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武海法商字第00689号
原告：重庆长江轮船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思强，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润洲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珠江路**号*幢*****#。
法定代表人：王正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万彪，重庆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渝爵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西山村*组。
法定代表人：唐庆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泽，重庆泽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长江轮船公司（以下简称“轮船公司”）因与被告重庆润洲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洲公司”）、重庆渝爵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爵公司”）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5月25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冻结润洲公司、渝爵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2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经审查，本院受理后，依法作出（2015）武海法保字第002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轮船公司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当天，轮船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因本案属于海商合同纠纷，被告润洲公司、渝爵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均在本院管辖区域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大连、武汉、北海海事法院管辖区域和案件范围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本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本院于同年5月2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孔令刚独任审理，分别于2015年6月30日和8月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轮船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思强，被告润洲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正融、委托代理人朱万彪，被告渝爵公司委托代理人周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申请调解，但因分歧较大，致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轮船公司诉称：其是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又名“长荣海运”）在重庆地区的代理人，负责长荣公司在长江干线的货物配给、订舱、出口报关、装船等事项。2014年3月12日，轮船公司与润洲公司、渝爵公司建立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润洲公司、渝爵公司作为托运人委托轮船公司经水路自重庆承运一批货物到TINCAN.NIGEAR，货物分别为发电机组、三轮摩托车散件、摩托车散件等共10个集装箱货物，全程运费为29625美元（按起诉之日美元兑人民币1：6.1369汇率折算为人民币181805.66元），费用4010元，总计185815.66元。合同签订后，轮船公司即按约定安排江船和海船运输，同年5月25日，货物安全到达目的港。截止到起诉之日，润洲公司、渝爵公司没有向轮船公司支付任何运输费用。经多次催收无果，轮船公司特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润洲公司、渝爵公司：1、连带支付拖欠的运费29625美元（按2014年12月1日美元兑人民币1：6.1369折算，合计人民币185805.66元）、人民币4010元，并自2014年3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连带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负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翻译费用等费用。
被告润洲公司辩称：其只是货运代理公司，是受渝爵公司委托代理渝爵公司签订的合同，不是适格被告，故不应承担支付运费的责任。
被告渝爵公司辩称：1、其没有与轮船公司发生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其只是重庆市巴南区汇中机械厂（以下简称“汇中机械厂”）的受托人，并非涉案货物的货主，该批货物的货主是汇中机械厂；3、轮船公司已对该批货物进行了提存，其只能在对提存的货物依法处理后就不足部分提起诉讼；4、汇中机械厂表示其已将运费支付给了润洲公司。故渝爵公司不应承担支付运费的责任。
原告轮船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国际货运托运书》（以下简称“《托运书》”）；2、《提单》及邮寄提单的快递单；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以下简称“《报关单》”）；4、深圳永航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长荣（香港）有限公司重庆代表处发出的《出口货物目的港无人提领法律后果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及邮寄单。拟证明：1、轮船公司与润洲公司按行业惯例通过QQ方式联系签订了《托运书》，轮船公司与润洲公司、渝爵公司建立了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按约定完成运输任务；2、《报关单》是轮船公司在报关部门查询时打印出来的原件，《提单》原件已邮寄给润洲公司；3、轮船公司已催告润洲公司、渝爵公司提货及支付运费。
第二组证据：《2014年3月长航账单》、《往来询证函》。拟证明：润洲公司确认差欠轮船公司运费29625美元和4010元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润洲公司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中有英文证据，应当翻译后再质证；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轮船公司与润洲公司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
被告渝爵公司认为：对第一组证据及第二组证据中《2014年3月长航账单》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轮船公司为本案的承运方；对《往来询证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联。
本院认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外文证据，因轮船公司未提供中文翻译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暂不认定；对《2014年3月长航账单》、《往来询证函》因与原件核对无异，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至于是否与本案有关联及能否达到轮船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查明的案件事实综合认定。
被告润洲公司为反驳轮船公司的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润洲公司工作人员何燕与渝爵公司负责处理海运报关事宜的工作人员李飞的QQ聊天记录。拟证明：润洲公司工作人员何燕与渝爵公司负责处理海运报关事宜的工作人员李飞通过QQ聊天协商后，渝爵公司向润洲公司发出货物运输委托单，渝爵公司委托润洲公司进行货物出口运输，润洲公司根据约定安排车辆将10个集装箱的货物拖到码头，交给“长航集运0320”号轮承运，润洲公司完成了委托事项。
第二组证据：润洲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正融与渝爵公司的吴立军之间的聊天记录。拟证明：润洲公司向渝爵公司催款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轮船公司认为：对润洲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两组证据正好证明：1、润洲公司与渝爵公司按行业惯例，通过邮件、QQ等方式协商签订合同，与轮船公司表述一致；2、轮船公司是长荣海运在重庆地区的代理人，轮船公司代替长荣海运在重庆地区办理货物配给、订舱等事宜，渝爵公司委托润洲公司运输货物，润洲公司再将货物委托轮船公司的“长航集运0320”号轮运输，润洲公司与渝爵公司都是轮船公司的托运方；3、聊天记录中的提单号与轮船公司提供的提单号一致，说明润洲公司已收到了轮船公司邮寄的提单，并向渝爵公司提供了提单扫描件；4、从润洲公司和渝爵公司商议的运费金额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并不是单纯的货物运输代理关系，其中包含了代理费用，应当属于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被告渝爵公司认为：对润洲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渝爵公司并没有李飞和吴立军这两个人。
本院认证认为：润洲公司提供的证据虽然均系通过电子数据方式形成，但各方对渝爵公司委托润洲公司、润洲公司再委托轮船公司代办货物出口的事实均没有否认，且润洲公司收到了轮船公司邮寄的正本提单，因此，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渝爵公司为反驳轮船公司和润洲公司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委托出口代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拟证明：渝爵公司是汇中机械厂的代理人。
第二组证据：付款凭证。拟证明：汇中机械厂已经向润洲公司支付了代理费用。
经庭审质证，原告轮船公司认为：对渝爵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确认与本案具有关联，也不能免除渝爵公司向轮船公司支付运费的义务。
被告润洲公司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正好证明了润洲公司的货运代理人地位；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所载货物数额与涉案货物数额不一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应当是以前业务的支付凭证。
本院认证认为：渝爵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受汇中机械厂委托，曾与润洲公司发生过委托关系，润洲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轮船公司补充提供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托运书》、《提单》、《包运协议》的翻译件及翻译公司资质证明、翻译费发票。
第二组证据：《报关单》及所报关货物明细各一份。
第三组证据：《提单》邮寄凭证及签收证明。
第四组证据：《托运书》、《提单》邮寄凭证、签收证明各一份。
第五组证据：《包运协议》、《船务代理协议》。
第六组证据：付款单及附件。
第七组证据：“长航集运0320”轮《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国籍证书》。
第八组证据：《关于出口货物目的港无人提领法律后果告知函》（以下简称“《关于告知函》”），快递单及签收证明。
第九组证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以下简称“《代理合同》”）。
上述九组证据拟证明：轮船公司是长荣海运的内河运输承运人和海运代理人，涉案货物运输工具“长航集运0320”号轮属轮船公司实际经营，润洲公司和渝爵公司将涉案货物委托轮船公司承运，轮船公司安排“长航集运0320”号轮和长荣海运分别负责涉案货物的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并向长荣海运支付了运费，货物运抵目的地后，轮船公司以特快专递方式将涉案货物的提单原件邮寄给润洲公司，并分别催告润洲公司和渝爵公司及时提取，轮船公司是涉案货物的承运人，是本案适格原告。
经庭审质证，被告润洲公司认为：1、第一组证据翻译件是根据复印件翻译的，且应由专门的翻译人员进行，翻译人员应出庭接受询问，但翻译人员未出庭接受质询，且记载的承运人及托运人均不是润洲公司，故与本案缺乏关联性；2、第二、三、四、七组证据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报关单》记载的发货单位、托运人以及快递单的签收人均与润洲公司没有关联；3、第五组证据《船务代理协议》的期限从2013年5月1日起至2014年5月30日止，货物运输是5月份，不能证明涉案货物由“长航集运0320”号轮承运及托运行为与轮船公司具有关联；4、第八组证据是否邮寄了不清楚；5、对第六、九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付款单及附件与本案无关，《代理合同》没有有效期，与货物运输没有关系。
被告渝爵公司认为：对第一、二、七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托运书》是复印件，翻译公司根据不真实的材料翻译的结果无法确定，且翻译人员应由人民法院指定，翻译人员的身份无法确定；第三、四、八组证据渝爵公司没有收到；第五组证据中《包运协议》无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船务代理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印证轮船公司与长荣海运只是委托代理关系；第六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九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渝爵公司不是适格当事人。
本院认证认为：轮船公司对第一次提交的外文书证，在补充证据阶段提供了中文译本，润洲公司、渝爵公司虽然对翻译件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且润洲公司在法庭调查中，对《托运书》的形成及收到《提单》正本和《关于告知函》的事实与轮船公司的陈述相一致，而《报关单》所载内容与《托运书》、《提单》相互印证，能真实反映货物的出口报关情况，故对第一组至第四组证据以及第八、九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五组证据，因系原件，对第六组证据，因系汇款时银行出具的回执，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第七组证据虽系复印件，但证书记载内容与《托运书》中船舶一致，故可认定“长航集运0320”轮系涉案货物的承运船舶，但根据证书记载，该船舶所有人并非轮船公司，轮船公司只是经营人。
被告润洲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供了渝爵公司出具的《货物运输委托单》、《货物运输报价单》。拟证明：渝爵公司根据QQ聊天协商内容，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润洲公司发出《货物运输委托单》，委托润洲公司进行货物出口运输等事务，润洲公司根据约定安排车辆将10个集装箱的货物拖到码头，交给“长航集运0320”号轮承运，润洲公司完成了委托事项，所欠费用应由渝爵公司负担。
经庭审质证，轮船公司认为：润洲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
渝爵公司认为：润洲公司提供的证据没有渝爵公司的公章和签字，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认为：润洲公司提供的证据虽然系通过电子数据方式形成，但与轮船公司及渝爵公司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
2011年2月1日，案外人荣升海运（香港）有限公司代表意大利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长荣海运（英国）有限公司、长荣海运（新加坡）公司与轮船公司签订了《包运协议》，约定轮船公司为上述公司在长江流域泸州、重庆、上海等口岸的干线承运人留有足够的配给，并有义务将指定集装箱从指定的码头堆放区运至甲板或者将其从甲板运送至码头堆放区，并有责任结清港务费、集装箱码头装卸作业费、理货费、报送和清关费用等全部费用，按承运人指示正确发放、验收和管理集装箱以及封条，协议于2011年2月1日生效，有效期一年，此后若未达成有关费用调整的书面协议，则所适用费率继续有效。
2012年2月14日，轮船公司与润洲公司签订了《代理合同》，约定：润洲公司委托轮船公司为进出口货物运输代理，轮船公司根据润洲公司的委托代为办理进出口货物舱位、箱位洽订、代理报关、通关相关事宜、装箱、拆拼箱、运输、提单签发、代付国办运费及港务、港建、港杂费，代办与货物相关的其他业务，具体的委托事项见委托书；在合同期内，轮船公司按润洲公司确认的全程运价执行（具体以双方书面确认或以订舱单为准），如因润洲公司原因及海关查验等产生的港口附加作业费由润洲公司负担，轮船公司为润洲公司代垫的报关报检等其他杂费，除非特别约定，一律由润洲公司承担；自货物装上江船并发出之日起60日内，润洲公司向轮船公司支付所有的运杂费；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双方未提出异议，合同长期有效。
2013年5月1日，轮船公司与长荣香港有限公司签订《船务代理协议》，约定：长荣香港有限公司委托轮船公司作为本协议约定的相关口岸的船务代理，提供长荣香港有限公司经营的船舶以及代理的船舶在相关口岸的代理服务，包括代签提单，代办接受订舱业务，办理集装箱以及货物的报关手续，承揽货物，组织货载，代收运费，代办结算，及其它委托要求的各项相关服务；长荣香港有限公司应按本协议规定按时向轮船公司支付代理费及其他有关费；轮船公司代为签发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全程联运提单，但必须在收妥所有有关运费及附加费后方可签发提单于货主，否则需负责催收追讨，同时，无论催收情况如何，应保证于本协议所规定时限前将所有应收费用全数汇于长荣香港有限公司；协议有效期从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
2014年3月12日，润洲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轮船公司的工作人员按通常惯例通过QQ方式协商，委托轮船公司办理十个集装箱货物的出口、报关及运输事宜，双方就运输的货物数量、价格等达成协议后，渝爵公司向润洲公司发出了《货物运输委托单》、《货物运输报价单》。随即，润洲公司的工作人员按协商意见向轮船公司发送了《托运书》，《托运书》载明：托运人渝爵公司，货物名称150CC三轮摩托车散件10＊40HQ，启运港中国重庆，目的港尼日利亚天坎（TINCAN），件数1613PKG＊10，毛重12042.79KG＊10，体积68.59CBM＊10，唛头14030909，船公司长荣（约号FW350187），费用确认：美金以约号为准，THC1230美元／箱，安保30美元／箱，港建96美元／箱，文件450美元／票，箱扣1000元／箱。同年3月18日，轮船公司向长荣海运办理了上述货物的订舱手续。订舱后，轮船公司将订舱情况通知润洲公司，并向润洲公司签发了《收货待运提单》。润洲公司接到通知后，将货物运至重庆寸滩码头交“长航集运0320”号轮。3月25日，轮船公司向重庆海关申请办理上述货物的出口报关手续。重庆海关出具的《报关单》与《托运书》载明的内容一致。3月26日，轮船公司按照承运人以及船东意大利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商业名称为长荣）的委托，向润洲公司签发了编号为EGLV153404001120的正式《提单》，《提单》载明：发货人／出口商渝爵公司，收货人FSLIMPORTEXPORTLIMITEDC／OFANOBONDEDTERMINAL，前期承运人“长航集运0320”号轮1404E，收货地点中国重庆，海运船名及航次“HANJINEUROPE0010W”，装货港中国上海。4月22日，轮船公司将涉案货物编号为EGLV153404001120的提单以及另两份编号尾号为2011、1430的正、副提单通过同城快递邮寄给润洲公司何燕，何燕于4月23日签收。润洲公司收到提单后，向渝爵公司提供了提单扫描件。5月25日，编号EGLV153404001120《提单》项下的货物到达目的港尼日利亚天坎（TINCAN）。在此期间，轮船公司向润洲公司发送了《2014年3月长航账单》，要求润洲公司对相关费用进行确认，其中提单号为EGLV153404001120项下的海运费为USD29265，其他费用4010元。润洲公司收到后，在账单左上角加盖了业务专用章，确认费用属实。按照协议约定，托运该批货物，轮船公司应向长荣公司支付费用31707.77美元。经与长荣公司核对，2014年4月，轮船公司共应付长荣公司包括该批货物在内的费用667688.23美元，抵扣21480美元后，轮船公司于6月10日通过银行汇款向长荣香港公司进行了支付。同年10月底，轮船公司将包括提单号EGLV153404001120项下货物的托运费用向润洲公司发出《往来询证函》，要求润洲公司确认。《往来询证函》载明：截止2014年10月31日，润洲公司欠轮船公司64230美元，如与润洲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数据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数据不符及需加说明事项”处详为指正。润洲公司收到后，于11月6日在数据证明无误栏加盖了印章，经办人蔡丽莎也进行了签名。11月26日，润洲公司向轮船公司支付了10000美元，12月5日支付银行承兑汇票5万元，12月9日支付7万元，12月25日支付商业承兑汇票38105.75元。根据每次支付款项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折算后，润洲公司尚欠轮船公司28425.87美元。按合同关于“自货物装上江船并发出之日起60日内付款”的约定，承运润洲公司货物的船舶于2014年3月26日出发，润州公司应支付相应款项的时间为5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当天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1：6.1687。
本院认为：
本案系通海水域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院的争议焦点在于向轮船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主体是润州公司还是渝爵公司。2012年2月14日，润州公司和轮船公司签订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该份合同是两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述代理合同是确定轮船公司和润州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依据。从该合同第一条“委托范围”和第六条“运费及杂费”、第八条“结算期限和支付方式”约定的内容来看，润州公司系委托人，轮船公司系受托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轮船公司和润州公司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轮船公司在履行《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项下的货物出运业务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均应由润州公司承担。润州公司主张，根据《国际货物托运书》的记载，涉案货物的托运人是渝爵公司，其只是渝爵公司的代理人，付款义务应由渝爵公司承担。本院认为，在润州公司和轮船公司之间存在《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的情况下，涉案《国际货物托运书》只是双方在履行上述代理合同时，为了便于轮船公司办理货物出运业务所需要的相关单证，并不能作为识别润州公司和轮船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润州公司与渝爵公司之间是否为委托关系，渝爵公司是否向润州公司支付了相关费用，并不影响润州公司和轮船公司之间的运输代理关系，也不能免除润州公司向轮船公司支付相关代理费用的合同义务。润州公司的抗辩主张缺少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轮船公司在履行了运输代理义务的情况下，有权根据合同向润州公司主张相关的费用。轮船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将货物装上“长航集运0320”号轮，根据代理合同约定，润洲公司应于装船后的60日内即2014年5月26日之前将所欠费用支付给轮船公司，但润洲公司到期未支付，故润洲公司除了应向轮船公司支付拖欠的代理费28425.87美元外，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4年5月27日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1：6.1687计算，28425.87美元折算的人民币为175350.66元。润洲公司应以175350.66元为基数，从2014年5月27日起至本院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轮船公司承担迟延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轮船公司要求从2014年3月26日开始计算利息、并以2014年12月1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换算以及要求润州公司承担1600元翻译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渝爵公司与润州公司之间虽然存在委托关系，但在涉案货物出口业务中其与轮船公司之间并未成立合同关系，没有向轮船公司支付费用的义务。轮船公司要求渝爵公司连带支付润州公司所欠款项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润洲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所欠原告重庆长江轮船公司货运代理费175350.66元及利息（自2014年5月27日起至本院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二、驳回原告重庆长江轮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院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01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008元，保全费1250元，合计4858元，由被告重庆润洲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被告重庆润洲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支付上述款项时，应将其负担的诉讼费用一并支付给原告重庆长江轮船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三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收款人：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号：05×××69-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缴款人采用银行转账、银行汇兑等方式缴款的，应在银行凭据用途栏注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单位编码“103001”。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孔令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马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