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19行终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盈正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营业执照注册号：441900001622523。
法定代表人：罗织明，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曹庚生，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凤，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城区。
法定代表人：邹联，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伟光，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作明，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袁宝成，市长。
委托代理人：叶仲明。
委托代理人：林伟忠。
原审第三人：匡训标，男，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耒阳市，公民身份号码：×××6695，系匡方丽的父亲。
原审第三人：刘艺文，女，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耒阳市，公民身份号码：×××6707，系匡方丽的母亲。
上述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钟翔，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盈正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盈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莞社保局”）、东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莞市政府”）以及原审第三人匡训标、刘艺文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5）东三法行初字第1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匡方丽是东莞盈正公司的员工，2014年8月11日18时17分，匡方丽在东莞盈正公司处加班。当晚21时40分许，匡方丽离开东莞盈正公司处，在回其租住的房屋途中，步行至东莞市横沥镇振兴路村尾路段时，被一辆小型轿车撞倒，随后被另一小型轿车辗压，导致匡方丽当场死亡。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东坑大队作出东公交认字（2014）第A000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匡方丽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同年9月17日，匡方丽弟弟匡亚雄向东莞社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其它证据资料，要求认定匡方丽的死亡为工伤。东莞社保局受理后，要求东莞盈正公司、匡训标、刘艺文提交证据材料，并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经调查，东莞社保局认定匡方丽的死亡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应当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于同年11月11日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3298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匡训标、刘艺文不服，于2015年1月12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作出（2015）东三法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限令东莞社保局重新作出认定。东莞社保局重新要求当事人提供材料，东莞盈正公司提供了《关于盈正公司监控资料情况说明书》。东莞社保局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4352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匡方丽所受本案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的情形，予以认定工伤。东莞盈正公司不服，于2015年6月8日向东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东莞市政府受理后，送达相关文书给双方，通知双方提出意见。2015年9月6日，东莞市政府作出东府行复（2015）4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东莞社保局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东莞盈正公司仍不服，于2015年10月1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工伤认定流水号2203329812《工伤认定申请表》、《提交证据材料清单》、匡方丽身份证、工作证、匡亚雄身份证、《公证书》、NO.10010844《死亡医学证明书》、《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东公交认字（2014）第A000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现场示意图、证人证词、身份证、工作证、《提交证据材料清单》、匡方丽的身份证和《个人简历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情况说明（2份）、《考勤记录》、《关于盈正公司监控资料情况说明书》、认定业务流水号GSRD2203329812《工伤认定提交材料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收件回执》、《询问笔录》及工作证、出租屋人员情况登记表、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3298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2015）东三法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清单》、《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以及原审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东莞社保局作为东莞市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认定工伤的行政主体资格。匡方丽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负事故同等责任，各方对此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匡方丽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是否属于下班途中；二、工伤认定的程序和适用法律是否合法。关于焦点一。根据东莞社保局对有关证人作出的《询问笔录》、《考勤记录》、东公交认字（2014）第A000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现场示意图》等证据，可以确定事发时间处于匡方丽下班的合理时间之内，事发地点处于匡方丽的下班合理路线。虽然东莞盈正公司主张匡方丽离开工作场所没有经过其同意，属于私自外出，但即使匡方丽提前下班没有经过东莞盈正公司同意，其行为也仅是违反厂规，并不影响其发生涉案伤亡视为下班途中的认定。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应由东莞盈正公司承担匡方丽涉案伤亡不是工伤的举证责任，但东莞盈正公司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东莞盈正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东莞社保局认定匡方丽发生涉案伤亡是在下班途中，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焦点二。首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没有对申请工伤认定的近亲属的范围作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匡亚雄是匡方丽的弟弟，属于匡方丽近亲属。因此，匡亚雄申请工伤认定，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其次，根据原审法院上述分析，匡方丽发生涉案伤亡是在下班途中，且交警部门认定匡方丽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因此，匡方丽的涉案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综上，东莞社保局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东莞盈正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东莞盈正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收取一审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东莞盈正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东莞盈正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确认东莞社保局、东莞市政府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东莞社保局、东莞市政府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匡方丽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所规定的“在上下班途中”情形，该条例所规定的“在上下班途中”情形指正常下班后从单位到住所的路上，具体到本案中指从东莞盈正公司住所到员工匡方丽的住所，既要满足正常下班后才能离开单位这个条件，还要满足下班后是为了回到住所所必经路上这个条件。二、本案中员工匡方丽在不到下班时间的情况下擅自离岗（没有正常下班打卡考勤），并不具备正常下班后才离开单位这个条件，同时，匡方丽擅自离岗外出的目的地并非住所，而是住所之外的其他地点办理个人事项，至于办理什么个人事项由于其已经死亡无从知晓，东莞社保局、东莞市政府及匡训标、刘艺文有义务举证匡方丽擅自离岗外出的目的地为其住所，如举证不能则无法认定其符合“在上下班途中”的情形。三、东莞社保局做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申请人为匡亚雄，但是该申请人并不是《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12条规定的“近亲属”，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是指《继承法》中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只有在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时方可由第二顺位继承人作为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故东莞社保局在没有近亲属申请的情况下做出《认定工伤决定书》严重违反《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程序规定，依法应当由二审法院予以撤销。综上，请二审法院撤销东莞社保局、东莞市政府做出的具体行政违法行为，维护东莞盈正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东莞社保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查明匡方丽是东莞盈正公司的员工，2014年8月11日晚上加班时提早下班时遭遇交通事故死亡，匡方丽在事故中负同等责任。东莞盈正公司承认匡方丽是其员工，也认可事发当晚加班以及匡方丽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虽提出匡方丽提早下班不属于在下班的路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的情形，但无法举证证明其主张。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东莞盈正公司主张匡方丽不是在合理回家路径遭遇交通事故受伤无法举证证明，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支持东莞社保局所做的案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东莞盈正公司的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东莞市政府答辩称：一、东莞市政府作出的东府行复（2015）4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东莞盈正公司不服东莞社保局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435289号），于2015年6月8日向东莞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以及有关材料。东莞市政府收到东莞盈正公司的复议申请材料后，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了审查，认为其申请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因此，于2015年6月11日出具了东府行复（2015）406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于2015年6月12日送达原告。同时，东莞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分别于2015年6月17日送达给东莞社保局、6月24日送达匡亚雄（涉案工伤认定的申请人，匡训标的儿子），通知东莞社保局进行答复，以及匡训标、刘艺文参加行政复议。东莞市政府受理了东莞盈正公司的复议案件后，于七日内将相关材料送达给东莞社保局，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关于“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以及第四十条第二款关于行政复议期间有关“五日”、“七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节假日的规定。东莞市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严格按照《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东莞市政府审查完毕后于2015年9月6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4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分别于2015年9月7日、9月11日、9月21日送达各方当事人。东莞市政府从受理复议申请到作出复议决定，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关于行政复义审查期限的规定。东莞市政府作出的东府行复（2015）4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为东莞市政府受理东莞盈正公司的复议申请后，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规定的程序进行复议，并在作出复议决定后及时将文书送达当事人，程序合法，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作出（2015）东三法行初字第113号《行政判决书》，依法驳回东莞盈正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东莞盈正公司请求撤销（2015）东三法行初字第113号《行政判决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东莞盈正公司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匡训标、刘艺文述称：同意东莞社保局、东莞市政府的答辩意见。
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另查，根据《个人简历表》显示，匡方丽于2014年8月4日入职东莞盈正公司，此前曾于2014年5月起在合宝电器厂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离职原因系夜班时间太长。2014年8月11日晚，匡方丽在东莞盈正公司从18时18分起加班，当晚21时40分许，匡方丽离开公司返回住处途中因交通事故被撞并碾压而导致死亡。
再查，关于匡方丽的正常下班时间。工伤认定申请阶段，匡方丽弟弟匡亚雄向东莞社保局提交的由唐冬华落款签字之《证人证词》显示，唐冬华称事发当晚东莞盈正公司的夜间加班从18时30分开始，直至21时30分—22时30分结束，下班早晚与个人专业技能还有勤奋度有很大直接关系，完成当天部门所分派下的劳动指标和任务者可提前下班，事发当晚21时30分，匡方丽把当天部门分派劳动指标和任务完成后，自称要回住处，便下班离开了单位。但工伤认定调查阶段，唐冬华在东莞社保局向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则表示，匡方丽家属当时拿给其签名的是一张白纸，直到2015年9月25日才看到上述证词，该证词内容不属实，并且在事发当晚大概21时匡方丽将工卡交给其本人后，没说话就走了。事发当晚22时30分，唐冬华帮匡方丽代打下班卡。另据东莞社保局向东莞盈正公司领班谭银锋与蒋付定、人事张小兰以及作业员付双燕、刘攀攀、蒋丽花制作的《询问笔录》显示，事发当晚公司加班时间为18时30分至22时30分，工资是计时发放，须按时下班，不能早退，若提前离岗，需履行请假手续。
又查，东莞盈正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一、撤销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4352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由东莞社保局、东莞市政府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为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二审争议焦点归纳如下：一、匡亚雄作为匡方丽的弟弟，是否属于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近亲属范围；二、匡方丽所受案涉事故伤害能否构成工伤。
关于争议焦点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没有对可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职工的近亲属范围作出明确界定，但由于工伤认定属于劳动合同关系存在期间所发生的行政纠纷，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故，匡亚雄作为匡方丽的弟弟，符合前述规定的“近亲属”范畴，其当然有权提起案涉工伤认定申请。
关于争议焦点二。匡方丽所受案涉事故伤害能否构成工伤，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由此可见，上下班途中除考量职工是否在上下班之合理路途中外，还需参照上下班合理时间因素综合判断，只有在上下班途中遭遇的交通事故才可能被认定为工伤。职工擅自离岗系对单位利益的损害，若将其视同为正常下班，并让单位承担该有害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对单位显然缺乏公平。故，职工正常的上下班或者经过单位许可的上下班，且上下班的时间与工作时间紧密相连，才符合上下班途中的时间要求。本案中，匡亚雄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由唐冬华出具的《证人证词》显示，唐冬华称事发当晚加班从18时30分开始，下班则是21时30分至22时30分相对不确定的时间段，下班早晚和个人专业技能以及勤奋度有很大直接关系，匡方丽当晚21时30分就完成了当天部门所分派劳动指标和任务，之后和其打了招呼，表示要回住处，便离开了单位。随后，唐冬华出具《情况说明书》，称并不知道《证人证词》的内容，当时匡方丽家属是拿着一张白纸胁迫其本人签字并按手印的，匡方丽事发当晚离开时有将工卡交予其本人帮打下班卡。在东莞社保局向唐冬华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唐冬华再次表示《证人证词》不属实，重申了《情况说明书》的观点，并指出事发当晚加班的下班时间为22时30分，而匡方丽拿工卡给自己和离开单位的时间大概是21时00分。各方当事人就匡方丽离开单位时属提前下班，并将工卡交由唐冬华代打下班卡，以及事发当晚打卡记录显示匡方丽的下班时间仍为22时30分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诚如《证人证词》所述，下班早晚与个人专业技能还有勤奋度有很大直接关系，完成当天部门分派劳动指标和任务者即可提前下班，那么事发当晚匡方丽在提前完成所在部门分派劳动指标和任务的情况下离开单位显属合规的正常行为，完全可以自行打卡下班，没有必要再行委托唐冬华代打下班卡。而在随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东莞社保局向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唐冬华对《证人证词》的真实性又均予以否认，且能够与东莞社保局向东莞盈正公司其他员工制作的《询问笔录》相印证，即东莞盈正公司实行工时制而非计件制，加班下班时间统一为22时30分。鉴于《证人证词》所述完成任务可提前下班与在此情况下又委托唐冬华代打下班卡明显有悖常理，而唐冬华对《证人证词》的真实性又予明确否认，且有东莞社保局向其他员工制作的《询问笔录》加以佐证，《证人证词》的真实性不足采信。据此，结合现已查明事实，可以认定匡方丽提前下班系未经东莞盈正公司同意的擅自离岗行为。如前所述，该行为非隶属职工正常的上下班范畴，不符合上下班途中的时间要求。故东莞社保局将案涉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有失妥当，应予撤销。东莞市政府复议予以维持有误，亦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5）东三法行初字第113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东莞社保局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4352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三、撤销东莞市政府于2015年9月6日作出的东府行复（2015）4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四、限东莞社保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匡方丽所受案涉事故伤害能否认定或视同工伤重新作出处理。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东莞社保局与东莞市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立凡
审 判 员 张志强
代理审判员 叶俏珠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吴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