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一终字第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衬有。
委托代理人：黄明，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达明，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德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自兰。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成，广东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何亚龙，广东莞泰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上诉人刘衬有因与被上诉人黄德昌、陈自兰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朗民一初字第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4月8日，刘衬有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黄德昌、陈自兰搬离诉争房屋；2.本案诉讼费由黄德昌、陈自兰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衬有为证实对位于东莞市大朗镇洋坑塘的一处房屋享有所有权，其提交如下证据：
东莞市东城区主山大井头股份经济合作社及东莞市东城区办事处主山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4年8月3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打印体内容为“现有刘衬有，身份证号码：××，原籍东莞市大朗镇洋坑塘村人，原名黄趁有，因年少丧父，跟随母亲黄钟布改嫁到东莞市东城区主山大井头村黄趁有改名为刘衬有，母亲黄钟布到大井头后改名为钟欢，身份证号码：××，钟欢已于2010年6月21日身故，刘衬有与钟欢为母女关系。东莞市东城区主山大井头股份经济合作社及东莞市东城区办事处主山社区居民委员会在该证明上盖章。该证明左下部以手写体方式书写内容为“经查证，刘衬有，身份证号码××，户口在东城区主山社区，钟欢，身份证号码××，钟欢户口已经注销。”，落款处为东莞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三中队。刘衬有主张该三中队对证明中的打印字体包括刘衬有与钟欢为母女关系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黄德昌、陈自兰则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黄钟布就是钟欢，也不能证明黄钟布与刘衬有之间为母女关系。
谢某的证人证言。谢某作证称黄钟布与刘衬有为母女关系，并称案涉房屋为黄钟布所有，但证人亦自称有40多年没有回去过，不知道房屋有没有重建。黄德昌、陈自兰认为证人已经40多年没有到过现场，其证言不可采信。
黄广容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刘衬有原是我们村的村民，她原来的名字叫黄趁有，后来她母亲改嫁了，她才跟新的父亲姓，改名为刘衬有。黄德昌、陈自兰认为证人未到庭，不应采信。
证人叶某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刘衬有以前是我们村村民，我可以证明她原名黄趁有，后来她母亲改嫁了，她才跟新的父亲姓，改名为刘衬有。黄德昌、陈自兰认为证人未到庭，不应采信。
证人黄某甲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案涉房屋为刘衬有所有，现被黄德昌、陈自兰及其儿子霸占。黄德昌、陈自兰认为证人未到庭，不应采信。
《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显示发证时间50年代以及发证机关为当时的县政府，涉及土地所有权及房产所有权。黄德昌、陈自兰认为该证已失效，且该证上的“黄趁有”是钢笔字体与其他毛笔字体不同明显属于添加。
黄德昌、陈自兰提交黄某乙、黄灿钦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为案涉房屋由两人于1978年所修，原土地上的泥坯房日久失修，早已灭失。东莞市大朗镇洋坑塘村村民委员会在该证明上盖章确认。证人黄某乙出庭作证称案涉房屋原为泥砖房屋，其共三人于大概40年前修过，主要工作是拆建了三面墙，用原瓦重新铺过屋顶，屋梁使用原来的屋梁。刘衬有则认为证人证言没有其他材料予以佐证，并且证人证言与其之前提交的书面证言存在矛盾。
庭审中，刘衬有提及黄钟布除了刘衬有外，有其他的继承人。刘衬有同时表示房屋在她出生前已存在。原审法院亦对案涉房屋进行勘察，刘衬有确认房屋地板、门面已经重建。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刘衬有提交的上述证据、黄德昌、陈自兰提交的证明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刘衬有主张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基础是其对房屋的物权。
关于权利主体问题，涉及到需要证实刘衬有与《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黄趁有为同一人，需要证实钟欢的曾用名为黄钟布以及需要证实两者之间存在着母女直系亲属关系，而上述事实应当由刘衬有予以举证。刘衬有据此提交了证人证言以及当地基层自治组织的证明。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居民身份情况直系亲属关系证明书由关系人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经查档后依法出具。但刘衬有提交的“证明”仅由当地的基层自治组织所出具，其并不具有证实居民身份情况及直系亲属关系的法定行政职能，其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证实上述三个问题。而在证明的手写字体部分，其内容具体明确，不存它意，其仅是对刘衬有、钟欢公民身份证号码的确认，并没有手写确认刘衬有与黄钟布（钟欢）为母女关系的行文，不能得出刘衬有所认为的该机关确认证明中的“基本事实”的结论，即刘衬有不能证明上述的三个问题任何一个问题。
关于《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房屋与现有的房屋的同一性问题，依法应当由刘衬有举证证明。《土地房产所有证》至今已不产生法律效力，其所作的登记，仅仅可作为认定房屋所有权的事实参考。据刘衬有所称，房屋在其出生之前已存在，即距今已不少于70多年，该房屋经历70多年的变迁而没有发生物理变化是难以置信的。刘衬有申请的证人虽然称该房屋为刘衬有所有，但其称大约40或者50年没有回去，显然其对现存房屋仍为原来房屋的陈述难以让人相信。而黄德昌、陈自兰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陈述其与他人一起曾对房屋的三面墙进行重建、对屋顶进行重铺，并且有当地村委会的证实，结合房屋建造存在的年代久远的事实，其证人证言更为可信。同时，若如刘衬有所主张的黄德昌、陈自兰持续非法占有其房屋，但在长达50多年的长时间内未提出异议，也是让人难以相信的。故此，原审法院予以采信黄德昌、陈自兰的主张，不予认定刘衬有所主张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房屋与案涉的房屋的具有同一性。
综上所述，刘衬有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二O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判决驳回刘衬有的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100元，已由刘衬有预交，由刘衬有承担。
刘衬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刘衬有是《土地房产所有证》上所载明的权利人“黄趁有”，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主体，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刘衬有几乎每年都回洋坑塘“探亲”，洋坑塘很多的村民对刘衬有熟悉，对于刘衬有及母亲黄钟布的身份问题，洋坑塘大多数村民均可证实。2.洋坑塘村民黄广荣、叶某、黄某甲、谢某四人出具的证言，均陈述刘衬有就是黄趁有，而且谢某还出庭接受询问质证。这些证人的描述，具有相当证明效力的，原审判决无视这些证人证言错误。3.东莞市东城区办事处主山社区居民委员会、东莞市东城区办事处主山社区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可知，刘衬有原名黄趁有，母亲黄钟布到大井头后改名为钟欢，刘衬有与钟欢为母女关系。刘衬有及其母亲钟欢改名距今已年代久远（60年左右），公安机关根本不可能有存档。原审法院要求由公安机关出具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且法律并未强制规定必须要由公安机关出具证明。4.刘衬有即系《土地房产所有证》的黄趁有，即便不认定刘衬有与钟欢母女系关系，刘衬有同样有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权利。（二）原审判决认定刘衬有未能举证证明《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载明的房屋与现有的房屋一致（即同一性），进而否认刘衬有对于现有房屋的所有权错误。1.《土地房产所有证》、现场勘验、证人证言证明了现有的房屋即是《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载明的房屋。第一，房屋、土地作为不动产，其权属的表现形式是产权登记，产权登记归谁，谁就是产权人。因此，刘衬有所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其就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及房屋所涉土地的使用权人。原审法院认定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已不产生法律效力没有法律依据的。退一万步言，即便《土地房产所有证》已不产生法律效力，也仅指形式上不再有效，并不会影响其在内容上的证明力，其仍应是房屋所有人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第二，根据房屋现状及面积，可判断房屋就是《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载明的房屋。从现场勘查可得知，该房屋除西面墙为红砖墙外，其余三面均为泥砖墙，瓦背顶青红相间，横梁明显是40、50年代时的，且面积也与房产证上所载面积高度一致。第三，叶某与黄德昌、陈自兰亲属关系极近，谢某与黄德昌、陈自兰也是亲戚关系，黄广容是乡亲，这些人的证言应当来讲是具有较高证明力的。尤其是证人谢某，其本人在涉案房屋居住过，因此其对该房屋的归属情况是相当清楚的。在庭审中，谢某也再次确认《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载明的房屋原来属于刘衬有及其母亲所有，现由矮兰（陈自兰）及其儿子（黄德昌）居住。2.即便该房屋系由黄德昌、陈自兰于1978年重建，仍应归刘衬有所有。黄德昌、陈自兰并未履行合法的报建手续，且重修房屋的用料亦大多沿用原房屋的；同时，根据相关土地政策，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现仍归刘衬有所有。因此，即便该房屋重建，仍应归刘衬有所有。第一，据《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二）、（三）的规定，黄德昌、陈自兰并未履行合法的报建手续，因此即便是重建，其行为也是无效的。第二，既然黄德昌、陈自兰承认，房屋重建时原房屋是仍存有的，重建时仍保留了其中一面墙，且仍用回原来的瓦背、横梁等支撑房屋的重要材料。此种重建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建，更应该定义为修建更符合逻辑。第三，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仍归刘衬有所有，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即便房屋重建，仍应归刘衬有所有。（三）在刘衬有已有证据证明房屋为其所有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以推理、经验的方式草率否认刘衬有的主张错误。1.实际生活中，房屋经历70年未发生物理变化是十分正常的，尤其是在房屋一直有人居住、使用、修补的情况下。现国内存有大量的古村落即是证明。2.证人谢某长年生活在洋坑塘村，居住地方距涉案房屋不过1公里左右，因此，其声称40年或者50年没有回去的正常理解应为没有进去过房屋，该表述与其声称的现存房屋仍为原来房屋并不矛盾。原审法院以此认为谢某证言难以让人相信是让人不能理解的。3.房屋被黄德昌、陈自兰非法占有过程中，刘衬有本着方便黄德昌、陈自兰的想法，一直未向其要回房屋，这也是十分正常的。（四）黄德昌、陈自兰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来证明该房属于其所有。1.黄德昌、陈自兰声称房屋重建，却不清楚房屋具体状况。在庭审过程中，黄德昌、陈自兰在房屋的构造及用料上，所辩称的与现场所勘查得出的结论出现多处不一致的情况，如第一次开庭时，对于四面墙的用料，黄德昌、陈自兰辩称均为青砖墙，而现场勘查得知，除门面系由红砖所建外，其余四面均为泥砖墙。既然黄德昌、陈自兰主张该房屋于1978年由其所建，且被其长期占有，但对房屋的用料等重要问题上如此不清楚，这是不正常的。2.黄德昌、陈自兰未能提交任何其声称的“合法报建”的证据，亦未能提供任何重建过程中的材料证据。3.黄德昌、陈自兰提供的洋坑塘村委会的证明与证人黄某乙证言缺乏证明力。第一，村委会并不具备出示该证明的职能。即便有此职能，也没有相关文件及历史资料的支撑。第二，证人黄某乙在《证明》中称，该房屋系由其所建，原房屋日久失修，早已灭失。而在庭审中，又称原房屋在重建时是存在的，只是建的时候把它给拆掉了。其陈述前后不一致。而对于重修时保留的一面墙，究竟是北面还是南面，证人也未能予以回答。此外，多次在诸多关键问题上，证人均多次出现反复，前后不一致，该证人证言不可采信。第三，即便是黄德昌、陈自兰提供的洋坑塘村委证明及黄焕全等证言属实，无论是村委还是黄焕全，都并未否认该房屋系刘衬有所有，只是称“对涉案房屋进行过重修、重建”。根本不能据此认定该房屋就系黄德昌、陈自兰所有。（五）根据中国农村上百年来的传统、惯例、经验，涉案房屋亦应归刘衬有所有。据此，刘衬有请求本院：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判令黄德昌、陈自兰搬离诉争房屋。2.由黄德昌、陈自兰承担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黄德昌、陈自兰口头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案涉《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效力问题，本院依职权向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及东莞市房产管理局调查。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复函称：“一、1953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是当时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发的，当时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而根据1962年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记载的土地权利在该条例正式实施后就已失效，不可作为土地权属的有效证明。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和《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记载的土地所有权应归村集体所有。二、由于《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记载的土地权利现已失效，不可以此单独作为土地权属的确权依据。若《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房屋一直存续至今的，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四十五条规定‘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在符合其他法律政策的前提下，房屋合法使用者可依法向国土部门申请补办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确定土地使用权，重新颁发现行有效的《土地使用权证书》。目前，补办初始登记手续须由各镇（街）、村（社区）根据农村土地调查相关工作的进程，统一、集中地开展，暂不受理个人申请。三、关于《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房屋所有权的效力问题，建议贵院另行征询房管部门的意见。”东莞市房产管理局回复称：“我局于1998年3月成立，贵院咨询的于1953年4月8日发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因时间久远，我局没有该《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档案资料，也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对于该《土地房产所有证》所指土地的房产，经我局派人现场核查和系统查询，没有查询到相关权属登记情况。”
对于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的复函，刘衬有认为《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否具备登记意义上的效力，不影响其证明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刘衬有，刘衬有提交的证据可支撑、佐证刘衬有就是房屋的所有权人，黄德昌、陈自兰没有证据显示其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显示房屋被重建；黄德昌、陈自兰确认该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并认为《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记载的土地权利在1962年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实施后就已失效，土地权利应归集体所有。对于东莞市房产管理局的回复，刘衬有认为黄德昌、陈自兰声称房屋在1978年重建，但无任何登记记录，房屋重建的可能性极低，即使重建，显然也是黄德昌、陈自兰的私自行为，村委会不具备出具房屋重建证明的职能，该证明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刘衬有已完成举证责任，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应当支持刘衬有的主张；黄德昌、陈自兰确认该回复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并认为刘衬有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不能得到确认，刘衬有与《土地房产所有证》所指房屋存在关联性不能得到确认。
另查明，刘衬有提交了由东莞市档案馆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及《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以证明刘衬有在原审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真实合法，案涉房屋所有人为刘衬有。黄德昌、陈自兰不确认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该两份证据与刘衬有于一审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在多处出入，如“土地”项下的第七项、“房产”项下的第二项、第三项，该两份证据和刘衬有于原审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真实性均不应得到认可，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其上所载土地房屋即是案涉房屋，而且已无任何法律效力，不能证明刘衬有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亦不能证明刘衬有对案涉房屋其下土地享有使用权。
又查明，刘衬有在二审法庭调查时称其母亲在其7岁时改嫁到东城，改嫁之后两人都改名了，案涉《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之后颁发，刘衬有与其母亲拿着该证一起过来东莞的。
本院认为，刘衬有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黄德昌、陈自兰搬离案涉房屋，其请求权基础规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本案应为排除妨害纠纷。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返还原物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刘衬有提交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其为案涉土地、房屋的权利人。
首先，案涉《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权利主体为黄钟布、黄趁有。刘衬有主张其原名黄趁有，在其7岁时随母改嫁后改名为刘衬有，其母原名黄钟布，改嫁后改名为钟欢。如其主张属实，刘衬有及其母亲在1953年颁发案涉《土地房产所有证》前已改名，而《土地房产所有证》仍填写权利人原名，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退一步来说，即使刘衬有及其母亲在案涉《土地房产所有证》颁发后才改名，在长达数十年中并未要求更改权利人的姓名，在相关法律政策发生变化时亦未重新办理相关权利证明，现仅凭刘衬有提交的证明及证人证言，难以认定《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权利人即为刘衬有及其母亲。其次，即使《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权利主体为钟欢、刘衬有，因案涉《土地房产所有证》已失效，而且现时案涉土地所有权人亦无确认刘衬有享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故案涉《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内容并不足以证明刘衬有为案涉土地的权利人。再次，从原审法院对案涉房屋的勘察笔录、证人黄某乙的证言以及东莞市大朗镇洋坑塘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来看，案涉房屋已进行重建，《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记载的房屋与案涉房屋并非同一建筑物。故此，刘衬有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为案涉土地、房屋的权利人，其要求黄德昌、陈自兰搬离案涉房屋，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综上分析，刘衬有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衬有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健如
代理审判员 何玉煦
代理审判员 徐华毅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冯颖欣
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12页共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