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12刑终95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德庆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梁羽龙，男，1965年5月4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德庆县，原系广东省德庆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因本案于2016年9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被逮捕，2017年12月29日被取保候审。
肇庆市法律援助处指派的辩护人蒋某，广东曜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德庆县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德庆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梁羽龙犯玩忽职守罪一案，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粤1226刑初5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梁羽龙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6年4月、5月，肇庆市城建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贸公司”）先后与广州纳贤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贤公司”）、肇庆市肇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广置业”）签订河砂购销合同，约定由纳贤公司、肇广置业分别向城贸公司购买位于西江干流德庆县下咀河砂可采区（以下简称“下咀可采区”）的河砂10万立方米、5万立方米，销售价格为56元/立方米。河砂开采现场按照《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河砂管理办法实行“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四联单”，又称“放行条”）管理。德庆县水某作为德庆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下咀河砂开采区负有监督管理的职责。2016年4月29日，被告人梁羽龙与何某、陈某1、陈某2（男，均另案处理）受德庆县水某的指派，到德庆县下咀可采区采砂现场负责监管工作，分2班组，每班组2人，其中，被告人梁羽龙与何某为一组，梁羽龙担任组长。至2016年6月29日被告人梁羽龙与何某监管期间，被告人梁羽龙未能依法依规正确履行监管职责，在明知粤鼎湖货8863、粤肇庆货6638等运砂船实际装载河砂数量大于《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记载数量的情况下共开具不符合实际装载数量的《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32张，致使实际装载河砂数量比其开具的《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的数量多14947立方米，共造成国家经济损失837032元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证实：
1.德庆县公安局案件移送通知书、德庆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破案经过、立案决定书等材料。证明：2016年9月12日，被告人梁羽龙因涉嫌非法采矿被德庆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1月13日，因涉嫌职务犯罪德庆县公安局将该案移送德庆县人民检察院，德庆县人民检察院于当日对被告人梁羽龙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的情况。
2.户籍资料、前科材料、干部履历表、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年度考核登记表等被告人梁羽龙的身份材料。证明：被告人梁羽龙的基本身份，无犯罪前科；是德庆县水某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3.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广东省水利厅关于主要河道采砂现场的监督管理办法、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管理的暂行办法、肇庆市人民政府肇府办[2013]7号文件。证明：根据《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河道采砂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主要河道采砂现场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采砂标段装运河砂，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其委托的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管理的暂行办法》规定向运砂人出具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第二十六条：有以下行为之一，经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后，应当将采砂人及相关采砂船舶列入采砂不良行为记录……（三）、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登记采砂量与实际采砂量不符；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管理的暂行办法》的规定，在采砂标段装运河砂，负责管理采砂标段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向运砂人出具来源证明，来源证明应填写装运砂数量等内容，且应填写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根据《肇庆市河道采砂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河道采砂现场管理由可采区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采砂现场实行驻点管理，由可采区所在地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派出工作人员常驻采砂现场，严格监督管理现场采砂活动。
4.德庆县境内西江干流下咀可采矿区河砂开采工程现场监督管理工作细则、西江干流德庆下咀可采区自行开采河砂施工管理方案（概要）、德庆县水某关于抽调人员派驻西江干流下咀可采矿区采砂现场的通知、德庆县水某关于派驻西江干流下咀可采区采砂现场监管人员基本信息。证明：下咀可采区河砂开采工程的河砂转让方及施工单位为城贸公司、监理单位为西江公司、德庆县水某是受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监督部门、施工船舶为中建公司的采砂船粤肇庆工8333、台山市大江镇银海砂石经营部采砂船粤广海工9807。由德庆县水某、监理单位、城贸公司、施工船舶所有单位成立现场管理小组，办公室设在城贸公司项目部。德庆县水某指派被告人梁羽龙与何某、陈某1、陈某2四人进行现场监管。
5.河砂购销合同。证明：2016年4月25日，纳贤公司与城贸公司签订河砂购销合同，约定以56元/立方米的价格向城贸公司购买位于下咀可采区的河砂10万立方米；2016年5月20日，肇广置业与城贸公司签订河砂购销合同，约定以56元/立方米的价格向城贸公司购买位于下咀可采区的河砂5万立方米。
6.《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32张。证明：2016年5月5日至6月29日被告人梁羽龙与何某进行现场监管期间，被告人梁羽龙与何某共同签名确认的《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有32张，记载的粤鼎湖货8863、粤肇庆货6638等运砂船装运河砂数量共计21668立方米。
7.9807沙机工作表、现金日记账、出纳日记账。证明：2016年5月5日至6月29日纳贤公司、肇广置业的河砂开采及销售情况；被告人梁羽龙与何某进行现场监管期间，粤鼎湖货8863、粤肇庆货6638等运砂船实际装运河砂数量为36615立方米。
8.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经德庆县价格认证中心依法鉴定，涉案河砂价值为56元/立方米。
9.2014年度德庆县下咀采区河砂开采会议纪要4份。证明：2016年4月28日、5月18日、5月27日、6月16日，针对下咀可采区河砂开采工作，城贸公司、德庆县水某、西江公司、中建公司先后召开会议，其中，4月28日的会议明确河砂开采方量必须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参建各方签名确认的《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为准，如对方量有异议的，由水务部门代表现场进行协调处理，最终以水务部门认定为准，施工船舶必须收到调度单后才可装载河砂，不得超量装载；5月18日的会议明确运输船舶在装载河砂之前必须向现场管理人员提供真实的船舶证书原件，通过船舶证书所核载的吨数换算立方米，每艘船装载河砂的数量不得超过核载量的90%，如对方量有异议的，可采取现场测量的方式进行计算，最终以水务部门及监理部门认定为准。
10.证人何某的证言。主要内容：德庆县水某派我、梁羽龙、陈某1、陈某2到德庆县西江干流下咀河砂可采区负责监管工作，主要是时段监管、区域监管、方量监管。2016年4月29日梁羽龙、陈某1、陈某2先进场工作，我是5月2日才去现场工作的。我与梁羽龙为一组，由梁羽龙任组长，陈某1与陈某2一组，由陈某1任组长。组长又负责向水某建设与管理股谢某1汇报工作，以及与城贸公司、监理公司沟通协调。有运输船来装砂时，销售方的刘某1会拿申请表到城贸公司申请装砂，城贸公司收到申请表后，会派人汇同监理公司、施工方以及水某监管人员上船丈量船仓的平某数作为满载量，然后由城贸公司根据满载量开出调度单。施工方拿了调度单就开始抽砂，装砂完毕后由水务监管人员根据调度单的方数填写《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由运砂船人员、水务监管人员、城贸公司赵某2或谢某2、监理公司的胡某签名确认，然后水务监管、城贸公司、监理公司还需要盖上印章，运输船收到《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后就可以开船离开了。按照丈量的方法得出来的方数其实要比实际的装载方数少100方至200方。到了5月29日下午后，谢某1汇同城贸公司、监理公司开会讨论后，确认从5月29日下午开始采用以运输船的船舶簿登记的B级水位线除以1.7再乘以0.9的方式来计算满载量。采用新的折算方式后，同样大小的一艘船来装砂，使用刘某2提供的船舶簿来计算装载方量时开出的《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方量比使用丈量时装的方量还要少200方左右，我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刘某2提交的船舶簿复印件是假的。大约在2016年6月下旬，有一次刘某2拿了一艘船的船舶簿复印件过来申请开调度单，但计算出那艘船的装载量实太小，我们不同意开调度单，到了第二天，刘某2又拿这艘船的船舶簿复印件过来申请开调度单，根据这次的船舶簿复印件计算出来的装载量比上次的大了些。我明知运输船装砂的数量与《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填写的数量不符还要开具，因为这是我们组长、城贸公司（马某、谢某2、赵某1）、销商方代表（刘某1）三方商量定的，我就根据调度单上的方数开具出《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并签名。我有向梁羽龙和谢某1反映过《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与实际运砂船装载数有差异的问题，梁羽龙觉得《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上的方数比运砂船的实际装载数少得太明显，就与城贸公司、纳贤公司沟通要求加多点，纳贤公司一般都会同意再加多100方左右，并更换调度单；但谢某1对我讲按会议纪要操作就不会有问题。梁羽龙和我讲过，城贸公司在肇庆市是一间大公司，如果出事都可以摆得平，“出事”是指《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与运砂船的实际装载数有差异，被海事部门或水务部门查到。
11.证人陈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2016年4月29至2016年7月12日这段时间我被抽调至下咀河砂可采区，负责监督该可采区抽砂的时间、开采标段是否超出界限、对每条运砂船的装载河砂方数进行核对以及开具“放行条”等工作。当时和我一起抽调过去的还有梁羽龙、陈某2以及何某，其中我和陈某2分为一组，由我担任组长，梁羽龙和何某为一组，由梁羽龙担任组长。在2016年4月29日至5月29日期间，运砂船的实际装砂方数由六方（施工方、运砂船船主、销售公司、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以及城贸公司）派代表上船进行丈量，只是量平某的高度，而堆头则不进行丈量，运砂船的实际装砂量比调度单上的数量多200方左右，我们将问题反映给德庆县水某，2016年5月18日水某建设与管理股股长谢某1在下咀河砂可采区项目部召集施工方、销售公司、监理公司以及城贸公司工作人员开会决定采用按照船舶簿上的B级吨位数除以1.7再乘以0.9的方法得出装砂的方数，我曾向谢某1提出如果运砂船在船舶簿上造假怎么办，谢某1就说这种情况我们水某管不了，如果船舶簿造假会有海事部门去处理，反正我们按照调度单去开具“放行条”就可以了。船舶簿资料是销售公司的刘某1以及刘某2提供给城贸公司的，由城贸公司以及监理的工作人员进行核对后开出调度单，我们水某工作人员直接根据调度单上的方数开具“放行条”。采用新的计算方式后，运砂船实际的装砂方数仍与“放行条”上的方数出入较大，原因是刘某1提供给城贸公司开调度单的船舶资料都是造假的，船舶的吨位数以及船舶的长、宽、高等数据均被改小了，这样调度单上的方数自然也变少了。我虽然知道刘某1用假船舶簿去开调度单的情况，但是因为之前谢某1交代过，所以我们水某的工作人员在明知运砂船实际装砂方数比调度单多的情况下，还是给运砂船开出了“放行条”。2016年4月29日至7月12日期间，下咀河砂可采区实际抽砂数量肯定要比放行条上登记的数量多，但具体数量我不清楚。
12.证人陈某2的证言。主要内容：下咀可采区的业主单位是城贸公司，销售方一开始就只有纳贤的公司，施工方是广东中建华荣工程有限公司，施工船是船号为“粤广海工9807”的采砂船，监理公司是西江公司。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艘船号为“粤肇庆工8333”的后备采砂船，但采了几船砂之后就离开了。我、陈某1、梁羽龙、何某被德庆县水某派到下咀可采区现场进行采砂监督，分为两班，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负责监管开采方依法依规开采河砂，如依规定时开采，不得超越可采区范围作业；核定每船河砂的数量；签发《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以及安全生产工作等。我和陈某1、何某、梁羽龙在该标段监管工作是从2016年4月29日开始一直到2016年7月18日为止，其中梁羽龙比我们三人早离开几天，2016年4月29日开始，如果有运砂船来到标段装砂，就首先由销售方填写申请表交给城贸公司，然后由城贸公司、销售公司、监理公司、我或陈某1、以及施工方丈量运砂船的平某方数，按照平某方数由城贸公司开出调度单，抽砂船收到调度单后就开始采砂，装完砂后，我们水某的监管人员就根据调度单的方数开出“放行条”，由城贸公司、运输人、监理单位及我们水某的人签名后盖章确认，之后运输船就可以运走河砂了。到了5月29日下午，水某召开专题会议之后，砂船的装载量改为根据船舶簿登记为准，由运砂船的船主和销售一起递交船舶簿的原件及复印件给城贸公司，我们监管小组和监理单位一起核对之后由城贸公司开出调度单，之后的程序就和以前一样了。调度单上的河砂量根据船舶簿B级吨位数除以1.7再乘以0.9的方法计算出来。不论是到运砂船上丈量还是按新的方法计算装砂方数，均明显小于运砂船真实装砂数量。我不懂得辨别运砂船船主和销售方提供的船舶簿原件和复印件的真伪，我只负责核对船舶簿的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每艘船第一次来装砂时我们都进行核实，但同样的船只再次来装砂就不再核实。据我所知城贸公司、监理单位、销售方以及我们水某监管小组对运砂船实际装载量与调度单以及《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上写明的方量不符没有提出过异议。从2016年4月29日开始一直到2016年7月18日为止，我们水某监管小组总共开出了100多份《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
13.证人谢某1（系德庆县水某建设和管理股股长）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德庆县水某与城贸公司的联系人，负责协调沟通城贸公司在德庆县西江河段下咀可采区采砂作业的相关工作。下咀可采区从2016年4月29日开始正式采砂，德庆县水某派被告人梁羽龙、何某、陈某1和陈某2进行现场监管。运砂船装砂需要先向城贸公司申请，由城贸公司开具调度单，施工方收到调度单后开始向运砂船抽砂，装好砂后由城贸公司、监理公司、水某现场监督人员现场核查运砂船的装砂方数后由水某现场监督人员开具《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由城贸公司与监理公司现场人员签名确认后方可放行。2016年5月18日，城贸公司、监理公司、施工方以及水务局的现场监管人员等在采砂现场管理小组办公室曾召开过会议，当时会议明确运砂船装砂时必须提供船舶簿原件和复印件，并要求运砂船提供人员签名捺指印，运砂船可装载的方数按照船舶B级吨位除以1.7再乘以0.9的方式计算。2016年7月12日，我与德庆县水某副局长莫某以及水政监察大队的队长梁某等5人去采砂现场进行执法检查，发现有一艘已经装满河砂的运砂船不能提供船舶簿，不符合会议要求。
14.证人马某（系城贸公司德庆下咀可采区项目部经理）的证言。主要内容：城贸公司、监理公司、水某的现场监管人员一直以来都知道虚方的情况，即实际装运的河砂比《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上记载的方数要大。因为河砂质量差，为了推进河砂销售进度，以上各方都允许这一做法。开始河砂方数都是上船丈量得出的，当时我发现运砂船的实际装砂量要比丈量得出的多，因为堆头没有计算，我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城贸公司的领导李某，但他说如果德庆县水某和西江监理公司的现场工作人员认为没有问题就照做。后来经过开会讨论，各方一致认为按船舶簿的Ｂ级吨位去计算运砂船的装载方数，从2016年5月29日开始，我们就按船舶簿的Ｂ级吨位去算。销售方来申请开调度单时，我们就没有去核实船舶簿的真假，运砂船来装砂所提供的船舶簿资料有部分是原件、有部分是复印件，我见过有二、三次是拿原件来的，觉得似真的就算了，所以没有去看运砂船是否真的可以装多少方砂。《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与实际装载数出现偏差的现象是肯定会出现的，但如果其中一方不同意，就肯定不会出现差别那么离谱。
15.证人赵某1（系城贸公司德庆下咀可采区项目部副经理）的证言。主要内容：从2016年4月29日到5月29日期间，我们都是对运砂船进行实际测量的，当时马某叫我们只测量平某，堆头送给他们（运砂船）,每艘运砂船超出的堆头都不同，大约超出放行条的三成左右。2016年5月18日下午，德庆县水某建管股股长谢某1到项目部召集我们施工方、城贸公司、销售公司、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的现场工作人员开会，会议议题是“运砂船装载数量计算讨论”，当时大家觉得上船测量的方法计算出来的方数不准确，会议就明确要按运砂船船舶簿上的B级吨位数来计算装砂的数量，计算公式：B级吨位数除以1.7再乘以0.9等于装砂的方数。按船舶簿上的B级吨位数来计算装砂的方数后，我们公司员工和监理公司员工觉得这样算出来的河砂的方数还是有偏差，就向水某现场工作人员提出，后来水务现场工作人员打电话给谢某1，谢某1说严格按照船舶簿计算，如果有错也是销售方的责任。后来至2016年7月12日都按提供过来的船舶簿上的B级吨位数来计算河砂方数。马某在项目部现场的时候，都是经他手拿船舶簿给我，然后我按照船舶簿的公式计算出来开具调度单，这些我都是按照马某的意思做的。还有谢某1在开会及平时都有说过，不能上船测量，一旦出了问题谁都负责不了。
16.证人谢某2（系城贸公司德庆下咀可采区项目部副经理）证言。主要内容：2016年4月中下旬我被城贸公司派到德庆县回龙镇下咀河砂可采区工作。城贸公司下派到该可采区的人员由马某负责指挥，我和赵某2分别领两班人进行工作。李某是城贸公司在标段的主管领导，但他平时不在标段工作。2016年7月10日，该可采区由于有运输船被德庆县水政检查到有问题，所以停工了一段时间，一直到7月26日之后开始复工，7月26日之后公司领导就口头交待让我顶替马某暂时负责该可采区的全面工作。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29日上午，该可采区运砂船的实际装砂方数主要是采取由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以及城贸公司派代表上船实际丈量得出的，但在正式开工后的几天时间，刘某1提出河砂质量差，销售公司是亏本的，马某与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的工作人员也都认可他所说的，于是各方约定开具放行条的方数按运砂船的平某来计算，如果是自缷运砂船就不计算堆头，如果是平板运砂船就按平某的方数再给折，具体打多少折现场由马某与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的工作人员商定。后来各方认为上述量度方法的争议较大，就在2016年5月18日由德庆县水某牵头召集施工方、销售公司、监理公司和城贸公司就旧的计量方法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按照船舶簿上的B级载货吨位数除以1.7再乘以0.9计算得出装砂的方数的丈量方法，该方法从2016年5月29日后正式实施。采用新的丈量方法后，我们发现运砂船实际装载的河砂方数与我们按照船舶簿开出的调度单上显示的方数仍有出入，我就将这一情况反映给马某，但马某和水某工作人员、监理单位代表协商之后都认为按船舶簿计算的方数与之前按平某计算的方数相差不多，而且该标段河砂的质量差，卖不起价钱，如果按真正方数来开具放行条，销售公司肯定亏本且无法持久开展业务，所以马某、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工作人员都认可实际装砂方数比放行条上的要多这个事实，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各方认为放行条的数量不少于实际数量的50%－60%以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开出调度单，我就将调度单开出来并在上面签名。这一情况我也向主管领导李某反映过，李某的意思也是差距太大的就不开具放行条，而且现场有水某和监理公司的工作人员把关，如果差距不是很大就没问题。但我们不是专业的鉴定机构，开调度单时主要看销售公司提供给我们的船薄簿上是否有钢印，有无造假我不会去鉴定，但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该可采区的砂质差，如果按照56元的价格来卖绝对没人买。因为销售公司刘某1提供的船舶簿计算出来的方数比计算平某的方数还要少，我跟刘某1多次提出过，但刘某1说没有问题，他会把握好尺度的。为此刘某1曾两次试图给我钱，每次都大概是1000元，我都没有拿。2016年4月29日至7月12日期间，该可采区通过“放行条”登记出去的河砂我们城贸公司应该有做统计，2016年4月29日至7月12日期间，施工方在该可采区实际抽砂方数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比“放行条”上的方数要多，具体的方数施工方比较清楚。
17.证人洪某（系纳贤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言。主要内容：2016年4月份，我以纳贤公司的名义以每立方米56元的价格向城贸公司购买10万立方米河砂，做河砂贸易生意。我分四笔共支付了560万元给城贸公司，然后在三方（业主方：城贸公司；施工管监督方：德庆县水某；监理方：公司名称我不记得了）联合管理下进行开采销售。城贸公司用于采砂的作业船是公开摇珠方式投标的，其中我租了三艘船（船号分别是9807、8333、8001）分别以两家公司的名义参与投标，派代表（具体是谁不记得了）以台山大江公司用9807和8001号采砂船参与投标，另派张某作为代表以中建华荣公司用8333号采砂船参与投标，最后中标船船号是9807，后备船号8333。自开采以来，一直都是以9807号采砂船，后备船8333没有采过砂。采砂船以10元每立方米的价格来计算抽工费，砂量以四方联合开具的“放行条”的砂量来计算，但四方联合开具的“放行条”的砂量比客户实际装砂量少，因为该采砂区的砂质太差，没有虚方给客户，客户是不会来买砂的。我方大概是以65元/立方米的价格销售河砂，计价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每船实际采砂量乘以单价再打8折；另一种是按“放行条”砂量乘以单价，以哪种方式计算由客户选择。至今卖出的砂的实际方数差不多10万立方米，放行条记录卖出去的砂量大约是7万立方米。现收到砂款有400至500万元。由城贸公司按“放行条”卖出的砂量来统计销售的砂量。我知道我们四方在销售河砂的经营模式发展下去，一定存在超量开采的情况。
18.证人刘某1（系纳贤公司德庆下咀可采区销售代表）的证言。主要内容：下咀可采区的业主是城贸公司，洪某安排我以纳贤公司的名义同城贸公司签订认购河砂合同并到标段现场作为销售河砂的负责人，4月29日开始在现场进行销售河砂业务，我找了我的老乡刘某2和刘某5来协助我。开始时德庆水某在标段现场的工作人员有梁羽龙、陈某1、陈某2、何某四人，7月份之后就全部换人了。施工方在标段现场的工作人员有黄金、陈伟和、严某，他们都是洪某安排到现场工作的，主要是帮洪某核实运砂船装满砂后的真正数量。纳贤公司销售河砂的钱以及销售河砂的数量由张某记录并收取。销售河砂的基本流程是：销售公司向城贸公司提交申请单，然后城贸公司开出调度单，4月29日至5月29日是按丈量运砂船平某的方数得出装砂的方数，5月29日之后是按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簿的B级吨位数除以1.7再乘以0.9计算得出装砂的方数。施工方收到城贸公司的调度单后就安排抽砂，抽完砂后由城贸公司、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的现场工作人员在《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上签名确认后由德庆县水某的现场工作人员开具《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然后销售公司将其中一联的放行条给运砂船并向运砂船收取购砂款。按丈量运砂船的平某方数计算装砂方数时，马某提出河砂质量差，我们销售公司卖不起价钱，如果是自卸运砂船就不计算堆头的方数，如果是平板运砂船就按丈量平某的方数再一个打八折左右来确认方数。他提出来后，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现场工作人员也没有提出异议，所以就按他说的方法来计算。5月18日会议之后，洪某叫我让过来装砂的运砂船想办法将船舶簿的B级吨位数改少四至六折，否则不让装砂。5月18日至5月29日期间，运砂船方通过造假船舶簿B级吨位数所在页，然后提供复印件申请开具调度单；到了5月29日之后一定要提供船舶簿原件时，我知道运砂船方所提供过来的船舶簿原件肯定是造假的，B级吨位数改少了四至六折。5月29日后，我都是让刘某2和运砂船方将假的船舶簿原件提供给城贸公司、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现场工作人员审核然后再复印，开具调度单。但抽砂船不会理会调度单上的方数，都是以抽满运砂船为准的。在按假的船舶簿原件的B级吨位数计算方数的初期，不知是德庆县水某还是监理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提出过异议，但城贸公司、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的现场工作人员协商后，都认为要照会议规定严格按船舶簿原件的B级吨位数计算方数，所以后来就没有人再提出异议了。运砂船装好河砂后，城贸公司、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现场工作人员基本上不去核实运砂船的实际装砂量，都是按调度单上的方数来开具放行条。河砂的销售价格和给运砂船的“虚方”都是由洪某分时段定下来的，每方的销售价格一般在40元至80元之间，我是按黄金提供的方数结合洪某订下来的价格和折扣与运砂船结算，我每次收到的购砂款都没有记录的，但张某处会有记录。封面为“A5，NOTEBOOK”笔记本（复印件）上面记录纳贤公司从6月21日至7月9日共销售河砂45船，实际销售河砂的数量是61416方。
19.证人刘某2（系纳贤公司德庆下咀可采区工作人员）的证言。主要内容：2016年5月29日之后刘某1通过电话告诉我有哪些运砂船来装砂，要开多少方数的调度单，一般情况下，他会拿运砂船的船舶簿复印件来到项目部给我，如果他没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叫人送到码头让我去取，我就在项目部内在船舶簿复印件上签名、捺指印并写上“与原件一致”的字样。之后，我就填写申请表，将船舶簿复印件给城贸公司值班人员、监理公司胡某、水某值班人员各一份，城贸公司的值班人员就按船舶簿复印件的B级吨位数计算方数开调度单。有时候水某值班人员觉得调度单上的方数太小了，他们就不同意开调度单，如果刘某1在项目部就直接与水某值班人员商量加方数的问题，如果他不在项目部，我就打电话告诉刘某1他们不开调度单，要求加多点方数，刘某1一般情况下都会同意加多100多方左右。水某值班人员见同意加多点方数后，就同意开调度单。开好调度单后，如果刘某1在项目部就由他拿调度单到抽砂船上，如果他不在项目部就由我拿调度单到抽砂船上。抽砂船差不多抽满后，刘某1就让我去水某值班人员开放行条，他们是根据调度单的方数开放行条的，上有水某值班人员、监理公司胡某、城贸公司值班人员还有我签名。开出放行条后，我就拿放行条到抽砂船上给刘某1，如果收了运砂船的砂款，他就叫我直接将放行条给运砂船。开放行条前，水某值班人员、监理公司胡某、城贸公司值班人员都没有查看运砂船的实际装砂情况的，都是我叫他们开，他们就在项目部内根据调度单的方数开出放行条，根本不理运砂船实际装多少河砂的。是刘某1叫我在船舶簿复印件上签名的，我也听胡某讲过，那些船舶簿复印件要我和运砂船船主或船员签名的。开调度单时没有拿过船舶簿原件来项目部，都是复印件来的。那些船舶簿复印件也没有船主或船员的签名和身份证明资料。我认为船舶簿复印件是假的，因为这些船舶簿的B级吨位计算出方数主要以400－500方为主，还有，在6月中旬（具体时间不记得），我当时在抽砂船上，我听到刘某1问周耀华：“做出500方，需要怎么做？”周耀华就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些尺寸给刘某1。还有大约在6月底，陈伟和曾和我讲：“你老细（指刘某1）想你死啊”，他是提醒我船舶簿复印件和放行条都有我签名会有风险，如果出事了，我肯定会受连累。因为在采砂标段上面做工的人都清楚放行条的方数比实际抽砂方数要少得多。
20.证人张某（系纳贤公司德庆下咀可采区工作人员）的证言。主要内容：2016年4月左右，洪某安排刘某1作为纳贤公司的代表与城贸公司签约购砂再分销、安排黄金和我以施工方人员的身份参与到该项目的工作中，我被安排做河砂销售的记数和做出纳做账，收取纳贤公司出售河砂的砂款，黄金被安排到现场管理施工船。我、黄金和刘某1都是由纳贤公司支付工资的，除此之外，还有陈伟和、严某、刘某4、刘某5也是在洪某叫我打理的这盘数里支付工资的。河砂销售款根据黄金报来的数得出，用“实收”方数乘以“当日砂价”计算所得。我使用蓝白色硬封皮账簿进行记账，用作记账的账簿有两本，《现金日记账》和《出纳日记账》。我是从2016年5月1日开始记录上述数据的，在此之前的销售数据是我来到之后补记的，2016年4月29日的出纳数据我在《出纳日记账》的第一页左上方写着“开工日2016.4.29”。账册上的收入与封面有“内”标注的《单联收据》上的基本相对应。收入的记账方式就是在“凭证编号”栏记“收”，在“摘要”栏记“船号”和“实收方数”，在“借方”一栏记收入的金额。我在《单联收据》上记录的数据有以下几项：装砂的日期和时间；买砂、装砂的运货船船号；“实方”或“实装”方数，这个数据就是采砂船实际抽砂方数；“实收”就是向运砂船收的砂款，我记录的是“实收方数”，乘以砂价就是实收砂款，有时是直接记录“实收砂款”，没有记录该船砂的销售单价；“水务放行”或“放行”方数就是城贸公司、监理公司、德庆县水某测量出来的载砂方数；“城贸”砂款有时我会记录，就是放行条方数再乘以56元。三个数据的大小通常是“实装”大于“实收”，“实收”大于“放行条”。我不清楚城贸公司为何以“放行条”的方数作为统计销售方销售河砂的依据，是城贸公司、水某、监理公司三方开会讨论通过的。洪某曾叫我汇总统计过纳贤公司与粤肇庆9807船大概的收支情况，我就根据我记录的收支情况从2016年4月29日统计到2016年7月31日，分成三页统计在一本黄色软封皮的笔记本上，根据这三页数据的统计，2016年4月29日至7月31日期间，总实收方数：122276立方米；放行条方数：57825立方米；“实收方数”减去“放行条方数”再乘以10.15元，计出的总数是654177.65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款项我不清楚，是洪某让我统计的。
21.证人陈某3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负责记录9807号砂机的抽砂方数的，包括实收方数以及四联单上的方数，经我统计，从2016年4月29日至9月8日，张某那方的销售公司实收方数为174673立方米、四联单方数为84226立方米。
22.被告人梁羽龙的供述。主要内容：我于2016年4月29日至6月29日在下咀可采区标段工作。和我一起到现场工作的有何某、陈某1、陈某2，我和何某一组，我是小组长，陈某1和陈某2一组，陈某1是小组长，每个小组轮流上二天班，我们在现场工作的领导是谢某1，但谢某1不长期在现场工作。我们四人在标段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不让标段超时超范围开采，核实每次运砂船装砂的方数并确认开具《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4月29日开始是以丈量运砂船的长、宽、高的方式来计算运砂船的方数的，即丈量运砂船平某的数据，但抽砂船给运砂抽砂时会有“堆头”，到开具《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时，我们水某的现场工作人员提出要计算“堆头”的方数，马某说砂的质量差，卖不起价钱，如果按实际方数计算销售公司是要亏本的，他提出只计算运砂船平某的方数，极力要求不计算“堆头”的方数。当时现场的工作人员商量后都觉得马某的意见不过分，当时在现场的谢某1、城贸公司的领导李某也同意马某的要求，所以4月29日当天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同意按运砂船平某的方数来计算河砂的方数，开具《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也是按这个方数开的。谢某1还交代我要配合好城贸公司的工作，说我们水某只不过是中间人，如果城贸公司和销售方都认为方数没有问题，我们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开具《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时也只能按平某的方数开具。之后因见运砂船的“堆头”大多了，我也曾向谢某1提出这样计算方数会出问题的，谢某1就说在与城贸公司协商好前就按平某来计算。我也多次向马某提出堆头的方数大多了，不计算会出事，但马某说这样计算没有问题的。到了5月18日，谢某1到标段现场跟销售方、监理公司、城贸公司、施工方和我们在现场的水某人员一起开了一个会，会议内容主要是明确了运砂船过来装砂时要提供船舶簿原件和经办人的身份证原件过来，由城贸公司、监理公司、我们水某的现场工作人员核实后复印留底，按运砂船船舶簿的B级吨位数除以1.7再乘以0.9计算得出装砂的方数。但新的折算方式是从5月29日才开始执行的，计算出的方数基本都在400-600方左右，有时多的也就800方左右，而按我了解现在的运砂船就算按平某来计算都是800方以上的，感觉到船舶簿可能会有造假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是怎样造假的。我向谢某1反映过船舶簿可能存在造假的问题，但谢某1说我们没有能力核实，如果船舶簿是假的也是追究船舶簿提供者的责任，不关我们的事，就按船舶簿B级吨位数计算方数。我也跟马某说过船舶簿可以造假的事，马某的意思也是严格按船舶簿的B级吨位数计算。在6月份时，有一艘运砂船（船号记不起了）按照其提供的船舶簿计算出来的方数是400多方，但这艘船在之前丈量平某时的方数都有800多方，差距大的离谱，当时马某提出这艘船装完这一船砂就不要再过来了，但后来这艘船有没有装砂走我记不清楚了。我在标段工作期间，一般都是由纳贤公司的刘某4先将船舶簿原件提供给马某申请调度单，马某看过后就复印三份，其中有签名的一份复印件是给我们水某留底的，复印件上有无船主签名我不清楚。标段现场主要是粤广海工9807抽砂船在抽砂，粤肇庆工8333抽砂船曾在标段现场抽过几船砂就离开了。抽砂船并不按调度单的方数向运砂船抽砂，都是以抽到运砂船的B级水位线为准。一般情况下抽完砂后，城贸公司、监理公司和我们水某的现场工作人员要核实河砂方数后签名确认，再由我们水某的现场工作人员开具《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要真正核实运砂船的装砂方数肯定会出现实际的装砂方数比之前丈量平某或按B级吨位数计算出的方数多的情况，所以抽完砂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都没有去核实际的装砂方数，都是按丈量平某或按B级吨位数计算的方数来确认《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的方数，也即是按调度单上的方数来计算。城贸公司是标段的业主单位，属于肇庆市国资委，李某是公司的领导，但标段现场是马某在负责，除了马某外还有谢某2、赵某1等人在现场工作；标段现场主要是纳贤公司在做销售业务，由刘某1负责，还有刘某2、张某等人；监理公司有两个人，一个是胡某，还有一个我不认识；施工方的负责人是黄金，还有陈伟和，其他人我不认识。在下咀可采区标段工作期间，何某也知道实际装砂数量比《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数量要多的事，我和何某值班时开具的《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都是由我们二人签名确认的，但我没有具体统计过经我二人确认开具的《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的河砂方数有多少方，大约应该是2万5千方左右，而实际的河砂方数按我估算应该是《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方数的一倍左右。运砂船一般都是第一次装砂要丈量或提供船舶簿来计算装砂方数，第二次就不用了，就按第一次的方数。
原判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被告人梁羽龙无视国家法律,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不负责任，不认真依法履行职务，明知运砂船超过《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记载的数量装载河砂而核发《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梁羽龙虽对其行为性质进行辩解，但不影响其如实供述的认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梁羽龙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上诉人梁羽龙上诉提出：复核确认采砂数量和审核船舶证书均不是水某工作人员的职责，且其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和行政执法专业知识，其只是执行上级领导的工作安排，不应承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
上诉人梁羽龙的辩护人提出：
1.本案造成国家经济损失是买方、卖方及施工和运载方从中非法获利的结果，罪责应不为水某的具体一线工作人员，应可从宽处理。
2.上诉人梁羽龙认罪态度好，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采矿立案侦查，其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可以认定为自首。且上诉人梁羽龙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从宽处理。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梁羽龙犯玩忽职守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梁羽龙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
1.德庆县水务局关于抽调人员派驻西江干流可采区采砂现场的通知、《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广东省水利厅关于主要河道采砂现场的监督管理办法》、肇庆市人民政府肇府办[2013]7号文件等书证均证实德庆县水务局作为德庆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下咀河砂可采区负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上诉人梁羽龙是德庆县水务局派驻可采区采砂现场的工作人员，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主要河道采砂现场的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河道采砂人进场采砂前确定现场驻点代表……现场驻点代表由水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抽调本级或下属机构的工作人员组成，也可通过聘用协管员的方式解决”的规定，作为派驻采砂作业现场的驻点代表由水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抽调本级或下属机构的工作人员组成，上诉人梁羽龙是德庆县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具有现场驻点代表的主体资格，其被单位派驻采砂作业现场监管河砂开采，职责是代表单位做好河砂开采监管工作，检查开采量登记、核发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等工作。因此，其符合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资格。
2.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管理的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不如实填写来源证明；……（六）其他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玩忽职守等行为。……”上诉人梁羽龙作为派驻采砂作业现场的驻点代表有责任如实填写来源证明，但在开具《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来源证明上登记的采砂量比实际装运砂量少，造成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诉人梁羽龙提出其只是执行上级领导的工作安排，主要责任不在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罪责应不为水务局的具体一线工作人员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上诉人梁羽龙归案后如实供述的和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是同一个犯罪事实，侦查机关对其所犯罪行的定性进行变更，并非其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因此，其行为不构成自首。且原判认定上诉人梁羽龙能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已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对其在起刑点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适用缓刑，量刑并无过重。其辩护人提出的梁羽龙构成自首，且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从宽处理的辩护意见，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上诉人梁羽龙无视国家法律，身为德庆县水某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核发的《广东省河砂合法来源证明》上登记的采砂量比实际装运砂量少，造成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应当依法予以惩处。上诉人梁羽龙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梁羽龙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方仲伟
审 判 员 孟智华
审 判 员 秦 雯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法官助理 何彦斌
书 记 员 梁红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