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新刑初字第324号
公诉机关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某，男，197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河北省石家庄市，现住石家庄市，原系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2013年11月26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12月12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经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执行逮捕，2014年12月25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卫红、齐燕，河北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仇某，男，198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河北省石家庄市，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原系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公益岗位工作人员。2013年12月3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12月17日转取保候审。
辩护人杜娟，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仇倩，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以石新检刑诉﹝2014﹞9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仇某犯滥用职权罪，于2014年9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硕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刘卫红、齐燕，被告人仇某及其辩护人杜娟、仇倩均到庭参加诉讼。期间，本院依法办理了延期审理手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5月至11月间，时任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平安南大街法庭庭长的被告人李某应石家庄市东大法律事务所主任陈红（另案处理）的要求和本庭书记员被告人仇某，在审理原告陈丽云起诉被告关雯瑛借款纠纷等二十六宗民事诉讼案件的过程中，在案件管辖权均存在问题、案件当事人并未真实发生民事纠纷，也未到法庭真实参与诉讼的情况下，滥用审判职权制作《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等法律文书，后再违反人民法院对案件执行的相关规定，擅自向案件所涉房产所在地的房管部门制发《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相关房管部门按照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将相关房产过户，致使上述二十六宗虚假民事案件当事人规避涉案房产所在地的房产限购政策和逃避房产交易税款，给国家造成了640438.2元的税款损失。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书证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李某、仇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仇某系从犯，适用我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分别判处。
被告人李某自行辩护观点为，我不构成犯罪。我所审理的二十六宗民间借贷案件是立案庭经过审查立案后通过正常途径随机分案的。这些案件调解后，我庭基于当事人的执行申请，出具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我本人还和书记员仇某为了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去过一次深圳。税务局和房管局没有把调解书列为过户依据，过户时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房屋买卖征收税款，我所出具的调解书在任何情况下并不影响税款征收。其辩护人辩护观点为，被告人李某没有滥用职权的犯罪故意，也没有实施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不成立，依法应当宣告李某无罪。具体理由为：李某审理的民间借贷民事卷宗没有被撤销，依然有效。调解协议依法可以超出诉讼请求。法庭可以自行执行所审理的案件。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证据，只能证实陈红、冯某、赵某和非法中介人员共同实施了虚假诉讼的事实，无法证实李某有犯罪的主观故意，起诉书指控的损失和规避相关政策与李某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陈红、冯某、赵某的证言不能被采纳。以房抵债应当按照房屋买卖征税。深圳市地税局出具的《房地产税费计算表》中损失数额没有合法有效的数据支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人仇某自行辩护观点为，我是一个临时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职权，没有职责审查案件，我没有犯罪的故意，没有共同犯罪的行为。我在工作中听从领导安排，将几件民间借贷案件的审判员李某打成其他人员的名字，如果这些过错构成犯罪，我愿意接受法律处罚。其辩护人辩护观点为，仇某不具备滥用职权的主体资格，没有具体职权和职责，只是记录和个别送达，没有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行为，故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经审理查明，2011年，被告人李某曾担任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桥东区法院）平安南大街法庭（以下简称南法庭）庭长职务，被告人仇某系桥东区法院公益岗位工作人员，在南法庭从事文字记录及其他辅助性工作。石家庄市东大法律事务所主任陈红（另案处理）在得知经法院判决或调解以房抵债的案子所涉房产在深圳市可以规避限购房产的政策后，为了实现房产过户目的，于同年6月至10月间，或亲自或指使冯某以公民代理身份作为民事诉讼原告代理人在桥东区法院多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2011年6月15日，被告人李某、仇某对陈红担任原告代理人，赵某担任被告代理人，且被告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均不在石家庄市桥东区辖区内，桥东区法院没有案件管辖权的七宗民间借贷纠纷，在未经桥东区法院立案，且原、被告均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没有认真核实原告起诉书及原、被告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实际主持调解，分别以审判员、书记员的身份，擅自出具《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各七份，确认了原、被告以深圳市的房产抵债的协议。同年6月17日，二被告人违反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的规定，擅自向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制发《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七份，要求该中心按照《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协议将相应房产过户。6月20日、21日桥东区法院对该七宗案件审查、同意立案，并随机分配至南法庭李某名下二宗，其他审判人员名下五宗。
2011年7月4日、同年9月2日、9月23日、9月29日、10月11日，被告人李某、仇某对经桥东区法院立案随机分配至南法庭其他审判人员名下、由陈红或冯某担任原告代理人、赵某担任被告代理人的六宗民间借贷案件，冒用其他审判人员名义进行审理。该六宗案件的被告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均不在石家庄市桥东区辖区内，桥东区法院没有案件管辖权。二被告人在原、被告均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没有认真核实原告起诉书及原、被告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实际主持调解，分别以审判员、书记员的身份，擅自出具《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各六份，确认了原、被告以深圳市的房产抵债的协议。二被告人违反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的规定，于案件立案同日或立案之前擅自向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制发《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六份，要求该中心按照《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协议将相应房产过户。
此外，桥东区法院还受理同类案件十三宗，被随机分案至被告人李某名下八宗，南法庭其他审判人员名下五宗，后李某将该五宗案件转由自行审理。上述十三宗民间借贷案件，均由陈红或冯某担任原告代理人、赵某担任被告代理人，且被告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均不在石家庄市桥东区辖区内，桥东区法院没有案件管辖权。被告人李某、仇某在原、被告均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没有认真核实原告起诉书及原、被告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实际主持调解，分别以审判员、书记员的身份，擅自出具《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各十三份，确认了原、被告以深圳市的房产抵债的协议。二被告人违反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的规定，于案件立案当日或次日，擅自向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制发《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十三份，要求该中心按照《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协议将相应房产过户。
被告人李某、仇某的行为致使上述二十六宗民间借贷案件中抵债房产得以过户，造成640438.2元的税费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被告人李某在侦查机关供述，我在2009年至2011年11月担任桥东区法院南法庭庭长。期间，我审理了26件民间借贷案件，其中有6件是立案庭随机分给我庭同事郭某和陈某，因为她们当时不在庭，我就挂了她们的名字审理了。这类案件立案后我就案件管辖、是否有原、被告其人，是否有相应证据支持等方面作了形式审查，我没有对被告居住地作实质性审查。这类案件原告代理人都是陈红或冯某，被告代理人都是赵某，我知道陈红是律师，我不知道赵某是谁，也许见面之后会认识。在审理这26件案件中，原、被告本人均未到场，但其委托代理人都到场了，审理过程都是原、被告代理人达成一致意见，我主持调解，书记员仇某制作调解笔录，由我签发民事调解书。我在办理了几件陈红和冯某代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后，怀疑到这类案件有可能是在规避国家限购房屋的规定，但我当时并没有深究，同时又考虑到调解率的问题，这类案件我也就一直这样办下去了。我当时显然是应当想的更多一些。我现在通过查阅卷宗，发现了一些瑕疵，比如：被告代理人赵某作为一般公民代理却未提供身份证明；有的委托书只有委托人签名，委托书内容空白；有的委托书原、被告的名字张冠李戴了；有的调解笔录中确定的数字与调解书中确定的数字不一致等等。
2、被告人仇某在侦查机关供述，我在桥东区法院南法庭工作，担任书记员。2011年南法庭审理过一些民间借贷案件。这些案件都是我担任书记员，庭长李某作为主审法官主持调解结案的。案件当事人都没有到场，都是代理人到场的，双方代理人在来法庭之前已经达成调解意见，他们来法庭就是要求法院确认他们私下达成的协议。李某主持调解，我根据他们陈述制作调解笔录，之后李某出具调解书，我盖院章并送达给双方代理人。这其中有6件案件是立案庭分给郭某和陈某的，但她们当时没有在法庭，李某就替她们调解了。李某说案件已经登记在她们名下了，就记她们的名字吧，我就按照李某的指示在审判员栏纪录为郭某、陈某。为了执行，我去过两次深圳市房管局。一次是和李某以及代理人陈红一起去的，我们给房管局送达了《民事调解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另一次是李某让我自己去的。李某还让我给深圳市房管局邮寄过我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复印件以及相关案件的《民事调解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原件。
3、涉案人陈红在侦查机关供述及自书材料，我从2010年五、六月份到2012年5月在石家庄市几个县及市区法院代理过一些借款纠纷调解的案件。这些案件的起因是冯峥嵘，他是石家庄市高邑县人，现在深圳市一家房产经纪公司工作。他说法院判决和调解的以房抵债的案子在深圳不受限购令限制，他亲戚朋友有一些借款纠纷的案子可以以房抵债，能调解结案，问我能否代理去办。我拿着他给我的材料与一些律师和法官进行了探讨，认为调解只要双方同意就行了，我就答应了冯峥嵘。冯峥嵘先把相关材料通过邮箱或快件发给我，我整理诉状和其他材料给他发过去，然后他让当事人签字按手印以后再发给我。也有一些案子是他整理好材料邮寄给我，还有一部分是我去深圳的时候带回来。这些案子的代理人有我、赵某、我表妹冯某等人，都是我找他们帮忙代理的，从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一直到执行。
桥东区法院审理的案件是在2011年5月份开始，我先找的李文华，我说有几个借款纠纷案子，都可以调解结案，看能不能在他那里受理。他说他是城建庭，不受理民事案子。他找来南法庭庭长李某，我们在李文华办公室见的面。当时我拿着一件借款纠纷的案子材料让李某看，问能不能在他那里办。聊天的时候我说这些案子的当事人大都在香港、深圳，到时候可以去那儿玩一圈。李某拿着案件材料去三楼请示了院长。回来之后李某说可以办。还说以后这样的案子就立到他们庭，轮流安排他们工作人员到深圳、香港旅游一圈。然后李某带我到一楼立案庭，找姓顾的庭长，说以后有这类案子先立了，分到南法庭由他们审理。就这样这些案子就一直由南法庭办理。案子到了南法庭后，大多都是书记员仇某打电话让我过去，我把材料给仇某，他就打调解笔录，制作调解书，是参照着在长安法院办的案子调解书的原样来制作这些案子的调解书。开始的时候，调解书拟定好了以后，我通过电子邮件发到深圳冯峥嵘那里，他核对无误后，再发回来，由书记员再核对一次，然后打印。后来，书记员就按照原先的模式，直接打印了。直到2011年年底李某调任刑庭庭长，我在李某处办了20多件这样的民间借贷案。这些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全国各地的，但房屋都坐落在深圳。我在和李某、李文华聊天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过，之所以案子要立在桥东区法院，一方面是因为和他们熟悉，另一方面通过法院调解结案的，在深圳可以规避国家房屋限购政策，不受限购政策的约束。为了能在桥东区法院立案办理这些案子，这些案子被告居住地都写在了桥东区，并且李某办理的案子被告居住地是由李某编造的，因为我不知道哪个地方该由谁管辖。
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些案子存在管辖权上的瑕疵。我觉得当我拿着这些案子材料去找李某想把案子立在他们庭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意识到对这些案子没有管辖权，这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事。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到场参与调解。如果是我代理的案子，我都到场了，对方代理人大多时候是隔天过来签的字，反正没有当天当场签字的，出具调解笔录和调解书时只有李某、仇某和我在场。因为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所以法院也就没有调解程序，直接出具的调解笔录。随后我向法庭提交执行申请书，李某和仇某去过一次深圳，后来仇某单独去过一次深圳。大部分案件是法院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到深圳市房管局办理的执行。
4、证人赵某证言，我从2009年到2012年年底在石家庄市新华区东大法律事务所工作。我在桥东区法院代理过以房抵债的民事案件。我记的在2011年到2012年间，我所在法律服务所主任陈红指派我去桥东区法院南法庭，说有些案子是以我名义代理的，让我去补签个字。一开始她开车接我去，后来几次她催我，我实在磨不开面子就打车去。每次到南法庭，书记员让我直接在相应的法律文件上补签上名字和日期，有调解笔录和送达回证、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我签完字就走了。因为我所签的调解笔录上原告代理人都已经签好了字，我就按书记员说的位置签上名字和日期。送达回证和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签字也一样。我去签字的时候，所签日期都要比我实际去的日期提前好长时间，南法庭一个男书记员给我说让我来签字是因为没我签字无法组卷。陈红让我签字的都是民间借贷案子，原、被告都是外地人，具体案情我不知道也没问过。我不知道我代理的是原告还是被告，陈红说都调解好了，直接过去签个字就行了。因为是调解的案子，我也没有看，就按她说的补签了。我没有参与这些案子的调解，我都不知道案情，就是按陈红说的去补签个字。一般是陈红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有时候书记员也打电话催我。到了南法庭，书记员让我在相应的调解笔录、送达回证、送达地址确认书上补签名字，我没有参加任何调解过程，调解内容也不知道，更谈不上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了。每次去南法庭签字，时间都很快，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签完字我就走了。签字时我没有见过对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我没见过主审法官，也不知道主审法官是谁。我这些行为有违事实，是不应当做的。南法庭书记员是个男的，挺年轻的，好像他那个姓挺难记，因为没有什么交往，也没费心去记。通过看卷宗我才知道他叫仇某。我不认识原、被告，我感觉原、被告都是找的陈红，换句话说陈红是原、被告的直接代理人，因为法律不允许，陈红才让我在被告代理人处签字。我没有见过冯某，但知道她是陈红的妹妹。
5、证人冯某证言，我是陈红的表妹，2011年9月至2012年1月期间，陈红让我在桥东区法院南法庭的法律文件原告代理人处签过字。我在签字时大多没有写日期，有的即便写也是陈红让我写哪天我就写哪天，与实际日期不相符。我只知道这些案件都是民间借贷的案子。我代理的所有案件都不是我实际代理的，我都没有参与过调解过程，我没有见过也不认识双方当事人、赵某、李某、郭某，也不认识仇某，只是陈红让我在相应位置签了字。
6、证人陈某证言，2011年我在南法庭工作，当时庭长是李某，内勤是仇某。我经辨认桥东区法院2011年东民一初南字第245号民事案卷，这个案子不是我审理的，我不认识也没听说过双方当事人、代理人。南法庭当时分案子是先由立案庭随机分到南法庭，再由庭长李某具体分给庭里某个人审理。流程管理信息表上承办人尽管写着我是承办人，但不一定由我来审理。这个案子封皮上我的名字是由组卷的人打印上去的，不是我组的卷，我不知道是谁打印的。
7、证人郭某证言，2011年我在南法庭工作。桥东区法院2011年东民一初南字第305、375、377、244、371号5个民事案卷，经辨认都不是我审理的。南法庭审理民事案件的程序是，先由立案庭立案随机分配到南法庭某一个人，然后由庭长李某来具体分配至庭里某个人审理。所以立案庭的流程管理信息表上尽管写着我是承办人，但案件不一定由我来审理。这几个案子案卷封皮上打印着我的名字应该是书记员组卷的时候打上去的。我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这5个案件的当事人和代理人，调解书也不是我本人签发的。
8、证人许某证言，我自2004至今一直在深圳市工作、生活。我在2010年购买过叶建明、凌志敏位于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路天井湖39栋501室房子。我和叶建明、凌志敏从来没有过借贷关系，也没有发生过民事诉讼，我从没有去过石家庄市，我不认识也没听说过冯某。经辨认授权委托书中的签名是我本人签的，我记不清手印是不是我按的。我签名时这个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是空白的，是在深圳签的，是帮我办理房子过户的人让我签的。这个人我不认识，应该是叶建明、凌志敏找的。当时我不符合购房政策，因为深圳市规定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两套房产，我已经有两套房产，属于限购人员，为了顺利购房，我就和叶建明、凌志敏商量，他们负责房子过户，我负责缴纳相关的税费，我把房款转账给了叶建明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有些文书需要我签名，是为了我购买的房子过户用，我就签字了，签的什么文书我不清楚，我也没有仔细看内容，就按他们的要求签了自己的名字。
9、证人周某证言，我不认识葛玉凤。福田区福强路孟田村16栋704房间的房子是我和妻子姜淑娟共有的，在2011年我们把这套房子卖给了深圳市规划局一个干部，名字我记不清了。我很早就把房子信息登记给了中介公司，中介公司说有人要买，我们和买主见面并确定房子价格，我们实收210万元，由中介公司负责办理过户，费用买方承担。我和葛玉凤之间没有借贷关系，也没有发生过民事纠纷，我没有见过起诉状，我从来没有住过石家庄市桥东区东三教华城绿洲小区1-1-502，也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经辨认授权委托书不是我出具的，手印也肯定不是我按的，我没见过这个授权委托书，借条不是我写的，名字也不是我和妻子写的，肯定是别人冒签的，手印也不是我按的。
10、证人蓝某证言，我不认识黄有略，我和他之间没有借贷关系，我没有向黄有略借过钱，也没有向他出具过借条，黄有略没有因民事纠纷起诉过我，我从来没有去过石家庄，我不认识赵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11、证人叶某证言，我原来不认识李天送。我是在2011年通过中介公司买了李天送位于盐田区沙头角镇内碧海路东侧东和海韵园的房子才认识他的。李天送是一个香港人，房子过户之后，我们没有联系过。当时通过中介公司联系与李天送见面后，我们商量好了价格，房价是200万左右，不包括过户费等其他费用。后来我去国土资源局查询这套房子信息时有一个人发名片说保证房子快速过户，为了房子能尽快过户，我们买卖双方就和这个人联系，他就让我们填写了一些手续，帮我们把房子过户了，我支付了相关的过户费用。我和李天送之间没有借贷关系。王晓红是我妻子，我们没有因为民事纠纷起诉过李天送，起诉状不是我写的，起诉状的内容我没有看过，但名字是我签的，我妻子的名字也是她本人签的，是帮我们过户的那个人让我们签的名字。授权委托书不是我出具的，申请书的名字是我们签的，内容我们没有看过。当时为了房子过户，帮我们过户的那个人拿了很多书面手续让我们签，我们就按照要求签了，其中就有刚才看的那些文书，内容我们都没有看。我不认识冯某。
12、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1）东民一初南字第00218、00219、00220、00221、00222、00223、00224、00236、00237、00238、00243、00244、00245、00305、00306、00308、00311、00371、00372、00374、00375、00377、00380、00381、00382、00385号民事一审案卷26册，以及深圳市房管局涉本案房产产权登记卷30册，证实被告人李某、仇某对上述二十六宗民间借贷案件没有管辖权而进行审理的过程，擅自制发《民事调解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各二十六份，确认了原、被告代理人达成的以房抵债协议，涉案房产得以过户。
13、辨认笔录及供辨认使用照片，证实赵某经对供辨认使用的12张女性照片（内有冯某一张）辨认，不能指认谁是冯某；赵某经对供辨认使用的12张男性照片（内有李某一张）辨认，不能指认谁是李某。
冯某经对供辨认使用的12张男性照片（内有赵某一张）辨认，不能指认谁是赵某；冯某经对供辨认使用的12张男性照片（内有李某一张）辨认，不能指认谁是李某。
14、侦查机关《搜查证》、《搜查笔录》及《扣押物品清单》，证实侦查人员于2013年11月25日对被告人李某住处及办公室进行搜查，扣押了持有人李某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联想手机、U盘、现金、银行卡、存折等物品。
15、石家庄市桥东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出具《被告人身份信息》、部分被告住址及身份证号登记表以及石家庄房屋登记交易中心出具的《查询结果说明》，证实由被告人李某审理涉本案的26件民间借贷案件的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均不在石家庄市桥东区。
16、桥东区法院出具《李某同志现实表现》、《关于仇某身份的有关证明》、《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受理案件情况说明》、《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立案审查规则》、《平安南大街法庭审理案件情况说明》，证实2011年6月至10月期间，南法庭由庭长李某、审判员郭某、代理审判员陈某、从培君组成，仇某系桥东区法院公益岗位人员，在南法庭从事文字记录及其他辅助性工作。法院所有受理案件必须经过立案庭登记立案，案件立案后，由审判庭移送审理法庭等情况。
17、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出具《关于渎职犯罪系列案所涉房产交易税费计算结果的函》、《房地产税费计算表》，证实被告人李某、仇某审理的上述二十六宗民间借贷案件所涉房产因过户给国家造成税费损失640438.2元。
18、被告人李某、仇某户籍证明，证实二被告人身份信息及户籍登记等事实。
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且均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某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人仇某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规定，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故被告人李某、仇某均是渎职罪的适格主体。
被告人李某、仇某在较短期限内，集中审理了二十六宗桥东区法院没有管辖权，诉讼双方当事人均未到庭，由固定公民担任原、被告代理人，案由相同，案情、协议书内容等雷同的民事案件，应当明知原、被告双方是在刻意以民间借贷关系为名行规避房屋买卖关系之实，却在审理上述案件中，没有认真核实原告起诉书及原、被告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实际主持调解，甚至未经桥东区法院立案，先审后立，冒用其他审判人员名义审理，滥用审判职权，擅自出具《民事调解书》，又违反规定进行执行，造成税费损失60余万元，并影响了国家对房产市场的调控政策，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被告人李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人仇某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仇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依法成立。
关于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出具《关于渎职犯罪系列案所涉房产交易税费计算结果的函》、《房地产税费计算表》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深圳市地方税务局是深圳市房产过户税费的征收机关，其根据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提供的信息，以及上述七宗民间借贷案件所涉房产的位置、面积、购房年限、买卖双方名下房产的套数、评估价格等影响税费征收的实际情况，依据深圳市房产过户征收税费的政策，按照计税参考价格计算出应缴税费数额；该减去过户时已缴税款数额，差值即为税费损失。该证据由税收征收机关出具，内容客观、真实，故对其效力予以确认，足以认定上述七宗民间借贷案件所涉房产因过户给国家造成税费损失640438.2元的事实。
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某所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是通过正常途径电脑随机分案由其审理的，其所出具的调解书在任何情况下不影响税款征收，李某没有犯罪故意，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依法应当宣告其无罪的辩护观点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仇某辩护人提出的仇某不具备滥用职权的主体资格，没有具体职权和职责，没有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护观点亦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
鉴于被告人仇某系从犯，且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为了打击犯罪，维护国家机关正常活动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
(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11月26日起至2014年12月25日止)。
被告人仇某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审 判 长 张中文
代理审判员 刘 超
人民陪审员 翟洪双
二〇一五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宋姣娇
书 记 员 刘弋玄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七条【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十七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一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睛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话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