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7民终11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燕，女，198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阳江市江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明，广东威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颂边，广东威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何妹，女，199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阳江市江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华，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燕因与被上诉人曾何妹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702民初2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702民初2240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曾何妹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曾何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讼争借据的签写时间等事实存在严重错误，错误采纳曾何妹的不实陈述，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2015年1月1日，曾何妹将其经营的位于阳江市江城区三环路大润发三楼B38/B39号店铺经营权转让给李燕。因当时未签订正式的转让协议书，曾何妹担心李燕反悔，便要求李燕在其预先准备好的借据上签名，并称不想让相邻商铺人员知道其转让商铺，李燕本着相信曾何妹的想法，就同意在借据上签名，但双方签名时，该借据并没有落款日期。双方当时口头约定，待李燕将转让款付清后，该借据交还李燕作废处理。2015年1月3日，李燕将转让款全部付清给曾何妹，双方一起到大润发商场三楼办理涉案商铺B38/B39的租赁转让手续，双方就与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完成了全部转让手续。当天办完手续后，曾何妹就将商铺及其钥匙交付给李燕使用。曾何妹称借据是2015年1月10日写的，与李燕口头约定给曾何妹一周的时间清理存货，商铺交付时间是2015年1月10日晚上等说法与事实不相符：1、从曾何妹变更诉讼请求来看：曾何妹起诉时故意将双方的商铺转让关系写成借款关系，可见曾何妹从一开始要求李燕书写借据开始，就有预谋通过诉讼形式骗取李燕金钱的意图，在李燕证明双方只存在商铺转让关系而不存在借款关系后，为了实现其诉讼目的，立即变更诉讼请求；2、从曾何妹后来在借据上添加日期的行为来看：曾何妹一审承认借据签署时双方并没有书写日期的，借据上的“2015年1月10日”是曾何妹后来补上的，而李燕则坚称借据书写时间在2015年1月1日。如果借据是在2015年1月10日签订的，曾何妹不会在1月3日在未支付转让款情况下会陪同李燕到到大润发商场三楼办理涉案商铺B38/B39的租赁转让手续，而且在借据形成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未要求李燕偿还款项。再者，既然借据上的时间不是李燕所书写，李燕在借据上的签名只能承认借据签名以上的内容，对签名下面的内容不予确认。那么，曾何妹应就借据形成的时间是2015年1月10日继续举证，否则，视为曾何妹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实，曾何妹在借据上恶意添加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10日”，其意图就是为了制造李燕在2015年1月3日以刷卡方式支付26000元转让款与借据上的28000元无关的假象，使借据从时间上显得更加合理，进而形成本案借据上的28000元未支付的假象，欺骗法院；3、从曾何妹拒绝交出借据的行为来看：李燕在2015年1月3曰付清商铺全部转让款后，要求曾何妹交出借据时，曾何妹谎称借据已不见，拒绝交出借据，坚持说不会不认账，李燕也考虑到是刷卡给曾何妹的，既然商铺已经交付使用了，就没有强行要求曾何妹再写收据。而现在，曾何妹又拿出借据并以该借据起诉李燕。一审庭审时，曾何妹明知借据一式一份，居然还谎称借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更加是虚假陈述；4、从曾何妹交付商铺的行为来看：自2015年1月3日双方转让商铺之日起，讼争商铺的租金就已经由李燕缴纳，从1月1日一开始商谈商铺转让时，曾何妹并未谈及需要一周时间清理存货，双方交付商铺的时间实际上为1月3日，曾何妹却称交付时间为1月10日，不仅与事实不相符而且逻辑上也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李燕已经接手商铺并已经开始缴纳商铺租金了，为何还要给一周时间曾何妹清理存货，另一方面，曾何妹清理区区的8.6平方米的商铺的存货，根本上也不需要长达一周时间；5、从借据书写的理由及基础关系来看：既然曾何妹称不想让相邻商铺人员知道其转让商铺，还一再叮嘱李燕不要告诉外人，为何还需要书写一份借据，而不是欠据，因为2015年1月10日后，曾何妹已经转让该商铺了，若曾何妹真的清理存货，相邻商铺人员必然会知道，曾何妹该意图必然无法实现。因此，1月10日签写借据的时间也明显不符常理；6、从曾何妹未收清商铺转让款即交付商铺的行为来看：李燕与曾何妹并未签订转让协议，曾何妹所主张商铺转让款为54000元不仅未能充分举证，而且也与事实不相符。退一步而言，即使如一审法院采信的曾何妹主张的转让款为54000元，在李燕仅仅缴纳26000元竟然连一半的转让款都不够的情况下，曾何妹就将该商铺清理存货并交付给李燕使用，同样明显不符合常理。（二）曾何妹未能就商铺的转让款54000元进行充分举证，一审法院错误采信其主张，在相关证据认定上同样存在错误，也不符合转让双方的真实情况，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由于曾何妹的店铺是向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大润发管理中心）租来经营的，而且其店铺再大润发三楼B38/B39号，属于偏僻位置，难于经营，曾何妹才向李燕转让，转让价格仅仅包含装修及所交的租赁押金9150元，因此，各个店铺转让价格取决于其位置及经营情况、转让时间等多种因素，并非一律能以相同的价格转让。虽然，一审法院向大润发商户调查了解周边商铺的转让价格等情况，但是，以此推定李燕与曾何妹的店铺转让价格就是曾何妹所主张的54000元，显然有失偏颇。曾何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主张商铺的转让价格为54000元，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曾何妹的主张并未能完成举证，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就大润发三楼商铺的转让价格进行调查取证及认定证据时，所调查的是一年半后的商铺转让价格情况，不仅不具有对比性，而且也不足以证实李燕与曾何妹的商铺转让价格就是54000元。（三）一审法院不但不处罚曾何妹擅自书写日期的做法，还单方采信其陈述，认定本案《借据》书写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同样缺乏依据，是造成本案错误判决李燕仍需支付28000元给曾何妹的主要原因。李燕保留鉴定申请权利。也恳请二审法院对《借据》形成的经过及形成时间进行严格审查。（四）1、本案讼争的借据约定律师费是借款而产生，而非店铺的转让费，一审法院忽略借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支持曾何妹的律师费支出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不应使用简易程序审理，使用简易程序的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清晰，本案一审过程的事实争议较大，适用简易程序导致本案判决的错误结果。而且从文书上看，一审的诉讼程序超限审理，一审程序不当，应当发回重审。
曾何妹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燕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李燕的上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是虚假的，与实际的情况不符，涉案的借据的格式样本是李燕提供的，双方签订时存在一式两份，李燕曾经遗失钱包，被其他的好心人拾到，将借据寄到李燕的老家，当时李燕对曾何妹产生误会，以为曾何妹产生诉讼。曾何妹也还有李燕持有借据的照片，法院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提供法院参考。一审法院经调查，店铺的转让价格，与李燕一审主张的价格存在明显的偏差，曾何妹的主张的店铺转让价格更符合客观事实，涉案的借据的落款日期是曾何妹后期自行写上的，但该事实曾何妹已如实向一、二审法院陈述。该瑕疵并不影响本案的认定，望二审法院维持原审，驳回李燕的上诉请求。
曾何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燕立即偿还借款本金28000元及利息（从2015年1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计至起诉日止的利息为2380元）；2、李燕支付律师费3000元给曾何妹；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燕承担。一审庭审中，曾何妹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决李燕立即支付转让商铺B38/B39款项本金28000元及利息（从2015年1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计至起诉日止的利息为238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燕与曾何妹双方于2015年1月3日到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办理租赁涉案商铺B38/B39转让手续，曾何妹原来交给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押金9150元转到李燕名下；曾何妹起诉李燕归还的借款28000元是租赁涉案商铺的转让款；曾何妹收到李燕支付的转让款26000元，该款是李燕于2015年1月3日通过POS机转账给曾何妹的。
一审法院根据李燕的申请依法传唤证人卢战花出庭作证。证人主要反映其亲眼见到借据是2015年1月1日签署的，2015年1月3日，曾何妹收到李燕的28000元。其中26000元是李燕在曾何妹的POS机上刷卡的，剩下的2000元现金是由李燕直接交付给曾何妹的，当天就在三环路大润发办公室里面办理转让手续。借据当时只有一份，然后李燕问曾何妹要借据，曾何妹说不见了。但借据现在又出现了，当时借据是没有写日期及按指纹的，现在借据多了日期2015年1月10日。该借据的借款是当时转让店铺的合同转让款，曾何妹原来交给商场押金是9000元，转让款包含押金在内。当时是曾何妹要求写借据的。
曾何妹对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人陈述的内容都是李燕在庭审过程中通过聊天软件教导证人进行陈述。李燕称证人当时在场看到的一切都是事实，证人出庭作证是因为正义，没有偏帮其他人。
本案中，李燕辩称借据是2015年1月1日签写的，借据只有一份，在曾何妹处。当时借据没有写落款日期，“2015年1月10日”这个日期是曾何妹后期加上的。认为当时转让的价款是28000元，转让价款已经付清。曾何妹称《借据》是2015年1月10日写的，当时借据上没有书写日期，借据上的“2015年1月10日”是曾何妹后来补上的。2015年1月3日办理转让手续，与李燕口头约定给曾何妹一周的时间清理存货，商铺交付时间是2015年1月10日晚上。认为双方口头协议转让款总额是54000元，其中26000元是通过POS机转账给曾何妹的，余下28000元是以《借据》的形式确认李燕所欠。租赁商铺转让时间是2015年1月3日，2015年1月3日曾何妹与商场终止租赁合同，同时李燕与商场签订租赁合同。
诉讼中，李燕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鉴定申请》，要求一审法院委托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借据》中双方的签名形成时间与“2015年1月10日”字样形成的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因曾何妹在庭审中承认“2015年1月10日”日期是签订借据后曾何妹添加在借据上的，李燕撤回了该鉴定申请。
一审法院就双方争议的问题向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新Teen地办公室员工关娜（关娜负责办理曾何妹与李燕转让租赁涉案商铺事宜）调查。关娜确认曾何妹与李燕于2015年1月3日到本办公室办理了涉案商铺B38/B39的转让手续。当时是由公司与曾何妹解除租赁合同，然后再由李燕与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公司与曾何妹原租赁合同的押金是9150元，该押金没有退给曾何妹，是转到公司与李燕的租赁合同作为李燕缴纳的押金。转让时是否有证人卢战花在场，记不清楚了。至于曾何妹与李燕之间的转让费，不清楚。涉案商铺B38/B39面积共8.6平方米，其B38是3.9平方米，B39是4.7平方米。李燕已将租赁涉案商铺又转让给他人，公司与曾何妹以及公司与李燕的租赁合同已没有保存了。经双方质证，曾何妹对上述内容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并提出有一份对话录音庭后提供，但庭后曾何妹没有提供上述录音资料。李燕对上述内容没有意见，认为关娜是办公室的负责人，当时在场。
第二次庭审后，曾何妹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调查2015年1月3日期间租赁商铺的转让价格情况，以确认双方主张的转让价款哪个更接近客观事实，符合市场价格。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7日再次向关娜调查。关娜反映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月21日期间该商场共有10间商铺转让（含曾何妹的2间B38/B39），有8间还在经营。经电话询问E区某商铺经营者，该铺是2015年1月2日转让，转让费11万元（含押金13914元），面积14㎡，空铺转让。B区（与涉案商铺为同一区域）某铺是2015年1月17日转让，转让费5万多元（含押金5718元），面积5.8㎡，该铺转让的双方是同学关系。2016年8月31日有一家商铺转让，转让费为9.9万（含押金15246元），面积为15.3㎡，为空铺转让。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本案是曾何妹先与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经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意，曾何妹与李燕口头协议，曾何妹将承租涉案商铺的全部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李燕，由李燕与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李燕对尚欠曾何妹的转让款28000元以借据的形式向曾何妹确认，双方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本案应为债权债务概括转移纠纷。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燕是否尚欠曾何妹转让款28000元。李燕是否尚欠曾何妹转让款28000元，应从以下方面分析：
一、对于借据的签写时间问题。李燕主张借据是2015年1月1日签写，仅提供证人卢战花证实，而证人卢战花在庭审陈述其亲眼见到一是借据是2015年1月1日曾何妹、李燕双方签写，二是2015年1月3日曾何妹、李燕双方到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办理涉案商铺转让手续时其在现场，且其确认曾何妹原来交付商场的押金是9000元。根据一审法院到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调查，办理双方转让手续的经办人关娜对于2015年1月3日双方办理转让手续时证人卢战花是否在场不能确定，并且确认曾何妹交付商场的押金是9150元的事实。证人卢战花的证言与事实不相吻合，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证人卢战花的证言未能采信。而曾何妹主张借据是双方于2015年1月10日签写。认为双方口头协议转让款54000元，其中26000元是通过POS机转账给曾何妹的，余下28000元是以借据的形式确认李燕所欠，商铺转让的时间是2015年1月3日。办理转让手续时，与李燕口头约定给曾何妹一周时间清理存货，借据是2015年1月10日签写，当时借据上没有落款日期，借据上的“2015年1月10日”是曾何妹后来补上的，商铺交付时间是2015年1月10日晚上。由于李燕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借据是2015年1月1日签写，因此一审法院对李燕主张借据是2015年1月1日签写不予采信。
二、对于李燕主张已于2015年1月3日支付28000元给曾何妹的问题，其中通过POS机转账26000元，其余2000元现金支付。对此，曾何妹确认收到李燕通过POS机转账的26000元，但对李燕支付的2000元现金不予认可。对李燕主张现金支付的2000元，李燕仅根据其提供的证人卢战花的出庭陈述，证人卢战花在庭上陈述其在2015年1月3日见到李燕支付给曾何妹，对于卢战花的证言前面已作分析，对其证言未能采信。同时，李燕提供的证据显示李燕的银行卡刷卡时尚有金额27963.11元，李燕只转26000元，尚有余额1963.11元。按理应先使用卡内金额，不足再考虑现金支付。李燕的辩称与生活逻辑不相符合。因此一审法院对李燕支付给曾何妹2000元现金的事实不予采信。
三、李燕支付给曾何妹的26000元是否是支付借据中28000元款项的问题。李燕主张是支付借据中的款项，认为转让款是28000元，支付款项后向曾何妹要求取回借据时曾何妹称借据丢失了，没有将借据收回。曾何妹则主张转让款54000元，确认李燕支付26000元，余款28000元以借据形式确认，李燕尚未支付。对此，一审法院对调查2015年1月3日期间转让商铺转让款行情进行分析：2015年1月2日E区某商铺，面积14㎡，转让费11万元（含押金13914元），如果扣除押金计算，则每平方米的转让费为6863.28元[(110000-13914)/14]。2015年1月17日,B区某商铺，面积5.8㎡，转让费5万多元（含押金5718元），如果按5万元计算，扣除押金，则每平方米的转让费为7634.82元[（50000-5718）/5.8]。涉案商铺是在B区域，如果按B区域转让商铺的单价计算，则涉案商铺转让款应为7634.82元/㎡×8.6㎡=65659.45元，再加上押金9150元，转让价款为74809.45元（65659.45元+9150元），当然，这是测算，不可能是绝对准确值，转让价款与商铺所处的位置、转让双方的关系、转让时间等因素有关，但应该是在前面数据分析的合理范围内。李燕辩称转让款28000元，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一审法院对李燕主张转让款是28000元不予采信。而曾何妹主张转让款54000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此外，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若李燕已经履行完毕付款义务，李燕应向曾何妹取回本案的转让款凭证《借据》。如果曾何妹当时称丢失了《借据》，李燕完全可以要求曾何妹出具收据并注明已付清转让款等手续。李燕仅提供证人卢战花证实，而证人卢战花的证言未能采信。《借据》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关于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凭证，现双方对该《借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借据》仍在曾何妹处，因此，李燕主张已支付借据中的款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对李燕尚欠曾何妹的转让款28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现曾何妹请求李燕支付转让款本金28000元，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曾何妹请求李燕支付利息问题。曾何妹请求李燕从2015年1月11日起以28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由于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转让款的付款时间，曾何妹在诉讼中也陈述双方口头约定曾何妹有权随时要求李燕支付。曾何妹诉称多次催促李燕还款，但没有提供具体时间及相应证据，因此曾何妹主张计算利息的起始时间应为起诉之日即2016年6月12日。曾何妹请求从2015年1月11日计算，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曾何妹请求以转让款28000元为本金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曾何妹请求李燕承担其聘请律师发生的律师费3000元的问题。曾何妹与李燕签订《借据》时已明确约定，如李燕不按期向曾何妹归还全部借款，曾何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执行费及诉讼保存费用等）由李燕承担。本案中，曾何妹提交相关的委托合同、律师收费发票等证据证明实际支出律师费用3000元，且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故请求李燕支付律师费3000元，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限李燕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转让商铺B38/B39款项28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6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给曾何妹；二、限李燕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费3000元给曾何妹；三、驳回曾何妹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李燕申请证人张文绮出庭作证，张文绮陈述李燕对张文绮说本案店铺的转让款已经全部付清给了曾何妹，而曾何妹对张文绮说李燕已经付清了店铺转让款给曾何妹，但故意不把李燕所写的借据给回李燕。
经过庭审质证，曾何妹对证人张文绮的证言与张文绮和曾何妹于2016年5月初的对话录音不相符，李燕称证人张文绮的证言都是事实。
曾何妹在二审庭审中提交了曾何妹与证人张文绮的对话录音，该录音反映张文绮就李燕尚欠曾何妹店铺转让款一事进行对话，张文绮在对话说到李燕受让曾何妹店铺转让款数额、李燕尚欠曾何妹店铺转让款以及李燕称受让价格太高不想支付剩余的转让款给曾何妹，同时张文绮称李燕想将该店铺以35000元给回曾何妹，卢战花与曾何妹存在矛盾。
经过质证，张文绮确认录音中的对话是张文绮在2015年5月初在曾何妹的店铺与曾何妹进行的谈话，但当时不清楚李燕已经还清了钱给曾何妹的情况下与曾何妹进行的交谈。
经过庭审质证，李燕认为上述谈话是曾何妹故意引导张文绮说出对李燕不利的话，是张文绮对事情不清楚的情况下的对话。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曾何妹将其在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承租的商铺转让给李燕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纠纷，本案为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燕是否尚欠曾何妹28000元的问题。本案中，曾何妹持有李燕出具的尚欠曾何妹28000元的《借据》原件，曾何妹转让给李燕涉案商铺共8.6平方米，曾何妹转让商铺给李燕时还包括将曾何妹交给阳江市华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押金9150元一并转给李燕，经一审法院调查双方转让时该地段商铺在2015年1月期间其他部分商铺每平方米的转让费为7000元左右，涉案商铺的转让款加上押金应当超过60000元，同时，李燕在二审期间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张文绮也确认在2015年5月初与曾何妹谈过李燕尚欠曾何妹店铺转让款一事，并称李燕想将该店铺以35000元给回曾何妹。上述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曾何妹将涉案商铺转让给李燕时转让价格远远超过28000元、李燕在2015年1月之前尚未付清转让款给曾何妹、李燕至今仍欠曾何妹转让款28000元的事实。一审判决对本案的认定和处理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具体理由一审判决已经作出详尽的论述，本院不作赘述。李燕在没有持有曾何妹出具的已经付清转让款收据等手续的情况下，主张本案涉案商铺转让款为28000元，其已经在2015年1月3日全部付清转让款给曾何妹的证据不足，李燕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李燕为履行涉案商铺买卖合同出具给曾何妹的《借据》明确约定李燕在未能依约付清款项时应承担曾何妹为此支付的律师费等，李燕主张不承担本案曾何妹的律师费用理据不足。而李燕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在程序上存在违反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其主张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不当和存在超审限审理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5元，由李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雄
审判员 梁宗军
审判员 蔡旻霏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许君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