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6民终1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凤云，女，1968年8月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现住砚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随琳琳，女，1988年11月1日生，汉族，大学文化，现住砚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随文文，女，1990年7月10日生，汉族，大学文化，现住砚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随砚南，女，1992年6月16日生，汉族，现住砚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随祥祥，男，1994年11月6日生，汉族，现住砚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随建国，男，1949年10月4日生，汉族，文盲，现住砚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班氏，女，1946年9月16日生，汉族，文盲，现住砚山县。以上七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普中华，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琪，男，1961年2月20日生，汉族，现住文山市。委托代理人黄勇，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马胜永，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武凤云、随琳琳、随文文、随砚南、随祥祥、随建国、班氏因与被上诉人张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一初字第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凤云、随琳琳、随文文、随祥祥、班氏及其委托代理人普中华，被上诉人张琪的委托代理人黄勇、马胜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武凤云与死者随卫东系夫妻关系，原告随琳琳、随文文、随砚南、随祥祥系死者随卫东的子女，原告随建国、班氏系死者随卫东的父母。2009年12月，被告张琪因在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黄平镇国资公司监舍投资建脱水蔬菜厂，聘请死者随卫东作为厂长，负责日常的生产经管管理。2013年8月1日，随卫东驾车与原告随琳琳、随文文一同前往贵州省绥阳县，当日23时许，随卫东及原告随琳琳、随文文一同入住绥阳县博雅文化艺术陈列馆聚贤楼宾馆，2013年8月2日随卫东在该宾馆内意外死亡。2013年8月3日，原告武凤云向绥阳县公安局提出申请，原告武凤云及随卫东的家人均认为随卫东是因疲劳驾驶过度诱发疾病导致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因此特向绥阳县公安局申请不对死者随卫东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2013年8月4日，贵州省绥阳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绥）公（刑）鉴（法病）字[2013]065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认为随卫东的死应考虑劳累并××死亡。另查明：2013年8月3日，绥阳县博雅文化艺术陈列馆与原告武凤云签订《协议书》，绥阳县博雅文化艺术陈列馆出于人道主义自愿补偿随卫东家属现金人民币15000元；2013年8月3日，原告武凤云收到绥阳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补助随卫东家属的丧葬补助现金人民币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指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在劳务提供者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引发的纠纷。本案中，七原告关于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抢救治疗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共计人民币626044元的诉讼请求，因七原告未能举证证实其直系亲属随卫东的死亡结果是因随卫东提供劳务过程中被告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存在过错所造成，也不能举证证实随卫东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他人侵权行为造成，而是七原告在其诉称中陈述的意外死亡，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关于认为七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因七原告明知其直系亲属随卫东的死亡时间为2013年8月2日，而七原告因随卫东死亡向本院起诉被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的时间为2015年7月23日，且七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在应当起诉被告的诉讼时效期间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发生过诉讼时效的中断或中止，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武凤云、随琳琳、随文文、随砚南、随祥祥、随建国、班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60元，由原告武凤云、随琳琳、随文文、随砚南、随祥祥、随建国、班氏承担。宣判后，武凤云、随琳琳、随文文、随砚南、随祥祥、随建国、班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随卫东死亡的时间为2013年8月3日，上诉人提供证据《质证笔录》中作出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质证笔录》中明确指出“因张琪的诉讼致使我方不能向张琪主张相应的赔偿要求，今天我方正式向张琪主张因随卫东死亡引起的赔偿请求。”当时虽被上诉人未出庭应诉，但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场，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明确提出赔偿请求，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从2014年7月29日开始重新计算，即使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三十三条之规定计算诉讼时效，计算至2015年7月29日才届满。上诉人在诉讼时效内向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5年7月23日受理本案，本案未超出诉讼时效。（二）随卫东是执行被上诉人雇佣事务时死亡，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1、随卫东是被上诉人雇佣的员工。一审上诉人是根据（2014）文中民一终字第67号案再审申请《庭审笔录》中被上诉人张琪承认随卫东是其雇佣的员工，在鹤庆县公安局黄坪派出所《询问笔录》（2013年8月3日）其雇员胡树华亦指出“张医生”（即张琪）是随卫东的老板。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称“随卫东的劳务职责为：负责脱水蔬菜厂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营销及后续的售后工作。”上述证据均表明，随卫东是被上诉人雇佣的员工，被上诉人与随卫东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2、随卫东前往贵州系执行被上诉人雇佣事务。首先，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答辩称，随卫东死亡前的一段时期并非鲜葱的栽种季节，脱水蔬菜厂处于停产的状态。从常识可以判断自己，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加工、食用，且从我方提供的照片可看出，随卫东在执行工作的车上确实载有大量葱苗，数量之多，明显不是用于随卫东自己栽种或食用。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显示，随卫东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做厂里的葱生意”，该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未告知罗东其指派随卫东前往贵州进行脱水蔬菜厂的雇佣事务，即“过程中没谈到这事”，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未指派随卫东前往贵州并执行雇佣事务。况且，被上诉人持续地与随卫东进行联系，表示其一直对随卫东前往贵州执行雇佣事务的事实是知悉且认可的。其次，如前所述，随卫东作为脱水蔬菜厂厂长，负责脱水蔬菜厂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同时还负责脱水蔬菜厂的营销及后续工作，脱水蔬菜厂的进货、加工、出售，均是对该厂日常事务常规化管理，被上诉人主张脱水蔬厂当时处于停产状态也需要收购原料重新开始加工，随卫东前往贵州执行考察葱苗栽种情况同时进行收购，显然系获得张琪的直接指派，亦未超出雇佣事务的范围。3、随卫东在执行雇佣事务时死亡，绥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关于随卫东非正常死亡一案的调查报告》指出“随卫东及其女儿随林林等人入住绥阳县聚贤楼宾馆，次日死于宾馆”，《贵州省绥阳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说明“2013年8月1日许，随卫东入住绥阳县洋川镇聚贤楼宾馆102室，2013年早上……宣布随卫东死亡。”由上可知，2013年8月2日，随卫东在前往贵州省执行雇佣事务，入住绥阳县博雅文化艺术陈列馆聚贤楼宾馆时意外死亡，因当时未对随卫东遗体进行解剖，两份报告并未对随卫东的死亡原因进行确定性的描述，因此不能确定随卫东的死亡原因，仅能证明随卫东是在执行雇佣事务中死亡。综上，随卫东是执行被上诉人雇佣事务时死亡，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当向上诉人赔偿上列费用。上诉人实际支出了因随卫东死亡支出必要及合理的各项费用，记账单及票据中相关费用的数量及金额均必要且在合理范围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未超出讼时效，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次，在雇佣关系中，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以自己的技能为雇主提供劳务，雇主向雇员支付劳动报酬。雇员在完成雇主交付工作的过程中，可能使自己受到损害。对这种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任。在雇佣关系中，雇员对于雇主来说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如果适过错责任原则，就会产生不利于保护雇员利益的后果，且在诉讼中让雇员承担举证证明雇主有过错亦不现实，因此，不论雇佣人或受雇人有无过错，雇佣人对于在雇佣期间所发生的伤害事件应当承担风险。法院应当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判决由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随卫东在从事被上诉人雇佣事务期间死亡，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琪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一审起诉确已超过诉讼时效。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属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一年。随卫东死于2013年8月2日，上诉人本应于2014年8月2前提起一审诉讼，但其起诉时间却是2015年7月23日，已经毫无疑问地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武凤云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29日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上诉人一方已经当庭向被上诉人主张因随卫东死亡引起的赔偿请求。但问题是当天被上诉人并未出庭，仅由其特别授权代理人出庭，被上诉人不可能收到赔偿请求。在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不是其常年法律顾问，没有义务向其报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之外的事务。据此，上诉人主张诉讼时效因已经向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提出请求而中断的观点不能成立。二、随卫东远赴贵州并非执行被上诉人指派的劳务。上诉人在一审程序提供的所有证据中，仅有上诉人随琳琳原先的一份书面陈述，称随卫东远赴贵州系执行被上诉人的指令，运载葱种到绥阳县送绘本案证人之一的罗东，并帮助罗东作技术指导。但随琳琳的该陈述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加以印证。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罗东作为随卫东到贵州的接待人，是随卫东到贵州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其2013年8月2日的询问笔录根本没有提及随卫东贵州之行受被上诉人指派或者经被上诉人联系。罗东2015年8月31日提供的录音证言更进一步证实随卫东到贵州纯属其个人行为，未受任何人指派。上诉人还认为，即使随卫东拉着葱种去贵州未受被上诉人指派，但其行为与被上诉人的脱水蔬菜厂的生产经营有关，应当视为执行劳务。这种观点同样不能成立。首先，被上诉人投资建设的脱水蔬菜厂从不从事种植。生产原料鲜葱全部产自当地，该厂从种植户手中收购以后进行加工，因此不可能把葱种运到千里之外进行栽种。其次，被上诉人之所以投资设厂于云南大理鹤庆县黄平镇，就是因为当地具有良好的植物资源，鲜葱种植面积大、产量充足，不需要另外寻求原料供应。而且，鲜葱从采收到加工为脱水蔬菜的间隔时间要求很短，目的是保持葱叶的新鲜，避免腐烂变质（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第5份证据《协议书》第三条就有具体详细的要求）。如果被上诉人将鲜葱种植于千里之外的贵州绥阳，运输成本巨大不说，鲜葱的保质保鲜就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随卫东的贵州之行不但被上诉人事前未知晓，且不可能让被上诉人成为利益归属者，因此不能将随卫东此行视为替被上诉人执行劳务。再次，在被上诉人与随卫东订立的劳务合同中，随卫东的劳务职责为“负责脱水蔬菜厂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营销及后续的售后工作。”由此可见，随卫东的劳务活动限于与该脱水蔬菜厂的生产经营相关的事项。随卫东带领上诉人随琳琳、随文文驱车远赴贵州绥阳一事，与该厂的生产经营无关。而且，因为当时并非鲜葱的栽种季节，该厂处于停产状态，被上诉人更不可能委派随卫东到贵州绥阳执行任何劳务事项。三、随卫东的死亡系××所致，并非劳务所致，被上诉人无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由该法条可知，此类案件中，接受劳务一方对提供劳务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条件是：其一提供劳务一方的损害后果发生于劳务过程中；其二，损害后果起因于劳务本身，劳务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其三，接受劳务一方须有过错。具体到本案，即使随卫东远赴贵州确为被上诉人委派，但由于其死亡于夜间休息时段，死亡地点为宾馆，死亡原因据公安机关法医推断可能系××所致。可见，随卫东的死亡结果并非由受雇劳务造成。而且，上诉人武凤云、随琳琳、随文文在处理随卫东死亡的善后事宜过程中，于2013年8月3日，以书面形式向绥阳县公安局申请不对随卫东遗体进行解剖，认为死者是因疲劳驾驶过度诱发疾病导致死亡。而且，三上诉人于同日与随卫东入住的宾馆达成协议，由该宾馆补偿了现金15000元。当地政府民政部门也向上诉人补助了现金5000元。由此可见，无论随卫东的死亡原因是公安机关法医推断的“可能系××所致，”还是上诉人认为的“因疲劳驾驶过度诱发疾病导致，”都属于其自身原因，与其受雇劳务毫无关系，被上诉人在随卫东死亡一事上也无过错。至于上诉人所称，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随卫东死亡原因的鉴定报告只是推断，不能作为认定其真正死因的证据。那么，上诉人向公安机关出具“不进行死者尸体解剖检验，一切后果自行负责”的书面申请已经阻断了查明隋卫东真正死因的途径，因此所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上诉人一方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武凤云等人针对自己的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张琪针对自己的答辩意见，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在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无异议。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上诉人武凤云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上诉人亲属随卫东是否是在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死亡。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和双方所举证据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上诉人武凤云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认为，随卫东死亡时间为2013年8月2日，上诉人在2014年7月29日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到2015年7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1年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认为，随卫东于2013年8月2日死亡，武凤云等人的起诉时间已经超过1年的诉讼时效，中间并未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武凤云等人的亲属随卫东死亡时间为2013年8月2日，在武凤云等人与张琪的另一民间借贷案件中，武凤云等人于2014年7月29日在质证过程中向张琪的代理人提出了因随卫东死亡而要求张琪赔偿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4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作为权利人的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本人提出赔偿要求或者是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但上诉人是在另一案件中向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提出赔偿请求，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仅是被上诉人民间借贷案件的委托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处理被上诉人民间借贷案件的一切事务，与本案赔偿案件无关，其无向被上诉人转达上诉人已提出赔偿请求的法定义务。故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民间借贷案件的委托代理人提出赔偿要求，不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随卫东于2013年8月2日死亡，上诉人应当于2014年8月2日前提起诉讼，上诉人于2015年7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二）关于上诉人亲属随卫东是否是在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死亡的问题。上诉人认为，随卫东此行到贵州的目的是受被上诉人指派到贵州执行雇佣事务，随卫东是在执行雇佣事务过程中死亡，作为雇主的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认为，随卫东一行到贵州并未受到被上诉人的指派，且随卫东不是因为劳务死亡，而是因疾病死亡，被上诉人对于随卫东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随卫东到贵州绥阳的目的为受到被上诉人指派送葱种到贵州，即前往贵州从事脱水蔬菜厂的雇佣事务。对此主张，依据为：1、贵州省绥阳县公安局对随琳琳进行询问时，随琳琳陈述的证言。2、随卫东与被上诉人2014年7月、8月的通话清单。3、贵州省绥阳县公安局对罗东进行调查时，罗东陈述的证言。4、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与罗东的通话录音。5、随琳琳、随文文与随卫东前往贵州途中随卫东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内容。关于随琳琳的陈述，内容为随卫东与被上诉人合伙做生意，被上诉人指派随卫东到贵州谈生意。随卫东与被上诉人的通话清单，只能证实随卫东与被上诉人之间有通话的事实，但不能证实通话的内容。随琳琳和随文文与随卫东在前往贵州途中两人证实的听到随卫东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内容，只有当事人随琳琳、随文文的陈述，无其他证据证实随卫东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内容为被上诉人指派随卫东到贵州从事雇佣活动。关于绥阳县公安局对罗东进行调查时，罗东的陈述为随卫东到贵州是为了和罗东一起考察贵州是否适合种植红葱和香葱。这些葱通过脱水加工成为方便面的配料。关于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与罗东进行调查时，罗东陈述内容为：罗东认识被上诉人时间较长，是在大理认识的。然后认识随卫东。罗东看随卫东他们好像来做葱生意，就告诉随卫东，贵州也适合种植葱，要不让随卫东到贵州去看一看。随卫东说等到罗东回贵州，方便的时候就一起去看一看。因罗东要回贵州，正好随卫东的两个女儿大学毕业，也没去过贵州没去过遵义，就一起去了，然后随卫东和罗东各自驾驶一辆车就去了。是随卫东自己打电话联系罗东的，没有听到随卫东说自己是受被上诉人的指派到贵州的。根据随琳琳和罗东的陈述，相互印证了随卫东此行贵州的目的是应罗东的邀请到贵州考察红葱和香葱的种植，顺便带随琳琳和随文文到贵州××等地游玩。而对随卫东此行贵州的目的，上诉人陈述随卫东是受被上诉人指派送葱种到贵州。上诉人的该陈述与其在上诉状中主张的“被上诉人脱水蔬菜厂当时处于停产状态也需要收购原料重新开始加工，随卫东前往贵州执行考察葱苗栽种情况同时进行收购”的事实相互矛盾。也与罗东陈述的应罗东的邀请到贵州考察红葱和香葱栽种事宜相互矛盾。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提供的随卫东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被上诉人聘请随卫东作为大理州鹤庆县黄平镇国资公司监舍脱水蔬菜厂的厂长，劳动合同期限为两年，但未约定合同起止日期。根据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年1月8日，两年的期限即至2013年1月9日止。合同期满后，双方之间是否还属于雇佣关系，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合同期满后随卫东与被上诉人之间还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事实。且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随卫东到贵州是进行红葱和香葱的种植考察，不能证实其考察是受到被上诉人的指派，且是为了被上诉人雇佣的事务。上诉人雇佣随卫东作为厂长，具体的事务《劳动合同书》已经明确为：负责脱水蔬菜厂的生产经营管理，营销及后续的售后工作。并不涉及脱水蔬菜厂是否到贵州进行栽种鲜葱的经营决策。且从上诉人提供的脱水蔬菜厂与农户签订的《协议书》，证明脱水蔬菜厂经营脱水蔬菜的经营方式为：该脱水蔬菜厂自己不从事种植，是从种植户手中收购鲜葱后进行加工。另外脱水蔬菜的加工对原材料的新鲜程度要求较高，到贵州地区进行栽种和收购，不仅运输成本高，也不符合脱水葱的加工要求。这样随卫东此行贵州进行红葱和香葱种植考察的利益获得者并非是被上诉人。另根据公安机关法医推断随卫东的死亡原因为：劳累并××死亡。且死亡时间为23时左右入住宾馆之后。故随卫东的死亡不在从事劳务的时间，也非因劳务本身死亡。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随卫东到贵州系受到被上诉人的指派，且是在从事被上诉人雇佣的事务过程中死亡。对于随卫东的死亡被上诉人无过错。故上诉人以随卫东是在从事劳务的过程中死亡而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费10060元，由上诉人武凤云、随琳琳、随文文、随砚南、随祥祥、随建国、班氏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吴 会审判员 陈国淑审判员 郭 琴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高达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