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8民终1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
委托代理人宋广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某甲。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震。
上诉人孙某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4）济中区民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9月22日，被告任某向原告借款3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孙某现金叁拾万元（300000元），用期拾天，保证归还。如到期不还由担保人承担。借款人：任某担保人：孟某甲2011年9月22日”。被告孟某甲在其签名上按捺了手印。借条上的“如到期不还由担保人承担”的内容是被告任某在被告孟某甲签名按捺手印后补加上的，口头约定利息4000元，从借款本金中先扣除。借期十日期满后被告任某未能如期偿还。2011年11月25日，被告任某通过其农行卡（卡号：62×××17）向原告孙某农行卡（卡号：62×××48）转款40万元，2011年12月29日，被告任某在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东邻的济宁高新开发区农行琵琶山支行向原告孙某的妻子刘某乙的银行卡中转款30万元，转款凭证在姜某处。另查，原告孙某与案外人姜某、被告任某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关系。被告任某做煤炭生意用款大多是借姜某的，而姜某又借孙某的，另外找案外人满某、张某乙、岳某、被告任某等人担保。从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30日发生的借款金额通过银行转账的就高达175万元。2011年10月30日，孙某与姜某签订一份借款30万元的借款合同，担保人为满某、张某乙、岳某，实际用款人为任某，2012年2月14日，孙某持此合同起诉姜某、满某、张某乙、岳登举，本院根据姜某的申请追加任某为共同被告，姜某等以任某2011年12月29日通过农行转帐30万元给孙某就是偿还的2011年10月30日姜某所借30万为抗辩理由要求驳回孙某的诉讼请求，2012年11月12日，法院作出（2012）济中区民初字第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某胜诉，该判决书认定任某2011年12月29日所还30万元并非偿还姜某的借款，而是偿还的他本人所借孙某的借款。在该案中姜某2012年3月6日提交的《关于孙某故意多起诉我姜某欠款一案的情况说明》证实任某还款从不抽借条，2012年2月20日满某、张某乙、岳某提交的证明亦证实任某还款未抽条。2013年5月28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济刑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任某因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现羁押于山东运河监狱。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任某是否偿还了2011年9月22日被告孟某甲担保的这一笔30万元的借款。原告称，2011年9月22日这一天的上、下午，被告任某分别向他出具了两张借款30万元的借条，一张是他内弟被告孟某甲担保的，另一张是他妻子孟某乙担保的，60万元全是交付的现金，后来任某还了一笔30万元，把孟某乙担保的30万元的借条原件抽回，原告自己保留了一份借条复印件。2011年9月以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任某又借了一笔30万元，后来他又还了，借条原件抽走后原告没留复印件。这次是用2011年12月29日任某从农行卡汇到刘某乙农行卡的30万元还清的。根据原告的陈述，任某自2011年9月22日以来直接向原告借款三笔30万元，但被告任某只认可借过孟某甲担保的一笔30万，并且已还清。孟某乙在法院谈话笔录中她不认识原告，对任某是否借款30万不知情，借条上孟某乙的签字不是其签的，手印亦不是她按的。原告在2011年9月22日以后到底直接借给任某几笔款以及任某偿还的40万元和30万元到底还的哪两笔的问题上说法不一，在2013年5月16日济宁市中级法院二审庭审调查笔录第五页第六行至十一行中，法庭询问孙某：在2011年11月25日任某偿还40万元后，孙某与任某还有几笔借款关系？孙某开始说：一笔，30万。后又说：两笔，除了本案这一笔外，没有与任某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了。2014年5月23日，法院在与孙某谈话笔录中第二页第五行又说：还有一个30万元，已经还了，借条他收走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9月以后，现在只有这个30万元没有还了。2014年5月27日，法院在与孙某谈话笔录中其说：9月22日以后任某还借过一笔30万元，后来任某还了，通过农行打到孙某对象刘某乙卡上30万元，借条原件抽走了，没有留复印件。由此可见，在2011年9月22日以后到底直接借给被告任某几笔30万元，原告孙某陈述存有三种说法，而在任某2011年11月25日所还40万元及同年12月29日所还30万元到底偿还哪两笔借款的问题上亦说法不一，在本案开庭笔录中第9页原告代理人质证时说40万元是还的38.1万元（2011年8月24日任某所借35万及3.1万两笔），而在2014年5月28日谈话笔录中又说40万是还原告替任某垫付给李某甲的40万；关于2011年12月29日所还的30万元，原告2014年5月23日在法院谈话笔录中称任某还的是2011年9月22日以后又借的30万元，借条原件已抽走，而在2014年5月28日法院谈话笔录中又称是还的李某乙的46万元，30万元的转款和以前任某给的现金一共凑了46万元还的李某乙。在2011年9月22日借款如何交付的问题上原告孙某称是现金交付，当天除交付给任某60万元的现金外，另外还交付给姜某40万元的现金。仅2011年9月22日一天原告就交付现金100万元。原告在2011年9月22日以后到底直接借给被告任某几笔30万元的问题上原告前后陈述不一致，存有疑点，前后陈述自相矛盾；同一天交付100万的巨额现金可能性小；被告任某只认可当天借过一笔30万元，不认可委托原告给李某甲、李某乙打款，况且原告所称任某委托原告向李某甲、李某乙还款106万元是口头指令的，任某并未向原告出具借条。原告所述任某在2011年10月2日30万元借款期满未还分文的情况下，又根据任某的口头指令，在任某未出具借条的情况下替任某分别于2011年的11月19日和11月30日向李某甲还款60万元，向李某乙还款46万元，从而认为任某偿还他的40万和30万是还的李某甲、李某乙106万的一部分，并非偿还本案30万借款的结论违背常理，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依据该规定，本院认为，在借款人对同一出借人存在多笔借款的情形下，借款人还款时没有明确归还哪一笔借款，如何认定已归还的款项归还的是哪一笔借款，首先应按照双方的约定来认定，在没有约定和约定不明时，应按照借款到期的时间顺序认定偿还先到期的借款。本案2011年9月22日任某所借原告30万元借条上约定的还款期限是2011年10月2日，退一步假设原告真有为被告任某2011年11月19日向案外人李某甲代偿60万元，2011年11月30日向李某乙代偿46万元事实存在的话，原告分别于2011年11月19日和2011年11月30日与任某形成60万和46万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未提供对上述两笔债务的清偿期限有约定的证据，应按照借款到期的时间顺序认定偿还先到期的借款。那么2011年11月25日被告任某通过农行转账给原告孙某40万元也应当认定是偿还了本案2011年9月22日任某所借原告30万元及相关的利息。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本案中原告是债权人，被告任某是债务人，被告孟某甲是保证人，三方签订的借条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条合法有效。由于本案当事人对保证的方式和保证范围没有约定，所以被告孟某甲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对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鉴于本案主债务已履行完毕，作为保证人的被告孟某甲无须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2011年9月22日，被告任某向原告孙某借款30万元，被告孟某甲为其担保，约定借期10天。另外原告孙某与案外人姜某、被告任某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关系。2011年11月25日被告任某向孙某农行卡转款40万元，2011年12月29日向孙某之妻刘某乙农行卡转款30万元。在借款人对同一出借人存在多笔借款的情形下，借款人还款时没有明确归还哪一笔借款，如何认定已归还的款项归还的是哪一笔借款，首先应按照双方的约定来认定，在没有约定和约定不明时，应按照借款到期的时间顺序认定偿还先到期的借款。因此2011年11月25日被告任某通过农行转账给原告孙某的40万元应当认定是偿还了本案2011年9月22日任某所借原告30万元及相关的利息；本案主债务已履行完毕，作为保证人的被告孟某甲无须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任某偿还借款30万及利息、被告孟某甲负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予驳回。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某要求被告任某偿还借款30万元，被告孟某甲负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孙某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孙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任某拖欠上诉人30万元借款未还，事实清楚，孟某甲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与任某存在多笔借款关系，双方发生了多笔借款还款及根据任某的指令将款项打入他人账户的事实。2011年11月19日，孙某代任某偿还李某甲借款60万元，在任某向上诉人借款时，即明确提出用几天马上归还。所以，根据双方的约定，任某在借款的6天后于2011年11月25日偿还了40万元，尚欠20万元未还。因此，2011年11月25日的40万元是用于偿还2011年11月19日的借款，而非2011年9月22日的30万元借款。2011年11月30日，任某与孙某签订借款合同，借款60万元，其中46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李某乙，14万元现金支付给任某，用于偿还任某欠李某丙等人的60万元。任某于一个月后的2011年12月29日偿还了30万元，尚欠30万元。因此，2011年12月29日的30万元是用于偿还2011年11月30日的借款。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诉人出借款项为30万＋60万＋60万（其中46万银行转账＋14万现金），尚欠上诉人款项为80万元，远大于30万元。并且，从上述三笔借款来看，仅有第一笔孟某甲提供担保的30万元存在担保人，其余两笔均没有担保人。从确保资金的安全角度考虑，上诉人也会要求被上诉人先偿还没有担保的资金，而最后偿还有担保的资金，不仅符合常理，也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孟某甲提供担保的任某30万元借款未偿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任某、孟某甲答辩称：上诉人主张任某的40万元还款是上诉人听从任某的口头指令代其偿还给李某甲的，任某不予认可，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任某与其有过口头约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孙某曾向李某甲的账户转款40万元，并不能证明任某向孙某借款60万元。上诉人以2011年9月22日的30万元借条起诉请求被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举出此后的40万元及30万元还款凭证证实已经偿还该款，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两笔还款是偿还的其他借款，应当认定是对本案借款的偿还，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二审时上诉人孙某提交2011年11月30日的借款合同一份，欲证明任某向孙某借款60万元，可以与46万元的转款凭证相互印证；提供证人姜某出庭作证，证明该借款的真实性及履行情况。被上诉人人任某、孟某甲的质证意见为：对该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存在太多的涂改痕迹，看不出是60万元，且合同是否履行无法证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任某与孙某之间的借款大多是通过姜某向孙某借款，证人姜某是利害关系人，并且其陈述的合同履行情况也是听孙某所说的，结合上诉人提供的存在残缺的借款合同，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任某是否偿还了2011年9月22日被上诉人孟某甲担保的本案3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任某认可2011年9月22日借孙某30万元，但辩称已于2011年11月25日向孙某农行卡中打款40万元予以偿还。上诉人孙某则主张2011年11月19日自己代任某偿还李某甲借款60万元，2011年11月25日的40万元是用于偿还2011年11月19日的借款，而非2011年9月22日的30万元借款。对于孙某主张的代任某偿还李某甲借款60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任某陈述从未委托过孙某向李某甲打款，李某甲在调查笔录中也只认可任某曾经还款60万元，不清楚孙某转款的事实，上诉人任某二审提供的借款合同存在多处涂改痕迹且与本案借款无关联性，该证据与证人姜某的证言并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鉴于上诉人孙某在几次庭审中对于2011年9月22日以后直接借给任某几笔款以及任某2011年11月25日所还40万元及同年12月29日所还30万元实际偿还哪两笔借款的问题上前后陈述自相矛盾，其主张同一天交付100万的巨额现金也有违常理，且孙某主张2011年11月25日的40万元用于偿还2011年11月19日60万元借款，数额并不一致，又未能提供任某指示其给李某甲打款的相关证据，因此，上诉人孙某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2011年11月25日的40万元转款是用于偿还2011年11月19日的借款，原审法院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还款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按照借款到期的时间顺序认定偿还先到期的借款，即2011年11月25日任某通过农行转账给孙某的40万元是偿还了本案2011年9月22日任某所借孙某30万元及相关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孙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孙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壮男
审 判 员 张 杰
代理审判员 马 斌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