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59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祁永兰，女，1930年5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建冬，男，1981年11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秀芝，女，1943年10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旭，北京兰台（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安杨，北京兰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祁永兰因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0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2月，马秀芝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祁永兰的丈夫马勤系兄妹关系。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黄米胡同3号西房一间系我与马勤的祖产，落实私房政策后，上述房产变更由我与马勤共有。1998年元月1日，因上述房屋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我与马勤及祁永兰签订了一份赠与协议，在我支付5000元的补偿款后，马勤及祁永兰自愿将上述房屋中属于自己的产权份额赠与我，并由马勤夫妇的子女马文侠和马文祥作为见证人签字见证。协议签订后，马勤夫妇将房屋产权证交付给了我，我已实际占有房屋多年，并对房屋进行了两次翻建。马勤在世时，我们因缺乏法律知识一直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马勤去世后，祁永兰不同意协助我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现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我与马勤、祁永兰于1998年元月1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有效，判决北京市东城区黄米胡同3号西房一间（4号）归我所有。
祁永兰辩称：认可双方于1998年元月1日签订的赠与协议的真实性，但该�议名为赠与实为买卖，马秀芝交付的5000元系房屋预付款。不同意马秀芝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马秀芝与马勤（2005年去世）系兄妹关系，马勤与祁永兰系夫妻关系，马文侠、马文祥系马勤与祁永兰婚生子女。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黄米3号（大佛寺西街42旁门西院南部）西房（4号）一间系马秀芝与马勤的祖产，落实私房政策发还后，上述房产变更由马秀芝与马勤共有，房屋发还时，已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属于危险房屋。
1997年12月16日，马秀芝向争议房屋所在的景山房管所交付了危房翻建费15000元，用于翻建争议的房屋。
1998年元月1日，马秀芝与马勤、祁永兰签订了一份赠与协议，内容为：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大佛寺西街黄米胡同3号西房一间，实际使用面积为9.8平方米，我（马勤）和我小妹（马秀芝）协商，本人与妻（祁永兰）同意，愿将自己4.8平方�房屋赠与小妹（马秀芝），我妹马秀芝愿意付给经济补偿人民币伍仟元整，双方同意永不反悔。证人马文侠、马文祥在上述协议上签字。赠与协议签订后，马秀芝向祁永兰夫妇支付了5000元补偿款，实际占有了争议房屋，现共有产权证均在马秀芝手中。
1998年6月，景山房管所对争议的房屋进行了翻建，房屋翻建后，争议的房屋一直由马秀芝占有、使用。
2009年7月，马秀芝对争议房屋进行了二次翻建并加盖了二层，现该房屋已对外出租。
另查，1997年12月，马秀芝向北京市东城区景山房管所申请翻建房屋时，其私房组负责人孟相书曾向马秀芝提出以3000元的价格回购争议房屋。
再查，祁永兰夫妇籍贯为河北省高碑店市张六庄乡邱家营村，其子女在1998年前到北京打工时，一直由马秀芝一家给予照顾，对此祁永兰夫妇一直予以肯定。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之间赠与�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可以认定赠与有效。
根据查明的事实，受赠人马秀芝与赠与人马勤、祁永兰于1998年元月1日签订赠与协议后，赠与人马勤、祁永兰已将共有产权证交与受赠人马秀芝，受赠人马秀芝已实际占有、使用争议房屋多年，并对争议的房屋多次翻建，故马秀芝与马勤、祁永兰于1998年元月1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有效，马秀芝主张北京市东城区黄米3号（大佛寺西街42旁门西院南部）西房一间归其所有，于法有据，其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判决：一、马秀芝与马勤、祁永兰于一九九八年元月一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有效；二、马秀芝与马勤、祁永兰共有的北京市东城区黄米3号（大佛寺西街42旁门西院南部）西房（房号四）一间变更归马秀芝所有。
判决后，祁永兰不服，上诉至本院要求改判驳回马秀芝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理由如下：第一、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具体表现在：我方向一审法院邮寄管辖权异议申请，但该邮件被一审法院退回；代理人认为其在一审中的权限是全权代理，但一审法院将判决书直接邮寄给了祁永兰本人，没有邮寄给代理人；本案争议事实不清，一审法院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第二、马文侠、马文祥应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该参加诉讼。第三、只有具有扶贫救灾性质的赠与合同，被赠与人才有权请求交付，本案不属于上述情况，故马秀芝没有诉权。第四、本案中的协议不属于赠与协议，而是未生效的买卖协议。第五、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为祁永兰并没有将房本交付给马秀芝，马秀芝也没有占有使用房屋，而是一直出租。
马秀芝同意原判，并答辩称：第一、诉争房屋所在地在东城区，所以一审法院管辖正确；一审法院进行了调查取证，本案权利义务明确，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法院将判决书直接送达给当事人祁永兰本人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二、本案是赠与合同纠纷，马文侠、马文祥不是利害关系人，不应作为诉讼参与人。第三、我作为协议中的受赠人起诉要求赠与人履行协议，是有诉权的。第四、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明确了赠与的意思表示，本案属于赠与合同纠纷。另外，我虽然基于亲情给付了5000元作为经济补偿，在当时这5000元也是一个合理的对价。第五、协议签订后，祁永兰及马勤将房本交予马秀芝，房屋也一直由马秀芝占有、使用。综上，不同意祁永兰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祁永兰主张其曾向一审法�提出管辖权异议，就此主张提交一快递封皮，其中显示收件公司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收件人为”李法官”，该邮件无人签收。祁永兰称不清楚法官姓名，该邮件被快递公司退回，未能实际送达，一审庭审中，其也没有再提出过管辖权异议一事。
另查，祁永兰认可自1987年办理诉争房屋的产权证后，共有产权证一直都在马秀芝手中。祁永兰主张马秀芝支付5000元钱后，一直将房屋对外出租，没有自己居住，但未就此提供证据。马秀芝对此不予认可，称其自1998年翻建房屋后一直在此居住，当时的政策也不允许出租，直至2011年左右才将房屋出租。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房屋所有证、协议、调查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祁永兰、马勤夫妻与马秀芝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将诉争房屋中其所有的4.8平米份额赠与马秀芝，双方对协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该协议系赠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房产所有证一直在马秀芝手中，马秀芝在签订协议后多次对房屋进行翻建、加盖等，该房屋实际一直由马秀芝占有、使用、收益。祁永兰于签订协议近16年后起诉主张该协议实际是买卖，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未予采纳，确认赠与协议有效，房屋变更为马秀芝所有，符合法律规定。
祁永兰上诉称协议为买卖协议、房产证没有交付给马秀芝、马秀芝未占有使用该房屋，上述上诉理由均与事实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关于程序问题，祁永兰二审认可并未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面送达或当庭告知一审法院，其主张一审法院未处理其管辖权异议，程序违法，缺乏事实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三条及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故简易程序的选择由人民法院分别具体情形予以确定，祁永兰主张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法，缺乏法律依据。祁永兰作为本案的当事人是诉讼文书的受送达人，而马建冬作为委托代理人并不能剥夺当事人本人收取诉讼文书的权利，原审法院将判决书直接送达给受送达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祁永兰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要求发回重审，均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
马秀芝作为赠与合同的一方有权基于赠与合同提起诉讼，祁永兰主张马秀芝不享有程序上的诉权，缺乏法律依据。祁永兰的子女马文侠、马文祥并非赠与合同的任何一方，在原审法院，祁永兰未主张案外人与本赠与合同纠纷有利害关系，祁永兰二审称马文侠、马文祥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马秀芝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祁永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保河
审 判 员 王云安
代理审判员 李 倩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卢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