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10民初6562号原告：候淑红女，1980年3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克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子涛，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津浦伟业地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60687304B），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景湖苑14号楼115室。法定代表人：杨海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增悦，天津悦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候淑红与被告天津市津浦伟业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淑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子涛，被告天津市津浦伟业地产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增悦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候淑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税款54654.55元；2.判令被告赔偿迟延交付税款利息500元；3.判令被告赔偿给付交通费1000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2017年9月20日，原告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赔偿给付税款79100元；2.判令被给付税款利息35120元；3.判令被告赔偿给付交通费1000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2017年11月20日，原告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营业税损失791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房屋（下称“涉案房屋”）的原购买人，被告系该房屋的原出卖人。2013年10月19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下称“诉争合同”），并交付了全部房款及应代扣代缴的税款。2015年11月，原告向他人出售该房，才知被告此前并没有将代扣代缴税款及时交纳，造成原告承受了营业税等损失。为此，原告诉如所请。被告天津市津浦伟业地产有限公司辩称，按照天津市2013年的限购政策要求，非本市户籍人员购房的，应提供在津累计满1年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否则，不予办理房产登记。原告非本市户籍人员，其签订诉争合同时仅承诺能提供上述材料，导致合同效力待定。就代缴税费的问题，只有原告向房管部门提出办证申请且其提交的材料经房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才能将购房信息录入系统，被告才可协助办理税费代缴事宜，否则，被告无法单方启动代缴流程。涉案房屋系现房，即购即交付，原告在被告工作人员的提示下仍不提交在津纳税或社保材料，导致迟延，其后果应由原告自行负责。况且，原告所述营业税损失系因其出售涉案房屋时所应缴纳的税款，其明知涉案房屋立即转售税率较高却仍坚持售房，其后果应由其个人负责。因此，被告并无违约行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原告提交尾号为2211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按该合同页码判断，复印并不完整。被告提供同一合同的复印件，其页码连续完整，内容亦与原告提交的复印件相一致，故本院予以采信。依据该证据可确认：（一）2013年10月19日，原、被告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1）第一条第2款，被告将其开发的华明镇弘顺道与华瑞路交口处的东北侧金泰丽湾嘉园15-2-201房屋（建筑面积为142.32㎡）出卖给原告，售价为1364385元；（2）第四条，原告于2013年10月24日将房款一次性支付给被告；（3）第十七条，合同未尽事项，双方签订补充合同（见附件六），该条款与本合同有同等效力。（二）双方于《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附件即《附件六：补充合同》中约定：（1）第六条，商品房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除主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房价款以外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费用），由原、被告双方按国家有关法律和政府有关规定缴纳：。房屋交付后因原告占有、使用、出租、处置所购房屋而发生的额税费由乙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2）第九条，“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领取楼盘房地产权属证明书后，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配合购房者申请办理购房者所购买商品房的交易过户转移登记，通过权属转移登记以后，购房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依照天津市的相关规定，原告须自行办理所购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双方在此明确，原告税费仅为被告代收代缴。；（3）第十条第6款，原告承诺在签订本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备天津市相关政策规定的购房资格。原告另于合同附件《购房家庭情况申报表》中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并于《缴纳证明承诺书》中承诺在办理此套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时，其能够提供家庭成员之一累计1年以上（含一年）在天津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如无法提供或提供虚假证明的，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二、原告提交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户口簿复印件及尾号为5394的发票各一份，该证据均形式合法、内容可信、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各证据间又能相互印证，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依据上述证据可确认：2013年10月4日，原告通过其母王玉芳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尾号为5011的银行账号向被告支付购房款1364385元。2017年10月19日，被告为原告开具购房款发票一张。支付购房款当日，原告以同一银行账号向被告先后转款20000元和34654.55元，合计54654.55元。三、由于诉争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2012年10月31日前，第三条第2款）早于合同签订时间，且原告亦于庭审中陈述，合同签订时“房屋已建成了，交款后几天内就把房屋交给原告了”（11月20日庭审笔录p44-5行），故本院对双方签订诉争合同前涉案房屋已建成、被告于合同签订后数日内即将涉案房屋交付给原告使用的事实予以确认。四、被告提交文号分别为“津政办发[2011]19号”、“津国土房市[2011]63号”和“津政办发[2013]23号”的三份政府文件，经本院登录“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网站核实无误，故可据此确认：（一）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1年2月18日发布《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实施意见》（19号文），该意见第六条规定，无法提供在本市累计1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要暂停向其售房。违反规定购房的，不予办理房地产登记；（二）2011年2月23日，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关于本市及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津购买住房有关问题的通知》（63号文），该通知第二条规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办理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时，能够提供累计1年以上（含1年）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证明的，在本市范围内可购买1套住房。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不能按上述要求提供证明，或者已经拥有1套以上（含1套）本市住房的，在本市范围内暂停向其售房。第三条第5项规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签订新建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时，应当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或各区县房地产交易大厅打印协议窗口提交“家庭成员之一在本市缴纳累计1年以上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或社会保险证明；在签订新建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及办理预告登记时不能提交家庭成员之一在本市加纳累计1年以上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或社会保险证明的，可先出具《缴纳证明承诺书》”；（三）2013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实施意见》（23号文），该意见第二条规定，严格购房家庭资格初审和复审，在办理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备案或二手住房权属转移登记时，要对购房家庭拥有住房套数情况和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严格符合，对不符合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不予办理相关手续。原告提交的天津市房地产综合信息网信息，经本院登录“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网站核实无误，故可据此确认：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于2014年10月17日发布《市国土房管局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津国土房市[2014]224号），该意见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取消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办理购房和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手续时需提交缴纳社会保险证明、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的限制性规定。本院另查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5年3月30日颁布的《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9号），该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宅对外销售，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格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五、原告提供尾号为5746的《税收完税证明》一份，该证据形式合法、内容可信，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依据该证据可确认，2013年1月至2014年9月期间，原告通过天津市武清区地方税务局缴纳了个人所得税。本院自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调取《天津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表》一份，该证据形式合法、内容可信，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依据该证据可确认，原告在天津无社保参保缴费信息。六、被告提供中信银行《账单明细》一份，该证据形式合法、内容可信，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依据该证据可确认，2015年12月8日，被告通过其在中信银行开立的尾号为0003的账号先后向天津市东丽区房地产管理局和天津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分别转账40931.55元和34108元。原告主张于2016年年底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并取得房屋权属证书。七、依据被告申请，本院自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东丽分局调取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证明》、《委托书》、《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购房家庭情况申报表》及身份证明一组。上述证据，调取程序合法，内容可信，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依据上述证据可确认：（一）被告于2015年12月3日向原告出具委托书，上载“现委托人委托侯淑红为合法代理人，代表委托人办理坐落于东丽区之房地产转移登记”。2016年3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蔡峥嵘签订尾号为3314的《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原告将其名下今泰丽湾嘉园15-2-201（产权证号津20**东丽区不动产权第1047983号）的房屋出卖给蔡峥嵘，房价款为1400000元。（二）原告提供的尾号为5713的税收缴款书，形式合法、内容可信，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依据上述证据可确认：2016年3月3日，原告缴纳了如下税费：一般营业税70000元；其他企业城市维护建筑税4900元；教育费附加收入2100元；地方教育附加收入1400元；防洪工程维护费700元。各项税费合计79100元。天津市东丽区房地产管理局代为向原告开具了缴费发票。（三）2016年3月28日，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蔡峥嵘名下。本院认为:一、原告最终明确，其系基于合同关系提出本案诉请（10月27日庭审笔录p34-7行）。原、被告间系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该合同系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尤其是对其中“非本市户籍身份业主的特别要求”和“办理产权证的约定”的约定内容，被告亦未作明确告知和解释（10月27日庭审笔录p104-7；11月20日庭审笔录p85-8行）。然而，诉争合同虽为格式条款，但其约定符合法规、规章、政策及交易习惯，并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况且，至少在诉争合同附件六中第九条第1款后半段中也已经对格式条款中的相关词语进行了详细释义，原告在签订合同时亦未提出异议。因此，诉争合同未见效力瑕疵，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二、原告主张被告违反诉争合同附件六中第六条、第七条及第九条第2款的约定，未及时履行为原告办理不动产登记及代缴税费的合同义务，构成违约（10月27日庭审笔录p4第1-2行；11月20日庭审p623行）。然而，附件六中第七条中并无办理不动产登记及代缴税费的明确约定，第九条第2款中反而订有“不动产登记需由原告自行办理”的特别约定及“双方在此明确，原告税费仅为被告代收代缴”的明确约定。原告的主张即与上述合同约定不符，原告的举证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违约行为。三、按照法律规定，合同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原告所主张的“违约损失”主要系营业税损失，而产生该税款的直接原因实系原告转卖房屋牟利所致，而并非系“被告违约行为”所造成，且原告随后是否转卖房屋、何时转卖房屋，以何等价款转卖房屋，亦均非被告所能预见。此外，原告主张的其他税费损失亦均系因其转卖房屋所应自行负担的费用，亦非“违约行为”所致。况且，双方已于附件六第六条第5款后半段中明确约定“房屋交付后因原告处置所购房屋而发生的税费由原告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因此，原告的诉请主张自与上述法律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不符。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侯淑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8元，减半收取889元，由原告侯淑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张梁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常婧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