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10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雅云。
委托代理人李宪平，系程雅云之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宪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
法定代表人葛建强。
委托代理人林清城，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莉君。
上诉人程雅云、李宪平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以下简称国立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民初字第2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李宪平与案外人李宪坤系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1998年8月两人父亲李兴法要求李宪平、李宪坤两兄弟翻建位于杭州市滨江区浦沿镇杨家墩村上沙庙X号（现为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杨家墩社区上沙庙X号）的旧房一幢，李宪平因当时经济困难，回信不参与出资建房，李宪坤则同意出资建房。1998年10月24日，李兴法的第三任妻子程雅云（两人未共同生育子女）作为申请建房户主，以李宪平、李宪坤即将退休回原籍并照顾父母为由申请翻建上述房屋，当时提交的《翻建农村私人建房用地申报表》中载明的在册人口为李兴法与程雅云两人，在“现有房屋处理情况”一栏中记载有“保留（辅毛）19.2”的内容。同年12月14日，李信法和程雅云夫妇在杭州市公证处（现为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公证，两人提交了双方签名的《关于翻建房屋产权的遗嘱》，内容包括“为把谁投资归谁的原则落到实处，我与妻程雅云立此嘱托，翻建后新房产权归长子李宪坤所有。其他继承人不再享受此房的继承权。我们两老享受居住权，一直到老……”。公证处在审核了双方的身份证等文件，询问了两人遗嘱是否自愿等情况后，出具了证明前面的《关于翻建房屋产权的遗嘱》系李兴法、程雅云自愿所立的公证书【（98）杭证民字第4386号公证书】。1999年3月14日李信法和程雅云及其子女又签订协议书，约定因翻建房屋共用资金162400元由李宪坤支付，新房所有权归李宪坤所有。2004年11月4日李信法和程雅云在手书的《关于我们两老晚年生活考虑问题的材料》中明确“小毛屋归小儿子宪平所有”。2005年李信法去世。2010年12月李宪平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未经翻建的小毛屋归自己所有，最终经法院判决确认位于杭州市滨江区浦沿镇杨家墩村上沙庙X号内保留的小毛屋（辅房）产权的二分之一由李宪平继承。2013年4月2日程雅云又办理遗嘱公证［（2013）杭证民字第2178号公证书］，决定修改（98）杭证民字第4386号公证书，确定她本人在翻建后的杭州市滨江区浦沿镇杨家墩村上沙庙X号房屋中所占份额归女儿李宪英所有，2014年4月14日程雅云再次办理遗嘱公证［（2014）杭证民字第1476号］公证书，再次将公证书中她本人在翻建后的杭州市滨江区浦沿镇杨家墩村上沙庙X号房屋中所占份额变更为李宪平所有。现程雅云、李宪平以案涉公证书内容违法、制作程序不合法、公证事项不真实、公证内容与事实不符为由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国立公证处存在过错，依法纠错，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赔偿其9000元，依法纠错。
原审法院认为：公证机构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李信法、程雅云夫妇亲自到国立公证处申请公证遗嘱，亦在谈话笔录及遗嘱中签名、捺印，谈话笔录中也反映了案涉遗嘱系二人真实意思表示，二人予以确认。即使案涉遗嘱系李宪坤代为书写，亦不影响对立遗嘱人所立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此外李信法、程雅云在公证时所提供的证明与翻建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所反映的内容一致，案涉房屋虽建立在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上，属农村房屋，但《继承法》并未将农村房屋排除在遗产范围外，根据翻建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案涉房屋建成时属李信法、程雅云二人所有，二人当然地享有处理其名下财产的权利。综上，程雅云、李宪平并不能提供国立公证处在办理相关遗嘱公证过程中存在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证据，程雅云、李宪平要求判决国立公证处有过错，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宪平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国立公证处认为其不具有起诉资格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程雅云、李宪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程雅云、李宪平已预缴），减半收取25元，由程雅云、李宪平承担。
宣判后，程雅云、李宪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
1、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有误。当年的共同立嘱人程雅云现作为上诉人证实：对于由两个儿子出钱翻建房屋，本人是同意的，且以村民身份申请并根据浦沿镇人民政府于1998年10月29日依法审批核发的滨字98第54号《农村私人建房呈报表》（下称呈报表），与丈夫李信法共同完成了翻建，是二人的合法不动产，在滨江区国土分局所设登记薄豋记后受法律保护。而国立公证处在公证时所审核认可的两份不动产权属证明，既不是法定管理部门所出具，也与上述登记簿中记载的内容不符，该事实有上述《呈报表》为证∶对于大儿子李宪坤提出“把旧房买下后拆除”的意见不是事实，本人也不同意。因为李宪坤不仅没有交过一分钱的买房款，还无偿地接受了部分旧房料，而我们二夫妻却只剩下居住权，该事实有那份〈关于翻建房屋的处理意见〉上没有本人的签字为证∶1998年12月11日，公证审核遗嘱时在〈谈话记录〉中载明的〈李信法亲述遗嘱〉，是李信法、程雅云夫妻共同的真实遗嘱，该事实有国立公证处提交的谈话记录为证。而对于由李宪坤带来的那份“关于翻建房屋产权的遗嘱”，其内容实际上就是赠与协议。在公证审核遗嘱时，己被李信法亲述遗嘱所否定。本人不识字，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份遗嘱，这有谈话记录中的记载内容为证；对于公证申请表中所列建房申报回执因国立公证处没有向法庭提交，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对于1999年3月协议书，那是李宪坤说要办过户，他写好后让李信法抄的，与李信法在公证时亲口所说的遗嘱不符，证明那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该协议书至今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是无效的证明材料。这有2013年由滨江区民政局根据《呈报表》重新核发门牌证，把产权人又改为程雅云的事实为证∶对于〈判决书〉中认定“翻建房屋共用资金162400元由李宪坤支付”，这不是真的。实际上是由李宪坤、李宪英和程雅云夫妻共同出的，该事实有李宪坤在继承纠纷案中向法庭提交的〈建房收支帐目〉和汇票凭据为证∶李宪坤要求李信法夫妻出具〈遗嘱公证书〉和〈协议书〉，就是为了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因不符合农村房屋变更登记条件没能办成，这是因为当时执行的《杭州市土地登记办法》第29条规定，“因继承、分家析产引起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在行为发生并确定后30日内，持继承、分家析产协议、法院调解书或判决书等，向市、县（市）房产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产所有权证书及上述有关证件，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所以李宪坤不仅在1999年房屋翻建完成的当年没有办成过户、就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办成过户手续。这就证明了案涉公证遗嘱和协议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最基本事实。2、判决书认定的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材料错误。根据〈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43条的规定，该户不动产物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凭证只能是滨字98第54号《呈报表》。1999年李宪坤未能办成“过户”后，他本应要求退还资金，或将李宪坤代书遗嘱变更为李信法亲述遗嘱，但他都没做就回辽宁去了。因此，李信法、程雅云夫妻于2000年6月开始出租房间。2004年李宪坤回村，在无法过户的情况下，9月28日从杨家墩村委会开具了“17组村民李宪坤…有房子90平方空闲，出租给衢州的倪森财，经营旅馆用房，房子是李宪坤个人所有”的证明，因李宪坤不是村民，其户口于2009年1月16日才迁入且为非农户口，这是虚假的证明∶同年10月12日，据此虚假的身份和房产证明，李宪坤与倪森财签订了租房合同，致使程雅云夫妻依法享有的房屋所有权被李宪坤据为已有，几经转租至今。后来李宪坤又于2008年11月18日和2011年1月25日从杨家墩社区居委会开出了两份证明，并将这三个证明材料作为官方承认的房产凭证，将该户门牌证上的产权人由程雅云变更为李宪坤。2013年3月18日，二上诉人从国土滨江分局查询后得知，该户房屋仍在程雅云夫妻名下，依法应受保护，同日，据此《呈报表》作为物权凭证，使杨家墩居委会和浦沿街道办事处出具了原〈证明〉“不作为产权证明”的证词（已交给原审法庭）∶滨江区民政局于同年4月25日将原门牌证作废且重新核发了产权人为程雅云的门牌证∶后来，程雅云据国土滨江分局于2013年3月18日、2014年3月17日出具的《呈报表》，先后两次由国立公证处即现国立公证处办理了遗嘱变更公证。但因案涉公证书尚未撤销，程雅云所变更的遗嘱不被省高院采信。无奈之下，2014年11月28日，二上诉人才以同年10月22日国土滨江分局出具的《呈报表》，以及分局地籍管理科、滨江区住房及城市建设局在《呈报表》上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词，作为本案的不动产物权凭证对国立公证处以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提起了诉讼。依照国家土地管理法第62条和〈物权法〉第9、16、17、29、31、152、153条规定，杨家墩社区居委会、浦沿街道办事处、滨江区民政局、杭州市公证处（现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相继以该户《呈报表》作为案涉房屋的物权凭据，纠正了以前的错误。但是，原审法院竟然不认定国土滨江分局出具的该户《呈报表》作为不动产权属凭证的法律效力，令人十分震惊。
二、判决书适用法律不当、且自相矛盾。1、既然原审法院认定最高法院的《公证纠纷规定》为本案审判的法律依据，就应当承认国立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存在第4条中所指第1、4、5、6、7款情形的过错：第一、由于国立公证处所认可的遗嘱公证事项，是立嘱人过世后才生效的“遗嘱”形式，但实际上却是将生前赠与合同作为公证书的内容要件，公证事项的形式与内容要件不符，违反了公证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属于民法通则第58条第6款所指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同时，案涉公证书在1998年12月11日公证时，翻建开工还不到20天，公证书所渉标的物远未形成事实，正如公证时所审核的两份证明的证词所述，该房屋“现正在建造之中”、“如资金不及时解决，将成为半途而废”，物权法第30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因而在公证时所审核的房屋翻建事实行为尚未成就，是不真实的。因此，国立公证处的这两项公证活动均存在“为不真实…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过错。第二、按照当时执行的《公证暂行条例》第18条的规定，公证时必须“审查当事人申请公证的事实和文书以及有关文件是否真实、合法”，而该文书即“关于翻建房屋产权的遗嘱”却与继承法第2、3条不符，致使立嘱人于1999年房屋翻造完成、产权归李宪坤后，在法律上就成为“被死亡的人”，其中李信法“被死亡”6年后才去世，程雅云到现在已经”被死亡”16年了，判决书将这样的文书认定为合法有效，应当是错误的。同时，该文书系继承人“李宪坤代为书写”，与〈继承法〉第17、18条规定不符，即文书的制作要件不合法，依据《公证暂行条例》第25条规定，“对不真实、不合法的事实与文书应拒绝公证”。因此，国立公证处的这两项公证活动均属于国立公证处“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出具公证书的”过错。第三、该户的不动产物权凭证是依法审批登记的《呈报表》，而经国立公证处审查核实所认可的两份房产证明材料，既不是城镇私房的法定凭据即房产证和土地证；也不是农村私房的法定凭据即﹤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且与该户在国土滨江分局登记簿上的记载不符，致使该项公证的不动产证明不符合法定要求，属于国立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错误或者不真实的”过错。第四、上诉人曾两次持《复查申请书》请求国立公证处撤销该公证书，使程雅云于2013年变更的公证遗嘱能得到法院的采信，但国立公证处都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该项事实有上诉人于2014年3月和11月提交的复查申请为证，这属于国立公证处“对存在错误的公证书，经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仍不予纠正或者补正的”过错。由国立公证处提供的谈话记录记载了经核实确认的李信法亲述遗嘱，这就否定了事前写好的李宪坤代书遗嘱。依据继承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国立公证处本应将表示立嘱人真实意思的李信法亲述遗嘱予以公证，或拒绝该项公证。但国立公证处在立嘱人对李信法亲述遗嘱没有任何变更意愿的情况下，为李宪坤代书遗嘱办理了公证，违反了《公证暂行条例》第2条、第18条第2款及第25条的规定，这属于“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强制性规定”的过错。上述国立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的五种过错，按照最高法关于公证纠纷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只要有一种情形，国立公证处就应承担赔偿责任。而原审判决书对国立公证处的前四种过错视而不见，反而称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国立公证处有过错。甚至对于由国立公证处自己提供的证据，如李信法亲述遗嘱以及程雅云的变更遗嘱等证据，原审判决书也拒不认定为”过错”，这是十分荒谬的。在（2011）杭滨初字第554号案、（2013）浙杭民终字第984号案的案由均是继承纠纷，案涉公证书是作为证据使用的。因有公证书公信力的法律保护，即使该公证书在内容要件和制作要件上存在过错，原审判决仍可籍此“证据”的公信力作为挡箭牌。而本案的案由是公证损害责任纠纷案，适用的法律是最高法关于公证纠纷的司法解释，所以不能将案涉遗嘱公证书作为证据使用，也没有公证书的公信力保护。因此，原审判决对（2011）、（2013）两份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作为本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对国立公证处在公证活动中存在的四种过错均不予理会，无理驳回了上诉人为厘清本案存在两份遗嘱、两种物权凭证而提出的所有调査申请，却反称“原告并不能提供国立公证处在办理相关遗嘱公证过程中存在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证据”，这是滥用职权、枉法裁判的行为。原审判决书中存在的自相矛盾的认定主要有：既然法院对〈谈话记录〉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就应承认“由大儿子李宪坤出资，并经其它子女同意，决定在我们二人过世后，在原址上的房屋由大儿子李宪坤一人继承”的〈李信法亲述遗嘱〉“系二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据继承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国立公证处就不能将系李宪坤代为书写的遗嘱即“按谁投资归谁的原则…翻造后新房产权归长子李宪坤所有…我们二老享受居住权一直到老”予以公证。但该判决书竟然认为“在谈话笔录及遗嘱中签名、捺印，谈话笔录也反映了案涉遗嘱系二人真实意思表示，二人予以确认”，公然隐瞒了在公证中存在两份遗嘱的事实。更令人震惊的是判决书违反〈继承法〉第17、18条规定，认为“即使案涉遗嘱系李宪坤代为书写，亦不影响对立遗嘱人所立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这是公然知法犯法、枉法裁判的恶劣行为。既然法院认定“《继承法》并未将农村房屋排除在遗产范围外”，就必定要承认〈李信法亲述遗嘱〉，是符合继承法第2、3条规定、且真实合法的遗嘱∶就应认定与之相反的〈李宪坤代书遗嘱〉为不合法没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如果认定该公证文书的遗嘱形式是合法的，那么其内容要件必定是违法的；如果认定该文书遗嘱的内容要件是合法的，其文书的遗嘱形式也必定是违法的。同理，因1999年3月14日协议书与《李宪坤代书遗嘱》文书的内峉要件相同，因而如果案涉公证文书的遗嘱形式是合法的，那么该协议的内容要件必定也是违法的。反之亦然。原审判决书竟然把自相矛盾的公证书和协议书同时都认定为合法有效，是对继承法的粗暴践踏。既然判决书认定案涉房屋是由李信法、程雅云合法翻建的，其公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根据继承法第3条的规定，就必然要认定继承人所继承的只能是立嘱人死亡后的遗产。而判决书所认定合法有效的公证书，却被李宪坤用其作为房屋产权已变更的凭据，剝夺了立嘱人在去世前依然应享有的房屋所有权，包括扣除当年建房款后的近50万元租金收益款。既然法院对国立公证处提交的程雅云（2013）杭证民字第2178号〈公证遗嘱〉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就是承认公证处把〈98年公证遗嘱〉的内容要件修改为“指定翻建后新房产权由李宪坤继承”，案涉房屋的产权凭证变更为该户的〈呈报表〉，程雅云将其遗产份额由女儿李宪英继承的法律行为都是合法有效的。依据〈继承法司法解释〉第42条规定，就不能对（2011）、（2013）两份判决书中认定案涉“翻建房屋产权归李宪坤所有”的“证据效力予认定”。既然判决书认为案涉房屋“建立在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上，属农村房屋”，承认根据该户《呈报表》“案涉房屋建成时属李信法、程雅云二人所有”，就应该认定本案的不动产物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权属凭证就是滨字98第54号《呈报表》，应对其不动产权属凭证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该户房屋是农村私房，其所有权人的确定，是由产权人的村民身份确定的，与建房资金的来源或多少无关.判决书中对于“约定因翻建房屋共用资金…新房所有权归李宪坤所有”的认定，是将该户不能自主交易转让的农村私房的性质，偷换成了可以自主交易转让的城镇私房的性质；无视农村不动产变更必须经过区或县级政府主管部门审批的规定，将未能办理过户的无效遗嘱和协议书，认定为合法有效，既不符合事实，又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因翻建房屋所占宅基地是经审批后村民无偿得到的，房屋产权人只能在生前转让给本村村民，或者以〈遗嘱〉的形式处分“遗产”，李信法、程雅云对其享有的房屋所有权是不完全的，因此也就不能承认“二人当然地享有处理其名下财产的权利”，即产权人不能在房屋翻造后的1999年将该房产权“自行处分”给2009年才迁入本村且为非农户口的李宪坤。而只有城镇私房或商品房的产权人，持有房产证和土地证，才能依据〈合同法〉及物权法的规定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可以按谁投资“所有权”归谁的原则，以合同或协议书的形式处分“房屋产权”，也有权利，约定以李宪坤所出资金的多少确定其拥有多少份额的房屋产权。原继承纠纷案初审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法官故意无视案涉房屋为农村房屋的基本事实，错误地将农村私房的性质，偷换成城镇私房的性质，致使初审法官作出了驳回起诉的错误判决。而后的重审和二审、再审判决，都无视原告提出的各项证据和理由，以初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新判决认定的事实，也都因此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本案与原继承纠纷案不同，不能把案涉公证遗嘱作为有公信力的证据使用，也不能仅仅审查该公证书本身的问题，而是应依据最高法司法的解释，对该公证的全过程中是否存在规定的7种情形进行审核，并对其中的“过错”予以判决，这就没有任何理由用（2011）杭滨初字第554号判决书、（2013）浙杭民终字第984号判决书中认定的所谓“事实”，作为本案认定的事实，更不能采取“一事不二问”的态度，驳回上诉人的调查申请，无视甚至隐瞒本案存在两份遗嘱、两种不动产证明材料的问题。这是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或自相矛盾的主要原因。三、庭审程序有误。1、庭审质证时，在审判法官的提问指引下，上诉人未能对国立公证处提交的谈话记录予以质证。后经法官同意，上诉人将“对〈谈话记录〉质证的陈述”交给法庭，但在判决书中却没见到该陈述内容，更没有见到谈话记录中记载的〈李信法亲述遗嘱〉，这就等于该证据没有经过质证。2、主审法官在庭审前，没有要求国立公证处将〈公证申请表〉中记载的建房申报回执向法庭提交。后上诉人因此向法庭提出了调查申请，但未得到法院回复，这也等于该证据没有经过质证，影响了本案的判决结果。3、上诉人在法院于2月25日通知法院将于2月28日宣判前，向法院提出了实名举报和申诉，但均未得到回复，也影响了判决的结果。现恳请二审法官能依法公平审理本案。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民初字第2313号民事判决书，公平审理本案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答辩如下：诉状所述与一审不相吻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04年杨家墩村委会出具的关于李宪坤的房产证明一份；
2、08年11月19日滨江区民政局颁发的产权人未李宪坤的门牌证；
3、08年11月18日杨家墩社区出具的证明，以上三份证据所在内容均是虚假的，均已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所否定。
4、2013年4月25日滨江区民政局颁发的产权人为程雅云的门牌证，结合一审中杨家墩社区13年所出具的证明，以证明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为程雅云。
5、房屋租赁治安许可证，证明房子建成后，李宪坤没有依据公证遗嘱和协议书变更产权，所以房屋的产权应该是李信法和程雅云的，所以才有李信法办理了治安租赁许可证。
被上诉人认为，以上五份证据都不是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98年的公证遗嘱没有关联性，因为当时是李信法、程雅云对所写遗嘱是否真实自愿的公证，房屋的状况是98年遗嘱之后发生的事情，两者之间是没有联系的，房屋产权的争议是上诉人家庭内部处理问题，与公证无关。本院认为，证据1-3，均系一审证据，原审法院业已进行认证，对其二审中主张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4-5，被上诉人所提异议成立，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与本院审理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两上诉人在本案中是以被上诉人制作的（98）杭证民字第4386号公证书过程中存有错误，对其造成损害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一、二审现有查明事实，1998年12月11日李兴法、程雅云本人在原杭州市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所公证遗嘱即为案涉题为《关于翻建房屋产权的遗嘱》，二人向公证机关提交了当地政府组织提供的证明以及《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业已证明李兴法、程雅云系上述遗嘱文本中所指向房屋的权利人，公证处工作人员亦对二人进行了谈话问询，二人对遗嘱内容给予了确认，亦确认该遗嘱系二人真实意思表示。据此，该公证处结合上述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制作的案涉遗嘱公证书，合法有据，应予确认。上诉人主张其在公证时遗嘱文本上签名不真实，并申请鉴定的主张，与其公证时在公证人员面前在案涉遗嘱文本上签名、按手印一节明显相悖，有违诚信，本院不予采信。因公证人员制作的谈话笔录，系对申请人办理公证事宜经过的书面记载，而作为公证申请人的李兴法、程雅云在笔录中对遗嘱内容的表述系对案涉遗嘱文本内容进行概括、确认，亦未该涉遗嘱文本内容进行否定或者作出实质性的变更。因此，上诉人现主张该谈话笔录中形成的是李兴法亲述遗嘱，已经否定了上述案涉遗嘱文本，显属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有关案涉房屋的门牌登记以及权属变更事宜，属于相关当事人间的析产、分割事宜，亦与案涉公证事宜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而程雅云在此后单方进行的遗嘱公证，是对自身所享有合法财产权利的处分，亦不能因此而否定上述1998年遗嘱公证中李兴法对自身财产权利业已作出的处分意思表示。综上，两上诉人以国立公证处（即原杭州市公证处）办理公证错误，诉请要求国立公证处对其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未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程雅云、李宪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辉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孔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