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行终8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日存，男，198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代理人钱颖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100号。
法定代表人金志鹏，区长。
委托代理人汪士雄，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春鸿，杭州市天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刘日存诉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7日作出（2016）浙01行初574号行政判决。刘日存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组织双方当事人于同年8月28日进行了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3月20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颁发杭土资拆许字（2002）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人为杭州市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2002年12月9日，陈来泉户与杭州市滨江统一征地事务所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07年5月7日，滨江区政府在《滨江农村多层住宅申购表》上签署同意意见，该申购表记载“在册人口”一栏原记载的人员姓名为陈来泉、寿杏英、曹陈成、寿铃铃、寿科科5人。陈来泉户所在行政村及街道办事处于2011年4月同意该户增补曹悦馨为安置人口，于2013年3月同意该户增补程莹为安置人口，于2013年5月同意该户增补刘万超、刘万祥为安置人口。以上增补的安置人口经滨江区政府同意后均已记载于经审核的《滨江农村多层住宅申购表》。陈来泉户与杭州市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陆续签订四份《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户购房协议书》以申购安置房，及一份《货币安置协议书》以落实货币安置。2008年6月18日，刘日存与寿铃铃登记结婚。2011年8月24日陈来泉与寿杏英登记离婚，二人户籍分户，陈来泉与曹陈成为一户，寿杏英与寿科科、寿铃铃为一户。2013年1月13日，刘日存因夫妻投靠，户籍迁入寿杏英户。因刘日存未能获得拆迁安置，寿铃铃于2014年11月24日向信访部门反映情况，要求杭州市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出具书面反馈。2014年11月28日，杭州市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滨农建信访答字[2014]07号），答复称刘日存不作安置。
一审法院认为，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的通知》（滨政办[2000]67号）第五条第2项规定“人口确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在册常住人口计，农业人口（含征地农转非人员，下同）按一人计，独生子女凭证可按两人计。撤村建居前、实施农村多层住宅建设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的通知》（区办[2003]76号）第八条规定“《问答》第8条'农嫁农人员如何安置'调整为入赘人员如何安置，内容现明确为本区有女无儿户的家庭，可准许一名男青年婚后到女方家落户。”2002年12月9日，陈来泉户与杭州市滨江统一征地事务所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以陈来泉、寿杏英、曹陈成、寿铃铃、寿科科为户内成员，故原告刘日存是否享受住宅安置面积，应以陈来泉户是否符合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的通知》（区办[2003]76号）第八条的规定为前提。因陈来泉户中有儿子曹陈成，故被告认定刘日存无法在陈来泉户享受入赘人员安置面积，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日存的诉讼请求。
刘日存上诉称：原审法院依据《关于印发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补充意见》）第八条的规定作出本案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立法法》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是要制定法律的，《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简称《集迁条例》）第二条规定凡在本市市辖区范围内，因城市建设需要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以及安置补偿等事宜，均应遵守本条例。《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因此该案应以《集迁条例》为法律依据。2、《宪法》赋予上诉人的法定权益，被上诉人无权剥夺。根据《立法法》和《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不得规定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义务的内容。3、2002年12月9日，陈来泉户与杭州市滨江统一征地事务所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制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条明确当时的在册常住人口为5人。2007年5月，被上诉人在陈来泉户的《滨江农村多层住宅申购表》上签署同意意见，该申购表在册人口一栏记载为陈来泉、寿杏英、曹陈成、寿铃铃、寿科科5人。根据《集迁条例》和《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均将被拆迁人的家庭常住人口或户籍不在拆迁地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作为安置对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是江二社区的农户（寿杏英户）在册（就地农转非）常住人口，也是被拆迁人（寿铃铃）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符合法律规定。4、即使《补充意见》第八条合法性无问题，但从条款规定的具体内容看，仍然不能据此推定上诉人不符合安置条件。首先，结合该补充意见的第一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以及上诉人的家庭实际情况。可以推定“因为该户寿铃铃在拆迁后结婚，被上诉人承认寿铃铃为被拆迁人，而后批准了寿铃铃及其儿子的购房资格。上诉人2008年和寿铃铃结婚，成为被拆迁人的家庭成员，符合要求”。其次，该条款规定本区有女无儿户的家庭，可准许一名男青年婚后到女方家落户。在寿杏英与陈来泉离婚分两户之后，上诉人以有女无儿户的形式迁入寿杏英户，该条款解决的是落户问题，并不涉及安置资格问题。且上诉人已落户到江二社区寿杏英户，若将落户等同于安置资格，那么就意味着被上诉人已同意安置上诉人。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请求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行初574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批准上诉人申购滨江农村多层住宅资格。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答辩称：1、上诉人不是陈来泉户拆迁安置人员，被上诉人没有补偿安置的法定义务。根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不是陈来泉户拆迁安置人员，不适用拆迁安置政策。2、上诉人不符合安置条件，不具有安置资格，不能享受安置面积。2013年1月13日，上诉人因夫妻投靠将户口从浙江省文成县迁入寿杏英户，户口迁入后即要求安置。因上诉人不能作为陈来泉户的入赘人员，不具有安置资格。之后上诉人进行了上访，信访事项承办单位杭州市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已于2014年1月28日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明确上诉人不符合陈来泉户入赘条件，不做安置。上诉人提出的安置问题，属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新增人口的安置问题，其是否享受安置面积，应按照《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第八条规定，能否作为陈来泉户的入赘人员，因陈来泉有儿子曹陈成，因此上诉人不能享受入赘人员安置面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3、2000年10月23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同意滨江推行农村多层住宅建设，并形成《关于在滨江推行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2000年12月1日，《关于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给滨江的批复》同意在滨江实施农村多层住宅建设。2000年12月22日，《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出台，标志着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正式实施。为做好农村多层住宅的选购工作，被上诉人根据《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的经审，制定了《滨江农村多层住宅购房办法》。根据滨江农村多层住宅两年多的具体时间，被上诉人根据《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制定了《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案涉新增安置人口资格的审批和认定，属于被上诉人的职权范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陈来泉户与杭州市滨江统一征地事务所于2002年12月9日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其户内成员为陈来泉、寿杏英、曹陈成、寿铃铃、寿科科。2008年6月18日，上诉人刘日存与寿铃铃登记结婚。2011年8月24日陈来泉与寿杏英登记离婚，二人户籍分户，陈来泉与曹陈成为一户，寿杏英与寿科科、寿铃铃为一户。2013年1月13日，上诉人刘日存因夫妻投靠，户籍迁入寿杏英户。上诉人刘日存既非被拆迁人陈来泉户实施拆迁时或申请购房时的在册常住人口，亦不符合《滨江农村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关于印发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的通知》（区办[2003]76号）等文件中规定的有女无儿户家庭安置人员条件。在《土地管理法》等上位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根据上述文件规定，认定上诉人刘日存不能在陈来泉户作为入赘人员安置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刘日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日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裕琨
审判员 车勇进
审判员 管 征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许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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