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民再27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云霞，女，1986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升，金华市信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义乌市德源皮革商行，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国际生产资料市场*楼***********号商位。经营者：苏忠杰，男，197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甘溪东街汇豪名邸*幢*单元****室。
再审申请人郑云霞因与被申请人义乌市德源皮革商行（以下简称德源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7民终1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作出（2016）浙民申381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郑云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升，被申请人义乌市德源皮革商行的经营者苏忠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云霞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交易发生期间，郑云霞是其以个人名义为鸿意公司向德源商行购买皮革”事实错误。郑云霞向德源商行采购皮革是履行职务行为，德源商行明知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武义鸿意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意公司）。一审诉讼中，郑云霞向法院提供了鸿意公司的证明、劳动合同、社保记录等，证明郑云霞是鸿意公司的员工，从事采购、接单等工作，与德源商行的业务往来中由郑云霞负责联系。二审法院仅凭德源商行出具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送货单”、“进销存明细账”无法证明其认定的事实。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引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作为判决法律依据明显错误。该条是对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的规定，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并且受托人在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并不知道代理关系的存在。本案争议焦点是德源商行是否知道郑云霞和鸿意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郑云霞在买卖关系过程中一直受雇于鸿意公司，德源商行的交货地点一直在鸿意公司的经营地点，德源商行曾经开具过抬头为“武义鸿意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鸿意公司通过郑云霞及法人陈可意的银行账户支付给德源商行货款时，备注“鸿意公司货款”，2014年7月18日德源商行的对账单抬头及落款均体现为鸿意公司。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德源商行是与鸿意公司发生买卖关系，而不是郑云霞。因此，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应适用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及相应司法解释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退一步讲，即使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根据2014年7月18日德源商行自制对账单的内容体现：对账单的抬头为TO鸿意公司、陈可意、郑云霞，明示对账主体为鸿意公司，对账单的内容体现“税点按四点计算”，郑云霞系自然人，不具备开票主体，说明开票主体是鸿意公司，落款处为郑云霞并加盖了鸿意公司的公章，德源商行持有该对账单，应认定其对鸿意公司作为相对人的选定，而鸿意公司加盖公章确认欠款的事实。二审法院还引用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百一十条，而该司法解释总共三十条，不存在一百一十条。最后，据郑云霞了解，在2014年7月18日对账单出具后，鸿意公司曾多次向德源商行支付过货款。截止本案发生时不存在18万多元欠款，由于一审法院未追加鸿意公司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导致货款的支付情况无法真正体现。综上，郑云霞援引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再审中，德源商行答辩称：二审判决正确，一审判决没有仔细审查，郑云霞是公司老板娘，可以代表公司做生意。在义乌的交易，都是个人之间进行的。如果是外贸订单需要票据，才会入账以公司名义开具发票。
2015年12月10日，德源商行向一审法院永康市人民法院起诉称：郑云霞向德源商行购买各种人造皮革，2014年7月18日经对账尚欠其货款184936元。为此请求判令：1、郑云霞支付德源商行货款18493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郑云霞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德源商行与鸿意公司有业务往来，鸿意公司向德源商行购买皮革。郑云霞系鸿意公司员工。2014年7月18日，郑云霞代表鸿意公司与德源商行对账，由郑云霞及鸿意公司在载明所欠货款的对账单上签章确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德源商行主张与郑云霞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德源商行的诉请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2月3日作出判决：驳回德源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99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1445元，由德源商行负担。
德源商行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德源商行上诉称：德源商行与郑云霞之间有多年的买卖合同关系，郑云霞向德源商行购买各种人造皮革，2014年7月18日，经双方对账，郑云霞尚欠德源商行货款184936元。在形成《对账单》时，郑云霞私自加盖了鸿意公司的章，但德源商行一直以来都认为并坚持是与郑云霞作为合同相对人进行交易。后德源商行发送《律师函》催讨货款也是向郑云霞作为合同相对方发送的，但德源商行收到了鸿意公司的回函。事实上，德源商行一直与郑云霞为合同相对方进行交易、对账、催讨货款。对账之后的交易也一直以郑云霞为合同相对人进行。郑云霞应向德源商行支付尚欠货款。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德源商行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郑云霞负担。
针对德源商行的上诉，郑云霞答辩称：郑云霞与德源商行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4年2月18日，郑云霞与鸿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鸿意公司从事接单、销售工作，与德源商行发生买卖关系的是鸿意公司，郑云霞只是作为鸿意公司的员工与德源商行接洽。2014年7月与德源商行结算的也是鸿意公司，郑云霞只是作为经手人在对账单上签字。在业务往来中，德源商行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填写的也是“武义鸿意工艺品有限公司”。另外，德源商行据以起诉的对账单，除了落款处“郑云霞”、“武义鸿意工艺品有限公司”印章外，其余文字都是德源商行填写。在称呼一栏，德源商行就明确填写了“鸿意公司”，说明德源商行对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鸿意公司这一事实是明知的，仍然起诉，属于恶意诉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审理认定，2014年2月18日，郑云霞与鸿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鸿意公司从事业务和采购工作；2012年7月至2015年7月，鸿意公司一直为郑云霞缴纳基本养老保险；2011年至2015年，郑云霞以个人名义为鸿意公司向德源商行采购各种人造皮革。期间，货款均从陈可意及郑云霞个人银行账户支付，鸿意公司均未支付过货款；2014年7月18日，德源商行的经营者苏忠捷与郑云霞对账，对2013年至2014年7月期间所拖欠的部分货款进行结算，德源商行、鸿意公司及郑云霞本人在该对账单上签章确认。但其后一年多时间，该笔货款仍未得到清偿。2015年10月9日，苏忠捷委托律师向陈可意、郑云霞发函，要求两人支付上述货款。同年10月13日，鸿意公司回函称买卖关系主体是鸿意公司，郑云霞是其业务员，对所欠货款数额有异议，要求再次结算。另查明：2008年，陈可意与陈鸿儒共同设立了鸿意公司，各持股50%，陈可意担任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2015年7月23日，鸿意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为郑剑锋，陈可意不再持股。2011年9月15日，陈可意与郑云霞办理结婚登记，2015年8月27日，双方协议离婚。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1、郑云霞以个人名义为鸿意公司向德源商行采购各种人造皮革是否系职务代理行为。根据一审在卷证据，2014年7月18日双方形成的对账单、鸿意公司出具的证明、武义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浙江省职工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鸿意公司与郑云霞签订的劳动合同、武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工商登记证明鸿意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皮制容器的加工和制作，上述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郑云霞向德源商行采购皮革的行为系其代表鸿意公司的职务行为。2、本案是否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了显名的间接代理。也就是说，原则上，在显名的间接代理情况下，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了隐名的间接代理。也就是说，以隐名的间接代理方式订立的合同，原则上只能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只有经过一定程序后，其法律效果才直接归属于委托人。故，当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是否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效果。本案中，德源商行送货单、进销存明细账本、鸿意公司的证明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交易发生期间，郑云霞以其个人名义为鸿意公司向德源商行购买皮革。故本案二审审理重点在于本案究竟是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还是第四百零三条，即涉案交易时，德源商行是否“知道”鸿意公司与郑云霞之间的代理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说，当事人须为对自己有利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结合本案案情，郑云霞应当对德源商行在从事涉案交易时是“知道”鸿意公司与郑云霞之间存在代理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从一审在卷证据看，德源商行提交的送货单、进销存明细账，可以证明其主观上是将郑云霞作为合同交易对象，而鸿意公司出具的职工证明、鸿意公司的回函，都是发生在涉案交易后，均不能证明涉案交易发生时德源商行是“知道”与其发生交易的是鸿意公司的事实。根据该院对苏忠捷、郑云霞的询问，交易过程中，郑云霞并未透露是为鸿意公司购买，德源商行按其郑云霞指示交货到其指定地点，鸿意公司也未支付过任何货款；仅有少部分交易，德源商行应郑云霞要求开具了抬头为鸿意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综上，该院认为，因郑云霞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存在前述分析的证据缺陷，仅凭德源商行自行在涉案对账单称护栏填写的“鸿意公司、陈可意、郑云霞”，无法达到高度概然的证明标准，即不足以让该院确信德源商行在从事涉案交易时系“知道”鸿意公司与郑云霞存在代理关系的待证事实。故该院对郑云霞认为德源商行是明知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鸿意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因鸿意公司的原因不履行合同义务，德源商行有权选择郑云霞作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主张合同权利。因此，德源商行与郑云霞在本案中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另，依据郑云霞、鸿意公司以及德源商行签章确认的对账单，郑云霞尚欠德源商行货款184936元事实清楚，该院对德源商行要求郑云霞支付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予以支持。二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院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二）第一百一十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永康市人民法院（2015）金永芝商初第910号民事判决；二、郑云霞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德源商行18493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诉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98元，保全费1445元，由郑云霞负担。
再审期间，郑云霞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快递单两份，拟证明德源商行是与鸿意公司进行的货物发送，是两个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的事实。2.德源商行委托张家港市易华塑料有限公司开具给鸿意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拟证明德源商行与鸿意公司之间发生合同关系的事实。3.农业银行明细及流水三张，拟证明鸿意公司的陈可意在汇款给德源商行时注明了是鸿意公司付款给德源商行的事实。4.鸿意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鸿意公司没有否认其与德源商行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也承认尚有欠款，但欠款仅16万余元。德源商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是德源商行与鸿意公司之间的交易，快递单上写鸿意公司，是为了方便签收。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开具发票是我方为了尽早收回货款，不能以该发票认定还清货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支付的都是现金。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情况说明》中提到的欠款金额是错误的，其尚欠货款有18万余元，也不能证明是与鸿意公司之间发生交易。被申请人德源商行没有新的证据提供。
对再审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认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综合全案一并考量。
对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不持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定以下案件事实：相关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鸿意公司系由陈鸿儒、陈可意父子于2008年6月出资设立，注册资本金30万元，双方各占股权比例50%。2015年7月23日，陈可意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郑剑锋，股东调整为陈鸿儒和郑剑锋。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本案再审争议焦点在于：郑云霞对于其经手签字的2014年7月20日《对账单》项下的应付款项是否承担清偿责任？
一、本案中，郑云霞对其与德源商行对账后签字确认的《对账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账单》具有对双方当事人以往发生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结算的功能。本院注意到：1.《对账单》上德源商行的对账相对方注明为“鸿意公司、陈可意、郑云霞”而并非仅指向鸿意公司；《对账单》的落款处，鸿意公司和郑云霞并列签章或签字确认，明示了对账主体既包含鸿意公司也包含郑云霞，并未注明郑云霞在本次对账中仅是作为鸿意公司的授权代表。因此，从《对账单》的表征看，郑云霞、鸿意公司可以作为本案共同债务人。德源商行选择共同债务人之一的郑云霞主张权利具有相应依据。2.从德源商行一审时提交的送货单、明细账等证据亦可印证其是将郑云霞作为合同交易对象。3.并且货款也是从郑云霞夫妇个人账户支付。至于鸿意公司出具的职工证明和回函，均发生在涉案交易后，不能证明交易时德源商行认为的交易对象是鸿意公司。本院还注意到：陈可意与郑云霞原系夫妻关系，直至2015年8月双方协议离婚，鸿意公司系陈可意与其父亲陈鸿儒出资设立，直至2015年7月陈可意退出，表明双方在2014年7月对账结算时，鸿意公司具有家庭经营的特征，在以家庭经营为背景的公司治理模式下，有限责任公司与出资人在人格上往往存在混同，对外债务难以严格区分为公司债务或者个人债务。
二、郑云霞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鸿意公司是本案实际买受人并愿意承担相应债务的事实，但尚不足以排除郑云霞可以作为本案债务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事实。郑云霞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基于其与鸿意公司的内部关系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二审判决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7民终179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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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黄培良
审判员 梅 冰
审判员 楼 颖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周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