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20民终76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何剑文，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内地住址广东省中山市。
上诉人（一审被告）：余美英，女，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熊小薇、吴炳胜，均系广东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大钧，男，汉族，住广东省徐闻县。
委托代理人：肖腾追、陈思维，分别、实习律师。
上诉人何剑文、余美英与被上诉人杨大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民三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剑文、余美英向一审法院诉称：2011年11月左右，杨大钧与何剑文在中山市石岐区合作做生意，期间，何剑文因为私人问题向杨大钧借款90000余元，其中80000元是杨大钧向银行获得的抵押贷款，但何剑文并没有按照之前的口头协议按期归还欠款。经双方对数，截止至2013年1月11日，何剑文拖欠杨大钧借款89926元。双方达成书面还款协议，何剑文承诺在2013年8月1日前还清借款，如逾期还款则支付50%的违约金并承担杨大钧聘请律师催收债务所支出的律师费和诉讼费，何剑文还在借条上注明“本欠款以12个月还清，每月还7266到邮政行杨大钧账号”。但何剑文仍未按照约定向杨大钧还款，并改变联系方式不与杨大钧联系。何剑文与余美英系夫妻关系，本案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为维护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何剑文立即向杨大钧返还拖欠的借款89926元及利息（从2013年8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尚欠款项按月息2%计付）；2.何剑文向杨大钧支付律师费13500元；3.余美英对何剑文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庭审中，杨大钧放弃要求余美英承担连带责任，改为要求余美英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利息的计算标准变更为从2013年8月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尚欠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杨大钧还明确律师费的计算基数为118702元（即借款本金89926元加上暂计至2015年1月1日的利息28776元），基础收费为8000元，5-10万元部分计收8%，即5-10万元部分计收5496元，取整就是13500元。
何剑文、余美英一审辩称：一、何剑文并没拖欠杨大钧任何款项。何剑文与杨大钧曾合伙经营餐饮店，因何剑文有不良信用记录无法从银行贷款，何剑文就以杨大钧的名义向邮政储蓄银行借款8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利息为年利率16.2%，故何剑文应偿还的借款本息合计为87192元，每月应还款的金额为7266.04元。贷款发放后，杨大钧直接将贷款的专款银行卡交付给何剑文，2012年12月到2013年7月，何剑文按照约定每月13日之前在邮政储蓄银行天明支行的ATM机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7300元。后杨大钧的妻子知道何剑文借用杨大钧名义借款，要求何剑文一次性还款，余美英于2013年7月12日在新会的ATM机将贷款余款38826元存入杨大钧妻子的银行账户，至此该笔贷款何剑文已还清。款项还完后，何剑文将贷款的银行卡交给杨大钧。因双方是多年的朋友也曾一起做生意，何剑文没有保留相关的单据。二、杨大钧要求何剑文、余美英承担月利息2%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杨大钧是否聘请律师与何剑文、余美英无关，而且杨大钧也没有提供银行的付款凭证，证明该律师费已经发生，该律师费的标准也超过了行业的一般收费标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杨大钧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1月11日，何剑文在中山市石岐区华苑大街向杨大钧签立一份借条，载明其借到杨大钧人民币89926元，该借款须在2013年8月1日前还清，逾期还款何剑文须支付50%的违约金，何剑文还愿意支付杨大钧因聘请律师追收债务所支出的律师费和诉讼费。借据下方的备注栏载明“本欠款以12个月还清，每月还7226到邮政行杨大钧账号”。2015年1月8日，杨大钧持前述借条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解决本案纠纷。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何剑文、余美英的申请，一审法院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以下简称邮政储蓄中山市分行）调取了杨大钧在该行中山市金怡支行开立的账户从2012年7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流水明细。调查资料反映该账户已销户，在2013年2月至2013年7月期间，该账户每月均有一笔7300元的转款，在次日或数日后又发生7266.04元的扣款，扣款一直持续至2013年9月13日；存款的交易机构均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天明支行，扣款的交易机构均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金怡支行。双方当事人对调取证据均无异议。杨大钧称该款项是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金怡支行贷出的，相关贷款事宜也是何剑文自行同银行联系，因为何剑文的个人信用有问题且没有任何财产可作抵押，故何剑文才要求以其名义办贷款；80000元的贷款是在2012年11月13日发放至其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内，该账户在本次申请贷款前就已经存在，开卡的目的不是为了贷款只是为了方便何剑文还款，贷款所得的款项从来就没有存入该卡；其于2012年11月15日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南朗支行取款后就开立了本案的银行卡，然后在莲塘北路中国银行对面的粥鼎记将80000元现金交给何剑文；第一次还款的7300元是其本人还的，因为其当时与何剑文还合伙经营餐饮店，其在何剑文应得利润中扣除7266元后直接存入还款的银行卡；还了第一期款项后，何剑文称没有能力继续还款，要求其代为还款，其就在2013年1月11日在中山市石岐区华苑大街要求何剑文签立借条，11期贷款的数额79926元（7266元×11期）加上何剑文之前向其借款的1万元，合计为89926元，其要求何剑文在2013年8月1日前还清，借条后的备注是其要求何剑文写的，只是说明借款金额的组成，并非变更了借款期限的约定。何剑文确认其以杨大钧名义向银行贷款80000元的事实，并称贷款是其与杨大钧一起去办理的，但办理开卡是杨大钧自己去的，在取得贷款后，杨大钧就直接将银行卡交给其使用，其也按约定每月向杨大钧的账户存入7300元，直到2013年7月时杨大钧的妻子甘满萍不同意这种方式借款，其妻子余美英才将借款余款38826元存入甘满萍的银行账户还清贷款，之后其也将该卡交还给杨大钧；该80000元是其在2012年11月开始分多次从银行的柜员机取出的，其将贷款用于开粥铺的分店，分店并非其与杨大钧合伙经营。
因双方对杨大钧账户在2013年2月至2013年7月期间每月存入的7300元是谁所存有争议，在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双方各自在白纸上写上存款的地点及对应的ATM机，并回答存款地点的ATM机数目。杨大钧及何剑文均回答存款地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天明支行的ATM机，杨大钧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天明支行共有4台A**机，其是在第三台A**机上存款；何剑文则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天明支行有两台A**机，其在还款时看哪一台有空就到哪一台存款，并不是固定在哪一台A**机存款。为查明上述期间的还款是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天明支行哪一台A**机所还，一审法院向邮政储蓄中山市分行发函咨询。该行函复称因时间太久，无法查询还款是在哪一台A**机，但确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天明支行有4台柜员机，账户在2013年2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存款均为无折存款。各方当事人对该复函均无异议。
另查：何剑文与余美英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3年4月21日在广东省中山市登记结婚。何剑文原为内地居民，其户口于2013年7月4日因迁移香港而注销。
再查：为证明因追究何剑文的违约责任而支出的律师费，杨大钧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委托代理协议、银行汇款凭证及律师费发票各一份。委托代理协议由杨大钧（合同甲方）与广东泽荣律师事务所（合同乙方）于2015年1月6日签订，主要载明：1.乙方接受甲方之委托，指派律师肖腾追、实习律师陈思维为甲方与何剑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2.乙方的代理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3.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律师费13500元，在开庭前一次性支付完毕。2015年4月10日，杨大钧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广东泽荣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13500元，广东泽荣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4月13日向杨大钧开具了票面金额为13500元的律师费发票。
《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为在收取基础费用1000-8000元的基础上再按其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计算收取，5万元（含5万元）以下免加收，5万元-10万元（含10万元）加收8%，10万元-50万元（含50万元）加收5%，50万元-100万元（含100万元）加收4%，100万元-500万元（含500万元）加收3%。
又查：2013年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的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为年利率6%。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解决本案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借款纠纷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
本案中，杨大钧主张其与何剑文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提供了何剑文签立的借据为证，何剑文对此并无异议，予以确认。
关于何剑文尚欠借款本金数额的问题。何剑文称2013年2月至2013年7月期间每月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天明支行的ATM机向借据约定的杨大钧账户存入7300元，并在2013年7月向杨大钧的妻子甘满萍的账户转入38826元，但并未提供相应的存款凭证予以证实；杨大钧称该期间存入账户的7300元系其本人所存，但同样没有提交存款凭证予以证实。虽然邮政储蓄中山市分行函复称未能确定款项存入的ATM机编号，但该行中山天明支行的ATM机数量与何剑文所称不符，若款项确为何剑文所存，其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每月均到该ATM机存款，不可能连ATM机的数目都记错，而且其对用于还款的借记卡开立时的情形描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况且，彼时涉案借记卡在何剑文手上，其根本不需要以无折存款的形式在柜员机上存款。再结合杨大钧所描述的ATM机情况与现场相符的情况、存款方式等情况也与事实相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采信杨大钧的主张，认定涉案借款88926元何剑文并未归还。双方在借据中载明还款日期为2013年8月1日，何剑文并未在该期限内归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此对杨大钧要求何剑文清偿借款本金89926元并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但数额应以一审法院认定的为准。
关于借款的违约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何剑文逾期还款给杨大钧造成的是孳息的损失，双方当事人约定逾期还款违约金为50%，该违约金已明显超过杨大钧的损失，杨大钧自愿将违约金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系自由处分其诉讼权利，予以照准。
关于杨大钧主张的律师费问题。何剑文在借条中承诺愿意支付杨大钧因聘请律师追收债务所支出的律师费和诉讼费，杨大钧主张其为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为13500元，并提供了律师费发票及委托代理合同佐证，计算方法也符合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收费的相关规定，根据双方在借据的约定，该律师费13500元应由何剑文负担。
关于杨大钧要求余美英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何剑文与余美英没有明确约定本案债务为何剑文的个人债务，何剑文、余美英也没举证证明其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且为杨大钧所知晓，也没有举证两人没有分享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因此本案债务为何剑文与余美英的夫妻共同债务，何剑文与余美英应当对借款本金及违约金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何剑文、余美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共同向杨大钧偿还借款本金89926元及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从2013年8月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实际尚欠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但不超过44963元）；二、何剑文、余美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共同向杨大钧偿还律师费135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4元（该款杨大钧已预付），由何剑文、余美英共同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宣判后，上诉人何剑文、余美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请求：1、撤销（2015）中一法民三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未予认定2013年2月至2013年7月期间被上诉人9159邮政账户每月无卡存入7300元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还款错误。被上诉人主张款项系其存入，但并未举证款项由其无卡存入的证据或相关款项的其他来源，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持有涉案借记卡为由，无须无卡存款进而认定2013年2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每月7300元的无卡存款非上诉人所存，纯属主观臆测。三、邮政储蓄中山市分行的复函仅表示天明支行有4台柜员机，但并未说明有4台柜员机的起止时间，该支行曾有过一次装修拓展工程，一审法院仅凭该有证据瑕疵的咨询复函便草率认定上诉人陈述的ATM机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系严重错误。四、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明细显示2012年12月10日的第一次还款系卡存，而当时卡已在上诉人手中，故被上诉人所作的第一次还款7300元系其存入的陈述与事实矛盾，不应采信。
被上诉人杨大钧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2013年2月至7月每月存入的7300元是被上诉人为了避免被银行列入黑名单，自行存入的，并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还款。二、上诉人对存款支行的柜员机陈述与事实不符，其称存款支行的柜员机处曾经进行装修，但银行并未提及此事。三、2013年7月以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的妻子要求上诉人一次性还款，并将余款存入被上诉人妻子的账户并非事实。四、第一笔还款7300元系由被上诉人存入涉案银行卡，但上诉人已通过其他方式清偿。
二审期间，上诉人何剑文、余美英与被上诉人杨大钧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确定本案适用的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针对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3年2月至7月期间涉案银行卡每月存入的7300元系何人所存。经查，何剑文与杨大钧均主张上述期间涉案银行卡存入的相关款项系自己存入，但均未提交存款凭证予以证实。诉讼中，双方确认放款后杨大钧将涉案款项及银行卡交给何剑文，约定贷款本息由何剑文直接存入银行卡归还银行。对于还款情况：杨大钧称第二期还款之前，何剑文即表示自己没有还款能力，为避免影响信用记录，其要求何剑文出具借条后便自行按月还款；而何剑文在双方已约定由其自行还款的情况下又向杨大钧出具借条，并主张其出具借条后按月向涉案银行卡的存款系归还杨大钧的借款，但款项既已清偿完毕，却未收回借条，其上述主张显然有违常理。杨大钧持何剑文出具的借条主张权利，何剑文对其已还清涉案借款负有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本院根据双方陈述和举证采信杨大钧的主张，认定上述期间涉案银行卡的款项系由杨大钧归还，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何剑文、余美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924元，按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924元，由上诉人何剑文、余美英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军
审 判 员 杨雪燕
代理审判员 张 荣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欧汉庭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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