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8民终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同书，女，1955年1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富顺县，现住四川省富顺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国金，男，195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富顺县，现住四川省富顺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超，男，1979年11月5日出生，回族，住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晓波，四川顺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景洪市人民医院。住所地景洪市嘎兰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段世泽，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智方，云南博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与上诉人景洪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景洪市人民法院（2013）景民一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同书及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晓波，上诉人景洪市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智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同书、邱国金、马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景洪市人民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支持三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不合法。1.经上诉人多次催促，法官组织双方启封病历资料，上诉人未与法官一起前往复印，复印出的材料与原件页数不一致，送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的病历档案不真实；2.鉴定程序不合法。上诉人要求到国家级的鉴定中心即上海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没有结果；第一次抽取了四川华西鉴定中心鉴定，鉴定中心要求补充鉴定材料，法院未将上诉人补充的材料交给四川华西鉴定中心，导致四川华西鉴定中心未能进行鉴定；3.经多次催促，法院再次组织开庭，再次抽取鉴定机构，但被要求只能在云南省范围内抽取鉴定机构，上诉人不得已只能在云南省范围内抽取鉴定机构，上诉人有理由怀疑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体现；4.被迫抽取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由鉴定中心直接通知上诉人去鉴定中心，鉴定机构没有让上诉人看鉴定病历，没有让双方当事人面对面陈述和质证，也没有向上诉人出示鉴定人员的资格资质，鉴定人员不是当事人在鉴定人员库中抽取，上诉人到鉴定机构时，鉴定人员已全部到位，并不准上诉人当面陈述、提病历上存在的问题；5.2015年10月20日开庭以后，至今快两年，没有再次开庭；2017年3月31日鉴定意见出来后，上诉人提出了异议，要求重新鉴定，法院没有做任何答复，也没有开庭让当事人当庭质证就直接判决，属程序严重违法。二、本案认定事实和判决有悖公平、公正和公道，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体现。1.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患者于2012年11月28日背入院不是事实，住院病历上明确载明“步行入院”；患者没有在西双版纳州医院转至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治疗的事实，而是在西双版纳州医院去做孕前检查时，查出肾上有问题后直接去重庆第三军医大住院治疗17天；判决确认11月19日，医院向病人家属口头告知病重和解释病情没有证据证实，没有书面告知，在没有治疗条件和治疗技术的情况下，没有叫病人转院治疗，也未见院方采取了哪些积极治疗措施；院方认为患者病重并配备特级护理，因为护理不到位导致患者自行起床小解后面色苍白、呼吸急促，最终导致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鉴定书、判决书均未提及；从患者11月28日9点40分入院至夜间23:00医生才为患者开处方，长达2个小时才接诊，而且当晚深夜患者体温升到39度，院方未作任何针对性的处置，没有主治医生诊治，但鉴定书却分析说明“医方的诊疗过程不违反诊疗原则”；既然患者入院时已考虑感染，鉴定书上对诊疗过程中抗感染的诊治和用药剂量是否符合要求只字不提；鉴定意见认定“医患沟通不到位”没有依据，把医院涂改病历认定为“病历书写不规范”，“入院后未及时使用免疫球蛋白以及抗休克治疗不力”这两点足以致人死亡，实际也导致患者死亡，这么严重的问题，鉴定意见却建议医院承担轻微责任；一审法院在判决时对病历上的问题及医院没有及时用药、抢救时抗休克治疗不力等因素视而不见，完全采纳了鉴定书的意见。2.一审判决确认的赔偿依据和标准错误，应当予以改判。（1）死亡赔偿金。一审判决依据2013年上诉人当时提供的标准487620元计算死亡赔偿金不当，时隔四年后判决应适用四年后的标准，死亡赔偿金应为28335元×20年=566700元，尽管上诉人没有提供，但一审在鉴定意见出来后没有组织双方对鉴定书进行庭审质证及辩论，上诉人还在等待开庭就收到了一审判决，上诉人没有机会提供近期的赔偿依据和标准，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必须予以纠正；2017年8月18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共4页的重新鉴定申请，表明“对鉴定书有以下异议，要求重新鉴定”，这份材料不是庭审质证意见。（2）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判决在时隔4年后依然适用上诉人2013年3月起诉时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当，且只确认对死者父亲邱国金一人进行赔偿不当；死者母亲张同书因患严重癫痫病不能正常工作于2000年病退，至今退休17年，退休金少之又少加上常年生病住院，收入不能维持正常基本生活，法院应酌情考虑张同书的实际情况给予扶助。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0660元×20年×2人=826400元。（3）丧葬费。不应是一审法院按起诉时的标准确认为45697元/年，而应当适用四年后的标准计算即：54425元/年÷2=27212.50元。（4）误工费。上诉方从四川贵州两省15人连夜赶来西双版纳，从患者死亡至上诉人离开共8天，且上诉方在西双版纳停留系医院方不理睬、不接待、不妥善处理造成的，误工费理应由院方承担，一审确认误工费3000元不合理。（5）交通费。一审确认交通费7200元不合理。父母往返机票1580元×2人×2次=6320元、富顺到成都包车车费600元、四川其他亲人来往返机票2000元×9人=18000元再加上运送死者回四川的运费应为28816元。（6）住宿费。一审判决2000元错误，上诉方共15人住7天，而且当时还是西双版纳旅游旺季，旅店住宿价格普遍涨价。（7）生活费。一审法院未支持生活费不当，上诉方15人在西双版纳回避不了吃饭问题，且小饭店根本不提供票据，8天时间也是院方拖延造成的。（8）精神损失费。一审判决5万元不当，由信访局出面主持调解后医院支付了上诉方5万元精神损失费，并不是5万元就终结了精神损失费后续赔偿要求。综上所述，三上诉人要求重新在云南省外抽取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赔偿金额和标准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认定和判决，由景洪市人民医院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云南省景洪市人民医院答辩称，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案件的客观事实和现行的法律规定不符合，应当予以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按照民诉法进行审理是合法的；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客观、公正并没有错误之处；上诉人提出的本案的邱某在景洪市人民医院就诊期间问题，涉及专门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是否对错，均应当由专业部门进行鉴定；最终，通过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已经明确景洪市人民医院的诊疗后果、诊疗行为与邱某的死亡原因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其主要原因是邱某自身的身体原因所导致的，景洪市人民医院所承担的是轻微原因责任，因此三上诉人主张的事实理由不成立；上诉人所提出的一审认定的赔偿金额的计算因院方也对此提出上诉，这方面的理由在院方的上诉过程中加以陈述。
云南省景洪市人民医院上诉请求，撤销景洪市人民法院（2013）景民一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改判景洪市人民医院承担10%的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景洪市人民法院（2013）景民一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对邱国金的基本情况认定事实不清，张同书、邱国金、马超未举证证明邱国金是否属于邱某生前实际赡养人，没有证据证明邱国金既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据了解邱国金同样属于退休人员，不属于邱某生前赡养人。一审判决支持其生活费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酌情支持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7200元、住宿费2000元的的判决不符合客观事实，显失公平。一审判决判令景洪市人民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显失公平。2017年3月31日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云一医司鉴中心（2017）临鉴字第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建议医院承担轻微责任。由此可见，景洪市人民医院对患者的治疗行为虽有一定过错，但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疾病的不良转归所致。景洪市人民医院认为司法鉴定部门给出的责任分担比例意见是客观公正的，“轻微责任”的责任比例应当不超过10%，而30%的责任比例已经达到次要责任的承担比例了，显然与证据不相符合，因此一审判决责任比例分担没有法律依据，没有证据支持，结论显失公平公正。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按照医院所在地而不应该按照死者身份证地址所在地的标准赔偿。
张同书、邱国金、马超答辩称，一审庭审时邱国金参加了庭审，景洪市人民医院对其身份未提出质疑，其以前是磷肥厂职工，磷肥厂已解体20年。景洪市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不能仅凭鉴定意见书来衡量，邱某在景洪市人民医院诊疗过程中死亡，景洪市人民医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景洪市人民医院该承担多大的比例应该由法院判决。
张同书、邱国金、马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景洪市人民医院赔偿张同书、邱国金、马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失费（已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元）等各项损失共计1109208元，并向死者及其家属赔礼道歉。诉讼过程中，张同书、邱国金、马超将损失总额变更为1419192元，其中死亡赔偿金变更为487620元（24381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变更为721080元（18027元/年×20年×2）；丧葬费变更为22848.5元（45697元/年÷2）。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28日晚上9点，患者邱某被送至景洪市人民医院就医，景洪市人民医院将其收入内一科住院治疗，首次病程记录载明：邱某，女性，29岁，既往3月前在重庆第三军医大针对“肾萎缩”、“肾功衰”，长期口服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治疗，无药物及食物过敏史。因“发热2天颜面部疱疹1天”于2012年11月28日背入院，患者自诉2周前无诱因出现发热，当时情况叙述不清，就诊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诊治不详，无效后转至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诊断：沙门氏菌感染可能，经治疗体温正常，具体诊治不详。患者2天前无明显诱因再次出现发热，体温波动，当时未测体温，发热时伴有头痛，呈胀痛，体温升高时头痛加重，体温下降时头痛减轻，伴中上腹隐痛，阵发性，进食后腹痛加重，伴有腰背部肌肉牵扯样痛及腰部活动轻度受限，站立时疼痛明显，平卧休息时可好转……病后就诊于勐海县人民医院，当时测体温39℃，考虑“上感、急性胃炎、慢性肾功衰”，予以输液治疗（具体不详），发热好转，但仍感中上腹隐痛及腰背部肌肉跳痛，腰部活动受限。次日患者家属发现其颜面部出现散在小疱疹，部分破溃，无分泌物，继续治疗后疱疹较前增多，于2012年11月28日到景洪市人民医院处就诊，门诊以“发热待诊”收入住院，病后精神欠佳，纳差，睡眠欠佳，小便量与平时无明显变化，大便未解，体重不详。初步诊断：1.发热查因：疱疹病毒感染？2.慢性肾功能不全，氮质血症期；3.血小板减少症；4.慢性胃炎。诊疗计划：1.完善相关辅助检查；2.予抗感染、升血小板、补液等对症治疗及皮肤科医师会诊；3.请上级医师查房指导诊治。
11月29日，立即向病人家属口头告知病重，同时急查凝血功能，停用一切可疑可引起肝损伤的药物，改为保肝药物。随即在医生办公室内向患者的丈夫马超口头告知病重及解释病情。
11月30日10时皮肤科会诊记录：入院检测肝肾功能严重受损，建议保肝保肾治疗，停用干扰素针，建议用免疫球蛋白增强抵抗力。11时左右，患者起床小解后突然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诉极度乏力，病情变化，与患者家属交待病情后于11：20分转出内一科，经家属同意于11:25分转入ICU监护治疗。11:34分出现叹息样呼吸，心率逐渐减慢，立即给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胸外按压，心电监护提示室颤律，给电除颤等抢救措施……。12：11分，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诊断：1.感染性休克；2.肺栓塞待排；3.重症××；4.水痘并感染；5.肾病综合症并肾功能不全氮质血症期；6.血小板减少并凝血功能障碍；7.急性××可能；8.呼吸循环衰竭”。景洪市人民医院向死者家属告知《尸检通知书》，死者邱某的丈夫马超对尸检的书面建议：不同意尸检，签字日期：2012年11月30日12时50分。
邱某死亡后，张同书、邱国金、马超与景洪市人民医院双方发生冲突，经景洪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调解，景洪市人民医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张同书、邱国金、马超双方共同达成《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向乙方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对于邱某的死亡原因，甲方是否有过错责任，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鉴定后确认，乙方的赔偿诉求待责任明确后另行协商或依法律程序解决……。
根据景洪市人民医院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云一医司鉴中心[2017]临鉴字第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现有病历资料分析认为：（一）关于景洪市人民医院对邱某的医疗行为的评价：1.结合患者病史和住院情况，医方的诊疗过程不违反诊疗原则；2.医患沟通记录不到位，病历书写不规范，存在不足；3.入院后未及时使用免疫球蛋白、抢救时抗休克治疗不力，存在不足。（二）关于患者邱某病情的评价：……患者邱某病程长，病情复杂、危重，到景洪市人民医院治疗的时间短，治疗难度大，临床治疗效果不佳，死亡率高，死亡的主要原因系其自身疾病的不良转归。但景洪市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未及时使用免疫球蛋白以及抗休克治疗不力的不足，与患者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景洪市人民医院对邱某提供的此次诊疗服务存在不足，与患者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景洪市人民医院承担轻微责任”。同时产生鉴定费4300元，该费用由景洪市人民医院垫付。
另查明，张同书与邱国金原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邱某，马超与邱某系夫妻关系。张同书系退休干部，每月领取退休金。上述人员的户口类别均为城镇户口。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景洪市人民医院在为患者邱某治疗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景洪市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邱某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征得张同书、邱国金、马超、景洪市人民医院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依法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该专业问题进行了司法鉴定。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云一医司鉴中心[2017]临鉴字第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律规定，其鉴定意见可以证实景洪市人民医院对邱某提供的此次诊疗服务存在不足，与患者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二、关于张同书、邱国金、马超主张的各项费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及参照2015年四川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的文件精神，结合张同书、邱国金、马超的诉讼请求，确定因邱某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487620元。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诉请赔偿的死亡赔偿金487620元（24381元/年×20年），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2）被扶养人的生活费360540元。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诉请赔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721080元（18027元/年×20年×2），分别包括被扶养人张同书的生活费和被扶养人邱国金的生活费。张同书系邱某的母亲，邱某对张同书具有赡养义务，但事发时张同书已退休，每月领取退休金，不属于既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形，对张同书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事发时邱国金已年满六十周岁，故支持被扶养人邱国金的生活费360540元（18027元/年×20年）。（3）丧葬费22848.5元。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诉请赔偿的丧葬费22848.5元（45697元/年÷2），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4）误工费3000元。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诉请赔偿的误工费12000元，虽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在处理丧葬事宜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误工费用，由于往返于四川省与云南省之间，误工时间应适当延长，一审法院综合误工人员及各地消费水平，酌情支持误工费3000元。（5）交通费7200元。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诉请赔偿的交通费16516元，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观点，一审法院结合其提供的证据，确定交通费为7200元。（6）住宿费2000元。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诉请赔偿的住宿费6188元，虽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在处理丧葬事宜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住宿费用，一审法院综合景洪市的消费水平，酌情支持住宿费2000元。以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83208.50元。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诉请赔偿的精神损失费150000元，因张同书、邱国金、马超、景洪市人民医院双方之前已在景洪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且景洪市人民医院已经履行完毕，不应重复处理，故不予支持。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诉请赔偿的生活费2940元，因已经支持了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工损失，且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景洪市人民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及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本案中，景洪市人民医院在为邱某诊疗的过程中，因患者邱某入院后未及时使用免疫球蛋白、抢救时抗休克治疗不力，存在不足，以及医患沟通记录不到位，病历书写不规范，存在不足，其中诊疗行为与患者邱某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而导致邱某死亡的另一原因系患者邱某所患疾病病程较长，病情复杂、危重，到景洪市人民医院治疗的时间短，治疗难度大，临床治疗效果不佳，死亡率高。综合以上因素，酌定景洪市人民医院承担30%的责任，即景洪市人民医院应当向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64963元（883208.5元×30%）。张同书、邱国金、马超主张景洪市人民医院承担全部过错责任的诉讼请求，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观点，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景洪市人民医院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64963元；驳回张同书、邱国金、马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46元，由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负担3046元，由景洪市人民医院负担3000元。司法鉴定费4300元，由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负担2150元，景洪市人民医院负担21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提交的《证明》能够证实邱国金无其他收入、家庭困难的事实。对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有异议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审确认法律事实如实陈述了景洪市人民医院病历上的记载内容，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患者邱某病重后的口头告知事项，因只有上诉人即原审被告的陈述，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原审予以确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原审确认的其他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关于本案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
本院认为，一审审理过程中因处理鉴定事宜导致案件审理周期较长，鉴定机构的抽取、报送的鉴定材料均经过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的确认，鉴定材料均经过当事人质证；三上诉人在收到鉴定意见书后，向一审法院出具了材料，材料上明确载明“对鉴定书有以下异议……”能够说明三上诉人已收到鉴定意见书并发表了其不予认可的质证意见，且在二审过程中，其也再次发表了质证意见；三上诉人在2015年庭审时变更过诉讼请求，至判决前未变更过诉讼请求，原审依照其庭审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审理程序并无违法情形。
（二）关于患者邱某死亡后产生的各项损失费用883208.50元是否合理的问题。
1.死亡赔偿金487620元、丧葬费22848.50元。上述款项均系一审法院按照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的主张进行审查，认为其主张的金额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并无不当。
2.被扶养人生活费360540元。邱国金的年龄已超过60周岁，且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提交了《证明》证实邱国金生活困难需要赡养，一审按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主张的标准支持邱国金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景洪市人民医院主张邱国金系退休人员、不应当支持邱国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张同书系退休干部，每月领取退休金，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未提交证据证实张同书既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形，一审法院对张同书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3.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7200元、住宿费2000元。患者邱某的父母亲均居住在外省，其死亡后张同书、邱国金来到景洪市处理后事必然要产生误工、交通、住宿等费用，因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产生费用的具体金额，一审法院结合本地消费水平对上述费用予以酌情支持在合理范围。
4.生活费。一审判决已支持了死者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过程中产生的误工损失等费用，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也未提供证据证实产生的费用金额，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确定的各项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合理。
（三）关于上诉人景洪市人民医院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关于景洪市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有涂改病历、护理不到位、不及时用药等主张均形成书面材料提交给了鉴定机构；经专业鉴定机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景洪市人民医院对邱某此次提供诊疗服务存在不足，与患者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景洪市人民医院承担轻微责任。”综上，虽然鉴定意见建议景洪市人民医院承担轻微责任，但结合其提供的诊疗服务与患者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确定景洪市人民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在合理范围内。
（四）关于精神损失费应否支持的问题。
本院认为，双方在《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中已对精神损失费进行过约定，景洪市人民医院已实际履行，一审法院不宜重复处理，一审判决未支持精神损失费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及上诉人景洪市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92元，由上诉人张同书、邱国金、马超负担6046元，由上诉人景洪市人民医院负担60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瑜
审判员 蒋荣春
审判员 李鸿伟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晋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