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肇中法民三终字第1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清珍。
委托代理人：许彬彬，广东余黎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剑勇。
原审第三人：惠阳区天缘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建华，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邓芳玉，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清珍因与被上诉人陆剑勇、原审第三人惠阳区天缘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缘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3）肇端法民二初字第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6年3月29日，陆剑勇向曾清珍立下一张《收据》，内容为：兹收到曾清珍交来现金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元），此据，借款人陆剑勇。2013年7月2日曾清珍以陆剑勇没有还款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陆剑勇偿还借款10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又查明：2006年3月29日，曾清珍与天缘公司签订一份《借资协议》约定：借款100000元，期限二年即从2006年3月29日至2008年4月1日。2006年3月29日，曾清珍与天缘公司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变更为2006年3月29日至2009年12月31日。2010年10月18日曾清珍与天缘公司再次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借款已支付利息56500元，欠款偿还期延至2010年12月31日。
另查明：2006年3月29日，陆剑勇通过其妻子黄某女汇款410000元给天缘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建华；陆剑勇庭后补充提交一份2006年3月24日通过其妻子黄某女汇款150000元给天缘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建华的银行汇单。陆剑勇于2006年3月29日以《收据》形式收到苏敏、曾清珍、苏静平、苏慧平4人50万元，同日天缘公司分别与苏敏签订10万元的《借资协议》、与曾清珍签订10万元的《借资协议》、与苏静平签订10万元的《借资协议》、与苏慧平签订20万元的《借资协议》，上述4宗借款合共50万元；天缘公司向原审法院出示证明及答辩确认了陆剑勇的四张收款《收据》是对应其四份《借资协议》的收款，是代其收款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曾清珍主张认为陆剑勇向其借款100000元，虽提供了2006年3月29日陆剑勇所立的《收据》，但该字据内容为：兹收到曾清珍交来现金100000元。其显示为收款并没有明确借款，字据没有还款日期和利息约定；在同日曾清珍与天缘公司签订了《借资协议》一份，其借款数额也为100000元，并约定了借款利息和借款期限。而且陆剑勇于收款当日通过其妻子黄某女汇款410000元给天缘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建华（本庭在审的四案已查明曾清珍及其三个女儿与天缘公司分别签订的四份《借资协议》的时间、数额均与陆剑勇的四张《收据》对应的时间、数额完全一致）。此外，从2006年3月29日起至本次起诉，曾清珍也从未就借款问题与陆剑勇协商或追讨，而是就借款与天缘公司协商，并在2010年10月18日与天缘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确认收到天缘公司利息56500元，而且天缘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证明及其庭上答辩也确认了陆剑勇是代其收取借款。综上所述，陆剑勇认为其是代天缘公司收取借款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曾清珍要求陆剑勇偿还借款100000元的请求，理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陆剑勇申请追加天缘公司为本案被告，而曾清珍不同意，原审法院为查清事实才追加了天缘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曾清珍对天缘公司在本案中并无提出诉求，因此，对曾清珍与天缘公司的借款关系，本案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曾清珍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300元，由曾清珍承担。
上诉人曾清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陆剑勇是代天缘公司收取借款”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判决认为陆剑勇出具的《收据》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是完全错误的。诉讼中，陆剑勇确认《收据》的真实性，《收据》写明陆剑勇是“借款人”而非“代收人”或者“代理人”。根据一般的借贷习惯，借款人只要开具收据即可表示借款及收款的事实。本案的《收据》内容已表明陆剑勇收到款项，落款处的“借款人”亦证明10万元的款项是借款而非其他用途的款项，《收据》完全符合民间借贷合同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一审判决根据没有依据的陈述而采信陆剑勇的说法令人无法信服，也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二、一审判决认为同一笔借款在同一天存在两份借款凭证存在不合理性。相反，同一天存在两份相同的借款凭证更加能够说明陆剑勇与天缘公司并非代理关系。本案中，2006年3月29日，天缘公司既然能够在同一日向曾清珍出具《借资协议》、《收据》并加盖公章，就说明当日有天缘公司的人员在场并带有公章，既然如此，陆剑勇又何必冒那么大风险自己签名而不使用天缘公司的公章？同样，从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天缘公司当天也完全可以直接让其公司的人员收款或让曾清珍将借款汇入公司账户，又何必要多此一举通过陆剑勇收款再转入天缘公司账户？对于曾清珍的种种质疑，陆剑勇虽然辩称当时的《借资协议》是邮寄过来的，但从这份协议的落款时间则可看出陆剑勇的陈述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用快递方式亦不可能在同一天将《借资协议》从惠州邮寄到肇庆，况且，陆剑勇对于邮寄或者倒签《借资协议》的事实完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在完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两笔借款为同一笔借款是错误的。相反，正是时间上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证明了陆剑勇和天缘公司的借款行为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三、关于陆剑勇主动交付《借资协议》和《收据》的不合理性。陆剑勇一审庭审中陈述，天缘公司补充的《借资协议》和《收据》均是由陆剑勇交付给曾清珍。换言之，是否交付《借资协议》和《收据》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陆剑勇手中，如陆剑勇所言属实，在曾清珍不愿意归还《收据》给陆剑勇，其当时完全可以拒绝交付天缘公司的《借资协议》和《收据》，曾清珍亦不可能拿到天缘公司出具的《借资协议》和《收据》。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借资协议》和《收据》根本不是由陆剑勇交付给曾清珍，陆剑勇是在捏造事实企图摆脱还款付息。四、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利息的计算及支付的问题。首先，不论天缘公司与陆剑勇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若当时是出于信任和方便所需由陆剑勇代理借款，事后天缘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其转账向曾清珍支付分红，而没有必要先将款项交付陆剑勇，再由陆剑勇夫妻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存款的方式向曾清珍支付利息，如此繁杂且高风险的方式显然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和交易逻辑。其次，陆剑勇举证的利息支付凭证当中，仅有一张落款日期为2009年1月24日的《收据》是证明苏敏收到天缘公司支付2008年6月19日至2009年1月24日共4万元利息，但这张《收据》与陆剑勇提供的其他利息支付凭证相比较，无论从支付时间、支付金额、支付方式及表现形式上均存在明显区别，显然这是两笔不同借款的利息支付凭证，对此，一审判决又根据什么来判定是一致的呢？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陆剑勇向曾清珍偿还借款100000元和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陆剑勇辩称：一、经陆剑勇介绍，曾清珍与天缘公司就借资经营化工生意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由曾清珍、苏敏、苏静平、苏慧平4人出借资金合共50万元给天缘公司经营化工生意。受天缘公司的委托，陆剑勇代为收取曾清珍的借款。2006年3月21日，陆剑勇妻子黄某女的工商银行卡收到苏敏等人转入的9万元。同月24日，陆剑勇从该银行卡提取8.5万元现金，连同其他往来款合共15万元转入天缘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建华的银行卡，以上提现到汇款时间间隔不到3分钟。2006年3月28日、29日苏敏等人又分4笔共41万元转入黄某女的工商银行卡账户。2006年3月29日，陆剑勇将苏敏等人转入的41万元款项一次性转入天缘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建华的银行卡上。同月29日，陆剑勇分别向苏敏、曾清珍、苏静平、苏慧平各立下一张《收据》。其后，天缘公司分别与苏敏、曾清珍、苏静平、苏慧平签订了书面的《借资协议》，由于关系一直良好，陆剑勇忘记将其书写的原始《收据》收回。后因天缘公司经营出现困难，致产生诉讼。曾清珍与天缘公司签订的《借资协议》清楚列明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利息计算方式和还款期，50万元在出借当年的2006年是一笔巨款，假设曾清珍在没有特殊关系的情况下借钱给陌生的陆剑勇，不会仅签订一份没有约定还款期和利息的《收据》。二、曾清珍在起诉状中写道：“原告于2006年3月29日以现金方式借给被告人民币10万元，被告收款后开具了收据，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此后，原告及其他借款人曾多次催促被告还款，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托，时至今日，被告借取原告的人民币10万元仍分文未还。”而在上诉状中写道：“陆剑勇举证的利息支付凭证当中，仅有一张落款日期为2009年1月24日的《收据》是证明苏敏收到天缘公司分别于2008年6月19日与2009年1月24日支付的利息款各贰万元，合共肆万元整（￥40000元），但这张《收据》与陆剑勇提供的其他利息支付凭证相比较，无论从支付时间、支付金额、支付方式及表现形式上均存在明显区别，显然这是两笔不同借款的利息支付凭证”。同是曾清珍的证供，在利息的问题上前后矛盾，这充分证明曾清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天缘公司因经营出现问题，未能按时履行《借资协议》，分别于2008年3月29日和2010年10月18日与曾清珍签订《补充协议》，期间天缘公司筹集4万元现金，交由陆剑勇转交给苏敏，苏敏也在《收据》上签名确认，这份《收据》更加清楚明白地写明是天缘公司的利息款。从这一系列的利息支付情况也证明了陆剑勇的代理关系。既然陆剑勇给曾清珍立下的《收据》没有约定利息，曾清珍在起诉状中也明确指出没有约定利息，又从没有收到陆剑勇的分文还款，那曾清珍因何会从2006年至2007年收取陆剑勇6笔现金和转账金额共18.75万元。三、曾清珍关于同一天存在两份相同的借款凭证更加证明陆剑勇与天缘公司并非代理关系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众所周知，合同对于签订的时间是十分严谨的，它关系到合同履行的始止时间、利息支付的时间、利息额等一系列法律问题。曾清珍将天缘公司的借款给了陆剑勇后，就开始计算利息，天缘公司无论什么日子把《借资协议》交给曾清珍，日期都必须与曾清珍将借款交给陆剑勇的时间一致，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3月29日收到款项，4月1日开始履行协议，从时间上看完全合情合理。如果是2笔不同的借款，曾清珍持有的陆剑勇所写的《收据》和天缘公司所签订的《借资协议》日期和金额就不应相同。曾清珍说即使用快递也不可能在同一天将《借资协议》从惠州邮寄到肇庆的说法令人莫名其妙。综上所述，陆剑勇作为一个民间借贷介绍人，所写《收据》是代天缘公司收取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3条规定：“在借贷关系中，仅起联系、介绍作用的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曾清珍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并由曾清珍承担二审诉讼费。
原审第三人天缘公司述称：借贷关系是发生在天缘公司与曾清珍之间，天缘公司没有从陆剑勇之外的其他途径获取曾清珍的任何款项，且利息也只是委托陆剑勇支付，没有从其他途径支付。因此，陆剑勇只是在天缘公司与曾清珍的借贷关系中起到联系和中介的作用。基于天缘公司对陆剑勇的信任，因为陆剑勇是我公司的员工陆碧虹的亲弟弟，而苏敏又是陆剑勇妻子的同学，曾清珍是苏敏的母亲，各方之间存在一定的特殊关系。所以，天缘公司确认借贷关系是天缘公司与曾清珍所建立的。对于50万的转账天缘公司确实收到。天缘公司与曾清珍签订的《借资协议》有约定高额利息。但是曾清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直接收过利息，而是长期向陆剑勇收取利息。这进一步证明陆剑勇只是起到天缘公司与曾清珍之间借贷的中介作用。
二审诉讼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新证据提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2006年3月29日签订的《借资协议》的期限二年从2006年4月1日至2008年4月1日误写为“2006年3月29日至2008年4月1日”；2008年3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误写为“2006年3月29日”，将期限2006年4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误写为“2006年3月29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本院不予确认并予以纠正外，其余事实的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陆剑勇的姐姐陆碧虹在天缘公司任职，苏敏与陆剑勇的妻子黄某女是同学关系。据陆剑勇陈述，经陆剑勇介绍，陆碧虹与苏敏相识。苏慧平、曾清珍、苏静平也确认是经苏敏介绍，其才认识陆剑勇。天缘公司承认是基于上述关系，其才通过陆剑勇与苏敏、曾清珍、苏静平、苏慧平分别发生借贷关系。
据陆剑勇一审期间举示的证据显示，苏敏在陆剑勇列明的利息清单上签名确认代苏慧平、曾清珍、苏静平及其本人收到第一季度的利息共31250元；2006年10月14日和2007年1月4日，陆剑勇分别将上述4人第二、第三季度的利息合共62500元汇到苏敏的账户；2007年4月3日，陆剑勇委托妻子黄某女转汇第四季度的利息31250元到苏敏的账户；2007年6月14日和2007年9月10日，陆剑勇分别转汇利息合共62500元给苏敏；2009年1月24日，苏敏向陆剑勇立下《收据》载明“兹收到惠阳区天缘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分别于2008年6月19日与2009年1月24日利息款各贰万元，合共肆万元正。”经一审法院质证，曾清珍对于收到利息的事实予以确认，其虽对于2009年1月24日的《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提出异议，但至今未举示证据予以推翻。天缘公司对于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故本院对陆剑勇举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陆剑勇与天缘公司均确认陆剑勇所支付的上述款项均是受天缘公司的委托向曾清珍等人支付利息。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审法院对本案定性准确，应予确认。二审根据诉辩各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的借款是属于陆剑勇向曾清珍借取，还是陆剑勇代天缘公司向曾清珍借取，即本案陆剑勇与曾清珍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
曾清珍提交陆剑勇于2006年3月29日向其立下的《收据》，起诉请求陆剑勇返还借款10万元。而陆剑勇则抗辩认为该款实为天缘公司向曾清珍借款，其只是中间人，其是代天缘公司向曾清珍收款。陆剑勇并提交了同日天缘公司与曾清珍签订的《借资协议》及《收款收据》予以证实。对于本案的借款是陆剑勇向曾清珍借取，还是陆剑勇代天缘公司向曾清珍借取，本院作以下分析认定：1、本案无论是陆剑勇向曾清珍借款，还是天缘公司向曾清珍借款，均属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一般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诉讼中，陆剑勇、曾清珍与天缘公司均承认在本案借款发生前互不认识；因陆剑勇的妻子黄某女与苏敏（曾清珍女儿、另案的当事人）是同学，而陆剑勇的姐姐陆碧红在天缘公司任职；基于上述人物之间的互相介绍产生了相关的借贷关系。本案曾清珍通过其女儿苏敏汇款到陆剑勇妻子黄某女的账户，陆剑勇立据给曾清珍确认收款；陆剑勇将苏敏等人汇入的款项汇给天缘公司，天缘公司收到款后立下确认收到曾清珍款项的《借资协议》、《收款收据》交给陆剑勇手执。此有陆剑勇提交的转账凭证、陆剑勇立下的《收据》、天缘公司立下的《借资协议》、《收款收据》等证据予以证实。天缘公司也承认其是委托陆剑勇向曾清珍借款，除收到陆剑勇转付的款项外，其没有收到由曾清珍直接支付的款项。从《收据》、《借资协议》所涉当事人间的关系、涉案借款的汇款时间、款项的走向来看，如果陆剑勇不是代天缘公司向曾清珍借款，那么天缘公司收到陆剑勇汇入的款项后，所立的收（借）款凭据应是确认收到陆剑勇的款项；而事实上，天缘公司立下的《借资协议》、《收款收据》是确认收到曾清珍款项，并将《借资协议》、《收款收据》交由陆剑勇转交给曾清珍。由此可见，陆剑勇与天缘公司所述的，陆剑勇是代天缘公司向曾清珍借款，陆剑勇在天缘公司与曾清珍的借款关系中起着中间人的作用的事实和理据较为充分。曾清珍虽提出天缘公司立写的《借资协议》及《收款收据》与本案陆剑勇的借款无关，是其与天缘公司的另一借款关系。但曾清珍对于其所述称的在同一天内分两笔共出借20万元的资金的来源及如何交付给天缘公司的未作解释说明。2、陆剑勇立写的《收据》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和借款期限；曾清珍在起诉状中也承认双方未约定利息，其起诉请求也未主张利息。因此如果本案曾清珍与陆剑勇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则陆剑勇无需向曾清珍支付任何利息。但据陆剑勇举示的证据显示，至2009年1月24日止曾清珍陆续收到陆剑勇支付的利息。曾清珍对于其既确认与陆剑勇之间没有约定利息，却一直收取陆剑勇支付的利息的事实没有作合理的解释。而曾清珍与天缘公司签订的《借资协议》，则明确约定还款日期和利息，且在《补充协议》中曾清珍也确认收到天缘公司支付利息的事实；苏敏2009年1月24日立写的收到天缘公司利息（含支付给苏静平的利息）的《收据》原件也交由陆剑勇收执；天缘公司也承认除委托陆剑勇支付利息外，其从未向曾清珍等人直接支付过任何款项。以上证据证实，曾清珍收到陆剑勇支付的利息，实际是天缘公司委托陆剑勇支付，陆剑勇是天缘公司与曾清珍借款关系的中间人。3、曾清珍陈述陆剑勇是以投资和生活需要为由向其借款，由此可以确认，《收据》所载的款项并非涉及扶贫或其他公益借款。曾清珍向当时并不熟识的陆剑勇出借10万元（本系列案件曾清珍母女四人起诉的标的额本金高达50万元），而该借款也不属于用于公益的借款，双方既不约定借款期限，也没有约定利息或者分红，此与常理不符。据上分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通过上述对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证据、主张和抗辩、第三人的陈述以及涉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应确认陆剑勇举示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曾清珍举示的证据的证明力，对陆剑勇举示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即确认陆剑勇立下《收据》收到曾清珍10万元款项与天缘公司立《借资协议》确认收到曾清珍借款10万元为同一笔款项；陆剑勇只是代天缘公司向曾清珍收取借款；陆剑勇是天缘公司与曾清珍借款关系的中间人。在天缘公司向曾清珍立下《借资协议》等收款凭证后，陆剑勇所立的《收据》已为该《借资协议》等收款凭证所代替，该《收据》对陆剑勇已不具有约束力。本案曾清珍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实陆剑勇与曾清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曾清珍上诉主张其与陆剑勇存在借贷关系并请求归还缺乏事实根据，应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曾清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升文
审判员 梁新敏
审判员 徐俭玲
二〇一四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陈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