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26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飞霞南路***弄*号。
法定代表人：赵林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理明，男，1964年3月19日出生，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江花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海川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贤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普，浙江三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建设集团）为与被上诉人宁波江花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花玻璃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5民初1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州建设集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中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二、请求对一审案件受理费合理改判；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工作人员姚天勇（在该《付款承诺书》上盖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发票专用章）出具的《付款承诺书》约定支付违约金为由，认定温州建设集团要向江花玻璃公司支付违约金，与事实不符。本案的事实是《付款承诺书》上是姚天勇作为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工作人员，无权代表公司签署并出具《付款承诺书》，并在该《付款承诺书》违法盖上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发票专用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票专用章不可混用的规定，发票专用章仅用于发票上，故此《付款承诺书》所于姚天勇个人行为，对温州建设集团无效。具体事实理由如下：1.姚天勇作为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工作人员，在没有企业授权的情况下，不能代表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企业行为，签署或出具同企业有关对外经济业务文书，并且《付款承诺书》中所记载的月利率3%完全违背企业的一般性原则，同社会上的高利贷行为无样，这完全不是所有企业的行为标准，因此《付款承诺书》严重违背上诉人的意愿。2.《付款承诺书》上违法加盖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发票专用章行为，众所周知发票专用章仅仅用于企业开具发票时所用盖的专用章，国家明文规定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温州建设集团发票专用章由财务人员姚勇敏保管，但姚天勇与姚勇敏为兄妹关系，不排除偷盖的行为，并且江花玻璃公司明知发票专用章仅用于开具发票时使用，不排除受益人及经办人有串通损害上诉人经济利益，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行为。3.《付款承诺书》作为原《加工承揽合同》的补充条项，没有温州建设集团的授权或认可并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而且《付款承诺书》于2015年12月21日至收到法院通知书前，温州建设集团并不知道这《付款承诺书》存在，因此《付款承诺书》不能代表温州建设集团的真实意愿。4.江花玻璃公司所述停止供货会对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分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姚天勇才出具该《付款承诺书》，根据供货结算单的连续供货情况，并没有出现停止供货的情节发生，因此没有理由出具该《付款承诺书》必要，不排除受益人及经办人有串通损害温州建设集团经济利益。5.退一步来说，一审对温州建设集团的利息计算标准有异议，本案实际上是对逾期付款的一种违约金，那么该违约金也是过高的，拖欠款项造成的实际损失主要是资金占有的损失，一般而言就是贷款利息的损失，应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限。6.一审判决中有一笔货款267元实际供货日间为2016年5月30日，因此违约金应从2016年5月31日起计算，原一审判决有误应予调整改判。7.一审判决中案件受理费15325元，减半收取7662.50元，由温州建设集团负担。因江花玻璃公司原起诉金额为1169400.98元，实际应付江花玻璃公司金额为1040410.80元（含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252562元），应按合理比例计算案件受理费分担。综上所述，江花玻璃公司明知此《付款承诺书》不能代表温州建设集团的真实意愿，一审法院却判决温州建设集团承担违约金，明显侵犯了温州建设集团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
江花玻璃公司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2.姚天勇是温州建设集团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涉案合同也是姚天勇出面与温州建设集团订立、有关结算和合同履行的相关事宜都是姚天勇出面与温州建设集团接洽处理。基于姚天勇的身份以及工程中的职务还有实际履行的情况，江花玻璃公司当然有理由相信姚天勇有权行使职务行为。温州建设集团没有明示谁有授权谁没有权限，所以温州建设集团所称姚天勇无权代理公司是不能成立的。3.基于上述的理由付款承诺书的订立有效与否，重点在于有姚天勇的签名是否真实。温州建设集团对姚天勇的签名是认可的。发票专用章是否能用是温州建设集团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4.承诺书的约定是对温州建设集团先行违约行为的协商结果，相关条款合理合法。即便逾期付款利息过高，也已经由一审法院予以纠正，并且进行分段计算。5.温州建设集团所称的恶意串通并无实据。6.利息的起算时间，温州建设集团提到的2016年5月30日是大工程结算以后零星的部分，并不能计算有关违约金的起算时间。根据定作合同第7条也约定，大批量结算，不包括零星补缺，所以这一笔不能作为违约金起算日期。发货单可以印证相关的供货金额。温州建设集团认为承诺书仅仅供应30几万，但对账单可以看出江花玻璃公司供货150多万元，综上。请求驳回温州建设集团的诉讼请求。
江花玻璃公司于2017年5月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温州建设集团立即支付定作款790135.8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补偿金（按月利率3%计算），自2015年12月21日起暂算至起诉日为379265.18元；二、温州建设集团承担案件诉讼费。审理中，江花玻璃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温州建设集团立即支付定作款790021.8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补偿金（按月利率3%计算）自2015年12月21日起暂算至实际履行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温州建设集团为完成其位于宁波的地质勘察院幕墙工程，于2014年4月30日由其下属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与江花玻璃公司签订《加工承揽合同》一份，约定由江花玻璃公司向温州建设集团提供钢化玻璃，合同价暂定为1963000元，最终按发货单的实际金额结算。该合同约定“甲方未按合同规定付款，乙方有权停止供货”，但未约定逾期付款需承担的违约责任。《加工承揽合同》中盖有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分公司工作人员姚天勇作为该分公司代表在合同上签字。2015年12月21日，江花玻璃公司与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签订《付款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盖有温州建设集团的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发票专用章，姚天勇作为该分公司代表在合同上签字。《付款承诺书》中确认：至2015年12月21日，江花玻璃公司为温州建设集团供货1563753.9元，已付906447.1元，尚欠657306.8元，温州建设集团承诺于2016年1月10日前支付15万元，2016年2月7日前再支付30万元，剩余货款于2016年4月15日前付清；签署承诺书，江花玻璃公司同意继续发货，所发玻璃款于2016年4月15日前全部付清；若未按上述承诺时间付款的，按所欠金额的3%月利率支付利息给江花玻璃公司作为补偿金，计付日期自2015年12月21日起计算。温州建设集团通过自身账号于2014年9、10月分两次支付涉案合同定作款共计25万元给江花玻璃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向江花玻璃公司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金额为45万元，其余已付款有三笔分别通过姚勇敏（宁波分公司账务人员）、宁波市家缘门窗有限公司、王姿骅账户支付。2016年1月27日对账单中打印的本期应收余额为871162.30，该数额被笔划去后改为751162.3，姚勇敏在其上签字并加盖宁波分公司发票专用章。2016年4月20日对账单（2016年1月28日至2016年4月20日）中期初余额中应收余额为871162.30，同时显示2016年2月29日收款12万元。温州建设集团对应收余额中的12万元及计算错误的2020元有异议外，其他金额无异议。2015年12月21日后，双方发生的定作款为252562元。江花玻璃公司、温州建设集团双方均认为姚天勇与姚勇敏系兄妹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付款承诺书》是否对温州建设集团发生法律效力？姚天勇作为宁波分公司工作人员代表该分公司与江花玻璃公司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宁波分公司亦参与了《加工承揽合同》的实际履行，温州建设集团也多次支付合同所涉货款。在后续对账过程中，最后一次对账由宁波分公司财务人员姚勇敏在对账单上签字，加盖宁波分公司发票专用章，温州建设集团对应收余额中的12万元及计算错误的2020元有异议外，其他无异议。姚天勇系直接代表宁波分公司与江花玻璃公司进行洽谈、签订合同的工作人员，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分公司并未向江花玻璃公司明示姚天勇的权限范围，从合同的磋商、签订、履行过程看，姚天勇一直作为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分公司代表与江花玻璃公司联系合同事宜，签订付款承诺书系其职务行为，虽付款承诺中承诺了月利率3%的违约金，表面上看似乎加重了温州建设集团负担，但温州建设集团只要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也不需要承担违约金；另，从温州建设集团的支付、欠款数额及后续履行情况来看，在《付款承诺书》签订日时，尚欠款项金额较大，依据《加工承揽合同》江花玻璃公司有权暂停供货，故江花玻璃公司称其停止供货，因工程需要，若停止供货会对宁波分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出于利益考虑，姚天勇代表宁波分公司出具该《付款承诺书》后，江花玻璃公司再重新恢复供货的可能性较大，该事实在《付款承诺书》第三条及后续发货对账单中亦可得到印证。温州建设集团猜测江花玻璃公司与姚天勇恶意串通损害温州建设集团公司利益并无依据，故江花玻璃公司系善意地有理由相信姚天勇具有相应的权限。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系温州建设集团开办的非独立法人分公司，温州建设集团理应对其的宁波分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付款承诺书》对温州建设集团发生法律效力。江花玻璃公司主张按《付款承诺书》以全部尚欠货款金额为基数自2015年12月21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违约金，温州建设集团认为违约金过高，应以同期贷款利率为准且后续发生的货款不应从2015年12月21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按月利率3%计算违约金过高，应以年利率24%计算为宜，后续发生的货款时间及金额在签约时均不能确定，自2015年12月21日起计算违约金不具合理性。江花玻璃公司实际发货截止于2016年4月14日，《付款承诺书》中约定后续发生货款应于2016年4月15日前全部付清，故后续货款的逾期利息应自2016年4月16日起计算为宜。
温州建设集团对应收余额中的12万元及计算错误的2020元有异议外，其他金额无异议。温州建设集团认为其支付了在2016年1月27日对账单中支付了一次12万元，在2016年4月20日对账单中又支付了一次12万元，江花玻璃公司解释该12万元为一笔付款，是2016年1月13日支付的，一笔是银行汇款9万元，另3万元由姚天勇现金支付。当时未在1月份对账单将该12万元记入，但进行了手工修改，在2月份正式计入对账单。结合对照两次对账单的收款金额和应收金额，一审法院认为江花玻璃公司的解释合乎情理，且温州建设集团在另行指定的举证期内并未提交证据以证明其支付过两笔12万元，故对其相应辩称不予采纳。江花玻璃公司另提供的一份153元送货单因其不知晓确认人是谁，温州建设集团亦不认可该发货单，对该153元货款，不予认定。经核算，江花玻璃公司的对账单中确有5笔计算错误，予以纠正，温州建设集团的尚欠货款为787848.8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宁波江花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定作款787848.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535286.8元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5年12月21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其中252562元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6年4月16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二、驳回宁波江花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325元，减半收取7662.5元，由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江花玻璃公司提供建筑装饰装修分部工程验收记录一份（三张），证明姚天勇本人是项目经理，有权代表公司处理涉案工程的相关事务。温州建设集团质证后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双方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温州建设集团未提供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姚天勇作为宁波分公司工作人员代表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与江花玻璃公司签订《加工承揽合同》，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亦参与了《加工承揽合同》的实际履行，温州建设集团也多次支付合同所涉货款。从合同的磋商、签订、履行过程看，姚天勇一直作为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代表与江花玻璃公司联系合同事宜，故签订《付款承诺书》系其职务行为。温州建设集团宁波建筑幕墙分公司系温州建设集团开办的非独立法人分公司，温州建设集团理应对其的宁波分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付款承诺书》对温州建设集团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建设集团所抗辩的《付款承诺书》上加盖发票专用章的效力问题并不影响温州建设集团责任的承担。此外，温州建设集团认为江花玻璃公司与姚天勇恶意串通损害温州建设集团公司利益也并无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二、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在《付款承诺书》上约定的范围调整到年利率24%并无不当。三、关于温州建设集团上诉所称违约金起算时间的问题，因2016年5月30日一笔货款267元的供货属于大工程结算以后零星的部分，故并不能以此计算有关违约金的起算时间。江花玻璃公司的解释合乎情理，本院予以采纳。四、至于一审判决确定的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已经裁定补正，故本院不再处理。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72.83元，由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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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潘丹涛
审 判 员 方资南
代理审判员 李新荣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黄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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