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0民终4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衍锡，男，196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宇，山东沛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名彬，男，1962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名芳，山东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登奥妮皮草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侯家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王树强，经理。
上诉人刘衍锡因与被上诉人邵名彬、文登奥妮皮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妮皮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6）鲁1003民初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衍锡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邵名彬对上诉人的起诉。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邵名彬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收貂、送貂、支付貂款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邵名彬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缺乏证据。2.上诉人提供的转款流水，上诉人要求银行出具明细，银行不配合，一审法院有权核实，也有权追加转款人作为当事人以查明事实。3.上诉人有证据证实邵名彬等指示委托上诉人为其销售貂，上诉人只是一个免费受委托和免费介绍人的地位，所有貂的交付都是邵名彬等亲自进行的。4.一审时，被上诉人邵名彬提供的证人邵某1的陈述系虚假陈述，邵某1一审陈述的笔记本一事的形成与实际不符。上诉人同被上诉人邵名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邵名彬有过任何对账事实。邵某1一审陈述邵名彬等在刘衍锡家中与刘衍锡及其妻子对账的事实系虚假陈述。5.被上诉人邵名彬自行书写的对账单无上诉人的签名、印章，对账单字迹也并非上诉人书写，但一审法院最终认定为有效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一审时上诉人欲证实被上诉人的对账行为发生在被上诉人邵名彬与高林之间，曾提供记事本一个，该记事本一审法院不但未采纳，反而认定该记事本是上诉人同被上诉人邵名彬对账的证据，系认定事实错误。6.被上诉人邵名彬缺乏相应证据向实际欠款人索要貂皮款，明知本案与上诉人无关，但又刻意将本案债务让上诉人承担属于恶意诉讼。实际上，被上诉人邵名彬一审将上诉人列为第二被告的本意是让上诉人承担类似证人的角色，但因案情进展不顺利，又提供虚假证人证言使上诉人承担本案债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
邵名彬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请求上诉人按照一审判决支付相应貂款。
奥妮皮草公司未陈述答辩意见。
邵名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奥妮皮草公司、刘衍锡支付貂款105320元，并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付款义务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事实与理由：2013年9月奥妮皮草公司、刘衍锡从邵名彬处收购423只貂，每只340元，总价143820元，之后向邵名彬支付了30000元，并以一件貂皮大衣抵顶8500元，尚欠1053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关于原告卖貂的数量及价款。庭审中原告对卖貂的数量及价格申请证人邵某1出庭证实，证人邵某1证实其也是养貂户，其与刘衍锡对账，手中有自己书写的对账单，证实欠邵名琛貂款156320元、邵名彬105320元、邵萍萍131470元、刘衍喜116380元。另外刘衍锡为证实其发放貂款的事实提供了记事本一个，在该记事本记载发放貂款的背面记载着“邵名琛548×340”、“邵名彬423×340”、另外在该记事本的另一页中记载着“赵卫平430×335、彩52×430、母22×230”、“刘衍喜428×335”，因此从被告刘衍锡提供的该记事本及证人邵某1的陈述结合来看，邵名彬所诉的卖貂的数量及貂款总价真实无误，故对此予以认定。邵名彬自认刘衍锡已经支付30000元，并以一件貂皮大衣抵顶8500元，因此尚欠貂款156320元。庭审中刘衍锡称该记事本上记载的貂的数量和价款是邵名彬写的，邵名彬也认可是其书写的，但称写完之后交给刘衍锡的。一审法院认为该记事本为刘衍锡所有，即使是邵名彬所写的卖貂的数量及价款，交由刘衍锡后其未提出异议及修改，应视为对卖貂数量及价款的认可。2、刘衍锡、奥妮皮草公司与邵名彬等原告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刘衍锡称其只是中间人作用，实际买貂方是奥妮皮草公司及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庭审中刘衍锡称其总共收到了800000元貂款，其中一次奥妮皮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林将400000元貂款送到其家中，让其代为发放；另一次是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刘治富通过农业银行转账400000元，并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一份，但该转账凭证无法看出系由刘治富账户而转来，也无法看出从何处转来该款。且刘衍锡承认自己领取了其中的210000元，因为其也向奥妮皮草公司卖貂了，价款共计267080元，扣除已领取的210000元，尚欠57080元，对此刘衍锡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余的款项由其发放给原告等养貂户了。庭审中奥妮皮草公司称从未向原告等人收貂，也未向刘衍锡付款400000元。原告申请证人邵某1、赵某出庭，另外被告刘衍锡申请证人林某、邵某2、刘某出庭，从以上证人的陈述及综合本案案情，可以证实刘衍锡参与了从收貂、付款、送貂的整个买卖过程，且为主要实施人。并且原告提供了养貂户邵萍萍（另案原告）的抵顶欠款单一张，该单据时间为2015年1月1日，系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顶给赵卫平（邵萍萍丈夫）的貂皮大衣1件，抵顶价格为9000元，并注明“顶刘衍锡账”。庭审中刘衍锡对该单据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依职权到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对该公司会计进行了询问，经调查得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金荣，刘治富原来在该公司的现地址经营富东服饰有限公司，其对该笔抵顶账目也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刘衍锡称系奥妮皮草公司及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与原告等养貂户形成买卖关系，但奥妮皮草公司不予认可，庭审中也没有证据证实奥妮皮草公司系买受人，虽然原告等养貂户称奥妮皮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林与刘衍锡一起到养貂户家中看貂，并且后期刘衍锡也领着原告等人去向高林索款，但原告对高林与刘衍锡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无法证实奥妮皮草公司与刘衍锡之间系委托关系或合伙关系及其他关系。刘衍锡又称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也是买受方，称貂都送到了该公司，该公司的老板刘治富与高林系合伙关系，但从原告提供的貂皮大衣抵顶单据来看，清楚的记载了“顶刘衍锡帐”，且庭审中刘衍锡表示该公司出具该单据时，其在现场参与。因此在刘衍锡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该公司系实际买受人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该公司系买受人。另外经法院依职权调查，该公司也没有叫刘治富的员工，因此即使刘衍锡提供的农业银行转账凭证系刘治富个人账户所转，也无法证实其与该公司之间的关系。至于刘衍锡与该公司之间的关系，本案中不宜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刘衍锡与邵名彬等原告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被告刘衍锡从收貂、送貂的整个过程均发挥了主要作用，养貂户的部分貂款也是由其支付的，其虽主张部分貂款系奥妮皮草公司及刘治富所付，但奥妮皮草公司予以否认，刘衍锡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刘衍锡提供的农业银行转账凭证无法看出系刘治富向其转款，退一步讲即使是刘治富向其转款，也无法证实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系实际买受人。因此刘衍锡与原告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支付剩余货款。原告要求被告奥妮皮草公司支付货款，没有证据证实，故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刘衍锡支付原告邵名彬貂款10532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并以10532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付款义务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邵名彬对文登奥妮皮草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06元，由被告刘衍锡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1月9日上诉人与邵名彬谈话录音资料两份；2.2018年1月4日上诉人与刘衍喜谈话录音资料一份；3.2018年1月3日上诉人与邵名彬谈话录音资料一份；4.2018年1月9日上诉人与邵名彬、刘衍喜等谈话录音资料两份。上述证据证实一审时证人邵某1所作的证言不属实，邵某1一审中系应邵名彬、邵名琛、邵萍萍、刘衍喜及代理律师的要求出庭。上述录音资料明确体现涉案貂皮与上诉人无关，均卖给了奥妮皮草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高林。
经质证，被上诉人邵名彬对上述六份录音证据的来源及真实性均无法确定，且认为上述六份录音证据中涉及多名案外人，无法证实上诉人要证明的内容，另外，关于本案事实部分，因系上诉人去被上诉人邵名彬处收取的貂，且上诉人也向被上诉人邵名彬支付了部分貂款，后来因为貂款要不上来，上诉人才告知被上诉人邵名彬将貂卖给奥尼皮草公司的高林，之后带被上诉人邵名彬去奥妮皮草公司。至于上诉人在收貂时带了谁、将貂卖给谁及其与奥妮皮草公司、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被上诉人邵名彬不知情，也与被上诉人邵名彬无关。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不能证实证人邵某1所述系虚假陈述。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刘衍锡提交的六份录音资料，被上诉人邵名彬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从录音的内容看无法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邵名彬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首先，从一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邵名彬的陈述及被上诉人邵名彬申请的证人赵某、上诉人申请的证人林某、邵某2、刘某的证人证言看，上诉人参与了收貂、付款、送貂的过程；其次，被上诉人邵名彬申请的证人邵某1陈述的收貂数量及其书写的对账单与上诉人持有的记事本记载的事实一致，上诉人持有该记事本，并且付款均是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邵名彬等养貂户支付；再次，从被上诉人邵名彬提交的由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用貂皮大衣抵顶邵萍萍貂款的抵顶欠款单看，其注明“顶刘衍锡账”，且在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出具该欠款单时，刘衍锡在现场但并未提出异议。综合以上事实，被上诉人邵名彬主张其与上诉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证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认定。上诉人主张其仅处于免费受委托和免费介绍人地位，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奥妮皮草公司对此也不认可，且与荣成市富林服饰有限公司用貂皮大衣抵顶邵萍萍貂款时出具的欠款单中注明“顶刘衍锡账”的内容矛盾，对于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称邵某1的陈述系虚假陈述，但邵某1陈述的貂的数量及其书写的对账单与上诉人提交的记事本的内容一致，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也不足以证实邵某1的陈述系虚假陈述，其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邵名彬提交的对账单没有其签字、盖章，但该对账单的内容与上诉人持有的记事本载明的数额一致，证人邵某1认可系其书写，其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因此一审法院结合对账单、记事本及证人证言认定买卖貂的数量及欠款并无不当，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6元，由上诉人刘衍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英秋
审判员 王小平
审判员 葛俊生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邵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