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湘0112行初44号
原告朱建安，男，195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
委托代理人付小丽，湖南鼎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雷锋北大道1688号。
法定代表人邓树林，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肖新苗,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贺志伟，湖南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李，男，198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系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工作人员。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郭亮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琼，主任。
行政机关负责人吴曙，男，197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白芙塘社区。系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谢兆佳，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利国，男，198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
委托代理人刘洋，湖南琨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建安诉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及第三人杨利国房屋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受理，同年4月20日向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原告同意，本院依法追加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7年9月2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建安及其委托代理人付小丽，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行政机关负责人肖新苗及其委托代理人贺志伟、杨李，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行政机关负责人吴曙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兆佳，第三人杨利国的委托代理人刘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7年5月30日，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为第三人杨利国颁发望房权证黄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杨利国，房屋坐落于原××黄金乡××组，幢号0803581，房号为201，建筑面积79.76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原告朱建安不服，请求撤销该《房屋产权证》。
原告朱建安诉称：原告于1995年经村组同意及被告国土局、规划局批准，建成整个217.39平方米面积的住房，由原告居住至今。原告与第三人之母莫爱珍于2000年8月10日登记结婚，并于2016年7月25日被望城区人民法院(2016)湘0112民初652号判决离婚。第三人母子于2001年到望城区原告处落户。2017年1月13日，第三人杨利国及其母莫爱珍起诉原告，要求法院将位于黄金乡金沙村红旗组的房屋判由第三人所有；其母莫爱珍向法院要求占有位于黄金乡××组××号房屋产权的1/2，并请求判令腾退房屋给第三人。第三人及其母莫爱珍，为了争夺本属原告的婚前个人财产，欺骗了望城区规划局、国土局和被告住房保障局。首先，第三人杨利国伪造了一份《合伙建房协议书》，该《协议书》谎称原告与第三人1995年8月合伙修建房屋，经两人协商，原告同意将第二层楼房归第三人杨利国所有等，但实际上房屋是1995年建成，第三人2001年后才到望城来落户。《协议书》伪造了原告朱建安签字。第三人用该伪造《协议书》骗取了被告，并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引发本案纠纷。金坪社区及红旗组均可证明楼房、平房都是1995年5月由原告一次建成，不存在第三人谎称的2003年有再建房的事实。望国土字第000424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和望产权证黄（房）字00××68号《房屋产权证》，依法应予撤销。依据上述事实和《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笔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杨利国的望房权证黄字第××号《房屋产权证》。
原告朱建安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司法鉴定意见书》（2017年2月22日），拟证明第三人伪造“朱建安”三字笔迹，第三人伪造的《合伙建房协议》为虚假协议；
证据2、《合伙建房协议》，拟证明第三人用该协议骗取《房屋产权证》，该协议中“朱建安”三字系伪造；
证据3、证明（2017年1月17日作出）；
证据4、证明（2017年1月20日作出）；
证据3、4，拟共同证明金坪社区红旗组66号住房是1995年所建，系原告婚前个人财产，被告在核发《房屋产权证》时未调查，未依法传房屋所有人到办公室核实就发出两份《房屋产权证》；
证据5、《房屋产权情况》（杨利国）；
证据6、《房屋产权情况》（朱建安）；
证据5、6拟共同证明第三人已非法取得79.76平方米面积的《房屋产权证》，该证发证时间为2007年5月30日，第三人通过伪造《合伙建房协议》欺骗了被告，涉案房屋的建房时间是1995年8月，第三人在建房时尚未成年，不存在合伙建房的事实；
证据7、《房屋产权证》（两份），拟证明该两份《房屋产权证》系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发出；
证据8、（2016）湘0112民初65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朱建安与第三人杨利国之母解除婚姻关系；
证据9、《司法鉴定意见书》（2017年8月31日），拟证明朱建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中的签名并非原告本人所签，原告本人并未到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办理任何房屋产权登记。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辩称：一、被告对00××68号房屋产权登记合法有效。2007年5月24日，原告与第三人杨利国一同向被告申请房屋产权登记，被告根据2006年《长沙市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第10条的规定，向原告及第三人杨利国分别收取了身份证、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合伙建房协议、测绘报告等。经被告审查，两申请人交件齐全，可以办理房屋产权证，分别向朱建安、杨利国颁发00××67号、00××68号房屋产权证。二、被告在登记收件中，直接从朱建安、杨利国手中收取了两份内容一致的合伙建房协议。被告认为登记合法有效，主要理由如下：1、原告在提交资料时，已在申请表中签名认可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并愿承担提交虚假资料的责任。2、合伙建房协议是由两申请人共同直接向被告登记窗口提交，申请人在当时并无任何异议。3、被告在收取资料时，其中朱建安提交的是合伙建房协议的原件，杨利国是提交的是复印件，现原告否认当时亲自提交的原件，与事实不符。4、杨利国系原告继子，两人共同来被告办理产权登记时（2007年5月），父子关系较好，且在原告与莫爱珍（杨利国之母）的再婚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与莫爱珍在2016年被法院判决离婚，2017年，原告、杨利国、莫爱珍因房屋产权而诉讼。被告认为，在再婚关系存续期间，父子关系较好时提交资料为继子办理产权登记，原告出现婚变后，又提出当时提交的资料系伪造，并要求撤销当年为继子办理的房屋产权，被告坚决予以抵制。5、被告在测绘房屋时，两申请人住在一栋两层的楼房，整栋房屋面积为217.39平方米，原告登记的是第一层的房屋，计137.63平方米，第三人登记的是第二层的房屋，计面积79.76平方米，两项面积相加，与整栋房屋面积相符，由此可见，当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完全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原告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该是2007年5月24日原告亲自持身份证办理房产证之时，现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望城县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朱建安），拟证明系由原告本人提出的房屋登记申请，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证据2、《望城县房屋所有权登记四面墙界申报表》（朱建安），拟证明对登记房屋的四至墙界进行了调查；
证据3、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朱建安），拟证明登记房屋拥有测绘报告；
证据4、《望城县房屋产权登记建筑面积计算表》（朱建安），拟证明登记房屋面积的计算方法；
证据5、《多产权户、室号对照表》（朱建安），拟证明登记房屋为一幢房屋的一部分；
证据6、《合伙建房协议》（朱建安），拟证明整幢房屋的权利归属以及申请登记房屋的权利来源；
证据7、《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朱建安），拟证明登记房屋拥有合法用地手续；
证据8、朱建安身份证，拟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张峰已经核对申请人的身份，并加盖核对一致印章；
证据9、房屋产权登记平面图（朱建安），拟证明对登记房屋进行了现场测绘；
证据10、房屋白蚁预防证（朱建安），拟证明登记房屋进行了白蚁预防。
证据11、《望城县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杨利国），拟证明系由第三人本人提出的房屋登记申请，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证据12、《望城县房屋所有权登记四面墙界申报表》（杨利国），拟证明对登记房屋的四至墙界进行了调查；
证据13、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杨利国），拟证明登记房屋拥有测绘报告；
证据14、《望城县房屋产权登记建筑面积计算表》（杨利国），拟证明登记房屋面积的计算方法；
证据15、《多产权户、室号对照表》（杨利国），拟证明登记房屋为一幢房屋的一部分；
证据16、《合伙建房协议》（杨利国），拟证明整幢房屋的权利归属以及申请登记房屋的权利来源；
证据17、《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杨利国），拟证明登记房屋拥有合法用地手续；
证据18、杨利国的身份证，拟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张峰已经将原件与复印件核对无误；
证据19、房屋测绘草图（杨利国），拟证明对登记房屋进行了现场测绘；
证据20、房屋白蚁预防证（杨利国），拟证明登记房屋进行了白蚁预防。
依据：《长沙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第十条。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辩称：一、第三人杨利国取得望房权证黄字第××号《房屋产权证》系原望城县房地产管理局依法依程序办理，与被告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请求裁定驳回起诉。二、依据望政办发[2016]79号文件规定，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前因登记产生的权属纠纷，由原主管部门牵头负责，故被告无权处置该权属纠纷。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望编发［2015］4号《关于整合区级不动产登记职责的实施方案》；
证据2、望编办发［2015］15号《关于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有关职责和机构编制调整的通知》；
证据3、望政办发［2016］79号《关于做好不动产交易管理和登记管理工作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拟证明原望城区住房保障局的房屋产权登记职能已移交给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但在职权变更前产生的纠纷还应由区住房保障局负责处理。
第三人杨利国述称：一、原告所述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1、原告诉称第三人伪造合伙建房协议书及签字系诬告。杨利国系应原告要求与原告一起办理房产证。办证手续是在原告表弟肖跃祥协助下，原告本人与第三人一同办理。2、涉案房屋确系1995年所建，当时的面积是79平方米，第三人随母改嫁后，第三人在该栋房屋屋后扩建40平方米。二、被告办证行为合法，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向被告申办证件，被告派员到场测绘，原告对此知情，原告向被告提交一系列材料，不能仅凭一份合伙建房协议中的签名而否定整个房屋产权证的效力。三、原告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原告与第三人共同申请办证，对同一栋楼房办证，两本房产证系同时办理，原告不可能对办证行为不知情。该证办理后第三人系委托原告领取证件，如查询领证信息，便知实情。
第三人杨利国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朱建安于1995年8月在原××××金沙路红旗组建有二层楼房一栋。2000年8月10日，原告朱建安与莫爱珍登记结婚，莫爱珍的儿子杨利国随母与朱建安共同居住、生活并将其户口也迁至朱建安处。2006年1月17日，涉案房屋分别以朱建安及杨利国为申请人办理了望国土字第0004248号、望国土字第0004247《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上述两证的批准用地面积均为72平方米。朱建安《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载明建房用地东抵与杨利国共墙，杨利国《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载明建房用地西抵朱建安共墙。2007年5月24日，涉案房屋分别以朱建安及杨利国为申请人在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办理了望房权证黄字第××号《房屋产权证》及望房权证黄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朱建安《房屋产权证》载明，房屋房层总层数为2层，朱建安所有房屋为第一层，房屋建筑面积为137.63平方米；杨利国《房屋产权证》载明，房屋房层总层数为2层，朱建安所有房屋为第二层，房屋建筑面积为79.76平方米。为符合办证的形式要件，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要求出具《合伙建房协议》，该协议载明：“朱建安、杨利国两人在修雷锋大道时分得地皮两缝，于1995年8月建成，经两人友好协商，将房屋分配如下：1、第一层连同后面杂屋间归朱建安所有，2、第二层归杨利国所有，3、楼梯共用，4、共用部分、屋后共同维护维修”。2017年2月13日，长沙市与民法律服务所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合伙建房协议》中“朱建安”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2017年2月23日，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合伙建房协议》中“朱建安”的签名笔迹与所提供的样本上“朱建安”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望城县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朱建安）上“单位名称”及“申请人”处“朱建安”的签名字迹进行笔迹鉴定。2017年8月31日，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望城县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单位名称”及“申请人”处“朱建安”的签名字迹与所提供的样本上“朱建安”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原告认为，涉案房屋系原告独自于1995年8月所建，不存在合伙建房事实，朱建安、杨利国的《房屋产权证》系同时办理，但原告并未在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办理过房屋产权登记事宜，《合伙建房协议》落款处及《望城县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单位名称”及“申请人”处“朱建安”签名均系伪造，杨利国的《房屋产权证》应予撤销。
另查明，2016年3月14日，原告朱建安向本院雷锋人民法庭提起诉讼要求与莫爱珍离婚，莫爱珍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2016）湘0112民初6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朱建安与莫爱珍离婚。该民事判决书查明，原告朱建安与莫爱珍于2000年8月10日登记结婚。
再查明，2015年11月27日，长沙市望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有关职责和机构编制调整的通知》，该通知载明设立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承担全区范围内不动产的受理、审核、登薄、发证、登记信息查询、薄册档案管理等事务性、技术性工作。
本院认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根据望编办发［2015］15号《关于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有关职责和机构编制调整的通知》、望政办发［2016］79号《关于做好不动产交易管理和登记管理工作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的房屋产权登记职能已移交至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故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关于原告朱建安提出其与杨利国名下《房屋产权证》系同时办理，但朱建安本人并未参与办证，且《合伙建房协议》落款处以及《望城县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单位名称”及“申请人”处的“朱建安”均非其本人所签，故原告直到2017年1月才知道杨利国办证事宜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系要求撤销第三人杨利国持有的《房屋产权证》，但原告申请的是对其本人名下《房屋产权证》的办证材料进行笔迹鉴定，朱建安所有的《房屋产权证》是否为本人亲自办理与其是否知晓杨利国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无直接关联。原告朱建安与第三人杨利国之母莫爱珍于2000年8月登记结婚，直至2016年离婚。杨利国随母与朱建安共同生活、居住。杨利国于2007年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时，莫爱珍、杨利国与朱建安已经共同生活七年，杨利国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前办理了《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且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在办理朱建安、杨利国《房屋产权证》时曾派工作人员上门实地测绘，因此，朱建安作为共同居住人对于杨利国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事宜理应知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原告朱建安于2017年4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朱建安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红宇
审 判 员 匡国梁
人民陪审员 刘怀明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龙 峰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