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终7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海方，男，汉族，1951年8月21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笃，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玉梅，女，汉族，1952年12月7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笃，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一冲，男，194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琦，湖北成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与被上诉人汪一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0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海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笃，王万笃并作为上诉人唐玉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汪一冲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上诉请求：1、改判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新公司）和魏海方共同承担责任；2、改判唐玉梅不应承担责任；3、不支持“利滚利”计算复利；4、合理分摊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没有考虑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通常情况下，以谁的名义借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就由谁来还。但是，这一基本原则存在一定的例外，一审错在没有考虑例外。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特别是前些年，由于中小企业贷款难，又顾忌企业借贷的禁止性规定，很多企业便采取“曲线借贷”的办法，进行民间借贷，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形。魏海方是汇新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生产经营融资工作。魏海方向汪一冲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是职务行为，是表见代理，汪一冲是明知的。汇新公司愿意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同意承担还款责任，是为债的加入，本应予以准许。一审法院仅从合同相对性原则一般情形理解，认为借条以魏海方个人名义写的，就按一对一认定魏海方与汪一冲构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把汇新公司排除在外，错误认定魏海方是唯一借款人。实际借款人应为汇新公司，魏海方对债权人的责任不能免除，汇新公司与魏海方同为民间借贷合同借款一方，应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一对二构成合同相对方的情形，并未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正是因为汇新公司向汪一冲借款，魏海方只是履行职务起代理作用，魏海方才许可其女儿魏彩霞以自己的房屋抵押贷款借给汪一冲之子汪某购房。一审推定魏海方向汪一冲借款，显然不符合逻辑。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情形，把汇新公司排除在外，认定魏海方是债务人，导致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与事实不符，显失公正。魏海方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而非用于家庭生活消费，判唐玉梅承担连带责任错误。汇新公司的收据存根显示，向汪一冲借款本金实为200,800元，计算利息达到年利率40%，在魏海方负责结算换成最后的借条前，汇新公司已向汪一冲归还本息634,460元，一审判决还要给汪一冲还款859,100元，明显支持了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高额利息，应把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部分剔除。被上诉人汪一冲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汪一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魏海方、唐玉梅返还借款及利息1,028,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一冲与魏海方原为同事关系，魏海方、唐玉梅于1977年4月30日登记结婚，2014年5月7日登记离婚。2012年9月8日，魏海方向汪一冲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汪一冲738,100元”，落款为“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手人魏海方”。2012年11月10日，魏海方在上述借条的下方再次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汪一冲121,000元”，落款为“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手人魏海方”。2013年9月8日，魏海方向汪一冲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汪一冲882,090元”，落款为“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魏海方”。2013年11月15日，魏海方在上述借条的同一张纸的下方再次书写借条，载明“今借到汪一冲146,410元”，落款为“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魏海方”。汪一冲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从2008年至2012年期间，多次分次以现金方式向魏海方支付借款，2013年9月8日和11月15日的借条是2012年9月8日和11月10日的借条到期后，魏海方重新出具的。魏海方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2年的借条都是在此之前的借款以“利滚利”计算后的数额，出具738,100元借条后，汇新公司于2013年3月8日按照10%的利率计算利息为73,810元，本息共计811,910元，到2013年9月8日，对该本息又计算了一次10%的利息，本息为893,101元，汇新公司支付了汪一冲现金11,011元，余额882,090元，转入新的借条。汪一冲在一审庭审中对魏海方的关于利息计算的陈述认为是事实，认可收到利息11,011元，认可2013年11月15日借条上的金额也是用魏海方在庭审中陈述的计算方式，按照半年10%计算的利息计算而来。但认为支付利息和借款人均是魏海方个人，而非汇新公司。一审法院认为，针对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应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分析与判断如下：一、关于本案债务人的认定。魏海方认为其收取汪一冲的借款系代汇新公司的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规定，对职务行为的认定的基本要求是行为人的行为明确表现为执行职务，即以工作和职务的名义实施、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和为完成工作任务目标。根据以上标准来分析判断魏海方的借款行为：关于职权标准，行为人是否享有单位的授权是判断职务行为的关键。魏海方提供的2015年4月2日汇新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其行为系汇新公司授权，但该证明仅盖有汇新公司的公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的人签名或盖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的规定，该证明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名义标准。应该考查行为人作出该行为时是以自己的名义抑或是以单位的名义，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该行为是职务行为。魏海方提供的2011年10月10日和12月1日盖有汇新公司公章的收据，为复印件，目前无法与原件核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该收据真实存在，从收据显示的时间上分析，该收据上载明的收款时间与魏海方向汪一冲出具的借条时间2012年9月8日、2012年11月10日或者2013年9月8日、2013年11月15日均有相当的时间差，与借条的涉案借款缺乏时间的关联性；从收据显示的金额上分析，该收据上载明的款项分别为100,000元和680,000元，与魏海方向汪一冲先后出具的四张借条上的金额均相差甚远，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收据交付给了汪一冲；从收据分别显示的第二联“交顾客”和第三联“交给付款单位”上分析，该凭据由“代表”收款单位的魏海方持有悖财务管理的原则。虽然不能排除其中部分借款可能由魏海方转交由汇新公司使用的事实，但并不能唯一性得出汪一冲系直接或通过魏海方向汇新公司出借款项的结论，因此不能认定该证据内容的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即魏海方作为汇新公司的向汪一冲借款的经办人，向汪一冲出具了借条。考察当事人提出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无助于证明本案中的争议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如果特定证据的证明目的并非指向本案的待证事实，则该证据不具有实质性，也就没有关联性。对该收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魏海方向汪一冲出具了借条，借条是借、贷双方在履行权利义务关系时，由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债权凭证。在借贷现金活动中使用借条的情形最为普遍，借款合同关系是出具借条行为的基础关系，借条不仅反映了一个借款合同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证明借款合同出借人对出借义务的履行，着重确认的是借款人的还款义务。它是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最重要的凭据，这种认定正是基于对人们日常生活交易习惯做法的尊重与认可，有现实生活的基础，自有其合理的法理基础。一般情况下，只要出借人出示的借条是真实有效的，其就完成了举证责任，因为借条是民间借贷案件中最重要的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能够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借款事实。有效的借条就代表着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书面凭证。只要无相反证据，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就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人民法院即应支持出借人的诉讼请求。虽然本案借条上落款写有“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魏海方”的字样，但鉴于魏海方既非汇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关借条上亦未加盖汇新公司的印章，更缺乏汪一冲直接向汇新公司交付借款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的规定，认定借款合同的相对人为魏海方，符合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借款行为是借贷双方之间形成的客观事实，而借款用途则是借款人单方自行处分所借款项的主观动机，二者的含义不同。借款行为的客观性不因借款用途的主观性而改变。即使涉案借款用于汇新公司，也只是魏海方的借款用途而非其借款行为。因此，目前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魏海方的行为系履行汇新公司的职务，魏海方请求追加汇新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的债务发生于魏海方、唐玉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二、本案债务的本息数额。关于本案借款数额的认定，双方当事人对汪一冲在2012年之前多次分批向魏海方出借款项的事实并无异议，但均没有举证证明在此之前借款的本金及利息的各自具体数额，虽然魏海方对2013年9月8日、2013年11月15日向汪一冲出具的借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认可上述借条金额系由2012年9月8日、2012年11月10日借条上的金额“利滚利”累加得出的，因此，上述借条并不能真正反映双方当事人借款的真实数额。当时具有法律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虽然依照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可以确信2012年9月8日、2012年11月10日、2013年9月8日、2013年11月15日借条上的金额均是通过“利滚利”的方式累计计算得出,但在目前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汪一冲累计向魏海方借款的具体数额的情形下，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可以认定截至2012年11月10日，魏海方共借汪一冲本息通过“利滚利”的方式累计合计859,100元，双方就此已进行了结算。由于目前无法分别具体确认本金、利息的数额，考虑到民间借贷约定的利率一般较高，若再重复计息，不但计算结果差异巨大，而且往往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因此，对计复利问题应依法严格测算。在目前没有证据进行测算的情形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六条规定之精神，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对于该更换后的新借条，不宜孤立地认定其效力。不能简单的认为凡是更换了借条，就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所立新借条对案件作出认定和判决，不利于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该新借条的背后，潜含着高利贷、计复利等损害借款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应当在严格审查新借条产生、来源及形成过程的前提下，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处理。汪一冲依据2013年9月8日、2013年11月15日的两张借条主张权利，属于在“利滚利”基础上重复计算利息，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魏海方、唐玉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还汪一冲借款859,100元；二、驳回汪一冲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056元减半收取7,028元，由魏海方、唐玉梅共同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魏海方及唐玉梅提交的收款收据四张及现金账均无汪一冲确认签名，仅为其单方出具，本院不予采信；通知、聘书、武昌非公字（2015）12号文件、企业信息查询报告及法律文书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汪一冲主张魏海方向其借款，并提交了四张借条予以证明，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魏海方借款的事实。魏海方对借款数额有异议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从魏海方前后多次出具借条的情况来看，借款数额为双方核对确认的数额，魏海方主张借款为高息利滚利转化而来及已还款本息634,460元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魏海方向汪一冲借款共计859,100元的事实并无不当。本案中，虽然两张借条中出现了经手人的字样，但在此后魏海方重新出具的借款中，仍表现为魏海方个人，魏海方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该款项实际支付给汇新公司，因此，魏海方主张本案实际借款人为汇新公司，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魏海方及唐玉梅均未提交证据证明魏海方与汪一冲将借款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魏海方及唐玉梅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汪一冲知道该约定的情况，故在魏海方及唐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魏海方所负债务，为魏海方及唐玉梅的共同债务，应由魏海方及唐玉梅共同偿还。故魏海方及唐玉梅上诉主张唐玉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56元，由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兰审判员 张 剑审判员 汤晓峰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蔡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