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1112号
原告上海泛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
法定代表人恽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嘉生，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现民，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李春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彤海，北京刘彤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勇缜，女，汉族，该公司员工。
原告上海泛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9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次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5年1月12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张嘉生律师、刘现民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彤海律师、朱勇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3月3日，原、被告签订“出口运输代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承运石油钻机从中国上海港、天津港运至伊朗阿巴斯港。钻机装船出运后，船运途中被告提出更改卸货港为伊朗霍梅尼港，船上货物配载、倒舱等因改港而产生各项额外费用最低金额为200，000美元，后经双方协商被告向原告出具改港保函，约定被告先支付150，000美元，并将其接下来的10套钻机交由原告承运，其中前5套钻机（11，000立方，正负5%）出运后，原告每次返还被告运费10，000美元。2011年4月29日，被告与原告签订第二套钻机出运的租船协议，原告按协议要求及时将货物运抵卸货港。因该套钻机在卸货时发生短少，而该短少非原告责任，但被告借此拒付海运费、港口包干费和陆运费等约人民币2，300，000元。就该短少事宜，双方经协商，于2011年7月达成谅解备忘录，明确原告对货物短少无相应责任，但基于双方长期业务合同和后期钻机的出运同意补偿被告人民币34，000元并出具相应文件协助货物目的港清关。双方于2011年8月9日签署“协议”，被告承诺于2011年9月30日付清余款，并明确约定货物体积、目的港及运费将后续三台钻机由原告出运。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未按期支付运费也未委托原告出运货物。2011年12月底，双方签订“履约协议”，原告基于被告尚有10套钻机委托原告出运和尽快收回第二套钻机运杂费的考虑，对本来不应由原告承担的第二套钻机上海港因货量增加而额外产生的陆路运费人民币108，604元和目的港货物短量损失人民币34，000元，同意被告在应付运杂费中予以扣除，并同意对第二套钻机减免海运费人民币63，000元，共计扣减人民币250，604元，对运杂费余额人民币2，140，862元，被告同意于2012年1月22日前付清。该协议对后续钻机的出运事宜、违约责任等作出明确约定。上述“履约协议”签订后，被告再次违约，未按协议的约定期限支付运杂费，也未按协议约定委托原告承运后续的钻机。原告因被告违约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和利润损失，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赔偿改港费用50，000美元；2、被告赔偿利润损失132，000美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1、原告诉请已通过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海仲上海分会”）所出具的仲裁裁决一揽子解决，原告在仲裁中未提及改港保函事宜，现再提及属重复起诉；2、改港保函中仅约定需被告支付150，000美元，未有对原告垫付50，000美元改港费用的确认，且原告未提供其因改港事宜向第三方垫付相关费用的凭证，因此原告诉请改港费用无相应依据；3、原告未提供其因运输事宜另行租船等成本支出，无法计算原告的利润可得，且本案8月9日协议非完整的合同，其仅为预约条款，其不存在可得利益损失。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进行举证，被告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出口运输代理合同，用以证明原、被告间对第一套钻机运输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对该证据效力和证明目的均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和证明目的因被告的确认应予认定。
2、QQ聊天记录、改港保函，用以证明因被告改港，原、被告双方确认最低改港费用为200，000美元，被告仅支付150，000美元，对原告垫付的50，000美元改港费，被告同意后期补偿。被告认为聊天记录未办理相应的公证手续且聊天主体身份不明，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对改港保函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可；因聊天记录里方案的形成未经被告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其非被告最终意愿的表示，因此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改港保函的证据效力因被告的确认应予认定，关于聊天记录的证据效力及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事实在判决说理部分加以阐述。
3、双方于2011年8月9日签署的“协议”，用以证明被告再次承诺按期付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承诺后续货物委托原告出运，但实际未按该协议内容履行。被告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后期由于原告报价高于协议约定运费41.5美元／立方，实属原告违约。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被告确认应予认定，关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及庭审查明事实在判决说理部分加以阐述。
4、被告致原告函件、情况说明及催款，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催款，被告因付款迟延严重违约。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因被告付款迟延而承担的相应赔偿已经仲裁裁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因被告的确认应予认定，关于被告逾期付款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已在海仲上海分会出具的MASH2014016号案的裁决书中予以明确并予解决，本院对此不应重复审理。
5、履约协议，用以证明被告承诺按照约定的运费标准委托原告出运相应的货物，但被告未履约，未委托原告出运相应货物。被告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履约协议约定的付款内容已经仲裁裁决，因此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被告的确认应予认定，履约协议虽有针对第二套钻机运输相关费用减免的约定，但同时也有对改港保函和2011年8月9日签订“协议”的细化和延续，关于第二套钻机货运事宜的纠纷因“租船协议”约定仲裁条款，本院对此不具有相应的管辖权，但关于第一套钻机货物运输中形成的改港保函、8月9日协议、履约协议的内容和庭审查明可对双方约定：被告承诺后续三台钻机设备（每台为11，000立方，正负5%）由原告承运，目的港为伊朗阿巴斯港或霍梅尼港，运费为41.5美元／立方，运输合同其他条款参照原合同不变，付款时间延长至船开60天内结算，对延期付款约定利息按照欠款每日千分之二结算用于补偿原告损失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事实在判决说理部分加以阐述。
6、报价对比表、两份海运代理合同，用以证明被告恶意将货物委托第三方出运，被告恶意违约。被告对MAPNA项目的钻机出运的报价对比表和海运代理合同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但对原告证据45页的报价对比表因其无来源及出具人签章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因报价对比表显示原告所报运费单价44美元高于双方约定的41.5美元，及海运代理合同显示的内容均可证明原告无意承运相应货物，系原告违约，因此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两份报价对比表均无出具方的签章且非原件，MAPNA项目的钻机出运的报价对比表记载内容同被告提供的经公证的电邮内容相异，原告也庭审确认在报价对比表同被告提供的电邮内容存在矛盾的情况下，以被告电邮所确定的报价为准，因此对报价对比表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海运代理合同的证据效力因被告的确认应予认定。关于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事实在判决说理部分加以阐述。
7、函，用以证明被告于2013年12月9日仍同意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但被告未履行。被告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可，但认为因原告承运报价超过原告函内承诺运费单价41.5美元，系原告未予履行。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被告确认应予认定，关于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事实在判决说理部分加以阐述。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进行举证，原告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请原告对出运至伊朗阿巴斯港的货物进行报价的电邮，用以证明原告报价为46.5美元／立方，违反双方约定的41.5美元／立方，原告诉请利润损失无依据；被告遵守双方约定请原告报价，但原告置之不理。原告对该组证据效力无异议，其认为被告所运货量为分批出运不符合双方约定的单次运输货量为11，000立方的要求，且被告发送至原告2012年6月19日电邮，其要求原告次日中午12时之前回复，被告未给原告合理时间安排货物运输的船舶及相应报价，因此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效力因原告的确认应予认定，关于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事实在判决说理部分加以阐述。
2、请原告对出运至伊朗霍梅尼港的货物进行报价的电邮，用以证明被告履行承诺，但原告无诚意报价过高，明显违约。原告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其认为被告出口的钻机货量不符合双方协议约定的11，000立方，因此所报价格不应受协议约定41.5美元／立方的约束，因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原告的确认应予认定，关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事实在判决说理部分加以阐述。
3、2012年6月20日被告同天津市航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通公司”）签订海运代理合同，用以证明当时的货运钻机运输的市场单价为37.5美元／立方，原告所报价格无相应的市场竞争力。原告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可证明被告同案外人航通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应当按照与原告协议约定的41.5美元／立方和合同价格37.5美元／立方的差价赔偿原告的利润损失。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原告的确认应予认定，关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事实在判决说理部分加以阐述。
4、海运招标签到单，用以证明被告履行同原告的承诺，让原告招标现场进行报价，但原告前往投标现场但未予报价。原告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因被告一直未给出明确具体的出运货量，因此原告无法报价。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原告的确认应予认定，关于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事实在判决说理部分加以阐述。
5、请原告对出运至伊拉克相关港口货物进行报价的电邮，用以证明原告对出运货物所报运价较高，因其无市场竞争力被告只能同其他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原告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货物运输的报价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需要综合考虑海运费、港杂费等各方面因素。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原告的确认应予认定，关于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事实在判决说理部分加以阐述。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要求原、被告双方就以下证据发表相应的质证意见。
1、双方于2011年4月29日签订的“租船协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其认为该协议是为第二套钻机的出运而签署，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因原、被告的确认应予认定，因原告诉请利润损失依据“协议”和“履约协议”中约定的条款，而履约协议主要是为第二套钻机各项费用的减免和运费尾款的支付而签订，因此该证据对本案相关事实的查明具有相当的关联性，本院对此予以认定。
2、MAPNA项目货物出运的报关单，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报关单显示的货物数量和合同约定数量不同，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被告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因原、被告的确认应予认定，该报关单显示的该出口货物为“删单重报”与被告提供的电邮和被告陈述该货物延期出运的事实可相印证，对其关联性可予确认。
根据对上述证据材料的分析认定并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1年3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署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办理70DZ石油钻机壹套及部分石油井设备配件等自上海港／天津港运至伊朗阿巴斯港等各项货运事宜，双方约定货物运输相应的海运费、港口包干费、陆运包干费和堆存费等费用计算标准；费用支付方式为船舶离港提单交付30日后被告向原告支付全部费用，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所涉纠纷由被告所在地的海事法院管辖，另附有约定“被告参照本合同相关条款增加一套钻机交由原告承运，承运时间在2011年6月1日前”，双方均庭后书面确认第二套钻机的出运即是对该条款的履行。2011年4月29日被告委托原告出运第二套钻机设备签订“租船协议”，该协议的运费支付方式为货物运至目的港前，否则被告有权扣押货物直至运费结清，其产生的费用和责任均由原告承担；纠纷解决方式为仲裁。
2011年4月12日，双方因第一套钻机设备目的港发生变更（由伊朗阿巴斯港变更为伊朗霍梅尼港）而签订改港保函，约定被告向原告支付150，000美元，同意后续10套钻机由原告承运（三年内完成），运费为届时市场最具竞争力且双方认可的运费；其中，前5台钻机（11，000立方，正负5%）出运后，每次返还被告10，000美元。
双方于2011年8月9日签订的“协议”和年底签订的“履约协议”明确约定被告承诺运至伊朗阿巴斯港或霍梅尼港的后续三台钻机设备（每台11，000立方，正负5%）由原告承运，运费为41.5美元／立方，运输合同其他条款参照原合同不变，付款时间延长至船开60天内结算，对延期付款约定利息按照欠款每日千分之二结算用于补偿原告的损失。
关于2012年9月11日出运至伊朗阿巴斯港的MAPNA项目的钻机设备，该套设备总体积约11，000立方（正负10%）被告于2012年3月20日首次向原告询价，要求分两批出运，请原告提供相应的海运价格、港杂费及陆运包干费。原告于当日半小时后及时回复“由于船价和油价的上涨，运费为46.5美元／立方，且款项一个月内结清”。后因伊朗收货方对钻机提出新的技术要求使该台钻机设备延后出运，因此被告于2012年6月19日12：52对该台钻机再次询价，询价内容表明该钻机设备为一次出运，体积约为12，000立方，天津出口营房约7500立方，上海出口约5000立方，目的港为伊朗阿巴斯港，预定船期为2012年6月30日前，对船舶名称及船龄、航运时间、费用支付形式均要求填示，且费用支付形式为见提单付款和船舶离港后60日付款两种方式并基于不同付款方式分别填报相应的海运费、港区港杂费、陆运包干费。该邮件要求原告于6月20日午时前回复，对此原告未予回复。后该钻机由航通公司承运，其与被告签订的“海运代理合同”未有陆路包干费的约定。
关于2014年12月20日出运至伊朗霍梅尼港的NIDC项目的钻机设备，该套设备总体积约4，500立方（正负10%），被告于2013年11月21日向原告询价，原告于同年11月25日回复，但并未给出具体报价。被告因未得到原告报价，于同年11月27日电邮邀请原告于28日前往被告招标现场进行海运协议洽谈事宜，原告于28日派人前往，但仍未报价，29日原告发送电邮致被告询问出运货量是否为4，000立方，而非11，000立方（正负5%），其将根据货量的减少进行相应的报价。
另查明，2013年8月26日原告以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双方于2011年8月9日签订的“协议”，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支付海运费、运杂费、货损款等事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于2013年12月9日向法院出具函件称被告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具体内容为“1、截止2014年4月12日，凡运至伊朗、体积为11，000立方（正负5%）的钻机设备，均由原告41.5美元／立方承运；2、其他港口的钻机设备，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以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且双方认可的运费’原告在该条件下享有优先承运权”，原告于2013年12月25日以被告同意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为由申请撤回对被告的起诉。后原告于2013年12月31日向海仲上海分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要求被告支付欠付运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合同约定的利息损失和律师费用等，后仲裁庭就原告相关请求作出裁决，被告就该裁决予以履行。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因运输的目的港为伊朗阿巴斯港或霍梅尼港，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可以选择解决涉外合同纠纷的准据法，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院确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垫付的改港费用的诉请。
原告提供QQ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其改港最低费用为200，000美元，且其同被告协商由原告垫付50，000美元，被告支付150，000美元，作为补偿被告同意将10套钻机交由原告出运，因后期被告出运的相应钻机未委托原告，因此原告据此要求被告向其赔偿垫付的50，000美元。本院认为，1、原告提供的QQ聊天记录未办理相应的公证手续，该证据不具有相应的证据效力；2、结合文件右上角和文件最下方内容可知“泛森与jack1221（20967690）”聊天记录打印件共计22页，但原告仅向法庭递交了其中第2页和第4页，并未提供完整的双方聊天记录，因此本院无法据此作为定案的依据；3、从原告提供的部分的聊天记录来看，该内容也仅为双方对进行改港事宜支付相关费用的协商，双方几经磋商，方案几经变化，未最终确定；4、原告庭审确认最终签署的改港保函非通过聊天软件向对方发送，而是根据聊天所约定的内容落实于书面确认；5、由被告确认并签章的书面改港保函显示经双方协商最终确认的改港费用支付方案为被告支付150，000美元，并同意接下来的10套钻机由原告承运（三年内完成），其中前5台钻机（11，000立方，正负5%）出运后，每次返还被告运费10，000美元，且特别批注“成交运费为届时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且双方认可的运费”，也就是说，最终形成的改港费用解决方案并未确认原告因改港事宜替被告实际垫付50，000美元，也未约定若合同违约原告有向被告请求支付垫付50，000美元的相应权利；6、原告庭审确认其非运输的实际承运人，因此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因被告改港原告向实际承运人实际支付替被告垫付的费用及相应金额的情况下，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本院对原告因改港而实际为被告垫付50，000美元的事实不予确认，因原告要求被告向其赔偿垫付的费用无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利润损失132，000美元的诉请。关于该诉请双方主要涉及以下两个争议焦点：1、2011年8月9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和后续“履约协议”就钻机设备出运条款的约定内容的法律性质为“预约”还是“本约”；2、原告诉请的利润损失是否属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范围。
（一）关于2011年8月9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和后续“履约协议”就钻机设备出运条款的约定内容的法律性质为“预约”还是“本约”的问题
预约是指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因此，预约从本质上讲，应当是形式完备的合同。换言之，预约与尚未构成合同关系的其他文书相比，其根本区别在于预约具备了合同成立的要件，即有明确的双方或多方订约主体，订约当事人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其成立也具备要约和承诺阶段。也就是说，作为合同的一种形式的预约，其也包括当事人、标的、意思表示等要素，而且从形式到内容，上述要素均是明确的。有的预约条款非常详尽，将未来本约应当规定的内容几乎都在预约中作了明确约定。可见，对于预约与本约，由于两者均具有合同主要条款的确定性特征，且均适用合同漏洞填补规则，而变得难以区分。因此本院认为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条款系预约还是本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如果当事人存在明确的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那么，即使预约的内容与本约已经十分接近，即便通过合同解释，从预约中可以推导出本约的全部内容，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排除这种客观解释的可能性。因此本案中关于约定条款的性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判定：
1、据“协议”及“履约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可知，约定条款的性质应为预约。涉案约定条款明确被告承诺运至伊朗阿巴斯港或霍梅尼港的三台钻机设备（每台为11，000立方，正负5%）由原告承运，运费为41.5美元／立方；付款时间延长至船开60天内结算，对延期付款约定利息按照欠款每日千分之二结算用于补偿原告的损失。该约定条款明确了拟进行运输的货物出运货量、目的港、相应的海运费金额、款项支付条件及逾期付款的相应罚息，具备了正式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但是，当事人同时在该“协议”中约定运输合同其他条款参照“原合同”条款不变，而在该“协议”签订前原告为被告出运两台钻机设备至伊朗，为第一套钻机设备出运双方于2011年3月3日签订了“出口运输代理合同”，为第二套钻机设备出运双方于2011年4月29日签订了“租船协议”，该两份合同权利义务内容相距较大，且管辖权条款约定均有所不同，“原合同”具体为哪份合同双方有待于在将来订立的新合同中予以进一步明确，以最终明确双方之间货物运输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及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
2、综合当事人嗣后为达成具体设备出运的运输合同进行的磋商及具体的履行行为等事实，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据此认定“协议”的性质为预约。
首先，从合同磋商的必要性层面而言，被告于钻机设备出运前向原告进行询价，询价的内容不仅包括海运费还包括出运地的港口包干费和陆运包干费，也就是说即使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数额明确的海运费，但并不意味着合同价款内容的完整，即使是相同的海运出运总量和目的港也因被告钻机设备构造的不同形成基于特定钻机设备的相应的陆路运输包干费，因此陆路运输包干费的有无和多寡不可能参照“原合同”予以确定，其必然根据货物出运时的相关情况发生费用金额的调整。据在案有效证据和法庭调查，2012年9月11日出运至伊朗阿巴斯港的体积约为11，000立方的MAPNA项目的钻机设备，同双方已出运的两台钻机设备出运总量和目的港相同，但上海港的陆路运费未同海运合同签订相对方结算。由此可知，本案中虽然根据约定条款双方应受预约中已决条款的约束，但因未决条款必须依赖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才能确定，因此仅凭已决条款还不足以订立本约。
其次，从为达成本约的履行行为层面而言，庭审中双方均确认达到“协议”和“履约协议”约定条款要求标准的为MAPNA项目下的钻机设备，对该设备的出运被告首次询价，出口至伊朗阿巴斯总体积约为1.2万方的钻机，分两批出运，请原告提供相应的海运价格、港杂费及陆运包干费。原告回复为：“由于船价和油价上涨，1.2万立方海运费价格为46.5美元／立方，一个月内结款”。原告庭审强调之所以报较之协议约定的41.5美元／立方更高的价格是因为41.5美元／立方是针对一次出运的货量为11，000立方的货物的海运费价格，而原告首次询价时该货量的设备分两批，被告租船的成本会相应提高，因此其报价较高并非违反“协议”的约定。本院认为，（1）基于涉案发生当时原告的回复进行文义的理解，原告是因为船价和油价上涨，其不愿意受41.5美元／立方的约束，其认为应以46.5美元／立方承运更为合适，从其意思表示可知其也认为41.5美元／立方的约定仅为预约，可根据客观船价和油价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调整和磋商，不具有正式约定的效力；（2）退一步讲，即使原告庭审的解释是合理的，也恰恰说明了“协议”约定内容的预约性质，因为货物出运的价格的达成需要双方当事人根据货物出运时的具体方案进行相应的磋商与调整（如果“协议”条款为单一固定性解释即只要一台钻机出运货量满足11，000立方，不论是否分批出运其海运运价均为41.5美元／立方，那么原告所报运价46.5美元／立方即系原告违约）。
因伊朗收货人方面对该设备技术的调整使该设备迟延承运，因此被告对该设备出运进行第二次询价，此时该设备符合“协议”约定的要求且一次出运，但原告未予报价，原告声称被告未给其足够的时间进行船舶联系和相应报价，本院认为如果说“协议”约定的内容是原告确定的意思表示可构成本约，那么原告在被告询价时无需更多的考虑直接报41.5美元／立方即可，但原告对被告的询价并未回复，说明其对“协议”中承诺的41.5美元／立方的运价仍不能确定可予承运。
最后，从被告通常的业务操作惯例来看，据在案有效证据显示，被告出运的每套钻机均有其对应的正式合同的签订。就原、被告间两台钻机而言，第一套钻机出运合同中即有关于第二套钻机的预约条款，即“被告参照本合同相关条款增加一套钻机交由原告承运，承运时间在2011年6月1日前”。后当被告实际出运第二套钻机时即于2011年4月29日同原告签订正式出运的合同“租船协议”。
因此综上，退一步讲，即便约定条款中的“原合同”按原告所述为2011年3月3日双方签订的“出口运输代理合同”，但从当事人事后的磋商、履行行为的事实及通常的业务操作惯例均可以看出双方当时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为特定出运的钻机无论是在已决条款还是未决条款中均有需磋商和调整的意愿，因此可认定“协议”及“履约协议”约定条款的性质为预约。
（二）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润损失是否属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范围问题
原告庭审确认其诉请的利润损失为依据《合同法》第113条而形成的可得利益损失，其诉请利润损失的计算方式为：“协议”中约定的运费41.5美元／立方扣减被告同案外人航通公司就MAPNA项目钻机出运的海运费37.5美元／立方，乘以出运货量11，000立方，再乘以被告承诺的三台钻机，即（41.5-37.5）＊11，000＊3=132，000（美元）。该种计算方式是以本约的全面履行为基础计算原告可能实现和取得的财产权利，而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仅为预约，纵使被告存有缔约过失，也仅向原告承担信赖利益损失即原告为同被告签约而实际发生的损失，而因本约全面履行所得之利益，不属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范畴，则不应在预约违约请求赔偿之列。因此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垫付费用的赔偿主张因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双方签订的“协议”及“履约协议”的条款仅为预约的情况下，原告诉请的因本约的全面履行所得的可得利益损失不属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范畴，本院亦不予支持，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上海泛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91.80元，由原告上海泛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上海泛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被告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季 刚
代理审判员 王寰瑾
人民陪审员 张 毅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顾婵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
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