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民三（民）初字第1498号
原告高喜玲，女，1942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委托代理人曹吉洋，上海淞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金枝，上海淞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志文，男，193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被告杨爱琳，女，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被告徐胜利，男，196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被告徐杨钧，男，199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被告杨明菊，女，196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张静华，男，196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张宁，女，198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杨某某，女，196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被告郑某某，男，199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理人杨某某，女。
上列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庆权，上海市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新泾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
法定代表人苏菊弟，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俊联，男。
原告高喜玲诉被告杨志文、杨爱琳、徐胜利、徐杨钧、杨明菊、张静华、张宁、杨某某、郑某某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3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曹吉洋、被告杨爱琳、徐胜利、徐杨钧、张宁、杨某某及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庆权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案件的需要，本院于2015年10月9日依法追加上海新泾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5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曹吉洋、被告徐胜利、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庆权以及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俊联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当事人合意延长适用简易程序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喜玲诉称：原告与被告杨志文于1997年3月2日登记结婚。婚后，原告将户口迁至被告杨志文户口所在地的上海市长宁区XXXXXXX房屋（以下简称“涉讼房屋”）内，并在该房屋内生活。原、被告在内共10人户口登记在该房屋。后该房屋拆迁，按当时政策与协商结果，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方案为每人人民币（下同）200，000元，但原、被告至今未分配该拆迁补偿款。因原告需要购买房屋，经与被告杨志文协商，被告杨志文先分50，000元动迁补偿款给原告使用。
2014年7月11日，双方因年龄大，子女不在一起生活，无法相互照顾等原因，自愿协议离婚。离婚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索要余下的动迁补偿款150，000元，被告一直推拖不给。原告认为，涉讼房屋动迁补偿款是按人头补偿，原告在动迁期间户口登记在涉讼房屋，故原告应得动迁补偿款为200，000元。离婚后，原告与被告杨志文已不是夫妻关系，应当对动迁补偿款进行分割。为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各被告共同支付给原告动迁补偿款150，0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杨志文、杨爱琳、徐胜利、徐杨钧、杨明菊、张静华、张宁、杨某某、郑某某辩称：1、涉讼房屋由被告杨志文与其原配朱锦兰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是夫妻共同财产，房屋来源与原告无关。涉讼房屋的价值补偿部分，因涉讼房屋产权登记在朱锦兰名下，朱锦兰去世后，价值补偿的一半是朱锦兰的遗产，由被告杨志文及其子女继承，另一半是被告杨志文的婚前财产，故此部分拆迁补偿款均与原告无关。根据动迁政策，原告享有的仅为12平方米，按每平方6，862元计算所得的82，344元，加上大病补贴30，000元，共计112，344元。
2、被告杨志文收到动迁补偿款后，已于2009年5月26日转款580，000元给被告杨某某、转款1，000，000元给被告杨爱琳，由被告杨爱琳负责向被告杨爱菊转款500，000元，剩余的568，291.95元系原告与被告所得的动迁补偿款，原告对上述款项分配的情况是明知的。
3、原告与被告杨志文于2013年3月7日、2014年5月29日先后签订的《协议及情况说明》和《协定书》，是带有遗嘱性质的婚内协议，原告已确认自己分得50，000元拆迁补偿款，且上述协议系原告起草，说明原告对分得50，000元拆迁补偿款是完全同意并认可的，双方共同财产已分割完毕，系原告放弃了其他款项。
4、涉讼房屋的安置补偿协议签订于2009年5月21日，原告2015年6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即使自2013年3月7日签订《协议及情况说明》起算，原告最迟应于2015年3月6日前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原告的诉请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限。
5、原告与被告杨志文结婚后，长期占有杨志文的工资卡，截至2012年8月，原告多次将杨志文工资卡内的款项取走或转账，合计658，555元。
综合上述理由，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被告均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新泾公司陈述称：涉讼房屋的拆迁参照适用上海市府令第111号文《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沪房地拆（2005）260号《关于实施房屋拆迁面积标准调换的指导意见》、上海市政府61号令《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面积标准房屋调换应安置人口认定办法》等进行补偿安置。补偿安置方式分为面积标准和价值标准两类，涉讼房屋采用面积标准。涉讼房屋安置人口10人，面积35.2平方米，增加40%后不足60平方米，按60平方米计算，3人外每增加1人增加12平方米，共84平方米，因此政策内面积144平方米。实际安置面积268.24平方米，超面积124.24平方米，按照单价6，862元计算购房款为852，534.88元，实际按10%计算为85，253.49元。根据协议安置房屋4套，回收价为1，929，445.44元。奖励费包括配合奖20，000元、速迁奖20，000元、安置奖216，000元及面积奖17，600元，合计273，600元。大病补贴30，000元，补助对象是原告。4套房屋回收价扣除超面积购房款后为1，844，191.95元，加上奖励费273，600元、大病补贴30，000元及搬家费500元，共计2，148，291.95元。
经审理查明：被告杨志文系被告杨某某、杨明菊、杨爱琳的父亲。被告杨爱琳、徐胜利、徐杨钧系一家三口，被告杨明菊、张静华、张宁系一家三口，被告杨某某、郑某某系母子关系。原告与被告杨志文于1997年3月结婚。原、被告共10人户籍登记于上海市长宁区x路x号（以下简称“涉讼房屋”）。该房屋原登记产权人系被告杨志文的原配偶朱锦兰，于1995年12月15日死亡。
2008年4月，涉讼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拆迁人系上海舜元置业有限公司，拆迁实施单位系第三人新泾公司。
2009年5月21日，被告杨志文受原告高喜玲、被告杨某某、杨明菊、杨爱琳等人委托，与拆迁人、拆迁实施单位签订《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面积标准房屋调换），主要内容是：涉讼房屋原建筑面积35.2平方米，属五类地段，应安置面积144平方米，安置房屋4套，建筑面积268.24平方米，超出部分按每平方米6，862元单价计算，并按其10%即85，253.49元支付。奖励费包括：配合奖每户20，000元、速迁奖每户20，000元、安置奖216，000元（按政策安置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计算）及面积奖17，600元（按有证面积每平方米500元计算），合计273，600元，大病补贴30，000元。安置人员为原、被告共10人。由开发商以评估价回购安置房屋4套，分别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7，134元、7，348元、7，416元、6，862元计算，合计金额1，929，445.44元，扣除超面积购房款85，253.49元，尚余1，844，191.95元，已由第三人新泾公司发放给被告杨志文。审理中，第三人新泾公司确认大病补贴对象为原告，应安置面积144平方米的计算方法为：3人内60平方米，超出3人的，每增加1人，增加12平方米，即60平方米＋7人＊12平方米=144平方米，且60平方米所对应的3人无具体指向，统筹计算。《天山路赵沈巷老宅基改造（商品房）建设项目（买房户）告居民书》载明按被拆迁人的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为计户依据。
2013年3月7日，原告高喜玲与被告杨志文签订《协议及情况说明》，对双方的房产及经济作出安排：……（二）x路x号于2009年6月动迁，因高喜玲户口在内，共计有10人，得到动迁款两百万元，分给高喜玲人民币五万元整。……（五）高喜玲与杨志文，从2013年元旦起，经济分开，生活、看病、养老费各自承担。煤、水、电、物管、收视、保洁费二人分摊，2013年前的经济已分割清楚。审理中，原告确认收到被告杨志文支付的拆迁补偿款50，000元。
2014年5月29日，原告高喜玲与被告杨志文签订《协定书》，对四达路房屋出售后所得房款的处理作出明确约定，并明确“除家具、家用电器、餐具等日用品没有分割外，两人共同财产已分割完毕，再无其他共同财产可供分割了”。
2014年7月11日，原告高喜玲与被告杨志文自愿协议离婚。因原告高喜玲认为拆迁补偿款按户籍人口平均分配，而向被告主张支付剩余的150，000元，诉至本院。
审理中，被告杨志文自述，其领取的拆迁补偿款已分配给被告杨某某580，000元，杨爱琳、杨明菊各500，000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户籍信息、结婚证、《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离婚证、《自愿离婚协议书》，被告提供的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天湖派出所证明、房屋所有权证、《协议及情况说明》、《协定书》，第三人新泾公司提供的《告居民书》、委托书、动迁房屋收购协议、申请书、动迁居民领款存根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经庭审审核无误，予以确认。
因当事人各执己见，致调解不成。
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原告的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原告应得多少动迁安置利益？三、原告与被告杨志文签订协议及情况说明》、《协定书》是否表明双方就动迁补偿款已分配完毕？
一、原告的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
被告认为，安置补偿协议签订于2009年5月21日，原告2015年6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即使自2013年3月7日签订《协议及情况说明》起算，原告最迟应于2015年3月6日前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原告的请求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原告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向被告诉讼要求分割动迁补偿款是不合理的，动迁补偿款没有分割，也就不存在纠纷，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4年7月11日开始起算。本院认为，诉讼时效系民事主体向人民法院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本案系动迁后利益分配引发的纠纷，原告与被告杨志文原系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要求原告为分割动迁补偿款提起诉讼，势必对夫妻关系的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自婚姻关系解除后起算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原告应得多少动迁安置利益
原告认为，其户籍在涉讼房屋内，按户籍人口平均分配动迁补偿款，原告应得200，000元。被告认为，涉讼房屋系被告杨志文与其原配朱锦兰的夫妻共同财产，因原告的户籍因素，可得12平方米，按单价6，862元计算，加上大病补贴30，000元，应为112，344元，其余奖励费与产权、面积相关，原告无权主张。
本院认为，尽管涉讼房屋产权与原告无关，但本次拆迁中原告确属于记录在册的拆迁安置人口，第三人作为拆迁安置方案的具体执行者，也确认原告系安置人口，根据动迁政策，3人内计算60平方米，超出3人的，每增加1人，增加安置面积12平方米，考虑到原告系与被告杨志文再婚后才将户籍迁入涉讼房屋，安置面积中12平方米的安置利益应属原告，被告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安置协议，超面积部分的单价为6，862元，但被告一户安置房屋系由开发商按一定的价格回收，四套房屋单价有所不同，本院酌情以平均单价7，190元计算，为86，280元，加上大病补贴30，000元，原告应得为116，280元。原告提出的以户籍人口均分动迁补偿款的意见，与本院查证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三、原告与被告杨志文签订《协议及情况说明》、《协定书》是否表明双方就动迁补偿款已分配完毕
被告认为，原告与被告杨志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先后签订上述协议，被告杨志文分给原告动迁补偿款50，000元，原告未提出异议，因此双方就动迁补偿款已分配完毕。原告认为，是否签订上述协议，原告已记不清楚，即使签订上述协议，也不代表原告放弃其余动迁补偿款。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杨志文提供的《协议及情况说明》、《协定书》，经与原件核对一致，原告虽陈述已记不清楚，但也未提供反驳证据，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协议内容清晰明确，原告与被告杨志文作为完全民事行文能力人，各自签字确认，应当认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应当恪守履行。从两份协议的内容看，内容涉及房产的出售、归属、将来可能发生继承或动迁时的处理规则、共同生活期间生活成本的分摊原则等。其中，《协议及情况说明》载明：XXXXXXX于2009年6月动迁，因高喜玲户口在内，共计有10人，得到动迁款两百万元，分给高喜玲人民币五万元整。根据原告的认知，按户籍人口均分动迁补偿款，其可得200，000元，但签订协议时接受被告杨志文分配的50，000元，此后未提出异议，在时隔一年后签订的《协定书》中也再无涉及，足以认定双方系基于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实际情况协商确定了上述分配金额，双方均应按诚实信用原则，遵照执行。因此，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喜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650元，由原告高喜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顾鸣香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李浩浩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