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80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荣熙，男，1946年9月1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委托代理人张晓华，北京市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鹏，男，1955年10月15日出生。
上诉人罗荣熙因与被上诉人杜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5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程慧平担任审判长，法官李丽、赵婧雪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7月28日、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荣熙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晓华，被上诉人杜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鹏在一审中起诉称：2012年5月20日，杜鹏与罗荣熙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调解下，签订调解协议，确认杜鹏尚欠罗荣熙16万元。同日，杜鹏与罗荣熙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由杜鹏出资购买三件黄花梨条案，每条12万元左右；2.由罗荣熙负责出售三件黄花梨条案，预计在30万元左右；3.如双方各出资50%，产生的利润平分，杜鹏愿从利润中补偿，法院所诉差价部分全部结清；4.如果杜鹏不出资金，全部由罗荣熙出资，风险由罗荣熙承担，杜鹏不参与分利，作为全部结清协议差价的补偿。杜鹏与罗荣熙看过实物后确定购买。2012年5月28日，杜鹏与罗荣熙在补充协议上又约定，按补充协议第4条执行，由罗荣熙出资20万元，三张条案交罗荣熙所有，以前双方所有合同债务全部结清，互不找补。
2012年5月29日，杜鹏和其前妻梁雪琳将垫资购买的三张黄花梨条案送到罗荣熙在金桥国际公寓的住处。罗荣熙验收后，让其工作人员薛小姐和杜鹏前妻梁雪琳一起去银行取了2万元现金，薛小姐电话请示了罗荣熙后，将2万元交给了梁雪琳，罗荣熙并答复次日再付8万元，其余10万元一周后凑齐再付给杜鹏，并打下10万元欠条，交给了杜鹏。
2012年5月30日，罗荣熙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又支付了8万元，加上之前支付的2万元，罗荣熙共计支付了其10万元，另欠10万元一直未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罗荣熙立即偿还欠款10万元及利息5000元；2.诉讼费由罗荣熙承担。
罗荣熙在一审中答辩称：一、2012年5月29日，杜鹏将三张条案送至罗荣熙住处时，罗荣熙从保险柜中取出10万元现金给了杜鹏，然后给杜鹏写下了10万元的欠条，当晚，便到楼下自动提款机上取出2万元现金支付给了杜鹏前妻梁雪琳，次日，杜鹏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梁雪琳支付了8万元，故罗荣熙已经向杜鹏支付了20万元，只是欠条没有收回。按照常理，如果2012年5月29日未向杜鹏支付10万元，那么罗荣熙出具的欠条应为20万元，而非10万元。故罗荣熙所欠杜鹏10万元已经付清。
二、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杜鹏出资购买三件黄花梨条案卖给罗荣熙，由杜鹏联系买家，对罗荣熙谎称已联系好买家，出卖后可得36万元，其中16万元用于抵债，其余20万元由罗荣熙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杜鹏。但所谓买家是杜鹏杜撰的，涉案三个条案亦为赝品，其目的为骗取罗荣熙钱财，因此应当解除双方之间的补充协议，由杜鹏返还罗荣熙36万元。综上，罗荣熙不同意杜鹏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5月20日，杜鹏（乙方）与罗荣熙（甲方）签订和解协议，约定：“鉴于1.2006年，甲方将自己所有的121件收藏品委托乙方进行拍卖。至今尚有103件未予返还，该部分收藏品2006年的合同底价为280000余元；2.甲方以委托纠纷为由将乙方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和解协议：一、乙方将其所有的黄花梨条形桌案一件作价120000（拾贰万）元抵给甲方，甲方同意接收。二、对剩余价值的物品，乙方承诺在适当的时候以其他物品相抵，甲方对此予以认可。三、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
同日，双方达成一份补充协议，约定，“①由乙方负责联络购买三件黄花梨条案，在12万元人民币左右；②由甲方负责出卖三件旧黄花梨条案，预计在30万元左右；③如双方各出资50%，产生的利润平分。乙方愿从利润中补偿，法院所诉差价部分全部结清；④如乙方不出资金，全部由甲方出资，风险由甲方承担，乙方不参与分利，作为全部结清协议差价的补偿。双方已看过实物可以确定购买。”
2012年5月28日，杜鹏、罗荣熙在上述补充协议上添加以下内容，“双方友好协商达成按协议第4条执行，由甲方出资购买款20万元人民币，三张条案交甲方所有，以前所有合同债务全部结清，互不找补。”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5月29日晚，杜鹏将三张条案送至罗荣熙处，罗荣熙向杜鹏出具欠条，载明：“欠杜鹏总经理现金拾万元。”
一审法院再查明，杜鹏、罗荣熙双方均确认，2012年5月29日，罗荣熙向杜鹏前妻梁雪琳支付了2万元现金；2012年5月30日，罗荣熙又通过银行转账向梁雪琳支付8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该案属于涉港案件，关于准据法的适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之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而根据该法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该案中，由于杜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作为准据法起诉罗荣熙，罗荣熙亦依据该法进行答辩，故该院认定，双方当事人就该案民事关系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该院据此认为，杜鹏、罗荣熙签订的补充协议、欠条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照协议履行各自义务。现补充协议约定由杜鹏联络购买三张黄花梨条案，由罗荣熙负责出卖，双方并补充约定由罗荣熙出资购买款20万元，三张条案归罗荣熙所有，以前所有债务全部结清。2012年5月29日杜鹏将条案送至罗荣熙处，罗荣熙向杜鹏出具欠条载明欠杜鹏10万元，故杜鹏依据补充协议及欠条向罗荣熙主张欠款1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此该院予以支持。罗荣熙以杜鹏系向其出卖三张条案，且该条案为赝品为由，拒绝付款，与补充协议及欠条载明的事实不符，对此该院不予采纳。针对罗荣熙主张2012年5月29日其从保险柜取出10万元现金交付给了杜鹏，对此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信。针对杜鹏要求罗荣熙支付利息的主张，没有依据，对此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罗荣熙向杜鹏支付欠款十万元；二、驳回杜鹏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罗荣熙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罗荣熙所写的欠条中所载欠款10万元已全部支付给杜鹏，一审法院不应判决罗荣熙再向杜鹏支付10万元。杜鹏在其一审提交的起诉书中自述“经乙方（罗荣熙）验收后付给甲方（杜鹏）人民币10万元”，杜鹏在庭审中对此亦认可。罗荣熙书写欠条后的2012年5月29日晚上，罗荣熙的工作人员又从银行ATM柜员机上取出2万元现金交给杜鹏前妻梁雪琳；2012年5月30日，罗荣熙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杜鹏前妻梁雪琳支付8万元。至此，罗荣熙已向杜鹏全额支付了20万元。且杜鹏此前在一审法院起诉罗荣熙民间借贷纠纷，后申请撤诉的案件中，杜鹏在一审法院谈话笔录中亦认可罗荣熙于2012年5月29日当晚向杜鹏支付了现金10万元。按照杜鹏与罗荣熙的约定，杜鹏将条案送至罗荣熙处折抵欠款16万元后所剩余的20万元是需要罗荣熙支付的，如果罗荣熙在2012年5月29日未先向杜鹏支付10万元现金，则罗荣熙不会出具10万元金额的欠条给杜鹏，而应该出具20万元金额的欠条。所以罗荣熙已支付了全部欠款。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罗荣熙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杜鹏一审的诉讼请求，并由杜鹏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杜鹏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罗荣熙所述均不属实。罗荣熙应该支付给杜鹏的20万元，仅支付了10万元，尚欠杜鹏10万元未付。2012年5月29日晚上约10点至11点之间，罗荣熙给杜鹏出具了10万元欠条。罗荣熙出具欠条时，派工作人员薛小姐与杜鹏前妻梁雪琳一起去附近银行取了2万元现金，薛小姐将2万元交给了梁雪琳，杜鹏离开罗荣熙住处下楼后才从前妻梁雪琳处拿到该2万元现金；当时罗荣熙称次日即2012年5月30日再付给杜鹏8万元，其余10万元一周后凑齐再付给杜鹏。罗荣熙已付的10万元即2012年5月29日晚上杜鹏前妻梁雪琳在罗荣熙住处楼下转交给杜鹏的2万元现金，和罗荣熙于2012年5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杜鹏前妻梁雪琳支付的8万元。基于对罗荣熙的信任，没有让罗荣熙出具欠条时把欠款金额写成20万元。欠条上所载的10万元，罗荣熙尚未支付给杜鹏。故杜鹏不同意罗荣熙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庭审中，罗荣熙向本院提交了两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罗荣熙从一审法院档案室调取的2014年3月10日杜鹏起诉罗荣熙民间借贷纠纷的起诉书、一审法院2014年3月24日谈话笔录1份、一审法院2014年3月26日谈话笔录2份，证明杜鹏认可其在2012年5月29日收到罗荣熙10万元后写下欠条。杜鹏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第二组证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门支行出具的证明及罗荣熙在该行开立账户的交易明细单，证明罗荣熙于2012年5月29日晚上为杜鹏出具欠条之后的2012年5月30日凌晨0：04：12（0点4分12秒）至0：08：28（0点8分28秒）分8次从自己卡中取出2万元现金（工作人员薛小姐代为取出），该款即罗荣熙出具欠条后支付给杜鹏的2万元。杜鹏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杜鹏表示是其前妻梁雪琳和罗荣熙的工作人员薛小姐下楼取款2万元，杜鹏自己并未下楼，2万元是由其前妻在罗荣熙住处楼下向其交付的。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进行综合判定。
本院依法补充查明，杜鹏在一审法院起诉罗荣熙民间借贷纠纷（后撤诉）的2014年3月26日谈话笔录中，杜鹏陈述：“他（罗荣熙）给了我（杜鹏）10万元，说剩下的一周内还清并写下欠条”。
2012年5月30日零点4分12秒至零点8分28秒，罗荣熙卡号为×××的卡中，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门支行的ATM柜员机上，分8次，共取出现金2万元。2012年5月30日10：36：41（上午10点36分41秒），从罗荣熙卡号为×××的卡向梁雪琳的账号转款8万元。
二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罗荣熙为杜鹏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12年5月29日晚上约10点至11点之间，地点为罗荣熙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金桥国际公寓的住所。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和解协议》、《补充协议》、欠条、银行转账凭单、罗荣熙从一审法院档案室调取的2014年3月10日杜鹏起诉罗荣熙民间借贷纠纷的起诉书、一审法院2014年3月24日谈话笔录、一审法院2014年3月26日谈话笔录、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门支行出具的证明及罗荣熙在该行开立账户的交易明细单以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罗荣熙于2012年5月29日晚为杜鹏出具欠条时，是欠杜鹏10万元还是20万元，罗荣熙于2012年5月29日晚现金支付给杜鹏的2万元及5月30日转账方式支付给杜鹏的8万元是欠条之外、20万元之内的10万元，还是欠条上所记载的10万元。
罗荣熙与杜鹏均确认，罗荣熙为杜鹏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12年5月29日晚上约10点至11点之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罗荣熙称，其出具欠条时，已支付杜鹏10万元，对尚欠的10万元其为杜鹏出具了欠条。出具欠条当晚罗荣熙派工作人员薛小姐从位于其住处楼下工商银行的柜员机上用罗荣熙的卡取出2万元现金支付给杜鹏，2012年5月30日，罗荣熙以转账方式支付给杜鹏8万元，欠条上所载10万元已经付清。按照罗荣熙的说法，其为杜鹏出具欠条时，其尚欠杜鹏10万元未付；杜鹏称，罗荣熙出具欠条时，派工作人员薛小姐与杜鹏前妻梁雪琳一起去罗荣熙住所附近银行取了2万元现金，当时杜鹏尚未拿到该2万元现金。当时罗荣熙称次日即2012年5月30日再付给杜鹏8万元，其余10万元一周后凑齐再付给杜鹏。罗荣熙已付的10万元即上述的2万元现金和罗荣熙次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杜鹏前妻梁雪琳支付的8万元。按照杜鹏的说法，罗荣熙为杜鹏出具欠条时，罗荣熙尚欠杜鹏20万元未付，只是杜鹏基于对罗荣熙的信任，没有让罗荣熙出具借条时将金额写成20万元。对比两人的陈述，罗荣熙陈述的情形更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综合杜鹏在一审法院本案之前起诉罗荣熙民间借贷纠纷时的2014年3月26日谈话笔录中杜鹏陈述“他（罗荣熙）给了我（杜鹏）10万元，说剩下的一周内还清并写下欠条”的陈述，本院认定，罗荣熙于2012年5月29日晚为杜鹏出具金额为10万元的欠条时，尚欠杜鹏10万元，而不是20万元。
根据罗荣熙二审提交的新证据，罗荣熙派工作人员取款2万元系于2012年5月30日凌晨零点4分12秒至零点8分28秒，时间点确系在罗荣熙为杜鹏出具欠条（2012年5月29日晚上10点至11点）之后，亦确在罗荣熙住所附近的工商银行ATM柜员机上，综合杜鹏自述的收到2万元的情形，结合一般交易习惯，可以认定该2万元现金即罗荣熙出具欠条后支付的款项，可以认定该2万元系欠条上所记载的10万元中的2万元，而不是欠条之外的2万元。
罗荣熙于2012年5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杜鹏（前妻梁雪琳）支付8万元，亦是罗荣熙为杜鹏出具欠条后支付的款项，可以认定该8万元系欠条上所记载的10万元中的8万元，而不是欠条之外的8万元。至此，罗荣熙在出具欠条后已全额向杜鹏支付欠款10万元。罗荣熙的上诉意见，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553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杜鹏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杜鹏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杜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慧平
审 判 员 李 丽
代理审判员 赵婧雪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