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宜民一初字第48号
原告:辛仕华，女，196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宜丰县。
原告:张琳，女，198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张翔，男，198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张伙生，男，192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宜丰县。系受害人父亲。
委托代理人:熊威，江西崇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玲，江西崇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宜丰县中医院，住所地宜丰县新昌西大道***号。组织机构代码：49216018-1。
法定代表人:晏桂芳,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涂松华，男，197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宜丰县。该院医生。
委托代理人:邬俊杰，该院法律顾问。
被告:宜丰县天宝乡长桥村友良卫生所。经营者：黄友良，执业助理医师，男，196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宜丰县。身份证号：3622291969********。
委托代理人:游虎光，江西崇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辛仕华、张琳、张翔、张伙生与被告宜丰县中医院（以下简称县中医院）、宜丰县天宝乡长桥村友良卫生所（以下简称友良卫生所）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6日立案后，审理中，因案情复杂，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各自的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等共计408521.73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27日上午8时许，原告亲属张池生在野外作业时被野蜂蛰伤，上午10时许到县中医院就诊，接诊医生说伤情比较严重，要去专科医院看，然后给天宝乡长桥村医黄友良打了个电话，要张池生去那里治疗。到长桥诊所后，黄友良就给打针医治，然后开了两副中药回家服用。10月29日凌晨左右，张池生突然病情加重，于8时再次送往县中医院抢救，县中医院于作了一上午检查后，于11时36分转江西省人民医院治疗。11月1日经医治无效死亡。原告认为，张池生蜂叮后第一时间赶往县中医院治疗，接诊医生不但没有组织会诊，也没有要求患者转往上级医院，反而介绍给乡村医生，第二次接诊后，明知患者生命垂危，却留下来做了一上午的各种检查，然后一送了之，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黄友良接到患者后，连血清都没有使用，看到患者排血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还称脱离了生命危险，导致张池生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死亡的严重后果。事发后经法医尸检认定，主要原因是由于野蜂叮咬引起的病变而死亡，是二被告对该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没有相关医疗条件的情况下，未能积极转往上级医院，延误了对患者的救助，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故提起本诉讼。
被告县中医院辩称：由于患者张池生只是门诊病人，中医院才没有积极转往上级医院。原告述称接诊医生介绍到友良卫生所医疗不实，接诊医生与黄友良即不相识也没有任何经济关系，是张池生的亲属自己说长桥有个专科医生医蛇毒，不知如何联系，接诊医生才将黄友良的电话写给他，张池生去黄友良处完全是自己的行为，与中医院无关。开具的二盒季德胜蛇药片也是张池生家属要求下开的。事实上，中医院及时告之了本医院无医治蜂叮的有效药，并催促其转上级医院或专科医院。故中医院不存在延误治疗的行为，与患者张池生的死亡无因果关系，如果说转院不积极，最多也是承担5%的责任。中医院认可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意见，上海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程序上就违法，中医院已声明不参加，不认可其合法性。原告列举的损失中医疗费等项目不是本案损失，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92250无法律依据。
被告友良卫生所辩称：本人接诊患者张池生后，进行了有效治疗，法医鉴定对此进行了确认。其后，本人叮嘱其到上级医院治疗，此有病历及到庭证人证言为证。江西神州鉴定中心鉴定意见有三处错误：就叮嘱转上级医院而言，本人的病历多次记载要求患者到医院继续治疗未认定，中医院作为县级公立医院，事实上将患者介绍到了乡村医院，鉴定却认定其补记的病历；二是本人观察患者四个小时、开三副药就“耽误医疗”，中医院开二盒四天的剂量就不提耽误医疗，中医院第二次明知患者病危，却将其留下检查了一上午，就不认定耽误医疗；三是责任比例不对，首先既然认定患者的病情是死亡主要原因，却认定医方责任高达35-50%，其次，就本人与中医院的责任分配更离谱，从医疗方面看，认定了本人进行了有效治疗，控制了病情，而中医院没进行必要的医疗；就“对该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中医院的比乡村诊所更具有主观过错，患者耽误的时间主要是中医院转诊造成的，然而中医院责任是5%-10%，本人反而是30%-40%，纯属逻辑错乱枉法鉴定，显然是“眉高眼低”欺负乡村医生。说是参照了北京司法鉴定规则，名不符实，违反此规定将法庭认定的事实置于不顾，自已主观臆断编造事实，属违法鉴定。本人认可上海司法鉴定中心的意见。原告主张的损失内，医药费是医治蜂叮的费用，与本案无关，精神损害赔偿最多只能10000元，增加的诉讼请求无法律规定。本人最多承担10%的损失。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中医院出具的2014年10月27日10时，张池生就诊时的病程记录以及证人（县中医院护士）证言笔录，以证明就诊时，就诊医生建议了患者转上级专科医院治疗。本院认为，上述病程记录本应在原告持有，现由中医院提交，不能作为书证而只能认定为当事人陈述的性质，证人为中医院护士，其证词也等同于当事人陈述，作为当事人陈述，原告及黄友良又不认可其真实性，又无其他证据应证，故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即中医院上述证明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黄友良提交的病程记录三份，以证明患者是中医院的医师介绍来的，以及黄友良多次明确告之了患者家属要到县城医院去继续治疗。本院认为，中医院、原告均认为该三份病程记录系纠纷发生后制作，内容不客观。本院认为，上述记录属当事人陈述性质，但病程记录的证明内容之一，即患者是由中医院医师电话介绍来的，有原告陈述及原告出具的中医院就诊医师书写的“138××××2756黄友良”便条应证，可以认定黄友良的上述主张，但不能证明黄友良多次明确告之了患者家属要到县城医院去继续治疗的事实。3、县中医院对本院委托上海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效力的质疑：第一次庭审中，各方对各自的过错及责任划分意见不一，本院就相关事实组织三方当事人质证后，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并以此作为法庭认定的事实依据，制作成委托函。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声称参照《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关于办理医疗过失司法鉴定案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鉴定机构应当依据人民法院委托函认定的事实进行，然而该鉴定依据的事实非法院委托函确认的事实。据此，黄友良认为该鉴定违反鉴定基本规则，其鉴定结论违法，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现县中医院对上海司法鉴定中心意见提出质疑，其理由不充分。故上海司法鉴定中心意见应作为本院认定过错及责任的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0月27日上午8时许，原告亲属张池生在野外作业时被野蜂蛰伤多处，上午10时许由其妻及张池生妹夫（小车司机）搀扶入县中医院，挂号“大外科”就医，接诊医生说伤情较严重，县中医院、县医院均没有“马蜂叮咬中毒”特效药，建议立即转上级医院或专科医院，患者家属追问那里有专科医院，接诊医师谈及天宝长桥有一治蛇毒医生，张池生妹夫也接口说，听说长桥的医生治好了一个蛇毒病人，但不知如何联系，接诊医生就用电话与黄友良联系妥，然后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黄友良名字及电话号码，张池生妻子领取医生开具的二盒“季德胜蛇药片”，急忙乘其妹夫的小车带张池生赶往长桥友良卫生所。12时许，张池生等进入友良卫生所，黄友良进行了诊断、治疗，下午四时病情缓解，张池生等带三天的药剂回家休息。10月29日凌晨左右，张池生突然病情加重，于8时再次送往县中医院抢救，县中医院作了一上午检查后，于11时36分转江西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1月1日经医治无效死亡。
2014年11月2日，因医疗事故争议，由县卫生局委托宜春医学院作出尸检报告，分析说明：一是野蜂叮咬导致局部直接病变；二是野蜂蛰伤后继发中毒性休克综合征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碍；三是患者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结论为死者死亡主要原因为急性小脑扁桃体疝，呼吸、循环功能严重障碍。诉讼中（2015年2月），原告就二被告在医疗张池生过程中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程度大小申请司法鉴定，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被告友良卫生所及原告提出异议，友良卫生所申请重新鉴定。2016年1月11日，本院司法技术室（经宜春中级法院司法技术室）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2017年3月20日作出鉴定意见，关于中医院的医疗行为分析：（1）宜丰县中医院对患者全身多次蜂蜇伤的治疗上存在不足。…，未对蜇伤进行及早针对性治疗，亦未留院观察，存在过失。患者第二次就诊时出现呼吸困难，并出现吸气三凹征，医院未及时给予气管插管，救治措施不积极，存在一定不足。（2）宜丰县中医院对患者转院告知义务上存在不足。宜丰县中医院在患者门诊入院时虽然告之应转上级医院继续治疗，但同时又建议转至长桥村黄友良诊所治疗，严格说医院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告知患者应转往上级医院，致使患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延误了获得救治的机会，存在一定过失。上述宜丰中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失行为，与张池生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关于友良卫生所的医疗行为：患者进入友良卫生所时已经出现全身浮肿、呼吸困难等症状，医方虽对症给予抗组胺、抗过敏、抑酸、醒脑以及局部外敷等治疗，但治疗方法存在不规范，相关治疗措施未能从根本上缓解患者病情，…，存在一定医疗不足，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对患者的救治，与患者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鉴定意见：建议宜丰县中医院在患者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为30%左右，友良卫生所参与度为20%左右。
张池生的死亡，造成原告经济损失有：医疗费34590.73元（除已报销的27000元），死亡赔偿金12138×20=242760元，丧葬费21791元，其父的扶养费9128×5=4564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100×6=600元，误工费100×6=600元，伙食补助费20×6=120元，营养费20×6=120元，四位原告处理丧事误工费4×3×100=1200元，尸检鉴定费6000元，江西神州司法鉴定费7000元，上海司法鉴定费元12900元（黄友良预交），合计373321.73元。
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
本案中，经庭审质证，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程序违反其鉴定规则，被告黄友良因此申请重新鉴定，符合法律规定。上海司法鉴定中心对二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与张池生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程度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县中医院虽对该鉴定意见持有异议，但未提供反证，本院仍应以该鉴定结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及责任的依据，故原告主张宜丰县中医院按30%比例赔偿，友良卫生所按20%比例赔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规定，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二被告均不能举证证明原告医疗费中包括原发病费用，故被告主张不承担医疗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未提供交通费票据，主张交通损失3500元无依据，酌情认定1000元。原告主张的精神费损失过高，酌情认定30000元。综上，原告的合理损失有共计404321.73元，其中由县中医院赔偿30%即121296.52元，友良卫生所赔偿20%即80864.35元，其余50%由原告自负。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二被告承担因医疗过错造成原告损失的主张于法有据，应予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辛仕华、张琳、张翔、张伙生损失共计404321.73元，由宜丰县中医院赔偿30%即121296.52元，宜丰县天宝乡长桥村友良卫生所赔偿20%即80864.35元，其余50%由原告自负。（黄友良预交的鉴定费12900元在执行时抵付）。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044元，由县中医院承担1813.2元，友良卫生所承担1208.8元，其余由原告自负。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宜春市分行袁山支行，账号：14×××48。如逾期不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若到期不履行，权利人可在判决生效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判长 冷文平
审判员 汪小霞
审判员 蔡为武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梅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