协议条款也未完全达成一致，因此协议是不成立的。另外，经原告了解，以前余姚高铁北站扩建拆迁，被告对当时房屋拆迁赔偿的操作是：户口在外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按照老祖宅、血脉之地出生的名义安置补偿房屋；夫妻二人补偿120平方米，有小孩的为180平方米；离婚的，一人补偿120平方米。根据此操作方案，原告女儿郑月飞，应补偿120平方米，儿子郑吉善一家三人应补偿180平方米。同时，涉案协议的补偿标准太低。同为拆迁，同样适用余姚市人民政府2009年45号文件，但是被告给予原告一家的补偿标准却大大低于余姚市高铁北站扩建拆迁项目被拆迁人的补偿标准，显属不公平、不公正。综上所述，首先，被告及村支书等人员利用原告年事已高且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采用欺骗方式，在完全违背本人真实意愿情况下签署该协议。其次，该协议侵犯了原告配偶及子女的合法权益。拆迁所涉房产并非原告所独有，被告及原告均无权处分。该涉案协议处分了不属于原告的房产份额，而未经其他产权人同意。并且，签订协议时被告工作人员不在场，又没有必须填写完整的约定、约束内容，而是被告事后单方行为。因此，双方签字并盖章的涉案协议是无效的。为此，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原被告于2017年7月31日签订的《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无效。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补偿安置协议两份，用以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安置协议时，该协议有多处空白未填写、被告未盖章以及原告在2017年12月21日才拿到涉案协议的事实。2.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建房审批表各一份，用以证明建房时原告一家对涉案房屋均有份额的事实。3.分单一份，用以证明涉案房产权属状况的事实。4.股权证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孙女郑诗桦享有安置补偿权利的事实。5.郑书贞房屋现场丈量草图（系原告自行描画）、张秀贞的房屋现场丈量草图、张秀贞的房屋评估汇总表（拍摄自张秀贞的评估报告）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户的房屋和张秀贞户房屋结构一样，但是测算出面积不一样的事实。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答辩称：一、诉争《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因杭甬高速余慈连接线余姚段拓宽改造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根据浙江省政府批准的土地征收方案，需征收规划红线范围内集体土地的房屋，原告名下坐落于余姚市凤山街道××里××号房屋在该征收红线范围内，该房屋总建筑面积540.25平方米，其中楼房3间，建筑面积234.63平方米，平房305.62平方米，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载明使用权面积110平方米。经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余姚天衡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估价为602012元，并送达给原告。2017年7月3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该协议对房屋确权面积、安置人口、安置面积、调产安置差额结算、搬迁腾空期限等作了明确约定，该协议的签订均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是原告自愿签订的，并不存在原告所陈述的在欺骗情形下签订的情况。二、被告对原告的安置补偿合法有据，公正公平。原告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使用权面积为110平方米，结合其房屋楼层（两层半），被告根据《余姚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杭甬高速余慈连接线余姚段拓宽改造工程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办法》，其确权面积为247.5平方米（110平方米×2+110平方米×1/4=247.5平方米）。原告家庭户安置人口为三人：郑书贞、妻子柴玉兰、女儿郑月飞，其子郑吉善系事业编制工作人员，不属于应安置人口情形，因确权面积超过应安置人口人均60平方米建筑面积，按确权面积安置，为此，原告户的安置面积为247.5平方米，是更有利于原告。至于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在涉案协议第四条第二款明确约定，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期限自原告从拆迁房屋搬迁腾空之日起计算，但截至目前，原告未按协议履行搬迁腾空义务，被告有权按协议约定暂不予支付。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于2018年1月16日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二份，用以证明土地征收已经省政府批准的事实。2.拆迁公告、红线图、拆迁公告张贴情况各一份，用以证明征收范围确定及进行公告的事实。3.评估机构选定通知及照片一组，用以证明评估机构选定情况的事实。4.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及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被拆迁房屋面积的事实。5.评估报告及送达回证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房屋评估情况的事实。6.涉案协议及安置用房清单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已与被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事实。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未提交证据1中的批准文号为浙土字A[2015]-0349和批准文号为浙土字A[2015]-0527的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原件，应视为证据不存在；对证据1中的其他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批准文号为浙土字A[2015]-0349和浙土字A[2015]-0527的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原件存档于余姚市国土资源局，经核对，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2、3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2、3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拆迁房产的实际面积比权证记载的面积要大。本院认为，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确认涉案房屋的证载面积及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和被拆迁户户主均为郑书贞的事实。原告对证据5承认收到评估报告，但认为送达回证上原告签名处并非原告本人所签。本院认为，原告认可其已收到评估报告，故对原告已收到评估报告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6，原告认可协议落款处郑书贞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签字时被告处没有盖章，被告的工作人员也不在场，原告未看合同的内容就签字了；对安置用房清单，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清单是在诉讼过程中才看到。本院认为，证据6可证明原告于2017年7月31日签订涉案协议，且签订时涉案协议已填写涉案房屋坐落、面积及补偿费的事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中双方均签字盖章的涉案协议无异议，认为原告单方签字的协议系被告认可协议内容并由原告签字，且原告签字时房产面积、补偿金额等主要内容均已填写，不影响协议的效力。本院认为，原告认可协议落款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虽原告述称系受欺骗，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双方签字盖章确认的涉案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被告对证据2中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三性无异议，对建房审批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应当以被告提交的证据4中的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为准。本院对证据2中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予以确认，对建房审批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分单是原告家庭内部的分家协议，拆迁补偿款如何分割，是原告家庭内部的事情，和拆迁无关。本院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股权证书为复印件，该股权证书即使存在，因原告孙女属于非社员股东，只有股份分红的权利，与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4为复印件，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即使该证据真实性可予以确认，因原告孙女属于非社员股东，不享有拆迁补偿的权利。被告对证据5中郑书贞户房屋现场丈量草图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丈量草图系原告自行描画，应以专业的评估机构为准；认为原告未提供证据5中张秀贞户房屋现场丈量草图、房屋评估汇总表照片的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据5系复印件与原告自行制作，不符合证据规则，故对证据5均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的房屋坐落于余姚市凤山街道××里××号，土地使用权地号为001100286，证载面积为110平方米，类型为宅基地。2015年12月3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余姚市人民政府2015年度计划第四批次建设用地7.6549公顷（农用地转用3.9216公顷，已经宁波市政府批准；征收集体土地7.6549公顷）。2016年2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余姚市人民政府2015年计划第八批次建设用地47.4088公顷（农用地转用21.0620公顷，其中15.0477公顷已经宁波市政府批准；征收集体土地38.5275公顷，使用国有土地8.3703公顷）。2016年5月10日，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作出《杭甬高速余慈连接线余姚段拓宽改造工程项目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并经余姚市人民政府批准。2016年6月29日，余姚市国土资源局发布余征集拆（2016）第5号拆迁公告，拆迁范围为：东起余姚与慈溪交界处，西至余慈东连接线，全长1.066公里，宽幅42米的征收规划红线范围内已征收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房屋，具体范围以现场征收规划红线和征地红线为准。拆迁工作由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组织实施。房屋拆迁补偿按照《余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余姚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的通知》（余政发[2009]45号）文件执行。原告房产被列入本次拆迁范围。2010年2月，原告郑书贞户分家析产，签订分单一份，载明：“（涉案房产）东首一间二层楼房及小房子归郑书贞、柴玉兰夫妻所有，百年之后归郑吉善所有。中间一间二层楼房归郑吉善所有。西首一间二层楼房归女儿郑月飞所有。儿子郑吉善要承担父母晚年生活支出，女儿郑月飞要酌情给予帮助。”该分单上有原告儿子郑吉善、女儿郑月飞的签字。2017年7月31日，原告郑书贞（乙方）签订《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一份，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甲方）盖章确认。该协议载明：“第一条乙方被拆迁房产坐落于五星村××里××号，总建筑面积540.25，其中确权建筑面积为247.5㎡；安置人口3人，可作1户安置，可安置面积为247.5㎡。……第三条调产安置差额结算：购买安置房的预收总额为245255元（具体按交房时结算为准），被拆迁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和有关补助、奖励费用合计为：玖拾捌万壹仟壹佰伍拾元肆角叁分，抵扣安置房预收款后为：735895.43元，大写：柒拾叁万伍千捌佰玖拾伍元肆角叁分（具体分类及额度详见结算清单）。……第十二条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另查明，2011年4月8日，余姚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将余姚市房屋拆迁办公室更名为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更名后，其单位性质、隶属关系、人员编制、经费形式等仍维持不变，并明确其职责为依法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等。本院认为，《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四条规定，拆迁人是指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或者指定的实施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工作的机构。本案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是余姚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部门，负责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工作的实施，本案的房屋拆迁补偿工作系其工作职责范围。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关于原告郑书贞作为涉案协议的签约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依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涉案房屋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上，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郑书贞。被告依照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确认被拆迁人为郑书贞符合法律规定。《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拆迁住宅用房，应当以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权属来源证明文件记载的事项作为安置计户依据。”原告郑书贞是被拆迁户的户主，根据郑书贞的户主身份，被告有理由相信郑书贞的签约行为是该户内各被拆迁人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郑书贞作为涉案协议的签约主体适格。二、关于涉案协议内容是否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问题。原告称其签订涉案协议时受到村干部欺骗，所签协议应属无效，并且原告签字时有部分内容未填写，与涉案协议内容有出入。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签订协议时受到欺骗，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至于原告签订协议时的协议内容与双方签字盖章的协议内容有出入及原告先单方签字被告后盖章确认问题，确实存在一定瑕疵，被告应在之后的工作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签订协议，本院在此处予以指正。涉案协议签订过程虽有瑕疵，但原告认可协议落款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且原告签字时协议已对涉及拆迁的主要内容如房屋坐落、面积、安置人口、拆迁补偿金额等作了约定，被告之后盖章确认不影响涉案协议的整体效力。涉案协议第十二条载明：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原告郑书贞于2017年7月31日在涉案协议上签字，被告也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并注明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31日，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协议于2017年7月31日成立且生效。三、原告郑书贞户的分单是否影响涉案协议效力问题。原告郑书贞认为，该户于2010年2月分家析产，女儿郑月飞、儿子郑吉善对涉案房产均享有所有权。根据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该分单作为原告家庭内部的约定，并未直接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至于郑月飞是否可以单独计户安置问题，《关于若干条文的补充说明》（余土资发[2011]46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离婚者应与父母合并一户计算，无法与父母合并计算的，本人不再增加安置人口。”故涉案协议将郑月飞与郑书贞、柴玉兰合并一户安置并无不当。原告提出郑月飞已离婚，故应当一人补偿120平方米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至于郑吉善是否可以作为安置人口问题。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被拆迁住房的安置人口按照被拆迁人家庭具有常住户口且实际居住的人口确定。”原告儿子郑吉善系事业编制人员，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户口，且其户口并不在原告户处，不符合法律规定可计入安置人口的情形，故不应作为安置人口给予补偿安置。原告主张郑吉善为户口在外的事业单位人员，一家三口应补偿180平方米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涉案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且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本院认定涉案协议合法有效。故对原告要求确认涉案协议无效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书贞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郑书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50元；如通过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通过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未在上诉期限内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作放弃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珂斐人民陪审员  孙恩国人民陪审员  陈国平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代书 记员  彭 巍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