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四终字第6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相义。
委托代理人刘相玲（系上诉人刘相义之妹）。
委托代理人刘志峰(系上诉人刘相义表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环湖医院，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气象台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金环，院长。
委托代理人李明宇，天津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相义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环湖医院（以下简称环湖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的（2014）西民四初字第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相义的委托代理人刘相玲、刘志峰，被上诉人环湖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李明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刘相义因“间断头痛乏力伴有视力下降3个月”于2013年4月12日入住环湖医院颅底外科，入院诊断：1、鞍区占位：垂体瘤？拉克氏肿瘤？。2、高血压三级。3、缺血性心脏病。2013年4月19日行额外侧入路垂体瘤切除术。术后刘相义双眼出现直接、间接光反应消失。2013年6月4日刘相义出院。之后双方产生医疗纠纷。2013年6月14日医患双方到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商解决，因医患双方对医方承担责任问题分歧较大终止调解。2013年7月22日刘相义到原审法院进行诉讼，经刘相义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天津市南开区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2013年9月4日天津市南开区医学会出具南开区医鉴[2013]004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最终鉴定意见为：“医方的医疗不足与患者刘相义的失明无因果关系”。刘相义对该鉴定意见书持有异议，但未按意见书备注指明的“向人民法院申诉”，而选择到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2014年6月27日由刘相义妹妹刘相玲、妹夫杨立新作为其特别授权代理人与环湖医院在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首先就医疗责任达成共识，共同认为：“医方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患者术后出现双眼直接、间接光反应消失与其自身疾病相关，但医方对于治疗可能导致的视力减退、视野障碍症状不改善，甚至加重失明的后果未予高度重视，未对此向患者进行详细告知，故医方应承担相应责任”。经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进而刘相义与环湖医院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此纠纷中医方承担10%医疗损害侵权责任；2、医方一次性赔偿患方医疗费3254.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0元、护理费1360元、营养费450元、残疾赔偿金35270.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435元，共计肆万陆仟圆整；3、医患双方就此不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4、双方无其他争议。该协议签订后，环湖医院通过太平洋保险公司医责险部以银行转账方式将赔偿款划入刘相义名下银行账户。
刘相义以鉴定意见结论不公正，调解协议显失公平，环湖医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由诉至法院，要求：1、环湖医院赔偿医药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共计100000元；2、依法变更津医调字（1406）39号调解协议书的赔偿款数额；3、诉讼费、专家证人出庭费用由环湖医院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本身具有高风险性和难以准确预知性的特点，医疗行为的过失及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在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仅凭法官的良知、知识和社会经验对此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审判实践中一般都要通过鉴定方式予以认定。本案病例系在天津市南开区医学会出具南开区医鉴[2013]004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认定“医方的医疗不足与患者刘相义的失明无因果关系”。双方在此情况下自愿选择专业的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在双方平等协商并明确责任比例情况下，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根据约定“环湖医院一次性赔偿刘相义各项损失46000元，双方就此不再追究对方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环湖医院已全面履行了协议确定的义务，现刘相义主张该调解协议书显失公平，要求变更赔偿数额为10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相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刘相义负担。”
刘相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00000元或发回重审；2、依法准许上诉人的伤残鉴定、护理依赖程度鉴定申请；3、依法准许上诉人请求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申请；4、一审诉讼费、二审诉讼费、鉴定费及证人出庭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2013年4月19日被上诉人的手术医师苏梅为上诉人实施开颅切除垂体瘤的手术。手术中，由于操作不当直接切断或损伤了视神经，致使上诉人手术后第5个小时，从一名手术前有视力的人变成了盲人（双目失明）。为了支付这次医疗费用，上诉人借了9万余元。为了尽快还上这笔外债，上诉人迫不得已才在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签下了一份极不公平的调解协议书。上诉人认为：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错误。1、将上诉人的侵权之诉径自决定为上诉人不知的“调解协议书争议之诉”；2、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申请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不公正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1、故意掩盖手术医师致上诉人双目失明的事实；2、将手术医师直接损伤视神经致上诉人双目失明的行为，认定为手术后并发症且为“加重”结果，很显然有放纵医疗伤人之嫌；3、五名鉴定人的“分析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更没有诊疗规范依据；4、五名鉴定人的专家意见“医方的医疗不足与患者刘相义的失明无因果关系”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四、显失公平的《调解协议书》。1、调解主持人李俊认定环湖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10%，明显偏低，而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让一名二级伤残、双目失明的患者只拿到46000元赔偿款，数额太少，有悖于医疗损害侵权的赔偿原则；3、护理费计算错误：上诉人系双目失明，依法应为二级伤残、且需终生大部分护理依赖。护理费分为三部分（住院期间护理费；出院后至定残之日护理费；定残后不超过20年的护理费）。由于调解主持人李俊的计算错误，只让医院赔偿护理费区区1360元，与国家法定标准差距极大；4、残疾赔偿金计算错误：本案患者受伤害时67岁，二级伤残（残疾系数90%），2013年的残疾赔偿金为382098元（按2013年度天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再乘以责任比例。由于调解主持人李俊的错误，致使其按10.8年计算，使本案患者的残疾赔偿金人为减少；5、用5435元作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来赔偿二级伤残、双目失明的患者（上诉人）显然太低了，且不符合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环湖医院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残疾人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上诉人视力残疾等级为一级，调解协议确定的各项赔偿标准过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在原审时未向法院提交。且该证据不属于鉴定结论，不认可该证据的合法性。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与合法性，但其只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对上诉人视力状况的认定，并不足以证明系被上诉人本次诊疗行为给其造成的残疾情况。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其医疗纠纷在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了调解协议后，上诉人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调解协议存在显失公平之处，要求变更调解协议；二是认为被上诉人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关于调解协议是否显失公平问题，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在鉴定机构出具了“医方的医疗不足与患者刘相义的失明无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后，上诉人当时并未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也未继续诉讼，而是要求专业人民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上诉人代理人与被上诉人代理人就赔偿责任比例、标准等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系其自行处分民事权利。因此上诉人提出调解协议显失公平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主张，双方达成了医疗纠纷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有效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现被上诉人以双方达成医疗调解协议进行抗辩，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刘相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 军
代理审判员 李 敏
代理审判员 杨桂军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继永
速 录 员 李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