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03民终28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西工区。
法定代表人：于云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吉祥，河南张振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程许川，河南张振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西工区。
法定代表人：丁剑南，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川、李小娟，河南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邦举，男，汉族，1972年9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郑艳，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西工区。
法定代表人：高云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云立，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郑功名，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云，男，汉族，1963年12月27日出生。
上诉人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建公司）、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邦举、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建公司）、邓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二初字第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兴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吉祥、程许川，上诉人中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川、李小娟，被上诉人安邦举及其委托代理人郑艳，被上诉人六建公司委托代理人李云立，被上诉人邓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恒大绿洲52#楼、57#楼项目部由被告六建公司总承包建设。之后，被告六建公司又将恒大绿洲52#楼项目劳务部分分包给被告兴建公司，并于2014年5月14日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将57#楼项目劳务部分分包给被告中昊公司，并于2013年7月6日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原告安邦举在恒大绿洲52#楼、57#楼干钢筋工作，2014年12月20日两张结算单载明下欠洛阳恒大绿洲57#楼安邦举钢筋班款项256740元，下欠洛阳恒大绿洲57#楼安邦举钢筋班款项130937元，结算单上邓云在项目主管处签字。安邦举认可2015年2月12日收到现金30000元，2015年2月15日收到现金35000元，该两笔款项系52#楼的劳务报酬，故52#楼尚欠劳务报酬191740元未支付；安邦举2015年2月12日收到现金15000元，2015年2月15日收到现金20000元，该两笔款项系57#楼的劳务报酬，故57#楼尚欠劳务报酬95937元未支付。庭审中，邓云称52#楼最早是六建公司与兴建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后因价格变动六建公司又与洛阳弘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六建公司称52#楼地下车库部分分包给兴建公司。庭审后，经安邦举核实，结算单上52#楼所欠付款项均系兴建公司承包项目，2015年2月12日收到的现金30000元和2015年5月15日收到的现金35000元也系六建公司代兴建公司支付的劳务报酬。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六建公司与被告兴建公司、中昊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被告六建公司将恒大绿洲52#楼劳务分包给被告兴建公司，将恒大绿洲57#楼劳务分包给被告中昊公司。原告安邦举在恒大绿洲52#楼、57#楼项目做地下车库及二次结构工程，故原告安邦举和被告兴建公司、中昊公司系雇佣关系，原告安邦举要求被告兴建公司支付劳务报酬191740元，被告中昊公司支付劳务报酬95937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邓云系被告兴建公司、中昊公司的工地负责人，对原告诉求的款项不承担责任。被告六建公司和被告兴建公司、中昊公司是两个合法的平等主体，不存在违法分包，故被告六建公司不承担给付责任，原告安邦举要求四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充分，且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安邦举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故该院酌定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5月12日判决确定之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中昊公司辩称本案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因原告安邦举起诉依据是结算单，双方之间已经形成债权债务，故其直接起诉符合法律依据。被告中昊公司辩称工程尚未验收合格，原告安邦举不能主张工程款或劳务费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安邦举支付劳务报酬19174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5月12日判决确定之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安邦举支付劳务报酬95937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5月12日判决确定之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安邦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740元，由被告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承担（被告应承担的受理费已由原告先行垫付，待执行时由被告向原告一并清结）。
宣判后，兴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原告向三家公司主张劳务费，属于三笔不同的债权债务，应分别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也应通过三个案件对该三笔债权债务分别立案处理，但一审法院却将该三个案件在一个案件中进行了审理，属于程序错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安邦举是向洛阳弘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建公司）、兴建公司、中昊公司三家单位主张劳务费，虽然该三笔债权债务的债权人为同一主体，但债务人却是三个不同的主体，人民法院应按三个案件予以受理。根据《民事诉讼法》五十二条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即便是人民法院认为该案需要合并审理，前提也应是原告分案起诉，人民法院在经当事人同意后，方可合并审理。一审法院在原告未分案起诉，未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三笔不同的债权债务在一个案件中进行了审理，属于程序错误。二、因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程序错误，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由于弘建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将无法查明两家公司各自须承担的债务。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个案件，也应通知弘建公司参加诉讼。在弘建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进行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对两家公司的债务进行了分割，不仅侵犯了弘建公司的法定权利，其认定的事实也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邓云自称其为三家公司的工地负责人，并以三家公司的名义与工人进行了结算，但却未分开列明三家公司各自应付的劳务费用，一审法院仅凭安邦举的一面之词就对三家公司的债务进行了分割和认定，也是错误的。三、邓云系洛阳恒大绿洲52号楼外围地下车库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认定其为三家公司的工地负责人，是错误的。兴建公司和邓云之间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中，邓云陈述其在两个项目中代表了三个公司，是三个公司的工地负责人，这显然不符合建筑施工的一般常理。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授权邓云为其工地负责人。实际施工过程中，兴建公司从未组织相关人员进驻52号楼施工现场施工，也没有派驻现场管理人员，更没有投入建筑材料和提供机械设备。相反，本案涉及工程所有的施工班组均是由邓云组织和雇佣的，建筑机械设备也是邓云通过租赁站租赁的。从六建公司提交给法庭的结算材料看，洛阳恒大绿洲52号楼外围车库工程的工程款，均是六建公司直接支付给邓云，由邓云负责和工人之间进行结算。同时，该份结算材料“付款部分”还显示，六建公司支付给邓云的八次工程款，均是邓云先出具收款《收据》，再由兴建公司后补付款《委托书》和收款《收据》。这说明六建公司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了邓云，而不是兴建公司，兴建公司只充当了一个“开票人”的角色。综上，邓云系挂靠兴建公司承包的洛阳恒大绿洲52号楼外围地下车库工程，其真实身份为该工程的实际劳务承包人，即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认定邓云为三家公司的工地负责人，系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安邦举与兴建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9条作出进一步释明的答复》：“实际施工人与其招用的劳动者之间应认定为雇佣关系，但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与劳动者之间既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劳动关系。”恒大绿洲52号楼外围地下车库工程由邓云组织实际施工，兴建公司并未参与该工程的施工建设，根据上述批复，邓云和安邦举之间构成雇佣关系，和兴建公司之间不形成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兴建公司为雇佣关系，系适用法律错误。五、邓云作为52号楼外围地下车库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认定其不对安邦举的债务承担责任，判决明显错误。本案涉及的洛阳恒大绿洲52号楼外围地下车库工程劳务款，六建公司已全部支付给邓云，其收款后扣留工人工资，是其与工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兴建公司对此不承担责任。如邓云在收取劳务款后恶意拖欠工人工资，拒绝向工人支付劳动报酬，则应追究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刑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安邦举的一审诉讼请求，或依法将本案发回西工区人民法院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安邦举答辩称：一、邓云是上诉人的签约代表，合同中注明邓云系该项目工地负责人。二、答辩人不清楚邓云与上诉人之间关系，只知道邓云是该工地负责人，结算也是与邓云进行的。三、邓云作为上诉人的签约代表，与六建公司签订合同，上诉人应当承担对答辩人的付款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中昊公司答辩称：一、兴建公司上诉状中所涉的是洛阳恒大绿洲52号楼，这与答辩人无关，但邓云在52号楼施工这一事实，证明邓云以多家劳务公司名义在该项目进行施工。邓云是57号楼实际施工人，邓云与安邦举之间系雇佣关系，付款责任应由邓云承担。二、邓云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雇佣关系是在借用资质之后的违法转分包。
邓云答辩称：一、六建公司与兴建公司均是合法成立的公司，双方的分包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在签约代表处签名，兴建公司称答辩人为承包人，无任何依据。中昊公司否认答辩人是工地负责人，与事实不符。二、六建公司把劳务费直接支付给答辩人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六建公司与兴建公司的财务部门对劳务费支付要求严格，按合同约定每到一个付款节点，由六建公司项目部出具完成任务验收单、计件工资结算单，并由六建公司项目部经理签字认可，再由答辩人签字认可后到六建公司、兴建公司审核认可后加盖公司印章，确定劳务费。之后由劳务队现场负责人组织作业队，建造职工考勤表、职工工资表，再报劳务公司财务和六建公司财务审核，六建公司才把该劳务费转给兴建公司，兴建公司之后再给答辩人，答辩人按照各班组实际工作量转给各班组，六建公司对此事实予以认可。三、兴建公司称和答辩人不存在任何劳务关系、雇佣关系，称答辩人是挂靠在其名下，这一说法自相矛盾。综上，请求驳回兴建公司的上诉请求。
中昊公司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恒大绿洲57#楼的承包人是邓云，而非上诉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恒大绿洲57#楼系邓云个人承包并进行施工，相应的工程款或劳务费支付义务应当由邓云承担。恒大绿洲57#楼施工合同签订实际情况为，邓云在承包恒大绿洲57#楼之前与六建公司有过友好合作，经推荐，邓云以上诉人名义从六建公司承包恒大绿洲57#楼工程，并全部由其个人进行施工。二、原审判决认为邓云系上诉人的工地负责人，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原审庭审邓云自述，在恒大绿洲项目中，邓云同时以兴建公司、弘建公司等多家公司名义施工，该自述也印证了恒大绿洲57#楼系由邓云个人承包，邓云并非上诉人中昊公司的工地负责人的事实。上诉人也从未授权邓云以中昊公司工地负责人的身份进行恒大绿洲57#楼的施工、结算等行为。原审判决在无事实认定的情况下，即认为邓云系上诉人中昊公司的工地负责人，严重缺乏事实依据。三、原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邓云不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1、邓云与上诉人之间既未建立书面和事实劳动关系，也无雇佣关系、劳务关系。邓云在恒大绿洲57#楼施工结算过程中的行为均系其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邓云承担，不应由中昊公司承担。2、邓云与被上诉人安邦举之间如有结算行为，则该行为系邓云个人行为，不构成对上诉人的表见代理，该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邓云个人承担，而不应当由上诉人代邓云承担。四、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安邦举与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安邦举与上诉人之间并无丝毫建立雇佣关系的合意，原判决在完全缺乏双方合意的情形下，直接认定二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安邦举并非上诉人招到恒大绿洲57#工地，其并非为上诉人提供劳务，上诉人也未对其许以劳务费。恒大绿洲57#的承包人邓云、中昊公司与安邦举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有控制指挥管理关系。安邦举是为邓云干活的，劳务费结算都是与邓云和六建公司结算，而非与中昊公司结算，安邦举在起诉状和庭审中已自述承认该事实。即使认定雇佣关系，也只能认定被上诉人安邦举与邓云之间而非与中昊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安邦举个人的劳务报酬应由邓云承担。五、原审判决将本案定性债权债务纠纷，定性模糊不清，程序不当。1、上诉人未向安邦举出具过欠条，本案不能按照普通民事案件受理。安邦举就本案争议直接起诉至法院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根据该规定，安邦举应当提交“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作为其起诉的基础法律事实，如安邦举不能提供该方面证据，那么本案直接由法院受理即属于程序不当，应当依法驳回安邦举的起诉。而本案中，上诉人未向安邦举出具过工资欠条，安邦举以该理由要求中昊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原审判决直接受理审理案件的依据是安邦举提交的所谓结算单这一单个证据，该结算单上一无中昊公司的签章，二该结算单显示并非安邦举二人的个人费用，还包括班组其他人的费用。安邦举无权以个人身份主张结算单上的全部费用。安邦举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3、原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债权债务纠纷，定性模糊不清，且依据不足。恒大绿洲57#楼劳务费系由六建公司第二项目部批准并直接支付给邓云或其指定人员的，上诉人并未实际收到该劳务费。原审判决不查明具体施工结算情况，即根据没有上诉人签章认可的结算单要求上诉人承担付款义务，显然草率，有失公平。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安邦举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施工已经验收合格，则无权要求支付工程款或劳务费。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由邓云承担付款责任，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安邦举对中昊公司上诉的答辩意见同其对兴建公司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
六建公司针对兴建公司、中昊公司上诉共同答辩称：一审驳回安邦举对六建公司的诉讼请求完全正确。六建公司将洛阳恒大绿洲57#楼主体及车库的劳务分包给中昊公司，将52#楼外围地下车库的劳务分包给兴建公司，该二公司均为具有劳务分包资质独立法人，分包符合法律规定。劳务分包合同、结算单均由劳务公司签字盖章，支付的劳务费也由劳务公司开具财务收据，款项转入劳务公司账户或其指定账户。2015年春节前，因劳务公司拖欠民工工资导致民工闹事，六建公司在二个劳务公司现场负责人在场情况下，直接代两家劳务公司向包括安邦举在内的民工支付款项，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及市政府的要求。根据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在精装修、交工后维修及住户投诉中，劳务公司不积极维修，六建公司可直接处理，费用从劳务公司工程款中扣除。因劳务公司提前撤出人员，六建公司安排完成劳务公司未完成的工程内容及维修所发生的费用，应当从工程款中扣除。六建公司不仅付清了两家劳务公司的工程款，还出现无法扣回的超额支付现象。综上，六建公司劳务分包合法，与安邦举不存在合同关系，且不欠中昊公司、兴建公司工程款，一审判决驳回安邦举对六建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
兴建公司答辩称：中昊公司上诉所涉的57#楼与答辩人无关，但邓云以中昊公司名义在57#楼施工，证明邓云是以多家劳务公司名义在恒大绿洲施工，邓云实际身份为52、57#楼实际施工人。邓云与安邦举之间构成雇佣关系，相应付款责任应由邓云承担。邓云与安邦举之间的雇佣关系是其在借用资质之后的违法转分包。
邓云答辩称：一、施工合同是六建公司与中昊公司所签订，答辩人是作为签约代表签字，合同显示答辩人系工地负责人。二、上诉人称答辩人和其没有事实劳务关系，也无雇佣关系，是推脱责任。三、六建公司为第一劳务费支付主体，中昊公司为第二主体，六建公司认可其支付给中昊公司劳务费的事实，中昊公司应支付该劳务费。中昊公司与劳务队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当事人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安邦举与兴建公司、中昊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安邦举与兴建公司、中昊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不当。安邦举所主张款项系在其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与邓云以及兴建公司、中昊公司、六建公司之间因支付劳务费用所产生的纠纷，原审法院将案由确定为债权债务纠纷不够准确，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关于兴建公司称安邦举应分别向其和中昊公司主张劳务费应当分别立案起诉，不应当本案中一并进行审理。对此，本院认为，安邦举本案起诉的劳务费用涉及洛阳恒大绿洲52#、57#楼，虽然52#楼和57#楼的劳务分包方分属兴建公司和中昊公司，但安邦举所施工的现场均由邓云负责，总发包方也同为六建公司，并非毫无关联的两笔劳务费。因此，安邦举在本案中一并主张52#、57#楼相关劳务费，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原审法院一并予以审理并无不当。
关于中昊公司称安邦举所主张的劳务费包括班组其他人员的费用，安邦举无权以个人名义主张结算单上的全部费用问题。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安邦举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劳务费并非仅为其二人的劳务费，但安邦举主张劳务费所依据的结算单经本案依法确认后，其他人不能再依与本案相同的两张结算单另行主张权利，不会导致中昊公司重复付款。至于安邦举实际领取劳务费后如何分配，属其班组人员内部事务。
关于兴建公司、中昊公司是否应承担付款义务问题。兴建公司、中昊公司分别与六建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邓云作为中昊公司、兴建公司的签约代表在合同上进行了签名，该合同上分别加盖有兴建公司、中昊公司的印章，而且六建公司也将本案所涉工程相关款项支付至兴建公司、中昊公司名下。安邦举所施工内容属于兴建公司、中昊公司与六建公司所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中所约定的施工范围，故原审法院判令兴建公司、中昊公司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并无不当。兴建公司、中昊公司与邓云之间纠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若兴建公司、中昊公司实际承担了相应付款义务后，其与邓云之间纠纷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兴建公司和中昊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35元，由上诉人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由上诉人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1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 玲
审判员 蔡美丽
审判员 陈加胜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