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802行初171号
原告毛森英。
被告江山市公安局，住所地浙江省江山市环城西路147号。
法定代表人张雪飞，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姜华富，江山市公安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毛黎华，江山市公安局民警。
原告毛森英诉被告江山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6年2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3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当庭宣判，以本案诉讼标的已被生效判决所羁束为由，裁定驳回原告毛森英的起诉。毛森英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7日作出（2016）浙08行终3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定，指定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6年9月1日重新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于同年9月19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毛森英，被告江山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副局长）周小剑、委托代理人姜华富、毛黎华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1月10日，本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山市公安局于2014年3月6日作出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毛森英于2013年11月8日到国家信访局上访，11月11日先后到全国人大等地上访，12日到北京府右街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带走并被训诫，13日被接回江山。认为毛森英的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毛森英扰乱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周边公共秩序，不听劝阻，属于情节较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毛森英行政拘留捌日的处罚。
原告毛森英起诉称，其因2002年水白线公路改造，于2013年11月8日早上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同月12日，因不熟悉乘车路线上了14路公交车，后在府右街被公交司机告知上访的可以下车了，原告不知缘由就下车了。民警未经询问便示意原告上警车。后被送到府右街派出所，转送马家楼，后被江山市信访局干部接回江山市城南派出所，于同月14日被放出后自行回家。2014年3月4日，因2013年11月份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原告再次赴京告状，并成功登记（信息查询码为004551913938389442774）。当日13点27分，城南派出所所长赵路漫、清湖镇司法所主任陆建中以为原告解决事情为由，将原告从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骗至北京大宝饭店，后被非法拘禁，殴打致骨折。诊断结果为右手食指第二节近端骨折，至今不予处理赔偿。陆建中等人于2014年3月5日早上将原告送回后，直接送至城北派出所，没有出具传唤证，进行了5个小时的询问，一直拖到深夜12点10分，将原告送至拘留所直接拘留，到同年3月14日9点30分才放出，共关了十一天。行政处罚决定书于同年3月14日拘留所出来后才给原告。被告处罚决定属滥用职权，程序上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实体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认定原告“扰乱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周边公共秩序，不听劝阻，属于情节较重”缺乏证据，正因如此，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于2013年11月13日传唤原告后释放，当日并未拘留。直至2014年3月6日，被告再次以2013年11月13日的事由对原告进行拘留，已经超过了最长六十日的办案期限。原告正常进京上访，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即使非法上访或扰乱公共秩序，也只能由北京的公安机关处罚，江山市公安局无管辖权；被告处�时未履行法定告知义务，先处罚后告知，办案超期，程序违法；训诫书本身就属于警告类轻微处罚，原告被训诫后又被被告行政拘留，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且量罚过重。原告于2014年3月14日经索要取得该处罚决定书，为维护合法权益，于2014年4月9日、2014年4月26日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分别向江山市人民法院、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均未立案。现诉至柯城法院，请求：1.撤销江山市公安局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在第一次开庭前提供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控诉书、邮寄单、关于给予黄志强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4份、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上访的原因之一为控告被告对黄志强等殴打原告行为不查处，其于2013年11月份上访后，得到了处理；
第二组证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宅基地有偿转让协议、领款收条、补偿款发放清单、江政办[1999]106号文件、清湖镇人民政府会议纪要，证明原告上访的另一个原因，即原告的房屋拆迁款被贪污；
第三组证据，陆建中短信照片两张、原告病历一份、北京同仁医院诊断证明书、受案回执，证明2014年3月5日清湖镇工作人员非法截访，殴打原告，原告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并立案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西公（2016）第117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登记回执、西公（2014）第1269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未向法庭提交），证明涉案训诫书的来历不明，涉嫌伪造；
第五组证据，照片2张、周建喜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2013年11月13日的传唤证、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解除�留证明书，证明被告为了打击原告，知法犯法，隐匿证据，所有案卷中的证据如没有录像佐证，不能采信。
原告毛森英于2017年1月10日即第二次庭审时补充提供了如下证据：1.江山市人民政府（2016年）第1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证明“江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系未经审批而成立的非法机构，因此由其报案且被告予以立案均非法；2.何天星询问笔录两份（2013年11月13日、同年11月14日），证明原告无扰乱公共秩序等过激行为；3.浙江信访简报第6期（2014年1月13日）、衢州市第四季度进京正常访与非访情况，证明该两份材料中“戴逢春”签名与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见证人“戴逢春”签名笔迹不同，后者系伪造。该信访简报中的扣分情况证明其系正常访等；4.姜超兴询问笔录（2015年8月24日），证明“戴逢春”系江山市信访局工作人员，工作单位并非江山市公安局；5.从刑事案卷中调取的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受案登记表、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的照片3张，证明其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无见证人“戴逢春”的签名，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戴逢春”的签名系伪造；6.何天星与原告微信聊天截图一张，证明2013年11月14日城南派出所将其传唤结束时曾让其签了询问结束时间，被告隐匿证据。
被告江山市公安局答辩称，一、2014年3月5日，江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向被告递交了关于毛森英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对毛森英作出处理。被告受理后，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被告依法告知了原告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享有的权利，并于2014年3月6日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并向原告送达，程序合法。二、被告认定原告的违法事实，有�森英的陈述和申辩、江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毛森英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北京公安机关劝访接回通知书等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毛森英到中南海周边违法上访，不听劝阻，被当地公安派出所查获并训诫，被告对其作出行政拘留捌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对毛森英违法事实，江山市人民法院已经作出（2014）衢江刑初字第454号刑事判决书，将本案违法行为评价为犯罪的一部分，拘留期限折抵刑期。被告作为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有权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综上，请求驳回原告毛森英的诉讼请求。
被告江山市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事实）：1.原告毛森英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2013年11月初先后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中纪委去上�，后于同年11月12日到北京府右街周边上访被民警带走的事实；2.原告户籍证明，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3.关于毛森英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训诫书、劝返接回通知书（上有府右街派出所“公安劝返专用章”及“江山市办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印章），证明原告于2013年11月12日到北京府右街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当地的派出所带走并被训诫，后被江山市工作组接回来的事实等。原案件审理期间，被告补充提交了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2015）浙衢刑一终字第111号刑事裁定书及从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调取的执行通知书，证明原告被判刑及执行情况。本案继续审理期间，被告补充提交了原告的笔记本复印件、询问毛森英监控录像（无声音）等，证明原告到北京中南海府右街信访是计划好的，在笔录本上记录好了路线，以及询问毛森英情况等。
第二组证据（程序），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依法受理调查原告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2.传唤证，证明被告依法传唤原告到案接受询问的事实；3.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被告在对原告询问的时候依法履行了权利义务告知的手续；4.告知笔录，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履行了告知手续；5.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原告行政拘留8天的处罚已经执行；7.行政拘留通知家属情况记录，证明被告在对原告依法作出行政拘留8日的决定后，依法通知其家属。
被告江山市公安局提供了如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浙江省公安厅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认定的意见》。
2016年9月2日，原告毛森英向本院提交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2013年11月13日出具传唤证并关押其24小时的案卷材料等。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从被告江山市公安局调取了：1.传唤证，2.2013年11月13日、14日的原告毛森英的询问笔录各一份，3.江山市公安局现场笔录、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训诫书（此联交被训诫人），于2017年1月10日庭审中出示。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认定如下：
对本院调取的证据，被告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被告于2013年11月13日传唤并向其出示过传唤证，但认为未在传唤证上写明离开时间违法。对证据2即两份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根据该笔录记载的内容，其行为并不违法。对证据3即现场笔录、证据保全决定书等有异议，认为并不属实。本院认为，�原告异议，其一，被告在询问笔录中已经记载了询问原告的时间，其未在传唤证上注明传唤结束时间，不否定该传唤证的合法性，故对原告该异议不予采信。其二，现场笔录、证据保全决定书、保全清单、训诫书系被告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形成或取得的证据材料，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原告异议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述证据系本院应原告申请，为查清案件事实而调取，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认定，可以证明2013年11月13日被告传唤原告并对其询问查证，从其身上保全了“训诫内容宣传单”（此联交被训诫人）等事实。
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因其证明对象为原告上访的原因，且被告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两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的上访原因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该两组�据所涉及的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因非本案诉讼标的，不予评判。对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即短信照片、病历等，第五组证据中的照片、周建喜身份证及其出具的证明，因其证明对象为2014年3月5日原告因上访被截访、殴打等，以及其被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证据存在的问题，与本案行政处罚无关，故不予评判。对第五组证据中的传唤证（2013年11月13日）、涉案处罚决定书，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并解释称之所以该份处罚决定书无见证人“戴逢春”的签名，系因处罚决定书有数联，其中交当事人联无需见证人签字，而为说明送达情况，由其存档的一联则由见证人签名。本院认为被告解释合理，该处罚决定书与被告提供的有见证人签名的处罚决定书内容一致，且原告自认已经收到了该处罚决定书，故本院对该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原告关于被告隐匿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定。对该组证据中传唤证的认定同上。对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即告知书等，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训诫书系伪造。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系有权机关制作，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中，西公（2016）第117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载明，“经查，你于2013年11月12日至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后送至北京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同时告知原告其所申请获取的训诫书是否属于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警告等不属于政府信息及“2013年11月12日，毛森英到北京中南海周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据的信息不存在”等；西公（2014）第1269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载明，“经查，您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本机关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而原告申请获取的信息为“西城公安分局制作的2013年11月12日毛森英在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查获、立案和移交江山市公安局的手续的信息”。综合上述两个告知书的内容可知，不论是原告的申请还是答复的内容，均提及或确认毛森英于2013年11月12日到中南海周边上访被训诫的事实，该两份答复并不否认训诫书的存在，故对原告关于训诫书来历不明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对原告第二次庭审前补充提交的证据，虽系超过举证期限提交，但能说明理由，且被告予以质证，本院对其认证如下：对证据1即江山市人民政府（2016年）第1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显示“江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成立于2004年9月8日，有具体的办公地点、工作人员、具体职权，其无组织机构代码证并不能说明该办公室系违法设置，故对原告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定。对证据2何天�询问笔录、证据4姜超兴询问笔录，被告对其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均有异议，但对证据4的证明对象即“戴逢春”系江山市信访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无异议。本院认为，因该证据均系复印件，且复印时有故意遮挡痕迹，原告亦不能提供原件或由相应职能部门盖章确认的复印件与此核对无异，被告异议具有合理性，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认定。至于原告主张的“戴逢春”的身份情况，被告亦认可“戴逢春”系江山市信访局工作人员，无需证据4证明。对证据3信访简报等及证据5刑事案卷中的处罚决定书等，被告认为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供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对象为“戴逢春”在处罚决定书中作为见证人的签名系伪造及其系正常访等，对该证明对象，其一，原告关于被告在本案中提供的处罚决定书中有见证人“戴逢春”签名而其提供的版本中无相应签名的质疑，被告已经进行了合理说明，现原告再次质疑“戴逢春”签名的真实性问题，因原告自认于拘留执行结束时已经收到了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该签名并未实质影响其合法权益，且原告提供的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戴逢春”签名系伪造，故对原告关于该证明对象的主张，不予采信。其二，对原告上访行为系正常访还是非正常访的评判，应依据法律规定，结合案件事实综合评判，该证据亦不能证明原告系正常访的事实。综上，被告异议成立，原告提供的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6微信聊天截图，不足为据，不予认定。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第一组事实证据，除对证据2即原告的户籍证明无异议外，对其他证据均有异议：认为证据1即询问笔录虽部分内容其在被询问时提到过，但并不是一问一答方式进行，且部分�容系伪造；对其他证据或认为不真实或表示不清楚。本院对该组证据中的证据2即户籍证明予以认定，对证据3，其中的训诫书有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盖章确认，劝返接回通知书有府右街派出所“公安劝返专用章”及“江山市办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印章，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该证据与江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1即原告的询问笔录及本院调取的毛森英询问笔录内容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定，可以证明毛森英因2013年11月12日到中南海周边上访被训诫的事实。对原案件审理期间，被告提供的一、二审刑事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告被判刑及服刑情况。对被告于本院继续审理期间补充提供的询问毛森英监控录像、原告笔记本复印件等，因超过举�期限提交，且无正当理由，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供的第二组程序证据，原告除对通知家属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系事后补办的。对通知家属记录的内容有异议，认为未告知其家属拘留的内容。本院认为，该程序证据系被告在调查过程中依职权制作的，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来源合法，原告拒绝签字并不否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原告异议缺乏依据，本院对该组程序性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定，可以证明被告履行了相应的程序。
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原告毛森英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同年11月13日毛森英被接回江山。同日，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以毛森英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传唤毛森英到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接受询问。同日，被告从毛森英处保全了“此联交被训诫人”的“训诫内容宣传单”。2014年3月初（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原告毛森英再次到北京上访。同年3月5日，原告毛森英被接回江山。同日，被告接江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移交的“关于毛森英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移交联）、劝返接回通知单等材料，决定对毛森英非正常上访行为立案受理，并于当日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传唤毛森英。经两次询问原告毛森英，告知其拟处罚事项，被告江山市公安局于2014年3月6日作出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毛森英于2013年11月12日“到北京府右街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带走并被训诫，13日被接回江山。毛森英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毛森英扰乱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周边公共秩序，不听劝阻，属于情节较重”等为由，决定给予毛森英行政拘留捌日的处罚。2014年4月26日，原告毛森英再次分别到美国大使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等地上访。同年7月30日，原告毛森英因涉嫌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5日被逮捕。2015年11月25日，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衢江刑初字第45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11月12日，被告人毛森英伙同他人到中南海周边违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2014年4月26日，毛森英再次分别到美国大使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等在京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起哄闹事”，并认为“被告人毛森英多次到北京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起哄闹事，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行政机关此前对毛森英所处行政拘留，依法折抵刑期”，判决被告人毛森英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自2014年7月30日起至2016年1月21日止。毛森英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1月20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衢刑一终字第11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毛森英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月21日，毛森英被判的上述刑期执行完毕。同年2月22日，原告毛森英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诉请如前。另查明，江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成立于2004年9月8日，其职责为承担江山市信访工作领导小组、江山市信访联席会议日常工作。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系因到北京敏感地区上访而引发的治安案件，被告江山市公安局作为原告毛森英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实施本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本案争论的焦点为被告于2014年3月6日作出的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对该争议，其一，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移交联）、从原告毛森英处保全的“训诫内容宣传单”（此联交被训诫人）、劝返接回通知单、原告毛森英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毛森英于2013年11月12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并被训诫的事实，该事实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所确认，足以认定。其二，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中南海是国务院�国家重要机关办公场所，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被告认定原告在中南海周边信访的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伍佰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原告于全国性重要会议召开期间非正常上访，被告认定其情节较重，对其作出行政拘留捌日的处罚，并未超过法定量罚幅度及被告自由裁量范围，亦无明显不当，且该捌日拘留期限已经被折抵刑期，原告请求撤销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主张其已经被训诫，被告处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因训诫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方式，属批评教育范畴，原告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本案中，被告对原告2013年11月12日的行为，于同年11月13日进行询问查证，虽未立案，但并不意味着对其不予处罚。被告于2014年3月5日立案，并不违反上述规定，且被告经询问原告、告知拟处罚事项，于同年3月6日作出涉案处罚决定，并未超过办案期限，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森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毛森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新举
审 判 员 吴 晔
人民陪审员 徐 骏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卢琴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