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民四终字第0006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先德。
委托代理人：蒋翔。
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宾市翠屏区义林机械厂。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南岸西区长江大道西段*号。
代表人：杨利林，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ＸＸ俊，翠屏区正大法律服务所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科。
委托代理人：张杰，四川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梅。
委托代理人：张杰，四川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尧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焕清。
上诉人蒋先德、宜宾市翠屏区义林机械厂（以下简称义林机械厂）因与被上诉人张科、王春梅、尧伟及邓焕清水上人身伤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事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9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万海莉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曾诚、胡正伟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在本院审理过程中，针对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所确定的蒋先德、义林机械厂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上诉人蒋先德、义林机械厂与被上诉人张科、王春梅经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另鉴于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经征求当事人同意，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科、王春梅一审诉请：判令蒋先德、尧伟、义林机械厂、邓焕清赔偿张科、王春梅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施救费等共计人民币（以下均人民币）573755.50元。
原审法院查明：义林机械厂于2004年注册成立，注册号为511502600172108，经营者为杨利林，经营范围为非标准件加工、船舶修理服务。2004年1月2日，义林机械厂与蒋先德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各出资15万元经营义林机械厂，经营范围为机械加工、生产和船舶维修，经营时间为2004年1月至2023年12月，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和利润各占50%。此外，协议书还对经营方式、财务管理等事项作了约定。同年10月10日，义林机械厂与蒋先德又签订一份《合作补充协定书》，约定：蒋先德将从宜宾四通公司购入的囤船更名为义林工作囤船，该囤船属蒋先德所有，盈亏由蒋先德独立核算，安全责任事故由蒋先德全权负责，不向义林机械厂交纳管理费用；义林机械厂投入的精加工、车床等设备产权归杨利林所有，其盈亏由杨利林独立核算，机械车间的安全责任事故由杨利林全权负责，不向义林机械厂交纳管理费用；上交的国家规定的税收、工商年检等费用，由蒋先德和杨利林各支付50%。
“逸峰111号”轮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均为尧伟，邓焕清为该轮聘请的炊事员。2012年8月17日晚，“逸峰111号”轮停靠义林工作囤船外档，委托义林机械厂对车叶进行维修。同年8月19日上午10：00时许，邓焕清打电话邀请贺惠英到“逸峰111号”轮玩耍。20分钟以后，贺惠英与其妹妹贺惠芳以及贺惠芳的孙女张馨月一块来到义林工作囤船的岸边。在此期间，正上岸买菜的义林工作囤船水手刘运书遇到正准备上船的贺惠英三人，但未予以制止。由于囤船与岸边相隔10多米距离，随后到达囤船边的邓焕清操作用于船岸之间摆渡的摆渡船抵近岸边。贺惠英抱着张馨月与贺惠芳一道先后上到摆渡船上。邓焕清在操作摆渡船抵近囤船后，由于怀抱张馨月的贺惠英在跨上囤船的过程中动作不慎，摆渡船突然“张”开，导致贺惠英和张馨月同时落入江中。贺惠芳在拉扯贺惠英的过程中也随之掉入江中。这时，在船尾操作摆渡船的邓焕清随即跳入江中救人，但最终未果。本次事故导致贺惠英和张馨月死亡，贺惠芳失踪。
事故发生后，张科、王春梅为处理善后事宜，共支付尸体打捞费35000元。
原审法院同时查明，张科与王春梅属夫妻关系，系张馨月的父母。张馨月出生于2010年10月27日，属城镇居民户口。
原审法院认为，张科、王春梅作为张馨月的父母，在张馨月落水死亡后，有权要求相关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案件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事故责任和事故损失两个方面。
（一）关于事故责任
邓焕清作为一名在“逸峰111号”轮上工作的船员，应该了解所处工作场所以及使用、操作摆渡船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但是，其在未征得本船管理人员的同意，同时也未征得义林机械厂与蒋先德许可的情况下，自行允许受害人贺惠英、贺惠芳、张馨月上船玩耍，并私自使用、操作摆渡船，其行为不仅与自身职责无关，并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应承担主要事故责任。
义林机械厂与蒋先德通过签订《合作协议书》进行合伙经营，双方应该对经营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他人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作为连接船岸之间的摆渡船系保证双方正常经营行为的辅助设施，由于其在使用、操作过程中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风险，作为共同经营人的义林机械厂和蒋先德，有义务共同加强管理，避免自身工作人员和外来人员在私自使用、操作摆渡船过程中导致伤害。本次事故发生过程中，义林机械厂与蒋先德并未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摆渡船的使用、操作，未在摆渡船上设置警示标志，特别是其工作人员知晓邓焕清和受害人贺惠英、贺惠芳、张馨月可能私自使用摆渡船的情况下，未予及时制止，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安全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以至邓焕清和受害人贺惠英、贺惠英、张馨月私自使用该船，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应承担次要事故责任。义林机械厂认为其与蒋先德通过签订的《合作补充协定书》进而可以免除其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义林机械厂与蒋先德在履行相应的赔偿责任以后，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可通过另一法律关系予以调整。
受害人贺惠英、贺惠芳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冒险搭乘摆渡船所存在的风险有充分的预见。但是，其在安全未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仍盲目搭乘摆渡船，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相应的过失，应承担一定的事故责任。张科和王春梅作为张馨月的法定监护人，应为其履行监护义务过程中的过失所导致的伤害承担责任。本次事故中，张馨月的死亡虽与受害人贺惠英、贺惠芳的过失有关，但仍应由张科和王春梅承担监护不能的责任。
“逸峰111号”轮系正常修理的船舶，无证据证明该船船员邓焕清自行允许受害人贺惠英、贺惠芳、张馨月上船玩耍，并私自使用、操作摆渡船的行为征得船舶管理人员的同意。同时，也无证据证明该轮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失。
综上，对于张馨月的死亡，邓焕清应承担50%的事故责任，义林机械厂和蒋先德应承担40%的事故责任，张科、王春梅自行承担10%的事故责任，尧伟不承担事故责任。
（二）关于事故损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由于张馨月的死亡，导致张科、王春梅死亡赔偿金损失458120元、丧葬费损失19360元。
对于张科、王春梅主张35000元尸体打捞费损失的请求，由于该项费用的支出在于打捞贺惠英和张馨月时共同发生，所以为打捞张馨月所支付的打捞费应为17500元。此外，对于张科、王春梅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等损失，虽然张科、王春梅在庭审中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但根据客观事实，上述费用在事故后必然发生，结合具体事实，原审法院酌情认定5000元。
对于张科、王春梅所主张的40000元精神抚慰金损失，结合案件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主、客观过失程度，原审法院认为酌情认定20000元较为妥当。
综上，因张馨月死亡，导致张科、王春梅死亡赔偿金损失458120元、丧葬费损失19360元、尸体打捞费损失17500元、交通费和误工费损失5000元、精神抚慰金损失20000元，总计519980元。
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1、邓焕清赔偿张科、王春梅因张馨月死亡导致的死亡赔偿金损失、丧葬费损失、尸体打捞费损失、交通费和误工费损失、精神抚慰金损失总计25999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2、蒋先德和义林机械厂连带赔偿张科、王春梅因张馨月死亡导致的死亡赔偿金损失、丧葬费损失、尸体打捞费损失、交通费和误工费等损失、精神抚慰金损失总计207992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3、张科、王春梅自行承担因张馨月死亡导致的死亡赔偿金损失、丧葬费损失、尸体打捞费损失、交通费和误工费等损失、精神抚慰金损失总计51998元；4、驳回张科、王春梅对尧伟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50元，由张科、王春梅负担835元，邓焕清负担4175元，蒋先德和义林机械厂共同负担3340元。
蒋先德、义林机械厂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14）武海法事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不应对张馨月的死亡承担责任。1、原审判决认定义林机械厂与蒋先德未在摆渡船上设置警示标志，因而应对张馨月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有明显错误。上诉人的囤船在靠近摆渡船一侧设有“非本船人员严禁上船”的明显警示标志，且该标志在受害人上摆渡船前的可视范围之内，足以起到警示作用。而摆渡船作为囤船的悬浮附属设施，是囤船一部分，因此囤船设置的警示标记亦可视作摆渡船的警示标志。2、原审判决认定义林机械厂和蒋先德未安排专门人员负责对摆渡船的使用、操作，这种认定是对上诉人不切实际的苛求。到目前这止，没有一部法律、法规和政策强制规定了对这类性质的摆渡船应安排专门人员使用、操作，法无强制规定即可不为。3、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这类性质的所谓摆渡船即使是上规模的国有企业也不可能安排专门人员使用、操作。4、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充分证明在有关部门组织多次严格的安全检查活动中，上诉人所经营的义林工作囤船无论是安全制度、安全设施、设置、人员配置等都是合格达标的，有关安全检查部门从未指出过摆渡船由于没有安排专门人员使用、操作，由于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而不符合安全规则，这本身就充分说明本案中所谓的摆渡船的配置并无不当之处。5、为防止外来人员登船，同时也是为了防偷、防盗，在平时的日常管理中，涉案摆渡船一直是用绳索紧系在义林工作囤船旁，岸上人员不通过囤船工作人员解绳是无法使用摆渡船的。而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是：正是因“逸峰111号”轮上的工作人员邓焕清解开绳索，擅自使用、操作摆渡船，才直接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对此，邓焕清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也多次予以认可。换言之，如果不是邓焕清擅自使用、操作摆渡船的行为，就不可能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因此，上诉人没有过错，不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二）如果说，原审判决认定“逸峰111号”轮的所有人和经营者尧伟不应承担本次事故的责任，则上诉人就更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1、应对本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的邓焕清是“逸峰111号”的工作人员，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邓焕清使用摆渡船的行为未征得上诉人的同意，是在上诉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使用。2、从已查明的事实可知，邓焕清无任何可上船工作的资质和经验，因此，尧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违法聘请邓焕清上船工作，这也是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而上诉人既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又经过了安全检查，其安全措施和人员配置并无不妥之处。3、尧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聘请了不具备船员资质的邓焕清担任船员，而正因为邓焕清不具备船员资质，未经过安全培训，不具备安全知识，才导致其随意邀约被害人上船玩耍而导致被害人落水身亡的后果。因此，尧伟违反法律规定聘请邓焕清担任船员与本案被害人落水身亡的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即使认定上诉人存在一定责任，但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的40%事故责任明显过高。1、本案的发生系邓焕清引起，原审判决也认定邓焕清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但仅判决其承担50%的责任；而认定上诉人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却判决二上诉人承担40%的责任。2、上诉人蒋先德系下岗失业自谋职业人员，家庭困难，无力负担过多的经济赔偿。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期间，针对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所确定的蒋先德、义林机械厂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部分，上诉人蒋先德、义林机械厂与被上诉人张科、王春梅经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约定：蒋先德赔偿张科及王春梅100000元，义林机械厂赔偿张科及王春梅25000元，协议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债权债务清结，一审案件受理费中由蒋先德与义林机械厂共同负担的部分，由张科、王春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蒋先德负担。2015年6月10日，蒋先德及义林机械厂分别将调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款如数汇入本院执行帐户。
本院认为，上诉人蒋先德、义林机械厂与被上诉人张科、王春梅针对二上诉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达成一致意见，且二上诉人已按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赔偿义务，上述调解协议系蒋先德、义林机械厂与张科、王春梅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就部分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此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的规定，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原审判决确定了邓焕清的赔偿数额，并驳回了张科及王春梅对尧伟的诉讼请求，邓焕清、尧伟、张科及王春梅均未提出上诉，且邓焕清、尧伟在本院规定的开庭日期均未到庭应诉，应视为邓焕清、尧伟、张科及王春梅对原审判决确定邓焕清、尧伟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部分无异议，故原审法院对该部分实体责任的处理并无不当。但是，原审判决在判决主文第三项中确定由张科、王春梅自行承担部分损失不当。本院认为，张科、王春梅的诉讼请求系要求蒋先德、尧伟、义林机械厂及邓焕清承担造成受害人张馨月死亡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张科、王春梅对受害人张馨月的死亡存在监护缺失的过失，应自行承担10%的事故责任，在张科、王春梅的诉讼请求得不到全额支持的情形下，对不支持的请求部分应予驳回，而不应判决由其自行负担。另外，张科、王春梅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标的额为573755.50元，而原审法院最终确定各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总额为467982元，对未支持的诉讼请求部分应一并予以驳回，故本院对此特予以纠正。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事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四项；
二、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事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
三、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事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确定的责任部分，张科、王春梅已与蒋先德、宜宾市翠屏区义林机械厂达成调解协议，本院另行出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
四、驳回张科及王春梅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3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4175元，由邓焕清负担2087.50元，张科、王春梅共同负担208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20，减半收取1560元，由蒋先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海莉
代理审判员 曾 诚
代理审判员 胡正伟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程建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