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苏中商终字第03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锋新颖建材（苏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春秋路8号。
法定代表人钟清静。
委托代理人白海珠。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国兴。
委托代理人汪渝。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豪逸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大元村居安街16号之一301房。
法定代表人陆国兴。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国伟兴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平安路京伟街2号101房。
法定代表人陆国兴。
上诉人高锋新颖建材（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陆国兴、广州豪逸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逸公司）、广东国伟兴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伟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3）吴江汾商初字第0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锋公司一审诉称：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分别于2008年5月5日、2011年10月25日注册于广州市南沙区工商局；陆国兴系豪逸公司及国伟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高锋公司与陆国兴分别于2009年1月15日、2010年9月27日签订《产品销售代理合同》，合同中约定陆国兴在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地区有权经销高锋公司生产的高锋、百赐达、帝凡斯耐力板以及洁光板、中空板。在合同履行期间，陆国兴曾以其名义多次与高锋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要求高锋公司发货，并以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的名义与高锋公司进行对账，确认所欠货款金额。截止至2011年11月25日，国伟兴公司对账单上确认尚欠高锋公司货款412391元，之后陆国兴向高锋公司支付了5276元。截止至起诉之日，尚欠高锋公司407115元。高锋公司认为，其与陆国兴签约，陆国兴以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的名义与高锋公司发生经济往来及对账。由于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为独立主体，但均由陆国兴实际控制，高锋公司无法进行债务主体的区分。故高锋公司起诉要求陆国兴、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请求判令上述当事人向高锋公司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407115元，并赔偿高锋公司自2011年11月25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13年5月10日，共计532日，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每日85.5元，计45486元）。
陆国兴及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一审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豪逸公司与国伟兴公司分别于2008年5月5日、2011年10月25日注册于广州市南沙区工商局，陆国兴系豪逸公司与国伟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该事实由高锋公司提供的豪逸公司与国伟兴公司企业工商登记资料可以证明。
本次诉讼之前，高锋公司曾于2012年5月16日就同一事实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陆国兴支付同样金额的货款407115元及利息，案号为（2012）吴江商初字第0252号。
原审法院与前案一致查明，2010年9月27日，高锋公司（甲方）与陆国兴（乙方）签订销售代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乙方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四省经销甲方生产经营的高锋、百赐达、帝凡斯耐力板及洁光板、中空板；销售区域业绩目标为5000000元；合同期限暂定一年；甲方在合同期内如乙方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需保证不得在同一区域内另行指定其产品的经销商（工程专案不受经销区域限制）；甲方在乙方不能履行或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不能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情形下，有权对乙方的经销区域进行调整，甚至取消乙方的代理资格；乙方根据甲方确认后的订单及价格及时支付货款；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签字及第一次出货后生效。同时，合同中甲方的义务第1条约定：“根据乙方确认后的订单，在收到货款后七日内需及时发货，有特殊情况需要在接到订单后三日内与乙方进行磋商”；其他约定第1条又约定：“每月正常销货按每月30日对账，次月30日前汇款，半年后按每月30日对账，次月10日前汇款”；第5条约定：“2007年的铺货（广西南宁店人民币：50278元（撤消后已归广东店）；广州东莞店人民币：57391元；广州天建店五洲店人民币：118983元）共计人民币226652元，乙方要在2010年8月首次进货前将铺货款以货币方式全款结清。甲方在2010年8月底前把所有货物交齐给乙方（如遇特殊情况，双方进行协商）”。以上事实，由高锋公司提供的销售代理合同予以证实。同时在（2012）吴江商初字第0252号一案中，双方确认2011年8月2日前，所发生之业务已结清。
在（2012）吴江商初字第0252号一案中，高锋公司认为与陆国兴的合同已到期，陆国兴尚有余款407115元未付，起诉要求陆国兴支付货款407115元及利息，高锋公司提供的主要证据：1、2011年8月2日至11月9日间的《购销合同》共计11份；2、送货单6份，与购销合同不是一一对应，送货单有缺失，证明该期限内陆国兴收到高锋公司货物累计412392元；3、广州订购单传真件8份，证明2011年7月到11月期间，陆国兴通过先电话联系后传真的方式向高锋公司采购货物，上述8份订单仅是部分，其余的订购单已无法找到；对账单6份，证明陆国兴尚有尾款407115元未付；4、证人林某的书面证言1份（含证人付款记录）及当庭陈述，证明陆国兴与林某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林某系陆国兴的下级销售代理商，从2011年8月至2011年11月，共六次向陆国兴购买PC板材，总货款308329元。操作流程为林某下单给陆国兴，再由陆国兴向高锋公司下单，最后由高锋公司发货至林某开办的福州建材门店，货款均直接付给陆国兴，说明陆国兴在2011年8月后向高锋公司采购合同产品之部分情况。陆国兴则认为，高锋公司在该案提交的全部单据均与其无关，不能证明存在欠款情况，高锋公司所提供的11份购销合同及7份送货单均无陆国兴签字，故与陆国兴无关，且送货单与购销合同无法对应；对账单内容上存在重复，在2011年11月以前的应已失效，且对账单上没有陆国兴的签字，与陆国兴无关；陆国兴已依约履行义务，与高锋公司间不存在未结清的货款，事实上，陆国兴在2010年9月底至2011年11月初共计支付给高锋公司货款1702114元，款项均汇入张某的个人银行账户上，而高锋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及时发货给陆国兴，陆国兴保留追究高锋公司法律责任的权利，请求驳回高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012）吴江商初字第025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该案中，高锋公司对陆国兴结欠货款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而高锋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原件均未出现陆国兴本人的签字，真实性均无法确认。2011年8月2日、8月8日、11月11日的购销合同传真件上乙方签章处有“彭细全”的签名，“彭细全”身份无法确认，如“彭细全”确系豪逸公司的员工，也只能认定“彭细全”系代表豪逸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而并非代表陆国兴。2011年9月15日、9月19日（两份）、10月11日、10月26日的购销合同乙方签章处盖有豪逸公司合同专用章，如该印章系真实的，合同相对方应为豪逸公司。7份送货单与购销合同并非一一对应，单据上的签收人除“林某”能确认系陆国兴的下级销售代理商外，其余的“韦军元”、“何中军”、“李伟”三人的身份均无法确认，而林某本人亦不确认送货单上的签字系其本人所写，因此不能确认陆国兴已收到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的对账单传真件上客户确认回签处盖有豪逸公司合同专用章，不能证明系陆国兴结欠高锋公司的货款，2011年9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及2011年11月1日至2011年11月25日的对账单传真件上有“操新”的签字，但操新的身份无法确认，故不能据此认定陆国兴结欠高锋公司货款的事实。证人林某的证言亦无法直接证明陆国兴欠款的事实。综上，高锋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锁链，凭现有证据，对于高锋公司的诉讼主张，吴江法院难以支持，应由高锋公司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据此，遂判决驳回高锋公司的诉请。
以上事实，由（2012）吴江商初字第0252号一案判决书可以证实。
本案高锋公司起诉陆国兴及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要求支付货款所依据的证据，除2010年9月27日的销售代理合同外，另提供之证据：1、对账单复印件3份，高锋公司表示传真原件在（2012）吴江商初字第0252号卷宗内。第一份是在2011年8月31日，高锋公司认为与陆国兴进行对账，对账单中要求确认截止至2011年8月31日尚欠货款493651元，豪逸公司对对账单中的欠款金额减去50元后予以确认；第二份对账单是2011年9月30日，高锋公司认为与陆国兴进行对账，对账单中要求确认截止至2011年9月30日尚欠货款532147元，该对账单由名为操新的自然人签名确认，欠款金额为532098元；第三份对账单是2011年11月25日，高锋公司认为与陆国兴进行对账，对账单中要求确认截止至2011年11月25日，尚欠货款412391元，该对账单也由操新签名确认，欠款金额为412391元。2、高锋公司提供了国伟兴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原件，在工商资料中有国伟兴公司于2012年12月18日下午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中列席人员有操新，其身份是会议秘书，同时担任会议的记录人，该份证据证明操新是国伟兴公司的员工。3、购销合同5份及送货单3份（复印件），传真原件也在（2012）吴江商初字第0252号案件卷宗内，合同采购方显示为豪逸公司，高锋公司认为与豪逸公司并无代理合同，高锋公司发货的地点属于陆国兴个人与高锋公司所签订的产品代理合同的代理区域范围内，说明陆国兴以豪逸公司名义，实际履行代理合同。上述高锋公司所提供之相关证据均已包含于（2012）吴江商初字第0252号一案中，所不同的是，在本案中高锋公司仅提供了有豪逸公司盖章的合同复印件，其余如购销合同传真件上乙方即需方签章处有“彭细全”的签名则未提供；送货单3份所提供的也仅有林某字样的送货单，3份送货单在前案中，不能为林某所确认，故未能认定林某按这上述送货单接收到了货物。前案中，陆国兴未认可高锋公司提供的没有其署名的合同，同时认为送货单也不能反映陆国兴已接收了相应的货物然后形成欠款。
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原审法院向高锋公司提出的问题是，根据高锋公司提供的5份销售合同，高锋公司的货物销售对象究竟是陆国兴还是豪逸公司或者是林某，高锋公司陈述货物销售对象为陆国兴，继而高锋公司又陈述，本案的合同相对方就是高锋公司与陆国兴。原审法院同时要求高锋公司明确本案的诉讼请求，高锋公司认为陆国兴、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应共同偿还拖欠的货款。理由是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陆国兴是自然人，而其又实际控制豪逸公司和国伟兴公司，陆国兴以豪逸公司和国伟兴公司的名义与高锋公司进行交易，导致高锋公司无法区分各自之间的欠款金额，故本案债务为三被告共同债务。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之的合同相对方应是高锋公司与陆国兴。1、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明确了合同双方即高锋公司与陆国兴之间的权利义务。2、即使是本案中高锋公司与豪逸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的传真件，也不能说明高锋公司与豪逸公司履行了合同，双方既没有合同所约定之货物的交付证明，也未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或提供相应的支付货款凭证加以说明。而无论高锋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其与豪逸公司之间的合同，双方是否已经履行，合同抬头显示供方为高锋公司，需方为广州高锋，高锋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广州高锋即是陆国兴可以高锋公司名义进行销售，可见高锋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5份合同在内的11份合同中，是确认陆国兴作为合同相对方而非其他对象。3、高锋公司也明确本案合同的相对人就是陆国兴。故原审法院认为，高锋公司与豪逸公司或者国伟兴公司无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因此高锋公司与后两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本案中并不存在，本案高锋公司诉请的要求陆国兴、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共同支付货款的请求不能成立。
所以，本案实际又回归至与前案同一的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即高锋公司与陆国兴之间的买卖关系及是否结欠货款的问题。高锋公司与陆国兴之间，虽然买卖关系可以确定，但高锋公司主张货款，应当承担其已经履行货物交付义务的举证责任。本案中，高锋公司举证的购销合同、送货单均无陆国兴的签字，在前案中林某作证称其作为陆国兴的下级代理商，高锋公司未能提供陆国兴指令其向林某发货的证据，也没有林某有权代表陆国兴收货的证据，故本案中高锋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不能反映向陆国兴交付货物的事实；本案中豪逸公司或者国伟兴公司非买卖关系中的当事人，尽管陆国兴是豪逸公司和国伟兴公司法人代表，但相对本案高锋公司与陆国兴的买卖关系而言，豪逸公司与国伟兴公司是买卖关系外的第三人，对账单由豪逸公司盖有合同专用章及国伟兴公司员工操新签名，而无陆国兴本人签名，并不能直接有效证明高锋公司与陆国兴之间的欠款情况。所谓合同专用章即对外签订合同专用，而非适用于对账，以合同专用章进行对账，本身证明效力也有瑕疵，更何况证明对象非合同专用章对应的公司而是第三者的货款；本案中高锋公司起诉实际基于的是国伟兴公司员工操新签名确认的2份对账单，2011年9月30日对账单由操新签名确认，欠款金额为532098元；2011年11月25日对账单截止至2011年11月25日，操新签名确认尚欠货款412391元，高锋公司起诉称陆国兴向高锋公司支付了5276元，截止至起诉之日，陆国兴尚欠高锋公司407115元。操新作为国伟兴公司的员工，如没有其公司的授权便无与公司客户对账的权利，更何况代表公司外的第三人陆国兴与客户对账，故操新的签名显然不足以证明陆国兴欠款的事实。而自2011年8月2日，双方一致确认所发生业务结算清楚以来，高锋公司未能向法庭提供给陆国兴供货及所供货物款项的有效证据，故高峰公司认为陆国兴结欠其货款的事实，依据不足，对于高锋公司的诉讼主张，吴江法院难以支持，应由高锋公司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高锋新颖建材（苏州）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46元，由高锋新颖建材（苏州）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高锋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陆国兴与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之间在经营中的关联关系予以否认，同时对于操新与陆国兴、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之间的关系未予查清。一审没有查清操新在对账单上签字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或者陆国兴。并且操新对于对账单的确认与本案判决结果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为第三人。二、一审判决否认高锋公司与豪逸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存在、高锋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与豪逸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豪逸公司确认对账单中欠款数额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陆国兴、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明确表示拒绝到庭应诉，应当视为认可高锋公司诉状中的内容。三、一审判决既认为陆国兴与豪逸公司属不同主体，却又以另案中陆国兴否认存在与豪逸公司之间的合同为由，在本案中否认高锋公司与豪逸公司之间合同的真实存在，属于自相矛盾。在（2012）吴江商初字第252号案件中，陆国兴否认了除其本人签字外合同的存在，但该表述是陆国兴代理人在该案中代表陆国兴个人作出，不能以此否认高锋公司与豪逸公司之间案件事实的认定。综上，原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陆国兴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对陆国兴不欠高锋公司货款的事实认定，请求二审驳回高锋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豪逸公司、国伟兴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二审经审理查明，在（2012）吴江商初字第0252号一案2012年6月6日的庭审中，陆国兴提交了10张建设银行转账凭证，用以证明2010年9月27日到2011年11月9日，陆国兴共向高锋公司支付款项1702114元。高锋公司对此质证认为：收款人是张某，该人与高锋公司没有关系，且汇款凭证与高锋公司主张的欠款期限在时间上也是不对的。
本案二审庭审中，关于诉争买卖合同的买方为谁，高锋公司陈述：“广州豪逸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关于操新系豪逸公司员工的依据，高锋公司陈述：“我们一直是和他联系的，操新在2011年9月30日的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而国伟兴公司是2011年10月25日成立的。操新在对账单上签字时上诉人（高锋公司）只与豪逸公司发生过买卖关系，”“其他依据没有”。关于相应的货款是如何支付的，高锋公司陈述：“都是从陆龙英个人的账户支付到张某的个人帐户的”。关于张某的身份，高锋公司陈述：“以我现在的陈述为准，张某是我公司的，我们公司就是用她的账户作为部分货款的收款帐户”。关于汇到张某的账户的货款金额，高锋公司陈述：“向张某汇款多少与本案最终结欠多少款项没有对应关系”。关于双方交易的总金额及已付货款金额，高锋公司陈述：“这个付款是2010年9月27日-2011年11月9日的付款，而操新最后确认欠款的时间是2011年11月25日，2011年11月25日以后的付款才能冲抵结欠的款项”。
以上事实，由二审庭审笔录及（2012）吴江商初字第0252号案件庭审笔录等予以证明。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高锋公司主张豪逸公司结欠货款进而要求豪逸公司按照2011年11月25日的对账单支付货款的依据是否充分？
本院认为，高锋公司主张货款金额所依据的证据为其提交的2011年8月31日、2011年9月30日、2011年11月25日的三份对账单传真件，该三份对账单抬头打印客户名称均为“陆国兴”，结合高锋公司与陆国兴之间订立的《产品销售代理合同》、高锋公司另案中向陆国兴个人主张本案所涉款项、陆国兴系豪逸公司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事实，可以认定本案所涉交易一方为高锋公司，另一方为陆国兴及豪逸公司，在本案所涉交易过程中，陆国兴及豪逸公司的权利义务存在混同。该三份对账单中虽载明了2011年6月至11月的对账金额，但陆国兴举证证明其在2010年9月27日至2011年11月9日期间向张某账户支付1702114元并抗辩相应货款已经结清，高锋公司亦认可其系通过张某账户收取货款，故在此情况下，高锋公司作为主张货款的一方，理应对结欠货款的事实及具体金额予以证明。而本案中，首先，高锋公司所提交的三份对账单中，2011年8月31日、2011年9月30日的对账单形成于陆国兴向张某付款之前，即使该两份对账单确系高锋公司与陆国兴或豪逸公司对账而形成，亦不能证明陆国兴付款之后的结欠金额。其次，2011年11月25日的对账单虽然形成于陆国兴付款之后，但该对账单仅有操新的签名，又系传真件，高锋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操新的身份，其主张操新系代表陆国兴或者豪逸公司进行对账的依据不足。再次，高锋公司提交的三份对账单中2011年7月份、8月份、9月份的结欠金额未发生变化，而在此期间陆国兴持续付款，高锋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对账金额的是如何计算得出。高锋公司作为交易的一方，未能向法庭陈述交易发生的总金额、已付款的具体数字，其所提交案涉交易的部分购销合同、送货单无法相互对应，亦无法与对账单相对应，故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货款金额。因此，高锋公司认为豪逸公司结欠货款并要求豪逸公司按照2011年11月25日的对账单支付货款的依据并不充分。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46元，由上诉人高锋新颖建材（苏州）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水娟
代理审判员 丁 兵
代理审判员 高小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周媚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