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082民初1686号
原告：荣成市滕家镇茂柞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于海船，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荣成明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立盼，山东华夏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闫忠庆，男，1960年10月29日出生，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荣成市滕家镇茂柞村村民委员会诉被告闫忠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荣成市滕家镇茂柞村村民委员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被告闫忠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荣成市滕家镇茂柞村村民委员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返还位于茂柞村北窑的土地5.72亩。事实与理由：2001年原告与村民于先锋、杨春发签订了果园承包合同，将位于村北窑梨树地5.72亩承包给于先锋、杨春发经营，期限自2001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止。承包期限内于先锋、杨春发又将其承包的果园转由被告经营。2016年11月30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交回土地，被告拒绝，故提起诉讼。
被告闫忠庆辩称，案涉土地不是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流转合同，而是2012年左右原告将在案外人手中的合同收回，原合同终止，原、被告另行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对合同履行期间至2029年作出明确的约定，被告已按照合同履行义务，该合同真实有效，在合同未履行期满前，原告无权主张被告返还土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原告与村民于先锋、杨春发签订了果园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村北窑水库土地5.72亩发包给于先锋、杨春发经营，期限自2001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止。2008年被告通过流转方式取得了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于先锋、杨春发持有的合同文本由被告持有，由被告履行缴纳承包金义务。后（具体时间因无证据证明，本院未能查明）村会计邹某将于先锋、杨春发与原告签订上述承包合同书中原合同的承包期“十五”年划掉改为“二十八”，将原合同截止日期的“二０一六”年划掉改为“2029”，其他条款、包括落款处甲乙双方的签名及日期均未做更改，更改的部分也未加盖村委会公章。原合同承包期满后，原告法定代表人以上述合同未公开叫桩为由要求被告交回案涉土地，被告则称案涉合同合法，双方未能协商一致。该土地现闲置，未种植作物。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案涉的承包合同一份，证明2001年原告与本村村民于先锋、杨春发签订了承包合同，原告将部分栽植梨树的土地承包给于先锋、杨春发经营，合同期限至2016年11月，对该合同出现了上述村会计邹某的更改承包期限的情形，原告称是村会计私自更改，村委会不知情、不认可；2、2017年1月13日，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一份，证实在闫某1担任村支书期间擅自决定延长承包期限，村民对此强烈不满，要求被告交回土地，在此情况下茂柞村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商讨，全村五区党员和村民代表包括被告在内，均同意修改的合同无效应收回土地；3、闫忠典于2000年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一份，其中合同期更改至2029年，合同末页注明“2012年4月交回集体、转闫忠庆自2014年1月1日起”（以下称A合同），主张闫忠典在2012年将原合同所涉土地交回村委，由村委会组织重新叫桩，没人参与叫桩，经协商由被告承包。从A合同签订形式看，A合同与包括诉争的案涉合同在内的其他五份合同不一样，该合同末页注明2012年交回集体，村委会认可A合同所涉的土地继续由闫忠庆承包经营，但是包括案涉合同的其他五份合同上都没有注明，说明其他合同并没有交回村委由村委发包给被告，村委会对包括案涉合同在内的五份合同不予认可。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该合同一式三份，原告提供的合同与被告持有的合同是一致的，村委会在终止原合同，收回原合同更改后给被告的。修改部分是由村会计邹某做出的，为了省事双方仅是在原合同的时间上作出了修改，其他地方因疏忽大意，且被告相信村委，故没有另行重新签订合同。但从现有证据以及被告义务履行情况看，这些瑕疵不影响原告与被告闫忠庆重新签订合同的事实，双方是基于新的合同约定才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对证据2被告第一次庭审时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称发包方（原告）在发包土地后无权主张合同无效，村民代表会议无权做出合同效力的认定，第二次庭审时被告称证据2中“闫忠庆”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字，其当场也表示不同意土地收回的意见；对证据3称该合同除了末页添加的“2014年1月1日起”和“2012年4月交回集体”之外，其他部分与被告的合同一致，但认为末页记录的收回时间是原告后期添加的，被告不予认可。被告称其手中的该份合同弄丢了。被告认为既然原告认可被告重新承包原闫忠典土地的行为，在原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告承包的包括案涉土地在内的五份合同未经过村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应当认定该五份合同都是真实有效的。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2015年11月15日村委会计邹某出具的协议书一份，其中有“经村委会研究决定”“包补违约金14年”等文字内容，被告认为该协议能够证明村委会认可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案涉五份合同中的一块7.5亩土地合同终止时间为2029年，因村委违约想收回被告承包的土地，村委同意向被告支付违约金。既然原告认可该协议内容，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案涉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也应认为案涉合同有效。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协议书质证意见为：2015年为满足政府“东泊抬田”工程需进行取土回填，当时暂定包括闫忠庆承包的7.5亩土地在内的几处土地为取土范围，在合同没有到期的情况下，村委同意按照违约、按照合同期限给承包户包赔损失，时任村委会主任于海船、村委委员及村民均不知道给被告延长承包期之事，村委会主任于海船将具体的计算数额任务交给了会计邹某，邹某在没有告知于海船其私自延长承包期限的情况下，给被告出具了协议书，但是后来因为闫忠庆该块土地土质不适合回填，所以就没有在闫忠庆的该7.5亩承包地上取土。该协议只是在如果需要在闫忠庆承包的土地上取土的暂定方案，未加盖村委的公章，后来因为不能取土而作废，与承包的期限无关，也与其他的案涉合同期限无关。
庭审中被告申请证人闫某1出庭作证，闫某1陈述：其自2011年9月至2014年9月担任村第一书记，负责村里的党务、村务，当时村里没有村委会主任，其为了便于管理对镇党委书记和镇上要求不设村委会主任。证人任职期间村委对内、对外的工作均由党支部决定，其任职时有部分村民不想继续耕种缴纳承包金，村里告知村民将之前拖欠的承包金缴纳后可以不继续承包，后来部分村民把之前拖欠的承包金缴纳后就把地交到村委会了，村委会通过叫桩的形式将土地重新发包给村民，因没有人叫桩，当时闫忠庆是村委成员，证人就找到闫忠庆以土地不能荒芜为由强迫闫忠庆承包没有叫桩成功的土地。至于谁交回土地进行叫桩证人记不清楚，但能清楚记得的有闫忠庆、闫忠典二人，叫桩的土地亩数大约在30亩左右。当时村里也有很多村民不缴纳承包金也没有将土地交回村委。无人叫桩的土地除了给闫忠庆外，还有一位村民乳名国文，其上交土地也无人叫桩，其协商国文继续耕种承包期限也延长到2029年。至于将无人叫桩的土地交给闫忠庆承包延长承包期限至2029年时，有证人、时为支部委员的闫忠庆、时为党支部成员的邹某、时为妇女主任的于某2四人在村委会会计室开会时谈到的，会计提出无人叫桩的土地怎么处理，证人要求闫忠庆耕种，闫忠庆在证人的要求下同意承包这些土地，但提出要求延长承包期限50年或者60年，证人答复闫忠庆最多只能延长至2029年，当时证人征求会计邹某、妇女主任的意见，该二人都同意延长承包期至2029年。会后证人告知会计邹某修改合同的承包期限。
闫某1出庭作证后被告又称2012年左右将自己经营的五块涉案土地全部交回村委，由村委另行叫桩处理。
原告申请五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于某3出庭陈述闫某1担任书记的期间，村里通过喇叭告知村民光头耩、闫忠典土地交回村委会，村委会拿出来进行叫桩，未听说对除此之外的土地进行叫桩。2017年初村里召开党员、村民代表会，其作为村民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村里收回闫某1给闫忠庆改合同涉及的土地，闫忠庆当天在会议上表示同意。
证人于某1出庭陈述，村里曾通过喇叭告知村民对光头耩、北窑的土地进行叫桩，证人与闫忠庆在2001年以同样的方式承包了一块土地，在闫某1任职的最后一年，证人找村委会会计希望延长合同期限，但是会计告知证人需要等下一届书记来了再决定，合同到期后村委会就将土地收回了。
证人闫某2出庭陈述，2017年1月份，为闫忠庆土地延包合同村民代表、党员开会，其作为村民代表、一区区长参加会议，经过了村民代表、党员的一致同意决定收回闫忠庆延包的土地。
证人姜某出庭陈述，约4、5年之前，其听到村委会通过喇叭告知村民对光头耩、闫忠典北窑的土地进行叫桩，未听说对除此之外的土地进行过叫桩。对闫忠庆合同私自更改期限的问题，村里分五个区讨论，最终五个区的意见都是私改合同无效，土地要收回。2017年1月份，其作为村民代表参加了党员村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2016年到期的土地村委会全部收回。
证人于某2出庭陈述，其担任村委委员、村妇女主任，2016年年底村委会要求村民交回承包合同到期的土地，有部分村民以闫忠庆的合同私自更改期限为由不交，村里因此得知闫忠庆承包合同修改期限一事，为此召开党员、村民代表会讨论如何处理，讨论的意见是到期的土地应该收回，私自更改合同无效，也必须收回。闫某1在任职期间，闫忠典因嫌其承包的梨园地地质不好不赚钱就交回村委了，村委把该土地及光头耩的土地拿出来叫桩，不知道对除此之外的土地进行过叫桩。上述地块因无人叫桩，闫忠庆要求由他自己耕种原闫忠典的土地，闫某1就同意并决定由闫忠庆耕种。闫某1决定将土地给闫忠庆耕种时，当时只是凑在一起在场人闫某1、闫忠庆、证人，没有开会，没有书面记录。会计不在场。
另查，闫某1自2011年9月至2014年11月任茂柞村党支部书记，期间该村无村委会主任，闫忠庆系村支部委员并担任村民代表二区区长，于某2系村两委委员，于某2系当时唯一的村委委员，邹某只担任村委会会计。
审理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到荣成市滕家镇党委调取了对会计邹某修改承包合同的处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为滕家镇纪委经调查村会计邹某误信他言，未经落实擅自更改了案涉合同的承包期限，给予其通报批评。
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于重新签订承包合同这一事实从该文件中能够认定，仅是因为没有了解党员会议才对会计邹某进行通报批评。因村委的过失导致了合同效力问题，并不应当由被告来承担。另外对于案件的事实应当提出该谈话笔录、相关证据认定。
本院为此对村会计邹某进行了调查，邹某证实A合同中的“2012年4月交回集体”“转闫忠庆自2014年1月1日起”是本人书写的，被告持有的该合同中也有“转闫忠庆自2014年1月1日起”的内容，但记不清楚是否有“2012年4月交回集体”的内容。闫某1任职期间除了闫忠典与光头耩的地块由村委会重新叫桩外，该两处土地的叫桩是本人通过村喇叭广播的，案涉合同的土地并未由村委会拿出来叫桩，本人从来没有参加讨论研究案涉五份土地收回另行叫桩处置的会议。案涉合同的修改部分是本人在2013年左右修改的，当时闫忠庆要求其将闫忠庆以前从别人手中流转土地包括闫忠庆自己原承包的土地的承包日期更改一下，本人答复没有这个权利，后来闫某1告诉其将闫忠庆的合同期限更改到2029年，因闫忠庆和闫某1都是村干部，加上本人当时刚任村会计，没有经验，村委决策程序也不很清楚，就听从闫某1给闫忠庆的五份合同更改了期限。更改合同期限的事情村里没召开过党员、村民代表会议，本人已经知道这样做不对，并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样的错误。除案涉合同外，也按照闫某1的授意给于国文更改过合同期限，但于国文亲属知道私改的合同无效已将该土地交回村里。更改合同的事当时都谁知道不清楚，但本人从未主动向他人提起包括现任村委。其表示因为特殊原因不愿到庭作证，如做虚假陈述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对本院调查的内容不予认可，但对此未提交相反的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在此次纠纷发生前已经承包经营案涉土地，其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在原合同相关权利义务关系不变的前提下从他人手中流转而来，对此原告无异议，并实际履行多年，其流转事实清楚，被告依法有权经营案涉土地至2016年11月30日合同期满。即使被告主张“另行签订的合同”之事实成立，被告也是该案涉土地的连续承包经营者，而非原告将案外人手中的合同收回、原合同终止后与被告另行签订的承包合同。后被告又主张2012年前后先将案涉土地交回了原告，在原告进行叫桩无人问津后才实际接手经营案涉土地。被告在此重大事实的表述如此失实且先后矛盾，意在刻意表达其后续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被告将案涉土地交回原告后，通过公开叫桩的方式重新签订了承包合同。那么被告是否将案涉土地交回原告、并经原告公开叫桩承包则是本案事实认定的焦点。对此本院认为，村会计邹某以及证人于某2、于某3、闫某2、姜某关于闫某1任职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原告是否将案涉土地与闫忠典和光头耩的土地同时拿出来公开叫桩的陈述高度一致，在是否开会研究讨论案涉土地延包至2029年并由被告承包的问题上，作为唯一村委会委员的于某2、修改合同的村会计邹某的陈述基本一致，能够相互认证，其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反观闫某1之证言，在事实的陈述上多有含糊不清之处，且参会人员的身份及到场人数尚不能准确表达，其可信度较低，且无其他证人相某，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认定在闫某1任职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原告没有将被告经营的案涉土地收回，将案涉土地公开叫桩处置则无从谈起，为被告更改延长承包期限的行为系闫某1私下授受会计邹某的个人行为。
上述更改合同行为能否认定原被告之间就案涉土地重新签订了承包合同则是本案的最终焦点。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持有的案涉土地“合同”与A合同在形式上虽有相似之处，且都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但二者存在根本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A合同是在闫忠典交回土地后经原告以公开叫桩的方式发包后（在他人放弃承包的前提下）原被告才达成了合意，体现了公平、公开的交易方式，即使双方之间没有A合同的存在，亦不能轻易否定双方之间承包经营的合同关系，因此被告不能以瑕疵合同中的相似之处判断确认案涉土地的合同效力。何况，原告提交的A合同中明确标明了“2012年4月交回集体转闫忠庆2014年1月1日起”而被告持有的所谓案涉土地“合同”却并未标明，该不同是二者的最大差异，该差异的存在能够进一步证明原告的主张而对被告不利，被告在涉案的五份合同都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却以A合同丢失为由主张其持有的A合同中“标明”部分不存在，不排除被告为避免对己不利之后果而故意拒绝提交之可能，因此本院认定二者的上述差异部分存在。故被告主张其持有的案涉土地“合同”与A合同在形式上一致，原告认可了A合同也应当认可被告持有的案涉土地“合同”，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村党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虽然有权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但二者有着不同的职责，土地的发包显然属于村委会的职权范围，村党支部无权代为行使，何况为被告更改承包期限并非村全体党员的集体意见，而是闫某1的一己之言，即使村委会主任缺位，也应通过其他村委会成员、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等方式集体表决行使，亦非闫某1代为行使村委会权利的理由。邹某作为村会计，按照闫某1的意思更改合同，存在任职时间短、经验不足和法律上的错误认识，其二人的过错行为并未得到原告的追认，且滕家镇纪委在此问题上的调查与本院的调查一致，故原告无义务对二人的过错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闫某1作为村党支部书记，被告作为党支部委员、村民代表小组组长，应比一般村民具有更高的法律素养和认知，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方案需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应是清晰和明知的，二人在此明知的情况下为达目的故意逃避法定程序，并非积极的善意之举，存在恶意串通之嫌；至于被告提交的赔偿协议，则是会计在私改合同的错误基础上私下作出的错误行为，而此时原告对更改合同及该协议的实质内容并不知情，被告据此主张原告认可了被告手中持有的更改后的合同证据不足，理由不当。2017年1月13日，村民代表会议要求收回案涉土地的决定，则充分反映了全体村民对该纠纷的处理意见和期待。
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的案涉土地承包合同至2016年11月30日已经期满，现被告手中持有的更改合同，是闫某1、邹某个人的错误行为，且被告对此是明知的，并非合同相对人原告的意思表示，对原告不发生效力，被告所主张的合同关系并未成立，被告依据更改后的“合同”主张继续承包案涉土地，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收回案涉土地，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闫忠庆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案涉土地5.72亩交付原告荣成市滕家镇茂柞村村民委员会。
案件受理费50元（系减半收取），由被告闫忠庆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于飞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许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