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民终7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友好街3-1号。
负责人：陈东宇，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绅，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营业场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政府办公大楼311房间。
负责人：王庆一，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涛，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开发区昭乌达路鸿博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国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涛，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宁波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谭洪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永亮，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32号。
法定代表人：田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民，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安乐林路15号。
负责人：张少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涛，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41号。
法定代表人：李同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希，北京市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娟，北京市亿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辽宁宝林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北李官村。
法定代表人：王宝林，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王宝林，男，汉族，1960年9月11日出生，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原审被告：丁傑，女，汉族，1962年9月15日出生，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原审被告：辽宁宝林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吴家村丘号42-521-5号。
法定代表人：王宝林,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辽宁宝林集团大连金州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登沙河临港工业园区河滨北路59号。
法定代表人：王宝林，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吉林银行）与被上诉人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以下简称蒙东电力物资公司）、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东电力）、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电力）、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北电力）、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以下简称冀北电力物资公司）、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力）、原审被告辽宁宝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林集团）、王宝林、丁傑、辽宁宝林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林大连公司）、辽宁宝林集团大连金州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林金州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初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吉林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绅，蒙东电力物资公司、蒙东电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涛，辽宁电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冀北电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民、冀北电力物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涛、北京电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希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吉林银行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判令吉林银行对下列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1）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58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蒙东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52,191,283.95元应收账款；（2）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62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辽宁电力享有的30,054,237.90元应收账款;（3）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63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冀北电力物资公司、北京电力享有的共计47,554,217.40元应收账款;（4）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85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北京电力享有的25,003,389.04元应收账款;（5）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93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北京电力、辽宁电力、冀北电力物资公司、蒙东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共计55,698,571.45元应收账款;（6）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95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冀北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57,378,223.89元应收账款;（7）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98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冀北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15,930,803.07元应收账款。2．各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1.《质押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已登记，吉林银行应对其享有优先受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的《质押合同》条款齐备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宝林集团已将《质押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完成动产权属统一登记-
初始登记，应收账款质权已经设立。吉林银行应当对上述《质押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2.原审法院要求吉林银行承担《质押合同》项下的贸易合同原件的举证责任不当。吉林银行是与宝林集团签订的《质押合同》，不是《质押合同》项下的多份贸易合同的签订主体。《贸易合同》均为宝林集团与各被上诉人签订，原件持有方为各被上诉人及宝林集团，出示合同原件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宝林集团完成。吉林银行自始不持有贸易合同原件，无法在庭审中出示。
3.宝林集团对其与各被上诉人签订的贸易合同无任何异议，吉林银行无需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本案不涉及身份关系且宝林集团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对其与各被上诉人签订贸易合同这一事实，故吉林银行无需向法院提供《质押合同》项下全部贸易合同原件。原审法院因吉林银行无法出示合同原件，认定吉林银行对宝林集团与各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应收账款，从而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吉林银行的上诉请求。
蒙东电力物资公司、蒙东电力二审均辩称：1.2016年11月25日，蒙东电力物资公司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初696号《传票》、《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于起诉状中首次获知宝林集团已将其对蒙东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吉林银行，并分别于2014年8月18日与吉林银行签订编号为2014年质字第058号《质押合同》，将其享有的对蒙东电力物资公司52,191,283.95元应收账款质押给吉林银行；于2014年11月28日与吉林银行签订编号2014年质字第093号《质押合同》，将其对北京电力、辽宁电力、冀北电力物资公司、蒙东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共计55,698,571.45元应收账款质押给吉林银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对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此前，宝林集团及吉林银行均未告知蒙东电力、蒙东电力物资公司应收帐款质押事宜，蒙东电力物资公司按合同约定正常支付合同款项。
2.收到上述法律文书后，蒙东电力物资公司详细核对了自2010年1月21日成立以来至2014年8月18日与宝林集团签订的所有物资买卖合同，合同金额共计29,905,651.64元，需结算合同金额为29,281,729.56元，截至2015年11月27日（此日期后无付款），完成付款28,890,991.17元，剩余到期应付物资款390,738.39元未支付，无未到期应付物资款。
3.2016年11月24日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向蒙东电力物资公司送达了2016辽01**执字第208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宝林集团在蒙东电力物资公司的应收账款390,738.39元交付至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蒙东电力物资公司因于2016年11月25日在本案中获知吉林银行对此项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紧急向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协助执行异议书》，告知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吉林银行对此项应收账款可能享有优先受偿权，暂时无法向其支付。
4.此案一审分别于2016年12月28日及2017年1月17日开庭审理，庭审中吉林银行未能提供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蒙东电力物资公司的应收账款合同原件，蒙东电力物资公司将吉林银行提供的2份购销合同复印件（合同编号SGMDWZHTMM1400295、SGMDWZ00HTMM1400384）于首次开庭带回后进行了详细的比对、排查，其中尾号为1400384的合同不存在，尾号为1400295的合同虽然存在，但合同对方为克什克腾安顺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合同内容也与吉林银行提供的合同复印件内容不符，经核查上述两份合同内容、签字、印章均为造假，此情况蒙东电力物资公司也在第二次庭审时说明。因质押合同所质押应收账款是不确定权利，在无证据证明存在该应收账款的情况下，吉林银行不应享有优先受偿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8日送达民事判决书，对吉林银行主张的应收账款优先权不予认定。
5.基于上述事实，蒙东电力物资公司、蒙东电力均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对吉林银行的上诉请求给予驳回。
辽宁电力二审辩称：1.吉林银行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经答辩人核查，吉林银行提交的2014年质字第062号《质押合同》项下DCG[2014]1029号《货物采购合同》以及2014年质字第093号《质押合同》项下DCG[2014]1245号《货物采购合同》均不存在，没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当然就不存在应收账款，所以吉林银行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另外，吉林银行2014年质字第062号、2014年质字第093号两份《质押合同》，均在登记到期后未申请展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十二条“登记期限界满，质押登记失效”的规定，吉林银行的质权即使存在也已因质押登记失效而丧失。
2.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除答辩人核查第062号、第093号《质押合同》对应的DCG[2014]1029号、DCG[2014]1245号《货物采购合同》均不存在外，本案其他第三人也提出存在虚假买卖合同的问题，吉林银行应对其主张的事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3.就两份《货物采购合同》的真实性问题，宝林集团的单方意见并不能免除吉林银行的举证责任。本案存在多方当事人，答辩人及其他第三人均对质押合同项下的买卖合同真实性提出质疑，即使宝林集团单方表示其与答辩人签订了该买卖合同，也存在宝林集团与吉林银行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的可能。何况宝林集团在一审庭审时并没有承认与答辩人签订该买卖合同，而是回答“具体签合同事宜是公司工作人员操作的，代理人不清楚”，因此不能免除吉林银行的举证责任。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驳回吉林银行的上诉请求。
冀北电力二审辩称：虽然吉林银行将冀北电力列为被上诉人，也就是原审第三人，但是在上诉请求中并没有向冀北电力主张应收账款优先受偿权。我们仍然坚持我们一审的答辩意见，冀北电力既不是本案借款当事人，也非本案担保合同的当事人，答辩人与上述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其次，答辩人也不是质押合同的当事人，答辩人与吉林银行主张行使优先受偿的质押合同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因此，吉林银行向答辩人主张的行使优先受偿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所以，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吉林银行的上诉请求。
冀北电力物资公司二审辩称：1.一审中吉林银行作为证据提交四份宝林集团与答辩人所签订的合同均是虚假合同。答辩人作为冀北电力负责物资供应的分公司，其对外签署合同之前必须通过国家电网指定的商务平台对外公开招标，最终签订的合同必须有招标代理机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以及其他的电子数据的流转等多个管控流程。一审中吉林银行所提供的四份宝林集团与答辩人所签订的合同即冀北电力（2014）1596、2184、2355、2405四份合同，也就是吉林银行所谓的与上述4份合同对应的质押合同第063号、093号、095号、098号，与答辩人对外签订的正式的合同均不符，表现在合同封面的编号为虚假的、根本不存在的合同。合同内容严重不符，答辩人所签订的合同均是国家电网指定的规范的合同文本，而吉林银行作为证据提交的合同中缺少必备的款项；在合同签署页的授权代表均是公司负责人的人名章，而不是手写的人名（其他不符的部分，见当庭提交的说明）。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合议庭要求吉林银行出具相应的合同原件，吉林银行表示需要另行查找，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吉林银行依然无法、实际上也不可能提供所谓的原件，因为原件根本不存在。
2.本案中吉林银行未履行提供合同原件的举证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吉林银行称原审被告对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贸易合同无任何异议，吉林银行无需举证。这一观点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八条所称的诉讼过程中的自认规则是发生在当事人之间的，对第三人并不具有任何约束力。答辩人作为一审中的第三人，从未承认、从未认可吉林银行所提交的所谓的贸易合同。实际上答辩人在一审中已经充分举证且提供了原件，证明吉林银行庭审中所提交的与答辩人相关的贸易合同的复印件，均是虚假的。
3.答辩人在与宝林集团签署的采购合同中均已明确不得将债权转让。在答辩人所提交的真实的采购合同中的第八条“承诺”第4款明确约定了“未经买方（即答辩人）同意，卖方（即宝林集团）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债权（合同价款及其他权利）转让给任何第三方”。本条款设定的目的就在于确保合同履行的相对稳定，避免可能有的与第三方的法律纠纷，减少答辩人的风险。因此，在真实的合同履行中，宝林集团无权在其应收账款上设定任何形式的他项权利，任何第三方无权以他项权利人向答辩人主张优先受偿权。
4.吉林银行在质押登记过程中未向答辩人履行审查及通知义务，其无权向答辩人主张优先受偿权。应收账款质押作为物权法确立的担保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吉林银行应当重点关注宝林集团所提供的与答辩人签订的基础合同是否真实合法、是否属于可转让、应收账款的实际数额、基础合同是否解除等一系列的情形。这直接决定着其质权能否得以实现，但吉林银行并未向答辩人就此重要的事情向答辩人进行核实。由此导致吉林银行所提交的四份合同均为虚假合同，以此所设立的所谓应收账款质押的权利也是无法成立的。同时，吉林银行所称的应收账款的质押权登记期间为2014年12月18日—2015年12月17日，现吉林银行向答辩人所主张的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权利设定的期间，吉林银行已无权再向答辩人主张优先受偿权。
5.答辩人与宝林集团已签订且履行的合同简述。2012年8月28日与2013年2月19日，宝林集团与答辩人(含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共计签订了8份固定价款的《采购合同》，约定由答辩人向其采购包括JL/LB20A、JL/GIA等型号在内的铝绞线。上述8份合同的总价款为17,999,849.63元（见第一组证据）。截止目前，冀北电力物资公司已向宝林集团支付了上述8份《采购合同》中的货款累计16,784,830.43元，尚有1,215,019.2元的质保金因未达到付款条件，按照合同约定无法付款（见第二组证据）。2014年4月24日以及12月4日，答辩人与宝林集团分别签订了两份《协议库存货物采购合同》（采购类），约定由答辩人向宝林集团采购电力电缆、无阻水以及AC10KV等在内的货物。上述合同第四条约定了“买方以供货单的方式执行具体采购，每笔供货单项下合同货物价款按照专用条款的方式支付”（见第三组证据）。答辩人按照上述《协议库存货物采购合同》的约定向宝林集团发送31份《采购供应单》，累计要求宝林集团供应的货物的总价为12,669,826.51元，与此对应的宝林集团向答辩人回复31份《回执》。该《采购供应单》即为上述《协议库存货物采购合同》在履行中的具体的体现（见第四组证据）。截止目前，与31份《采购供应单》所载明的金额相对应，答辩人已经向宝林集团支付了货款共计9,837,513.55元。尚有2,832,312.96元的质保金、投运款未达到付款条件（见第五组证据）。综上，答辩人与宝林集团已经签订且履行的合同的总价款为30,669,676.14元，其中答辩人累计付款（含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进行的付款）为26,622,343.98元。如此，答辩人尚有未付款项为4,047,332.16元（具体计算方式见证据清单）。上述未付款项为质保金及投运款，截止目前因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答辩人无法支付。
6.答辩人须履行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所要求的协助执行通知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答辩人接到了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答辩人协助履行支付宝林集团的到期债权以及冻结宝林集团在答辩人的债权。2016年5月、11月，答辩人累计向宝林集团的账户支付了达到付款条件的协助执行款共计3,035,387.23元。特别说明的是，该协助执行款项已包含于采购合同及采购供应单的已付款项之中（见第六组证据），剩余的货款，即便支付条件成就，也应当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向宝林集团的账户（该账户已被法院冻结）支付。
综上所述，吉林银行作为证据提交四份宝林集团与答辩人所签订的合同均是虚假合同；答辩人在与宝林集团签署的采购合同中均已明确不得将债权转让；吉林银行在质押登记过程中未向答辩人履行审查及通知义务；答辩人须履行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所要求的协助执行通知义务。因此，吉林银行无权向答辩人主张优先受偿权，请依法驳回吉林银行对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北京电力二审辩称：1.原审关于吉林银行不能提供所有质押合同项下宝林集团与答辩人签订的货物购销合同原件，质押合同质押的应收账款属于不确定的权利，在无证据证明存在该应收账款的情况下，吉林银行不应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⑴质押合同对应的采购合同无效。本案中用于设立质押的应收账款为宝林集团虚构，答辩人从未与宝林集团签订过质押合同所涉的四份采购合同，四份采购合同签署页中的公章、人员签名均系伪造，四份采购合同也无原件，四份采购合同均系伪造，属无效合同。⑵宝林集团根本不享有应收账款。宝林集团从未向答辩人履行过对于涉案采购合同项下交货义务，答辩人不应支付涉案采购合同项下的任何款项，宝林集团对答辩人不享有应收账款的权利。⑶涉案的《质押合同》无效，吉林银行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六）项的规定，应收账款虽属于法定权利质押的范围，办理出质登记才能发生物权效力。但应收账款本身只是一项合同权利，以应收账款出质的权利质权必须以用做质押登记的基础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为前提，如果基础合同关系不真实、无效，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当然无效。本案中因基础合同之四份采购合同无效，故质押合同也当然无效。⑷质押的应收账款具有不确定性。《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但不包括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吉林银行主张质权成立，需以基础合同合法有效为前提、且供货一方的合同义务已实际履行，接受一方有付款的义务。吉林银行在一审中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四份基础采购合同真实有效，也没有提交四份基础采购合同所涉货物的运输票证、入库单、验货单等证据证明所供货物已实际交付。本案所涉应收账款缺乏真实性、特定性，因此吉林银行对答辩人的应收账款质押权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基础。
2.吉林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的质押登记已经失效，且征信中心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吉林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登记的与答辩人相关的三份质押合同质押登记期限分别为：⑴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63号《质押合同》，登记期限为2014-09-10至2015-03-10；⑵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85号《质押合同》，登记期限为2014-10-22至2015-04-22；⑶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93号《质押合同》，登记期限为2014-11-28至2015-05-28。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登记期限界满，质押登记失效。即上述三份质押合同皆因登记期限届满而失效。并且，由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是通过互联网以电子方式进行，由质权人登录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的地址进行操作，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并不承担对登记内容的实质审查义务，因此即便吉林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对应收账款质押进行登记、公示，但并不影响本案质押合同无效的认定。
3.原审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妥当。提供《质押合同》项下的物资采购合同原件的举证责任在于吉林银行，吉林银行无法提供证据原件和应收账款存在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既然吉林银行提出其是因宝林集团提供的物资采购合同而与宝林集团签订了《质押合同》，那么对于质押合同和物资采购合同的举证义务就应当由吉林银行承担。同时，吉林银行在与宝林集团签订《质押合同》时有义务对基础合同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本案中，虽然宝林集团对物资采购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答辩人已明确否认了合同的真实性并提供了证据，而宝林集团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合同的真实性，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和举证规则，答辩人否认采购合同存在的情况下，宝林集团的单方承认不能佐证采购合同真实有效，即不能免除吉林银行对物资采购合同的举证责任。吉林银行对四份货物采购合同的真实性无法证明，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吉林银行的上诉请求。
宝林集团、王宝林、丁傑、宝林大连公司、宝林金州公司二审未有答辩意见。
吉林银行一审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宝林集团给付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流借字第082号、第088号、第089号、第110号、第118号、第120号、第121号《人民币借款合同》贷款本金人民币188,200,000元；2.请求判令宝林集团支付吉林银行截至2016年9月20日利息（罚息）29,919,944.58元及复利（暂无），自2016年9月21日起至贷款还清之日止按10.92%支付逾期贷款利息（罚息）及复利；3.请求判令王宝林、丁傑、宝林大连公司、宝林金州公司就上述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请求判令吉林银行对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58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蒙东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52,191,283.95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吉林银行对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62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辽宁电力享有的30,054,237.90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吉林银行对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63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冀北电力物资公司、北京电力享有的共计47,554,217.40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吉林银行对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85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北京电力享有的25,003,389.04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吉林银行对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93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北京电力、辽宁电力、冀北电力物资公司、蒙东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共计5,698,571.45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吉林银行对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95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冀北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57,378,223.89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吉林银行对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98号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冀北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15,930,803.07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请求判令宝林集团、王宝林、丁傑、宝林大连公司、宝林金州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6日，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了《授信额度协议》，授信金额人民币2亿元，授信期限1年，自2014年5月26日起至2015年5月26日止。同日，王宝林、丁傑与吉林银行签订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最高额保字第07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10月22日，宝林大连公司、宝林金州公司与吉林银行签订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最高额保字第158、1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为人民币2亿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在上述《授信额度协议》项下，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如下《借款合同》。2014年8月18日，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流借字第082号《借款合同》，约定由宝林集团向吉林银行借款36,090,000元，借款期限六个月，借款发放日期为2014年8月19日，利率为年7.28%。同日，宝林集团与吉林银行签订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58号《质押合同》，将其对蒙东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52,191,283.95元应收账款质押给吉林银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2014年9月9日，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流借字第088号《借款合同》，约定由宝林集团向吉林银行借款20,000,000元，借款期限六个月，借款发放日期为2014年9月9日，利率为年7.28%。同日，宝林集团与吉林银行签订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62号《质押合同》，将其对辽宁电力享有的30,054,237.90元应收账款质押给吉林银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2014年9月10日，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流借字第089号《借款合同》，约定由宝林集团向吉林银行借款33,210,000元，借款期限六个月，借款发放日期为2014年9月10日，利率为年7.28%。同日，宝林集团与吉林银行签订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63号《质押合同》，将其对冀北电力物资公司、北京电力享有的共计47,554,217.40元应收账款质押给吉林银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2014年10月22日，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流借字第110号《借款合同》，约定由宝林集团向吉林银行借款16,990,000元，借款期限六个月，借款发放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利率为年7.28%。同日，宝林集团与吉林银行签订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85号《质押合同》，将其对北京电力享有的25,003,389.04元应收账款质押给吉林银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2014年11月28日，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流借字第118号《借款合同》，约定由宝林集团向吉林银行借款38,970,000元，借款期限六个月，借款发放日期为2014年11月28日，利率为年7.28%。同日，宝林集团与吉林银行签订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93号《质押合同》，将其对北京电力、辽宁电力、冀北电力物资公司、蒙东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共计55,698,571.45元应收账款质押给吉林银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2014年12月8日，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流借字第120号《借款合同》，约定由宝林集团向吉林银行借款36,000,000元，借款期限六个月，借款发放日期为2014年12月8日，利率为年7.28%。同日，宝林集团与吉林银行签订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95号《质押合同》，将其对冀北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57,378,223.89元应收账款质押给吉林银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2014年12月18日，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流借字第121号《借款合同》，约定由宝林集团向吉林银行借款6,940,000元，借款期限六个月，借款发放日期为2014年12月18日，利率为年7.28%。同日，宝林集团与吉林银行签订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4年质字第098号《质押合同》，将其对冀北电力物资公司享有的15,930,803.07元应收账款质押给吉林银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借款合同》签订后，吉林银行依合同履行了放款义务。截止2016年9月20日，宝林集团共计拖欠吉林银行本金188,200,000元、利息（罚息）29,919,944.58元及复利，共计218,119,944.58元及复利。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的《借款合同》第六条约定“借款人偿还本金的方式为：于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到期日一次还本”；第七条第2款约定“借款人的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第七条第3款约定“若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还款（包括被宣布提前到期），就逾期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贷款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第十二条约定“（一）下列事项之一即构成或视为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违约：2.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履行对贷款人的清偿义务”。依据上述《借款合同》约定，宝林集团未按照约定偿还贷款。
一审法院据以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吉林银行举出《授信额度协议》及补充协议、特别转授权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合同》、借款借据、《质押合同》、货物采购合同（复印件）；蒙东电力、蒙东电力物资公司、北京电力举出的货物（物资）采购合同，对吉林银行举出的货物采购合同（复印件）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吉林银行依《授信额度协议》与宝林集团签订《借款合同》并按约发放了贷款。宝林集团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足额偿还本息，属违约行为，应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故吉林银行要求宝林集团偿还未清偿欠款本息以及罚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吉林银行与王宝林、丁傑、宝林大连公司、宝林金州公司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吉林银行要求对被告王宝林、丁傑、宝林大连公司、宝林金州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吉林银行要求原审第三人承担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原审第三人享有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因吉林银行在庭审期间并不能提供所有的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第三人的应收账款的货物购销合同原件。因质押合同所质押应收账款是不确定的权利，在无证据证明存在该应收账款的情况下，吉林银行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故因吉林银行的此主张无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吉林银行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上述合同中已作出约定，且数额在合理范围内，故原审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宝林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给付吉林银行借款本金188,200,000.00元；二、宝林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给付吉林银行借款本金188,200,000.00元的利息29,919,944.58元（以上利息截至2016年9月20日，之后利息计算至宝林集团实际付清所有款项时止，按双方合同约定的利率计息）；三、王宝林、丁傑、宝林大连公司、宝林金州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王宝林、丁傑、宝林大连公司、宝林金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享有向宝林集团追偿的权利。如果各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2,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宝林集团、王宝林、丁傑、宝林大连公司、宝林金州公司承担。
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吉林银行所举质押合同所涉出质权利—应收账款所涉货物采购合同均为复印件，对此，各被上诉人均不认可且经核实，均不存在吉林银行所举的宝林集团与各被上诉人之间的货物采购合同，吉林银行所诉应收账款的真实性，本院无据给予认定。
上述事实，有吉林银行提供的货物采购合同（复印件）、蒙东电力物资公司、蒙东电力、辽宁电力、冀北电力、冀北电力物资公司、北京电力提供的货物采购合同、财务凭证、台账、合同样本等在卷佐证，业经质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吉林银行对案涉《质押合同》中宝林集团对各被上诉人的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能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虽然吉林银行与宝林集团签订《质押合同》后对出质权利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出质登记，在形式上吉林银行的质权已设立，但实质上吉林银行对宝林集团提供的出质债权即其对蒙东电力物资公司、辽宁电力、冀北电力物资公司、北京电力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及金额并未核实确定，吉林银行现提供的证明宝林集团对各被上诉人存在应收账款的相关货物采购合同的证据均为复印件，各被上诉人对此均不认可，本院无法采信吉林银行所诉应收账款质押的真实性，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吉林银行对其享有宝林集团对各被上诉人应收账款的优先受偿权，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对于吉林银行提供的应收账款所涉货物采购合同（复印件），各被上诉人均予以了核实，最终确认所涉货物采购合同不仅不存在而且涉嫌造假（有的合同号虽然一致但合同签订方及合同内容不相同）。现无论宝林集团对货物采购合同的真实性是否有异议，其只属单方承认，在采购合同相对方—各被上诉人均不认可的情况下，仍不能佐证该货物采购合同的真实性。因该货物采购合同的相对方为各被上诉人而非吉林银行，所以，吉林银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认为其作为“另一方”无需举证，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故吉林银行提供的采购合同（复印件）不足以证明宝林集团对各被上诉人存在应收账款，吉林银行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吉林银行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一审法院在不支持吉林银行对宝林集团对蒙东电力物资公司、蒙东电力、辽宁电力、冀北电力、冀北电力物资公司、北京电力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应判决驳回其该项请求或以驳回其他诉请方式驳回该请求，一审法院遗漏此判项，本院予以指正，但此无碍一审判决应予维持的结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2,400元，由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玉喜
审 判 员 张 辉
代理审判员 薛 宁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赵明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