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咸民终字第011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林，男，汉族，1967年6月9日生，住陕西省三原县徐木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育生，男，汉族，1961年9月28日生，村民，住陕西省泾阳县桥底镇，系刘利莎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亚玲，女，汉族，1962年10月11日生，住址、职业同上，系刘利莎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发，男，汉族，1981年7月28日生，陕西省泾阳县桥底镇，系刘利莎之夫。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彭超，系泾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
上诉人余林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2013）泾民初字第00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林，被上诉人刘育生及姚亚玲、刘志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彭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刘育生、姚亚玲夫妇1986年5月16日生子刘伟，1989年9月13日生女刘利莎。2006年刘利莎开始患精神分裂症。2012年4月5日，刘利莎精神病发作，刘利莎亲属将其送到余林在泾阳县吉元大街167号开设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就医。2012年4月8日，因被告余林看管不慎致刘利莎从该院二楼摔伤。随后余林将刘利莎送至陕西省核工业215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4月10日，余林与刘育生达成协议书。双方在协议书上均签宇捺印。该协议书载明：“刘利莎摔伤原因系余林不许家属留院看护，余林医院看护人员看护不慎致使刘利莎坠楼摔伤。造成刘利莎四肢骨折，腰部骨折等多处损伤。发现后经泾阳县中医医院及215医院治疗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余林决定将刘利莎转至富平县八里店骨科医院进行治疗并承诺：一、刘利莎的所有治疗等相关费用余林全部承担；二、陪护两人的费用由余林承担；三、以上未提到的相关事情待刘利莎病情稳定后再行协商。2012年4月11日，刘利莎从215医院转至富平县八里店骨科医院进行治疗。该骨科医院告知刘利莎病情严重须转入上级医院治疗。次日，刘利莎又转回215医院治疗。5月5日，刘利莎病情稳定后转至桥底中心卫生院治疗。同年8月25日，刘利莎从桥底医院出院。期间，刘利莎因索要医药费将余林诉至本院，本院以（2012）泾民初字第01082号民事判决书进行了判决。判决内容为：“一、由余林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刘利莎医疗费24804元、护理费16560元、交通费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140元、营养费2760元，以上共计48864元；二、驳回刘利莎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双方均未上诉，生效后余林亦未主动履行义务，刘利莎遂申请本院强制执行。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4月2日，刘利莎在泾阳县永安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结论为：重度贫血；腰2椎体爆裂性骨折并全瘫，精神分裂症。同年4周24日，刘利莎昏迷不醒，
入住泾阳县桥底中心卫生院，当日死亡。该院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死亡原因栏载明：休克原因待查。三原告将刘利莎安葬后，将余林诉至本院。
另查：余林在泾阳县吉元大街167号开设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未在泾阳县卫生局履行登记手续。
原审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六项诉讼请求，除护理费和交通费外，其余死亡赔偿金等四项请求，都是基于刘利莎2013年4月24日死亡这一事实。原告此四项请求要想得到全面支持，应当提供刘利莎之死与2012年4月8日摔伤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被告要想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应当提供刘利莎死亡与摔伤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或提供死亡是摔伤以外的原因所致的证据，死亡是多种病因所致，摔伤仅是死因之一的证据。否则，双方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后果。根据本案认证情况，原告关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诉讼请求，宜根据公平原则予以处理，不能全部予以支持；被告赔偿责任亦不能免除。关于原告请求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一节，因刘利莎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其不具有赡养父母的能力，原告此请求，不能予以支持。但刘利莎之死，给原告确实造成了一定的精神伤害，故其请求余林支付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但具体数额应当根据本案中双方的过错责任及本地的生活水平考虑计算为宜。至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护理费和交通费的请求，系基于2012年4月10日协议，双方对此协议皆予认可，被告理应照此履约，但交通费以有票据的803元为限。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一、由被告余林赔偿原告刘育生、姚亚玲、刘志发因刘利莎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57630元、丧葬费9760.5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因刘利莎住院产生的护理费48000元、交通费803元亦由余林承担，以上给付之项合计人民币131193.5元，由被告余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完毕。二、驳回原告刘育生、姚亚玲、刘志发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75元，由原告刘育生、姚亚玲、刘志发承担75元；被告余林承担7300元。
宣判后，余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1、受害人刘利莎在泾阳桥底医院治疗期间，病情已好转且能下地活动。刘利莎在泾阳永安医院被诊断为贫血和腰椎爆裂性瘫痪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爆裂性瘫痪的出现，说明椎管内有骨片或骨块，而这些在第一次手术时已全部取出。受害人再次瘫痪，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做手术时所使用的钉子出现了质量问题；二是人为因素，病人再次自杀所引起。但两种成因都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另外，刘利莎本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曾经自杀过数次。2013年4月24日桥底医院记载“休克原因待查”，上述事实不能证明刘利莎的死亡与上诉人存有因果关系。2、一审认定交通费有误。被上诉人在未向法院提供相关就诊病历和医药费票据的情况下，却提交了大堆的交通费票据，这点明显与事实不符。3、关于护理费，为何在瘫痪期间按护理人员一人计算，在病治好的情况下，却按护理人员二人计算。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刘育生、姚亚玲、刘志发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对答辩人提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支持错误。另外，上诉人称刘利莎的死亡与其没有因果关系不符合客观情况。原审在查明刘利莎系病情逐步恶化、救治无效死亡的情况下，却判决上诉人承担一半的赔偿责任，该处理显然不公。
二审庭审中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刘利莎的死亡与摔伤之间不存有因果关系，受害人死亡另有他因一节的上诉理由。经审查，刘利莎2012年4月8日摔伤住院后，曾先后多次住院治疗，医院出具的住院病案中均记载刘利莎腰椎体骨折伴瘫痪，故上诉人称刘利莎瘫痪另有他因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另提出2012年5月至8月刘利莎在泾阳县桥底中心卫生院治疗后可扶拐行走，该主张并无证据佐证，亦不予采信。上诉人提出刘利莎患有精神分裂症，其本人有自杀的可能，经查刘利莎死亡当日在桥底中心卫生院救治记载“查体时刘利莎意识无、昏迷状、贫血貌、双眼瞳孔缩小，臀部褥疮骨外露”，该记录中并无外力或自杀受伤的记载，故上诉人提出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利莎的死亡原因，本院认为，刘利莎的死亡原因虽未进行尸检，但综观刘利莎受伤症状以及数次住院治疗情况，能够证明刘利莎受伤后病情逐渐发生恶化这一事实。刘利莎受伤当日在二一五医院治疗时被诊断为腰椎体爆裂性骨折并全瘫以及轻度失血性贫血，2013年3月28日刘利莎以重度贫血被永安医院内二科收治，经诊断为：1、重度贫血；2、腰2椎体爆裂性骨折并全瘫；3、精神分裂症。出入院医嘱均记载有“患者脊柱、四肢及各处关节查体不合作，肌力查体不合作，肩胛部可见星片状红色压创形成，尾骨出可见约10＊10CM的压疮，有血性分泌物渗出……”。由此可见，重度贫血和褥疮感染是引发刘利莎死亡的主要诱因，与死者在上诉人处摔伤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作为刘利莎在精神病院期间的监护人未能尽到监管义务致刘利莎摔伤并最终导致死亡，上诉人应对自己的过错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但被上诉人在泾阳永安医院明确告知对刘利莎要加强营养，积极转入上级医院继续治疗的情况下，未遵照医嘱要求，致使刘利莎未能得到及时救治，后发生死亡的严重后果，故被上诉人对刘利莎的死亡亦存有过错。综上，原审判处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护理费，刘利莎受伤后，病情严重，全身瘫痪，原审按护理人员二人计算符合实际所需，并无不妥。就上诉人提出的交通费问题，经审查，被上诉人出具的相关票据客观、真实，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被上诉人提交的803元交通费票据并无异议，故原审对交通费的判处正确。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余林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军伟
代理审判员 王丽丽
代理审判员 魏永锋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和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