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汤铁卉。
委托代理人：周剑波，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岳明霞，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飞驰塑胶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黎睿，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勇，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清远聚源管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汤铁卉。
上诉人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聚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飞驰塑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驰公司）、原审被告清远市聚源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聚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被告清远聚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飞驰公司称其与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最早从2010年开始发生交易，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交易流程通常是由清远聚源公司的工作人员向飞驰公司电话订货，飞驰公司再送货给清远聚源公司，但货款均是由广东聚源公司出具支票来支付，双方口头约定所欠货款不能超过20万，因清远聚源公司负责生产，广东聚源公司负责做贸易，据此飞驰公司认为其与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同时发生了交易。为证实飞驰公司与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的交易情况，飞驰公司提交2012年4月2日至2012年8月17日间飞驰公司的销售单多张，其中部分销售单上客户名称处记载为清远聚源公司，部分销售单上客户名称处记载为广东聚源公司，在销售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盖有“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或出现“许滔”、“周某”签名字样。为证明销售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的签名及盖单为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或其工作人员所为，飞驰公司提供了广东聚源公司订货单多份以及清远市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城劳人仲案字（2013）17号仲裁调解书，并称许滔表示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是一家公司，其本人是广东聚源公司派驻到清远聚源公司工作的经理。在飞驰公司提供的上述部分广东聚源公司订货单上盖有“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且订货单上所订货物与飞驰公司的销售单、对账单上货物一一对应。清远市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城劳人仲案字（2013）17号仲裁调解书载明申请人为许滔，被申请人为被告广东聚源公司，该会查明“申请人许滔2010年9月入职被申请人处工作，职务是经理，2012年12月25日双方因解除劳动关系发生争议”。
广东聚源公司表示该公司与飞驰公司的确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交易的模式为其向飞驰公司电话订货，但清远聚源公司与飞驰公司如何交易其不清楚，广东聚源公司否认收到飞驰公司的上述销售单，认为销售单上所盖“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并非该公司公章，经手人“许滔”、“周某”的签名也不是该公司员工所签。
对于飞驰公司送货给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的情况，飞驰公司提供了其送货地点的招牌照片一张，称广东聚源公司以口头的方式通知飞驰公司将货物送至清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的招牌显示对外是“聚源管业”。从飞驰公司提交的照片显示“聚源管业”招牌下方的具体名称为“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聚源管业清远分厂”。除上述照片外，飞驰公司还提供了关于“聚源管业”欠薪的电视报道。对此，广东聚源公司表示广东聚源公司与清远聚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企业，且电视报道的内容与广东聚源公司无关。
对于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拖欠飞驰公司货款的情况，飞驰公司表示2012年4月2日之前的货款已经全部清结，从2012年4月2日至8月17日止，扣除飞驰公司应向广东聚源公司支付的废料回收款，结合广东聚源公司所开出三张支票的退票金额219100元，飞驰公司尚余421823元货款未收回，双方的对账通常是飞驰公司先将对账单传真给广东聚源公司的财务人员，再由广东聚源公司财务人员签名确认后回传。为此，飞驰公司提交了对账单多份，对账单列表中注明交易日期、送货单号、品名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及备注，除在列表备注中记载对应货款的收取或抵扣废料款的情况外，在对账单底部的备注中还标注每一笔收款的具体时间及金额。其中，在飞驰公司提交的日期为2012年12月15日的对账单显示合计未收货款为421823元，对账单底部备注中标注有“5月25日对公到账200000元、7月12日收期票一张74000元（8月11日到期）已退票、7月26日收期票一张102500元（8月24日到期）已退票、8月9日对公收到74000元、8月11日收到能智期票一张50000元（8月12日到期）（8月16日已到账）、8月11日收到期票一张42600元（8月25日到期）已退票、8月11日收到期票一张69000元（9月10日到期）（9月18日已到账）”。为印证对账单上所记载的事项，飞驰公司同时提交了广东聚源公司向飞驰公司付款的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以及向飞驰公司开具金额分别为74000元、102500元、42600元的中国建设银行支票三张，三张支票分别因账户余额不足或票据已过期为由被退票，银行进账单上的付款时间、金额以及退票时间、金额则与对账单上所记载的事项一致。此外，飞驰公司提交了其向广东聚源公司回收废料时，由广东聚源公司出具的送货单多份，在广东聚源公司送货单上均加盖“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部分送货单的发货人处出现“许滔”、“周某”的签名字样，而送货单上显示的货物型号、单位、数量与飞驰公司出示的回收对账单上的数据亦相互对应。
广东聚源公司对飞驰公司所提交的对账单不予认可，认为对账单是飞驰公司单方面制作，对于支票退票的原因，广东聚源公司解释为因飞驰公司没有按要求发货，故广东聚源公司主动跳票，不向飞驰公司支付该款项。原审法院限期要求广东聚源公司举证其所主张飞驰公司未按要求发货而拒付货款所指向的具体货物，广东聚源公司在限期内未提交证据。对于广东聚源公司与飞驰公司所发生的货物买卖交易，广东聚源公司亦无提交任何证据材料。
另查明：广东聚源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5日，核准日期2012年9月26日，住所地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26号之一广东亚洲国际大酒店14楼03a单元，法定代表人汤铁卉，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水管，股东情况为：汤铁卉出资额1020万元，占出资比例51%；章可明出资额980万元，占出资比例49%。清远聚源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25日，并于成立当日核准，住所地位于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嘉福工业城a1-3区，法定代表人汤铁卉，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塑料给排水管、市政园林设备，股东情况为：广州市市政园林工程材料设备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20万元，比例10%，实缴出资额20万元；汤铁卉认缴出资额62万元，比例31%，实缴出资额62万元；邓芬德认缴出资额54万元，比例27%，实缴出资额54万元；林炎发认缴出资额24万元，比例12%，实缴出资额24万元；易生好认缴出资额20万元，比例10%，实缴出资额20万元；黄创胜认缴出资额20万元，比例10%，实缴出资额20万元。
被上诉人飞驰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连带支付飞驰公司货款421823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4年1月20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计算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为：1.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2.飞驰公司被拖欠货款的金额。综合飞驰公司、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进行如下评析：
关于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飞驰公司主张其与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同时发生了交易，通常由清远聚源公司向飞驰公司电话订货，广东聚源公司亦口头通知要求飞驰公司将货物送至清远聚源公司，为此，飞驰公司提交了2012年4月2日至2012年8月17日间的飞驰公司销售单多张。从飞驰公司提交的上述销售单来看，有部分销售单上客户名称处记载为清远聚源公司，部分销售单上客户名称处记载为广东聚源公司，但是在所有销售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所加盖的印章均为“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其次，对于飞驰公司所述销售单上出现的“许滔”签名字样为广东聚源公司员工许滔所写，而许滔称其本人是广东聚源公司派驻到清远聚源公司工作的经理。根据清远市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城劳人仲案字（2013）17号仲裁调解书已查明许滔于2010年9月入职被告广东聚源公司处工作，职务是经理，2012年12月25日双方因解除劳动关系发生争议的事实，现有证据仅能证实许滔是广东聚源公司经理，而不能证明许滔是清远聚源公司的员工或是广东聚源公司派驻至清远聚源公司工作的经理。再次，飞驰公司提交的送货地点照片上显示的招牌内容为“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聚源管业清远分厂”，与清远聚源公司的公司名称并不相同；飞驰公司提供的订货单、回收废料的发货单全部为被告广东聚源公司的订货单或发货单，其上所加盖印章均为广东聚源公司的业务专用章；货款亦全部由广东聚源公司向飞驰公司支付。根据广东聚源公司与清远聚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广东聚源公司、清远聚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现有证据难以证实飞驰公司与清远聚源公司发生案涉的货物交易，故对于飞驰公司主张要求清远聚源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飞驰公司诉请要求广东聚源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有理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飞驰公司被拖欠货款的金额问题。飞驰公司以其提交日期为2012年12月15日的对账单上所显示未收货款金额421823元作为欠款总额向广东聚源公司进行主张。结合广东聚源公司向飞驰公司付款的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以及广东聚源公司向飞驰公司开具的、后被银行退票的中国建设银行支票来看，广东聚源公司支付货款的银行进账单上的付款时间、金额以及退票时间、金额均与对账单上所记载的事项一致。此外，广东聚源公司出具的送货单上显示的货物型号、单位、数量与飞驰公司出示的回收对账单上的数据亦相互对应。广东聚源公司辩称飞驰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是飞驰公司单方面制作，且飞驰公司没有按要求发货，故广东聚源公司才采取主动跳票措施拒付货款。原审法院限期要求广东聚源公司举证其向飞驰公司拒付货款所指向的具体货物，但广东聚源公司在限期内没有提交证据。广东聚源公司辩称飞驰公司出示的订货单、销售单、送货单上所盖印章不是该公司印章，并否认许滔为该公司员工，但飞驰公司提交的仲裁调解书已查明许滔为广东聚源公司经理的事实，而广东聚源公司对于其与飞驰公司发生的货物交易情况未能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故广东聚源公司提出上述辩解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飞驰公司主张要求广东聚源公司支付所欠货款421823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于2014年7月4日作出判决如下：一、广东聚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飞驰公司支付货款421823元及利息（从2014年1月20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计至原审法院限定支付之日止）。二、驳回飞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7627元由广东聚源公司负担。
判后，上诉人广东聚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广东聚源公司因不服（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32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审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明显不公，因此，特提起上诉，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广东聚源公司拖欠飞驰公司货款总额为421823元的事实依据不足：（一）该数据取得的主要依据是飞驰公司单方面制作的对帐单，但是该对帐单是没有经过广东聚源公司确认的，不应作为确定主要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认为，飞驰公司提供的对帐单上的记载事项与银行进帐单上的付款时间、金额以及退票时间、金额一致，因此，认定广东聚源公司拖欠飞驰公司货款421823元的请求成立。该认定明显欠妥，正是由于该对帐单是由飞驰公司单方面制作的，当然所有的事项都可以对上。没有经过广东聚源公司确认的对帐单，应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依此认定拖欠货款的金额。（二）关于送货单的确认，存在与事实不相符之处。飞驰公司提供的供货单，包括当庭提交的以前的供货单显示该供货单上有不同人的签名，以及部分有加盖所谓的广东聚源公司的印章。原审判决以认定许滔是广东聚源公司的员工为由，认定相关送货的事实，广东聚源公司认为如此认定存在不公：首先，广东聚源公司从来没有同意和授权过许滔收取过任何货物；其次，许滔与广东聚源公司之间存在矛盾，不排除许滔故意与飞驰公司串通制造相关送货单的嫌疑；再次，也并不是所有送货单都有许滔的签名，飞驰公司提供的以前的送货单中就没有许滔的签名。因此，对于依据许滔的部分签名认定所有送货的事实，实属草率。（三）飞驰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加盖的广东聚源公司的章是根本就不存在的章，广东聚源公司从来没有使用过该章，原审以广东聚源公司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为由，认定加章的送货单成立没有法律依据。广东聚源公司没有使用过该所谓的公章的事实广东聚源公司是无法去进行证明的，应由飞驰公司自己来证明该公章是广东聚源公司单位的并由广东聚源公司加盖的事实。（四）对于广东聚源公司开具的没有支付的支票的问题，即使原审法院不认可广东聚源公司所称的是因为飞驰公司不按照要求交货，所以不支付的理由，也不能依据此认定广东聚源公司认可飞驰公司单方面制订的对帐单中拖欠货款的金额。由于飞驰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存在各种瑕疵，无法确切证明广东聚源公司拖欠飞驰公司货款的事实和确切金额。即使认定广东聚源公司向飞驰公司支付支票的行为是对拖欠货款的确认，但是也仅仅只能证实支票中所开具的金额而已，无法证实原审判决认定的金额。广东聚源公司认为原审查明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存在严重的证据瑕疵和不足，如此认定对广东聚源公司明显不公。（五）关于送货单确认的问题，原审主要是依据许滔的签名是认定广东聚源公司一方的。对方原审拿出仲裁裁决原审法院就下了判决。许滔只是公司的业务员，并不是所谓的经理。他没有权利到生产部门签收原材料。许滔没有在清远工作。许滔本来就与广东聚源公司是有矛盾的，怀疑许滔与飞驰公司串通签送货单。许滔签订的送货单是送到清远聚源公司那里的，与广东聚源公司无关，不能代表广东聚源公司。因此，广东聚源公司特提起上诉，希望二审重新查明有关事实，进行改判。广东聚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驳回飞驰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飞驰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飞驰公司答辩称：（一）2010年起，广东聚源公司及清远聚源公司都向飞驰公司购买各种管材板带料、管材面胶料、线性拉力料等等材料，双方口头约定积压货款不能超过2o万元，否则飞驰公司停止供货，并已欠货款必须全部付清。每次广东聚源公司或清远聚源公司向飞驰公司电话订货后都要求飞驰公司将货送到清远聚源公司处，但签收和付款都是用的广东聚源公司的名义。从2012年4月2日到2012年8月17日，经结算总共尚欠飞驰公司货款421823元。期间，为了成就积压货款不超过20万元的条件，广东聚源公司分别预开了三张银行支票给飞驰公司，总金额219100元，但都因“账户余额不足”等原因无法兑付，因此飞驰公司不敢再供货，但催讨并借助电视等媒体报道仍无法要回贷款，最后只好向法院起诉。（二）广东聚源公司还欠货款421823元有理有据，依法必须支付给飞驰公司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1.飞驰公司提交2012年4月2日至2012年8月17日以及之前已经付清货款的“销售单”在“收货单位”栏上都有“许滔”、“周某”等人的签名和（或）盖有“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并且只要在“销售单”上有这些人的签收和（或）盖章就能从广东聚源公司处结到相应的货款。2.飞驰公司提交由广东聚源公司出具的“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送货单”（废料回收）上“发货”栏也有广东聚源公司员工“许滔”、“周某”、“盘婉霞”等人签名和盖有“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与“销售单”相互吻合。3.从飞驰公司提交的光碟“今日关注”栏目和清远市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书”--城劳人仲案字（2013）17号足以证明“许滔”自2010年9月至2012年12月25日是广东聚源公司的工作人员，职务是经理，约2011年底派驻到清远清远聚源公司处（广东聚源公司的分厂），但在原审中广东聚源公司始终都不承认“许滔”是自己的员工，在上诉状中还称：“……不排除许滔故意与被上诉人串通制造相关送货单的嫌疑……”，但提供不了任何相关的证据，可见被答辩入的诚信度和向法院陈述的可信度如何了。4.飞驰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中非常详细、明确，它与广东聚源公司的“订货单”、“送货单”（废料回收）和飞驰公司的“销售单”以及广东聚源公司的付款（包括已付款和未兑付的期票等）凭证等等都能相互印证，相互吻合（包括：日期、品名型号、数量、价格、单号等等），而且2012年4月9日、6月5日、8月27日的“对账单”是经广东聚源公司的财务人员签名确认后再回传过来的。5.从飞驰公司提交的“进账单”、“凭证”、“支票”等，可证明之前的货款都是广东聚源公司以支票转账、现金转账的方式支付的，并且有三张支票（期票，共219100元）因“账户余额不足”等原因已被退票。在原审中广东聚源公司一直坚持与飞驰公司采取的交易方式是：先开出附期限的支票，飞驰公司在期限内发货并经验收合格后再将支票进行兑现，但三张退票的支票是飞驰公司没有按要求发货才主动跳票，不向飞驰公司支付该款项。然而，在上诉状中广东聚源公司又承认该退票支票款项是要支付给飞驰公司的货款。可见，广东聚源公司一直在为违背事实推卸责任而编造谎言。6.广东聚源公司一直承认与飞驰公司有买卖关系并陆续付过货款给飞驰公司，但不承认飞驰公司提交的“销售单”、“送货单”、“对账单”等等一切证据，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向飞驰公司买的是什么货物，什么时候买的，所付的货款是付什么货物哪批货物的款等等，仅仅凭嘴巴说当然无法得到法律和法官的支持。（三）许滔是广东聚源公司的人员，是广东聚源公司是经理。仲裁裁决书上面也有载明。他是被委派到清远聚源公司处上班。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理程序合法，判决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期间，广东聚源公司举证如下：证据一、2011年度飞驰公司《销售单》共十四份；证据二、报警回执；证据三、《到货明细记录表》；证据四、广州市《劳动合同》；证据五、周某手写的《经过说明》；证据六、《借款审批单》；证据七、《费用报销单》；证据八、《报销费用汇总》。上述证据用以证明《销售单》上没有广东聚源公司业务专用章，没有许滔的签名，进而推断出广东聚源公司业务专用章是伪造的，也证明违反了双方的交易习惯。同时证明广东聚源公司没有授权许滔签名，其行为涉嫌诈骗，严重侵害公司利益。广东聚源公司申请周某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周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周某并不清楚其所签名的进出货单据，这些单据都是许滔让其签的。飞驰公司认为周某与广东聚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周某的陈述与广东聚源公司的主张存在矛盾之处，所以周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对于其他证据，飞驰公司认为关于第一组证据销售单，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飞驰公司是确认的，但证明内容飞驰公司不认可。因为销售单不能推断之前和之后的单没有盖章。章是在广东聚源公司处，飞驰公司是掌握不了的。对于报警回执的真实性是确认，但对关联性不确认。因为报警回执在2014年11月25日才报警的，许滔从2012年12月25日就离职了，仲裁书是2013年3月出具的。飞驰公司起诉在2014年1月20日才起诉的，在这么长时间里面，广东聚源公司一直没有报案，到了本案二审阶段才报案，是广东聚源公司在拖延诉讼时间。对于证据3的到货明细记录表，飞驰公司对其真实性不确认，什么时候出具的飞驰公司不知道。飞驰公司对到货明细记录表部分的关联性是确认的。在退货单面，每一页都有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的业务专用章，退货单也有广东聚源公司的工作人员签名确认。可以看出广东聚源公司退货单是确认的。广东聚源公司是认可对帐单的。飞驰公司做了很多年生意，不存在先给货款再给货物的情况存在。对于劳动合同，飞驰公司对其三性不予确认。因为许滔是2010年9月入职的，而合同是2010年11月签订的。代收货物并不是一个工作岗位，所以许滔是有权利收货的，他签字的行为是代表了广东聚源公司。证人周某也说了许滔是厂的领导。报销单是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许滔在这个时间之前到哪里工作是受广东聚源公司委派的，上述这些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广东聚源公司是否拖欠飞驰公司货款421823元。广东聚源公司对其拖欠货款的事实予以否认，其主要依据在于：1.对账单是由飞驰公司单方制作，真实性存疑；2.销售单及送货单上所盖广东聚源公司的业务专用章是并未存在的印章，许滔在上述单据上的签名也是无效的。针对广东聚源公司的主张，本院评析如下：
第一，关于对账单的真实性问题。对账单是在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记载买卖双方交付标的物名称、数量及价款的书面凭证。飞驰公司提交日期为2012年12月15日的对账单虽然是其单方制作，但对账单上显示的每条交易记录均与销售单上显示的单号、品名型号、单位、数量、金额等相互对应，且银行进账单上的付款时间、金额以及退票时间、金额均与对账单上所记载的事项一致。同时，广东聚源公司《到货明细记录表》反映出确认飞驰公司退货的事实，而与此相关联的飞驰公司举证的退货单均有广东聚源公司的业务专用章，退货单也有广东聚源公司的工作人员签名确认。广东聚源公司所举证的证据与其自述自相矛盾，与常理不符，因此，对账单显示的未收货款金额421823元并非飞驰公司凭空捏造，该未收货款金额与销售单记载的金额可以相互得到印证。故广东聚源公司否认对账单的真实性并进而否认拖欠货款421823元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第二，关于销售单及送货单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销售单及送货单上所盖广东聚源公司的业务专用章是否真实存在应由广东聚源公司承担举证责任，现广东聚源公司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述单据所盖的印章与其公司无关，也不能证明印章是由飞驰公司私自加盖的，故应认定在上述单据加盖业务专用章的行为系广东聚源公司的行为，对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由广东聚源公司承担。另外，飞驰公司在原审提交的仲裁调解书已查明许滔作为广东聚源公司经理的事实，且周某在二审期间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时也明确表示许滔是单位“领导”。至于许滔与广东聚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许滔是否故意与飞驰公司串通制造相关送货单等，广东聚源公司均未能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在二审期间，广东聚源公司提交的《借款审批单》、《费用报销单》、《报销费用汇总》以及周某的证人证言均不足以证明销售单及送货单是虚假的事实。因此，广东聚源公司提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27元，由上诉人广东聚源管业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葛卫东
审 判 员 宁建文
代理审判员 谢江武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郭一鸣
兰冰
周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