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2民终86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丹，女，198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大龙特种钢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马全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佩衍。
上诉人刘丹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大龙特种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龙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3民初4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大龙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4,000元、因拖欠工资导致刘丹维权产生的各项费用(汽油费700元，请假扣工资2,000元、没有工作损失6,000元、应补扣税金6,000元)。事实与理由：因大龙公司工厂解散，在劳动保障部门的调解下，大龙公司承诺给刘丹如实发放工资，故刘丹填写了辞职单。因大龙公司威胁刘丹填了辞职单才能拿工资，故刘丹填写辞职单并非本人真实意愿。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因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故大龙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24,000元。
大龙公司答辩称，因大龙公司是当月发放上月工资，6月15日之后刘丹未上班，故5月工资未及时发放。2016年7月9日，刘丹在大龙公司填写辞职申请，当天公司支付了5月和6月的工资。不同意刘丹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丹一审起诉要求大龙公司支付：1、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工资差额13,000元；2、2014年11月5日至2016年6月17日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4,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刘丹于2014年11月5日进入大龙公司从事销售管理工作，双方签有数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期限为自2016年2月29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其中约定刘丹的工资标准为2,500元/月，大龙公司每月月底以现金方式发放刘丹上个自然月工资，工资发放至2016年6月15日。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大龙公司按照4,500元/月的标准为刘丹发放工资5,677.64元(已扣除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刘丹所在岗位实行考勤，2016年5月刘丹工作日全勤，2016年6月出勤11天，刘丹实际工作至2016年6月15日。
一审法院另查明：刘丹于2016年11月30日向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大龙公司支付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工资差额13,000元、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三十日通知替代金12,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4,0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月24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大龙公司支付刘丹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工资差额5,261.86元，对刘丹其余申诉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审理中，刘丹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工资条，一部分是刘丹的，一部分是马玉霞的，刘丹的实际工资应当是两部分之和。大龙公司对上述工资条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刘丹并未以马玉霞的身份领取工资，马玉霞是大龙公司的员工，其将工资条放在抽屉中后遗失。2、2015年1月14日大龙公司为刘丹开具的《收入证明》，载明：“刘丹女士，自2013年起在我公司外贸销售部门任销售职务，年收入15万人民币”。尾部由大龙公司加盖公章，并由马孙凌签名。刘丹表示该份证明是为了刘丹办理信用卡开具，其中记载的工资标准是据实填写，之后按照农业银行的要求重新填写了一份，该份刘丹就保留下来了。大龙公司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仅是为刘丹办理信用卡而开具，并不能证明刘丹真实的工资标准。
一审审理中，大龙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2016年7月9日《辞职申请》，其中在“辞职原因”部分记载为：“照顾小孩上学”，大龙公司表示该辞职申请中的“姓名、部门、申请日期、辞职原因”均系刘丹本人填写，其余部分由大龙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填写。刘丹对该辞职申请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系受到大龙公司威胁才填写。2、2015年度至2016年度马玉霞的工资袋原件，显示2015年马玉霞工资7,205元、2016年工资4,470元。其中一张工资袋中装有一张工资条，显示“合同工资2,190元、小时工资12.59元、工时工资2,190元、绩效工资2,310元、应发工资4,500.70元、应税工资1,000.70元、个税30.02元、实发工资4,470元”。大龙公司表示该张工资条是马玉霞2016年的工资条，不清楚是哪个月的。另外，大龙公司提供了马玉霞2016年工资统计表，其中显示“合同工资2,020元、小时工资11.61元、工时工资2,020元、绩效工资2,480元、应发工资4,500元、应税工资1,000元、个税30元、实发工资4,470元”。刘丹表示该工资袋系马玉霞补签的，实际上刘丹每月领取工资时还有另外一份工资袋，上面由刘丹书写“刘丹代”后领取，大龙公司未予提供。
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对马玉霞进行了询问，马玉霞表示：“我是马全明的姐姐，2004年从甘肃退休，但一直居住在上海。1995年开始在大龙公司处从事采购工作，后来看仓库，后来就不做了。大概2010年至2011年左右又开始在大龙公司帮忙，无需坐班，到北京路五金店帮大龙公司购买钉子螺丝等。2016年1月之前我的工资到手是7,500元，之后到手是4,500元，每月领取一次，每月月底去厂里的财务张萍处领取，给我的钱都是100元一张的，没有零头，领好后在工资袋上签名。我平时不经常去厂里，只见过刘丹一次。马全明主要是由于我照顾我母亲才每月给我这么高的工资。我认为照顾母亲是应该的，之后也不让马全明给我钱了”。一审法院向马玉霞出示了由其签名的工资袋，并询问为何其上载明的金额并非整数，马玉霞表示记不清了。
一审法院认为，刘丹与大龙公司间劳动关系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刘丹主张大龙公司违法解除了双方间劳动合同并要求大龙公司支付赔偿金，但大龙公司提供了刘丹本人填写的《辞职申请》予以证明，其中载明的的辞职原因系“照顾小孩上学”，刘丹虽表示受到了大龙公司威胁才填写了上述申请，但刘丹对其主张并未能举证予以证明，且刘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自己书写辞职申请并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故其要求大龙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刘丹主张其工资标准为12,000元/月并对此提供了大龙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其中载明其收入为150,000元/年，大龙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但表示该证明系刘丹办理信用卡所需，不能证明其实际的工资标准。大龙公司为证明刘丹的工资标准提供了马玉霞的工资袋以及马玉霞的工资统计表，大龙公司认可工资袋中所装的工资条系马玉霞2016年某月的工资条，但该工资条显示的内容与大龙公司提供的马玉霞2016年工资统计表中所载明的内容不能对应，虽最终的总金额相同，但工资组成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且马玉霞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对工资具体金额的陈述前后也存在矛盾。另外，马玉霞表示其不经常前往大龙公司上班，仅是帮忙购买些小的五金件，马全明为其发放高额工资主要是由于马玉霞对母亲的照顾。一审法院认为，马玉霞对姐弟母亲的照顾系其家事，而马全明系大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家事与公司经营事宜混同也不符合一般认知。因此，综观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刘丹主张其工资标准为12,000元/月，具有高度盖然性，更为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大龙公司应当支付刘丹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的工资18,000元，扣除大龙公司已经支付的5,677.64元，大龙公司还应当支付12,322.36元。
一审法院判决：一、上海大龙特种钢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丹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2,322.36元；二、对刘丹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审理中，经向刘丹释明，刘丹表示撤回要求大龙公司支付维权产生的各项费用的上诉请求，本院照准。
本院认为，针对刘丹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在于刘丹填写《辞职申请》是否系受大龙公司胁迫而为。根据目前证据，刘丹填写的《辞职申请》载明辞职原因系“照顾小孩上学”，而刘丹提供的录音等证据中并无大龙公司威胁刘丹的言辞，故仅就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刘丹填写《辞职申请》系受胁迫而为。刘丹还主张即便其填写了《辞职申请》，实因大龙公司拖欠工资报酬，故大龙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然本案一、二审中刘丹的诉讼请求均明确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并非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故本院对其上述理由不予采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应以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为事实基础，然双方劳动关系因刘丹辞职而解除，故刘丹要求大龙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刘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安
审判员 郭征海
审判员 易苏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陈 艳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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