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滨行初字第0032号
原告吕洋。
委托代理人郭玉琴，系原告之母。
委托代理人张爽，系原告之夫。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
法定代表人张亮，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宏亮，该局塘沽分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邹泽鹏，该局塘沽分局民警。
第三人郭倩。
原告吕洋因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公安局）不履行治安行政处罚法定职责，于2015年1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月26日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郭倩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1日、2015年4月16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郭玉琴、张爽，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郭宏亮、邹泽鹏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郭倩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洋称，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3日作出津滨政复决（20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被告作出的津滨公塘（新）行罚决字（2014）250号两个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被告在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但至原告起诉时，被告仍未履行法定职责。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办案民警李刚和李绍峰于2014年6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民警曾多次查找吕洋，但均未找到，且吕洋在2014年6月份有出国记录；
证据二、被告塘沽分局新村派出所通过出入境管理系统查询的《口岸出入境记录信息》，内容为吕洋持E32416654普通护照从张贵庄机场出境至泰国，时间为2014年6月22日17时；
证据三、办案民警李刚和李绍峰于2015年1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在吕洋出国回来后，民警继续对吕洋进行查找，在2014年8月至10月期间，通过询问吕洋的母亲以及去吕洋的现住地均未找到吕洋，后民警通过快递公司对吕洋邮寄处罚告知，吕洋拒收；
证据四、编号为1901038127282的韵达快递邮寄单，邮寄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邮寄地址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荣馨园X-X-
XXX，收件人为吕洋，电话150××××2103，寄件人李绍峰，被告邮寄后被拒收退回；
证据五、2015年3月16日办案民警对证人郭相平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对案件的事实再次进行核实；
证据六、2015年3月8日办案民警对证人李丽彬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对案件的事实再次进行核实；
证据七、吕洋于2015年2月2日签名并通过挂号信方式向被告邮寄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被告于2015年2月4日收到。
二、依据：
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
依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
原告吕洋诉称，2014年3月22日，原告之夫在天津市塘沽第五中心医院就医，因对护士郭倩服务态度不满发生争执，后遭被告非法拘留。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决定，责令其在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但被告至今未重作，请求确认被告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行为违法。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3日作出的津滨政复决（20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从2014年6月3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应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证据二、被告于2014年3月26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新）行罚决字（2014）2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两份；
证据三、编号为XA10239034612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及信件内容，邮寄时间为2014年12月12日，收件人为新村派出所，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将告知笔录等邮寄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荣馨园X-
X-XXX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证据四、编号�XA10240717412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及信件内容，证明2015年2月1日原告收到被告邮寄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次日原告以挂号信的方式将陈述申辩意见邮寄给新村派出所。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第一、吕洋始终未到案致被告无法对吕洋作出处罚。在先前的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后，被告按照复议决定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对吕洋重新履行处罚告知程序。因原告吕洋故意躲避被告的查找、传唤，被告无法履行处罚告知法定程序，未能在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罚决定。第二、案件一直处于侦办处理过程中，不存在不作为。1.民警多次到吕洋居住地、其母亲的居住地及其丈夫的工作单位查找吕洋，始终未能见到吕洋本人。2.被告通过快递公司先后两次将《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邮寄给吕洋。2014年11月6日，被告的第一份快递被吕洋拒收；2015年1月27日，被告再次以快递方式向吕洋送达《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2015年2月2日吕洋寄回了《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并提出了陈述和申辩，此时，已发生了本次诉讼。3.被告根据吕洋的陈述和申辩于2015年3月8日和3月16日分别对证人进行调查取证，复核相关证据。综上所述，被告不存在行政不作为，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郭倩书面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郭倩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一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对证据二的关联性有异议，但承认吕洋在此期间出国的事实；对证据三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多次查找原告及原告拒收邮件的情况，关于被告再次以邮�方式投递给吕洋的问题，被告是在本案立案后再次邮寄的，认为被告不作为违法；对证据四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无证据证明原告拒收，而原告没有接到过快递公司的电话，即使该证据真实，也早已超过三十日；公安机关不应以快递方式邮寄，而应采用邮政方式邮寄，并且收件地址“荣馨园3-7-701”不是原告的居住地址；对证据五、证据六的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和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知道民警是否进行了调查，无法核实真实性，认为被告在对吕洋采取拘留措施后，再调取证据违法，且已超过复议决定要求的三十日；对证据七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已超过复议决定要求的三十日。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七与原告自认“曾于2014年6月出境旅游”、“生态城荣馨园3-1-701系其现住址”等情况相互印�，原告之母也认可办案民警曾去其住处寻找吕洋，故对于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四邮寄详情单寄件人联的复印件与邮件原件收件人存根所载内容不一致，邮件原件收件人存根中载明的收件人并非吕洋，邮寄地址亦非吕洋的住所；即便是复印件的邮寄地址为“生态城荣馨园X-
X-
XXX”，也不是吕洋的住所，被告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七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五、证据六的关联性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对证据三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该邮件是原告邮寄给新村派出所的，且该证据是原件，被告不知道原告具体的邮寄内容；邮寄时间是在去年审理郭倩处罚决定案件期间，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并未提及此事，新村派出所亦未反映收过该邮件，而且郭倩案几经开庭，原告代理人也未曾提及此事。因证据三的内容为原告要求以邮寄方式送达新行政处罚决定书，收件人为处理涉案治安纠纷的新村派出所，并有国内挂号信函收据相佐证，被告虽否认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事后确实向吕洋采取了邮寄送达方式，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22日，原告之夫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五中心医院治疗期间，原告吕洋与该医院护士郭倩因医疗服务态度问题发生争执，双方发生口角且互殴。被告就此于2014年3月26日对原告作出了两份编号同为津滨公塘（新）行罚决字（2014）250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内容不同。原告不服，于2014年4月21日申请行政复议，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3日作出津滨政复决（20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告作出的津滨公塘（新）行罚决字（2014）250号两个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被告在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但至起诉时，被告未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遂起诉来院。
另查，在收到新村派出所向其邮寄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后，原告吕洋于2015年2月3日以挂号信方式向被告下属的新村派出所寄回《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并在该笔录载明了陈述申辩意见，在该邮件封面载明了其联系电话及家庭住址。被告于2015年5月7日作出津滨公塘（新）行罚决字（2015）4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5年5月8日以邮政EMS方式向原告邮寄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查询记录显示于2015年5月9日已经妥投。
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其法定职权。《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作出津滨政复决（20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后，被告应及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在无法直接向原告本人告知处罚决定的情况下，被告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采取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等适当送达方式，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其以无法直接对相对人告知处罚决定为由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显属不当。自2014年6月3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作出津滨政复决（20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至2015年5月7日被告作出津滨公塘（新）行罚决字（2015）4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早已超出三十日期限，被告逾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属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其行政程序违法。鉴于被告已重新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再判决其履行职责已无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未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津滨政复决（20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定的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国文
审 判 员 秦秀敏
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
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腾腾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