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3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铭勇，男。
委托代理人：蒋国军，广东競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金红，男。
委托代理人：邓玲，广东顺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涛，广东顺航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城，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伟创铭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田心村聚龙工业园*栋*楼。
法定代表人：张金城，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谭铭勇因与被上诉人胡金红、张金城、东莞市伟创铭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伟创铭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民二初字第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铭勇向原审法院诉称：胡金红、张金城各拥有深圳市伟创铭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伟创铭公司）50%的股权，2008年3月1日谭铭勇与胡金红签订《合约书》，约定胡金红将其持有的深圳伟创铭公司5%的股权（胡金红共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每股作价20000元转让给谭铭勇，股权转让款为100000元。《合约书》还约定谭铭勇必须在公司就职拥有股权，但不参与公司决策权。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盈利，共同承担风险与责任。谭铭勇按约向胡金红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000元，并入职该公司工作。2009年8月深圳伟创铭公司整体搬迁至东莞市，并同时更名为东莞伟创铭公司，从2008年3月1日至2012年12月，胡金红均按合约书的约定将其从公司每次所得的分红中的十分之一分配给谭铭勇。2012年12月胡金红决定从东莞伟创铭公司退股，根据胡金红、张金城共同对东莞伟创铭公司全部资产的盘点清算结果，胡金红按其所持有该公司50%（包括谭铭勇的5%股份）的股份分得了该公司的资产分配款5500000元。同时胡金红又将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包括谭铭勇的5%股份）作价1500000元转让给张金城。按照谭铭勇与胡金红的约定，谭铭勇应分得公司资产分配款550000元、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合计700000元，但胡金红在收到上述款项之后，只向谭铭勇支付了200000元，余款500000元经谭铭勇多次催讨均未支付。谭铭勇认为，虽然谭铭勇只是东莞伟创铭公司没有决策权的隐名股东，但谭铭勇仍有权按所持公司的股权享受相应的包括获得分红、资产分配、股权转让款等权益。在胡金红拒不向谭铭勇支付公司资产分配款和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应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谭铭勇特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胡金红立即向谭铭勇支付资产分配款余款350000元、股权转让分配款1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胡金红、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承担。
谭铭勇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的证据材料有合约书（2008年3月1日）、东莞伟创铭公司工商登记变更登记内档、谭铭勇招商银行银行卡收支明细表、东莞市帝铭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对话录音。
胡金红向原审法院辩称：东莞伟创铭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张金城和张金美，胡金红和谭铭勇不具有东莞伟创铭公司的股东身份，从公司名称变更情况看没有谭铭勇的名字，2008年3月1日的合约书不具备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深圳伟创铭公司的原股东张金城不知情，谭铭勇没有按照合约书的约定投入任何资金，而且没有经过登记管理机关登记备案，谭铭勇既没有出资也没有备案，也没有经过股东同意，谭铭勇不具备股东身份，故2008年3月1日的合约书不具备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是无效的合同。
胡金红为其抗辩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合约书（2013年1月1日）、合约书（2008年3月1日）、东莞市伟创铭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东莞市伟创铭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复印件）。
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共同向原审法院辩称：张金城与胡金红有签订合同，胡金红和张金城曾经是东莞伟创铭公司的股东，双方各占50%的股份，2012年12月胡金红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张金美，但对于谭铭勇和胡金红签订的股权转让合约书，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是不知情的，从未见过该份合约书，故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为其抗辩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谭铭勇（乙方）与胡金红（甲方）签订了合约书一份，合约书约定谭铭勇与胡金红共同投资经营深圳伟创铭公司，胡金红投资50%的股权，胡金红转让5%的股权给谭铭勇，每股20000元，谭铭勇须在公司就职享有股权，不参与决策，此协议从2008年3月1日起正式生效。合约书的甲方有胡金红的签名及捺印，乙方有谭铭勇的签名及捺印。谭铭勇与胡金红确认本合约书转让的标的是深圳伟创铭公司的股权，谭铭勇称股权转让签订之后即向胡金红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了100000元，但胡金红没有出具收据。胡金红称该合约书并未实际履行，谭铭勇没有实际出资，同时胡金红并非深圳伟创铭公司的登记股东，其无权转让深圳伟创铭公司的股权。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称不清楚谭铭勇与胡金红之间有签订该份合约书，也没有见过该份合约书。谭铭勇也没有在深圳伟创铭公司行使过股东权利，谭铭勇与胡金红、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均确认谭铭勇没有在深圳伟创铭公司行使过股东权利。深圳伟创铭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张金城。张金城称深圳伟创铭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张金城，但实际股东为张金城和胡金红，双方各占50%的股权。2010年7月深圳伟创铭公司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为东莞伟创铭公司，变更之后的股东为胡金红和张金城，双方各占50%的股权。胡金红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东莞伟创铭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转让出资协议各一份，拟证明胡金红将其持有的东莞伟创铭公司50%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金美，但股东会决议和转让出资协议上仅有胡金红的签名。谭铭勇对股东会决议和转让出资协议的真实性不确认，并且认为股权转让款的实际金额是1500000元，不是500000元。张金城与东莞伟创铭公司对股东会决议和转让出资协议的真实性确认，但主张股权转让款是1500000元，且实际受让胡金红股权的是张金城，为了工商登记需要，变更后工商登记的股东是张金城和张金美，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是张金城。胡金红主张是将股权转让给了张金美，股权转让款为500000元。谭铭勇主张胡金红曾口头陈述其在转让股权之前进行过资产盘点，经过盘点分得5500000元的资产分配款，张金城与东莞伟创铭公司确认有进行过盘点，并向胡金红支付了4139800元资产分配款，胡金红称其收到了张金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0000元，因为张金城私自接单给胡金红的赔偿款1000000元，资产分配款3040000元。谭铭勇称根据胡金红分得的5500000元资产分配款和15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按谭铭勇应得的10%计算，应向谭铭勇支付550000元资产分配款和15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胡金红已经向谭铭勇转账支付120000元和现金支付80000元，尚欠350000元资产分配款和15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谭铭勇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其银行卡收支明细拟证实其主张，收支明细显示2013年1月23日胡金红向谭铭勇的账户转入100000元，2013年4月9日陈善碧向谭铭勇的账户转入20000元，谭铭勇称陈善碧是胡金红的妻子，但未载明款项的用途，关于现金支付的80000元，谭铭勇称收取现金时有出具收据一份给胡金红，上面载明收取的款项是资产分配款。胡金红称从未向谭铭勇支付过资产分配款，向谭铭勇支付的200000元是借款，出于对谭铭勇的信任，没有要求谭铭勇出具欠条和借据，也没有谭铭勇所称的收据。谭铭勇确认在东莞伟创铭公司未行使股东权利。谭铭勇与胡金红签订了另一份合约书一份，约定谭铭勇与胡金红共同投资经营东莞市帝铭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铭公司），投资额2000000元，胡金红占股85%，谭铭勇占股15%，谭铭勇与胡金红确认在帝铭公司中谭铭勇没有实际出资，帝铭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载明投资者为胡金红和陈善碧。谭铭勇在一审庭后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录音对话一份，谭铭勇称对话录音中胡金红的陈述“以前叫你拿股进来的时候，叫你入股两万块一股的时候，那个时候带了货款的，你应该很清楚”、“而你这么多年，我告诉你呀，你也清楚，你这个五股也得到了收益……”以及“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答应要公平、就像以前那样卖点废料我告诉你呀钱都要分给你的，这清清楚楚”等内容这些都证明了谭铭勇实际入股了并得到了收益。谭铭勇称其有参与分红，但这些分红不是深圳伟创铭公司和东莞伟创铭公司支付的，而是胡金红和其妻子陈善碧向其支付的，并认为其提交的证据“招商银行银行卡收支明细”中，在2012年8月13日陈善碧向谭铭勇转账150000元以及胡金红于2012年1月19日还向谭铭勇转账支付的120000元是胡金红向谭铭勇付的分红。胡金红确认对话录音的真实性，但认为这只是胡金红与张金城之间关于拆伙的描述，谭铭勇在入股深圳伟创铭公司时并未实际出资，也无权要求胡金红支付股权转让款和资产分配款，陈善碧以及胡金红向谭铭勇转账支付的150000元和120000元是胡金红向谭铭勇的借款。
以上事实，有合约书（2008年3月1日）、东莞市伟创铭公司工商登记变更登记内档、谭铭勇招商银行银行卡收支明细表、东莞市伟创铭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东莞市伟创铭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复印件）、东莞市帝铭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合约书（2013年1月1日）、对话录音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谭铭勇与胡金红确认签订合约书，约定胡金红将其持有的深圳伟创铭公司50%的股权中5%的股权，以1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谭铭勇。谭铭勇称合约书签订之后通过现金的方式向胡金红支付了100000元，胡金红对此不予确认，并称其并非深圳伟创铭公司的股东，无权转让深圳伟创铭公司的股权，故谭铭勇与胡金红签订的合约书无效，也没有实际履行。张金城称，深圳伟创铭公司的实际股东是胡金红与张金城，双方各占50%的股权。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虽然深圳伟创铭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张金城，但通过张金城的陈述以及胡金红与谭铭勇签订股权转让合约书的行为以及合约书中的表述，原审法院采信张金城的主张，深圳伟创铭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包括胡金红和张金城。胡金红作为深圳伟创铭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其有权处分其在深圳伟创铭公司的股权，故原审法院对胡金红辩称其并非深圳伟创铭公司的工商登记股权而否认与谭铭勇签订的合约书效力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其次，谭铭勇主张其通过现金的方式向胡金红支付了100000元，但是未提交证据证明，胡金红对此予以否认，原审法院对谭铭勇的主张依法不予确认。谭铭勇主张胡金红在转让其持有的股权之后向谭铭勇支付了资产分配款200000元，但谭铭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200000元款项的用途为资产分配款，胡金红也否认该款项为资产分配款，谭铭勇主张2012年8月13日陈善碧向谭铭勇转账150000元以及胡金红于2012年1月19日还向谭铭勇转账支付的120000元是胡金红向其支付的分红款，但转账记录的用途也没有载明是分红款，胡金红也否认是分红款。再次，谭铭勇确认在深圳伟创铭公司和东莞伟创铭公司均未行使股东权利，深圳伟创铭公司和东莞伟创铭公司的工商登记查询资料载明的股东均没有谭铭勇，谭铭勇提交对话录音中也没有明确谭铭勇购买了胡金红的股权及胡金红需要向谭铭勇支付股权转让款和资产分配款。综上，谭铭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签订合约书之后向胡金红支付了100000元及谭铭勇在深圳伟创铭公司和东莞伟创铭公司拥有股权和股权份额，也不足以证明胡金红在转让其拥有的股权之后向谭铭勇支付了资产分配款，故原审法院对谭铭勇要求胡金红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及资产分配款余额350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谭铭勇与胡金红确认二者签订的合约书（2008年3月1日）所涉的标的是深圳伟创铭公司的股权，虽然深圳伟创铭公司经工商局核准变更为东莞伟创铭公司，但深圳伟创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东莞伟创铭公司的股东张金城以及东莞伟创铭公司均不确认谭铭勇与胡金红之间签订的合约书，并称之前并未见过该份合约书，谭铭勇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胡金红之间签订的合约书（2008年3月1日）得到了张金城以及东莞伟创铭公司的确认，故原审法院对谭铭勇要求张金城以及东莞伟创铭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主张依法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谭铭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4590元，由谭铭勇负担。
上诉人谭铭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谭铭勇所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已实际向胡金红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但原审法院却以证据不足为由对此不予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理由如下：一、谭铭勇与胡金红2008年3月1日签订的《合约书》、谭铭勇提供的2013年2月份谭铭勇与胡金红的对话录音、胡金红向谭铭勇首次支付分红款的时间以及谭铭勇在深圳伟创铭公司任职的事实等，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谭铭勇已实际向胡金红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100000元。首先，谭铭勇所提供的2013年2月份由谭铭勇和胡金红的对话录音足以证明谭铭勇确已实际出资。该对话录音中胡金红关于“2万块1股，你这个五股也得到了一定的收益”的表述与双方2008年3月1日签订的《合约书》中关于“转让股权的每股2万元，转让股权为5股”的约定是完全一致的。且胡金红在录音中也称“而你这么多年，你这五股也得到了一定的收益。”因此，只有谭铭勇实际出资，胡金红才可能会给谭铭勇一定的收益，但原审法院对该事实却没有认定清楚。其次，在原审庭审中，胡金红、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均确认从2008年起至2012年底，谭铭勇均在深圳伟创铭公司担任副经理，但谭铭勇不参与公司的决策。该事实亦与谭铭勇与胡金红2008年3月1日签订的《合约书》中关于“谭铭勇须在公司就职享有股权，不参与决策”的约定完全一致。最后，谭铭勇与胡金红2008年3月1日签订的《合约书》约定双方合约三年为投资期，股份升值，四年后返盈利。该约定也与谭铭勇所提供的银行卡收支明细所表明的胡金红及其妻子陈善碧直到2012年后才陆续向谭铭勇支付分红款的事实相印证。二、在谭铭勇提供的2013年2月份的对话录音中，谭铭勇和胡金红对话的语境以及双方对话的语气均完全符合因胡金红向谭铭勇隐瞒了资产分配款及股权转让款，在谭铭勇知情后向胡金红进行质问并追索应得款项的情形。该对话录音的形成背景是此前胡金红告知谭铭勇其只分得了东莞伟创铭公司的资产分配款约5500000元，且以张金城未付款为由拖欠谭铭勇分配款350000元（另200000元分配款胡金红已经支付给谭铭勇）。而谭铭勇向有关人员打听之后得知胡金红分得资产分配款约5500000元、股权转让款1500000元，即胡金红对谭铭勇隐瞒了1500000元。谭铭勇向胡金红追问1500000元转让款后，胡金红又称股权转让款只有500000元，且该款项已经包含在资产分配款中，另外1000000元是张金城因私下接单而另外赔偿给胡金红本人的，该1000000元并不是股权转让款。谭铭勇于是以需要资金为由与胡金红见面并索要按照双方《合约书》中所约定的股权比例而应分得的款项。胡金红在原审庭审中称该录音只是胡金红与张金城之间关于拆伙的描述。如果按其所说谭铭勇并未出资、东莞伟创铭公司的资产分配及股权转让与谭铭勇无关的话，那么谭铭勇则没有理由以如此严厉的语气质问胡金红，且胡金红也称“全部在那里的，摆在那里你自己去看嘛，这个东西有签字的，张金城我们都有签的，那有盖手印的。”以及“大家相互的嘛，很简单。我们就有些东西要扯平，不要憋在心里，一定要把它说坦然，你要觉得我这100万得的不应该，那你给我说个12345，我也可以接受，很简单，说的不好，那100万（注：胡金红找人去向张金城闹事，张金城才赔偿其100万元），我还拿了一部分去给别人，搞这些事情的人”，故胡金红的上述解释和主张明显不合理。三、胡金红称其本人与其妻子陈善碧于2012年至2013年先后四次通过银行付款的方式向谭铭勇支付的款项390000元均为民间借贷的说法明显与常理不符。如果胡金红与陈善碧借款390000元，那不可能没有借款协议或借条，且没有还款期限。前面的款项还没有偿还，其后面又借款，这根本是没有理由的。四、从证据规则来看，谭铭勇所举上述证据对胡金红向其支付的390000元为分红款及部分分配款的主张的证明力明显要高于胡金红关于案涉款项系民间贷款的主张。根据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法院应当采信谭铭勇的主张，从而确认案涉390000元款项为分红款及部分分配款。综上所述，谭铭勇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由胡金红立即向谭铭勇支付资产分配款余款350000元、股权转让分配款150000元，合计500000元及利息（从2013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2.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胡金红、张金城和东莞伟创铭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胡金红向本院口头答辩称：谭铭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合约书》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不相符，在公司实名登记的股东才能行使公司股东的权利。案涉《合约书》并没有实际履行，谭铭勇提交的录音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胡金红对此不予质证，也不予确认。一审判决驳回谭铭勇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金城、东莞伟创铭公司未向本院提出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上诉人谭铭勇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取款凭条，用于证明谭铭勇于2008年3月31日从其银行账户内取出90000元连同家人筹集的现金10000元共100000元交给胡金红作为内部入股深圳伟创铭公司出资；2.对话录音，用于证明在谭铭勇就案涉股权分红的问题进行交涉过程中，胡金红承认“保守估计”谭铭勇可以分得500000元的分红以及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胡金红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取款凭条不属于新证据，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确认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2.对话录音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不能证实谭铭勇的主张，确认录音真实性，录音的文字资料与录音内容大体相同，但不确认录音关联性、合法性。
以上另查明的事实，有谭铭勇二审提交的取款凭条、对话录音，以及本院二审庭审笔录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上诉人谭铭勇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谭铭勇诉求胡金红支付资产分配款余款、股权转让分配款是否合法有据。
谭铭勇与胡金红签订案涉合约书，约定胡金红将其持有的深圳伟创铭公司50%的股权中5%的股权以1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谭铭勇。该合约书还约定，谭铭勇不参与公司决策权。虽然深圳伟创铭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但根据张金城的陈述，深圳伟创铭公司的实际股东为胡金红与张金城，双方各占50%的股权，因此，胡金红作为深圳伟创铭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有权处分其在深圳伟创铭公司的股权。该合约书为谭铭勇与胡金红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遵照执行。该合约书约定，谭铭勇应向胡金红支付100000元，以取得深圳伟创铭公司5%的股权，但谭铭勇提交的取款凭条、对话录音等不能充分证明其已向胡金红支付合约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现谭铭勇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向胡金红支付股权转让款，故胡金红在本案中拒绝向谭铭勇支付资产分配款余款、股权转让分配款于法有据，原审法院对谭铭勇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谭铭勇诉求张金城以及东莞伟创铭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谭铭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谭铭勇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晓婷
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
代理审判员 王 振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谭震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