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28民终1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杜鹃，女，汉族，1962年12月10日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承，男，汉族，1990年8月12日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
委托代理人钱新明，新疆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胥洪德，男，汉族，1959年3月19日出生，四川省南部县人。
委托代理人李成渝，系新疆阿尔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杜鹃、周承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若羌县人民法院（2015）若民初字第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杜鹃、上诉人周承及其委托代理人钱新明，被上诉人胥洪德的委托代理人李成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4年，经人介绍原告胥洪德与被告周承相识，周承想收购红枣，故聘用原告胥洪德负责提供红枣买卖信息，事后被告周承每公斤给原告胥洪德提成2元。2014年11月10日，原告胥洪德带领被告周承、张杜鹃收购牛汉生红枣，总价款为1163422.50元，被告周承、张杜鹃支付牛汉生红枣款200000元，因牛汉生仅认识胥洪德，故剩余红枣款963422.50元由胥洪德出具欠条；2014年11月12日，原告胥洪德带领被告周承、张杜鹃收购蒋志兵红枣，红枣款已支付完毕；2014年11月14日，原告胥洪德带领被告周承、张杜鹃收购黄川华红枣，总价款为424748.5元，由被告张杜鹃作为欠款人，原告胥洪德作为担保人向黄川华出具欠条；2014年11月15日，原告胥洪德带领被告周承、张杜鹃收购唐明秀红枣，因唐明秀仅认识胥洪德，故由被告张杜鹃代笔书写，原告胥洪德签名向唐明秀出具474650元的欠条，2014年11月21日，被告周承向唐明秀打款100000元。被告周承、张杜鹃将收购的红枣在若羌县神农瓜果专业合作社加工后，分别于2014年11月13日、2014年11月16日、2014年11月29日通过新疆若羌县路缘信息服务部、若羌县双鑫货运信息部运往广州市，被告张杜鹃作为甲方代表与信息部签订了货物运输协议书，被告周承作为收货方已收到以上三车红枣。另查明，被告周承将红枣销售后，将部分款项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打给被告张杜鹃，由被告张杜鹃支付了赊欠枣农的部分红枣款，另张杜鹃给付原告胥洪德120000元。由于被告周承、张杜鹃未将赊欠红枣款全部支付完毕，故枣农牛汉生、唐明秀于2015年3月2日将原告胥洪德诉至本院，由于欠条是胥洪德出具，故本院依法判决由胥洪德支付牛汉生红枣款963422.50元；支付唐明秀红枣款474650元，现该案已进入执行阶段，原告胥洪德需交纳牛汉生案件执行费12034.22元，唐明秀案件执行费7019.75元。
原审认为，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原告胥洪德受雇于被告周承，从事提供红枣买卖信息的工作，被告周承系实际买方，被告张杜鹃在收购牛汉生、蒋志兵、黄川华、唐明秀红枣的过程中，其不仅参与红枣过秤、付款、发货的全部活动，更是在收购黄川华红枣时作为欠款人给黄川华（已提起诉讼）出具欠条，且周承打给张杜鹃的款额多于张杜鹃支付枣农的红枣款，张杜鹃未提供其在此次买卖中未获利的证据，综上可推定被告张杜鹃亦是购买红枣的实际买方。被告周承、张杜鹃将红枣运走、销售后，未将赊欠红枣款支付给枣农，亦未支付给原告胥洪德，原告胥洪德支付枣农牛汉生、唐明秀红枣款后，向两被告催要时，两被告仍未将赊欠红枣款全额支付给原告，属不当得利，造成了原告的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原告，现胥洪德要求实际买主周承、张杜鹃偿还其代为支付的红枣款及被告未履行支付义务造成的损失，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胥洪德请求判令被告周承、张杜鹃偿还其代为支付牛汉生红枣款963422.50元，执行费12034.22元，唐明秀红枣款474650元，执行费7019.75元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周承已支付枣农唐明秀红枣款100000元，汇款120000元给原告胥洪德让其支付赊欠枣农红枣款，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对原告主张120000元系其劳务提成的意见，因原告未提供其应得劳务提成是多少的证据，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周承辩称枣农牛汉生、唐明秀的欠条不是其书写，不应由其支付赊欠红枣款的意见，因周承、张杜鹃系买方，收购的红枣均被张杜鹃发往广州，由周承销售，赊欠的红枣款理应由周承、张杜鹃支付给枣农，其二人未履行支付义务，买卖关系介绍人胥洪德代其履行了债务后，要求被告二人返还不当利益，合法有据，故对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张杜鹃辩称其不应是本案的被告，应驳回对其起诉的意见，因张杜鹃全程参与红枣收购、托运等事项，其亦未提供在买卖中未获利的证据，故对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张杜鹃辩称代原告胥洪德支付人工工资30000元的意见，因其没有证据证实，且原告胥洪德不认可张杜鹃代为支付工资的事实，故对被告张杜鹃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由被告周承、张杜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胥洪德1237126.4元。二、驳回原告胥洪德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7914元，由原告胥洪德承担2705元，被告周承、张杜鹃承担15209元。
张杜鹃上诉称：本案当事人主体不适格，上诉人与若羌县的枣农没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而是被上诉人与若羌县的枣农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若羌县人民法院已经判决被上诉人履行上述债务，上诉人不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其欠付枣农的上述货款。在一审时本案的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后来变成了不当得利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胥洪德和周承在收购红枣的过程中是合伙经营、共同牟利的关系，这一点在一审中胥洪德也是承认的，但是一审判决认定的雇佣关系，认定事实错误；我是纯属给他们帮忙的，跟他们的经济纠纷完全无关，周承和胥洪德的约定我完全不知道，一审时我也说过被上诉人胥洪德提供的一张条子，上面有我本人的签名，这份条子属伪造，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要求申请做鉴定；我认为这起纠纷，被上诉人应该负主要责任，被上诉人赊欠农户的枣，他是主要的出面人，他亲自押车去广州市场，参与交易、销货和调查市场，当时广州市场不好，都是亏损在卖货，但他回来之后又继续发货，造成了更大的损失；被上诉人也私自卖掉了30多万元的货，一审法院判令的1237126.4元没有扣减上述款项，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周承上诉称：本案当事人主体不适格，上诉人与若羌县的枣农没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而是被上诉人与若羌县的枣农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若羌县人民法院已经判决被上诉人履行上述债务，上诉人不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欠付枣农的上述货款。本案一审时的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后来变成了不当得利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跟枣农的债务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所有的欠条都是被上诉人给枣农出具的，我没有出具任何欠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给枣农打的欠条数额是正确的，但被上诉人胥洪德从我存货的冷库里卖掉了30多万元的红枣，上述款项应当从一审判决的数额中扣除，剩下的的欠款应该由我和胥洪德共同承担，我和被上诉人是合伙合作关系，应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不是雇佣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胥洪德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周承在二审庭审中申请法院调取若羌县公安局黄川华的报案材料中全部笔录及申请法院去广东调取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存放货物的冷库中提取30万元红枣的出库单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周承、张杜娟向胥洪德返还的1237126.4元的款项中还应扣减300000万元货款，我院向若羌县公安局调取了黄川华的报案书1份，胥洪德的询问笔录2份，张杜娟的询问笔录1份，黄川华的询问笔录1份，谢聪（系周承妻子的弟弟）的询问笔录1份，谢婉芬（系周承的妻子）的询问笔录1份，李发荣的询问笔录1份、陈荣焜的询问笔录1份，许金娥的询问笔录1份，屈利的询问笔录1份，上述笔录为若羌县公安局黄川华报案案卷中的所有笔录。在调取上述笔录后，我院依据上诉人周承申请通知周承交纳去广东调取证据的相关费用，周承逾期未予以缴纳。
上诉人周承对我院调查室调取的若羌县公安局所有笔录的真实性认可，对内容部分认可，部分不认可。理由如下：1、涉及到陈荣焜的20万只有在陈荣焜的笔录可以反映出，数量是对的，但是他说大概6万元是不对的，陈荣焜的笔录可以证实245件红枣款没有支付给周承。2、在张杜娟笔录第7页中可以证实胥洪德从张杜娟手中拿了12万，通过农业银行转账的。
上诉人张杜鹃称我负责收枣的时候过秤，周承催着胥洪德打款的时候，打到的我的卡上，是周承打给我的，没有说这个钱是哪来的，有多少就打多少。
被上诉人胥洪德对我院调查室调取的若羌县公安局所有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但是对对方说我们在广州拿走他价值30万元的红枣不认可；对陈荣焜的笔录，也反映出我们没有拿红枣，上述笔录不能证实对方的主张；对张杜娟的笔录，一审判决书上认可了张杜鹃给了胥洪德12万，我们也认可，但是这是相当于劳务费。
根据一审时双方出示的证据及陈述，及二审中本院调取的相关笔录，另查，上诉人周承、张杜娟在2014年11月分别从牛汉生、黄川华、唐明秀、蒋志兵处收购了100多吨的红枣，上诉人张杜娟将上述红枣运往广州由上诉人周承全部接收，周承在将上述红枣全部销售后，至本案一、二审诉讼时上诉人周承、张杜娟并未按照与枣农牛汉生、唐明秀的约定向其支付剩余的红枣款（蒋志兵的红枣款已付清、黄川华的欠款已提起诉讼）；上诉人张杜娟在将红枣运往广州后不久也离开了若羌县，后枣农多次联系张杜娟、周承未果，至2015年枣农已无法联系到上诉人张杜娟、周承，无奈，上述三名枣农只好拿被上诉人替上诉人周承、张杜娟所打的欠条将被上诉人诉至若羌县人民法院，至本案一审诉讼时在枣农牛汉生、唐明秀已起诉本案被上诉人胥洪德至若羌县人民法院，法院已判决由被上诉人胥洪德支付牛汉生红枣款963422.50元；支付唐明秀红枣款474650元，现上述两案已进入执行阶段被上诉人胥洪德需交纳牛汉生案件执行费12034.22元，唐明秀案件执行费7019.75元。故本案一审法院以此为依据判令的上诉人周承、张杜鹃返还被上诉人胥洪德1237126.4元（963422.5元＋474650元＋12034.22元＋7019.75元）。
上诉人周承将红枣全部销售后，用应当支付枣农的红枣款，在2014年12月20日前偿还了7张银行信用卡的欠款20多万元（以其妻子谢婉芬名义办理的）、偿还他人借款本金及利息11万元（上诉人周承托其妻弟谢聪向他人的借款）、购买了一辆价值14万元的黑色奥迪A6汽车，该车登记在其妻子名下。
根据若羌县公安局枣农屈利、胥洪德、张杜娟的询问笔录，上诉人张杜娟曾与被上诉人一起去收购枣农屈利的红枣，并以被上诉人胥洪德名义出具欠付红枣款的欠条，后上诉人张杜娟将剩余的30.8万元通过转账向屈利付清。
二审中上诉人张杜娟要求对有其签名的一份一审证据申请进行鉴定以证明其对被上诉人胥洪德替其垫付的红枣款不承担任何返还义务，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张杜娟在一审诉讼前收到权利、义务告知书的情况下，该项鉴定申请应当在一审庭审中以书面形式提出，其并未提出，应视为其放弃行使该项权利，且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张杜娟承担共同的返还义务并未依据该项证据，而是依据一审中其他的证据材料形成的证据链综合予以认定，二审中我院从若羌县公安局调取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亦进一步印证了该项事实，故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对其该项申请予以驳回。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相同。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上诉人周承、张杜鹃2014年11月在被上诉人胥洪德的介绍下，分别从牛汉生、黄川华、唐明秀、蒋志兵处收购了100多吨红枣，上诉人张杜鹃、周承与上述四名枣农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但两名上诉人却并未按照约定向枣农支付欠付货款，被上诉人胥洪德替两名上诉人支付了枣农牛汉生、唐明秀红枣款及案件执行款后，向两名上诉人催要，两名上诉人仍未将赊欠红枣款全额支付给被上诉人，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一审法院依据以上事实认定本案两名上诉人在购买获得枣农红枣销售后，拒不向枣农支付剩余货款，而由被上诉人胥洪德替其二人支付相应的欠款及执行款，给被上诉人造成了损失，属不当得利，认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两名上诉人上称本案当事人主体不符，及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为由审理本案错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上诉人张杜鹃、周承应当向被上诉人胥洪德返还胥洪德为其垫付的欠款1237156.4元（牛汉生红枣款963422.50元＋唐明秀红枣款474650元＋牛汉生案件执行费12034.22元＋唐明秀案件执行费7019.75元）。从本案一、二审双方出示的证据、二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诉人张杜鹃不仅参与了上诉人周承收购红枣过秤、付款、发货的全部活动，更是在收购黄川华红枣时作为欠款人给黄川华（已提起诉讼）出具欠条，周承打给张杜鹃的款额多于张杜鹃支付枣农的红枣款，且张杜鹃本案在一、二审也未提供其在此次买卖中未获利的证据，故上诉人张杜鹃上诉称其对被上诉人胥洪德主张返还的红枣款及执行款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一、二审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其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周承称其与被上诉人胥洪德为合伙关系，一审认定返还的款项1237156.4元还应当扣减被上诉人胥洪德私自卖掉其红枣的30万元货款，其这一辩称与其一审及其上诉状中称其与涉案枣农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的陈述自相矛盾，且其一、二审也未出示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其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934.14元，由上诉人张杜鹃、周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杰
代理审判员 斯钦达来
代理审判员 刘 媛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唐 梦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