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8民终29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虞健强，男，汉族，1975年5月5日出生，连州市人，住连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廖雪青，女，汉族，1975年12月13日出生，连州市人，住址同上，系被告虞健强之妻。上列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黄金祥、徐威鸿，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全海，男，1979年5月10日出生，住连州市，现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代理人：梁孟杰，广东山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虞健强、廖雪青因与被上诉人胡全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连州市人民法院（2016）粤1882民初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原审意见原告胡全海诉称:2014年12月1日，被告以资金紧张为由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30000元，约定2015年6月30日前还清，利息以银行利率计算，借款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以没钱为理由拒绝归还，至今分文未付。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据此，特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30000元人民币及利息18200元人民币（利息暂结算至2016年7月31日止）；2、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被告虞健强辩称：一、虞健强与胡全海之间系合伙关系，虞健强给原告签署《借条》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指民间借贷，而是虞健强向其他合伙人的承诺（在追讨回冯娣时的16万元货款后，虞健强向其他四个合伙人支付13万元）。2011年10月份，虞健强与冯娣时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2012年1月，胡全海、陈镇耀、蔡大勇、柯明奇四人与虞健强口头协议共同经�沙场，五人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期间，冯娣时一直拖欠货款，至虞健强起诉（2013年5月）冯娣时一共拖欠沙场货款16万元。2012年3月五位合伙人一致决定：以虞健强名义办下沙场的营业执照和采沙证。2012年10月，鉴于国家政策影响，沙场合伙人决定散伙清算，冯娣时的货款由虞健强负责继续追讨。2014年9月，沙场合伙人共同委托虞健强对冯娣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4年12月1日，为了防止虞健强独吞将来执行回来的货款，由虞健强向合伙人之一的胡全海签下13万元的《借条》作为承诺。答辩人受合伙人共同委托，这几年一致积极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向冯娣时追讨16万元货款，伤神费力。但却万万没想到，如今16万元货款还没追回，原告胡全海却枉顾当初的共同约定，隐瞒事实真相，企图钻法律的空子利用事实侵占虞健强的合法财产。二、胡全海从未向虞健强支付过13万�现金，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我国《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在本案中，原告胡全海只提供了《借条》，未能提供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原告胡全海向虞健强支付了13万元款项。《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虞健强虽然写了《借条》，但胡全海并未实际提供借款给答辩人。故双方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从举证责任分担来看，胡全海有义务举证证明本案所涉借款何时、何地交付于虞健强，原告举证不能的话应承担不利后果。三、原告胡全海无稳定收入来源，在2014年前后欠债数十万，其不具备向答辩人借贷13万元的经济能力。胡全海在共同经营沙场之初就曾向陈镇耀、蔡大勇等人借贷数十万元，自己债务缠身的情况下却能向虞健强借款13万元，根本不符合生活常理。综上，原被告之间无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请法院查清事实真相，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廖雪青答辩称：一、原告胡全海与被告虞健强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情形。2014年12月，为了防止虞健强将可能追回的16万元侵吞，共同经营沙场的其他四位合伙人要求虞健强作出承诺：该16万元系沙场的债权，若追讨回来，须交由五合伙人共同分割。而作出该承诺的具体形式就是虞健强向合伙人之一的胡全海写下13万元的借条。而虞健强与胡全海之间从来没有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胡全海也从未向虞健强出借过13万元的借款，故属于原告虚假诉讼。二、廖雪青没有与虞健强有共同的�款合意。廖雪青在接到法院应诉通知书之前，对虞健强签署《借条》一事毫不知情。廖雪青也未在《借条》上签名。再者，被告两夫妻没有共同经营公司、家庭成员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疾病，儿子才13岁，无留学需要等情况，不存在巨额用款需求，双方不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三、涉案款项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婚姻法》第41条规定，将夫妻共同债务界定为“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只有符合夫妻共同生活所负这一特征的债务，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借条》本质系虞健强对沙场合伙人的一种承诺，胡全海实际上从未向虞健强出借过13万元借款。事实上胡全海也不可能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两被告共同生活。另外，廖雪青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的员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本案借款高达13万元，明显超出正常的家庭开支，不符合生活常理、因此本案借款根本不存在，更不可能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12月1日被告虞健强用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做稿纸立下《借条》一份给原告胡全海收执。《借条》内容如下：“借条现借到胡全海人民币现金￥130000.00元整（￥壹拾叁万元整），定于2015年6月30日前还清，如到期没还，应付银行利息，与正常诉讼费用。借款人：虞健强，身份证号码：×××，2014年12月1日，在场人：梁××。”借款人处有被告虞健强的亲笔签名及按手模。立据后被告虞健强以其所立的《借条》并未收到原告的现金，双方的借贷关系并未成立为由至今未偿还本息，而引起本诉。原审法院裁判理由和结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的焦点是：一、原告胡全海与被告虞健强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二、涉案债务是否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廖雪青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关于焦点一，被告虞健强所立的《借条》明确写明“现借到胡全海人民币现金130000元”，并约定期限为2015年6月30日前还清。立据时的在场人梁××也证明当时其拿了110000元的现金给原告胡全海，与被告虞健强所立的《借条》金额基本吻合。因此，本院确认原告胡全海与被告虞健强的借贷关系成立。被告虞健强应按《借条》约定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00元及2015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给原告。被告虞健强辩称涉案《借条》是与原告胡全海等人一起经营沙场时应收的债权，并没有收到原告的借款现金。若是沙场债权则不应立借条之名、且沙场债权是给其余四位合伙人为什么只立胡全海一个债主，均不符合生活常理。被告虞健强向本院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所立的《借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被告虞健强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涉案债务是发生在被告虞健强与被告廖雪青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被告虞健强、廖雪青并未向本院提供能够证明涉案债务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证据。本院确认涉案债务是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廖雪青对被告虞健强所负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虞健强、廖雪青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胡全海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7月1日起计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本案受理费1632元，由被告虞健强、廖雪青共同承担。当事人二审的意见上诉人虞健强不服原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称“立据时的在场人梁××也证明当时其拿了110000元的现金给原告胡全海，与被告虞健�所立的《借条》金额基本吻合。”（参见民事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1段第5-7行）一审法院据此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存在错误，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首先，梁××与被上诉人是战友，更是亲密朋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第七十七条第五项之规定，梁××所作的证言的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证明力较小，需要其他相关证据进行补强。然而，在被上诉人既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梁××真实存在11万元的借贷关系，也没有就证人梁××出借的11万现金的来源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之下，一审法院却草率的认定被上诉人胡全海与证人梁××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这是极其错误的！其次，退一步来说，即便一审法院偏听采信梁××的证言认定梁××向原告胡全�借款11万元整，也根本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虞健强借到了被上诉人胡全海的13万借款！因为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民事问话笔录》的内容（第一页倒数第三行），在场人梁××声称：“我也不是很清楚胡全海是否给了多少现金给虞健强”。提请二审法院法官注意！连在场人梁××都无法确定的事实，一审法院却能做出确定性的判断，即认定“被上诉人确已将《借条》中涉及的13万元款项支付给了上诉人”，这是极其荒谬的！另，梁××提供的11万元现金与《借条》中约定的130000元足足相差20O00元！一审法院把两笔相差贰万元的金额认定为是两笔“基本吻合”的金额，这显然违背一般的生活常理！最后，本案诉争的真正起因，源于（2013）清连法民二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未能实现。2011年10月份，上诉人虞健强与案外人冯娣时达成口头协议，由沙场向冯娣时承�的建筑施工队供应砂砾，双方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2012年1月，胡全海、陈镇耀、蔡大勇、柯明奇四人与上诉人虞健强达成口头协议，共同经营沙场，出售砂砾材料，上述五人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期间，冯娣时一直拖欠货款，截至上诉人虞健强起诉之时，冯娣时一共拖欠沙场货款共计16万元。2012年10月，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沙场经营情况恶化，五位合伙人通过开会讨论后，决定散伙清算，并在共同商议后一致决定：将沙场对冯娣时的16万债权交由上诉人虞健强负责追讨。2013年5月，上诉人代表沙场五位合伙人就上述合同纠纷事宜对冯娣时提起诉讼，[案号为(2013）清连法民二初字第81]号。2014年5月，上诉人拿到该案胜诉判决，并在同年9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4）清连法执字第306号]。2014年12月，为了防止上诉人虞健强将可能追回16万元私自侵吞，沙�的其他四位合伙人要求上诉人虞健强作出承诺：该16万元系沙场的债权，若追讨回来，必须交由五位合伙人共同分割。而作出该承诺的具体形式就是由上诉人虞健强向合伙人之一的胡全海写下13万元的借条,之所以在《借条》上只写胡全海一个人的名字是因为胡全海也是连州本地人，更方便监督上诉人的行为。上诉人基于诚实守信、实事求是的态度，认可这16万元系五位合伙人共同拥有的债权，也同意将执行回来的16万元进行分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上诉人虞健强向原告胡全海签署了13万元的《借条》，意在向其他四位合伙人作出承诺：如果通过执行程序追讨回冯娣时的16万货款，上诉人虞健强扣除自己按照约定分得的3万元之外，将向其他四位合伙人支付剩余13万元。但是，截止至原告胡全海起诉上诉人并受理立案之日，上诉人虞健强没有在冯娣时那里追讨回一分钱！胡全海、陈镇耀、蔡大勇、柯明奇与上诉人虞健强为合伙关系，并就（2013）清连法民二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所形成的16万元达成了上述处理决定，原本应该着重审理的基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却在庭审中有意将其忽视，并未充分调查核实。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未尽充分调查核实之责，偏信被上诉人胡全海与证人梁××的含糊其词的陈述，错误地作出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定，恳请二审法庭查明本案事实真相。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法释（2015）18号]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己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借款合同》是实践性的合同，被上诉人只提供了《借条》,未能提供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支付了130000元现金，而实际上，上诉人亦未收到被上诉人的任何现金。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自始不存在！�审法院没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严格审查本案的法律关系，全方位查明有无借钱事实及上诉人签署《借条》本身是否出于借钱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一关键事实，从而作出了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错误判决！尊敬的二审法院法官：结合一审时相关证据可以发现，上诉人因为向沙场合伙人保证不侵吞应收账款，写下了一份《借条》但并未实际收到借款款项。因此，民间借贷关系是自始不成立的。恳请贵院严格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准则依法断案，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1882民初70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廖雪青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虞健强向被上诉人立下《借条》的真正缘由是：沙场的其他合伙人胡全海、陈镇耀�蔡大勇、柯明奇四人为了防止虞健强私吞（2013)清连法民二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16万元，遂在虞健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上述《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后，由被上诉人出面（这也是为什么《借条》中的出借人只有被上诉人一人的原因），要求虞健强向被上诉人立下《借条》。（因为被上诉人是连州人，便于监督虞健强，因此债权人只写了胡全海一个人的名字，而不再提及剩余四位合伙人）立下《借条》后，虞健强自始至终并未收到被上诉人出借的一分钱！因此，虞健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由于上述债权难以实现，被上诉人罔顾当初的共同约定，隐瞒事实真相，利用虞健强之前立下的《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企图侵占虞建强和上诉人的合法财产。而一审法院仅凭一纸借条和证明力极小的证言就判定虞健强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是错误的，是根本不合理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就确认涉案债务是虞健强和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未免过于草率！首先，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内在本质，是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的根本区别，也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唯一法定标准。所谓夫妻共同债务，通常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需要，或出于共同生活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因此，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生活这个本质为前提条件。其次，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外借款，该债务性质如何界定，不能机械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而应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确定，对“借款用途”的事实一般应由举债人承担举证责任，举债人不能举证的，由债权人承担替补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虞健强向其借款13万元，仅向法庭提供了借条，但并未提供借款往来的证据予以佐证，证人梁××对被上诉人是否实际将出借款项支付给虞健强亦不清楚。此外，被上诉人主张涉案债务上诉人和虞健强夫妻共同债务，在上诉人否认下，却没有提供证�证明，因此被上诉人就其主张的事实尚未完成举证，即对该借款的“借款用途”的事实未能举证证明，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判断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外的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需把握另外两个标准，即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或者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本案中，上诉人直至收到被上诉人的起诉材料时，才知道本案的存在，诉讼前虞健强从未向上诉人提及此事，更谈不上虞健强与上诉人对涉案债务具有举债合意了。此外，由于虞健强从未收到被上诉人出借的任何款项，上诉人又如何能够享受涉案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呢？一审法院没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就草率认定涉案债务的存在，并确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简直是荒唐至极！综上所述，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严格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准则依法断案，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1882民初70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胡全海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虞健强出具的《借条》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1、本案的《借条》是虞健强亲自书写，而且虞健强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的人，应当知道书写《借条》产生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2、本案的《借条》的书写不存在胁迫、威逼、存在重大误解或法律禁止性规定。二、我方认为胡全海已经对本案的借款成立完成了举证责任。而相反上诉人认为借款不成立，但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其的主张。根据《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借条》本身具有收款凭证的法律效力，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借据，就视为交付了相应的借款，借款人也已经实际收到了相应的借款。所以，本案胡全海已向一审法院提供《借条》作为证据，就足以证明本案的借款成立，而且，胡全海在一审也申请梁××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也已经向证人作了相关的调查询问，从梁××的证人证言也证明本案的借款成立以及胡全海向虞健强交付了相应借款的事实。我方认为，即使没有证人梁××的证人证言本案的借款也合法有效。三、本案的借款是发生在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婚姻法有关规定，应视为两上诉人的共同债务，应由两上诉人共同向我方偿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裁判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应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虞健强与被上诉人胡全海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二、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关于上诉人虞健强与被上诉人胡全海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问题上诉人虞健强向被上诉人胡全海借款13万元，有上诉人虞健强于2014年12月1日出具给被上诉人胡全海的《借条》为凭。借条明确是借现金13万元，根据日常经验，当下中国社会的状况，13万元的款项并非特别巨大，因此，本案交易以现金形式并非不可能。因此，原审法院认�上诉人虞健强与被上诉人胡全海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院予以照准。上诉人虞健强所称涉案债务是因与被上诉人胡全海等四人一起经营采砂业务的债权未实现所形成。就该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为，若是因经营采砂业务对债权的处理，不应仅与胡全海以借款的形式处理，而是应以合伙清算的形式与胡全海等人合伙人作合伙清算；上诉人虞健强以其未收到涉案借款及经营采砂业务的债权未实现而形成借条的理由，不足以推翻其所出具的《借条》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以认定的事实依法作出的判决，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二、关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上诉人廖雪青以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即“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或者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为由，提出的“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不符合�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廖雪青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规定情形的除外”为据，上诉证据不足，对其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64元，由上诉人虞健强、廖雪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永坚审判员  张少林审判员  罗文雄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丽萍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