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8民终10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佰华，女，1946年1月13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军（系上诉人温佰华之子），男，1968年4月14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经堂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霍军，村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经堂村第一居民组。
负责人：贺振祥，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经堂村第二居民组。
负责人：陶旺，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经堂村第六居民组。
负责人：贺桂民，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经堂村第七居民组。
负责人：张继臣，组长。
上述五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河北凯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齐淑琴，女，1944年7月8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系原审原告齐淑琴之子），男，1965年1月9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温佰华因与被上诉人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经堂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堂村）、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经堂村第一居民组（以下简称经堂村第一组）、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经堂村第二居民组（以下简称经堂村第二组）、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经堂村第六居民组（以下简称经堂村第六组）、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经堂村第七居民组（以下简称经堂村第七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6民初2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温佰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军，被上诉人经堂村法定代表人霍军、经堂村第一组负责人贺振祥、经堂村第二组负责人陶旺、经堂村第六组负责人贺桂民、经堂村第七组负责人张继臣及五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原审原告齐淑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佰华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6民初2802号民事判决；二、改判五被上诉人继续履行《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中“限期内未造林者在合同期满时，按实际面积由乙方向甲方按每亩1.00元缴纳荒废金，缴纳荒废金后，乙方可以另订合同，或由甲方收回安排其他人造林。”为“双方所签合同附有解除条件”属认定事实错误。结合合同全文理解，该条款属于违约责任条款，并不是判决中所认定的“附有解除条件”。合同义务不能作为合同所附的条件。本案所涉合同义务就是“绿化荒山”不能作为合同所附条件。（二）原审判决认定合同乙方“限期内未造林”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原一审期间已提交证据证明作为合同乙方的李朋等人对合同内的荒山、荒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人力、财力的投入和治理。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1987年对李朋等人履约情况进行检查验收不合格。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恰好证明作为合同乙方的李朋等人对荒山进行了治理。上诉人在原一审中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其所提交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主张的合理性及合法性。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相反的证据推翻原告主张，法院应遵循证据裁判规则，居中裁判，不应歪曲事实，错误裁判。（三）原一审判决认定“期限内应理解为1987年的三年造林绿化期限届满，而不应理解为合同承包期满后（即70年后）”属认定事实错误。解释合同的目的，在于探求当事人在合同中所表示出来的真实意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观点，解释合同条文，应从文义解释入手，通过对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的解释，探求当事人共同的真实意思，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明确约定“此合同七十年不变”，“合同期满”自然是指70年后。本案所涉合同是经过公证的，既然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并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就应当判决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而不应找出一些于法无据的理由，认定合同已自动解除。二、原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对关键事实认定错误，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当然错误。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首先双方没有协商解除合同，也不存在法定解除情形，应该继续履行合同。
经堂村、经堂村第一组、经堂村第二组、经堂村第六组、经堂村第七组辩称，第一，本案诉争《合同》的承包人未按约定进行治理、未达标，村委会已于1991年通知对方解除了该合同；对方的承包人均以行动（参加村集体组织的以出义务工的形式）同意了此时的解除行为。第二，村集体组织村民以出义务工的形式，对解除合同后的涉案范围的荒山进行了治理并管护至今；四个小组也同意此处的权利由村委会行使，因此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向经堂村民委员会颁发了《林权证》。第三，一审法院在“经本院审理查明”部分的阐述符合事实。第四，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的分析说明合情合理合法。因此，请求二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依法支持五答辩人的答辩意见，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齐淑琴述称,作为合作承包者，我方也曾经参与其中。当时的政策下村委会组织村民进行树林维护，后由何国民等五人进行承包树林维护，何国民为出纳，其余人为施工人，开始荒山治理。按照合同何国民等人已经完成荒山治理。村委会出义工进行治理的时候是在何国民等人治理完成之后进行的。承包合同是合法的，经过公证处公证的，从未解除。
温佰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五被告继续履行《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7月1日，为加快荒山造林速度，充分发挥森林的各种效益，使社员尽快富裕起来，被告经堂村第一、第二、第六、第七组作为甲方，原告温佰华之夫李朋、原告齐淑琴之夫何国民与本村村民辛洪春、张树林、陶廷治五人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甲方将位于选将营乡××（××公社经××大队）××、××、××、××（原××生产队）××村小干沟的荒山荒滩4000亩（实际面积约为2451亩），四至为东至大干沟交界、南至耕地面积、西至郎栅子交界、北至北沟门交界，承包给乙方造林，荒山荒滩的权属仍归甲方所有，乙方必须在1987年前限期造林，并负责包栽、包成林、包管，一包到底。每亩当年成活不足者要补植，三年后保存达到合理株数的，详见附表1（但实际合同中并没有附表）。限期内未造林者在合同期满时，按实际面积由乙方向甲方按每亩1.00元缴纳荒费金，缴纳荒费金后，乙方可以另订合同，或由甲方收回安排其他人造林。甲方负责统一规划，负责做好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工作，同时协助乙方搞好护林。乙方要按技术要求，开展作业，保证作业质量，各项林业生产用工（造林、抚育、修路、采伐用工均由乙方负责）。林木收益分配，林木在幼龄林阶段的抚育、间伐收入全部归乙方所有，中龄林及以后的木材收入全部归乙方收益，乙方的收益有继承权。合同七十年不变。合同内原有成片大松树归组所有，零星树木不作价，归乙方所有，甲方无分成。合同自1984年7月1日生效，李朋、何国民、辛洪春、张树林、陶廷治五人代表乙方在合同上签章。1984年8月20日，双方合同经丰宁县公证处公证（[84]丰证字第642号公证书）。合同签订后，乙方五人对内进行了分工，李朋负责合同的对外事务，其他四人有的负责施工、有的负责记帐、有的负责技术。1984年8月19日及1985年11月15日，李朋为乙方代表与县水利和林业部门签订小流域治理协作合同，合同要求，每亩株数330株，成活率达80%以上，达不到要在一年内补植，造林保存率达90%以上，否则，县主管部门视为不合格，并有权拒付苗木费或追回已付苗木费。在县林业和水利主管部门的扶持下李朋等五户在承包山上栽植了部分苗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造林绿化，其中小干沟里的小西岔治理相对较好。李朋本人也以纤丝、树苗、流域治理等原因分别于1985年4月、1985年8月、1986年5月向当地信用社借了支农贷款计1500.00元。1986年，原告齐淑琴丈夫何国民去世。1991年春，因当地政府对李朋等五人承包的荒山重新进行了规划，加之李朋等五人承包的荒山未在规定期限内达到绿化要求，为加快绿化，时任被告经堂村村长的崔万和按照上级政府的要求，通过会议形式通知经堂村一、二、六、七组及李朋等承包户责令双方解除合同，收回李朋等五人承包的荒山，由村统一治理，李朋作为户代表虽有异议，但因荒山众多，绿化时间短、承包方的人力、财产有限，也默认了此事。经堂村在李朋等人治理的基础上，又组织全村各组组民以出义务工的形式（其中也包括乙方的部分人员及合同甲方组民）对合同范围内的荒山荒滩进行了流域治理和造林绿化。同年11月，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下发了《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转发县林业局〈关于对林业“三定”确权发证复核验证工作意见报告〉的通知》（丰政通[1991]21号），通知要求，对于集体把荒山承包给个人的，凡没有按合同和县政府限期绿化的规定进行造林绿化的，要收归集体统一安排造林或转移给有能力绿化的人承包并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对近几年由集体进行农田基本建设，首都周围绿化中在原划定的自留山、责任山上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的，集体出工造林的，要收回原发的自留山使用证和承包合同，对已有部分投入或造林的，集体可给予适当补偿。政府的文件下发后，李朋与时任村干部协商合同解除后的补偿事宜但未达成一致。被告经堂村造林后，自行管护林地至今。2001年12月，张树林、陶廷治二人向其他合伙人声明退出合同，2005年8月，辛洪春也声明退出。2005年9月12日，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涉案小干沟的部分林地向被告经堂村颁发了丰林证字（2005）第2304002、2304003、2304004号林权证，将东坡118C林班3小班的柞树3.98公顷、小西岔118C林班51小班的落叶松2.41公顷、小干沟东坡118C林班95小班的落叶松3.04公顷林木、林地权属确权给被告经堂村，其中小西岔为《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乙方造林的主要作业区域。二原告自1990年林业“三定”时起至今，未取得相关争议林地的林权证。2005年10月，原告温佰华丈夫李朋去世。因经堂村委会等五被告主张合同已于1991年解除，原告温佰华于2006年再次启动维权程序，向经堂村等组织就李朋生前与被告经堂村第一、二、六、七组的合同事宜及如何偿还信用社贷款本息问题与经堂村进行协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后原告温佰华多次向政府等有关部门投诉未果后向本院起诉。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诉讼陈述及所举《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及公证书、林权证、信用社贷款回收证明、李朋与林业、水利等部门所签订的小流域治理协作合同、退出大包干合同声明、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丰政通[1991]21号文件、经堂村出工表、齐工找价表、林地班图、信访答复意见书、现场照片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并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但是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解除条件成就时失效，失效的合同对当事人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无权主张合同相对方履行失效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李朋、何国民、辛洪春、张树林、陶廷治五人作为乙方与被告经堂村第一、二、六、七组签订的《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依照甲乙双方所签订合同的约定，承包方在“限期内未造林者在合同期满时，承包方向甲方交纳每亩1.0元的荒费金后，乙方可以另订合同，或由甲方收回安排其他人造林”。对此约定中应视为双方所签合同附有解除条件且无需通知对方。理由是：一、从合同前面约定，“乙方必须在1987年前限期造林，并负责包栽、包成林、包管，一包到底”。对“限期内未造林者在合同期满时”的理解，结合前面的约定，应理解为1987年的三年造林绿化期限界满，而不应理解为合同承包期满后（即70年后）。如果理解为70年后，那么合同已履行完毕，“承包方向甲方交纳每亩1.0元的荒费金后，乙方可以另订合同”就没有实际意义。二是约定中的“乙方可以另定合同”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只有在原合同自行解除的情况下，才存在另定合同的情形，不然原合同存在根本不用另定合同。三是“另定合同”的约定，表明合同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乙方未在规定期限内达到造林要求，合同自动解除且无需通知对方，否则，当事人就没有另定合同的条件和必要。四是、只有对合同作附有解除条件的解释才符合甲乙双方所签订合同时“加快荒山造林速度，充分发挥森林的各种效益，使社员尽快富裕起来”的合同目的。五是做解除合同条件的解释符合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的历史背景和政策导向。双方签订合同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合同条款有失规范且约定不明，《农村土地承包法》尚未制定，实施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自1982年7月1日起施行，1999年10月1日失效）规定不祥尽，许多合同的履行要靠政策指引，而双方签订的合同期限是七十年，作为甲方的四个居民组只保留林地权属及原有成片林木权属外，组集体只有绿化要求，无其他任何可得利益，合同虽规定了绿化期限为三年后的1987年，可近2450多亩的荒山交由乙方承包后，如长时间不能达到造林绿化的目的，乙方违约责任仅为每亩1.0元荒费金，这与集体利益的损失明显差距巨大，损害了集体利益，因此，达不到合同目的就自行解除合同，这也与当时的国家政策指引相一致，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合同。六是关于造林标准，合同有合理株数的要求，双方在合同中没有附表加以说明，但从乙方与县林业局和水利部门签订的协作合同中不难看出，县级主管部门对造林的要求是每亩330株，成活率达80%以上，造林保存率达90%以上，这一标准说明了政府主管部门对造林绿化要求，这一要求也是双方合同的要求，从1991年经堂村收回承包山组织全体村民治理这一事实证实，李朋等人签订《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后，规定期限内没有达到合理株数，造林不符合合同要求，此时被告经堂村按照上级政策指引的要求，通过会议的形式责令双方解除《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收回荒山，由村另行组织造林，与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解除后另订合同或由甲方收回安排其他人造林是一致的，二者并不矛盾。而被告经堂村传达的上级政策精神，通知解除不符合政府要求的合同，合同双方都是不可抗拒的，这也是李朋等五人对被告经堂村通知解除其与经堂村一、二、六、七组所签订的合同持有异议并默认的原因所在。居于上述理由，依照合同及当时实际造林不附合合同约定和上级政府要求的情况应视为自行解除合同条件成就，合同已经自行解除并失效。解除合同后，依照当时的法律、政策以及双方合同约定，双方可就承包合同履行期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处理，如果合同一方认为对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权利人也可向义务人依法主张权利。二原告虽是《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当事人的继承人，但因合同已经自行解除并失效，因此，原告所诉请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审理中经调解，双方不同意调解，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温佰华、齐淑琴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温佰华之夫李朋和原审原告齐淑琴之夫何国民及本村村民辛洪春、张树林、陶延治同被上诉人经堂村第一组、经堂村第二组、经堂村第六组、经堂村第七组于1984年7月1日签订的《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上诉人温佰华之夫李朋和原审原告齐淑琴之夫何国民及本村村民辛洪春、张树林、陶延治在合同签订后对合同中约定的部分荒山投入资金及人力进行治理，后因国家政策调整等历史原因，1991年被上诉人经堂村委会收回承包山并组织全体村民进行治理，在此以后上诉人温佰华之夫李朋和原审原告齐淑琴之夫何国民及本村村民辛洪春、张树林、陶延治等人已经丧失了对本案所涉荒山的实际控制和治理，未再进行投入，且被上诉人经堂村委会于2005年9月12日已经取得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本案所涉荒山的《林权证》，因此上诉人温佰华、原审原告齐淑琴要求继续履行《荒山造林“大包干”合同》已无可能，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如上诉人温佰华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给其造成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温佰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温佰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红梅
审判员 刘 音
审判员 孙琳丽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付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