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9民终8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钱维平，男，195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根，舟山市恒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锋，舟山市恒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艳君，女，197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罗春，浙江五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其国，男，系王艳君丈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养凤，女，196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上诉人钱维平、上诉人王艳君、包养凤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6）浙0902民初2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维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钱维平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王艳君、包养凤所驾车辆已被鉴定为机动车，原审以上述车辆系电驱动且无法上机动车牌照为由将其认定为非机动车错误。王艳君、包养凤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登记的机动车，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2.原审法院对事故发生过程认定不清。本案事故经交警部门现场勘察，双方并非在人行横道上发生碰撞，王艳君、包养凤在交警部门制作询问笔录时也认可在骑行横过329国道时与钱维平发生碰撞，且本案系王艳君、包养凤借道通行时未让本车道内车辆优先通行所致。原审法院未查明事故碰撞地段，错误认定钱维平经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与事实不符。3.本案王艳君、包养凤驾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超标电动车上路，具有严重安全隐患，与本案事故发生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交警部门认定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与事实相符。
王艳君辩称，1.法律并未禁止超标电动车的销售，此类车辆实际在非机动车道行驶，亦无购买保险、考取驾照的相关行政管理配套措施，且根据本地司法惯例，超标电动车系非机动车。2.原审认定王艳君和包养凤骑行通过人行横道，主要依据交警部门制作的询问笔录，但询问笔录制作程序违法，笔录存在明显的涂改痕迹，内容失实，不应作为证据采纳。3.根据王艳君提供的证人证言，王艳君、包养凤经过人行横道时系下车推行，交警部门及原审认定两人骑行错误。
包养凤辩称，包养凤并未骑行经过人行横道，交警部门制作的询问笔录错误。电动车并非机动车，不能悬挂机动车牌照、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及购买保险。
王艳君、包养凤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钱维平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交警部门制作询问笔录的程序违法，内容失实，原审将其作为证据采信违反法律规定。笔录制作时仅有一名交警在场，且笔录制作完毕后不顾王艳君、包养凤不识字的事实，未按法定程序向其宣读笔录，笔录中关于“电动车在人行横道线上驾驶通过的”表述严重失实。笔录记载的制作时间为2015年11月29日，但实际制作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违反应当在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及时制作笔录的规定。2.王艳君、包养凤提供的证人均证明两人系推行经过人行横道，但原审仍以王艳君、包养凤骑行为由认定其承担次要责任错误。3.原审认定非机动车方承担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缺乏依据。首先，《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指向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显著特点是实行无过错归责原则，倘若被撞的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也已体现在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上，其立法精神和目的是为了保护弱势的非机动车一方。其次，原审认为非机动车一方对机动车一方的损害赔偿适用普通侵权赔偿原则，实际将同一起交通事故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事件，将非机动车一方的损失索赔按交通事故来处理，将机动车一方的损失索赔按普通侵权处理，同一起事故按不同标准处理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再次，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仅系对事故成因的认定，即便作为非机动车一方的王艳君、包养凤存在过错，其本质上也是未尽到对自己的安全保护注意义务，而非违反了侵权法所设定的不得损害他人的一般性义务，不能成为非机动车一方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
钱维平辩称，1.王艳君、包养凤主张交警部门制作的询问笔录不合法，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笔录上均有两人的亲笔签名，且注明“以上笔录与我陈述一致”。2.交警笔录中未出现人行横道的表述，而是写明事故发生于329国道缺口，与人行横道有将近500米的距离。在笔录与原审判决均未出现人行横道的情况下，讨论是否在人行横道推行没有意义。3.王艳君、包养凤在事故认定书出具后即可提出行政复议，逾期未提出视为认可。4.涉案车辆被鉴定机构认定为二轮摩托车，说明王艳君、包养凤确实存在违法行为。本次事故系两人未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骑行，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钱维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艳君、包养凤各自对钱维平的损失承担35%的赔偿责任，向钱维平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72686.7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8日下午，钱维平驾驶浙Ｌ×××××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沿舟山市定海区329国道由东向西行驶。17时15分许，途经329国道257KM+500M地段时，与对向左转弯的王艳君驾驶的无牌二轮摩托车（电机号：CZYMH4A5904681001）、由南向北横过329国道的包养凤驾驶的无牌二轮摩托车（电机号：LJ1304160219）发生碰撞，造成三车受损，钱维平、王艳君、包养凤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2016年2月5日，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定海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艳君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借道通行时，未让本车道内的车辆优先通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包养凤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借道通行时，未让本车道内的车辆优先通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钱维平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安全意识不强，对前方情况观察不细，未确保安全，承担事故次要责任。钱维平受伤后，于2015年11月18日至2015年12月15日在舟山市中医骨伤联合医院住院治疗27天，被诊断为右股骨颈基部骨折等。出院后多次进行门诊治疗。共花去住院医疗费72519.47元，门诊医疗费871元，外购药123元，共计73513.47元。2016年5月26日，舟山市中医骨伤联合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认为钱维平拆除内固定的费用约为10000元。经钱维平委托，2016年6月24日，杭州华硕司法鉴定所舟山分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其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右股骨颈骨骨折等，临床行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等治疗，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八级伤残；评定其护理及营养期限均120天、休息期限至评残前一日较为合理（均包括住院时间，均未包括后期拆除左锁骨内固定所需相应期限）；拆除左锁骨内固定为必要的后续医疗措施，具体费用可参考舟山市中医骨伤联合医院诊断证明书。钱维平支付鉴定费232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本案争议焦点为事故的责任认定。王艳君、包养凤骑行的车辆虽经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机动车，但该车辆为电驱动，现实生活中，相关部门并未禁止该车辆的生产与销售，车辆无法上机动车牌照，法律也未规定驾驶人员应考取何种执照、购买相应险种，故本案中，不宜将两人驾驶的电动车等同于机动车确定其民事赔偿责任，该车辆应认定为非机动车为妥。钱维平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安全意识不强，对前方情况观察不细，未确保安全，且经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事故发生于王艳君、包养凤横过329国道的过程中，根据两人在交警部门制作的询问笔录，其在横过道路的过程中未下车推行，对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过错，应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王艳君、包养凤因过错侵害了钱维平的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综合本案实际，确定王艳君、包养凤各自承担钱维平损失10%的赔偿责任，钱维平自负80%。对于钱维平起诉的赔偿项目和金额，审核如下：1.医疗费73513.47元，有发票及相关病历予以印证，可予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住院天数，支持810元；3.摩托车修理费1535元，有发票予以印证，可予支持；4.鉴定费2320元，有发票予以印证，可予支持；5.残疾赔偿金262284元，该项费用可按城镇标准计算，予以支持；6.护理费，护理时间根据鉴定意见书确定为120天，根据钱维平伤势，确定其住院期间的护理标准为每天120元，出院后为每天50元，故计算为27天×120元+93天×50元=7890元；7.营养费6000元，属合理，可予支持；8.误工费，钱维平误工标准可按每月3000元计算，根据鉴定意见书，其误工时间为202天，该项费用支持20200元；9.后续治疗费，该费用尚未实际发生，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10.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钱维平伤残等级，确定为15000元（具体金额按责任比例承担）。综上，钱维平各项损失为医疗费73513.4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10元、摩托车修理费1535元、鉴定费2320元、残疾赔偿金262284元、护理费7890元、营养费6000元、误工费20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共计389552.47元。上述损失，由王艳君赔偿钱维平38955.25元（389552.47元×10%），包养凤赔偿钱维平38955.25元（389552.47元×1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艳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钱维平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摩托车修理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8955.25元；二、包养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钱维平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摩托车修理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8955.25元；三、驳回钱维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91元，减半收取2795.50元，由钱维平承担2035.50元，王艳君承担380元，包养凤承担380元。
二审期间，王艳君、包养凤向本院提供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关于对王艳君、包养凤反映问题的回复》，证明交警部门未向其送达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办案民警制作的询问笔录不符合客观的事实。钱维平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王艳君、包养凤在交警大队所作笔录不符合实际，且该笔录能与本案交警现场勘验的图纸等证据相印证。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的证据资格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本案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未向王艳君、包养凤送达事故认定书，以及办案民警未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制作笔录并涂改笔录日期的事实。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6年1月26日，涉案事故的办案民警向王艳君、包养凤制作询问笔录，但将笔录制作日期修改为2015年11月29日。2016年2月5日，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定海大队就涉案事故作出事故认定，但未向王艳君、包养凤送达事故认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如何认定涉案交通事故责任；二、钱维平能否请求王艳君、包养凤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一，如何认定涉案交通事故责任。
首先，关于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资格。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将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核。本案中，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定海大队未向王艳君、包养凤送达交通事故认定书，导致两人无法就事故责任认定申请复核，事故处理程序存在瑕疵，故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备证据资格，不能作为认定事故责任的依据。
其次，关于王艳君、包养凤所驾两轮电动车的性质。上述车辆虽被鉴定部门以性能参数超标为由定性为“机动车”，但相关鉴定意见仅表明该车辆在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等方面接近或等同于轻型摩托车，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超标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超标车车主也无法投保交强险或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故原审认定王艳君、包养凤驾驶的超标两轮电动车为非机动车正确。
再次，关于涉案事故责任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钱维平曾向交警部门陈述，其驾驶摩托车行至斑马线前，以六十码左右的速度正常行驶，未采取刹车等减速措施。经查，本案事故发生地设有人行横道及警示标志，钱维平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在看到人行横道标志时即应减速慢行，但其未采取任何减速措施，原审据此认定钱维平的违法交通行为系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王艳君、包养凤主张其驾驶电动车经过人行横道时，系下车推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王艳君、包养凤虽提供了两份证人证言，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相对较低，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此外，交警部门制作的笔录显示，王艳君、包养凤横过329国道时未下车推行，王艳君、包养凤主张交警部门向其制作的笔录严重失实。经审查，上述笔录除询问时间及当事人签名处系手工填写、笔录制作时间有涂改痕迹外，其余文字均系电脑打印、并无涂改痕迹，王艳君、包养凤在笔录各页均有亲笔签名，并在最后一页书写“以上笔录我已看过，与我讲的相符”字样。本院认为，笔录日期虽有涂改痕迹，但王艳君、包养凤的陈述并未被涂改，且两人已对笔录签字确认，不能仅因笔录日期被涂改而全面否定笔录的证据资格。故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王艳君、包养凤驾驶电动自行车经由人行横道横过329国道时，未按法律规定下车推行，原审据此认定王艳君、包养凤的违法行为系本案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正确。综上，钱维平对本案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王艳君、包养凤对本案事故承担次要责任，钱维平关于认定王艳君、包养凤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钱维平能否请求王艳君、包养凤承担赔偿责任。王艳君、包养凤认为，根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非机动车不应赔偿机动车的损失。本院认为，“优者危险负担”原则一般建立在机动车的速度、硬度、重量及对他人的危险性上远远高于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基础上，预设的前提是非机动车、行人在交通事故中受损程度远甚于机动车方，机动车一方一般只有车辆损坏等财产损失，很少有人身伤亡。从车辆的各项指标看，本案中，王艳君、包养凤驾驶的超标电动车，在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等方面接近或等同于轻型摩托车，客观上加大了车辆的安全隐患，钱维平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在速度、硬度、重量及对他人的危险性上并未明显优于超标电动车。从双方在交通事故的受损程度来看，超标电动车与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后，超标电动车驾驶员的人身受损程度并不一定大于二轮摩托车驾驶员。本案中，交通事故导致王艳君、包养凤的人身伤害程度即明显小于钱维平。此外，根据公平原则，超标电动车驾驶员与二轮摩托车驾驶员的人身权益应当平等。王艳君、包养凤作为电动车驾驶员，除对自身安全存在注意义务外，也不得损害他人的人身安全。本案交通事故系在钱维平与王艳君、包养凤交通违法行为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王艳君、包养凤对钱维平所受损害存在过错，应当基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王艳君、包养凤关于其只是未尽到对自身的安全保护注意义务，无须承担损害他人的侵权责任的主张缺乏依据。原审综合考虑各方过错，酌情判令王艳君、包养凤对钱维平的损失承担各10%的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钱维平、王艳君、包养凤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91元，由上诉人钱维平负担3994元，上诉人王艳君负担798.5元，上诉人包养凤负担798.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 炅
审 判 员 方燕审判员张秀梅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代书记员 毛 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