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76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乐锋，身份证住址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段永桓，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叶华川，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乐锋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黄乐锋于2004年8月2日入职广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2004年8月30日，黄乐锋、中远公司双方签订《广州市职工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从2004年8月2日起至2006年8月1日止。2006年7月3日，黄乐锋、中远公司双方签订《延续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延续的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从2006年8月2日起到法定的或本合同所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实际工作中，中远公司每月15日以前以银行转帐方式发放黄乐锋工资。2014年4月4日，黄乐锋签名提交辞职报告给中远公司，主要内容为现在由于个人发展原因，经过考虑后黄乐锋决定提出辞职。同日，中远公司批准黄乐锋的辞职报告。中远公司表示黄乐锋在2014年4月8日办理完离职手续。黄乐锋则表示其系在2014年4月4日被迫离职，2014年7月28日才办理完离职手续。根据黄乐锋签名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显示，本人已收到公司于2014年4月8日发出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内容如下：黄乐锋系我司合同制职工……2014年4月7日起因个人发展原因与我司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黄乐锋主张其系被迫提出辞职。
原审另查：2014年8月14日，广州市天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作出《关于黄乐锋社保投诉案稽核情况的告知书》，主要内容为黄乐锋就中远公司2004年8月-2014年4月期间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一事投诉，经该中心调查核实，中远公司已按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有关政策规定，在总公司中远集团旗下为黄乐锋在北京市参加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符合国家社保相关法规的规定，已参保的时段无需再做补缴；中远公司尚需为黄乐锋在广州补缴2004年9月-2005年3月的基本医疗保险。
仲裁庭审中，黄乐锋、中远公司双方对2012年9月至2014年4月的工资支付情况、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的工作情况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黄乐锋主张，其工资支付周期为当月，中远公司在2012年9月1日至2014年4月15日期间只发放了其4次工资，除此之外没有发放其工资；其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期间正常上班从事公司管理工作，包括行业研究、市场调研、顾问等；其未曾申请休病假，实际也没有休病假。对此主张，黄乐锋提供了招商银行户口交易明细表等证据。对该证据，中远公司确认其真实性。
中远公司主张，其每月支付黄乐锋上月工资，并已足额支付黄乐锋2012年9月至2014年4月的工资，其中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24日黄乐锋被其调派至惠州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公司）任职总经理工作，期间并无在其单位工作，由该公司支付工资；2013年6月25日至9月30日期间其口头通知安排黄乐锋回安全技术部待岗，但黄乐锋没有上班，属旷工；黄乐锋2013年10月至12月休病假；2014年1月至4月期间，其通过书面方式安排黄乐锋任职安全技术员，黄乐锋也没有上班，属旷工。对其主张，中远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1、病假申请；2、关于回公司报到的通知；3、快递单和快递妥投证明；4、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的惠州公司工资表、领用支票申请单、客户借记通知单；5、代发业务成功报告等。对上述证据，黄乐锋表示：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但不能证明其有休过病假，也与公司的规定不符，其签名时也不知情；不予确认证据2，其收到的并非该通知，其收到的通知已扔掉；确认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4、5，表示中远公司出示的该两证据并非原件，该证据4也与本案无关。
在仲裁时，广州市仲裁委向黄乐锋调查以下问题：1、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期间的具体工作情况并举例说明；2、黄乐锋表示长期没有收入，其生活费来源何处；3、是否曾由中远公司调派至惠州公司任职总经理；4、是否曾在该公司工作；5、是否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由该公司支付过工资。对问题1、黄乐锋的回答与其上述主张一致。对问题2、3、4黄乐锋的回答是与本案无关。
黄乐锋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依法裁决：1、裁决中远公司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2、中远公司赔偿未在广州购买2004年8月至2014年4月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的损失794618元，中远公司在广州市补缴2004年8月至2014年4月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并赔偿损失；3、因中远公司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远公司支付违反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9279元；4、中远公司补发克扣的工资303534元，因克扣工资的经济补偿金303534元；5、中远公司补发2013、2014两年没有休年假工资15389元，2013年5个月高温补贴750元，2013、2014年度旅游补贴5000元，2013、2014年度过节费、误餐费用、交通费用、水电补贴、半年奖及年终奖金100000元，因克扣上述项目款项（年假工资除外）的经济补偿金121239元；6、确认黄乐锋与中远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4年4月15日因黄乐锋被迫解除劳动关系而解除；7、中远公司支付2004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带薪年假工资315000元；8、中远公司承担黄乐锋退休后享受相应的职工医疗保险待遇。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粤劳人仲案（2014）3456号裁决书，裁决:1、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中远公司一次性支付黄乐锋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8日的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差额部分560.07元；2、驳回黄乐锋的其他仲裁请求。黄乐锋不服上述裁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黄乐锋在原审中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中远公司没有为黄乐锋购买社保、医保、克扣工资等行为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2、中远公司向黄乐锋赔偿没有在广州购买2004年8月至2014年4月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的损失一共794618元，并判令中远公司在广州市为黄乐锋补缴2004年8月至2014年4月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并赔偿损失35100元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3、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4年4月因黄乐锋被迫解除劳动关系而解除；4、由于中远公司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导致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故判令中远公司向黄乐锋支付经济补偿金189387元；5、中远公司向黄乐锋补发克扣的工资487832元，经济补偿金121958元；6、中远公司支付黄乐锋2004年至2014年4月的带薪年假工资352418元，2013年5个月高温补贴750元，2013、2014年度旅游、年度体检补贴5000元，2013、2014年度工龄工资、过节费、误餐费用、交通费用、水电补贴、半年奖及年终奖金100000元，补发工资、奖金、福利共420750元，经济补偿金105188元；7、本案诉讼费由中远公司承担。
中远公司在原审中辩称：黄乐锋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原审法院依法驳回。
原审法院认为：黄乐锋与中远公司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保护。
关于黄乐锋第一项诉讼请求，因不属于法院劳动争议判决事项的调处范围，故原审法院不在判决事项中予以调处，但如查明本案中中远公司确有违法之处，原审法院会在判决主文中进行阐述。
关于黄乐锋第二项诉讼请求。其中补缴社保不属于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调处范围，黄乐锋可依法向相关社保征缴机构提出主张，另根据广州市天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作出《关于黄乐锋社保投诉案稽核情况的告知书》，确认中远公司在北京为黄乐锋参保符合国家社保相关法规的规定，故已参保的时段无需再补缴，故原审法院对于黄乐锋要求赔偿相关未购买社保的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黄乐锋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黄乐锋主张其系被迫离职，但其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故对其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黄乐锋主张系被逼迫提出离职，但根据黄乐锋提交给中远公司的辞职报告及有黄乐锋签名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显示黄乐锋系因个人发展原因主动提出辞职而解除与中远公司的劳动关系，黄乐锋也无证据证明系中远公司逼迫其填写上述材料，故黄乐锋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系其被迫解除并要求中远公司支付经济补偿，均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同时根据上述辞职报告及有黄乐锋签名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确认黄乐锋与中远公司已经在2014年4月7日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原因系黄乐锋以个人发展原因提出辞职。
关于黄乐锋第五项诉讼诉讼请求。黄乐锋主张中远公司在职期间每月以代扣社保的名义扣除工资10%，但实际上并没有为其在广州购买社保，故要求中远公司返还该部分克扣工资180052元，同时在2012年9月至2014年4月无故克扣其工资307780元，此外还主张上述克扣工资的25%经济补偿金121958元。中远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主张社保已经在北京为黄乐锋依法缴纳，代扣个人部分是合法的，而2012年9月至2014年6月黄乐锋系中远公司派往惠州公司任职总经理工作，期间并未在中远公司处工作，工资系由该公司发放，2013年6月25日至9月30日黄乐锋系旷工，2013年10月至12月黄乐锋××假，2014年1月至4月黄乐锋也系旷工，但中远公司依然支付黄乐锋2013年6月25日至2014年4月期间工资（其中2013年6月25日至2013年12月31日系按照400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2014年1月至4月系按照1836.8元标准支付，因2014年1月至4月扣完公积金和社保部分就不够了，所以就没有再支付款项给黄乐锋）。中远公司提供了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的惠州公司工资表、领用支票申请单、客户借记通知单，以及代发业务成功报告等证据拟证明上述期间，黄乐锋提供了招商银行户口交易明细表等证据予以证明。对上述证据，首先，黄乐锋主张上述证据并非原件但无相反证据反驳，而经原审法院当庭再次查验，工资表、领用支票申请单的签名系原始颜色，客户借记通知单的银行印章为原始红色，代发业务成功报告为相连纸张，上面的银行印章为原始蓝色，均非复印或打印件，故确认上述证据为原件。其次，2012年9月至2013年4月的惠州公司工资表、领用支票申请单有黄乐锋姓名字样的签名且与黄乐锋的签名相似，上述月份的客户借记通知单有银行印章确认，且上述证据的金额相互一致，黄乐锋不予确认但并无相反证据反驳，故对上述证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以此确认黄乐锋领取了惠州公司支付的2012年9月至2013年4月的工资，同时按上述证据所示的当月发放上月工资的情况，采信中远公司所主张的黄乐锋每月工资于次月发放；2013年5月至2013年6月的惠州公司工资表、领用支票申请单、客户借记通知单虽无黄乐锋签名，但盖有银行印章的客户借记通知单上的金额与工资表、领用支票申请单的金额相互一致，黄乐锋不予确认，又不回应有无在该公司领取过工资，也无相反证据反驳，从证据盖然性角度来看，原审法院采信黄乐锋领取了惠州公司支付的2013年5月至2013年6月的工资；代发业务成功报告有银行盖章确认，收款人有黄乐锋的姓名，黄乐锋不予确认但无相反证据反驳，故对该证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综合上述原审法院采信的工资发放周期，确认黄乐锋领取了中远公司支付的2013年6月25日后至2013年7月的工资；按黄乐锋、中远公司双方确认的招商银行户口交易明细表，结合上述原审法院采信的工资发放周期，原审法院确认黄乐锋已领取中远公司支付的2013年8月至2013年12月的工资。再者，对于惠州公司支付黄乐锋工资的情况，中远公司主张该期间其调派黄乐锋到该公司任职总经理工作，并未在其单位工作，黄乐锋的工资由该公司发放。对此，黄乐锋不予回应其是否曾由中远公司调派至惠州公司工作及是否曾在该公司工作，应承担不利后果；而该公司支付黄乐锋的工资，黄乐锋亦有在工资表、领用支票申请单中的总经理签批，中远公司也持有该公司的工资表、领用支票申请单、客户借记通知单原件，可印证中远公司的上述主张。故对中远公司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最后，黄乐锋主张2013年7月至9月期间正常上班工作，但黄乐锋就其所陈述的工作内容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此外，根据有黄乐锋签名且中远公司相关负责人签名的黄乐锋2013年10月8日病假申请显示，黄乐锋表示2013年7月至9月采取了中医治疗，申请延长病假至2013年12月31日，故在2013年7月至12月期间应视为黄乐锋经中远公司许可一直在休病假，故上述期间黄乐锋的工资应按照病假工资予以发放，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支付的病假期间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从中远公司支付的黄乐锋上述期间的工资来看，加上中远公司为黄乐锋缴纳的社保部分，并不低于同时期最低工资标准的80%，故原审法院对于黄乐锋主张上述期间克扣的工资不予支持。
关于黄乐锋第五项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2014年1月1日至4月15日的工资，黄乐锋主张该期间有正常上班工作。但黄乐锋也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在上述期间有实际工作，且中远公司亦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有催促过黄乐锋回公司报到，故根据上述黄乐锋、中远公司双方举证情况，原审法院认定黄乐锋上述期间也未提供劳动，不应获得上述期间工资。同时，原审法院上文已经认定双方于2014年4月7日解除劳动关系，故此后黄乐锋也不应获得工资。综上，对黄乐锋主张2014年1月1日之后的工资，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对黄乐锋主张克扣社保个人部分，因中远公司系在北京为黄乐锋合法参保，故黄乐锋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此外，对于黄乐锋所主张的上述款项的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黄乐锋第六项诉讼请求的年休假工资问题。首先，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关于年休假工资的规定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故黄乐锋要求2004年8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的年休假工资，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黄乐锋于2014年申请劳动仲裁请求支付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年休假工资，且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黄乐锋该请求已超过法定一年仲裁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再者，如前所述，原审法院采信病假申请并认定黄乐锋有休病假，按该病假申请，黄乐锋2013年休病假2个月以上；同时，由于黄乐锋并未对其入职中远公司前的工作情况举证证明，故原审法院仅按黄乐锋的入职时间计算其累计工作年限满1年不满10年，由此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的规定，黄乐锋不享受2013年年休假，故其要求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年休假工资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如上所述，按黄乐锋的累计工作年限，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黄乐锋2014年全年可享受5天年休假，按黄乐锋办理离职时间2014年4月8日，根据《企业职工带薪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经核算，黄乐锋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8日的应休未休年休假1天（98天÷365天×5天），并应支付相应的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年休假工资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相关联，如前述，由于黄乐锋离职前的12个月里，2013年7月至9月期间没有提供劳动，2013年10月至12月期间休病假，以及2014年1月至3月期间没有提供劳动，上述期间黄乐锋并无正常工作，不应将上述期间的工资情况纳入计算年休假工资的工资基数中，故原审法院仅按黄乐锋2013年4月至6月的平均工资作为计算其年休假工资的工资基数，根据前述原审法院采信的2013年4月至6月的惠州公司工资表、2013年7月16日的代发业务成功报告，该3月份的平均工资为6090.75元/月[（8500元+4500元+5100元+172.25元）÷3个月]。据此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中远公司应支付黄乐锋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8日的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差额部分560.07元（6090.75元/月÷21.75天/月×1天×200%）。对于2014年4月9日至4月15日的年休假工资。因该期间黄乐锋、中远公司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故黄乐锋要求该期间的年休假工资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黄乐锋第六项诉讼请求的高温补贴问题。黄乐锋并无证据证明其系在室外的高温环境下工作，故黄乐锋要求高温补贴，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黄乐锋第六项诉讼请求的旅游补贴、过节费、误餐费用、交通费用、水电补贴、半年奖、年终奖、工龄工资等问题。黄乐锋要求的上述项目在其与中远公司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其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支付上述项目的规定，故对黄乐锋要求支付上述款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对于黄乐锋所主张的第六项诉讼请求的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广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黄乐锋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8日期间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工资报酬差额560.07元；二、驳回黄乐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黄乐锋负担。
判后，黄乐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其作出的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上诉。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黄乐峰其余上诉请求与原审诉讼请求相同。
中远公司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黄乐峰提供如下证据：1、一次性补贴及建立个人账户中单位划入部分资金审核表；2、劳动仲裁庭审笔录第10页；3、现实表现；4、黄乐峰通知现实表现；5、收据。用以证实其应休年休假的天数，其从来不存在旷工的情况，及其被迫向中远公司书写辞职报告的情况。中远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不确认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证据3-5与本案无关。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黄乐峰虽提出本案上诉主张，但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黄乐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巍
审判员 乔 营
审判员 张蕾蕾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谢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