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大审民再终字第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琴，女，××年××月××日生，××族，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宋兆巍，系辽宁××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双仁，系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荣珍，女，××年××月××日生，××族，系该××职员。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广华，男，××年××月××日生，××族，个体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陈业伟，系辽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分行。
负责人刘军，系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沙永春、于飞，系辽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志琴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公司）、孙广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开发区分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17日作出（2005）开民房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利达公司、孙广华、中行开发区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6年2月10日作出（2005）大民房终字第682号民事判决。孙广华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3日作出（2010）辽审三民提字第5号民事裁定，撤销了本院（2005）大民房终字第682�民事判决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05）开民房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3年8月6日作出（2011）开民初字第1695号民事判决。王志琴、利达公司、孙广华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志琴及其委托代理人宋兆巍、上诉人利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荣珍、上诉人孙广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业伟、上诉人中行开发区分行的委托代理人沙永春、于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志琴诉称，2004年4月3日，其与利达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契约，约定利达公司将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7-7-1房屋卖给王志琴。房屋面积165.03平方米，总价款324998.20元。后王志琴要求利达公司把房屋改为6-7-1号，利达公司同意，只是没有把�达公司持有的合同更改。王志琴在交纳部分房款后，取得6-7-1房屋钥匙并入住至今，但利达公司却未将房屋产权办理至王志琴名下，王志琴也因此未付清全部房款。2005年6月，王志琴才得知利达公司又将6-7-1房屋出售给第三人孙广华，并在2005年7月将房屋产权办至孙广华名下。利达公司及孙广华的行为侵犯了王志琴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其与利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契约有效，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49号楼6-7-1房屋归王志琴所有；2、利达公司与第三人孙广华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利达公司辩称，王志琴与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契约约定的是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7-7-1号房屋，而不是6-7-1号房屋，我公司没有同意将6-7-1号房屋卖给王志琴。由于王志琴未按约定在2000年5月30日前付清房款，故我公司解除了与王志琴之间的商品�买卖契约，并将7-7-1号房屋出售给案外人。而6-7-1号房屋系我公司所有的合法财产，我公司已将该房屋合法转移给第三人孙广华，并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王志琴主张6-7-1号房屋所有权无理，应驳回王志琴的诉讼请求。
孙广华述称，其与利达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有效，并依法办理了产权登记，取得产权证。故应驳回王志琴的诉讼请求。
中行开发区分行述称，孙广华于2005年7月以案涉房屋作抵押，与我行签订了购房借款合同，并在大连开发区产权管理中心办理了抵押登记。我行在审查孙广华的房贷手续时无任何过失，孙广华提交了合法的产权证及其它相关材料，孙广华应该是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人。王志琴的起诉应予驳回。
一审重审查明，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翠竹小区的49号楼系利达公司开发的商品房，该房屋由于利达公司的原因，产权手续一直到2005年6�方可正常办理。其中的7-7-1号与6-7-1号房屋建筑面积相同，均为165.03平方米，结构亦相同。
2000年4月3日，王志琴与利达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契约》，约定利达公司以324998.20元的价格，将7-7-1号房屋出售给王志琴。王志琴于同日以现金形式支付房款90000元；于2000年12月22日以塑钢工程款抵顶房款32903元；后又以塑钢工程款抵顶房款105890.14元，合计支付房款228793.14元。合同签订当月，王志琴由利达公司指定的物业公司领取钥匙进住诉争房屋。2000年9月20日，利达公司将7-7-1号房屋以366255.70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金英姿。
孙广华提供的其与利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利达公司将6-7-1号房屋以412575元价格出售给孙广华，合同记载的签订日期为2001年1月，合同中记载的孙广华联系电话入网时间为2004年12月13日。孙广华于2005年7月6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同年，孙广华�中行开发区分行签订购房借款合同，约定孙广华贷款275000元购买翠竹小区49号楼6-7-1号住房，贷款期限为15年。2005年7月8日大连开发区房产管理中心依据抵押双方的申请办理了房屋他项权利证书。
2010年11月，原审法院在执行原审生效判决过程中，王志琴向原审法院提存应付房款96205.06元。
诉讼中，孙广华提交一份与利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契约，房屋面积为165.03平方米，价格为每平方米2500元，利达公司电话为7627999××××3，签约时间为1999年3月28日。王志琴对该证据提出质疑，认为是2007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一次驳回孙广华申诉后形成的，并向原审法院申请对该证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委托鉴定后，鉴定机构以检材上的印章不够清晰，样本材料不足，无法判断印章形成时间，现有技术不能鉴定签名及手写文字的书写时间为由予以退鉴。
另查，1999年8月27日，大连开发区房产事业管理处（现房产管理中心）对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大连开发区翠竹商服中心出具房屋建筑面积核算书，载明案涉房屋测绘面积为165.03平方米。
王志琴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由房产管理中心调取的商品房买卖合同6份显示，签订时间在1999年7、8月的4份合同，载明的案涉房屋同户型的房屋面积均书写为164.67平方米，其中二份更改为165.03平方米，价格最高为每平方米2750元，记载的利达公司电话均为761×××4；签约于2000年的合同书写的房屋面积为165.03平方米，其中一份合同记载的电话为7627999××××3。
一审重审认为，孙广华在本案原审期间均未提交或提及其与利达公司签订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3月28日的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书写的房屋面积与测绘面积相同，有别于利达公司与他人签订合同书写的面积，而测绘报告却在合同签订后的5个月才出具，该合�内容的书写有违常理，且孙广华陈述未提交该证据的理由同样不符合常理；另外，该合同中没有填写交房期限、结清房款期限及经办人，且利达公司不能提供相同合同原件。据此，该合同签订的时间与落款时间不符，合同内容虚假，属利达公司与孙广华恶意串通，损害王志琴的权益，确认该合同无效。
孙广华与利达公司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01年1月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中记载的孙广华的联系电话是在2004年12月13日才开始入网使用，说明利达公司与孙广华在签订合同时故意伪造签约时间，显属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王志琴利益，故孙广华与利达公司签订的该份合同同样无效。
王志琴与利达公司于2000年4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契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王志琴与利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契约约定的房屋是7-7-1号，但在履行合同的�程中，双方实际交接的是6-7-1号房屋，该交付行为表明双方已经合意变更合同中关于标的物的约定。利达公司辩称，王志琴未依约付清房款，已经解除与王志琴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因利达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第三人孙广华及中行开发区分行的述称意见与上述评判相悖，不予采纳。
综上，王志琴请求确认其与利达公司间的商品房买卖契约有效、利达公司与第三人孙广华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王志琴请求确认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49号楼6-7-1房屋归王志琴所有的请求，鉴于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孙广华名下，在未撤销前，王志琴的该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一审重审判决：一、原告王志琴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6-7-1号商品房买卖契约有�；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孙广华签订的关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6-7-1号商品房买卖契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三、驳回原告王志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一审重审判决后，王志琴、利达公司、孙广华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王志琴上诉称，1、原一、二审判决查明二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的具体行为，应根据民诉法第111条1款的规定追究被上诉人的刑事责任。2、原审以“鉴于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孙广华名下，在未撤销前，原告请求确认房屋归原告所有”的请求于法无据是错误的，应予以改判。故请求：维持现有判决；根据民诉法第111条1款的规定追究被上诉人的刑事责任；判决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49号6-7-1房屋归上诉人所有。
针对王志琴的上诉请求，利达公司辩称，不同意王志琴的上诉请求。王志琴根本没有购买49号6-7-1号房屋，其购买的是49号7-7-1房屋。
孙广华辩称，不同意王志琴的上诉请求。孙广华购买的是49号6-7-1号房屋，而王志琴购买的是49号7-7-1房屋。王志琴单方面将购房合同7-7-1涂改成了6-7-1，且侵入孙广华的房屋。孙广华的房屋已办理了房屋备案和过户手续。孙广华与王志琴之间不存在任何购买关系，王志琴不应起诉孙广华。
中行开发区分行述称，同意利达公司和孙广华的意见。
利达公司上诉称，1、原判缺乏证据，判决错误。其从未将6-7-1号卖给王志琴，也从未为王志琴改过房号，原判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原利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是7-7-1号，但在履行交接中却是6-7-1号，该交付行为表明已经合意变更合同中关于标物的约定”错误。2、原判认定事实有误。认定利达公司与孙广华恶意串通的事实均不成立。（1）原判因利达公司与孙广华签订于1999年3月28日合同记载面积165.03平方米与8月27日房产处测绘面积相同，有别于与他人签订的合同面积，而认定与孙广华属于恶意串通错误。事实是：记载761×××4电话的几份合同是当时建筑工地现场售楼办公室签出的。在1999年8月27日房产处测绘面积出来之前，该售楼处一直使用老版本面积核算书。记载7627999××××3电话买卖合同是总公司603室签出的。603室从1999年开始使用新版本面积核算书，即后来被房产处定为标准面积的核算书。（2）原判因利达公司与孙广华签订的合同没写交房期限、结清房款期限、经办人，且不能提供相同的合同原件，而认定合同内容虚假错误。事实是：利达公司与孙广华是以餐费结转房款，有别于现金购房，交房日期、结款日期都要在合同中写清楚。未写经办人不是个例。未提供合同原件是因公司出现刑事案件很多档案丢失。（3）关于2001年1月签的房屋买卖合同为什么记载了2004年入网电话的事实已在省法院说清楚了，是为了少交税在2005年6、7月份又与孙广华补签一份合同，日期写为2001年1月。（4）原判认定孙广华陈述未提交证据不合常理，事实是：孙广华在2005年原一审提交过餐费证据。
本案的事实真相是利达公司没有卖过6-7-1号，与王志琴签的是7-7-1号，首付是转他人欠账，没有支付现金，待5月30日交付全款时，王志琴以7-7-1号窗户的理由退房。后与利达公司协商以隆达公司所欠塑钢款抵房款，再交一部分现金重新订一套住宅。利达公司同意后，王志琴就不断地把其他公司欠款转到利达公司作为房款，转完后就不再提买房的事。王志琴买房是假，转工程款是真。2001年利达公司出现刑事案件，王志琴又重新感到危机，篡改房号，在未经�许的情况下将6-7-1号据为己有，抢夺与其没有一点关系的6-7-1号财产。
针对利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王志琴辩称，不同意利达公司的上诉请求，认为：1、王志琴从2000年就入住6-7-1号房屋，有水电费单据为证，且这些证件只有经开发商认可后才能到相关部门办理。2、7-7-1房屋在2000年9月卖给案外人金英姿了。3、利达公司在2000年9月之后仍收取王志琴房款。以上事实可证明双方买卖的是6-7-1号房屋。4、房产测绘中心在1999年8月27日测绘出的面积，故之前签订的合同面积都是164.67平方米，之后签订的合同面积才是165.03平方米。故利达公司与孙广华持有的是1999年3月的合同，而面积却是165.03平方米，是不可能的。5、利达公司与孙广华2001年1月的合同从入网电话就可以看出瑕疵。6、孙广华第一次向省院申诉时并未提及1999年3月的合同，在2005年、2006年的诉讼中也未提及，可以认定该合同是在2007年后才制作的，利达公司同时期的合同编号是以003开头，而与孙广华的合同编号是以001开头的。
孙广华、中行开发区分行均陈述，同意利达公司的上诉请求。
孙广华上诉称，原判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认定“王志琴与利达公司于2000年4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契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契约的房屋是7-7-1号，但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实际交接的是6-7-1号房屋，该交付行为表明双方已经合意变更合同中关于标的物的约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偷换合同主体。（1）买卖合同双方是王志琴与利达公司，而所谓允许王志琴入住的，按判决所述的却是“利达公司指定的物业公司”。当事人显然已不是合同双方。（2）没有证据证明是“利达公司指定的物业公司”允许王志琴入住争议房屋，更没�证据证明“利达公司指定的物业公司”有权代表利达公司变更合同内容。（3）王志琴签订合同购买的是7-7-1，而侵入的是6-7-1，并擅自将7-7-1涂改为6-7-1，声称是利达公司同意变更，却未提供证据。而利达公司明确表示双方交易的是7-7-1，而非6-7-1。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由王志琴对变更的内容进行举证，而原判却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利达公司。2、原判认定“孙广华在本案原审期间均未提交或提及其与被告签订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3月28日的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书书写的房屋面积与测绘面积相同，有别于利达公司与他人签订合同书写的面积，而测绘报告却在合同签订后的5个月才出具，该合同内容的书写有违常理。且孙广华没有陈述未提交证据的理由同样不符合常理”，不仅违反常理，而且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审理合同案件，有合�的，依据合同；没有合同，依据法律；没有合同，又没有法律规定的，按照生活习惯。原审在没有任何证据和依据的情况下，仅一句“有违常理”，就轻描淡写的为王志琴规避法律创造依据。“常理”的合同应该是什么样？测绘报告又应该在什么情形下出具？3、2005年为了办理登记过户手续，孙广华与利达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落款时间为2001年1月，因为该合同形成于2005年，上面登记的电话如果是2004年才开始使用的，当然没有问题了。仅凭此就认为是“恶意串通”，未免武断。4、孙广华与利达公司之间关于6-7-1的房屋买卖行为成立于1999年，而王志琴与利达公司之间关于7-7-1的房屋买卖行为成立于2000年，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不但标的不同，而且，孙广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早于王志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年，其如何能“恶意串通”损害合同成立在后一年�王志琴的利益？5、假如是一房多卖，一个合同有效，其它合同就必须无效，这样的法律适用，显然也与法律关于物权与债权相分离的规定相违背。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驳回王志琴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志琴承担。
针对孙广华的上诉请求，王志琴辩称，除与对利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所发表的辩论意见一致外，认为孙广华买房不合常理，其从未到房子现场，也不知道房子有人住，对户型也不清楚。
利达公司、中行开发区分行同意孙广华的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2000年4月3日，王志琴与利达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契约》，约定：王志琴购买利达公司位于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7单元7-1号商品房，建筑面积165.03平方米，成交价为324998.20元；王志琴支付给利达公司购房定金90000元后签订本契约；利达公司于2000年4月3日将房屋正式交付王志琴使用；王志琴�2000年5月30日前结清房款；房屋交付使用并且房价款全部结清后，该房屋产权属王志琴所有等。该合同加盖利达公司印章，联系人刘荣珍签名，王志琴签名。
王志琴向法院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契约》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7单元7-1号中的“7”单元被涂改成“6”单元。而利达公司向法院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契约》则是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7单元7-1号。
合同签订当日，王志琴以转账方式存入利达公司40000元，以塑钢厂窗款抵房款50000元，2000年12月22日以塑钢工程款抵房款32903元。王志琴提供了隆峰塑钢厂与隆达公司账务明细一张，该明细下方手写：收到王治琴房款105890.14元刘荣珍。剩余房款王志琴并未支付。
2000年9月20日，利达公司与案外人金英姿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契约》，将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7单元7-1号商品房以366255.70元的价格出售给金英姿。该合同于2001年1月11�在相关部门备案登记，金英姿于2005年取得房屋产权证。
孙广华提供了其与利达公司签订于2001年1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孙广华以412575元的价格购买利达公司位于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6单元7-1号商品房。该合同于2005年7月6日在相关部门登记备案，孙广华于同日取得了该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孙广华、利达公司均称，该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05年，为了少交税才写了2001年1月的时间。
本案再审期间，孙广华又提供了其与利达公司于1999年3月2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契约》，合同约定：孙广华购买利达公司位于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6单元7-1号商品房，成交价为427316.80元。
2005年6月30日，孙广华与中行开发区分行签订《购房借款合同》，约定孙广华贷款275000元购买翠竹小区49号楼6-7-1号住房，贷款期限为15年。2005年7月8日大连开发区房产管理中心依据抵押双方�申请办理了房屋他项权利证书。
2010年11月，原审法院在执行原生效判决过程中，王志琴向原审法院提存剩余房款96205.06元。
诉讼中，王志琴申请对孙广华与利达公司签订于1999年3月28日的《商品房买卖契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委托鉴定后，鉴定机构以检材上的印章不够清晰，样本材料不足，无法判断印章形成时间，现有技术不能鉴定签名及手写文字的书写时间为由予以退鉴。
1999年8月27日，大连开发区房产事业管理处（现房产管理中心）对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大连开发区翠竹商服中心出具房屋建筑面积核算书，载明案涉房屋测绘面积为165.03平方米。
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6单元7-1号房屋由王志琴一方占有使用。
本院二审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和陈述，本案主要争议以下焦点问题：
一、王志琴与利达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契约》买卖的是�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7单元7-1号房屋还是49号楼6单元7-1号房屋。本院认为，王志琴与利达公司对在2000年4月3日签订合同当时买卖的是49号楼7单元7-1号房屋均没有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王志琴持有一份将49号楼“7”单元7-1号涂改为49号楼“6”单元7-1号的《商品房买卖契约》，涂改处并无利达公司或公司工作人员的签章，该合同与利达公司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契约》中买卖标的物明显不一致。王志琴称涂改是经利达公司同意由售楼人员所为，是物业公司给其钥匙让其住进6单元7-1号房屋，而利达公司对王志琴的上述说法完全予以否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王志琴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其与利达公司已合意将买卖标的物由“49号楼7单元7-1号房屋”变更为“49号楼6单元7-1号房屋”。而王志琴既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是利达公司工作人员所作的涂改，也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是从物业公司取得6单元7-1号房屋的钥匙。而且，即使王志琴能够证明钥匙是物业公司交付的，因物业公司与利达公司是不同的法律主体，并不是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物业公司向王志琴交付钥匙的行为能否代表利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则需王志琴继续举证予以证明。王志琴通过转账、抵顶工程款等方式所支付的房款收据上并未载明利达公司收取的是6单元7-1号房款，王志琴亦不能以其已占有6单元7-1号房屋的行为而推�利达公司已同意向其出卖6单元7-1号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王志琴在未能完成上述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其持有的经过涂改的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6单元7-1号《商品房买卖契约》的合同效力，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王志琴请求判决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6单元7-1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二、孙广华与利达公司之间《商品房买卖契约》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买受人以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导致无法取得房屋为由，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定，买受人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前提条件是买受人与出卖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而本案中，王志琴手中持有的经涂改后房号为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6单元7-1号《商品房买卖契约》的合同效力并未得到确认，即王志琴对49号楼6单元7-1号房屋不享有合法权利。且王志琴在未付清房款的情况下，一直占有使用该房屋至今。因此，王志琴请求确认孙广华与利达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契约》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孙广华与利达公司对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契约》并无任何争议，该合同不仅经相关部门登记备案，且孙广华持有开发区翠竹小区49号楼6单元7-1号房屋所有权证。故本院在本案中对孙广华与利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契约》效力不予审查。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王志琴的上�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利达公司、孙广华的上诉请求，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1）开民初字第169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志琴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志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振喜
审 判 员 刘培红
代理审判员 祝 贺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迟佳雯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