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成民终字第30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永海。
委托代理人冯明，四川科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客运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一环路四段***号。
负责人王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凊，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红斌。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住所地：成都市过街楼***号。
法定代表人鲜于富，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凊，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蒲永海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客运分公司）、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12）金牛民初字第2813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5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蒲永海的委托代理人冯明，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运输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客运分公司分别于2007年6月26日、2008年11月14日、2009年11月19日与谢君发签订了三份《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三份合同内容基本一致，且每份合同期限均为一年。合同约定由客运分公司提供川A449**客车交由谢君发承包经营成都至阆中线路，谢君发在承包期间应向客运分公司交纳规费、二级维护费。同时约定，在承包合同经营期内，承包人谢君发不得将承包车辆三年内转包给他人，若未经客运分公司同意转包，缴纳的安全保证金不予退还；在经得客运分公司同意转让他人承包后，客运分公司每辆车收取过户费5000元。2010年12月15日，蒲永海与客运分公司签订《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班线客运车辆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2010年合同）及《经营附加合同》。2010年合同约定：由蒲永海承包经营川A449**客车成都至阆中客运班线；承包经营车辆为客运分公司的法人财产；蒲永海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时，应一次性向客运分公司交纳发包费322850元及服务质量、安全保证金10000元；承包车辆线路经营权期限为2009年10月28日至2013年10月28日止（以运管部门核准的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时限为准）。同时，双方在签订的《经营附加合同》中，明确约定承包经营期限自2010年5月29日至2011年5月28日止；蒲永海在承包经营期间应交纳企业管理费、安全基金、强制性二级维护费、综合服务费等费用。合同签订后，承包车辆川A449**客车由蒲永海经营成都至阆中客运班线。
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2010年合同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是蒲永海与客运分公司签订的2010年合同是否具备可撤销合同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蒲永海主张撤销合同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因受客运分公司胁迫而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二是因合同否定蒲永海是“实际车主”的事实，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对于蒲永海第一点理由，原审法院认为，蒲永海拟证明合同受胁迫的录音资料内容未涉及本案的承包车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于蒲永海主张因受客运分公司胁迫签订合同的事实，不予采信。另外，对于蒲永海主张第二点理由，原审法院认为，合同显失公平的成立条件须以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与义务极不平衡，合同内容对一方有利、另一方则无利、利少甚至遭受重大损失。由于2007年、2008年、2009年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均是由案外人谢君发与客运分公司签订的，蒲永海并非合同相对人，故蒲永海无权主张前三份合同的相关权利。蒲永海诉称2010年合同内容否定蒲永海在既往合同中“实际车主”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为，蒲永海与客运分公司签订的2010年合同权利义务约定明确，蒲永海也按照该合同实际取得了承包车辆川A449**客车的承包经营权，双方在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并非极不平衡，故对蒲永海以2010年合同内容显示公平为由主张撤销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蒲永海就自已主张的事实未提交有效证据支持，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蒲永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蒲永海承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蒲永海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关于撤销2010年合同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主要上诉事实与理由为：1、2010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班线客运车辆经营合同书》时存在胁迫是客观真实的，有录音资料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一审未予认定系错误；2、被上诉人强迫上诉人签字的2010年合同将经营车辆确定为其法人财产，排除了上诉人对车辆的实际财产权利，而上诉人的该财产权是经生效行政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且该合同系格式合同，其中的格式条款如“乙方应无条件服从，由甲方收回经营手续”及增加收取巨额发包费等约定剥夺了上诉人的所有权利，双方权利义务极不平衡，属于典型的显失公平的合同；3、原审诉讼程序不合法，且许多事实及证据均未进行评析和认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误，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运输公司共同答辩称，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与上诉人系承包经营关系，上诉人通过与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签订合同取得对车辆及相关权益的使用、收益权。2010年合同并未采用胁迫手段，是双方自愿协商并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订的，无显失公平之处。行政判决书并未认定车辆的所有权。且被上诉人并未收取2010年合同中的发包费，被上诉人非私企，而是根据国家的法规政策在进行改制。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蒲永海为支持其上诉主张，提交了以下新证据：
1、运输公司及客运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材料一套（包括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章程、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关于改组为股份合作企业实施方案的请示、本市交通局成交运管（2001）362号文件、五单位共同发文的成经改（2001）81号批复、公司变更审核表、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股份合作制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及提交文件、设立登记申请书、运输总公司整体改组的实施方案、分支机构变更的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变更表等，拟证明运输公司的改制过程，改制前的国企无能力在各客运线路投资购车，本案当事人从2000年即已形成长期、固定的融资合作经营关系，而2010年起被上诉人欲改变这种合作方式；
2、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与陈凤琴于2007年12月20日、2011年1月18日分别签订《班线客运车辆经营合同书》、《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拟证明系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提供的合同系格式合同；
3、何金平的劳动合同、存折，以及张玉玲等上诉人的存单或银行记录信息，拟证明营运车辆的驾驶员系被上诉人的内部职工，以及与被上诉人签订经营合同的都是其内部职工；
4、何永芳与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于2013年5月3日签订的协议，拟证明被上诉人推行的“49：51”运营模式；
5、相关新闻报导和专家意见，拟证明同类争议已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6、开支清单，拟证明上诉人的投入及经营开支巨大。
经质证，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运输公司对证据材料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为证明其答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
料：
返款清单，拟证明公司将承包经营的收益返还给了上诉人。
经质证，上诉人蒲永海认为承包收益返还属实，因为系上诉人投资买的车，收益理应属于上诉人，且该清单中的“阆中合作车返款”反而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投资合作关系。被上诉人运输公司对该返款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上诉人蒲永海与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所举证据材料与本案诉争的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情形之间并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各方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0年合同第7.1条载明：“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不得单方面任意变更或解除本合同。但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或交通行业管理部门调整运力结构，裁减车辆数或改变该车线路经营方式（按交通行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企业必须实行公司化经营）等情况，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合同自然终止，乙方（蒲永海）应无条件服从，由甲方（客运分公司）收回经营手续，乙方可选择将车转出或由甲方按车辆折旧后账面净值收购”。7.5条载明：“合同到期后若双方无合同纠纷，本合同自然终止。经营车辆经营期满后车辆状况如达不到技术要求，按公司规定车辆作下线处置，车辆残值归乙方享有”。
2010年5月12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南行终字第33号行政判决载明：刘正泉作为川A745**号客车的实际车主、承包经营了运输公司营运的阆中至成都客运线路……。
本院认定上述事实，有2010年合同、（2010）南行终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0年合同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或胁迫等可撤销的法定情形。首先，2010年5月12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系解决刘正泉等人起诉当地政府干预客运班次所作出，并非专门针对客车的所有权问题。且本案争议的2010年合同系上诉人蒲永海于2010年12月15日与被上诉人所签。即在签订该合同时，上诉人蒲永海明知生效的行政判决已做出了“刘正泉作为川A745**号客车的实际车主，承包经营了运输公司营运的阆中至成都客运线路”的认定，仍同意接受“在本合同期内，承包经营的营运车辆为甲方的法人财产”这一条款，系上诉人蒲永海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且2010年合同仅约定合同期内的营运车辆系法人财产，但该合同7.1条、7.5条明确了合同终止后蒲永海可选择将车转出或按折旧后账面净值收购，以及经营期满车辆如达不到技术要求下线的，车辆残值归蒲永海所有。即该合同并未剥夺上诉人蒲永海对于车辆本身应享有的相应权利，未对蒲永海权益造成侵害。亦对其在合同期内的收益并无影响，故该约定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
其次，道路客运班线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客运班线营运权属于交通特许经营权，其本身是受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及调整的，营运权的行政许可和申请也是受到严格管控的。故2010年合同中关于“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不得单方面任意变更或解除本合同。但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或交通行业管理部门调整运力结构，裁减车辆数或改变该车线路经营方式（按交通行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企业必须实行公司化经营）等情况，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合同自然终止，乙方（蒲永海）应无条件服从”的约定合理，虽系格式条款，但并未免除被上诉人责任、加重上诉人蒲永海的责任、排除蒲永海的主要权利，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格式条款无效之情形，应为合法有效。
第三，关于是否构成胁迫的问题。上诉人蒲永海所举录音等证据仅能证明客运分公司工作人员要求其签订合同后出车的要求，并不能反映合同具体内容和证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蒲永海必须接受合同条款。且案外人谢君发与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于2009年11月19日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的承包经营合同期限至2010年5月30日已终止，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要求上诉人蒲永海签订2010年合同系其对客运班线运输的管理手段，也是上诉人蒲永海合法承运的必然要求，是否继续承运和接受该合同内容取决于上诉人蒲永海自身意愿，并非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实施的不法行为。故蒲永海关于2010年合同系受被上诉人胁迫签订应予撤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蒲永海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承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蒲永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兵
审 判 员 苟学恩
代理审判员 毛 星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胥琢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