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银民商终字第2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男，196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
委托代理人高峰，宁夏三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银川市锦业达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
法定代表人马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晓红，宁夏综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辛祎，男，197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原审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法定代表人王文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学峰，宁夏言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勇与被上诉人银川市锦业达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业达公司）、刘辛祎、原审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商初字第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勇及其委托代理人高峰，被上诉人银川市锦业达物资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李晓红，被上诉人刘辛祎，原审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蒋学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1月4日，原告与刘军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刘军供应螺纹钢、线材、圆钢共计1030吨。合同需方一栏注明的单位名称为“阿盟路桥公司”，刘军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2010年6月6日，刘军因交通事故死亡。2010年7月7日，被告刘勇（刘军之兄）作为刘军继承人的代理人与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约定解除刘军与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向刘勇支付下欠工程款及材料、设备、固定资产费用共计3700000元，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付清该款项后与刘军之间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截止2010年6月21日之前刘军与第三人之间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由被告刘勇承担，与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无涉（第七条）。2010年9月10日，被告刘辛祎给原告出具证明一份，载明“现尚有银川市锦兴达物资有限公司（高建东）钢材款368516元（叁拾陆万捌仟伍佰壹拾陆元整）还没有结清，特此证明。”被告刘辛祎在该证明上注明“属实”并签名，原告委托代理人高建东在确认收款人处签名。2010年9月15日，被告刘辛祎向原告委托代理人高建东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阿盟路桥公司所欠高建东钢材款贰拾陆万捌仟伍佰壹拾陆元伍角叁分（268516.53），如阿盟路桥公司或刘勇（刘军兄、代理人）无力偿还，本人愿意承担此款偿还义务”，并在承诺人处签名捺印。2010年10月12日，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被告刘勇（乙方）及被告刘辛祎签订《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七条之后所附第2条约定“刘勇欠施工队款项在给各施工队付款时见刘辛祎签字确认清单。”附件三第3条载明：“路桥公司应支付刘辛祎等四人2010年6月22日-2010年7月20日工资40000元。”第4条载明：“刘勇提供的《费用汇总表》中钢材经双方核对清单后发现乙方尚欠甲方41.13吨钢材，合款176059.15元；2010年6月26日甲方向钢材供应商购进钢材176059.15元，未支付该笔钢材款；经甲乙双方协商后互相冲抵，由乙方负责支付此笔钢材款。甲方和钢材商无债权债务关系。钢材供应商由乙方全权负责相关债权债务。”2010年11月10日，被告刘勇因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完全履行《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根据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申请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请求被申请人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双方签订的《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立即支付拖欠申请人款项1200000元。银川仲裁委员会作出（2011）银仲裁字28号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向申请人刘勇支付工程款915812.62元（1200000元-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向各施工队负责人支付的工程款677812.70元-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替刘军垫付的人员工资30069元＋钢材款423694.32元）。原告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阿右民一初字第168号、169号、170号、171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被告刘辛祎系刘军承包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额周公路三标段期间刘军聘用的工作人员。现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立即共同支付原告钢材款368516元、利息80705元（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3年10月1日，按日万分之二计算），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2）兴民商初字第75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0年10月13日，被告刘勇出具的委托书中载明“阿盟路桥公司：兹委托刘辛祎全权代理我（刘勇）到贵公司办理付款事宜并办理与六个施工队的结算事宜。特此委托。”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刘军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被告刘勇与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均属有效合同。从被告刘辛祎系刘军聘用的管理人员、被告刘勇曾委托被告刘辛祎前往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刘军承包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的相关付款结算事宜、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向被告刘辛祎支付2010年6月22日至2010年7月20日期间工资的事实可以看出，在刘军去世之后（2010年6月6日）至2010年11月29日期间，被告刘辛祎与原告、被告刘勇、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均存在利害关系，而被告刘辛祎出具的欠原告委托代理人高建东钢材款368516元的证明亦在此期间；被告刘勇与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以及材料清单、管理费用清单、预制厂临时建设工程量统计表、资产清单、设备车辆租赁费清单上，被告刘辛祎均签字，且《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刘勇向施工队支付相关款项时须见被告刘辛祎的签字确认，可以看出被告刘辛祎全程参与了涉案工程的建设，对涉案工程建设参与者内部之间及内部与外部供应商之间的债权债务均知悉；综合上述两点，应认为，被告刘辛祎出具的证明中所载内容属实，即刘军尚欠原告钢材款368516元，刘辛祎于2010年9月15日出具的承诺书中承诺若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或刘勇不能偿还，由其承担268516.53元的付款责任亦进一步印证了该事实。
关于责任主体的认定，因《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2010年6月21日前刘军与第三人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由被告刘勇承担；《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附件3第4条进一步明确钢材供应商由被告刘勇全权负责相关债权债务；此外，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银民商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已将其从原告处购买的三笔钢材的货款基本付清，并维持了（2012）兴民商初字第752号民事判决书关于驳回原告对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刘勇向其支付钢材款368516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就上述钢材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被告刘辛祎向原告承诺，在被告刘勇或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无力偿还所欠原告钢材款时，由其承担268516.53元的付款责任，因此，就被告刘勇应向原告支付的钢材款368516元，被告刘勇无力支付时，被告刘辛祎应向原告支付钢材款268516.53元。
对被告刘勇提出的原告对被告刘勇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首先，原告与刘军于2010年1月4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后，原告自2010年11月23日起即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其债权，至今原告仍未放弃该权利；其次，原告对被告刘勇与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中关于被告刘勇承担自2010年6月21日前刘军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约定，系原告在2010年11月23日起诉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过程中获知，而原告与被告阿拉善盟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终审判决系2013年8月14日作出。综上，原告对被告刘勇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因被告刘勇未向原告支付钢材款，原告因此主张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3年10月1日、按日万分之二计算的利息80705元，该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市锦业达物资有限公司钢材款368516元、利息80705元；二、如被告刘勇不能支付上述款项，被告刘辛祎支付原告银川市锦业达物资有限公司钢材款268516.53元；三、驳回原告银川市锦业达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38元，由被告刘勇负担（该款原告已预付，被告刘勇随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
宣判后，原审被告刘勇不服，上诉称，第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对于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原审提交18张出库单，其证明力已被（2013）银民商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做了否定。由此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诉讼主张就没有法律基础。但原审法院在本案中未对18张出库单进行分析、判断、评价，明显属于故意规避行为。2、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在两次诉讼中，诉称的总货款及已付款数额不一致，存在虚构案件事实之嫌。3、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在（2013）银民商终字第43号案件中上诉称，所欠钢材款系刘军去世后六次供货产生。依据18张出库单记载，刘军去世前12张出库单所涉货款为1877081.07元，去世后6张出库单所涉货款为1083633.98元。扣减原告自认收到的2592199元及原审被告已付的53万元，下剩2062199元应当属于刘军生前所付。由此，刘军生前反而存在超付货款事实。另，刘军去世后失去民事主体资格，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所供的货物即与刘军及上诉人均无关。4、被上诉人刘辛祎出具的证明及承诺书只是其个人意思表示，对上诉人无法律效力。按照被上诉人刘辛祎于2011年6月24日在原审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即“2010年6月6之前我在工地给刘军帮忙”，被上诉人刘辛祎并非刘军聘任的经理或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涉案工程事宜全部由原审被告派驻人员完成，被上诉人刘辛祎对施工材料及往来费用一概不知，也没有刘军或原审被告的聘任文件，且其出具的证明上所涉货款额没有事实依据，故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说服力。同时，被上诉人刘辛祎也并非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此外，被上诉人刘辛祎于2011年6月24日所作询问笔录中，并陈述货款“是阿拉善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欠的”。2010年11月29日，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起诉原审被告时，被上诉人刘辛祎以登记于其妻子赵欣名下的夫妻共同房产（银川市兴庆区勤俭巷1-2-603室）为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的诉讼保全提供担保。由此，二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刘辛祎提供的证言、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力。另，在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时，被上诉人刘辛祎均在场。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刘辛祎、原审被告从未提及其出具证明及承诺书的事宜。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刘辛祎出具授权委托书，也是在《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签订后，即2010年10月13日，且委托事项仅仅限定为与六个施工队进行结算。5、刘军去世后，原审被告全部接收了工程，被上诉人刘辛祎等四人被该公司聘用期间为2010年6月27日至2010年7月20日。原审判决认定，自刘军去世至2010年11月29日期间，被上诉人刘辛祎与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上诉人、原审被告均存在利害关系，没有事实依据。第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民事责任主体错误。刘军去世后，上诉人是受刘军之妻钱英、之母张彩霞委托，以代理人身份与原审被告签订的《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上诉人并非合同相对人，也不是承继刘军债权债务的主体。另，对于《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附件3第4条，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已明确此条款系应原审被告要求，为了帮助其平帐所用而做的约定。原审被告在原审庭审中，对此也不表异议。且（2013）银民商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该条款仅对原审被告和上诉人具有约束力。原审法院将已被生效判决否定的条款，作为认定和判断上诉人承担责任的理由，于法无据。第三，原审判决将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的（2010）阿右民一初字第169、170、171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加以确认，程序严重违法。原审法院将本该列明的18张出库单遗漏，而将并不存在的（2010）阿右民一初字第169、170、171号判决书，无根据地增加，其原因不得而知。第四，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自2010年11月19日即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第一次提起诉讼至2013年11月即本案成诉，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对本案依法进行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辩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原审提交的18张出库单可以证实提货过程，且原审被告认可其中的三张出库单，也可以充分说明向刘军供货过程中确实使用了出库单。原审法院没有完全采信出库单，符合证据认定规则。2、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在之前诉讼中主张的总货款、已付款与本案主张数额不一致，属于笔误。在本案法庭调查过程中，通过出库单可以证实本次诉讼主张的欠款额。从常理上讲，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也没有必要伪造事实。3、依据原审被告与上诉人之间的结算清单，2010年6月21日前涉案工程所用材料、工程量有关的权利义务均归属于上诉人。因此，不能认定刘军去世后发生的买卖与刘军和上诉人均无关系。4、被上诉人刘辛祎出具的证明、承诺书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刘辛祎系刘军聘用的管理人员，对刘军采购涉案钢材的数量非常清楚。刘军去世后至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结算之前，由被上诉人刘辛祎继续管理涉案工程，其对刘军去世后钢材买卖情况也很清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结算过程中，对于材料、工程量有关事宜，均由被上诉人刘辛祎签字确认，说明其对涉案工程各方权利及对外债权债务均知悉。（2010）阿右民一初字第169、170、171号判决书认定，被上诉人刘辛祎对外出具与涉案工程债务有关的证明，责任均由上诉人承担，再一次说明被上诉人刘辛祎对涉案工程产生的债权债务完全知悉，其出具证明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第二，关于本案责任主体的的问题，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认为上诉人是以代理人之名义行权利人之实。首先，《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乙方处括号注明“刘军之兄，代理人”，但对被代理人是谁，没有记载，故法律意义上的代理本身不存在。其次，截至目前，也未见到上诉人将其自原审被告处所取得的款项交付给所谓被代理人的证据。原审庭审中，法庭曾就此向上诉人发问，上诉人也回答没有支付给任何人。另，2010年11月10日，上诉人以申请人身份提起仲裁，要求原审被告支付款项120万元，而非以代理人身份，彻底将其是刘军继承人的代理人之谎言推翻。第三，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涉案《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没有约定付款日期，被上诉人刘辛祎出具的证明上，也没有载明付款期限，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主张权利时起算。同时，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是在与原审被告诉讼过程中，才得知《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故对于涉案工程产生的债务事宜，在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知情后两年内起诉，当然未超出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辛祎辩称，我的身份就是刘军雇佣的项目负责人。证明上，我只是签字确认属实，其他内容都是工地出纳和会计书写的。出具这些证明，只是为了明晰原审被告与上诉人债权债务，且在银川市仲裁委仲裁期间，原审被告及上诉人对于我出具的所有证明，均是认可的，这可以从仲裁裁决书第五页最后一行内容得到印证。我在之前诉讼中，之所以出庭作证钢材款应由原审被告支付，是因为当时原审被告尚欠上诉人120万元未付。2013年后，听说原审被告将120万元已支付给上诉人后，我就认为涉案钢材款应当由上诉人支付。关于我为上诉人锦业达公司提供诉讼保全担保事宜，上诉人是知晓的，并且当初是上诉人联系的我，因为上诉人称其在银川市兴庆区没有房产。如若不然，上诉人时隔四年怎么能知道此事。我之所以出具承诺书，也是为了稳定工地。上诉人和刘军继承人在当年6月中旬去工地，将结算材料全部复印。出具承诺书是因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没有达成协议，在其最终达成补充协议后，我认为承诺书效力应当终止，由此，我不应当再承担责任。
原审被告辩称，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已被业已生效的判决确定。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再次将我公司列为被告，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在原审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我公司不承担责任正确。上诉人未将我公司作为被上诉人，以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中对我公司的判项内容。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当庭提交如下证据：
1、额周公路工程款支付审批表2张、施工单位使用资金计划表1张（来源：（2012）兴民商初字第752号民事卷宗），据以证明涉案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是狄晓峰，而非被上诉人刘辛祎及他人。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在之前诉讼中之所以提交本证据，在于证明涉案工程承建方系原审被告；涉案工程项目部是经原审被告同意设立，实际上由刘军以该项目部名义施工；原审被告在该项目部也自行派驻人员进行管理，刘军也有自己的管理人员；狄晓峰系由原审被告派出，与刘军无关。被上诉人刘辛祎质证意见同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原审被告对真实性、证明目的无异议，认为狄晓峰确系原审被告派出人员。
2、（2012）兴民商初字第752号民事一案部分庭审笔录、（2013）兴民商初字第1013号民事一案部分庭审笔录，据以证明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伪造篡改证据，具体表现为：按照原审被告质证意见，在（2011）兴民商初字第89号、（2011）银民商终字第165号案件审理中，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所提供编号为0011165号出库单有“作废”字样，而在（2012）兴民商初字第752号案件审理中，又提供了之前从未出现的出库单即编号为0011166号的出库单；在（2011）兴民商初字第89号、（2011）银民商终字第165号案件审理中，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所提供编号为0011177号的出库单（5月29日）系复印件，但在本次诉讼中，却又成为钢笔书写的原件。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1、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在（2011）兴民商初字第89号案件审理中，出具的18张出库单与本案完全一致，当初为了实事求是，未将标有“作废”字样的出库单剔除，但该出库单不作为证据提交且不包含在该18张出库单中；2、涉案18张出库单原件，仅在（2011）兴民商初字第89号案件审理中提交过，至今原件在哪本卷宗中我公司并不清楚；3、（2011）银民商终字第165号案件审理中，主审法官提出18张出库单原件不全，代理人又从原审法院找到两张出库单提交给二审法院；4、就0011165号、0011166号两份出库单，因0011165号出库单系作废的，故又重新开具了0011166号出库单，符合常理，这两张出库单系针对同一批款项。被上诉人刘辛祎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审被告对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认为上诉人提到的上述问题，之前原审被告均主张过。
3、（2013）兴民商初字第1013号民事一案质证笔录一份，据以证明：1、案外人周某证实刘军所聘用的人员（包括被上诉人刘辛祎在内）在2010年7月初已全部回家，故被上诉人刘辛祎在2010年7月初后再未参与工程，也未得到他人聘用；2、周某证实涉案证明是由其本人书写，而被上诉人刘辛祎于2011年6月24日所作询问笔录中述称系其本人所写，二人陈述存在矛盾。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质证笔录可以确定刘军承包涉案工程并欠付被上诉人锦业达钢材款的事实；也可以确定被上诉人刘辛祎出具证明的事实；现有事实和证据表明，刘军去世后，被上诉人刘辛祎仍然在工地负责管理，至于证明内容由谁书写，被上诉人刘辛祎在之前陈述过，应由其予以解释。被上诉人刘辛祎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审被告认为其并未参加过该次诉讼，故不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刘辛祎的身份，已由（2011）银仲裁字28号裁决书、（2010）阿右民一初字第169、170、171号判决书、（2012）兴民商初字第752号、（2013）银民商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即被上诉人刘辛祎系刘军聘用的管理人员，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一方面其主张的依据仅仅是原审被告在之前诉讼中的陈述内容，另一方面，就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二即18张出库单原件，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原审庭审中已经明确：其2010年11月21日及本次起诉所依据的货款计算凭证一致（见2014年7月16日庭审笔录第24页），本次诉讼提交的18张出库单是以2010年诉讼时所提交的出库单原件为准（见2014年7月16日庭审笔录第32页）；其两次诉讼均未将作废的出库单计算在18张出库单内（见2014年7月16日庭审笔录第28页）。另，经本院调阅（2011）兴民商初字第89号卷宗核实，该卷宗共附出库单19张，其中：编号为0011165的出库单注明“作废”字样，其开具时间及所涉货款金额与编号为0011166出库单完全一致。综上，对上诉人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即周杰的证言，并不影响对被上诉人刘辛祎身份的认定，也不影响对被上诉人刘辛祎出具证明之事实的认定，故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就涉案钢材款，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曾于2010年将原审被告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作出（2011）兴民商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原审被告支付钢材款368516元，并承担相应利息。原审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1）银民商终字第165号民事裁定书，以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发回重审。原审法院经重新审理，作出（2012）兴民商初字第752号民事判决书，以合同相对人为刘军，且被上诉人刘辛祎（在该案中为证人）系刘军聘用的管理人员，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为由，驳回了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不服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3）银民商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2012）兴民商初字第752号、（2013）银民商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原审被告对2010年6月26日、7月5日、7月12日三张出库单予以认可，但认为其是向高建东而非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处购买，且举证证明其已经付清货款（所付款额为53万元）。
二审另查明，在（2011）兴民商初字第89号案件审理中，针对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于2010年11月29日提起的诉讼保全，被上诉人刘辛祎以其妻子赵欣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即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进宁北街勤俭巷1号楼2单元603室，提供了担保。
二审还查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签订当日即2010年7月7日，上诉人还与被上诉人刘辛祎及案外人狄晓峰，共同在材料清单、管理费用清单、预制厂临时建设工程量统计表、资产清单、设备车辆租赁费清单中，对相应的工程量、材料数量、各项费用签字确认。
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同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经本院核实，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在原审将（2010）阿右民一初字第168、169、170、171号判决书作为证据四提交，但在庭审笔录中，将上述文书案号误记为（2012）阿右民一初字第168、169、170、171号。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出库单18张。但经审查，出库单上仅有承运司机的签字，故除了原审被告在另案中认可的3张外，其余15张均不能作为主张货款的依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诉请原审被告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是否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二、上诉人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三、被上诉人刘辛祎出具的证明应否得到认定；四、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提起本案之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就此，本院分述如下：
第一，关于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诉请原审被告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是否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院认为，就涉案钢材款，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在（2011）兴民商初字第89号、（2012）兴民商初字第752号民事案件中，诉请原审被告承担付款责任，其理由是基于原审被告系合同相对人；而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在本案中是主张原审被告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且理由为原审被告系涉案工程发包人。鉴于两案诉请事由不同，故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民事诉讼原则。
第二，关于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应综合案件事实审查。本院认为，在签订《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时，上诉人确实是以刘军继承人的代理人名义签订，但在（2011）银仲裁字28号仲裁案件中，其是直接以申请人身份提起的仲裁。由此可以推断，上诉人已将自己视为刘军基于涉案工程所产生债权债务的承继主体。其次，《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也是由上诉人实际受领债权、履行债务，即上诉人以行为表明其就是权利义务的实际承继者。另，从代理角度分析，《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中，虽在合同首部乙方签字处及签订协议背景内容中表明上诉人系刘军继承人之代理人的身份，但并未将继承人直接作为协议相对方，且在协议的具体条款中，直接约定由上诉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而该等约定符合间接代理特征，即：行为人以自己名义，为本人利益考量而为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首先对间接代理人发生效力，然后依间接代理人与本人之内部关系，而移转于本人的制度。在《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履行、《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签订和履行、（2011）银仲裁字28号仲裁案件中，这一特征也得到了直接印证。由此，上诉人作为本案主体适格，并应当承担刘军生前基于涉案工程所产生的债务。
第三，关于被上诉人刘辛祎出具的证明，能否作为认定欠款的依据。本院认为，首先，依据（2011）银仲裁字28号裁决书、（2010）阿右民一初字第169、170、171号判决书、（2012）兴民商初字第752号、（2013）银民商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认定，即被上诉人刘辛祎系刘军聘用的管理人员，可以推定被上诉人刘辛祎对于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购销等工程开支情况应当知悉，其出具证明中所载欠款368516元有相应的客观依据。其次，被上诉人刘辛祎虽未直接参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签订，但在签订该协议当日即2010年7月7日，曾与上诉人及案外人狄晓峰，共同在材料清单、管理费用清单、预制厂临时建设工程量统计表、资产清单、设备车辆租赁费清单中，对相应的工程量、材料数量、各项费用予以签字确认，并在其后直接参与签订《关于〈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的补充协议》，可以进一步印证其所出具证明的客观真实性。第三，被上诉人刘辛祎虽在（2011）兴民商初字第89号案件审理中，为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2010年11月29日提起的财产保全提供担保，但该时间晚于其出具证明的时间，不能由此反向推定被上诉人刘辛祎与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存在串通之嫌或利害关系。由此，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刘辛祎与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上诉人刘辛祎出具的证明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第四，关于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提起本案之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就本案所欠货款，被上诉人刘辛祎出具证明的时间为2010年9月10日，被上诉人锦业达公司基于其认知的合同相对人即原审被告，提起诉讼的时间在2010年，并在此后一直通过诉讼积极主张权利。虽然提起本案之诉时间在2014年，但都是基于同一债权，即被上诉人刘辛祎出具证明上所享有的债权。结合诉讼时效的立法意旨，不能由此认定已超出诉讼时效。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28元，由上诉人刘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牛有成
审 判 员 沈 瑜
代理审判员 解 杰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桂芳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