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通中民初字第102号
原告朱家山，男，1939年6月14日生，汉族，通钢退休工人，现住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委托代理人鞠文华，吉林仁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英喜，男，1949年6月14日生，汉族，通钢退休工人，住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被告通化市二道江粮库，住所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法定代表人姜洪武，主任。
委托代理人任万军，通化市二道江粮库法律顾问。
被告通化县大安镇人民政府，住所吉林省通化县大安镇。
法定代表人潘兆胜，镇长。
委托代理人王彩凤，吉林通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通化县汇源洗煤厂，住所吉林省通化县。
法定代表人刘峰利，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珊珊，女，1981年6月29日生，汉族，通化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住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镇。
被告邢继新，男，50岁，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杨忠明，吉林衡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峰利，男，49岁，汉族，通化县汇源洗煤厂厂长，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于飞，男，1972年11月3日生，满族，通化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住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镇。
被告周传忠，男，52岁，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徐凤海，男，1955年6月4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被告通化钢铁公司康泰工贸公司，住所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法定代表人窦以发，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福忱，男，1964年4月26日生，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住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原告朱家山诉被告通化市二道江区粮库（以下简称二道江粮库）、吉林省通化县大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安镇政府）、通化县汇源洗煤厂（以下简称汇源洗煤厂）、邢继新、刘峰利、周传忠、通化钢铁公司康泰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公司）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8月8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家山及其委托代理人鞠文华、姜英喜，被告二道江粮库委托代理人任万军，被告大安镇政府委托代理人王彩凤，被告汇源洗煤厂委托代理人张珊珊，被告邢继新委托代理人杨忠明，被告刘峰利委托代理人于飞，被告周传忠委托代理人徐凤海，被告康泰公司委托代理人李福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家山诉称，原告于1992年7月16日与二道江粮库、通钢老干部办公室（现为通化钢铁公司康泰工贸公司）、魏某签订《通化县浦江联营洗煤厂协议书》合伙投资建设浦江洗煤厂，1993年3月2日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1992年组建通化县浦江洗煤厂到1996年7月31日期间被告二道江粮库私吞经营利润。原告诉讼至法院，经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二道江粮库返还原告利润分成款243525元及利息59243.16元。但是原告从1996年8月1日至2003年2月20日没有分得任何利润。2003年3月20日通化县浦江洗煤厂的全部资产转让给了汇源洗煤厂，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汇源洗煤厂盈利资产上亿，原告应分得其利润500万元。被告周传忠利用职权非法侵占原告资金后，以周传忠外甥刘峰利的名义和被告大安镇政府签订协议，私自将原告投资建立的浦江洗煤厂的股份非法占为己有，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二道江粮库、大安镇政府、通化钢铁公司康泰工贸公司解除合伙关系，按原告投资比例分割合伙企业财产。2、被告二道江粮库、大安镇政府、汇源洗煤厂、邢继新、刘峰利连带承担给付原告1996年8月1日至今股份利润分成500万元（暂定数额，具体数额待审计后确定）
被告二道江粮库辩称，我单位与原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终结。理由如下：依据2005年2月6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4）通中民三终字第178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已经确认下列事实，1、本案在第一次经过一、二审审理判决后，在上诉人二道江粮库申请再审之前，原审人民法院已经实际执行的款物归朱家山所有；2、上诉人二道江粮库给付朱家山利润分成款8万元；3、被上诉人朱家山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我单位已经依照该调解书给付了朱家山8万元。
被告大安镇政府辩称，一、浦江洗煤厂1998年4月25日破产，汇源洗煤厂成立于2003年3月20日，在此期间原告从未向大安镇政府主张过侵权赔偿，故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的诉讼主张1、确认与被告解除合伙关系，按原告投资比例分割合伙企业财产；2、要求被告二道江粮库、大安镇政府、汇源洗煤厂、邢继新、刘峰利给付1996年至今的股份利润分成500万元，该五被告私自处理原告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起诉合伙纠纷、侵权赔偿纠纷两个法律关系。故本案不能合并审理。三、原告与大安镇人民政府不存在合伙关系。原告在诉状中诉称的合伙人中没有大安镇人民政府。从浦江洗煤厂的工商登记的经济性质、投资情况及企业章程均能明确大安镇政府告只是上级主管部门，收取管理费用，并非合伙人。四、大安镇政府没有擅自处理原告股份。1998年4月25日大安镇政府所作出的“关于浦江洗煤厂破产善后处理意见”，是其作为行政管理部门对浦江洗煤厂履行的监管职责。该意见浦江洗煤厂的法定代表人邢继新签字认可，故处理意见合法有效。五、大安镇人民政府没有非法占有原告股份。从1998年4月25日“关于浦江洗煤厂破产善后处理意见”的内容可以认定，浦江洗煤厂的全部资产残值已经用于赔偿土地占用费、新征土地青苗补偿费、耕地恢复费和场地看护费用，大安镇政府没有非法占有原告的股份，而且新成立的汇源洗煤厂是独资私营企业，大安镇人民政府在该企业中并未投资，故原告请求大安镇政府承担连带给付股份利润分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汇源洗煤厂辩称，汇源洗煤厂与朱家山之间没有合伙关系。2002年5月大安镇政府招商引资，汇源洗煤厂在大安镇建厂，大安镇提供土地。2002年之前，汇源洗煤厂负责人刘峰利还没有到大安镇投资办厂，原告主张分得汇源洗煤厂的利润没有任何依据。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
被告邢继新辩称，原告起诉邢继新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二道江粮库与原告共同出资设立浦江洗煤厂，邢继新作为二道江粮库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邢继新不是适格的被告。
被告刘峰利辩称，意见同汇源洗煤厂一致。补充意见为，通化县浦江洗煤厂于1992年7月16日成立，经济性质为集体，法定代表人李克敏，主管部门为原大安乡企业办，位于水洞村沿江屯。1992年10月20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富魁。1995年3月，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邢继新。后该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因多种原因，于1995年被迫停产，并一直未能启动生产，组建浦江洗煤厂时，大安镇水洞村提供原水洞村砖厂的场地作为浦江洗煤厂的生产用地。由于拖欠占用耕地费等相关费用，导致水洞村群众上访告状。1998年4月25日，浦江洗煤厂的联办单位及主管部门达成了《关于浦江洗煤厂破产善后处理意见》，邢继新作为浦江洗煤厂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处理意见上签字。该意见明确了用原浦江洗煤厂全部资产残值，抵偿拖欠水洞村的土地占用费等相关费用。从浦江洗煤厂的经营过程看，汇源洗煤厂与之没有任何关系。汇源洗煤厂于2002年5月20日同大安镇政府签订落户协议，由大安镇政府将已破产倒闭的原浦江洗煤厂的厂房土地（属水洞村二组集体所有）提供给汇源洗煤厂有偿使用。汇源洗煤厂于2003年2月20日，向工商部门申请开业登记，于2003年8月6日注册成立通化汇源洗煤厂，为独资私营企业，注册资金为货币50万元。后在开办及经营过程中，企业又多次扩大厂房的使用面积，从汇源洗煤厂提供的建设项目环评报告，企业组织章程，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等相关材料，均可证明土地使用者为通化县汇源洗煤厂。与朱家山没有任何关系。
被告周传忠辩称，周传忠与原告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本案超过了诉讼时效。
被告康泰公司辩称，通化钢铁公司老干部办公室和康泰公司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继承关系。康泰公司不是适格的被告，康泰公司没有参与和得到浦江和汇源洗煤厂的利润。康泰公司是1992年10月份设立，所需设备是通化钢铁公司提供，流动资金为通钢贷款30万元，我们借用通钢老干部活动中心作为营业室，但和老干部办公室没有关系。在处理浦江洗煤厂残值的问题上，康泰公司没有参加，因此原告所称的侵权事实，与康泰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就下列问题存在争议，本院评判如下：
一、原告与被告二道江粮库、大安镇政府、康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
原告朱家山主张，原告与二道江粮库、大安镇政府、康泰公司、魏某于1992年7月16日签订《通化县浦江联营洗煤厂协议书》合伙投资建设浦江洗煤厂，其与各被告存在合伙关系，故主张解除与三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分割合伙企业财产。
被告二道江粮库主张，其与朱家山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终结。
被告大安镇政府主张，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
被告康泰公司主张，康泰公司并非是通钢老干部办公室的前身，故康泰公司与朱家山无任何关系。
原告朱家山针对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三页，2、企业法人登记注册资金审验证明一页、3、通化县计划委员会1992年底65号文件二页、4、通化县浦江洗煤厂协议书二页、5、工商企业法人代表登记证明一页、6、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投资者出资情况》三页、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2549465-72页、8、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通中经终字第1号判决书、1995年3月2日《验资证明》1994年《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合伙关系成立。提供证人魏某证言，用以证明浦江洗煤厂的合伙人有康泰公司、二道江粮库、朱家山、魏某。
被告二道江粮库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言亦没有异议，但认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于2005年2月5日经调解书确认终结。调解书已经确认原告朱家山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大安镇政府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大安镇政府是浦江洗煤厂的合伙人。证人证明其单位不是合伙人。
被告康泰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通钢老干部办公室并非康泰公司前身，双方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康泰公司与原告没有合伙关系。证人魏某的证言真实性有异议，其为浦江洗煤厂的合伙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被告二道江粮库向法庭提供了（2004）通中民三终字第178号民事调解书，用以证明二道江粮库已经履行了给付原告利润分成义务，双方权利义务已经终结。
被告康泰公司向法庭提供了康泰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房屋使用证明、通化钢铁公司文件用以证明康泰公司是由通化钢铁公司出资成立，不是通钢老干部办公室前身，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原告朱家山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康泰公司成立时间晚于合伙时间，老干部办公室是康泰公司前身。
本院认为，1992年《通化县计划委员会文件—关于新建通化县浦江洗煤厂报告的批复》显示浦江洗煤厂的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1992年5月28日《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及1995年3月2日颁发《企业营业执照》均体现浦江洗煤厂为企业法人，所有制性质为集体企业。而依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原浦江洗煤厂并非是合伙企业而是独立企业法人，朱家山作为该企业的出资人，系企业的股东，并非是合伙人，故朱家山与三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其主张的解除合伙关系分割合伙企业财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被告二道江粮库、大安镇政府、汇源洗煤厂、邢继新、刘峰利应否给付原告朱家山自1996年8月1日至今股份利润分成500万元。
原告朱家山主张，被告周传忠同被告二道江粮库、大安镇政府、邢继新、刘峰利将浦江洗煤厂的资产转让给汇源洗煤厂侵犯其合法权益，现汇源洗煤厂资产过亿，我应分得股份及利润分成500万元，其他被告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二道江粮库主张，我单位已与朱家山之间权利义务终结。
被告大安镇政府主张，汇源洗煤厂是独资私营企业，大安镇人民政府在该企业中并未投资，故原告请求大安镇政府承担连带给付股份利润分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汇源洗煤厂主张，我单位系大安镇政府招商引资而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与浦江洗煤厂没有任何关系，不应分给朱家山任何股份及利润分成。
被告刘峰利主张，汇源洗煤厂与朱家山没有任何关系。
被告邢继新主张，我只是二道江粮库原法定代表人，我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我不存在侵权事实。
原告朱家山针对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2004、2006、2007、2008、2009、2010年汇源洗煤厂年检报告用以证明汇源洗煤厂共计盈利3397.61万元，原告按13.65%股份应分得463.77万元，加上浦江洗煤厂残值份额27.3万元，合计491.07万元，2、1998年4月25日大安镇政府作出的关于浦江洗煤厂破产的决定书，上面有二道江粮库法定代表人邢继新、大安镇企业办原主任王某、水洞村原村长于某签字。用以证明被告大安镇政府与二道江粮库的侵权事实。3、弓某书面证言一份，用以证明浦江洗煤厂被周传忠、刘峰利侵占。4、通大集用（2002）字第0527520072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用以证明大安镇政府将浦江洗煤厂用地交给汇源洗煤厂使用，被告大安镇政府、汇源洗煤厂侵权事实。5、1996年8月29日通化县法院的诉讼费收据，证明青苗费已经给付完毕。6、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1994）民初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1996）二民初字第21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1997）二民初字第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00）执字第12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通钢通二区洗字第16号转款单、二道江区法院扣押令（1996）扣字14号、（1997）扣字6号，用以证明上述裁定书共涉及已执行款物100余万元周传忠以原告名义执行的款项只给了原告14万元，剩余款项均未给。
被告二道江粮库认为，大安镇政府决定书真实性有异议，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对证明内容亦不认可。弓某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该证言不能证明粮库侵权事实。
被告大安镇政府认为大安镇政府决定书为复印件，证明效力存在异议。对土地使用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事实有异议，因浦江洗煤厂1996年开始一直拖欠大安镇政府的土地占用费、青苗费、复耕费、场地看护费，所以大安镇有权收回，侵权事实不存在。对企业申请变更登记书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浦江洗煤厂为集体企业。土地使用权证为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汇源洗煤厂使用的是村民集体土地，与原告没有关联性。建设项目影响环境登记表不能证明侵权事实。
被告汇源洗煤厂认为，我们是2003年大安镇政府招商过来的企业，和浦江洗煤厂没有关系。
被告刘峰利认为弓某本人去世，对其书面证言的真实性存在异议。
被告周传忠认为，通钢通二区洗字第16号转款单不符合证据形式，与本案无关。其他证据无异议，但其系职务行为，与其本人没有关系。
被告大安镇政府针对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1998年4月25日关于浦江洗煤厂破产善后处理意见，用以证明浦江洗煤厂的全部资产抵顶赔偿费用后破产。大安镇政府没有侵占原告财产及股权。2、浦江洗煤厂营业执照、2002年5月20日大安镇政府与汇源洗煤厂协议书、2003年8月6日汇源洗煤厂营业执照、汇源洗煤厂登记注册书，用以证明汇源洗煤厂是大安镇政府招商私营企业，与浦江洗煤厂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侵占浦江洗煤厂的财产。
原告朱家山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1形成时间是朱家山上访之后形成的，确定不了是否是1998年作出的。而这份证据没有合伙人朱家山同意。1996年8月29日，赵广德、于某起诉浦江洗煤厂，通化县法院执行了浦江洗煤厂1500吨原煤、200吨精煤、200吨煤泥抵顶的青苗费和承包费、管理费。证据2浦江洗煤厂没有吊销，盖“作废公章”是后补的。汇源洗煤厂营业执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企业在成立之前就已经经营了。汇源洗煤厂登记注册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独资私营企业形式有异议。对于大安镇政府与汇源洗煤厂2002年5月20日签订的协议，能够证明大安镇政府将朱家山参股的洗煤厂白送给他人，侵犯朱家山权益的事实。
本院认为，浦江洗煤厂于1998年被大安镇政府以欠水洞村村民青苗费等相关费用为由，以决定的形式破产，并将浦江洗煤厂残值抵顶债务，故浦江洗煤厂已于1998年经营终结。而通过通化县工商登记档案可以证明，汇源洗煤厂系2003年注册登记的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为刘峰利，朱家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浦江洗煤厂与汇源洗煤厂在权利义务上存在继受关系，而刘峰利作为汇源洗煤厂的出资人亦不存在对朱家山侵权的事实，故朱家山主张分配被告汇源洗煤厂的利润分成、享有汇源洗煤厂的股份及被告刘峰利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邢继新作为二道江粮库的法定代表人在大安镇政府1998年“关于浦江洗煤厂破产善后处理意见”领收人处签字系对大安镇政府行政决定的接收，并非为其代表二道江粮库参与大安镇政府形成决定，原告朱家山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二道江粮库、邢继新存在其他侵权事实，故原告朱家山主张二道江粮库、邢继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明确了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其中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本案浦江洗煤厂若确系长期停产，资不抵债，其自身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债权人水洞村村民也可以向法院作出相关的申请。而本案大安镇政府以行政决定的方式将浦江洗煤厂破产，违反法律的规定，其行为存在不当。但浦江洗煤厂在1998年大安镇政府处理前的残值数额及其欠水洞村村民的相关费用数额，在1998年大安镇政府的决定中并没有体现，浦江洗煤厂相关账目也因大火焚毁，在庭审中朱家山亦无法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浦江洗煤厂从1996年至2003年期间的经营利润及残值数额，通过庭审原被告各方的举证不能查明，故原告朱家山的主张无法得到支持。
三、原告朱家山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朱家山主张，这些年原告一直通过信访途径主张自己权利，故原告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大安镇政府主张，原告自1998年至本案诉讼前均未主张权利，故原告诉讼主张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汇源洗煤厂主张，原告十余年未主张其权利，原告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
原告朱家山针对其主张提供了，2010年7月9日通化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来访转办单、2011年12月6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出具的驻京来访接谈组受理来访事项登记表，证明其在本案受理前，一直通过信访途径主张诉讼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大安镇政府、汇源洗煤厂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主张事实。
本院认为，原告朱家山提供的上述两份证据均明确记载，朱家山上访主张的内容为二道江法院审理的（1996）二经初字第14号联营内部盈余分配纠纷及该案的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该证据未能证明其对本案相关事实主张过权利。故原告朱家山的该项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
经审理查明，1992年7月16日被告二道江粮库与原告朱家山、通钢老干部办公室、魏某签订“通化县浦江联营洗煤厂协议书”约定：“（1）大安乡提供营业执照、提供水洞村砖厂厂址作为建设用地。（2）通钢老干部办公室负责销售，承担销售风险机制。（3）二道江粮库和魏某、朱家山承担生产管理不当造成亏损的机制，按比例分成。分配原则：（1）大安乡按洗精煤0.5%收取费用，大安村每年包干1万元（待生产时计算）青苗补偿费1800元，停产迁厂收取100元恢复地方费。（2）二道江粮库按纯利45%分成；通钢老干部办公室按25%分成，魏某、朱家山（二人）按30%分成。法定代表人由粮库主任王富魁担任。注册资本20万元，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隶属于通化县大安乡企业办公室。经营期限为从1992年至2003年。”1995年3月1日经通化县工商局出具《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1994年度）》：“通化县浦江洗煤厂净资产总额为15万元，税后利润9.2万元。投资者出资情况为，二道江粮库35万元，朱家山4.1万元，秦晶0.9万元，合计40万元”。同年3月2日通化县工商局出具《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二道江粮库主任邢继新。注册资本变更为40万元。1998年4月25日，大安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浦江洗煤厂破产善后处理意见：“浦江洗煤厂是大安镇办企业，水洞村与二道江粮库三家联办企业，由于受市场制约，于九五年被迫停产至今未能启动，水洞村二组群众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百姓上访告状，怨声载道。经研究决定同意该企业下马破产，就有关事宜做以下处理：一、九六年至九八年洗煤厂应赔偿的土地占用费；新征土地青苗费；耕地恢复费；场地看护费等皆由大安镇企业办与水洞村负责安排。二、浦江洗煤厂现有全部资产残值，用于抵顶上诉各项赔偿费用，由大安镇企业办和水洞村负责善后处理。此意见一式三份，二道江粮库、大安镇企业办、水洞村各一份，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十五日内提出复议。特此处理意见。”二道江粮库、大安镇企业办、水洞村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均领受签字。”2002年5月20日被告大安镇政府与被告通化县汇源洗煤厂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一、甲方（大安镇政府）将座落在大安镇水洞村二组已倒闭的原浦江洗煤厂厂址及厂房设备土地提供给乙方（汇源洗煤厂）使用，生产十年后归乙方所有。二、乙方改建的汇源洗煤厂，是私营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必须属地注册纳税。有权自行投资对该厂进行更新改造，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镇内人员就业，并保证在经营期间每年补偿水洞二组青苗费12000元，十年后终止此义务，在正常运行投产时每年付给水洞村1万元服务费，乙方自行负责经营期间的一切经济纠纷，债务及工伤事故。”2003年2月20日，汇源洗煤厂向工商部门申请开业登记，同年8月6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50万元、性质为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刘峰利。后企业有经过多次扩建至今。
本案原告朱家山曾于1996年起诉二道江粮库，要求二道江粮库分给其利润款25.5万元及利息59243.10元。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以（1996）二经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二道江粮库返还原告朱家山利润分成款243525元；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59243.10元。二道江粮库不服提出上诉，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7）通中经1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
2004年朱家山再次起诉二道江粮库主张浦江洗煤厂对外承包期间的承包利润分成。2005年2月6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通中民三终字第178号民事调解内容为，一、本案在第一次经过一、二审审理判决生效后，在上诉人二道江粮库申请再审之前，原审人民法院已实际执行的款物（以实际执行的数额为准）归朱家山所有；二、上诉人二道江粮库给付朱家山利润分成款8万元；三、被上诉人朱家山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1、依照1992年《通化县计划委员会文件—关于新建通化县浦江洗煤厂报告的批复》显示浦江洗煤厂的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2、1992年5月28日《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及1995年3月2日颁发《企业营业执照》均体现浦江洗煤厂为企业法人，所有制性质为集体企业。而依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原浦江洗煤厂并非是合伙企业而是独立企业法人，朱家山作为该企业的出资人，系企业的股东，并非是合伙人，故本案立案的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存在不当，朱家山的诉讼请求为主张企业的其他出资人及相关人员侵犯了其作为股东的利益，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本案案由应定为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即企业或者出资人侵犯企业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投资及因投资取得的合法收益引起的纠纷。原告朱家山第一项诉讼请求，确认其与被告解除合伙关系，按原告投资比例分割合伙企业财产，与事实及法律相悖，不应得到支持。朱家山若想收回投资成本只能通过浦江洗煤厂清算过程中，作为股东分割企业净资产或者抛售企业股权变现等方式实现。
针对原告朱家山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二道江粮库、大安镇政府、汇源洗煤厂、邢继新、刘峰利给付1996年8月1日至今股份利润分成500万元（暂定数额，待审计后确定具体数额）该五被告私自处理原告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具体为浦江洗煤厂和汇源洗煤厂的股份利润。经查，1998年大安镇政府以浦江洗煤厂欠水洞村村民青苗费等相关费用为由，以决定的形式将浦江洗煤厂残值抵顶债务的行为，虽然经过了二道江粮库主任暨浦江洗煤厂法定代表人邢继新的签字确认，但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1998年当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仅调整的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但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明确了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其中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本案浦江洗煤厂若确系长期停产，资不抵债，其自身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债权人水洞村村民也可以向法院作出相关的申请。而本案大安镇政府私自处分浦江洗煤厂的财产，存在不当，但二道江粮库及邢继新在大安镇政府的决议上签字仅为表示签收，不能认定为同大安镇政府一同处分浦江洗煤厂财产，故朱家山主张二道江粮库、邢继新承担给付义务于法无据。原告朱家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刘峰利存在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事实，故朱家山对刘峰利的诉讼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但浦江洗煤厂在该1998年大安镇政府处理前的残值数额及其欠水洞村村民的相关费用数额，在1998年大安镇政府的决定中并没有体现，浦江洗煤厂也没有相关账目能够证实，在庭审中朱家山亦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浦江洗煤厂从1996年至2003年期间的经营利润及残值数额，通过庭审原被告各方的举证不能查明，故原告朱家山的主张无法得到支持。而被告大安镇政府与汇源洗煤厂对原告主张的该部分事实提出了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原告朱家山提供了2010年7月9日通化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来访转办单、2011年12月6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出具的驻京来访接谈组受理来访事项登记表，证明其在本案受理前，一直通过信访途径主张诉讼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经查，原告朱家山提供的上诉两份证据均明确记载，朱家山上访主张的内容为二道江法院审理的（1996）二经初字第14号联营内部盈余分配纠纷及该案的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该证据未能证明其对本案相关事实主张过权利。故原告朱家山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原告朱家山要求分配被告汇源洗煤厂的经营利润，经查，汇源洗煤厂系刘峰利个人出资的私营企业，朱家山并非该企业注册股东，且朱家山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分配汇源洗煤厂利润合法性的依据，故其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经本院2015年第二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家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800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向阳
代理审判员 马 辉
代理审判员 修 勇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