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1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国强。
委托代理人：郎慈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牟煜，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陈利青。
原审第三人：姚丽霞。
上诉人胡国强为与被上诉人牟煜、原审第三人姚丽霞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5）甬慈商初字第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胡国强系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的自然人股东，1988年至2002年期间在进出口公司工作；姚丽霞系进出口公司的员工，1993年入职，工作至今；牟煜原系进出口公司的员工，1993年入职，2014年从进出口公司离职，就职期间系进出口公司职工持股会的会员，持有持股会名下的30万股股份。2014年5月19日，牟煜与姚丽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牟煜愿意将占进出口公司0.16%的股权（原出资额为30万元）以6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姚丽霞，姚丽霞愿意受让上述股权，进出口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同日，牟煜与姚丽霞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在进出口公司备案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同年5月22日，姚丽霞与胡国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姚丽霞愿意将占进出口公司0.16%的股权（原出资额为30万元）以6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胡国强，胡国强愿意受让上述股权。该股权姚丽霞仅仅作为代持，该股权原由进出口公司职工牟煜持有，牟煜由于离职欲转让股权，胡国强希望受让该股权，但由于胡国强不是进出口公司职工，不能转让，故胡国强同姚丽霞商量由姚丽霞代持，姚丽霞仅仅代胡国强持有，以后有关该股权的一切纷争均与姚丽霞无关，由胡国强自行承担。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均约定：“甲方必须配合乙方和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标的股权的转让变更手续。”同年6月3日，胡国强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牟煜支付转让款60万元，并在备注一栏注明“股权转让款（牟煜在慈溪外贸30万股转让给胡国强）”，牟煜在该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已收到款项。同日，牟煜在2014年5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底部书写以下内容并签名确认：“在2015年5月31日之前，如果慈溪进出口公司否定此转让事实，则协议作废，股份仍归牟煜所有，转让款则退回给胡国强。（6月30日起计息）。”
另认定，进出口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所持公司股份，但应在转让事实发生之日起7日内向公司备案。单个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超过1%，必须向公司进行申报，经确认后转让。”第十九条规定：“鉴于本公司系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向社会公众开放，股东向非公司职工身份的人员或单位转让公司股份时，应向公司提出申请，经股东大会持有半数以上股份比例的股东同意后方可转让。不同意转让的股东有义务收购转让人所转让的股份，不同意收购的，视为同意转让。”第二十条规定：“经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转让的股份，在同等条件下，公司其他职工股东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进出口公司职工持股会章程第九条规定：“会员负有下列义务：……（6）不得向公司外个人或法人转让、抵押所持股份。”
胡国强于2015年6月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牟煜原为进出口公司职工。2014年5月，牟煜从进出口公司离职，向胡国强称欲转让其持有的进出口公司股权，胡国强愿意受让。因进出口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向非公司职工身份的人员或单位转让公司股份时，应经股东大会持有半数以上股份比例的股东同意后方可转让，且在同等条件下，公司其他职工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故胡国强拟通过具有进出口公司职工身份的姚丽霞代为持有。2014年5月19日，胡国强与牟煜协商拟定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牟煜将占进出口公司0.16%的股权（原出资额为30万元）以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姚丽霞，牟煜必须配合姚丽霞和进出口公司依法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标的股权的转让变更手续。协议由牟煜和姚丽霞签字，进出口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同年5月22日，胡国强与姚丽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实为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牟煜转让给姚丽霞的股权，姚丽霞仅替胡国强代持。同年6月3日，胡国强向牟煜支付6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日，牟煜在胡国强持有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5月19日由牟煜与姚丽霞签订）上书面承诺：在2015年5月31日之前，如果进出口公司否定此转让事实，则协议作废，股份仍归牟煜所有，转让款则退回给胡国强（6月3日起计息）。之后，胡国强多次要求牟煜办理将股权转让给姚丽霞的工商登记，牟煜均予以推脱，也拒绝退还胡国强股权转让款。2015年5月，胡国强经工商查询发现，牟煜并非进出口公司的股东，其声称持有的0.16%股权可能为进出口公司职工持股会的内部股权，而根据进出口公司职工持股会章程规定，职工离职时都应及时退股，股权由持股会收购。职工持股会的内部股权转让无法办理工商登记。胡国强作为牟煜出让股权的实际受让人并实际支付转让款，胡国强与牟煜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由于牟煜实际并不持有进出口公司的股权，不论牟煜主观上是否存在欺诈的故意，都使胡国强作出同意受让的错误意思表示，构成重大误解，胡国强有权请求予以撤销。故现请求判令：一、撤销牟煜和姚丽霞于2014年5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胡国强与姚丽霞于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判令牟煜返还胡国强股权转让款60万元，并赔偿胡国强自2014年6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6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原审审理过程中，胡国强放弃第一项诉请中撤销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诉请，即第一项诉请变更为：判令撤销牟煜和姚丽霞于2014年5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牟煜在原审中答辩称：1.2014年5月牟煜从进出口公司离职并欲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就此牟煜未向胡国强发出过要约，因该股份是持股会股份，只能在持股会成员之间转让，胡国强向牟煜提出欲受让股权时，牟煜明确告知非持股会成员不能受让。2.胡国强称2015年5月经工商查询发现相关情况，这也不是事实，胡国强与进出口公司就股东权利等经过多次诉讼，明知进出口公司的公司章程的显名股东中并没有牟煜的名字，胡国强对牟煜的股份系持股会的股份这一事实是明知的，不存在重大误解，牟煜更没有欺骗、隐瞒事实。3.牟煜与姚丽霞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已合法生效且已履行完毕，双方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4.姚丽霞与胡国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牟煜并不知情，根据合同相对性，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与牟煜无关，故对牟煜而言，胡国强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5.胡国强所称的因其重大误解要求撤销牟煜与姚丽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一是超越权限，二是没有事实依据，三也没有法律依据，故请求依法驳回胡国强的诉讼请求。
姚丽霞在原审中陈述：1.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姚丽霞并不是其中的合同相对人，实际的合同相对人是胡国强与牟煜，当初胡国强与牟煜协商之后，由姚丽霞办理相关的手续，基于胡国强、牟煜均系姚丽霞的同事，所以姚丽霞同意作为代持人，但是股权转让的所有权利义务均与姚丽霞无关，且当初60万元的转让款也没有经过姚丽霞。2.当初股权转让的焦点并不是姚丽霞是持股会成员或是公司股东，而是转让成功与否，姚丽霞作为持股会成员，对于股权能不能转让或者能不能转让成功并不知情，姚丽霞只是代持人，只是去办理相关的手续，即所有的权利义务与姚丽霞无关。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就涉案股权的受让方，胡国强系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者，且在转账时明确备注“牟煜在慈溪外贸30万股转让给胡国强”，牟煜在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已收到转让款；同时，牟煜在2014年5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底部书写备注“……转让款则退回给胡国强”。由此，胡国强系涉案股权的实际受让方。此外，在原审庭审中牟煜也陈述胡国强、牟煜、姚丽霞曾三方共同协商股权转让、代持事宜，因三方协议签订未果，后仅与姚丽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可见牟煜对胡国强欲受让股权是知晓的。在该背景下，牟煜仅以未注意到对账单备注内容为由辩称款项系胡国强代姚丽霞支付，不合情理，也与姚丽霞的陈述不符，对该辩称不予采纳。
胡国强称其根据牟煜、姚丽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及该协议书上加盖的进出口公司的公章而认为牟煜出让的股权系进出口公司工商登记的股权而非持股会股权，而造成重大误解进行受让。原审认为，首先，姚丽霞明确涉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均由其提供，而非由牟煜提供，可见牟煜不存在通过协议格式隐瞒或混淆股权性质的情形。涉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均系对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的约定，根据姚丽霞陈述，因进出口公司就股权转让提供了较为固定的版本，该条款系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固有的条款，因此在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均存在；且该条款对胡国强与姚丽霞实际上也未适用。关于盖章确认问题，无论是持股会股份转让还是工商登记的直接股份转让，均系进出口公司就公司内部事务的处分，加盖进出口公司的公章并无不妥。因此，胡国强仅以协议格式及加盖的公章来确认股权性质，不符合情理；其次，胡国强作为进出口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有权查阅进出口公司包括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信息；胡国强也认可进出口公司的章程等信息可至工商登记机关查询，且胡国强最终确认牟煜系持股会成员而非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也是通过工商查询确认，在本案中提供的进出口公司的相关信息也是通过工商调档取得，由此，在2014年涉案股权转让时胡国强同样可以通过工商查询的方式来确定牟煜的股东信息及所持股份的性质；最后，进出口公司章程规定，工商登记的公司股份可以在公司股东之间相互转让，非公司职工身份的人员或单位受让公司股份时，经股东大会持有半数以上股份比例的股东同意后可以转让；而进出口公司职工持股会章程规定，持股会会员不得向公司外个人或法人转让、抵押所持股份。可见胡国强作为进出口公司的股东，可以受让或附条件的受让工商登记的股份，但因胡国强当时已不是进出口公司职工，无法受让职工持股会的股份。在姚丽霞与胡国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5条载明，因胡国强不是进出口公司职工，不能受让牟煜的股权。由此，胡国强在受让过程中，已明确涉案的股份其无法受让，故由姚丽霞替其代持，可见胡国强对牟煜欲转让的股权性质不存在重大误解。综上，胡国强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返还股权转让款、赔偿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胡国强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胡国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胡国强负担。
胡国强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为姚丽霞与胡国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能撤销是错误的。理由是：1.胡国强在受让股权时只能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确定股权性质，并且《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进出口公司对牟煜可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股份也盖章确认，故胡国强一直误以为牟煜的股权是可以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2.胡国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并没有法定义务去工商登记部门查询牟煜的股权性质。3.胡国强与姚丽霞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不能受让牟煜的股权”的表述是针对工商登记的股份，因非公司职工身份受让公司股份时要经股东大会持有半数以上股份比例的股东同意后方可转让，为方便有效快捷转让股份，故找姚丽霞代持。胡国强当时对股权性质存在重大误解，至2015年才发现牟煜转让的股权性质系非工商登记的股权。此外，原审法院确定的案由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胡国强在原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
牟煜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胡国强明知牟煜的股权性质，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股权转让事宜也比较在行。胡国强主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姚丽霞未作陈述。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牟煜与姚丽霞于2014年5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实际为牟煜与胡国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牟煜与胡国强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胡国强是否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的股权性质存在重大误解。对此，本院认为，胡国强系进出口公司的股东，其在1988年至2002年期间在该公司工作，其对该公司的股东结构包括存在持股会等基本情况应当知晓。同时，其作为涉案转让价格为60万元股权的实际受让人，在交易时，自然会对涉案股权的价值、股权比例等情况进行了解，理当清楚牟煜所持股权的性质究竟是在工商登记的股份还是职工持股会的股份。结合进出口公司职工持股会章程中关于持股会会员不得向公司外个人转让所持股份的相关规定，以及胡国强与姚丽霞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5条中关于胡国强不是进出口公司职工，不能受让牟煜股权而由姚丽霞代持的相关约定内容，可以推断胡国强在受让过程中对牟煜欲转让的股权性质并不存在重大误解，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胡国强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确定的案由亦无不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胡国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曙炜
审 判 员 叶剑萍
审 判 员 徐梦梦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代书记员 谢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