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7民终17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清蔬菜批发部。经营者：张学青，男,1977年9月18日生，汉族，个体，住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铁西街。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红，女，1978年8月2日生，汉族，个体，住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铁西街。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石，吉林良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明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伟东，吉林研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卓明，现住吉林省吉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丰霖公司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欣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新，辽宁中信德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清蔬菜批发部（以下简称张清蔬菜批发部）诉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润发公司）、大连丰霖公司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丰霖公司）、韩卓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宁江区人民法院(2016)吉0702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本院审理期间，因大润发公司申请追加大连丰霖公司参加诉讼，本院发回重审。宁江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9日作出(2016)吉0702民初5519号民事判决，张清蔬菜批发部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清蔬菜批发部的经营者张学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红、潘石与大润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伟东、大连丰霖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新到庭参加诉讼。韩卓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清蔬菜批发部上诉请求:一、撤销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16)吉0702民初5519号民事判决；二、改判大连丰霖公司给付上诉人货款2106000元，大润发公司对其中的1391402元承担共同、连带给付义务；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韩卓明是大连丰霖公司的采购代表，韩卓明在上诉人处采购蔬菜、出具欠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应当由大连丰霖公司对韩卓明的职务行为承担责任。韩卓明在2016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中，已经自认其是大连丰霖公司负责松原地区蔬菜采购代表，在上诉人提供的生鲜蔬菜明细单上签字的人员，均是受大连丰霖公司指派，仅是对上诉人提供生鲜蔬菜数量和单价的核对，之后由丰霖公司进行结算。该份证明是大润发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该份证明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4月25日向法院提交的追加被告申请书的内容是一致的，该申请书也写明了大连丰霖公司从上诉人处采购，结合证人张某、贾某1的证人证言，足以认定韩卓明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需要强调的是，韩卓明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及税务登记，不具备合法的农产品收购资格。大连丰霖公司作为农产品的收购方，如果确系从韩卓明处收购农产品，应当按照税务部门关于农产品收购发票领购方面的规定，当场出具收购发票，大连丰霖公司只有提供收购发票，才能认定大连丰霖公司与韩卓明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否则不能认定韩卓明与大连丰霖公司之间属于买卖关系。大连丰霖公司与韩卓明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与上述证据存在矛盾，不应采信。故大连丰霖公司应当偿还上诉人货款2106000元。二、大润发公司应当对1391402元承担共同、连带给付义务。上诉人主张货款中有1391402元属于大润发公司的直采货款。韩卓明在2016年5月9日的庭审中，也承认大润发公司直接向上诉人采购了蔬菜，货款由韩卓明垫付。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张某、贾某1证实大润发公司在上诉人处直接采购了蔬菜等。这些证据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大润发公司在上诉人处直接采购了蔬菜等货物，与上诉人直接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大润发公司尚欠上诉人货款1391402元，由于三个被上诉人在采购时均未直接向上诉人明确具体的购买人身份，而且大润发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上诉人支付了1391402元货款，因此该1391402元应当由大连丰霖公司及大润发公司承担共同、连带给付义务。大润发公司答辩意见：上诉人与大润发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要求大润发公司承担给付货款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判。大连丰霖公司答辩及代理意见：一、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与被上诉人韩卓明具有蔬菜采购关系，与被上诉人丰霖公司、大润发公司之间没有采购关系。1、被上诉人与韩卓明之间是蔬菜买卖关系，事实清楚，起诉大连丰霖公司与大润发公司支付蔬菜款属于恶意诉讼。大连丰霖公司与大润发公司签订合同，大连丰霖公司为大润发公司供应蔬菜。大连丰霖公司与韩卓明签订合同，韩卓明向大连丰霖公司供应蔬菜，韩卓明多年来在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购买蔬菜，韩卓明向张清蔬菜批发部支付货款，大润发公司向大连丰霖公司支付货款，大连丰霖公司向韩卓明支付货款。因韩卓明拖欠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货款，张清蔬菜批发部向韩卓明索要拖欠货款，并要求韩卓明向张清批发部打了200多万元的个人欠条。韩卓明出具的个人欠条是对韩卓明与张清蔬菜批发部多年蔬菜供应关系的结算证明，结合韩卓明的一审陈述、多年来一直由韩卓明向张清蔬菜批发部支付货款的事实，张清蔬菜批发部与韩卓明之间具有蔬菜采购买卖关系，与大连丰霖公司及大润发公司之间没有蔬菜买卖关系。2、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认为韩卓明是大润发的采购代表，主张大润发承担货款给付责任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二审庭审认为韩卓明是大润发的采购代表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诉状中已经明确陈述韩卓明是大润发公司蔬菜销售柜台经营者，韩卓明不是大润发公司职工。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自述韩卓明是大润发公司采购代表与一审上诉人自认都是自相矛盾的，上诉人不仅对韩卓明不是大润发公司员工的身份非常清楚，而且韩卓明是自己向上诉人购买蔬菜，不是代表大润发公司向上诉人购买蔬菜都是明知的。基于买卖关系，购买方负责与上诉人结算货款，出现拖欠款项时，也是由购买方出具欠条。因此上诉人试图以韩卓明为大润发公司代表为借口向大润发公司主张拖欠货款违反事实与法律。3、上诉人认为依据大润发公司工作人员的收货签字确认是大润发公司购买蔬菜，由大润发公司支付货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根据《合同法》第130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多年来韩卓明一直在张清蔬菜批发部处采购蔬菜，上诉人按照韩卓明的指示交付蔬菜，由韩卓明支付蔬菜款，拖欠款项时上诉人向韩卓明主张还款并要求韩卓明打欠条。因此，韩卓明与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之间具有采购关系的事实非常清楚。上诉人主张的200多万元是长时间积累形成的拖欠款，在此期间上诉人按照韩卓明的指示交付货款，货款由韩卓明支付，上诉人与大润发公司或大连丰霖公司之间从未有货款往来，在积累形成200多万后上诉人也向韩卓明主张还款并要求韩卓明个人出具欠条，因此上诉人依据大润发公司工作人员的收货签字确认是大润发公司购买蔬菜，由大润发公司支付货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并违反《合同法》第130条及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4、上诉人试图依据二审庭审出庭的高某、马某两个证人证明有个姓赵的自然人代表大润发公司向上诉人采购蔬菜，主张姓赵的自然人构成表见代理，要求大润发公司支付货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并且违反法律规定。首先，证人高某、马某不知道证言中赵姓自然人的具体姓名信息，无法查证赵姓自然人的身份状况，更无法证明松原大润发公司的授权行为。其次，证人高某、马某陈述赵姓自然人向证人购买蔬菜，但没有合同、没有交货单、没有发票，没有付款凭证，因此证人本身自述的行为不能证明大润发公司授权他人代表大润发公司向证人购买蔬菜。再次，证人高某、马某均不认识被上诉人韩卓明，对韩卓明与上诉人张清批发部之间的蔬菜买卖、交付、结算等均不清楚，对本案大润发公司与丰霖公司之间的采购关系、丰霖公司与韩卓明之间的采购关系、韩卓明与上诉人张清批发部之间的采购关系均不清楚，因此两个证人无法证明赵姓自然人是代表大润发到上诉人处购买蔬菜。最后，证人高某、马某都说赵姓自然人购买蔬菜都是现金付款，而与上诉人进行付款结算的只有被上诉人韩卓明，大润发公司和丰霖公司从未与上诉人有过任何货款结算往来，并且发生拖欠货款时，上诉人向韩卓明主张付款并要求韩卓明个人打欠条，因此证人高某、马某证言中的买菜现金付款能够反证上诉人与韩卓明之间具有蔬菜买卖关系，而与大润发公司和丰霖公司没有任何蔬菜买卖关系。二、上诉人主张大润发工作人员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与大润发公司具有买卖合同关系违反事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见代理的认定。首先，大润发公司与丰霖公司具有买卖关系，双方签订了供货合同；丰霖公司为了及时供货与被上诉人韩卓明签订了采购合同，由韩卓明把采购的蔬菜直接交付给大润发超市。韩卓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向本案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采购蔬菜，上诉人按照韩卓明的指示进行交付供货。因此，本案上诉人与韩卓明之间具有买卖关系，与大连丰霖公司和大润发公司均没有买卖关系。其次，从合同履行看，上诉人与韩卓明具有供货关系，与大润发公司和丰霖公司均没有供货关系。再次，从韩卓明给上诉人出具的欠条看，明确是韩卓明拖欠上诉人的款项及具体金额，欠款人是韩卓明，上诉人与韩卓明之间有债务纠纷，而与大润发公司和丰霖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债务关系。再其次，收货单上的签字不构成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上诉人认为有大润发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即认为签字人员代表大润发公司向上诉人采购蔬菜严重违背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根据最高法关于表见代理的司法解释，上诉人主张本案收货单上的签字人员具备表见代理，代表大润发公司，上诉人应当依法出示合同、或加盖有大润发公章、印鉴的书面文件，但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收货单上签字人员具体表见代理客观表象形式要素的书面文件。根据法律规定，表见代理需要上诉人具有善意且无过失，上诉人若认为是大润发公司派遣工作人员向上诉人采购蔬菜，上诉人需要审查是否有大润发公司的书面授权，需要与大润发公司签订书面采购合同。长时间合作，上诉人与大润发公司之间也应当有蔬菜款往来。上诉人在本案中既没有证明表见代理行为存在的客观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善意且无过失。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都不是客观证据。上诉人为了能够索要货款顺利执行，通过诉讼要求大润发公司和丰霖公司进行赔偿，上诉人的主观是恶意的。综上，大润发公司与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三、上诉人向丰霖公司索赔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l、丰霖公司作为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丰霖公司在一审中不是被告，而是第三人，在二审中丰霖公司应当列为原审第三人，而非被上诉人。2、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起诉丰霖公司支付货款，二审中无权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丰霖公司承担责任。3、在一审中上诉人基于和韩卓明的采购关系，让韩卓明出具个人欠条，也就是说多年来的买卖关系是上诉人与韩卓明之间发生的，与丰霖公司和大润发公司之间没有发生过，一直是由韩卓明支付货款，上诉人按照韩卓明的指示交付蔬菜，形成了交易习惯，后因发生债务纠纷，上诉人明知本案是与韩卓明个人之间的合同债务纠纷，起诉丰霖公司和大润发公司属于恶意诉讼。4、本案中，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规定，上诉人主张的表见代理认为丰霖公司与韩卓明具有表见代理与事实不符。5、本案中，上诉人主张韩卓明是职务行为，与上诉人庭审自认自相矛盾，上诉人庭审中陈述之前从来不知道丰霖公司，上诉人只是与韩卓明发生买卖关系，由韩卓明支付货款，因此上诉人主张韩卓明是职务行为，丰霖公司授权韩卓明向上诉人采购蔬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6、上诉人认为丰霖公司与韩卓明之间具有合同关系的前提需要韩卓明给丰霖公司开发票，没有开发票不能证明丰霖公司与韩卓明之间是买卖关系，韩卓明与上诉人之间的蔬菜买卖已经有很多年，多年来上诉人从未给采购方韩卓明开具发票，上诉人以是否开发票来主张认定是否有合同关系于法无据。7、本案实际是上诉人因被上诉人韩卓明无力付款，即使胜诉也无法执行，所以恶意起诉大连丰霖公司和松原大润发公司。综上，请法院驳回上诉人对大连丰霖公司和大润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原告张清蔬菜批发部诉称：韩卓明系大润发公司生鲜蔬菜销售柜台经营者，大润发公司与张清蔬菜批发部合作，由张清蔬菜批发部向二被告一直供应生鲜蔬菜，截止2016年4月1日大润发公司采购部长赵岩松在原告处直采生鲜蔬菜货物赊欠余额计1391402元，韩卓明直接采购生鲜蔬菜货物赊欠余额计714598元，合计2106000元。上述欠款和利息经原告多次索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大润发公司给付货款1391402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被告韩卓明给付货款714598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被告大润发公司辩称：青岛润泰实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与大连丰霖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由大连丰霖公司负责向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的下属机构包括大润发公司在内的数十家门店供货。大润发公司对于直采的货物在确认品项、数量、单价后，形成订单，大连丰霖公司根据订单形成付款通知书，并开具发票，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核实付款通知书及发票后按发票数额付款。根据大连丰霖公司向大润发公司所供货物及付款的统计，自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3月31日，大连丰霖公司向大润发公司供货的总价值为1591815.93元，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就大润发公司直采的货款已全部与大连丰霖公司结清。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及大润发公司与大连丰霖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大连丰霖公司订货和付款，且直采款已经全部结清，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至于大连丰霖公司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是否有未付清的款项均与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及大润发公司无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被告韩卓明辩称：我不是大润发公司生鲜蔬菜销售的经营者，也不是大连丰霖公司的员工，我与大连丰霖公司是合作关系，大连丰霖公司和大润发公司是合作关系。我从原告处购买蔬菜，卖给大连丰霖公司，大连丰霖公司再将蔬菜卖给大润发公司。我与原告合作五六年了，采购的货物有两千多万，都卖给大连丰霖公司了。我采购的货物有的我自己送货，有的原告负责送到我指定的地点。因为和大润发公司合作的关系好，大润发公司的员工赵岩松有时代表我去原告处验货。大连丰霖公司已经将货款全部给付我，因经营不善，资金周转不开，我没有将全部货款给付原告，就给原告出具了五年累计蔬菜欠款210万元的欠据，我同意给付货款，但是不同意给付货款利息。一审被告大连丰霖公司辩称，大连丰霖公司与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大连丰霖公司向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下属机构包括大润发公司在内的数十家门店供货。2012年2月18日，大连丰霖公司与韩卓明签订采购合同，由韩卓明直接向大润发超市提供蔬菜等货品的供应，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向大连丰霖公司结算货款，大连丰霖公司再向韩卓明支付货款。大润发超市、大连丰霖公司多年来没有向原告支付过货款。韩卓明不是大连丰霖公司的员工，也不能形成表见代理；赵岩松虽然是大润发公司的员工，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赵岩松代表大润发公司向原告采购蔬菜，赵岩松的行为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素。综上，原告与大连丰霖公司之间、大润发公司之间均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的货款应由韩卓明承担。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有大润发公司工作人员赵岩松签字的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价款为1391402元的蔬菜清单126份，及张清的爱人孙丽红与赵岩松的微信聊天记录，既不属于欠据也不属于买卖合同，不能证实原告与大润发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蔬菜清单及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力不予采信。2、韩明出具的欠据一枚，该欠据为原告提供，欠据上明确写明欠款人为韩明，韩明对欠款数额认可，本院对欠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3、原告申请的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其证实只知道赵岩松去原告处买货，不知道赵岩松是否代表大润发公司，也不知道由谁和张清结算货款，其证言证明不了赵岩松代表大润发公司向原告采购；同时，张某还证实韩卓明和其均是大连丰霖的员工，由大连丰霖给发放工资，但韩卓明及大连丰霖公司均予以否认，原告及证人均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证言只证明了韩卓明与大连丰霖有承包合作关系，双方进行利润分配，不能证明原告与大连丰霖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韩卓明是代表大连丰霖向原告采购。4、原告申请的证人贾某2的证人证言，其证实是给张某开车，张某归韩卓明管，张某给其开资，只知道赵岩松是大润发的员工，替谁买货不知道，韩卓明跟大连丰霖之间是什么关系不清楚，因此，证人贾某2的证言不能证实大润发公司与原告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韩卓明是代表大连丰霖公司向原告采购。5、大润发公司提供的2016年4月20日韩卓明出具的证明一份，韩卓明否认证明中的“韩卓明”是其本人所签，不确定手印是不是其按的，内容不清楚。该份证明的内容与原告提供的2016年4月7日韩卓明出具的声明内容相互矛盾，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本院对该份证明的证明力不予采信。6、大润发公司提供的韩卓明与大连丰霖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一份，原告虽对该份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要求双方提供已经履行合同的证据，但三被告对该份合同均予以认可，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合同存在虚假性，故本院对该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大润发公司与大连丰霖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及商品验收单、采货单、付款通知书等可以证实，大润发公司与大连丰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韩卓明与大连丰霖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可以证实，韩卓明与大连丰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韩卓明向原告购买生鲜蔬菜是受大连丰霖公司的指派，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条件。虽然原告提供了有大润发公司员工赵岩松签字的蔬菜清单及微信聊天记录，但是该单据及微信聊天记录既不属于欠据也不属于买卖合同，不能证实大润发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韩卓明自2011年开始自原告处购买蔬菜供应给大润发公司，均是由韩卓明与原告结算货款，大润发公司及大连丰霖公司从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韩卓明为原告出具的欠据明确写明，欠款人为韩卓明，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认定原告与韩卓明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原告已经向韩卓明提供了货物，韩卓明应当给付原告货款。原告主张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韩卓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原告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清蔬菜批发部货款2106000元，并自2016年4月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给付利息。二、驳回原告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清蔬菜批发部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证人高某、马某出庭证言，拟证实大润发职工赵岩松代表大润发购买过蔬菜，被上诉人大润发代理人予以否认，二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与被上诉人韩卓明、大润发公司及大连丰霖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本案争议焦点。根据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评判如下：一、大润发公司与大连丰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商品验收单、采货单、付款通知书等可以证实，大润发公司与大连丰霖公司之间存在蔬菜买卖合同关系，而且大润发公司就其购买的大连丰霖公司此间所有蔬菜货款已经全部结清给大连丰霖公司。虽然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提供了大润发公司员工赵岩松签字的蔬菜清单及微信聊天记录，但是该单据及微信聊天记录不属于欠据及买卖合同法定构成要件，不能证实大润发公司与张清蔬菜批发部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赵岩松签字的蔬菜清单上所有欠款已被韩卓明在欠据上签字确认，加之上诉人销售多年从未与大润发发生过货款往来，即使二审证人高某、马某陈述赵岩松向上诉人及证人购买蔬菜，但没有合同、没有交货单、没有发票、没有付款凭证，故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大润发公司授权他人代表大润发公司向证人及上诉人购买蔬菜。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主张其与大润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大润发给付货款，证据不足。二、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与大连丰霖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与大连丰霖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任何书面或口头合同，双方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证据。虽然大润发公司提供的2016年4月20日韩卓明出具的《证明》“本人韩卓明，是大连丰霖贸易有限公司负责松原地区蔬菜采购的代表，每次在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清蔬菜批发部提供的生鲜蔬菜明细单上签字的人员，无论是大连丰霖贸易有限公司人员还是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人员，均是受大连丰霖贸易有限公司的指派，仅是对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清蔬菜批发部提供生鲜蔬菜数量和单价的核对，之后，由大连丰霖贸易有限公司进行结算，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只对大连丰霖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付款义务”，此证明没有大连丰霖公司确认，不能认定韩卓明代表了大连丰霖公司。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自认其与韩卓明多年往来中，并没有大连丰霖公司，自己也不知道大连丰霖公司，故张清蔬菜批发部与大连丰霖公司没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张清蔬菜批发部要求大连丰霖公司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证据不足。三、张清蔬菜批发部与韩卓明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书证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待证的事实。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为主张权利提供了韩卓明出具的欠据，而欠据明确载明欠款人、欠款数额等事项，张清蔬菜批发部及韩卓明对该欠据均无异议，该欠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欠据足以证明韩卓明与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系买卖合同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规定，张清蔬菜批发部已经履行了出卖蔬菜等义务，韩卓明作为买受人应按照合同履行给付价款的义务。原审判决韩卓明承担给付义务并无不当。上诉人张清蔬菜批发部主张大连丰霖公司及大润发公司承担欠款的给付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48元，由上诉人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清蔬菜批发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明审判员  魏巍审判员  王波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