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黔南民终字第8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某甲，男，1972年1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定县。
委托代理人张楼，贵州桥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某乙，男，197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初中文化，住所地贵定县。
原审第三人徐某某，女，192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文盲，住贵定县。
原审第三人卢某，女，197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大学本科，现住都匀市。
上诉人卢某甲与被上诉人卢某乙、原审第三人徐某某、原审第三人卢某继承纠纷一案，贵定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贵民字第406号民事判决后，卢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第三人徐某某系卢国祥的母亲，卢国祥与王永芬生育原告卢某甲、被告卢某乙及第三人卢某。1985年古（农）历5月11日，卢国祥（居民户口）与桥边村民组全体村民订立《立卖契》，约定桥边生产队自愿将本队集体分配房及其地基出售给卢国祥永远管业，此房座落于昌明河沙坝，东南、西北均按原地基脚为标准，另前有出入坎子四道及其砖石瓦片均属卢性，经全队村民与卢性协商议价12000元。1986年2月2日，卢国祥向桥边村民组支付12000元，并于同年与王永芬在该地基上修建本案争议房屋。1988年9月6日，卢国祥向贵定县土地管理局提交了上述土地使用证明资料，并于同日缴纳了土地登记费8元整。1996年7月王永芬向本院昌明法庭起诉要求与卢国祥离婚，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离婚，所制作的（1996）贵民初字第329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原告王永芬向本院起诉要求离婚，家庭财产中其享有的份额留给孩子，卢国祥同意王永芬的诉讼请求。1999年4月20日王永芬去世，在其包内发现遗书一份，此遗书写到“尊敬的昌明法庭，我们的判决书王永芬的那一份留给孩子，现决定留给长子卢怀義。王永芬亲笔，1999年1月5日”。卢国祥为王永芬办理了后事，同年，王永芬父母相继去世。王永芬去世后，本案争议房屋由卢国祥居住管理，2007年卢国祥生病住院，原、被告平摊了其住院费用，2014年10月20日，卢国祥去世，按照原告负责徐某某后事，被告负责卢国祥后事的约定，被告为卢国祥办理了后事。2015年1月13日，第三人徐某某、卢某作出书面《赠与声明》，均表示自愿将对卢国祥的财产继承的份额赠与卢某甲。故原告认为按照遗产继承方式其应取得本案争议房屋7／8的使用权，遂向本院起诉提出如前诉请。庭审中，原告认为卢国祥虽是居民户口，但其订立《立卖契》是在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之前所为，卢国祥的买卖行为是有效的，在征得被告及第三人同意后，将诉请变更为原告享有卢国祥和王永芬自建的二层楼房7／8所有权。另查明，本案争议房屋座落于现地名为贵定县昌明镇九百户村桥头边；房屋为砖混结构共两层，总面积129.36㎡，建筑面积120.32㎡，下面一层是三间住房，上面一层是两个门面，门面后为一间住房，住房现由第三人徐某某居住使用，门面在卢国祥在世时租与他人，租期还余三年；除王永芬1999年留下的遗书外，无其他遗嘱、遗赠或遗赠扶养协议；争议房屋至今未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权属证书。
原审原告卢某甲一审诉称：第三人徐某某系卢国祥的母亲，卢国祥和王永芬生育原、被告及第三人卢某，1986年2月2日昌明镇五百户村桥边组通过转让方式卖给卢国祥一块宅基地，卢国祥和王永芬用此宅基地自建一栋二层楼房居住。1996年王永芬起诉离婚并请求家庭财产中自己的份额留给孩子，双方经贵定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1999年1月5日王永芬写给原告一封遗嘱亲笔信，决定将昌明法庭判决书的财产留给原告，同年4月20日王永芬去世，此后，二楼房屋由卢国祥居住管理，2014年10月20日卢国祥去世后，第三人徐某某、卢某明确表示将她们的法定继承份额的财产让与原告。原告认为，按照遗产继承方式，其应取得卢国祥和王永芬自建二层楼房7∕8的使用权，故向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卢国祥和王永芬自建的二层楼房7∕8的房产使用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被告卢某乙一审辩称：1、原告的诉请不明确，原告将房屋分为8等份并不明确；2、王永芬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立的遗嘱是无效的；3、卢国祥用争议房屋在农业银行的抵押贷款的本金是由被告偿还的，卢国祥生病后是被告照顾的，被告依法享有继承权。综上，驳回原告诉请。
原审第三人徐某某、卢某一审共同辩称：原告诉称的事实属实，无异议，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1985年古历5月11日，卢国祥与桥边组全体村民订立的《立卖契》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未对居民购买村集体所有的房屋及村集体向居民转让其所有的宅基地作出强制性规定，亦未规定此类契约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生效，故《立卖契》为有效的契约。房屋修建后，卢国祥向贵定县土地管理局提交了土地使用证明资料及缴纳了土地登记费，但争议房屋至今未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及《房屋所有权证》等权属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卢国祥与王永芬基于《立卖契》在集体土地上修建房屋，其能否取得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仍处于不确定状态，且不动产物权的变更登记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故对原告要求对争议房屋享有所有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卢国祥与王永芬基于《立卖契》这一合法的权源共同修建了本案争议的房屋，二人基于有效的法律行为对所修建的房屋享有使用权，二人对自身享有的使用权有处分的权利，二人死亡后，其继承人亦可对二人合法享有的使用权依法进行继承，使用权系所有权权能的重要权能之一，为实现物尽其用的立法目的，并结合本案实际，在原告诉请的所有权权能范围内，依法支持原告所有权权能中的使用权较为妥当。
1996年王永芬与卢国祥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离婚，从调解书载明的内容可以认定王永芬与卢国祥离婚后，王永芬与卢国祥各享有争议房屋使用权的1／2，王永芬将1／2份额留给孩子，即原告、被告、第三人卢某各享有争议房屋1／6使用权，至此，王永芬已对其享有的争议房屋的使用权作出了处分，且其处分行为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故其在遗书中对该争议房屋的再次处分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的处分行为；卢国祥去世后，其享有的争议房屋的使用权上并未设有遗嘱、遗赠或遗赠扶养协议，故对其享有的使用权应按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即由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原告、被告、第三人卢某、第三人徐某某继承；被告以住院票据及安葬卢国祥为由主张其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对于被继承人卢国祥的住院费用，原、被告已平均分摊，被告安葬卢国祥系原、被告对家庭事务的约定，故被告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多分遗产的情形，原告、被告、第三人对如何分配卢国祥的遗产未能协商一致，故作为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应均等继承卢国祥享有的房屋使用权，即各享有整幢房屋的1／8；第三人卢某、徐某某均表示将自己继承卢国祥财产享有的份额赠与原告，第三人的赠与行为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也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未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综上，原告、被告、第三人卢某享有本案争议房屋的使用权的份额分别为1／8＋1／8＋1／8＋1／6=13／24、1／6＋1／8=7／24、1／6即4／2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卢某甲享有座落于贵定县昌明镇九百户村桥头边（卢国祥与王永芬遗留）房屋二十四分之十三的使用权，被告卢某乙享有二十四分之七的使用权，第三人卢某享有二十四分之四的使用权。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承担20元，被告承担20元，第三人卢某承担20元。
一审判决宣判后，卢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上诉人享有坐落于贵定县昌明镇九百户村桥头边（卢国祥与王永芬遗留）房屋八分之七的使用权，被上诉人卢某乙享有八分之一的使有权。主要上诉理由是：一、（1996）贵民初字第329号《民事调解书》中载明的王永芬在家庭财产中自已享有的份额留给孩子的陈述属于具有遗嘱性质，王永芬死亡后其个人财产由三个孩子继承，继承对象不仅排除了卢国祥，而且还排除了王永芬父母。一审认定属于赠与性质错误。二、王永芬的自书遗嘱效力大于具有遗嘱性质的《民事调解书》效力。1996年王永芬与卢国祥离婚后并未立即自杀，1996年不具备“留”的前提条件，王永芬的个人财产仍然归其所有。王永芬的死亡时间是1999年4月20日，“留”的时间是1999年4月20日。然而在“留”之前的1999年1月5日王永芬的遗书是标准的遗嘱，自书遗嘱对具有遗嘱性质的（1996）贵民初字第329号《民事调解书》申的遗嘱继承对象进行了具体明确，将遗嘱继承对象明确到三个孩子中的上诉人。三、具有遗嘱性质的《民事调解书》和自书遗嘱都是王永芬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两者具有关联性，是递进关系，自书遗嘱修改《民事调解书》中遗嘱继承对象，将遗嘱继承人由三个孩子变更为上诉人卢某甲。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第二款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从时间顺序看，具有遗嘱性质的《民事调解书》时间在前，自书遗嘱时间在后，且自书遗嘱是王永芬的最后遗嘱，因此，上诉人认为，王永芬的自书遗嘱的效力优于具有遗嘱性质的《民事调解书》的效力，遗嘱继承应以自书遗嘱为准。四、本案中发生两次继承，第一次是遗嘱继承，第二次是法定继承，上诉人两次继承份额之和是八分之七。第一次继承是遗嘱继承。遗嘱继承应按王永芬的自书遗嘱执行，上诉人依据王永芬的自书遗嘱已经继承了争议房屋二分之一（八分之四）的使用权。卢国祥去世后发生法定继承，法定继承人分别是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徐某某和第三人卢某，每人等额继承争议房屋二分之一（八分之四）的使用权中的1／4，即八分之一。在法定继承中第三人徐某某和第三人卢某均将其继承份额赠与上诉人，上诉人法定继承份额加接受赠与份额之和是八分之三。
被上诉人卢某乙、原审第三人徐某某、原审第三人卢某均未作二审书面答辩。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原审第三人卢某表示，自愿将其继承卢国祥和王永芬的遗产份额，即该争议房屋继承的使用权赠与上诉人卢某甲。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1996）贵民初字第329号《民事调解书》中对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的性质。2、上诉人卢某甲在本案中享有被继承财产使用权的份额是多少？。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1996）贵民初字第329号《民事调解书》中对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的性质问题。该调解书系本案被上诉人继承人卢国祥和王永芬对其离婚事项的真实意思表示，自愿合法有效。该《民事调解书》中载明，王永芬自愿将家庭财产中自已享（有）的份额留给孩子。该事实是基于双方离婚的前提，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的处分，未违反法律规定。该财产的权能自该调解书作出，已经转移给双方的三个子女，王永芬不再享有该财产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故王永芬的遗书中对该争议房屋的再次处分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的处分行为，该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故上诉人卢某甲认为王永芬的自书遗嘱效力大于具有遗嘱性质的《民事调解书》效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上诉人卢某甲在本案中享有的被继承财产使用权份额多少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卢某甲、被上诉人卢某乙、原审第三人卢某系被上诉人继承人卢国祥和王永芬所生子女。王永芬与卢国祥离婚时各享有争议房屋使用权的50%，王永芬将50%份额留给孩子，即卢某甲、卢某乙、卢某各享有争议房屋1／2使用权，卢国祥享有1／2使用权。卢国祥去世后，其享有的争议房屋的使用权上并未设有遗嘱、遗赠或遗赠扶养协议，故对其享有的使用权应按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即由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卢某甲、卢某乙、卢某和卢国祥子母徐某某等额继承卢国祥享有的1／2使用权。诉讼中，原审第三人徐某某及卢某均表示，自愿将其所享有的该争议房屋份额的产权全部赠与上诉人卢某甲。故卢某甲享有座落于贵定县昌明镇九百户村桥头边（卢国祥与王永芬遗留）房屋份额为二十四分之十七（王永芬调解协议赠与4／24＋继承卢国祥3／24＋徐某某3／24＋卢某3／24），被告卢某乙享有该房屋份额为二十四分之七。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有理，本院依法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定人民法院（2015）贵民初字第406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卢某甲享有座落于贵定县昌明镇九百户村桥头边（卢国祥与王永芬遗留）房屋份额为二十四分之十七，被上诉人卢某乙享有上述房屋份额为二十四分之七。
一审案件受理费60元，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卢某甲自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育义
审 判 员 武文峰
代理审判员 郑 晔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翔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