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83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毕节汇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小坝镇。
法定代表人：李主华，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天明，云南欣晨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山虎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
法定代表人：朱兴根，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马洁、来凌，浙江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杭州汇丰车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葛墩村。
诉讼代表人：朱国发，杭州汇丰车桥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利刚、张秀良，杭州汇丰车桥有限公司管理人成员。
原审被告：毛建平，男，汉族�1959年2月24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君红、周体，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沈卫珍，女，汉族，1962年9月4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君红、周体，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毕节汇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节汇丰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山虎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虎机械公司），原审被告杭州汇丰车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汇丰公司)、毛建平、沈卫珍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毕节汇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本案争议焦点是毕节汇丰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即案涉编号为“ZB95112014281102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毕节汇丰公司是否发生效力。根据一审法院在案证据，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过程是：2013年8—10月份间，毕节汇丰公司的时任股东周云华、毛建平同意对当时杭州汇丰公司正在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办理的15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并签署了手填内容完全空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董事会同意担保意见书》等文件，将相关文件邮寄至杭州汇丰公司后，由该公司交给浦发银行余杭支行；该笔贷款在2014年1月3日办结并发放，但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未使用毕节汇丰公司出具的上述担保资料作为该笔借款的担保。2014年12月24日，在毕节汇丰公司出具相关材�一年多以后，浦发银行在为杭州汇丰公司办理本案案涉贷款业务时，在未征询毕节汇丰公司意见的情况下，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工作人员在相关材料上手填空白内容并签字盖章，形成了本案案涉的毕节汇丰公司对杭州汇丰公司在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从2014年12月25日起至2015年12月25日止发生的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l500万元的债权承担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公司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董事会同意担保意见书》以及编号为“ZB95112014281102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毕节汇丰公司认为，根据上述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编号为“ZB95112014281102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毕节汇丰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周云华以毕节汇丰公司的名义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属无权代理，对毕节汇丰公司不发生效力。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5．3条第(1)款约定：“本合同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及债权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该合同的生效时间为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签字盖章之日，即2014年12月25日。只要明确该合同生效时周云华的签字盖章是否具备相应授权，贷款银行是否善意无过失，就足以认定该合同对毕节汇丰公司是否生效。显而易见，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周云华无权代理签订的合同，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存在重大过错，合同对毕节汇丰公司不发生效力。首先，《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2014年12月25日合同生效当天，毕节汇丰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工商变�登记已经办结，周云华己不是毕节汇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便其签字盖章时享有法定代表权，但合同生效时其法定代表权已经丧失，签字盖章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毕节汇丰公司未对周云华无权代理签订的合同进行追认，该合同对毕节汇丰公司不发生效力，应由行为人周云华承担责任。其次，《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凋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情况，测定贷款的风险度。”《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贷款人应采取现场与非现场相结合的形式履行尽职调查，形成书面报告，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九)对有担保的流动资金贷款，还需调查抵(质)押物的权属、价值和变现难易程度，或保证人的保证资格和能力等情况。”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作为贷款人，应当根据《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全面、详实地核查保证人的相关情况，其不仅违反法定的注意和审查义务，未能审查到合同生效时毕节汇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的事实，还在未与毕节汇丰公司联系的情况下，擅自在毕节汇丰公司一年多以前出具的空白的《公司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董事会同意担保意见书》、《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填写内容、签字盖章，操作过程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不构成善意的相对人，不成立表见代理。二、一审法院对周云华的意思表示内容认定错误。本案属周云华无权代理签订的合同，对毕节汇丰公司不发生效力，即便是从考察周云华意思表示的角度，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也是错误的。首先，周云华所称毕节汇丰公司对杭州汇丰公司向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贷款1500万元“只担保一年”应当理解为对2013年8一10月间正在办理的、预计在2013年11月到12月间发放的、金额为1500万元的一年期贷款提供担保，绝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为2014—2015年一年内发生的借款提供担保，如果周云华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杭州汇丰公司在一整年内发生的贷款均提供担保的话，就不会在2014年10月毛建平提出为本案案涉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时坚决予以反对。其次，本案毕节汇丰公司的担保文件于2013年8—10月间形成，即周云华和毛建平同意担保的意思表示是在2013年8—10月间作出的，那么同意担保一年的�保期就应当从意思表示作出之目起算，案涉借款合同签订于2014年12月25日，还款期限为2015年12月，已经远远超过周云华在2013年8—10月间做出的“担保一年”的意思表示范围。一审法院认定“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认定周云华于2014年1月以前在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盖章”，随后又认定“自2014年1月起推算，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发生时间2014年12月25曰仍在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所约定提供担保的债权确定期内”，既前后矛盾，又曲解了周云华的意思表示。三、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务合同，毕节汇丰公司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之间并未就《最高额保证合同》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列明了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期间、被担保的主债权确定期间、违约处理、合同变更与解除等事关双方具体权利义务关�的诸多内容，已经不是简单的保证人单方承诺即成立担保的单务法律行为，该合同第5．3条也明确约定本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才生效：即双方如此繁杂的权利义务关系需经意思表示一致，才对双方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显而易见，本案双方并未形成意思表示一致：周云华在2013年8—10月签署的文件是为当时杭州汇丰公司正在办理的、预计在2013年11月到12月间发放的、金额为1500万元的一年期贷款提供担保；浦发银行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填写的内容是为杭州汇丰公司在2014年12月24日至2015年12月23日止的期间内办理的余额不超过1500万元的融资业务主债权提供担保，双方意思表示南辕北辙，合同不发生效力。四、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首先，周云华作为无权代理人，应对《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责任，此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应向其进�追偿；其次，浦发银行及周云华作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方，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的相关情况最为清楚，二者未参与到本案诉讼程序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毕节汇丰公司在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被一审法院驳回，毕节汇丰公司认为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其次，本案山虎机械公司起诉请求杭州汇丰公司支付代偿款项5056000元，此为给付之诉，一审法院应当针对山虎机械公司的诉请就杭州汇丰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代偿款项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山虎机械公司对杭州汇丰公司享有代偿债权5056000元，此系确认之诉的判决。一审超出山虎机械公司的诉讼请求，是不合法的诉外裁判。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本案依法应当先确定向债务人不能承担的债务数额，否则其他保证人需承担的责任数额就无法明确，一审法院认定“山虎机械公司在通过杭州汇丰公司的破产程序等法定程序确定向杭州汇丰公司不能追偿案涉代偿款债务后，被告应在山虎机械公司就杭州汇丰公司所欠代偿款5056000元不能向杭州汇丰公司不能追偿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山虎机械公司在通过杭州汇丰公司的破产程序等法定程序确定向杭州汇丰公司不能追偿的部分尚不明确，四分之一的数额不清。毕节汇丰公司认为山虎机械公司对本案不享有诉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遗漏�事人、程序违法，毕节汇丰公司特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维护毕节汇丰公司的合法权益。
山虎机械公司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涉案合同的签订过程和事实的认定和本案的相关证据是一致的。如果毕节汇丰公司认为涉案银行侵害其权利可以另案主张。山虎机械公司履行了相关的代偿行为之后向相关人员进行履行，法律没有禁止性的规定。请求维持原判。
杭州汇丰公司、毛建平、沈卫珍的答辩意见和一审意见一致。
山虎机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杭州汇丰公司向山虎机械公司支付代偿款5056000元；二、杭州汇丰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三、毕节汇丰公司、毛建平、沈卫珍分别在代偿款5056000元的四分之一即1264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杭�汇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毛建平联系时任毕节汇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周云华，要求毕节汇丰公司为杭州汇丰公司向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借款提供担保，周云华同意担保，并在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为债权人、毕节汇丰公司为保证人的两份仅有打印文字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并加盖毕节汇丰公司公章，该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打印文字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为确保债务人全面、及时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各项义务，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保证人自愿按本合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确认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形式），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________元整（大写）为限；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等；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4年1月，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工作人员冯凯丽在接手经办杭州汇丰公司贷款业务时，于杭州汇�公司贷款档案材料中发现该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合同第6.3条被担保的主债权处已有“2014”、“2015”、“人民币壹仟伍佰万”手写文字，并且附有周云华签名、毕节汇丰公司加盖公章的《公司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周云华与毛建平签名、毕节汇丰公司加盖公章的《董事（股东）会同意担保意见书》及毕节汇丰公司章程，《公司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及《董事（股东）会同意担保意见书》正文处已有“2014”、“2015”、“壹仟伍佰万”手写文字。2014年12月25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工作人员冯凯丽安排其他人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首页编号处书写“ZB9511201428110201”，首部保证人处书写“贵州毕节汇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在第6.2条债务人处书写“杭州汇丰车桥有限公司”，在第6.3条处书写“12”、“25”、“12”“25”，在第6.4条书写“叁”、“贰”、“壹”，在债权人及保证人落款签署日期处书写“2014、12、25”。同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工作人员在《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债权人处加盖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及胡根献印章。2014年12月24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为债权人，与保证人山虎机械公司签订编号为ZB9511201400000267《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与保证人毛建平、沈卫珍签订编号为ZB9511201400000268《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两份合同主要约定如下：为确保债务人杭州汇丰公司全面、及时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各项义务，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保证人自愿按本合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确认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形式），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14年12月24日至2016年12月23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为限；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等；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4年12月26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为贷款�、杭州汇丰公司为借款人签订编号为95112014281106《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主要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12月26日起至2015年12月25日止，实际提款日和还款日以贷款人、借款人双方办理的借据（借款凭证）上所记载的日期为准，最后一次还款日不得超过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借据（借款凭证）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笔贷款发放时按发放日贷款人公布的12个月的贷款基础利率加111BPS计算；每笔贷款发放后在贷款期内遇贷款人调整基础利率，贷款利率调整方式为固定利率，即利率不作调整；贷款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20日，且本合同项下每笔还款利随本清；逾期罚息利率按计收罚息日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执行；贷款人对借款人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包括正常利息、逾期罚息），自逾期之�起，按本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按实际逾期天数计收复利；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本金、支付利息的，还应当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律师费、差旅费以及各种其他应付费用；山虎机械公司签订的编号为ZB9511201400000267《最高额保证合同》、毛建平和沈卫珍签订的编号为ZB9511201400000268《最高额保证合同》、毕节汇丰公司签订的编号为ZB9511201428110201《最高额保证合同》等为本合同的担保合同；借款人发生重大交叉违约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违反其所签署的其他任何借贷合同、协议的约定，或借款人到期应付而未付其签署的其他接待合同、协议项下的债务的，或借款人未按期还本付息或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构成对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违约，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全部或部分立即提前到期，并要求立即归还部分或全部借款，所欠利息结清，并通过各种形式向担保人或借款人立即追索。同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向杭州汇丰公司发放贷款500万元，借款凭证载明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5日，利率为月利率5.6‰。2015年7月15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以杭州汇丰公司在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开立的编号为CD95112015880001、CD95112015880002号的承兑汇票业务发生垫款为由，宣布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前到期，2015年8月20日，山虎机械公司为杭州汇丰公司代偿借款本息5056000元。山虎机械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后起诉至法院，请求上判。另查明：1、2014年12月16日，毕节汇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云华将毕节汇丰公司公章由工作人员周林佳移交给现任法定代表人李主华一方。2014年12月19日，毕节汇丰公司原股东毛建平、周云华分别�毕节汇丰公司现股东李主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约定将其持有的毕节汇丰公司60%、40%股权均以1元价格转让给李主华。2014年12月23日，双方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并将毕节汇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周云华变更为李主华。2、诉讼中，毕节汇丰公司申请对编号为ZB9511201428110201《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加盖的“毕节汇丰公司”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法院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4月27日作出编号为浙江汉博[2016]文鉴字第23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签署日期为“2014年12月2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保证人（公章）栏“贵州毕节汇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3、毕节汇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云华在法院于2016年9月22日对其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毕节汇丰公司对杭州汇丰公司向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贷款“担保期限是一年”、“所以我就同意毕节汇丰公司担保一年”，在法院于2016年10月9日对其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毕节汇丰公司对杭州汇丰公司向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贷款1500万元“担保期说是一年，也就是只担保一年”。4、庭审中，山虎机械公司、杭州汇丰公司、毛建平、沈卫珍确认，编号为ZB9511201400000267、ZB9511201400000268《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除本案所涉借款外，另有（2015）杭余商初字第2898号、（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1057号、（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1058号案件所涉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杭州汇丰公司之间的借款。5、2016年9月14日，法院根据浙江新东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对被申请人杭州汇丰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原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杭州汇丰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与山虎机械公司、毛建平、沈卫珍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依约提供了借款，杭州汇丰公司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提前收回贷款本息，而山虎机械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为杭州汇丰公司代偿了贷款本息。山虎机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杭州汇丰公司追偿。因法院已于2016年9月14日裁定受理申请人浙江新东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杭州汇丰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根据法律规定，杭州汇丰公司对债务的清偿应通过破产程序进行，故法院对山虎机械公司要求杭州汇丰公司在本案中支付代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仅确认山虎机械公司对杭州汇丰公司享有代偿款债权5056000元。本案争议焦点是毕节汇丰公司是否应对�案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一、关于毕节汇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云华在《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签名盖章的时间。根据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工作人员冯凯丽的陈述，其2014年1月从前手经办人处接手杭州汇丰公司贷款档案材料，系2014年1月份以后杭州汇丰公司贷款业务的经办人，其在经办杭州汇丰公司贷款业务过程中并未与毕节汇丰公司联系过，且在2016年9月18日询问笔录中陈述2014年1月接手杭州汇丰公司贷款档案材料时毕节汇丰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已经存在。结合周云华关于“2013年10月左右”签订为杭州汇丰公司向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陈述，以及法院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仅调取到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2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而未调取到书写其他内容的毕节汇丰公司盖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客观情况，且毕节汇丰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16日、23日移交公章及变更法定代表人，法院认定毕节汇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云华在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盖章签名实际是在2014年1月份之前。二、关于加盖毕节汇丰公司公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是否包括案涉债权。周云华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盖章时系毕节汇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对在合同落款签名盖章的法律后果应有一定辨别能力。虽然毕节汇丰公司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的债权确定期不予认可，且冯凯丽陈述合同部分文字为其在未与毕节汇丰公司联系确定的情况下自行填写，但根据庭审情况及冯凯丽、周云华的陈述，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法院认定毕节汇丰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债权确定期覆盖本案2014年12月25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毕节汇丰公司仍系本案借款的保证人。理由如下：其一、毕节汇丰�司原法定代表人周云华在2016年9月22日询问笔录中陈述了案涉毕节汇丰公司为保证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形成过程，其同意毕节汇丰公司为杭州汇丰公司的1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虽然周云华陈述其在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盖章时手写文字空白，但是该合同打印文字已能反映系为他人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且，毕节汇丰公司为其担保事宜向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公司提供了一系列担保材料，包括《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董事（股东）会同意担保意见书》、公司章程，经法院向周云华核实，周云华确认上述材料系毕节汇丰公司提供担保时所提供并认可落款签名盖章真实性。故法院认定周云华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盖章系同意毕节汇丰公司为杭州汇丰公司1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且真实。其二、毕节汇丰公司签名盖章的合同名称为“最高额保证合同”，顾名思义，系针对一定期间内发生的借款合同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提供保证担保而订立。如上所述，虽然周云华陈述其签名盖章时主文手写部分均为空白，但打印文字也已能反映系为债务人一段期间内向浦发银行的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冯凯丽在法院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在发现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董事（股东）会同意担保意见书》时，合同第6.3条被担保主债权的债权确定期年份处文字“2014”、“2015”及最高限额处文字“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已经存在，《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董事（股东）会同意担保意见书》中“2014”、“2015”、“壹仟伍佰万”文字也已经存在，对此毕节汇丰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周云华签名盖章时上述手写文字均为空白或上述手写文字并非毕节汇丰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周云华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手写文字全部空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签名盖章亦与常理不符。即使按照周云华在2016年9月22日询问笔录中陈述的“担保期限是一年”、“所以我就同意毕节汇丰公司担保一年”、在2016年10月9日询问笔录中陈述的“担保期说是一年，也就是只担保一年”，因根据本案现有情况仅能认定周云华于2014年1月以前在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盖章，自2014年1月起推算，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发生时间2014年12月25日仍在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所约定提供担保的债权确定期内。毕节汇丰公司认为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实际系为2014年1月3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但如前所述，该合同系为一定期间内的借款在最高债权限额内提供担保，故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毕节汇丰公司、毛建平、沈卫珍均为杭州汇丰公司向�发银行余杭支行的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之规定，山虎机械公司在通过杭州汇丰公司的破产程序等法定程序确定向杭州汇丰公司不能追偿案涉代偿款债务后，毛建平、沈卫珍应在山虎机械公司就杭州汇丰公司所欠代偿款5056000元不能向杭州汇丰公司不能追偿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超过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杭州山虎机械有限公司对杭州汇丰车桥有限公司享有代偿款债权5056000元；二、毛建平对杭州山虎机械有限公司就上述第一项债务向杭州汇丰车桥有限公司不能追偿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沈卫珍对杭州山虎机械有限公司就上述第一项债务向杭州汇丰车桥有限公司不能追偿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贵州毕节汇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对杭州山虎机械有限公司就上述第一项债务向杭州汇丰车桥有限公司不能追偿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杭州山虎机械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192元，由杭州汇丰车桥有限公司负担，毛建平、沈卫珍、贵州毕节汇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分别对杭州汇丰车桥有限公司不能负担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期间，各方都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为：毕节汇丰公司就本案借款是否要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的审判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首先，周云华签订上述合同时系毕节汇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可见上述合同签订时周云华具有代表毕节汇丰公司订立合同的正当权利，至于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达成时周云华已不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不能推翻合同订立时周云华代表毕节汇丰公司行为的有效性，加之《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毕节汇丰公司签章的真实性经鉴定已得以确认，故该合同的订立应认定为系毕节汇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对毕节汇丰公司具有约束力；其次，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内容，毕节汇丰公司为杭州汇丰公司自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12月25日期间的债务，在最高额不超过150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并无证据证明上述日期及金额订立时均为空白、系银行人员事后单方填写。周云华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其与银行订立合同时对相关期限和金额内容空白持有异议，可以不签订合同或要求填写完毕后再签订，因此，即便案涉合同订立时上述相关内容空白亦不应认定有违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结合银行人员关于�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董事（股东）会同意担保意见书》中“2014”、“2015”、“壹仟伍佰万”文字在发现《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已经存在的陈述，可以认定现《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内容反映了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如上所述，周云华当时具有代表毕节汇丰公司订立合同的合法权限，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毕节汇丰公司应予以承担；再次，《最高额保证合同》订立的目的为毕节汇丰公司为杭州汇丰公司在一年期限内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不超过1500万元的担保，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除本案债务之外，毕节汇丰公司为杭州汇丰公司另外债务提供同类担保。综合上述，毕节汇丰公司提供的担保包含本案2014年12月25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其应就本案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山虎机械公司因履行保证责任而向包括毕节汇丰公司在内的保证人行使追偿权，原审�院为查明本案事实依法进行了相关的调查询问，债权人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毕节汇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云华不属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审法院未予追加不违反法定程序，毕节汇丰公司以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为由要求发回重审依据不足。本案对应主债务亦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并且，鉴于目前主债务人杭州汇丰公司的破产程序正在进行中，山虎机械公司向杭州汇丰公司追偿所得最终实际款项尚无法确定，原审法院本案中确认山虎机械公司对杭州汇丰公司享有代偿款债权，及认定其他保证人就不能追偿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毕节汇丰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案件受理费11798元，由贵州毕节汇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瞿 静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