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民初字第972号
原告王×1，男，1964年3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大莹，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2，女，1963年2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淑串，女。
被告王尧，女，1973年3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苏孟飞，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旭，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1与被告王×2、王尧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1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大莹、被告王×2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淑串、被告王尧委托代理人苏孟飞、刘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1诉称，我于1987年7月16日与王×2结婚。2007年6月22日，我们共同购买北京市海淀区×路×号院×号楼106号房屋，该房屋于2009年6月10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签署该购房合同时由于我工作繁忙，就由王×2代表我们夫妻二人与开发商签署购房合同，开发商办理该房屋所有权证时就将夫妻共同财产登记在王×2名下。2013年1月29日，在我与王×2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2未经我同意，她和王尧为了各自利益，虚构事实，隐瞒实情真相，恶意串通，擅自将诉争房屋抵押给王尧，另外王尧从王×2处拿走该房产的房产证原件以及我和王×2的结婚证原件，严重损害我的合法权益。我与王×2购买的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王×2在隐瞒的情况下将房屋抵押给王尧借款，应是无效的。现起诉至法院要求：1、确认王尧与王×2于2013年1月29日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无效；2、请求法院判令王尧返还我诉争房屋的房产证、结婚证原件；3、诉讼费由王尧、王×2承担。
王×2辩称，我和王×1原是夫妻，2014年1月3日由于我的过错，我和王×2在民政局协议办理了离婚手续。2013年1月25日，我和余×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2000万元的信托投资合同，合同中余×要求我投资500万元，余×称他自己是该公司法律顾问，他以该公司法务的身份在北京市双安商场西侧肯德基与我一起签的合同，签订合同时日期是空白的。为了凑够500万元，我只有290万元，余×说他的同学刘×可以借我钱。2013年1月28日早上，刘×和余×到我××的家里看了房子。刘×说他没有钱，王×3有钱，并当面给王×3打电话，王×3说可以借给我300万元。第二天，王×3、王尧、刘×、余×还有一个很瘦的叫小王的人到××看房子，之后在家中餐桌上，王×3、王尧要求我出示了我的身份证原件，王×1身份证复印件，当时王×1不在北京，他们又看了户口本、结婚证、房产证、我的硕士学位证、王×1硕士学位证的原件，王尧提出要结婚证、户口本、房产证原件。原来说王×3借给我钱，后来王×3说大家一起到海淀区房管局抵押房子，王×3说王尧是他的手下，让我把房子抵押给王尧。抵押的时候，余×说让我别说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称王×1不在就抵押不了房屋，所以我就在笔录上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上写了否。余×说要是房屋抵押不了就买个假的离婚证再抵押，所以我们就骗着把房子抵押了。之后等着拿证的时候抵押窗口的人说抵押权人拿他项权利证，让我拿房产证原件，王尧就把我该持有的房产证拿走了，王尧将房产证交给了王×3。房屋抵押之后到银行，当时我们几个人都在，余×让我把账上的200多万元转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转账过程中，银行报警，派出所的警察就问我家里人是否清楚我要将这么多钱转账，我说不知道，警察就追问我家人的联系方式等，余×让我不要告诉警察。最后我还是把钱转给了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2013年1月29日下午，王尧给我转了200万元，王×4在光大银行西城支行给我转了100万，后我又将这300万转到余×指定的账户上。王尧、王尧表见代理人王×3、介绍人刘×、余×等都知道我结婚了。王尧、王×3、余×以及我本人，我们为了各自利益在王×1不知情的情况下（2013年1月29日，王×1在山东济南浪潮信息总部工作，不在北京），我和王尧背着王×1把登记在我名下，实际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子抵押给了王尧。我认为我与王尧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损害了王×1的利益，应是无效的；我的房产证和结婚证原件确实被王尧拿走了。我同意王×1的全部诉讼请求。
王尧辩称，2013年1月29日，我与王×2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任何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的情况，抵押也在建委做了登记，发放了他项权证。抵押的依据是借款，王×2也认可已经提供了借款，借款合同实际是在公证处办理了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借款，真实性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从房产证上看登记的是王×2的名字，性质是单独所有，我是基于此所做抵押登记。我没有任何过错，也履行应尽到的所有注意义务。现不同意王×1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予以驳回。王×1诉请第二项所说的房产证、结婚证原件都不在我手中，且他也没有证据证明房产证、结婚证原件在我手中。这些材料应该依法由王×2和王×1保管，王×1要求我返还没有依据，不同意王×1的该项诉讼请求。此外，王×2曾起诉过我《借款抵押合同》无效，且已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判决，该诉讼中已经对本案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现二审判决生效之后，为了暂时中止我申请强制执行，王×1起诉我属恶意诉讼。我请法院尽快审理此案，以保证我的合法权利。综上，现不同意王×1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87年7月16日，王×1与王×2登记结婚。2009年6月10日，王×2取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路×号院×号楼1至3层106号房屋（以下简称106号房屋）所有权证，其中共有情况一栏写明为单独所有。2014年，王×1与王×2在民政局协议离婚。
2013年1月29日，王×2因需要周转资金要借款，经人介绍与王尧相识，当天上午王尧和王×4前往王×2所有的106号房屋进行了查看。王尧同意出借给王×2300万元资金。随后，王×2与王尧、王×4到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海淀区房管局）办理房产抵押手续。王×4为王尧出具了一份《授权书》，《授权书》的内容是：1、王×4将其对王×2的100万元债权授权王尧到房管部门办理抵押手续。2、王×4同意王尧将其自己对王×2的200万元债权与王×4对王×2的100万元债权合并办理抵押担保手续，并同意将抵押权利均登记在王尧的名下，由王尧代为行使相关权利。当日，王×2（甲方、借款人、抵押人）与王尧（乙方、出借人、抵押权人）在海淀区房管局签署了一份《借款抵押合同》，合同约定王×2向王尧借款人民币3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债务履行期限自2013年1月29日起至2013年4月29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5；抵押房屋权属证书号为X京房权证海字第0888**号；抵押房屋坐落于海淀区×路×号院×号楼1-3层106；被担保主债权数额人民币300万元；抵押担保范围是全部本金及利息；合同签订后，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理房屋抵押登记，债权债务关系解除后，乙方应及时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合同还对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王×2与王尧共同签署了《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并同时签署了《房屋登记询问笔录》，该笔录询问内容部分载明：“问：申请登记事项是否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答：是；问：申请人或受托人是否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没有虚假或隐瞒相关事实，答：是；问：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包括夫妻共有），答：否。”王尧还签署了一份《声明》，证明王尧已知晓王×2所有的106号房屋抵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门支行，王尧愿作为第二顺位抵押权人。王×2和王尧将《借款抵押合同》、《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声明》等材料交至海淀区房管局，海淀区房管局为王×2的该套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王尧取得了房屋他项权证。之后，王尧和王×4分别向王×2的银行账户汇款200万元、100万元，王×2出具了收款收据。随后，王×2又与王尧、王×4到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以下简称方正公证处）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方正公证处制作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借款合同》约定，王×2作为借款人（甲方）向出借人王×4、王尧（乙方）借款300万元，其中王×4提供借款100万元，王尧提供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出借人向借款人实际转账之日起三个月；利息按照央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如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向乙方归还借款本金，每延期一天，甲方须向乙方支付其剩余借款本金的千分之五作为滞纳金；合同还对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后王×2未按期偿还借款，2014年1月9日，王尧、王×4、李×向王×2发出《催款函》，要求王×2偿还借款。王尧、王×4曾以王×2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执行证书确定的义务，向本院申请执行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于2014年1月17日做出的（2014）京方正执行证字第00036号执行证书，要求王×2支付742.05万元及迟延履行债务的利息。目前，该案执行程序终结。2014年王×2作为原告起诉王尧抵押合同纠纷一案，2014年7月16日本院作出判决，其中经审理查明认为：王×2于2013年1月29日将涉案房产抵押给王尧，是为担保其对王尧的债务的履行。王尧在取得涉案房产的抵押权后，与王×4共同向王×2出借了300万元款项，王尧与王×4已成为王×2的债权人。王尧与王×2仅签署一份《借款抵押合同》，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借款抵押合同》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已登记生效。王×2于2013年1月29日将涉案房产抵押给王尧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王×2请求确认房产抵押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原告王×2的诉讼请求。后王×2不服一审判决上诉，2014年11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王×2的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王×1主张王尧返还其结婚证及房产证原件，但未提供证据，其称王×2告诉他结婚证及房产证原件在王尧处的。王×2认可王×1的说法，并就此提供了其与于（余）×短信记录、其与王×3的通话录音、其与麦田公司王×的对话录音、贺芳的录音。王×1对王×2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王尧称余×的身份及与本案的关系不清楚，对上述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从内容上也体现不出王×2的证明目的，体现不出关联性。王尧称王×2与王×3的通话录间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王×2与王受民之间的纠纷应另案解决，与其本人无关。王尧对王×2与麦田公司王×的对话录音、贺芳的录音的真实性及证据目的均不予认可。王×2称余×、刘×可以到庭作证，但上述证人均未到庭作证。
另查，2014年4月，王×2到中关村派出所报案，称王×3、王尧、王×4、李×等人涉嫌诈骗，后公安机关予以刑事立案。王尧于2014年4月28日被取保侯审，2015年4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作出解除取保侯审决定书，解除对王尧的取保侯审。审理中，本院为查明案情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调取王×2、王尧、王×3、李×在海淀分局预审刑事卷宗中的讯问笔录，经查证，海淀分局预审在对王尧所作讯问笔录中未记载王尧在与王×2签订《借款抵押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的相关内容。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结婚证、房产证、《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房屋登记询问笔录》、《借款抵押合同》、（2014）海民初字第15099号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7681号民事判决书、讯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王×2与王尧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双方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是否有效。物权应以登记为准，抵押的106号房屋登记于王×2一人名下，且房屋所有权证上共有情况一栏写明为单独所有；王×2在海淀区房管局房屋登记询问笔录中的“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包括夫妻共有）”一栏中填写了“否”。为此，海淀区房管局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后，为王×2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故王尧在与王×2签订《借款抵押合同》时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王尧有理由认为王×2有权对外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同时，根据本院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调取的王×2、王尧、王×3、李×在海淀分局预审刑事卷宗中的讯问笔录内容看，海淀分局预审在对王尧所作讯问笔录中未记载王尧在与王×2签订《借款抵押合同》时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相关内容。有鉴于此，王×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尧与王×2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其以此为由主张《借款抵押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王×1主张王尧持有其结婚证及房产证原件并要求返还，但其就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王×2亦称王尧拿走其结婚证及房产证原件，并提供了其与余×短信记录、其与王×3的通话录音、其与麦田公司王×的对话录音、贺芳的录音。从王×2提供的其与余×的短信记录反映的内容上看，余×对王×2短信记录中所述王尧拿走她的结婚证及房产证原件一事并未予以明确答复，且王尧对上述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王×2称余×、刘×可到庭作证，但上述证人均未到庭作证。同时，王×2提供的其与王×3的通话录音、其与麦田公司王×的对话录音、贺芳的录音，王尧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故王×1主张王尧返还其结婚证及房产证原件证据不足，本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王×1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万零八百元，由王×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 娜
人民陪审员 贾玉英
人民陪审员 商凤鸣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沙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