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98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大享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609561828L。
法定代表人：曾建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福林，广东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祖伟，浙江东方绿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存胜，男，197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姝，广东广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东晶才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容山居委会乐安南路4号6楼，注册号440681000683008。
法定代表人：刘国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健衡，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菊婷，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存胜、原审第三人广东晶才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才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21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存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享公司立即向汪存胜偿还借款640万元及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本金之日止（利息自2016年8月3日起暂计至2016年12月2日为512000元，合计6912000元）；2.大享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晶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国昌向晶才公司转账的情况：2015年12月29日16时18分前分三笔转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合计250万元，2016年3月18日15时2分转100万元，2016年3月24日15时28分左右转2笔100万元、16时10分转90万元。晶才公司收到上述每笔款项后立即向大享公司转账，具体情况为：2015年12月29日16时21分转250万元[自助业务回单中用途注明为“借款(250万)”]，2016年3月18日15时15分转100万元（自助业务回单中用途注明为“短期借款”），2016年3月24日15时40分转200万元（自助业务回单中用途注明为“大享向晶才借款”）、16时30分转90万元（自助业务回单中用途注明为“大享向晶才借款90万元”）。晶才公司与大享公司之间就上述640万元借款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双方口头约定按每月3%的利率计算利息。
2016年5月18日，大享公司作为借款人（甲方），汪存胜作为贷款人（即出借委托方，丙方），晶才公司作为受委托方（笔误为“委托方”，乙方），三方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约定：一、大享公司委托晶才公司向汪存胜借款640万元，晶才公司汇入大享公司明细如下：2015年12月29日250万元、2016年3月18日100万元，2016年3月24日200万元、90万元两笔。借款期限统一延至2016年6月18日止，合计利息64000元，如借款本金、利息到期大享公司未能归还给汪存胜的，大享公司同意每天利息费用调整为0.5%每天，如超还款日10天，汪存胜有权要求大享公司一次性归还全部借款本金、利息、逾期还款利息，且大享公司应向汪存胜一次性支付相当于借款本金总额的30%的违约金，并由大享公司承担汪存胜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另外，如超期10天未能还款，大享公司同意汪存胜委托晶才公司以不低于市场15%的价格销售大享公司存放于晶才公司内属于大享公司的所有货物，以上所得全部应收货款及货物销售款全部用作归还大享公司拖欠汪存胜所有借款本金、借款利息、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全部债务和费用，直至清偿全部债务和费用止。黄定国在《委托借款确认书》底部“甲方负责人”处签名，晶才公司在“乙方盖章”处盖章（无签名），汪存胜本人在“丙方签名”处签名。底部的“日期”处空白，抬头右上角署明“编号：20160518”。
同日，黄定国向晶才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昌出具了一份利息确认表，该确认表内容列有“借款方:大享”，“汇款日期，原借款本金，现欠本金，至2016.05.18利息”，黄定国在“确认人、日期”一栏签名并署上日期。
同日，刘国昌妻子邓巧玲与大享公司针对640万元的本息计算进行对账并制作了《截止到2016.05.17日对账清单》，该清单上列明的“借款人”（法院注明：应为“出借人”的意思表示）为刘国昌，邓巧玲在对账清单“承认”一栏上签名，备注中注明3%月利息）。晶才公司向大享公司以支票方式（顺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编号为3528*******）支付货款555310元，同时大享公司将该支票交付给邓巧玲用于支付640万元借款2016年5月17日前的利息。邓巧玲为此向大享公司出具收据四份（编号852****、8529****、852****、8529****），合计收取640万元的利息为555310元，收据出具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
2016年6月18日，邓巧玲在大享公司与其就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借款本息进行对账的《截止到2016.04.15日对账清单》“承认”一栏上签名，该清单上列明的“借款人”（法院注明：应为“出借人”的意思表示）为刘国昌，清单列明从2016年1月15日至5月31日止500万的利息为692333.33元，从2016年1月30日至5月31日止300万的利息为528000，从2016年2月1日至5月31日止400万的利息为528000，该清单的备注写明：“支票号码为35290000，金额为2051433元，300万借款刘总金额为375100元，400万借款刘总金额为792000元，比大享多计267100元，双方协商同意将多计金额用于付640万元6.18-7.18日利息192000元和7.18-8.18日部分利息75100元。”，备注下的空白处用手写：2051433（收款总额）-372000（300万）-528000（400万）-692333（500万）-192000（640万）=267100（多收）。在“制表：傅媛媛”旁有“6/315.08”的手写字样。在清单的最右侧写有“在2016/6/3日刘总带的支票让大享背回带回，支票号码为35290000”。晶才公司向大享公司以支票方式（顺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编号为35290000）支付货款2051433元，同时大享公司将该支票交付给刘国昌用于支付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借款的利息以及640万元借款的利息。邓巧玲为此向大享公司出具收据2份，其中编号8529289的收据写明收到大享公司支付640万元借款从2016年5月18日-6月17日期间的利息192000元；编号8640393的收据写明收到大享公司支付640万元借款从2016年8月2日前的利息267100元。
2016年8月3日，刘国昌通过转账向汪存胜支付了500万元，诉讼中，汪存胜与刘国昌、邓巧玲承认由邓巧玲代汪存胜向大享公司收取640万元的利息，第四次开庭时刘国昌与汪存胜共同确认500万元中1014410元是属于代付640万元利息。
之后，大享公司没有按照约定还款付息。
2016年11月28日，刘国昌出具证明称刘国昌接受汪存胜的委托向晶才公司转入640万元（具体的转账情况如上）。2016年12月20日，汪存胜提起本案诉讼。
2017年1月2日，晶才公司向大享公司发出《工作联系函》称：“贵司发给我司的所有法律文书中未经我司书面确认的均不是事实，也不具有任何法律免疫力。我司没有以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表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抵消关系，贵司与他人的债权债务关系烦请自行协商解决，与我司无关。特此说明。”。
另查明：2014年8月1日，汪存胜与刘国昌、邓巧玲夫妻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01），约定汪存胜合计出借500万元给刘国昌、邓巧玲，期限为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前两个月利息为每月125000元，后十个月利息每月10万元。签约之前，汪存胜于2014年6月8日已通过转账出借700万元给刘国昌、邓巧玲账户，之后刘国昌通过邓巧玲账户于7月2日还了200万元。
2014年10月4日，汪存胜与刘国昌、邓巧玲夫妻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04），约定汪存胜合计出借500万元给刘国昌、邓巧玲，期限为2014年10月4日至2015年10月3日，两个月按金款为20万元，借款利息为每月10万元。签约后，汪存胜转账470万元给刘国昌账户。
再查明：2015年5月19日，曾泓杰、黄定国、陈玉莲、刘国昌、李惠华（仅参加财务流程讨论）出席“晶才合作/雄腾加工事宜”会议，曾泓杰、黄定国、刘国昌三人均在《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会议记录表》6页的“确认”栏上签名，并加署签名时间“2015.5.22”。
2015年10月13日，黄定国在《微晶玻璃熟料回收协议》空白处签署“请卖回收熟料，价格另定”并签名。
2016年5月5-6日，黄定国、陈婕、曾泓杰等三人作为大享公司的代表与晶才公司的代表刘国昌出席了会议，并在《晶才2016年5月6日会议记录》上签名确认有关货款的结算。2016年7月2日，黄定国代表大享公司分别在《晶才付大享货款》、《大享开发票给晶才明细》（注明：2页2个版本但内容完全一样）“大享确认”一栏签名，刘国昌在“晶才确认”一栏签名。
2016年5月18日，黄定国代表大享公司在向刘国昌借取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借款的《利息表》的“确认人”一栏签名并署上日期。2016年7月3日，黄定国代表大享公司在向刘国昌的借取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的《利息确认对帐单》上签名确认。
黄定国曾作为大享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晶才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黄定国在“委托代理人”一栏签名并加盖大享公司公章。
诉讼中，汪存胜根据法院要求提供了其具有出借能力的相关证据（包括其名下的房产以及车辆）以及汪存胜与刘国昌之间大量的经济往来的转账材料，法院予以确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汪存胜、大享公司与晶才公司三方均确认通过晶才公司的账号向大享公司的账号转账出借了640万元且借款尚未偿还，大享公司确认曾欠晶才公司640万元借款。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汪存胜是否享有向大享公司主张640万元借款的债权，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本案是否存在大享公司委托晶才公司向汪存胜借款事实的问题。首先，根据汪存胜提供的证据4即4张《自助业务回单》，四笔借款中的两笔借款200万元、90万元，2016年3月24日2张《自助业务回单》的“用途”均注明为“大享向晶才借款”，结合有刘国昌妻子邓巧玲签名确认的640万元《截止到2016.05.17日对账清单》列明出借人为刘国昌以及晶才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昌本人在第三次开庭时的陈述承认（见一审判决第12、13页），法院认定晶才公司向大享公司转账四笔借款合计640万元之时即2016年3月24日以及2016年5月17日止，是大享公司直接向晶才公司借款，并非晶才公司受托向大享公司转付借款，大享公司与晶才公司之间存在64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对于汪存胜本人主张从2015年12月29日开始就属于委托出借的陈述，法院不予采纳。汪存胜提供的证据3中的《证明》，法院不予认定。汪存胜根据2016年5月18日《委托借款确认书》起诉主张存在大享公司直接委托晶才公司向汪存胜借款640万元的事实，依据不足，法院不予认定。
其次，汪存胜根据2016年5月18日《委托借款确认书》是否构成享有向大享公司主张640万元借款的债权，即黄定国2016年5月18日在《委托借款确认书》的签名，是属于有权代理的职务行为还是属于无权代理但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黄定国并没有得到大享公司委托借款的书面授权，但根据第四次开庭大享公司针对晶才公司补充证据五而提出的反驳补充证据即《晶才2016年5月6日会议记录》、《晶才付大享货款》、《大享开发票给晶才明细》，结合晶才公司提供的补充证据《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会议记录表》、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借款的《利息表》以及黄定国曾作为委托代理人与晶才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等事实，足以证实黄定国属于大享公司委托与晶才公司从事货物买卖以及货物结算、借款本息对帐等事务的代表，即委托代理人，作为相对人的汪存胜以及晶才公司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法院据此认定黄定国代表大享公司就640万元借款由向晶才公司借取变更为向汪存胜借取而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属于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2016年5月18日《委托借款确认书》对于大享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汪存胜对大享公司享有64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大享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建煌在第三次开庭时称黄定国不是其员工，仅是帮忙看账的陈述，与大享公司与晶才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黄定国还参与了具体的货物购销、晶才合作/雄腾加工事宜的商谈相矛盾，故法院对于大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以及大享公司的答辩主张不予采纳。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黄定国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不构成表见代理，基于本案晶才公司对大享公司享有64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晶才公司有权将64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转让给汪存胜并通知大享公司，黄定国作为大享公司与晶才公司从事货物买卖以及货物结算、借款本息对帐等事务的代表，即使无权代理同意变更出借人而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且不构成表见代理，黄定国也仍然有权接受晶才公司的有关债权转让的书面文件的送达，黄定国接收通知的行为也应当对大享公司具有法律效力，即黄定国在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上签名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接受通知的行为，对于大享公司也应当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法院认为，汪存胜基于与大享公司、晶才公司三方的三角债的关系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而取得了对大享公司享有64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汪存胜起诉请求大享公司支付640万元的借款本金以及从2016年8月3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的利息，理由成立，依法应予以支持。
二、关于大享公司答辩主张对晶才公司享有货款债权可抵销其借款债务的问题。根据法院确认大享公司提供的2017年1月2日晶才公司出具的《工作联系函》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实大享公司向晶才公司行使抵销权的具体事项，而且该《工作联系函》亦是在本案汪存胜起诉之后在诉讼中出具的。退一步来讲，即使大享公司的主张成立，于2016年8月5日行使了抵销权，但其行使的时间也是在2016年5月18日之后，即抵销权行使在债权人即出借人已经变更为汪存胜之后，抵销也不能生效。综上，大享公司主张对晶才公司享有货款债权可抵销其借款债务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大享公司以向刘国昌借取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的手续非常齐全、严谨而《委托借款确认书》手续不齐全为由主张《委托借款确认书》对大享公司不具有约束力的问题。本案中，大享公司主张向晶才公司借取1040万元的所有款项也没有签订借款合同，而且1040万元中的300万元《账户交易明细回单》注明交易的用途也是货款订金，故大享公司的两项主张的证据依据自相矛盾，故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大享公司主张汪存胜没有出借能力的问题，根据诉讼中汪存胜提供其名下的房地产、车辆以及各种经济往来的转账凭证，法院确认汪存胜具有640万元的出借能力，故对大享公司提出质疑不予采纳。
最后，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已经由法院裁定由申请人汪存胜负担，因汪存胜的诉讼请求已经得到支持，该财产保全申请属于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合理的诉求，故汪存胜请求大享公司向其支付该笔申请费用的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大享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汪存胜偿还借款本金640万元及利息（以应偿还借款本金64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3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二、大享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汪存胜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184元（已由汪存胜预交）、文书鉴定费33800元（大享公司已预交），全部由大享公司负担。
大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汪存胜的起诉；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汪存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案由并非债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仅能在民间借贷纠纷范围内作出判决。一审法院未向诉讼参与人释明变更本案法律关系或者案由，未向诉讼参与人提示应按照债权转让方向予以举证及抗辩。汪存胜、晶才公司并未针对是否涉及债权转移问题作出任何陈述、主张及提交辩论意见，汪存胜在本案中无接受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晶才公司自始至终均不认为存在涉案债权转移之事由。一审判决以债权转让事由认定本案事实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作出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二、汪存胜对晶才公司、刘国昌、邓巧玲不享有任何债权，其无权通过“变更”借款合同主体方式获取案涉债权。1.晶才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并区别于自然人刘国昌，汪存胜与刘国昌、邓巧玲之间如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均与晶才公司无关，本案也无证据证明汪存胜对晶才公司享有债权。2.汪存胜对刘国昌、邓巧玲不享有债权，即使存在债权，该债权也已消灭。三、晶才公司对大享公司的640万元借款债权不可能发生转移。1.刘国昌未向大享公司、黄定国交付《委托借款确认书》原件或者复印件，对大享公司、黄定国不产生接受通知的效果，大享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委托借款确认书》不应对大享公司具有法律效力。2.《委托借款确认书》不属于债权转让协议，其内容与案涉债权转让内容毫无关联。3.晶才公司与大享公司互负债务，晶才公司拟转让案涉借款债权的行为受到法律限制，即晶才公司的该案涉借款债权不得转让。四、晶才公司对大享公司的640万元借款债权没有发生转移。在形成《委托借款确认书》后，大享公司仍继续向晶才公司支付案涉借款利息，晶才公司仍继续向大享公司收取案涉借款利息。在此期间，晶才公司从未提及、披露是否受其他债权人委托收款，汪存胜从未在此期间向大享公司以任何电话、信函方式催讨过案涉债权本息。
汪存胜辩称，汪存胜提交的《委托借款确认书》已经把各方的法律关系表述得很清晰。其中，黄定国作为大享公司的代表在《委托借款确认书》上的签名已经确认了汪存胜对大享公司享有640万元债权，故大享公司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判。
晶才公司述称，一、一审法院通过四次庭审查清相关事实，且其中的一次庭审当事人本人已出庭亲自陈述。大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建煌也承认借款的事实，只是否认向汪存胜借款。而事实上，当时大享公司需要资金周转，其本来是要向晶才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昌借款。二、大享公司向刘国昌借款时，刘国昌明确表示其没有钱，但表示可以帮忙向汪存胜借款，大享公司同意后才签订了《委托借款确认书》。《借款确认书》之所以把乙方写成晶才公司，是因为刘国昌不想以个人名义充当该笔借款的中间人，才以刘国昌与大享公司共同合作成立的晶才公司作为委托方签订该份借款合同，大享公司的其主要观点是承认借款，只是不承认向汪存胜借款。大享公司承认借款却没有借据证明是向第三人借款。另外，大享公司认为第三人欠其巨额货款，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若第三人拖欠货款，大享公司绝对可以要求晶才公司向其支付货款，而不应当是借款。三、大享公司否认与刘国昌合作成立晶才公司，晶才公司提供的会议纪要已表明晶才公司是大享公司与刘国昌共同商讨成立的。四、晶才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多次的庭审中明确表示晶才公司根本没有能力且没有向大享公司出借过任何款项。五、大享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借款已偿还。综上，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是法律对合同履行原则的规定。本案中，汪存胜、晶才公司、大享公司的工作人员黄定国共同签订《委托借款确认书》，大享公司在上诉状中确认黄定国在该司广东办事处签署该确认书。可见，《委托借款确认书》是汪存胜、晶才公司、大享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前述法律规定，严格履行各自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据此，虽然案涉借款640万元的收支发生在晶才公司、大享公司之间，相应的转账凭证亦注明该款是上述两公司之间的借款，但汪存胜、晶才公司、大享公司在其后已通过《委托借款确认书》重新确认案涉640万元的借贷双方，即汪存胜是贷款人，大享公司是借款人，晶才公司只是借款收支的经手人。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贷关系发生在晶才公司与大享公司之间，晶才公司与汪存胜存在债权转让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大享公司提出汪存胜与晶才公司、刘国昌或邓巧玲之间不存在债权、案涉借款债权不发生转移等上诉事由。大享公司提出该部分主张的前提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债权转让事实。如前所述，本院已否定汪存胜、晶才公司对案涉借款存在债权转让的关系，并确认汪存胜与大享公司之间的直接借贷关系，故对大享公司关于债权转让方面提出的异议，在二审阶段已无审查必要，本院对大享公司的该部分主张不予采纳。
根据《委托借款确认书》的约定，大享公司向汪存胜偿还案涉借款及利息。大享公司在上诉状中承认该司曾有付息行为，该自认能够印证案涉640万元借款债务的真实存在。因此，大享公司应当按照确认书的约定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大享公司对汪存胜承担还款责任，虽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仍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635元，由上诉人湖州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健南
审 判 员 姜欣欣
代理审判员 唐铭焕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邱雪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