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3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国强，男，1976年2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屈子英，北京市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强，男，1976年2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爱琴，北京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国强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22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国强及其委托代理人屈子英，被上诉人周志强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爱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志强在原审法院起诉称：2014年3月3日，我与赵国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赵国强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田村山南路15号底商房屋出租给我使用，出租房屋面积为190平方米，用途为足疗、美容馆，租期三年，第一年租金30万元，以后视情况调整；房屋水、电等押金为6万元。我租房时，赵国强自称因该房屋为军产房没有产权证，所以在租赁时未出示产�证，但其表示对该房屋拥有合法所有权，为自有房屋。我按照合同约定向赵国强支付了一年的租金30万元和6万元押金，之后开业经营。2014年11月，一个自称李杰的人来到我的足疗馆，称其是房东，对我的经营不知，要求我停业关门腾房。我找赵国强核实，但其躲避不见，电话不通，无法联系。李杰出示了《总参通信部北京第二干休所经济适用住房出售协议书》，我经了解，才确认李杰是房主，赵国强仅是租户。我无法经营，被迫关门。故诉至法院，要求赵国强退还押金6万元及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的租金10万元，并赔偿装修损失4万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赵国强在原审法院答辩称：双方确实于2014年3月3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由周志强租赁李杰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田村山南路15号底商房屋，用于经营足疗和美容。该房系我从李杰手中承租过来，合同�订后我收取了周志强押金6万元和一年的租金30万元。2015年4月初，周志强口头表示不再租赁该房，并将房屋上锁，我于2015年5月报的警，并换了门上的锁。至于周志强什么时间从承租房屋内搬走我也不清楚。综上，不同意周志强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3日，出租方赵国强（甲方）与承租方周志强（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出租合同房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田村山南路15号底商，建筑面积为190平方米，精装修，该房屋用途为足疗、美容养生馆，租赁期限自2014年3月10日至2017年3月9日止。合同第四条约定房屋租金为每年三十万元，租金按年交付。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需向甲方交纳房屋水、电等押金6万元，租赁期满后，乙方再结清应承担的所有费用后，剩余部分甲方退还乙方。当天，周志强向赵国强交纳押金6万元及2014年3月10日至2015年3月10日的租金30万元。庭审中，周志强主张赵国强在签订租赁合同时隐瞒了房屋的基本信息，例如房屋所有权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房屋性质，致使2014年11月房主李杰找到其要求腾房，致其受损，为此，周志强向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予以佐证：1、2009年12月23日售房人总参通信部北京第二干休所（甲方）与李杰（乙方）签订的《总参通信部北京第二干休所经济适用住房出售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房屋一套出售给乙方，房屋建筑面积为140.41平方米，乙方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每建筑平方米价格为11000元，房屋总价款为1544510元。2、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有限期限至2010年12月31日。赵国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亦认可该房屋所有权人系李杰。周志强主张2014年11月，李杰找到其要求停业，并腾房，之后，一直与赵国强联系不上，故将门上锁。赵国强不认可周志强曾与�联系，辩称2015年4月初周志强口头表示不再租赁该房，并将房屋上锁，双方均未就上述主张与辩称向法院提交进一步的证据。周志强要求赵国强赔偿装修损失4万元，未就上述主张提交证据。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房屋租赁合同》、《总参通信部北京第二干休所经济适用住房出售协议书》、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周志强主张赵国强在签订租赁合同时，隐瞒了有关承租房屋的基本信息，包括房屋所有权人自然情况以及房屋性质，造成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房屋所有权人要求腾房，导致其无法履行该份合同，为此，周志强向法院提交了《总参通信部北京第二干休所经济适用住房出售协议书》、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以及《房屋租赁合同》予以佐证。上述证据可以显示赵国强在与周志强签订租赁合同时，未向周志强交代清楚该房屋的基本信息以及房屋的性质和现状，赵国强辩称系2015年4月初周志强口头表示不再租赁该房屋，未就上述辩称向法院提交证据，故对于赵国强的此项辩称不予采信。另，作为出租人赵国强，相对于承租人周志强来讲，地位处于优势，更容易对出租房屋的基本状况加以掌控，其却辩称不知周志强何时从承租房屋内搬出，显属不妥，亦应就此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结合周志强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法院认为，周志强要求赵国强退还押金6万元及租金10万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周志强要求赵国强赔偿装修损失4万元，未提交证据，故法院对其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之�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赵国强向周志强退还押金六万元及租金十万元。二、驳回周志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赵国强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周志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为：1、原审法院依据不真实的证言作出判决不当。2、合同并未解除，不应当退还租金或者押金。3、原判程序存在错误。4、我方有新证据能够证明我方主张。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处理本案。
周志强同意原判，不同意上诉人赵国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赵国强、被上诉人周志强均向本院提供了新证据。赵国强提供的证据为李杰的证言，内容为：李杰是该房屋的出租人，李杰将该房屋出租给赵国强，李杰同意赵国强转租给周志强。李杰没有将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给过周志强，只给过赵国强。与赵国强订立的合同是2014年11月11日到期，合同即将到期时，赵国强欠租金又联系不上，因此到过周志强的店，出示过购房合同，后来赵国强于2014年11月将所欠租金给了李杰，于是又在原合同上变更了租赁合同的期限。赵国强提供上述证言用以证明周志强提供的李杰购房合同复印件不是李杰提供的。周志强认为李杰的证言证实了2014年11月李杰确实去过店里并出示过购房合同，也能证明李杰在2014年11月份也找不到周志强的事实。赵国强提供了证人王金魁的证言，内容为：派出所警察拿着以前门上的锁，赵国强和周志强都在，说什么听不清。2015年过完�节看见一个男店员来过赵国强提供上述证言用以证明店铺不经营锁门到2015年5、6月份的事实。周志强不认可该证言的真实性，主张该证人与赵国强有利害关系，该证言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周志强提供了杨荣奎的证言，内容为：和周志强认识，周志强让杨荣奎帮忙看店，店里的人说有一个男的过来说是房东，那人说欠钱要锁门，还拿了购房合同的复印件。我看了购房合同上面写的购买人是李杰，他说房子是他的，赵国强欠他的房租没给，要锁门。复印件我给周志强了。赵国强提供了照片，显示上锁的玻璃门上贴有“内部装修，暂停营业”的字样，用以证明周志强一直控制涉诉房屋。周志强不认可该字条系本人所贴。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周志强提供杨荣奎证言用以证明房主让周志强腾房。赵国强对该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杨荣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周志强与赵国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
我国合同法规定，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周志强与赵国强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并未向周志强披露房主的实际情况，周志强在履行租赁合同过程中，李杰持购房合同以房主的身份，要求周志强腾房，周志强在联系不上赵国强的情况下，将房屋腾空并无不妥。而赵国强在结清欠缴租金后，并未与周志强进行沟通，以消除影响，可以认定双方所签合同已经解除。二审审理期间，赵国强虽提供了新证据，但其提供的证据均未能达到证明其所述事实成立的效果。周志强提供的证人证言亦因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判令赵国强退还押金及未履行合同的租金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上诉人赵国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千一百五十元，由周志强负担四百三十元（已交纳），由赵国强负担一千七百二十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四千三百元，由赵国强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洁芳
审 判 员 刘国俊
代理审判员 刘 磊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田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