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抚中民三终字第001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丽，女，195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东洲区。
委托代理人：李婕。
委托代理人：宋良玉。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庆彬，男，197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福春，男，1946年4月27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赫伟，辽宁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赵振江，男，1964年3月31日出生，满族，抚顺矿业集团运输部职工，住抚顺市东洲区。
原审被告：卢炳利，男，1958年5月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
上诉人李丽、上诉人闫庆彬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2012）抚东民二初字第00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丽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捷、宋良玉、上诉人闫庆彬、被上诉人代福春委托代理人赫伟、原审被告赵振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卢炳利经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9年3月5日，李丽向一审法院诉称：2008年9月20日，赵振江听说我要买煤，就将代福春介绍给我，见面后因代福春提供的煤样不好，我没要。代福春说其吉林有煤发热量能达4500大卡以上，每吨450元带发票，包车皮。第二天，我们三人到吉林江源，代福春介绍闫庆彬和卢炳利与我们见面，我们一同到煤矿看煤。我见两个煤矿的煤还行，就与代福春说两个井口各发一车皮，代福春说得发五车皮，并保证煤发热量在4500大卡以上。代福春让我往其银行卡上汇入煤款12万元。我回抚顺，代福春告诉我共发煤326吨，每吨402元，没有发票。我儿子又去的吉林，将剩余煤款11052元交给代福春，并应代福春要求额外给其3000元，又到车站支付煤炭运费15846.10元。煤到抚顺后少42.6吨，煤质也与在吉林看的不一样，经鉴定发热量仅为1251大卡。因与被告商量未果，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一次性给付购煤差价款85586.80元、亏吨款17125.20元、场地租赁费12000元、运费15846.10元、鉴定费1480元；要求代福春返还人民币3000元。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代福春一审辩称：一、代福春是中介方不是出卖方，不应当成为本案被告。二、李丽把12万元汇入代福春银行卡中，已全部交给闫庆彬，闫庆彬也承认收到此款，亏吨后也是闫庆彬给李丽出具欠条。三、代福春与闫庆彬没有合伙和担保关系，在法律上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李丽对代福春的起诉不成立。另外，剩余煤款李丽儿子直接交给闫庆彬，也没给代福春3000元钱。
闫庆彬一审辩称：李丽在吉林时已化验煤质没问题，发现亏吨后到吉林找我，也没提出煤质有问题，如当时提出能一并解决。李丽将120000元打入代福春银行卡上后，全部提出转交给我，其中3000元给李丽办车皮用，我实际收到煤款117000元。煤由李丽化验满意后发运，我不应承担责任。
卢炳利一审辩称：我不应成为本案被告，我没收取分文好处费，只是帮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赵振江一审辩称：李丽所诉属实，是我介绍李丽与代福春认识，但他俩交谈煤的价格时我没参与。我和李丽与闫庆彬、卢炳利不认识，这事全权由代福春处理。我不应当成为本案被告。
东洲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8年9月20日，赵振江得知李丽要购买煤炭便介绍李丽与代福春相识。李丽见代福春带的煤样煤质不行，代福春称吉林白山的煤质能达到标准，三人于次日一同到吉林。到吉林后在代福春引见下认识闫庆彬、卢炳利。李丽与代福春一同到矿上看过煤后，就煤的质量、重量、价格等事宜进行了商谈，约定煤的热值在4400大卡以上，共买煤326吨，每吨402元不带发票，发煤运费由李丽承担。9月23日李丽通过工商银行往代福春卡中汇煤款120000元。9月28日李丽儿子到吉林将剩余煤款11052元及3000元交给代福春，还交付给铁路运费款15846.10元。煤炭发至抚顺后，李丽发现煤质不符合约定还亏吨，即找到赵振江、代福春，三人在吉林经查铁路称重单确认亏吨42.6吨。代福春找来闫庆彬、卢炳利，但双方就亏吨及煤质问题未能达成一致，闫庆彬给李丽出具欠煤42.6吨字据一份，赵振江、代福春、卢炳利均以证明人身份在该字据上签字。2008年11月24日，抚顺市节能监测中心化验室对煤质进行了化验，结论为发热量为1251卡，发生化验费280元。2009年12月17日抚顺玺铭会计司法鉴定所对283.4吨煤的评估价格鉴定为28340元，发生评估费1200元。至此，被告发的283.4吨煤按评估价李丽多支付煤款85586.80元。亏吨42.6吨，李丽以每吨402元支付，多支付煤款17125.20元。李丽保存煤炭支付场地租赁费12000元。
东洲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李丽在看煤及商定发煤的数量价格时，赵振江、代福春、闫庆彬、卢炳利虽在场，李丽将煤款汇入代福春银行卡上，现闫庆彬承认收到代福春转交煤款并就亏吨一事给李丽出具欠据，闫庆彬应是此次交易的出卖方，与李丽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其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现无证据证明赵振江、代福春、卢炳利是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对李丽要求赵振江、代福春、卢炳利赔偿损失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约定发煤运费由李丽承担，故李丽要求被告承担运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李丽诉求代福春返还3000元一节，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李丽与闫庆彬达成的买卖合同有效；二、闫庆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给付李丽购煤差价款85586.80元、亏吨价款17125.20元、煤炭保存场地租赁费12000元、鉴定费1480元，共计116192元；三、驳回李丽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0元，由闫庆彬承担，随上述款项一并给付李丽。保全费655元，由李丽承担。
宣判后，李丽与闫庆彬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李丽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2012）抚东民二初字第0018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令代福春承担责任；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审判决认定称无证据证明代福春是本案煤炭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是错误的。事实和理由：我从未和闫庆彬商谈过买煤事宜，煤款也没交给他。闫庆彬想帮助代福春也可以，判罚由代福春赔偿，闫庆彬可帮他还，但不能更换卖煤人，法律不允许。李丽、赵振江、代福春三人在抚顺谈成煤的发热量4400大卡以上，价格每吨450元，有发票包车皮等细节以后，代福春带领李丽、赵振江去吉林省白山他的存煤场看煤。煤看好以后，李丽把煤款交给了代福春。当煤发运到抚顺以后，我发现重量缺少40多吨。11月中旬代福春、李丽、赵振江先后去吉林，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签署了一个不合常理的欠条。代福春是卖煤人：1、代福春是常驻抚顺北站旅社的卖煤人，带着煤的样品接待买煤客户。2、他和李丽在抚顺北站，对煤的发热量、价格、发票、车皮等达成口头协议。3、他带领买煤人和卖煤介绍人一起去吉林省白山。4、他收的煤款，并在煤场看煤。5、煤到抚顺发现问题后，他积极与卖煤人商谈赔偿事宜。李丽和赵振江去吉林省白山市看煤时，除了和代福春谈买煤事外，从未和闫庆彬说过一句买煤方面的话。
闫庆彬辩称：1、我通过代福春认识的李丽，当时没有谈买卖合作的事，只是去看煤样到抚顺化验。煤发到抚顺发现亏吨，装车吨数不一定很准确，我给李丽出具的亏吨欠条。我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义务，对亏吨没有异议。我不同意李丽对煤质的意见，进货已经过了半年了，才提出煤质问题，我认为不合理。
代福春辩称：1、李丽针对四个人提出诉讼是滥用诉权。2、李丽是煤炭经营者，应该向煤炭出售者主张权利，代福春没有经营场所，没有条件与李丽商谈煤炭的数量和价款。3、煤炭的运输、发运、亏吨都是针对闫庆彬，本案的卖方也是闫庆彬。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赵振江辩称：代福春参与此次经营活动，代福春、闫庆彬、卢炳利三人是一起经营，代福春带我和李丽去的吉林。开始是李丽与代福春在北站针对煤样品作出了口头约定。
卢炳利辩称：代福春找到我买煤，我们一起到江源找到闫庆彬，因我有病就回家了，后期的事情我没在场。煤炭发出去后，代福春给我打电话说亏吨了，让我找人查一下。李丽要求闫庆彬给打个欠条，让我们签字，我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字。我与买卖没有关系。
闫庆彬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煤质不符合双方的约定属认定事实错误。闫庆彬已按照双方的约定全面地履行了供货的义务。闫庆彬交付的货物是经李丽检验确认后闫庆彬才发货，并且闫庆彬发货装车时李丽的儿子在现场监装，所以，闫庆彬完全是按照李丽的意思表示履行相应的供货义务，不存在煤质不符合约定的情况。二、煤是经李丽在煤矿及在发运站确认后发运到抚顺的，经核对确认亏吨42.6吨，闫庆彬同意按每吨402元给其结算，并对出具的亏吨条认可。如果煤确定有质量问题，其完全可以向亏吨一样找到闫庆彬共同确认，闫庆彬也可依据向相关责任人提出索赔，从李丽恶意告诉的情节看，更无法确保其真实性。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1、原审认定煤质存在瑕疵依据的是所谓的煤质检验报告，该检验报告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首先，在经过二个月的时间，在露天存放的煤炭由于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煤质发生变化，所以该煤质检验报告不能证明交货当时的煤质情况。其次，该煤质检验报告是李丽的单方行为，不能证明煤样为闫庆彬交付的货物。最后，煤质检验报告出具的机构不具有司法鉴定的资质，原审判决认定煤质不合格证据不足。2、原审判决认定煤质差价证据不足。该鉴定报告不足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综上，原审判决在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下所做的判决已经侵害闫庆彬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
李丽辩称：闫庆彬多次开庭他一直拒绝出庭，对于李丽和其他被告在法庭上的控辩一概不知。闫庆彬称他装的煤，是经买主检验确认后才发货，我们到坑口看煤去了五个人，我们只是用肉眼看，没有检验。我儿子是去吉林给代福春送剩余煤款的，而不是去监督装车。闫庆彬给装的是劣质煤，并少装了五、六十吨煤。代福春让闫庆彬写个欠吨条的当时，我们五个人都在住的旅店，代福春宣布煤质不好以后再来买煤时从价格上找，这是事实。当然没有单独找闫庆彬，我和赵振江是来找代福春的，因为是买代福春的煤，当然要找代福春的。闫庆彬明知煤质不好，给我发来的煤不可能更换，因为我的煤都比闫庆彬发来的煤好。煤露天存放50多天不能变质。我们找闫庆彬等共同取样化验，他们都不来。我准备起诉时需要化验煤的发热量，我和赵振江立刻通知代福春来抚顺卸煤现场共同取样化验，赵振江为此事专门写了一份材料，法院开庭时已经质证。法院在开庭审理此案时，闫庆彬的代理律师对煤质鉴定提出异议，法庭询问是否申请再鉴定一次，是否对煤场中的煤申请保全查封，若申请鉴定及申请保全查封，在七日内提出申请，逾期视为不申请放弃。闫代理人说回去和闫庆彬商量后再答复，一直没有答复。现在已经过了六年，是对权利的放弃。
代福春辩称：闫庆彬是买卖合同的出卖方，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对照本案的事实进行判决。
赵振江辩称：我没有拿煤炭去沈阳化验，是我和李丽去电子城附近的化验机构做的化验。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代福春是否为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二、出卖人是否违约，煤质差价款是否应当赔偿。
关于第一个焦点。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李丽与代福春没有就购买煤炭签订书面协议，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闫庆彬是煤炭的实际出卖人。李丽支付给代福春的煤款，由代福春转交给闫庆彬。因煤炭数量发生争议后，闫庆彬给李丽出具欠条，代福春等以证明人身份签字，故闫庆彬与李丽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在该买卖关系中，代福春应是中间人，没有证据证实其是煤炭出卖人，对李丽认为代福春是煤炭买卖合同的出卖人的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出卖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李丽在与代福春、闫庆彬协商购买煤炭时，口头约定煤质达到4400大卡，闫庆彬应按约定提供货物。李丽接到货物后发现煤炭质量、数量存在问题，在合理期间内及时找到代福春、闫庆彬提出异议。对于煤炭亏吨问题，闫庆彬无异议。对于质量问题，闫庆彬否认，但其怠于积极处理煤炭质量问题。李丽提供抚顺市节能监测中心出具的煤质检验结果报告和抚顺玺铭会计司法鉴定所评估咨询意见书，证明了因煤质不符合约定造成的损失。闫庆彬虽提出异议，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闫庆彬认为煤炭不存在质量问题的意见，不予支持。闫庆彬提供的煤炭质量不符合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对因此给李丽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24元，由李丽承担100元；闫庆彬承担262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强
审判员 赵世平
审判员 孙仲义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书记员 赵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