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刑终168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杜启云，男，1979年4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汉族，高中文化，经商。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5年1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6日被逮捕。现押长沙县看守所。
辩护人薛宏志、李花，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小华，男，1977年1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汉族，初中文化，经商。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5年1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6日被逮捕。现押长沙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李中健，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六意，男，1979年8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句容市，汉族，高中文化，系香港冠德捷运速递有限公司负责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5年4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8日被逮捕。现押长沙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黄荣，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海斌，男，197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汉族，中专文化，务工人员。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5年1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6日被逮捕。2017年1月23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研、邓晶晶，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张哲，男，1965年1月1日出生于海南省儋州市，汉族，大专文化，系湖南道南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道南公司”)、香港百岸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5年1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6日被监视居住，同年2月16日被逮捕，次日被监视居住。2015年6月30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7年1月23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廖焕宇，湖南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康荣标，男，1965年11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汉族，小学文化，个体经营户。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5年3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逮捕，于2016年12月1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郑捷光，男，1982年11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市，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人员。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5年7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8日被逮捕，2016年5月30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院决定取保候审。2017年1月23日再次经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杜启祥，男，1983年1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人员。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2015年1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7日经长沙海关驻黄花机场办事处缉私分局决定取保候审，2015年6月30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7年1月23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杜启云、邓小华、张哲、刘海斌、张六意、康荣标、郑捷光、杜启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2016）湘01刑初12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杜启云、邓小华、张六意、刘海斌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合议庭经审阅本案卷宗材料，审查各上诉人的上诉状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合议庭依法讯问了各上诉人，听取了辩护人意见，核实了全案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杜启云、邓小华、张哲三人均具有从事进出口贸易及相关业务的工作经历。2014年4月4日，张哲在香港成立了香港百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香港百岸公司”)。2014年9月15日，张哲在长沙市注册成立了湖南道南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湖南道南公司”)，经营范围为塑料制品、建材、机电产品、五金交电、汽车配件等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2014年11月，三人经多次协商，准备一起合伙经营电子产品的代理通关进口贸易业务，其具体操作模式为:杜启云负责在香港承揽需要通关至国内的电子产品，并按60元/公斤的标准收取代理费用(包括通关缴纳的税费和所有物流费用)，邓小华负责办理向海关递交单证、缴纳税费、通关后提货等具体通关事务，张哲提供湖南道南公司作为名义上的外贸经营单位和国内收货单位，并安排湖南道南公司雇员刘某某协助邓小华办理通关事项，杜启云还将张哲所有的香港百岸公司作为联系航空运输订舱使用。三人按照张哲占50%、杜启云和邓小华各占25%的比例参与利润分红。杜启云告知邓小华、张哲所收取的代理费为60元/公斤，但其实际收取的代理费为80元至90元/公斤。
2014年11月26日，杜启云经与被告人张六意、康荣标及黎春辉(在逃)等人联系，张六意按照80元/公斤、康荣标按照90元/公斤的价格将电子产品“包税”委托给杜启云从香港办理通关手续后运至深圳。张六意、康荣标及黎春辉在明知杜启云等人采取偷逃应缴关税等非正常方式通关的情况下，积极联系广东省深圳市的国内真正货主买家，并按照90-100元/公斤的价格从“上家”收取“包税”费用，从中牟取差价利润，获取不法利益。张六意、康荣标及黎春辉等人从李某、徐某(情况不明，待查)以及原审被告人郑捷光处承揽到货源后，要求货主将货物运至张六意租赁的位于香港的仓库。之后，杜启云安排被告人刘海斌及莫华春前往该仓库清点货物、办理空运手续。刘海斌还按照杜启云的要求，伪造了相关报关单证电子版本并通过朋友送给在长沙的湖南道南公司的雇员刘某某。货物发运后，刘某某将清点货物的货主、袋数、重量通过信息用手机微信告知被告人杜启祥。刘某某根据刘海斌发来的电子版本单证表格信息制作单证，经邓小华审核同意后，与邓小华一起将相关单证交由委托的报关行。邓小华在明知外商信息为虚构、湖南道南公司未实际发生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仍然在单证中使用伪造的外商印章欺骗海关。张哲在明知湖南道南公司并未与外商发生任何真实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仍提供公司的印章及相关资料供通关使用。货物通关完成后，杜启云安排其弟弟杜启祥前往湖南接货，邓小华安排其姐夫张某某协助装运货物。杜启祥负责租用货车将货物运至深圳，并在深圳将货物交付给“上线”通关委托人张六意、康荣标及黎春辉等人。之后，张六意、康荣标等人将货物交给真正的国内货主买家。
此后的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杜启云等人在衡阳海关报关进口电子产品10单，在长沙海关驻黄花机场办事处报关进口电子产品4单，该14单电子产品均已报关成功。2015年1月8日，杜启云等人再次向长沙海关驻黄花机场办事处申报通关，报关单号490820151085000184，货物申报品名为电容、电阻、二极管等低附加值的电子产品。2015年1月12日，长沙海关机场办事处关员对该批货物进行开箱检查，发现实际货物为手机芯片、电脑芯片、手机摄像头等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该批货物遂被海关现场查扣，本案案发。
经鉴定，本案被查获的报关单号为490820151085000184的电子产品价值总额为4967万余元。经长沙海关关税部门计核，该批电子产品涉及偷逃税款人民币890万余元，其中手机摄像头涉及偷逃税款人民币91万余元。在该批电子产品中，张六意承揽的货物涉及偷逃税款人民币638万余元，康荣标、郑捷光承揽的货物涉及偷逃税款人民币45万余元。
以上事实，有经一审庭审质证并查证属实的鉴定意见、照片、扣押清单、海关税款核定证明书、送货单、运费收条、火车票、手机通话及聊天记录、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
据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一、被告人杜启云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四十万元；二、被告人邓小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七十二万五千元；三、被告人张六意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七十二万五千元；四、被告人张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五、被告人刘海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六、被告人康荣标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五千元；七、被告人郑捷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五千元；八、被告人杜启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免予刑事处罚；九、对侦查机关扣押的走私货物，依法予以没收。
杜启云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本案存在刑讯逼供，杜启云在侦查阶段所做的有罪供述不是真实的；2.杜启云自始至终未参与本案中的走私行为；3.本案存在程序违法行为，具体表现为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未对其进行讯问，一审法院未将杜启云提出的申请公诉人回避的理由记入庭审笔录；4.一审认定全案以杜启云为中心而纠集在一起，走私行为系杜启云组织、策划、指挥其他被告人共同实施且最终所得归杜启云掌握是不正确的，请求改判杜启云无罪；5.一审对杜启云所判处的罚金刑是错误的。
邓小华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邓小华系主动到办案机关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2.没有证据证明邓小华参与了长沙的走私犯罪；3.一审量刑偏重。
张六意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张六意系从犯且认罪态度好，但一审未在量刑上予以从宽，请求法院从张六意本人及其家庭的具体情况考虑，对其适用缓刑；2.张六意所犯罪行应属单位犯罪。
刘海斌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刘海斌系从犯，仅起到辅助作用，具有坦白和立功情节，且系自愿认罪的被告人，请求对刘海斌免除处罚；2.本案应以单位犯罪定罪处罚。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邓小华与上诉人杜启云、原审被告人张哲系朋友关系。2014年4月4日，张哲在香港成立了香港百岸公司；2014年9月15日，张哲在长沙注册成立了湖南道南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了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等领域。2014年11月，杜启云、邓小华、张哲三人经协商，最终决定通过帮助别人通关进口电子产品，并将收取的“通关费”按照张哲占50%、杜启云和邓小华各占25%进行分配。其中，杜启云负责在香港承揽需要通关至国内的电子产品，并按60元/公斤的标准收取代理费用(包括通关缴纳的税费和所有物流费用)，邓小华负责办理向海关递交单证、缴纳税费、通关后提货等具体通关事务，张哲提供湖南道南公司作为名义上的外贸经营单位和国内收货单位，并安排湖南道南公司雇员刘某某协助邓小华办理通关事项，杜启云还将香港百岸公司作为联系航空运输订舱使用。杜启云告知邓小华、张哲所收取的代理费为60元/公斤，但其本人实际收取的代理费为80元至90元/公斤。
从2014年11月25日开始，杜启云等人开始按照事先的约定进行代理通关进口电子产品的贸易。杜启云与上诉人张六意、原审被告人康荣标及黎春辉（在逃）联系货源。张六意按照80元/公斤、康荣标按照90元/公斤的价格将电子产品“包税”委托给杜启云从香港办理通关手续后运至深圳。张六意、康荣标及黎春辉在明知杜启云等人采取偷逃应缴关税等非正常方式通关的情况下，积极联系广东省深圳市的国内真正货主买家，并按照90—100元/公斤的价格从“上家”收取“包税”费用，从中牟取差价利润，获取不法利益。为此，张六意从李某、徐某(情况不明，待查)等人处承揽到了货源，康荣标从原审被告人郑捷光处承揽到了照相器材等电子产品。郑捷光在明知康荣标可能采取偷逃应缴关税等非正常方式通关的情况下，仍然以100元/公斤的价格将照相器材等电子产品委托给康荣标“包税”通关从香港运至深圳。张六意、康荣标及黎春辉等人承揽到货源后，要求货主将货物运至张六意租赁的位于香港九龙观塘敬业街59号敬业工业大厦8楼A座的仓库。之后，杜启云安排上诉人刘海斌及莫华春前往该仓库清点货物。刘海斌将货物分类清点包装后，运至香港机场以香港百岸公司的名义办理空运手续后运至湖南省长沙黄花机场。同时，刘海斌按照杜启云的要求，从事先提供的U盘信息中随意挑选价格低廉、税率较低货物的商品编码、商品名称、规格型号、原产地、价格、数量、金额等内容，伪造了向海关报关所需的报关单证表格电子版本，并将伪造的货物价格控制在大约7美元/公斤以内，随后将该单证表格电子版本通过朋友送给在长沙的湖南道南公司的雇员刘某某。货物发运后，刘某某将清点货物的货主、袋数、重量通过信息用手机微信告知原审被告人杜启祥。刘某某根据刘海斌发来的电子版本单证表格信息制作单证，经邓小华审核同意后，与邓小华一起将相关单证交由委托的报关行。邓小华在明知外商信息为虚构、湖南道南公司未实际发生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仍然在单证中使用伪造的外商印章欺骗海关及办理税款缴纳等手续。张哲在明知湖南道南公司并未与外商发生任何真实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仍提供公司的印章及相关资料供通关使用。货物通关完成后，杜启云安排其弟弟杜启祥前往湖南接货，邓小华安排其姐夫张某某协助装运货物，杜启祥则负责租用货车，将货物运至深圳，并在深圳将货物交付给“上线”通关委托人张六意、康荣标及黎春辉等人。之后，张六意、康荣标等人将货物交给真正的国内货主买家。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杜启云等人在衡阳海关报关进口电子产品10单，在长沙海关驻黄花机场办事处报关进口电子产品4单，该14单电子产品均已报关成功。该14单电子产品共计31077公斤。其中，张六意委托的电子产品为25323.5公斤，康荣标委托的电子产品为1452.5公斤。
2015年1月8日，杜启云等人再次向长沙海关驻黄花机场办事处申报通关，报关单号490820151085000184，货物申报品名为电容、电阻、二极管等低附加值的电子产品。2015年1月12日，长沙海关机场办事处关员对该批货物进行开箱检查，发现实际货物为手机芯片、电脑芯片、手机摄像头等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该批货物遂被海关现场查扣。经长沙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被查获的报关单号为490820151085000184的电子产品价值总额为4967万余元。经长沙海关关税部门计核，该批电子产品涉及偷逃税款人民币890万余元。在该批电子产品中，张六意承揽的货物涉及偷逃税款人民币638万余元，康荣标、郑捷光承揽的货物涉及偷逃税款人民币45万余元。
另查明，邓小华、刘海斌、张六意、康荣标均自愿认罪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张哲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在取保候审期间向公安机关提供涉嫌毒品违法犯罪人员线索，使公安机关得以侦破相关刑事案件。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关证据均已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经质证。本院经依法全面审查，对一审判决所列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杜启云、邓小华、张六意、刘海斌及原审被告人张哲、康荣标、郑捷光、杜启祥采取假报货物品名，低报货物价格的方式等欺骗手段，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共同犯罪中，杜启云、邓小华、张哲共同提出犯意，相互配合实施犯罪，应当认定为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其中，杜启云主动揽货、指使他人清点货物及制作虚假报关单据报关、安排他人接收走私货物等，属于地位和作用最为突出的主犯；邓小华和张哲系地位和作用相对较小的主犯。张六意、刘海斌、康荣标、郑捷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杜启祥起辅助作用，应当免除处罚。邓小华、张哲、刘海斌、张六意、康荣标、郑捷光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邓小华、刘海斌、张六意、康荣标、郑捷光归案后能自愿认罪，可以从轻处罚。张哲具有一般立功情节，可以从轻处罚。
杜启云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本案存在刑讯逼供，杜启云在侦查阶段所做的有罪供述不是真实的，杜启云自始至终未参与本案中的走私行为。经查，在案证据证明，杜启云在侦查阶段共做过4次有罪供述，其有罪供述与其他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以及其他客观证据相互印证，杜启云在供述中均明确表示得到了充分休息且按时吃饭、喝水及愿意配合调查，主动交代问题。一审庭审时当庭播放了侦查机关讯问杜启云的同步录像，该讯问视频未见有刑讯逼供的行为。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一、第二款的规定，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故对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杜启云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本案存在程序违法行为，具体表现为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未对其进行讯问，一审法院未将杜启云提出的申请公诉人回避的理由记入庭审笔录。经查，一审庭审期间，杜启云以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未对其进行讯问为由申请公诉人回避。一审依法休庭并通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指派该院公诉二处的工作人员宣布驳回了杜启云对公诉人的回避申请。综上，一审法庭充分保障了杜启云的申请回避的合法权利。故对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杜启云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审对杜启云所判处的罚金刑是错误的。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应当认定为走私犯罪既遂。一审法院根据经质证并查证属实的长沙海关出具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确定偷逃的税款数额，同时综合考虑到涉案走私货物尚未造成关税损失的实际情况，按照刑法的规定对各被告人从轻适用罚金刑并无不妥。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杜启云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提出：一审认定全案以杜启云为中心而纠集在一起，走私行为系杜启云组织、策划、指挥其他被告人共同实施且最终所得归杜启云掌握是不正确的，请求改判杜启云无罪。经查，一审认定杜启云为主犯，除了其本人的有罪供述能够与其他各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之外，还有查获的走私物品、照片、鉴定意见、通话记录等客观证据予以证明。全案已经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认定。另外，一审判决系以被海关查获的走私货物的偷逃税款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并未认定在该笔犯罪中各被告人实际获取了多少非法利益。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邓小华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邓小华系主动到办案机关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经查，在案证据证明，邓小华到长沙海关的目的并非是自动投案，因而不符合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不能认定为自首。故对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邓小华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没有证据证明邓小华参与了长沙的走私犯罪，一审量刑偏重。经查，虽然2015年1月8日邓小华未在长沙，但在案证据证明，案发后，其通过电话与刘某某、杜启云、张哲联系，并伙同杜启云、张哲商量如何应对海关查验以及安排其姐夫张某某于2015年1月11日赴长沙搬运涉案货物。这足以证明，邓小华积极参与了本笔走私犯罪。虽然一审判决基于有利被告的原则未将各被告人实施的15笔行为全部认定为走私犯罪，但各被告人的行为具有整体性和连续性，被海关查获的这一笔走私货物正是这一连续犯罪行为的结果。邓小华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实施的行为均有证据证明，故不能仅以其未在长沙为由而否定其实施的犯罪行为。一审判决未认定其为主犯，并根据其认罪悔罪态度对其减轻处罚，量刑已经较轻。故对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张六意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张六意系从犯且认罪态度好，但一审未在量刑上予以从宽，请求法院从张六意本人及其家庭的具体情况考虑，对其适用缓刑。经查，张六意偷逃税款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量刑。一审判决认定其为从犯并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在量刑上并无明显不妥，但与其他在案件中地位和作用相当甚至地位和作用更大的人相比，其量刑明显偏重，应当予以适度从宽处罚。故对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予以部分采纳。
张六意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提出：张六意所犯罪行应属单位犯罪。经查，在案证据证明，张六意于2013年5月在香港投资设立了冠德捷运速递有限公司。但张六意系在明知其所从事的行为系违法行为且与走私货物的货主均以现金结算，并未实际进入公司账户，违法所得也归其个人所有，其为犯罪活动所支付的租金和人工费用应视为其犯罪成本。综上，应当认定张六意实施的行为属自然人犯罪。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刘海斌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海斌系从犯，仅起到辅助作用，具有坦白和立功情节，且系自愿认罪的被告人，请求对刘海斌免除处罚。经查，一审判决已经认定刘海斌系从犯，且已经考虑到其具有坦白等其他量刑情节，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量刑适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理。刘海斌归案后，如实供述了揽货人的一些信息，但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五点中关于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因而不能认定为立功。故对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刘海斌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本案应以单位犯罪定罪处罚。经查，本案系共同犯罪，刘海斌的供述及其他被告人的供述、相关证人证言均证明，本案中的主要犯罪行为均由自然人组织实施，所得非法利益也归个人所有。虽然在共同犯罪中，为了使走私货物顺利通关，经杜启云、邓小华、张哲商议，利用了张哲的湖南道南公司等单位的名义进行通关，但本案实质上仍然是自然人的共同犯罪。故对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邓小华、张哲系从犯不当，对张六意的量刑不当。基于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二审不加重邓小华和张哲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人杜启云、邓小华、刘海斌的上诉及上诉人张六意的部分上诉。维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刑初12号刑事判决中对杜启云、邓小华、张哲、刘海斌、康荣标、郑捷光、杜启祥的判决和对上诉人张六意定罪部分的判决以及判决的第九项。
二、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刑初12号刑事判决中对张六意的量刑部分的判决。
三、上诉人张六意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七十二万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4月4日起至2018年4月3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军
审判员 李世锋
审判员 陈 健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书记员 贺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