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岩民终第9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丘春英，女，汉族，农民，住上杭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丘姚玲，女，汉族，学生，住上杭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丘姚平，女，汉族，学生，住上杭县。
法定代理人丘春英，即上诉人丘春英。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品松，男，汉族，农民，住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永翠，女，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
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饶小艳，福建博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周建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沈清荣，福建六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上杭县公安局，住所地上杭县。
法定代表人温松兴，局长。
委托代理人傅文辉、谢成，该局干警。
上诉人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因与上诉人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宝康公司），被上诉人上杭县公安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2015）杭民初字第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丘春英及其与丘姚玲、丘姚平、姚品松、徐永翠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饶小艳，上诉人上海宝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沈清荣，被上诉人上杭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傅文辉、谢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14年9月29日凌晨5时29分，原告的亲属姚为科驾驶闽FXXX**二轮摩托车由上杭县城区四中方向往水西渡方向行驶，途经三环路与紫金北路交叉路口时，逆向行驶碰撞路边的电子警察T型杆，造成姚为科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本起交通事故经上杭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姚为科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行经渠化、灯控路口时未按照交通信号指示通行，夜间驾车车速快，其行为属于重大过错交通违法行为，该违法行为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事故系姚为科一方过错交通违法行为所导致发生，姚为科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路段的电子警察T型杆，是被告上海宝康公司设计和施工，建好后经验收由被告上杭县公安局管理使用。根据上杭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制作的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图记载，三环路是由中间绿化带隔离的双向车道，设在三环路与紫金北路交叉路口电子警察T型杆距离三环路中间绿化带顶端边缘有一段长约4米的空隙，事故发生后被告用护栏围起来。原告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判决被告上杭县公安局、上海宝康公司赔偿原告因亲属姚为科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812273.6元。
姚为科生前在上杭县城区经营灌汤包店，原告丘春英系其配偶，生育两个女儿，即原告丘姚玲、丘姚平，在城区学校就读。原告姚品松、徐永翠是姚为科的父母，生育三个子女。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的亲属姚为科因交通事故造成死亡，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姚为科驾驶二轮摩托车逆向行驶，车速过快，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导致其碰撞路边的电子警察T型杆而死亡的直接原因。姚为科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逆向行驶的危险性，因此造成的后果姚为科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事发路段的电子警察T型杆设置在紫金路和三环路交叉路口，虽然在正常行驶的来车方向放置了反光防撞桶，但杆柱距离绿化带有一段空隙，未设防护措施，在该通道上设置杆柱，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作为电子警察T型杆的设计施工单位即被告上海宝康公司对姚为科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被告上杭县公安局与被告上海宝康公司签订合同，将包括事发路段的电子警察系统等的设计和施工发包给被告上海宝康公司，姚为科的死亡不是因为被告上杭县公安局在使用电子警察T型杆时存在过错行为造成，被告上杭县公安局对姚为科的死亡不承担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上杭县公安局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原告认为本案属特殊侵权，本案事实不属于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情形，原告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酌情认定被告上海宝康公司对原告因姚为科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因姚为科自身过错行为自行承担。
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相关法律依据，原告的损失认定如下：1、丧葬费，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49328元／年÷2=24664元。2、死亡赔偿金，姚为科在城区经营灌汤包店，有营业执照和租店合同为据，认定姚为科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金额为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816.4元／年=616328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姚为科的子女未成年，父母超过60周岁，属姚为科的被抚养人。姚为科收入来源于城镇，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092.7元计算。原告主张姚为科父母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151.2元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姚为科的长女即原告丘姚玲2007年3月4日出生，姚为科2014年9月29日死亡时，丘姚玲7周岁零6个月，至18周岁为10年6个月，姚为科的次女即原告丘姚平2011年3月14日出生，姚为科2014年9月29日死亡时，丘姚平3周岁零6个月，至18周岁为14年6个月，原告丘姚玲、丘姚平的抚养人为姚为科和原告丘春英二人，被抚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超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因此至原告丘姚玲18周岁即2025年3月4日，原告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092.7元／年×10.5年=210973元。之后被抚养人为原告丘姚平、姚品松、徐永翠三人，被抚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不超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原告丘姚平的被抚养年限14.5年，扣除已计算的10.5年，被抚养人生活费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092.7元／年×（14.5年-10.5年）÷2人=40185元。原告姚品松1948年9月29日出生，生育三子女，姚为科2014年9月29日死亡时，姚品松66周岁，被抚养年限为20年-6年=14年，扣除已计算的10.5年，姚品松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151.2元／年×（14年-10.5年）÷3人=9510元。原告徐永翠1951年10月16日出生，姚为科死亡时，徐永翠63周岁，被抚养年限为20年-3年=17年，扣除已计算的10.5年，徐永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151.2元／年×（17年-10.5年）÷3人=17661元。原告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为210973元＋40185元＋9510元＋17661元=27832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合计为616328元＋278329元=894657元。4、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姚为科的父母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子女未成年，该项误工损失计算原告丘春英1人，酌情认定为3天×服务行业日平均工资108.25元／天=325元。5、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姚为科的父母在安徽省，原告未提供相关票据，但有该项支出，酌情认定为20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姚为科的死亡主要由于其自身过错行为造成，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认定为8000元。综上，原告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因亲属姚为科死亡造成的损失为丧葬费24664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894657＋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325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2000元=921646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被告上海宝康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921646元×20%=184329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合计为192329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因其亲属姚为科死亡造成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合计921646元的20%即184329元；二、被告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三、驳回原告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11元，由原告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负担3367元，被告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04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上海宝康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上诉请求：一、撤销上杭县人民法院（2015）杭民初字第48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上海宝康公司对上诉人因姚为科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合法、不合理。根据上杭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制作的本起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图记载，三环路是由中间绿化带隔离的双向车道，设在紫金路和三环路交叉路口电子警察T型杆距三环路中间绿化带顶端边缘有一段长约4米的空隙，中间绿化带距三环路左边为10.58米，但杆柱距三环路左边仅有9.1米，杆柱没有设置任何防护措施。电子警察T型杆的设计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其设置在正常通行的道路中间，严重影响了正常车辆的通行，也给行车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上海宝康公司应对姚为科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二、一审法院判决上杭县公安局对姚为科死亡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
三、一审法院判决部分赔偿项目不合理。误工费仅按1人、酌定3天计算明显太少，也与实际损失不符。交通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也认定的太少。
针对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的上诉，上海宝康公司答辩认为，一审认定上海宝康公司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上杭县公安局不承担是合理的。
上杭县公安局答辩认为，1、对姚为科死亡结果，应由丘姚玲方自己承担。2、我们不是施工单位，只是使用单位，施工单位是上海宝康公司，也应由上海宝康公司承担。3、丘姚玲方说，是我们没有安装电子信号灯，是没有依据的。
上海宝康公司上诉请求：依法判决撤销上杭县人民法院（2015）杭民初字第489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需要赔偿丘姚玲等4人184329元经济损失和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丘姚玲等4人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姚为科一家属于农村户口，要证明其死亡赔偿金适用2014年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依法应当提供经常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的户政管理机关颁发的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的合法有效的暂住证、房屋租赁合同、水电费缴纳凭证予以证明，仅提供营业执照、店面出租合同的证据明显不足，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其死亡赔偿金适用2014年城镇居民标准。
二、原审判决认定主体错误，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姚为科的有关赔偿项目的标准和依据太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针对上海宝康公司的上诉，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答辩认为，原审判决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福建省2014年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海宝康公司对电子警察T型杆的设计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应对姚为科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上杭县公安局答辩认为，我们只是使用单位，不是施工单位。
经审查，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三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海宝康公司向本院提交《项目验收报告》，证明电子警察T型杠的设计施工和安装是合法合理的，符合安全规范，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经质证，丘姚玲等五人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上海宝康公司的主张，T型杆已经由上杭县公安局验收并投入使用，因电子T型杆设置不合理不规范导致姚为科死亡，上杭县公安局也要承担赔偿责任。上杭县公安局认为，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都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上海宝康公司的主张。
丘姚玲等五人及上杭县公安局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姚为科因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依据上杭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责任认定书，认定姚为科驾驶二轮摩托车逆向行驶，车速过快，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导致其碰撞路边的电子警察T型杆而死亡的直接原因。姚为科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逆向行驶的危险性，因此造成的后果姚为科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因此，丘姚玲等五人上诉认为，上海宝康公司应对姚为科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电子警察T型杆因设置在紫金路和三环路交叉路口，该通道上设置杆柱，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作为电子警察T型杆的设计施工单位即被告上海宝康公司对姚为科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因此，上海宝康公司上诉认为，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审判决在计算因姚为科死亡造成的损失方面，是否合理、适当问题？本院认为，姚为科在城区经营灌汤包店，有营业执照和租店合同为证，原审据此认定姚为科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均属合理、合法，并无错误。因此，丘姚玲等五人及上海宝康公司关于这部分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11元，由上诉人丘姚玲、丘姚平、丘春英、姚品松、徐永翠负担2205.5元，上诉人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205.5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判决确定计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 胜 荣
审 判 员 陈 水 柏
代理审判员 陈 聪 聪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许顺增（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