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1民终11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世芬，女，1974年6月2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飞，男，1973年9月9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金声，贵州贵安新区贵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世姜，女，1983年8月1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原审原告：肖某1，女，2003年4月13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原审原告：肖某2，男，2014年10月14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被上诉人罗世姜及原审原告肖某1、肖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代兵，男，1973年5月23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龙孔镇冯家坝村*组**号。原审第三人：龙德清，女，1949年1月1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原审第三人：罗世英，女，1976年6月24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原审第三人：罗必强，男，1999年2月13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原审第三人：梁某，男，2005年4月9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原审第三人罗必强、梁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世芬，女，1974年6月2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原审第三人罗必强、梁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飞，男，1973年9月9日生，布依族，住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梁飞、罗世芬因与被上诉人罗世姜及原审原告肖某1、肖某2及第三人龙德清、罗世英、罗必强、梁某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6）黔0111民初4376号民事判决，依法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世芬、梁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金声，被上诉人罗世姜，原审第三人罗必强、梁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世芬、梁飞，原审第三人龙德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罗世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罗世芬、梁飞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事实与理由：一、2016年8月国家在青岩镇××村××路，经村和政府和征地部门在上诉人开荒地进行挂牌丈量，上诉人开荒地编号为：1、Y0010,2、L0158,3、Y0028三块，面积为4.75亩，该4.75亩是上诉人经过农村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马地盘”得来的，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二、罗以和于1998年8月30日承包位于摆××村××、××、雷打坡田3.4亩，土0.2亩，槙桐坡0.5亩，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该槙桐坡的0.5亩地被划为林地，并且该地界限清楚。此次被征占的系承包征地中的0.5亩，地编号为Y0008，而田、土均未被征收。一审认定“从土地登记及实际丈量确实存在差异，但本院无法推定”，认为该认定没有依据，判决中将上诉人辛苦开荒的共4.75亩地列入被上诉人罗以和土地承包关系中属于错误。被上诉人罗世姜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四十五条规定，上诉人不能出示承包四荒地的承包合同，不能证明被征收的地块包含有上诉人谎称的开荒地。3、一审中的证人证言确已证明1、Y0010,2、L0158,3、Y0008地块确实是罗以和为户主的家庭承包地。4、原审法庭辩论中，答辩人罗世姜称槙桐坡的地与地上面的坡（即林地)都是以罗以和为户主的家庭承包地，上诉人并无异议，只是谎称在管理该地块的时间里将该地块扩大了，5、家庭承包地的四至边界按照各家实际管辖范围测量，并不是按承包合同上记载面积测量，并且在整个摆早村并没有一块地的实际测量面积与承包合同相符。6、桃子冲Y0028地块属于承包地，该桃子冲片区于1981年第一次承包时都已经分包到户，只是该片地块并不是每家都登记在册。7、上诉人梁飞所谓“马地盘”的行为，只有在村里未划分承包的集体四荒地中才可能出现，而不应该出现在别人家庭承包地管辖范围之内，上诉人所有证据只能证明其作为家庭一员，在家庭承包地上行使过管理权，并不能改变所有涉案地块的承包关系。第三人龙德清述称,罗世姜已经嫁出去了不应分给她。第三人罗必强、梁某共同述称，同意上诉人意见。梁飞、罗世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征地补偿款，原告应得部分为13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以和与第三人龙德清共育有三个女儿，即原告罗世姜、被告罗世芬、第三人罗世英。原告肖某1、肖某2系原告罗世姜的子女。被告梁飞与被告罗世芬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二子，即第三人罗必强、梁某。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罗以和作为承包户户主，代表户内的人口5人，承包了青岩镇摆早村的土地，据原、被告提交的承包证、《贵阳市农村承包土地调查登记表》记载，所承包的土地包括：耕地3.6亩（田3.4亩、土0.2亩）、非耕地林地（用材林）0.5亩。土地承包期间：罗以和于2003年去世；原告罗世姜婚后，其户籍仍保留在龙德清户内，至今未迁出；被告梁飞与被告罗世芬结婚后，将户籍迁至龙德清户内，并在该户内生活至今；第三人罗世英因结婚，现已将户籍迁至夫家贵阳市花溪区贵筑办事处桐木岭村，并在夫家生活至今；原告肖某1、肖某2与第三人罗必强、梁某作为新出生的人口，均登记在龙德清户内。现龙德清户内的人口为：龙德清、罗世姜、肖某1、肖某2、罗世芬、梁飞、罗必强、梁某。2016年，因贵惠大道（青岩至惠水段）项目的建设，以罗以和为承包户户主，所承包的位于贵阳市××××村的土地被征收。原告诉请征拨款涉及被征拨土地共4块（地块号分别为：Y0010、L0158、Y0008、Y0028），据原告方提交的《贵惠大道（青岩至惠水段）建设项目摆早村征地资金发放名单（第二批）》、《贵惠大道（青岩至惠水段）建设项目摆早村青苗补偿款资金发放名单（第二批）》、《贵惠大道（青岩至惠水段）建设项目摆早村地面附属物资金发放名单（第二批）》显示：1、Y0010号土地，非耕地面积1.755亩，农户应得土地补偿金41,558.4元、地面附属物资金35,100元；2、L0158号土地，旱地面积2.354亩，农户应得土地补偿金160,260.32元、青苗补偿款3,062.55元、地面附属物资金47,080元；3、Y0008号土地，旱地面积0.473亩，农户应得土地补偿金32,201.84元、青苗补偿款615.37元、地面附属物资金9,460元;4、Y0028号土地，旱地面积0.656亩，农户应得土地补偿金44,660.48元、青苗补偿款853.46元、地面附属物资金13,120元。前述被征拨土地共5.238亩（耕地3.483亩、非耕地1.755亩），其土地补偿金共278,681.04元、青苗补偿款及地面附属物资金共109,291.38元，合计土地征收款共387,972.42元。被告梁飞将387,972.42元全部领取。审理中，二被告辩称此次被征拨的土地中，仅有地块号为Y0010号土地（非耕地面积1.755亩）中的0.5亩系罗以和承包户内的承包地，其余被征拨的土地即耕地3.483亩及非耕地1.255亩，均是二被告的开荒地，与原告无关。为此，二被告提供了证人证言以及村委会的证明，拟证明罗以和承包户内所登记的承包地亩数系经当时实际丈量，并拟证明被征拨土地的丈量亩数系经过二被告开荒得来的。但法院认为被告方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征地中包含有开荒地：首先，从承包方式上看，农村土地的承包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家庭承包，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公平分配、人人有份的原则，统一将耕地、林地、草地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该承包方式具有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而其他方式的承包，是指承包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的规定，在被告方否认被征拨土地系通过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情况下，被告方应对通过其他方式承包的开荒地进行举证，根据法律规定，被告方应出示承包四荒地的承包合同；其次，从土地登记亩及实际丈量亩的客观差异上看，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承包证中登记亩数与征拨土地时实际的丈量亩数确实存在差异，但法院无法因此推定所差异的亩数系被告方承包的开荒地。综上，法院对被告的此辩称不予采信，原告方诉请的征拨款，均应认定为系罗以和承包户内承包地被征收所得。法院认为，土地承包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因此，这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可能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本案中，原告方诉请的土地征拨款所涉及的被征拨土地，经法院认定，均系罗以和承包户内以家庭承包方式所承包的土地，故该户内（罗以和去世后，承包户的户主暂未变更，龙德清系该户户籍的户主）的成员均应享有该户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罗世姜的户籍一直保留在第三人龙德清户内，从未迁出，其贵阳市××××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并未发生改变，故仍在罗以和承包户内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梁飞在与罗世芬结婚后，将户籍从原籍处迁至龙德清户内，并在该户内生活至今，且以自己的名义领取了原告诉请的土地征拨款，结合梁飞的答辩意见，应视为梁飞选择在罗以和承包户户内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人龙德清系该户户主，被告罗世芬的户籍则一直在龙德清户内，两人均在该户内生活至今，故理应享有罗以和承包户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人罗世英，因结婚将户籍迁至夫家，其仍为农业户籍，因在夫家并未享有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院的谈话笔录中，罗世英称已接受了被告罗世芬给付的土地征拨款，因亲情关系，故未到庭参与诉讼，法院视为罗世英选择在娘家即罗以和承包户内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肖某1、肖某2和第三人罗必强、梁某，作为新增人口，出生后即将户籍登记在龙德清户内，四人理应亦享有罗以和承包户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罗以和承包户的土地被征拨时，原告罗世姜、肖某1、肖某2，被告梁飞、罗世芬，第三人龙德清、罗世英、罗必强、梁某共计9人，均应对被征收土地的征拨款享有权利。本案中，以被告梁飞名义领取的土地补偿金共278,681.04元，应由前述9人平均分配，即每人享有278,681.04元÷9人=30,964.56元,被告方应向三原告返还土地征拨款中的土地补偿金30,964.56元×3人=92,893.68元；以被告梁飞名义领取的青苗补偿款及地面附属物资金共109,291.38元，该费用应当由被征拨土地的实际管理人及耕种人获得，原告方自认并未实际参与过土地的管理、耕种，故对土地征拨款中的青苗补偿款及地面附属物资金不享有权利。综上所述，法院对于原告罗世姜、肖某1、肖某2的诉请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梁飞、罗世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罗世姜、肖某1、肖某2土地征拨款92,893.68元：二、驳回原告罗世姜、肖某1、肖某2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提交新证据：一、原告提交龙德清手写证据一份，证明这块地原来只有0.5亩，只能收100斤包谷。被上诉人质证称，内容不真实，同时也证明我们家有该地块。第三人龙德请承认是自己盖得手印，内容真实，第三人罗必强、梁某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上诉人提交罗以宽证明一份，证明槙桐坡地是承包地。上诉人质证称，属于孤证且不能证明面积，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龙德请、罗世英、罗必强、梁某与上诉人意见一致；被上诉人提交耕地使用承包合同书四页，证明该地是承包地；第二轮土地承包证，证明桃子冲的地第一轮就曾承包过地。上诉人质证称，第一轮承包证证据不认可，第二轮承包地真实性不认可。第三人龙德请、罗世英、罗必强、梁某与上诉人意见一致；经二审审理查明，当事人在槙桐坡处承包地的原始承包面积为1亩，其余面积为上诉人开荒形成。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本案争议土地是否包含有上诉人自行开荒的土地，若有面积是多少。一审期间，当事人所在的摆早村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罗世芬在槙桐坡有责任地0.5亩，梁飞被征用的部分土地属于罗世芬在该责任地旁开荒形成，该证明有村委会主任及文书签字确认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因村委会属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本村每户村民的基本情况十分了解，故该书证的证明力较大，但结合二审期间上诉人的陈述，其承认在槙桐坡处的承包地实际上有1亩左右，该陈述构成对自己不利事实的自认，且农村确实存在实际承包地面积大于承包证登记面积的习惯，故本院认定该地原始承包面积为1亩。另外，关于Y0028号地块，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土地是其开荒形成，故被上诉人有权参与该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因此，被上诉人只能对槙桐坡处承包地中的1亩耕地及桃子冲Y0028号土地的补偿款参与分配。对于剩余土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系其开荒形成，被上诉人无权进行分配。故被上诉人能够分配的土地补偿款金额为(160260.32÷2.354÷9+44660.48÷9)×3=37580.15元。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6）黔0111民初43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罗世姜、肖某1、肖某2的其余诉讼请求”；变更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6）黔0111民初43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罗世芬、梁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罗世姜、肖某1、肖某2土地征拨款37580.15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梁飞、罗世芬负担419元，由罗世姜、肖某1、肖某2负担10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由梁飞、罗世芬负担838元，由罗世姜、肖某1、肖某2负担20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可审判员 李 蓉审判员 刘 佳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