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15民终8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国华，男，196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现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玉晨角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龙王路和畅园*幢****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83645210K（1-1）。
法定代表人：姚国华，公司董事长。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令，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固始县海丰种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固始县农资大市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5MA40BY7K5L（1-1）。
法定代表人：游庆侠，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四昌，河南蓼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姚国华、安徽玉晨角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晨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固始县海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固始县人民法院（2017）豫1525民初4976号民�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国华、玉晨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令，被上诉人海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四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国华、玉晨角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依法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农户减产绝收的原因为上诉人经销的稻种所致，该认定完全违背了本案客观事实，且无任何证据支持。本案导致减产损失的原因是稻瘟病所致，这是案件的客观事实，对此不但海丰公司、玉晨角公司一致认可，受损农户、固始县农业执法机构也一致确认，本案一审原、被告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明确证明以上客观事实，且海丰公司提供的所有受损农户领取补偿款的《登记表》、《证明》、《协议书》等证据均清晰证明因稻瘟病导致受损。二、一审法院不应支持海丰公司将《补偿协议》中约定的“3万斤稻种”变更为60万元的诉讼请求。《补偿协议》是当事双方真实的意思表达，该《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补偿标的为“80万元”和“种子3万斤”，这一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定约束力，一审法院以3万斤种子“超过适宜的播种、种植季节即成为废品”等理由，支持海丰公司将3万斤种子按协议约定价格20元／斤计算而变更为60万元的主张，属对诉讼标的中“种类物”与“特定物”的认识错误，“3万斤稻种”属“种类物”而非“特定物”，而“种类物”也当然不存在已经“超期”、“超过季节”等问题了。三、本案中海丰公司伪造、篡改了多份涉案证据。海丰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存在伪造、篡改的有，1、《欠条》中“姚国华”签字前添加“保证人�字样；在“姚国华”的签字上假冒姚国华手指捺印；2、《救灾款发放对象及相关情况登记表》中多处存在一人假冒、模仿多人签名的情形。上诉人在庭前、庭审中均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但一审法庭不但没有进行相应的鉴定，且对该伪造、篡改行为没有作出任何司法处理。四、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审理范围确定等问题上存在错误和违法情形。1、海丰公司将“姚国华”列为被告，××绝收农户补偿款1371870万元，3万斤种子”，其该项诉请的理由为姚国华对补偿款物处于保证人的地位，但一审却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经济补偿款1340000元”，该变更显然没有合法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姚国华为玉晨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显属法律概念性错误，依据《公司法》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控制人首先一定不是公司的股东，但本案中姚国华一直都是玉晨�公司的股东，所以他不可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3、一审判决以姚国华是玉晨角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并依据《公司法》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姚国华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项显属超法定审理范围判决。
海丰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应的种子存在问题，为平息事态，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及两份欠条，均明确表述由于种子问题给被上诉人带来的责任由上诉人承担，二上诉人没有按照承诺书和欠条的约定履行义务，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款项。2、种子是季节性很强的商品，超过适宜的播种季节即无法成活，一审按照欠条和双方供销合同约定的价格，判令上诉人支付3万斤种子款，并无不当。3、上诉人没有按照双方约定及时支付款项，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依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4、姚国华既是出具承诺书和欠条的具体经办人，又是玉晨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且玉晨角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第63条的规定，姚国华应当承担连带责任。5、一审期间上诉人仅对保证人三个字以及手印申请鉴定，而对欠条的内容是认可的，二人对于足以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可，而对无关内容申请鉴定，纯属拖延时间。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已经垫付的绝收农户补偿款1371870元，水稻种子30000斤（庭审中变更为支付经济补偿款13400000元，并按24%年利率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法院对于双方无异议的下列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1、分别由海丰公司、玉晨角公司、陈旭海、姚国华盖章、签名的双方于2015年10月3日签订的《玉晨角种业公司种子示范经销协�书》（以下简称《经销协议书》）；2、2016年8月27日由海丰公司盖章，姚国华、陈旭海分别签名的《两优737、福优737稻瘟病绝收农户救灾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救灾补偿协议》）；3、2016年7月25日姚国华向陈旭海账号转入60000元的转账凭证；4、姚国华签名的分别于2016年7月13日、14日向海丰公司出具的两份《承诺书》；5、姚国华于2016年7月27日向海丰公司出具的“欠海丰公司两优737、福优737稻瘟病绝收农户救灾补偿740000元，益农1号种子30000斤”的《欠条》各一张。
对于当事人有异议证据，作如下认定：1、关于被告姚国华于2016年7月27日向原告出具的欠原告“救灾补偿款740000元”下“姚国华”的签名前面的小指印是否为其亲自按捺，“保证人”三字是否为其亲笔所签的问题。法院认为，被告姚国华对上述《欠条》下“姚国华”的签名没有否认，对欠款内容亦�否认，即使“姚国华”的签名前面的小指印不为其亲自按捺，“保证人”三字亦不为其亲笔所签，也改变不了《欠条》中指向的被告欠原告海丰公司“救灾补偿款740000元”的事实。因此，法院对被告在审理中提出的对“2016年7月27日《欠条》后附上‘保证人’三字是否为姚国华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及对姚国华签名上较小指印是否为姚国华按捺进行指纹鉴定的申请依法予以驳回。2、关于原告提供的向受灾农户补偿的领款《证明》、《收条》、《协议》及《发放明细》的真实性是否为被告拒付补偿款的理由问题。法院认为，受灾农户是使用了原告经销的稻种导致减产绝收，而原告经销的稻种又从被告购买，被告并不直接与受灾农户发生关系，双方签署的《救灾补偿协议》中也开宗明义的约定，“甲方（被告）为乙方（原告）提供80万元现金，3万斤种子作为救灾补偿�物，乙方负责安抚、协调、突发事件的处理、救灾补偿等事宜”；随即双方对“救灾补偿钱物的支付时间和办法”进行了约定。从上述的约定可以看出，原告对受灾农户进行补偿，被告再对原告进行相应的补偿；被告对原告对受灾农户补偿的对象及金额并不干涉。因此，被告以原告提供的补偿凭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和存在多处虚假、伪造的情形作为其拒付补偿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一、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原告因为经销被告出售的稻种导致种植农户减产绝收，并对受灾户进行补偿，双方的《救灾补偿协议》中对被告应当支付原告“救灾补偿钱物的支付时间和办法”的约定也明确具体；而被告并没有按照《协议》履行向原告支付剩余740000元现金和30000斤益农1号稻种的义务。众所周知，种子是一种季节性非常强的商品，超过其适宜的播种、种植季节即成为废品，在双方的《救灾补偿协议》中约定被告向原告补偿30000斤种子的时间是2016年底，被告却至今未能支付原告30000斤种子。因此，原告在庭审中将30000斤益农1号稻种按最初的《种子示范经销协议书》中的20元/斤的约定变更为600000元现金并无不当。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1340000补偿款合理合法，应予支持。根据双方《救灾补偿协议》中约定被告向原告补偿740000元现金、30000斤种子的最后支付时间是2016年底，法院参照《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酌定被告应当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6%的年利率向原告加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二、被告玉晨角公司于2009年1月19日注册成立，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姚国华；2014年10月10日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为李爱琼；2016年8月18日再次变更登记公司性质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姚国华。从上述公司的变更，结合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种子示范经销协议》是姚国华的签名和后续的《救灾补偿协议》、《承诺书》、《欠条》均只有姚国华代表玉晨角公司签署可以明确得出姚国华一直是玉晨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在双方签订《救灾补偿协议》前，姚国华即将玉晨角公司性质变更登记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姚国华作为被告玉晨角公司的一人股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依法，应当对玉晨角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即使姚国华作为玉晨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外是代表玉晨角公司的职务行为，但其作为玉晨角公司的一人股东，仍然应当对玉晨角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无论姚国华作为玉晨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是玉晨角公司的一人股东，均应当对玉晨角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姚国华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要求其与玉晨角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安徽玉晨角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姚国华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固始县海丰种业有限公司经济补偿款1340000元，并以134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按6%的年利率计�利息。二、驳回原告固始县海丰种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48元，减半收取8574元，由被告玉晨角公司、姚国华连带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海丰公司在向玉晨角公司购买种子后，使用种子的农户发生了绝收或减收的情况，在此种情形下，双方于2016年8月27日签订了《两优737、福优737稻瘟病绝收农户救灾补偿协议》，约定由玉晨角公司向海丰公司提供现金80万元及种子3万斤，作为海丰公司处理善后事宜的补偿；姚国华代表玉晨角公司向海丰公司出具欠条两张对前述补偿协议进一步确认；而且姚国华为履行补偿协议的内容，已经支付了6万元。以上事实表明，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以及出具的欠条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照协议及欠条的约定，及时履行。按照双方补偿协议约定，玉晨角公司应当在2016年底前向海丰公司交付3万斤种子，但是玉晨角公司并未如约履行。种子虽然属于种类物，具有可替代性，但由于其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征，超出播种季节供应种子，不利于农业生产，故在玉晨角公司未按照约定交付种子的情况下，海丰公司申请将3万斤种子按照双方约定的价格，折算成款项的申请，有事实依据，依法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玉晨角公司的企业性质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姚国华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且姚国华在补偿协议及欠条上，均签名予以确认，故海丰公司要求姚国华承担连带责任，有�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148元，由上诉人安徽玉晨角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姚国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 巍
审判员 胡晓峰
审判员 周振力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郑仪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