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民申字第4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冯建利。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吕洪进。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成武县科技开发中心。住所地：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政府*楼。
法定代表人：张靖，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会领，山东文亭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晨，山东文亭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冯建利、吕洪进因与被申请人成武县科技开发中心（以下简称开发中心）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民再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冯建利、吕洪进申请再审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和第六项的规定，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确认本案商业秘密所有权人为冯建利。其主要理由为：（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中药杀菌净”技术的原始配方提供人不是冯建利而是倪某，缺乏证据证明。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鲁民再字第20号民事裁定已经确认，“中药杀菌净”技术原始配方提供人是倪某的事实认定证据不足。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技术原始配方提供人不是冯建利而是倪某，事实认定错误。2.冯建利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其是“中药杀菌净”技术原始配方的提供人。冯建利提交的2005年1月21日加盖山东省成武县科技局公章的证明、2007年3月22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山东省成武县科技局副局长李某的调查笔录、2007年3月28日山东省金乡县公安局对李某的询问笔录、2007年4月30日山东省金乡县公安局对原山东省成武县科委副主任牛某的询问笔录及牛某出具的书面证明、2007年6月8日山东省金乡县公安局对倪某的父亲倪某甲的询问笔录等五份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冯建利是“中药杀菌净”技术原始配方的提供人，倪某不是提供人。3.开发中心提供的证据具有效力瑕疵，证明力较弱且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开发中心提交的（1995）第9号《科技计划专项合同》、《关于成立“中药杀菌净”课题研究小组的决定》、《中药杀菌净研制方案》、《中药杀菌净生产工艺及中草药配方研制总结报告》等证据，以证明原始配方的提供人是倪某。首先，在上述证据中只有《中药杀菌净研制方案》中有“在倪某同志提供的采用中医祖传秘方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的记载，其他证据均没有技术配方提供人的直接记载。但是，倪某本人系《中药杀菌净研制方案》的制作人，且上述表述不仅与其父倪某甲在公安机关调查笔录中关于倪某不懂中医的记载相矛盾，而且与李某、牛某在公安机关调查笔录中的记载相矛盾。因此，《中药杀菌净研制方案》不能证明倪某是技术配方提供人。其次，2007年3月22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某的询问笔录、2007年4月30日山东省金乡县公安局对牛某的询问笔录均证明了《科技计划专项合同》、《关于成立“中药杀菌净”课题研究小组的决定》文件的形成背景。以上证据与冯建利的陈述基本一致。在开发中心与冯建利产生纠纷之后，山东省成武县科技局否认其加盖公章的证明，李某与牛某改变其陈述内容，并不能否定冯建利是“中药杀菌净”技术原始配方提供人。山东省成武县科技局系本案当事人开发中心的主管单位，李某与牛某系该局原工作人员，与开发中心有利害关系，该三份证言的证明力不足以对抗冯建利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最后，开发中心提交的2007年12月15日律师陈会领对倪某甲的调查笔录并没有否定倪某甲在公安机关调查时所作的陈述，倪某甲仍说冯建利给倪某做过农药，且没有祖传中医秘方。这说明倪某不懂如何生产本案“中药杀菌净”。（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审判决认定冯建利未向开发中心提交过书面原始配方，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原始配方研发过程及其在参加开发中心课题组之前，已经运用其所谓的原始配方实际生产出“中药杀菌净”农药产品，上述事实认定错误。1.冯建利已提供了原始配方的具体内容。首先，冯建利向牛某、李某提供的“中药杀菌净”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是原始配方的具体内容。即使冯建利未通过书面形式提交原始配方，也可以口述方式提供，《科技计划专项合同》中的内容均是冯建利提供的。其次，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后，冯建利把原始配方提交到了一审法院。2.冯建利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其原始配方的研发过程及其在参加开发中心课题组之前，已经运用其原始配方实际生产出“中药杀菌净”农药产品的事实。首先，冯建利在补充庭审意见书中将研发“中药杀菌净”的过程作了详细说明。其次，冯建利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参加开发中心课题组之前，已经运用其原始配方实际生产出“中药杀菌净”农药产品的事实。冯建利在1992-1993年期间为倪某生产过“中药杀菌净”农药。2007年4月30日山东省金乡县公安局对牛某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在项目审查阶段，牛某主持对冯建利的农药进行初步试验，效果很好。牛某等人还亲自到了冯建利家中查看熬药过程。正是由于作了上述审查，冯建利的项目才被认可并立项。（三）冯建利没有侵犯开发中心的商业秘密。1.1996年上半年冯建利离开开发中心时，开发中心还没有研发成功本案“中药杀菌净”技术。之后，开发中心同意到山东省成武县有机化工厂（以下简称成武化工厂）进一步联合开发研究，并先后于1996年、1997年取得成果，研制成功。冯建利并未参加成武化工厂的研发工作，无从得知最终的“中药杀菌净”技术配方。2.冯建利离开开发中心后自己生产“中药杀菌净”，说明其到开发中心项目组工作以前就会生产“中药杀菌净”，无需窃取开发中心的技术秘密。3.倪某在担任“中药杀菌净”课题项目小组副组长时接触到相关信息，在冯建利离开课题组以后，倪某便用冯建利生产的“中药杀菌净”做样板，申报了“农药三证”。由于倪某不会生产“中药杀菌净”，因此才让冯建利和吕洪进使用“农药三证”进行生产销售，其再从中获取利益。冯建利是“中药杀菌净”原始配方的提供人，其自行研制开发“中药杀菌净”产品，不构成侵犯开发中心的商业秘密。
开发中心提交答辩意见称：冯建利和吕洪进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其主要理由为：（一）本案“中药杀菌净”的技术秘密归开发中心所有。开发中心在本案原审过程中提交了33份原始书面文件和档案材料，并申请了证人倪某、李某、牛某出庭作证。上述证据和证人证言充分证明本案“中药杀菌净”的原始配方和生产工艺系倪某提供给开发中心。开发中心在投入人财物的基础上经过上百次实验形成了最佳配方和工艺，写出了总结报告，并最终获得“农药三证”。利用上述配方和工艺可以生产出高效低毒无公害农药。冯建利和吕洪进虽有异议，但是未提供任何证据推翻上述事实。（二）本案“中药杀菌净”技术属于商业秘密，冯建利负有不可推卸的保密义务。本案“中药杀菌净”技术是经过艰苦研发形成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不为所属领域的人员所普遍知悉。开发中心采取了保密措施，根据《科技计划专项合同》第7条的约定，包括冯建利在内的所有课题组成员对“中药杀菌净”配方工艺资料负有保密义务。冯建利虽未在合同上亲笔签名，但其本人参与了研制过程，认可负有保密义务。（三）冯建利应该承担侵犯开发中心商业秘密的侵权责任。冯建利用其窃取的本案“中药杀菌净”技术配方与吕洪进签订《科技入股协议》，进行大批量生产，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侵权事实确凿。
本院审查查明：《关于成立“中药杀菌净”课题研究小组的决定》记载：“2、倪某同志负责组配各种配方和生产工艺及技术指导，指导实验小组具体实验，通过对比实验分析，汇总各实验数据，筛选、确定出报批鉴定成果的最佳配方和生产工艺。协助陈洪章同志搞好成果鉴定。3、冯建利、李华本等同志在倪某同志的领导安排下，进行实验品的加工和各项田间试验，并将实验结果和数据及时总结报课题小组。”
《中药杀菌净研制方案》记载：“一、人员分工：……2、倪某同志具体带领指挥科研、实验小组人员，负责配方、生产工艺的开发、研制和改进，安排试制所需产品和样品，组织田间试验地点和人员，汇总归纳整理出各实验数据结果的材料并及时上报，筛选出最佳的中药配方和生产工艺。3、冯建利、李华本同志按倪某同志要求搞好实验产品的加工和实验，办理、联系各实验点和课题小组的日常工作。……四、主要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措施：在倪某同志提供的采用中医祖传秘方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搜集相关知识和技术，将传统中医实践经验与现代科学相结合……。”
《中药杀菌净生产工艺及中草药配方研制总结报告》记载：“提供及责任人：倪某。”
《中药制剂“杀菌净”试验情况》记载：“项目：小麦；试验地：宝丰乡李楼村；户主：李一焕；用药次数、时间：返青、扬花各喷施一次，浓度为1：400，共用药5市斤（96年2月6日、4月6日、5月5日各喷一次，浓度1：300，共用药1.5市斤）；实验结果：95年安排李一焕种菜的7.5亩地，因种种原因未能种菜，他便于立冬很久匆忙种上小麦……。项目：蔬菜；试验地：宝丰乡李楼；户主：李一焕；用药次数、时间：定苗喷一次，定苗后7-10天一次，后10-15天一次，后每月一次又喷两次，浓度1：300；实验结果：95年李一焕在8×1.5m2的地面上栽辣椒50棵，共喷施‘杀菌净’5次……。试验地：宝丰乡林路口；户主：林三振；用药次数、时间：定苗后喷一次，定苗后7-10天，后10-15天每月一次又喷两次，浓度1：300；实验结果：95年林三振种了180棵白菜，共用药5次……。”
本案重审过程中，证人牛某、李某和倪某均在一审法院出庭作证。证人牛某作证称：“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属于成武县科技开发中心，是公职行为，该技术配方是倪某提供。2007年4月26日冯建利让我作证时欺骗了我，说金乡县公安局要抓他，我就按照冯建利的想法给他作了证明，过了几天冯建利领着金乡县公安局又去作调查，我是被冯建利欺骗了，作出的证明与事实不符，应以原始证据材料和今天出庭证明的内容为准。”牛某还称：“我查看了一些资料，应当以资料为准，我在成武县科委副主任工作，我退休了以后知道了这些事情。……我在职期间不认识倪某，2012年认识的。记不清从哪里看到资料。”对于是否去过冯建利家中以及是否见过冯建利熬制中药，牛某均称“记不清了”。证人李某作证称：“大约2005年或者2006年左右冯建利和吕洪进两人让我给冯建利出证明，二人请我吃饭，是在成武县建设局附近，说金乡县公安局要抓冯建利，让我出证明说中药杀菌净技术是冯建利提供的，我按冯建利给我说的出具了证明，冯建利还给我说以后公安局还会找我调查，是金乡县公安局还是法院我记不得了来调查，找我作了笔录，我给金乡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和调查笔录都是按照冯建利给我说的提供的。原来给冯建利作证明说中药杀菌净技术是冯建利的，现在应该说该技术是成武县科技开发中心的，该技术应是职务行为，不是属于个人。”李某还称：“记不清中药杀菌净技术是谁提供的。”证人倪某作证称：“我是中药杀菌净技术配方的原始研制者，我向成武县科技开发中心提供了该技术配方。”倪某为证明自己的证明内容，还提交了1995年12月9日山东大学实验中心检测报告及山东大学实验中心王吉顺给倪某的回信一封。
关于冯建利离开开发中心的时间，2012年5月22日一审法院庭审笔录（二）记载：“审：冯建利是什么时候离开课题组？离开是什么原因？他离开时研究取得了什么结果？倪：96、97年他就不经常在那里了，在97年底和98年初他就离开了课题组，他离开的原因也不说，他离开后就到菏泽、金乡、巨野去生产中药杀菌净，当时他又没生活来源。”2013年3月6日二审法院庭审笔录记载：“审：冯建利什么时间到了被上诉人处？冯：95年初到被上诉人处，进行试验，在96年上半年就走了。冯建利离开的时间是冯建利本人陈述的。被（即开发中心）：冯建利是95年到的被上诉人处，什么时候走的不清楚。”
2013年3月6日二审法院庭审笔录还记载：“冯：不是一回事，原始配方利用祖传秘方形成的，经过多次实验调制形成了中药杀菌净配方，原始配方不等于中药杀菌净配方。……审：冯建利什么时间研发出主张的原始配方？冯：91-92年期间开始研制，92年研制成功。审：研制过程有没有相关证据？冯：书面证据没有，没有其他证据，我们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在这个期间研制成功。审：原始配方有书面的东西吗？冯：没有书面的东西。……审：证明将原始配方给了开发中心有没有相关证据？冯：没有交给被上诉人。……冯建利本人没有将书面配方交给被上诉人。”
本院认为，结合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被申请人答辩及本案事实，本案在再审审查阶段的争议焦点在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正确；二审判决认定冯建利构成侵犯本案商业秘密是否正确。
（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正确
根据冯建利、吕洪进的申请再审理由，本案争议的事实主要涉及如下方面：
第一，关于本案“中药杀菌净”技术原始配方提供人的事实。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中药杀菌净”技术的原始配方提供人与本案争议并无直接关联性，不属于本案关键事实。本案是商业秘密侵权之诉，争议的核心在于开发中心是否拥有其主张的“中药杀菌净”技术秘密以及冯建利是否侵犯了该商业秘密。本案中，开发中心主张其通过开发研究获得的“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属于商业秘密。该商业秘密的形成过程是：在原始配方的基础上，确定三组生产工艺和配方，并通过对各组配方的研究、实验，确定最佳配方和生产工艺。可见，开发中心在本案中并未主张“中药杀菌净”技术的原始配方是其所拥有的商业秘密。无论“中药杀菌净”技术的原始配方提供人是谁，这一事实对于本案的审查判断并无直接影响。其次，案件事实的认定需要全面综合分析相关证据，考虑各证据自身的证明力以及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本案中，对于谁是“中药杀菌净”技术原始配方提供人这一事实，开发中心提供了（1995）第9号《科技计划专项合同》、《关于成立“中药杀菌净”课题研究小组的决定》、《中药杀菌净研制方案》、《中药杀菌净生产工艺及中草药配方研制总结报告》、《成武县科技局关于研制“中药杀菌净”有关问题的证明材料》等证据，并申请证人牛某、李某和倪某出庭作证。冯建利则提供了2005年1月21日成武县科技局的证明、2007年3月22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某的调查笔录、2007年3月28日山东省金乡县公安局对李某的询问笔录、2007年4月30日山东省金乡县公安局对牛某的询问笔录及牛某出具的书面证明、2007年6月8日山东省金乡县公安局对倪某的父亲倪某甲的询问笔录、2007年12月15日陈会领律师对倪某甲的调查笔录等证据。开发中心提供的证据中，《中药杀菌净研制方案》中有倪某提供原始配方的直接记载，《关于成立“中药杀菌净”课题研究小组的决定》中则有倪某负责组配各种配方的记载，《中药杀菌净生产工艺及中草药配方研制总结报告》中亦有倪某为提供人和责任人的记载。与之相比，冯建利提供的证据多属证人证言，且2005年1月21日成武县科技局的证明与开发中心提供的《成武县科技局关于研制“中药杀菌净”有关问题的证明材料》相互矛盾，证人牛某、李某和倪某在笔录中的陈述与其在出庭作证时的证言相互矛盾，倪某甲的陈述前后不尽一致。将开发中心提供的证据与冯建利提供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可知，开发中心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优于冯建利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冯建利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是本案“中药杀菌净”技术的原始配方提供人。二审判决在此基础上未认定冯建利是本案“中药杀菌净”技术的原始配方提供人，并无明显不当。最后，本案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冯建利是“中药杀菌净”技术的原始配方提供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鲁民再字第20号民事裁定仅仅指出该院（2008）鲁民三终字第68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菏民三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据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案，并未对“中药杀菌净”技术原始配方提供人这一事实作出认定。倪某甲的陈述并未明确提及“中药杀菌净”技术的原始配方的来源，亦不足以证明冯建利是“中药杀菌净”技术的原始配方提供人。
第二，关于冯建利是否向开发中心提交过书面原始配方、是否有证据证明原始配方研发过程以及在开发中心成立课题组之前是否已经实际生产出相关产品等事实。首先，如前所述，本案中开发中心主张的商业秘密是其在原始配方的基础上，经过研究开发形成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开发中心并未否认原始配方的存在。冯建利是否向开发中心提交过书面原始配方、是否有证据证明原始配方研发过程以及在开发中心成立课题组之前是否已经实际生产出相关产品等事实，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其次，根据二审法院的庭审笔录，冯建利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明确认可其未向开发中心提供过书面原始配方，也没有记录研制过程的相关书面资料。最后，牛某、李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冯建利向开发中心提交过书面原始配方以及在开发中心成立课题组之前已经实际生产出相关产品。牛某、李某出庭作证时，分别推翻了其此前的陈述。在此情况下，仅仅依据牛某、李某的证言难以认定相关事实成立。
因此，冯建利、吕洪进关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二审判决认定冯建利构成侵犯本案商业秘密是否正确
冯建利、吕洪进主张，冯建利离开开发中心时本案商业秘密并未形成，冯建利自行研制开发了“中药杀菌净”产品，没有侵犯开发中心的商业秘密。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关于冯建利离开开发中心的时间。冯建利主张其1996年上半年即离开了开发中心。经查，冯建利的这一主张仅有其自我陈述作为依据，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开发中心一方的认可。
第二，关于开发中心形成本案商业秘密的时间。首先，开发中心“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的形成经历了研发、实验等过程。1996年10月30日《中药杀菌净生产工艺及中草药配方研制总结报告》仅是记载“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的载体之一。因该技术成果的形成经历了研发、实验等过程，故可以确认该技术成果的形成时间应早于1996年10月30日。其次，根据《中药制剂“杀菌净”试验情况》的记载，开发中心组建的“中药杀菌净”课题组在1995年即已开始生产相关试验产品并组织了相关田间试验。这一事实亦可佐证开发中心“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的形成应早于1996年10月30日。
第三，关于冯建利是否具备接触和掌握开发中心本案商业秘密的条件。首先，冯建利在开发中心成立“中药杀菌净”课题组时即成为该课题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其次，冯建利在该课题组中承担实验品加工、田间试验、总结实验结果和数据、办理和联系各实验点及课题小组的日常工作等任务，具备接触和掌握“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的条件。最后，即使冯建利于1996年上半年离开开发中心这一事实成立，亦不足以否定其具备接触和掌握开发中心本案商业秘密的条件。如前所述，开发中心“中药杀菌净”课题组在1995年即已开始生产相关试验产品并组织了田间试验，其“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在1996年10月30日之前即已经形成。因此，冯建利具备接触和掌握开发中心本案商业秘密的条件。
第四，关于冯建利是否利用了开发中心的“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首先，冯建利认可其与吕洪进共同生产的“病毒克星”农药产品使用了成武化工厂的“农药三证”。其次，成武化工厂的“农药三证”是在开发中心“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申报获得的。根据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3年3月11日颁布的《农药生产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生产尚未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农药产品，应当获得生产批准文件。申请批准文件，应当具备保证该产品质量的相应工艺技术、生产设备、厂房、辅助设施及计量和质量检测手段。通常情况下，农药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农药产品质量标准、技术规程进行生产，且生产“农药三证”项下的农药产品需要使用与之相匹配的工艺技术。本案中，成武化工厂的“农药三证”是在开发中心“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申报获得的，生产成武化工厂“农药三证”项下的“中药杀菌净”产品需要使用与之相匹配的工艺技术。最后，冯建利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其产品配方和生产工艺不同于开发中心本案“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的相关证据。作为“病毒克星”农药产品的生产者，冯建利完全可以提供其生产配方和工艺不同于开发中心“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的证据。在冯建利未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基于本案现有事实和证据，初步推定冯建利和吕洪进利用成武化工厂“农药三证”生产的产品使用了开发中心本案“中药杀菌净”技术成果，并无明显不当。
因此，冯建利、吕洪进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冯建利不构成侵犯本案商业秘密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冯建利、吕洪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冯建利、吕洪进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艳芳
代理审判员 朱 理
代理审判员 佟 姝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海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