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36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梅，女，1972年11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淮杨，北京市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9号。
法定代表人庆立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凤成，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玉梅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口可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商）初字第15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周岩担任审判长，法官杜彦博、陈洋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6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玉梅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淮扬、被上诉人可口可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凤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玉梅在一审中起诉称：2015年9月，李玉梅经营饮料销售，陆续向可口可乐公司支付246396.5元货款，用于购买可口可乐公司听可乐5箱、大果粒400件、小果粒1276件、小可乐4000件。可口可乐公司本应在2015年10月1日前向李玉梅供货，但却迟迟不供，后可口可乐公司销售经理李琦璟向李玉梅出具欠条。李玉梅多次找可口可乐公司索要货款或提供等值的货物，可口可乐公司推诿不付，故李玉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1、判令可口可乐公司向李玉梅提供听装可乐5箱（单价每箱36.5元）（每箱24罐，每罐330ML），可口可乐大果粒（单价每箱61元）1.25升400箱（每箱12瓶）、可口可乐小果粒（单价每箱27元）1276箱（每箱12瓶，每瓶450ML）、小可乐（单价每箱47元）4000箱（每箱24瓶，每瓶600ML），如可口可乐公司不能给付货物，请求赔偿246396.5元；2、判令诉讼费由可口可乐公司承担。
李玉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欠条，社保记录，银行付款凭证，李玉梅的司机和张文涛、马伟林、李琦璟、装卸工老木的通话记录以及根据通话记录由北斗定位的行驶轨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机动车行驶证，李玉梅与李琦璟、邓小东、李海瑞的微信截图，送货单及托盘转移单（出门条），证人杨×的证言等。
可口可乐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李玉梅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予以驳回。理由：不认可李玉梅陈述的事实，首先，双方之间并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李玉梅起诉状中提到的陆续向可口可乐公司支付款项，没有这个事实，李玉梅根本没有向可口可乐公司支付任何款项；李玉梅提到的欠付饮料价值246396.5元，实际从可口可乐公司出厂的饮料，没有这么低的价格，听装可乐实际出厂价就44元，大果粒出厂价75元，小果粒出厂价32.4元，小可乐有300ML、500ML、600ML对外都叫小可乐，500／600ML是56.4元出厂价、300ML出厂价36.2元、根据现在出厂价李玉梅提供的欠条记载的饮料应该是29.7万多元。李琦璟是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东南片的业务销售经理，不直接从事销售业务，他管理销售的业务员。可口可乐公司对外销售，一部分是销售给与公司签订合同的固定客户，款项打到公司帐户，确实还有一部分业务是销售给散户，但是散户都是联系好之后通过物流公司配送，物流公司向散户送货之后代收款，业务员是不允许收款的。
可口可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岗位说明书，价格表，2012年、2013年、2014年合同等。
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可口可乐公司对李玉梅提交的社保记录、银行付款凭证、通话记录、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机动车行驶证的真实性认可，李玉梅对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岗位说明书及2012年、2013年、2014年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2012年7月12日，李玉梅任业主的个体工商户北京李玉梅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李玉梅经营部，乙方）与可口可乐公司（甲方）签署1份餐饮合作合同，约定甲方在非独家经营的基础上授权乙方向北京区域内的客户销售和配送甲方生产和销售的饮料产品；在接到乙方的订单后，甲方将免费运送乙方所购产品到乙方指定地点；付款条件为乙方预存货款到其开设于甲方的客户编码专户，或在收讫货物后向甲方配送业务员支付现金货款，并载明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账号。该协议末尾载明：“我确认已认真阅读本周知函并全面正确理解、无任何误解和歧义，并同意、认可和接受上述周知函内容，在此承诺不接受北京可乐员工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方法出具的证明、白条、收条、欠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及口头承诺，除非有内容完全一致并加盖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公司章的书面确认或追认，否则视为我与该员工个人之间的私人往来行为。我的抄录行为视为本周知函为我与北京可乐的非格式条款契约”，李玉梅在此签字确认“已周知”。2013年4月1日，李玉梅经营部与可口可乐公司再次签署1份《餐饮合作合同》，内容与上述协议基本一致，李玉梅在合同末尾将上述周知函抄写了一遍。2014年1月1日，北京李玉梅伟业贸易有限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签署1份《批发商合作合同》，该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内容与前述《餐饮合作合同》内容基本一致，李玉梅再次在合同末尾将上述周知函抄写了一遍。李玉梅称其对抄写内容的含义不清楚。
2015年，李玉梅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李玉梅主张其2015年与可口可乐公司的合作模式为其向可口可乐公司员工李琦璟账户转款，再由可口可乐公司向其送货，或其委派司机到可口可乐公司工厂拉货。李玉梅的司机杨×主张其为李玉梅自可口可乐公司仓库多次提货，提货时需联系调度人员，称提李琦璟的货，就可以进入仓库，装好车后核对单据无误就可以。
李玉梅主张2015年可口可乐公司欠付其价值246396.5元的饮料，据此，李玉梅向一审法院提交欠条1份，该欠条载明：“听可乐5箱，大果粒400，小果粒1276，小可乐4000，共计246396.5元，一周内拉完。可口可乐公司李琦璟2015年10月8日”。可口可乐公司认可李琦璟曾是其员工，负责东南片区的业务销售经理，但已失踪，后又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李琦璟已被羁押。同时可口可乐公司称从未收到李玉梅2015年支付的货款，也没有向李玉梅发过货。可口可乐公司还称根据其公司规定，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没有权利直接从商户处收钱，也无权打条，可口可乐公司与商户的合作都会签订书面合同，然后根据商户要求委托第三方向商户送货或者商户自提，商户都是将货款交给财务，无论送货还是自提均需要相关手续。
另，李玉梅向一审法院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向李琦璟账户有多笔转账，同时其确认与李琦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此外，李玉梅主张其在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书面合同期间，事实上也采用这种与员工联系的方式拿货，价格更为便宜。
上述事实，有李玉梅、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李玉梅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要求可口可乐公司给付2015年欠付的饮料或相应的货款，因双方当事人2015年并未签订书面协议，且可口可乐公司否认其与李玉梅之间于2015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李玉梅需对其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其需证明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李玉梅向可口可乐公司给付饮料货款及货款的数额；二是可口可乐公司提供的饮料少于其给付的货款。就第一方面，李玉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向李琦璟个人银行账户转账的凭证；就第二方面，李玉梅提交了李琦璟向其出具的欠条，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琦璟的收款行为及出具欠条的行为能否代表可口可乐公司。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李琦璟虽系可口可乐公司员工，但李玉梅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持有可口可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可口可乐公司对李琦璟的行为及欠条并未予以追认，故不应对可口可乐公司有约束力；其次，李玉梅曾代表李玉梅经营部及北京李玉梅伟业贸易有限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书面协议，协议上均载明：“我确认已认真阅读本周知函并全面正确理解、无任何误解和歧义，并同意、认可和接受上述周知函内容，在此承诺不接受北京可乐员工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方法出具的证明、白条、收条、欠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及口头承诺，除非有内容完全一致并加盖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公司章的书面确认或追认，否则视为我与该员工个人之见的私人往来行为。我的抄录行为视为本周知函为我与北京可乐的非格式条款契约”，李玉梅对前述内容进行了抄写，即其虽在2015年未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但其事实上是清楚可口可乐公司对员工行为的相关规定，即明知李琦璟的行为不能代表可口可乐公司仍与其个人之间为付款等相关行为。因此，李琦璟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行为。此外，李玉梅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付款凭证系向李琦璟个人账户转账，且其与李琦璟之间尚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则其向李琦璟账户转入的款项是否系货款或货款的数额究竟是多少不能明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李玉梅要求可口可乐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玉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玉梅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将李琦璟的职务行为认定为个人行为系认定事实错误。由于李琦璟系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销售经理，李玉梅从李琦璟处多次购买饮料。时至今日，李玉梅所销售的饮料均为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代表直接与李玉梅联系送货或让李玉梅去可口可乐公司的库房提取。李玉梅之所以将货款直接交给李琦璟，是因为李琦璟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销售经理，李玉梅能从可口可乐公司的库房提取价值千万的饮料。李玉梅提供了李琦璟作为可口可乐公司员工的社保记录，可口可乐公司也认可李琦璟是其业务销售经理，同时李玉梅还提供了其直接去可口可乐公司库房拉货的单据、北斗定位的行驶轨迹、证人证言，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李琦璟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一审法院罔顾李琦璟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销售经理，直接从客户手中收取货款，让客户直接去可口可乐公司库房提货的客观事实，在没有与李琦璟核实的情况下，偏听偏信，作出的判决严重损害了李玉梅的合法权益。二、李玉梅向可口可乐公司业务销售经理李琦璟支付货款期间并没有签订销售合同，一审法院依据过去签订的并且没有执行的合同，随意作出对可口可乐公司有利的解释，让李玉梅承担不利后果是错误的。三、李琦璟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一审法院罔顾李琦璟收取货款，直接让李玉梅去可口可乐公司库房提取价值数千万元货物的事实，认定李玉梅向李琦璟支付货款的行为系个人行为，系错误适用法律。综上，李玉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玉梅的一审诉讼请求。
可口可乐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李玉梅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李琦璟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名业务销售经理，其职务只是负责对所属业务部门的人员进行管理，由李琦璟签名的岗位责任书中对其职责范围写的很清楚。可口可乐公司所有的出库货物都有正规的出库单，李玉梅与可口可乐公司曾有过正规的交易往来，其应清楚可口可乐公司的正规手续，而本案所涉及的交易没有正规的手续记录。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合同中写明业务员无权收款，无权写借条，李玉梅对此也是清楚的，其在此事中存在过错，故相应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可口可乐公司对李琦璟的行为没有追认，李玉梅没有向可口可乐公司交款，可口可乐公司也没有发货，故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李琦璟因职务侵占已经被羁押，现在正在预审期间。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李玉梅主张其是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李玉梅提供了其向可口可乐公司业务销售经理李琦璟个人银行账户转帐的凭证及李琦璟向其出具的欠条，用于证明李琦璟的行为系代表可口可乐公司的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为，李琦璟虽系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销售经理，但可口可乐公司对李琦璟与李玉梅之间的涉案交易行为，事先并未授权，事后也未进行追认。且根据查明的事实，李玉梅曾于2012年、2013年代表李玉梅经营部，2014年代表北京李玉梅伟业贸易有限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过书面协议，协议上均载明：“我确认已认真阅读本周知函并全面正确理解、无任何误解和歧义，并同意、认可和接受上述周知函内容，在此承诺不接受北京可乐员工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方法出具的证明、白条、收条、欠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及口头承诺，除非有内容完全一致并加盖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公司章的书面确认或追认，否则视为我与该员工个人之间的私人往来行为。我的抄录行为视为本周知函为我与北京可乐的非格式条款契约”，李玉梅对上述内容进行了抄写。由此可以认定，李玉梅2015年虽未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但其事实上对可口可乐公司关于员工行为的相关声明是清楚的，对李琦璟的行为不能代表可口可乐公司也是明知的，即李玉梅是在明知李琦璟的行为不能代表可口可乐公司的情况下仍与其进行涉案交易行为。故李玉梅主张李琦璟的行为系代表可口可乐公司的职务行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李玉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498元，由李玉梅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4996元，由李玉梅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岩
代理审判员 杜彦博
代理审判员 陈 洋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