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昆民四终字第3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昆明干洲交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二期第二区***幢***室。
法定代表人柏高权，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肖树龙，云南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施跃基，云南天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方盛电力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姜堰市经济开发区兴业路。
法定代表人徐蕾，系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海泳，男，汉族，1978年9月10日出生。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卞伯战，江苏法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昆明干洲交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干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方盛电力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公司）、于海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13）安民初字第1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以下事实：2012年9月25日，干洲公司（甲方）与于海泳（作为乙方以“江苏方盛电力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自愿合伙经营位于云南省安宁市草铺镇平地哨村的“昆明干洲交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伙人依法组成合伙企业，由甲方提供厂房两幢面积为4000平方米和厂房内现有全部生产设备（详见设备物资移交清单表）、并提供办公室5间、会议室3间及现有生产场地和办公用品用具等（详见办公室用品移交清单），合伙经营期间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为：（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为：1、甲方在合伙经营期间拥有对工厂厂地、土地、厂房等固定资产的所有权；2、甲方负责协调双方在合伙经营期间的当地税务、工商、治安及工厂周边社会关系等项工作，保证工厂正常供水、供电；协调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3、甲方必须保证乙方对合伙企业的独立自主经营权利，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干涉乙方自主经营；4、甲方无偿给乙方提供“昆明干洲交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标或承揽工程用的各种资质文件及营业手续……。（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为：1、乙方拥有对该工厂的设备、厂房、人员的管理权、使用权、保管维护权和自主经营权，并负责工厂的安全生产管理和责任；2、乙方负责提供足额的流动资金和公司的全面生产管理、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产品销售和市场培育和开发；3、乙方接手经营管理干洲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后，经合作双方充分协商商定年产值每年不低于伍仟万元（甲方承诺在合伙经营后的所有业务订单必须在合伙企业加工生产）；4、如因乙方经营管理不善，注入合伙企业流动资金不足而影响合伙企业的年度产值和利润，由此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乙方承担；5、乙方必须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和要求与在工厂内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购买五险一金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临时工要求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经营税后利润分配：公司每年生产产品销售所产生的税后利润除留纯利润百分之十进行固定资产、设备的更新和维护及科研开发投入外，剩余利润甲、乙双方各分得50%，并每年年终在12月30日前分红一次。合同并约定了合伙企业的银行账户和现金管理以及甲、乙双方合伙前的债权、债务的承担方式、合伙期满后的有关事宜。违约责任为：本协议在具体实施执行过程中，如因一方违约造成合同被迫中止，违约方必须承担因违约责任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并加罚违约方违约金壹佰万元作为对守约方的经济补偿费用。违约经济损失及违约金计算及偿还期限为自违约方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60天内清算完毕。合伙经营期限为十年，自2012年10月9日起至2022年10月8日止。如果甲、乙双方需要延长合伙经营期限，在合伙企业期满前六个月办理相关延续合伙企业手续……。干洲公司在甲方栏上加盖了公司印章，其法定代表人柏高权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于海泳在乙方栏上以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未加盖方盛公司印章。2012年10月8日干洲公司聘请于海泳为该公司总经理（主管安宁生产基地）。于海泳用自己的资金发放了2012年10、11月份的工人工资及支付了工人到方盛公司进行培训的费用。于海泳与干洲公司签订合同不久之后因个人原因离开了干洲公司。另确认：于海泳在2012年8月20日以前系方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2年8月20日至2012年10月9日期间系变更为陈娟担任方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10月10日至今方盛公司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为徐蕾。干洲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解除干洲公司与方盛公司的《合伙经营协议》，由方盛公司返还厂房和生产设备；二、由方盛公司、于海泳连带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100万元；三、由方盛公司、于海泳连带清偿干洲公司债务51178.26元。
根据以上确认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干洲公司与方盛公司是否签订过《合伙经营协议书》？于海泳是否有权代表方盛公司与干洲公司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二、方盛公司、于海泳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并应当对干洲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针对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干洲公司出示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内容，乙方的签约名称为方盛公司，于海泳是以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但从方盛公司提供的工商变更登记通知书的内容来看，于海泳自2012年8月20日之后就没有担任方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海泳也当庭明确表示其以方盛公司的名义签约后方盛公司不同意其代表公司与干洲公司进行签约，且于海泳也未将加盖有方盛公司印章的协议书原件交干洲公司持有，事后方盛公司也未对于海泳的代理行为进行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故于海泳以方盛公司名义和干洲公司订立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对方盛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书的签约双方应为干洲公司和于海泳。从协议载明的内容看，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所确定的合作主体之间关系相对较为松散，约定了各自的出资方式，并确定了利润的分配比例和合作事项的经营管理模式，且未成立新的具备法人主体资格的合作组织，对外是以干洲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故干洲公司与于海泳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的性质应为联营合同，现干洲公司要求解除《合伙经营协议书》，于海泳当庭表示同意，双方就解除《合伙经营协议书》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故双方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可依法予以解除。
针对争议焦点二，原审法院认为：在协议签订后，于海泳被任命为干洲公司的总经理，其着手开展联营体初期的筹备和经营管理，组织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并用自己的自有资金向联营体的工人发放了工资及支付了培训费用，双方的联营协议开始履行。但在协议刚开始履行期间由于于海泳的自身原因离开了联营体而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从而导致双方的联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完全不能实现而被解除，于海泳的行为对干洲公司构成了根本性违约，其具有过错，干洲公司对此并无过错，故于海泳应当赔偿由此给干洲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关于干洲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在《合伙经营协议书》第八条中干洲公司与于海泳约定的违约责任为：如一方违约造成合同被迫中止，违约方必须承担因违约责任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并加罚违约方违约金壹佰万元作为对守约方的经济补偿费用。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违约金是对违约一方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一方造成经济损失所作的一种补偿而非惩罚，应以干洲公司因于海泳的违约行为而给其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为基础，现干洲公司出示的证据不能证实因于海泳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了100万元的经济损失，亦不能印证其所主张的经济损失和垫付款项与证据记载内容具有关联，此外，干洲公司无证据证实干洲公司与于海泳双方已办理过厂房及生产设备的交接手续，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耿广其与闫林系代表于海泳与干洲公司办理过办公室、员工宿舍及其他物品的移交手续，另方盛公司并非缔结合同的一方主体，其也未参与联营体的经营管理；故干洲公司要求方盛公司、于海泳承担违约金100万元和清偿债务51178.26元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根据，原审法院对干洲公司要求方盛公司、于海泳连带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及清偿债务51178.26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干洲公司与于海泳于2012年9月25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二、驳回干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61元，由干洲公司承担14161元，由于海泳承担100元。
原审判决宣判后，干洲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干洲公司除了由方盛公司返还厂房和生产设备之外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原审判决对合同主体认定不清。2012年方盛公司承揽云南滇投公司工程项目，同年7月经人介绍于海泳认识了干洲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海泳出示了方盛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双方开始协调企业之间的承包事务，经过两个月的考察和磋商，2012年9月25日于海泳以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合伙经营协议书》上签字。该合同是干洲公司与方盛公司所签订，原审判决认定于海泳是合同当事人是错误的。1、如果于海泳是《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当事人，于海泳与干洲公司签约后即生效，何必将协议书原件带回方盛公司盖章？而且于海泳在答辩时也没有否认将协议书带回方盛公司的事实。2、方盛公司答辩称“于海泳系方盛公司的销售人员”，于海泳答辩称“2012年9月25日协议签订后我回到方盛公司，方盛公司认为在没有订单的情况下不同意签订协议”。从上述答辩意见可以看出，于海泳的身份是方盛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同意”三个字表明于海泳与方盛公司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是受方盛公司派遣或者至少是征得方盛公司同意的。如果方盛公司不同意签订合同，应在协议签订前作出，但是方盛公司的“不同意”是在于海泳代表该公司签订了《合伙经营协议书》之后才作出的，即方盛公司“不同意”是在《合伙经营协议书》已经依法生效之后作出的。3、干洲公司原审申请证人何云川、王鸿桂到庭作证证实，《合伙经营协议书》签订后方盛公司组织了10位工人到方盛公司进行业务培训，对此于海泳也是认可的。如方盛公司与《合伙经营协议书》无关，为何要对工人进行业务培训？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于海泳用自己的资金发放了工人2012年10、11月份的工资及支付了工人到方盛公司进行培训的费用”并无任何证据证实。三、原审对证据的审核认定有误。1、原审中干洲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真实、合法，应予采信。原审判决不予认定，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录音证据的规定，致使本案主要事实不清。2、原审判决认定《合伙经营协议书》签订期间方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娟所依据的《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未经方盛公司质证。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虽然冠以了合伙经营的名称，但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所体现的是企业承包关系。
被上诉人方盛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依法应予维持。2012年9月25日也就是干洲公司主张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签订时方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娟，于海泳当时仅是方盛公司的销售人员，其在未得到方盛公司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对外作出的、与销售无关的投资行为均属个人行为，无权代表方盛公司。干洲公司组织了案外人朝灿公司的10余人到方盛公司进行过参观但不是培训，方盛公司没有支付过干洲公司所称的工人工资及培训费用。2012年10月8日于海泳受聘于干洲公司担任其公司总经理。故干洲公司所认为的组织个人培训、工人管理及合伙经营协议的签订均属干洲公司的内部管理行为，与方盛公司无任何法律上的关联性。综上，干洲公司所称的合伙经营协议对方盛公司未有效成立，更不存在任何违约责任。二、原审中方盛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内容不清、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三、方盛公司保留进一步追究干洲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于海泳恶意串通、侵犯方盛公司利益的权利。
被上诉人于海泳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基本属实，应予维持。于海泳与干洲公司法定代表人柏高权在2012年9月之前互不相识，后经人介绍认识。柏高权称其有可能中标羊场片区项目，利润可观，可以以干洲公司和方盛公司的名义合伙做，如果赚钱两人平分。后方盛公司不同意与干洲公司合伙做生意，不同意签订合同，于海泳随即告知了柏高权。柏高权知道后称聘任于海泳为总经理先干起来，于是于海泳回到云南将协议文本交还柏高权，参加了干洲公司组织的会议并联系工人到方盛公司参观。于海泳按照柏高权的要求打给干洲公司50万元预支费用（参观费用都是从这50万元中支付的）具体做羊场片区路灯这个项目。后因于海泳本人未实际参与干洲公司管理，柏高权在于海泳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将羊场片区项目的利润挪作他用，将厂房租赁给他人使用，故干洲公司不但没有损失，而且还应将项目利润及于海泳预支的费用与于海泳结算。关于本案诉争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的文本，因干洲公司提交的证据系复印件，不是于海泳与柏高权所签的协议，原审判决不应认定协议书复印件中的内容完全属实。综上，于海泳无方盛公司的书面授权，事后方盛公司也未盖章确认，《合伙经营协议书》对方盛公司未有效成立。至于于海泳与干洲公司及柏高权之间的关系应按照变更后的口头协议即履行职务行为进行法律调整。二、原审中方盛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内容不清、且不是于海泳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二审中，干洲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一、方盛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于海泳身份证复印件，方盛公司网站查询信息、江苏省工商局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信息，欲证明2012年7月于海泳以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干洲公司提供了方盛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介绍了方盛公司在云南的业务，以证实其身份。干洲公司当时查询了方盛公司网站的信息与于海泳提供的复印件相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于海泳是方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商机关企业信息查询系统的信息表明于海泳至今都是方盛公司的股东之一，且是全部以货币出资的唯一股东。
二、云南朝灿科技有限公司章程，欲证明干洲公司是朝灿公司的控股股东，干洲公司将两公司的场地合作使用协议的标的物用于与方盛公司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并不违法。
经质证，方盛公司对证据一中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实于海泳在2012年9月25日《合伙经营协议书》签订时系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方盛公司网站查询信息，认可证据上所载明的网址确系方盛公司网址，但认为即便网页内容真实也与本案无关。对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信息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于海泳否认其向干洲公司提供过方盛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其余质证意见与方盛公司一致。
方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两份，欲证明于海泳在2012年8月20日后已不再担任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
经质证，干洲公司对2012年8月20日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在2012年8月20日之前于海泳系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方盛公司与干洲公司协商订约事宜，2012年8月20日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后，方盛公司并未告知干洲公司。2012年9月25日《合伙经营协议书》签订后，于海泳一直以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履行合同，故2012年8月20日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影响于海泳作为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所实施行为的认定。对2012年10月9日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于海泳对方盛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干洲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系于海泳向干洲公司提供，于海泳亦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干洲公司提交的网站查询信息查询时间不明，不能证明干洲公司在签订本案《合伙经营协议书》之前查询过方盛公司的网站信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干洲公司提交的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信息与干洲公司原审提交的加盖有工商机关印章的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记载的信息并不完全一致，本院以工商机关盖章确认的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记载的信息为准。方盛公司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审中干洲公司提交了其法定代表人柏高权与于海泳于2013年3月16日商谈时的录音一份，欲证明于海泳承认其以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订了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于海泳将合同带回方盛公司盖章后没有返还干洲公司，干洲公司持有的合同复印件是真实的。干洲公司按约移交了厂房、设备、办公室等，方盛公司聘任了高管人员，方盛公司还组织了工人到其公司进行业务培训。于海泳回到江苏后因犯罪被抓，2012年10月份方盛公司免除了于海泳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原审法院以录音内容不清且存有疑点为由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二审中，方盛公司、于海泳发表质证意见称对录音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干洲公司的主张。本院认为，干洲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录音内容，于海泳与柏高权会谈时提及了涉案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但是于海泳在会谈时已经明确表示“公司是不会承认的，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公司也没有盖章”，即于海泳已经明确表示其行为未得到方盛公司的追认或授权。因此该录音证据并不能证明方盛公司对于海泳的行为进行了授权或者事后追认，也不能证明方盛公司实际履行了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本院对该份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原审法院确认的事实，干洲公司提出以下异议：1、对“2012年9月25日，干洲公司（甲方）与于海泳（作为乙方以“江苏方盛电力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提出异议，认为签订合同的主体是干洲公司与方盛公司；2、对“2012年10月8日干洲公司聘请于海泳为该公司总经理（主管安宁生产基地）”提出异议，认为干洲公司聘请的是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海泳；3、对“于海泳用自己的资金发放了2012年10、11月份的工人工资及支付了工人到方盛公司进行培训的费用。”提出异议，认为上述工资及培训费用并非由于海泳用个人资金发放，而是由方盛公司将款项打到了闫琳的账户上，由闫琳发放的，实际上就是方盛公司发放的；4、对“于海泳与干洲公司签订合同不久之后因个人原因离开干洲公司。”提出异议，认为于海泳是2012年10月25日才离开的，而且不是干洲公司，而是离开昆明。对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此外，干洲公司认为原审判决没有对下列事实作出认定：2012年9月25日至10月25日于海泳一直在干洲公司，干洲公司依据合同约定移交了厂房、设备及办公室等。于海泳任命了高管人员、组织工人开会、明确了培训人员名单，方盛公司发放了2012年10月至12月的工人员工资、承担了工人付江苏培训的费用。2012年10月25日于海泳离开昆明回江苏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于海泳任命的公司高管联系不上于海泳，纷纷离开。2013年1月22日干洲公司致函方盛公司，询问方盛公司是否继续履行合同。2013年3月于海泳返回昆明，2013年3月16日于海泳与干洲公司法定代表人柏高权等人进行商谈，承认了合同签订及履行的事实，干洲公司进行了录音。之后，于海泳又离开了昆明，协议无法履行。2013年5月16日干洲公司再次致函方盛公司，并进行了公证，要求方盛公司办理交接厂房等事实及处理善后事宜。2013年5月24日闫琳向干洲公司移交了办公物品、宿舍楼和办公室。2013年7月26日干洲公司向闫琳等人返还了属于其个人的私人物品。于海泳对原审所认定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内容提出异议，认为干洲公司提交的合同系复印件，除了于海泳的签字外，的其余内容是否是当时所签订合同的内容于海泳不并不确定。方盛公司对原审认定事实没有异议。各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于海泳认可其以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订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后将合同带回方盛公司盖章。于海泳虽主张在方盛公司拒绝盖章后其将合同交还给了干洲公司，但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干洲公司亦不认可，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干洲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书》虽系复印件，但于海泳认可其以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订合同的事实，于海泳也没有出示其持有的合同原件以证明干洲公司提交复印件与原件不符。故对于于海泳关于对原审认定合同约定内容所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干洲公司对原审认定事实所提异议1，本院确认2012年9月25日干洲公司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合同载明的甲方为干洲公司，乙方为方盛公司。至于干洲公司与方盛公司之间是否建立了合同关系，本院将在争议焦点部分予以评述。针对干洲公司对原审认定事实所提异议2，原审认定事实与干洲公司向于海泳所发聘书载明的内容一致，干洲公司所提异议不能成立。针对干洲公司对原审认定事实所提异议3，本院认为，干洲公司原审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及工行网银电子回单的用人单位及付款单位均系朝灿公司，不能证明方盛公司向工人发放了2012年10月、11月份的事实。干洲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不能证明于海泳的行为代表方盛公司。干洲公司提交的陈波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对陈波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何川云、王鸿桂关于方盛公司组织了到江苏的培训、方盛公司发放了2012年10月、11月工人工资的证言，除证人证言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干洲公司主张方盛公司组织了工人到方盛公司培训并承担费用，方盛公司发放了2012年10月、11月的工人工资，本院不予认定。原审中于海泳为了证明其发放了工人工资并承担了工人赴江苏培训的费用，提交其单方制作的《昆明干洲公司支出明细表》。该明细表系于海泳单方制作，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审认定的“于海泳用自己的资金发放了2012年10、11月份的工人工资及支付了工人到方盛公司进行培训的费用。”，本院不予认定。针对干洲公司对原审认定事实所提异议4，原审认定并无不当，干洲公司所提异议不能成立。
针对干洲公司主张的原审遗漏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1、干洲公司主张其向方盛公司移交了厂房、设备及办公室。方盛公司任命了高管人员、组织工人开会、明确了培训人员名单等。为证明上述主张，干洲公司原审中提交了《合伙经营协议书》、录音证据、任职《通知》、证人证言等证据。本院认为，《合伙经营协议书》并无方盛公司的签章，于海泳在签订合同时亦不是方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录音证据不能证明于海泳的行为系代表方盛公司。任职《通知》系干洲公司自己所发的内部文件，与方盛公司无关。陈波、何川云、王鸿桂的证人证言，除证人证言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干洲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认定。2、对于干洲公司主张方盛公司发放了2012年10月至12月的工人员工资、承担了工人付江苏培训的费用等，本院不予认定，理由已在前文阐述，不再赘述。3、对于干洲公司主张2012年10月25日于海泳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因缺乏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书予以佐证，且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认定。4、对于干洲公司主张于海泳于2013年10月25日离开昆明，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干洲公司主张因于海泳离开昆明后联系不上于海泳，公司高管纷纷离职，缺乏有效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5、对于2013年3月16日干洲公司法定代表人柏高权与于海泳就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合作事宜进行商谈的事实，于海泳在二审庭审中并未否认，对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定。6、对于干洲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1月22日、2013年5月16日两次致函方盛公司，方盛公司均认可收到了函件，本院予以认定。7、对于干洲公司主张2013年5月24日方盛公司的闫琳向干洲公司移交了办公物品、宿舍楼和办公室。2013年7月26日干洲公司向闫琳、耿广其等人返还了私人物品。本院认为，干洲公司原审中提交的《发还物品协议书》、《证明》等证据上并无方盛公司的签章，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闫琳、耿广其等人的行为代表方盛公司，方盛公司也不认可，对于干洲公司主张的该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二审中本院补充确认以下事实：2012年10月25日于海泳离开昆明。2013年1月22日干洲公司致函方盛公司，询问方盛公司是否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如不再履行，则要求方盛公司尽快将接收的厂房、设备等移交干洲公司。方盛公司收到了该函，但未予回复。2013年3月16日于海泳与干洲公司法定代表人柏高权就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进行了商谈，但未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5月16日干洲公司向方盛公司发出律师函，载明2013年3月份后方盛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海泳来昆明与干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就下一步合作事宜交换了意见，并表示恢复合作，但于海泳走后就再无下文。故干洲公司向方盛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方盛公司务必于2013年5月24日以前派人处理厂房、设备、办公室等交还手续及处理善后事务。逾期干洲公司将自行接管。方盛公司收到了该函，但未予回复。
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干洲公司、方盛公司之间是否建立了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干洲公司要求解除与方盛公司所签《合伙经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方盛公司、于海泳应否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首先，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签订时于海泳已经不再担任方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伙经营协议书》上并无方盛公司的签章，也无证据表明于海泳的行为得到了方盛公司的授权或者事后追认。其次，对于干洲公司主张方盛公司参与了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实际履行，干洲公司所举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由于于海泳的签约行为未获得方盛公司的相应授权，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并未在干洲公司与方盛公司之间成立并生效，也不存在解除的前提。干洲公司要求解除其与方盛公司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并要求方盛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于海泳并非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方盛公司在本案中亦不承担民事责任，干洲公司要求于海泳与方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干洲公司并无与于海泳个人订立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的意思表示，于海泳也不是以个人名义与干洲公司签订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虽然于海泳应对其无权代理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于海泳并不因此就取代方盛公司而成为了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原审认定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建立在干洲公司与于海泳之间，并判令解除干洲公司与于海泳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系对法律理解适用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改判。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13）安民初字第108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昆明干洲交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1426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261元，合计28522元由昆明干洲交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车林恒
代理审判员 张 锐
代理审判员 古维贤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白游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