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乌中少民终字第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医院，住所地：乌鲁木齐市鲤鱼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温某，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某，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加某某，女，哈萨克族，1965年出生，某医院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清，男，汉族，1971年出生，某单位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珲，男，汉族，1999年出生，学生。
法定代理人：于某清，男，汉族，1971年出生，某单位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喜，男，汉族，1943年出生，退休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解某英，女，汉族，1946年出生，无业。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沈某某，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单某某，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某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4）新少民初字第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2014年12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某医院委托代理人加某某、刘某与被上诉人于某清、于某珲、王某喜、解某英共同委托代理人沈某某、单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3年1月20日，患者王某萍以“发热、咳嗽、咳痰伴恶心、呕吐13天，加重1天”为主诉入住某医院重症医学科（ICU）二病区，入院查体：体温37.0C、脉搏89次／分、呼吸23次／分、血压138／59MMHG，平车推入。入院诊断：1、肺部感染；2、甲状腺功能亢进；3、真菌感染；4、低蛋白血症；5、风湿病；6、粒细胞缺乏症。请内分泌等科室会诊并予以报病危，抗炎、补液、维持内环境稳定等对症支持治疗。2月4日应患者要求出院，出院诊断：1、肺部感染；2、甲状腺功能亢进；3、低蛋白血症；4、风湿病；5、粒细胞缺乏症。2013年3月13日，患者因“发热、咳嗽、咽痛”在某医院急诊科就诊，行胸部CT、血常规等检查后，考虑“肺部感染、支扩”，门诊给予化痰、解痉等治疗。3月14日以“发热、咳嗽、咳痰、咽痛4天”为主诉入住该院呼吸科，初步诊断：1、肺部感染；2、上呼吸道感染；3、甲状腺功能亢进症。3月15日02：00时患者诉胸闷、心慌、乏力、咽痛等，予以吸氧，口服药物控制心率等对症处理。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当日08：25转呼吸ICU治疗，给予抗感染、控制心室率、升压、扩容、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22：05时抢救无效死亡。死亡诊断：1、感染性休克；2、肺部感染；3、上呼吸道感染；4、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亢进危象不除外；5、粒细胞缺乏症；6、腹泻；7、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8、多脏器功能衰竭。
另查明，王某萍，1972年出生，生前居住在新疆；原告于某清系王某萍的丈夫，原告于某珲系王某萍的儿子，原告王某喜与原告解某英系王某萍的父母。原告王某喜与原告解某英共有三名子女，分别为：王某军、王某萍、王某娟。
2014年1月25日，原告于某清委托某司法鉴定所鉴定后于2014年2月28日出具鉴定意见：被鉴定人王某萍于2013年3月13日至2013年3月15日在某医院住院诊疗期间，该医院对其诊疗措施欠妥，导致患者死亡存在主要过错责任，“临界型”因果关系，参与程度50%。
2013年5月27日，经某市卫生局委托，某市医学会于2013年9月4日鉴定后认为：（一）、医方在诊疗护理过程中，诊断明确，无违法行为，但有以下违规事实：1、告知义务不完善（2013年3月13日在急诊科查白细胞0.6×10的9次方／L，中性粒细胞1.2%，粒细胞严重缺乏未告知病人病情的严重性）。2、从病历中未体现危急值报告及执行制度。3、整个诊疗过程中对病人的治疗措施不够完善（粒细胞缺乏处理不积极不到位）。（二）、根据病史、临床症状、体征、辅助检查，专家组认为患者病情危重，发展迅猛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患者死亡与医方的违规行为有间接因果关系。结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四条、《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2013年11月22日，经某市卫生局委托，某省医学会于2013年12月5日鉴定后认为：一、患者门诊治疗时，医方虽及时明确病情，并对患者粒细胞缺乏的情况请相关科室会诊，但对患者严重粒细胞缺乏的严重性向患者告知不足，未取得患方签字。二、在患者入院后，医方虽进行了抗感染治疗，但抗感染力度不强，对粒细胞缺乏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未及时请血液科会诊进行治疗，存在处理不及时的情况。三、病人以往存在粒细胞缺乏的病史，基本情况较差，入院时白细胞0.6×10的9次方／L，病情危重，抢救难度大，死亡率高，患者最终死亡考虑为粒细胞缺乏导致的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综上所述，医方的医疗行为的不足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医方应承担次要责任。结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四条、《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原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应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原告于某清、于某珲、王某喜、解某英的亲属王某萍入住被告某医院，双方之间存在医患关系。本病例经某市医学会鉴定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该医学会分析医方存在以下违规事实：1、告知义务不完善。2、从病历中未体现危急值报告及执行制度。3、整个诊疗过程中对病人的治疗措施不够完善。患者死亡与医方的违规行为有间接因果关系。经某省医学会鉴定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该医学会分析医方存在以下违规事实：一、患者门诊治疗时，医方虽及时明确病情，并对患者粒细胞缺乏的情况请相关科室会诊，但对患者严重粒细胞缺乏的严重性向患者告知不足，未取得患方签字。二、医方在患者入院后，医方虽进行了抗感染治疗，但抗感染力度不强，对粒细胞缺乏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未及时请血液科会诊进行治疗，存在处理不及时的情况。三、病人以往存在粒细胞缺乏的病史，基本情况较差，入院时白细胞0.6×10的9次方／L，病情危重，抢救难度大，死亡率高，患者最终死亡考虑为粒细胞缺乏导致的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医方的医疗行为的不足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某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某萍于2013年3月13日至2013年3月15日在某医院住院诊疗期间，该医院对其诊疗措施欠妥，导致患者死亡存在主要过错责任，“临界型”因果关系，参与程度50%。虽然被告抗辩认为该鉴定意见系原告方单方委托，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但某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中分析被告存在的过错与某市医学会、某省医学会分析的被告过错基本一致，该鉴定所鉴定分析意见符合客观事实，法院对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予以采纳。故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由于医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又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业，患者疾病临床表现的个体差异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临床医疗活动的探索性和医疗风险。法院酌定被告按45%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12，965.46元，按照原告提供的医院住院费用清单，可以证实王某萍住院费用为11，155.30元，被告在本案第二次庭审时对上述住院费用亦表示认可，故法院确认医疗费为11，155.30元，按照45%的比例计算，为5，019.89元。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与法律规定相符，被告亦予以认可，法院予以支持，按照45%的比例计算，为22.50元。对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王某萍生前居住城镇满一年以上，原告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7，921元／年主张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法院确认死亡赔偿金数额应为161，289元（17，921元／年×20年×45%）；对原告主张的丧葬费，王某萍生前居住城镇满一年以上，应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2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5，243元／年计算丧葬费，法院确认丧葬费数额为10，179.68元（45，243元／年÷12个月×6个月×45%）；对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方提供了常住人口登记卡、户籍证明为证据，于某珲系王某萍与于某清的儿子，王某萍去世时，于某珲的年龄未满18周岁，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原告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年平均消费性支出15，206／年为计算标准，计算了四年的被扶养人于某珲的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被扶养人于某珲的生活费应为13，685.40元（15，206元×4年÷2人×45%）。原告王某喜与原告解某英系王某萍的父母，根据原告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可以反映，原告王某喜系退休工人，应当享有退休工资，故不符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条件，不在法律规定的被扶养人范围之内，法院无法支持王某喜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同时，根据原告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可以反映，原告解某英为家属，应当无经济收入，故法院对解某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予以支持；根据户籍证明可以反映，解某英有三个子女，被扶养人生活费应由承担扶养义务的扶养人共同分摊，王某萍去世时，解某英的年龄为67岁，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年平均消费性支出15，206／年的标准计算，解某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9，651.70元（15，206元×13年÷3人×45%）。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因于某清为王某萍的丈夫，其处理丧葬事宜为情理必然，原告主张一个月的误工费较合理，法院按照原告提供的于某清的薪资证明3，700元／月，计算误工费为1，665元（3，700元／月×45%）。对原告主张的交通费8，000元，因王某萍的近亲属处理其丧葬事宜必然要发生相应的交通费，法院酌情确认其交通费数额为1，350元（3，000元×45%）。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王某萍的死亡给其近亲属即四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应以一定数额的金钱予以抚慰，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及给原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法院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故判决一、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于某清、原告于某珲、原告王某喜、原告解某英医疗费5，019.89元（11，155.30元×45%）；二、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于某清、原告于某珲、原告王某喜、原告解某英住院伙食补助费22.50元（50元×45%）；三、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于某清、原告于某珲、原告王某喜、原告解某英死亡赔偿金161，289元（17，921元／年×20年×45%）；四、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于某清、原告于某珲、原告王某喜、原告解某英丧葬费10，179.68元（45，243元／年÷12个月×6个月×45%）；五、被告某医院赔偿于某清、原告于某珲、原告王某喜、原告解某英被扶养人生活费43，337.10元【（15，206元×4年÷2人×45%）＋（15，206元×13年÷3人×45%）】；六、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于某清、原告于某珲、原告王某喜、原告解某英误工费1，665元（3，700元／月×45%）；七、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于某清、原告于某珲、原告王某喜、原告解某英交通费1，350元（3，000元×45%）；八、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于某清、原告于某珲、原告王某喜、原告解某英精神抚慰金15，000元。
宣判后，上诉人某医院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法院委托两级医学会进行医疗鉴定，鉴定结论认为上诉人存在一定违规行为，但患者病情危重，发展迅猛、抢救难度大、死亡率高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原审事实认定有误，导致比例认定有误。只愿意在30%的比例范围内承担责任。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于某清、于某珲、王某喜、解某英共同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
以上事实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入院记录、医疗费清单、常住人口登记卡、派出所证明、薪资证明、航空电子客票、某司法鉴定所（2014）法医临字第0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收据、乌鲁木齐医鉴（2013）第71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新医会鉴2013-6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及一、二审庭审笔录等证据为证。
本院认为，王某萍在某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死亡，双方之间属于医患关系。在王某萍死亡后，经患者家属申请，某市卫生局先后委托某市医学会、某省医学会对诊疗情况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均认为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后被上诉人于某清自行委托某司法鉴定所对诊疗情况进行鉴定，该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认为医院对王某萍诊疗措施欠妥，对患者死亡存在主要过错责任，“临界型”因果关系，参与程度50%。三次鉴定结果虽然对某医院过错责任认定不一致，但均确定某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某医院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上诉人某医院认为患者病情危重，发展迅猛、抢救难度大、死亡率高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只愿意在30%的比例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2013年3月13日，患者王某萍至某医院急诊科治疗为一个阶段，因急诊后医院并未对其继续治疗，如强制留院观察、转相关科室住院治疗等，而是允许患者自由离开，双方医患关系结束。3月14日，患者再次来到某医院住院治疗为另一阶段。在办理住院手续后，医院方应依照管理规定，严格履行对患者及家属告知诊疗情况、及时请相关科室会诊等一系列工作程序。根据某医院入院记录、临时医嘱单，可证实患者3月14日13时17分住院时，某医院对其3月13日急诊做的胸部CT、血常规、肾功＋电解质检查结果是认可的，可确定医院对患者的身体状况比较清楚。当天医院另做了其他若干检查，但并未请其他科室人员会诊。3月15日凌晨2时，患者病情加重，医院采取若干检查治疗后，11时40分，请内分泌科会诊，12时55分才请血液一科会诊，诊疗行为存在处理不及时的情况。且两级医学会的医疗鉴定结论均认为某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原审法院据此综合确定由某医院承担45%比例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具体赔偿项目、标准及计算方法，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4.34元（某医院已预交），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骏
代理审判员 李海涛
代理审判员 王海亮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