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
负责人：冯贤国，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瑶，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云，北京寰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昆仙，女，汉族，1957年9月11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鹏，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昆仙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6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保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给付保险赔偿金2000元；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本案事实方面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被保险车辆在发生事故时未及时进行年检。所争议的焦点只在于保险免责条款是否有效，上诉人是否可以依据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免除商业保险赔偿责任。
一、在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保险条款及投保单。保险条款中均用加黑加粗字体写明“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损失或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十）除另有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合法的行驶证或号牌，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在投保单中，也有车主的亲笔签名。以上两份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已经依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就免责条款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免责条款应当有效，上诉人有权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免除商业险的保险赔偿责任。
二、一审判决书第五页第五行写明：“我国对机动车强制性定期检验，是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体现，属于管理性强制规范，并非效力性强制规范。如果车辆未按期接受检验而行驶，其所有人或驾驶人会受到行政处罚，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以上内容恰恰说明机动车定期检验是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到期必须检验，未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禁止上路行驶。保险公司将该情形设置为免责条款完全符合《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就该免责条款仅需用加黑加粗字体进行提示后，该条款即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有权依据该免责条款拒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三、上诉人提交的商业险保险条款是经过保监会审批和备案的，也就是说中国保险行业政府管理部门认可保险免责条款的内容是合法且合理的。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是依据发生保险事故的概率统计而制定的，并非依据个案。总体上，如果车辆检验不合格，驾驶这样的车辆上路行驶会导致因机械故障而发生事故的风险增加；同样，应当进行车辆检验而没有及时检验继续驾驶车辆上路行驶也会导致因机械故障而发生事故的风险增加。保险条款中明确写明如果被保险车辆未按规定检验，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均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一审判决中以保险事故的发生与被保险车辆未及时进行年检没有因果关系，车辆没有及时年检并不导致风险增加，免责条款内容违背了公平原则为由判定该条款无效是错误的。
四、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制定和设计主要是从概率论的角度、不可保风险的角度进行的条款设计，因此格式条款的制定非一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部分的认为，一审判决的理由违背了格式条款的制定原则。
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正确适用法律予以纠正，改判上诉人仅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财产损失2000元。
被上诉人郭昆仙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郭昆仙在一审中起诉请求：一、人保公司赔偿郭昆仙因交通事故造成郭昆仙车辆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4431元；二、人保公司赔偿第三者车辆损失共计人民币23600元，同时因此次事故造成代步损失1000元；三、人保公司在机动车商业保险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四、人保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4日，郭昆仙以被保险人身份就京Ｎ×××××车辆向人保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保单特别约定“本保险车辆车主闫汝森”，商业险包含机动车损失保险、盗抢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玻璃单独破碎险（国产）、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间2015年4月4日0时至2016年4月3日24时。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拱北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3月13日15时19分，胡军军驾驶京Ｎ×××××车辆在珠海市度假村后门路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左转掉头时与北往南行驶的粤Ｌ×××××车辆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胡军军驾驶车辆不按规定掉头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郭昆仙就事故造成两车损坏向人保公司索赔，人保公司以京Ｎ×××××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年检已过期为由拒赔。
人保公司提供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十）项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合法的行驶证或号牌，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上述免责规定以字体加黑加粗的形式表现。
郭昆仙提供的京Ｎ×××××车辆保单上有“重要提示”栏，其中有提示“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和附则。”
事故发生后，郭昆仙委托珠海市公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京Ｎ×××××车辆和粤Ｌ×××××车辆进行鉴定，结论为京Ｎ×××××车辆需维修费用32900元。评估公司收取鉴定费1531元。粤Ｌ×××××车辆维修费用21100元，鉴定费1000元、拖车费500元。
郭昆仙未提供向第三者车主赔偿代步损失1000元的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郭昆仙就京Ｎ×××××车辆向人保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双方形成了合法的保险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人保公司应当在被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时对被保险人进行赔偿。本案中，被保险车辆京Ｎ×××××车在案涉事故发生时逾期未及时检验，人保公司以此为由拒绝理赔，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拒赔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我国对机动车强制性定期检验，是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体现，属于管理性强制规范，并非效力性强制规范。如果车辆未按期接受检验而行驶，其所有人或驾驶人会受到行政处罚，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非民商事法律责任，并不当然影响行驶证的效力。其次，本案中京Ｎ×××××车发生事故，系因驾驶人驾驶车辆不按规定掉头，而非车辆机械故障引起。现实中客观存在未及时按期检验而上路行驶，但车辆的安全技术状况正常的情况，其并不因此导致风险的增加，对逾期未按规定进行安全状况检验的机动车辆发生事故，不能以是否按期检验作为判断保险人是否免责的标准，而应以发生事故时的车辆实际机械状况为依据。再次，保险条款为格式条款，保险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明确说明并非意味着该条款当然发生效力。法律规定了拟定格式条款一方的公平诚信拟定义务、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否则格式条款可能无效。本案保单中虽有“重要提示”，保险条款中也有规定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但该保险条款不符合投保人的缔约目的，同时作为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保险人设定的上述合同条款，客观上免除了自身的民事责任，排除了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主要权利，而且提示失之笼统，不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及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应认定该条款无效。郭昆仙主张人保公司赔偿事故损失，其项目及数额，人保公司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郭昆仙主张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代步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第三者不管是开车代步，还是利用其它交通工具代步，均需付出费用，其数额应当基本相当，不存在事实上的代步损失。而且，郭昆仙也未能提供第三者因未驾驶车辆而以其他形式代步支出超额费用的证据，故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昆仙赔偿京Ｎ×××××车辆损失人民币34431元（其中维修费人民币32900元，鉴定费人民币1531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昆仙赔偿第三者粤Ｌ×××××车辆损失人民币23600元（其中维修费人民币21100元，鉴定费人民币1000元，拖车费500元）；三、驳回郭昆仙要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赔偿第三者代步损失的诉讼请求。人保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因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38元，由郭昆仙负担50元，人保公司负担588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补充查明，京Ｎ×××××车辆于2016年4月提交年检，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2月。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保险车辆未按规定检验能否作为免责事由发生效力。首先，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具体规定看，对未能提供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补办相应手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而该法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可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饮酒驾驶、超载等行为规定更为严厉的处罚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仅将未能提供检验合格标志视为与一般交通违规行为违法程度相当的行为。而一般交通违规行为基本没有纳入免责事由。因此，如果说将饮酒驾驶、超载等性质严重的行为作为免责事由并无不妥，那么，将未按规定检验也纳入免责事由，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意图中却无法找到充足理由支持。
其次，将保险车辆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作为免责事由，目的指向控制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该条规定，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并不表明机动车本身不符合安全标准。机动车不符合安全标准，也并不当然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即便机动车经检验不符合安全标准且危险程度达到“显著增加”，也需符合“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和“保险事故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两个前提条件，保险人才可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将未按规定检验作为免责事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相较，显然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责任。
此种加重责任在以下两种情形下，会导致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利益严重失衡：一是发生意外事故时机动车符合安全标准；二是即便机动车存在安全隐患，但意外事故发生的原因并非该安全隐患造成的。上述两种情形下，以未按规定检验为由主张免责，实际上排除了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获取保险赔偿的权利。至少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将保险车辆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作为免责事由并不能产生效力。
最后，从本案的实际情形来看，保险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系车辆违规掉头，与车辆本身的性能并无关。而事故发生后，京Ｎ×××××车辆于2016年4月提交检验并获得通过，且行驶证检验有效期已经延长至2017年2月，说明公安机关认可涉案车辆并无机械故障，行驶证未年检的状态得以补正，故本案不应适用免责约定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人保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人保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00.78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挺
审判员 马翠平
审判员 徐烽娟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赖林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