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723民初1096号
原告：郑求富，男，1955年9月5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
原告：郑求辉，男，1969年4月4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林，大余县南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被告：大余县河洞乡河洞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余县。
法定代表人：谭景龙，该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平，该村委会法律顾问。（特别授权）
原告郑求富、郑求辉诉被告大余县河洞乡河洞村村民委员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郑求辉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讼代理人蔡林，被告法定代表人谭景龙、委托讼代理人徐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求富、郑求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归还非法占有原告的林地收益款54076元。事实与理由：1999年9月，河洞村委会为充分利用本村林地资源，将其松山脑、高坞里约934亩的残山发包给原告经营管理，时限为50年签订了《山林承包协议书》一份。按合同约定，原告已履行完毕了协议中所载明的全部义务，其中包括50年的1万元承包费以及替被告还清其所欠造林公司因抚育本承包山所借的债务。2007年至2009年期间，被告曾多次勾结、利诱社会人员，向原告进行恐吓威胁，逼迫原告另行向其交纳“让利于民”山价，否则将对原告承包山场进行瓜分拍卖或乱砍滥伐。为避开暂时的不利，维护原告的正常生产，原告方被逼无奈先后向被告交了总计54076元山价。因此事原告与河洞乡政府进行了沟通，希望通过当地政府解决此事，要求乡政府采取相关措施使被告归还原告所交山价款，但至今未果。原告认为，被告不应当对原告的收益进行非法侵占，现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辩称，我方是根据政府文件收取的山价，原告称对其非法侵占其收益不准确，原告要求返还的金额是山价，是2006年至2009年的事情，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我们认为原告起诉事实理由不成立，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山林承包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承包松山脑山场；2、收款收据原件11张，证明原告交了山价给被告；3、现金收入凭单原件一份，证明原告已于99年10月2日向被告交付了1万元承包费。4、调解告知函，证明经乡政府调解无效。5、大余县造林公司收据，证明原告已将改造款交清了。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和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大余县人民政府余府发【2005】47号关于印发《大余县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补充意见》复印件一份，证明村委会收取山价的依据。2、河洞村集体资产管理理事会《通知》、《关于郑求富、郑求辉承包河洞村集体杂山943.5亩乱砍滥伐情况报告》、《松山脑山场、高坞里山场损毁林地测量统计数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在承包经营过程中存在重大违约情况。3、2008年10月6日河洞村委会《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村民要求理事会按政府规定收取山价。4、2015年9月14日河洞村委会《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收取山价是村民根据政府规定的要求和意愿。5、《山林承包协议书》复印件、《大余县造林公司低产林改造合同》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双方的承包关系，原告所承包的山林原来是松林和杂林。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无异议。对第3、4组证据无异议。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已将钱交清了。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组证据有异议，表示没有提供原件，对其证明目的也有异议，表示文件下发的目的是针对林场，不是针对承包户。对第2组证据中的河洞村集体资产管理理事会《通知》的三性有异议；对《关于郑求富、郑求辉承包河洞村集体杂山943.5亩乱砍滥伐情况报告》有异议，表示当时原告已经将山林转包给了其他人，林业局对当时承包的人进行了处理，与原告无关；对《松山脑山场、高坞里山场损毁林地测量统计数据》的三性有异议。对第3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对第4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对第5组证据的《山林承包协议书》复印件无异议，对《大余县造林公司低产林改造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对于原、被告双方所举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如下：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第5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表示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对此政府文件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第2、3、4组意见，此组证据虽为复印件，但根据三组证据的具体内容，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第5组证据中的《大余县造林公司低产林改合同》，原告对其真实系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9月2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山林承包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为充分利用本村森林资源，发展林业生产，村委会决定将松山脑、高坞里杂山玖佰叁拾肆亩承包给郑求富、郑求辉经营管理，双方协议如下：1、山林界址：松山脑，东天水；南过右源老路；西杉山界；北圳横、火界。高坞里：东杉山；南大埂到火界；西左岔坞中心直上；北天水大埂。2、承包者在协议订立时，一次性交清村里山林承包费壹万元整。3、村委会协助办理有关手续，承包者必须全部承担原村委会与造林公司协议的债务，并执行原村委会与造林公司所签合同的条款。承担造林公司的债务，以交木材的方式偿还，债权单位负责解决采伐指标。4、山场承包期一定50年不变，可继承、转让及经营。5、协议壹式叁份，由双方及债权单位各执为凭，即日生效。特此订立发包方：河洞村委会承包人：郑求富、郑求辉债权单位：造林公司经办人：李红星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原、被告双方及造林公司和经办人均在协议上加盖公章或印章。为妥善解决全县集体山林流转不规范、利益分配不合理等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山林流转机制，保障山林所有者和林农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还利于民的精神，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结合全县实际，经县政府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大余县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05年8月4日，大余县人民政府以余府发【2005】47号文件印发了《大余县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补充意见》，对全县2004年9月1日前实施流转的集体山林，在维持现经营主体的前提下，落实税费让利政策，完善林价补偿机制，通过调整林价分成比例，以林价补偿（含政策性让利）的方式落实给林地权利人。该补充意见对集体山林流转后的林价在经营者和林地权利人之间的分配比例进行了重新调整和明确。2006年8月25日至2012年1月21日，根据该补充意见的规定，被告对原告所承包的山场收取的林价共计54076元，并且开具了收据，具体为：1、2006年8月25日收取3260元，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郑荣三承包村集体山:政策性让利山价款项金额（大写）拾万叁仟贰佰陆拾元角分（￥：3620）备注根据县2005年47号文件精神收缴”；2、2007年7月30日收取7200元，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郑求辉承包村集体山场政策性让利山价款项金额（大写）拾万柒仟贰佰拾元角分（￥：7200）备注转让一次性砍伐杂木款：60000元中提取20%做山价中60%交村集体”，该收据上同时标注有“松山脑山场”字样；3、2007年7月30日收取800元，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郑求辉承包村集体山场政策性让利山价款项金额拾万仟捌佰拾元角分（￥：800）备注2006年度暂定100亩，每亩竹20根，每根山价0.4元”，该收据上标有“松山脑山场”字样；4、2008年元月12日收取1200元，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承包户郑求富交来政策性让利山价2007年度款项金额（大写）拾万壹仟贰佰拾元角分（￥：1200）备注指毛竹林，杂山不在其内”；5、2008年元月12日收取1800元，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承包户郑求富交来2007年度政策性让利山价款项金额（大写）拾万壹仟捌佰拾元角分（￥：1800）备注指杂山林木”；6、2008年元月12日收取800元，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承包户郑求辉交来2007年度政策性让利山价款项金额（大写）拾万仟捌佰拾元角分（￥：800）备注指毛竹林山价、杂山林不在其内”；7、2009年12月31日收取1600元，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郑求辉承包松山脑竹山政策性让利山价款项金额（大写）零拾零万壹仟陆佰拾元角分（￥：1600元）备注2008年至2009年度”；8、2009年12月31日收取20016元，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郑求辉承包南山（松山脑山林）政策性让利山价款项金额（大写）零拾贰万零仟零佰壹拾陆元角分（￥：20016元）备注166800×20%=33360元×60%=20016元，此后此山杂木不收山价至2011年底为止”；9、2010年11月27日收取3600元，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郑求富承包松山脑山场毛竹山价：2008年度至2010年度款项金额（大写）拾万叁仟陆佰拾元角分（￥：3600元）备注2008年至2010年三年每年1200元”；10、2010年11月27日收取11400元，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郑求富承包松山脑山场阔叶林山价款项金额（大写）拾壹万壹仟肆佰拾元角分（￥：11400元）备注2008年至2011年度”；11、2012年1月21日收取2400元，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郑荣三交来松山脑竹山山价120亩×20元=2400元款项金额（大写）拾万贰仟肆佰拾元角分（￥：2400元）备注2011年度山价，不含郑求辉承包山场”。上述款项中，原告方庭审时表示除第1、3、4、5几笔款项系原告方自己到村委会交纳的外，其余几笔山价款因当时原告将所承包的山场转包给了他人经营，是后面的经营者交纳到村委会的，但原告方已从后面的经营者应支付给原告的转包费中予以了核减，实际为原告出的钱。2008年8月29日，原告向大余县造林公司偿还了大余县造林公司对该片山场的投资款77880元。2016年8月，大余县河洞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就被告已收取的山价款54076元是否需退回原告一事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但未调解成功而终成诉。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1999年9月29日签订的《山林承包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从协议内容看，双方并未在该份协议中约定原告在交纳承包费和承担造林公司的债务后，是否需要根据林业政策再交纳在砍伐林木中按比例提取的山价（林价）给被告。由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系民事合同，而民事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对约定不明或未约定事项均可通过协商予以解决，且经过协商一致后，还可变更合同。被告在林改期间，根据县里的文件规定，对已发包出去的集体山林的林价分配比例予以重新调整并向原告收取，且在收据上明确注明收取的是政策性让利的山价，并且在2006年8月开始按这种方式一直收取到2012年1月份，原告方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提出了异议，由此看出对于原告承包的集体山林是否需交纳山价给被告，双方在承包协议中虽未明确约定，但在实际的履行过程中，通过交纳和收取并开具收据这一系列行动，双方达成了需交纳山价合意，这实际上是对原承包协议中未明确涉及的山价问题的一种完善和补充，这种完善和补充并不违法我国的法律规定。此外，从原告自己在庭审中的陈述来看，本案涉及的山价除少部分是原告自己交纳到被告处以外，其余山价均是由原告在承包期间将山林转包给了他人经营而由他人予以交纳的，并非原告交纳的；原告虽称其已从他人应交纳给其的转包费中予以抵扣这部分山价，但原告并未提供转包给他人的转包合同或其他证据证明因他人交纳了给村里的山价而自己少收了他人应付给原告相同金额的转包费；因此，从诉讼主体资格看，他人交纳给被告这部分山价，原告也并没有法律依据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诉称被告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多次勾结、利诱社会人员对其进行恐吓威胁而逼迫其交纳山价，对这一说法，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再者，如果原告认为被告收取山价不合理，是被告逼迫所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第55条的规定，在交纳之后，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依法行使撤销权，但原告却没有。因此，对原告诉称其系在被告威胁、逼迫下而交的山价这一说法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诉称要求被告归还非法占有原告的林地收益款54076元的诉请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五十四条、都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求富、郑求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52元，由原告郑求富、郑求辉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阳裕光
人民陪审员 林如海
人民陪审员 李文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