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淄民一终字第9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艳，淄博市华润燃气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尹光玉，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延刚，无业。
委托代理人：韩丽，山东柳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董家翠，职业不详。
上诉人李艳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4）张民初字第3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艳及其委托代理人尹光玉，被上诉人高延刚的委托代理人韩丽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董家翠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10月18日，被告孙梅珠为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高延刚人民币70000.00元，定于2012年10月31日归还”。原告高延刚于当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将7万元转入被告孙梅珠账户。同日，被告李艳、董家翠签字确认，并依次注明：“本人李艳自愿为孙梅珠70000.00万元借款做担保，有效期两年、本人董家翠自愿为孙梅珠70000.00万元借款做担保，有效期两年”。原告称借条下方的担保条款是担保人写的，存有笔误，担保条款中的70000.00万元实际应为70000.00元。被告李艳则主张担保的内容是为7万万元做担保，而非案涉的7万元。担保期两年不是对保证责任期限的约定。对保证期限约定不明的，应从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方式应为一般责任保证。在庭审中，原告称其与被告孙梅珠并未有7万万元的借款关系，被告李艳代理人则称对此也并不知情。原告以7万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主张从2012年10月31日至实际还款日的相应利息。被告主张应从2012年11月1日开始计算。
另查明，原审法院受理该案后，原告于2015年2月5日提交申请，申请撤回对被告孙梅珠的起诉，原审法院已口头裁定予以准许。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孙梅珠向原告高延刚借款未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原告诉求被告孙梅珠偿还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虽借条中的借款数额与保证条款中的借款数额不一致，但原告称其与被告孙梅珠之间并不存在7万万元的借款事实。且该数额明显巨大，也无相应的支付凭证，被告李艳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提交相应证据，故7万万元应为笔误，实际担保金额与借条的款项一致，为7万元。被告李艳称涉案借款期限为7天，但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观点不予采信。借条与担保条款在同一张纸张上，有效期两年应为对担保期限的约定，且明确无误。担保方式约定不明的，应为连带责任保证。被告李艳所持案涉借款担保期限为六个月及担保方式为一般保证的主张均于法无据，不予采信。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的，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据此，原告诉求被告李艳、董家翠对涉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以7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2年11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的相应利息，应当予以支持。被告董家翠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艳、董家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代为偿还原告高延刚借款7万元。二、被告李艳、董家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代为支付原告高延刚以7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2年11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的相应利息。三、被告李艳、董家翠承担责任后有权利向被告孙梅珠追偿。四、驳回原告高延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00元、保全费820.00元，共计2370.00元，由被告李艳、董家翠负担。
李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李艳不对孙梅珠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李艳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为“70000.00万元”，并未对被上诉人高延刚主张的7万元提供担保，原审判决认定为笔误，属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高延刚与孙梅珠之间并不存在7万万元的借款事实，那么7万万元的主债权不存在，上诉人李艳所提供的担保亦无效，上诉人李艳不应承担担保责任。2、上诉人李艳在写“本人李艳自愿为孙梅珠70000.00万元借款作担保，有效期两年”时，纸张是空白的，上诉人李艳并不知晓是为孙梅珠7万元借款作担保。被上诉人高延刚撤回对孙梅珠的起诉，可见是被上诉人高延刚与孙梅珠恶意串通，欺诈上诉人李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李艳不承担担保责任。3、上诉人李艳所写的“有效期两年”并不是对担保期限的约定，如果是对担保期限的明确约定，应当写“担保期限为两年”，故属于担保期限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担保期限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而被上诉人高延刚未在六个月内向上诉人李艳主张权利，即使担保有效，上诉人李艳也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庭审时，上诉人李艳增加上诉理由：孙梅珠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已被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故本案涉嫌犯罪，应依法中止审理，一并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申请法院调取孙梅珠涉嫌集资犯罪的立案材料及公安机关对上诉人李艳所作询问笔录。
高延刚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人李艳的上诉请求。
董家翠未作答辩。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借条、银行转账凭证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李艳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高延刚的答辩意见，并结合相关证据和事实，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主要有以下三个争议焦点。
一、上诉人李艳提供的保证是否为有效保证的问题。1、上诉人李艳主张其保证的债权数额为7亿元，并非涉案的7万元，按照上诉人李艳的该项陈述，被上诉人高延刚主张的债权数额并不超过上诉人李艳的保证担保范围，上诉人李艳仍应就涉案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李艳书写的担保约定，在借条的下方，结合上文，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艳将担保的借款数额书写为“70000.00万元”系笔误，符合常理，也未加重上诉人李艳所应承担的清偿责任，并无不当。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涉案借条中并未约定保证方式，因此，应认定为上诉人李艳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因此，对连带责任保证而言，由于保证人与主债务人属同一顺序的债务人，在具体承担实体责任时不分先后，债权人可以仅起诉保证人。因此，上诉人李艳仅以被上诉人高延刚撤回对孙梅珠的起诉，而主张被上诉人高延刚与孙梅珠恶意串通，证据不足。
二、上诉人李艳提供保证的保证期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上诉人李艳否认借条上“有效期两年”的内容为保证期间的约定，但并未明确说明其书写“有效期两年”的具体缘由。即使其书写的“有效期两年”不能直接认定为对保证期间的约定，也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认定对涉案保证期间约定不明，视为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因此，上诉人李艳主张其提供的担保期限约定不明，应为主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的主张既无事实依据，也与法律规定不符。
三、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因此，即使孙梅珠借贷行为涉嫌犯罪，但只要涉案借贷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就应当认定涉案借贷合法有效。在本案中，上诉人李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贷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涉案借贷合法有效。因此，本案的审理无需以孙梅珠的涉案借贷是否构成犯罪为前提，孙梅珠涉嫌犯罪的材料在本案中亦没有收集的必要，故对上诉人李艳关于本案应中止审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上诉人李艳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
综上，上诉人李艳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被告董家翠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00元，由上诉人李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静
审 判 员 陈吉忠
代理审判员 秦炳辉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日
书 记 员 宋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