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思行初字第26号
原告陈增来，男，195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191号劳动力市场大厦12层。
法定代表人李钦辉，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雪芳，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夏蓉，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原告陈增来不服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给付，于2014年2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叶萍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魏江、人民陪审员蔡艺卓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增来，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代理人张雪芳、潘夏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2月25日，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厦劳退养字（2013）161265号厦门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主要内容如下：根据《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若干规定》，结合原告陈增来个人档案，已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从2014年1月起，按以下标准发放养老金：累计缴费年限39年7个月，1989年1月后平均缴费指数1.5277，结合其他相关参数，根据《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实际发放待遇每月4030.19元；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金为252.50元，于2014年1月一次性发放。企业年金已移交平安保险。
被告收到本院应诉材料后，在法定举证责任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
一、证据：
陈增来个人全程缴费年限及指数清单，证明被告按照相关依据测算的原告缴费指数为1.5277。
二、相关依据：
1.《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2.《厦门市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3号）（下称第3号令）；
3．《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0号）；
4.《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厦府（2006）408号）（下称408号文）；
5.《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若干规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厦府办（2006）304号）（下称304号文）；
6.《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文）。
原告陈增来诉称，被告作出的关于其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依据第3号令计算其“1989年1月后平均缴费指数”为1.5277是错误的，应依照408号文的规定，则其缴费指数应为1.7261。因此，诉请判令被告更正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中错误的平均缴费指数，并按照408号文重新计算其平均缴费指数。
原告为支持其诉称主张，向本院递交了以下证据：
1.厦劳退养字（2013）161265号厦门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证明其中j项即“89年1月后平均缴费指数”1.5277数据有误；
2.《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一览表（新办法）》，证明408号文是最新的有效的文件，执行时间起点是1989年1月1日开始，并非2007年1月1日；
3.陈增来社保缴费数据，证明陈增来自1989年1月到2013年12月期间的缴费情况；
4．陈增来缴费指数数据计算表，证明按照408号文计算的缴费指数应为1.7261；
5.全程缴费年限及指数清单，证明被告将高于1的缴费指数折半计算，计算标准不一样；
6.第3号令，证明被告还在执行该无效文件；
7．《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市政府规章、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证明第3号令已经废止；
8.《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若干决定》，证明408号文是经过厦门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十次常务会议授权制定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9.304号文，证明其与408号文不符的规定是无效的。
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首先，现行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下，与职工养老相关的三个互相独立的账号是：社会统筹基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根据《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划转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后，剩余部分才进入社会统筹基金。因此，在计算养老保险缴费指数时，应按照实际进入社会统筹基金的金额进行指数计算，而非将已计提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的部分纳入重复计算。其次，304号文系408号文的配套规定，两者并不存在冲突。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实施《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后，取消了计提补充养老保险的规定，以“企业年金制度”取代“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相应地，408号文及304号文亦取消了计提补充养老保险的规定。再者，原告多年来计提进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的补充养老保险金连同利息共计约11235元，已在原告退休时一次性发放。综上，被告作出的关于原告退休待遇的计发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依法维持。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递交的一份证据，即有关原告的全程缴费年限及指数清单，原告对清单中2006年7月前的指数化工资及对应的缴费指数有异议，对清单中的其他数据没有异议。对原告递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4即陈增来缴费指数数据计算表有异议，认为该表中缴费指数系原告自行计算的，系不正确的；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均无异议。
本院分析认为，被告递交的有关原告的全程缴费年限及指数清单及原告递交的陈增来缴费指数数据计算表存在指数化工资及对应的缴费指数的差异，该差异系由于对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是否计算缴费指数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原告认为，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应该计算缴费指数，被告则认为不应计算。本案争议的焦点即在于此问题，对于此争议焦点，本院拟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规定政策，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分析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陈增来1953年12月4日出生，1974年6月1日参加工作，系固定工，2013年12月，原告年满60周岁。原告养老保险费缴纳至2013年12月。2013年12月25日，被告就原告退休待遇作出厦劳退养字（2013）161265号厦门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决定依据相关参数，计实际发放原告退休待遇4030.19元／月。相关参数中，其中“参加保险时间”为1989年1月，“累计缴费年限”为39年7月，“1989年1月后平均缴费指数”为1.5277。
另查明，408号文出台前，厦门市在计发养老保险待遇时主要分为三部分待遇，即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其中基础养老金固定为退休时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0%；408号文出台之后，基础养老金调整为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及个人缴费年限相挂钩，并规定缴费指数自1989年1月起计算至退休当月，计算方法为每月缴费工资额与当月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额的比值的平均数。
还查明，1994年7月至2006年6月期间，被告依据第3号令的相关规定，将原告工资总额超过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总额部分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50%，作为缴纳原告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实行企业年金制度后，被告停止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按实际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交纳。随后，被告将原告的补充养老保险费移交给平安保险公司。在原告退休时，平安保险公司已将原计提的原告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全部一次性发放给原告。被告在计算原告缴费指数时，对计提原告补充养老保险费部分对应的工资不再计算缴费指数，换言之，在作为计算缴费指数基数的缴费工资中，已扣除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部分所对应的工资额。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管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依法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事务系其法定职责。
《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参保职工从1989年1月起计算缴费指数。408号文第一条第一款规定，1988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的参保人员，其用于计算基础养老金的缴费指数自1989年1月起计算至退休当月。据此，被告确认原告的缴费指数自1989年1月起计算至原告退休当月的2013年12月，依法有据。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争议焦点在于1994年7月至2006年6月期间，计提原告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是否计算缴费指数的问题。
在对这一争议焦点作出判断前，有必要先对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及408号文与304号文等有关养老保险政策制定和出台的依据背景进行简要的梳理，有助于准确理解补充养老保险费、缴费工资及缴费指数等相关概念和定义。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企业在国家统一制订的基本养老保险之外，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履行了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义务之后，专门为本企业职工建立的附加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在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中处于第二层次，是企业对国家为企业职工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和完善。补充养老保险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银行存款性质，缴纳的费用，全部归职工个人所有，在职工退休时，一次性发给个人或者分月发给。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各地劳动部门和社会保险机构积极开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厦门市人民政府自1994年7月起开展补充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实行专款专户，完全积累，于参保人员退休时一次支付。在实践的基础上，1994年10月10日出台的第3号令对补充养老金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了具体的计提办法，即“职工本人工资总额超过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总额的，可将超过部分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50%，作为缴纳职工本人的补充养老保险费。”2000年6月21日通过，2004年12月2日修正、替代1994年第3号令的《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和个人均以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超过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超过部分应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的50%，记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
2004年1月6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实施《企业年金试行办法》。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了发展企业年金、建立参保缴费的激励约束机制等精神和规定。被告于2006年7月后停止计提补充养老保险，随后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7年4月24日出台的《关于做好原有企业年金移交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将原计提的补充养老保险费移交给平安保险公司。
2006年12月1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根据上述《决定》的精神，经市人大常委会授权，制定了408号文，408号文将基础养老金调整为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及个人缴费年限相挂钩，并规定缴费指数的计算方法为每月缴费工资额与当月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额的比值的平均数，充分体现了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的精神和落实。
2006年12月30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304号文，304号文明确其系408号文的配套文件，系为保证养老金计发办法的平稳过渡。304号文第四条还规定：“按《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已划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的养老保险费，不计算缴费指数”。
从以上相关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可以看出，补充养老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不同的养老保险层次，由于补充养老保险实行专款专户，完全积累，并在退休时一次性发放的模式，所以，补充养老保险完全由参保人个人受益，自始至终对社会统筹基金没有任何贡献，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而言，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否则，还会产生高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群体两头受益的情形，即既从完全积累的专户中受益，又通过计算缴费指数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而如此，则对低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群体而言是不公平的。
其次，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符合相关制度规定。如前所述，304号文第四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而408号文则规定缴费指数计算方法为每月缴费工资额与当月全市职工平均工资额的比值的平均数，所谓缴费工资，1994年7月12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暂行办法﹥的通知》（厦府（1994）综146号）第五条规定为“缴费工资系指企业和职工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工资。”，而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工资中并不包含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据此，304号文与408号两者的表述不同，但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即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
综上，被告将用于计提原告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既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相关养老保险的制度规定。被告作出的厦劳退养字（2013）161265号厦门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各项参数完整，数据准确，依据充分，核发的养老保险待遇并无不当。原告关于408号文并未规定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并以此为由认为408号文与304号文存在冲突的主张，系对补充养老保险费及408号文的不当理解，原告要求将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计算缴费指数，进而要求撤销厦劳退养字（2013）161265号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增来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增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叶萍
审 判 员 魏 江
人民陪审员 蔡艺卓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栎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