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4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曲彩霞，女，196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彬，男，198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曲彩霞因与被上诉人张文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3民初60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曲彩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中止审理或驳回张文彬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文彬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不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本案事实系曲彩霞介绍张文彬投资1万元参与广西某一发展项目，最后致张文彬亏损5.5万元，张文彬为挽回损失胁迫曲彩霞出具的涉案欠条。曲彩霞已经向案发地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准许曲彩霞撤销2017年2月向张文彬出具的借条”，该案正在审理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规定，本案应裁定中止审理，等待另案判决结果；2.涉案款项发生于2016年4月，涉案欠条出具时间是2017年2月，有违正常借贷习惯；3.合同的合法性审查是法院审理合同纠纷的前置条件，本案诉争借条的合法性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关键，曲彩霞向一审法院提交有张文彬签名、按手印的转让申请书，拟证明诉争款项系其投资在21份份额上，张文彬亦对申请书上的签字捺印认可，但否认21份份额的存在，法院应到案发地调查借条出具的真伪及“转让审查书”载明21个份额与张文彬辩称其介绍广西某个投资项目的关联。4.一审法院以曲彩霞报警超过6个月，其报警记录没有证据价值为由拒绝调取无法律依据，有违证据规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张文彬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文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曲彩霞立即偿还张文彬欠款55000元以及逾期未还款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用由张文彬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文彬与曲彩霞的女儿认识。2016年4月28日，张文彬通过支付宝分四次向曲彩霞转账4万元，在济南北坦支行ATM柜台通过银联转账的方式向曲彩霞转账3万元，共计向曲彩霞转账7万元。该7万元款项曲彩霞已经收到。2017年2月份，曲彩霞向张文彬出具借条两份，一份内容为“借条今由本人曲彩霞37******向张文彬37******借款19000，壹万玖仟元正。支付宝转账2016.4.28曲彩霞”。另一份内容为“借条今由曲彩霞37******向张文彬37******借款50000，伍万元正。现金2016.4.28曲彩霞”。两份借条上，曲彩霞名字处和签名处，曲彩霞均按了手印确认。张文彬陈述这两份借条上共6.9万元，即为其给曲彩霞转账的7万元。其中，1000元给曲彩霞买礼物了，所以才让曲彩霞出具的是总计6.9万元的借条。曲彩霞认可收到张文彬转账7万元，也认可借条是其出具，但辩称当时出具借条是受到了张文彬的胁迫，但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实这一辩解意见。曲彩霞辩解该7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张文彬通过曲彩霞投资的项目资金，为此提交张文彬抄写的书信和出具的内容为“本人张文彬自愿委托王舒将持有的21个份额转让出去张文斌2016年9月17日”的“转让申请书”一份，用于说明张文彬知情投资项目，以及“转让申请书”上记载的份额即为张文彬打给曲彩霞的7万元用于投资的项目。张文彬对此不予认可，曲彩霞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未再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投资项目的存在。曲彩霞申请调查2017年10月13日其丈夫在广西防城港一派出所的报警记录，用于证明当时曲彩霞出具欠条时，张文彬对其有胁迫行为。但经一审法院询问，其在庭审中称“当时（指2017年2月曲彩霞出具借条时，一审法院注）没有报警，但是现在报警了，在2017年10月13号报的警，由于超过半年的期限，警察没有处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张文彬是胁迫我打的借条。”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张文彬为主张其与曲彩霞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且生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曲彩霞书写并捺印的借条，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自动柜员机客户凭条、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支付宝转账记录。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张文彬持有曲彩霞出具的借条，有相应的实际支付的凭证，且曲彩霞承认借条是其所写并承认已经收到了款项，应认定张文彬已经初步完成其与曲彩霞之间借贷关系的举证义务。在此情况下，若曲彩霞否认其与张文彬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并辩解其出具借条时受到�胁迫，应负有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在张文彬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曲彩霞不能举证证明张文彬向其转入的款项用于了什么投资项目，以及投资项目的合法性，因此对曲彩霞关于本案并非借贷关系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曲彩霞申请调查报警记录，以证明其书写借条时受到了胁迫，但是根据曲彩霞在庭审中的陈述，该报警记录并非其出具借条时报警，而是事后、单方报警，时隔已半年以上，并自认警察并没有处理，因此，此报警记录对处理本案无证据价值，一审法院亦不予调取。一审法院认定曲彩霞并未完成其抗辩的出具借条受到了胁迫的举证证明责任。综合对本案证据证明力的分析判断，一审法院认定张文彬与曲彩霞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且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到期后，出借人应按约定偿还本息。借款期限没有约定的，出借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还本付息。本案中，虽张文彬实际向曲彩霞交付的款项是7万元，但张文彬催要借款时，让曲彩霞出具了总计6.9万的借条，并解释拿出了1000元为张文彬购买了礼物，所以让曲彩霞出具的是总计6.9万的借条。从张文彬的相关陈述和借条记载内容来看，一审法院认定张文彬已自愿放弃了1000元借款本金的追偿权，从而本案的借款本金应确定为借条中记载的合计6.9万元。张文彬认可曲彩霞归还了1.5万元，该1.5万元应当从上述本金中扣除。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曲彩霞尚有5.4万元借款本金未偿还张文彬，而非张文彬主张的5.5万。对尚未偿还的5.4万元借款本金，曲彩霞应予以偿还。针对张文彬关于利息的主张，根据相关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支付利息。但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依法应予以支持。本案中，因借条中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张文彬所称的两个月借期的口头约定已被曲彩霞不认可本案属借贷关系而根本否认，因此本案借款应属未约定借款期限。对未约定借款期限的借款，张文彬可以随时向曲彩霞主张，要求曲彩霞在合理期间内偿还。张文彬向曲彩霞主张、但曲彩霞未偿还的时间节点，可以确定为本案的逾期还款之日。张文彬实际向曲彩霞提供款项是在2016年4月28日，2017年2月份向曲彩霞催要借款并由曲彩霞出具借条，2016年4月28日至2017年2月份期间，张文彬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还向曲彩霞催要过此借款，因此，应认定2017年2月份为本案中逾期还款的时间起点。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出具借条时的2017年2月份的准确时间，因此，应本着有利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原则，推定从2017年2月1日起计算逾期利息。案经调解不能成立。判决：一、曲彩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张文彬借款本金5.4万元；二、曲彩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张文彬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以5.4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张文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曲彩霞负担600元，由张文彬负担5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张文彬主张曲彩霞向其借款，应承担还款责任。经审查，曲彩霞向张文彬出具6.9万元借条，且张文彬已经向曲彩霞支付借条中的款项，故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因此一审判决曲彩霞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曲彩霞虽主张涉案款项为投资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曲彩霞主张涉案借条系受到张文彬胁迫出具，其已向派出所报案,一审法院应调取该报警记录。因曲彩霞自认其报警时距出具借条的时间超过半年，派出所并未立案，故即使调取该报警记录也不足以证实其关于涉案借条系受胁迫出具的主张，因此一审法院对报警记录不予调取且未支持曲彩霞该主张并无不当。曲彩霞主张其已向案发地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涉案借条，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曲彩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曲彩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乔绪晓
审判员 刘 洋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郭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