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07民申3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梁炳超，男，汉族，现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星宝电池厂（原新会市司前星宝电池厂），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
法定代表人：梁炳超，该厂厂长。
两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青平，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跃峰。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司前支行（原新会市司前农村信用合作社），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
负责人：容光辉，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永胜、李明报，该行办事员。
再审申请人梁炳超、星宝电池厂因与被申请人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司前支行（以下简称“司前农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新会市人民法院（2001）新法经初字第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4日进行了听证，再审申请人梁炳超、星宝电池厂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青平、张跃峰，被申请人司前农商行的委托代理人李永胜、李明报到庭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申请再审称：2001年3月26日，原新会市司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现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司前支行）诉新会市司前星宝电池厂（以下简称“星宝电池厂”）、梁炳超借款合同纠纷案，在原新会市人民法院（现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受理，2001年4月17日开庭，2001年4月25日作出判决。由于律师李某斌与人串通，恶意冒充梁炳超及星宝电池厂诉讼代理人，并截留相关判决书及上诉通知书，导致梁炳超、星宝电池厂遭受重大损失，梁炳超、星宝电池厂查阅案卷才无意中发现此事。梁炳超、星宝电池厂在原审案卷中发现如下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程序错误，符合再审程序：
一、法院在裁定书中明确说明其对星宝电池厂直接采取查封、冻结的保全方式是依据司前农商行申请，但是却没有申请文书。
2001年3月，司前农商行起诉时，星宝电池厂净资产1200多万元，外面应收账款200多万元，加上抵押的田园某某山庄，总资产超过3000万元，而星宝电池厂对外总的欠款也不过300多万元，而且当时工厂生产正常，24小时开工，工人三班倒加班加点生产，既不存在隐匿、转移、出卖财产的风险、也不存在毁损、灭失的风险。但是原审法院却蛮横采取查封、冻结的方式，驱赶所有工人，瘫痪工厂的生产，不给星宝电池厂任何挽救机会，直接迫使星宝电池厂破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第1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偿还能力的企业法人，一般不得采取查封、冻结的保全措施。已采取查封、冻结保全措施的，如该企业法人提供了可供执行的财产担保，或者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保全的，应当及时予以解封、解冻”。因此，原审法院的财产保全方式明显错误。
在民事裁定书中，明确写明“原告于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既该保全措施不是依职权而是依申请采取的，但是在查看已经归档的卷宗材料，我们并未发现保全申请书一类的法律文书，所以原审法院采取该保全措施明显不符合法定程序，由于保全措施涉及当事人的巨大财产利益，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霸道瘫痪工厂，近乎是在利用手中职权掠夺梁炳超、星宝电池厂财产，原审法院明显的徇私枉法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
二、原审中律师李某斌的“授权委托书”系伪造，李某斌冒充诉讼代理人，导致梁炳超、星宝电池厂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剥夺。
原审中，由于法院查封了星宝电池厂，并驱逐了厂内所有人员，梁炳超当时在外出差，星宝电池厂公章及梁炳超私人印章全部查封于厂内，诉讼过程中，原江门市大卫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某斌伪造星宝电池厂公章、梁炳超私章及梁炳超个人签名，出于不可告人之目的，李某斌伪造授权冒充代理人调取星宝电池厂工商资料，并出庭提交证据帮助司前农商行证明事实，同时虚假陈述消极答辩，连基本的事实都不清楚，我们查看庭审笔录，其行为完全不符合一个律师的行径。同时，我们还发现李某斌所提供的关于星宝电池厂的授权委托书是2001年1月17日，但是司前信用社提交起诉状的时间2001年3月21日，很明显该授权是伪造，这么明显的错误也充分说明原审法院并未认真审核所谓的授权委托书，存在事实查明错误。
在庭审笔录中，我们发现李某斌冒充代理人做如下虚假陈述：（1）司前农商行提交的证据及诉讼请求明明显示本金是300万元，利息683384元，李某斌居然说“本金”是346万元，还代为承认贷款额是对的；（2）李某斌根本不认识梁炳超夫人邓某凤；（3）捏造星宝电池厂亏损并被骗钱的谎言，误导法庭。庭后，李某斌私下截留扣押判决书、上诉通知书，导致星宝电池厂、梁炳超的陈述和申诉的权利被剥夺。
综上，李某斌的冒充代理人行为不仅剥夺了星宝电池厂、梁炳超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同时根据证据规则，法庭所查明的所谓“事实”是不能作为判案依据的。
三、对于星宝电池厂的企业属性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牵强认定梁炳超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存在适用法律错误。
首先，星宝电池厂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清楚写明，星宝电池厂的经济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其次，星宝电池厂的税务登记证（1999）清楚注明登记注册类型是集体企业；再次，案卷中所有的工商行政机关签发的法律文件都显示星宝电池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原审法院仅仅凭一张借款申请书和邓某凤的模糊陈述就推翻法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属性，进而强行认定法定代表人梁炳超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这种事实认定明显错误，徇私枉法之心昭然若揭。
根据公示公信原则，法定机关颁发的法人营业执照及其工商登记资料清楚表明星宝电池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因此，在认定星宝电池厂的企业属性时，根本不能也不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错误的适用法律就是为了让梁炳超承担无限清偿责任。
梁炳超、星宝电池厂再审请求：1、撤销（2001）新法经初字第442号民事判决；2、依法再审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
被申请人司前农商行答辩称：本案再审申请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时间已经超过法定的再审申请的期限，且无法证明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依据的证据有：（1）司前农商行提交的梁炳超在借款人一栏盖章承认欠款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单及星宝电池厂的借款申请书等证据；（2）梁炳超的配偶邓某凤的陈述证明星宝电池厂实际为梁炳超投资开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的证言。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中，司前农商行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举证责任。但梁炳超无提交任何的证据予以反驳或证明其主张，根据法律规定，梁炳超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的查封措施合法。司前农商行起诉时，星宝电池厂已拖欠大量工人工资及银行逾期贷款，已明显的资不抵债，原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1991）》第九十二条“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为保障工人和债权人的权益，法院采取了合法的查封措施，并无不妥。梁炳超与其代理律师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且其所述均是其个推测，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星宝电池厂、梁炳超应该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再审审查查明：李某斌在本案提交给原审法院的授权委托书，其中委托人为梁炳超并有梁炳超个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记载的落款日期为2001年4月16日。委托人为新会市司前星宝电池厂并盖有星宝电池厂公章的授权委托书，记载的落款日期为2001年1月17日。江门市大卫律师事务所出具给原审法院的相应函件，记载“原告新会市司前农村信用合作社诉被告新会市司前星宝电池厂、梁炳超借款合同纠纷案，本所接受新会市司前星宝电池厂、梁炳超的委托，指派李某斌律师担任本十九案被告方的诉讼代理人”，该函件的落款日期为2001年4月16日，并在落款处加盖江门市大卫律师事务所公章。
本案一审判决作出时间为2001年4月25日，并于2001年4月30日送达双方当事人，生效时间为2001年5月15日。
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判决生效时间为2001年5月15日，梁炳超、星宝电池厂提出再审申请的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从一审判决生效到两再审申请人提出再审申请期间，历经1991年通过、2007年修正、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修正）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之规定，应当适用判决作出时实施的、199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审查梁炳超、星宝电池厂提出的再审申请。但对应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的再审诉求，如果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而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应司法解释有规定，应当适用新规定。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应当围绕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据此，本院围绕梁炳超、星宝电池厂提出的再审事由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申请再审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依据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该条规定中的二年为不变期间，自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计算。据此，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限在2003年5月15日已经届满。
梁炳超、星宝电池厂在本案再审听证过程中提出，其于2015年11月到原审法院查阅卷宗，才发现原审法院诉讼保全程序违法，李某斌冒充代理人，梁炳超、星宝电池厂据此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其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因此，根据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梁炳超、星宝电池厂自知道新证据、伪造证据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再审，没有超过法定期限。
本院认为，按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保全的规定，仅赋予不服裁定的当事人享有申请复议权，并没有赋予不服诉讼保全裁定的当事人享有再审申请权。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原告方当事人申请诉讼保全以及人民法院实施诉讼保全的行为，与作出民事判决没有必然联系；原审法院是依据司前农商行提交的与借款合同设立、履行有关的证据材料作出一审判决，梁炳超、星宝电池厂所提交的有关诉讼保全情况的证人证言，并非一审判决的证据，更不属于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新证据；梁炳超、星宝电池厂认为这些证人证言是新证据，并以此为联结点主张适用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认为可以从2015年11月开始重新起算六个月的申请再审，其申请再审没有超过法定期限，梁炳超、星宝电池厂该主张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梁炳超、星宝电池厂以原审法院诉讼保全程序违法为首要理由，申请撤销一审判决，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
另外，李某斌作为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的代理人，提交了完整的授权委托手续并全程参与诉讼，其出具给原审法院的星宝电池厂作为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落款日期为“2001年1月17日”，结合与之关联的18宗案件同一授权委托书落款日期均为“2001年4月17日”，并且律师事务所出具给原审法院的函件列明是担任十九宗案件的代理人，足以判断该处的“1月”明显为笔误，应为“4月”。该笔误并不影响委托授权的真实性、合法性，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现以李某斌冒充其代理人参与诉讼，并与对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的合法权益，除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的单方陈述以外，没有其他证据支持该再审事由，梁炳超、星宝电池厂据此主张原审法院伪造证据作出裁判，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作出涉案判决，不存在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的应当再审情形，梁炳超、星宝电池厂以此为由主张其申请再审没有超过法定期限，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向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的代理人李某斌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判决书等等法律文书，李某斌也已经代表被告方当事人参加诉讼、签收法律文书，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没有剥夺被告方当事人的应诉答辩权、辩论权、上诉权、申诉权。
既然梁炳超、星宝电池厂在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没有行使申诉权，也不存在适用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重新起算申诉期限的情形，其就本案所提申诉，已经超越法定申请再审期限。
关于星宝电池厂企业性质问题。原审法院根据梁炳超向金融机构自认为借款人，星宝电池厂出具的借款申请书记载星宝电池厂名为集体实为梁炳超开办的私营企业，梁炳超妻子对此亦予以确认等证据，认定星宝电池厂是梁炳超开办的私营企业，进而判决梁炳超对星宝电池厂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梁炳超、星宝电池厂提出再审，一方面否定己方代理人的诉讼代理行为，另一方面却又把己方代理人在一审期间所提交的星宝电池厂工商登记资料作为申请再审的证据，其诉讼行为自相矛盾，而且该部分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梁炳超、星宝电池厂该再审事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依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和法释（2015）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的再审申请。
如再审申请人梁炳超、星宝电池厂仍不服广东省新会市人民法院（2001）新法经初字第442号民事判决，可依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向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审判长 梁平惠
审判员 张 锋
审判员 陈汉锡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陈仲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