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甘01民终16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科明，男，196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兰州市七里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科军，男，1971年3月3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兰州市七里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安宁区。
负责人：魏琦，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英路，女，该公司职工，住兰州市城关区。
上诉人付科明因与被上诉人付科军、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5）七民初字第3007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科明、被上诉人付科军、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英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科明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5)七民初字第30077号民事裁定，重新公正审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母亲赵玉兰改嫁给石秉祥后，跟随母亲一直与石秉祥生活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上诉人由于和付成全非婚生子，其选择和其母亲赵玉兰及石秉祥共同生活，在石秉祥生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父母的身后事都由上诉人办理，这些事实有兰州供电公司证明为证，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和石秉祥共同生活缺乏证据。二、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没有原告主体资格不当。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法院没有查明第三人是依据什么和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诉人作为被拆迁房屋实际居住人，属于拆迁对象。如果依照继承法，上诉人也有继承权，拆迁安置的房屋中也有上诉人的份额，现将共同共有的房屋确定给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的权利。上诉人与该协议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应当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为由，认定上诉人没有主体资格，驳回上诉人起诉不当。
付科军辩称，一审裁定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辩称，对一审裁定内容没有异议。2011年拆迁时的住户是付科军，他能够提供房产证明和房屋钥匙，所以与付科军签订了房屋安置协议。
付科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付科军与兰州供电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2.被告付科军返还付科明搬家费、过渡费12178元；3.付科军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消除对付科明的影响；4.付科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付科明与被告付科军系同母异父的兄弟。1984年，原、被告的母亲赵玉兰与被告的生父付成全经我院（83）七法阿民案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离婚，被告付科军判决由付成全抚养。1986年，赵玉兰与石秉祥结婚。当时原告付科明已年满21岁，并且已经在商业厅工作。付科军年仅15岁，姐姐付科玲19岁，婚后被告付科军跟随母亲与石秉祥一起生活。1998年，石秉祥去世。石秉祥生前系兰州供电局退休职工，分得供电局壹套住房，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王家堡2号楼3单元301，面积59.32平米。该房屋在房改时，石秉祥于1993年12月15日交纳购房款5130元，取得该房屋的70%产权，剩余30%产权，于2002年1月30日出售于赵玉兰。至此，取得该房屋100%产权。2004年5月3日，赵玉兰去世。2011年，兰州供电公司根据兰发改投资（2011）94号文，决定对七里河北街18号、建兰路157号棚户区进行改造。本案诉争房屋“七里河区王家堡2号楼3单元301室”恰在改造之列。对本案涉诉房屋的拆迁事宜，被告付科军未告知在外打工的原告付科明。2011年8月3日，被告付科军与兰州供电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兰州供电公司）拆迁乙方（付科军）住宅房屋2号楼3单元301室住房一套，房屋结构砖混结构，居住面积59.32平方米。第二条约定：乙方自愿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拆迁补偿方式。第四条约定：甲方向乙方付过渡补助费10678元、搬家补助费500元、搬迁奖励1000元，三项合计12178元。协议签订后，被告付科军自兰州供电公司领取过渡补助费、搬家补助费、搬迁奖励、困难补助费、采暖费，五项合计29356.44元。2012年春节，原告付科明才知道房屋拆迁一事，后与被告付科军协商无果，遂诉诸法院。另查明，被告付科军向法庭出具赵玉兰于2004年4月9日所立遗嘱一份，内容为:“我今年67岁，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体弱多病，为防止我去世后子女对遗产发生争执，故邀请我的朋友吴俊芳、邵有芳，作为我所立遗嘱的见证人，并委托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火高发、张爱民代书遗嘱，望我的亲属各自恪守，毋发生争执。一、我丈夫叫石“斌”祥，1913年12月22日出生，1999年8月15日因病去世。其有两个子女，儿子叫石由大，女儿叫石兰儿；我有三个子女，长子付科明，现年39岁，长女付科玲，次子付科军，1971年3月13日出生。二、我本人无业，我丈夫单位于2002年1月30日将位于七里河区王家堡2号楼3单元3楼建筑面积59.32平方米的房屋的30％的产权出售给了我。至此，该房屋拥有100％的产权，房产正在办理之中。因该房屋的70％产权在我丈夫去世以前购买，经咨询律师得知，70％产权的房屋应属我和我丈夫石斌祥的夫妻共同财产，由于我丈夫石斌祥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嘱，故该房屋70％产权中的35％产权应作为我丈夫石斌祥的遗产，由我、石由大、石兰儿和付科军共同继承。付科军自小和继父一块生活，形成继父子关系。且石由大在我丈夫去世办完丧事后从家中拿走2230元。因此我个人应享有该房屋73.75％产权，面积为43.7485平方米。为此，我决定在我去世后，位于七里河区王家堡第三居委会建兰路191号2号楼3单元3楼的房屋，其中属于我个人所有的面积为43.7485平方米的房屋产权由我的次子付科军继承。”该份遗嘱在中院开庭审理时，赵玉兰在立遗嘱时委托的代书遗嘱人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火高发出庭作了证，证明遗嘱由其起草，是根据他母亲的实际情况及其的意见起草的，见证人是他们母亲叫来的，年龄60岁左右。签写的遗嘱是老太太的真实意思表示，老太太神志清醒。有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为证。以上事实，有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83）七法阿民案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赵玉兰与石秉祥结婚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干部退休证、公有住房售房交款凭证、兰州供电公司说明、中级法院开庭笔录，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开庭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诉争房屋系石秉祥、赵玉兰生前夫妻共同财产。根据赵玉兰于2004年4月9日所立遗嘱，其将属于自己所有的面积为43.7485平方米的房屋产权由其次子付科军继承。故付科明对涉案房屋是否具有继承权尚不明确，庭审中本院向付科明释明其应首先解决是否对涉案房屋具有继承权或其他法定权利的问题。原告付科明要求确认《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前提是其与该协议有利害关系，在付科明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问题解决之前，付科明要求确认《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主体不当，付科明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因此，应当驳回原告付科明的起诉。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裁定：驳回原告付科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04元，退还原告付科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付科明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查明事实,2011年8月3日，付科军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付科军是实际居住人,并提供了房屋付款证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有理由相信付科军是合法的被拆迁人,双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不妥。付科明事后认为自己也属于合法的拆迁人、对被拆迁房屋具有继承权，但付科明主张的事实仅有其单方陈述，尚无足够证据支持。当前，在房屋拆迁活动中，被拆迁人代表全体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广泛存在，其中也有遗漏被拆迁人的情况存在，但确认新的被拆迁人需要拆迁双方重新确认或司法确认。被拆迁人代表全体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并不意味着其他被拆迁人对获得的拆迁利益不享有权利。具体到本案，虽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由付科军签订，但并不必然表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确定的拆迁利益由付科军一人独享。如果可能存在其他被拆迁人或其他被拆房屋的继承人，权利人依法可以向付科军主张或通过诉讼解决。但付科明目前是否为被拆迁人或继承人尚不明确，其主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付科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石 林
代理审判员 王锡东
代理审判员 关 涛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宋彩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