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一法知刑初字第2号
公诉机关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志添，男，1969年7月2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汉族，高中文化，原中山市七海服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所在地中山市。因本案于2013年10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健祥，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从虎，广东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12月27日以中检一区刑诉（2013）289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中山市七海服装有限公司、被告人李志添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在诉讼过程中，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29日以证据发生变化，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向本院撤回对被告单位中山市七海服装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另行作出裁定予以准许。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并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中检一区刑变诉（2014）8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对中检一区刑诉（2013）2897号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了变更。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4日、2014年9月10日、2015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付宜武、代理检察员廖文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志添及其辩护人吴健祥、陈从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2月27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中检一区刑诉（2013）2897号起诉书指控：2012年10月16日，中山市七海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海公司）业务员谢春桃（另案处理）与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加工560件“BURBERRY”商标长袖衬衣合同。时任七海公司副总经理的被告人李志添在没有注册商标证明和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安排七海公司员工加工生产了上述560件“BURBERRY”商标长袖衬衣。2012年11月21日，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七海公司检查时查获该批560件长袖衬衣（经鉴定，该批衬衣总价值人民币1736000元，均为假冒产品）。2013年10月25日上午10时许，被告人李志添经公安人员电话通知后到公安机关归案。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出示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笔录、书证、被告人李志添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单位七海公司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李志添，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条之规定，均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2014年12月25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中检一区刑变诉（2014）8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对上述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如下变更：2012年10月，被告人李志添作为七海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七海公司的业务部及生产部，在未取得“BURBERRY”商标持有人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安排七海公司员工加工生产“BURBERRY”商标长袖衬衣（经鉴定，该批衬衣总价值人民币1736000元，均为假冒产品）。案发后，被告人李志添为逃避刑事追究，向司法机关谎称其事先对该订单不知情，该订单为七海公司的跟单员谢春桃与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并向公安机关提供了伪造的谢春桃与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加工560件“BURBERRY”商标长袖衬衣的订单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形式）。2013年10月25日上午10时许，被告人李志添经公安人员电话通知后到公安机关归案，但拒不供述上述犯罪事实；中检一区刑诉（2013）2897号起诉书未被变更部分仍然具有法律效力。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宣读并出示了被害单位BURBERRYASIALTD.公司出具的鉴定书、价格证明，证人赵楠、赵培玲、赵子钧、谢春桃、陈楚君、余红、黄妙卿、刘艳、林燕珠、王海、聂小雪、徐艳清、林惠业、李志雄、苏志文、李鋆莹的证言，中山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中价鉴字（2013）340号的价格鉴定结论书、中价认函（2013）316号委托重新价格鉴定的复函，现场照片，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相关资料，被告人李志添提供的加工合同、授权书，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员工花名册，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参保证明，抓获经过及到案经过，“BURBERRY”商标注册证明、授权书、未授权声明，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七海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被告人李志添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李志添无视国家法律，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李志添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经过不确认，并辩称：其并非七海公司的管理人员，不负责公司的业务，涉案加工合同其不知情，也非其安排生产；涉案加工合同及授权委托书均是赵子钧所给，并非其伪造，之前所称是谢春桃所给并非事实，当时其也是听命于赵楠和赵子钧才作出不实陈述。
其辩护人辩称：第一，被告人李志添不具有安排生产部进行生产的可能性。七海公司成立以来，赵楠一直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而赵子钧在七海公司管理财务和公章，也即七海公司实际上是由赵楠和赵子钧控制的家族企业，被告人李志添在该公司并无实权，也不负责生产部和业务部，其实际负责的具体事项仅仅是质量控制和生产技术，其没有擅自安排生产部进行生产的可能，也不具有假冒注册商标的主观故意，故起诉书认定其“擅自安排七海公司员工加工生产BURBERRY商标长袖衬衣”是不符合事实的。第二，被告人李志添没有伪造文件的主观故意，其是按照七海公司的委托而提交文件。因被告人李志添并不管理业务部，其对涉案加工合同事先并不知情，按照其个人认知，其接受七海公司的委托，按照赵楠、赵子钧的说法向司法、行政部门进行陈述是很正常的，且涉案加工合同明确显示签名的业务员是谢春桃，故被告人李志添才会向司法机关陈述涉案加工合同是谢春桃与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此外，被告人李志添是按照七海公司的委托提交文件，七海公司委托其提交的文件是真是假，其无法辨别。第三，涉案加工合同所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应由七海公司承担。因车间员工的工资是由七海公司支付，也即涉案衣服的生产成本是七海公司承担，衣服加工完毕后最终收益者是七海公司，目前并无证据显示被告人李志添因为该加工合同获取了任何利益。因七海公司承担起涉案订单的全部成本，并享受相应的收益，故而涉案加工合同所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应由七海公司承担。第四，既然公诉机关撤回对七海公司单位犯罪的指控，则被告人李志添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职务行为也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行为。第五，即使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成立，涉案非法经营数额不应以市场正品价计算，涉案产品系来料加工，案值应以实际可以获得的加工费来计算，按合同约定的30元／件加工费计算，涉案金额仅为16800元，而实际违法所得更远远小于该数额，故本案尚未达到定罪量刑的标准。综上，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李志添应当被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七海公司是2006年11月15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楠，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纺织品面料、服装，该公司股东为赵楠、赵子钧，股权比例分别为90%、10%。七海公司设总经理、副总经理各一职，案发前被告人李志添在七海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一职，赵楠、赵子钧则分别担任该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主任一职。2012年11月21日，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七海公司检查时现场查获标注有“BURBERRY”商标的长袖衬衣560件，衬衣吊牌上标注有“株式会社三阳商会”等字样，七海公司无法现场提供上述商标的合法授权生产证明及委托加工合同。2012年12月3日，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向七海公司发出书面通知书，通知七海公司于2012年12月10日前提供“BURBERRYBLACKLABEL”品牌持有人的生产授权或委托加工合同和“株式会社三阳商会”企业的生产授权或委托加工合同，七海公司收到该通知后仍未提交相关的授权书及加工合同。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遂将涉案衬衫送交“BURBERRY”商标权利人BURBERRYASIALTD.公司进行鉴定，经鉴定，涉案衬衣系未经权利人授权许可，擅自使用“BURBERRY”商标的假冒产品，衬衣总价值人民币1736000元。2013年3月，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将案件移送中山市公安局作进一步处理。2013年5月6日，中山市公安局通知七海公司提交涉案“BURBERRY”衬衣的加工委托书等资料，同日，被告人李志添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加工合同（传真件）一份，合同的内容是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委托七海公司加工560件货号为D1M13-145的长袖衬衫，加工费每件30元，七海公司按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样板进行生产。该合同并未加盖两公司的公章，其中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的落款处有“郭明洁”字样的签名，七海公司的落款处有“谢春桃”字样的签名，后经谢春桃确认，该“谢春桃”字样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2013年5月13日，被告人李志添又向公安机关提供了“BURBERRY”商标的授权书（传真件）一份，对于该授权书的来源，李志添最初供称该授权书系案发后七海公司的业务员谢春桃与客户联系，由客户传真过来，在谢春桃的证言到案后，其又改称授权书是赵子钧所给。经BURBERRYASIALTD.公司核实，该授权书系伪造文件。2013年10月25日上午10时许，被告人李志添经公安人员电话通知后到公安机关归案。
另查明：谢春桃原为七海公司的跟单员，后于2011年离职。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参保证明显示，谢春桃2012年2月至2013年6月在中山市茂森皮具制品有限公司有参保记录。
上述事实，公诉机关举示了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单位BURBERRYASIALTD.公司出具的鉴定书、价格证明，证实七海公司生产的560件标注有“BURBERRY”字样的服装系假冒“BURBERRY”商标的商品，“BURBERRY”长袖衬衫类似产品市场零售价是人民币3100元。
2.证人赵楠的证言，证实七海公司从2006年成立至今，其都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任七海公司的总经理，七海公司有两名登记股东，即其和赵子钧，但赵子钧只是七海公司的挂名股东，李志添在公司虽然没有股份，但其曾经承诺将30%的股份给李志添，七海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依靠李志添。七海公司被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查处时其正在外出差，对于涉案订单其并不知情。自2012年5月份，其就很少回七海公司，至同年12月份，其仅回过公司两次，期间公司交给了李志添和赵子钧管理，其中公司的具体业务如接订单、采购、销售均是由李志添负责，公司专门接订单的部门（对外称业务部，对内称销售部）由李志添兼任管理，其在公司时无论订单金额大小均须其签字，如果其出差，则由李志添签订或需经报李志添同意。七海公司现已清盘，清盘是由李志添负责。
3.证人赵培玲（赵楠母亲）的证言，证实七海公司成立时，赵楠是总经理，李志添是副总经理，赵子钧没有具体任职，不属于管理层，当时七海公司由赵楠全盘负责，但因赵楠对业务不熟，公司的业务是由李志添夫妻负责，其中李志添负责对外接订单，李志添的妻子则负责面料采购、面料分析。七海公司的财务起初由赵楠负责，2012年6月9日，因赵楠已不在公司，为维护公司正常运作，其召开了会议，决定此后由其管理公司财务，其他业务还是由李志添负责，但签订该会议纪要后，其并未到公司参与管理，只是公司有大的款项支出才会告知其。其对涉案订单并不知情，因当时公司的业务均是李志添夫妻负责。其没有七海公司的财务等与经营相关的资料，因公司的清盘是由李志添负责。
4.证人赵子钧的证言，证实为了注册七海公司，赵楠将其名字写上去作为其中一个股东，占10%的股份，实际上其并未出资，也无权参与分红。赵楠是七海公司的总经理，管理公司大的方面，如签合同、见客户，因赵楠不太懂业务，因此具体的东西由李志添负责，赵楠给了30%的干股给李志添；李志添副总经理负责采购、业务、车间等，实际上公司的生产业务均是李志添在管理，李志添做好后向赵楠汇报就行了；其仅是七海公司的行政主管，负责公司的后勤，还有工作、人事、财务、车间厂长等，后来赵楠很少回公司后，这些均由李志添管理。2011年下半年开始，赵楠很少回公司，期间公司开会决定此后公司的事情由李志添负责，因此行政、人事、财务等有什么事都要跟李志添说，李志添还直接管理业务、采购、生产和开发，业务员和接单也是由李志添负责，业务员不可能自己接单谈价钱和签合同，因为生产、采购均由李志添负责，哪个价位合适去做只有李志添可以决定，业务员是不知道的，业务员只是签订合同后去跟单，负责跟客户沟通，如果是业务员负责签的合同，也一定要经过李志添的同意或授权。2012年6月至10月期间，赵楠已经不在公司管理，七海公司由李志添负责，公章有时放在李志添那里保管，有时也放在其本人那里保管，但公章的使用由李志添决定。
5.证人谢春桃的证言，证实2010年7月左右，其经网上应聘到七海公司工作，担任该公司的跟单员，至2011年3、4月份离职。2011年11月25日，其到中山市三乡镇茂森皮具厂（即中山市茂森皮具制品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4月到沙溪华龙工作，2012年10月16日以其名义与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并非其本人所签，因当时其已经离职了，其也没有这个权力签订合同。其在七海公司工作时，负责的工作就是接到订单后，跟进订单的生产进度、质量等问题，当时业务部的业务员有其、余红、陈楚君、阿蓉等，业务员都是跟单，并不出去接业务、签订合同。李志添是业务部的主管，一般接业务的都是李志添。当时赵楠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但其很少看见赵楠在公司，公司的副总经理是李志添，负责业务、生产等，赵子钧负责人事，阿业负责采购。赵楠不在公司时，工作上的事情均是向李志添汇报。
6.证人陈楚君的证言，证实2010年年中，其到七海公司工作，在业务部做跟单员，一直做到2012年9月离职。公司的业务员有其、余红、王晓蓉，谢春桃是2010年中秋节前来公司的，到2010年年底就离职了。业务部没有对外跑业务的业务员，业务员不存在自己接单、商定合同和签订合同的情况。业务部的主管是李志添副总经理，采购部也是由李志添负责，一般是李志添派单给业务员跟进，因为订单的老客户多，而新客户也是由李志添去接单，再交给业务员去跟。其在七海公司的工作职责是订单到生产车间后，跟进生产进度、生产质量、配合客户检查，完成日期出货等，跟单时其是按照合同的要求跟对方的业务跟单沟通，并未参与合同内容的细项。七海公司一般是由李志添去商定合同的事项，七海公司的合同赵楠、李志添都有签订。其离职前的那段时间已经很少看到赵楠，李志添就多数在公司负责生产，赵子钧就负责人事、行政方面的，公司有什么事情，其均是跟李志添汇报。
7.证人余红的证言，证实2010年至2012年9月期间其在七海公司任跟单员，其在七海公司工作期间，跟单员是划分到业务部，而业务部没有主管，是由李志添副总经理主管，李志添有时也管生产。七海公司的订单大多数是客户来厂里下单，再由李志添或赵楠跟客户商谈并签订合同，之后由生产经理安排生产时间，再由跟单员负责跟进生产进度、联系客户出货。跟单员并不参与合同的洽谈，跟单员的工作范畴是跟客户联系生产进度和出货日期等，跟单员都是在厂里做事，没有出去接客户，也没有签合同，跟单员接到的订单都是李志添交办的。赵楠不在公司时，其不知道公司由谁负责，赵子钧在七海公司管后勤、人事，其上司是李志添，有事情均是找李志添汇报。
8.证人黄妙卿（七海公司的客户中山市进都服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其负责中山市进都服饰有限公司的全部业务，该公司和七海公司自2006年开始有业务往来，但是做了两三年就没有合作了。开始合作是其知道七海公司生产衬衣也可以的，就到七海公司商谈合作的问题，当时是七海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志添跟其商谈的，并确定合同的细节，之后双方就交给各自的业务员跟进生产和合同履行情况，双方公司的业务员均未参与合同的商谈，其没有跟七海公司的业务员沟通过，其只是跟七海公司的李志添沟通，中山市进都服饰有限公司的业务员也只是跟七海公司的业务员沟通，很少找李志添。
9.证人刘艳（七海公司的客户中山市进都服饰有限公司的员工）的证言，证实其是2007年到中山市进都服饰有限公司工作的，一直任业务员，其入职时中山市进都服饰有限公司已经与七海公司有业务往来，双方的合同是由该公司的黄妙卿总经理与七海公司的李志添副总经理商议决定的，合同的价钱等方面均是双方公司领导商谈的。其入职时双方公司的业务已经联系上了，都是该公司业务员与七海公司的业务员联系的，其当时是和一个叫阿蓉的业务员联系。2010年左右，中山市进都服饰有限公司没有再与七海公司合作。
10.证人林燕珠的证言，证实其自2006年起担任中山市三乡镇茂森皮具厂的厂长，该厂曾有一名叫谢春桃的员工，该员工于2011年11月25日自2013年6月在该厂工作。
11.证人王海的证言，证实其于2006年入职七海公司，在采购部任职，2013年4月离职。赵楠是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财务，李志添是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大部分事务由李志添负责，李志添主要负责业务、面料，业务包括接单、签合同、出货等，赵子钧从事行政工作，主要管理公司人事、后勤，不负责公司业务，2012年6、7月份赵楠已经不在七海公司了。七海公司虽然有业务员，但业务员并不负责对外接订单，只是在公司接下订单后负责跟单，也就是与客户联系生产的进度，不存在业务员自己接单让生产部生产的情况。公司有一个叫谢春桃的业务员，在公司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12.证人聂小雪的证言，证实其于2007年12月30日入职七海公司担任出纳，2012年9月30日离职。赵楠是七海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李志添是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业务、订单接收等，赵子钧最初管理公司人事，后来协助其管理财务。赵楠自2011年就较少回公司，2012年赵楠不在公司负责后，赵楠的母亲赵培玲给财务开会，要求以后公司的财务由赵子钧审核，2012年6月9日，赵楠已经不在公司，当时公司开会确定今后的财务由赵培玲管理。七海公司的业务员实际上只是跟单，不存在业务员拉私活的情况。
13.证人徐艳清的证言，证实七海公司租用其公司老板的厂房，其受老板委托向七海公司收取租金，其平时收租都是打电话联系赵楠。赵楠结婚后就很少回公司。2013年初其联系不上赵楠，后赵楠的母亲在2013年4月与其联系，称赵楠去做新的项目，公司今后的事情由李总负责，李总的具体名字和职务其不清楚，后来其听说李总将公司的财产变卖后用于发放工人工资，七海公司的清场是由李总负责的。期间，李总的老婆有时到其公司借电脑发邮件给他人，说还有一些客户。
14.证人林惠业（李志添的妻子）的证言，证实李志添只是负责七海公司衣服的质量把关，不负责业务联系、洽谈订单等其他事项。业务部和采购部均是由赵楠直接负责，其所在的部门是采购部，赵楠不在时则由赵子钧负责，采购部还有一个叫王海的员工。2012年6月后，赵楠一直在公司负责，赵培玲有时也过来公司处理资金调配，总之和赵楠一起负责公司事务。李志添被抓后，其打电话给赵楠，赵楠主动提出写一份声明，也即2013年11月20日的声明。
15.证人李志雄（李志添的弟弟）的证言，证实2013年11月20日赵楠书写证明的经过，当时是赵楠主动提出写一份声明称本案与李志添无关。
16.证人苏志文（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2012年11月21日15时许，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工作人员高文辉和陈伟文在七海公司进行检查的过程中发现该公司的仓库存有假冒“BURBERRY”商标的男装长袖衬衫560件，遂对该批衬衫采取了查封措施，事后经“BURBERRY”商标权利人核实，确认查封衬衫系假冒“BURBERRY”商标的产品。因七海公司无法提供商标使用的授权许可证明，故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17.证人李鋆莹（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工作人员）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2年8月，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质量科在日常工作的定期抽查监检中，发现有一批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其中包括七海公司。2012年11月21日，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七海公司进行抽检复查，发现七海公司生产的一批长袖衬衫（生产厂名“株式会社三阳商会”）共560件，有假冒注册商标的嫌疑，遂要求七海公司出示商标持有人的授权委托，但七海公司一直未能提供有效证明，于是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该批产品进行查封。2012年12月3日，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要求七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楠接受调查并做调查笔录，调查中，赵楠不能提供被查封产品的商标持有人的生产授权或委托加工合同。随后，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向“BURBERRYASIALTD.”委托鉴定涉案产品，鉴定结论是涉案产品系未经授权许可，擅自使用了“BURBERRY”商标的假冒伪劣商品。经中山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的560件长袖衬衫鉴定总值1736000元。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经调查后，发现该案涉嫌刑事犯罪，遂于2013年3月21日将该案移交公安机关查处。李鋆莹辨认出赵楠是七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18.中山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中价鉴字（2013）340号的价格鉴定结论书、中价认函（2013）316号委托重新价格鉴定的复函，证实560件假冒“BURBERRY”注册商标的男装长袖衬衫鉴定总价值为1736000元。
19.现场照片，证实现场位于中山市南区文明路2号A栋。
20.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相关材料，包括2012年9月监督抽查复查不合格企业名单、现场检查笔录及照片、调查笔录、案件办理报批书、决定书、通知书、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案件审理记录、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案件移送书，证实因七海公司产品质量不合格，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决定进行复查，2012年11月21日，在复查七海公司的过程中，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现场查获了标有“BURBERRYBLACKLABEL”字样的男装长袖衬衫560件，当时七海公司无法提供合法的授权生产证明或委托加工合同。2012年12月3日，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向七海公司发出书面通知书，通知七海公司于2012年12月10日前提供“BURBERRYBLACKLABEL”品牌持有人的生产授权或委托加工合同和“株式会社三阳商会”企业的生产授权或委托加工合同，七海公司收到该通知后仍未提交相关的授权书及加工合同。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遂将涉案衬衫送交“BURBERRY”商标权利人BURBERRYASIALTD.公司进行鉴定，经鉴定，涉案衬衣系未经权利人授权许可，擅自使用“BURBERRY”商标的假冒产品，衬衣总价值人民币1736000元。2013年3月，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1.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及加工合同，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授权书，证实2013年5月6日，中山市公安局通知七海公司提交涉案“BURBERRY”衬衣的加工委托书等资料，李志添分别于2013年5月6日、5月13日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加工合同、授权书。涉案加工合同未加盖七海公司公章，合同上有“谢春桃”字样的签名，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2012年10月16日，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委托七海公司加工560件货号为“D1M13-145”的长袖衬衫，加工费每件30元，七海公司按样板进行生产，并提供常规物料（朴、线），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提供吊牌等其余辅料。授权书内容为纽约SANYO公司已指派七海公司生产“BURBERRYBLACKLABEL”的男女式衬衣。
22.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2012年2月及2013年4月的员工花名册，证实七海公司设有总经理、副总经理各一名，其中赵楠为总经理，李志添为副总经理，赵子钧则担任行政部的办公室主任，七海公司业务部有跟单员陈楚君、余红及业务员王晓蓉，采购部有面料林惠业，王海为仓管主管。
23.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参保证明，证实2012年2月至2013年6月期间，谢春桃在中山市茂森皮具制品有限公司有参保记录。
24.抓获经过、到案经过，证实2013年3月21日，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向中山市公安局移送七海公司假冒注册商标案件的线索，2013年10月25日10时许，公安机关电话通知李志添到案接受讯问调查，并对李志添采取刑事拘留。
25.商标注册证明、授权书、未授权声明，证实“BURBERRY”商标系注册商标。“BURBERRY”商标权利人授权BURBERRYASIALTD.公司可以在中国检验及鉴别一个或多个与任何“BURBERRY”商标相同或相似之标记的货品。BURBERRYASIALTD.公司申明，七海公司提供的授权声明系伪造文件，该公司从未授权七海公司生产“BURBERRY”注册商标的产品。
26.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证实该局企业登记数据库中无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纽约三洋（SANYO）、巴宝莉亚洲有限公司（BURBERRYASIALTD）等企业名称登记记录。
27.七海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实七海公司的主体情况。
28.被告人李志添的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李志添的身份情况。
29.被告人李志添的供述。
在被刑事拘留前供称其负责生产加工，在涉案衬衫加工时其是知道有这批衣服在加工，但加工合同系谢春桃跟客户商谈并签订，直到案发时其才知道有涉案加工合同的存在，并供称赵楠平时很少回公司，对涉案订单不知情。（具体内容如下，其中2013年4月28日供述：其是七海公司的生产经理，主要负责车间生产，七海公司帮客户加工，客户有出具授权书，授权书是由业务部和董事负责；2013年5月8日供述：其负责生产加工，在涉案衬衫加工时其是知道有这批衣服在加工，但涉案加工合同是业务员谢春桃与客户商谈、签订并跟进的，其是在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前来检查时才知道该合同，当其想向谢春桃了解接单情况时，谢春桃已经辞职，也联系不上了，其是从公司的资料中找到涉案加工合同的。谢春桃有叫客户传真授权书过来，对方答应了，但一直没有收到，再找对方时对方已经关机联系不上了，所以无法提供授权书。赵楠不知道这份加工单，因赵楠很少回来处理事情；2013年5月13日供述：记得有一份“BURBERRY”的授权书，该授权书应该是委托加工客户传真给业务员，存在公司的资料中，该授权书的大概内容是授权七海公司可以生产“BURBERRY”商标的产品；2013年8月5日供述：涉案加工合同是客户传真过来，业务员谢春桃签名后再传真过去，有份留底在公司财务阿秀处保管，案发后，赵子钧就将相关资料收集好放在赵楠办公室，其就从赵楠办公室找到了合同，授权书则是客户传真给谢春桃的，后来放在赵子钧处保管，赵子钧在案发后将授权书交给了赵楠。涉案产品在生产加工时并没有请示过赵楠、赵子钧，合同签订后一般摆放在赵楠办公室台面，不知道赵楠有没有看，2012年7月开始，赵楠很少回公司处理具体业务，七海公司一般由业务员去找订单，业务员有权签订加工合同，业务量大的时候要请示赵楠，小额的则不用，涉案加工合同就不用请示。涉案“BURBERRY”服装的加工生产其是知道的，谢春桃在2012年11月份离职了。）
被刑事拘留后供称赵楠是七海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虽然赵楠很少回公司，但赵楠并未脱离对公司的管理，也没有将公司交给其管理，其只是负责生产部门的工作，在涉案加工合同加工生产期间，赵楠间中回来一下。（具体内容如下，2013年10月25日供述：其自2005年起到七海公司工作并任职副总经理，负责生产方面的工作，包括采购原材料、管理生产进度，在涉案加工合同加工生产期间，赵楠间中回来一下，但没有脱离管理，也没有将公司交给其管理，其只负责生产部门的工作；2013年11月7日供述：其在公司只负责生产质量部分，合同由业务员负责与客户洽谈，再由赵楠审批，因涉案订单不大，其没有检查服装使用商标的授权委托书，后来公安要其去公司看有无授权委托书，其回到公司后，业务员谢春桃给其授权委托书，是个传真件，其提供给公安机关了，该授权书是案发后，谢春桃打电话要求客户提供的；2013年11月13日供述：赵楠是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其是副总经理负责生产的进度和质量、采购等，赵子钧是公司的行政经理负责办公室、人事、财务等事务。2012年赵楠虽然很少回来公司，但管理上都是赵楠全面负责。七海公司生产的“BURBERRY”衬衫是业务员谢春桃所接的订单，并未经过其以及赵楠、赵子钧的同意。）
庭审阶段供述如下：第一次庭审时供述涉案加工合同是赵子钧所接订单，其并不清楚，当时赵楠也不在七海公司。授权委托书是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调查的时候提交的，当时是赵子钧找业务员谢春桃拿的，授权委托书可能是客户传真过来的；第三次庭审时供述涉案加工合同、授权委托书是赵子钧在七海公司一并交给其，之前之所以供称是谢春桃所给是因为赵楠一开始就要其这么说。
经查，证人林惠业、李志雄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其所作对李志添有利之陈述，证明力较弱，且与其他证人证言相矛盾，故对证人林惠业、李志雄的证言均不予以采信。公诉机关所举示的其他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人李志添的辩护人向法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1.会议记录，证实2012年6月9日，在赵培玲的主持下，七海公司召开了会议，参会人员有李志添、赵子钧、聂小雪、杨昆秀，会议决定：2012年6月11日之后，七海公司的财务由赵培玲全权管理；日常开支款项由赵子钧现场审核处理，每次限额3000元，财务印鉴由出纳保管，私章及公章由赵子钧保管；公司每年年底对科目余额表做盈亏的处理，与李志添及业务员沟通客户情况，与赵楠、赵培玲商量该如何处理。
2.赵楠出具的“关于七海服装有限公司涉嫌假冒商标案件接单情况的说明”，证实赵楠曾于2013年11月20日书写一份声明，反映涉案订单是公司业务员自行接单，李志添和赵子钧出差在外，二人对此并不知情。
3.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订购单2份，金额分别为11811元、142元，订购单有赵楠的签名并加盖了七海公司印章。
4.广州天驰服饰有限公司与七海公司签订的产品定作合同，证实2012年10月15日（也即案发前不久）七海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有赵子钧的签名。
5.涉案“BURBERRY”授权书，称该授权书是通过传真方式取得，并非李志添伪造。
6.加工合同及签收回执，加工合同空白处写有“此复印件由我公司提供李志添”字样，回执的证据持有人一栏加盖有“中山市七海服装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证实该加工合同是李志添受七海公司的委托提交。
7.七海公司于2013年3月21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涉案“BURBERRY”授权书及签收回执，内容为2013年3月21日，七海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李志添在该公司涉嫌生产假冒伪劣服装一案中，作为代理人，委托权限为接受调查、提供证据材料、陈述权等，涉案“BURBERRY”授权书的空白处写有“此复印件由我公司提供李志添”的字样，证实涉案“BURBERRY”授权书是李志添受七海公司的委托提交。
8.七海公司于2012年11月21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为七海公司委托赵子钧作为代理人，委托权限为接受调查、提交证据材料等。
9.七海公司员工陈张娟、王艳、宋珍仙的入职登记表，证实2012年5月7日、6月14日的员工入职表有赵楠的审批签名。
10.七海公司与中山市中山市进都服饰有限公司签订的生产订购合同、销售合同各一份（复印件），其中七海公司的落款处签名为赵楠。
11.赵子钧农业银行账号（复印件），其上加盖了七海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写有“To：黄总请把货款汇入此账号内.谢！七海／林2013.2.5”字样，证实赵子钧在2013年2月5日用自己账号收取七海公司货款。
经查，以上证据中第3项、第10项、第11项证据因无证据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对该三项证据本院依法不予确认，其他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除上述列举的证据外，被告人李志添的辩护人还提交了其他证据，经审查，其他证据所证实的内容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性，对于该部分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李志添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七海公司是由赵楠、赵子钧控制管理的家族企业，李志添并非管理人员，不负责公司的业务及生产，而仅负责质量和技术，涉案订单与李志添无关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首先，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2012年2月的员工花名册显示七海公司的总经办设总经理、副总经理各一名，分别为赵楠、李志添。庭审时被告人李志添亦供称七海公司只有其一名副总经理，可见李志添在七海公司的职务级别仅次于赵楠，足以认定其为七海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次，七海公司的业务部员工（证人谢春桃、陈楚君、余红等人）的证言均一致证实业务部是由李志添负责，一般是李志添负责接单并派单给业务员跟进，业务员仅仅是跟单，并不负责接单；七海公司的其他员工（证人王海、聂小雪）的证言也证实李志添负责七海公司的业务、订单接收，七海公司的业务员并不负责对外接单，而只是在公司接下订单后负责跟进。也即七海公司的员工证言均一致证实七海公司的业务部由李志添负责，且业务部员工并无对外接单的权限。上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言内容客观、真实且符合法定取证程序，应予采信。另，七海公司2012年6月9日的会议纪要的内容也提及“每年年底对科目余额表做盈亏的处理，与李志添及业务员沟通客户情况”，亦可印证李志添负责七海公司的客户也即业务。再结合与七海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中山市进都服饰有限公司的员工（证人黄妙卿、刘艳）所作的证言，足以认定七海公司的业务部是由李志添负责。第三，李志添在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曾多次供述其负责七海公司的生产、加工，并曾供认在涉案衬衫加工时其是知道有这批衣服在加工，后来在庭审阶段却予以否认，并辩称不清楚公司的接单及加工生产流程。李志添身为七海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辩称不清楚公司的业务、生产流程明显不合常理，且七海公司员工所作的证言，均一致反映李志添在七海公司同时管理生产部门。故本院采信李志添在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所作的供述，认定李志添同时管理七海公司的生产部门。第四，根据七海公司员工（证人谢春桃、陈楚君、王海、聂小雪）、证人徐艳清等人的证言及被告人李志添提供的2012年6月9日的会议纪要，可知赵楠平时很少回七海公司，尤其在2012年6月9日七海公司出台会议纪要之后，身为七海公司总经理的赵楠事实上已经很少参与七海公司的具体管理，被告人李志添虽曾辩解赵楠并未脱离对七海公司的管理，并提供了一系列由赵楠签名的合同、审批文件用以证实七海公司事实上是由赵楠进行控制、管理，但其提交的大量由赵楠签名的文件资料中仅有极少几份是2012年6月9日至案发之前这段期间的，恰恰可以印证自2012年6月9日之后，赵楠很少回七海公司管理具体工作。同时，七海公司业务部员工的证言均一致证实赵楠不在七海公司时，工作上的事情其是向李志添汇报，也即足以认定赵楠不在七海公司时只有李志添负责订单。第五，证人赵楠、赵培玲、赵子钧的证言均证实赵子钧仅是挂名股东，并未实际持有七海公司的股份，而只是管理七海公司的行政工作。七海公司员工的证言也一致证实赵子钧在七海公司仅仅负责人事、后勤、行政等方面的工作，并不负责七海公司的业务，与上述证言亦相互印证。虽然李志添提供了一份曾由赵子钧签名的合同，但基于李志添手中持有大量七海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及相关文件资料，而其提供的有赵子钧签名的合同仅有一份，故该份由赵子钧签名的合同并不能推翻七海公司的订单业务是由李志添负责的事实。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该点辩解、辩护意见没有确切充分的证据证明，且与本院查明的事实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2.对于被告人李志添及辩护人所提涉案订单系业务员谢春桃接单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谢春桃明确否认涉案订单上“谢春桃”字样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因其在2011年3、4月份就已经离开七海公司，后到中山市茂森皮具制品有限公司工作至2013年6月，其之后并未回七海公司上班；中山市茂森皮具制品有限公司的厂长林燕珠的证言也证实谢春桃在2011年11月25日正式到该公司上班，并提供了谢春桃上班的打卡记录；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也出具了参保证明证实谢春桃于2012年2月至2013年6月在中山市茂森皮具制品有限公司有参保记录。而本案的案发时间是2012年11月21日，当时谢春桃早已不在七海公司，显然不可能是谢春桃签订的涉案订单和联系台湾鸿福贸易有限公司传真的授权书。故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该点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3.关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涉案“BURBERRY”加工合同和授权书系李志添在赵楠、赵子钧的授意下提交，并非李志添伪造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首先，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调查处理案件期间，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要求案发单位七海公司提交涉案衬衫的加工合同、授权书，但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内上述资料均未能提交。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发出调取证据通知书后，李志添才于2013年5月6日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有“谢春桃”字样的加工合同，并供称因客户没有将授权书传真给业务员谢春桃，故而无法提供授权书。后李志添又于2013年5月13日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授权书，并改称授权书是客户传真给业务员，存在公司的资料中。如上述资料确系真实存在，李志添没有理由直至公安机关介入案件后才提交上述文件，其提交时理应对文件的真实与否有明确的认知，且李志添在明知谢春桃已经离职的情况下，仍然虚构加工合同是谢春桃接单的事实，其行为明显不合常理。尤其是在案件前两次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李志添仍然谎称涉案加工合同是谢春桃接单，与其无关，直至第三次庭审质证证人谢春桃的证言时，李志添才又辩称其是按照赵楠、赵子钧的授意进行相关陈述，其辩解明显有违常理。其次，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多次讯问以及法庭审理的过程中，李志添对涉案加工合同、授权书的来源做出了多种自相矛盾的供述，其供述的获取途径有：从公司找到、谢春桃给其、赵子钧找谢春桃所拿、赵子钧给其等多种说法，上述说法明显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再次，在第三次庭审之前，七海公司和李志添被指控为共同犯罪，但二者却互相推诿责任，七海公司辩称涉案订单是李志添等人的个人行为，公司对此并不知情，而李志添却辩解涉案订单并非其接单，是由谢春桃接收的订单，也即七海公司与李志添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在此情形下，如涉案订单与李志添无关，并非其伪造，李志添没有理由仍然按照赵楠、赵子钧的授意进行相关陈述，其完全可以如实反映赵楠、赵子钧授意其做虚假陈述，且伪造上述文件的相关情况。但直至公诉机关出示了证人谢春桃的证言之后其才作出了上述辩解，该辩解令人难以信服，因此李志添是在故意隐瞒相关犯罪事实，为掩盖其罪行、推卸责任而作出了虚假陈述。故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该点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4.关于辩护人所提既然公诉机关撤回对七海公司单位犯罪的指控，则被告人李志添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职务行为也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行为的辩护意见。经查，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李志添负责七海公司的业务部，其是涉案订单的直接责任人，其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加工订单仍接单生产并向侦查机关提供虚假的加工合同及授权书，其行为已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辩护人所提的该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5.关于辩护人所提本案价格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非法经营数额的依据，而应按照实际可获取的加工费作为计算非法经营数额的辩护意见。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认定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情节严重程度的“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本案中，涉案加工合同系伪造，且未能缴获相关销售单据及账目凭证，涉案销售金额和违法所得暂无法准确确定，故应以实际缴获的涉案侵权衬衫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司法机关可以委托估价机构进行价格评估。中山市价格认证中心作为法定鉴定机构，依法定程序作出被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市场零售中间价格合理，应予采纳，该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志添无视国家法律，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志添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被告人李志添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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