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71民初26529号
原告：陈度龙，男，197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博罗县。
委托代理人：郭怡然，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邱宏生，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告：东莞市某医院（原东莞市某医院），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黄洲祥龙路*号。
法定代表人：邓伟均，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赵立元，该医院职工。
委托代理人：朱秀恩，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度龙诉被告东莞市某医院（原东莞市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轩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7年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度龙的委托代理人郭怡然，被告东莞市某医院（原东莞市某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赵立元、朱秀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度龙诉称，2013年4月17日，原告因右腰痛至被告医院检查，被告给原告体检后发现原告患有右输尿管上段结石。依被告建议，2013年4月19日，被告给原告进行名为“右侧经皮肾取石术”手术，原告于2013年4月29日上午10时出院。2013年5月9日，原告发现有尿血情形，遂至被告医院检查并住院治疗。经被告诊断原告尿血原因为4月19日的右侧经皮肾取石术中植入的右侧输尿管内支架所致，遂于5月10日，被告给原告进行“输尿管内支架管取出术”。据被告手术记录显示，此次手术术程顺利。原告于5月12日办理了出院手续。2013年5月22日，原告再次发现尿血，并于当日在被告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住院治疗。被告给原告进行了“膀胱镜检查术”，诊断为右侧经皮肾取石术后迟发性出血。2013年5月24日20点30分，被告给原告进行“右肾动脉栓塞术”的介入手术，据被告手术记录显示术毕。然原告仅于“右肾动脉栓塞术”后一小时后便出现大出血及失血性休克，被告宣告本次“右肾动脉栓塞术”失败。2013年5月25日凌晨30分，因情况危急，被告遂给原告实施了右肾切除术，将原告右肾切除。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在给原告进行诊疗及手术中存在过失，以致诊断失误以及手术失败。多次出现出血状况，一直不能止血，自2013年4月17日起至2013年5月22日，原告三次入住被告医院，被告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诊断及预防。然而被告均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原告病情加重及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最终导致原告右肾被切除。被告的过失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身体健康，给原告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精神与身体伤害。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263387.96元（具体包括：护理费2400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2400元、营养费10000元、误工费9000元、残疾赔偿金20854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9970.26元、医疗过错鉴定费11100元、法医伤残鉴定费1800元，以上合计405212.26元，按被告的过错程度65%计算为263387.96元）；2.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东莞市某医院（原东莞市某医院）辩称，一、被告对原告的诊治符合相关诊疗规范、常规，不存在医疗过失行为。1.原告因“体检发现右侧输尿管结石3个月，右腰痛1周”于2013年4月17日入院，按照原告的临床症状体征，结合下腹部、盆腔螺旋CT平扫等辅助检查结果，原告“右输尿管上段结石”、“右肾轻度积水”诊断明确。因原告结石大小约13×20mm，体积较大，予行经皮肾取石术符合相关诊疗规范、常规。术中予气压弹道击碎输尿管结石并全部取出，留置右输尿管内支架管，术程顺利，术中出血少。术后原告右肾造瘘管引流偶有鲜红色尿液引出，术后一周情况逐渐稳定，未再出血，于术后一周拔除肾造瘘管，无并发出血，2013年4月29日出院。因此，被告不存在原告所称“诊断失误及手术失败”问题。2.原告于2013年5月6日开始出现肉眼血尿，无血块，5月9日再次到被告就诊。由于原告血尿程度轻，当时不符合肾动-
静脉瘘出血表现，故当时考虑右输尿管内支架导致患者血尿是符合循证医学要求的。而且，原告于2013年5月10日拔除内支架管后无血尿，这也表明当时的处理是合适的。原告于2013年5月12日出院直到2013年5月21日并无不适表现。3.原告于2013年5月22日在行右侧经皮肾取石术33天后因“血尿1天”再次入院。本次入院原告肾出血严重，经行膀胱镜检查后考虑右侧经皮肾取石术后右肾迟发性出血并建议原告行高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经冲洗膀胱后冲洗液转清，原告要求先行观察，视情况再决定是否手术。5月24日，原告再次出现血尿，遂于当日晚上对原告行右肾动脉栓塞术，术中见右肾下极动脉出血，注入明胶海绵及3×3mm弹簧圈一个后未见血液外溢结束手术，术后尿液转清。××患者在术后1小时再次大出血，出血量大且速度快，原告迅速出现休克。在开放手术时仍不能安全有效止血的情况下，经征得原告同意后行右肾切除以挽救原告生命。因此，被告对原告出现严重并发症后抢救及时，抢救措施符合相关诊疗常规，尽到了相应的责任。原告所谓“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原告病情加重及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最终导致原告右肾被切除”是不符合事实的。二、被告充分尊重了原告的知情同意权，被告在对原告手术前已经将手术可能存在的术中、术后出血的并发症进行了风险告知，被告是在原告签名同意后才进行手术的。三、原告行经皮肾取石术出现迟发性出血并最终导致其右肾被切除系手术并发症所致，属于原告应当承担的手术风险，与我院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不应由被告对原告出现难以完全避免的手术并发症而右肾被切除承担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7日，原告因“体检发现右输尿管结石3个月，右腰痛1周”到被告处住院治疗，初步诊断为右输尿管上段结石、右肾轻度积水。被告于2013年4月19日为原告行“右侧经皮肾取石术”，原告于2013年4月29日出院，本次住院共计12天，出院医嘱为：带药头孢丙烯、热淋清等，门诊换药；门诊随访要求：一年。2013年5月9日，原告因血尿三天到被告处住院治疗，被诊断为：1.血尿，2.右侧输尿管内支架管置入术后。2013年5月10日，被告补充诊断原告为泌尿道感染，并于当日对原告行“右侧输尿管内支架管取出术”。术后，原告于2013年5月12日出院，共计住院3天，出院医嘱为：注意休息，多饮水，门诊随诊；门诊随访要求：长期。2013年5月22日，原告因血尿1天再次到被告处住院治疗，被诊断为：1.血尿，2.急性尿潴留，3.右侧经皮肾取石术后。被告于2013年5月22日为原告行“膀胱镜检查术”，于2013年5月24日为原告行“右肾动脉栓塞术”。经上述治疗后止血效果不佳，被告又于2013年5月25日为原告行“右肾切除术”。原告于2013年6月11日出院，本次住院共计20天。
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就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其过错与原告目前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被告的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7月6日作出中大法鉴中心[2015]医鉴字第Y0636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部分认定：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过程存在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未及时诊断和延误治疗的过错行为；其过错行为导致原告经皮肾镜取石术后出血得以及早、有效治愈的可能性丧失，从而导致原告右肾被切除的后果无可避免，如及时诊断并采取正确的医疗措施，有较大的可能性能够避免出现无法有效止血，故被告过错行为的原因力应为主要因素，综合考虑到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和高风险性，以及经皮肾镜取石术出血的不可完全避免等因素，被告的原因力为主要因素（参与度61%-90%），建议过错参与为65%左右（供法庭参考）。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过程存在医疗过错行为；2.被告对原告的医疗过错行为和原告右肾被切除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主要因素（参与度61%-90%），建议过错参与为65%左右（供法庭参考）。原告对上述鉴定意见没有异议，被告则对鉴定机构关于“医方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未及时行血管造影检查，从而延误诊断和治疗”的意见存有异议，认为：1.鉴定意见书对原告术后的护理记录进行的列表说明并不符合鉴定机构认为“若夹闭肾造瘘管后，出现应警惕动脉性肾出血的可能”；2.原告在2013年4月29日出院，在2013年5月6日出现血尿当天并未到被告处就诊，被告无法对其进行“血管造影检查”；3.原告于2013年4月29日出院时，被告在出院医嘱中明确交待“如有不适，我院门诊随诊”，××原告在2013年5月6日出现血尿时并未到被告处就诊，而是到2013年5月9日才到被告处就诊，鉴定机构未对原告自身延误诊治分析责任；4.原告的迟发型出血表现非常不典型，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给患者做血管造影，一来可能找不到出血部位，二来增加经济负担，三来也可能保守治疗控制，四来也可能栓塞不成功，更何况在较少出血时采用动脉血管栓塞，可带来部分肾脏损害，功能丧失；综上，鉴定机构对被告过于苛责且没有充分考虑患者“不在院内且延误就诊”等患方因素，加重了被告责任，认定被告的过错参与度为65%左右明显畸重，应予以调整。针对被告提出的异议，本院发函至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要求该鉴定中心予以回复。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函复称，1.鉴定意见中已经明确写明提示动脉性出血的症状或体征；根据护理记录的记载，也有症状和体征提示原告并发肾脏动脉性出血，且2013年4月21日、22日、23日的护理记录存在书写不完整的情况；2.鉴定意见中描述为“在2013年4月21-29日，以及2013年4月29日-5月9日两个时间段内，均有症状和体征提示被鉴定人并发肾脏动脉性出血，××医方未尽高度注意义务，未及时性血管造影检查，从而延误诊断和治疗，违反诊疗规范，存在过错”，鉴定意见并未要求被告在2013年4月29日-5月9日对原告进行造影检查；3.被告无法解释其在2013年5月9日-5月12日期间的延误治疗行为；4.介入栓塞是目前对治疗经皮肾镜取石术并发出血的首选，对肾功能损害最小的治疗方法。被告对于鉴定机构的回复意见不予认可。本次鉴定，原告支出鉴定费11100元。
原告提交由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9月29日出具的广东岭南法医鉴定所[2016]临鉴字第1155号《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证明原告的伤残等级被评定为八级伤残。对此，被告认为该鉴定系原告单方委托，且对鉴定结论参照的标准有误，故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被告在指定期限内并未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本次鉴定，原告支付了1800元鉴定费。
另查，陈度龙为农业家庭户口居民，其与妻子关计祝共同生育两名子女，分别为女儿陈凯琳（2000年5月15日出生）、儿子陈国柱（2004年9月1日出生）。陈度龙的父亲陈叶云（1950年12月9日出生）和母亲崔贱（1949年8月11日出生）共生育了原告及陈锦堂二人。事发时，原告为37周岁，陈叶云为62岁零4个月，崔贱为63岁零8个月，陈凯琳为12岁零11个月，陈国柱为8岁零7个月。原告主张其从2012年4月起一直在东莞市益利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从事业务员一职，月平均工资为3000元，相关赔偿项目应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赔偿金额，其中误工费按月收入3000元的标准计算，误工时间为第二次及第三次住院时间及出院后的休养时间，因无相关医嘱，原告自行酌定3个月；护理费及住院伙食补助费是原告第二次及第三次住院期间产生的费用，护理人员系原告的妻子，护理费及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日100元的标准计算24天；虽无医嘱证明营养费，××原告术后需加强营养，故自行酌定营养费为10000元；案涉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对象为原告的父母及两名子女，其中女儿陈凯琳、儿子陈国柱由原告及妻子二人抚养，父母陈叶云、崔贱由原告一人扶养。原告还主张，由于被告的医疗过错行为导致原告伤残，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故被告应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对于上述主张，原告提交居住证、《工作及收入证明》、《劳动合同》、《工资表》、营业执照等予以证实。其中，居住证显示的有效期限为2012年6月5日至2013年6月5日，现居住地址为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温周路温塘南路218号；《工作及收入证明》由东莞市益利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出具，载明原告在2012年4月至2013年6月期间在该公司工作，担任业务员一职，月基本工资约为3000元；《劳动合同》的签订双方为东莞市益利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及原告，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工资表》显示原告在2012年4月至2013年5月期间，每月实发工资为3200元。针对原告诉求的赔偿项目，被告认为：1.原告住院期间生活能够自理，且医嘱也没有显示需要陪护人员，故对护理费有异议；2.原告诉求的营养费没有依据；3.原告并未提交医嘱证明出院后需要全休，且根据《工资表》显示，原告已领取2013年5月的工资，即原告不存在误工损失，原告诉求误工费没有事实依据；4.原告诉求的伤残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且原告父母应由原告及陈锦堂二人共同扶养。被告并主张，原告尚欠被告医疗费19909.21元，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原告确认已领取了2013年5月的工资，××认为原告的治疗费用系因被告的医疗过错行为而产生的，本应由被告承担，故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上述事实，有病历资料、常住人口登记卡、亲属关系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工作及收入证明、劳动合同、营业执照、医护人员执业证书、住院费用表、函以及本案的庭审笔录、证据交换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被告是否需要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大小；二、原告的损失如何计算。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存在医疗过错，且该医疗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已依法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就被告案涉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其过失与原告目前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责任比例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的中大法鉴中心[2015]医鉴字第Y0636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已明确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被告的过错行为与原告右肾被切除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主要因素（参与度61%-90%）。该鉴定程序合法，鉴定内容明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医学行业规范，故本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认可。虽然被告对该鉴定意见存有异议，××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也未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故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定被告东莞市某医院应就其医疗过失行为造成原告的损失承担65%的赔偿责任。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的损失应按法定标准计算如下：
1.伤残赔偿金：①伤残赔偿金：陈度龙为农村户口居民，事发时为37岁，虽然原告提交的居住证显示有效期为2012年6月5日至2013年6月5日，××结合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工资表》、《工作及收入证明》可知，原告从2012年4月起就在东莞市益利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工作，即原告在事发前已在东莞市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此外，根据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八级伤残，被告对此存有异议，××未能举证予以反驳，也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重新鉴定的申请，故本院对原告关于其伤残等级为八级伤残的主张予以采纳，原告诉求的伤残赔偿金应按广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7.2元/年的标准计算为：34757.2元/年×20年×30%=208543.2元。②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包括陈叶云、崔贱、陈凯琳及陈国柱四人。事发时，四人的年龄分别为62岁零4个月，63岁零8个月，12岁零11个月及8岁零7个月，被扶养年限分别为17年零8个月、16年零4个月、5年零1个月及9年零5个月，其中陈凯琳和陈国柱由原告夫妻二人共同扶养。至于陈叶云及崔贱，根据原告提交亲属关系证明可知，陈叶云和崔贱共生育原告及陈锦堂两个儿子，原告主张陈叶云及崔贱由其一人扶养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认定陈叶云及崔贱由原告及陈锦堂二人共同扶养。为此，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广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5673.1元/年的标准计算为：[25673.1元/年×（16+4/12）年+25673.1元/年×（1+4/12）年×1/2]×30%=130932.81元。以上两项合计339476.01元。
2.护理费：原告第二次住院的时间为2013年5月9日至2013年5月12日，共计3天；第三次住院的时间为2013年5月22日至2013年6月11日，共计20天。原告没有提交护理人员的职业及工资收入证明，护理费本院参照东莞市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50元/天的标准计算为：50元/天×23天=1150元。
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第二次及第三次住院共计23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计算为100元/天×23天=2300元。
4.营养费：原告诉求营养费10000元，××未能提供任何医疗机构出具建议其加强营养的医嘱证明，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5.误工费：原告主张误工时间为第二次（2013年5月9日至2013年5月12日）、第三次（2013年5月22日至2013年6月11日）的住院期间及出院后的休养期间，共计3个月，××原告并未能提交建议原告出院需休养的医嘱予以证明，且原告亦明确已领取了2013年5月的工资，即原告在2013年5月并不存在误工损失，故本院认定原告误工费的计算时间应为2013年6月1日至6月11日，共计11天。原告主张按月平均工资3000元的标准计算误工费，并提交了《工作及收入证明》、《工资表》、《劳动合同》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予以采纳，综上，原告的误工费应计算为：3000元/月÷30天/月×11天=1100元。
6.伤残鉴定费：1800元，原告已提交相应的鉴定费发票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以上费用共计345826.01元，应由被告承担65%即224786.91元。另外，由于被告的过错行为，导致原告构成八级伤残，原告的精神必然因此受到一定的损害，原告诉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结合原告的损害后果、被告的过错程度、赔偿能力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本院酌定被告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9750元。综上，被告共计需要赔偿原告234536.91元，对于原告超出以上计算标准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对于被告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原告拖欠的医疗费用19909.21元的主张，因被告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且原告也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被告的该项主张，被告可另行向原告主张。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东莞市某医院（原东莞市某医院）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陈度龙234536.91元；
二、驳回原告陈度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925.4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663.89元，被告负担2261.52元；医疗损害鉴定费11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3885元，被告负担72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 轩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徐慧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