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9民初5564号
原告：杜学群，男，1961年9月12日出生。
原告：杜娟，女，196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
原告：杜晓莉，女，196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原告：杜晓彤，女，196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
原告：刘世蓉，女，195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
上列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甜甜，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凤琴，女，195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强，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坤，男，住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南路***弄***号***室。
原告杜国安与被告张凤琴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日立案。审理中，杜国安于2016年3月15日死亡，杜国安的法定继承人杜学群、杜娟、杜晓莉、杜晓彤、刘世蓉申请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嗣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原告杜学群、杜娟、杜晓莉、杜晓彤、刘世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甜甜律师，被告张凤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学群、杜娟、杜晓莉、杜晓彤、刘世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五原告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8.40万元；2、要求被告支付五原告以18.40万元为基数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3年7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事实与理由：杜国安于2016年3月15日死亡，原告杜学群、杜娟、杜晓莉、杜晓彤系杜国安的子女，原告刘世蓉系杜国安的再婚配偶。杜国安与被告在新疆相识，双方系朋友关系，杜国安生前委托被告将其所有的七件和田玉器拿到上海出售，被告在收到上述玉器后，于2013年6月21日向杜国安出具情况说明，明确收到价值18.40万元的玉器七件，同时明确若未出售被告需在2013年6月底之前将七件玉器返还杜国安，否则需向杜国安支付18.40万元。后被告既不归还七件玉器，也不支付相应钱款。杜国安多次催讨无效后，诉至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因杜国安已死亡，故杜国案的五位法定继承人依法向被告主张权利。
原告为证明其所述，提供如下证据：
1、被告书写的情况说明一份，旨在证明被告承诺在2013年6月30日若不能返还七件和田玉器，则支付对价18.40万元；
2、2015年4月至2015年9月杜国安的手机通话记录，记录中的手机号XXXXXXXXXXX和XXXXXXXXXXX均是被告的手机号码，旨在证明杜国安曾向被告多次催讨。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是被告本人所写，但写的时候被告独自一人在新疆，是杜国安之子杜学群先拟好内容并要求被告按照其所拟的内容进行抄写，该说明并非被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被告受胁迫所写；2、对于证据2不认可，上述两个手机号并非被告所用，被告耳聋，平时不用手机。
原告除提供上述证据，还申请证人杨某某于2016年3月29日出庭作证。其当庭陈述：其系杜国安表妹，生活在上海。2015年3月，杜国安要求其按被告的地址寻找被告，其根据被告身份证上的地址去找了几次，但均未找到。到了2016年1月，其又根据该地址去找被告，期间公安虹口分局、派出所、居委会都去过，但仍未找到被告。
对于该证人证言，被告不予认可。
被告张凤琴辩称：杜国安与被告在新疆相识，相恋，且当时已有结婚的打算。杜国安为表示与被告结婚的诚意，故于2012年12月1日亲笔书写了结婚约定，该约定中杜国安承诺将和田玉器赠予被告，被告也收到杜国安给予的玉器。因杜国安的家人反对，故最终被告和杜国安没有结婚，后杜国安要求被告返还本案系争的七件玉器，并要求被告去新疆。被告来到新疆后，杜学群先拟好情况说明的内容，然后杜国安及杜学群要求被告抄写，被告只身一人，孤立无援，只得按照杜学群拟的内容手抄一份交于杜国安。情况说明中所列的玉器价格、归还日期等均是按照杜学群拟好的内容抄写的，自己对于价格完全不清楚。写好情况说明后，被告返还上海，之后杜国安并未向其主张催讨直至本次起诉。现认为：1、情况说明是在杜国安及其家人威逼之下写的，且说明中写明“如无货退还，照价赔款”，现七件玉器均在被告处，不存在无货的情况；2、情况说明列明七件玉器的价格是18.40万元，但这个价格是杜学群手写的，没有任何依据；3、情况说明约定的归还日期是2013年6月底，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4、考虑到杜国安已去世，现被告愿意返还七件玉器原物。
被告为证明其所述，提供如下证据：
1、杜国安书写的结婚约定，该约定系杜国安书写，由杜国安和被告共同签署，证明双方当时是恋爱关系，有良好的结婚基础；
2、杜国安之子杜学群起草的情况说明，该份内容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一字不差，证明被告是按照杜学群拟好的内容手抄的；
3、被告于2013年5月在新疆住院的住院证，该住院证首页是杜国安填写的，当时杜国安写“与患者关系为夫妻”，证明当时杜国安与被告感情很好。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表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结婚约定写明的赠与玉器不是本案系争的玉器；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情况说明是杜国安之子起草的；3、证据3因不是原件，且有遮盖的痕迹，故不予认可。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杜国安与被告原系恋爱关系。2012年12月1日，杜国安与被告共同签署结婚约定，主要内容为：杜国安与张凤琴均为单身，两人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自愿结为夫妻；杜国安承诺，对妻子要真情善待，家中日常生活费用由本人承担，并愿将部分和田玉器赠予张凤琴，作为对妻子的补偿。嗣后，杜国安交付被告本案系争玉器，但两人未登记结婚。2013年6月21日，杜学群起草一份情况说明，抬头为：今欠杜国安和田玉器7件(柒件)，内容为“1、羊脂玉手镯壹件10万元正；2、和田青花玉手镯壹件3万元正；3、白玉佛壹件6,000元正；4、黄玉子料蝙蝠壹件6,000元正；5、糖子玉蝠兽壹件1万元；6、子料猴壹件1.20万元；7、白羊脂白玉皮件壹件2万元。以上合计18.40万元，以上玉器保证在2013年6月底前退还给杜国安，如无货退还，照价赔款。被告于同日按杜学群书写的内容照抄一份，并交于原告。
二、杜国安于2016年3月15日死亡。其与刘世蓉于2014年12月26日登记结婚，杜国安系再婚。其生前与前妻育有一子三女，分别为杜学群、杜娟、杜晓莉、杜晓彤。
审理中，本案于2016年3月29日和2016年7月21日进行了两次庭审，因被告在庭审中陈述的部分情节杜国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无法确认，且被告对于七件玉器是否价值18.40万元存疑，故本庭要求杜国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亲自向原告进行询问并补充关于玉器价值的相关证据。2016年7月27日，杜国安的委托代理人来院报告，其刚得知杜国安已经去世，是其在询问玉器价值时，杜国安的配偶刘世蓉告知这一情况的，且杜国安的法定继承人表示要继续诉讼，故希望法院给予一定期限，以便提供杜国安的死亡证明、继承人身份情况等相关证据。2016年8月，其提供了相关材料，死亡证明显示杜国安的死亡日期为2016年3月15日。嗣后，本案于2016年10月11日再某进行了庭审，因证人杨某某在前次庭审中作证时杜国安已经去世，故本庭要求证人再某出庭作证，但在当日的庭审中，证人杨某某未出庭。
审理中，被告对杜国安于2016年3月15日死亡没有异议，但认为：1、本案起诉之日是2016年2月，鉴于杜国安在2016年3月已去世，故对于杜国安在2016年2月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持有疑问；2、杜国安于2016年3月已经死亡，故原告方在诉讼过程中有明显隐瞒杜国安死亡的事实存在；3、法庭通知证人出庭，但证人未到庭，故前次庭审中证言不能作为依据。
审理中，被告表示愿意返还原告七件玉器原物，但原告不同意返还原物的方案，仍坚持要求被告支付18.4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并表示，本案系物权法律关系，不存在时效问题，即使法院按债权法律关系处理，证人证言和通话清单均能证明本案未过时效。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七件玉器的价值是否如原告主张的18.40万元；2、在被告持有玉器原物的情况下，原告仍主张被告支付18.40万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依据；3、本案的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超过。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玉器属于昂贵物品，本案七件玉器原告主张的价格高达18.40万元，就一般社会常理而言，买入者在购买时应当持谨慎态度，一般应当有诸如玉器鉴定证书、质保证书、发票、收据等以作留存；但在本案中，在被告对玉器价格提出异议、法庭要求原告提供证明玉器价值的相关材料后，原告仍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之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被告是按照杜学群拟定的价格进行抄写的，该价格并不是双方经过磋商、协议最终认可的价格，故本院对于七件和田玉器是否价值18.40万元存有疑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情况说明的原文为“以上玉器保证在2013年6月底前退还给杜国安，如无货退还，照价赔款。”原告解释为2013年6月之前则返还原物，届时若不返还原物则照价赔款；被告解释为若玉器在被告处则返还原物，若玉器不在被告处则照价赔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在诉状和庭审中的陈述，玉器是交由被告带到上海去出售的，并非赠与被告。在此前提下，情况说明的原文理解为“如若被告成功出售，玉器原物已不在被告处，则被告当然需支付对价；如若被告未成功出售，玉器尚在被告处，则被告只需返还原物”更为合理。现被告在庭审中已多次确认七件玉器均在其处，况且原告无法证明玉器的价格为18.40万元，故从公平合理角度而言，被告提出返还原物的主张更符合客观现状，但鉴于原告仍坚持诉讼请求，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18.4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原告主张被告返还钱款而非返还原物，故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债权法律关系。原告递交了通话清单欲证明其已在诉讼期间内向被告主张权利，但被告未予认可，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通话清单上的两个电话号码登记为被告实名所有。原告还申请证人杨某某出庭作证，其作证日期为2016年3月29日,证人自称是杜国安表妹，作为杜国安的亲戚理应对杜国安死亡之事知情、但其无论是在开庭当日、还是开庭之后均未向法庭透露，且在2016年10月的庭审中又未能到庭作证，未对其是否知晓、何时知晓杜国安死亡之事向法庭解释，未在原告变更的情况下重新作证，故其证言本院均不予认可。综上，因原告不能证明诉讼时效有中断、中止等事由发生，故原告于2016年2月向法院起诉，其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被告的该项辩称意见，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学群、杜娟、杜晓莉、杜晓彤、刘世蓉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3,980元，由原告杜学群、杜娟、杜晓莉、杜晓彤、刘世蓉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 逸
代理审判员 杜春娟
人民陪审员 石朝英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卫 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