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25民初7814号
原告：郑超（曾用名郑巧），男，198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原告：郑某，女，201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法定代理人：郑超（系原告郑某之父），男，198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上列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达，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伟，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俞经久，男，196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县。
原告：陈华，女，196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县。
被告：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又名宁波市第四医院，组织机构代码41057476－7）。住所地：浙江省象山县丹东街道东谷路***号。
法定代表人：左伟，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惠，浙江信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超、郑某与被告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象山一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陶振明独任审判。11月7日，本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超及原告郑超、郑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达，被告象山一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惠到庭参加诉讼。同日，被告象山一院申请对原告郑超、郑某提供的遗书进行笔迹鉴定，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11月10日，原告郑超、郑某申请追加俞经久、陈华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予以追加。2018年4月10日，本院再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超及原告郑超、郑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达、史伟，被告象山一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惠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俞经久、陈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超、郑某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象山一院赔偿俞某死亡的赔偿金等57633.2元；二、被告象山一院承俞某玲已发生的尚未支付医疗费，退还已支付的医疗费8833.66元；三、被告象山一院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9日16时，原告郑超之妻俞某因直肠息肉入住被告处治疗。同日16时55分即实施电子肠镜下结肠息肉切除术。8月11日7时，俞某从被告处出院。8月13日8时，俞某因出院后便血三次而再次入住被告处治疗，被告对俞某实施了二次止血手术，第一次是在8月14日9时24分至10时4分，实施肠镜止血手术。8月16日13时10分至14时13分，再次实施肠镜止血手术。8月20日晚，俞某从被告处出走，俞某的出血情况都未治愈。
8月20日23时，路人发现俞某尸体报警，接案民警根据俞某手腕上输液留置针线索，向被告急诊室查询，被告当班医生称查无俞某人员记录，办案民警将遗体送殡仪馆。8月21日7时50分，原告郑超寻找俞某无果后报警，此后，才从公安部门得知俞某的遗体已送到殡仪馆。
原告认为，一个普通的肠镜息肉摘除术，被告在实施三次手术不仅不能治愈，而且越治越重，让俞某误以为得了不治之症，从而彻底丧失了继续治疗的信心，最终选择自尽。被告治疗本身及术前、术后风险告知、住院期间治疗护理管理及其他环节都不同程度存在严重的问题与缺陷，而该些问题、缺陷与俞某的死亡有直接关联。故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原告郑超、郑某为证明上述诉称事实的成立，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各1份，以证明原告郑超、郑某的主体成立。
2.遗书1份，以证明俞某对被告诊疗失去信心，认为被告不能治愈其疾病，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该遗书写在被告的费用清单的背面。
3.注销户口证明、遗体火化证明各1份，以证明俞某死亡的事实。
4.俞某住院治疗病历、病案一组，以证明被告存在知情告知及诊疗过错，俞某于2017年8月13日住院治疗系第一次出院后第二天夜间9时许开始出血3次，8月14日9时第二次手术，8月16日13时第三次手术。
5.结算票据3张、住院病人药品清单2张，以证明俞某已支付的费用。
6.户口簿1份（复印件），以证明原告俞经久、陈华的主体成立。
原告俞经久、陈华未到庭作陈述，也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
被告象山一院在法定期限内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作口头答辩称：原告缺失其他主体，因为俞某是否有其他直系亲属父母等。俞某死亡仅仅是自己选择自尽，与被告的诊疗不具备法律上的关联性，俞某在住院期间被告已经充分告知手术的风险性，医学本身是一门科学，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被告不存在原告诉称的有很多缺陷，请依法予以判决。
被告象山一院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交被告象山一院消化内科关于俞某事件若干问题的说明1份，以证明俞某在2017年8月9日做切除手术没有检查作了说明，做手术系俞某家属的强烈要求先做手术，查检时俞某身体健康，医院检查符合常规，第二次做手术也有记载。U盘一个，以证明俞某和原告郑超离开被告处的时间。
本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提供的遗书进行鉴定，该所出具浙江汉博[2017]鉴字第829号报告一份。
鉴于原告俞经久、陈华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但作为共同原告俞经久、陈华未到庭参加诉讼，并不影响另行主张权利，经到庭的原、被告在庭审中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郑超、郑某提供的证据1、3、6，被告质证后没有异议，本院对此予以采信。
二、原告郑超、郑某提供的证据2，被告质证后遗书笔迹与俞某第二次住院的谈话笔录中不同，且在公安调查期间从未提及，即便是真实的，与俞某的死亡无直接关联性，申请对笔迹进行鉴定。本院认为，鉴于被告已申请鉴定，且该遗书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准许，本院将结合鉴定报告予以确认。
三、原告郑超、郑某提供的证据4，被告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被告对俞某做手术时已经作了充分告知，尽管第一次手术时不是俞某所签字，但也可以说明是原告郑超表见代理。手术本身不复杂，所以入院40分钟后就做手术也存在可行性。从第二份笔录中可以看到被告已经充分告知了手术风险。退一步说，即使程序上存在瑕疵，并不等于会导致俞某死亡。从常识来看，肠息肉是小病，但俞某死亡与被告并不存在关联性。本院认为，该病历复印于被告处，且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病历资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相关记载的内容由本院审核确定，至于关联性，本院将在下文另行阐明。
四、原告郑超、郑某提供的证据5，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如果用医保结算，有部分钱可以退还。本院认为，医保结算与现有俞某支付的费用无关联性，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五、被告提供的《关于俞某事件若干问题的说明》，原告郑超、郑某质证后认为系被告的单方面陈述，且说明被告在治疗时存在过错，先检查后做手术是规范，原告家属无论怎么要求也不能违反规范去操作，且没有家属强烈要求的证据，恰说明被告手术在前检查在后，如家属强烈要求做手术，被告也应履行向原告告知未检查会出现的后果，被告存在过错。本院认为，该说明属于被告的自我陈述，且其承认相关常规血检在手术后第二天予以检查，对于其陈述的其他事实结合病历资料予以确认。
六、被告提供的U盘，原告郑超、郑某质证后认为对于原告郑超离开被告医院的时间予以认可，对于俞某离开被告的时间有存疑，后查看无异议。本院认为，对于原告郑超及俞某从被告处出走的时间予以采信。
七、浙江汉博[2017]鉴字第829号司法鉴定报告，原告郑超、郑某质证后没有异议；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应当由原告提供受损害的证据，仅仅是俞某又出血情况写的医嘱，无法证明被告针对俞某医疗中存在过错以及因果关系。本院认为，本次鉴定是针对遗书的真实性进行，即是否系俞某生前所写，鉴定结论已证实系俞某所写，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至于被告认为关联性并不是鉴定范围，对其异议不予采纳。
八、本院为查明本案的事实，调取象山县公安局丹东派出所出警记录、刑侦大队现场照片、备忘录，经原、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上原、被告的诉辩陈述，结合本院认证，案经审理本院可确定的本案事实如下：
原告郑超与俞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即原告郑某。2017年8月9日下午16时15分，俞某因直肠息肉发现一天而入住被告象山一院，住院号21720575，病历号773362，被告对俞某作了体格检查，并予以记录。16时20分，被告对俞某告知《入院宣教》1份，其中载明“必要时穿患者服，手腕一定要带好”，原告郑超签字。16时30分，被告对俞某作病人或家属健康教育评估记录，俞某予以签名。因俞某其病情并不危急，经医生诊疗在完善各项检查如三大常规、血生化、凝血系列、血肿次次瘤系列、胸片、腹部B超等，若无内治疗禁忌，择日肠下息肉EMR术，俞某同意明日手术。16时40分被告对俞某核对身份，确认检查治疗病人、治疗部位、治疗标记、确认相关资料（及同意书），16时50分第二次确认，16时55分开始手术。17时10分，被告向俞某告知《患者知情选择书》1份，但无俞某的签名，授权处有指印，上有原告郑超签名。17时20分，被告对俞某的手术结束。17时35分，被告主治医生与郑超作了《内镜下介入治疗知情同意书》，其中载明“请您仔细阅读，提出与本经内镜下介入治疗有关的疑问，决定是否同意进行经内镜下介入治疗”、“在没有给予您知情并获得您签署的书面同意前，医生不能对您行使经内镜下介入治疗。在经内镜介入治疗实施前的任何时间，您都有权接受或拒绝本次治疗”，原告郑超在授权人处签名。8月10日，被告对原告血清、全血、尿液、CT等检查。8月11日8时，经诊断达到出院标准，俞某从被告处出院，原告郑超在出院记录上签名。8月13日，俞某以便血3次于当日8时5分入住被告处再次治疗，诊断俞某为直肠息肉术后出血。8月14日9时24分至10时04分，被告对俞某进行“直肠息肉术后创面出血，金属钛夹缝合止血+孟氏液喷洒”。8月15日10时，被告对俞某8月14日的做《手术（介入性诊治）情况知情书》记录，载明“请您仔细阅读，提出与本次手术及术后的任何疑问，决定是否同意医院的下一步治疗措施”，并告知手术时间及手术名称，俞某在该知情书上签名。8月16日13时10分至14时13分，被告对原告再次行“电子肠镜下金属钛夹缝止血术”。俞某住院期间，被告对俞某进行病情护理，俞某历次记录疼痛为“0”。8月20日晚6时43分许，原告在被告医院病房看望俞某后离开，当晚22时08分，被告护理记录俞某疼痛为“0”。8月20日晚23时40分，有人发现俞某的尸体浮在东谷湖厕所边的湖中后报警，丹东派出所接警后即出警，发现俞某浮在湖中，捞上后查看俞某手腕上佩带输液针管器、输液日期带和编号手环，其中输液日期为“2017－8－17－9”等字样，俞某身上佩带的金项链、金戒指都无损，身体完好无外来伤害痕迹，唯身体后背部屁股处有大片血色染红，当晚法医查后排除外伤性伤害，确定为溺水死亡。民警根据左手上编号向被告急诊室查询未果，8月21日7时25分，被告的护士发现俞某不在病房，即打电话给俞某手机发现关机，后拨通原告郑超电话，原告郑超即报警，后原告郑超去丹东派出所得知俞某遗体送至象山殡仪馆。8月26日，俞某遗体被火化，并于同日注销户口。
另查明，原告俞经久、陈华夫妻俩系俞某的父母亲，俞某生前在丹城春蕾艺术文化培训学校任教师。8月21日晚，俞某的弟妹在被告住院病床床头柜中存放的皮夹里发现俞某立遗书，其中写明“老公，我肛门又出血了，我这次是彻底失去信心了，不是我狠心我是真的感到很无助，我不想拖累这个家庭，爸妈对我很好，如果有来世的话我一定好好报答他们，诗诗要靠你们养了((”等，该遗书写在8月17日的用药清单背面。俞某在治疗期间即8月9日至8月20日共缴费8570.18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首先被告是否存在过错责任。俞某在2017年8月9日下午16时15分许入住被告处就医时，被告的医生诊断后确定俞某在进行各项做手术的必要检查如三大常规、血生化、凝血系列、血肿次次瘤系列、胸片、腹部B超等，如查无内治疗禁忌，择日肠下息肉EMR术，俞某同意明日手术。但是在相隔20来分后，被告即对俞某核查身份，并于16时55分开始做手术，即被告没有按诊疗的常规对俞某进行必要的检查，对病人在手术前做各项检查有其针对性，每个人身体参数指标具有相同性和不同性，有的具有特殊性，手术前的检查目的是发现不同病人有不同生理机能，以及该种不同机理有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以决定是否可做，或者怎样去对待特殊的个体方案，以减少可能出现的不测情况，降底或控制各方的风险性或损害的发生，事无大小，均应当认真仔细而为之，不能以轻信和懈怠，更不能抱以侥幸之心，更何况对待生命之躯，应当慎之又慎。由此，被告在未能做好手术前的检查工作上存在过错。被告在对俞某进行手术前后的告知也存在不当，即在被告对俞某的手术时向俞某告知《患者知情选择书》，且该处没有俞某的签名，虽有原告郑超签名，但指印的真实性不明。被告在对俞某的手术后，即8月9日17时20分结束，对原告郑超也就是俞某授权的人做《内镜下介入治疗知情同意书》谈话，根据该知情同意书在做内镜下介入治疗之前可以决定做或者不做，但已经做了手术，再让原告签字决定做与不做，被告在诊疗程序上严重错误。本案的俞某并不存在重大危急病情，完全可在做好各项检查后进行手术，不必要在临近下班时施行手术。被告辩称病人家属强烈要求做手术，但家属要求再强烈也应当按科学的治疗程序进行，被告不能照依家属的感情而违反医学常识，更何况并未相关证据印证家属强烈要求之说，被告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根据被告的病人入院告知书等，病人住院应当按医院的规定时间作息，作为病人的俞某也知道此规定，被告的护理记录也表明，俞某在8月20日之前均在医院，而俞某当晚19时过后离开医院，显然不当，但是被告在检查病房病人俞某的当晚22时许时，在没有病人在房时依然将检查的疼痛指数记“0”，显然不符事实，当时病人俞某不在病房应当进行寻找，何况被告处存有病人俞某及其丈夫原告郑超的手机联系方式，不必等到第二天查房发现才找，如果当晚能认真负责告知俞某家属如原告等，也许能出现新的转机，但这一假如存在的机遇已经永远成为遗憾，此种不负责任的病房检查当然存在过错，且作虚假的记录，系工作的不称职，也是对病人及被告的不负责，但被告工作人员的责任当由被告对此承担，对内其应当按劳动纪律予以处理，此与本案无关。此外，俞某自8月9日做第一次手术，后在8月13日住院，又做了第二次、第三次手术，为何没有止住俞某的出血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之过，被告也没有与患者俞某进行相关的沟通依据，或者要采取相关治疗措施，进行汇诊或者建议转院等，以致病人俞某的心理存在阴影。综合上述被告在对俞某的治疗过程，被告存在过错是明显的，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关于俞某和被告之间的过错责任分担问题。每个人对疾病的心理承受力都是不一样的，与其自身的心理素质、身体年龄、文化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家庭等相关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案中的俞某得的是肠息肉，并不是危重恶性疾病，按被告的说法充其量是一个极小的手术，即俞某的疾病不足以致其死亡的程度，俞某认为多次手术均未能将出血止住，对被告的治疗产生怀疑，也对自身病情有了不当的认识，俞某未能对自己的疾病予以正确判断。结合俞某的治疗过程，通过对俞某以用药清单所写的遗书内容的解读，评判俞某沉溺后的身体状况排除外来的伤害的事实，本院可推定其系投湖结束生命，故其自身对战胜疾病的缺乏信心，故自己对人生的告别承担主要责任，此为其内在动因，从而决定了不应该事情的发生。如果俞某多与家人等沟通、共同对付疾病，也许不会有悲剧的发生，但是人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如果，既然逝者已去，生者应当珍爱而坚强。由此可知，被告未能正确治疗等，仅仅是外在因素，其责任也应就次之。
再次，关于本案争议赔偿费用的合理性问题。原告因俞某亡故可主张的费用如下：
1.医疗费。经审核俞某的医疗费为8570.18元
2.死亡赔偿金。按照2016年宁波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560元标准，应计算为：51560(20＝1031200（元）。
3.丧葬费。按2016宁波市全社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1342元标准，计算为：61342(2＝30671（元）。
4.被抚养人生活费。该部分涉及原告俞经久、陈华，由于该两原告的子女情况不明，且未参加诉讼，故对于原告俞经久、陈华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可由其另行理直。原告郑某在俞某亡故时为5周岁，计算年限应到原告郑某18周岁止，按照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1584元标准，可计算为：31584(（18－5）(2＝205296（元）。该部分费用，按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算在死亡赔偿金内，则死亡赔偿金为1236496元。
5.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原告郑超，俞某的亡故，则受到亡妻的痛楚，原告俞经久、陈华夫妻年老而丧失女儿，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原告郑某虽年幼小尚未明理，但其将面对从小失去母爱的悲伤，因此，原告郑超、郑某、俞经久、陈华的精神损害应当存在，且是极为严重的，故原告郑超、郑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本院对此应予支持，但原告郑超、郑某主张的金额过高，本院宜综合本案情况而定。
最后，本案争议原告主体及其他问题。被告在审理时提出本案原告主体缺失，即在起诉时缺少了死者俞某的父母亲的参与，本院后经向原告郑超释明后，追加了俞经久、陈华为本案的原告，故不存在原告主体缺失的问题。由于原告俞经久、陈华没有参加庭审诉讼，也没有向本院表明是否放弃相关权利，故本院对现在原告郑超、郑某主张的相关项目中，对于原告俞经久、陈华共同所有部分，应当予以确定其相应的权利，对于其特有权利就如上文涉及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不再另述。原告俞经久、陈华不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一项、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郑超、郑某、俞经久、陈华因俞某死亡的医疗费8570.18元、死亡赔偿金1236496元、丧葬费30671元，合计
1275737.18元，由被告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其中的20%，即为255147.43元；
二、被告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原告郑超、郑某、俞经久、陈华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上述第一、二项，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郑超、郑某、俞经久、陈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案件受理费10150元，减半收取5075元，鉴定费2400元，合计7475元，由原告郑超、郑某、俞经久、陈华负担2433元，被告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承担504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陶振明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朱黄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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