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皖0191行初18号
原告：毛翠云，女，197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
委托代理人：刘刚正，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架桥大队，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
法定代表人：何文彬，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李品文，该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蔡影，该大队民警。
原告毛翠云不服被告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大队行政强制措施，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28日立案后，于2017年3月2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2�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毛翠云的委托代理人刘刚正，被告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架桥大队的法定代表人何文彬大队长、委托代理人李品文、蔡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架桥大队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合公交（高架）认字【2016】第3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于2016年10月27日21时40分左右在合肥××大道高架上，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离现场。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架桥大队于2017年3月10日作出《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340110300010006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一款三项、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对毛翠云逃逸的违法行为决定罚款2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
原告毛翠云诉称，2016年10月27日21时42分至47分期间，原告驾驶皖Ａ×××××小型客车沿包河高架桥行驶至紫云路附近时，被第三人驾驶之机动车追尾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016年11月24日，被告作出合公交（高架）认字【2016】第3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栏认定：事故发生后，原告弃车逃离现场，……；在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栏认定：原告在事故发生后逃离现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在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栏认定：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及第七十条第一款即“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之规定。2017年3月10日，被告作出3401103000100067号公安交通�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认定原告于2016年10月27日21时40分在合肥××大道高架上，实施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1款第3项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
一、被告认定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之基本事实错误。
部门规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85条第1项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
事故发生后，原告第一时间即报警并报急救中心，并参与救援将伤者送上救护车，救护车接报警后21分钟内处置完毕现场带伤者驶离。而被告接报警后近一个小时都未能到达现场，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一�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道路交通事故报警或者出警指令后，应当按照规定立即派交通警察赶赴现场之规定。事故发生时原告在现场孤身一人，事故对方人员众多，原告心理恐慌、身体不适，在当时伤员已经得到救治，久等警察不到的情形下离开事故现场亦属合理行为。且原告车辆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在公安机关登记的联系号码均真实有效，原告无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被告认定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缺乏事实基础。
被告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原告违反“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之条款，与事实相悖，认定原告逃离现场与作出行政强制措施依据的发生事故后逃逸的结论不一且与事实不符。
二、被告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1款第3项之规定，实施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违反第99条第1款第3项处罚规定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未规定可以实施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于法无据。
三、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违法。
被告存在实施前未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未制作现场笔录等诸多程序违法之处。
综上所述，被告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违法,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于2017年3月10日对原告作出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2、撤销被告于2017年3月10日对原告作出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其扣留的原告机动车驾驶证；4、本案的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毛翠云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3401103000100067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合公交（高架）认字【2016】第3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3、证明。
被告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架桥大队辩称，一、对于原告毛翠云认为的第一条，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之基本事实错误答辩如下：
2016年10月27日21时47分许，我大队先后接市局110指挥中心两起事故报警(一起为皖Ａ×××××奔驰车主报警，一起为奔驰救援中心后台自动报警)，在包河高架桥由北向南紫云路段附近皖Ａ×××××号奔驰小轿车与皖Ａ×××××号宝马越野车发生追尾事故。接报后我大队立即指令路面民警王鑫磊赶往事故现场处置。22时20分左右我大队二中队民警王鑫磊先期赶至事故现场发现现场有两名女性金某和汪林，但此二人并不是事故当事人，此二人反映事故中的皖Ａ×××××号宝马驾驶员看到交警赶到之后就离开了事故现场。为此我大队立即指令事故值班民警张正辉赶往事故现场展开调查。经查，2016年10月27日21时40分左右毛翠云驾驶皖Ａ×××××号小型越野客车沿包河高架桥由北向南行驶至包河高架桥紫云路出口附近时因感觉车辆故障，欲停车查看时，遇汪强驾驶的皖Ａ×××××号小型轿车同向行驶至此，皖Ａ×××××号小型轿车驾驶员汪强疏于观察，车辆前部左侧碰撞皖Ａ×××××号小型越野客车后部右侧发生碰�。事故中宝马驾驶员毛翠云在事故发生时将车辆停在包河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紫云路下桥口附近的主桥面且未开启双闪，未在来车方向设置警示标志且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事故现场。
（一）证据摘要、1、违法行为人毛翠云陈述：
2016年10月28日毛翠云在接受我大队事故中队民警第一次询问时提供了一份病历并且自称其在事故发生后因事故导致受伤去了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临湖社区医院就医。
2016年10月30日，毛翠云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说到事故发生后为何不留在事故现场等候处理的原因是“（一）受到后方车辆撞击后感觉到不舒服，需要去医院看病；（二）对方人很多，我害怕他们会伤害我；（三）当天晚上我喝了点酒，我怕你们交警过来查到我酒后驾驶。”“当天晚上8点多在万达广场�近的一个酒店（具体名字记不清楚了）喝了杯底一点红酒”“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喝的一点酒，具体姓名我不想说。”“对方看到我走下桥了，他们喊我回来，我说我下去接个人就走下桥了”。
2016年11月21日，毛翠云的第二次《询问笔录》中说到事故发生后其并未前往合肥市经开区临湖社区医院看病其提供的病历是从宝马4S店的一个张姓的经理提供给了她。
2、证人证言：2016年11月2日，证人金某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到了事故现场的时候我表弟汪强、汪强爸妈、汪强侄子都不在现场（后来得知被120送到了滨湖医院），交警也没到，对方宝马驾驶座上坐了个女同志”“我没有和她（指毛翠云）说话，我只听到她和我表姐汪林说她是新买的车子，刚上牌照就被撞了，问：后来呢？答：她就拿着个包往桥下走，边走边打电�，这个时候交警到了，交警问我车主（指毛翠云）呢，我说往桥下去了，交警让我把她喊上来，我过去喊她让她回来，她说她下去接个人马上上来，我就没管她了”
2016年10月30日，证人汪林的第一次《询问笔录》“我见到了对方的驾驶员，是个女同志（指毛翠云），我问她我的家人在哪里?她说他们都坐了120的车子走了。然后我就在现场等交警的车子过来，当交警的车子过来的时候，对方驾驶员就走了”“我看到交警的车子来的时候她还在现场，交警下车的时候她就走了”
2016年12月21日，证人张某的第一次《询问笔录》提某与毛翠云的对话大致是“我说我当晚到事故现场时，你不在事故现场，这对你事后处理事故不太好，有可能保险公司不会理赔，她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她最好能搞一个病历，就写个头部外伤，头�，就诊时间就写事发之后，证明你离开事故现场是去医院的”,“我回公司时间不长，毛翠云又给我打电话，说病历已经搞好了，让我到临湖社区卫生医院找一名叫李某2的医生拿一下，我就从公司开车到医院找到李某2医生，我见到李某2医生就说毛翠云让我来拿病历，他问我怎么写，我说就写事故外伤导致头昏就可以了，并且把毛翠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给了李某2医生，他开好病历之后我拿着，当天下午我陪着她一起到交警高架桥大队处理事故的时候，把病历交给的她。”
2016年12月27日，证人李某1的第二次《询问笔录》中提到毛翠云向交警高架桥大队提供的病历是李某1于事故发生第二天中午十一点钟左右毛翠云通过电话请求李某1帮忙，李某1电话联系其社区医院的值班医生李某2开具的。
2016年11月15日及2016年12月21日�证人李某2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询问笔录》中都提到毛翠云向我大队提供的病历都是李某2在毛翠云并未前往社区医院的情况下开具的，也就是说毛翠云提供给我们的病历是假的，毛翠云并未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也并未前往医院就诊。
2016年12月27日，证人陈某的第一次《询问笔录》“问：毛翠云是怎么如实告诉你当天晚上事故情况的？答：毛翠云说当时她喝了一点酒，然后在包河高架上被别人追尾。问：毛翠云有没有告诉你喝了什么酒？答：她没有说，我也没问。”
2016年11月10日，证人胡某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6年10月27日晚上10点左右我在家里接到毛翠云的电话，她说她在包河××××路附近发生交通事故让我过去帮忙”“我就给她（指毛翠云）打电话，她说她在高架上发生的事故，她现在走下桥来接我。后来她下了�上了我的车，我开车带着她沿紫云路由东向西方向行驶到徽州大道调头去了观湖苑的北门，她在观湖苑的北门下车，她手机没电了让我去给她找数据线。然后我就自己开着车到我的住处南郡明珠去拿数据线，拿到数据线后我又来到观湖苑的南门把数据线给了毛翠云，然后毛翠云让我开车带着她到包河××××附近去见她的朋友拿事故车辆的东西，拿到东西后我又把她送到观湖苑”。证人胡某的证言可以证明毛翠云当晚手机不存在没电的情况，毛翠云的手机是有电可以通过电话报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3、检验鉴定结论：2016年11月17日《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皖龙图司鉴[2016]法临鉴字第414号）鉴定意见：（一）被鉴定人汪左银左颧面部、左下颌软组织肿胀、口腔内皮肤裂伤等，综合评定为轻微伤。（二）推断被鉴定人汪左银面部软组织肿胀、劲髓损失等符合交通事故中颈椎快速过度屈伸（挥鞭样损伤）及碰撞所致。
2016年11月17日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皖龙图司鉴[2016]通鉴字第461号）鉴定意见：事故发生时，皖Ａ×××××号小型轿车前部左侧及左侧前部与皖Ａ×××××号小型越野客车右侧后部及后部右侧发生过碰撞。
根据调查事实我大队出具《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合公交（高架）认字[2016]第37号）》认定毛翠云驾驶皖Ａ×××××号小型越野客车没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且在事故发生后逃离现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驶、文明驾驶”（毛翠云实施的车辆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故障后未开启双闪且未在来车方向设置警示标志的行为）、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毛翠云在事故发生后未在现场等待执勤的交通警察且在事故发生后以手机没电为由未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并伪造证据，提供虚假的病历证明其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受伤未及时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04号令）》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毛翠云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且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伪造虚假病历的行为客观上已导致事故发生时毛翠云的状态例如饮酒或者毒驾等相关证据灭失，其行为是为了隐瞒事故发生时其已经饮酒或者毒驾的事实，为了逃避交警对其涉酒驾驶或者涉毒驾驶的追究，已构成“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
后因事故当事人毛翠云对事故认定有异议支队对本次事故进行了复核，并对当事人毛翠云通过信访反映的我大队办案民警涉嫌违纪问题的情况，支队纪委对本次事故处理的过程展开调查。经支队调查，经支队集体研究2017年3月3日决定认为该起事故的处理程序合法，责任划分公平公正，决定维持我大队的责任认定，对于毛翠云反映的办案民警违纪情况，经支队纪委调查办案民警的行为并未对案件造成任何影响�且未发现办案民警的违纪情况。
2017年3月10日，我大队事故民警电话通知毛翠云到我大队接受事故成因的违法行为处理时，毛翠云提供了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前急救部的《证明》，证明其于2016年10月27日晚21时47分左右在120急救人员赶到事故现场时毛翠云还在事故现场，且急救人员将事故受伤人员送往医院从事故现场离开的时候毛翠云还在事故现场。毛翠云在事故发生后虽然在事故现场参与抢救伤者，但是其以下桥接人为借口离开事故现场后以手机没电为由，导致事故发生后我们公安交管部门不能及时取证固定证据，其行为构成造成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的违法行为认定。
综上所述，毛翠云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对于原告毛翠云认为我们强制措施凭证适用�律明显错误答辩如下：
2017年3月10日，我大队民警李品文电话通知毛翠云到交警高架桥大队接受事故违法处理时，因毛翠云在当日接受处理过程的《违法处理告知》程序时中提出要求听证，为此，民警李品文认为，毛翠云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一款三项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民警认为毛翠云应当接受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处理，其驾驶证应当被记12分需要被暂扣参加满分学习根据《机动车申领与使用规定》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12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参加为期七日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机动车驾驶人参加学习后，车辆管理所应当在二十日内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拒不参加学习，也不接受考试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告其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毛翠云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接受驾驶证记12分并处罚款2000元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之规定，民警李品文依法扣留毛翠云的驾驶证并制作了《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第3401103000100067号），需要说明的是民警李品文在制作凭证时认为毛翠云因交通违法驾驶证应记12分而扣留其驾驶证，法律依据并没有引用错误，而对强制凭证的样式格式固定并不能多条法律一并引用，民警李品文在工作中一时忙中出错，少引法律规定，扣留驾驶证的行为并不违反程序，也没有违法法律规定，我们认为并不影响该强凭及扣留驾驶证的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且毛翠云在接受了我大队对其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违法行为处理，驾驶证被记12分之后，再次向毛翠云开具了《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架桥大队事故中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第340110360000761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累积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重新考试；考试合格的，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之规定扣留了其机动车驾驶证同时毛翠云应当返还《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第3401103000100067号），而且当天民警李品文在开具第二份强制措施凭证时已经告知毛翠云《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第3401103000100067号）已经失效，毛翠云在当时自称是忘记带该失效凭证，民警本着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并未强制要求毛翠云立即将第一次强制措施凭证返还并且已经告知毛翠云在参加满分学习之后应当及时将第一次开具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返还我交警高架桥大队。
综上所述，我们于2017年3月10日对毛翠云作出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为程序合法，只是少引用法律规定，这并不影响该强制措施凭证的法律效力。
三、对于原告毛翠云认为我们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违法答辩如下：
我们实施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并不存在事实前未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的情况，实施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是经过审批的，且我们公安内部审批程序并不需要向当事人出示。
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架桥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与原告有关执法记录仪等视频资料,证明认定原告逃逸事实正确；2、违法行为人毛翠云《询问笔录》、证人《询问笔录》。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被告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架桥大队提交的证据1、2，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27日21时40分左右，毛翠云驾驶皖Ａ×××××号小型越野客车沿包河高架桥由北向南行驶至包河高架桥紫云路出口附近时因感觉车辆故障，欲停车查看时，遇汪强驾驶的皖Ａ×××××号小型轿车同向行驶至此，皖Ａ×××××号小型轿车驾驶员汪强疏于观察，车辆前部左侧碰撞皖Ａ×××××号小型越野客车后部右侧发生碰撞。宝马驾驶员毛翠云在事故发生时将车辆停在包河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紫云路下桥口附近的主桥面且未开启双闪，也未在来车方向设置警示标志。事故发生后，毛翠云在�故现场参与抢救伤者，但其在公安交警到达事故地点前以接人为由离开事故现场。被告高架桥大队经调查核实，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合公交（高架）认字【2016】第3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原告于2016年10月27日21时40分左右在合肥××大道高架上，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离现场。2017年3月10日，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架桥大队作出《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340110300010006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一款三项、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对毛翠云逃逸的违法行为决定罚款2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毛翠云不服，遂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原告毛翠云通过驾驶知识学习后，被告高架桥大队于2017年4月2日将所扣的驾驶证返还给了原告毛翠云。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04号令）》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根据上述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并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本案中，根据被告高架桥大队提供的执法记录仪等视频资料、以及毛翠云的自述和证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证明毛翠云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离开现场，构成造成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高架桥大队对毛翠云作出的《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第3401103000100067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毛翠云诉称交通事故后其没有逃逸行为，因毛翠云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翠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毛翠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毕守国
人民陪审员 王礼芬
人民陪审员 王劲松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谢 文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
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