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2）穗中法民四终字第5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邓佩仪，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国毅，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东平，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占林，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陆洁萍，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占林，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佩仪因与被上诉人吴东平、陆洁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1）海民四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佩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吴东平、陆洁萍共同清偿借款494000元及支付利息（从2010年9月1日起至清偿借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以邓佩仪举证不充分为由，驳回邓佩仪的全部诉讼请求是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邓佩仪已提供了吴东平签立的借条，陈述了自身的支付能力、款项交付的细节、吴东平借款的理由和还款的承诺，以及以往两笔借款均以现金交付的习惯等，已足以证明本案借款是以现金交付的事实。而吴东平、陆洁萍提交的报警回执只反映其有过警的记录，但该记录与邓佩仪无关，起码公安机关并未认定邓佩仪有违法犯罪的行为，故此不能证明前述借条是吴东平被迫签立和无效的。其次，由黄某的笔录可以看出本案借款是有事实根据的，与邓佩仪所述事实也是基本吻合的；而证人陈某并未出庭作证，其出具的《证明》也已被邓佩仪否定，故该证据不足以采信。再者，吴东平一审为证明在本案借条载明的落款时间其并不在广州的事实，提交了一份恩平市银城旅业出具的收据，但该收据经一审法院实地调查已被否定，由此可见吴东平有事后补证甚至伪造证据的嫌疑，一审法院却作出了与另一关联案件（2011）海民四初字第18号案结果完全不同的判决。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吴东平、陆洁萍现有的举证不足以对抗邓佩仪的举证，结合邓佩仪陈述的交付细节、交易习惯等，理应由吴东平、陆洁萍承担举证不充分的责任，并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邓佩仪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吴东平、陆洁萍二审答辩称，本案借条是吴东平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被迫签立的，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即便存在，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佩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东平和陆洁萍立即偿还借款494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0年9月1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立案之日约为50000元)；吴东平与陆洁萍互负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吴东平和陆洁萍是夫妇，都是邓佩仪多年的朋友。吴东平和陆洁萍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于2010年8月1日向邓佩仪借款494000元，并由吴东平立下借条。邓佩仪与其女婿合伙经营高要市德和制衣厂，生产的服装用于出口，日常经营需要大量流动资金，本案出借的款项是从邓佩仪家中的保险柜提取的。具体借款过程如下：2010年7月底某一天，吴东平约邓佩仪到市二宫某茶楼商谈借款事宜，称其承接了解放桥底长堤附近某楼盘的水电安装工程但资金周转困难，需向邓佩仪借款，当时没有约定利息，只是承诺一个月归还及给付1万多元作为报酬，并约定2010年8月1日14:30在西豪二马路北京酒店的东方之珠酒店门口交付借款。2010年8月1日13时左右，邓佩仪通过手机137××××8884拨打吴东平手机，通话中落实14:30在约定的地点等候。邓佩仪便从家中乘坐出租车过去，494000元现金用黑色的纤维袋装好（全部是100元现金），提前10分钟到达东方之珠酒店门口。吴东平坐在东方之珠酒店门口一辆三排座的车上向其打招呼，车上驾驶位还有一个人；其上车后，吴东平开始数钱，1万元1捆地只数大数，数完后从车上中取出一张纸用本子垫着立下本案借条，并用邓佩仪带去的印台在借条上捺下指模。借款到期后，邓佩仪多次追讨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吴东平一审辩称，其是挂靠公司做承包供电工程业务的，有时因资金紧张需向他人借款周转。2006年2月底，其因承包工程需要资金周转，于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邓佩仪，并先后两次向邓佩仪借款，第一次借款借条记载为6万元，实收5.4万元，第二次借款借条记载为3万元，实收2.7万元，月息均为10分；本来双方约定2个月后还款，其因工程款不能及时回收故未能按时还款，但其已于2006年11月、2008年4月25日、6月6日、6月12日持公司支票到银行套现后向邓佩仪支付现金79500元，另外又直接支付了部分现金，总共已偿还利息10万元给邓佩仪，但邓佩仪每次收款均以债务没有完全清偿为由拒绝开具收条。本案494000元的借条是吴东平在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下的，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事情经过是这样的：2010年9月6日早上9时，吴东平广州市荔湾区芳村东朗东鹏酒店门口被邓佩仪及其纠集的人员（连同邓佩仪共7人）绑架至该酒店包间，在自感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写下本案借条，并按邓佩仪要求将落款时间写为“2010年8月1日”。随后，吴东平被挟持至广州市荔湾区花蕾路附近的中国银行柜员机，先后向邓佩仪等人指定的账户转账5万元并取现4万元，用于偿还此前的9万元借款本金。2011年9月7日22时，吴东平又被挟持至美满酒店开房并受到非法拘禁，以及被以生命威胁偿还本案所谓借款。后来吴东平趁看管人员不备取得被收缴的手机，通过手机短信向朋友求助并由朋友报警才得以脱身。本案受理后，邓佩仪还多次对其进行挟持或者到其家中追债，故邓佩仪实际上是发放高利贷，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陆洁萍一审辩称，同意吴东平的答辩意见，此外，其与吴东平不在一起工作，对本案借款不清楚，吴东平借款也未用于家庭生活，故其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也无需承担相关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吴东平经他人介绍认识邓佩仪。邓佩仪为证明吴东平向其借款494000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吴东平所写借条一份，内容如下：“现借邓佩仪女士人民币肆拾玖万肆仟元正（494000），保证一个月内全部还清，特立此据为证。借款人：吴东平4401051961021421382010.8.1”。吴东平确认上述借条是其所写。一审诉讼中，吴东平提供其朋友陈某所写的《证明》一份，内容如下：“本人陈某在2010年9月7日22时30分报警，为吴东平被邓佩仪等一帮人勒索禁锢在荔湾区东朗美满酒店房间已两天，并得到东沙派出所民警解救出来，报警电话136××××6655。”一审庭审过程中，该证人未出庭作证，亦未说明未到庭作证的理由。《广州市公安局110警情信息表》载明情况如下：2010年9月7日23时5分，报警人黄某使用157××××3456报警，称其朋友吴东平（男，接近50岁，手机150××××8961）欠人钱，被几个追数公司人员控制在东朗美满酒店328房，已还清款项，但对方要求还利息，吴东平偷偷联系其，要求其帮忙报警，报警人联系电话136××××6831。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传荔湾分局通知出警。35警区（警号033150）到场处置警情，并回复指挥中心到场处理情况。经了解，上址是债务纠纷，带现场事主和一名男子回所调查时，事主称自行离开，不备案。经查该现场男子无其他违法犯罪记录。2011年9月16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东沙派出所两名警员向黄某（男，1956年8月2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136××××6831）做了一份《询问笔录》，黄某在该份笔录中陈述内容如下：其与吴东平认识约十几年，2009年开始跟吴东平做工程。2010年9月5日晚，其和吴东平在荔湾区美满酒店开房住宿，第二天吴东平先走了，之后吴东平打其电话叫其下到酒店二楼餐厅喝茶，其下到二楼见到吴东平与五人（四男一女）正在喝茶，后来吴东平说他有事谈叫其先走。2010年9月7日吴东平发短信给其叫其找吴东平朋友曹海星帮忙报警，其打电话给曹海星说了此事，曹海星便向公安部门报了警。2011年11月11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向黄某了解情况并制作《询问笔录》，黄某对一审法院工作人员的陈述与其在东沙派出所的陈述基本相符，补充陈述内容如下：2010年9月7日下午其收到吴东平用150××××8961的手机发来内容为“美满酒店某房间”的信息，其打电话给吴东平问何事，吴东平说被人约束在美满酒店某某房间。一审诉讼中，吴东平提供了一张收据，该收据载明收款时间为2010年8月4日，有“兹收到吴某乙、吴东平住宿费共400元正（住宿时间2010.7.31—2010.8.3.）”的内容，并加盖有“恩平市银城旅业业务专用章”印章，拟以此证明在前述借条所载时间吴东平及其父亲吴某乙因回故乡恩平市探视生病亲戚并住宿于恩平市银城旅业，从而否定上述494000元的借条、邓佩仪的借款陈述以及证明自己的陈述。对此，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前往恩平市当地调查，接待的银城旅业负责人确认上述收据中“恩平市银城旅业业务专用章”的真实性，但表示住宿记录已经删除，无法查核吴东平及其父亲吴某乙所反映的住宿情况。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又前往恩平市公安局调查2010年7月29日至8月4日期间恩平市银城旅业的住宿信息（旅业住宿客户备案材料），发现没有吴东平及吴某乙的住宿登记记录。后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又向吴东平提供的两位亲戚进行调查，一位反映吴东平及吴某乙在2010年7月29日至8月4、5日曾回恩平市探视生病亲戚并住宿于恩平市银城宾馆，另一位虽述说吴东平及吴某乙曾于2010年夏天回恩平市探视生病亲戚几天，但具体时间记不得。一审另查明：1.吴东平与陆洁萍于1992年3月19日登记结婚，夫妻关系持续至今。2.邓佩仪于2011年3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同时就另一笔3万元的借款债务另案提起诉讼，一审案号为（2011）海民四初字第19号。该案审理过程中，吴东平确认其于2006年4月24日向邓佩仪借款3万元并立下该案借条。一审法院于2011年8月就该案作出判决，判令吴东平、陆洁萍归还3万元借款及支付利息给邓佩仪。3.一审诉讼中，邓佩仪确认吴东平和陆洁萍共向其借款三次：第一笔是前述（2011）海民四初字第19号案中的3万元借款，第二笔是本案争议的494000元借款，第三笔是吴东平、陆洁萍所述的另外6万元借款，并称该6万元借款尚未起诉。一审法院认为，邓佩仪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澳借款纠纷。由于吴东平的住所地在广州市海珠区，一审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法律，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与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鉴于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发生在我国内地，故可认定我国内地的法律为解决双方争议的准据法。关于吴东平是否向邓佩仪借款494000元，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吴东平举证恩平市银城旅业收据以证明在该借条载明的签立时间其不在广州，经一审法院到该旅馆及当地公安部门核查当时的住宿登记情况，银城旅业未能提供住宿记录，公安部门也没有吴东平的住宿记录。而吴东平、陆洁萍提供的证人是其亲戚，证据效力不强，仅凭其证词内容也不足以证明在本案借条载明的签立时间吴东平不在广州。故一审法院对吴东平以上所述不予认定，也不据此否定邓佩仪所持借条的真实性。邓佩仪为了证明吴东平向其借款494000元，虽然举证了吴东平所立借条为证，并说明出借的款项是现金直接交付给了吴东平。吴东平对签立借条的事实也予以确认。但是，吴东平极力否认向邓佩仪借取该笔款项，并称借条是受到胁迫所立。本案是现金交付的借贷，应结合其他证据及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大小、当事人关系、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细节、借款实际交付与否等综合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讼争双方并非至亲或十分亲密的朋友；邓佩仪主张出借给吴东平的款项金额巨大，其陈述交付款项时吴东平没有详细清点金额；吴东平确有报警记录；现吴东平、陆洁萍极力否认借款事实；诉讼中邓佩仪没有举证出借的现金494000元的提取来源，也没有举证其如何将如此巨额的现金实际交付给吴东平。故综合双方的陈述及邓佩仪所举证据，单凭邓佩仪所举证的借条不足以认定其向吴东平出借了494000元。因此，因邓佩仪举证不充分，在现有证据下对邓佩仪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邓佩仪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80元（其中受理费9240元，诉讼保全费3240元）由邓佩仪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讼争双方二审均表示，对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无异议。2.邓佩仪二审主张，一审开庭笔录中有关她与女婿合伙经营高要市德和制衣厂的记载有误，她当时没有发现，实际上她是与其姐姐的女婿合伙经营高要市德和制衣厂，该厂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是其姐姐的女婿，她只是在2002年至2003年投资了大约11万元，并未被登记为该厂的经营者；至于是否参与该厂的经营，邓佩仪开始回答其有参与经营，经常要在广州进货，该厂每月将货款汇到其在广州的账户；后又表示其只是参与分红，没有参与具体经营，该厂每月向其账户所汇款项有时是货款，有时是分红。二审庭询后，根据本院关于补充举证出借能力及本案借款资金来源的要求，邓佩仪向本院提交了其账号为36×××08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及银行流水记录，显示该账户在2010年4月14日至同年9月14日有1500元至35900元不等的汇款收入，账户余额最多时为51572.31元。3.吴东平一审确认，其于2006年先后两次向邓佩仪借款共9万元，后因工程款不能及时回收故未能按时还款，但主张自2006年第一次借款6万元后，至2008年期间不断还息，前后约10万元，并为此提交了4张中国工商银行支票存根作为凭据。该4张支票存根载明的出票日期分别为“2006年11月”、“2008年4月25日”、“2008年6月6日”、“2008年6月12日”，金额分别为3万元、4万元、5000元、4500元，用途为“劳务费”或“差旅费”。吴东平并未就以上支票金额支取后的去向进行举证。邓佩仪否认收到以上款项。4.陆洁萍、吴东平曾分别于2011年4月22日、2013年1月15日到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和广州市公安局信访，受访部门为此出具的《信访事项告知单》显示，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已于2011年7月21日对来访反映的吴东平被非法拘禁并被胁迫写下借条一事立案侦查。目前，该案尚无侦查结论。本院认为，因邓佩仪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澳民间借贷纠纷，应比照涉外民商事案件处理。由于邓佩仪主张的本案借贷行为发生在我国内地，一审法院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以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讼争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涉案借条所载明的借贷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邓佩仪主张吴东平于2010年8月1日向其借款，金额高达494000元，但除了吴东平签立的借条之外，并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款项已向吴东平实际交付；吴东平虽确认借条上签名的真实性，但主张该借条是其在2010年9月6日至7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被迫签立，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广州市公安局110警情信息表》、案外人黄国雄在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东沙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证人陈某的书面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尽管陈某未出庭作证，黄某的陈述也未明确提及吴东平被迫签立借条一事，但陈汉洲书面证言的内容、黄国雄先后在派出所和一审法院的陈述均可与《广州市公安局110警情信息表》的记载相印证，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也已就吴东平被非法拘禁并被胁迫写下借条一事进行立案侦查，由此，吴东平关于其在2010年9月6日至7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主张依法应可采信。从涉案借条载明的金额来看，与吴东平所述2006年4月前曾两次向邓佩仪借款共9万元，至2010年8月借款时间已达4年多仍未偿还，双方约定月息为10分的事实及据此计算的利息，以及《广州市公安局110警情信息表》中关于报警人称吴东平“欠人钱”、“已还清款项，但对方要求还利息”的记载相吻合；而邓佩仪在吴东平此前两笔借款已拖欠4年之久未能偿还的情况下，再次向吴东平提供高额借款不具有合理性。从款项交付的经过来看，邓佩仪有关自己只身携带巨额现金并按约定在酒店门口交付的陈述存在较大疑点；从资金来源分析，其关于自己与高要市德和制衣厂登记经营者的关系、其是否实际参与该厂经营以及该厂向其账户所汇款项性质的说法前后不一，其二审为证明出借能力而提供的银行存折流水记录所显示的账户余额亦与涉案借条记载的金额存在较大差距。综合以上分析，邓佩仪关于其已将本案494000元借款交付吴东平的主张，因无充分证据且邓佩仪所述存在诸多疑点而难以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综合讼争双方的陈述及举证，认为不足以认定邓佩仪已向吴东平出借494000元，并据此判决驳回邓佩仪本案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邓佩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40元，由上诉人邓佩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筱锴审判员  官润之审判员  陈弋弦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方卓迪蔡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