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诸民初字第305号
原告：毛茶元。
原告：张仲华。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潘惠明。
被告：毛水王。
被告：楼维。
被告：毛云英。
被告：毛伟英。
四被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朱宇亮、王冰洁。
原告毛茶元、张仲华为与被告毛水王、毛美婷、毛云英、毛伟英物权纠纷一案，于2013年8月6日诉讼来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魏岩岩独任审判。因被拆迁房屋的权属需要重新确定，本案只能待相关行政部门确定权属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故本院于2014年7月依法中止对该案的诉讼。中止事由消除后，本院于2015年1月5日恢复对该案的审理。因被告毛美婷在诉讼期间去世，其继承人楼维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对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1日、6月1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茶元、张仲华及其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潘惠明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毛水王、楼维、毛云英、毛伟英及四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朱宇亮、王冰洁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被告毛水王、楼维及四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朱宇亮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庭审后，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但因意见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的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毛茶元、张仲华诉称，土改时，两原告的母亲毛爱珍取得坐落于诸暨市城南新北乡赵浪湖沙塔村房屋一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为第09421号）。后毛爱珍长期外出打工，同村人毛贤标擅自入住该房屋。2013年4月，原告获悉毛爱珍（2007年去世）的上述房屋于1990年初错误登记在毛贤标名下。现该房屋被诸暨市人民政府拆迁，具体受委托的拆迁单位为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被告以毛贤标继承人的名义签订相关拆迁补偿协议，补偿金额为896134元。原告认为涉案房屋系原告母亲的遗产，该房屋的拆迁利益属原告所有，被告无权取得。故起诉要求判决登记在毛贤标名下的、土地证号为2-1993-23-3640的房屋的拆迁补偿款8961**元归原告所有。因房屋已被拆迁，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人民币896134元，并要求四被告支付896134元自被告实际取得该款项起至判决确认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被告毛水王、楼维、毛伟英、毛云英辩称，1、原告主张该房屋是从毛爱珍处继承所得，但事实上毛爱珍已于1990年将该房屋出售给了毛贤标，且该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已于1993年登记在毛贤标名下，毛贤标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超过了50年。因此，被告认为本案是原告为了争夺拆迁利益，枉顾先人之间的正当买卖，违背契约精神提起的恶意诉讼；2、虽绍兴市人民政府作出了确认诸暨市人民政府1993年的发证行为违法，但该违法是指程序违法，并非实体违法。1993年办证期间，村镇两级政府出具了宅基地权源证明，足以证明该宅基地的使用权归被告所有，也间接证明了房屋物权的转移。综上，四被告认为两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毛茶元、张仲华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四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证明坐落于原诸暨城南新北乡的涉案房屋在土改时登记在原告母亲毛爱珍名下的事实。四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房屋的原始登记情况，但不能以此证明房屋拆迁时的物权归属。
2、绍市府复决字〔2013〕2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绍行初字第32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行终字第231号行政判决书各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错误登记在毛贤标名下的行为已经被有关部门确认违法的事实，故涉案房屋应根据土改时的登记确认权属。四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毛贤标名下的具体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是因为程序违法，有关部门并没有对实体的内容进行审查，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举证目的。
3、涉案房屋的土地登记审批表一份，证明1993年涉案房屋进行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时，把“毛爱珍”的名字直接涂改为“毛贤标”，上面还写了“祖传遗产”，从而证明系毛贤标擅自入住涉案房屋的事实。四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正是因为毛爱珍将房屋出卖给了毛贤标并经村委会确认，故由村委会将“毛爱珍”改为“毛贤标”，“祖传遗产”是指毛爱珍的“祖传遗产”，并非弄虚作假。
4、盖有“诸暨市暨阳街道城新村民委员会”和“诸暨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印章的证明两份，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四被告经质证没有异议。
5、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经费补偿单各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已被拆迁，拆迁补偿款896134元已由被告方实际领取的事实。四被告经质证没有异议。
6、毛爱珍1989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病历资料一组，证明毛爱珍因故于1989年8月受伤，10月份进行了手术，之后一直在家休养，故其不可能在1990年与毛贤标发生房屋买卖的行为。四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毛爱珍即便在1989年8月份进行了“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但也不一定能证明其在1990年9月份不能外出商谈房屋买卖事宜，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7、赵某、祝某、吴某在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中的证人证言，该三人在本案中也出庭作证，该三人在本案中的陈述与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陈述在很多地方不一致，从而证明该三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四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三个证人毕某都已经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时隔25年之久的事情进行陈述难免会有偏差，也正是存在些许偏差，反而刚好证明这并非事先准备。另，即便有些许偏差，但三个证人对于原、被告父母买卖涉案房屋、支付房款等事实的陈述是前后一致的。
被告毛水王、楼维、毛云英、毛伟英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两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8、涉案房屋的地籍调查表一份，在该地籍调查表“指界人签名盖章”栏中的“邻宗地”一栏有两个指印，这两个指印一个是毛爱珍捺的，另一个是毛贤标捺的，证明原、被告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将原告母亲毛爱珍名下的房屋变更为毛贤标所有的事实，故被告已经从原告处合法取得了涉案房屋。经质证，两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毛贤标”的名字是被篡改的，两个指印也不能证明是毛贤标和毛爱珍本人所捺，故不能达到四被告的证明目的。
9、诸集建（93）字第23-364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农村宅基地权源证明、土地登记审批表各一份，证明毛贤标是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事实。经质证，两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上述土地使用权登记已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违法，恰好可以否定被告主张的买卖事实。
10、申请证人赵某、祝某、吴某出庭作证，证明毛爱珍将讼争房屋出卖给毛贤标及讼争房屋进行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的过程。赵某在庭审中陈述，当年毛爱珍在上海做保姆，讼争房屋空置，而毛贤标家人多房屋少，毛贤标便暂住在讼争房屋中；毛爱珍从上海回到诸暨后，与毛贤标因房屋腾退问题发生纠纷；后在吴纪法等人的协调下，毛爱珍同意以1000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毛贤标；1000元款项由毛贤标的女儿毛伟英交给吴纪法，再由吴纪法交给毛爱珍的女儿和女婿；双方当时没有写买卖协议，也没有写收条，只是将房屋权证上的名字改了一下，将房屋做在了毛贤标名下。祝某在庭审中陈述，1993年地籍调查时，其被指派到王家井镇五湖村，对该村上报的地籍资料、数据、四至等情况进行复查和核实，当时赵某是村长，吴纪法是书记；其看到地籍调查表上的名字进行了涂改，将“爱贞”改为“贤标”，于是询问相关情况，村长说是爱珍将房屋卖给了贤标，因为双方都是文盲，所以也没签字；当时土管局有规定，房屋建造于1949年之前，则属于“祖传遗产”，房屋是解放后至1982年期间建造的，则属于“老屋”，至于是谁的“祖传遗产”是不作区分的。吴某在庭审中陈述，其系吴纪法的儿子；当年毛爱珍与毛贤标因房屋腾退问题发生纠纷，在其父亲等人的协调下，毛贤标同意以1000元的价格向毛爱珍购买涉案房屋；1000元房款是毛伟英交给其父亲，再由其父亲交给毛茶元和孙伟岸（系毛茶元丈夫）。四被告对上述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两原告认为证人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能达到四被告的证明目的。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地籍调查表》即证据8，认为该《地籍调查表》“邻宗地”一栏有两个指印，一个是毛贤标所捺，另一个是毛爱珍所捺，由此可以证明毛爱珍是自愿将房屋出卖给毛贤标的事实。但被告提供的《地籍调查表》复印得并不清晰，为核实相关情况，本院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调取了清晰的《地籍调查表》。该《地籍调查表》经庭审出示，原、被告对证据本身并没有异议，但原告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及本案的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
原、被告对证据1、2、3、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讼争房屋在土改时登记在毛爱珍名下，1993年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至毛贤标名下，后该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被有关部门确认为违法等事实。
原、被告对证据4、5的真实性亦没有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及讼争房屋已被有关部门征收，相关征收利益由四被告享有的事实。
被告提供的证据8与本院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调取的《地籍调查表》相同，本院对证据本身予以确认。在该《地籍调查表》的“邻宗地”一栏确实有两个指印，但仅凭现有证据不能确认该两个指印系毛贤标和毛爱珍所捺，故本院对被告的该举证目的不予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毛爱珍有无将讼争房屋出卖给毛贤标？对此，两原告认为其母亲毛爱珍根本没有将房屋出卖给毛贤标，毛茶元也没有收到过1000元的购房款。而四被告则主张毛贤标当年是用1000元的价格向毛爱珍购买了讼争房屋，1000元房款支付给了毛茶元。本院认为：
第一，从双方提供的证据角度分析。被告为证明毛贤标在1990年向毛爱珍购买了讼争房屋，购房款1000元已经支付给毛茶元的事实，向本院提供证据10即申请证人赵某、祝某、吴某出庭作证。而原告为反驳被告的该主张，向本院提供了证据6、7。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证据本身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毛爱珍因右股骨颈骨折于1989年8月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进行治疗的事实。正因为毛爱珍在上海受伤，出院后便回诸暨居住，才与毛贤村因房屋腾退问题发生纠纷。毛爱珍虽因手术致行动受限，但其行为能力并未因此受限，故其仍可作出是否对讼争房屋进行买卖的意思表示，故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6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其次，原告提供的证据7和被告提供的证据10均为赵某、祝某、吴某的证人证言，证人赵某、吴某均陈述毛贤标与毛爱珍因房屋腾退问题发生纠纷，后毛贤标用1000元款项向毛爱珍购买讼争房屋，1000元购房款支付给毛茶元的事实；证人祝某也陈述其看到毛伟英将购房款支付给吴纪法，又听赵某陈述毛爱珍将讼争房屋出卖给毛贤标的事实。虽然在某些细节方面，三证人在本案中的陈述与在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绍行初字第16号案件中的陈述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考虑到1990年至今已有25年之久，三证人不能较为精准的陈述有关细节也是情有可原。故本院认为上述三份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第二，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角度分析。讼争房屋之前由毛贤标一家借住。1989年8月毛爱珍因故在上海受伤，出院后回诸暨居住，遂要求毛贤标腾退讼争房屋，但遭到毛贤标的反对，两家渐起纠纷。可在1990年发生纠纷之后，讼争房屋仍一直由毛贤标一家居住使用，1993年讼争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被登记在毛贤标名下，毛爱珍及两原告对此一直未提出异议，直至2013年该房屋被列入诸暨市人民政府征收范围，房屋权利人可以获得较大的拆迁利益，双方才为房屋的归属展开一系列诉讼。根据以上客观事实可以推断两家对讼争房屋的归属、使用原先曾经达成过一致意见，否则毛爱珍及两原告怎能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不就此提出权利主张？另，房屋历来是公民的重大财产，按照常理，真正的房屋所有权人不可能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形下任由他人占有、使用自己的房屋，除非存在法律上的原因他人可以占有、使用自己的房屋。
综上，本院认为四被告主张毛爱珍在1990年将讼争房屋出卖给毛贤标的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毛爱珍，女，卒于2007年，系原告毛茶元、张仲华之母。毛贤标，男，卒于2000年，系毛水王、毛云英、毛伟英、毛美婷之父。毛美婷，女，卒于2013年，楼维系其子，且系其唯一继承人。
毛爱珍的丈夫在解放前已去世。1950年土地改革时，坐落于原诸暨县城南区新北乡赵浪湖沙塔的一间房屋登记在毛爱珍名下，面积为伍厘伍毫。后毛爱珍至上海打工，讼争房屋处于空置状态。而毛贤标一家人口较多，居住条件差，毛贤标的父亲与毛爱珍的丈夫又是兄弟关系，故毛贤标一家暂时借住于讼争房屋中。1989年8月，毛爱珍在上海因故致右股骨颈骨折，手术之后回诸暨居住，便要求毛贤标一家腾退讼争房屋。但遭到毛贤标的反对，两家遂起纠纷。后两家在村干部吴纪法、赵某等人的协调下达成了房屋买卖意向，由毛爱珍以1000元的价格将讼争房屋出卖给毛贤标，1000元购房款支付给毛爱珍的女儿毛茶元。当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协议，毛茶元、毛爱珍也没有出具收到1000元购房款的收条。嗣后，毛爱珍便随女儿毛茶元共同生活居住在毛茶元处，至其去世。2013年，讼争房屋被列入诸暨市人民政府征收范围，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由政府相关部门与毛贤标的继承人签订，征收补偿款项共计896134元已由四被告领取。
另查明，1990年，讼争房屋进行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时，毛贤标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该《土地登记申请书》“单位（个人）名称”一栏，原填写为“爱贞”，后涂改为“贤标”。该《土地登记申请书》记载：“……土地来源说明：祖传遗产。”1993年10月2日，当地村委出具《农村宅基地证明》称：“兹有五湖村毛贤标户，坐落在沙塔的1间2层楼房……来源属于：老房。权属无争议。”诸暨市人民政府据此于1993年12月20日准予毛贤标的土地登记申请，并向毛贤标颁发诸集建（93）字第23-364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地号为61-06-143，用地面积为33.84平方米。2013年5月5日，毛茶元、张仲华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调取了证号为2-1993-23-3640号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后，于2013年6月5日向绍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绍兴市人民政府经审理，于2013年9月2日作出绍市府复决字〔2013〕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诸暨市人民政府准予毛贤标登记土地证号为2-1993-23-36**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责令诸暨市人民政府在收到该复议决定书之日起9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同时依法送达各方相对人。毛水王等人对该复议决定书不服，于2013年9月17日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浙绍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之诉讼请求。毛水王等人不服该判决，依法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2014）浙行终字第13号行政判决。该判决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但以“鉴于涉案房屋于绍兴市人民政府被诉复议决定作出之前已经被依法拆除，故绍兴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撤销诸暨市人民政府的该行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同时责令诸暨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撤销原审判决和绍兴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责令绍兴市人民政府定期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绍兴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8日重新作出绍市府复决字〔2013〕2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诸暨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12月20日作出的准予毛贤标登记土地证号为2-1993-23-3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毛水王等人对该复议决定不服，依法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9月5日作出（2014）浙绍行初字第3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毛水王等人要求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毛水王等人不服该判决，依法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2014年11月18日作出（2014）浙行终字第231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原告认为，既然将讼争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毛贤标名下的具体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则讼争房屋的权属应以土改时的登记为准，即应属毛茶元所有。现毛茶元已去世，讼争房屋已被拆迁，相应的拆迁赔偿款应属毛茶元的继承人即两原告所有，故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人民币896134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本院认为，虽然诸暨市人民政府将讼争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毛贤标名下的具体行政行为已被绍兴市人民政府确认违法，但对毛贤标是否基于买卖行为取得讼争房屋所有权的事实，相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并未作出评判。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对经土改确权的房产，一般应以土改时确定的产权为准，但是在土改后，房屋确实存在买卖、转让等引起物权变动的民事行为，应当实事求是的予以处理。本案中，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结合赵某、吴某等人的陈述及讼争房屋自1990年以来长期由毛贤标一家居住、使用、管理等情形，本院有理由相信毛贤标在1990年左右基于买卖行为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若毛爱珍及两原告是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则毛爱珍及两原告对毛贤标一家的上述行为，不应直至讼争房屋被拆迁可以获得巨额拆迁利益时才提出异议，这与常理不符。综上，本院认为毛贤标系讼争房屋的真正权利人。如毛贤标尚在世，讼争房屋因被征收可获得的拆迁利益应由毛贤标享有。现因毛贤标已去世，故相应的拆迁利益应由毛贤标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本案四被告毛水王、毛云英、毛伟英及楼维享有。现两原告起诉要求四被告赔偿因讼争房屋被征收可以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及相关利息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茶元、张仲华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7761元，由原告毛茶元、张仲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17761元，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09×××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魏岩岩
审 判 员 赵珊妮
人民陪审员 周苗来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