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舟商终字第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安志。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余高峰。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学杰。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郭行舟。
上诉人陶安志、胡学杰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4）舟定商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安志的委托代理人余高峰，上诉人胡学杰及其委托代理人郭行舟到庭就本案事实、法律适用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接受法庭的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4日，胡学杰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陶安志人民币投资款贰拾壹万元正，（210000.00元），收款人胡学杰，2012年3月4日。”2012年3月10日，胡学杰向陶安志借款并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陶安志人民现金壹拾壹万元正（110000元），借款人胡学杰，2012年3月10日。”2012年10月22日，双方对上述投资款和借款进行结算，并由胡学杰出具承诺书，载明：“兹有胡学杰于11月22日之前应归还给陶安志人民币叁拾壹万元正，包括购买船款（200000元）贰拾万元，借款壹拾壹万元正。承诺人胡学杰，2012年10月22日。”胡学杰出具承诺书后归还陶安志7.5万元。2012年11月27日，陶安志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陶安志因与债务人胡学杰民间借贷纠纷（胡学杰共欠陶安志人民币31万元），特委托刘波为本人代理人，代为向胡学杰追讨上述债务，追讨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及风险责任均由刘波本人承担，与陶安志无关……”等内容。2013年2月7日，刘波向胡学杰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胡学杰还款陶安志人民币伍万元整。”2013年3月5日，刘波向胡学杰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胡学杰还陶安志人民币陆万元整。”2013年4月1日，刘波向胡学杰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胡学杰还陶安志人民币捌万元正。”综上，胡学杰通过刘波归还欠款共计19万元。陶安志于2014年3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胡学杰仅分数次共归还7.5万元，请求判令胡学杰归还欠款人民币23.5万元，并支付从2012年11月23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胡学杰原审中答辩称，其通过现金方式陆续支付陶安志本人12万元；期间，案外人刘波向其催讨该欠款，刘波持有陶安志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另19万元，其是直接交付刘波，刘波出具收条，故双方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要求驳回陶安志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胡学杰向陶安志出具的欠条，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依法确认有效。双方结算后，胡学杰履行了部分债务，尚存4.5万元债务，应予履行。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胡学杰于判决生效之日归还陶安志人民币4.5万元，并支付从2012年11月23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925元，减半收取462.50元，由胡学杰负担。
陶安志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胡学杰直接向上诉人归还了7.5万元依据不足。根据庭审事实，上诉人一直认为胡学杰经刘波向上诉人归还7.5万元，但余款未还。上诉人从未自认过收到除上述款项外的其它款项。经刘波给上诉人的7.5万元，上诉人当然认为是胡学杰归还的款项。如此陈述，却被原审法院曲解为该款系胡学杰自行归还给上诉人。二、原判认定胡学杰通过刘波归还19万元的事实有误。上诉人曾委托刘波向胡学杰追讨属实，但上诉人对庭审中胡学杰提供的三份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具体指刘波的签名，上诉人认为该签名不可能是刘波的笔迹，进而说明胡学杰不能据此证明给过刘波共19万元的事实，但上诉人并不是否认胡学杰通过刘波归还上诉人7.5万元，而是认为收取的款项没有那么多。因此，上诉人的否认是对证据的否认，承认刘波给过上诉人7.5万元是对事实的承认。原审法院片面认为上诉人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但只要稍加分析，事实上并不矛盾。上诉人认为胡学杰应对刘波签名的真实性提供补强证据，才能形成证据链证明其抗辩成立。因为确实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刘波的真实签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判，公正判决。
胡学杰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3月4日，上诉人收到陶安志的投资款21万元，2012年3月10日，上诉人向陶安志借款11万元，2012年10月22日，上诉人承诺归还上述款项共计31万元。2012年11月27日，陶安志委托案外人刘波向上诉人催讨，上诉人不堪压力，向刘波支付了19万元，此节事实有刘波出具的三张收条及陶安志委托刘波催讨的委托书相印证。另外，在刘波催讨前，上诉人已向陶安志本人支付了12万元，而陶安志称上诉人只向其支付了7.5万元，故剩余4.5万元是否归还成为了本案的焦点。本案中，陶安志承认曾委托刘波催讨，委托书中显示刘波依据实际追讨到账的额度进行提成，可见，刘波对欠款的催讨是有实际利益可得的，欠款全部追讨到账，其利益则达到最大化。据此推断，如果当时欠款并非19万元，刘波怎能就此罢手。而事实是刘波只向上诉人追讨了19万元，也即当时与陶安志的债务只剩19万元。在刘波催讨后，上诉人已全部清偿，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不存在。然而，陶安志在上诉人提交了19万元收条前，竟然称仅归还7.5万元，还要求归还23.5万元，完全未提及刘波催讨到的19万元，且在上诉人提交证据后还否认收条的真实性，继而又称7.5万元包含在19万元还款中，前后矛盾，蓄意隐瞒，有违诚信。在此情况下，原判仍采信陶安志的部分说法认为尚有4.5万元未支付，实在有违公正。综上，上诉人认为已全额支付欠款，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不存在，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陶安志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针对陶安志的上诉，胡学杰答辩称：2012年3月，答辩人收到陶安志的投资款21万元及借款11万元，2012年10月，答辩人出具一张欠款31万元的承诺书。承诺书出具后，陶安志从答辩人处陆续讨了12万元，之后，陶安志委托刘波来追讨，答辩人归还19万元，刘波出具了收条。刘波系受陶安志委托来追讨欠款，从委托书内容看，刘波从中是有利可图的，如欠款未全部归还，刘波为何剩4.5万元不来追讨，这是不合常理的。
针对胡学杰的上诉，陶安志答辩称：上诉人所述归还12万元无相应证据证明，答辩人委托刘波讨要欠款，但仅从刘波处拿到胡学杰归还的欠款7.5万元，收条中刘波的签名真实性无法确定，胡学杰关于已还19万元的证据不充分，胡学杰所称欠款已全部归还的说法纯属推理。
二审期间，上诉人陶安志、上诉人胡学杰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诉争欠款已归还的金额。双方对于诉争欠款原为31万元均无异议，但陶安志认为承诺书出具后胡学杰仅经刘波归还7.5万元，尚欠23.5万元，而胡学杰认为欠款已全部归还，其中12万元是以现金方式陆续直接归还给陶安志，19万元是在刘波持委托书来追讨后归还给刘波，并提供了陶安志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及刘波出具的三张收条。关于19万元，陶安志在原审中否认曾委托刘波向胡学杰追讨欠款，并对授权委托书及收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在二审中确认了委托刘波追讨欠款的事实，因陶安志未提供证据来否定收条中刘波签名的真实性，原判认定胡学杰通过刘波归还给陶安志欠款19万元的事实并无不当。关于剩余12万元款项，原审中陶安志否认委托刘波进行催讨，认为在承诺书出具后胡学杰仅归还7.5万元，后陈述7.5万元包含在刘波出具的三张收条载明的19万元还款之内，二审中，陶安志又称7.5万元是在授权委托书出具后一二个月内由刘波支付，而本案中授权委托书出具时间为2012年11月，刘波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13年2至4月，因此，陶安志对于7.5万元归还的陈述前后不一。原判认定该7.5万元未包含在19万元之内并无不当。由于胡学杰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12万元款项如何归还，原判根据陶安志的自认，认定胡学杰已归还7.5万元，尚欠4.5万元的事实并无不当。综上，胡学杰、陶安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825元，由上诉人陶安志负担4363元，由上诉人胡学杰负担46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敏
审 判 员 熊俊杰
审 判 员 徐显锋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钱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