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349号
原告武汉鑫飞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同馨花园1栋3单元8层701室。
法定代表人刘纯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小兵（特别授权代理），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01200310300731。
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二路59号。
法定代表人陈典学，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旌（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012010200624。
原告武汉鑫飞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飞达公司）诉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岸城管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胡迪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胡迪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刘念、夏文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3月2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鑫飞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小兵，被告江岸区城管委的委托代理人张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3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鑫飞达公司诉称：2009年6月20日，我公司与江岸城管委签订《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协议》，就我公司投资建设武汉市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我公司与江岸城管委分别于2010年5月20日、2013年3月2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上述所有协议的有效期均至2017年12月31日。2014年4月，江岸城管委的上级主管部门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市城管委）提出改革我市公共自行车运营模式，由“企业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改革为“政府投资建设，国有企业运营管理”，并要求我公司提前终止上述协议。我公司本着顾全大局，保障项目持续发展的想法，同意在一定条件下提前退出。我公司与武汉市城管委经过多次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以政府委托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评估结果为项目清算的依据，并以文件形式上报市政府，市政府主要领导签批了该意见。但武汉市城管委于2014年7月14日将其单方拟定的《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提供给我公司。在特殊的环境和无可协商的情况下，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一份协议文本上签署了“原则同意”，但对该《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中的具体内容未予认可。而江岸城管委在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上述《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复印件上加盖其印章后，将其作为依据要求我公司办理解除合同相关手续。我公司认为，《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将我公司投资上亿元兴建的武汉市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已设定银行抵押）无偿移交给江岸城管委，显失公平；该《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也严重背离了武汉市城管委就相关协议解除后对我公司资产的处置及补偿方案的文件规定，违背了双方《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的资产处置方式，依法应予撤销。故请求判令撤销我公司与江岸城管委于2014年签订的《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江岸城管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江岸城管委辩称：一、本案所涉及的合同主体一方为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而且合同目的在于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公益目标。具体本案而言，为了武汉市建设“两型”社会，为了方便市民出行，行政机关授权鑫飞达公司经营“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同时行政机关给予鑫飞达公司的对价是广告特许经营权。因此本案涉及的合同属于行政合同。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依法驳回鑫飞达公司起诉。二、鑫飞达公司起诉遗漏合同当事人。由于本案合同内容涉及武汉市全市市民出行的问题，因此在2013年3月22日，鑫飞达公司与武汉市中心城区八家城管局就武汉市整体便民自行车项目签订《武汉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服务补充协议2》，同时该协议第十三条强调“本协议与原《协议》、《补充协议1》内容有冲突，以本协议条款为准”。八家城管局作为甲方在合同上签字盖章。之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鑫飞达公司屡次出现违约情况，因此在2014年7月14日，《补充协议2》的双方当事人签订了解除协议，而该解除协议的甲方仍然是八家城管局，乙方为鑫飞达公司。现鑫飞达公司就解除协议仅向我委提起诉讼，遗漏了合同其他当事人。三、鑫飞达公司诉讼请求不明确，且无法律依据。鑫飞达公司如果对解除协议有异议，应在协议签订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四、在签订解除协议后，鑫飞达公司已积极履行了该协议，将相关资产交付给合同甲方，因此鑫飞达公司以其行动放弃了撤销权。五、由于鑫飞达公司屡次违约，造成市民多次投诉。经多次整改后，鑫飞达公司仍不能按照要求履行合同。因此合同甲方根据《补充协议2》的相关约定解除了合同。解除协议是经过双方多次协商的结果，不存在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的情形，而且鑫飞达公司是一个商事主体，知道或应当知道“无偿移交”的含义；其次，本案中也没有出现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原则的情况。解除协议之所以出现“无偿移交”的条款，是因为甲方放弃了向鑫飞达公司主张违约金和赔偿金。同时，鑫飞达公司享受了多年广告特许经营权，并以此获得巨额利润。所以解除协议并不存在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原则；再次，2013年10月12日鑫飞达公司就有将资产以捐赠形式移交政府的意思表示。综上，本案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况。六、本案解除协议合法有效，虽然鑫飞达公司并未加盖公章，但是其法定代表人已签字，即表示认可该协议。故解除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
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20日，鑫飞达公司与江岸城管委签订《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由江岸城管委（甲方）就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授权鑫飞达公司（乙方）经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非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不得将涉及服务系统管理、经营的权利授权乙方以外的其他任何团体、组织、企业及个人；在武汉市江岸区辖区范围内，由乙方按照《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建设的意见》的建设要求，投资建设服务系统，并承担整个项目的运营、维护、管理和相关事宜的全部费用，乙方自主投资建设，自主经营管理、自负盈亏；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2017年12月31日期满。协议期满后，乙方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获得服务系统的经营权等。
在《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协议》履行过程中，鑫飞达公司与江岸城管委分别于2010年5月20日、2013年3月2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和补充协议2。上述两份补充协议的有效期均至2017年12月31日。
2014年7月14日，江岸城管委（甲方）与鑫飞达公司（乙方）签订解除协议，约定：自即日起解除（或终止）就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签订的全部合同（协议）及相关（配套）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再履行；乙方在建设运营公共自行车系统及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产生的各项亏损，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将自行车、站亭、站棚、使用政府补贴资金置办的设施设备及资产，以及其他与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有关的资产（资产清单见附件）整体无偿移交给甲方，由甲方自行处置。乙方承诺整体资产移交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甲乙双方自愿放弃因合同（协议）解除或终止向对方主张赔偿经济损失或承担法律责任的权利等。鑫飞达公司未在解除协议上加盖其公司印章，由其法定代表人刘纯啟签名，同时签署“原则同意”。嗣后，鑫飞达公司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从《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的内容看，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属于政府特许经营项目的范畴，因此，该协议属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本案纠纷系因江岸城管委要求解除与鑫飞达公司签订的上述《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协议》引起，鑫飞达公司认为解除协议显失公平，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从上述法律规定和本案双方当事人诉争的事实可知，本案争议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法律规定，属于行政案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武汉鑫飞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迪
人民陪审员 刘 念
人民陪审员 夏文芳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