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秀法行初字第00021号
原告刘勇，男，1972年12月26日生，土家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
原告程芳，女，1970年11月17日生，苗族，重庆市黔江区人。
委托代理人刘勇，系程芳之夫。
被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局。
住所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中路。
组织机构代码：68148094-2。
法定代表人石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唐明军，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重庆汇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桃花源中路***号亚伸广场4-12-1。
组织机构代码：75624996-5。
法定代表人蒋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冉华宇，重庆百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勇、程芳与被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局（以下简称酉阳县规划局）、第三人重庆汇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汇升公司）行政许可一案，原告向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于2014年9月20日申请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2014年10月8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4年11月3日受理后，因重庆汇升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将其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4年12月9日，本院作出2014秀法行初字第0003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刘勇、程芳的起诉。刘勇、程芳不服，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5）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07号《行政裁定书》，撤销了本院作出的2014秀法行初字第00036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勇、程芳，被告酉阳县规划局的副局长张宗银、委托代理人唐明军，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冉华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酉阳县规划局于2011年12月9日向重庆市酉阳县万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重庆汇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颁发了地字第建5002422011001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被告酉阳县规划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及适用的法律依据：第一组证据：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酉阳自治县中心城区（钟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方案的批复》（酉阳府函（2009）301号）、渝酉合字（2011）第2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被告颁证的要件。第二组证据：《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证明被告颁证的要件。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证明被告审批颁证的法律依据。
原告诉称，原告于2005年为改善居住条件，将位于玉柱社区内自家宅基地上危房拆除后新建，于2005年12月8日办理相关建房手续，并缴清相应税费，经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建设委员会竣工验收后，2005年12月27日获得酉规竣清编号2005-0218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该证确立原告自建房符合城市规划要求。2011年11月9日，被告未告知原告，也未撤销原告所持酉规竣清编号2005-0218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而将原告自建房作出规划变更，颁发了地字第建5002422011001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在审批地字第建5002422011001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过程中，明知该证与原有规划许可有实质上的重叠和侵害行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原告享有被告知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也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而被告不公布、不告知、也不举行听证。综上，原告合法取得的酉规竣清编号2005-0218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其建筑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第25条的规定，应依法予以保护，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且被告颁证程序违法，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地字第建5002422011001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被告辩称，原告所称的项目方案总平面图不属于被告核发的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内容、附件。一、审批程序。第三人持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向我局申请办理“万僖中央广场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经审核，符合相关法定条件，于是我局核发了地字第建5002422011001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二、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了审批的依据。综上，我局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审批，程序合法，并无过错。
第三人述称，被告的行政行为合法。2010年12月10日，第三人取得投资项目备案证，2011年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有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人持其他许可在被告处办理了规划许可。原告认为被告的办证行为程序不合法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重庆市规划条例》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法律并没有规定需要进行听证。原告的土地已经被依法征收，该土地被挂牌出售给第三人。被告对第三人的许可行为，不属于控制性规划，属于依申请的行为，原告不享有听证的权利，原告也不是行政相对人。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地字第建500242201000057《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明这个许可证是虚假的。结合证据三，颁发规划许可证需要在批准书之前。证据二、地字第建5002422011001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明尾号为057的许可证与尾号为120的许可证规划条件不同，有变更、修改。证据三、2010国字033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证明用地批准书颁发时间与规划许可证是同一天，容积率不一，被告违法办理规划许可证。证据四、2011国字040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证明与编号为033号的批准书载明的容积率不同。证据五、《酉阳县行政事业性收费缴款书》，证明原告足额缴纳了规费。证据六、《城镇居民建房（补办）申请呈报表》，证明原告建房合法。证据七、《民主与法制》2014第21期第21页（文章题目为《被扭曲的“城镇化”》专题报道之四“扩城运动”遭垢病），证明被告随意变更规划，随意颁证。证据八、（2013）渝四中法行终字0003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曾向被告索要过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整体规划审批手续，法院支持了我的诉讼请求，但被告没有履行判决。证据九、《光盘》2张，证明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的时候没有和原告协商，反而威胁原告单位，对原告进行施压。证据十、《重庆市酉阳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2月2日党委（扩大）会议纪要》，证明被告未和原告协商，反而滥用权利进行威胁。
第三人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一份、《收条》五份、《汇升地产付款申请单》、《付款说明》、《领条》、《拆迁补偿资金结算登记表》、《收据》各一份，载明原告与第三人于2011年3月15日就原告坐落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桂芳街60号附3号的房屋达成了《房屋产前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约定补偿、补助、奖励总额为人民币86726.23元。同日，原告领取了全部补偿款。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提出备案登记证与规划许可证是同一日颁发的，不能证明谁先颁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体现出颁证的情况；对法律依据提出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真实、合法。原告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该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协议是无效的，原告和第三人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与尾号为120号的规划许可证无直接关系，与本案无关联；证据二真实；证据三与本案无关，颁发许可证不是以批准书为要件；证据四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三；证据五、六、七、八、九、十与本案无关联。被告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被告无关。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第三人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已经按照安置方案、政策对原告进行了补偿。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告、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及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作以下认定：
原告所举示的证据一、二、三、四，能证明本案的部分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五、六，能证明原告房屋的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七、八、九、十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于2011年3月15日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第三人领取了相应的补偿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原告的陈述、被告的答辩及第三人的述称，以及各方的举证、质证，本院归纳如下法律事实：
2009年8月21日，经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酉阳自治县中心城区（钟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方案的批复》酉阳府函（2009）301号同意，调整了该县中心城区（钟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2010年12月20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重庆市酉阳县万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市万僖公司）颁发《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2011年12月5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重庆市万僖公司签订渝酉合字（2011）第2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位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镇玉柱社区（即桂芳街片区）宗地编号为Z43-1／02、Z49-1／02、Z501／02的土地出让给重庆市万僖公司，用途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该合同补充条款载明，“原签订的渝酉合字（2010）10号合同作废”。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0年向重庆市万僖公司颁发了2010国字033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该批准书上备注一栏载明：出让合同：渝酉合字（2010）第010号……。随后，被告向该公司颁发地字第建500242201000057《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就万僖中央广场项目的规划设计指标和规划作出要求。2011年，被告又向重庆市万僖公司颁发2011国字040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该批准书上备注一栏载明：出让合同：渝酉合字（2011）第25号。2011年12月9日，被告向重庆市万僖公司颁发了地字第建5002422011001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就万僖中央广场项目的规划设计指标和规划作出要求，并载明“原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建500242201000057号文件及附图作废”。两个规划许可证上所载明的地块同一，规划设计指标、规划要求不一。该地块处于前述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心城区（钟多组团）规划范围内。原告刘勇、程芳认为被告作出的地字第建5002422011001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程序违法，该证与原告所持有的酉规竣清编号2005-0218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有重叠和侵害，被告的行政行为侵犯了二原告的知情权、听证权等，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1年1月，重庆市万僖公司取得万僖中央广场项目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后即开始实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原告刘勇、程芳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桂芳街（玉柱社区）有房屋一幢，系万僖中央广场项目的被拆迁人，2011年3月15日，二原告与重庆市万僖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二原告除应获得的产权调换房屋外，另由重庆市万僖公司补偿、补助、奖励二原告86726.23元，同日，二原告领取了该款。
再查明，2013年，重庆市酉阳县万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企业名称变更为重庆汇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人，应当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刘勇、程芳认为被告向第三人重庆汇升公司颁发的地字第建5002422011001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与其持有的酉规竣清编号2005-0218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有实质上的重叠和侵害行为，二原告系利害关系人，故诉至人民法院。然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原告刘勇、程芳与第三人重庆汇升公司（前身为重庆市酉阳县万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15日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并于同日领取了该协议约定的全部补偿款。而地字第建5002422011001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系被告于2011年12月9日向第三人重庆汇升公司颁发，此时，二原告的房屋已经《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协议拆迁，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对二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已经或者将会产生实际影响。故，二原告与被告颁发地字第建5002422011001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二原告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勇、程芳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延军
审 判 员 白 云
人民陪审员 田仕万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周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