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29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骆智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通，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福迪嘉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陈亦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俊男，男，1970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
上诉人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福迪嘉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迪嘉公司）、王俊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9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滨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福迪嘉公司、王俊男立即向滨富公司结清所欠货款人民币252505元；2.改判福迪嘉公司、王俊男立即向滨富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滞纳金暂计人民币57244元；3.改判福迪嘉公司、王俊男立即向滨富公司归还滨富公司多付的宣传费用人民币262906元；4.改判福迪嘉公司、王俊男立即向滨富公司归还滨富公司多赞助的哈尔滨罐装酒525.8箱，折算人民币34177元；合计人民币606832元。5.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福迪嘉公司、王俊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滨富公司与福迪嘉公司、王俊男之间的签约事实和滨富公司的履约事实福迪嘉公司、王俊男应承担付款责任及违约责任。福迪嘉公司因经营业务需要，在2014年8月29日与滨富公司订立了《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该《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生效后，滨富公司按该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向福迪嘉公司出售啤酒，及按第三条的约定给予福迪嘉公司宣传费用和配合福迪嘉公司制作可见度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0万元。事实上，滨富公司已按约定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在2014年9月10日、2014年10月13日各支付广告宣传费用250000元。付款银行账号62×××10，户名骆智权（滨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款银行账号：62×××17，户名王俊男（福迪嘉公司的担保人、内部股东、实际出资人）。
此外，滨富公司还按协议第三条第4款的约定赞助了哈尔滨罐装啤酒1000瓶给福迪嘉公司。福迪嘉公司在合作初期还能按协议第五条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向滨富公司支付货款（第五条约定，“结算方式：次月15日前结清上月上旬货款，次月30日前结清上月货款”。福迪嘉公司支付给滨富公司的全部货款，均通过福迪嘉公司的财务人员李x华的3个银行账号62×××60、62×××24、36×××31转账到滨富公司骆智权的1个银行账户62×××10）。但福迪嘉公司自2016年10月起就拖欠滨富公司的货款：（1）福迪嘉公司在2016年10月份购买滨富公司的啤酒共计人民币98315元，但只付款50000元（福迪嘉公司财务李x华通过其银行账号62×××24分别于2016年12月13日和2016年12月26日向骆智权转账30000元和20000元。）现尚欠人民币48315元；（2）福迪嘉公司在2016年11月份购买滨富公司的啤酒共计人民币98325元，均未支付给滨富公司；（3）福迪嘉公司在2016年12月份购买滨富公司的啤酒共计人民币130575元，但只付款24710元，尚欠人民币105865元。
可见，至今福迪嘉公司尚拖欠滨富公司货款共计人民币252505元。福迪嘉公司逾期清结货款的行为，属违约行为，应按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向滨富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因此，福迪嘉公司应向滨富公司支付滞纳金暂计人民币57244元（2016年10月份拖欠货款的相应滞纳金自2016年12月1日起计算至结清货款之日止，暂计到2017年4月30日，滞纳金为48315×2‰×151天=14591元。2016年11月份拖欠货款的相应滞纳金自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结清货款之日止，暂计到2017年4月30日，滞纳金为98325×2‰×120天=23598元。2016年12月份拖欠货款的相应滞纳金自2017年2月1日起计算至结清货款之日止，暂计到2017年4月30日，滞纳金为105865×2‰×90天=19055元）。
根据协议第四条第3款约定，乙方（即福迪嘉公司）保证四年内销量192000箱啤酒，所以福迪嘉公司在履行期的前两年内应完成销量96000箱啤酒。第6款约定乙方未能完成销量的必须归还甲方已给予乙方的宣传费用。在协议履行期间，滨富公司依约给予福迪嘉公司宣传费50万元，但福迪嘉公司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止仅完成啤酒销量45522箱，福迪嘉公司依约应归还滨富公司宣传费用262906元。根据协议第三条第4款约定，滨富公司给予赞助福迪嘉公司哈尔滨罐装2000箱，滨富公司在合同履行期内已赞助了1000箱，但福迪嘉公司没有完成啤酒销量，所以福迪嘉公司应依约按比例退还滨富公司多赞助的啤酒525.8箱。按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哈尔滨纯罐装啤酒每箱单价65元计算，折算人民币528×65=34177元。王俊男是福迪嘉公司的担保人，根据担保法的规定，王俊男就《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的合同债务应与福迪嘉公司向滨富公司共同承担责任。
综上，从滨富公司与福迪嘉公司、王俊男的送货、付款、支付费用等交易事实，交易情节，交易惯例来看，滨富公司与福迪嘉公司、王俊男之间存在买卖啤酒的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滨富公司与福迪嘉公司、王俊男之间不存在买卖啤酒的合同关系是错误的。所以，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滨富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福迪嘉公司、王俊男均未作答辩。
上诉人滨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滨富公司与福迪嘉公司、王俊男签订的《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2.福迪嘉公司、王俊男立即向滨富公司结清所欠货款252505元；3.福迪嘉公司、王俊男立即向滨富公司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滞纳金；4.福迪嘉公司、王俊男立即归还滨富公司多付的宣传费用262906元；5.福迪嘉公司、王俊男立即归还滨富公司多赞助的哈尔滨罐装酒525.8箱，折算现金34177元；6.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福迪嘉公司、王俊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29日，滨富公司（甲方）与福迪嘉公司（乙方）签订《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内容为：为了促进百威啤酒、哈尔滨冰纯啤酒、百威纯生啤酒等在本地区的销量及知名度达成本协议，协议期限为2014年11月8日至2018年11月7日；产品价格百威罐装啤酒开单价格为150元/箱，专场折扣价为90元/箱，哈尔滨冰纯罐装啤酒开单价格为125元/箱，专场折扣价为65元/箱等；协议期内，为了支持乙方推广百威系列啤酒，合计给予100万元作为乙方宣传费用和配合乙方制作可见度等费用支持，该费用分四期支付，第一期在双方签订协议并开始执行后1周内给予乙方25万元，第二期在乙方正式开业前15天内支付25万元等；协议期内，甲方一次性赞助哈尔滨罐装2000箱给予乙方作内场哈尔滨啤酒品牌推广费用支持（分四期支付，每六个月支付一期及该赠酒不纳入协议期年度销量内）；协议期内，乙方保证四年内向甲方购进“甲方产品”总量合计192000箱，其中百威啤酒不低于48000箱，哈尔滨系列啤酒不低于120000箱，百威纯生系列和其他产品不低于24000箱，如乙方不能完成上述销售目标，则顺延协议期至完成销售为止；若协议期（含顺延期）乙方仍未能完成指定销量或者其他原因结束营业，乙方必须归还甲方给予乙方于场内制作的100万元宣传费用，按照合同执行期项比例倒扣；次月15日前结清上月上旬货款，次月30日前结清上月下旬货款，如因乙方拖欠甲方货款，甲方有权停止供货，乙方必须向甲方支付每日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协议期内，乙方不得违反本协议内的任何一款，并不得以任何理由违约或提前终止与甲方的合作，否则，乙方除应返还甲方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及物品外，还应向甲方支付与全部费用等额的违约赔偿金等。王俊男作为担保人在上述协议上签字。
滨富公司称上述协议签订后，滨富公司按照协议约定通过其法定代表人骆智权尾号为2210的工行账户向王俊男尾号为7017的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王俊男也向滨富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收据，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收据及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其中2014年9月10日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百威公司广告费用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正”，2014年10月13日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百威公司广告费用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正”，因福迪嘉公司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仅完成啤酒销量45522箱，福迪嘉公司依约应归还宣传费用262906元。
滨富公司称上述协议签订后，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期间福迪嘉公司合计向滨富公司购买了45522箱啤酒，并提供了274张送货单及销售明细表，该些送货单由余景民、朱榕兰、杨继宏、苏近德等人签收，上述签收人员均系福迪嘉公司的工作人员，销售明细表系根据送货单制作得出，但没有福迪嘉公司、王俊男的签名或盖章确认，也未提交证据证实余景民、朱榕兰、杨继宏、苏近德等人的具体身份；其中2016年10月、11月、12月的送货单30张，金额合计327215元，扣除已支付的74710元，尚欠252505元，福迪嘉公司至今未将上述数额的货款支付给滨富公司，滨富公司认为福迪嘉公司逾期支付上述货款，导致滨富公司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据此要求解除涉案合同；此外，根据2014年12月21日、2015年1月14日、2015年1月17日、2015年6月2日、2015年6月6日、2015年6月7日的送货单，滨富公司合计向福迪嘉公司赠送啤酒1000箱，并由余景民、朱榕兰、苏近德签收，基于被告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仅完成啤酒销量45522箱，被告应依比例退还滨富公司多赞助的啤酒525.80箱，按协议约定的每箱单价65元计算，折算人民币34177元。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滨富公司主张《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签订后，其于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期间合计向福迪嘉公司销售了45522箱啤酒，并提供了274张送货单及销售明细表为证，但滨富公司并没有证据证实在该274张送货单上签字的余景民、朱榕兰、杨继宏、苏近德等人系福迪嘉公司的员工，而销售明细表又是滨富公司根据送货单单方制作，且没有福迪嘉公司的盖章确认，该些证据不能证实滨富公司将45522箱啤酒交付给了福迪嘉公司，故滨富公司要求福迪嘉公司清偿2016年10月、11月、12月尚欠的货款252505元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并以福迪嘉公司拖欠货款为由要求解除涉案合同，同时要求归还滨富公司多赞助的哈尔滨罐装酒525.8箱，折算现金34177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至于滨富公司要求福迪嘉公司归还宣传费用262906元的诉请，滨富公司称在涉案协议签订后，滨富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骆智权尾号为2210的工行账户向王俊男尾号为7017的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王俊男也向滨富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收据，并提交了两份收据及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为证，但纵观本案事实，王俊男只是作为涉案协议的担保人，协议也未约定王俊男为具体的收款人，而两份收据的内容显示，王俊男收取的是百威公司的广告费用，并非滨富公司的费用，故该50万元广告费用是否系涉案协议项下所收取的宣传费用，滨富公司并无证据证实，王俊男收取的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存疑，因此，滨富公司要求福迪嘉公司归还宣传费用262906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福迪嘉公司无需承担货款清偿等责任，故滨富公司要求王俊男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滨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68元，由滨富公司负担。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落款甲方处加盖了滨富公司的公章，并由殷家强签名，落款乙方处加盖了福迪嘉公司的公章，及由陈亦彤签名，担保人处由王俊男签名。另，滨富公司提供的自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期间274张送货单、送货单汇总表及销量明细表。经查，上述送货单由余景民、朱榕兰、杨继宏、苏近德、黄坤荣、邓贤海、梁家斌、李显俊、杨耀平、游子释、江子维、杨自佳、李益榉、李素华、陈春娟、潘小芳、温家欣、龙宇、卢某某等人签收，且每份送货单收货人处均有两人签名。送货单汇总表、销量明细表无福迪嘉公司盖章，但均与送货单所记载的品名、数量、金额一致。根据送货单汇总表的统计，2016年10月送货金额为98315元、2016年11月送货金额为98325元、2016年12月送货金额为130575元，金额合计327215元。销量明细表记载福迪嘉公司自2014年10月至2017年1月各月份购买各品名百威啤酒产品数量，经统计合共数量为45522.04箱。
另查：二审期间，滨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智权到庭确认其于2014年9月10日和2014年10月13日分别向王俊男转账支付各25万元，系代表滨富公司履行涉案《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约定需向福迪嘉公司支付宣传费的行为。滨富公司确认其在本案中主张的2016年10月、11月、12月的货款，系基于送货单30张、金额合计327215元主张的，其中10月份货款已付部分为银行转账方式支付50000元，12月货款已付部分为现金支付24710元，已支付共计74710元，本案主张福迪嘉公司欠付货款为252505元（327215元-74710元）。另，滨富公司主张福迪嘉公司完成的销量45522箱，是根据2014年-2016年所有送货单包括已付货款和未付货款的数量，即福迪嘉公司的进货量统计。
再查：一审期间，滨富公司主张福迪嘉公司逾期清结货款的行为属违约行为，应按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向其承担违约责任，福迪嘉公司应向其支付滞纳金暂计人民币57244元（2016年10月份拖欠货款的相应滞纳金自2016年12月1日起计算至结清货款之日止，暂计到2017年4月30日，滞纳金为48315×2‰×151天=14591元；2016年11月份拖欠货款的相应滞纳金自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结清货款之日止，暂计到2017年4月30日，滞纳金为98325×2‰×120天=23598元；2016年12月份拖欠货款的相应滞纳金自2017年2月1日起计算至结清货款之日止，暂计到2017年4月30日，滞纳金为105865×2‰×90天=19055元）。
又查：滨富公司向本院递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调取三个银行账户:62×××24、62×××60、36×××31的户主信息，以证实滨富公司与福迪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此外，滨富公司还向本院递交《请求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申请追加前述银行账户户主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滨富公司主张与福迪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法定代表人骆智权向王俊男转账支付50万元的转账记录、王俊男向滨富公司出具的收据，以及274张送货单、送货单汇总表及销量明细表予以证实。经查，首先，《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落款甲方处加盖了滨富公司的公章，并由殷家强签名，落款乙方处加盖了福迪嘉公司的公章，及由陈亦彤签名。其次，根据前述《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的约定“协议期内，为了支持乙方推广百威系列啤酒，合计给予100万元作为乙方宣传费用和配合乙方制作可见度等费用支持，该费用分四期支付，第一期在双方签订协议并开始执行后1周内给予乙方25万元，第二期在乙方正式开业前15天内支付25万元等；”滨富公司提供其法定代表人骆智权向王俊男转账支付共计50万元的转账记录，王俊男分别于2014年9月10日和2014年10月13日出具内容为“今收到百威公司广告费用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正”的收据，可见，滨富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及由王俊男出具的收据，均与《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关于宣传费的约定相符；再次，滨富公司称上述协议签订后，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期间福迪嘉公司合计向其购买了45522箱啤酒，并提供了274张送货单及销量明细表予以证实。经查，该些送货单由余景民、朱榕兰、杨继宏、苏近德等人签收，滨富公司主张上述签收人员均系福迪嘉公司的工作人员；此外，送货单汇总表及销量明细表虽无福迪嘉公司盖章，但均系根据送货单制作得出的。其中2016年10月、11月、12月的送货单30张，金额合计327215元，扣除已支付的74710元（10月份货款已付部分为银行转账方式支付，12月货款已付部分为现金支付），尚欠252505元。现福迪嘉公司、王俊男均经一审法院及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及举证，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和质证权利，滨富公司提交的《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法定代表人骆智权向王俊男转账支付50万元的转账记录、王俊男向滨富公司出具的收据，以及274张送货单、送货单汇总表及销量明细表等，互相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本院对滨富公司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因此，滨富公司与福迪嘉公司签订的《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严格依约履行。
基于前述分析，滨富公司提供了2016年10月--
12月的送货单及银行明细，证实福迪嘉公司分别欠付2016年10月货款48315元（98315元-50000元）、2016年11月货款98325元、2016年12月货款105865元（130575元-24710元），合计252505元，故滨富公司诉请福迪嘉公司支付货款合计252505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另，滨富公司主张2016年10月、11月、12月拖欠货款的相应滞纳金分别自2016年12月1日、2017年1月1日、2017年2月1日起计算至结清货款之日止，按每日2‰标准计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约定：“次月15日前结清上月上旬货款，次月30日前结清上月下旬货款，如因乙方拖欠甲方货款，甲方有权停止供货，乙方必须向甲方支付每日千分之二的滞纳金；”但涉案协议约定的滞纳金标准过高，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关于不超过年利率24%支付利息的规定计付。故本院酌情调整福迪嘉公司应向滨富公司支付滞纳金为，均按年利率24%标准计付，并分别以48315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1日起计至结清货款之日止，以98325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1日起计至结清货款之日止，以105865元为本金、自2017年2月1日起计至结清货款之日止。对于滨富公司关于滞纳金的诉请中，超出上述部分的，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滨富公司主张福迪嘉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诉请解除涉案《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约定，协议期限为2014年11月8日至2018年11月7日，在此期间，福迪嘉公司保证四年内向滨富公司购进“滨富公司产品”总量合计192000箱，其中百威啤酒不低于48000箱，哈尔滨系列啤酒不低于120000箱，百威纯生系列和其他产品不低于24000箱，如福迪嘉公司不能完成上述销售目标，则顺延协议期至完成销售为止。现经查，根据滨富公司提供自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的送货单统计，两年多的时间里福迪嘉公司仅购买了45522箱货物，即福迪嘉公司在协议约定的一半以上的期间内仅完成了四分之一的销量目标，且福迪嘉公司自2017年1月之后就未再向滨富公司订货，结合前述分析，福迪嘉公司亦已欠付了2016年10月
--2016年12月的货款，故滨富公司主张福迪嘉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请求解除《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滨富公司诉请福迪嘉公司返还宣传费用及赠品折价是否成立的问题。《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约定，若协议期（含顺延期）福迪嘉公司仍未能完成指定销量或者其他原因结束营业，福迪嘉公司必须归还滨富公司给予福迪嘉公司于场内制作的100万元宣传费用，按照合同执行期项比例倒扣。现根据滨富公司提供的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送货单及销量明细表可见，福迪嘉公司共订购产品合共45522箱，而协议约定协议期两年福迪嘉公司销售目标为96000箱，故滨富公司主张福迪嘉公司返还宣传费262906元【50万元-（45522箱/前两年销量96000箱）×50万元】，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赠品折价返还问题，滨富公司主张福迪嘉公司应按比例返还赠品价值，并按照一箱65元来计算。对此，本院认为，《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约定，协议期内，滨富公司一次性赞助哈尔滨罐装2000箱给予福迪嘉公司作内场哈尔滨啤酒品牌推广费用支持（分四期支付，每六个月支付一期及该赠酒不纳入协议期年度销量内）；还约定，协议期内，福迪嘉公司不得违反本协议内的任何一款，并不得以任何理由违约或提前终止与滨富公司的合作，否则，福迪嘉公司除应返还滨富公司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及物品外，还应向滨富公司支付与全部费用等额的违约赔偿金。现滨富公司已向福迪嘉公司交付协议约定的1000箱赠品，而福迪嘉公司存在逾期支付货款及未达销量的违约行为，结合《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中关于“哈尔滨冰纯罐装啤酒开单价格为125元/箱，专场折扣价为65元/箱”的约定，滨富公司主张福迪嘉公司返还赠品哈尔滨冰纯罐装啤酒折价价值34177元{【1000箱-（45522箱/96000箱）×1000箱】×65元/箱}，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王俊男的责任问题。因《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落款担保人处由王俊男签名，且协议约定的宣传费用已由王俊男实际收取，故滨富公司主张王俊男应与福迪嘉公司共同向其承担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亦予支持。
对于滨富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和追加当事人申请，本院认为，滨富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及追加当事人申请，均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故本院对其申请均不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滨富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该部分应予支持，其余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9324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与广州福迪嘉娱乐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签订的《百威啤酒独家促销专场协议》；
三、广州福迪嘉娱乐有限公司、王俊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欠付货款252505元；
四、广州福迪嘉娱乐有限公司、王俊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均按年利率24%标准计付，分别以48315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1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以98325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以105865元为本金，自2017年2月1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
五、广州福迪嘉娱乐有限公司、王俊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返还宣传费262906元；
六、广州福迪嘉娱乐有限公司、王俊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返还赠品折价34177元；
七、驳回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68元，由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负担625元，广州福迪嘉娱乐有限公司、王俊男负担92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68元，由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负担625元，广州福迪嘉娱乐有限公司、王俊男负担924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佩莹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书记员 罗雅之
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