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支行。住所址：通化市。
法定代表人马振利，行长。
委托代理人吕向明，吉林上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邱旭，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职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光，女，1961年7月18日生，汉族，通化市人，无职业，现住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于治生，通化市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和解、代收法律文书。
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支行（以下简称交行通化支行）与被上诉人杨光之间劳动争议纠纷一案，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04年12月20日作出（2004）东环民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杨光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06年9月4日作出（2006）通中民一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驳回杨光的上诉，维持原判。杨光不服向本院提起申诉，本院于2012年8月3日作出（2012）通中民访监字第32号民事裁定对本案再审，2012年9月20日本院作出（2012）通中民再字第64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重审。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2）东民重字第82号民事判决，交行通化支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光原审诉称，我系交行通化支行职工，2000年9月15日我与交行通化支行签订《内退协议书》并实际履行。一年半后，交行通化支行根据工作需要回聘我上班。2003年1月初，交行通化支行采取欺骗、胁迫手段，与我又签订了《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事后交行通化支行对全体签订该合同的职工进行竞争考试上岗，但未通知我考试的时间地点，使我错过竞争上岗的机会。交行通化支行坚持履行《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我有异议，多次到交行通化支行及上级部门交通银行沈阳分行、交通银行总行上访。2004年4月4日交通银行沈阳分行给我出具一份意见书。次月27日我申请仲裁，通化市劳动仲裁委员会以超过时效为由，不予受理我的仲裁申请。现要求确认《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无效，继续履行《内退协议书》。
交行通化支行原审辩称，杨光于2003年1月8日拒绝领取解除劳动合同发放经济补偿金即已是劳动争议开始之日。故杨光的劳动争议已过60天仲裁时效。不同意杨光的诉讼请求。且我单位与杨光签订的《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合法有效，杨光未按规定参加考试，其后果应自负。
经原审审理查明事实，杨光原系交行通化支行的会计科科长，2000年9月15日双方签定了《内退协议书》，2002年1月应交行通化支行要求杨光回原单位上班。2002年末交行通化支行决定针对本单位全体员工全部解除劳动合同，重新竞聘上岗。2003年1月5日杨光与交行通化支行签订《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次日中午交行通化支行王某某副行长通知杨光当日下午16时参加竞聘上岗考试，杨光因当时住院申请补考，交行通化支行称需请示上级行，故杨光未能参加竞聘上岗考试。同年1月7日竞聘上岗的人员交接工作到岗报到，1月8日杨光在《交通银行通化支行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发放经济补偿金审批表》上签字，但拒绝领取此款。此后杨光多次找交行通化支行及其上级单位，请求继续履行《内退协议书》或安排工作。2004年4月4日在杨光的申请下，由上级行交通银行沈阳分行给杨光出具一份意见书。杨光于2004年5月27日申请劳动仲裁。通化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诉已超过时效为由，不予受理。
原审法院认为，杨光与交行通化支行于2003年1月5日签订《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后，要求继续履行内退协议或回行上班未得到明确答复，杨光从2003年1月8日至次年间，多次到交行通化支行及其上级单位申请解决该争议。2004年4月杨光收到交通银行拒绝履行内退协议的答复，此时应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杨光系交行通化支行员工，2000年9月15日双方签订了《内退协议书》，并已实际履行。2002年1月应交行通化支行要求杨光回原单位上班，但其未交回内退协议，双方亦未办理任何解除协议手续。2002年末至2003年1月交行通化支行针对本单位全体员工全部解除劳动合同，该决定违背了《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第二条：“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被人民法院宣告进入法定整顿期间或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达到当地政府规定的严重困难企业标准，确需裁减人员的，可以裁员”、第四条“用人单位确需裁减人员，应按下列程序进行：（一）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提供有关生产经营状况的资料；（二）提出裁减人员方案，内容包括：被裁减人员名单，裁减时间及实施步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的被裁减人员经济补偿办法；（三）将裁减人员方案征求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四）向当地政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以及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听取劳动行政部门的意见；（五）由用人单位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与被裁减人员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按照有关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出具裁减人员证明书”的规定，且交行通化支行亦无证据证明全体员工均按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履行。故2003年1月5日交行通化支行与杨光签定的《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无效。杨光请求继续履行《内退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予支持。经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七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一、杨光与交行通化支行签订的《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无效。二、杨光与交行通化支行继续履行《内退协议书》。
交行通化支行不服原审判决，其上诉理由为：1、交通银行行撤并部分营业网点与员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的行为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不属于企业自主的经济性裁员行为；2、内退协议书已经终止，2001年12月18日杨光重新回我单位上班后被任命为会计科科长，杨光事实上已成为在岗职工；3、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双方于2003年1月5日签定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后，杨光要求重新履行内退协议或另行安排考试被明确拒绝后，此时间为劳动争议开始时间，2004年5月27日杨光向通化市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以申诉过时效为由下达不予受理通知书。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要求撤销（2012）东民重字第82号民事判决，驳回杨光的诉讼请求。
杨光二审辩称，一审裁判正确，应维持原判。
在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本院评判如下：
一、《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是否存无效情形？
交行通化支行主张，《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有效，我单位是在改制过程中与杨光签订的该协议书，也是严格按照政府相关文件执行的，没有违法违规行为。以上主张有原审时提供的的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最低补偿金审批表，关于竞聘上岗协议书，王某某、刘某某证言，储蓄存折、收款凭证、撤并银行网点通知、相关批复为证。
杨光主张，《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存在无效情形。该协议书是交行通化支行采取欺诈、胁迫手段签订，属无效合同。以上主张有原审时提供的内退协议书，交通银行相关文件，刘某某、刘洪胜、王某某证明，法院询问笔录，竞聘报名表，杨光住院病历，张某某、陈某某的笔录，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为证。
本院认为，2003年1月5日杨光在《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上签字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竞聘上岗并填报了竞聘报名表，因住院等客观原因杨光无法按期参加上岗考试并向交行通化支行申请补考，交行通化支行在没有明确答复杨光的情况下于2003年1月6日组织了竞聘上岗考试，并与除杨光以外的其他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变相剥夺了杨光的劳动权。时任交行通化支行行长刘某某，副行长刘某某、王某某，原交行二道江办事处主任赵某某，与杨光同病房患者张某某证实，交通银行沈阳分行工作组在医院采取欺诈和协迫手段使杨光在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和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上签字，其不是杨光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八条第（二）项“下列劳动合同无效：（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的规定，杨光与交行通化支行签定的《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无效。
二、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交行通化支行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双方2003年1月5日签定《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而杨光2004年才提出劳动仲裁申请，故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杨光主张，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发生劳动争议后我一直在找交行通化支行及其上级单位，请求继续履行《内退协议书》或安排工作，我于2004年4月13日收到交行沈阳分行的明确答复，我于2004年5月27日申请劳动仲裁，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以上主张有上访转办单，国内挂号函件收据，交通银行总行会客单，交行通化支行包裹汇款登记簿，交行沈阳分行答复意见书为证。
本院认为，《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签定后杨光多次找到交行通化支行及其上级单位协商，请求继续履行《内退协议书》或安排工作，交行通化支行对此亦无异议，故应以交行通化支行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内退协议书》的日期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2004年3月19日交行沈阳分行明确答复不能履行《内退协议书》，但不能证明杨光收至该答复的时间，杨光主张是2004年4月13日收到并提供了交行通化支行的《包裹、汇款登记簿》加以证明，故应以杨光收到答复函的2004年4月13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以该时间点起算到杨光申请仲裁之日即2004年5月27日未超过60日，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在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内退协议书》应否继续履行？”存在争议，本院评判如下：
交行通化支行主张，《内退协议书》已经终止，不应继续履行。该协议书签定之后，经双方协商杨光又回到我单位上班，该《内退协议书》已经实际终止。以上主张有原审时提供的内退协议，会议纪录，情况说明，任职通知为证。
杨光主张，《内退协议书》应继续履行。该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上述主张有原审时提供的内退协议书，交通银行相关文件，刘某某、刘洪胜、王某某、赵光耀证明为证。
本院认为，双方签定《内退协议书》后，交行通化支行又要求杨光回单位上班，交行通化支行未将该《内退协议书》收回，亦没有针对该《内退协议书》达成补充协议，杨光回交行通化支行工作的行为属于内部回聘，2002年12月10日，交行通化支行关于选择并处理劳动关系通知书回执中，杨光选择为“内部退养”，综上本院认定杨光与交行通化支行签定的《内退协议书》并未终止，应继续履行。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交行通化支行采取欺诈、胁迫手段与杨光签订的《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双方应继续履行《内退协议书》。交行通化支行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2014年第8次会议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自送达双方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
审 判 长 王天华
代理审判员 张云龙
代理审判员 王立武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赵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