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云法江民初字第287号
原告：李金云，男，197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鹄，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得劳斯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佀广周，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伟，男，198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该公司业务经理。
原告李金云与被告广州市得劳斯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金云的委托代理人刘鹄及被告广州市得劳斯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本案与（2014）穗云法江民初字第269、311号案涉及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决定将本案与上述二案合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金云诉称，2013年9月14日，我与被告签订了《广州市得劳斯集装箱租赁合同》，租用被告的1个集装箱板房用于施工，租期120天，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押金共计13000元。租期届满后，我方依约将涉案集装箱板房交还被告，扣除应付租金后，双方确认被告应退还我方押金10056元。由于被告至今以各种理由拒绝向我方退回上述应退押金，特诉请法院判令被告退还我方押金10056元。
被告广州市得劳斯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辩称，确认我方出租涉案集装箱板房及应退押金为10056元的事实，但由于双方曾口头约定涉案租赁物是出租给原告就职的公司使用。根据我司的习惯，一般我司凭我司出具给客户的单据进行退押金手续。因此，涉案租赁物交还我司后，案外人高卫国的员工高献礼凭涉案租赁合同等相关单据要求我方退还押金，在我方即将退还押金的时候，原告致电我司称押金应退还给他。我方在交付及回收涉案集装箱板房时，均由案外人高献礼作为租赁方的代表负责进行，目前我司已收回涉案集装箱板房。鉴于原告是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人和押金的直接支付人，我司不能确定应当退回给何人，故才拖延退回押金至今，待法院确认我司应退押金的对象后，我司将立即退回应退押金。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14日，原、被告签订了《广州市得劳斯集装箱租赁合同》。约定由被告出租集装箱板房一个（具体为一楼白顶白箱1个、床架6位、床板6块、空调1台），租赁总价为13700元，实收押金为12500元，承租人退箱时租金、运费等在押金中扣除。租赁合同中“承租方”一栏为空白，“承租方（负责人）”一栏有原告的签名，“出租方（负责人）”一栏有被告法定代表人佀广周的签名。原、被告及案外人高卫国均确认涉案《广州市得劳斯集装箱租赁合同》由原告签字订立，涉案集装箱板房的送、还箱均由证人高献礼作为租赁方的代表负责进行。关于押金收取及退回，两合同约定承租人退箱时经被告验收后，方可办理退箱手续，收回合同及押金收据后，被告将剩余押金无息退还给承租人。关于押金收取及退回，该合同约定承租人退箱时经被告验收后，方可办理退箱手续，收回合同及押金收据后，被告将剩余押金无息退还给承租人。
另，对原告及案外人高卫国在各自案件中提交的证据本院分别进行交叉质证。
诉讼中，原告提交了《广州市得劳斯集装箱租赁合同》（复印件）及银行转账凭证，拟证实原告向被告承租涉案集装箱板房及已支付押金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案外人高卫国则认为该租赁合同是复印件，原件在其手上，故原告并非租赁合同相对方，对于银行转账凭证则予以确认。被告提交了《广州市得劳斯集装箱租赁合同》（原件）、集装箱回收单，拟证实案外人高献礼凭上述凭证到被告处要求退还押金的事实。原告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原、被告才是合同的相对方，涉案集装箱板房已退还被告，故被告需退还原告押金。案外人高卫国为证实涉案两合同系其委托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提交了《材料采购合同（双包类）》、施工任务指令单、班组成员证明、付款收据、回收单、结算单、结算收据及2份《广州市得劳斯集装箱租赁合同》拟佐证。被告认为《材料采购合同（双包类）》、施工任务指令单、班组成员证明，均与本案无关，且其对案外人高卫国企业的内部情况并不知晓，对上述证据材料不予认可，对于案外人高卫国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均无异议。原告则认为《材料采购合同（双包类）》、施工任务指令单及班组成员证明均为案外人高卫国单方制作，均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均予以确认。案外人高卫国为证实涉案租赁押金系其通过转账和现金的方式支付给原告后再由原告向被告支付押金的，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及申请证人吴校昌出庭作证。被告认为该记录及证人吴校昌的证言均与本案没有关联，不排除系原告与案外人李金云之间的其他往来款项，故被告对上述证据不认可。原告则认为证人吴校昌是案外人高卫国的员工，具有利害关系，不予认可其证言，对于银行转账记录予以确认，但该款项并非涉案租赁押金，而是案外人高卫国支付给其的工程预付款。案外人高卫国为证实涉案合同签订时原告是其员工，申请证人高献礼出庭作证，被告确认证人系案外人高卫国的雇员，送、还箱时均由证人高献礼作为租赁方代表。原告则认为证人高献礼是案外人高卫国的员工及亲戚，具有利害关系，不予认可其证言。对于案外人高卫国提交的上述证据，因原、被告对付款收据、回收单、结算单、结算收据及《广州市得劳斯集装箱租赁合同》均无异议，本院对上列证据依法予以采信。对于《材料采购合同（双包类）》、施工任务指令单、班组成员证明，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案外人高卫国系涉案的滨江西路君华天汇相关工程的承包人，而涉案集装箱板房在涉案工程处使用，故案外人高卫国为涉案集装箱板房的实际租赁人和使用人。原、被告虽不予确认上述证据材料，但未能提交反证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依法采信上述证据。
庭审中，原告称其已于2013年9月14日将涉案租赁押金及送箱运费共13000元全额转账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佀广周的个人账户中，被告亦确认该笔转账是涉案租赁合同的押金，转账人为原告。案外人高卫国则认为上述款项系其委托原告向被告支付并租赁涉案集装箱板房。被告确认涉案集装箱板房及其附属物已全部交还被告，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应退押金数额为13700元表示确认。另外，原告认为其与案外人高卫国系合作经营关系，由其负责案外人高卫国承包的涉案工程中的玻璃制作安装工程，但未能提交合作协议等相应证据证实。关于涉案集装箱板房的使用，原告及案外人高卫国均确认由案外人高卫国的工人实际居住及用于堆放施工材料之用。原告及案外人高卫国均确认高卫国共计转账150000元给原告，但二人对其中50000元的性质存在争议，案外人高卫国则认为属涉案租赁押金，原告认为属工程预付款，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二人关于工程合作的关系及工程预付款总额和支付方式等有具体约定。原告还提出涉案租赁合同租赁方的合同原件之所以在案外人高卫国处，是因为其与高卫国曾同住一房间，可能是高卫国窃取的，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实。
以上事实，有《广州市得劳斯集装箱租赁合同》、银行转账凭证、集装箱回收单、《材料采购合同（双包类）》、施工任务指令单、班组成员证明、付款收据、回收单、结算单、结算收据、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案外人高卫国经营的金华市婺城区钢联不锈钢材料经营部与案外人苏州金螳螂住宅集成装饰有限公司、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核算中心订立《材料采购合同（双包类）》，证实案外人高卫国承包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112号君华天汇工地的不锈钢、玻璃制作与安装的工程，同时，施工任务指令单证实了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案外人徐招辉曾于2013年9月13日指令案外人高卫国租赁涉案集装箱板房用作宿舍及仓库用途，因此，案外人高卫国具有承租涉案集装箱板房的原因及目的，且涉案集装箱板房均由原告实际使用及负责接收、退还。原告虽为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人及押金的直接支付人，但其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与案外人高卫国的合作关系或为金华市婺城区钢联不锈钢材料经营部的合伙人及其对涉案租赁标的物具有租赁原因、目的及对租赁标的物存在可得利益，有悖常理，故原告主张其为涉案标的物的承租人，于理不合，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案外人高卫国指派其员工证人高献礼负责接收及退还涉案集装箱板房，并依约向被告出示了涉案租赁合同、押金单等其他相关材料，而原告仅声称自己身在外地，且相关租赁合同及押金单等被案外人高卫国窃取，导致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退箱，但未提交证据佐证，现原告以其为涉案租赁合同签订人及押金实际支付人为由主张被告应依约向其退还押金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涉案租赁押金的实际支付人，原告及案外人高卫国均确认二人在涉案租赁合同签订期间存在工程款项往来，并对案外人高卫国向原告转账5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由于原告及案外人高卫国均无法证实该笔转账的实际用途及流向，且该笔转账发生时间与原告转账支付被告押金的时间相近，本院认定该笔转账款项属涉案租赁合同的押金款项。对于原告与案外人高卫国之间的工程款及其他纠纷，应另行主张或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金云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6元，由原告李金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邓健贤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马浩铭
叶东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