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19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太仓市军辉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璜泾镇新明村。
法定代表人：周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纯，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保林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竞舟路232号339室。
法定代表人：吴玉芝，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太仓市军辉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辉公司）、杭州保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林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5）太商初字第00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军辉公司委托代理人王纯、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玉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军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保林公司向军辉公司支付货款635812元；一、二审诉讼费由保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中，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的事实是：军辉公司向保林公司送货的总金额为2475812元，除了75812元外，双方均确认截止2014年1月8日，保林公司尚欠军辉公司货款127万元，双方均认可在1月8日后，保林公司向军辉公司支付了71万元，其中61万元为银行承兑汇票。军辉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即是按照127万元-71万元+75812元的计算方法，要求保林公司支付635812元。二、一审法院对关键性事实问题未查清，采用所谓的盖然性认定事实，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2014年1月31日春节，1月25日军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军携全家回东北过年，根本不可能在2014年1月27日签收所谓的顺丰快递。2、关于邮寄承兑汇票的事宜，保林公司前后陈述不一致。一审第一次开庭保林公司陈述是分二次邮寄给军辉公司；2015年9月8日开庭时又陈述是分三次邮寄，第一次是2014年1月27日邮寄3张金额为30万元、第二次第2014年2月19日邮寄4张金额为36万元、第三次是5月14日邮寄金额为61万元。保林公司一开始陈述三次都是邮寄到太仓市××室，后顺丰公司出具的证明明确2015年1月26日的快件是邮寄到杭州市××区××路××号杭州骏艺包装厂的，显然2014年1月27日保林公司并未向军辉公司发出任何顺丰快件。在此事发生后，保林公司又解释是邮寄到军辉公司的指定地点，显然前后矛盾。3、除了61万元的那张汇票，另7张承兑汇票合计金额为66万元。双方认可的欠款是56万元，保林公司在对账以后，明知只欠56万元，却要支付66万元，明显不是事实。4、顺丰速递系为保林公司提供快递服务的合作公司，且保林公司确发出快递而遗失的，顺丰公司有赔偿义务，故其为利害关系方。且顺丰公司情况说明和证明中采用的是“上门派件”的陈述，并未认可已由快递单指定人员签收。从证据形式而言，情况说明和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应由顺丰公司派人出庭接受质证。5、军辉公司在一审中对于所有事实如实陈述，却收到法院的处罚决定，纯属冤枉。6、保林公司隐瞒其和标普公司之间的长期业务关系，在标普公司提出22万元不知道是因为哪笔货物而支付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认定是军辉公司向保林公司支付了22万元货款，系事实认定错误。2014年军辉公司将标普公司介绍给保林公司，由标普公司向保林公司提供货物，出于业务合作关系，保林公司给标普公司的货款是由军辉公司代为转交的，所以才有了刘某某的签字；从证据形式而言，郑斌的谈话笔录属于证人证言，但其未到庭接受质证。7、一审认定保林公司合法获得了7张承兑汇票，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仅核查了3张承兑汇票的情况，对其余4张未予以核对；就一审认可的3张汇票中，一审法院也未核明保林公司声称的前手“赵某某”、“吴某”、“王某某”是否已获得票据，是否是该三人将承兑汇票支付给了保林公司。且该三人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未经庭审质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三、一审判决第2页最后一行至第3页第9行，系一审法院断章取义，认定事实错误。军辉公司一直承认在2014年1月8日以后收到了保林公司的71万元付款，其中61万元为承兑汇票，因为支付了71万元，货款没有付清，故欠条不能寄回。
对于军辉公司的上诉，保林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军辉公司的其他请求完全正确，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基本事实：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销售合同》后开始本案的木材买卖关系，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以承兑汇票形式等内容。到2014年1月8日双方经过结算，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欠条表明其中75812元木材存在质量问题，此时已付款113万元，欠余款127万元。经一审庭审质证，双方对保林公司于欠条前付款113万元及此后开出61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事实无争议，双方争议的是保林公司举证证实的剩余七张汇票合计66万元，军辉公司有无收到。2、关于该七张66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保林公司一审举证了该七张汇票的复印件、通过顺丰公司寄送的相关证据、经保林公司申请法院调查证实的有一张22万元的汇票已被军辉公司股东刘某某签字向标普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双方认可的录音资料中可认定军辉公司间接承认曾收到保林公司寄交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汇票复印件上的记载内容也与相关证据相印证、案外三个证人也证实保林公司合法取得前述汇票、军辉公司也承认快递的邮寄地址曾租住过，这些均证实军辉公司已收到保林公司最后7张计66万元的货款，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3、正是因为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军辉公司在一审中不讲诚信拒不承认收汇票的事实，一审法院才对军辉公司作出罚款10万元的决定。4、军辉公司上诉所称与事实不符。其称2014年1月27日已回家过年不可能签收顺丰速递，但这时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正是付钱、讨钱的最佳时节，且军辉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军辉公司称快递遗失也是信口开河；军辉公司称22万元汇票是代保林公司支付标普公司的货款，更无依据，一审标普公司已明确系刘某某签字给标普公司支付军辉公司所欠货款，即便如其所说是保林公司委托军辉公司代付货款，那么上面不应该有刘某某的签字。二、保林公司对本案支付军辉公司质量不合格的75812元货款的判决的上诉，合理合法。1、一审所支持的75812元货款，系建立在按原合同履行的前提下，但从一审认可的录音资料可以明确，该批货物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军辉公司法定代表人也要求“便宜（帮助）卖掉”，故处理掉的价格就不会是原来的75812元了。2、军辉公司上诉第一项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而该判决有两项内容，这样军辉公司上诉第一项请求也包含了保林公司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的内容，二审法院应确认撤销支付75812元货款的一审判决内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军辉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
保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军辉公司的所有一审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军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查明2014年7月1日录音主要内容为：“……（吴玉芝）我尽量帮你卖……（周军）我的意思是说，你便宜帮我卖掉……”，也就是双方当事人对该注明的75812元的铁杉、花旗松的产品规格、质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议，需降价卖掉该批货物。买卖双方均有“便宜卖掉”的意思表示，那么保林公司处理掉该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货物的价款，必然是低于75812元的在原合同价款以下的数字，而不是原合同价款的75812元。在军辉公司未举证证明该低于合同原价的货款的具体数额的情形下，军辉公司的该部分诉请系数额尚未确定，应当驳回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且从法理上说，对该部分合同原价75812元的铁杉、花旗松军辉公司承诺“便宜卖掉”，保林公司事实上也已便宜卖掉，这系合同要约、承诺的内容，系以低于原合同价款的新的合同关系，是双方就原合同该部分价款新的意思表示。因而，一审在认定双方都确定便宜卖掉的情况下，判令保林公司给付合同原价的75812元木材款，系事实认定错误。
对于保林公司的上诉，军辉公司辩称：双方当事人对于结欠货款75812元部分的金额在欠条中已经予以明确，保林公司并没有支付该部分货款，请求法院驳回保林公司的上诉请求。
军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保林公司给付军辉公司货款635812元；2、判令保林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5日，军辉公司、保林公司在太仓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保林公司从军辉公司处购买原木2600立方米，单价1153.85元/立方米，总金额（含税）人民币300万元；付款方式为以承兑汇票形式等内容。2014年1月8日，保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玉芝向军辉公司出具一份欠条，载明：杭州吴玉芝；铁杉3米×4.6×4.6=2944支×1740元/m³、2.5×4.6×4.6=3718支×1710元/m³，花旗松4.9×4.9×2.5米=946根×1700元/m³，计75812元；已付款113万元、余款127万元（壹佰贰拾柒万元整）。2014年1月24日，军辉公司向保林公司开具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22张，每张金额为111000元，价税合计金额为2442000元。
2014年7月1日，吴玉芝与军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军进行了手机通话，并对通话内容作了录音，录音主要内容为：“（吴玉芝）你欠条不寄回来，我是要挂失了；（周军）哦，我们给你寄过去，那个货款你怎么给我弄啊？（吴玉芝）那货款我就是要卖掉，那又不是我造成的，我尽量帮你卖，你不是一定要用那笔货款压那张欠条啊。（周军）我的意思是说，你便宜帮我卖掉，然后……；（吴玉芝）我都相信你了，我已经承兑给你了。……（周军）哦，……；……（吴玉芝）你赶紧寄回来，不寄回来，我就挂失挂掉了。（周军）恩好。……”。经一审法院询问，双方确认录音中提到的“欠条”系2014年1月8日吴玉芝出具的书面材料。
保林公司为证明已支付结欠军辉公司66万元货款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案外人吴某、王某某、赵某某出具的曾以涉案承兑汇票支付给保林公司货款的证明及相关木材购销合同、七张银行承兑汇票及通过顺丰快递邮寄的邮件凭证，七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号、金额分别为24468570（22万元）、26536674（10万元）、32114412（4万元）、23047192（5万元）、20184745（5万元）、24471716（10万元）、22491476（10万元），并且保林公司在该七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留存复印件上记录有邮寄时间、邮寄收件人等信息。一审庭审中，军辉公司明确表示未曾收到上述七张银行承兑汇票，并认为吴某、王某某、赵某某出具的证明及相关木材购销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根据保林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对票号、金额分别为24468570（22万元）、24471716（10万元）、32114412（4万元）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背书以及邮寄凭证等情况进行了调查。浙江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公司）出具证明，单号为203597347760、203730159874的快件由军辉公司分别于2014年2月19日、2014年5月14日进行邮寄，收件人为周军，并留有周军的联系方式。根据保林公司提供的线索，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31日向苏州标普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普公司）进行了调查，该公司表示其与军辉公司从事木材交易已持续几年，票号及金额为24468570（22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系由军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带过来支付军辉公司结欠的货款。军辉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时表示，未曾收到保林公司邮寄的上述两封快递；对标普公司的调查有异议，认为保林公司与该公司有业务往来，可能上述汇票是保林公司让军辉公司转交给该公司的，是谁转交的不记得了，具体也不清楚。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一、75812元货物的性质问题？二、保林公司是否实际将66万元货款支付给军辉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军辉公司、保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经军辉公司、保林公司对账，军辉公司对保林公司支付的113万元和以保林公司名义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61万元货款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军辉公司主张保林公司收到货物后没有付款；保林公司辩称军辉公司所发该货物并不符合其指定的标准，多次要求军辉公司拉回，但军辉公司不肯拉回。一审庭审中，在保林公司出具给军辉公司的欠条上对75812元货物的型号予以列明，双方均表示该笔货款不包含在已确认的总货款中，经一审法院询问后，保林公司对该笔货款的金额予以确认。虽然军辉公司、保林公司双方对该批货物存有争议，但保林公司未经军辉公司同意即将该批货物处置，实属不当，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军辉公司要求保林公司给付该笔75812元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军辉公司否认曾收到保林公司通过顺丰公司邮寄的总计金额为66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保林公司主张已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结欠军辉公司的货款6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林公司支付军辉公司66万元货款具有高度盖然性，理由如下：一、军辉公司曾持有票号为24468570（22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可以确认。通过一审法院对该银行承兑汇票的调查，案外人标普公司表示该张汇票系由军辉公司支付其货款，且有军辉公司股东刘某某的签字，军辉公司也确认该签字的真实性。虽然军辉公司不承认曾收到该汇票，但其不能合理解释用该汇票支付苏州标普木业有限公司货款的情况。由此可以认定，军辉公司曾收到票号为24468570（22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二、通过对军辉公司、保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话录音的分析，军辉公司同意将欠条寄给保林公司的前提条件是让保林公司支付其75812元货款，由于双方对该笔货款有争议致使保林公司未付，由此造成军辉公司未将欠条寄给保林公司。从通话录音中可以认定军辉公司间接承认曾收到保林公司邮寄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三、保林公司单方在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记载的内容与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案外人吴某、王某某、赵某某出具的证明及相关木材购销合同，能够证明保林公司曾持有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同时，根据顺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军辉公司承认曾在邮寄地址租房居住等事实，保林公司在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记载的内容与邮寄快递上的邮寄时间、收件人、收件地址等信息相互印证。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各间接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保林公司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军辉公司66万元货款具有高度盖然性，军辉公司诉称理由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杭州保林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太仓市军辉木业有限公司货款75812元。二、驳回太仓市军辉木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58元，由太仓市军辉木业有限公司负担8947元，由杭州保林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211元。
二审中，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军辉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出票记录，证明2014年1月25日刘某某、周军飞往牡丹江过春节，在此期间军辉公司没有可能签收保林公司主张的其在2014年1月27日及2014年2月20日寄送的快递；证据2、情况说明、承兑汇票3张（保林公司标注1月27日寄给周军）、保林公司对7份汇票金额及其邮寄情况的陈述（2015年9月8日开庭笔录第六页），证明保林公司自行手写标注的所谓1月27日邮寄给周军的记录与顺丰快递提供的情况说明载明的情况无法对应。顺丰快递提供的情况说明载明2014年1月26日由保林公司寄往杭州市××区××路××号杭州骏艺包装厂，该地址与军辉公司之间没有关联性。保林公司主张1月27日邮寄给周军的承兑汇票金额总计30万，票号为24471716、22491476、26536674没有事实依据，军辉公司从未收到过该30万的承兑汇票；证据三、银行回单两张，证明保林公司曾经支付过95000元，当时因为货品问题双方协商扣掉5000元，故95000元当做10万元使用的。与该证据相对应的是2015年9月28日的一审庭审笔录第7页，保林公司陈述在出具欠条以后，支付了50000元至周军的卡上。
对于军辉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保林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保林公司在1月27日是将承兑汇票寄到周军在太仓的住址，收件人写的就是周军，电话号码也是留的周军的号码。顺丰快递情况说明中1月26日寄到骏艺包装厂的是另外的快递，与本案无关；两笔付款是有的，现金给对方算清楚的，该10万元不是127万元里面的。
二审中，根据保林公司的申请，本院向交通银行台州温岭支行调取了案涉票号为31300051/22491476的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托收材料，显示该份汇票出票人为台州凌霄农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龙腾电工器材有限公司，自收款人之后至最后一手向银行提示付款的被背书人依次为任丘市环宇电气有限公司→苏州江川技术有限公司→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道之科技有限公司→海宁嘉业建设有限公司→上海森联木业有限公司。军辉公司对于法庭调查的材料质证认为：军辉公司没有经手过该份承兑汇票，经仔细查看法院调取的材料。军辉公司确实也不是该承兑汇票背书的一方当事人；保林公司则质证认为：对于背书的情况不清楚，还是希望法院继续调查涉及安徽经营部的那张银行承兑汇票的具体背书情况。
二审经审理查明，保林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的一审庭审中举证承兑汇票复印件8份、邮寄凭证2份，以证明其在2014年1月8日后付清了所结欠的货款127万，汇票其是以邮寄的方式交付的。其中，8份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及上面标注的手写内容具体如下：
票号出票金额（万元）手写内容131300051/26536674102014.1.25王某某送过来10万
付周军2014.1.27寄过去231300051/22491476102014.1.27号寄付周军310400052/24471716102014.1.27号寄给周军431600051/2018474552014.1.29吴某拿来
2014年2月19号寄给周军510400052/24468570222014.1.28赵宝洁拿来
2014年2月19号寄给周军631300051/3211441242014.1.28王某某拿来
2014年2月19号寄给周军710300051/2304719252014年2月19号寄给周军840200051/22891258615月14号寄给周军顺丰速运全付清2份顺丰公司邮寄凭证的单号分别为203597347760（投递时间为2014年2月19日）和203730159874（投递时间为2014年5月14日），载明的收件人信息中联络人均为周军，地址均为江苏太仓市锦绣新城深柳苑10幢1609室，电话均为133××××3999。
在2015年9月8日的一审庭审中，保林公司明确其支付127万元款项的具体方式为：在2014年1月27日邮寄3张承兑汇票，金额总计30万，每份10万，票号为24471716、22491476、26536674；2014年2月19日邮寄4张承兑汇票，金额总计36万，票号为20184745的金额为5万，票号为32114412的金额为4万，票号为23047192的金额为5万，票号为24468570的金额为22万；2014年5月14日邮寄1张承兑汇票，金额为61万，票号为22891258。
二审另查明，顺丰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单号：203597347760的快件，2014年2月19日由保林贸易寄往江苏省太仓市锦绣新城深柳苑10幢1609室，2014年2月20日上门派件；单号：203730159874的快件，2014年5月14日由保林贸易寄往江苏省太仓市锦绣新城深柳苑10幢1609室，2014年5月15日上门派件；单号：203574550659的快件，2014年1月26日由保林贸易寄往杭州市××区××路××号杭州骏艺包装厂，2014年1月27日上门派件。”在2015年9月8日的一审庭审中，保林公司明确顺丰公司出具的该份情况说明中提到的前两个是寄给周军的，第三个查询查错了，是保林公司弄错了日期，不是寄给周军的。
其后，顺丰公司又于2015年9月23日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载明：“经我司核实，单号203597347760快件的寄件地址为杭州秋涛路南落马营9号杭州保林贸易，寄件人吴玉芝，联系电话135××××7367；收件地址为江苏省太仓市锦绣新城深柳苑10幢1609室，收件人周军，联系电话133××××3999。单号203730159874快件的寄件地址为杭州秋涛路南190号杭州保林贸易有限公司，寄件人吴玉芝，联系电话135××××7367；收件地址为江苏省太仓市锦绣新城深柳苑10幢1609室，收件人周军，联系电话133××××3999。”在2015年11月3日的一审庭审中，军辉公司确认上述“江苏省太仓市锦绣新城深柳苑10幢1609室”地址周军确实租住过，时间大概是2013年一整年，在2014年3月初搬走的。在2016年6月21日的二审庭审中，军辉公司确认上述快递单中载明的“133××××3999”的电话号码系周军本人的电话。
二审另查明，在2014年9月8日的一审庭审中，保林公司明确在出具欠条之后，其向军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军有过两次汇款，一次为2014年1月8日从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玉芝的卡上转了50000元到周军卡上，另一次为2014年1月23日从吴玉芝女儿的卡上转了45000元到周军卡上。但保林公司认为这两笔付款不属于付的货款本金，是给军辉公司开发票的税钱。而军辉公司认为双方之间没有谈过开票的税点问题。
二审又查明，在2015年7月14日的一审庭审中，保林公司称75812元这批货物是军辉公司发错的，而且存在问题，已经烂掉了，没有用了。其后，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对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玉芝作调查笔录，向其了解该75812元货物的情况，吴玉芝称已于2015年4月以2000元的价格处理掉了。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在2014年1月8日的欠条出具之后保林公司向军辉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具体是多少？二、本案中就2014年1月8日欠条中所涉及的金额为75812元的货款保林公司是否应当支付？
关于争议焦点一，保林公司主张其在该张欠条出具之后分三次向军辉公司寄送了总额为127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军辉公司则认为其仅收到保林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61万元以及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10万元，合计71万元。
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就保林公司主张向军辉公司支付的8份银行承兑汇票，因双方当事人对于最后一份保林公司向军辉公司支付的金额为61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笔付款依法予以认定。
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另外7份总额为66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付款，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军辉公司举证了2014年2月19日寄送银行承兑汇票的邮寄凭证，该邮寄凭证上相关信息与其于2014年5月14日寄送61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收发信息是一致的，且相关信息在顺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明中得到了印证，军辉公司亦认可邮寄凭证上载明的地址曾系其法定代表人周军租住的地址，电话亦为周军本人的电话。而保林公司虽未能举证2014年1月27日寄送银行承兑汇票的邮寄凭证，但保林公司举证的其留存的该7份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与双方确认一致的61万元那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一样，都有关于汇票来源及寄送支付信息的手写内容记载，保林公司并于一审举证了王某某、吴某、赵宝洁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相关木材购销合同，以印证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手写内容的真实性。
其次，从一审法院向标普公司调查了解的情况，可以印证保林公司寄送的该7份银行承兑汇票中的票号为10400052/24468570、金额为22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曾由军辉公司持有并作为货款支付给了标普公司，军辉公司上诉提出系代保林公司向标普公司转交，但对此其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该主张亦不能解释为何由其股东刘某某在标普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签字。
第三，从保林公司主张付款的时间及金额来看，第一笔系于2014年1月27日支付30万元、第二笔系于2014年2月19日支付36万元、第三笔系于2014年5月14日支付61万元，若保林公司所主张的付款属实，则在前两笔付款之后其结欠的金额为61万元（127万元-30万元-36万元），这与其第三笔付款金额完全吻合，也印证了保林公司关于最后一笔付款系基于结欠的货款金额申请开立相应银行承兑汇票的陈述的合理性。再结合保林公司举证的2014年7月1日通话录音的内容来看，虽然双方提到了涉及75812元那笔货款的问题，但在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玉芝要求寄回2014年1月8日欠条时，军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军予以了确认。若当时保林公司确实还结欠635812元未付，则其不提出异议还确认同意寄回欠条显然不合理。
关于军辉公司提出保林公司还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过10万元进而不可能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127万元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本案所涉《销售合同》中就付款方式明确约定为承兑汇票形式，而该10万元系通过个人银行账户之间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且《销售合同》约定交易金额系含税价，故保林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就该10万元付款作出的系支付税款金额的解释合理。
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基于证据优势原则，一审法院认定保林公司就其在案涉2014年1月8日的欠条出具后以承兑汇票方式向军辉公司合计支付127万元的主张成立，并无不当。军辉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军辉公司主张该部分货款在2014年1月8日的欠条中得到了确认，保林公司应向其支付；保林公司则认为该部分货款对应的货物系军辉公司发错货，且双方均确认要便宜处理，故其不应再按75812元的金额向军辉公司支付该部分货款。
对此，本院认为，就案涉争议的该笔75812元货款，保林公司在2014年1月8日出具的欠条中明确载明了具体的明细以及金额。保林公司认为实际系军辉公司发错货，其对于规格和质量均有异议，但对此在2014年1月8日的欠条中并未予以明确，且该批货物实际已被保林公司处置。故一审法院认定保林公司应支付该部分货款，并无不当，保林公司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军辉公司、保林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10158元，由太仓市军辉木业有限公司负担8947元，由杭州保林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21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水娟
审判员 丁 兵
审判员 高小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书记员 郭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