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商终字第9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国能。
委托代理人：王可，浙江立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利英。
委托代理人：袁芳，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剑莹，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国能为与被上诉人王利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5）甬仑梅商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王利英与邵国能系同村村民，相互认识。2009年，邵国能多次向王利英借款。其中2009年4月25日分别借款10000元和20000元，同年5月25日借款60000元，同年7月24日借款10000元，同年8月26日借款40000元，同年11月5日借款65000元，同年12月8日借款50000元。上述借款邵国能均出具借条。后邵国能于2010年11月至2011年12月22日分四次共归还借款15000元。经王利英催讨，双方于2014年1月28日对2009年4月25日10000元、2009年7月24日10000元、2009年8月26日40000元、2009年12月8日50000元进行结算。结算后邵国能向王利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金额108000元，分期归还，每月还款1500元，六年还清。后邵国能仅于2014年3月底前共归还4500元，余款王利英催讨无果。
王利英于2015年6月11日以邵国能欠款未还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邵国能立即归还借款248500元；二、邵国能向王利英支付103500元的逾期利息（自2014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三、邵国能向王利英支付145000元的逾期利息（自2015年6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偿清之日止）。原审审理中王利英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解除王利英与邵国能对2014年1月28日借条上的欠款分期还款的约定，邵国能立即归还王利英借款248500元。
邵国能在原审中答辩称：邵国能仅欠王利英108000元，即2014年1月28日借条确定的金额，该份借条是双方对之前所有欠款145000元重新确认后所达成的还款协议。退一步讲，即使如王利英所说邵国能欠240000多元的借款，但双方已在最后一张借条中确认欠100000多元，此外已全部还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2014年1月28日的借条所确定的金额，是对哪几笔借款的结算。该院认为，一、从一般结算惯例来看。结算后形成新的债权凭证，原有债权凭证通常由债务人收回或当场销毁，以免一笔债务存在二份以上的债权凭证而使债务人处于不利境地。案件中，邵国能辩称双方重新结算形成2014年1月28日借条后没有收回原来的三份借条，与常理不符。二、从结算金额来看。2014年1月28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108000元，按邵国能所述，双方是对借款总额为145000元的结算，邵国能称已归还37000元，其中15000元是通过银行汇款归还，其余为现金归还，无收条。邵国能提供银行汇款客户回单四份，用以证明其归还15000元属实。王利英对四份银行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支付利息。银行客户回单显示邵国能于2010年11月28日向王利英汇款6000元、于2011年6月12日向王利英汇款3000元、于2011年11月1日向王利英汇款2000元、于2011年12月22日向王利英汇款4000元，合计15000元。该院认为，邵国能仅能提供15000元的汇款凭证，即便这15000元是归还本金而非支付利息，针对邵国能所述的145000元借款，尚有22000元的还款无任何证据证明，邵国能关于结算金额为145000元的陈述与其还款金额不能相互印证。三、从该借条“2014年止以前没有金钱来往，账目现清”的文意来看。“2014年止以前没有金钱往来”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即便如邵国能所述，2014年1月28日“借条”是对先前所有借款进行的结算，说明2014年以前双方是有金钱往来的。至于“账目现清”，到底是欠账现结清还是账目现理清，含义模糊。此外“没有金钱往来与”与“账目现清”也自相矛盾。该院认为，王利英现持有的2009年的三份借条属于债权凭证，有较强的证明力。邵国能在带有还款协议性质的“借条”中自书“没有金钱往来，账目已清”尚不足以证明双方在“借条”中的结算金额与王利英的三份借条具有同一性。四、从邵国能的诚信来看。2014年1月28日后，邵国能曾按约定分三次归还王利英借款，每次1500元，合计4500元。后邵国能写了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邵国能人民币肆仟伍佰元2014.4月5月6月三个月收款人”，于2015年2月16日要求王利英签字确认。王利英认为上述“4月5月6月”的写法与事实不符，遂与邵国能发生争执，后其家人报警。显然，邵国能欲造成4500元是履行2014年4月至6月还款义务的假象，以达到减轻自己债务的目的。虽然本事件与本案借款金额的认定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双方对案件事实各执一词、互相矛盾的情况下，本事件可以作为认定邵国能言行可信度的参考。综上，该院认为，相比较之下，王利英持有2009年三份借条的证明力更强，王利英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可信度更高。邵国能向王利英借款合计255000元的事实可以认定。至于邵国能关于王利英在借款时预扣利息的辩称，无相关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纳。关于邵国能已归还的借款金额。邵国能按照双方于2014年1月28日的协议已归还4500元，该事实可以认定。但对于邵国能提供的四份银行客户回单所显示的15000元，邵国能认为是还款，王利英认为是支付利息。该院认为，从王利英、邵国能之间仅为同村村民的关系，以及多次借款的情况来看，双方之间无息借款的可能性不大，双方口头约定过利息的可能性较大，但由于借条中未载明支付利息，双方对约定的利息说法不一，只能视为不支付利息，邵国能的15000元汇款应认定为还款。如前所述，因王利英、邵国能已对合计110000元的四笔借款重新结算，结算后借款按108000元计，故15000元并非归还此四笔借款，而是指向王利英现持有借条的三笔借款。王利英、邵国能在15000元到底归还哪笔或哪几笔借款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时，几笔债务均未约定归还期限、无担保，以优先抵充发生在先的债务为宜，即认定邵国能归还的是2009年4月25日20000元借款。邵国能合计归还19500元。现王利英要求解除双方关于分期还款的约定，一次性归还2014年1月28日借条的欠款108000元。该院认为，如前所述，该份“借条”具有还款协议性质，虽然双方约定每月归还1500元，分六年还清，但邵国能至今仅归还4500元，显然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主要义务，经王利英催讨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王利英可以解除还款协议，并要求邵国能一次性还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23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解除王利英与邵国能在2014年1月28日借条中关于分期还款的约定；二、邵国能应归还王利英借款2335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王利英的逾期利息（其中103500元的计付时间自2014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130000元的计付时间自2015年6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限邵国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王利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028元，减半收取2514元，由王利英负担152元，邵国能负担2362元。
邵国能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故意曲解邵国能在借条中所写的真实意思。邵国能在2014年1月28日的借条中已经明确写明“2014年止以前没有金钱来往，账目现清”，王利英也在借条中签名并表示同意。从写该借条的背景以及借条的上下文，并结合邵国能的文化程度，可理解该句话意思即为此份借条书写后，双方之前的借贷关系均已结清，再无任何经济纠纷。然原审判决却故意咬文嚼字，分析出“2014年止以前没有金钱来往，显然与事实不符”，“没有金钱来往，账目现清”不是为了证明结算金额与三份借条具有同一性，而是用来说明双方之间自该份借条起之前的账目已经结清，没有其他金钱纠纷了。王利英提交的《出警证明》中仅仅载明邵国能与王利英因债务问题发生了争执，并不涉及任何其他事项。然原审判决却自行引申，并将此上升为“认定被告言行可信度的参考”。原审认定2014年1月28日借条是对原先2009年4月25日、7月24日、8月26日、12月8日借条的结算证据不足，且疑点重重、漏洞百出。王利英起诉时称邵国能先后于2009年4月25日、5月25日、7月24日、8月26日、11月5日、12月8日向王利英借款并出具七份借条（其中4月25日两份），之后在2014年1月28日对2009年4月25日、7月24日、8月26日、12月8日四份借条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一份新的借条。先不论王利英根本无任何证据证明上面所述事实，即使从常理来推断，该陈述也存有疑点。2009年4月25日同一天中存有两份借条殊不合理，更不合理的是既然存在七份借条，那么双方只选了其中四份借条进行结算，而且既然2009年4月25日存在两份借条，结算时却只对其中一份借条进行结算，显然不合常理。对于王利英所主张存在七份借条的事实，理应由王利英进行举证证明，在邵国能对是否存在借贷事实存有异议的情况下，法院更应审慎处理，要求王利英到庭，进一步对事实进行查明。原审法院不仅对王利英举证不利的事实置之不理，在双方对借款事实存在较大争议的情况下，也未要求王利英到庭进一步查明事实，而是把证明责任推给邵国能，把举证不利的后果归于邵国能，这完全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王利英答辩称：邵国能与王利英系同村村民，邵国能先后于2009年4月25日、5月25日、7月24日、8月26日、11月5日、12月8日向王利英借款并出具了七份借条，总共借款金额为255000元，每笔借款都以现金形式交付，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上述事实邵国能在原审庭审中已经自认。2014年1月28日邵国能向王利英出具了一份借条，该借条对2009年4月25日其中一笔借款、7月24日、8月26日、12月8日的借款进行了汇总，明确该四笔借款总金额为108000元，并约定上述款项按六年分期还款，每年还款18000元等，同时邵国能收回了该四份借条。至此，邵国能合计借款金额为253000元。邵国能于2014年1月29日、2月26日、3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归还王利英借款4500元后再也未归还余款，经王利英多次催讨一直未还。邵国能于2014年1月28日出具的借条实际上是对2009年4月25日10000元、同年7月24日10000元、同年8月26日40000元、同年12月8日50000元四笔款项的结算。事实上，原本经结算邵国能应当归还王利英110000元，但邵国能为了逃避债务，竟然采取欺骗的手段让王利英在邵国能已经草拟好的该份借条上签字，王利英发现该事实时为时已晚。需要强调的是，该份借条上除了王利英的名字外，其余内容都是邵国能所写，包括“同意”二字。至于借款的用途，邵国能在向王利英借款时称系其女儿做生意用，但其实际用途王利英不得而知。如果根据邵国能所称“没有金钱来往，账目现清”是指双方之间自该份借条之前的账目已经结清，没有其他金钱纠纷的话，那么按照常理，邵国能应当收走该份借条之前的借条，虽然邵国能在原审庭审中称“因为双方太熟了，所以没必要收走”，但是该说法与其行事风格完全相反，在邵国能已经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归还了王利英部分款项后，仍然要求王利英以签字确认的方式来固定该事实，其不可能会在对账结清后不收回之前的借条。2015年2月16日，邵国能又以同样的欺骗手段要求王利英在其所草拟好的收条上签字，以此来逃避债务。后被王利英家人识破报警。关于借款的事实，王利英已经提供了借条加以证明，邵国能如对2014年1月28日出具的借条的性质有异议，应当提供反驳证据，但邵国能并未提供，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邵国能在2014年1月28日向王利英出具了款项为108000元的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2014年止以前没有金钱来往，账目现清”，双方对此存在争议。王利英认为，该份借条系对另外四笔借款的结算，即2009年4月25日10000元、同年7月24日10000元、同年8月26日40000元、同年12月8日50000元，结算后四份借条均已归还邵国能。邵国能认为，该份借条系对总金额为145000元的所有借条的结算。本院认为，首先，从邵国能的还款金额来看，邵国能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归还15000元，邵国能称其另有款项以现金方式归还，但未提供证据，故仅能认定邵国能已归还的款项为15000元，与邵国能所称2014年1月28日的借条系对借款总金额145000元的结算无法对应。其次，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邵国能在2014年1月28日向王利英出具借条后，王利英仍持有邵国能出具的借条三份，如邵国能所述属实，其应当收回该三份借条，而邵国能并未收回，与常理不符，且邵国能未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最后，2014年1月28日借条上的内容均由邵国能书写，邵国能也有条件对该借条的内容作出有利于其的表述。故王利英提供的证据证明力较大，其所述较邵国能所述也更为可信。综上，邵国能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24元，由上诉人邵国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海
代理审判员 袁 方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汤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