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114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28年9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刘某之女），女，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大伟，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男，1970年1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福生，北京市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1，女，1969年9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刘某、上诉人高某因与被上诉人郭某1婚姻家庭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9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蒋巍担任审判长，法官王朔、付辉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1日、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的诉讼代理人郭某、董大伟、上诉人高某及其诉讼代理人薛福生、被上诉人郭某1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某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郭某1、高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归纳的焦点不正确。本案唯一的焦点是高某是否应对通州法院（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民事判决中返还刘某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二、（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案件审理期间高某担任郭某1的委托代理人，二人明知败诉已成定局，在法院判决前离婚就是为了逃避债务。如此分割财产不符合常理。1113号房屋是2010年郭某1与高某拆迁安置所得，价值在400万元以上。三、（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民事判决是一份生效判决，对郭某1答辩中的相关事实已经作出了认定，证人证言未被法院采信，但本案中一审法院却全盘接受，并作出与之前的生效判决相悖的认定。刘某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对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反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这样的认定是错误的。高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改判高某对拆迁款的返还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拆迁款未用于郭某1和夫妻共同生活，完全是超额用在了郭某2身上，刘某不可能不清楚，之前的一审判决非常不负责任。二、只能说本案的一审法院才是真正的查明了事实。同意一审关于拆迁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判决。三、开庭后找到229561.12元用于郭某2车辆抵押及保险等费用的支出，已经远远超过91万元的拆迁款数额。郭某1辩称：郭某1受刘某委托已把钱花在刘某及其孙子的生活上了。同意高某的上诉请求。刘某在一审中起诉称：1.判令高某对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郭某1返还刘某919178元拆迁款的债务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及案件受理费6496元承担连带返还责任；2.诉讼费用由高某、郭某1负担。事实和理由：刘某系郭某1的母亲，高某与郭某1原系夫妻关系。刘某原有北京市通州区××号房屋一套。2010年8月16日，郭某1以刘某代理人的身份，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协议，约定刘某可取得补偿及各项补助款总计919178元。上述协议签订后，刘某将房屋腾空并交付拆迁人，拆迁补偿及各项补助款由郭某1领取。因郭某1拒绝返还刘某拆迁款项，故刘某将其诉至法院。后法院判决郭某1返还刘某拆迁款919178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6496元。判决生效后，执行过程中，刘某发现郭某1与高某已于2016年9月离婚，二人名下房产等财产归高某所有。刘某认为，法院判决书中确定的郭某1的债务应属于郭某1与高某的夫妻共同债务，二人离婚系出于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的行为，故诉至法院。高某辩称，承认刘某所述的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刘某房屋被拆迁，法院判决郭某1向刘某返还拆迁款，高某与郭某1离婚以及二人房产等财产归高某所有的事实。但郭某1代刘某领取的拆迁款已经用于刘某及其孙子郭某2（以下简称郭某2）的住房、装修、购车、日常花费等，并未用于郭某1与高某的夫妻共同生活，不应当认定为郭某1与高某的夫妻共同债务；郭某1与高某离婚系因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某为家庭付出太多，而郭某1为家庭付出较少，故二人离婚，并约定房产、车辆等财产归高某所有；郭某1与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即房产、车辆均是使用高某、郭某1、高某1的拆迁款购买的，并未使用刘某的拆迁款。综上，故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郭某1辩称，承认刘某所述的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刘某房屋被拆迁，法院判决郭某1向刘某返还拆迁款，高某与郭某1离婚以及二人房产等财产归高某所有的事实。但郭某1代刘某领取的拆迁款已经用于其与刘某共同生活期间的日常花费以及郭某2的住房、装修、购车、日常花费等，并未用于郭某1与高某的夫妻共同生活；郭某1与高某离婚系因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某为家庭付出太多，而郭某1为家庭付出较少，故二人离婚，并约定房产、车辆等财产归高某所有。综上，故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系郭某1之母。郭某1与高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5年12月28日办理结婚登记，于1996年10月29日生育一女高某1，于2016年9月7日办理离婚登记。刘某原有北京市通州区××号房屋一套。2010年8月16日，案外人北京新城基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基业公司）与刘某的委托代理人郭某1签订《北京市通州区××区改造项目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约定：拆迁补偿人为新城基业公司，被拆迁补偿人为刘某；刘某房屋坐落在拆迁范围内××号，认定建筑面积32.03平方米；刘某按照本协议约定腾退腾房的情况下，可取得的补偿及各项补助款总计919178元。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刘某房屋被拆除，新城基业公司将919178元拆迁款存入刘某名下的银行账户，郭某1领取了该笔拆迁款。因就该笔拆迁款产生争议，刘某将郭某1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郭某1返还该笔拆迁款，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22日作出（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郭某1返还刘某拆迁款919178元及相应利息，案件受理费6496元由郭某1负担。该判决现已生效。刘某原与郭某1共同居住于北京市通州区××号，该房屋拆迁后，刘某与郭某1共同居住于北京市通州区××1004室房屋（以下简称1004室房屋），该房屋为拆迁安置房。自2015年11月15日开始，刘某与其女郭某共同生活。2016年9月7日，高某与郭某1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自愿离婚；高某1由高某抚养；位于北京市通州区××1113号房屋（以下简称1113号房屋）及车牌号为×××的别克牌汽车归高某所有，郭某1的个人衣物归郭某1所有；因拆迁协议造成的财务纠纷由郭某1个人负责解决。一审另查，高某、郭某1、高某1均原有北京市通州区××号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17.49平方米、7.35平方米、8.64平方米。三人于2010年8月16日分别与新城基业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由新城基业公司拆迁上述房屋，并由新城基业公司分别给付高某拆迁款500510元，给付郭某1拆迁款194994元，给付高某1拆迁款301523元。上述协议签订后，新城基业公司已将上述款项给付高某、郭某1、高某1。2012年，高某购买1113号房屋，该房屋为拆迁安置房，购房款为662650元。2014年12月11日，高某购买车牌号为×××的别克牌汽车，购车款为269900元。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于郭某1领取的刘某的919178元拆迁款是否用于郭某1与高某的夫妻共同生活存在争议。刘某主张，郭某1与高某离婚，并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归高某所有系二人逃避债务的行为，但是并未出示相应证据。高某主张，其与郭某1离婚时分得的房产、车辆均是使用高某、郭某1、高某1的拆迁款购买的，并提供高某、郭某1、高某1的拆迁补偿协议以证明其主张。郭某1主张其领取的刘某的919178元拆迁款已经用于刘某与郭某1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花费，以及郭某2的生活花费等费用，并提供了2010年8月22日至2016年期间的购房款、购车款、电费、燃气费、通信费、水费、车位费、供暖费、照明费、物业费、教育费票据，并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郭某2及张某1出庭作证。据郭某2陈述，其与刘某、郭某1原共同居住于北京市通州区××号房屋，该房屋拆迁后，刘某即与郭某1共同居住于1004室房屋，高某并未居住于该房屋。经刘某指示，郭某1为郭某2购买并装修了北京市通州区××2106号房屋（以下简称2106号房屋），该房屋为拆迁安置房。此外，2106号房屋的水电费、物业费等费用，以及郭某2名下的车牌号为×××的丰田牌小型客车的购车款等费用，郭某2之子郭亦宸的教育花费等费用，均是郭某2向刘某要求，经刘某指示，由郭某1实际交纳。故综合现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对于郭某2所陈述事实予以认可。另据郭某2陈述以及一审法院查明，郭某2原有北京市通州区××号房屋，建筑面积7.34平方米，该房屋于2010年8月16日拆迁后，取得拆迁款119376元，该款项由郭某2自行取走。郭某2曾于2015年1月27日向案外人彭某借款6万元，并以其名下车辆为抵押，后将车辆赎回。该证据亦可证明郭某2所领取的119376元拆迁款已经自行消费完毕，并未用于其名下房屋、车辆及日常生活花费。据张某1陈述，2106号房屋系由张某1于2011年进行装修，装修款共计15万元，系郭某1以现金方式给付。一审法院综合2106号房屋所在区域于2011年的装修市场价格，对张某1所陈述的事实予以认可。经一审法院核实郭某1提交的证据，自2010年8月22日至2015年11月15日期间，刘某与郭某1共同居住的1004室房屋的水电费、物业费等费用共计15277.31元；自2010年8月22日至2015年11月15日期间，购买郭某2名下的房屋、车辆以及郭某2的日常生活花费共计761441.01元。上述费用总计776718.32元。一审法院认为，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某诉高某、郭某1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为郭某1领取的刘某的919178元拆迁款是否用于郭某1与高某的夫妻共同生活；其二为刘某对于上述事实是否明知。关于郭某1领取的刘某的919178元拆迁款是否用于郭某1与高某的夫妻共同生活，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刘某与郭某1共同居住于北京市通州区××号房屋，上述房屋拆迁后，二人共同居住于1004室房屋直至2015年11月15日。经一审法院核实，刘某与郭某1共同居住期间，1004室房屋的物业费等相关费用以及购买郭某2名下房屋、车辆并交纳物业费等相关费用共计花费776718.32元。庭审过程中，郭某1辩称其领取的919178元拆迁款已经全部用于其与刘某共同生活期间的日常花费以及郭某2的住房、装修、购车、日常花费等，但是并未对776718.32元以外的部分充分举证，高某亦未就该部分款项未用于其与郭某1的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充分举证，故一审法院认定郭某1领取的919178元拆迁款中，有776718.32元并未用于高某与郭某1的夫妻共同生活。第二，高某主张其与郭某1离婚时分得的房产、车辆均是使用高某、郭某1、高某1的拆迁款购买。经一审法院查明，高某、郭某1、高某1三人的拆迁款共计997027元，高某分得的房产及车辆总价款为932550元。高某与郭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家庭成员取得的拆迁款数额大于其购买房产及车辆的款项数额，且高某有工作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日常支出，故高某的该项答辩意见符合常理，且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刘某是否明知郭某1将776718.32元拆迁款用于刘某与郭某1共同生活期间的日常花费以及郭某2的住房、装修、购车、日常花费等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刘某、郭某1、郭某2曾长期共同居住于北京市通州区××号房屋，该房屋拆迁后，刘某即与郭某1共同居住于1004室房屋，郭某2居住于2106号房屋，上述房屋均为同一小区的拆迁安置房。关于1004室房屋的日常花费以及郭某2的住房、装修、购车、日常花费，均是由郭某1实际负责交纳。在上述拆迁、购房、装修、购车以及日常生活过程中，刘某与郭某1一直共同居住，故刘某对上述事实显然明知。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郭某1领取的刘某的919178元拆迁款中，有776718.32元并未用于高某与郭某1的夫妻共同生活，且刘某明知上述事实，故高某不应对该部分债务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因高某及郭某1均未对919178元拆迁款中776718.32元以外的部分未用于二人的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充分举证，故相应不利后果应由郭某1、高某承担，高某应当对郭某1欠付刘某的142459.68元拆迁款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对于刘某要求高某对郭某1欠付的6496元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按照支持刘某的诉讼请求的比例，确定高某对其中的1007元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综上所述，故刘某要求高某对郭某1欠付刘某的拆迁款及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诉讼请求合理，证据充分，对其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某要求高某对郭某1欠付刘某拆迁款的债务利息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高某对于郭某1返还刘某142459.68元拆迁款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高某对于郭某1负担的1007元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三、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刘某、高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刘某提交的存折（用以证明其除了拆迁款之外有其它收入）以及高某提交的保险合同、车辆保险单、燃气费等（用以证明拆迁款已为郭某2等人所用），均非新证据，且刘某提交的证据与本案高某是否应对郭某1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焦点问题无直接关联性，高某提交的证据与已生效的（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故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2017年11月10日，高某于二审第一次庭审后再次提交一张字条，内容为：“本人刘某自愿将自己的拆迁款由郭某1支配。刘某2011年1月13日”，刘某签名处有指纹。该证据用以证明郭某1经过授权支配拆迁款，高某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经庭审质证。刘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字条中的指纹与刘某本人十指指纹不一致，如郭某1一直保存着这份证据，在（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案件中，即使找不到，郭某1也应提出刘某给过其授权，但是她没有相关的陈述。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高某是否应当对（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民事判决确认的郭某1所欠刘某90余万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而非郭某1是否尚欠刘某90余万元的问题，因此，高某二审中提交的该证据并非本案的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中补充查明：（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郭某1是否经刘某同意将此拆迁款支出并用于他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郭某1以刘某委托代理人身份与新城基业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领取了刘某的拆迁款存折及款项。郭某1辩称拆迁款经过刘某同意用于案外人刘某孙子郭某2买车、买房及装饰装修，用于郭某2之子缴纳托费及购买保险等，以及上述二人的日常花销，因郭某1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经过刘某同意处分上述拆迁款且刘某对此亦予以否认，故对郭某1此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刘某要求郭某1返还拆迁款，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判决：郭某1返还刘某拆迁款919178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刘某自2016年3月22日起至上述拆迁款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6496元由郭某1负担。该判决现已生效。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各方的意见，案件的焦点问题即为高某是否应对郭某1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已生效的（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认定“因郭某1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经过刘某同意处分上述拆迁款且刘某对此亦予以否认，故对郭某1此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故对刘某要求郭某1返还拆迁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与已生效的（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民事判决认定相悖，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郭某1未能证明该债务为个人债务，亦未证明本案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情形，故应认定（2016）京0112民初10729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郭某1所负债务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因此，高某应当对郭某1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刘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高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9511号民事判决；二、高某对郭某1返还刘某的拆迁款九十一万九千一百七十八元承担连带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清；三、高某对郭某1返还刘某的拆迁款九十一万九千一百七十八元的利息（自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上述拆迁款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承担连带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清；四、高某对于郭某1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六千四百九十六元承担连带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清；五、驳回高某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28元，由郭某1、高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035元，由郭某1、高某负担（高某已交纳3149元，余款988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 巍审 判 员  付 辉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吴可加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