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37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天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县星沙镇茶叶市场办公楼A1栋401、402号。
法定代表人肖志鸿，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小全，湖南思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昳，湖南思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生艳秋，女，1963年10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春香，北京市华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东方阶梯智力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区灵岩路50号。
法定代表人周奇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陶金金，女，1975年10月13日出生，上海东方阶梯智力发展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杨春香，北京市华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天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天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生艳秋，原审第三人上海东方阶梯智力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东方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商）初字第31233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3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蒙瑞担任审判长，法官王奔、法官程磊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湖南天鸿公司委托代理人李昳；生艳秋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春香；上海东方公司委托代理人陶金金、杨春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生艳秋在一审中起诉称：2012年，生艳秋与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舟股份公司）、上海东方公司协议设立北京东方天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舟公司），天舟股份公司聘请生艳秋作为北京天舟公司总经理，生艳秋出资100万元，占北京天舟公司注册资本的5%，公司设立时给付50万元，剩余50万元在2014年6月14日前缴纳；天舟股份公司出资1500万元，持有北京天舟公司75%的股权；上海东方公司以非货币资金出资400万元，持有北京天舟公司20%的股权。各方当事人约定，生艳秋及北京天舟公司经营团队完成董事会确定的前三年经营指标的，则由天舟股份公司对生艳秋及其经营团队予以股份奖励（总额不超过一百万股），前三年每年根据经营指标完成情况按比例奖励当年额度（三年平均数），当年份额兑现一次分三年实施完毕，原则上奖励股份数量与持股比例相当，生艳秋及持有公司股份的经营团队成员须与公司签订三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如三年内离职的，奖励股份无偿转让给天舟股份公司，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合同期满后离职的奖励股份和原始出资均按1元／股由天舟股份公司全部回购。后天舟股份公司将其在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湖南天鸿公司，因湖南天鸿公司违约于2014年1月向生艳秋发出“解聘通知”，致使生艳秋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生艳秋认为，双方已经不能继续合作，故要求湖南天鸿公司履行合同约定的收购义务，收购生艳秋在北京天舟公司已实际缴付货币出资的2.5%股权，向生艳秋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湖南天鸿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湖南天鸿公司受让《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权利义务后，一直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并未约定湖南天鸿公司需承担回购义务，生艳秋要求回购股权的要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股权回购的法定情形，《公司法》规定的股权回购主体应该是公司而非股东，因此该回购条款无效；《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的“如3年内离职的，奖励股份无偿转让给甲方，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并未明确约定受让对象，因此湖南天鸿公司并无需承担收购生艳秋名下股权的义务。故不同意生艳秋诉讼请求。
上海东方公司在一审中述称，同意生艳秋的诉讼请求，不同意湖南天鸿公司的答辩意见，同意湖南天鸿公司收购生艳秋的股权，上海东方公司不主张购买生艳秋名下的股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3月21日，甲方天舟文化公司与乙方上海东方公司、丙方生艳秋为代表的经营管理团队及丁方颜尚武签订《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一份，约定为发挥各自优势条件，互利共赢，携手开拓教育培训市场，甲乙丙三方经协商，就共同出资设立北京天舟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名，以执照核准为准）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甲方以货币资金1500万元作为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5%，公司设立时一次性出资；乙方以非货币资金400万元作为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公司成立后两年内一次性出资；丙方以货币资金出资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分两次出资，公司设立时出资50万元，公司成立后两年内缴清剩余出资。《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第八条约定：公司成立后，丙方及公司经营团队完成董事会确定的前三年经营指标的，则由甲方对丙方及经营团队予以股份奖励（总额不超过100万股）；前三年每年根据经营指标完成情况按比例奖励当年额度（三年平均数），当年份额兑现一次，分三年实施完毕，原则上奖励股份数量与持股比例相当；丙方及持有公司股份的经营团队成员须与公司签订3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如3年内离职的，奖励股份无偿转让给甲方，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合同期满后离职的，奖励股份和原始出资均按1元／股由甲方全部回购……天舟股份公司、上海东方公司在《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签字页盖章，生艳秋在签字页丙方处签字。
《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签订后，三方共同设立了北京天舟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工商登记的股东为：生艳秋认缴出资150万元，其中以货币资金出资实缴50万元，以知识产权出资实缴50万元，现尚有50万元出资未缴付；湖南天鸿公司认缴出资1550万元，其中实缴货币出资1500万元，实缴知识产权出资50万元；上海东方公司认缴出资300万元，实缴知识产权出资300万元。关于北京天舟公司出资人、出资比例与《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差异问题，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北京天舟公司设立时股东为天舟股份公司、生艳秋及上海东方公司，后上海东方公司将其实缴的10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转让了50万元给生艳秋，转让了50万元给天舟股份公司。2013年10月25日，经北京天舟公司股东会决议批准，天舟股份公司将其名下持有的北京天舟公司77.5%的股权转让给了湖南天鸿公司。
2014年1月3日，湖南天鸿公司向生艳秋出具《承诺书》一份，告知生艳秋湖南天鸿公司已经受让天舟股份公司在北京天舟公司77.5%的股权，湖南天鸿公司已经实际接管北京天舟公司，对于天舟股份公司在与上海东方公司、生艳秋为代表的经营管理团队以及颜尚武先生所签订的《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中所享受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由湖南天鸿公司依法代天舟股份公司承担。
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生艳秋未在北京天舟公司工作满3年均不持异议，北京天舟公司与生艳秋经协商于2014年1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各方当事人对生艳秋未满足《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的奖励条件均不持异议。各方当事人对生艳秋实际货币出资50万元亦不持异议。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天舟股份公司、上海东方公司、生艳秋、颜尚武之间签订的《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系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湖南天鸿公司承诺继受天舟股份公司在《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对生艳秋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生艳秋对此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关于《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的效力问题，湖南天鸿公司主张只有出现法定情形，公司才负有回购股权的义务，且回购的主体为公司而非股东，现生艳秋主张湖南天鸿公司回购其股权缺乏法律依据，合同中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亦属于无效条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生艳秋系依据《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第八条之规定要求湖南天鸿公司履行收购其股权的义务，而非要求基于《公司法》的规定要求北京天舟公司履行股权回购的法定义务，生艳秋与湖南天鸿公司关于收购股权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二、生艳秋是否有权要求湖南天鸿公司收购其名下现金出资的2.5%股权。《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第八条约定：“公司成立后，丙方及公司经营团队完成董事会确定的前三年经营指标的，则由甲方对丙方及经营团队予以股份奖励（总额不超过100万股）；前三年每年根据经营指标完成情况按比例奖励当年额度（三年平均数），当年份额兑现一次，分三年实施完毕，原则上奖励股份数量与持股比例相当；丙方及持有公司股份的经营团队成员须与公司签订3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如3年内离职的，奖励股份无偿转让给甲方，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合同期满后离职的，奖励股份和原始出资均按1元／股由甲方全部回购。”生艳秋认为其中“如3年内离职的，奖励股份无偿转让给甲方，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即为对湖南天鸿公司有义务按照原始出资金额收购生艳秋股权的明确约定；湖南天鸿公司认为上述约定并未明确说明受让主体，因此湖南天鸿公司不负有收购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首先应从合同使用的字句进行文义解释，争议条文“如3年内离职的，奖励股份无偿转让给甲方，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系完整的用分号对上下文进行分隔的句子，在句子内部“奖励股份无偿转让给甲方”与“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系并列关系的分句，从语法上讲，在属于并列关系的分句中省略宾语可被视为与其他分句宾语相同，而不应被视为没有宾语。例如，“王某去洗衣服了，张某也去洗（衣服）了”；再如，“这支钢笔我可以十块钱卖给你，那支铅笔五块钱（卖给你）”。此系汉语通用语法，符合一般的语言习惯，亦不存在通常情况下的其他理解。其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参照合同其他条款看，结合该条约定的上下文，在整个合同中涉及到的有义务对生艳秋为代表的经营团队进行股权奖励和股权收购的唯一主体即为合同甲方。第三，从合同目的解释的角度看，《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第八条的合同目的系规定对以生艳秋为代表的经理人团队采取的股权激励措施，以及根据职业经理人团队的不同经营业绩由公司大股东对奖励股权进行收购的方案，故而，将“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的受让对象解释为合同甲方是符合合同目的的，反之，如将该句理解为没有宾语——即未约定受让对象，则该约定不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或变更或终止，因此不符合将合同条款尽量解释为有效的目的解释一般原则，也和上下文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协调性，亦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上，对合同该项条款的理解，一审法院采信生艳秋的主张。湖南天鸿公司受让了天舟股份公司在《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应当按照《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的约定，以生艳秋原始出资额50万元的价格履行股权收购义务，向生艳秋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生艳秋收到股权转让款后亦应将其名下持有的北京天舟公司已以现金方式出资并实缴的2.5%股权转让给湖南天鸿公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湖南天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生艳秋股权转让款50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湖南天鸿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事实及理由为：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中并未约定湖南天鸿公司为生艳秋的股权受让方；（二）在各方就《合资合作框架协议》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对争议进行解释。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而非必须购买，股权转让既可以是在公司现有股东间进行也可以转让于现有股东以外的主体。即使生艳秋有权转让股权，湖南天鸿公司也不是唯一受让人。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一）生艳秋起诉状上列明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支付“回购款”50万，而一审法院判决为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一审法院判决擅自变更当事人诉讼请求，剥夺了湖南天鸿公司的答辩权利，违反法定程序；（二）生艳秋起诉时列明的被告为湖南天鸿公司与天舟股份公司两被告，生艳秋诉请两被告共同承担责任，而一审法院判决并列天舟股份公司为被告且未对生艳秋针对天舟股份公司的诉请进行实体判决，一审法院判决遗漏案件当事人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综上，湖南天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生艳秋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生艳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湖南天鸿公司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生艳秋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湖南天鸿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第八条明确约定“如3年内离职的，奖励股份无偿转让给甲方，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根据该约定生艳秋3年内离职，原始出资应当按原价转让给“甲方”，而该协议甲方为天舟股份公司，根据湖南天鸿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其受让取得了天舟股份公司的全部股权并承担《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中天舟股份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即生艳秋的原始出资应当依约按原价转让给湖南天鸿公司。二、一审审理程序合法。（一）一审法院判决并不存在擅自变更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情形。生艳秋虽在起诉状中表述为“回购款”50万元，但根据生艳秋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辩论意见，可以看出该“回购款”的准确表述即应为“股权转让款”，当事人的诉辩及法庭调查均未在此方面产生任何异议，一审法院判决并未变更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判决并未遗漏诉讼主体。生艳秋起诉时虽列了两个被告，但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已撤回对天舟文化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亦已将此情形告知湖南天鸿公司。综上，生艳秋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湖南天鸿公司的上诉请求。
生艳秋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上海东方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湖南天鸿公司的上诉陈述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上海东方公司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合资合作框架协议》、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辞退员工证明、北京天舟公司工商档案、北京天舟公司章程、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天舟股份公司、上海东方公司、生艳秋、颜尚武之间签订的《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2014年1月3日湖南天鸿公司向生艳秋出具承诺书，承诺继受天舟股份公司在《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全部权利义务，现各方据此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据此天舟股份公司依据《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对生艳秋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应由湖南天鸿公司承担。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认定
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就本案事实认定方面的争议焦点在于：生艳秋是否有权要求湖南天鸿公司收购其名下现金出资的2.5%股权。
《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公司成立后，丙方及公司经营团队完成董事会确定的前三年经营指标的，则由甲方对丙方及经营团队予以股份奖励（总额不超过100万股）；前三年每年根据经营指标完成情况按比例奖励当年额度（三年平均数），当年份额兑现一次，分三年实施完毕，原则上奖励股份数量与持股比例相当；丙方及持有公司股份的经营团队成员须与公司签订3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如3年内离职的，奖励股份无偿转让给甲方，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合同期满后离职的，奖励股份和原始出资均按1元／股由甲方全部回购”。
生艳秋认为其中“如3年内离职的，奖励股份无偿转让给甲方，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即为对湖南天鸿公司有义务按照原始出资金额收购生艳秋股权的明确约定；湖南天鸿公司认为上述约定并未明确说明受让主体，因此湖南天鸿公司不负有收购义务。
双方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第一，文义解释：“奖励股份无偿转让给甲方”与“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系并列关系的分句，属于并列关系的分句中省略宾语，应视为与其他分句宾语相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原始出资按原价转让”系为转让给“甲方”并无不当。第二，体系解释：结合合同全部内容，涉及股权激励及股权收购的主体均为合同甲方。第三，目的解释：《合资合作框架协议》第八条的合同目的系规定对以生艳秋为代表的经理人团队采取的股权激励措施，以及根据职业经理人团队的不同经营业绩由公司大股东对奖励股权进行收购的方案。
由上，对合同该项条款的理解一审法院判决采信生艳秋的主张，符合合同条款约定体现的当事人本意，亦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本院予以确认。现湖南天鸿公司受让了天舟股份公司在《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应当按照《合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的约定，以生艳秋原始出资额50万元的价格履行股权收购义务，向生艳秋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
二、关于本案的一审审理程序
（一）关于诉讼请求。
生艳秋起诉状虽列明诉讼请求为请求支付“回购款”50万，但根据生艳秋的诉讼理由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诉辩陈述，所谓“回购款”实质为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对价，准确法律表述应为“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判决并不存在擅自变更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情节，仅为语言表述的规范；另，根据一审法院的法庭调查内容及当事人当事人诉辩陈述意见，一审审理过程各方均系围绕股权转让款进行诉辩陈述，并不存在剥夺了湖南天鸿公司答辩权利的情形。
（二）关于被告。
生艳秋起诉时虽列明的被告为湖南天鸿公司与天舟股份公司两被告，但在诉讼中，生艳秋已撤回对天舟股份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判决并不存在遗漏案件当事人的问题。由上，一审法院审理并不存在程序违法应予发回重审的事由。
综上，湖南天鸿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湖南天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湖南天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审 判 长 蒙 瑞
代理审判员 王 奔
代理审判员 程 磊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安康书记员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