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24民终10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住所地龙井市河西街龙延路***号。法定代表人：张基德，该科学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树俭，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元钟赫，男，1945年10月13日生，朝鲜族，无职业，现住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泉，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边原种场，住所：延吉市朝阳川镇。负责人：孙成春。上诉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延边州农科院）因与被上诉人元钟赫、延边原种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民初1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与已审理终结。延边州农科院上诉请求：1、撤销延吉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民初130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双方所举证的认证存在错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元钟赫所举证据认证错误部分为“原告所举证据4《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砖厂承包合同纠纷的处理意见》……，但该证据能够证明至2016年12月2日，延边原种场尚未按《砖厂承包经营合同解除书》支付给元钟赫剩余补偿款10万元”从文件形式及内容可以看出，该意见属于请示，是原种场就不确定内容向上诉人请示如何办理的意思表示。根本不存在自认的意思表示。且鉴于在2016年11月3日请示时，延边原种场已经没有实际的主体资格（此时延边原种场已经并入延边州农科院），故延边原种场也没有自认处理纠纷的权利，因此一身法院对于该证据存在认证错误。2、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举证据认证错误部分为“证据6（金某证�）系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和证据5只是证明延边原种场未履行为元钟赫安排工作的约定……但未解决10万元补偿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第5款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该规定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本案中上诉人除该证人证言之外，仍提供了被上诉人元钟赫亲笔书写的收款确认书的证据（上诉人一审所举证据3）及《关于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之间的经济案件处理结论》（上诉人一审所举证据4可以证明砖厂承包解除书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争议，即所有的补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完毕，一审法院对于该证据的认定存在错误），三分证据能够相互佐证元钟赫收到全部款项的事实。故人民法院对于金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属于认证错误。3、一审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且忽略了元钟赫举证不能的责任产生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一审所举证的证据3，即2001年3月30日原告出具的书面确认材料一份，由于该材料的全部内容“1995年后分几次收到了现金73035元，转账68483元，2万元记不清了，11518元是15万元以外的收入”都是原告本人书写并签字予以确认。上诉人一审所举证据4，即2001年4月9日双方签订的《关于延边原种场与原告之间的经济案件处理结论》中已经书面确认“《砖厂承包经营合同解除书》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争议。”上诉人一审所举证据6，即金某2001年4月1日出具的证明原种场已经将15万元补偿款支付给了元钟赫。以上三分证据可以证明基本事实为：被上诉人元钟赫收到全部款项。故一审法院不应再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要求上诉人提供当时的财�账（因时间过的太久，账目确实已经无法找到）。4、由于证据认证错误，及举证责任分配及对被上诉人举证不能的后果的忽略，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部分为“延边原种场仅向元钟赫支付了5万元的经济补偿款，其余10万元一直未付。二、由于证据认证错误，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6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的规定，在上诉人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实际给付了全部补偿款，而元钟赫仅有口头陈述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元钟赫的否认收到款项主张应当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元钟赫辩称：一、原审�决认定答辩人尚未收到10万元经济补偿款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清楚。《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砖厂承包合同的纠纷处理意见》是由延边原种场于2016年11月3日起草，其内容足以认定答辩人尚未收到10万元赔偿金，已长达22年，截至到2016年12月2日延边原种场尚未按照《砖厂承包经营合同解除书》的约定支付给答辩人剩余补偿款10万元的事实。二、通过元钟赫、延边原种场、延边州农科院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以及举出的证据，足以认定本案诉争的债权债务确实存在的事实。第一、上诉人虽然在原审庭审中举证（被证3-2001年3月30日确认书）证明已向答辩人支付15万元补偿款，但是实际上该份书面证据是时任原种场负责人的郑东振为了处理延边原种场的遗留财务账来应付上诉人的检查要求答辩人书写并签字，内容并非客观事实，延边原种场并未实际向答辩人支付剩余补偿款10万�。上诉人主张已向答辩人支付15万元，但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答辩人认为2001年3月30日的确认书尚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已向答辩人支付15万元补偿款的事实，上诉人应当提供转账凭证及财务报表进一步证明上述主张。第二、原审庭审中证人金某（被证6-金某出具的证明）并未出庭作证，且答辩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此原审判决对该份证据不予彩信，并无不当。第三、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被证4）是关于延边原种场未履行为答辩人安排工作的约定，即一次性给答辩人6万元的工资补偿，结束与答辩人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并非对本案诉争补偿款的约定，与本案无关。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合法、合理的，上诉人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已向答辩人支付15万元补偿款的事实主张，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延边州农科院的上诉请求，并维持一审判决。延边原种场辩称：没有意见。元钟赫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延边州农科院及延边原种场按协议支付10万元，库存物资损失4.5万元，利息55万元，合计69.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元钟赫原为延边原种场的职工，1994年1月4日投资承包延边原种场的砖厂，承包期限10年。后因延边原种场将砖厂整体出售给了朝阳川铁路管理局，导致元钟赫无法继续承包经营。1994年12月21日，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达成协议并签订“砖厂承包经营合同解除书”，主要内容如下：一、双方同意解除延边原种场与承包经营者元钟赫之间的承包合同；二、解除合同之日起，元钟赫负责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承包合同书交给延边原种场；三、延边原种场支付给元钟赫经济损失15万元，支付方式为1994年12月末以前支付10万元，1995年1月末以前支付5万元。如逾期延边原种场支付3%的利息；四、元钟赫于1994年12月末以前把砖厂承包经营权交给延边原种场，由延边原种场负责验收；五、附加另订立合同一份（协议书）。附加的“协议书”内容如下：根据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之间协商，由延边原种场负责对元钟赫人事安排转国家干部事宜手续，并负责1995年1月份调入朝阳川铁路线路工程处。如违约或未安排时，由延边原种场负责1995年1月份开始每月支付500元工资。此后，元钟赫按“砖厂承包经营合同解除书”交接了砖厂，而延边原种场仅向元钟赫支付了5万元的经济补偿款，其余10万元一直未付，亦未为元钟赫安排工作和支付工资。元钟赫多次找�边原种场要求解决，但因延边原种场场长金玄贤日去美国多年未回，故一直未得到解决。2001年3月30日，元钟赫为延边原种场出具了一份字据，内容是：1995年开始分数次收到现金73035元，厂应向元钟赫支付砖厂损失费15万元，转账支付68483元，2万元想不起来，注明，11518元是15万元以外的收入。2010年5月，元钟赫委托其子元太渊出面解决其承包砖厂期间的部分经济问题，同年6月9日，延边原种场经与元太渊协商后作出“延边原种场砖厂出售时场部和原承包者之间协议书问题的处理决定”，主要内容是：场部与原承包者元钟赫的委托人协商决定如下，1、协议书签订以来，场部虽然未遵守协议，但场部给了承包地，因此，不计算利息和其他任何事项；2、场部一次性支付6万元，结束此案件。之后，延边原种场向元钟赫支付�6万元工资款。2016年11月3日，延边原种场针对向元钟赫经济补偿款的支付落实问题向延边州农科院递交了请示报告，内容是“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砖场承包合同的纠纷焦点是未按合同履行10万元的赔偿金，逾期付款支付利息3%，库存物资价值4.5万元，到2016年已期限22年。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本人达成协议，延边原种场付给元钟赫本金10万元，库存物资4.5万元，利息55万元，合计69.5万元。是否合适，是否妥当，请院领导指示”。同年12月2日，时任延边州农科院的副院长李峰春作出批示，同意延边原种场对元钟赫的经济补偿意见。另查明,延边原种场原隶属于延边州农业局，为事业单位法人，法定代表人为郑东振。2002年9月12日，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郑东振，经济性质国有，主管部门为延边州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延边州农委）。2008年6月2日，延边日报刊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的废止公告，公告注销延边原种场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009年2月17日，延边原种场向延边州农委呈交“关于注销延边原种场经营执照的请示”同日，延边州农委作出批示，并确定2003年开始延边原种场办照以来的种子经营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延边州农业委员会负责处理，委托郑东振办理有关企业注销手续。”2009年2月18日，延边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核准注销了延边原种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2年7月6日，延边州农委作出“关于延边原种场整体并入延边农业科学院的通知”，将延边原种场整体并入延边农业科学院，延边原种场并入延边农业科学院后，对外保留原单位名称。2016年3月22日，延边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出具证明，认为延边原种场拟属于转企范围，在操作转企程序中，考虑条件不成熟，暂缓转企，该单位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同意暂保留此事业单位身份，期限于2016年3月-2017年3月。一审法院认为，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签订的“砖厂承包经营合同解除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应认定有效。合同签订后，元钟赫已按合同约定将砖厂承包经营权交给延边原种场，延边原种场亦应按合同约定向元钟赫支付15万元的经济补偿款，虽然延边原种场主张已按合同约定向元钟赫支付了15万元的经济补偿款，并提交了元钟赫签名的字据予以佐证，但因元钟赫只认可收到5万元，并解释该收条是延边原种场为了应付上级审计要求元钟赫出具的。因延边原种场拒绝提供财务支付凭证来证明其每次向元钟赫支付15万元经济补偿款的时间及金额明细，且延边原种场在2016年11月3日向延边州农科院递交的�示报告中认可未按合同支付10万元补偿款，故本院认定10万元经济补偿款未支付给元钟赫。该请示报告并不是协议，元钟赫以该请示报告为双方协议而要求按该请示报告中确定的补偿数额支付补偿款，本院不予支持。根据“砖厂承包经营合同解除书”的约定，延边原种场逾期支付补偿款应按月利率3%向元钟赫支付利息，但月利率3%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应予调整。另外，1994年砖厂承包期间延边原种场为事业单位法人，2002年成立的延边原种场系企业法人，与原事业单位法人为两个不同的法人单位，故应支付给元钟赫的10万元补偿款应由原事业单位法人延边原种场承担，该事业单位法人延边原种场已于2008年6月2日被注销，故其已不具备主体资格。2012年7月6日，该事业单位法人延边原种场整体并入延边州农科院，故其债权债务应由延边州农科院承接。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五项、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元钟赫支付剩余经济补偿款10万元整，并支付自1995年2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月2%计算；二、驳回原告元钟赫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第一条之规定，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5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5375元，由被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负担。二审期间，元钟赫向本院提供证据一，2016年9月7日延边原种场关于砖厂承包纠纷的说明原件。证明：延边州农科院于2012年11月正式接管延边原种场，元钟赫多次向延边原种场所要补偿款经延边州农科院核实确认存在该笔欠款的事实。延边原种场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是原种场出具的。该说明是因为原种场并入农科院时没有涉及到砖厂的事实，元钟赫多次来找我，我为了核实只是向农科院打的报告。延边州农科院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说明能够反映农科院接管原种场的事实，但是原种场没有对于砖厂�宜作出处理的权利，这份说明仅能反映被上诉人1多次向原种场索要相关款项，农科院和原种场没有确认认可该笔欠款，“州农委领导核实过该笔款”的文字内容不能够代表农科院和原种场，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该笔欠款的事实。证据二，2016年12月8日延边原种场对于元钟赫砖厂承包合同纠纷处理意见复印件一份。证明：延边原种场未按合同履行10万元的赔偿金，因此与元钟赫本人达成协议，并对达成协议内容向州农委及州农科院提请指示。延边原种场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有这事实。延边州农科院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材料是2016年11月3日延边原种场作出的请示意见的抄送稿，从该文件的性质及文字内容“是否合适、是否妥当请领导批示”可以看出�件属于请示，是原种场就不确定内容向延边州农委、延边州农科院请示如何办理的意思表示，在请示作出时原种场没有实际的主体资格，此时原种场已经并入农科院，原种场没有自认处理纠纷的权利。该意见的实际书写人为孙成春系朝鲜族，对于汉语的文字表达存在瑕疵，对于该份意见中“未按合同履行”的内容应理解为是否按照合同实际履行。因延边原种场、延边州农科院对元钟赫二审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两份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对两份证据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2016年9月7日，延边原种场出具“延边原种场关于砖厂承包纠纷的说明”，内容为2012年，州政府13届49次党委会批准，州农委党委延州农党字【2012】7号文件，延边原种场整体并入延边�业科学院，对外保留原单位自收自支性质。同年11月，延边农科院正式接管原种场，资产审计和移交时没有反映砖厂承包一事。场部与元钟赫之间所签订的经济赔偿十万元以及其3%的合同尚未解决。元钟赫及其子多次到场部索要承包纠纷之款项。州农委领导核实过原种场，确认存在笔款，原种场领导答应尽快解决此事，但至今没有解决，纠纷也没有提到解决。2016年12月8日，延边原种场出具“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砖厂承包合同纠纷处理意见”，内容为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砖厂承包合同纠纷焦点是未按合同履行10万元的赔偿金，逾期付款支付3%，库存物资价值4.5万元，到2016年已到期限22年。此合同纠纷在原种场整体并入农科院时的审计报告中没有反映。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本人达成协议，延边原种场付给元钟赫本金10万元，库存物资4.5万元，利息55万元，合计69.5万元。是否合适，是否妥当，请领导指示。本院认为，关于延边原种场提出延边原种场已经没有实际的主体资格，没有自认处理纠纷的权利的主张。虽延边原种场于2009年2月18日被延边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于2012年7月6日并入延边州农科院，但延边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出具证明保留延边原种场事业单位的身份，延边州农科院亦主张延边原种场归其管理，且延边原种场系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涉案款项是否支付有所了解，其提出的说明及请示并未超过其权利范围，故本院对延边州农科院提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涉案补偿款10万元是否给付元钟赫的问题。虽延边州农科院向原审提供元钟赫于2001年3月30日出具收到款项的字据，但该字据中不能认定延边原种场已向元�赫支付15万元损失费的事实，延边原种场亦未能提供其已向元钟赫支付涉案款项的证据（财务报表及财务明细）予以证明，且延边原种场于2016年9月7日向元钟赫出具延边原种场关于砖厂承包纠纷的说明、于2016年11月3日出具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砖厂承包合同的纠纷处理意见、于2016年12月2日延边州农科院副院长李峰春出具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砖厂承包合同纠纷的处理意见、于2016年12月8日延边原种场向延边州农委及延边州农科院提交延边原种场与元钟赫砖厂承包合同的纠纷处理意见请示的抄送稿，均能够证明涉案款项10万元未支付给元钟赫的事实，故原审认定涉案10万元补偿款未支付给元钟赫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对延边州农科院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50元，由上诉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 玉审判员 金春秋审判员 张新颜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全艺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