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郑民二终字第12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军，男，195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夏冉伟，河南博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春莲，女，195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玉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玲，女，198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法律事务部职员。
委托代理人乔国松，男，198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法律事务部职员。
上诉人张立军与被上诉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张立军于2013年5月30日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决定违法；2、被告为原告提供工作岗位，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3、被告为原告补交2006年10月至今的社会统筹及医疗、失业等保险费用；4、被告支付原告自2006年6月至今的生活费366622元；5、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71000元；6、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赔偿金342000元；7、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失业保险金等手续。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6日作出（2013）管民初字第1118号民事判决，张立军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立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夏冉伟、丁春莲，被上诉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玲、乔国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立军自1975年在宇通公司处工作，先后在宇通公司下属的试制组、供销科、保卫处、销售处工作过。2004年5月27日，张立军与宇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自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3月31日。2005年4月1日，双方将此劳动合同进行了续订，续订合同期限为2005年4月1日至2007年3月31日。2006年6月12日宇通公司作出郑宇司字（2006）039号《关于解除张立军、赵辉劳动合同的决定》文件，主要内容为：张立军、赵辉作为销售公司中部大区陕西分公司业务员，在销售过程中，严重违反公司对经销渠道管理中“B类经销商仅授权融资过桥业务”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将全款订单转给经销商，给公司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在销售公司内部造成了较坏的影响。经公司研究，决定给予张立军、赵辉解除劳动合同的处分。同日，宇通公司对张立军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张立军同志：你与公司于2005年4月1日签订的二年期限的劳动合同，因违纪原因，根据公司对经销渠道管理中“B类经销商仅授权融资过桥业务”条规定，决定从2006年6月12日起，解除你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无经济补偿金。望接通知后，请于2006年6月25日前到人力资源P办理手续。宇通公司另提供签收回执一份，以证明张立军的妻子丁春莲于2006年6月23日收到（2006）039号文件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签收回执上打印的内容为：张老师：请您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签字后，自己留存一份后，送或（捎）人力资源部一份。谢谢！人力资源部2006年6月23日。该签收回执上手写内容为：“今收到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文件郑宇司字（2006）039号壹份。另收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06月23号。丁春莲。”张立军对丁春莲系其妻子的事实予以认可，其也承认该签收回执上的手写内容除“另收”二字外均为丁春莲手写，但其认为丁春莲在手写时并未有上面打印内容，该打印内容为后来宇通公司添上去的，且由于该证据并非为张立军本人签收，签收时间也不明确，故对此签收回执证明其已收到该文件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不予认可。诉讼过程中，张立军述称其曾于1994年与宇通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不予认可。另查明，1992年11月，宇通公司为张立军办理了养老保险手续，并缴纳至2006年9月，2006年10月10日，宇通公司为张立军办理了养老保险停保手续。
还查明，张立军于2013年5月13日向郑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06年7月至今的生活费；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06年10月至今的养老、医疗保险。该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5月16日作出郑劳人仲案字（2013）03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张立军提出的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张立军的仲裁申请。2013年5月27日，张立军又向郑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1、确认申请人解除与被申请人劳动关系的决定违法；2、被申请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3、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经济赔偿金；4、被申请人协助申请人办理失业保险金领取手续。该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5月28日作出郑劳人仲案字（2013）036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张立军提出的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张立军的仲裁申请。张立军对此两份不予受理通知书均不服，于2013年5月30日向该院起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于2006年6月12日作出郑宇司字（2006）039号《关于解除张立军、赵辉劳动合同的决定》文件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2006年6月23日将上述文件送达原告的妻子丁春莲，丁春莲在签收回执上也明确其收到了上述文件，且原、被告之间自2006年6月23日起未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上规定的权利义务，故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原告自2006年6月23日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劳动关系已解除，而其于2013年5月13日及同年5月27日才提起劳动仲裁的申请，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时效中断、中止之情形，故其申请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立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张立军负担。
张立军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据以定案的证据存在严重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解除张立军劳动合同通知书，上面无论是书写还是打印的字体都是被上诉人自己书写或者打印的，并没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外任何第三人签署。在被送达人签名处，没有上诉人张立军的签字，对于这样的文件被上诉人随时都可以伪造出来，随时都可以添加和更改内容，这样的解除劳动通知书没有任何的说服力，也不能证明什么内容。在将上述文件送达丁春莲证明中，“另收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没有表明是解除谁的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不能说送达的就是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张立军劳动合同通知书，牵强的将这两个文件联系在一起，是对劳动者不负责，更是错误的。在丁春莲签字的证明中，虽表述另收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是也不能说当时收到的就是关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张立军劳动合同通知书，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且送达证明的送达日期模糊不清，看上去像“2046月23日”，这个时间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认定为是2006年6月23日，这不符合证据客观性要求，纯属错误认定。仅凭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张立军劳动合同通知书不能证明送达时间，一审法院认定是2006年6月23日送达，而且认定送达是有效的，明显认定错误。对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张立军劳动合同通知书，相对于张立军是决定性的通知，能直接结束张立军的工作机会，对于这样重要的通知，应当直接送达张立军本人，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达证据是丁春莲签署的收到证明，这样的送达直接剥夺了张立军的知情权和申辩权。根据相关规定，在上述送达证明不能证明张立军收到解除通知书的情况下，张立军主张权利的日期为劳动争议的日期，因此此案诉讼时效不过期。对于上述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张立军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和解除是无效的，还可以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在上诉人张立军的郑州社会医疗保险缴纳记录上，很明显的显示张立军的社会医疗保险缴纳到2007年12月才截止。另外被上诉人还在2007年8月给上诉人张立军办理了医疗保险卡。上诉人的社会养老保险由被上诉人缴纳到2006年1O月停缴。缴纳社会保险的前提是劳动关系的存在，被上诉人能够给上诉人办理社会医疗养老保险，能够办理社会医疗保险卡，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还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郑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是正确的。另外，根据《郑州市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当为职工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书面告知其有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并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七日内，将失业人员的名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等材料报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有档案的，应当一并报送。这是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的法定义务，也是劳动者享受失业保险的前提。但是直到现在，上诉人张立军的档案还在被上诉人处保管，上诉人也没有接到任何办理失业的书面通知。被上诉人之所以没有办理档案的转移报送，完全可以相信被上诉人是承认上诉人是其员工，不用办理失业。总之，丁春莲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证明不等于张立军就收到此文件，也不等于张立军就知道此文件的内容。送达证明疑点重重，送达时间模糊不清，诉讼时效不能从2006年6月23日开始计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解除劳动合同，其实最准确的表述是上诉人是一种在家待岗的状态，相对于改制的企业这样的情况很多，在待岗期间上诉人还多次找被上诉人要求提供岗位。因此，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过期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丁春莲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完全知道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内容，且当时并未提出异议，足以证实送达是合法有效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的送达和签收日期即为2006年6月23日，依据合理推算送达日期不可能为2046年应为2006年6月23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郑宇司字（2006）039号文件内容真实客观，综合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2006年6月23日的送达合法有效。丁春莲作为上诉人张立军的妻子，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对上述两份文件的签收足以说明其知悉文件的内容是“解除与张立军劳动合同”这一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送达时间是2006年6月23日，属于认定事实证据充分，法律分析合理合法。本案劳动争议发生的日期为2006年6月23日，诉讼时效已过期。答辩人将《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公司红头文件送达张立军配偶丁春莲，丁春莲签收解除合同通知之日，上诉人即应当知道解除合同的事实，故诉讼时效应当从2006年6月23日开始计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自2006年6月23日起未再履行劳动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自此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的所有诉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
二审中，上诉人张立军提供医保卡和医疗保险单及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7年存在劳动关系；提供证人证言一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提供其他员工的解除合同文件，上面为扁章，而解除张立军劳动合同的文件为圆章，故申请调取公章证据；提供一份复印的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面没有公章，而一审卷宗中订的是有公章的证据。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情况说明中加盖的章不是公章，对真实性有异议，仅凭医保缴费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证人未出庭，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没有关系；解除合同的文件不是原件，真实性有异议，公章更换很正常，没必要调取；一审中我方提交的复印件是先扫描再复印的，章不清楚是合情合理的。
根据有效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立军原系被上诉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工，被上诉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12日作出郑宇司字（2006）039号《关于解除张立军、赵辉劳动合同的决定》文件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2006年6月23日将上述文件送达上诉人张立军的妻子丁春莲，丁春莲在签收回执上也明确其收到了上述文件。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的主要义务是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一方的主要义务是给劳动者发放劳动报酬。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自2006年6月23日起未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上规定的权利义务，张立军未到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上过班，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亦未为张立军安排工作或向其支付工资，因此，张立军应当自2006年6月23日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劳动关系已解除，也已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现张立军于2013年5月申请仲裁已明显超过相关法律规定的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而其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仲裁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因此，上诉人张立军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张立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张立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建亭
审判员 黄智勇
审判员 宋江涛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黄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