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民终5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3，男，198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聂咏，贵州瑞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刘娟，贵州瑞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女，200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2，男，201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法定代理人：吴某，系周某1、周某2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女，197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原审被告：周某4，女，197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原审被告：周某5，女，198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周某3因与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吴某、原审被告周某4、周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7民初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某3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一部分、第二项以及鉴定费由上诉人承担的内容；二、改判位于赫章县城××镇公安片区被拆迁的2号楼（2-12-E）周某3享有23.37㎡价值60,762元，改判位于赫章县城××镇公安片区被拆迁的3号楼（3-7-D4）房屋出售款中周某3享有份额32,457.08元，改判周某3享有被继承人的债权和抚恤金47,772元；三、改判鉴定费12,500元由吴某承担；四、判决周某1、周某2、吴某、周某4、周某5返还周某3垫付的安葬费101,700元；五、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某1、周某2、吴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错误。1、一审法院只将已出卖位于赫章县城××镇公安片区被拆迁的3号楼（3-7-D4）房屋卖房款中尚未支付的30，000元列为罗登云遗产，属认定事实错误，罗登云的遗产应包括3号楼购房款141,630.90元；2、被继承人周训彬与吴某是××××年××月××日结婚，而被继承人周训彬在毕节购买商品房的时间是2015年6月17日，该商品房是周训彬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周训彬和吴某的共同财产；3、周某5向吴某偿还的40,000元是周训彬2014年借给周某5，不属于周训彬和吴某的共同财产；4、因周训彬与2016年9月25日去世，周训彬与吴某之间的共同财产只有周训彬两个月的工资。（二）一审法院认定周训彬与吴某从2014年2月起存在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周训彬与吴某从2009年就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于2009年生育周某1、2012年生育周某2，是在周训彬与周某3母亲罗登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吴某与周训彬的婚姻属于无效婚姻。（四）一审判决鉴定费由周某3承担无法依据，证明周某1、周某2享有继承权的举证责任在于吴某，不应由周某3承担鉴定费。（五）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一审未对吴某恶意取走的周训彬银行存款2万元遗产进行处理，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判决周训彬以吴某名义在毕节购买的商品房一套归周某3所有，并要求周某3支付120,824元给周某1、周某2、吴某明显不公。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吴某明及原审被告周某4、周某5二审未提交答辩意见。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吴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分割被继承人周训彬生前的财产：1、位于赫章县公安局片区拆迁安置房3号楼（3_07-D4);2、被继承人周训彬去世后所发的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131428元，该部分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被告周某3（开户行：赫章县农行乌蒙分理处，卡号：62×××79)账户上;3、被继承人遗留工资1.2万元，该部分金额存在周训彬生前的工资卡上；4、第三人周华处有1万元债权；5、被告周某5处有4万元债权；6、第三人朱祖秀处有3万元债权（因朱祖秀向被继承人周训彬购买赫章县公安局片区拆迁安置房2号楼(2-12-E)尚欠3万元）。二、分割被继承人周训彬于2015年9月25日病逝后，单位所发的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131,428元和处理周训彬后事亲戚和朋友所送礼金共计13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训彬与前妻罗登云生有一男二女，长子周某3、长女周某4、次女周某5均已成年。二人生前有夫妻共同财产为在赫章县××村的砖瓦结构住房1幢、赫章县城关公安××区被拆迁房2套，分别为：2号楼的（2－12－E）套,原面积加奖励面积为101.97平方米；3号楼（3－7－D4）套，原面积加奖励面积加超出实物面积为126.27平方米。2014年2月罗登云去世。周训彬于2014年8月31日将公安片区的拆迁房3号楼的3－7－D4套以每平方2600元卖给批第三人朱祖秀，尚有债权30,000元未收取。周训彬就和吴某同居生活，并于××××年××月××日生育女儿周某1，××××年××月××日生育儿子周某2，周某1、周某2的户籍被上在毕节市杨家湾镇××村××组周明国户口上。周训彬和吴某同居期间，于2015年6月17日在毕节买了93.97平方米的商品房1套，已首付房款93,200元，该套房屋正在修建中。罗登云去世后周训彬在侄儿周华处享有债权10,000元，2015年周训彬借40,000元给周某5装修房子，在本案诉讼期间周某5已将借款还给了吴某。××××年××月××日，周训彬和吴某办理了结婚登记。2015年8月初，周训彬病重，其姐姐周训珍和其妹周训祝去毕节探望，周训彬当着二人讲古达乡发科村老家的住房留给周某3，毕节购买的商品房给周某2。同年8月19日，周训彬去周训祝家看棺木。9月13日左右，周训彬去周训珍家耍了5天，还对周训珍说请人给他跳神后他的病全好了。同年9月25日，周训彬在毕节医院去世。周训彬去世后，单位向其家属发放了一次性抚恤金129,828元，丧葬费1600元，合计131,428元，并将该笔款打入周某3的账户。周训彬的工资卡上留有工资余额为12,000元。周训彬的丧事由周某3主持操办，礼金由其收取。2016年2月29日三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分割周训彬的遗产，在审理中被告周某4和周某5认可有同父异母的妹妹周某1、弟弟周某2，并愿意参与鉴定，但周某3不认可有其与周某1、周某2的同父异母关系，经一审法院释明鉴定机构愿来赫章采集血液，但周某3仍拒绝参加鉴定。因只有周某4和周某5提供血液，致鉴定程序难度增加。经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支持了吴某是周某1、周某2的生物学母亲；鉴定意见支持周某2、周某1为全同胞（同父同母）亲缘关系，支持周某2、周某1与周某4、周某5为半同胞（同父异母）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六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本案中，周某3称其父亲周训彬生前留下口头遗嘱，将位于赫章县古达乡发科小学附近的砖混房子一栋、位于赫章县公安局片区拆迁安置房一套归自己所有，毕节新买的住房归周某2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之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该条规定，公民在“危急情况下”才能立口头遗嘱，“危急情况下”消除后不立录音或书面遗嘱的，所立口头遗嘱无效。但本案中，原告吴某提供的两个遗嘱见证人是在2015年农历六月去看周训彬时听到周训彬对房屋的口头安排，但其证言难以反映当时周训彬处于“危急情况下”，如果该口头安排是为了立遗嘱，既使当时周训彬处于危急情况下，但七月初六周训彬又去周训祝家，八月初几又去周训珍家，还对周训珍说请人给他跳神后他的病全好了，此段期间内危急情况已消除，周训彬完全有时间立书面或录音遗嘱，且两个证人在立遗嘱的具体时间上、吴某当时是否在场等说法不一致，故该口头遗嘱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四）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遗产……。”的规定，周训彬的遗嘱涉及的遗产应全部按法定继承办理。周训彬之前妻罗登云死亡前，位于赫章县××村的砖瓦结构住房1幢、赫章县城关公安××区被拆迁房2套、2号楼的（2－12－E）、卖掉的3号楼（3－7－D4）产生的朱祖秀债权30000元，应为周训彬与罗登云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由于老家的住房原告愿意放弃，故对老家的房屋可不再进行分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罗登云去世时，应将这些财产划一半给周训彬，因继承权男女平等，另一半由周训彬、周某4、周某5、周某3四人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平均分配。关于公安片区的拆迁房，周某3要求按市场价进行分割，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市场价，故一审参照周训彬出售给朱祖秀的价格每平方2600元计算。周某4、周某5、周某3每人应分得的数额为36,890.25元{（101.97×2600元+30,000元）÷2÷4}，周训彬应分得184,451.25元{（101.97×2600元+30,000元）÷2+36,890.25元}。另184,451.25元为周训彬的个人财产，周训彬死亡后，该笔遗产应由吴某、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周某5六人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平均分配。上述六人每人应分30,741.9元。关于吴某与周训彬的关系，在罗登云去世前，二人未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周围群众也没有认为二人是夫妻关系，故只应认定为同居关系，属于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罗登云去世后，因其与周训彬的婚姻关系终止。事后周训彬与吴某补办了结婚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第八条“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周训彬与吴某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在此期间二人取得的财产，应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其二人的共同财产为：在毕节的商品房首付款93,200元，周训彬在侄儿周华处的债权10,000元，卡上遗留的工资12,000元，周某5向吴某偿还的40,000元，合计155,200元。其中77,600元应归吴某所有，另一半77,600元应为周训彬的遗产，应由周训彬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吴某、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周某5分得12,933元。周训彬死亡时，单位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129,82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七十七条：“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的规定，该笔录费用是对死者亲属的抚恤，应由死者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享有。故所有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吴某、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周某5都应参与分配，各分得,21638元。综上，各方当事人应继承的分额依法确定为：吴某142,902.90元（30,741.9+77,600+12,933+21,638），周某1和周某265,312.90元（30,741.90+12,933+21,638），周某4、周某5、周某3各102,203.15元）。至于周训彬的丧葬费1600元、办周训彬丧事时周训彬生前的亲朋好友送的的礼金130,000元，丧葬费用于安葬死者，丧事是由周某3主持操办，相关费用也是周某3开支，礼金是周某3与亲朋之间的民间礼尚往来，不属于遗产范围，对原告要求分割的请求，不予支持。诉讼中，被告周某4、周某5要求将自己继承的份额赠与给周某1和周某2，而周某1、周某2的代理人吴某表示接受。故周某4、周某5应继份额应计入周某1、周某2应分得的份额。本案将遗产和应分割的抚恤金总额580,150（295,122+155,200+129,828）-周某3应得份额102,203.1元(67,632.1+12,933+21,638)为原告方应得数额477,946.85元。因原告分得的遗产较多，故公安片区的拆迁房、周华和朱祖秀处的债权由原告吴某收取，周某5已清偿的债权及卡上的工资归原告等人所有。毕节的商品房仅首付93,200元，被告周某3有固定收入，有能力支付按揭款，可由周某3行使相关权利。再由周某3向原告支付120,824.85元。即原告应得份额总数合计为（吴某142,902.90元+周某1和周某265,312.90元×2+周某4、周某5份额102,203.15元×2+周华债权10,000+朱祖秀债权30,000+卡上工资12,000+周某5已还债权40,000+周某3应补的数额120,824.85元＝477,946.85元。）477,946.85元。周某3应得份额（毕节住房93,200+9003.15元＝102,203.1元）102,203.1元。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供生活有特殊困难的证据，故要求对周某1和周某2照顾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被告称原告隐瞒遗产、将赫章的房子卖了去买毕节的房子、周训彬将自己买的共同财产搬走等因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不予采纳。被告要求原告返还其父周训彬与吴某生活期间的工资一半以及周训彬给吴某与前夫所生的孩子的费用等，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周某3称其父还买得有一套房子，应属于遗产，不知道怎样办在了周某4的名下，但周某4和周某5均称该套房屋是其父买给周某4，钱由周某4支付，因该房屋是否属于遗产存在争议，被告周某3应另案主张。因周某3拒绝鉴定，致本案诉讼成本增加，故本案鉴定费由周某3承担。据此，一审判决：一、赫章县公安××区××拆迁房××楼××Ｅ房屋一套由原告吴某、周某1、周某2行使相关权利和承担相关义务。以吴某的名义在毕节购买的商品房一套由周某3行使相关权利和承担相关义务；二、周华的债权10,000元、朱祖秀30,000元、周某5偿还的40,000元、周训彬卡上遗留的工资12,000元由原告等人享有、清收。再由被告周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吴某、周某1、周某2120,824.85元。案件受理费9201元，由吴某、周某3各负担4600.50元，鉴定费12,500元，由周某3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被继承人周训彬的遗产范围如何确定；2、被继承人周训彬的遗产及抚恤金如何分配；3、周某3应否承担本案鉴定费；4、周某1、周某2、吴某、周某4、周某5应否返还周某3安葬费。关于被继承人周训彬的遗产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吴某在周训彬与罗登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名义与周训彬共同生活，但周围的群众并不认可二人属于夫妻关系，二人应属于有违善良风俗的非法同居关系。2014年2月20日罗登云去世后，吴某与周训彬继续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并于××××年××月××日补办结婚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的规定，因罗登云死亡后其与周训彬的婚姻关系自然解除，吴某与周训彬的婚姻关系自罗登云去世后即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即自2014年2月20日起吴某与周训彬之间存在婚姻关系。故对本案所涉财产，2014年2月20日之前产生的财产应属于周训彬与罗登云的夫妻共同财产，2014年2月20日之后产生的财产属于周训彬和吴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2014年2月20日之前产生的财产有：1、位于赫章县××村的砖瓦结构住房1幢；2、位于赫章县城关公安××区被拆迁房2号楼（2－12－E）一套；3、卖掉位于赫章县城关公安××区被拆迁房3号楼（3－7－D4）一套产生的朱祖秀债权30,000元，前述3号房系由周训彬于2014年8月31日以141,630.90元价格出售给朱祖秀，朱祖秀当时只付给周训彬111,630.90元卖房款，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111,630.90元卖房款的去处，视为已由周训彬个人使用，一审仅将朱祖秀未付的30,000元卖房款认定为周训彬、罗登云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2014年2月20日之后产生的财产有：1、在毕节的商品房首付款93,200元；2、周训彬在其侄儿周华处的债权10,000元；3、周训彬银行卡上遗留的工资12,000元；4、周训彬在周某5处的债权40,000元。另外，周训彬单位发放的129,828元一次性抚恤金属于周训彬死亡后才产生的财产，不属于周训彬的遗产，但该笔款项是周训彬单位对其近亲属的抚恤，具有人身依附性，应视为由周训彬近亲属共同共有。关于被继承人周训彬的遗产及抚恤金如何分配的问题。对于周训彬与罗登云的共同财产部分：1、对位于赫章县××村的砖瓦结构住房1幢，周某1、周某2、吴某在一审诉讼中放弃分割，一审未对该财产进行分割。2、对位于赫章县城关公安××区被拆迁房2号楼（2－12－E）一套房产，参照周训彬出售给朱祖秀的价格每平方26,00元计算为：101.97×2,600元=265,122元，该房为周训彬与罗登云的夫妻共同财产，周训彬享有一半的份额为265,122元÷2=132,561元，罗登云去世后，罗登云享有的另一半份额由其法定继承人周训彬、周某3、周某4、周某5各享有四分之一为132,561元÷4=33,140.25元，故周训彬对位于赫章县城关公安××区被拆迁房2号楼（2－12－E）一套房产享有的份额为132,561元+33,140.25元=165,701.25元。3、卖掉位于赫章县城关公安××区被拆迁房3号楼（3－7－D4）一套产生的朱祖秀处债权30,000元，该债权为周训彬和罗登云的夫妻共同财产，周训彬享有一半的份额为30,000元÷2=15,000元，罗登云享有的另一半份额由其法定继承人周训彬、周某3、周某4、周某5各自享有四分之一为15000÷4=3,750元，故周训彬对朱祖秀债权30,000元享有的份额为15,000元+3,750元=18,750元。对于周训彬与吴某的共同财产部分：共同财产总值为93,200元+10,000元+40,000元+12,000元=155,200元，周训彬和吴某各享有一半的份额为155,200元÷2=77600元。据此，本案需分割的周训彬遗产价值为165,701.25元+18,750元+77600元=262,051.25元，周训彬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有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1、周某2、吴某，前述六名继承人各自应继承的财产份额为262,051.25元÷6=43675.21元。周训彬单位发放的129,828元一次性抚恤金现保存于周某3处，该财产应由周训彬近亲属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1、周某2、吴某共同共有，各自分别占六分之一的份额为129,828元÷6=21,638元。综上所述，对本案参加分割的财产和抚恤金，周某3、周某4、周某5各应分得33,140.25元+3,750元+43675.21元+21,638元=102,203.46元，周某1、周某2各应分得43,675.21元+21,638元=65,313.21元，吴某应分得77600元+43,675.21元+21,638元=142,958.21元。因一审诉讼中，周某4、周某5要求将自己应继承的份额赠与周某1和周某2，而周某1、周某2的代理人吴某表示接受，故周某1、周某2、吴某应分得102,203.46元+102,203.46元+65,358.21元+65,358.21元+142,958.21元=477,946.05元。对于在毕节首付93,200元购买的商品房，因周某3有固定收入，有能力支付后期按揭贷款，吴某无固定收入，无能力支付后期按揭贷款，该房由周某3行使相关权利较为合适。综上，本案参与分割的涉案财产总价值为：位于赫章县城关公安××区被拆迁房2号楼（2－12－E）一套房产265,122元+朱祖秀处债权30000元+毕节的商品房首付款93,200元+周训彬在其侄儿周华处的债权10,000元+周训彬银行卡上遗留的工资12,000元+周训彬在周某5处的债权40,000元+保存在周某3处的抚恤金129,828元=580,150元，周某3应分得的财产仅为102,203.46元，其余财产应归周某1、周某2、吴某。因周某3已得财产价值为：毕节的商品房首付款93,200元+抚恤金129,828元=223,028元，故周某3应补给周某1、周某2、吴某223,028元-102,203.46元=120,824.54元。一审判决位于赫章县公安××区××拆迁房××楼××Ｅ房屋一套由原告吴某、周某1、周某2行使相关权利和承担相关义务，以吴某的名义在毕节购买的商品房一套由周某3行使相关权利和承担相关义务，判决周华处债权10,000元、朱祖秀处债权30,000元、周某5偿还的40,000元、周训彬卡上遗留的工资12,000元由周某1、周某2、吴某享有、清收，并判决周某3付给周某1、周某2、吴某120,824.85元正确。一审判决确定周某3付给吴某、周某1、周某2的120,824.85元金额，虽因计算方式、方法的不同，与本院计算的120,824.54元金额存在微小差别，但并不对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关于周某3应否承担本案鉴定费的问题。周某1、周某2、吴某作为主张继承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即周某1、周某2与周训彬之间存在亲子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周某1、周某2、吴某于2016年2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同时提交亲子鉴定申请，周某3虽经法院释明不配合作亲子关系鉴定，但周某4、周某5均同意并参与了亲子关系鉴定，本案鉴定机构贵州省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依法作出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支持周某4、周某5与周某1、周某2为同父异母关系，可见即便周某3不配合鉴定，也不影响鉴定程序的正常进行，且周某3作为本案一审被告，并无义务协助周某1、周某2、吴某证明前述待证基本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本案鉴定费12,500元应由周某1、周某2、吴某承担，一审判决本案鉴定费由周某3承担明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的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关于周某1、周某2、吴某、周某4、周某5应否返还周某3安葬费的问题。本案中，周某3作为周训彬的成年长子，由其负责周训彬去世后的安葬相关事宜并收取丧事礼金，符合当地风俗习惯。周某3主张返还101,700元安葬费的请求属于二审新增的诉讼请求，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存在101,700元安葬费事实，且本案法律关系为法定继承纠纷，周某3主张的安葬费既不是周训彬的遗产，也不属于周训彬的生前债务，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周某3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原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9,201元，由被上诉人吴某负担46,00.50元，上诉人周某3负担4,600.50元，鉴定费12,500元，由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吴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127元，由上诉人周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某4审 判 员 王明会审 判 员 李中付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光全书 记 员 黄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