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终4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岔路口分理处，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双龙大道829号南方花园瑞阳居4幢106、107室。
主要负责人：董晖，该分理处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奭，男，该分理处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伟，男，该分理处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敬路，男，198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
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岔路口分理处（以下简称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因与被上诉人陶敬路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5民初6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陶敬路的诉讼请求；2.由陶敬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广东公安机关及一审法院调查询问案外人曾祖士笔录、广东城安信司法会计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本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银行卡纠纷，仅南京地区建设银行就有包括陶敬路在内的数人（如段云珀、张丽芳等）卷入案外人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得伟业公司）非法集资案，所有卷入非法集资的人员在银行进行的操作流程都是相同的，故本案的审理不应孤立的、简单的进行事实认定。2.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只需返还陶敬路存款1450000元，也即一审法院认可该50000元退款系好得伟业公司员工陈万泽汇入陶敬路银行卡。该事实足以表明陶敬路在上诉人处存款后随即将账户信息告知了好得伟业公司，其存款才得以在存入仅12分钟后被划走。陶敬路认为是银行工作人员泄露了其银行卡账户信息，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没有要求陶敬路承担举证责任，导致事实未查清。3.由于第三方代收代付平台在接入银行端口号后的特殊性，即陶敬路将自己的银行卡账户信息告知好得伟业公司后，该公司又将此信息告知第三方代收代付平台即案外人广东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翼公司)，天翼公司就可以直接向代收代付系统发出扣划指令并自动操作，前提是天翼公司掌握了客户的银行卡账户信息，而陶敬路将自己的银行卡账户信息告知第三方的行为完全可视同为一种授权行为。
被上诉人陶敬路辩称：上诉人不能凭推断认定陶敬路给了好得伟业公司和天翼公司授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陶敬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建行岔路口分理处赔偿其损失150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3月3日起至实际赔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日，陶敬路在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开设一张银联途牛龙卡借记卡，卡号为62×××65，设置了取款密码并汇入1500000元，该存款为活期存款。当日，该1500000元以50000元每笔，分30次被扣划至广东天翼银行划扣资金过渡户，银行交易摘要为“代收”。2016年6月21日，案涉借记卡收到案外人陈万泽卡号为62×××35账号汇入的50000元，陶敬路于2017年6月21取出20000元，6月22日取出20000元，6月23日取出10000元。一审庭审中，陶敬路称该50000元其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款项，当时其已经报警，以为系退还被扣划的款项。
一审中，双方对如下事实及证据存有争议：
1.建行岔路口分理处提交订单详情页，证明陶敬路款项变动系因好得伟业公司向天翼公司发出指令，要求将陶敬路在建行账户的存款分30次，每次50000元扣划至好得伟业公司的账户，天翼公司向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发出扣划指令。
陶敬路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系打印件，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将陶敬路的资金转入好得伟业公司，这一资金走向无法查明，不予认可。
2.建行岔路口分理处提交天翼公司支付运营管理平台流水打印件，证明陶敬路账户1500000元在2016年3月2日的交易时间及款项走向，只能反映流水，无法反映最终走向。
陶敬路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
3.建行岔路口分理处提交建行越秀支行与天翼公司签订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天翼公司与好得伟业公司签订的《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外部）——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约定：天翼公司运用建行越秀支行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渠道为天翼公司用户提供代收代付及资金清算等服务；天翼公司确保其合作商户已取得收付费客户对其在指定的账户上收取相关费用的有效授权，天翼公司代理其合作商户收付有关费用须获得其合作商户的有效授权和交易指令；有效授权应以天翼公司与其合作商户、天翼公司合作商户与收付费客户书面签署的协议或授权书为准。《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外部）——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约定：由天翼公司利用其“电子支付平台-
企业账户支付”为甲方提供[充值、提现、转账、支付]交易服务提供支付服务；好得伟业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使用天翼资金归集服务中提供的以下服务作为好得伟业公司收取其代理/终端客户业务应交款的支付手段：对公网银、无磁无密银行对公代扣、无磁无密银行对私代扣、捆绑银行代付、无磁无密银行对公代付、无磁无密银行对私代付；“银行卡无磁无密银行代扣”，指付款方（好得伟业公司代理/中断客户）与好得伟业公司之间已存在法律关系，并签订扣划协议，同意并授权好得伟业公司代表付款方向天翼公司发送支付指令，由天翼公司根据该指令完成资金支付过程。证明：陶敬路在款项变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交易基础，可能是基于代扣。案涉的30笔扣款，是好得伟业公司向天翼公司发起，天翼公司向建行发起。
陶敬路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协议主体并非其与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协议内容与当事人之间的借记卡合同内容无关。如建行岔路口分理处认为陶敬路与第三方有代扣协议，应提供相应的证据。
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调查取证的申请，在申请中称：在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正在侦查的好得伟业公司曾祖仕诈骗案中，曾祖仕陈述陈一星向曾祖仕介绍了陈龙，陈龙介绍了陶敬路，陶敬路签订过一份承诺书并将承诺书及银行卡、身份证、及存款凭证交给了陈龙，再由陈龙交给陈一星，陈一星交给曾祖仕，曾祖仕依据前述信息进行扣款，现请求法院依法向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取相关证据。依据建行岔路口分理处的申请，一审法院前往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取了好得伟业公司实际控制人曾祖仕的笔录、陈一星的笔录、陈龙的笔录、曾祖仕手机内微信聊天记录、广州市公安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曾祖仕等人涉嫌诈骗罪的资金流向所做的鉴定报告书以及法院对曾祖仕所做的调查笔录。其中曾祖仕在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陈述：陈一星向其介绍了陈龙，陈龙又介绍了陶敬路；陶敬路和陈龙签过一份承诺书，承诺书、银行卡、身份证、还有存款小票照片，陶敬路发给陈龙，陈龙发给陈一星，陈一星发给其，其拿到资料录入天翼平台进行认证，再进行扣款；这150万元是借款，陶敬路也知道这笔款会被划走；陈万泽系其员工，陈万泽汇给陶敬路的款项是还款或是利息，具体是什么其已记不清了。一审法院在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查过程中了解，该支队没有掌握陶敬路与好得伟业公司之间的代扣授权协议或陶敬路出具的承诺书。
建行岔路口分理处称上述证据证明：陶敬路对自己的钱存入建行后所要发生的事情是明知的，且陶敬路也已收到案外人曾祖仕因高息集资支付陶敬路的利息，陶敬路发现1500000元被扣划后曾经通过中间人联系过曾祖仕退还1500000元，这也说明曾祖仕与陶敬路是认识的。
陶敬路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不认同建行岔路口分理处的证明目的，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应提供证据证明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与曾祖仕认识，如存在高息集资，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应提供陶敬路曾出具承诺书的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陶敬路在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处办理了案涉借记卡后，双方之间形成了兼具储蓄存款以及委托结算、消费等多重性质的权利义务的借记卡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1.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广州市公安局处理的问题。对于建行岔路口分理处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的申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01民终2279号终审裁定，裁定该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由一审法院审理。
2.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建行岔路口分理处提交的代收代付协议、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可知，依据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与天翼公司之间的协议，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为天翼公司的用户提供代收代付及资金清算等服务，即天翼公司向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发出指令，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即可根据天翼公司的指令将指定账户的存款扣划至天翼公司的账户。同时，天翼公司应确保其合作商户已取得收付费客户对在其指定的账户上收取相关费用的有效授权。依据天翼公司与好得伟业公司之间的协议，天翼公司向好得伟业公司提供无磁无密银行代扣代付业务，同时好得伟业公司应与客户签订协议并取得授权。本案中，好得伟业公司向天翼公司发出代扣陶敬路案涉银行卡内存款的指令，每次50000元，一共发出30次指令。天翼公司接到指令后，向建设银行发出扣划指令，建设银行依据双方之间代收代付协议进行了扣划。前述扣划行为符合好得伟业公司与天翼公司、天翼公司与建设银行之间的协议，但这一系列行为合法有效的前提是陶敬路曾授权好得伟业公司扣划其存款。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及曾祖仕虽声称陶敬路实际向曾祖仕的中间人出具了承诺书，且建行岔路口分理处申请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调取该承诺书，但经调查，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没有所谓的承诺书，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份承诺书的存在。综上，建行岔路口分理处的扣款行为虽符合其与天翼公司的合同约定，但由于该行为无陶敬路的授权，其扣划行为缺乏合同依据，故扣划行为违反了陶敬路与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之间的借记卡合同约定，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应承担返还存款责任。由于陶敬路已收到50000元的退款，故其实际损失为1450000元，银行实际应返还存款金额为1450000元。建行岔路口分理处违反约定扣划陶敬路的存款，该行为显属违约，应承担陶敬路的利息损失。关于利息损失的标准，由于陶敬路在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处存入1500000元系活期存款，陶敬路对该笔存款的可期待收益即为该笔存款的活期利息，且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对该笔存款的可预见损失也仅限于活期利息，故陶敬路的利息损失范围应在其可期待收益范围内，陶敬路的利息损失应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故一审法院对陶敬路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由于2016年6月21日，陶敬路收到50000元退款，并于2017年6月21取出20000元，6月22日取出20000元，6月23日取出10000元，故取出部分的存款利息自2016年3月3日计算至取出之日止。经计算，该50000元产生的活期利息为230.81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陶敬路存款145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1450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自2016年3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50000元的利息为230.81元）；二、驳回陶敬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50元，由陶敬路负担612元，建行岔路口分理处负担17738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建行岔路口分理处陈述，除了曾祖仕的陈述，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陶敬路与曾祖仕或好得伟业公司之间发生借贷法律关系。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应否按照其与陶敬路之间的借记卡领用协议向陶敬路履行存款本金及利息给付义务。
本院认为，陶敬路在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开设借记卡，依据借记卡领用合约与银行建立兼具储蓄、转账结算、消费支付等内容的合同关系。据此，银行应保障储户在银行账户内资金的安全，并按储户的要求支付本金及利息。若银行未尽到严格审核责任，导致储户银行账户内资金被错误给付，银行应按合同约定向储户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本案陶敬路认为其资金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银行错误扣划，要求银行按储蓄合同履行支付义务。建行岔路口分理处抗辩称其扣划资金的依据是其与天翼公司之间签订有《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天翼公司与好得伟业公司签订有《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外部）——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好得伟业公司向陶敬路借款，由陶敬路将款项存入银行，将银行卡信息告知好得伟业公司，然后由好得伟业公司向天翼公司发起支付指令，好得伟业公司已取得陶敬路的授权。对于该事实，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应举证予以证明。建行岔路口分理处认为仅凭曾祖仕的陈述以及陈万泽将50000元打入陶敬路银行卡记录的事实，即可以推定陶敬路已授权好得伟业公司划扣其资金，该理由明显不能成立。陶敬路开通银行卡并将资金存入账户，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仅能依据陶敬路的指令或在取得陶敬路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划扣陶敬路卡内的资金，而非事后的推定。本案中，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不能举证其划扣卡内资金时已取得陶敬路的授权，故其扣划行为违反双方合同约定，陶敬路要求其按合同约定履行存款本金及利息给付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主张不应承担给付义务，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建行岔路口分理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38元，由建行岔路口分理处负担。
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晗庆
审判员 李 剑
审判员 张殿美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王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