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36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电塔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29MD地块。
法定代表人：刘贵云，该公司书记。
委托代理人：龙贤富，湖北平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翁望平。
委托代理人：邱云飞，湖北证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传秋。
委托代理人：邱云飞，湖北证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电塔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塔工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翁望平、刘传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19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案外人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纸业）一直向原电塔村供电，案外人沌口水厂一直向原电塔村供水。1997年电塔工贸公司的前身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与翁望平、刘传秋口头约定将全村水、电费的收缴工作及水电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承包给两人，并由翁望平、刘传秋代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收取全村村民的水、电费后分别交付给案外人晨鸣纸业和案外人沌口水厂；翁望平、刘传秋可以按照适当高于案外人晨鸣纸业计费标准收取电费，其中差价由翁望平、刘传秋所得。另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每月补贴翁望平、刘传秋人民币2，000元用于电线损耗、变压器损耗、计量箱损耗、两户五保户电费、农排抗旱抽水用电，但不包括原村民委员会用电。2005年1月1日，翁望平与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电塔村电水管理承包合同》，约定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将该村辖区内水电管理发包给翁望平，期限一年，在承包期限内，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支付承包管理包干费人民币26，600元，翁望平对水电设施设备有维护维修的责任，并代收全村村民水、电费后转交给供水供电单位。协议签订后，实际仍由翁望平、刘传秋共同进行水电管理至今。2006年底，电塔村村民委员会将办公楼1-2层出租给案外人郑伟经营物流，三层为电塔工贸公司办公使用。2007年12月27日，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通过城中村改造改制为电塔工贸公司。2008年8月电塔工贸公司出资安装了电表，计量范围是办公楼2-3层，从2008年8月起至2015年7月，电塔工贸公司办公楼电表显示用电252，250多度，一层一直未安装电表。2015年6月电塔工贸公司又出资安装了水表，计量范围为整栋办公楼，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水表显示用水为2，515吨。2012年12月28日，电塔工贸公司与翁望平、刘传秋达成《水电费协议》，约定电塔工贸公司将自1997年至协议签订时的办公楼、值班室、村建设用水等一并待城中村改造时支付给翁望平、刘传秋，协议中未载明收费标准。翁望平、刘传秋称其从案外人晨鸣纸业拿到电的价格低时为每度人民币0.473元，高时为每度人民币0.585元不等，且没有民用和商业用电区分；从案外人沌口水厂拿到水的价格为每吨人民币1.88元，其中包含排污费每吨人民币0.78元，但沌口水厂多年来未实际收取排污费。翁望平、刘传秋多年来一直代收代缴全村水、电费，水费收费标准据翁望平、刘传秋口述对于村民和电塔工贸公司均按照每吨人民币1.50元收取，且该价格从未进行过调整。电费收费标准划分为两种情况，村民用电为民用电，1997年至2015年7月按照每度人民币0.65元收取，此后按照每度人民币0.60元收取；电塔工贸公司和其他商业用户的用电属于商业用电，对于电塔工贸公司按照人民币1.00元收取，其他商业用户按照人民币1.20元收取。翁望平、刘传秋实际收取了全村居民的水、电费并足额领取了承包管理费，电塔工贸公司与翁望平、刘传秋签订协议后至2015年12月未缴纳过水费，至2015年7月未缴纳过电费。因电塔工贸公司多年拖欠水、电费，故翁望平、刘传秋诉至法院。
另查明，2014年11月，电塔工贸公司曾作为原告以翁望平、刘传秋在实际收取了全村居民的水、电费并足额领取了承包管理费后，却一直未足额向供电方缴纳电费为由，在其垫付欠缴电费后起诉翁望平、刘传秋返还垫付费用，经法院判决支持了电塔工贸公司的诉讼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维持该一审判决。该案庭审中，两审法院均已确认承包管理费不包括电塔工贸水电费的事实，但当时审理时，翁望平、刘传秋未提交证据证实电塔工贸公司水电费使用情况亦未提起反诉，故判决书中载明可另案诉讼。判决书生效后，翁望平、刘传秋已履行判决书的给付义务。
翁望平、刘传秋原审共同诉称：1997年电塔工贸公司的前身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与翁望平、刘传秋口头约定将全村水、电费的收缴工作及水电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承包给两人，并由两人代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收取全村村民的水、电费后分别交付给案外人晨鸣纸业和案外人沌口水厂。两人可以按照适当高于晨鸣纸业计费标准收取电费，按照每吨人民币1.50元收取水费，其中差价由翁望平、刘传秋所得。另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每月补贴二人人民币2，000元用于电线损耗、变压器损耗、计量箱损耗、两户五保户电费、农排抗旱抽水用电。2005年1月1日，翁望平与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电塔村电水管理承包合同》，约定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将该村辖区内水电管理发包给翁望平，期限一年，在承包期限内，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支付承包管理包干费人民币26，600元，翁望平对水电设施设备有维护维修的责任，并代收全村村民水、电费后转交给供水、供电单位。协议签订后，实际仍由翁望平、刘传秋共同进行水电管理。2006年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将办公楼1-2层出租给案外人郑伟经营。2007年12月27日，原电塔村村民委员会通过城中村改造改制为电塔工贸公司。从2008年8月起至2015年7月，电塔工贸公司电表显示用电252，250多度，一楼未安装电表，但用电量很大。2012年12月28日，电塔工贸公司与翁望平、刘传秋达成《水电费协议》，约定电塔工贸公司将自1997年至协议签订时的办公楼、值班室、村建设用水等一并待城中村改造时支付给翁望平、刘传秋。因电塔工贸公司多年拖欠水电费，故请求判令：1.电塔工贸公司向翁望平、刘传秋支付电费人民币342，607元、水费人民币63，153元，共计人民币405，760元；2.电塔工贸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电塔工贸公司原审辩称：1.翁望平、刘传秋所请求的水、电费已经包含在包干费用（承包管理费）人民币26，600元中，电塔工贸公司不应该再支付水、电费了；2.即使电塔工贸公司要向翁望平、刘传秋支付水、电费，翁望平、刘传秋不应该无理主张巨大差价带来的高额电费；3.翁望平、刘传秋需提供证据证实电塔工贸公司实际水、电使用量，而不是仅凭推算；4.水、电费缴纳标准不应由对方单方制定，应由法院依法核定后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翁望平、刘传秋与电塔工贸公司承包合同关系成立，依法受到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翁望平、刘传秋自1997年起承包原电塔村的水电管理工作，依约有权代收代缴全村村民和原村委会所使用的水、电费，在翁望平、刘传秋已返还电塔工贸公司垫付的电费情况下，电塔工贸公司作为水、电使用者应向翁望平、刘传秋结算其多年欠缴的水、电费，此关系亦不因在履行承包合同中电塔工贸公司将办公楼出租给案外人郑伟改变。若电塔工贸公司认为其向翁望平、刘传秋缴纳的水、电费中有案外人郑伟的份额，电塔工贸公司可依据与案外人郑伟的租赁合同另行向案外人郑伟主张权利。电塔工贸公司辩称水、电费已含在承包管理费中的意见与生效判决书已认定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本案难点是水电费收取标准和用量计算方法，下面逐一论述。关于水费标准，翁望平、刘传秋称与电塔工贸公司协商一致按每吨人民币1.50元计算，虽缺乏证据证实，但庭审中电塔工贸公司没有表示出明显异议，且通过查询武汉市水费查询网网站相关收费信息，翁望平、刘传秋收取的金额远低于目前市场价格，在电塔工贸公司没有相反证据证实收费标准的情况下，可以按照翁望平、刘传秋口述的每吨人民币1.50元计算。关于电费标准，通过查询国家电网网站上相关收费信息和拨打客服电话咨询得知，办公和经营用电通常属于商业用电，收费按照功率高低从每度人民币0.84元到人民币0.88元不等，还有可能因用电时段不同而有收费差异。翁望平、刘传秋称与电塔工贸公司协商一致按每度人民币1.00元收取既缺乏证据证实又没有得到电塔工贸公司的认可，再结合二人自述拿到的电价平均为每度人民币0.529元，电塔工贸公司允许二人赚取适当差价的事实，原审认为翁望平、刘传秋有能够拿到低于市场商业电价的能力，电塔工贸公司正是基于二人的此项能力为节约成本才将相关事宜承包给二人，这种利益关系系本案承包合同成立的基础之一。在电塔工贸公司同意适当赚取差价的前提下，翁望平、刘传秋有权在其拿电价格上适当上浮向电塔工贸公司收取电费，但明显不应高于市场价格，另结合电塔工贸公司自1997年开始多年未支付电费的情况，综合考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因素，原审酌定以每度人民币0.80元计算为宜。关于水、电的用量，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只有通过目前水表、电表显示的情况并结合生活常识进行估算。起算时间方面，因双方均认可自1997年开始合同关系建立，翁望平、刘传秋又在庭审中表示同意起算时间为1997年12月，故原审自1997年12月份开始计算水电费。截止时间方面，双方均认可电塔工贸公司至2015年12月未支付过水费，至2015年7月未支付过电费，故计算水费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计算电费截止时间为2015年7月。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电塔工贸公司用水依据水表显示为2，515吨，案外人郑伟租赁电塔工贸公司经营时间为2006年底起至今，故2007年1月至2015年5月水费可参照上述期间计算，估算吨数为2，515÷7×101=36，288吨，1997年12月至2006年12月电塔工贸公司三层办公楼的用水量按照常识估算为每月30吨，估算吨数为30×109=3，270吨。三个时间段用水量合计为42，073吨，水费总金额为人民币63，109.50元。2008年8月至2015年7月，电塔工贸公司用电依据电表显示为252，250度，案外人郑伟租赁电塔工贸公司经营时间为2006年底起至今，故2007年1月至2008年7月电费可参照上述期间计算，估算度数为252，250÷7÷12×19=57，057度，1997年12月至2006年12月，电塔工贸公司三层办公楼的用电量按照常识估算为每月300度，估算度数为300×109=32，700度。三个时间段用电量合计为342，007度，电费总金额为人民币273，605.60元。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电塔工贸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翁望平、刘传秋水费人民币63，109.50元，电费人民币273，605.60元，合计人民币336，715.10元；二、驳回翁望平、刘传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电塔工贸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386元，减半收取人民币3，693元，由翁望平、刘传秋承担人民币738元，由电塔工贸公司承担人民币2，955元。因此款翁望平、刘传秋已垫付，电塔工贸公司将其应付款项人民币2，955元连同上述判决款项一并给付翁望平、刘传秋。
上诉人电塔工贸公司不服以上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确认2012年l2月2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水电费协议》，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未达成过有关水电费结算的协议。被上诉人自认该协议内容由其单方书写，所谓“经两委与承包人共同商议”的说法，上诉人经核实原电塔村“两委”组成人员，均表示从未有过与被上诉人共同商议达成协议的事实，被上诉人所谓“经两委与承包人共同商议”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被上诉人称《水电费协议》上的原电塔村村委会公章由原电塔村负责人刘传元加盖，对此，刘传元也明确表示绝无此事。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该协议也当庭提出质疑并申请对该协议的真伪进行鉴定，但因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而未果。二、一审判决确认2005年1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电塔村电水管理承包合同》约定的包干费中不包括原村委会用电与客观事实不符。据上诉人调查核实，2005年l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电塔村电水管理承包合同》时，该承包合同第2条约定的上诉人每年付给被上诉人承包管理包干费26600元中，即包括原村委会用电、五保户用电、路损、变压器损耗、原农田用水及管水人员费用等。且上诉人将本村的水电费收缴事宜发包给被上诉人承包管理，在向被上诉人给付包干费后不再支付水电费，合乎情理；而被上诉人称自1997年以来至今近20年未向上诉人收取水电费，明显有悖常理。对此合理的解释就是每年包干费中包括原村委会用电，被上诉人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才一直不向上诉人收取水电费。一审判决确认上述《电塔村电水管理承包合同》约定的包干费中不包括原村委会用电，与客观事实不符。三、一审判决依部分估算的用电度数和用水吨数及酌定的水电费计价标准确定水电费金额，依据不足。上诉人认为，即使判令上诉人支付水电费，也应以水电表的实际计量数据为依据；以被上诉人实际交付给供电供水单位的水电费计价标准为依据。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发包给其承包管理本村水电费的资源，反而从上诉人处加价获利，并得到一审判决的支持，不仅事实依据不足，而且明显违背上诉人发包给被上诉人承包管理本村水电费的初衷，对此，上诉人全体村民绝不会答应!尽管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难点是水电费收取标准和用量计算方法，但是，一审判决依部分估算的用电度数和用水吨数及酌定的水电费计价标准确定水电费金额，这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及举证责任的要求是不符的，其判决结论依据不足。
被上诉人翁望平、刘传秋辩称：1.电塔工贸公司欠水电费事实成立；2.承包合同中未约定村委会用电包含在内，且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中也认定该事实；3.一审以安装电表的数据为依据作出认定正确。
经审理查明：一审期间，翁望平、刘传秋提供了一份时间为2012年12月28日，并加盖了电塔村印章的《水电费协议》，明确自1997年至协议签订时的办公楼、值班室、村建设用水用电等费用一并待城中村改造时支付给翁望平、刘传秋。电塔工贸公司对于协议真实性提出质疑，并申请鉴定。原审以翁望平、刘传秋提交证据的目的为证实承包管理费中未包含电塔工贸公司的水电费以及达成协议后至2012年12月份未支付水电费，而上述事实在两审判决书中已明确认定为由不予准许。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电塔工贸公司提交了《关于吴前锋等同志任免的通知》【武开沌任（2008）2号】文件一份以及刘传元等6人证明材料六份，证明村委会两委成员均不清楚水电费协议一事，否认两委会讨论过该协议和加盖印章。翁望平、刘传秋认为上述证据不能作新证据提交，证明人相当于上诉人身份，以上证据无证明力。
本院认为，翁望平、刘传秋自1997年起承包原电塔村的水电费管理工作，负责向村民收取水电费并向供电及供水方缴纳水电费，虽然双方仅在2005年1月1日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承包合同，但从查明事实看，双方其他时间段也形成事实上的承包合同关系。其中2005年1月1日的电水管理承包合同约定，翁望平、刘传秋有责任维护维修水电设备设施，按时向供电供水单位上缴水电费，对发生的一切事故和债权债务承担责任。翁望平、刘传秋加强管理，确保村民用水用电权益和安全。承包期内，翁望平、刘传秋依管理效果每年收取承包管理费用。合同除约定电塔村不负责任和连带责任外，未明确免除电塔村水电费负担。另从本案举证情况以及原审、本院两份生效的民事判决所认定事实看，电塔村其他时间段水电费负担也未免除，因此，原审认定电塔工贸公司承担水电费缴纳义务并无不当。电塔工贸公司在原审提交的村委会会议记录和在二审提交的文件、个人证明，均属于单方证据，其证明力不足以否定承包协议以及生效的民事判决所证明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电塔工贸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电塔工贸公司提出的2012年2月水电费结算协议的鉴定问题对本案事实认定及处理不构成影响，电塔工贸公司为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至于电塔工贸公司提出的水电费金额问题可依据已提交的证据并结合案件事实综合确定。本案中，双方认可原电塔村至2015年12月未支付过水费，至2015年7月未支付过电费。原审依上述情形并基于案外人郑伟2006年底至今租赁经营的事实，将水电费计算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依水表、电表的显示，认定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用水量为2515吨、2008年8月至2015年7月用电量为252250度，同时原审参照上述时间段用水及用电量，确定2007年1月至2015年5月用水量36288吨，2007年1月至2008年7月用电量57057度，另基于生活常识按每月30吨确定1997年12月至2006年12月用水量3270吨、基于生活常识按每月300度确定1997年12月至2006年12月用电量32700度。合计计算出水量为42073吨、用电量342007度，水费按1.50元计算，总金额为63109.50元，电费按0.80元计算，总金额为273605.6元。本院注意到，本案除部分时间段有电、水表显示的数据外，其他时间段当事人双方未提交相关数据，原审在电塔工贸公司欠费事实成立，且双方已穷尽举证义务的情况下，依现有证据并参照水电表所显示数据，确定2007年1月至2015年5月用水量，2007年1月至2008年7月用电量，认证过程及得出的结论并无不当。另外，原审依生活常识对1997年12月至2006年12月用水及用电量作出认定，属于自由裁量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电塔工贸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同理，对于水、电价格，双方未提供执行的价格依据，在双方穷尽举证义务情况下，原审参考供电、供水部门提供的价格信息并参考协商价格按价格幅度的下限确定单价并无不当。电塔工贸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对案件处理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351元，由武汉电塔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勇
审判员 黎伟雄
审判员 曹文兵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