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商终字第009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住所地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8号中银惠龙大厦101B、201室。
诉讼代表人李世正，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成林，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江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交通南路30号。
法定代表人凌伟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龚泉新，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伟中。
委托代理人龚泉新，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振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任远。
委托代理人龚泉新，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吴江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马任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4）吴江商初字第1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委托代理人李成林，被上诉人中盛公司、凌伟中、马任远委托代理人龚泉新及马任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一审诉称：马任远系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职员。2012年，由于马任远的渎职行为，导致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被卷入案外人马泽光、赵师增与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诉讼。经过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持续两年的审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9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定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对股权转让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诉讼，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从苏州、北京聘请了多名律师参与诉讼，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聘请律师所支出的费用达1202692.50元（含两审律师费、律师差旅费等）。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马任远均认可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与上述股权转让纠纷无关，是由于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马任远的原因才导致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被卷入莫名的诉讼。因此，2012年10月17日，马任远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出具《同意书》，承诺：“马泽光与凌伟中、中盛公司、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终审判决所确定的诉讼请求中你行承担的金额、你行承担的相关诉讼费用、你行聘请代理律师的费用以及由于本人违规出具承诺函及授信证明的行为给贵行造成的其他损失费用，并以本人房产及其他财产作为支付前述费用的担保。”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亦出具《承诺函》，承诺：“如果贵行因马泽光先生以任何方式向贵行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而给贵行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我公司及我公司股东连带承担责任。”然而，经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多次催讨，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马任远均未承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损失。为维护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马任远连带赔偿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经济损失1202692.50元；2、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马任远连带承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因本案而产生律师费8万元；3、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马任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中盛公司、凌伟中一审辩称：中盛公司、凌伟中确实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出具过承诺函，但从来没有承诺为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承担律师费用，承诺函中并未明确承担律师费。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律师费必须在当事人双方具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才能承担。因此，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主张的律师费损失无相应依据。因本案所产生的律师费也不应由中盛公司、凌伟中承担。其他答辩意见同马任远的答辩意见一致。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蔡振学一审辩称：其对本案引发的纠纷并不知情，从未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出具过承担任何损失的承诺。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要求蔡振学赔偿损失，是基于中盛公司、凌伟中出具的承诺函，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关于凌伟中的签字构成对蔡振学表见代理的意见不能成立。首先，蔡振学授权凌伟中处理与马泽光、赵师增的股权转让事宜，该代理权限清楚、具体。而中盛公司、凌伟中出具给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承诺函，承诺赔偿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相关损失显然与上述股权转事宜是两个不同种类的事件。其次，表见代理应当是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有理由”，一般是指善意并且无过失。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通过代理人办理业务时从来都是要求提交书面的委托代理手续，连夫妻之间也都是如此，这是金融机构的业务准则。而本案中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并未要求凌伟中出具书面委托手续，因此，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自身有过失。关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主张的损失数额。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在委托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过程中，采用的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但按照《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并无证据证明该所已经先行告知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标准收费的价格。因此，不能够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再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与该所签订的代理协议中已经约定了固定收费，且该固定收费并未低于1000万元的标的额收费价格，可以说即使案件败诉，该所代理并不存在风险，因此不能再同时采用风险代理收费。请求法院对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损失金额依法认定。综上，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要求蔡振学承担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对蔡振学的诉讼请求。
马任远一审辩称：首先，马任远是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职工，因此本案应该受劳动法调整范围。马任远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出具的同意书，是对马任远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之间劳动合同的补充，其有关条款应符合劳动法及其配套文件的精神。本案应属劳动合同纠纷，应以劳动仲裁为前置程序，故应依法驳回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起诉。其次，马任远之所以在有关协议上盖章，其主观目的是想为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拉存款，是为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利益着想。所使用的业务专用章也是经过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授权的，马任远有使用此印章的权力。马任远未考虑全面而使用印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马任远确实出具过同意书，但该同意书排除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转嫁了雇主的法定责任，也排除了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加重了劳动者的风险负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该同意书应属无效。第四，根据目前劳动部工资支付条例有关规定，由于劳动者故意或重大过失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劳动者承担的责任不能超过损失的20%。司法实践中有案例认定，劳动者应当对其给单位造成的损失承担较小部分。马任远也应对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合理损失承担较小的责任。第五，关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被卷入的诉讼，一审、二审法院最终认定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胜诉，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并无任何直接损失，仅仅是支付了律师费。而律师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除非有特殊约定，否则不应予支持。马任远出具的同意书中虽有约定，但根据司法实践，对于律师费的协议收费部分也是不予支持的。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提供的证据来看，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和有关律师事务所关于收费有8%的约定。该部分收费是协议收费，不应该得到支持。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主张的损失还包含了差旅费、餐费等，这部分费用属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扩大的损失，不应该由马任远负担。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27日，凌伟中、蔡振学作为出让方与马泽光、赵师增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目标公司为中盛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目标公司股权结构转让前为凌伟中持股70%，蔡振学持股30%，转让后赵师增持股50%，马泽光持股50%。出让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对价为本合同第三、四条确定的金额”；第三条约定“出让方陈述并保证在本合同签订前，目标公司的债务均在附件一中列明。为清理目标公司该等债务，解除目标公司资产的查封及抵押，受让方同意按照如下方案清理目标公司债务：1）受让方同意借款1.3亿元用于目标公司清理债务，具体支付时间如下为A.本合同签订后，受让方向目标公司支付1000万元定金，定金汇入吴江市人民法院指定的银行帐户；B.目标公司与附件一内的所有债权人签订和解协议、并且受让方作为目标公司的新股东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以较晚者为准）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借款人民币1.2亿元，但该等和解协议应保证包括附件一内的所有债权人不再向目标公司主张任何债权；第四条约定“合同生效后九十日内，出让方应负责立即就第二期开发用地的出让事宜与当地政府部门协调，促使目标公司获得第二期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所需的土地出让金由受让方直接支付给土地出让方，土地出让价款120万元／亩，暂计为6000万元。出让方支付的第二期开发用地的土地出让金视为对目标公司的借款。如第二期开发用地实际出让单价高于120万元／亩，由此产生的差额由出让方负责支付，同时放弃由此产生的对目标公司债权。如第二期开发用地实际出让单价低于120万元／亩，由此产生的余额作为本合同股权转让款，由出让方直接支付给受让方。在目标公司就第二期开发用地与相关政府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协议后，受让方再支付2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目标公司就第二期开发用地与相关政府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协议并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一年内，受让方再股权转让款尾款1500万元，但如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出让方应承担的任何应付债务，受让方均在直接对预留尾款中扣除”；第六条约定“除本合同有特别约定的以外，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时为转让双方股东权利义务转移的基准日。本合同签订后，受让方支付的定金到位后三日内，出让方负责为受让方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第九条约定“1、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均应诚信履约，如有任何一定违反合同约定、承诺及保证，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为人民币300万元……3、如出让方及目标公司未按本合同约定清偿附件一所列债务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出让方应双倍返还定金，目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三条约定“本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受让方支付定金之日起生效”，凌伟中、马泽光分别代表出让方和受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中盛房产公司在《股权转让合同》加盖印章。同日，《股权转让合同》出让方与受让方又签订《关于〈股权转让合同〉履行期限的约定》，约定“在受让方支付定金后，各方于2011年2月20日前进行《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第1款约定的清点交接工作。在目标公司与所有债权人签订和解协议后（不晚于2011年2月28日），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4款进行债务公告”。当日，出让方、受让方及目标公司还签订《补充协议》，就合同第三条约定的1.3亿元款项具体支付日期达成约定：“目标公司应在2011年2月28日之前完成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1款第1）项B节约定的义务，与所有债权人签订和解协议。在目标公司完成第1条约定义务后，受让方保护在2011年3月10日前支付1.3亿元的50%（包括定金），2011年3月31日之前支付剩余的50%，凌伟中、马泽光、中盛房产公司分别在《补充协议》上签章。同日，马泽光在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开户，帐号为62×××69，马泽光分四次共计转帐存入人民币1000万元。
2011年1月28日，由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客户经理马任远经办，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向马泽光出具两份《承诺》，其中一份承诺的内容为：“您在我行所开帐户（帐号62×××69）已于2011年1月28日，将人民币1000万元划入中盛公司帐号（帐号10×××59）。我行在此承诺保证此笔款项在2011年4月26日前安全返回你的62×××69帐号”，该承诺加盖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业务印章。另一份承诺的内容为：“您在我行所开帐户（帐号62×××69）已于2011年1月28日，将人民币1000万元划入中盛公司帐号（帐号10×××59）。我行在此承诺保证此笔款项在2011年5月31日前安全返回你的62×××69帐号”，该承诺亦加盖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业务印章，并手写添加有“本协议延期到6月30日”文字内容，添加文字上加盖有“马任远”印鉴。凌伟中为此出具“今收到马泽光人民币1000万元整定金”的收条，并加盖中盛公司印章（署名日期为2011年1月27日）。
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于2012年1月与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一份，约定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就与马泽光一案以及与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一案委托该所参加诉讼，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向该所支付代理费50000元。
2012年2月8日，马泽光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起诉凌伟中、中盛公司、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中，该院追加了赵师增、蔡振学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马泽光请求判令：1、解除马泽光与凌伟中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2、凌伟中、中盛公司双倍支付马泽光定金2000万元；3、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2012年3月12日，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作为甲方与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载明：乙方诚实履行受托事项，进行相关法律咨询、向公安机关报案、准备应诉材料、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交证据清单等应诉材料，向委托人提交答辩草案，向委托人报告案件进展情况、今后案件思路等。鉴于甲方向乙方提出修改《委托代理协议》中代理费条款之意见，但因本案案情复杂，投入的时间等原因，双方未能达成变更条款之一致意见。因此，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协商解除《委托代理协议》达成如下协议：第一、2012年3月12日，解除双方之前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第二、鉴于《委托代理协议》已部分履行，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代理费77220元，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甲方不再承担乙方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实际支付的通信、交通、住宿、打印、复印等费用。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向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77220元，该所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之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作为甲方另与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就马泽光诉凌伟中、中盛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要求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承担连带责任案委托该所参加一审诉讼。该合同签署后，甲方先行向乙方支付委托代理费18万元，并对后续代理费的支付作了相应的约定。甲方按约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18万元，并支出律师差旅费24217元。乙方按约代理甲方参加了诉讼。
2012年10月17日，马任远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出具《同意书》一份，该同意书载明：“现本人同意将本人自2008年12月1日起全部工资、奖金、福利收入中除苏州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外的部分，用于支付马泽光与凌伟中、中盛公司、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终审判决所确定的诉讼请求中你行承担的金额、你行承担的相关诉讼费、你行聘请该案代理律师的费用以及由于本人违规出具承诺及授信证明的行为给贵行造成的其他损失费用，并以本人房产及其他财产作为支付前述费用的担保。且本人同意自签署本同意书之日起，本人在贵行开立的账号为10×××59的账户停止一切对外支付行为。”
2012年12月19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苏中商外初字第0013号民事判决，认定：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由其职员马任远于本单位营业时间在办公场所内经办相关大额款项转帐业务并出具《承诺》并加盖公章，相对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该行为为履职行为，《承诺》对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有约束力。但，就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所出具《承诺》形成过程和文字内容来看，友利银行对《股权转让合同》内容及履行并不知情，《承诺》内容既非对《股权转让合同》的保证，也不是对定金合同的保证，故现马泽光主张依《承诺》由友利银行对返还定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马泽光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凌伟中、中盛公司双倍返还定金2000万元，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对凌伟中、中盛公司返还定金1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鉴于上述案件进入二审程序，2013年7月30日，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作为甲方与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后更名为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甲方继续委托乙方参加诉讼。甲方应先向乙方支付二审委托代理费用10万元。根据原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之规定，本案二审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或案件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等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甲方应按照人民币1000万元扣除甲方依生效的法律文书或和解协议确定的其他应当承担的给付数额之差额，乘以8%的计算方式确定数额，再行向乙方支付后续委托代理费用。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按约向该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0万元，并支付二审期间律师差旅费21255.50元。该所按约指派律师参加了上述诉讼案件的二审诉讼。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9日作出（2013）苏商外终字第002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之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按约向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后续律师费80万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中盛公司、凌伟中共同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出具了《承诺函》一份，该函载明：“我公司股东凌伟中、蔡振学与马泽光、赵师增（以下马泽光、赵师增简称受让方）于2011年1月27日就我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受让方需支付定金一千万元。因马泽光先生顾虑最后股权转让不成功定金无法返还而我公司又急需此笔资金，我公司与贵行客户经理马任远先生协商，由其签署了一份承诺函，承诺保证马泽光先生划入我公司账户内的一千万元资金在2011年4月26日安全返回其账户，马任远先生在此承诺涵上签字并加盖了贵行的业务章。之后马泽光于2011年1月28日通过其在贵行的账户（账号62×××69）支付了定金一千万元给我公司。基于此事，马泽光先生委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于2011年12月12日向贵行发出了律师函，要求贵行在收到律师函后3日内将钱款划还其账户。现在我公司及股东凌伟中、蔡振学在此确认，马泽光先生向贵行所要求将钱款划还其账户事项，完全因我公司而起，我公司愿意为此承担一切责任并承诺：我公司及我公司股东将积极协助贵行从马泽光先生处收回马任远先生之前出具的承诺函及要求马泽光先生撤回律师函，要求其不再就此事向贵行主张权利。如果贵行因马泽光先生以任何方式向贵行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而给贵行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我公司及我公司股东连带承担责任。”中盛公司、凌伟中作为“承诺人”分别在该承诺函加盖印章和签字，蔡振学未在该承诺函上签字。
原审法院还查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作为甲方与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一份，约定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就本案委托该所代为参加诉讼，甲方应于法院受理该案后五个工作日向乙方支付一审阶段前期费用3万元，待甲方收到调解书或判决书等文件的，在执行程序收到款项后五个工作日内，按照收到执行款项金额的5%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如进入二审阶段，一审的风险代理费不予支付。二审前期费用为15000元，待甲方收到调解书或判决书等文件的，在执行程序收到款项后五个工作日内，按照收到执行款项金额的5%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按约向该所支付了律师费3万元。
原审法院又查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与马任远于2014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马任远自2011年4月至12月的工资分别为82391.21元（4月）、68388.08元（5月）、55640.67元（6月）、38217.07元（7月）、25666.99（8月）、34114.47元（9月）、19188.73元（10月）、18166.54元（11月）、18451.19元（12月）。2012年1月至9月的工资分别为32112.53元（1月）、19111.53元（2月）、18007.77元（3月）、17651.77元（4月）、17459.49元（5月）、18034.60元（6月）、16981.24元（7月）、17821.54元（8月）、20808.90元（9月）。2012年10月-2014年5月期间，除2013年7月、8月的工资为1307元，2013年9月的工资为8574.33元外其余月份的工资均为1370元。自2014年6月起的工资分别为4180.02元（6月）、4107.82元（7月）、5356.18元（8月）、5165.39元（9月）、5632.34元（10月）6224.89元（11月）、6303.88元（12月）。马任远自2011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平均工资为13548元。
以上事实，有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提供的（2012）苏中商外初字第0013号民事判决书、（2013）苏商外终字第0028号民事判决书、委托代理协议、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支付凭证、同意函、承诺函、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马任远提供的工资存折以及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劳动争议并应先行进行劳动仲裁的问题。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主张马任远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并要求赔偿，其请求权基础系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而非基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与马任远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所列明的劳动争议，不需要先行进行劳动仲裁，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有权提起赔偿诉讼，马任远、中盛公司、凌伟中关于本案应适用仲裁前置程序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第二，关于中盛公司、凌伟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盛公司、凌伟中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出具的承诺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其应按承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已支出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合计1202692.50元，且该损失均系因马泽光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主张权利而实际发生的损失，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基于中盛公司、凌伟中出具的承诺函要求中盛公司、凌伟中连带赔偿1202692.50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中盛公司、凌伟中关于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相关抗辩意见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中盛公司、凌伟中未按其出具的承诺履行其义务，故引起本案的主要责任在于中盛公司、凌伟中，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因本案诉讼已实际支付律师费3万元，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要求中盛公司、凌伟中赔偿3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主张的因本案而产生剩余律师费5万元尚未实际发生，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蔡振学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凌伟中作为承诺人在承诺函中的签字行为系其个人行为，无证据证明蔡振学已授权凌伟中在该承诺函中签字，故该承诺函对蔡振学无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虽蔡振学在凌伟中与马泽光的股权转让纠纷中委托凌伟中代理相关事宜，但该授权事项明确，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并非上述纠纷的当事人，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委托代理人办理业务时应当慎重审查代理人的权限，其以在股权转让纠纷中蔡振学委托凌伟中办理相关事宜为由主张凌伟中在承诺函签字的行为构成对蔡振学的表见代理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也无证据证明蔡振学对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所主张的损失具有过错，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要求蔡振学承担赔偿责任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蔡振学关于其不承担责任的相关抗辩意见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第四，关于马任远是否承担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问题。其一，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赔偿责任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但约定的赔偿责任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从而将经营风险全部转嫁于劳动者。本案中，马任远同意承担因马泽光案件造成的全部损失，完全排除了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作为用人单位的义务，加重了劳动者的风险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马任远承担全部损失的承诺应认定为无效。马任远关于其出具的同意书无效的相关抗辩意见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其二，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应根据法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马任远出具的同意书虽无效，但这并不能免除其相应的赔偿责任。马任远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实际收入水平等相当的赔偿责任。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为马泽光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差旅费高达1202692.50元，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要求马任远承担全部损失，显然有失公允。马任远向马泽光出具承诺的行为超出其职责范围，其对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被卷入诉讼具有重大过失。劳动者因重大过失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责任应归于劳动风险、安全教育、管理措施、保障水平等众多因素与劳动者过错的结合，劳动者即使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亦应承担小部分为妥。在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损失已有实际承担者的情况下，考虑马任远的过错程度、实际收入水平，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情认定马任远以其年收入的30%为限对中盛公司、凌伟中不能清偿的部分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马任远自2011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平均工资为13548元，故马任远在本案中承担的赔偿责任以48773元（135××××2＊30%）为限。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七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吴江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凌伟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损失1232692.50元。二、马任远对吴江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凌伟中上述第一项债务中不能清偿的部分在48773元范围内向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17424元，诉讼保全费2520元，合计19944元，由吴江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凌伟中负担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交付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已预交的诉讼费用法院不再退回。
上诉人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马任远的责任问题。1、《同意书》是马任远自愿出具，并未有任何人或机构对其进行胁迫或威胁；2、《同意书》明确了马任远赔偿责任的范围及赔偿方式，载明内容系马任远充分认识本人过错给友利银行苏州分行造成的损失，亦充分认识出具《同意书》后应承担的责任，故《同意书》应对其产生法律约束力；3、《劳动合同法》第26条，主要调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基于劳动合同产生的纠纷，本案中《同意书》并不是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也不是为变更劳动合同签订的补充协议，因此本案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第26条；4、原审法院酌定马任远在年收入30%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二）关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与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关于5%风险代理费用问题，该费用在实现债权过程中将必然发生，故应予支持。（三）关于蔡振学的责任问题。凌伟中的代理权限为代蔡振学处理马泽光股权转让纠纷，本案所涉《承诺书》因股权转让纠纷产生，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有理由相信凌伟中的代理事项包含全权处理因马泽光股权转让纠纷而产生的其他附属事宜，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认为凌伟中在《承诺书》的签字构成对蔡振学的表见代理，蔡振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马任远连带赔偿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损失1297692.5元（含本案二审律师费）；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中盛公司、凌伟中、蔡振学、马任远负担。
被上诉人中盛公司、凌伟中、马任远二审辩称：1、马任远是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劳动者，其出具给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承诺书排除了用人单位的义务，加重了劳动者的风险，双方不是平等主体，应认定无效。2、凌伟中、中盛公司应当只对马任远的损失承担责任。3、律师费损失不是直接损失，而且司法实践中不支持风险代理的做法，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有法律顾问，其聘请律师系自行扩大损失，不应由中盛公司、凌伟中、马任远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蔡振学二审未作答辩。
二审审理中，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本案二审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委托律师的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汇款凭证，证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二审律师费损失已实际发生。
证据二、马任远于2008年12月至2014年离职期间的工资明细表，用以证明马任远的收入情况。
中盛公司、凌伟中、马任远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对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对证据一，因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已提交原件，且中盛公司、凌伟中、马任远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认定该证据真实性；对证据二，因马任远本人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亦认定该证据真实性。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与江苏圣典（苏州）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2012年3月12日，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与江苏圣典（苏州）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书》，约定解除上述《委托代理协议》，并由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一次性支付代理费77220元。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于二审审理中对更换代理人的理由为：“后来发现案情复杂，友利银行北京总部决定全面托管，遂委托北京比较专业的律所。”
马任远于二审审理中陈述：其知晓向马泽光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超出其职权范围。
马任远任职期间，苏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为：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为850元；2010年2月至2011年1月为960元；2011年2月至2012年5月为1140元；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为1370元；2013年7月至2014年10月为1530元；2014年11月至2014年12月为1680元。
马任远确认其于2008年12月至2014年12月，其在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实际收入为1797247.81元，故其任职期间实际收入扣除当月度苏州市最低工资后的金额为1709937.81元。
2010年5月30日起试行的《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对民事诉讼案件按标的额比例收费的标准规定：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为10%（最低收费3000元）；10万元至100万元（含100万元）为6%；1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为4%；1000万元以上为2%。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1、马任远出具的《同意书》是否有效？2、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损失范围如何确定？3、中盛公司、凌伟中及马任远应承担的责任形式及责任范围？4、蔡振学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马任远出具承诺书的效力及其应承担责任的形式。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本案中，马任远与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虽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但其出具的《同意书》系个人对因自身过错为单位造成损失的赔偿承诺，其赔偿的对象是具体的、特定的，并不符合订立、变更、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特点。并且，马任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出具《同意书》时已是其自身过错行为发生之后，是事后自愿补救过错的承诺，不属于事前签订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劳动合同的性质，该《同意书》内容也已超出劳动关系范畴，是马任远对其收入的自主处分行为，故原审法院认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认定该《同意书》无效，应为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马任远认为其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署《同意书》，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因此，马任远签署的《同意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二，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损失范围如何确定。
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主张的损失范围包括：1、（2012）苏中商外初字第0013号案件中，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支付江苏圣典（苏州）律师事务所代理费77220元；2、（2012）苏中商外初字第0013号案件中，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支付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代理费18万元及差旅费24217元；3、（2013）苏商外终字第0028号案件中，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支付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代理费90万元及差旅费21255.5元；4、（2014）吴江商初字第1786号案件中，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支付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代理费8万元；5、（2015）苏中商终字第00929号案件中，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支付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代理费1.5万元。以上合计1297682.5元。
本院认为：1、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因内部管理的原因，在（2012）苏中商外初字第0013号案件中，聘请江苏圣典（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代理人后在短期内即解除委托代理关系，而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支付后续代理人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的费用中已扣除江苏圣典（苏州）律师事务所前期已完成工作的对价，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更换代理人而造成的损失应认定为其自行扩大的损失，本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2、（2012）苏中商外初字第0013号案件中，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支付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代理费18万元及差旅费24217元，未超出《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规定的标准，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该项主张属于合理范围，本院予以支持。
3、因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在本案中向中盛公司、凌伟中、马任远、蔡振学主张赔偿责任，所依据的是当事人出具的《同意书》及《承诺函》，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赔偿请求范围不应超出当事人对损失的合理预期。考虑到（2013）苏商外终字第0028号案件是（2012）苏中商外初字第0013号案件相同代理人进行代理，结合案件的难易程度以及中盛公司、凌伟中、马任远等在签订自愿赔偿协议时对损失的可预见性，故针对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所支付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90万元代理费的赔偿主张，本院酌情按《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对民事诉讼案件按标的额比例收费的标准调整为42.4万元（10万＊10%＋90万＊6%＋900万＊4%）。另外，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支付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的差旅费21255.5元，因其实际发生，且属于合理范围，本院予以支持。
4、因《承诺函》及《同意书》所载明的赔偿范围均限于因马泽光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苏州分行主张权利而给友利银行苏州分行造成的损失，并不包括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在本案中的律师费支出，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主张其支付的本案一审代理费8万元，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5、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主张本案二审的代理费1.5万元，属于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理涉。并且，本案代理费亦不属于《承诺函》及《同意书》承诺的赔偿范围，故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无权进行主张。
综上，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损失应为649472.5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盛公司、凌伟中及马任远应承担的责任形式及责任范围。
本院认为：马任远在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任职期间，在明知超出职权范围的情况下，仍擅自向马泽光出具承诺并加盖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业务章，导致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涉诉，并因诉讼而造成律师费、差旅费等损失。马任远因其过错造成的损失，自愿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出具《同意书》，并承诺从2008年12月1日起全部工资、奖金、福利收入中扣除苏州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部分用于赔偿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上述损失，因其该部分收入超过649472.5元，故马任远应根据《同意书》中的承诺，对友利银行苏州分行的的上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中盛公司、凌伟中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出具《承诺函》，承诺由中盛公司及凌伟中对于因马泽光向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主张权利而造成的友利银行苏州分行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系其自愿处分权利行为，故中盛公司、凌伟中应对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上述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四、蔡振学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蔡振学并未在《承诺函》上签字，且承担赔偿责任与处理股权转让是独立的事项，友利银行苏州分行认为处理股权转让的范围可以包括作出本案赔偿承诺，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友利银行苏州分行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凌伟中具有蔡振学的授权，故原审法院未予认定蔡振学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但对马任远出具的《同意书》效力、马任远承担责任的形式及马任远、中盛公司、凌伟中应承担责任的范围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4）吴江商初字第1786号民事判决。
二、吴江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凌伟中、马任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损失649472.5元。
三、驳回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424元、保全费2520元，合计19944元，由吴江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凌伟中、马任远负担12815元；由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负担71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24元，由吴江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凌伟中、马任远负担10295元，由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负担712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晓君
代理审判员 丁 兵
代理审判员 李 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 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