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内06民终23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丽，女，1974年9月30日生，汉族，棋盘井洗煤厂职工，现住内蒙古鄂托克旗蒙西镇渠畔村三社68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奥进宝，男，汉族，1975年2月23日出生，系王秀丽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奥金保，男，汉族，1976年10月23日出生，系王秀丽丈夫的弟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雄，男，197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牧民，现住内蒙古鄂托克旗蒙西镇苏亥图村三社。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柱，鄂托克旗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民，男，197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现住内蒙古乌海市。
原审第三人：鄂托克旗蒙西镇苏亥图嘎查委员会，地址鄂托克旗蒙西镇阿棋公路13-14公里处。
负责人：黄云成，该嘎查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该委员会支部书记。
上诉人王秀丽因与被上诉人王建雄、王建民原审第三人鄂托克旗蒙西镇苏亥图嘎查委员会（以下简称苏亥图嘎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鄂托克旗人民法院（2017）内0624民初1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0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秀丽，被上诉人王建雄的委托代理人金柱，被上诉人王建民，原审第三人苏亥图嘎查负责人黄云成、委托代理人李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秀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内蒙古鄂托克旗人民法院（2017）内0624民初132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王秀丽向王建民、王建雄索要不当得利17455.50元和21092.50元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鄂托克旗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委员会做出的鄂农牧仲裁字（2015）第13号仲裁裁决书，确定了上诉人的634亩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而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起诉，上述裁决已经生效，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而以集体所有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为依据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当时在任的负责人嘎查长和其他管理人员对该合同书不知情，不认可，且该合同书明显违反了土地承包法。
王建雄辩称，王秀丽在上诉状称我和嘎查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损害其利益，王秀丽于1997年结婚，并从母亲户籍中迁出，王秀丽与奥进宝现在共同经营其自由草场，我方没有损害王秀丽的权益；2、王秀丽称裁决书中确认其享有争议的634亩草牧场的经营权，裁决书没有认定王秀丽是否对草牧场享有权力，裁决书没有认定王秀丽享有草牧场经营权的起止时间。详见书面答辩状。王秀丽没有在争议的草牧场放羊过牲畜，禁休牧的补贴是谁放羊给谁补贴，因此王秀丽无权主张该笔补偿款。
王建民辩称，同王建雄意见。另补充，王秀丽提供的数据没有依据，所有的公益林项目的合同都是我签订的，王秀丽没有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没有形成承包经营关系，无权主张公益林的补偿款。
苏亥图嘎查述称，2010年给被上诉人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是在当时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书记给颁发的，1993年的时候是以王建雄母亲的名义在我嘎查承包的草场，具体草场如何经营，如何得利与嘎查无关；被上诉人称1997年王秀丽出嫁后，在其丈夫奥进宝家分得1200亩草场不是事实。
王秀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建雄归还政府发放应属于王秀丽的禁休牧、公益林等补贴17455．5元；2、判令王建民归还政府发放应属于王秀丽的禁休牧、公益林等补贴21092．5元；3、由王建雄、王建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王建雄、王建民系兄妹、姐弟关系，1993年国家进行草牧场承包划分时，以王建雄、王建民、王秀丽母亲乔仙娥为户主的家庭6口人（包括原告在内）共同承包了第三人所有的3806亩草牧场，人均分得634亩。1997年4月10日王秀丽与同属于蒙西镇苏亥图嘎查的奥进宝结婚。1998年我国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此年以乔仙娥为户的家庭如何进行承包（人口及亩数），王秀丽、王建雄、王建民及第三人均未向法庭提供证据，且说法不一，但王秀丽在奥进宝所在的小队未分得草场。2003年8月20日,王秀丽母亲与王建雄、王建民就其赡养问题达成协议，将其草牧场（未标明亩数）划分给王建雄、王建民各一半经营。2010年6月10日第三人分别与王建雄、王建民签订集体所有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王建雄、王建民分别承包第三人的草牧场各2860亩，承包期间为18年，从2010年6月10日至2028年6月10日。且王建雄、王建民将上述草牧场经营使用至今，草牧场上应获得的各种补贴也分别由王建雄、王建民占有。2015年王秀丽及案外人王秀梅向鄂托克旗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向王建雄、王建民要回二人各自634亩草牧场经营使用权。2015年11月25日，该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鄂农牧仲裁字（2015）第1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书查明的事实如下：在1993年草牧场划分时，申请人王秀梅、王秀丽与被申请人王建雄、王建民落同一户口。家庭6口人共同承包了3860亩草牧场。现由被申请人王建雄、王建民承包经营的3806亩草牧场中申请人王秀丽、王秀梅应各占634亩。裁决结果为：对于申请人王秀丽、王秀梅提出的从被申请人王建雄、王建民现承包经营的3860亩草牧场中分别划分出634亩草牧场由自己承包经营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仲裁庭审时王建雄、王建民未向仲裁庭出示2010年6月10日第三人分别与王建雄、王建民签订的集体所有草牧场承包合同书。现该裁决书已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王秀丽请求王建雄、王建民返还从2010年至2016年草牧场上的补贴前提是其享有634亩草牧场的承包经营权。对于经营权问题王秀丽依据的是鄂农牧仲裁字2015第13号仲裁裁决书。鄂托克旗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系专门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组织，其作出的裁决书已生效，应当予以采信。根据该裁决的认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在1993年草牧场划分时，王秀丽应分得草牧场634亩。1998年10月其与奥进宝结婚后在新居住地并未分得草牧场，第三人作为发包方也认可并未收回其在原居住地的草牧场，故在承包期内王秀丽依然应享有634亩草牧场的经营权，且应包含在以其母亲为户主的家庭中。但在2010年6月10日作为发包方的第三人分别与王建雄、王建民签订了集体所有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且王建雄、王建民的草牧场也增加至5720亩（每户2860亩），因王建雄、王建民未向仲裁庭提供合同书，仲裁时遗漏了上述事实。同时裁决书也未裁定王秀丽享受634亩草牧场经营权的起止时间。在此情况下，尽管仲裁书已生效，其也不能单独作为依据来认定2010年6月10日之后王秀丽仍然享有634亩草牧场经营权。而王建雄、王建民辩称其草牧场中并没有王秀丽的草牧场，依据的也是第三人与王建雄、王建民签订的承包合同书。上述合同书的签订，应视为第三人对草牧场的重新发包，其中是否侵害到王秀丽的利益，王秀丽应先行对合同的效力进行确认，应另案诉讼。一审法院在向王秀丽行使释明权后，王秀丽仍然坚持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进行诉讼。现王秀丽主张2010年至2016年的草牧场补贴，而王建雄、王建民正是基于与第三人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获得，在上述合同书未被解除、撤销或无效的前提下王建雄、王建民占有补贴款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对王秀丽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秀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4元，由王秀丽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王秀丽以鄂托克旗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委员会于2015年作出的鄂农牧仲裁字（2015）第13号仲裁裁决书为依据向王建雄、王建民主张不当得利。而王建雄、王建民则以其与第三人在2010年签订的《集体所有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为依据抗辩王秀丽无权主张补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本案中，王建雄、王建民分别与第三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分别承包第三人2860亩草牧场经营使用，其基于该承包经营合同获得补偿，取得利益在当前有法律上的依据。王秀丽主张生效的仲裁裁决书确认其享有王建雄、王建民承包经营的3806亩草牧场中634亩草牧场经营权，由于王建雄、王建民现在承包的草牧场各为2860亩，王秀丽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3806亩草牧场与2860亩草牧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另该裁决非确权裁决，且裁决事项不明，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王建雄、王建民获得补偿无法律依据或取得不当利益，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此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此外，王秀丽主张王建雄和王建民与第三人签订的《集体所有草牧场承包合同书》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因本案为王秀丽提起的不当得利之诉，本案仅就取得利益是否有法律依据进行审查，至于该承包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应另案解决。一审法院已经向王秀丽释明法律后果，王秀丽仍坚持以现有证据进行诉讼，其应承担相应后果。
综上所述，王秀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4.0元，由王秀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艳春
审判员 高宇柔
审判员 王 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杨 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