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民四终字第3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信年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雪厂街**号新显利大厦*楼。
代表人：邓笑梅，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孟丽娜，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湖南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有限公司（原湖南省进出口总公司广州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恒福路***号淘金花园*座**楼B。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信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公司）还款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高院）（2013）湘高法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原由湖南高院于1995年6月12日作出（1994）湘高经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双方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2009年11月30日作出（2008）民监字第271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南高院再审本案。湖南高院于2011年10月18日作出（2011）湘高法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信年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25日作出（2012）民四终字第24号民事裁定，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湖南高院（2011）湘高法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发回湖南高院重审。湖南高院于2014年2月27日作出（2013）湘高法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信年公司委托代理人孟丽娜、郭杨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广州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广州公司依据与湖南益阳工业品批发（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品公司）的联营进口合同，和香港丰利信年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利公司）签订了一份2500吨聚丙烯进口合同后，并于1992年5月16日从广州公司的银行帐户上汇货款207.5万美元至丰利公司在香港开设的银行帐户内。丰利公司没有履行与广州公司签订进口合同的义务，将广州公司汇去的207.5万美元转给了太行企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行公司），太行公司又将此款转给了信年公司。广州公司与信年公司于1993年8月25日签订了还款协议，按协议的规定，信年公司应于1994年6月10日前归还广州公司207.5万美元的利息及罚息，但信年公司未按约还款。故请求法院判令信年公司偿还广州公司207.5万美元及其利息、罚息。
一审法院查明：1992年5月13日，广州公司与工业品公司签订了一份《联营进口协议》，约定：工业品公司负责2500吨聚丙烯树脂的货源和销售，广州公司负责提供购货款207.5万美元，并以广州公司的名义与工业品公司指定的外商丰利公司签订2500吨聚丙烯的进口合同，广州公司在5月25日前将货款207.5万美元，按工业品公司指定的外商帐户、汇款方式对外付款；工业品公司在货到后两个月内偿还广州公司207.5万美元本金及利息，该进口业务所产生的利润广州公司分40%，工业品公司分60%；广州公司的207.5万美元付到境外后若发生风险，则由工业品公司承担偿还本金、违约金等责任，工业品公司以其等值财产为上述债务提供了抵押担保。
《联营进口协议》签订后，广州公司于同年5月15日与工业品公司指定的丰利公司在湖南长沙签订了一份2500吨聚丙烯的《进口合同》，约定：丰利公司在1992年7月底前从美国装运2500吨聚丙烯至中国上海，总计货款207.5万美元，广州公司在1992年6月15日前电汇207.5万美元至丰利公司。广州公司在该合同签订的第二天即5月16日，从中国银行长沙分行向丰利公司在香港开设的银行帐户汇出207.5万美元。丰利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于同年6月18日出具了收条。
丰利公司没有履行与广州公司签订的《进口合同》，而将广州公司汇去的207.5万美元转入太行公司，太行公司先后两次向广州公司书面承诺承担207.5万美元的归还之责。太行公司没有实践诺言，且将该款转入被告信年公司，信年公司将此款投入了其与广州西关城建开发公司的合作企业—广州市金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公司）在建项目金信大厦的建设。
广州公司沿付款途径追索至信年公司，信年公司与广州公司于1993年8月25日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信年公司认可丰利公司与广州公司购销聚丙烯之间的法律关系，丰利公司将款转入太行公司，再由太行公司转入信年公司。信年公司愿意承担207.5万美元债务的偿还责任，信年公司保证1993年12月30日前归还20万美元，1994年4月前归还107万美元，余款在1994年6月10日前全部还清，并承担利息、罚息等；信年公司以其在金信公司的投资及受益抵押担保归还上述款项。信年公司以投资项目未建成，资金紧张等为由，没有按上述约定还款，广州公司遂提起诉讼。
另查明：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于1996年7月22日宣告工业品公司破产还债并于2002年8月28日以（2000）资经破产第1-1号民事裁定，终结了工业品公司破产还债程序。广州公司原名湖南省进出口总公司广州分公司，由湖南省进出口总公司全额出资，1991年更名为湖南省进出口总公司广州公司，1997年4月3日更名为湖南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有限公司。由于没年检，2004年10月14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湖南省进出口集团公司已于2007年1月25日宣告破产。2009年11月9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湖南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湖南省工商局于2010年10月8日将湖南省进出口集团公司注销。香港丰利公司在本案再审之前亦破产，主体消亡。
1994年10月23日，邓笑梅丈夫吕佳安（当初任金信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在该院调查笔录中陈述，汤耀全在合作开办金信公司初期个人投资了150万美元，总共投了300万美元，前期工程尚欠款，正准备召开董事会筹钱。信年公司与广州市西关建设开发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广州市金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约定，投资总额1170万美元，注册资金500万元美元，信年公司负责全部资金，并在两年内完成全部资金投入。1995年10月12日，一审法院执行局找吕佳安问话时，一审法院工作人员指出截至问话时为止，信年公司依据法院判决和该公司出具的协议书，应偿付广州公司约4000万元债务，信年公司股东汤耀全在金信公司的投资和收益能否偿还该债务，吕佳安陈述汤耀全的投资和收益足以偿还广州公司债务。同日，信年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函，内容：根据信年公司对履行贵院（1994）湘高经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及我公司股东汤耀全先生与湖南进出口总公司广州公司的有关协议函件，我公司同意从我司股东汤耀全先生在金信公司开发的“金信大厦”投资及其权益，用来保证偿还广州公司的本金、利息、罚息及从汇款之日起的本金15%的利益补偿债务（不准偿还其它任何债务、不转移、抽走）偿还时间从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至八月前分批偿还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广州公司付款207.5万美元给丰利公司，有双方签订的进口合同，中国银行长沙分行汇款单，丰利公司收款收条等证据证实，该笔债务真实存在。丰利公司收款后没有履行合同，而将该款交与太行公司使用，太行公司承诺偿还，此时债权债务发生转移，太行公司成为债务人。但根据具体经手人汤耀全陈述，太行公司没有使用该款，而是将该款又转给信年公司，作为信年公司投资的金信公司在建项目金信大厦的建设资金。1993年8月25日，汤耀全以信年公司名义与广州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信年公司认可丰利公司与广州公司购销关系，承认该款已转到信年公司账上并由其承担偿还责任。签订协议时汤耀全系信年公司董事兼秘书，协议上亦加盖了信年公司签字章。虽然信年公司不认可该印章，但并没有足够证据否认。同时从吕佳安的陈述来看，汤耀全确实参与金信公司经营，并经其手投入大量资金，对汤耀全上述行为信年公司是明知并认可的，汤耀全实施的行为实际也是代表信年公司履行该公司与广州市西关建设开发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故汤耀全为金信项目而借款系职务行为。本案基于汤耀全特殊身份，《协议书》又加盖了信年公司印章，同时汤耀全当初确实参与了公司经营金信大厦项目，故该院（1994）湘高经初字第11号判决认定《协议书》合法有效正确。对于信年公司提出公司地址、法定代表人等事实认定错误问题。经查，1998年3月23日中国委托公证人方成生的《证明书》载明：信年公司注册地址为香港新界葵涌丰街41-45号安福工业大厦三字楼F座；董事邓笑梅、袁剑标、汤耀全，公司秘书汤耀全；法定代表人邓笑梅。本次诉讼中，中国委托公证人黄英豪出具的《证明书》载明：信年公司注册地址为香港中环雪厂街10号新显利大厦7楼；董事吕佳安、金晖、邓笑梅；法定代表人邓笑梅。上述事实表明，公司注册登记事项是经常变换的。在（1994）湘高经初字第11号诉讼时，信年公司董事兼秘书汤耀全提供加盖有信年公司签章的答辩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该院根据上述资料确定公司地址及法定代表人程序上并无不当。对于信年公司提出的没有追加太行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以及送达程序违法问题。因太行公司并不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本案处理的主要依据是信年公司与广州公司之间的《协议书》，审查关键是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因此，太行公司是否参与诉讼并不影响本案处理。至于送达问题，因信年公司在国内有办事处，而汤耀全又是公司董事兼秘书，该院（1994）湘高经初字第11号案没有按照涉外涉港程序送达文书，而是将相关文书直接送达给汤耀全，该送达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该院（1994）湘高经初字第11号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信年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维持该院（1994）湘高经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即由信年公司偿还广州公司207.5万美元，并按中国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从付款日（1993年5月16日）起至还款日止的全部利息、罚息。
信年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为：（一）（1994）湘高经初字第11号判决确定信年公司地址、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及送达程序均有错误，一审判决认定（1994）湘高经初字第11号案程序并无不当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不予追加太行公司为当事人、认定丰利公司主体消亡程序不当。（二）汤耀全无权代表信年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未生效、对信年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未尊重信年公司章程及香港法律。（三）一审判决认定广州公司支付给丰利公司的207.5万美元汇入信年公司并投入金信大厦项目没有依据，信年公司不应承担向广州公司偿还207.5万美元及其利息的责任。据此，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广州公司的诉讼请求。
信年公司对一审查明的1992年5月13日广州公司与工业品公司签订《联营进口协议》、丰利公司将广州公司汇去的207.5万美元转入太行公司、太行公司将该款转入信年公司、信年公司将此款投入金信大厦建设、信年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以及1994年10月23日和1995年10月12日吕佳安陈述部分事实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根据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1994年3月10日，信年公司所有董事吕佳安、邓笑梅、汤耀全与刘文武、周安东签订协议，其中约定“汤耀全先生承担本协议前香港信年发展有限公司签出的债务责任，交出香港信年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文件，声明信年发展有限公司若有任何问题，概由本人负责。协议签订后汤耀全先生无权以香港信年发展有限公司或广州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签署文件，汤耀全的一切行为与香港信年发展有限公司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是正确的，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信年公司是否受《协议书》约束；信年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向广州公司偿还207.5万美元及其利息的责任。
（一）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本案正是由于（1994）湘高经初字第11号案在认定信年公司地址、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及送达等程序上存在问题，本院指令湖南高院进行再审，并在再审后发回重审，湖南高院在重审中已对上述程序问题进行了纠正，信年公司经合法送达实际参与了本案一审诉讼，一审并无阻碍其参加诉讼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一审认定原审确定公司地址、法定代表人、送达程序并无不当的表述虽有不妥，但信年公司再以已经被纠正了的（1994）湘高经初字第11号案程序问题为由提起上诉，不应得到支持。
信年公司还提出一审未追加太行公司为当事人及认定丰利公司主体消亡的问题。因太行公司、丰利公司并不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未追加太行公司为当事人并无不当，对丰利公司主体资格的认定亦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
（二）关于信年公司是否受《协议书》约束的问题。信年公司上诉主张汤耀全无权代表信年公司签署《协议书》，信年公司不受《协议书》约束。本院认为，信年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公司，汤耀全是该公司的董事，汤耀全是否有权代表信年公司为意思表示，涉及公司的行为能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的规定，应当适用信年公司登记地法律——香港法律予以认定。根据香港公司法以及信年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授权的人签署合同，且只有经过公司董事会决议并在一位公司董事面前才能加盖公司印章。本案《协议书》签署时，汤耀全是信年公司的董事，但没有证据证明信年公司董事会授权汤耀全签署《协议书》。因此，根据香港法律，汤耀全无权代表信年公司签署《协议书》。然而，上述规定属于公司内部治理的规定。信年公司董事违反公司内部治理规定与内地相对人签署协议的法律后果还应当适用内地法律。本案中，汤耀全以信年公司名义与广州公司签订合同，汤耀全时任信年公司的股东和董事；汤耀全也是信年公司委派的代表信年公司参加合作企业金信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从1994年3月10日吕佳安、邓笑梅等签订协议的内容看，在该协议生效前，汤耀全持有信年公司的文件，吕佳安、邓笑梅对于由汤耀全经手、以信年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是清楚的，本案《协议书》签订于1993年8月25日，吕佳安、邓笑梅当时并未提出异议。综合以上情形，广州公司有理由相信汤耀全有权代表信年公司签署《协议书》。信年公司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广州公司和汤耀全签订《协议书》系恶意串通的行为。因此，汤耀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非其个人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归于信年公司承担。信年公司关于《协议书》对其不具有约束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信年公司因汤耀全的行为造成损失，可以由信年公司的其他股东另案在香港提起诉讼或寻其他法律途径获得救济。
此外，信年公司认为汤耀全在《协议书》上的盖章是其个人签字章不是信年公司公章，《协议书》约定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因此《协议书》并未生效。信年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有关裁判文书、抗诉书、文检鉴定书等证据，拟证明汤耀全存在伪造信年公司印章的行为。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未提及本案《协议书》上信年公司的印章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汤耀全在《协议书》上的盖章有信年公司字样，表明了汤耀全代表信年公司签署协议的意思表示，符合香港公司董事代表公司签署协议的惯常做法，信年公司认为《协议书》并未生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三）关于信年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向广州公司偿还207.5万美元及其利息的责任问题。信年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汤耀全根据香港法院命令交代的帐目、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信年公司投入金信公司资金等情况的审计报告、信年公司代金信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明细等证据，拟证明案涉207.5万美元并未由信年公司实际使用、也没有投入到金信大厦的项目建设上。因汤耀全代表信年公司签署《协议书》确认信年公司承担向广州公司偿还207.5万美元的责任，该《协议书》对信年公司有约束力，不论该笔款项是否实际用于信年公司，信年公司都应承担偿还责任，所以上述证据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信年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65元人民币，诉讼保全费87132.5元人民币，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218.1元，均由信年发展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晓力
代理审判员 丁广宇
代理审判员 杨 蕾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吕梦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