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桂12民申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甫安，个体司机。
委托代理人：黄钟，广西万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唐爱萍，退休工人。系死者莫荣康的妻子。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莫骞，学生。系死者莫荣康的女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韦艺。系死者莫荣康的继子。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牙山，农民。系死者莫荣康的母亲。
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韦永安，广西真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黄甫龙，无业。
一审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巴马县营销服务部，住所地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镇民族路384号。
代表人：罗金国。
唐爱萍、莫骞、韦艺、郑牙山诉再审申请人黄甫安、一审被告黄甫龙、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巴马县营销服务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黄甫安不服本院2014年11月11日作出的（2014）河市民一终字第254号民事判决，于2015年5月9日向本院提出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黄甫安申请再审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0）巴民初字第333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给予撤销。（一）、一审法院以《巴马县交通事故认定书》巴公交认字2009第10号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巴马县交警大队无任何证据证实再审申请人驾驶摩托车碰撞受害人莫荣康的事实。巴马县交警大队仅凭桂Ｍ×××××号二轮摩托车及受害人衣服痕检笔录、申请人的三份询问笔录、四份证人证言、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及受害人尸检报告这几份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均无法直接证明受害人莫荣康的死亡是再审申请人车辆碰撞所致。1、桂Ｍ×××××号二轮摩托车及莫荣康痕检笔录，仅证实受害人左脚裤形成轮印，并未得出该轮印系与桂Ｍ×××××摩托车轮印相吻合的结论，无法排除有其他车辆在前碰撞后逃逸的可能性。2、再审申请人在公安机关被询问的三份笔录，第一次笔录内容上属主观推测而不具有客观性，第二次笔录内容与第一次笔录有矛盾，第三次笔录是否认碰撞的事实，因此，可以推断再审申请人行到案发地之前受害人已经被其他车辆碰撞受伤横躺在路上。3、证人黄某、陆某、罗某、莫某的证言。上述证人均不是案发时目击者，其证言仅证实事发后所看到案发现场的相关情况，且证人证言之间也存在矛盾，无法证实再审申请人碰撞受害人的事实。4、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只说明再审申请人车辆性能情况。5、受害人的尸检报告。证明受害人是左脚腓骨下段及中段骨折。综合上述材料，巴马县交警大队仅凭以上所列不充分的证据来认定受害人的死亡是再审申请人车辆碰撞所为的事实根本无任何证据证实的错误结论。因此，一审法院以该《事故认定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其次，巴马县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已经对申请人黄甫安作不起诉决定，其本身实质上已经否定及推翻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而不能作定案依据。后被申请人不服，向河池市人民检院提出申诉，河池市人民检察院也仍然维持巴马县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上述事实已经充分说明，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受害人莫荣康的死亡是上诉人的摩托车碰撞所为。据此，经两级人民检察院核实并不认定《巴马县交警大队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还是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属于严重认定事实错误。再次，一审法院在刑事案件事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而认定申请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背“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其判决也没有遵循民诉法第150条所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进行审理。本案一审开庭审理前，一审法院以民事诉法第163条第5项所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于2010年10月8日作出中止诉讼的裁定。该程序本来是正确的，但巴马县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部分审结后，一审法院根本未按照法律规定以检察院的审理结果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而是以错误的事故认定书作为定案结论，而作出与人民检察院的审理结果相互矛盾的判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唯一的依据是巴马县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属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因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失衡以致做出错误的判决。本案中，一审法院在认定“关于侵权人是否为黄甫安？”的焦点时，被申请人主张“黄甫安是侵权人”，而再审申请人黄甫安否认系其所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申请人依法应负有举证责任，理应举证证实“莫荣康之死系再审申请人黄甫安驾驶的车辆碰撞所致”。而黄甫安应提出“否定系其所为”，是依法不负举证责任的。人民法院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2条、72条的规定作出举证分配。由此看出，一审法院竟然以被申请人提供所谓的“事故认定书”认定已经证明了其主张，而又认定黄甫安举证不能。一审法院违背法律规定，强加要求黄甫安承担消极主张的举证责任。明显错误。综观本案，一审法院在本案中认定上诉人承民事赔偿责任，无论从书证、物证还是鉴定结论均没有任何依据
本院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一致，对原审判决确认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黄甫安是否是本案的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黄甫安是否是本案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本院终审判决分别从刑事诉讼证据及民事诉讼证据角度分折认证最终确定了该案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审理及评判方法。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分析看，不能得出黄甫安驾驶摩托车碰撞莫荣康后致其死亡的唯一结论，故不能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分析看，被申请人一方主张黄甫安的笔录及《事故认定书》足以认定黄甫安是侵权人，本案并非要求得出黄甫安驾驶摩托车碰撞莫荣康后致其死亡结论的唯一性，只要求证明黄甫安驾车碰撞莫荣康致死的可能性远大于黄甫安驾车没有碰撞莫荣康致死的可能性即可。因为黄甫安第一次供述时间是在事故发生3天后，黄甫安在第一次供述中承认其驾驶的摩托车碰撞了莫荣康相。相对于黄甫安以两级检察机关不起诉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辩解相比较，被申请人一方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已经达到了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黄甫安驾车碰撞莫荣康致死的可能性远大于黄甫安驾车没有碰撞莫荣康致死的可能性，具备“优势证据证明力”。二、原判分析认为《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交通事故痕迹检验报告书》在鉴定材料的选取上有瑕疵，并影响到最终检验结论的准确性。该报告书选取的材料为（1）、受害者莫荣康衣服上提取的玻璃碎片；（2）、桂Ｍ×××××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前大灯玻璃碎片，但是从《3.4道路交通事故桂Ｍ×××××号二轮摩托车及莫容康衣服痕检笔录》中可知，桂Ｍ×××××号二轮摩托车在事故中不仅仅是前大灯破碎，还有仪表板玻璃破裂，左倒车镜折断脱落，车头中部其中一个灯泡玻璃破裂等多处损害，要检验受害者莫荣康衣服上提取的玻璃碎片是否属于桂Ｍ×××××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物质，选取的材料不应当只是该摩托车前大灯玻璃碎片，还应当包括除了前大灯位置以外其他损害部位的碎片，因此该份报告书不能得出受害者莫荣康衣服上提取的玻璃碎片不属于桂Ｍ×××××号普通二轮摩托车上的物质的结论理由充分。综上，原判确认黄甫安为本案侵权人正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黄甫安提出的申请再审请求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再审人黄甫安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覃春燕
审 判 员 兰建强
代理审判员 黄美秀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容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