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79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康益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兴寿园技术开发中心东侧平房。
法定代表人门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郝生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志刚，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朋（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1号楼28层2807室。
法定代表人邹振华，总裁。
委托代理人张玉贵，北京市和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陟，男，1955年8月14日出生。
上诉人北京康益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朋（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北京中朋理想国际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15年4月24日更名为现名称，以下简称中朋公司）、李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4）昌民（商）初字第13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了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黄占山、刘海云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益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康益公司原名北京源生素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生素源公司），于2002年8月8日注册成立。2014年4月14日，源生素源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更名为现名康益公司。2013年12月31日，康益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陟为了转让其持有的康益公司的股权，以康益公司的名义与本案中朋公司签订了一份《并购融资顾问合同》。根据该合同，李陟拟将其持有的康益公司的60％的股权以3850万元的价格转让，为此委托中朋公司代为办理相关事宜；如转让成功，李陟应向中朋公司支付服务佣金（见合同第7.1条）。关于佣金的付款问题，该合同第7.2条规定：“对于7.1条甲方（即康益公司）转让股权的融资服务佣金，乙方（即中朋公司）有权要求投资并购人直接从融资资金中扣除并直接支付给乙方。若投资并购人无法直接支付于乙方前述的服务佣金，甲方及甲方李陟应当在收到本次交易的第一笔交易融资金额（不包括任何方式的支付），甲方须在五个工作日内按以上提及的佣金比例同比例付给乙方服务佣金。”也就是说，根据上述约定，如果李陟收到股权转让款后不向中朋公司支付服务佣金，则中朋公司有权要求康益公司向其支付服务佣金。这样，康益公司在事实上就成为为李陟提供担保的保证人。2014年1月，中朋公司将李陟推荐给了北京康益医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益控股），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开始接触。2014年2月10日，李陟和康益控股签署《康益控股与李陟关于源生素源公司之收购协议》。根据该《收购协议》，李陟以500万元的转让价将其所持有康益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了康益控股。2014年4月，康益公司完成了公司名称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法定代表人由李陟变更为门毅。在康益控股与李陟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李陟曾提及其曾与中朋公司签订过一份融资顾问合同但已解除。但是，当康益控股完成了对公司的收购后，中朋公司突然找到了已变更后的康益公司，出示《并购融资顾问合同》，要求康益公司代李陟支付服务佣金。康益公司为此同李陟交涉，李陟答称中朋公司未能忠实地履行受托人的法律义务，侵害了李陟的合法权益，为此他已委托律师向中朋公司发送《律师函》，与中朋公司解除了合同，为此不同意向中朋公司支付佣金。而中朋公司则坚持要求康益公司代李陟支付佣金。康益公司认为，从《并购融资顾问合同》的内容看，该合同实际是李陟委托中朋公司代为办理有关股权转让事宜的一份委托合同。尽管该合同名为“并购融资顾问合同”，但在本质上是一份委托合同。在此委托合同关系中，李陟是委托方，中朋公司是受托方，而康益公司既非委托方也非受托方，原本就不应成为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中朋公司明知自己是受李陟之托为李陟提供相关的服务，却要求李陟以康益公司名义与其签订合同，其意显然是要无端地把康益公司拖进来，让康益公司为李陟转让股权的行为买单或为其承担担保责任，故中朋公司在主观上的恶意十分明显。而李陟当时身为康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同意了中朋公司这一非法要求，以康益公司的名义同中朋公司签订了这份委托合同，也有明显的过错。鉴于李陟以康益公司名义与中朋公司签订的《并购融资顾问合同》明显损害了康益公司的利益，康益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康益公司与中朋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所签的《并购融资顾问合同》无效；2、由中朋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中朋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康益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诉争的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是合同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约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合同。
李陟在一审中答辩称：《并购融资顾问合同》是在李陟委托中朋公司对外转让股权时签署的，相应合同范本及文字均由中朋公司提供。出于对中朋公司的信任，李陟对合同格式、内容、文字、数字、法律依据等均无详查，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当时李陟均不懂。现康益公司诉“合同”无效，李陟不懂得法律，请法院依法判决。另外，李陟再提出以下几点：一、本合同当初签订之时即明确为“委托”性质的合同。1、“合同”封面明确标明“顾问”，其词明示为服务于一方，即受公司或个人委托办事，为单一性质。2、在“合同”中的第二条第1项中，明确文字标明为“委托”、“代理”，这也体现了中朋公司为李陟服务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二、“合同”的文字、格式是由中朋公司沿用其它融资合同范本而来。其中一些文字与本业务无关，主体也不对，李陟个人的持股比例等均与事实不符，等等。三、中朋公司与李陟签署合同之后，严重违反约定，在不经李陟同意并在场的情况下与第三方私下接触，并向双方收取费用，欺骗李陟并损害李陟的利益。为此，李陟已于2014年1月22日委托北京理道律师事务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委托人或受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通过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寄出了律师函，正式函告中朋公司解除了《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鉴于以上情况，李陟认为本案的诉点“合同无效”中涉及的《并购融资顾问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已与2014年1月23日废止。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康益公司原名为源生素源公司，该公司于2002年8月8日注册成立，公司股东为李陟、刘伟、刘保根，其中李陟持有公司40％股权、刘伟持有公司30％股权、刘保根持有公司30％的股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陟。
2013年12月31日，李陟以源生素源公司（甲方）的名义与中朋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源生素源公司和李陟与中朋公司并购融资顾问合同》（以下简称《并购融资顾问合同》）。该合同约定，李陟作为源生素源公司法人及股东及其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其控制的公司共同作为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甲方；甲方委托乙方就转让其由李陟直接合法持有的源生素源公司100％股权资产独家财务融资顾问代理人，甲方委托乙方转让其有甲方李陟持有的60％股权资产，拟交易价格为3850万元。本次交易价格即交易额以最终实际谈判成交价格为准。乙方愿意接受甲方委托，负责办理甲方委托的本次并购交易转让融资事项；甲方按实际交易价格的10％向乙方支付服务佣金，如果交易价格超过3850万元，则超出的金额按甲方60％乙方40％比例分配；甲方转让股权的融资服务佣金，乙方将有权要求投资并购人直接从融资金额中扣除并直接支付给乙方。若投资并购人无法直接支付乙方前述的服务佣金，甲方及甲方李陟应当在收到本次交易的第一笔交易融资金额（不包括任何方式的支付），甲方须在五个工作日内按以上提及的佣金比例同比例付给乙方服务佣金。如果第一笔交易融资金额达到或者超过总交易融资金额的50％，则甲方须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乙方的服务佣金。2014年1月2日，李陟代表源生素源公司（甲方）又与中朋公司签订《并购融资顾问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为保障投资人能够针对源生素源公司股权顺利评估、并购，减少投资人前期并购风险，甲方保障由甲方持有的源生素源公司股权在与投资人签订并购投资框架协议内不向任何第三方直接投资人及投资推介服务机构出让甲方股权，只接受由乙方推介的投资人进行谈判并购。甲方与投资人达成交易向乙方支付的基础服务佣金10％不变；甲方若与并购投资人达成80％以上股权转让，拟转让价格为5300万元人民币，超出的金额部分按甲方60％乙方40％比例分配，双方以实际交易价格为准；甲方若与并购投资人达成100％股权转让，拟转让价格为6600万元人民币，以实际交易价格为准，超出的金额部分按甲方60％乙方40％比例分配，双方以实际交易价格为准；股权转让比例上下浮动5％，如超出5％浮动范围，以交易金额向上或向下浮动500万元为交易基准价格向乙方支付服务佣金。
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李陟收购了源生素源公司其他两名股东的股权。2014年3月4日，源生素源公司股东变更为李陟一人，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仍为李陟，公司章程中对公司对股东的债务提供担保未做限制。2014年1月23日，李陟认为中朋公司收取双方的费用，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于是通过长安公证处向中朋公司发出律师函，解除李陟与中朋公司的《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并要求中朋公司返还李陟交付的相关资料。在康益控股与李陟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李陟提及其曾与中朋公司签订过一份融资顾问合同但已解除，并向康益控股出示了经公证的《律师函》。
上述事实有《并购融资顾问合同》、《补充协议》、长安公证处律师函公证书、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李陟是否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二、李陟代表源生素源公司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超越了其代理权限，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三、《并购融资顾问合同》是否属于格式合同。该院对此详述如下：
一、合同系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当事人则是订立合同并依据合同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受合同约束的自然人、法人等。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及补充协议的首部及签字页虽注明委托人（甲方）为源生素源公司、受托人（乙方）为中朋公司，但在合同正文中约定李陟与源生素源公司共同作为承担连带责任的甲方，同时合同内容中包含了中朋公司为李陟转让股权提供服务，李陟支付费用等事宜，李陟当时作为源生素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参与了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其对该合同内容应当知晓，但在签订合同时并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李陟对该合同的内容认可，李陟依据该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一定的义务，该合同对李陟亦有相应的约束力，故李陟应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该院亦是基于此追加李陟为被告参加诉讼。
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以法人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李陟在代表源生素源公司与中朋公司签订协议时，系源生素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署合同；康益公司称该合同中约定了源生素源公司为李陟的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该行为并未经过股东会决议，故李陟签署该合同的行为超越了其代理权。该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该条规定体现了对公司利益及公司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但该条款系管理性强制规定，即公司在对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即使其内部并未履行该决议程序，也并不必然导致公司对外的担保无效；而对于相对方而言，在其有理由相信公司提供担保已经过内部决议程序时，该担保行为应为有效。中朋公司在与李陟签订合同时，认为李陟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中朋公司有理由相信李陟签署上述合同系代表公司意愿，且李陟在签署该合同后通过收购其他股东股权的方式，成为公司唯一股东，该协议并不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康益公司的现股东若认为其利益受损，可与李陟就该事项另案解决。
三、康益公司及李陟均称合同系由中朋公司提供的、在融资并购业务中通常使用的文本，该合同为格式合同，合同中存在加重康益公司及李陟义务的情形，故应为无效。该院认为，格式合同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合同。格式合同的本质在于基于行业垄断地位而导致合同内容的不可磋商，而不在于合同文本由某一方当事人提供，不在于合同是否由一方预先制作，也不在于合同内容与提供合同一方通常使用的合同是否基本一致。本案中，康益公司及李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在签订过程中存在不可协商的情形，且中朋公司显然不具有垄断的市场地位，缔约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一方处于强势地位单方决定合同内容而对方只能接受别无选择的情形。故康益公司关于该合同属于无效格式合同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源生素源公司与中朋公司签订的《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得到李陟的认可，该合同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不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故对康益公司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五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康益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康益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中朋公司与李陟恶意串通损害康益公司的利益，所签合同关于康益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内容应为无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一、《并购融资顾问合同》既体现了李陟对中朋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即主合同，也体现了康益公司为李陟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关系，即从合同，《并购融资顾问合同》未将李陟列为合同当事人系合同主体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李陟因对外转让股权而委托中朋公司提供相关服务，故李陟为合同当事人，康益公司对此认可。二、签订《并购融资顾问合同》起因是李陟要委托中朋公司转让股权，由于委托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由李陟自行承担。李陟、中朋公司都清楚，一旦股权转让成功，股东即发生变化，由新股东取代李陟，如果此时李陟拒绝支付佣金，承担责任的将是变更股东后的康益公司。在这一因果关系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中朋公司、李陟恶意串通，利用李陟对康益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要求康益公司无偿、无条件为李陟提供担保，损害了康益公司的合法权益，最终损害了康益公司新股东的合法权益。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本案《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关于康益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内容无效。三、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李陟委托中朋公司转让股权，应自行承担相关费用，中朋公司明知李陟代表康益公司签订合同、承担费用超越了法定代表人权限，故其代表行为无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康益公司与中朋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签订的《并购融资顾问合同》中关于康益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无效，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朋公司、李陟负担。
中朋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适当，判决结果准确合法，二审法院应驳回康益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决。康益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即回到了其诉讼请求，康益公司上诉请求第二项确认《并购融资顾问合同》部分内容无效，与其诉讼请求冲突，属于新的诉讼请求，二审应不予审理。综上，不同意康益公司的上诉请求。
李陟在本院审理中陈述称：中朋公司有违背代理行为准则、双向索取佣金的行为。李陟已经以律师函的形式于2014年1月22日向中朋公司发出解除通知，《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已经解除。李陟签订《并购融资顾问合同》是代表康益公司，合同文本是由中朋公司提供，合同中关于康益公司当时李陟所持股权比例的描述错误。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如下事实：李陟在本院审理中称，其系代表康益公司签订的《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康益公司进行融资，但对于合同内条款，李陟表示均系中朋公司拟定，李陟不清楚合同所涉的具体法律关系和责任性质。
康益公司在本院审理中称，对于康益公司承担责任性质，《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本身并没有明确写明是担保责任，中朋公司仅是向康益公司主张权利，但并未明确是承担担保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尚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并购融资顾问合同》首部明确载明合同甲方系源生素源公司（即康益公司变更名称前公司，为表述方便，以下均称康益公司）；合同“鉴于”条款则明确载明李陟作为康益公司法人及股东及其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其控制的公司共同作为互相承担连带责任的甲方，同时该合同载明是就李陟转让其持有康益公司股权等融资事务达成一致签订。以上约定表明，李陟、康益公司均系《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所涉合同一方，一审判决认定上述合同对李陟具有相应约束力，并追加李陟为原审被告，并无不当。
康益公司上诉主张确认《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关于其承担担保责任条款无效，该主张并未超出其起诉请求确认《并购融资顾问合同》无效的范围，本院予以审理。
康益公司上诉认为李陟代表康益公司签订《并购融资顾问合同》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且中朋公司应当知晓李陟超越权限，故该代表行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法定代表人对外代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其职权是由法律和章程规定的，其活动的内容、范围主要由法人规定，其活动目的是为了实现法人的职能，因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自身的行为，其在合法职权范围内从事的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应由法人承担。李陟系康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公司对外签署合同的行为应认定为康益公司的行为，签署的合同对康益公司具有约束力。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李陟同时也是康益公司持股比例最多的股东，并最终取得了康益公司全部的股权，在李陟实际控制康益公司期间，对康益公司签订《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并与李陟作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一方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行为，康益公司其他股东并未就此提出异议，并随后配合李陟完成全部股权转让，李陟成为康益公司的唯一股东，故合同签订不仅是李陟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署合同的行为，也是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康益公司上述关于李陟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代表行为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康益公司上诉认为《并购融资顾问合同》是李陟、中朋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损害康益公司利益，最终损害了康益公司股权受让人即新股东的利益，应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恶意串通行为是指行为人之间通过共同的意思联络，有共同的目的指向，希望实施某种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合同法》第五二十二条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情况的适用，是因第三人不知晓、未参与合同签订，但合同所涉内容损及其利益，而本案《并购融资顾问合同》的签订主体之一即是康益公司，康益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参与了合同协商和签订，完全知晓合同内容，在康益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存在串通损害康益公司利益的情形。而至于李陟代表康益公司与中朋公司签订《并购融资顾问合同》并约定康益公司作为承担连带责任甲方的约定，是否损害了康益公司股权受让人即新股东的利益，应由该新股主张，涉及的是股权转让人、受让人之间行为的认定，与康益公司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关系，康益公司亦不具有直接代替股东主张权利的权利，故对于康益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
另，康益公司主张其责任性质为担保责任，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主张担保行为未经公司股东会同意。对此本院认为，《并购融资顾问合同》、《补充协议》仅约定康益公司与李陟系承担连带责任的甲方，并未将康益公司责任明确为担保责任，康益公司该主张并无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结合《并购融资顾问合同》载明合同主体以及合同内容所涉主体，认定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是康益公司、中朋公司及李陟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万七千六百元，由北京康益药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三万七千六百元，由北京康益药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明宇
审 判 员 黄占山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