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509民初2850号原告：苏州共鸣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1MGBCU8F，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黎星沪平公路北。法定代表人：费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书豪，江苏剑桥人（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政邦招牌制作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5903517584，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1189号1幢E区。法定代表人：吴安新。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茂波，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共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鸣公司）与被告上海政邦招牌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邦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共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俊、被告政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茂波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告共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书豪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共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3月26日起至2017年1月10日止的租金人民币28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10日，被告上海工厂搬迁，其将原搬迁工厂内的部分二手设备和物料运至筹设过程中的原告厂房，欲作价出售给正在筹设的原告公司，由于原告公司当时未设立，被告的出售意向未经得全部股东同意，该买卖关系未果。后原告于2016年3月17日依法设立，被告经与原告协商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了《厂房租赁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原告）出租给乙方（被告）坐落于吴江区××国道路（××国道××）厂房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装修免租期3个月，自2015年12月25日起至2016年3月25止。租期自2016年3月26日起至2019年3月25日止，期限三年；月租金30000元，第二年递增3%；支付日期在支付月5日前；水、电、煤气、电话等据实支付；租赁期间乙方（被告）上海工厂所有机器设备，包括3000激光机、饭金切割机、大型折数控弯机、数控剪板机、数控切割机机场等设备与甲方（原告）原有的其他机器设备双方共同使用。维修保养费用各承担一半，按季度实际发生费用进行结算。”该租赁合同履行至2017年1月10日，被告依据《租赁合同》应向原告支付租金285000元整。原告认为，被告的机器设备并没有出售给原告，而是租赁了原告的厂房，将设备放置在其租赁原告的厂房内和并同时使用原告的相应设备进行生产，被告应根据实际租赁期限支付相应的租金，故提出上述诉求，恳请法院依法裁决。被告政邦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并没有就厂房租赁达成实际租赁的事实，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共鸣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共鸣公司（作为甲方）与政邦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落款为2016年3月20日的《厂房租赁协议》照片打印件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及对租金的约定。该《厂房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合法整租赁的苏州市吴江区（原苏州隆邦纸制品有限公司）8000平方米的厂房其中的4000平方米出租给乙方；厂房装修日期3个月，自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3月25日期间免收租费；厂房租赁自2016年3月26日至2019年3月25日，租赁期三年；该厂房租赁每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租金为人民币0.25元，月租金3万元，年租金为36万元，第一年年租金不变，第二年起递增率为3%；甲、乙双方一旦签订合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厂房租赁保证金，保证金为一个月租金；租金应预付三个月，支付日期在支付月5日前向甲方支付租金；租赁期间，使用该厂房所发生的水、电、煤气、电话等通讯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并在收到收据或发票时，应在三天内付款；乙方上海工厂所有机器设备，包括3000激光机、钣金切割机、大型折数控弯机、数控剪板机、数控切割机机床等机器设备与甲方原有其他机器设备双方共同使用，维修保养费用各承担一半，按季度实际发生费用进行结算。政邦公司对该《厂房租赁协议》照片打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厂房租赁协议》的原件双方已经作废，原告所出示的这份《厂房租赁协议》是被告公司的陈亦侬通过微信发给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费俊的照片打印版本，真实原件并没有，租赁事实也是不存在。双方在庭审中一致确认上述协议中约定的租金未曾支付，水、电、煤气、电话等通讯的费用负担条款、保证金等条款均未履行；政邦公司未在共鸣公司上述厂房内自行组织过生产。2.申请证人彭某出庭作证，彭某称其系共鸣公司的股东之一，其入股投资的50万元打给共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俊，政邦公司是共鸣公司的股东之一，其通过共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俊知晓共鸣公司与政邦公司之间有厂房租赁的事实，共鸣公司的机器设备一部分是自己买的，如3000W激光机，一部分是政邦公司的机器设备及原材料折价入股。政邦公司针对彭某的证人证言，认为彭某向费俊个人打款50万元的事实不能证明彭某是共鸣公司的股东，更不能证明政邦公司是共鸣公司的股东；彭某对《厂房租赁协议》的形成时间、具体内容都不清楚，不能证明共鸣公司与政邦公司之间存在厂房租赁关系；彭某陈述的政邦公司的机器及原材料是折价入股，可以证明政邦公司的设备和原材料没有必要租赁共鸣公司的厂房使用。3.《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2015年8月由费俊发起开始筹备的，苏州标识专业生产工厂，在明确工厂目标与发展方向，提倡公司盈利6-8%作为企业福利和企业发展比例，按照工厂盈利50%作为员工福利，另50%作为企业扩建设备引入，设立独立业务公司，拜托传统性企业的发展模式，经过筹备期参与企业：上海先恩标识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政邦招牌制作有限公司、上海百识杰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个人：毛书庆、彭某、费俊等六个股东于2015年11月落地，苏州吴江区黎星村318国道北80米处，投资金额分别为上海先恩标识工程有限公司，（80万人民币）。上海政邦招牌制作有限公司，（30万人民币，其中20万现金，10万货款）。上海百识杰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50万人民币）。毛书庆（60万人民币）。彭某（50万人民币）。费俊（80万人民币）。经过前期运营，因组建目标发生变化，经过2016年7月2日在工厂召开董事会，由先恩公司总经理许总、百识杰总经理吴总、政邦总经理陈总、毛书庆、费俊、五位股东经过协商同意：费俊、彭某退出苏州工厂，由其他四位股东接收苏州工厂的后期运营，截止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2016年7月1日开始与退出股东彭某、费俊无关。”政邦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共鸣公司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能够证明政邦公司签章确认的共鸣公司系六个股东共同设立，彭某是其中一个股东并且投资50万元的金额也得到了包括政邦公司在内所有股东的认可，在其退出时对上述事实也予以确认，能够清楚证明彭某系共鸣公司股东，对共鸣公司股东组成、人员结构和职责、权限等重大事项是有知情的。政邦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政邦公司认为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也不能证明彭某属于共鸣公司的股东，共鸣公司的工商登记以及章程都没有显示彭某属于股东之一，彭某个人所谓的50万元投资也是打给费俊个人，不是打给共鸣公司，彭某不享有共鸣公司的股权，所以更谈不上后面的股权转让；该股权转让协议上没有具体说明彭某享有多少股权、转让多少股权以及转让给谁，这些内容都没有明确，这份转让协议不能证明彭某的股东身份。4.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在共鸣公司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就设备处理进行协商，说明政邦公司是有设备在共鸣公司，双方不存在设备买卖关系，租赁合同是真实存在的。政邦公司该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政邦公司有设备在共鸣公司，政邦公司已在另案中起诉共鸣公司主张支付旧设备买卖的货款，该设备是通过双方协商并且折价之后卖给共鸣公司的。4.提上海先恩设备转移清单一份，证明由吴红梅代表政邦公司和费俊确认上海先恩标识工程有限公司的原材料及设备进共鸣工厂存放，吴红梅是政邦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明政邦公司的部分工作人员并入共鸣公司从事相应工作。政邦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政邦公司为反驳共鸣公司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微信截屏打印件1份，证明共鸣公司用于起诉的《厂房租赁协议》是政邦公司负责人在微信里发给共鸣公司负责人的，这份协议在当初发给共鸣公司负责人的时候已经注明了这份协议是共鸣公司为配合政邦公司争取某个项目而制作的假合同，这份合同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根本没有履行过，且这份协议已经作废。共鸣公司认为如果陈亦侬是政邦公司的负责人，那么所发的协议就是真实的。2.对账单、订单明细表、发票、标识委托加工合同，证明政邦公司在共鸣公司工厂设立后委托共鸣公司定作加工标识产品，每次委托加工双方都签订标识委托加工合同，共鸣公司也向政邦公司开具对应的发票，说明政邦公司没有自己的设备在共鸣公司工厂里，没有租赁共鸣公司的厂房。共鸣公司对对账单的真实性存有异议，对订单明细表的内容没有异议，对发票及委托加工合同予以认可。3.《房屋土地租赁合同》一份，证明共鸣公司与苏州兴邦纸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共鸣公司租赁的房屋仅2474.83平方米，土地和房屋租金合计300000元，但共鸣公司与政邦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中却表述共鸣公司租赁的厂房为8000平方米，其中4000平方米出租给政邦公司，年租金360000元，说明《厂房租赁协议》是与事实不符的虚假协议。共鸣公司认为该份合同是用于工商登记的合同，其目的只是作为经营场所的证明文件使用，不是实际履行的合同，共鸣公司已向苏州兴邦纸制品有限公司支付年租金780000元及押金150000元，且共鸣公司有足够的厂房面积履行与政邦公司的租赁合同，且租金标准比照原合同也具有合理性。本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本案中，在《厂房租赁协议》的履行上，通常情况之理解该协议应系被告政邦公司租赁原告共鸣公司厂房进行设备存放或生产经营，但双方约定“乙方上海工厂所有机器设备，包括3000激光机、钣金切割机、大型折数控弯机、数控剪板机、数控切割机机床等机器设备与甲方原有其他机器设备双方共同使用”，结合原告共鸣公司对被告政邦公司提交的订单明细表、发票、标识委托加工合同予以确认的事实，可知被告政邦公司并没有使用机器设备自行组织过生产经营，而是由被告政邦公司委托原告共鸣公司使用机器设备进行生产加工作业，由被告政邦公司支付加工费，与“共同使用”之约定明显相悖，难以确认《厂房租赁协议》中关于政邦公司原机器设备由双方共同使用的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的保证金、租金条款均未履行，原告共鸣公司就水、电、煤气、电话通讯、机器维修保养等费用未曾向被告政邦公司主张过。在《厂房租赁协议》的内容上，“3000激光机”为被告政邦公司原有设备的记载与事实不符；约定的租赁期限自2015年12月25日开始，但协议的落款时间系在2016年3月20日，原告共鸣公司获得的时间是在2016年5月12日，与正常协议形成的时间惯例不符；在协议落款时间即2016年3月20日之前，原告共鸣公司已利用机器设备进行生产而与被告政邦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加工合同关系，且被告政邦公司已就双方之间的加工业务向原告共鸣公司支付过款项，在此情况下另就机器设备设定一租赁关系且约定机器设备双方共同使用违反常理。在《厂房租赁协议》的来源上，涉案《厂房租赁协议》系由被告政邦公司负责人陈亦侬于2016年5月12日通过微信发给原告共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俊，陈亦侬在对话中提到“这几个星期您都得注意这事，会有人给您电话，合核实此事”，与被告政邦公司陈述的涉案《厂房租赁协议》系为争取一个项目而做的假协议能够相互呼应。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方式认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共鸣公司对《厂房租赁协议》的真实性及租赁协议的履行负有举证责任，原告共鸣公司与被告政邦公司虽然形成过一个书面的《厂房租赁协议》，结合被告的举证质证及《厂房租赁协议》本身的不合理性，本院难以确认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以及涉案《厂房租赁协议》真实履行过的事实。因此，原告共鸣公司要求被告政邦公司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州共鸣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76元，由原告苏州共鸣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并将已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凭证交至我院，逾期不交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洪善伦人民陪审员  宋长林人民陪审员  倪炳荣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顾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