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2民再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大连森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庄河市城关街道红岩路2号。法定代表人邓恩海，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刘和友，辽宁尊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世川。委托代理人秦学剑。原审第三人刘福强（曾用名刘顺强）。于世川与大连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大连森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盛源公司”、“森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庄河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21日作出（2010）庄民初字第484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庄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3月22日作出（2014）庄检民再检字26号再审检察建议。庄河市人民法院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于2015年5月5日作出（2015）庄立二民监字第6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本案。再审期间，庄河市人民法院通知刘福强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庄河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5）庄审民初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盛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盛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和友，被上诉人于世川的委托代理人秦学剑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刘福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世川诉称，2008年3月12日，被告向原告借款26万元用于东城观海住宅小区开发建设，约定借款期限6个月，利息按月利2%计算。借款到期后，被告未按约定及时偿还借款，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立即偿还26万元，并承担此款自2008年3月13日至2008年9月12日止，按月利率2％给付利息；自2008年9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给付利息。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被告未具答辩。庄河市人民法院（2010）庄民初字第4840号民事判决查明，2008年3月12日，被告森达公司因房屋开发需要资金向原告借款26万元，并向原告出具专用收款收据一张，内容为：收款日期：2008年3月12日，付款单位（交款人）：于世川，收款单位（领款人）：大连森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币（大写）：贰拾陆万元整，借款6个月，月利率2%，加盖大连森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公章）。借款到期后，被告以无款为由拖欠至今。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借款26万元，并承担按月利率2%给付利息；自2008年9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给付利息。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庄河市人民法院（2010）庄民初字第4840号民事判决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于世川要求被告森达公司偿还借款26万元，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专用收款收据予以佐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原、被告借款时约定了使用期6个月，月利率为2%，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从其约定。借款到期后，被告未按时偿还，应支付逾期利息，利息的计算时间应从约定还款到期日的次日（即2008年9月13日）起，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可以缺席判决。依法判决：被告大连森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偿还原告于世川借款本金26万元。并承担此款自2008年3月13日至2008年9月12日止，按月利率2％给付利息；自2008年9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给付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5,950元（其中案件受理费5,3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负担。庄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2月22日作出（2014）庄检民再检字26号再审检察建议，认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2010）庄民初字第4840号民事判决，理由如下：2012年3月，盛源公司以原森达公司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恶意制造虚假证据导致盛源公司承载债务过多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庄河市公安局受案后进行了侦查，大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庄河市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亦进行了侦查。在侦查过程中，证人刘开新、于世川、姜志连、李雨桂（李玉贵）证实了下列事实：一、原森达公司通过在收款收据中多开数额，导致判决认定的数额与实际借款的数额不符，判决认定的数额明显高于实际借款数额。二、该借款系刘福然以个人名义借款，而后拿到森达公司换成公司收据，从而将个人借款转为公司借款。三、收款收据上载明的日期故意造假。借款时间为2005年，实际换成收款收据的时间为2008年5月29日森达公司转为葛文同接手以后，而收款收据上载明的时间却故意写为2008年3月12日，以使葛文同接手公司以后，确信原公司已经形成了债务且未偿还。通过以上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刘福然向于世川借款是刘福然的个人行为，不应归为森达公司的公司债务。原森达公司的法人代表刘福强等人通过多写债务数额、拟造虚假证据、自费怂恿债权人起诉公司等行为，得以完成民事诉讼，由森达公司偿还借款，达到了规避个人债务的目的。因此可以认定于世川与刘福然等人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森达公司向于世川借款26万元的事实是虚假的，原审诉讼是虚假诉讼。庄河市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原告于世川称，被告实际借款本金26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应予保护。此款不是个人借款，经手人刘福然系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又开具收款收据接收了此笔款项，原告与被告间已形成借贷关系。专用收款收据是被告的会计主管刘福波书写，盖有“大连森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不存在造假。被告称是虚假诉讼，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的意见是错误的。原审判决此笔借款由被告负责给付是正确的，应予维持。被告盛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刘福然与原告之间是否有借贷关系我方不清楚。原告于世川与刘福然恶意串通，专用收款收据造假，原审系虚假诉讼，森达公司与原审原告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应驳回起诉的意见。第三人刘福强未具答辩。庄河市人民法院（2015）庄审民初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查明，2005年，森达公司原工作人员刘福然（刘福强大哥）在公司成立前向原告于世川及其前妻秦学萍（二人于2006年5月9日办理离婚）处先后借款合计26万元，当时没有约定利息。2008年3月12日，森达公司为于世川出具了专用收款收据一张，内容为：“收款日期2008年3月12日，付款单位于世川，收款单位大连森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项目东城观海项目工程用款，金额26万元，结算方式现金，收款事由借款6个月，月息2%用XX-X-XXX房担保，会计主管刘福波，盖有‘大连森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编号为0077931”，该据为刘福波（刘福强二哥）书写，无他人签字。2010年8月30日原告于世川委托其前妻秦学萍向庄河市人民法院提起原审诉讼，原审诉讼费自行交付。因庄河市城关街道新风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森达公司住所地无人办公，工作人员下落不明，原审于2010年11月11日向森达公司公告送达了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2011年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审原告于世川的委托代理人秦学萍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经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当庭作出原审判决。2011年2月27日，原审法院向森达公司公告送达了原审判决，2011年2月28日向原告于世川送达了原审判决。由于森达公司未按判决履行义务，于世川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原审法院立案受理后向被执行人森达公司留置送达了执行通知书，但森达公司仍未履行义务。2011年8月10日庄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庄执字第158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原审判决的本次执行程序。另查，森达公司注册成立于2005年7月21日，法定代表人董国生，登记股东为董国生、刘顺强，董国生为挂名股东，实为刘开新（刘福强之父已死亡）。2006年6月19日，公司股东又登记为韩金志、刘顺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顺强。2006年11月13日，股东韩金志将股份转让给刘顺强、葛正书，2006年11月18日公司股东登记为葛正书、刘顺强，法定代表人为刘顺强。2008年10月21日，刘顺强、刘开新、葛文同（又名诸葛文同）三人签订公司股权股份变更备忘录：“由森达公司对沈龙公司、美鑫公司、森达包装公司、森达公司、贸易中心等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经清算确认属于上述公司、项目的债权、财产和应付债务，则自刘顺强49％股权实际转出之日起，即由森达公司一并继受。至此刘顺强在森达公司也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上述公司项目中不再享有任何权益。”2008年10月22日，刘顺强与葛文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葛文同。2008年10月23日，公司股东登记为葛文同、葛正书，法定代表人为葛文同。2009年1月19日，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张言清。2009年6月25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葛文同，股东登记为葛文同、葛正书。2011年8月30日，森达公司股东葛文同、葛正书与孙爽、邓恩海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议定葛文同、葛正书将全部股权转让给邓恩海、孙爽。2008年8月31日，森达公司股东登记为邓恩海、孙爽，法定代表人为邓恩海。同时将大连森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大连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由“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变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以上几次股权转让，公司均未进行清算和账目审计。每次交接亦无清单或记录。在葛正书、葛文同将全部股权转让给邓恩海、孙爽之前公司会计由刘福波担任，出纳员由葛正书担任。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由刘福波、葛正书两人保管，在使用过程中，刘福波也单独用过。2008年7月17日葛文同与刘福波共同写了一份“关于印章使用的备忘录”，确定印章由葛文同与刘福波一起管理，直到2008年5月葛文同接手公司。期间账目由刘福波保管，刘福波在公安机关称账簿放在车上，车被盗，账目和财务资料已丢失。但到案的四盗窃犯均称没有发现所盗车里有账簿等材料。庭审中，被告对“专用收款收据”上所盖财务专用章称辨认不了真伪，但与原告均提出不鉴定。同时还陈述盛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恩海接手公司后，为了厘清欠款，葛文同向其提供了公司的“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记账”和2008年5月29日有李玉贵、刘开新、刘福强、董国生签字字样的“刘顺强经手债务报表”，并称“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记账”不是公司全部账目；根据日记账、刘顺强经手债务报表和邓恩海自行统计的“专用收款收据明细表”即经过原审法院判决的22件案件明细（包括本案），盛源公司委托大连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森达公司开具的专用收款收据的金额与银行存款日记账和现金日记账进行了核对审计。2011年11月9日大连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做出大达会专审字（2011）第0014号“专项审计报告”结论为：经核对该22张收款收据所开具的金额在所提供的银行存款日记账和现金日记账没有记载，而银行存款和现金日记账上所记录的金额与收款收据完全不符。盛源公司认为森达公司原工作人员刘福波、刘福强、李雨桂（又名李玉贵）涉嫌犯罪，遂向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进行了侦查。2015年1月15日原审法院作出（2014）庄刑初字第426号刑事判决书以虚假出资罪对刘福强进行了处罚，公安机关对刘福波做出了撤销案件处理。2014年1月20日，盛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恩海向庄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提出原审法院作出（2009）庄民初字第1497号（包括本案）等民事判决错误，请求依法监督。庄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3月22日作出（2014）庄检民再检字26号再审检察建议书，建议庄河市人民法院再审。庄河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5日作出（2015）庄立二民监字第6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再审。在再审过程中，法院通知刘福强作为再审第三人参加诉讼，但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庭审中，原审被告认为本案原告与其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是原告与刘福然之间的个人借贷关系。原告与刘开新及刘家其他人恶意串通，多开借款金额，专用收款收据造假，原审是虚假诉讼，本案应驳回起诉。原告称原审诉讼费用自行交付，否认串通和虚假诉讼。庄河市人民法院（2015）庄审民初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认为，森达公司原工作人员刘福然在公司成立前在原告于世川及其前妻处先后借款合计26万元，有原告于世川与其前妻陈述，证人孙连慧、第三人刘福强和刘开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刘顺强经手债务表为凭，且业经原审被告开据确认，事实清楚，刘顺强、刘开新、葛文同三人签订的“公司股权股份变更备忘录”、刘顺强与葛文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相关人员的陈述，表明了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据此向森达公司主张权利，应予支持，原审判决由森达公司承担给付26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对原告及其代理人提出维持原审判决的意见予以采纳；现森达公司将企业更名为“大连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业经工商部门登记，且在葛文同、葛正书与孙爽、邓恩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8条约定“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公司依法承担”，其对原主体的法律人格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企业更名前森达公司应承担的义务理应由盛源公司承担，原审被告提出，森达公司与原审原告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应驳回起诉的意见，因提供的证据不能对抗森达公司开具的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专用收款收据的效力，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审被告提出原审系虚假诉讼，因提供的2013年8月30日公安机关对刘福强所作的未有其签字或捺印的笔录和盛源公司自行委托大连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作的“专项审计报告”等证据证明的内容，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现又无充足证据证明原审被告开据的专用收款收据是伪造的，其主张原审系虚假诉讼的意见缺乏依据，亦不予采纳；第三人刘福强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并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百四十条、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维持（2010）庄民初字4840号民事判决。上诉人盛源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2.改判驳回原审原告要求上诉人承担清偿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1.再审认定借款本金26万元错误，应为10万元；该借款应属原森达公司工作人员刘福然的个人债务，债务本身与原森达公司无关。（2011）庄民初字第1号、（2013）大民二终字第272号民事判决认定，2005年4月，刘福然曾向于世川借款10万元。2008年3月12日，原森达公司向于世川出具《专用收款收据》，该笔借款被虚构为26万元。刘福然向于世川借款时间早于原森达公司注册成立时间，借款目的是用于原森达公司开发东城观海小区筹集资金，其行为本身违反行政法规。该借款本息应由刘福然本人偿还。2.案涉借款债务转移过程违反法定程序，《专用收款收据》不具备债务承担协议的构成要件与功能，转移行为实属无效。3.原审对“公司股权股份变更备忘录”等证据的审查认证存在严重偏差。“公司股权股份变更备忘录”载明的债权、债务等继受条件并未成就，截至目前从未进行任何清算，原审判决援引此据为上诉人承担义务之理由，系故意曲解书证内容。4.于世川不能举证证明案涉收据成因的新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5.于世川与刘福然等人恶意串通，虚构上诉人企业借贷事实，本案系虚假诉讼。6.原审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违反该司法解释溯及力的明确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7.刘福强与本案争议的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也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将刘福强追加为再审第三人，系滥用权利。被上诉人于世川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没有任何虚构事实，不是虚假诉讼。本案事实在刘福强的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已经确认，借款数额也有记载。东城观海小区开发时，因为没有钱，非法向百姓集资。本案借款用于东城观海小区。债务关系虽然由刘福强兄弟及父亲集资，但钱最终进入公司账目，公司出具财务收据。公司承担债务于法有据。刘福然向秦学萍和于世川多次借款，还有房屋买卖关系，总借款额及买卖金额达到150万元。本案借款实际上是30万元，除现金4万元外，其余是票据，因举证不能才导致起诉的金额是26万元。本院查明的事实，除森达公司股东登记为邓恩海、孙爽，法定代表人为邓恩海的时间应为2011年8月31日外，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于世川的借款数额；二、案涉债务是否应由上诉人盛源公司承担；三、本案是否为虚假诉讼。关于焦点一，本院开庭审理时，上诉人盛源公司提交（2011）庄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和（2013）大民二终字第272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本案所涉及的原始借贷债务为10万元且已不存在。该两份判决在庄河市人民法院一审再审前已经存在，上诉人盛源公司于本院二审当庭提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不属于新证据。另，该两份民事判决的案由是秦学萍诉大连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华夏家具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判决在查明事实中载明“于世川在原审时出庭作证称，刘福然向我借过10万元属实……是被告用其开发的东城观海二期住宅抵顶了10万元借款……于世川和刘福然虽然协商以房抵顶借款，但未实际履行。”该两份判决并未直接认定本案刘福然向于世川及其前妻的借款总额为10万元。故该两份判决不能证明本案的原始借贷债务仅为10万元且已不存在。原审判决结合刘开新、刘福强、刘福波、于世川、秦学萍及孙连慧等在侦查机关所做笔录及相关证据，认定案涉借款本金为专用收款收据载明的26万元，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案涉借款行为发生于2005年，款项的直接经办人是刘福然。刘开新、刘福强、刘福波在侦查机关所做笔录表明，案涉借款用于东城观海小区项目。森达公司于2008年向于世川出具专用收款收据，收据载明的收款项目及收款事由等亦指向东城观海项目，于世川有理由相信该借款行为已经得到了森达公司的追认。应认为，森达公司出具专用收款收据的行为，系对案涉借款行为的书面认可。在森达公司多次股权转让中，关于公司债务均明确约定“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公司依法承担”。现森达公司更名为盛源公司，公司更名及股东股权转让并未使公司人格发生改变，应对更名前森达公司所负之案涉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盛源公司在股权转让时是否进行清算系公司内部股权交接事宜，不影响其对外承担债务。关于焦点三，上诉人盛源公司主张本案系虚假诉讼，主要证据是刘福强的笔录及大连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作《专项审计报告》。但其提供的2013年8月30日刘福强在侦查机关所做笔录无刘福强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上诉人盛源公司自行委托大连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作《专项审计报告》，结论为“22张收款收据（包含案涉收款收据）所开具的金额在所提供的银行存款日记账和现金日记账没有记载”。该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其一，该审计报告系盛源公司单方委托，无法确认其提供给审计单位的银行存款日记账和现金日记账的真实性及完整性；其二，案涉收款收据所指向的款项是否及时入账应系原森达公司内部会计流程管理问题，不应成为否认其对外承担债务的法定理由。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本案系虚假诉讼。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综合评析如下：关于上诉人主张刑事案件笔录依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可以采信为本案证据，但原审判决一概不予采信不当的上诉理由，原审判决明确载明采信刘开新、刘福强等笔录，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在法律适用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5日作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指出，“（二）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三）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四）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审结的案件，不得适用本《规定》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原审法院适用一审再审程序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5）庄审民初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中，援引该《规定》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应予纠正。原审判决主要援引该《规定》第十九条论述不支持盛源公司关于原审系虚假诉讼的意见。如前所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系虚假诉讼，原审判决虽然援引适用《规定》不当，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盛源公司提出的原审法院不应将刘福强追加为第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民事诉讼第三人是指对原、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或者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原、被告诉讼中的人。刘福强既对案涉借款不享有独立请求权，又与案件处理结果无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将其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不当。但因未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造成影响，且原审并未判决刘福强承担民事责任，故本院二审对此不予调整。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二审在纠正上述瑕疵后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大连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林审 判 员  刘培红审 判 员  李 红审 判 员  张 燕审 判 员  王 亮审 判 员  张 钱代理审判员  王 雍代理审判员  赵述云代理审判员  马汉博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宋晓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