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5民终11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开发，男，1964年11月14日生，哈尼族，农民，住元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家福（曾用名李讲朵），男，1966年2月19日生，哈尼族，农民，住元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苗黑(又名曹苗黑)，男，1960年4月7日生，哈尼族，农民，住元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昂惹（曾用名曹任保），男，1953年6月9日生，哈尼族，农民，住元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贵，男，1964年5月7日生，哈尼族，农民，住元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富（曾用名李讲任），男，1950年3月5日生，哈尼族，农民，住元阳县。
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凤玲，云南瀛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林祥，男，1969年9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屏边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涛，男，1970年10月15日生，汉族，农民，住屏边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明，云南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李定文，男，1966年12月16日生，哈尼族，农民，住元阳县。
上诉人李开发、李家福、李苗黑、曹昂惹、李成贵、李永富因与被上诉人胡林祥、余涛及原审被告李定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2016）云2528民初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开发、李家福、李苗黑、曹昂惹、李成贵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凤玲，被上诉人胡林祥、余涛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明，原审被告李定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开发、李家福、李苗黑、曹昂惹、李成贵、李永富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2016）云2528民初434号民事判决，改判《活立木出售协议》无效，由被上诉人就伪造契约及虚构事实向上诉人赔礼道歉，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其主要理由为：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活立木出售协议》系李定文、李阿任、李定余、李折绕等人冒充上诉人所为，其并非上诉人的直系亲属。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亦证明，手印均不是上诉人亲自所捺，上诉人也未作授权，且除李定文外，其余村民均是文盲，也听不懂汉语，更谈不上与二被上诉人协商签订合同。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规定，共有人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不动产的，合同无效，故李开发与杨兴签订协议处分林木的行为无效，亦与本案无关，由此便谈不上杨兴退出后由二被上诉人购买林木之说。第三，李开发从未收取过二被上诉人的林木款，而上诉人李成贵、李苗黑没有收取林木款，其亲属也未参与分割林木款，上诉人李家福的父亲也是李定文利诱后才冒充儿子领款，以上均不能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追认”。另外，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在《活立木出售协议》上签字，双方未达成合意，《活立木出售协议》并未成立。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双方当事人均未在《活立木出售协议》上签字，双方未达成合意，协议并未成立，对于当事人未签署的协议法律适用上属空白。其次，本案的争议焦点系书面形式的《活立木出售协议》是否有效，但一审却避开该书面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认为双方构成以其他形式订立合同错误。第三，双方当事人之前从未见过，上诉人更未收取过林木款，协议也不是上诉人所为，上诉人毫不知情更谈不上“追认”，在上诉人知道后已明确拒绝，从上诉人拒绝配合办理采伐指标可以证实，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错误；另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前提是“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而本案争议的协议系伪造的；一审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三个强制规定，认定《活立木出售协议》有效错误。3、被上诉人在2005年11月2日已明确知道办理采伐许可证的主张不能成就，诉讼时效应从当天计算，即便按照伪造《活立木出售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被上诉人也应在2010年12月30日前提起诉讼，而本案被上诉人起诉时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4、本案程序主体混乱。《活立木出售协议》系被上诉人与李定文所为，李定文不应与上诉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另外，被上诉人自愿补偿77万元无凭无据，即便要继续履行该协议，也应参考当地市场价值或由评估机构作出价值评估后作为双方谈判或法院裁决的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胡林祥、余涛辩称，上诉人认为自然保护区的林木禁止砍伐就应认定买卖合同无效，是上诉人将采伐与买卖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为一体，其主张不能成立。另外，一审已经对《活立木出售协议》的效力进行审理并认定该协议有效，一审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李定文述称，关于《活立木出售协议》的效力问题，各户都收了被上诉人10万元，协议是有效的,双方应继续履行协议。
胡林祥、余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积极申请向县乡争取木材采伐指标”、“在采伐中甲方必须积极配合”的义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0年8月，以李开发、李永胜、曹任保、李成贵、李定兴、李苗黑、李家福为代表的七农户与元阳县林业局签订《国有荒山承包造林合同》，共同承包位于元阳××××乡老曹寨村委会“凤凰窝”一带的国有荒山造林，双方约定：荒山承包期限自1990年1月1日至2040年1月1日止；七农户需在2年内全部造林完毕，所造林园谁种谁有，并有继承权；采伐林木时七农户应向元阳县林业局提交经营所获纯收入的2%等。后七农户在该林地上种植杉木树。199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以云政复〔1994〕53号文件，将该片林地划入了元阳观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2005年1月4日，被告李开发将七农户种植的杉木出售给杨兴，双方签订《销售杉木合同书》，约定杉木价款980000元，杨兴支付李开发定金100000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胡林祥、余涛与杨兴商议，杨兴支付给李开发的定金100000元由二原告退还，杨兴退出原杉木买卖关系，李开发出售的杉木由二原告购买。2005年6月4日，李成贵父亲李克二、李苗黑哥哥李阿任、李家福父亲李定余、李永富侄子亦即李永胜之子李折绕、李定兴胞弟李定文，以及被告曹任保共同找到二原告，分别收取二原告林木款50000元（共计300000元），各收款人同时比照李开发与杨兴签订的《销售杉木合同书》与二原告达成了《活立木出售协议》，并在该《活立木出售协议》的七被告姓名上捺印。2005年8月2日，二原告又向李开发除外的六被告或其近亲属支付林木款300000元，每户各领取50000元。因涉案林地“凤凰窝”一带被划入元阳观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七农户未申请到采伐指标，二原告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采伐所购林木。2014年6月1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云政复[2014]18号文件，对元阳观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作出批复，涉案林地“凤凰窝”一带调出自然保护区范围。此后二原告要求七被告按照协议约定申请砍伐指标未果，遂诉至本院。另查明，七农户栽种的杉木林1994年被划入元阳观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后仍可转让，按照现行采伐政策，林木采伐的申请主体为林木所有者。元阳县林业局放弃本次林木出售所获收入2%的收益。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是对当事人订立合同形式的规定，即“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的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被告李开发和曹任保是承包荒山的农户代表之一，也是林木所有权人，其代表本户收取二原告支付的林木款，具有出售杉木的意思表示；被告李定文、李永富虽不是荒山承包户的代表，但其为承包荒山的李定兴（户）和李永胜（户）的同胞兄弟，共同参与杉木的种植和管理，也是林木的所有权人之一；被告李成贵、李苗黑、李家福、李永富及他们领取林木款的成年近亲属同为林木的所有权人，也具有林木处分的权利；被告李永富、李成贵、李苗黑、李家福明知成年近亲属以其名义在《活立木出售协议》上捺印并按协议约定收取二原告的杉木款仍未明确表示反对并参与林木款的分割，应认定其追认近亲属以本人名义与二原告订立《活立木出售协议》。七被告虽未完全在《活立木出售协议》上签名或捺印，但包括七被告在内的七农户以收款的行为表达其同意出卖林木的意愿，可以认定七农户以其他形式与原告订立《活立木出售协议》，协议双方主体适格，合同标的和数量明确，自始成立。关于《活立木出售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形，但是六被告抗辩的无效情形均不成立：首先，七农户（包括七被告及其近亲属）各收取了二原告支付的林木款100000元，对林木买卖不可谓不知情，李定文在本次交易中并未额外获利，也未损害其他被告及其近亲属的利益，不存在恶意串通伪造合同的事实；其次，虽然七农户栽种的杉木林在1995年就已经划入了元阳观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但是林木属于承包者的性质并未改变，七被告及近亲属作为林木的所有权人，依然可以处分林木，在此期间，原、被告均未因林木无法砍伐而主张合同无效或要求解除，原告也未擅自砍伐；至2014年6月林地划出元阳观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林木禁止砍伐的规定已不存在，原告要求被告申请采伐指标，履行合同义务并无不当，被告抗辩原告以合法买卖行为掩盖非法砍伐目的的理由不成立；再次，林木采伐确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的三个强制性规定，即“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在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从林区运出林木，必须持有林业主管部门发给的运输证件”，但此规定为林木采伐申请、经营和运输的强制性规定，而林木买卖并不以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为前提条件，案件中约定甲方积极申请向县乡争取木材采伐指标，是七被告作为买卖合同出卖人的附随义务，双方并未回避关于林木采伐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本案《活立木出售协议》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其成立并有效。原、被告在《活立木出售协议》中约定，采伐时间为五年半，即2005年6月3日至2010年12月30日，若受国家木材政策、采伐指标影响，时间顺延，直至砍伐完为止；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均未申请到采伐指标，属于双方约定的采伐期间顺延的情形，因林木尚未砍伐，双方约定采伐期限并未届满，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原、被告买卖的活林木位于元阳观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内，依照《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自然保护区内禁止砍伐，故双方买卖的活林木一直在被告林地内生长增值，对于活林木生长增值部分，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自愿补偿七被告770000元，属于对自身权益的处分，即便七被告未明确提出反诉，但该处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顾及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权衡，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胡林祥、余涛与被告李开发、李定文、李家福、李苗黑、曹昂惹、李成贵、李永富于2005年6月3日签订的《活立木出售协议》继续履行；二、由原告胡林祥、余涛给予被告李开发、李定文、李家福、李苗黑、曹昂惹、李成贵、李永富经济补偿770000元，定于本判决生效次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李开发、李定文、李家福、李苗黑、曹昂惹、李成贵、李永富共同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双方签订的《活立木出售协议》约定：1、甲方（即李开发、李讲朵、曹苗黑、曹任保、李成贵、李讲任、李定文）同意将坐落于风凰窝东至冲箐沟为界，西至箐沟为界，南至山背为界，北至小山背至盘家路马骡洞河小山梁为界的杉木活立木约1130亩出售给乙方（即胡林祥、余涛）。2、乙方同意付给甲方出售款98万元，其中，签订合同次日付给甲方垫金40万元（其中李开发已收原合同垫金10万元，其他六户每户5万元）；从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月再付30万元，其余28万元采伐三分之二后一次性付清。3、甲方必须积极申请向县乡争取木材采伐指标，并且由甲乙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到每年的指标进行采伐。4、采伐时间原则定为五年半，即2005年6月3日至2010年12月30日，若受国家木材政策、指标影响，时间顺延，直至砍伐完为止。……7、原2004年1月4日李开发（甲方）与杨兴（乙方）签订的合同今日起废止，合同涉及的纠纷由双方自行解决，与本协议乙方无关……。2005年11月2日，李定文以老曹寨村委会村民联合体的名义拟写《申请书》一份，向相关部门申请林木采伐指标，元阳××××乡老曹寨村委会、元阳××××乡林业站、元阳××××乡人民政府分别在该《申请书》上盖章确认。2006年7月10日，李开发等7户以“联合造林农户“的名义出具《关于要求将我们的杉木林地划出保护区的意见》。2015年10月30日，李定新（兴）向法院出具书面《权利追认书》，对李定文签订《活立木出售协议》的行为予以追认。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活立木出售协议》是否有效；如有效，该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
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双方约定采伐时间为五年半，即2005年6月3日至2010年12月30日，若受国家木材政策、指标影响，时间顺延，直至砍伐完为止。胡林祥、余涛未能按约定在采伐期限内采伐林木，系受国家林木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非双方行为所致。2014年6月1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对元阳县观音山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作出批复后，涉案林地“凤凰窝”一带被调出自然保护区范围，后胡林祥、余涛要求李开发等7人履行协助办理采伐指标遭拒绝，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胡林祥、余涛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即2014年6月10日起算，胡林祥、余涛于2014年12月2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
（二）关于《活立木出售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在协议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国家利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应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争议的《活立木出售协议》系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该协议载明的合同相对方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上载明的乙方落款处“胡林祥、余涛”的名字虽系打印，但胡林祥、余涛对该协议内容均予认可并实际按协议内容履行了大部分付款义务；在协议中载明的甲方李开发及曹任保（即曹昂惹）系承包荒山的户代表，也是林木所有权人，并代表本户分别收取了林木款10万元，其行为具有同意出售杉木的意思表示；原审被告李定文系荒山承包户代表李定兴的同胞兄弟，共同参与杉木种植与管理，也是林木所有权人之一，其对林木亦具有相应的处分权，且李定兴在诉讼中出具了《权利追认书》，对李定文出售杉木的行为予以追认；上诉人李永富系荒山承包户代表李永胜的同胞兄弟，共同参与杉木种植与管理，也是林木所有权人之一，其对林木亦具有相应的处分权，并由李永胜之子李折绕代表本户按协议约定领取了10万元的杉木款；上诉人李成贵、李苗黑、李家福明知其成年近亲属以其名义在《活立木出售协议》上捺印，并按协议约定分别收取本户10万元的杉木款，对此未提出异议，且参与林木款的分配，其行为应视为对其近亲属以本人名义签订《活立木出售协议》的追认。故双方签订《活立木出售协议》的主体适格。李开发等7户在签订《活立木出售协议》并分别领取10万元杉木款后，以“老曹寨村委会村民联合体”的名义申请采伐指标，老曹寨村委会、×××乡林业站、×××乡政府均在采伐指标申请书上盖章确认，后因涉案林木被划入自然保护区禁止砍伐，李开发等7户还以“联合造林农户”的名义向相关部门递交《关于要求将我们的杉木林地划出保护区的意见》等材料，从李开发等7户的上述行为并结合本案实际综合分析，上诉人李开发等人对协议内容应当知道，且已按协议约定积极履行过相关义务。另外，双方订立《活立木出售协议》时，争议林地虽已划入元阳观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但林木所有权仍属于李开发等7户，因此，双方签订的《活立木出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国家利益及第三人合法权益，该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认为《活立木出售协议》系被上诉人与李定文恶意串通伪造，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活立木出售协议》应否继续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活立木出售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且本案争议的林木现已调整出自然保护区范围，《活立木出售协议》不存在履行不能的情形，故一审判决双方继续履行该协议正确。被上诉人胡林祥、余涛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前期付款义务，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亦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向县乡争取采伐指标等义务。由于本案争议林木被划入自然保护区，致被上诉人在协议约定的采伐期限内未能采伐而导致采伐期限顺延，鉴于李开发等7户对林木进行了相应的管护，为权衡双方利益并结合本案实际，在被上诉人自愿补偿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对李开发等7户经济补偿77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开发、李家福、李苗黑、曹昂惹、李成贵、李永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 红
审判员 赵绕全
审判员 宋安娥
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
书记员 朱蔼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