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71民初4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西安市二环北路东段***号。
法定代表人：张民生，检察长。
委托代理人：吴静，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员。
委托代理人：曹巍，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员。
被告：刘凯强，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店军（系刘凯强父亲），男，汉族。
被告：随高攀，男，汉族。
公益诉讼起诉人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市检察院）与被告刘凯强、随高攀土壤污染责任纠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6月7日公告了案件受理情况。因公益诉讼起诉人申请对被污染土壤修复费用进行专家论证，本院对相关审限予以扣除，并于2018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吴静、曹巍，被告刘凯强的代理人刘店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随高攀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益诉讼起诉人市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刘凯强、随高攀限期修复因其违法排放电镀废水污染的土壤，恢复原状。2018年1月18日，公益诉讼起诉人增加诉讼请求：如二被告不能修复，判令其承担24万元的修复治理费用。3月5日，公益诉讼起诉人申请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如二被告不能修复，判令其承担25.33万元的修复治理费用。庭审过程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将诉讼请求中的“涉案土壤恢复原状”明确为“涉案土壤恢复至土壤质量标准二级标准”，将“二被告承担土壤修复治理费用”明确为“二被告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事实和理由：自2015年3月起，被告刘凯强、随高攀在西安市未央区下水腰村租赁场地私开电镀厂，进行电镀加工，并在未配置任何废水处理设施且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下，在电镀厂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挖渗坑一个，将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渗坑。2015年7月16日，西安市环境保护局、西安市公安局处置突发事件支队浐灞大队（以下简称浐灞大队）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刘凯强、随高攀的违法排污行为，将该二人当场抓获。经西安市环境监测站监测，两个渗坑内废水总锌含量、pH值严重超出国家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受污染土壤的锌浓度超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限值。2016年5月17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0111刑初15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刘凯强、随高攀犯污染环境罪。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二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土壤严重污染，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应当承担环境污染损害修复赔偿责任。因陕西省符合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资格的5家社会公益组织均称不参与本案的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故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向本院提起诉讼。
公益诉讼起诉人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五家社会组织的情况说明》，市检察院《检察建议书》，西安环境科学学会、陕西省核安全辐射协会、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会、陕西省环境科学学会、陕西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5家社会公益组织《复函》。证明市检察院是适格的公益诉讼起诉主体。
第二组证据：被告刘凯强、随高攀身份证明材料，浐灞大队《讯问笔录》《询问笔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平面图》。证明被告的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
第三组证据：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1刑初151号《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刘凯强、随高攀存在污染土壤的行为及造成污染结果，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
第四组证据：西安市环境保护局浐灞分局《关于刘凯强、随高攀电镀厂的证明材料》，浐灞大队《关于刘凯强污染环境案检测技术报告及使用法律条款的说明》。证明刘凯强、随高攀开办镀锌厂，未办理环评手续。
第五组证据：西安市环境监测站西环监测专字（2015）0034号、西环监测专字（2016）0056号《监测报告》，陕西省环境保护厅陕环测函（2015）41号《关于对西安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复核认定的函》、陕环测函（2016）123号《关于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对环境监测报告有效性认可请示的复函》。证明被告侵权行为造成了土壤污染的损害后果。
第六组证据：西安市国土资源局浐灞分局《土地性质认定》《情况说明》。证明被污染土地是西安浐灞生态区城市建设用地。
第七组证据：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朱某、郭某某、唐某、岳某某出具的《未央区下水腰村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刘凯强小电镀厂土壤环境污染修复治理意见》、《补充意见》及专家资质证明。证明电镀厂锌污染修复总费用在25.33-34.4万元之间。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朱某、唐某出庭发表以下意见：根据市检察院提交的材料和渗流的基本定律（达西定律），电镀厂渗坑底（渗坑深2m）以下4.2m为土壤污染物超标的临界点，而估算的下渗最大距离在7.8m以内，则废水下渗过程造成污染超标最大距离与最大渗透距离的比值为4.2:7.8，下渗污染超标系数为0.54。据此系数计算出污染超标最大范围是下渗4.2m以内，径渗2.97m以内。结合以上土壤污染超标范围，估算出土壤污染体积在254.16-304.99m3之间。电镀厂污染土壤可以修复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要求，修复总费用在25.33-34.4万元之间。
被告刘凯强答辩称，其承认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事实，自己和随高攀共同实施了排放电镀废水的行为；其没有修复能力，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因其经营电镀厂的时间短，尚未盈利，且家庭经济困难，故希望能够减少赔偿数额。
被告随高攀未作答辩。
公益诉讼起诉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举证、质证。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且与待证事实相互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自2015年3月起，被告刘凯强、随高攀共同出资在西安市未央区下水腰村租赁场地，私开电镀厂。二被告在未采取环保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电镀加工，并将电镀作业产生的大量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其在该厂东北角和西北角私挖的渗坑。2015年7月16日，西安市环境保护局、浐灞大队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被告刘凯强、随高攀的违法排污行为，将二被告当场抓获。经西安市环境监测站监测，两个渗坑内废水重金属锌严重超出国家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电镀厂土壤阳离子交换量浓度范围在6.68-12.0cmol/kg之间，大于5cmol/kg,因此按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表内数值评价；电镀厂渗坑处偏北1号孔（1S1）土壤剖面2米、3米和4米锌浓度分别超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限值，土壤剖面5米、6米和8米锌浓度未超标；电镀厂渗坑处偏南侧2号孔（1S2）土壤剖面2米、3米、4米、5米和6米锌浓度分别超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限值，土壤剖面8米锌浓度未超标；电镀厂渗坑北侧20米处背景孔（2D）三个采样深度的锌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限值。
2016年5月17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0111刑初15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刘凯强、随高攀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0元。
2017年12月12日，公益诉讼起诉人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朱某、郭某某、唐某、岳某某四位专家对电镀厂土壤环境污染修复进行技术评估。四位专家出具了《未央区下水腰村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刘凯强小电镀厂土壤环境污染修复治理意见》，载明：排入渗坑废水中超出《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锌，是造成土壤环境锌污染的直接原因。因地面以下锌含量超标临界深度在6-8m之间，且6m处锌超标值仅0.4倍，推求出2号孔下渗污染超标距离在6.2m内，即渗坑底（渗坑深2m）以下4.2m为土壤污染物超标的临界点，而估算的下渗最大距离在7.8m以内，则废水下渗过程造成污染超标最大距离与最大渗透距离的比值为4.2:7.8，下渗污染超标系数为0.54，据此系数计算出污染超标最大范围是下渗4.2m以内，径渗2.97m以内。结合以上土壤污染超标范围，估算出土壤污染体积在238-305m3之间。受污染土壤可以修复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要求，依据该标准，电镀厂锌污染修复总费用在24.04-34.4万元之间，其中：（1）清除污染费用。国内异位固化稳定化技术处理成本为500-1500元/立方米，本估算按800元/立方米，土壤修复费用在19.04-24.4万元之间。（2）其他费用。包括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效果后评估等费用，估计其他费用总额在5-10万元之间。2018年3月2日，四位专家再次出具《治理意见》，重新估算出土壤污染体积在254.16-304.99m3之间，土壤修复费用在20.33-24.4万元之间，污染修复总费用在25.33-34.4万元之间，其他内容与第一次出具的《治理意见》一致。公益诉讼起诉人根据该情况，分别向本院提起了增加诉讼请求申请和变更诉讼请求申请。
另查明，受污染土地系西安市未央区下水腰村集体土地，地类农用地，现已纳入西安浐灞生态区城市建设规划用地。
公益诉讼起诉人于2016年9月30日、10月10日分别向西安环境科学学会、陕西省核安全辐射协会、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会、陕西省环境科学学会、陕西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5家社会公益组织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对被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上述5家公益组织分别于2016年10月18日、11月17日复函称不参与本案诉讼。
本院在受理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后，在本院官网上对案件的受理情况进行了公告，公告期为三十日。公告期届满后，没有任何符合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条件的组织申请参与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本案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市检察院在起诉时作为授权的试点检察院向本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其已经履行法定诉前程序及本院公告的指定期限内无任何有权机关和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形下，市检察院提起本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刘凯强、随高攀是否应承担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责任，以及具体的责任形式和责任大小；2.本案确定由被告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还是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25.33万元生态修复费用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关于焦点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刘凯强、随高攀在不具备电镀加工资质的情况下，共同出资私自开办电镀厂，将电镀后产生的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其私挖的渗坑内，造成土壤严重污染，其行为已构成违法，应当就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需要指出的是，环境安全关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被告刘凯强、随高攀实施排污行为，污染环境，虽然相关刑事案件已经对二被告进行了刑事处罚，但刑事处罚不能免除民事责任。因为刑事处罚具有惩罚性质，而民事赔偿具有弥补性质，二者不能相互吸收或覆盖。在此情况下，因二被告共同出资办厂，共同经营收益，共同实施排污污染行为，故应共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并承担连带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应予支持。
关于焦点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本案中，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已经提供意见确认被污染土壤可以修复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但是考虑到土壤修复周期长、成本高、难度大，且二被告无自行修复生态环境的能力，亦未能提出修复方案，为确保生态环境损害尽快得到修复，本案直接确定被告刘凯强、随高攀所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来替代恢复原状的责任较为适宜。
关于焦点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通知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就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专家意见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本案系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对土壤修复费用的确定进行司法鉴定成本明显过高的情况下，公益诉讼起诉人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并提交专家作出的修复治理意见，证明涉案被污染土壤的修复费用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具意见的四位专家均为高级工程师，具有相关专业能力，专家出具意见依据的《监测报告》系西安市环境监测站勘查采样后作出的，勘查采样全面、客观，专家依据渗流的基本定律（达西定律）确定土壤超标范围，确定土壤体积具有科学性，专家建议采用异位固化/稳定化技术修复涉案污染土壤，最终确定电镀厂土壤修复费用亦具有科学性，且朱某、唐某出庭接受了当事人和法庭的质询，故专家出具的《治理意见》，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意见证明土壤修复费用在20.33-24.4万元之间，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效果后评估等费用，估计其他费用总额在5-10万元之间，本案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在25.33-34.4万元之间，而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要求二被告赔偿最低数额的修复费用即25.33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刘凯强、随高攀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253300元，并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99.5元，由被告刘凯强、随高攀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睢 涛
代理审判员 周玲玲
人民陪审员 李雅萍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