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205民初4161号原告（反诉被告）：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300004195282508）。住所地：宁波市江北区大闸南路***号来福士办公楼**楼。主要负责人：童全康，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苗成，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宁波保税区中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7645030898）。住所地：宁波保税区兴农大厦2-168。法定代表人：焦建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湖海，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弛，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和义观达所）与被告宁波保税区中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橡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立案受理，被告中橡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对原告提出反诉，本院亦予以受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2月19日、2018年3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对本诉、反诉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和义观达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苗成，被告中橡公司代表人焦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湖海均到庭参加庭审；原告和义观达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被告中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弛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和义观达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中橡公司给原告和义观达所所发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没有解除合同的效力，中橡公司与和义观达所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有效，被告应继续按约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2.被告向原告支付208.39万元律师费及其利息（利息以208.39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8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7年11月20日，为2.54万元），合计210.93万元。原告当庭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向原告支付208.393万元律师费及其利息（利息以208.393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4.35%，分期分段累计计算每一期的应付起算时间在本案被告收到执行款的当月月底起算暂计到2018年3月9日为21063元，之后的利息继续按这种计算方式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后，原告表示放弃第2项诉讼请求中关于利息的诉请。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28日，原、被告签订《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方陈勇律师为被告与海南三盛绿谷休闲观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盛公司）、林荣东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双方最初约定在案件审理阶段结束时，根据案件审理结果，被告应按照15%代理费的比例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关于15%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原告律师早就交给了被告，但被告迟迟未签。期间，在该案第一次庭审后，被告基于诉讼便利等目的的考虑，要求海南昌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昌博所）的律师作为其第二代理人加入诉讼队伍，故在2016年6月，被告与昌博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将原先约定的15%代理费中的一半即7.5%分给昌博所律师。原告律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与被告就律师费的支付比例重新约定为7.5%。原告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前，在2014年已经开始代被告筹划催收债权受让款，代为起草并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数次签发律师函催讨债权受让款等。原告接受委托后，指派陈勇律师了解案情、确定诉讼策略、搜集证据、组织并完善该案证据链、起草诉讼中的所有法律文件；并于2015年6月3日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口中院）进行立案；该案受理后，该案被告林荣东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对海口中院作出的驳回其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提起了上诉，原告律师向海口中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均提交了书面答辩。最终海南高院裁定驳回林荣东的上诉维持原裁定。2015年12月9日及之后，原告律师代理本案被告多次到海口中院参加诉讼并发表核心法律意见，在庭后出具多份书面代理意见，海口中院于2016年10月11日作出（2015）海中法民一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三盛公司向中橡公司支付3456.975万元及该款的利息（利息计算：300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2月20日起开始，余款3156.975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6月3日起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该款之日止）；2.林荣东对三盛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三盛公司及林荣东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高院提起上诉，原告律师又代理被告出具书面答辩意见，并再次于2017年3月21日到海南高院参加庭审，海南高院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2017）琼民终4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三盛公司及林荣东的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审理终结后，被告与原告及昌博所代理律师签订了《备忘录》一份，明确该案后续执行阶段工作由昌博所代理律师负责。此后在该案执行阶段，由昌博所两位律师作为代理人出面，但原告律师仍实际协助昌博所代理律师，就执行财产线索的查询、执行标的计算、执行申请材料及《执行和解协议书》的起草等提供了大量的额外附加工作，并一同至海口中院协助昌博所律师及被告与被执行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等。现该案经海口中院执行，被告与该案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向被告承诺分期支付3778.5741万元，且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已收到2389万元债权受让款，故其应按约按比例优先向原告付清全额律师费283.39万元。而事实上，被告仅于2017年8月17日支付了律师费75万元，尚欠原告律师费208.39万元未付清。原告于2017年8月18日致函被告催收剩余律师费，但被告明确表示拒绝支付剩余律师费，并于同年8月27日向原告寄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企图通过所谓的解除合同来逃避支付其应付律师费的义务，故致讼。中橡公司辩称，1.原告陈述的大量工作与事实不符。因为在案件诉讼之前，原、被告签订过一份《非诉讼代理委托合同》，原告所做的工作是履行非诉合同中的义务。原告真正的工作是去海口中院立案的时候开始的。2.原告陈述被告曾答应的15%代理费，没有证据，应当以合同为依据。3.原告陈述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采证工作是不存在的，所有证据都是被告提供给原告律师的。4.在委托合同签订的时候，原告并没有告知风险代理是打赢官司即代理就完成了。签订备忘录，只是原告与昌博所之间的工作安排，不能解除对被告的合同义务。5.原、被告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因未尽释明义务而无效。6.即使收费条款有效，风险代理案件收费应当与昌博所收费一致。7.原告通过发律师函及复函的方式已表明自身违约在先，属于明示违约，被告有权解除合同。为此，被告提出反诉，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无效。针对反诉，和义观达所辩称，1.双方之间的风险代理不属于法律不允许的范围，属于有效的。从律师收费管理办法来看，并不是无效的范围。2.被告提出合同无效，是没有法律依据和违背事实的。3.原告已经明确告知了被告一般代理和风险代理的区别。被告在之前也委托过原告的律师做过一般代理的案子，对涉案的代理事宜，也比较过多家律所，对风险代理是应知的。原先的约定是15%的代理费，虽然原告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在庭审中承认曾经洽谈过，也表明了被告是知晓风险代理的。从合同中也可以明确看出风险代理的收取标准是案件审理结果，收取标准是7.5%，优先按照7.5%的比例支付。从诉讼代理合同中明确看出，本案所涉合同是风险代理合同。4.原告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本案被告从来没有提出本案所涉代理合同无效的问题，只是提出了开票和利息问题，包括律师函的复函中，被告也说到了要支付律师费。被告是在原告起诉后才提出合同无效的问题。5.本案所涉的海南案件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案件。本案的代理主要在于诉讼，在诉讼中出现任何一个问题，被告都是不可能胜诉的，事实证明原告完成了工作，被告获得百分之百的胜诉。当时被告说只要诉讼赢了，执行不是问题，所以在合同中才会约定原告只负责诉讼，审理结果出来就可以支付律师费。综上，请求驳回被告的全部反诉请求。本院经审理，对以下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为与三盛公司、林荣东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于2015年5月28日与原告签订《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指派律师陈勇去海口中院提供代理等法律服务，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双方确定按以下约定支付律师费：1.在本合同约定的案件审理阶段结束时，根据案件审理结果，乙方（被告）在收到本案执行（或调解）款项后优先按照7.5%的比例向甲方（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优先支付时间和方式与乙方聘请的昌博所一致。2.其他约定的律师费构成及支付方式：甲方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所发生的差旅费及资料费、通讯费、查询费等费用不包含在上述律师费范围内，由乙方另行承担。甲方收取律师费（不包含旅差费等费用）后，应向乙方开具律师费发票；乙方需要甲方开具律师增值税发票的，需在本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乙方为一般纳税人的证明及开票信息资料，否则甲方开具普通律师费发票并且不予退还。合同还约定，乙方不如实叙述案情或不提供证据或不依约缴费或不配合律师工作，甲方则有权终止代理，且乙方仍应支付所有费用；甲方律师若无故不出庭或遗失重要证据材料原件的，乙方则有权要求终止本合同，甲方应当退还已收律师费用。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不得无故解除合同。若甲方无故提出终止本合同则应将已交的标的费全部退还给乙方。若乙方无故提出终止，则已交的代理费和其他费用不退回；尚未交律师费和其他费用的，乙方仍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所有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合同还明确约定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代理期限至执行完毕止。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代理被告前往海口中院办理被告与三盛公司、林荣东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立案、起草了诉讼中的所有法律文件，出庭参加海口中院、海南高院一、二审庭审，并向两级法院提交了多份书面代理意见书。2016年10月11日海口中院作出（2015）海中法民一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三盛公司向中橡公司支付3456.975万元及该款的利息（利息计算：300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2月20日起开始，余款3156.975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6月3日起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该款之日止）；2.林荣东对三盛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三盛公司及林荣东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高院提起上诉，海南高院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2017）琼民终4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三盛公司及林荣东的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一审审理期间，被告与昌博所签订了《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约定昌博所接受被告委托，在一审阶段至终审及执行阶段担任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还约定被告在收到本案执行（或调解）款项后优先按照百分之七点五的比例向昌博所支付律师费，优先支付的时间和方式与被告聘请的和义观达所律师费一致。昌博所指派林柏进行代理事项。案件审理终结后，（甲方）中橡公司、（乙方）符敏、(丙方)林柏、(丁方)陈勇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载明“甲方与三盛公司和林荣东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现各方对后续工作安排及费用承担、支付等事项作进一步明确如下：一、甲方已与丙方、丁方签订的律师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支付、办案费承担及律师工作内容等，三方必须切实遵守并履行；并在此明确本案后续执行阶段工作由丙方负责，执行阶段所需费用（除需向执行法院支付的并由法院开具发票的）由丙方承担。二、甲方同意，在原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之外，再向丙方和丁方各奖励壹拾万元费用；丁方自愿同意可得的壹拾万元费用归丙方所有，即丙方可获得贰拾万元奖励费用。丙方获得该奖励费用同时，承诺尽快开展执行工作。三、除此以外，甲方不再向丙方、丁方支付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之外的费用，如特殊情况下丙方因执行工作需要，需甲方垫付费用，由丙方出具借条向甲方借款，所借费用从丙方今后可得律师费中扣除。之后，原告代理律师为了该案的执行起草了《强制执行申请书》、《执行和解协议》等并协同被告于2017年8月3日与三盛公司、林荣东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执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一、甲方（中橡公司）、乙方（三盛公司）和丙方(林荣东)一致同意，确认截至2017年6月26日，乙方和丙方向甲方应付转让款、利息及案件受理费共计3800.060562万元。上述执行款项乙方和丙方同意在2017年8月11日前支付1021.486462万元，其中995.288316万元由乙方或丙方直接支付给甲方，另外26.198146万元由甲方申请从法院已执行案款中领取。其余款项分六期支付，分别为：2017年9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万元；2017年10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万元；2017年11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万元；2017年12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万元；2018年1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万元；2018年2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5741万元；二、如乙方或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和金额支付上述款项的，则甲方放弃自2017年6月27日起至乙方和丙方实际履行之日止应当支付的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迟延履行金……2017年8月14日中橡公司与昌博所林柏律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本案律师费用为230万元（不含税）。该230万元律师费是按照中橡公司与三盛公司和林荣东签订的和解协议全部执行完毕总计的服务费，如遇未能全部执行，按原协议作相应的扣除。付款方式为签订本补充协议的当天，支付100万元，自2017年9月起至2018年2月每月5日之前各支付款项216000元。昌博所的义务按照原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保持不变，服务至本案终结。2017年8月15日起被告法定代表人焦建华与原告的陈勇律师就律师代理费是否开具发票和标的额的确定进行协商，双方对标的额和是否一次性支付发生了分歧，言语上起了冲突。2017年8月17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工作联系函》，大致内容为：原告代理的案件已收到第一笔执行款约1000万元，按7.5%支付原告75万元；发现原告指派的律师有一些可能会伤害被告合法权益的言和行，要求更换律师；原告应该把该案的服务执行完毕。2017年8月18日原告发给被告《律师函》，主要内容为：该案经海南高院二审判决胜诉，通过海口中院执行完毕，执行款共计3778.5741元。根据《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及备忘录约定，原告律师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被告应当按照《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被告仅于2017年8月17日支付律师费75万元，远远未付清款项，已严重侵害本所权益。请被告于收到本函之日起3日内按照《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支付剩余律师费。2017年8月27日被告发给原告《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通知贵所解除上述《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和《备忘录》，具体如下：一、根据上述《合同》和《备忘录》的规定，贵所的代理工作期限至执行完毕止，亦即是审判阶段和执行阶段，律师费按风险代理的方式计付，即我司在执行或调解收到案款后按7.5%的比例优先支付律师费，每收到一笔案款支付一次，支付律师费的时间和方式与我司同时平行委托的昌博所一致。二、2017年8月11日，我司收到被执行人林荣东付给我司的执行案款人民币9952883.16元，直至今日，我司未收到除该款项外的任何其他款项。2017年8月13日起，贵所指派代理本案的陈勇律师就多次、反复要求我司按照全部执行案款38000605.62元的7.5%一次性支付律师费，还发给我司法定代表人焦建华带有欺诈和威胁内容的微信。2017年8月17日，我司出具了一份给贵所的《工作联系函》，该函由焦建华先生亲自送达至贵所，要求贵所更换办案的代理律师，同时携带我司转账支票，在当日按照已收到执行案款的7.5%向贵所支付了人民币75万元的律师费。贵所当场开具了金额为75万元的增值税发票给我司……三、2017年8月21日，我司收到贵所的《律师函》，该律师函由贵所周苗成律师签发，明确表示根据上述《合同》和《备忘录》，贵所律师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限我司在收到该律师函之日起3日内支付剩余的律师费，否则将起诉我司并立即查封我司财产。鉴于以上事实，我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第96条之规定，郑重通知：1.自本通知书到达贵所，即时解除双方所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编号：（2015）浙和律民字第1045号]和2017年5月29日签订的《备忘录》。2.贵所如愿继续为我司提供法律服务，可在双方公平和自愿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洽谈。2017年9月8日原告发给被告《关于复函暨催促支付律师费通知》,大致内容为：一、《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与《备忘录》中约定的原告律师的法律服务已经履行完毕，故不存在解除情形。二、被告应按约定支付原告律师费约为283.39万元，实际仅支付了75万元；即使分期付款，被告在2017年9月4日又收到被执行人支付的执行款463万元，仍没有向原告支付按7.5%计算的律师费约34.725万元，又一次违约。被告于2017年9月9日向原告发送《复函》，载明：该通知书（指《关于复函暨催促支付律师费通知》）里面贵所表示已收到被告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再次表明该解除合同已生效。原告可以通过友好协商和法律诉讼两个途径解决该问题。另查明，被告在签订《备忘录》后即支付昌博所林柏律师奖励费20万元，林柏律师于2017年8月中旬将其中10万元汇给原告方陈勇律师。被告已分期于《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日期的当月内悉数收到三盛公司、林荣东支付的所有执行款，共计3778.5741万元（不包含诉讼费）。被告于2017年8月17日支付原告代理费75万元。对于下列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原、被告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是否有效问题原告认为该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是有效的。原告已明确告知被告一般代理和风险代理的区别。被告在委托原告前，对于风险代理费用已比较多家律所，且被告之前也委托律师处理过多件法律事务，对于法律事务的收费非常清楚，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焦建华在庭审中承认和原告谈过15%的风险代理比例的事项，从15%风险代理计费比例降到7.5%，表明了其非常清楚风险代理的含义和收费比例。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关于求证查询函的复函》内容看，原告律师及昌博所律师已经履行了代理收费标准及风险代理事项的告知义务。该风险代理收费条款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是有效的。被告认为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因原告未尽释明义务而无效。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的收费标准系风险代理收费，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告知过被告政府指导价，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进而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该风险代理收费条款为无效。本院认为，涉案《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系由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与原告方陈勇律师、昌博所律师最终商定后签订，系依法成立；关于代理费的约定系合同的主要条款，也是双方最为关注的内容之一，双方对该条款不进行协商的可能性极小；从代理费的支付时间看，也符合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服务中支付代理费的惯常做法；代理费的收费比例未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故原被告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应为有效。2．关于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效力问题原告认为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双方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并未解除，被告应继续履行支付律师费义务，理由：（一）原告接受委托后，指派陈勇律师了解案情、收集、组织证据、起草诉讼中所有法律文件，经过海口中院、海南高院的审理，案件获得100%胜诉，已切实履行了约定的在审理阶段代理案件的义务。(二)原、被告及昌博所签订的《备忘录》再次明确案件后续执行阶段工作由昌博所律师负责。但原告律师仍实际协助昌博所律师，就执行财产线索的查询、执行标的的计算、执行申请材料及《执行和解协议书》的起草等提供了大量的额外附加工作，并一同至海口中院协助昌博所律师及被告与被执行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等。(三)被告已经分期分批收到该案被执行人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支付的款项。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被告在收到第一笔执行款后应撤回执行申请，在本案起诉前被告已经收到第一笔执行款，故原告有理由认为被告已撤回执行申请，即该案的执行阶段已结束，被告应支付原告全部代理费。原告已经履行义务的合同，被告无权利解除合同。被告认为，原告通过发律师函及复函的方式已表明自身违约在先，属于明示违约，被告有权解除合同。由于双方对7.5%的计算基数及“优先”支付律师服务费存在分歧，原告已经不能胜任被告委托的事项，被告要求原告更换律师，但原告却发给被告《律师函》，表明原告认为其已经履行完毕代理工作，应立即支付283万余元的全部律师费。此时被告仅收到被执行人的第一笔执行款，后续执行款并未到位，执行工作仍未完毕，原告以其已经完成全部代理工作为由不再继续代理，已是明示的违约。后，原告又发给被告《的复函暨催促支付律师费通知》，再次证明其违约的事实，那么在原告明示违约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被告在后续执行款到位后不支付律师费是在行使法律赋予的后履行抗辩权。原告明示违约，对被告委托事项造成较大影响，损害了被告的利益，被告有权解除合同。本院认为，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解除合同。案涉《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的性质虽为委托合同，但其并不能于2017年8月27日被告向原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时予以解除，理由如下：第一，根据《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不得无故解除合同。若甲方无故提出终止本合同则应将已交的标的费全部退还给乙方。若乙方无故提出终止，则已交的代理费和其他费用不退回；尚未交律师费和其他费用的，乙方仍应按本合同第六条约定支付所有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由此，原、被告在合同中预先对合同任意解除权进行了限制，即均不得中途单方面解除合同。该约定内容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因《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为有效合同，其中限制任意解除权的条款亦应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虽均有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但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对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进行了限制。基于约定优于法定的原则，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得到尊重，合同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应受约定的限制，不得随意解除合同。第三，从本案的情况看，中橡公司与三盛公司和林荣东纠纷一案的一、二审诉讼阶段的工作基本上都由原告完成，而且原告在执行阶段也一直协助昌博所工作至执行和解协议达成，至原、被告发生矛盾时，原告已经收到第一期执行款，原告的诉讼代理主要义务已经完成。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律师函》、《关于复函暨催促支付律师费通知》的内容主要是原告认为其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原告是基于对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费的时间理解为案件审理结束时而做出的上述函件，并没有实质性损害被告利益的行为，而被告也未能提交原告拒绝履行其应履行的具体法律事务的相关证据，基于诚实信用和民事活动公平的原则，中橡公司不得擅自解除合同。综上，因双方当事人在《代理合同》中已对任意解除权进行了限制，在无法定解除事由的情况下，中橡公司于2017年8月27日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3、关于原告收费是否应当与昌博所收费总金额及付款进度一致问题原告认为，根据《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审理结果出来以后，要在执行款中优先收取所有的律师费。昌博所的委托协议与原、被告签订的委托协议内容上是不一样的。昌博所律师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私自签订的协议，不适用于原告，也不影响原、被告之间合同的有效性。被告认为，原告代理费的付款进度应该与昌博所一致，根据执行款到位后按比例分批支付给原告。关于代理费总额，被告认为被告后来与昌博所律师达成的是非含税价格，认可以执行到位的款项按7.5%比例来计算。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是风险代理合同，合同明确约定代理期限至执行完毕止；虽然合同中约定支付律师费条款为“在本合同约定的案件审理阶段结束时，根据案件审理结果，乙方（被告）在收到本案执行（或调解）款项后优先按照7.5%的比例向甲方（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但该条同时又载明“优先支付时间和方式与乙方聘请的昌博所一致”，因被告与昌博所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中并没有“在本合同约定的案件审理阶段结束时，根据案件审理结果”字样，又根据此类诉讼风险代理合同的行业惯例，应该理解为在收到执行款后支付相应比例的律师代理费。4.关于原告从昌博所律师处收到的10万元款项是被告支付的奖励费还是律师代理费问题原告认为该10万元与诉请的律师费208万余元没有关联性，这是约定的律师费之外的奖励费用，该10万元在奖励给两个律师之后如何分配与被告没有关系。两位律师在签订备忘录前已经约定这10万元的分配情况，只是昌博所律师没有告诉被告。被告认为，该10万元应作为被告已经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原先约定是奖励两个律所律师各10万元，但原告陈勇律师表示放弃，后陈勇律师又从昌博所拿回，其实在签订备忘录时原告方律师已经在隐瞒原告，这属于案外收费。本院认为，根据《备忘录》约定，该10万元系在原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之外，被告向两个律所的代理律师的奖励费用。虽然《备忘录》约定原告方陈勇律师自愿同意可得的10万元费用归昌博所林柏律师所有，但之后陈勇律师与林柏律师协商，林柏律师又将该10万元汇给陈勇律师，系两个律师之间对于奖励费用的再次自愿分配，也不损害被告的利益，故不应计算为原告根据《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已收取的律师代理。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向原告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双方均应继续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当事人约定执行阶段的工作由昌博所律师负责，故原告律师只是从旁协助义务。被告未能提交在后续执行阶段，出现因昌博所律师拒绝完成或完成不恰当而由被告自己或者委托他人完成的与法院强制执行相关的实质性法律事务的证据，故在被告已经收到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所有执行款情况下，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按合同约定的剩余律师代理费。原告在被告向其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三个月内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原、被告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继续履行及支付律师费208.393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无效的反诉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宁波保税区中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发送给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宁波保税区中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继续履行；二、宁波保税区中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代理费2083930元；三、驳回宁波保税区中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3471元，减半收取计11735.50元，由宁波保税区中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由宁波保税区中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海娟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施纪元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