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48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1，女，1950年8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达锋涛，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2，女，1958年10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达锋涛，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3，男，1953年8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4，男，1956年2月8日出生。
上诉人郑×1、郑×2与被上诉人郑×3、郑×4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31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1、郑×2在一审法院起诉称：我们及郑×3、郑×4均系郑×5、杨×之子女。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号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郑×5名下，该院落内现有北房、东、西厢房共计13间、门楼一座。自父亲去世后，郑×4未经我们同意，将院内房屋出租，且未给付我们出租款。故我们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分割北京市朝阳区×号院内北房四间、东厢房五间、西厢房四间。对于上述房屋，我们各主张三分之一的份额。
郑×4在一审法院答辩称：1980年我父母新申请了宅基地，成为扩大后的朝阳区×号院。1995年，×号院进行了门牌变更，变更后的门牌号为甲号、乙号、丙号、丁号。门牌变更时，甲号院有东数第一、二、三间北房。2000年，我对北房进行了翻建，将房顶拆除重建，周围的墙也全部加高加固。对于北房中间的隔断墙，我把隔断墙上的门封死，并且进行了加高。北房东数第四间由我自行建造。对于东厢房五间，我父亲在世时是四间棚子，后来棚子塌了，我就在此基础上翻建了东厢房五间。对于西厢房四间，之前也是像棚子一样的构筑物。父亲在世时，我也将其拆除重建。
郑×1、郑×2所述的×号院的状态，就是现在甲号院的状态，甲号院现在由我占用。其中北房东数第一、二间，东厢房南数第一间自行使用，其他房屋均出租。
2003年5月，北京市朝阳区将台房地产开发公司对甲号院进行了测量。但后因有争议，没有拆迁成功。现在甲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还登记在我父亲名下。乙号、丙号、丁号院均于2004年拆迁完毕。丙号院的拆迁协议由郑×1签订，丁号院的拆迁协议由郑×2签订，乙号院的拆迁协议由郑×3签订。
郑×3在一审法院答辩称：西厢房是父亲去世后建造的。其他意见同郑×4的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2003年5月30日的《房产证明》明确写明甲号院内房屋由郑×4所有，郑×3及郑×1均在协议上签名，应视为是对证明所载内容的认可。现郑×1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其对甲号院的继承权，与《房产证明》矛盾，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虽然郑×2的签名系其爱人李×签署，但根据郑×2庭审陈述，其于李×签订证明后二至三日即知晓李×签署《房产证明》的事实。自郑×2知晓《房产证明》至其提起本次诉讼已逾十年，且甲号院内房屋一直由郑×4居住使用，郑×2在此期间亦未通过其他方式向郑×4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证明内容的认可。故法院对郑×2此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1、郑×2的诉讼请求。
郑×1、郑×2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等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改判；诉讼费由郑×3、郑×4承担。
郑×4、郑×3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郑×1、郑×2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郑×1、郑×2及郑×3、郑×4分别系郑×5、杨×之女、之子。1994年12月19日，杨×因死亡户口被注销。1999年5月14日，郑×5因死亡注销户口。
原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号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郑×5名下，双方均认可1995年该院落的门牌号现变更为甲号、乙号，丙号、丁号院是在郑×1、郑×2婚后得到的，但丙号、丁号院是否由×号院变更而来双方各持己见。
现丙号、丁号、乙号院均已拆迁完毕。丙号院的拆迁协议签订人系郑×1，丁号院的拆迁协议签订人系郑×2的爱人李×，乙号院的拆迁人系郑×3。
一审法院审理后，法院前往甲号院内进行现场勘察，该院落内建有北房四间、西厢房四间、东厢房五间。关于北房，双方均认可东数第一间、第二间、第三间为郑×5、杨×所留祖业产，东数第四间为郑×4所建。关于西厢房四间，郑×3、郑×4称该位置原系二间棚子，郑×4将棚子拆除后重新建造西厢房。郑×1、郑×2则称此处原系二间西厢房，郑×4将之前房屋拆除后建造现有房屋。关于东厢房五间，郑×1、郑×2称均系郑×5、杨×建造，郑×3、郑×4称东厢房原系四间棚子，郑×4在郑×5、杨×去世后将棚子拆除重新建造了东厢房。
2003年5月30日，郑×1、郑×3、“郑×2”出具《房产证明》，写明：郑×4，朝阳区×街道办事处职工，户籍现在朝阳区酒仙桥×号。本人有先父郑×5遗留宅院一所（酒仙桥×村甲号院），有姐、姐夫，哥、嫂，妹、妹夫证明。郑×1夫妇、郑×3夫妇在该证明上签字。郑×2丈夫李×在该证明上签字，并代郑×2在证明上签字。郑×2称李×代其签字后二至三日即将此事告知郑×2。郑×2当时表示不同意，但之后未向郑×3表示异议。庭审中，李×到庭陈述：《房产证明》系其签署，签署前没有征询郑×2的意见。签署时，郑×2不在场。签署后不久，李×将此事告知郑×2，郑×2当时表示异议。
一审法院审理中，郑×4另申请王×作为证人出庭，王×陈述：×号院内北房六间于1976年建造。郑×5系郑×1、郑×3、郑×2、郑×4的父亲。大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郑×5让证人给郑×4介绍对象，并告知证人家×，郑×3使用东三间，郑×4使用西三间。后来，郑×4和证人介×的对象结婚了。结婚之后，郑×3、郑×4一直居住在北房。证人给郑×4介×对象时，×号院没有东厢房，西厢房也只是棚子。之后，证人也不知道郑×5建造东厢房。郑×4另提交董×、张×、赵×的证人证言。董×出具证明的内容为：1999年10月，其帮助郑×4联系施工队建造了×号院。建造前院内有四间破棚子，拆除后建成五间东厢房。张×写明：其与郑×4系邻居。1999年下半年，其看见郑×4及其爱人将棚子拆除建造东厢房。赵×写明：其与郑×5居住在同一村，且在同一厂工作过。聊天时，郑×5曾说过家中两个儿子，每个儿子有三间正房。郑×1、郑×2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
本院审理中，郑×1、郑×2提供村委会的证明及1980年郑×1的建房审批表及郑×1、李×（郑×2之夫）1993年的宅基地发证审批表，用以证明丙号、丁号院与×号无关。郑×1、郑×2另提供郑×6出庭作证，证明所有房子均为郑×5所建。郑×3、郑×4不认可郑×1、郑×2所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
本院审理中，郑×1、郑×2另提交了申请，要求对郑×4、郑×3在一审中提交的《房产证明》中郑×1、郑×2、李×签字的真伪进行鉴定。
上述事实，有村委会证明、房产证明、现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鉴定申请及当事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杨×、郑×5在甲号院留有房产。在杨×、郑×5去世后，该房产属于二人遗产。杨×、郑×5生前没有留有遗嘱，故应当适用法定继承，郑×1、郑×2、郑×4、郑×3依法对杨×、郑×5所遗留房屋享有继承权。
郑×4主张甲号院内的房屋应归其所有，为此提交了《房产证明》。该证明载明：“本人有先父郑×5遗留宅院一所（酒仙桥×村甲号院），有姐、姐夫，哥、嫂，妹、妹夫证明。”
郑×3夫妇在该证明上签字。
虽然郑×1不认可该证明，但认可郑×4曾经让其在甲号房屋归其所有的证明上签过字。同时认可本次郑×4提交的证明上“郑×1”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齐×”（郑×1之夫）的签名也是本人所签。
虽然《房产证明》上郑×2的签字是其丈夫李×代签，但事后不久，李×将此事告知了郑×2，郑×2至本案审理前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就此事向郑×4提出异议，且诉争之院落的房屋一直由郑×4使用，故一审法院依据郑×2的行为，认定郑×2已经认可了《房屋证明》的内容正确。通过签署《房产证明》的形式，郑×1、郑×2、郑×3认可了本案所涉甲号院落的房屋归郑×4所有，是对其各自依法定继承所得遗产的处分，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对郑×1、郑×2要求依法定继承对涉案房屋享有三分之一权利的请求不予支持正确。
在一审法院审理中，郑×1、郑×2、李×对郑×4提交的《房产证明》中的签字没有要求进行笔迹鉴定，同时对签名均进行了明确的陈述，现其申请鉴定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故本院对其鉴定申请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郑×1、郑×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郑×1、郑×2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郑×1、郑×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 静
代理审判员 宋少源
代理审判员 申峻屹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钰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