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商终字第6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
委托代理人：张国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昌县大市聚镇后梁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新昌县大市聚镇后梁村。
诉讼代表人：梁国庆。
委托代理人：陈伯春，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某为与被上诉人新昌县大市聚镇后梁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后梁村委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昌县人民法院（2013）绍新商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哲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胡春霞、代理审判员孙世光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4年7月15日、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国汀、被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梁国庆、委托代理人陈伯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左右，时任后梁村支部书记的竺玉堂个人向吕惠忠借款100000元，向陈月妃借款200000元，向姚桂英借款350000元，三笔借款分别约定了利息，竺玉堂也出具了借据，并均由吕某担保。借款后，竺玉堂归还了部分本金和利息，在竺玉堂偿还能力发生困难情况下，借款人开始向保证人吕某催讨，之后借款也由吕某在归还。竺玉堂为让吕某放心，在征得吕某同意后，利用其负责村经济的便利，在2009年2月1日，竺玉堂让后梁村财务向吕某出具了一份加盖后梁村村委公章的收款收据。收款收据载明：向吕某借入现金（2008年4月1日借入，月息3分）600000元。2009年6月，后梁村委会将该财务资料上报给了新昌县大市聚镇农村集体三资代理服务中心。另查明：上述竺玉堂向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的借款，已由吕某基本还清，竺玉堂向借款人出具的借据也已由吕某收回。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间借贷双方通过书面、口头等方式达成借贷合意的，借贷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交付借款人时生效。后梁村委会出具给了吕某书面收款收据，表面上似乎达成了借款合意，但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既没有具体借款之意，也没有吕某向后梁村委会实际交付借款之实。吕某主张双方借款关系成立，并因款项已实际交付而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后梁村委会归还借款并支付约定利息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吕某因为竺玉堂个人借款担保，而为竺玉堂代偿了借款，由此产生的是吕某对借款人竺玉堂的债权，吕某可以通过另行向债务人竺玉堂主张追偿而实现自己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吕某要求后梁村委会归还借款计人民币600000元，并要求自2008年4月1日至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吕某负担。
上诉人吕某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贷关系成立，应予认定。2008年4月1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当时由原村委书记兼社长的竺玉堂经手向上诉人借去现金人民60万元，并约定月利率3%。2009年2月1日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收款收据一张，收据上加盖后梁村财务监督委员会印章及后梁村委会印章，出纳梁玉欢的印章，会计梁丁元的签名，并载明向吕某借款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证明上诉人已交付借款60万元的事实，如果上诉人未交付60万元的借款给竺玉堂，竺玉堂亦未交付给梁玉欢，则梁玉欢不可能在收据的出纳签章处盖印。同时，上诉人为证明60万元借款的去向，提供了负责管理村级财务的大市聚镇农村集体三资代理服务中心的明细账和日记账共6份，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从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的所有收入情况（包括上诉人的60万元借款）。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符合证据三性，完全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贷关系成立。2、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依法不应予以采信。被上诉人编造以竺玉堂向他人借款上诉人担保为由未交付60万元的谎言，提供了竺玉堂、梁玉欢、梁丁元、梁本余等的证人证言，由于上述证人均系被上诉人的村干部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上述证人均认为上诉人提供的日记账中的支出均为准确、真实、合理的支出，由此可推定其收入也是真实的。另，一审中，原审法院以竺玉堂涉嫌经济犯罪，移送新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后因竺玉堂经手向上诉人的60万元借款确系用于被上诉人的公务支出中，故竺玉堂不构成犯罪，被退回原审法院。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且陈述相互矛盾。且被上诉人作为一个行政村，实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时隔五年，证人证言亦与历史事实相违背。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应立即返还借款及按约定支付利息，不应适用我国合同法第210条，而应适用第205条、第206条之规定。
被上诉人后梁村委会在法定期间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2008年之前，被上诉人没有向任何人借款。而且根据被上诉人的财务账册，被上诉人也不需要向任何人借款。二、收款收据是被上诉人原来的书记竺玉堂与上诉人所炮制的，已由竺玉堂、原村长的证言以及新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的询问笔录所印证。2007年至2008年期间，竺玉堂个人为了做生意，向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等借款，借款均由上诉人作担保。后来由于竺玉堂无力偿还借款，就由上诉人代为其偿还部分借款。竺玉堂利用职务之便命令被上诉人的村长、会计假造借条。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如果村里需要借款，需经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决议。三、虽然有借条，但是上诉人未能提供交付款项的凭证，仅只有他自己的陈述。且根据一审时上诉人的起诉状以及二审中的上诉状，上诉人自己也不清楚款项的交付情况。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竺玉堂出具给吕惠忠、唐文昌（即陈月妃的丈夫）、姚桂英的借条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三证人原某在纪委所作的谈话笔录中陈述的借款时间、金额与借条上载明的时间、金额都不一致，是上诉人借款给被上诉人的时间早，三证人借款给竺玉堂的时间迟。可以反映出三证人的出借款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为竺玉堂向三证人借款提供担保与本案不是同一事实。2、会计科目余额表一份，制作于2009年12月，以证明被上诉人的短期借款中包含了上诉人的60万元。被上诉人认为证据1是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该账目是由于被上诉人原某的村书记竺玉堂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造成的结果，不能起到证明上诉人已经交付60万元以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60万元款项的目的。
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3、2008年后梁村收支情况表，以证明2008年期间，被上诉人没有向任何人借过款，而且被上诉人也无须向任何人借款。被上诉人的收支都是从县里拨下来的。4、新昌县纪委文件一份，以证明2007年竺玉堂向三案外人借款用于个人资金周转，由上诉人作为担保人，后竺玉堂无视纪律，与上诉人串通后将60万元的个人借款做到村里的账上的事实。5、梁玉欢于2014年9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其系被上诉人的出纳，其陈述未收到过原来向上诉人借款60万元的借据。上诉人认为，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也不具有关联性、合法性。证据4与本案无关，文件中陈述的吕某某无法证明系吕某。证据5的内容与事实不符，首先，如果没收到现金，梁玉欢不可能在收据出纳栏中盖章；其次，其陈述的内容与上诉人提供的现金日记账不一致，现金日记账中已经载明上诉人借款用于被上诉人集体经济公共开支中。
上诉人于第一次庭审后提交了证据1原件，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法对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竺玉堂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相应的询问笔录。吕惠忠陈述，2008年7月2日的借条系竺玉堂出具给其的借款10万元的借条，当时新昌县纪委找其谈话时，其说该款项是2007年上半年借的，是记错了，应是借条上记载的时间借的。竺玉堂仅付了半年左右的利息，后来竺林堂代他还了2万元，其余是吕某陆续还了8万元。陈月妃陈述，2008年7月16日的借条系竺玉堂出具给其的借款20万元的借条，借条上出借人唐文昌是其丈夫。当时新昌县纪委找其谈话时，其说该款项是2008年前后的一天借的，是因为借条已给吕某了，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应以借条上记载的时间为准。竺玉堂仅付了四、五个月利息，到2008年12月之后就没支付利息。后来吕某已代还了本金。姚桂英陈述，其借给竺玉堂70万元，约定利息是1.5分，借款时间就是出具借条的时间2008年9月20日。新昌县纪委来找其谈话时，因其开店生意比较多，且把竺林堂和竺玉堂的借款搞混了，认为其出借了35万元给竺玉堂。竺玉堂在借款开始后半年有每月1万元的利息支付，后来就没有了。本金是吕某还的，还清后其把借条给了吕某。竺玉堂陈述，向姚桂英出具的借条是其哥哥竺林堂写的，名字也是他签的。其实际向姚桂英借款35万元，之所以在借条上写借到70万元，是姚桂英要求写双倍的借款，实际还的话是还35万元，其当地存在这种做法。35万元实际上是几次借款的累计。借款半年内，因姚桂英需装潢中国茶市的店铺，其还了姚桂英5万元。2009年1、2月份的时候，其付不出利息，吕某认为该三笔借款其还不了，肯定要他还，故建议其将这三笔借款转化为村里向吕某的借款，便出具了2009年2月1日的收据。之所以在收据上写“2008年4.1借入”，是吕某提出来的，借款时间要开早点，当时双方关系好，其也没多想，借入时间对利息计算有关。后，本院又依法调取了新昌县纪委于2014年9月19日向姚桂英所作的谈话笔录，其陈述，通过吕某担保，其把钞票借给了竺玉堂，借款金额是35万元，是分几次借的，利息是月息1.5分，竺玉堂曾经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过几个月，具体几个月现在不能确定。后来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竺玉堂无法按期支付利息，其感觉资金不是很安全，就向竺玉堂讨要本金款，竺玉堂还不出，其就向吕某讨要本金。到2013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吕某把款项都陆续还清了，其就把借条交给吕某。借条上写的借款金额是70万元，实际借给竺玉堂的金额是35万元。当时这样操作是考虑资金安全。前段时间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找其了解情况时，为了把事情讲得符合借条上的数字，其对法官讲，其借给竺玉堂的金额是一次性的现金借给他70万元。
对于上述四份询问笔录，上诉人对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三份询问笔录没有异议，对竺玉堂的询问笔录有异议，竺玉堂每次陈述的内容都不一样。1、关于吕惠忠的借款，实际借款时间是2008年7月2日，但是竺玉堂陈述的借款时间是2007年到2008年。还款内容也不一致，借条原件上写明2011年4月2日吕惠忠向债务人竺玉堂要求还款，由竺林堂在后面写承诺书，后来归还了2万元，分别是于2011年9月1日、2012年1月21日归还。如果收款收据上已经把债权转化为担保，不可能在2011年9月份还钱，也不可能由竺林堂进行承诺。2、关于姚桂英的借款，姚桂英的借款时间是2008年9月20日，当初竺玉堂认为是2007年，因此时间上存在差异。关于款项，借条上的款项是70万元，但是竺玉堂第一次陈述是30万元，后来又陈述是35万元。3、关于陈月妃的借款，时间上存在差异。另，在谈话笔录中竺玉堂陈述收款收据是在2009年1到2月份左右，其利息支付不出了，上诉人建议其把这三笔借款转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笔录中的内容与一审判决书的内容完全不一致。从支付利息方面，尤其是关于姚桂英的款项，借款时间是2008年9月20日，支付了6个月的利息，在竺玉堂能支付利息的前提下，担保不可能转为债权。综上，竺玉堂的陈述不真实，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对竺玉堂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姚桂英、吕惠忠、陈月妃的询问笔录认为应当以三人在新昌县纪委的谈话笔录为准，对姚桂英的谈话笔录，借款数额有异议。虽然竺玉堂陈述的日期有不一样，但是确实是在2007年之后陆续借的，借条是后面形成的，这足以证明竺玉堂向三案外人借款，借款由上诉人作担保。由于竺玉堂后来没有能力偿还借款，由上诉人陆续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对于新昌县纪委于2014年9月19日向姚桂英所作的谈话笔录，上诉人有异议，认为谈话笔录上的事实与本院依法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不一致，应以本院的询问笔录为准。被上诉人对该份谈话笔录没有意见，该份笔录证实借款是35万元，因姚桂英是出借方，应以姚桂英的自认为准。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的询问笔录及2014年9月19日姚桂英的谈话笔录，真实性可予以确认，吕惠忠、陈月妃的询问笔录内容能与借条的内容相印证，予以认定。对于姚桂英陈述，其在2013年7月25日的谈话笔录中陈述借给竺玉堂为35万元，而在本院向其询问时陈述借给竺玉堂款项为70万元，并解释对款项陈述不一致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店里生意多，且把竺林堂和竺玉堂的借款搞混了，后在2014年9月19日的谈话笔录中明确实际借给竺玉堂是35万元，本院认为，35万元与70万元两者数额相差悬殊，涉及债权人的利益巨大，姚桂英在本院询问时以生意忙等解释陈述不一致的原因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之后其在新昌县纪委的调查笔录中也陈述实际出借为35万元，虽然借条上载明是70万元，但结合姚桂英及竺玉堂的谈话笔录中的陈述，为保障资金的安全，民间确也存在按实际借款数额的双倍出具借条的不规范操作，可以认定姚桂英实际借给竺玉堂35万元借款的事实。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结合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日记账可证实本案讼争的款项列入被上诉人2009年12月的会计科目余额表中的短期借款一栏，但无法达到该款项已实际交付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4，其部分内容能与本案的相关事实起印证作用。证据5，因证人未到庭作证，无法确认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7月2日、7月16日，时任后梁村支部书记的竺玉堂分别向吕惠忠借款100000元，向陈月妃借款200000元，并出具了借据。竺玉堂还陆续向姚桂英借款350000元，并于2008年9月20日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姚桂英人民币柒拾万元整，小写700000元正。”上述借款均由吕某担保。2009年2月1日，后梁村委会向吕某出具收款收据一张，载明“向吕某借入现金（2008.4.1借入）600000.00（月息3分）”。2009年6月，后梁村委会将该财务资料上报给了新昌县大市聚镇农村集体三资代理服务中心。吕某于2013年4月23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后梁村委会归还上述借款及相应利息。后梁村委会否认收到该笔借款。出具收款收据当时任后梁村支部书记的竺玉堂称：“其向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的上述三笔借款均由吕某担保。借款后，竺玉堂归还了部分本金和利息，在竺玉堂偿还能力发生困难情况下，因吕某需承担担保责任，在征得吕某同意后，利用其负责村集体事务的便利，在2009年2月1日让后梁村财务向吕某开具上述收款收据。”
另查明：2011年9月1日、2012年1月21日竺林堂代竺玉堂分别归还吕惠忠各1万元。上述竺玉堂向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的借款，已由吕某基本还清，竺玉堂向借款人出具的借据也由吕某收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归还6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并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2009年2月1日被上诉人开具的收款收据、被上诉人的日记账及明细账。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其并未向上诉人借款，也未收到上诉人交付的60万元借款，该收款收据系时任村书记的竺玉堂向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借款，而该借款均由上诉人担保，后竺玉堂失去还款能力，遂应吕某的要求，让村委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被上诉人主张其抗辩主张由竺玉堂、梁丁元、梁玉欢、梁本余等人的证言及吕惠忠、陈月妃的谈话笔录和询问笔录、姚桂英的谈话笔录予以证明。上诉人认为竺玉堂向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三人的借款与本案讼争借款并非同一笔款项，理由有三：一是竺玉堂向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借款发生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之后；二是吕惠忠、陈月妃、姚桂英三人均陈述竺玉堂付了半年利息，即在2009年2月1日竺玉堂尚在付利息，不可能存在上诉人为其承担债务之说；三是如果竺玉堂的借款已转化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则竺林堂在2011年、2012年时无须代竺玉堂还款。本院认为，首先，收款收据开具日期为2009年2月1日，而竺玉堂向吕惠忠等三人的借款发生于2008年7月、9月等，虽然收款收据上载明：向吕某借入现金（2008.4.1借入），在被上诉人否认收到借款的情况下，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于2008年4月1日交付了款项，故两笔款项并非不存在转化的可能。且竺玉堂关于“吕某提出借款的时间要开得早点，对借入的利息的计算有关系”的解释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次，从吕惠忠三人的笔录看，并未能得出2009年2月1日竺玉堂尚在支付利息的结论，且即使其尚能支付利息，因2008年的金融危机系众所周知，吕某在预见风险的情况下，同意转化风险也存在可能。再次，对于竺林堂于2011年、2012年归还吕惠忠2万元借款的事实，竺玉堂解释认为因借条是其出具的，故吕惠忠坚持要向其要，至于票开给谁其不管的。该解释也符合一般民众的心理。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理由尚不能支持其反驳主张，不应予以支持。退一步讲，即使该收款收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现被上诉人提出款项未实际交付的抗辩意见，则上诉人需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虽然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财务所作的日记账、明细账，但该账目仅是60万元在2009年记入账册的凭证，无法证明该60万元已实际交付的事实，且上诉人也未能提供相关款项来源的依据，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吕国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哲宇
审 判 员 胡春霞
代理审判员 孙世光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