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沪0112行初111号原告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叶开松，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郑一鸣，上海言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巫如秀，上海言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闵行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谈国庆，局长。委托代理人张有为，男。委托代理人赵欧，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鸿公司)诉被告上海市闵行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闵行安监局)安全行政处罚一案，本院经审查于2015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4月25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大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开松、委托代理人郑一鸣，被告闵行安监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有为、赵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闵行安监局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编号为第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大鸿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在上海市闵行区文井路XXX号厂区，因未聘用持有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的驾驶人员，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不完善，职工业务技能培训和安全管理教育缺失，发生物体打击死亡事故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四条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人民币(币种下同)20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原告大鸿公司诉称，被告闵行安监局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以原告未聘用持有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的驾驶人员等为由，对原告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的这一决定与事实相悖，亦无法律依据，依法应当撤销。首先，事发时，徐恒春(已故)系正在从事装卸工作，而非营运，故该事故与其是否具有营运资格毫无关系；其次，徐恒春装卸行为的受益人系案外人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根据被告已经查明的事实，该过程并非原告的合同义务，故与原告无关；再次，徐恒春曾持有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从业长达15年，事发时恰逢资格证过期，来不及补办而已；最后，原告与徐恒春无劳动关系，徐恒春系车主徐允俭聘用人员。因此，被告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原告甚至不具有行政相对人主体资格，被告的处罚决定显然与法相悖。退一步讲，营运行为的受益人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未作为责任主体，仅处罚个人，而原告所受处罚为其他责任方的四倍，显然不当。另外，在处理过程中，甚至出现了被告经办人员公然向原告索贿的情形，上述索贿被拒绝之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为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编号为第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大鸿公司为证明其诉称事由向本院申请证人阮某某出庭作证，证人阮某某主要证言内容为：其系上海云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事故发生的第二天，被告闵行安监局对其制作了询问笔录，其询问当时就表示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对于事故有点责任，因为厂区停车的场地有斜坡是导致事故的因素，而且据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反映该公司的管理比较混乱，要求司机自己开启密封铅。上海云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现与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正在民事诉讼中。另，事发当天现场应有三个集装箱车辆，徐恒春驾驶的车辆应是第二位到达的，所以第一辆的驾驶员应当看到事发经过，是直接的目击证人，其并没有直接看见事发过程，相关情况是由上海义盛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赵平利反馈的。事发后上海云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上海义盛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均派人到医院看望徐恒春。其后，被告组织相关公司在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开过协调会。被告闵行安监局辩称，2015年6月15日10时许，原告大鸿公司驾驶员徐恒春驾驶一辆“陕汽牌沪D813**”半挂集装箱(密封号：MSCEUXXXXXXXX，内有原棉111包)卡车，从浦东洋山港区出发。至下午14时许，该集装箱卡车到达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厂区，在门卫值班室登记、过磅后徐恒春将卡车驶入厂区卸料口处(距离卸料平台12米，地面呈斜坡状)停下，然后开启集装箱密封铅打开后厢门，集装箱内4包原棉(230公斤/包)坠落砸中徐恒春。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将徐恒春救出后，急送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于6月19日死亡。2015年7月1日，被告针对上述事故成立调查组并展开调查，同年7月15日，事故调查组出具了闵安监事故报[2015]015号《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6.15”物体打击死亡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调查报告的处理建议为“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对本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经过调查，被告认为原告未聘用持有道路货物运输资格证的驾驶人员，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不完善，职工业务技能培训和安全管理教育缺失，发生物体打击死亡事故，原告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2015年9月9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对行政处罚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9月23日，被告依原告申请举行了听证会。同年11月2日，被告依据《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了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另，原告诉称被告经办人向其索贿的事实并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系依法行政，请求驳回原告大鸿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闵行安监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为《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一款，《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七条第(四)项、第(五)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上海市实施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第七条。二、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为《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三、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1、现场检查笔录，证明事发现场的情况；2、罗士喆、姚幸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事发处车辆和地面呈现大约35度至45度的角度，因徐恒春擅自打开车辆的密封铅导致事故发生；3、林冬生、王宗坤、王征明、谈月华的询问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徐恒春停靠车辆的位置、徐恒春擅自打开密封铅且没有佩戴安全帽等一系列事发过程情况；4、潘林凤(其他公司到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送货的工作人员)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徐恒春驾驶车辆、停靠车辆、擅自打开密封铅等情况；5、阮某某、倪进平、赵平利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调查情况；6、叶开松、李珊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未进行了安全培训及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等情况；7、徐允俭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徐恒春与原告大鸿公司的关系；8、徐恒春的身份资料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协议》1份、《运输合同》2份、原告大鸿公司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挂靠合同、车辆行驶证等，证明徐恒春被掉落重物砸中死亡的情况，及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将提单号为MSCU199647的原棉集装箱运送业务交由上海云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代理，而上海云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将该业务交付给上海义盛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义盛物流有限公司又将该业务最终交由原告处车辆(陕汽牌沪D8XX**)负责完成。四、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闵行区安全监管局关于成立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6.15”死亡事故调查组的通知》、《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6.15”物体打击死亡事故调查审理材料》、《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6.15”物体打击死亡事故调查报告》、《关于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6.15”物体打击死亡事故调查报告批复的请示》、《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6.15”物体打击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立案审批表》、《上海市闵行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执，听证申请书、《听证会通知书》及送达回证、《2015.06.15徐恒春物体打击死亡事故行政处罚听证笔录》、《行政处罚听证会报告书》、《案件处理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针对上述事故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本起安全生产死亡事故展开调查，2015年7月15日，事故调查组出具了调查报告，同年8月7日，闵行区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同意该事故调查报告，并要求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相关单位人员进行处罚(处分)。被告经过调查、立案、听证，最终依法作出了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执法程序方面的依据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经庭审质证，原告大鸿公司对被告闵行安监局提交的职权依据、法律依据无异议。对被告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的笔录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罗士喆、姚幸的陈述内容存在矛盾，且两人为事件利害关系人，徐恒春作为物流司机是无权也没有义务开启密封铅的，密封铅的打开需要使用专业工具(特制的钳子)，徐恒春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物流司机，擅自打开密封铅不符合常理，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徐恒春擅自打开了密封铅，且徐恒春当天驾驶的车辆已经过磅，当时的录像也不存在，相应的责任应该由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不应该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证据4潘林凤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潘林凤与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存在业务来往的利害关系，潘林凤是否为目击证人，只有其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且潘林凤也没有清晰看到车辆的停靠情况，其对事发过程的陈述存在矛盾，对车尾门开启的过程没有表述清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的举证目的不予认可，徐恒春原具有从业资格，并经过原告审核，事发前刚过期，徐恒春是否具有从业资格与原告是否进行安全培训及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等情况无关联；对证据7无异议，但认为徐允俭与原告是挂靠关系，徐恒春是徐允俭聘请的人员，不应认定徐恒春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对于证据8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执法程序证据中事故调查组成立时的名称为“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6.15’死亡事故调查组”与之后的“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6.15’物体打击死亡事故调查”名称不一致有异议，缺少变更程序。被告闵行安监局对原告大鸿公司申请证人阮某某的证言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作为事故处理的利害关系证言证明力低，且其证言内容是其推测和怀疑，没有直接证据印证。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补充陈述，罗士喆、姚幸的询问笔录内容与林冬生、王宗坤等人的陈述内容基本一致，可以认定徐恒春擅自用撬杠打开密封铅的事实。关于事故调查组的名称是被告根据处理程序规定，在调查刚成立时以事故发生地点命名，后根据进一步调查认定大鸿公司存有责任，故在此后的调查材料中，均采用“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6.15’物体打击死亡事故调查”的名称，符合客观的调查过程。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于原告大鸿公司不予认可的被告闵行安监局所举认定事实证据2、3、4，系被告的调查取证过程中，依法向目击证人，现场相关人员，有关单位负责人等制作的询问笔录，并由被询问人的签名确认，应当认定其真实合法，笔录内容与本案相关联，具有证据效力。对于原告就程序方面在调查组名称上所提的异议，本院认为被告已经作了充分合理的说明，应予采纳。综上，被告闵行安监局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被告系依法对本案所涉生产安全事故实施调查并经听证程序后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大鸿公司申请的证人阮某某的当庭证言，本院认为，阮某某系上海云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经被告调查认定其对本案生产安全事故亦负有间接责任，与本案被诉行政处罚行为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与涉案事故的其他相关单位处于民事诉讼过程中，而有关证言内容系其经分析推测后的陈述，对于事故经过并未直接目睹，故其当庭证言对于本案不具有证据效力。对于双方当事人就举证目的的争议，本院将结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5日10时许，原告大鸿公司驾驶员徐恒春驾驶一辆“陕汽牌沪D813**”半挂集装箱(密封号：MSCEUXXXXXXXX，内有原棉111包)卡车，从浦东洋山港区出发。至14时许，该集装箱卡车到达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厂区，在门卫值班室登记、过磅后，徐恒春将卡车驶入厂区卸料口处(距离卸料平台12米，地面呈斜坡状)停下，后开启集装箱密封铅打开后厢门，集装箱内4包原棉(230公斤/包)坠落砸中徐恒春。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将徐恒春救出，并拨打“120”电话，后急送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救治。2015年6月19日徐恒春经救治无效死亡。2015年7月1日，被告闵行安监局会同上海市闵行区监察局、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上海市闵行区总工会等单位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等，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并认定了事故的性质，于2015年7月15日出具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事故直接原因为徐恒春将集装箱卡车驶入厂区卸料口没有靠近卸料平台(码头)，而是停留在距离平台12米处的斜坡(35-40度)上，致使集装箱内容原棉包发生倾斜，当其开启后厢门时，原棉包发生坠落，引发事故。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是：1、大鸿公司未聘用持有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的驾驶人员，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不完善，职工业务技能培训和安全管理教育缺失。2、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罗士喆，对安全生产不重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按照公司制定的《卸货规定》安排人员对集装箱密封铅的开启及查验，缺乏对生产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未与上海云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承发包安全管理协议。3、上海云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阮某某，对安全生产不重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与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上海义盛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承发包安全管理协议。4、上海义盛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倪进平，对安全生产不重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与上海云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承发包安全管理协议。经查，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6.15”物体打击死亡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调查报告并建议被告闵行安监局对原告大鸿公司实施行政处罚。同年8月7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对上述事故调查报告作出同意批复。2015年9月9日，被告闵行安监局对原告大鸿公司出具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因原告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条之规定，拟对其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同年9月23日，根据原告大鸿公司申请，被告举行了行政处罚听证会议。2015年11月2日，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15年6月15日，在上海市闵行区文井路XXX号厂区，因未聘用持有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的驾驶人员，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不完善，职工业务技能培训和安全管理教育缺失，发生物体打击死亡事故的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条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罚款20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遂以讼称事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闵行安监局就“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6.1’物体打击死亡事故”分别于2015年8月27日对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罗士喆处以罚款21,600元，同年11月2日对上海义盛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倪进平处以罚款12,600元，同年11月12日对上海云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阮某某处以罚款12,600元。本院认为，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闵行安监局作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并有权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处罚。故被告闵行安监局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法定职权。涉案生产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系原告大鸿公司聘用的驾驶人员徐恒春将载有重物的货车停靠于斜坡上后开启车后厢门，导致重物坠落砸中徐恒春。经查，徐恒春事发当时已不具备道路货物从业资格证，原告未能严格审核从业人员的资质，对挂靠原告公司的车辆经营人员未能进行安全管理和技能培训，安全操作规程不完善，被告闵行安监局认定原告大鸿公司对此次生产安全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并无不当。被告通过成立调查组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并组织进行听证，后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所作被诉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大鸿公司主张徐恒春事发当时从事装卸工作，并非原告的合同义务，受益人为上海飞龙纺织有限公司的观点，属原告与案外人的民事法律争议，并非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审查范围；关于原告认为徐恒春与其不具有劳动关系，不应由原告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认为，原告系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单位，根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要求，应当对其从业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安全、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知识、操作规程培训。徐恒春虽由挂靠原告的个体运输经营者直接招用，但并不能免除原告对其承运经营活动中实际从业人员的管理职责；此外，对于原告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金额远大于案件所涉的其他责任方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现被告根据涉案事故的查明原因和责任认定，对原告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涉案其他单位负责人的处罚决定与被诉行政处罚所适用的对象、法律依据均不相同，不具有可比性，原告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原告大鸿公司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海大鸿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秋萍审 判 员  徐寨华人民陪审员  康海蓉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李 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