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70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女，1972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现住上海市普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7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199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盛建坤，浙江赞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某1（曾用名袁某2），男，197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朱纪华，杭州市义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3，男，194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法定代理人金某1，系袁某3的儿子。上诉人袁某、陈某1、陈某2因与上诉人金某1、被上诉人袁某3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袁某3与葛某（已去世）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儿子袁某（即金某1）、女儿袁某。1983年10月19日，袁某3户以草舍破旧为由向原萧山县新围人民公社文伟大队管理委员会提出建房用地申请，当时家庭成员除户主袁某3外，还包括葛某、袁某（即金某1）、袁某等三人。后经批准，袁某3户在原地基上修建平屋3间。1989年10月，金某1的户籍从原户籍地文××村××至××区××浪村。袁某自1988年起长期生活在上海，但户籍未作迁移。××××年××月××日，袁某、陈某1在上海市民政局登记结婚，双方于××××年××月××日生育儿子陈某。2011年期间，由金某1、葛某牵头对上述位于文伟村的农村老宅进行翻建，由原先三间平房翻建为三间三层的楼房，在此过程中，袁某也有部分出资。因袁某3有精神方面疾病，对家人存在暴力行为，葛某在2011年前长期与金某1夫妻共同生活，但在房屋翻建后又搬回文伟村居住，于2012年12月13日因病过世。2015年，由金某1出资对上述位于文伟村的农村老宅再次进行了简易装修。2015年下半年，位于萧山××××伟村的袁某3户被列入拆迁安置对象，经确认的安置人口为袁某3、袁某（女）、陈某1（婿）、陈某（甥）四人。拆迁补偿款项包括：1、评估及装修855016.25元，具体为主房278563元（面积为323.91平方米）、主房装修299069元、附房及装修48000元、附属物及室外装修207068.25元、绿化等20000元、电话移机等2316元；2、各类奖励560132.50元，具体为无非正常装修奖129564元（按每平方米400元计算）、评估奖24195.50元（按每人2000元和每平方50元计算）、签约奖56391元（按每人6000元和每平方米100元计算）、提前签约奖40391元（按每人2000元和每平方米100元计算）、腾房奖32195.50元（按每人4000元和每平方米50元计算）、提前腾房奖20195.50元（按每人1000元和每平方米50元计算）、鼓励高层安置52000元（按每户20000元和每人8000元计算）、高层安置补贴84000元（按每平方米300元计算）、按时回迁奖52000元（按每户20000元和每人8000元计算）、过渡费及生活补助67200元（按每人每月400元和每人每月300元计算2年）、搬迁奖2000元（按每人500元计算）；3、购房款利息177072元（因预扣购房款632400元产生的利息）。以上三部分款项共计1592220.75元。2016年1月25日袁某、陈某1、陈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以袁某3为户主的杭州市萧山××××伟村7组房屋拆迁所得补偿款项中的650000元归袁某、陈某1、陈某所有。袁某在本案一审庭审中陈述其父亲袁某3在其九岁时已存在精神方面疾病，对此金某1予以认可。2012年12月1日经杭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批准，向袁某3发放了残疾人证，确认袁某3的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残疾等级为一级，监护人为袁某（即金某1）。近年来，袁某3长期居住于杭州市××区××街道锡安老人之家（以下简称锡安老人之家）接受照顾，袁某、金某1均承担了部分看护费用。除正常探望外，袁某3的平时衣穿、疾病用药等由金某1负责购买好后交给看护。在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金某1作为袁某3的监护人代表袁某3在拆迁安置协议上签字确认，对此袁某、陈某1作为在场人员未提出异议。目前除购房预留款632400元和尚未发放的按时回迁奖52000元外，余款907820.75元已分两次发放至袁某3名下账户，金某1提取了第一笔补偿款256629元用于个人消费。原审法院认为：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本案诉争房屋是袁某3与葛某（已去世）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家庭户的名义审批建造。根据袁某、陈某1、陈某提交的萧山县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的记载，案涉房屋宅基地申请人员包括袁某3、葛某、袁某（即金某1）、袁某四人，因袁某（即金某1）、袁某当时尚幼，房屋主要由袁某3、葛某出资出力建造，就1983年10月19日申请建造的三间平房，袁某3、葛某享有的财产权益应远大于袁某（即金某1）和袁某享有的财产权益。此后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由金某1、葛某牵头对上述文伟村的农村老宅进行了翻建，由一层平房翻建为三层楼房，袁某虽也有部分出资，但因人居上海，且袁某3患有精神疾病，故整个建房工程的款项筹集、人员安排、组织施工等方面主要还是依靠金某1、葛某在负责。以及在2015年房屋拆迁安置前，金某1再次对上述房屋进行了简易装修。基于以上情形，应当认定案涉农村房屋属于包括袁某3、葛某、袁某（即金某1）、袁某在内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相比较而言，金某1、葛某对财产增值的贡献程度显然要高于袁某3和袁某。原审法院根据案涉拆迁房屋的历史沿革、人员居住、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出资出力情况，酌情确认袁某3与葛某夫妻二人对上述房产享有45%的财产权利，金某1享有40%的财产权利，袁某享有15%的财产权利。2012年12月13日，葛某因病过世，其生前未留有遗嘱，故其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一半即22.5%的房屋财产权利应作为葛某的遗产，由第一顺位继承人袁某3、金某1、袁某依法继承。就遗产继承的份额，各方当事人不能达成一致协议，应适用法定继承。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袁某3长期患有精神疾病，缺乏劳动生产能力，且需他人时时看护，属于继承法上应当予以特殊保护的对象，在遗产分配上应给予其更多的照顾，原审法院酌情确认袁某3继承9%的遗产份额。袁某、金某1作为葛某的子女，其中袁某长期居住于上海市，每年回萧山探亲四至五次。而母亲葛某在生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与金某1夫妻共同居住，且金某1承担了葛某主要的丧葬义务，所尽赡养义务相对袁某要多，故确认金某1继承葛某8.5%的遗产份额，袁某继承5%的遗产份额。最终，袁某3享有案涉房屋的财产份额为31.5%，金某1享有的房屋财产份额为48.5%，袁某享有的房屋财产份额为20%。经拆迁评估上述房屋（含装修等）的补偿款为855016.25元，袁某3分得269330.12元，金某1分得414682.88元，袁某分得171003.25元。关于补偿中涉及各类奖励如何分配的问题。袁某、陈某1、陈某认为该部分奖励属于安置人口即袁某3、袁某、陈某1、陈某四人享有，与金某1无关。金某1认为，根据补偿协议的记载，涉及无非正常装修奖、评估奖、签约奖、提前签约奖、腾房奖、提前腾房奖、高层安置补贴等项目部分费用是以拆迁面积计价的，金某1作为房屋的共有权人，应当享有相关权益。原审法院认为，国家基于拆迁政策所给予的安置奖励，是以户内人员符合拆迁安置条件为前提的，具有身份属性，而金某1并非该户人员，也未列入拆迁安置人口，不享有相关拆迁政策福利。至于奖励款项如何计价，仅是计价方式的问题，并不改变该款项的基本属性，原审法院认定拆迁款中涉及的各类奖励、补贴应由袁某3、袁某、陈某1、陈某四人各享有四分之一。金某1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经原审法院核算袁某、陈某1、陈某享有的拆迁补偿款总计为738438.62元（房屋补偿款171003.25元＋各类奖励560132.50元÷4人×3人＋购房款利息177072元×526200元/632400元），扣除袁某、陈某1、陈某应承担的购房预扣款526200元（袁某为106200元，陈某1为210000元，陈某为210000元）、以及尚未发放的袁某、陈某1、陈某享有的按时回迁奖39000元，余款为173238.62元。关于袁某3的拆迁补偿款应当由谁保管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近亲属等。”现袁某3的父母、配偶均已过世，袁某、金某1作为袁某3的子女，均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监护资格。但就目前情况，袁某长期居住于上海市，之前每年回萧山探亲的次数也仅四至五次，不具备长期监护父亲袁某3的客观条件。况且，袁某3的残疾人证上明确载明其监护人为金某1，没有证据表明袁某曾就此提出过异议。在本案农村住宅拆迁安置合同签订过程中，金某1当时也是作为袁某3的监护人代表袁某3在协议上签字确认的，袁某、陈某1作为签约时的在场人，也不否认该协议效力。在原审法院到锡安老人之家向袁某3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时，经向护工人员了解，护工称“他老婆死了之后，平时就他儿子、媳妇来看他，给他买衣服的”。经询问袁某3目前在吃什么药时，护工称“氨氯平片、盐酸异丙嗪片、盐酸苯海素片，这些都他儿子配好拿过来给我们，我按期给他吃的”。故根据以上情节，相比较而言，袁某监护能力显然较弱，袁某3因拆迁所获得的补偿款应当由金某1履行监护职责。袁某、陈某1、陈某提出金某1提取第一笔补偿款占为己有，侵害被监护人权益，不适合作为监护人的相关意见。原审法院认为，金某1作为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对因房屋拆迁所获得的补偿款享有相应财产权利，现金某1所提取的款项并未超出其实际享有财产份额，不能视为对被监护人财产的侵害，袁某、陈某1、陈某的相关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袁某、陈某1、陈某要求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173238.62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第二笔拆迁补偿款目前留存于袁某3的银行账户内，金某1作为袁某3的监护人，有义务代为履行付款义务。至于袁某、陈某1、陈某主张的按时回迁奖，可待实际发放后再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金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代袁某3支付袁某、陈某1、陈某拆迁补偿款173238.62元；二、驳回袁某、陈某1、陈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360元，合计12660元，由袁某、陈某1、陈某负担9286元，由金某1、袁某3负担3374元。宣判后，袁某、陈某1、陈某及金某1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袁某、陈某1、陈某上诉称：一审法院部分认定事实错误，进而导致对拆迁房屋分配比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此后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由金某1、葛某牵头对上述文伟村的农村宅基地进行了翻建”，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一审法庭调查的事实及证人证言证明，2011年至2012年期间对文伟村的农村宅基地进行翻建及装修，是袁某、陈某1及葛某牵头，其中由袁某、陈某1出资，平时由葛某在日常管理及组织施工。该次翻建中金某1是反对翻建，因此金某1本人既不出资也不出力。金某1是在2015年房屋拆迁安置前，为多获取赔偿款，对房屋进行了突击装修，该次突击装修系金某1出资和负责施工的，先前的翻建与金某1无关，但突击装修赔偿的金额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袁某、陈某1、陈某对一审法院认定袁某3与葛某夫妻对上述房产有45%的财产权没有异议，但是对金某1享有40%的财产权有异议。事实上袁某贡献的价值远远超过金某1贡献的价值，理应由袁某分得30%的财产价值，金某1分得25%的财产价值。二、关于葛某的遗产继承部分应严格适用法定继承，袁某应得份额为7.5%，不存在酌情认定的法律事实和依据。因此袁某获取的37.5%，房屋财产价值为320631元，非171003.25元。综上，原审判决对各类奖励的认定及适用法律正确，但对本案房屋的事实认定及比例分配存在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书的第一项判决内容，改判金某1应代袁某3支付袁某、陈某1、陈某拆迁补偿款共322866.45元，并相应变更一审法院的部分“本院认定”的事实。2、依法判令金某1、袁某3承担诉讼费。上诉人金某1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庭经过三次法庭调查，已经查明了袁某对拆迁房屋的贡献大小，及其对母亲赡养义务的履行情况。一、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时，袁某等均认可拆迁房屋在拆迁前所进行的装修是由金某1出资的，从拆迁表上可以看出，这部分金额有29万元之多。二、袁某在一审法庭调查时认可其经常居住在上海，一年回来两三次看望母亲，可见其对母亲的赡养义务是不够的。三、袁某、金某1母亲死亡后，母亲的葬礼均是在金某1入赘的家庭中举行的，所以母亲死亡后葬礼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均是由金某1开支。金某1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尽的比袁某大。一审法院在充分考虑上述情况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金某1上诉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对财产份额分割和遗产继承份额处分基本合理，但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对补偿中涉及各类奖励存在理解错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了金某1及袁某、陈某1、陈某、袁某3在2015年下半年因拆迁，五人共得拆迁补偿款为1592220.75元属实，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拆迁补偿款项包括：1、评估及装修855016.25元，具体为主房278563元（面积为323.91平方米）、主房装修299069元、附房及装修48000元、附属物及室外装修207068.25元，绿化等20000元、电话移机等2316元；2、各类奖励560132.50元，具体为无非正常装修奖129564元（按每平方米400元计算）、评估奖24195.50元（按每人2000元和每平方米50元计算）、签约奖56391元（按每人6000元和每平方米100元计算）、提前签约奖40391元（按每人2000元和每平方米100元计算）、腾房奖32195.50元（按每人4000元和每平方米50元计算）、提前腾房奖20195.50元（按每人1000元和每平方米50元计算）、鼓励高层安置52000元（按每户20000元和每人8000元计算）、高层安置补贴84000元（按每平方米300元计算）、按时回迁奖52000元（按每户20000元和每人8000元计算）、过渡费及生活补助67200元（按每人每月400元和每人每月300元计算2年）、搬迁奖2000元（按每人500元计算）；3、购房款利息177072元（因预扣632400元产生的利息）。金某1认为：从一审中袁某、陈某1、陈某提交的《河庄街道滨二路南线拆迁户袁某3补偿情况》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涉案拆迁补偿款项的各类奖励为560132.50元，既包括了对财产（房屋）拆迁部分的奖励，也包括了对拆迁安置人口的奖励。这在“补偿情况”中已经明确给予了详细说明。但一审法院认为：国家基于拆迁政策所给予的安置奖励，是以户内人员符合拆迁安置条件为前提的，具有身份属性，而金某1并非该户人员，也未列入拆迁安置人口，不享有相关拆迁政策福利。至于奖励款项如何计价，仅是计价方式的问题，并不改变该款项的基本属性，法院认定拆迁款中涉及和各类奖励、补贴应由袁某3、袁某、陈某1、陈某四人各享有四分之一。金某1的该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金某1认为：一审法院的这一认为没有法律依据，具有相对的随意性和片面性，同时，这一认为也违背了“补偿情况”中的奖励计算方法。根据《河庄街道滨二路南线拆迁户袁某3补偿情况》，对财产拆迁部分的奖励为：242932.50元，具体为：1、无非正常装修奖129564元（每平方400元，323.91平方×400元/平方=129564元）；2、评估奖16195.50元（每平方50元，323.91平方×50元/平方=16195.50元）；3、签约奖32391元（每平方100元，323.91平方×100元/平方=32391元）；4、提前签约奖32391元（每平方100元，323.91平方×100元/平方=32391元）；5、腾房奖16195.50元（每平方50元，323.91平方×50元/平方=16195.50元；6、提前腾房奖16195.50元（每平方50元，323.91平方×50元/平方=16195.50元）。由此可见，对拆迁安置人口的奖励为317200元，即560132.50元-242932.50元=317200元，综上，根据一审法院对财产部分的分割和对葛某遗产分割的意见，财产部分拆迁补偿款应当作以下分割：涉及财产的拆迁补偿款为1097948.57元（855016.25元+242932.50元），其中金某1自己的份额为40%，继承份额为8.5%，合计份额48.5%，可得金额532505.14元；袁某自己的份额为15%，继承份额5%，合计份额20%，可得金额219589.75元；袁某3自己的份额为22.5%，继承份额为9%，合计份额31.5%，可得金额为345853.86元；葛某自己的份额为22.5%，继承份额为0，合计份额为0，可得金额为0。所以，袁某、陈某1、陈某享有的拆迁补偿款总计为604825.75元（房屋补偿款219589.75元+各类奖励317200元÷4人×3人+购房款利息177072元×526200元/632400元，扣除袁某、陈某1、陈某应承担的购房预扣款526200元（袁某为106200元，陈某1为210000元，陈某为210000元），以及尚未发放的按时回迁奖39000元，余款为39625.75元。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条，依法改判金某1代袁某3支付袁某、陈某1、陈某拆迁补偿款39625.75元并相应变更一审法院的部分法院认为；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袁某、陈某1、陈某二审答辩称：上诉人主张分割“各类奖励”、购房款利息、“按时回迁款”等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各类奖励”是国家基于拆迁政策所给予的安置奖励，是一户内人员符合拆迁安置条件为前提，是具有针对被拆迁人员，具有身份属性。而金某1并非该户人员，也未列入拆迁安置人口，不享有拆迁政策福利。本案补偿款项中第1项评估及装修的款项855016.25元的析产主体是袁某3、袁某、金某1，第2项各类奖励款560132.50元及第3项购房款利息177072元，第4项按时回迁款52000元的析产主体系袁某3、袁某、陈某1、陈某，上述款项742404.50元应属袁某3、袁某、陈某1、陈某，与金某1无关。理由如下：1、“各类奖励”款系安置人袁某3、袁某、陈某1、陈某按时签约、提前腾房等享受的奖励款。2、“购房款利息”177072元系袁某3、袁某、陈某1、陈某购买房屋而产生的利息，金某1不享有安置，不享有安置房分配，更谈不上享受安置房房款的利息。3、“按时回迁款”52000元针对回迁安置的对象系袁某3、袁某、陈某1、陈某，与金某1无关。结合以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各类奖励”、购房款利息、“按时回迁款”的分割析产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金某1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袁某3针对袁某、陈某1、陈某及金某1的上诉，没有提供书面答辩状。二审中，袁某、陈某1、陈某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袁某3的杭州市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证，欲证明袁某3是残疾人，享有民政局的政策安置。（2）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民政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文伟村袁某32015年资金发放明细，欲证明仅仅在2015年，袁某3享有政府补贴款就达到25000余元。袁某3生活上有补偿款，不需要金某1额外支付费用；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袁某3在药物、服饰的费用是远远小于25356元的，多余的钱款均是被金某1占有的。经质证，金某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资金发放明细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既没有出具证据单位的联系人，也没有年月日，对关联性也有异议。本案为分家析产纠纷，双方不是在分割袁某3获得的补贴款。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金某1和袁某3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的焦点为：原审法院认定金某1、袁某等对原位于萧山××××伟村三间旧房所享有权利的比例是否得当、对葛某的遗产分割比例是否正确及金某1是否对拆迁补偿款中各类奖励部分享有权利。（一）根据袁某等在一审中提供的萧山县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反映，萧山××××伟村三间旧房是由袁某3、葛某、金某1、袁某于1983年申请建造，2011年又翻建为三层楼房。根据金某1在一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沈某、金某2的证言，能够证实当时是由葛某和金某1夫妇牵头翻建房屋，金某1夫妇出钱及购买建筑材料，同时，袁某、陈某1、陈某在二审中也承认金某1在2015年房屋拆迁安置前，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系由金某1出资和负责施工。因此，原审法院根据该房屋的历史沿革、人员居住及各方当事人出资出力情况，酌情确认袁某3与葛某对上述房产享有45%的财产权利、金某1享有40%的财产权利、袁某享有15%的财产权利并无不当。而袁某、陈某1、陈某上诉所称老房子是袁某、陈某1及葛某牵头翻建，金某1没有出钱出力，袁某贡献的价值远远超过金某1贡献的价值的理由，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不予采信。（二）本案葛某于2012年12月13日去世后，因生前没有立下遗嘱，故其在上述房产中所占的22.5%的份额应作为遗产，由袁某3、金某1、袁某按法定继承程序继承。由于袁某3长期患有精神疾病，已丧失劳动能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予以照顾。金某1在葛某生前对其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有几年还与葛某共同生活，在葛某去世时由其负责操办了丧葬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多分。而袁某从1988年起长期生活在上海，相对金某1而言所尽的赡养义务较少，因此，原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葛某所占的22.5%的房产权利份额，由袁某3继承9%。金某1继承8.5%。袁某继承5%正确。（三）根据一审中袁某等提供的《河庄街道滨二路南线拆迁户袁某3补偿情况》反映，本案所涉的房屋拆迁补偿包括三个部分，即1、评估及装修855016.25元；2、各类奖励560132.50元，包括无非正常装修奖、评估奖、签约奖、提前签约奖、腾房奖、提前腾房奖、鼓励高层安置、高层安置补贴84000元、按时回迁奖、过渡费及生活补助、搬迁奖；3、购房款利息等。而本案中的安置人口为袁某3、袁某、陈某1、陈某，金某1并未列为安置人口。而安置中的各类奖励是以安置人口为依据的，奖励费用的计算是按照人数和房屋面积来计算，但不能因此改变奖励的基本性质。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袁某3、袁某、陈某1、陈某四人享有各类奖励560132.50元正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金某1负担6180元，由袁某、陈某1、陈某负担4120元，金某1、袁某、陈某1、陈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建明审判员  余江中审判员  石清荣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