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新7101民初133号
原告：高振海，男，汉族，1972年3月5日出生，住所地：新疆博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俊，新疆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睿，新疆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乌鲁木齐荣海达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9778950015M，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西三巷1151号华凌物流区东H-10号。
法定代表人：刘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新，新疆鑫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振海与被告乌鲁木齐荣海达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海达运输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振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俊、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振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向原告高振海支付运费68400元；2、由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邮寄费。事实和理由：从2015年7月开始至2016年7月，原告高振海的东风牌×××半挂车承运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需要拉运的货物，总计11次，合计费用68400元，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一再拖延不予支付运费，无奈诉至法院。
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辩称：原告高振海与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所以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不欠原告高振海的运费。
原告高振海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依法进行了质证。原告高振海当庭提供如下证据：1.《货运合同》十一份，其中2015年7月31日的货运合同加盖的是荣海达运输公司的公章，其余十份合同加盖的是”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用章”。证明原告高振海使用×××号车辆为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博乐专线拉运货物，双方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且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尚欠原告高振海运费68400元未支付。荣海达运输公司对该证据中盖有荣海达运输公司公章的一份《货运合同》认可，对其余没有加盖公章的《货运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提出《货运合同》第二条约定”货物到站清点后，运费一次性付清”，因此，按照合同约定运费已一次性结清，不存在拖欠运费的情况。且仅凭《货运合同》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委托管理货运安全经营合同书》一份。证明原告高振海是×××号货运车辆的实际车主。荣海达运输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3.乌鲁木齐荣海达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疆内线路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这条线路是荣海达运输公司的运输线路。荣海达运输公司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且该线路经营权转让协议签署时间是2016年6月26日至2017年6月25日，原告高振海提供的十份合同都不在上述这个转让时间内，因此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当庭未提供证据。经本院审查，原告高振海提供的证据1、2，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与案件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高振海提供的证据3，本院将结合证据1、2及相关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高振海与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分别于2015年7月31日至2016年7月5日签订了《货运合同》十一份，其中，于2015年7月31日签订的这份合同，加盖有荣海达运输公司的公章，其余十份合同均加盖的是”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用章”。上述合同约定，由高振海所有的×××号车辆平板车为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拉运货物，始发地为乌鲁木齐市华凌畜牧基地，目的地为博乐市。这十一份合同载明的”实际应结运费”总额为68400元。原告高振海向法庭陈述，其是在货物运至目的地后，凭借《货运合同》与博乐专线进行运费结算，结算完毕的由博乐专线收走合同，未结算的由其保留合同，至今尚有11车次，共计运费68400元未结算。据此，高振海将本案诉至本院。
庭审中，原告高振海为证明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是荣海达运输公司的运输线路，提供了荣海达运输公司《疆内线路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该协议书的甲方为荣海达运输公司，乙方为博乐专线，乙方担保人为李天龙，该协议书载明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将疆内线路经营权转让给乙方，经营线路为乌市至博乐专线，经营转让期限为壹年（2016年6月26日至2017年6月25日），经营地点为卡子湾华凌物流园南区；甲方向乙方提供合法经营手续保证乙方正常经营，协议履行期间，乙方仍以甲方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等。
本院认为，本案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告高振海与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二、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是否尚欠原告高振海的运费。
一、原告高振海与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
经查，原告高振海与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自2015年7月31日至2016年7月5日分别签订了《货运合同》十一份，其中，于2015年7月31日签订这份合同，加盖有荣海达运输公司的公章，其余十份合同均加盖的是”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用章”。荣海达运输公司对于2015年7月31日签订这份合同认可，对其余加盖有”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用章”的十份合同不认可，并据此否认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关于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的主体地位，首先，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为非经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个人经营组织。其次，原告高振海提供的十一份《货运合同》，合同签订的甲方均为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且2015年7月31日签订的加盖荣海达运输公司公章的货运合同在格式和内容上与其余加盖有”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用章”的十份合同在格式和内容上也基本一致，只是在”应结运费”的数额上不同。第三，在乌鲁木齐货运市场的交易习惯中普通存在运输企业把疆内线路经营权转让给个人经营的现状，同时，结合原告高振海提供的荣海达运输公司《疆内线路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虽然为复印件，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案应认定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隶属于荣海达运输公司，其对外签订的合同，均是代表企业法人荣海达运输公司的行为，其由此而产生的民事责任，亦应由企业法人荣海达运输公司承担。据此，原告高振海与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货运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二、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是否尚欠原告高振海的运费。
原告高振海按照《货运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运输货物的义务，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则应按照《货运合同》的约定履行其支付运费的义务。庭审中，高振海向法庭陈述，其是在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后，凭借《货运合同》与博乐专线进行运费结算，结算完毕的由博乐专线收走合同，未结算的由高振海保留合同。荣海达运输公司辩称，根据《货运合同》第二条约定”货物到站清点后，运费一次性付清”，因此，按照合同约定运费已一次性结清，不存在拖欠运费的情况。高振海作为承运人，将《货运合同》作为结算运费的凭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亦符合交易习惯，荣海达运输公司在高振海出示相关证据主张运费的情况下，应当承担其已经向高振海支付过运费的举证责任，但荣海达运输公司当庭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荣海达运输公司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根据高振海当庭提供的十一份《货运合同》，可以确认荣海达运输公司尚欠高振海的运费68400元。该笔运费至今未付，荣海达运输公司已构成违约，故本院对原告高振海主张被告荣海达运输公司支付运费68400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乌鲁木齐荣海达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振海支付运费684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510元，减半收取755元（原告高振海已预交），由被告乌鲁木齐荣海达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员 叶新华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罗明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