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永中法行再终字第3号
原审上诉人（一审原告）ＸＸ瑶族自治县码市镇邬龙村民委员会。
代表人蒋庆欢，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质忠，男，195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何名盛，湖南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龙飞凤，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胡江衡，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调纠办副主任（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黄志平，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调纠办干部（特别授权）。
原审第三人ＸＸ瑶族自治县ＸＸ国有林场码市分场两河口村两河口村民小组。
代表人李光华，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李保明，男，195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华贵，男，1971年4月7日出生，汉族。
原审上诉人ＸＸ瑶族自治县码市镇邬龙村民委员会（简称邬龙村委会）诉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一案，不服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2）华林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二0一二年二月二十日作出（2012）永中法林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邬龙村委会不服，申请再审。本院于二0一二年十二月十日以（2012）永中法立行监字第94号通知予以驳回。邬龙村委会仍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0一三年十二月九日作出（2013）湘高法行监字第14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4年4月9日移送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27日在本院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审理。原审上诉人邬龙村委会主任蒋庆欢及委托代理人李质忠、何名盛，原审被上诉人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胡江衡、黄志平，ＸＸ县国有林场码市场两河口村两河口村民小组（简称两河口村民小组）组长李光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保明、陈华贵等人参加诉讼。
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告邬龙村委会（原邬龙大队）与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争议的山场座落在两河口山场范围，地名叫狗鱼捞、挑（担）水冲山场。其四至界线为：东以大岐倒水白马庙组山场为界；南以河水为界；西以两河口桥头起沿370等高线经过两河口组村民的房屋后面及水田边至357.4海拔点至龙冲口为界；北以龙冲口进至依冲出水左边第一个岐破岐直上481.5海拔点至554.8海拔点至东边界限相交叉处为界。争执面积约547亩。争执山场内的杉树和松树为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所种，其余的灌木林为自然生长林，争执山场西边范围的房屋是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争执山场1979年以前属码市镇沉田大队两河口生产队所有。1979年两河口生产队划归ＸＸ国有林场代管，成立了两河口大队，第三人属该大队中的一个生产队。1981年定权发证时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颁发了江林权证字第0071号《山林所有权证》，此证第9、10栏填有狗鱼捞、挑水冲山场，其四至界限与争执山场相吻合。1982年9月7日在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原告大队与第三人所在的两河口大队签订了一个《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该协议没有通知有所有权的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参加，双方大队也未在协议书上面盖章，协议后原告邬龙村委会也一直未领到《山林所有权证》和进行实际管业。1978年至1979年ＸＸ国有林场在争执山场内营造了杉树。1986年4月ＸＸ国有林场与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签定了造林《协议书》，约定林木山价ＸＸ国有林场占80%，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占20%。2001年ＸＸ国有林场将狗鱼捞山场的杉林采伐后，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于2002年在争执山场又造上了杉树。原告邬龙村委会为主张争执山场权属归其所有在县政府处理时，提供了1964年林业部调查规划局第九森林调查大队调绘的《森林资源及林业设计图》作为确权依据，政府处理确定争执山场不在林班图范围内，起诉后原告邬龙村委会放弃了该证据，另外提供了以下证据作为自己的确权依据：1、《定权发证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所有权证》，该表填有争执山场，但该表没有经审核验收存档，属草表不具有法律效力。《山林所有权证》在处理期间未向被告提供，且无证的编号又在邬龙大队的后面填写为自留山生产队，填写不规范，档案馆又无存根可查也无原件核对。2、《关于两河口大队与邬龙大队山界的协议书》、《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该协议界限摸糊，且未通知有所有权的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参加又未加盖公章。3、0057号《山林所有权证》及《采育场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该证据填有争执山场，但林、土权都是国有的，与原告邬龙村委会无关。5、《关于归还龙冲山场1600亩土权于邬龙村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请求解决龙冲山场权属的意见》，县人大代表陈红仙《关于请求解决邬龙村龙冲山场的报告》等证据，该证据只是证实原告要求解决龙冲山场的土地权属的请求，有码市区公所和码市镇人民政府的签字，这只是原告向县人民政府请求解决的报告，不是确定权属的依据。6、（1992）法林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不能证实争执山场属原告所有且与争执山场无关。7、采育场付山价款凭证，该凭证未注明地点，不能证明原告邬龙村委会领取了争执山场的山价款。2010年6月原告邬龙村委会申请县人民政府确认狗鱼捞、挑（担）水冲山场权属。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于2010年12月23日作出了：维持江林权证字0071号《山林权所有证》第九、十栏对争执山场所确定的林地权属，即争执的狗鱼捞、挑（担）水冲山场的所有权属被申请人（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其四至界限为：东以大岐倒水与白马庙组山场为界；南以狗鱼捞依山座向的左边小歧沿岐直上为界；西以河流为界；北以龙冲口依冲出水左边高程357.4米处沿小岐经高程481.5、554.8米直上大岐为界的江政裁字（2010）第12号《行政裁决书》。原告邬龙村委会不服，申请永州市人民政府复议。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8月23日作出了：“维持江政裁字（2010）12号《行政裁决书》”的永政复决字（2011）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邬龙村委会仍然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现场勘验笔录》，证实：争执山场的四至界限及林木权属情况。
2、《邬龙生产大队森林资源及林业设计图》，证实不包括争执山场。
3、《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证实该表已注明作废。
4、《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证实：国有林场无权处分此山场。
5、《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证实邬龙村对争执山场进行了登记但未发证。
6、调解笔录，证实第三人不同意调解，调解未果。
7、报告，证实被申请人主体由两河口村委会变更为两河口村民小组。
8、《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五条，证实县人民政府依法依规作出行政裁决。
9、《关于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证实权利人两河口村民小组未参加未盖章。
10、狗鱼捞山场造林时间及面积图，证实争执山场造林情况。
11、码市工区抚育验收单，证实争执山场的现实管理。
12、《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证实两河口村民小组对争执山场进行了登记并发了证。
13、《山林所有权证》，证实争执山场属两河口村民小组所有。
14、《协议书》，证实码市工区与两河口村民小组签订了联营造林（借土养苗）协议。
15、有关狗鱼捞山场造林的四至界限图，证实码市分场在争执山场借土养苗的位置图。
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邬龙村委会以《定权发证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所有权证》，《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关于归还龙冲山场1600亩土权于邬龙村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请求解决龙冲山场权属的意见》，县人大代表陈红仙《关于请求解决邬龙村龙冲山场的报告》，（1992）法林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采育场付山价款凭证等证据主张争执山场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其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江政裁字（2010）第12号《行政裁决书》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作出的江政裁字（2010）第12号《行政裁决书》，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被告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0年12月23日作出的江政裁字（2010）第12号《行政裁决书》。
一审判决后，原审原告邬龙村委会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完全否定原告的有效证据，把两个不同山场地点的山林所有权证混为一谈，判决错误；原裁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维持政府的处理决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由县政府重新作出裁决。被上诉人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982年9月7日《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该协议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未参加，两河口大队不能拿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的山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且该协议未加盖公章，系无效协议。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主张争执山场的所有权，理由、证据充分，应予支持。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辩称：争执山场属两河口村民小组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二审予以了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该案争执的山场座落在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的现有房屋之后。1986年4月ＸＸ国有林场与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签订了造林《协议书》，约定林木山价ＸＸ国有林场占80%，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占20%。2001年ＸＸ国有林场将狗鱼捞山场的杉林采伐后，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于2002年在争执山场又造上了杉树。既有多年实际管业的事实又有江林权证字第0071号《山林所有权证》证实。上诉人邬龙村委会以《定权发证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所有权证》，《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关于归还龙冲山场1600亩土权于邬龙村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请求解决龙冲山场权属的意见》、县人大代表陈红仙《关于请求解决邬龙村龙冲山场的报告》、（1992）法林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采育场付山价款凭证等证据主张争执山场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其中，1982年9月7日《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该协议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未参加，且该协议未加盖公章，政府处理时不予认可，是正确的。上诉人邬龙村委会上诉称“一审完全否定原告的有效证据，把两个不同山场地点的山林所有权证混为一谈，判决错误”的理由，与查证的事实不符。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由县政府重新作出裁决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邬龙村委会负担。
在本院再审过程中，原审上诉人邬龙村委会称：1、我村1981年第1号《山林所有权证》及逐块登记表所登记的山场，（82山界协议）均证实狗鱼捞冲属我村所有；2、（82山界协议）是区、乡政府、县林场、两河口村组和我村四方共同协商签订的真实的山界历史协议应当有效；3、两河口大队党支部书记代表村民小组长签字，符合当时的情况，签字是有效的；4、1985年ＸＸ县林场背着我邬龙村，又假借邬龙村的名义，将我村狗鱼捞山场的土权改为国有；5、1985年ＸＸ县林场非法取得狗鱼捞山场第0057号《山林所有权证》后，又放弃所有权利，支持下属村民小组来争所有权，说明狗鱼捞山场既不是采育场的，也不是两河口村民小组的，而是我村所有的；6、二审判决以1986年的所谓造林《协议书》，否定我村山林权属，认定事实错误；7、原判混淆了我村与第三人，两个不同山场地点的山林权证范围，实际上我村与第三人的山林权证管辖范围各不相同，只是具体山界有争议；8、行政裁决擅自扩大第三人的山权证的四至界线，没有事实根据，采育场和第三人合谋侵占我村狗鱼捞山场的土权，原判决维持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属判决错误；9、《82山界协议》从性质上，是我村与第三人山场边界划界，又是我村与国有采育场明确林权的三方协议，也是区、乡人（伯）调处决定，属有效协议。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重新作出裁决，依法保护山区农民的合法权益。
原审被上诉人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答辩称：邬龙村提供的1981年第1号《山林权所有证》和1981年7月10日《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及1982年9月7日《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属无效证件；邬龙村提到的原判决把两个不同山场、地点的山林所有权混为一谈的说法纯是无稽之谈、混淆是非；请求驳回邬龙村的申诉，维持（2012）永中法林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
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辩称：1、申诉人提供1981年7月10日ＸＸ县政府颁发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权所有证》和1981年7月10日《ＸＸ瑶族自治县定权发证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是收回作废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属无效证据；2、申诉人诉江政裁字（2012）第12号《行政裁决书》，把两个不同山场、不同地点、不同名称的山林混为一谈，申诉人纯属混淆是非；邬龙村以1982年9月7日《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来主张争执山场归该村所有，纯属无效协议。原一、二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证据相同，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再审期间，原审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供了由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给邬龙大队江林权证字第壹号、第贰号、第叁号、第肆号《山林权所有证》。其中江林权证字第壹号《山林权所有证》，证明原邬龙大队自留山生产队填发的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权所有证》中的第7-10栏，已填入到江林权证字第壹号《山林权所有证》中。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上诉人邬龙村委会与原审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争执的“狗鱼捞一冲两塝”、“担（挑）水冲”山场，座落在原审第三人两河口村民小组现有房屋之后。县政府在处理争执山场时，组织双方实地查看，并绘制了争执山场范围的勘测图，四至界线十分明确。双方代表均认可并在勘测图上签了名。1981年ＸＸ县山林定权发证时，邬龙大队大队山生产队填发了《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该表填有6处山场，其中第6栏载明“座落担水冲、小地名狗鱼牢（捞）一冲两塝”，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邬龙大队大队山生产队填发的《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所填写的山场，于1981年7月10日给邬龙大队自留山生产队颁发了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权所有证》，该证共填有10处山场，其中包括邬龙大队大队山生产队填写的《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中的6处山场。同年10月，ＸＸ县人民政府给两河口大队两河口生产队（现两河口村民小组）颁发了江林权证字第0071号《山林权所有证》，该证共填有10处山场，其中第9栏、第10栏载明“小地名狗鱼捞、挑水坦”两处山场。因邬龙大队与两河口村民小组对山场有争执，于1982年9月7日由码市区、码市公社、码市工区、两河口大队、邬龙大队的代表共同签订了《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对双方争执的狗鱼捞山界进行了划分。1985年，ＸＸ县派出了工作组，对1981年定权发证试点中，误将国有山林权属定为集体所有的进行了清理，于是将邬龙大队自留山生产队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权所有证》收回，并在邬龙大队大队山生产队1981年7月10日填写的《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中的备考栏中写了“此页作废”，并加盖了工作组人员的印章。1985年码市工区填发了《山林树木逐块登记表》，将原邬龙大队自留山生产队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权所有证》中的6处山场即第1-6栏山场进行了登记，邬龙大队在此表上加盖了印章认可。尔后，ＸＸ县人民政府给码市工区颁发了江林权证字第0057号《山林权所有证》，而原邬龙大队自留山生产队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权所有证》中的第7-10栏，1981年已填写到邬龙大队，ＸＸ县人民政府予以确认并给邬龙大队颁发了新的江林权证字第壹号《山林权所有证》。这足以证明邬龙大队自留山生产队原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权所有证》已收回作废，并作了处理。《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的效力问题，由于当时邬龙大队持有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权所有证》，又与两河口村民小组的山界有争议，1982年双方大队签订了《邬龙大队与两河口大队关于狗鱼捞山界的协议》，1985年，县政府将邬龙大队持有的江林权证字第1号《山林权所有证》收回作废，后分别给邬龙村、码市工区重新发了证，已作了处理，该协议自然失效，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原审上诉人邬龙村提供的《关于请求解决龙冲山权属问题的意见》、《请求将龙冲山场土权归回邬龙村的意见》等，以此主张争执山场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县政府在处理争执山场时，绘制了勘测图，双方代表均认可，两河口村民小组提供的江林权证字第0071号《山林权所有证》中的第9栏、第10栏“担水冲”（面积272.1亩）、“狗鱼捞”（面积150亩），其四至界线包含了双方争执的547亩山场，且地名与争执山场的地名也是相吻合的。ＸＸ县人民政府根据两河口村民小组由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江林权证字第0071号《山林权所有证》，将争执山场确认给两河口村民小组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处理正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2）永中法林行终第1号行政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辉
审 判 员 唐小红
代理审判员 谢 琼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桂丽萍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