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湘刑终146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田治国，男，1977年6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汩罗市。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8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现押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看守所。
辩护人周治国，湖南同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田治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于二○一七年一月十一日作出（2016）湘05刑初9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田治国对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014年2月份，被告人田治国以他人名义成立城步苗族自治县云强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田治国于2014年4月至8月通过虚构交易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并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2778.194419万元。其中，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1348.331438万元，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1429.862981万元。城步苗族自治县云强贸易有限公司通过虚构交易取得与开具的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在国家税务机关进行了抵扣，造成增值税税款流失2778.194419万元。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账户详单等书证，鉴定意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明。据此原审判决：被告人田治国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上诉人田治国上诉提出：“一审判决以存在多处矛盾的供述和证人证言认定本案全部犯罪事实均是上诉人一人所为证据不足；认定云强公司是上诉人一人实际控制缺乏证据证明；2015年8月28日侦查机关对上诉人的两次讯问，没有给予充分的休息，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一审判决超出公诉机关的指控认定犯罪数额错误；量刑畸重。”
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田治国是云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缺乏证据证明，据此判令田治国承担全部责任有失公正；2015年8月28日侦查机关对田治国的两次讯问，没有给予田治国充分的休息，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一审判决存在超出指控范围认定虚开数额；为无锡鑫辉行不锈钢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抵扣不明，将其认定为造成税款流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以田治国的庭前供述与庭审供述不一致认定田治国认罪态度不好不当，请求对田治国从轻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上诉人田治国来到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城步县），经城步县的陆某某联系先后向城步县国家税务局工作人员马某某、城步县国家税务局副局长方某某，了解在城步县开办贸易公司的有关税收等问题。同年2月21日，田治国委托陆某某找人成立公司。陆某某找到同学即城步县天昊税务事务所负责人于某某负责具体办理。之后于某某以赵某某的身份证信息注册成立了城步苗族自治县云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强公司）。于某某被聘为云强公司财务代理，负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财务做账；陆某某的同学易某某被聘为公司员工，负责公司财务资料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料收发传递等工作。同年3月2日，田治国通过妻子刘潇的银行账户向陆某某转账5万元作为云强公司注册开支的费用。同年6月13、16日又通过刘潇的银行账户向陆某某分别转账30万元、10万元。陆某某于同月16日向于某某转账37.4183万元，于某某于同日为云强公司向城步县国家税务局交纳税款37.418292万元。同年8月15日，陆某某通过夏炜银行账户为云强公司交纳税款14.723794万元。同年9月10日，田治国通过刘潇的银行账户向易某某转账20万元，同月11日通过刘潇的银行账户向陆某某转账19万元。陆某某将其中的10万元转入易某某的账户。易某某于同月15日为云强公司向城步县国家税务局交纳税款29.311489万元。2014年底，云强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时，田治国以云强公司负责人的身份接受了城步县国家税务局的约谈。此外，田治国为云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通过汨罗的何某某找到彭某某、彭某甲，告知彭某某、彭某甲如何应对税务机关调查。2014年4月至8月，田治国以云强公司的名义，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让他人为云强公司虚开或者以云强公司的名义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共计2778.194419万元，其中让他人为云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1348.331438万元，以云强公司的名义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1429.862981万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在税务机关全部进行了抵扣。具体事实如下：
一、2014年4月至8月，上诉人田治国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徐总”“刘总”（均未查实真实身份）介绍，以票面金额（价税合计）3%的价格，从海南省海口宝昌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宝昌泰公司）、山东烟台本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本金公司）、江西省宜春市忠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忠利公司）为云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7份，税款数额共计1348.331438万元，具体为：2014年4月至5月，云强公司通过深圳市新美佳宝实业有限公司转入资金支付给海口宝昌泰公司作为货款，再由海口宝昌泰公司将货款通过其他公司转回深圳市新美佳宝实业有限公司的方式虚构资金流向，海口宝昌泰公司以货物名称为“标准黄金”的名义，为云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9份，发票金额3811.235552万元，税款数额647.910048万元。同年6月至7月，云强公司采用伪造网上银行支付货款给烟台本金公司的方式虚构资金流向，烟台本金公司以货物名称为“标准黄金”的名义，为云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发票金额1711.579061万元，税款数额290.968439万元。同年8月，云强公司采用伪造网上银行支付货款给宜春忠利公司的方式虚构资金流向，宜春忠利公司以货物名称为“标准黄金”的名义，为云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0份，发票金额2408.446737万元，税款数额409.452951万元。云强公司获取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将发票上的货物名称“标准黄金”变造为“废铁、钢材边角料、废钢”，然后于2014年4月至8月全部在城步县国家税务局申报抵扣。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一）认定云强公司是田治国实际控制公司的证据有：
1、侦查机关提取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租赁协议证明：云强公司成立于2014年2月，系私营独资企业，法人代表赵某某，同年3月取得了一般纳税人资格。
2、证人陆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云强公司成立之前，田治国到城步向国家税务局工作人员马某某咨询了公司的开办及税率等相关问题。因田治国答应给他政府税收30%奖励，他于2014年2月份，受田治国委托在城步注册成立了云强公司，并为田治国聘请了会计于某某，工作人员易某某。注册成立云强公司的开支经费及云强公司成立后交的税费由田治国通过刘潇的账户转给他，他代田治国向税务局交了税款80余万元。云强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出了问题后，田治国通过他约税务局相关领导见面。经辨认，陆某某辨认出田治国就是云强公司实际管理和操作的人。
3、证人于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4年二三月份，她的大学校友陆某某问她，一个朋友在城步开了一家公司，需要做账，问她是否愿意。当时她就答应了。之后她通过陆某某的介绍，认识了云强公司的田总。云强公司的工商、税务、银行账户等手续都是陆某某委托她办理，所需资料都是由陆某某从公司老总田治国处拿给她的。之后，田总安排易某某将做账的资料交给她，她将资料整理后到县国家税务局为云强公司办理了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同年6月田总安排易某某将5000元的年度代理费交给她。云强公司开具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根据易某某提供的资料开具的。她开具发票后，主要交给易某某送或者通过快递邮出去。陆某某转了30多万元到她的账户上，她为云强公司交纳了税款。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因云强公司缴税和开发票等业务她与田治国有10次电话联系。云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赵某某，但是她从未与赵某某见过面，公司实际负责应该是田总。经辨认，于某某辨认出田治国就是云强公司的田总。
4、证人易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4年3月份左右，他的高中同学陆某某讲一个朋友在城步开一家贸易公司，需要一名人员守办公室，并介绍他与云强公司的田总认识。田总同他讲，他的工作是待在办公室，负责送些财务资料给城步昊天税务所的于某某。田总一般一个月来一次办公室，是送些做财务报表的资料给他，再由他将资料转给于某某，其中有两次是田总安排的外地人送资料给他的。同年9月，因云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出事了，他就打电话给田总。田总要他近段时间暂时不要送资料了。这样他就离开了云强公司。一般于某某开好票后，再将票交给田总。田总和陆某某分别转了20万元、10万元税款给他，他为云强公司交了近30万元的税款。云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赵某某，但是他从未见到过赵某某，公司实际负责是田总，公司只有他和田总，他在公司都是听田总的安排。经辨认，易某某辨认出田治国就是云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田总。
5、证人马某某（城步县国家税务局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云强公司是一个姓田的老板开办的，但法人是赵某某。他与姓田的老板有2次接触，第一次是2014年1月陆某某打电话给他，说一个朋友想到城步开办一家贸易公司，关于税务的问题需要向他咨询。他与陆某某见面后，陆某某介绍了想开贸易公司的老板姓田。田老板向他咨询企业的税负情况以及如何缴税的情况。第二次是云强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出了问题后，陆某某陪田老板来城步处理，税务局的相关领导约谈了田老板。
6、证人方某某（城步县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的证言证明：云强公司是一个姓田的老板开办，在开办之前，还到国家税务局了解相关税收政策，并且还问他如果是贸易公司的话是否需要在注册地交易货物等相关问题。2014年，云强公司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出了问题，姓田的老板来城步处理，马某甲局长、纪检书记石卉、税源科科长马某某约谈了田老板。马某甲要求田老板，要么补缴税款，要么把票纠正过来。如果不行就要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015年时，田老板还向他咨询注销公司的相关规定。
7、证人马某甲（时任城步县国家税务局局长）、石卉（时任城步县国家税务局纪检书记）的证言证明：云强公司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出了问题后，她们通过陆某某约谈了云强公司姓田的老板。当时陆某某介绍姓田的老板就是云强公司的老总。但在谈事时，陆某某没有在场。
8、证人赵某某的证言证明：他没有在城步开办过公司，身份证于2012年丢失，现在的身份证是补办的。
9、侦查机关制作的提取笔录证明：2016年5月26日，侦查人员从于某某1333729****手机号码中提取存储有与田治国的手机号码1390740****的通话记录10条，时间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6月1日，其中呼入6条，呼出4条。上述通话记录证明田治国与于某某有过多次的联系。
10、证人彭某某、彭某甲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4年底的一天，何某某与田治国找到他们讲：田老板开过来的票出了些问题，那边税务局的已到汩罗来调查，还要找他们调查，所以要他们明天怎么回答。彭某某还证明当时田治国讲，田治国的公司就是云强公司。经辨认，彭某某辨认出田治国就是2014年底与何某某一同来找他的男子。
11、侦查机关提取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①2014年3月2日，田治国通过其妻刘潇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向陆某某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入5万元；6月13、16日向陆某某的银行账户分别转入30万元、10万元。②2014年6月16日陆某某通过银行账户向于某某的银行账户转入37.4183万元。于某某于2014年6月16日为云强公司向城步县国家税务局交纳税款37.418292万元。③2014年8月15日，陆某某通过夏炜银行账户为云强公司交纳税款14.723794万元。④2014年9月10日田治国通过刘潇的银行账户向易某某的银行账户转入20万元，于2014年9月11日向陆某某的银行账户转入19万元；陆某某于2014年9月15日转入易某某的银行账户10万元。易某某于2014年9月15日为云强公司向城步县国家税务局交纳税款29.311489万元。上述银行转账记录证明云强公司开办费用及税款由田治国提供。
12、上诉人田治国对委托陆某某成立云强公司的事实曾多次供认不讳。
（二）认定田治国要他人为云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有：
1、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关于海口宝昌泰实业有限公司案件的协查”、城步苗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税收违法案件协查报告”证明:云强公司取得的专用发票抵扣联39份，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方海口宝昌泰公司开具的专用发票存根联，开具时间、发票号码、金额都吻合，但数量、货物名称不符，销货方存根联货物名称为标准黄金，购货方抵扣联、发票联货物名称均为钢材边角废料，其进项税款数额于2014年4月、5月、6月向购货方主管国税机关申报认证抵扣。
2、侦查机关从城步县国家税务局提取的认证清单和城步县国家税务局出具的云强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流情况证明：云强公司从海口宝昌泰公司、烟台本金公司、宜春忠利公司取得的8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1348.331438万元，均于2014年4月至8月间在城步县国家税务局认证抵扣。
3、侦查机关提取的海口宝昌泰公司、宜春忠利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证明：海口宝昌泰公司、宜春忠利公司开具给云强公司共计6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销货方记账凭证载明的货物名称为标准黄金。
4、侦查机关提取的海口宝昌泰公司的送货单及货款回单凭证证明：海口宝昌泰公司发往云强公司的货物名称为标准黄金。
5、侦查机关提取的产品购销合同、送货单等复印件证明：云强公司与宜春忠利公司签订购买标准黄金的合同。
6、证人周某某（宜春忠利公司会计）的证言证明：她根据公司的法定代表张晓平提供的购货合同、身份证复印件、工商资料、税务登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宜春忠利公司所开往云强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由她开具，但第二联抵扣联不知道为什么变更了货物名称、单位、数量；宜春忠利公司只经营黄金，从来就没有经营过废铁和钢材边角料。
7、证人张某某（宜春忠利公司负责人）的证言证明：宜春忠利公司与云强公司没有任何的货物交易，2014年7月至9月期间，销货是由绰号叫“周老铁”负责，根据周老铁提供的出库单、入库单、销售合同、受票单位资料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他不清楚周老铁与云强公司的人是怎么联系的。
8、证人于某某的证言证明：云强公司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田总交给易某某，再由易某某交给他，她到国税部门办理了认证和抵扣。
9、湖南省远扬司法鉴定所湘远扬鉴字[2016]第38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证明：云强公司通过虚构交易，从海口宝昌泰公司、宜春忠利公司、烟台本金公司，以货物名称为“标准黄金”的名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7份，税款数额1348.331438万元，之后通过变造货物名称为“废铁、钢材边角料、废钢”名义，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以增值税进项税款抵扣共计1348.331438万元。根据云强公司的财务资料即开户银行资金流水记录进行审核发现：云强公司采用伪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入账的手段，在会计账虚列支付烟台本金公司货款1987.58万元；支付宜春忠利公司货款2828.596万元；云强公司支付给海口宝昌泰公司款项4459.1456万元，均由深圳市新美佳宝实业有限公司转入，犯罪嫌疑人“徐总”使用已控制的云强公司网银，将上述货款转入海口宝昌泰公司，海口宝昌泰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分别通过深圳市兴达盛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玉祥福珠宝有限公司短时间内转回深圳市新美佳宝实业有限公司2253.256万元。此外根据云强公司的财务资料，未发现云强公司与海口宝昌泰公司、烟台本金公司、宜春忠利公司相关运输费用的单据，无实际交易证据。
11、上诉人田治国对上述犯罪事实曾多次供认不讳。
二、2014年4月至7月，上诉人田治国通过黄少波（在逃）、林伟（未查实真实身份）的介绍，在云强公司与无锡鑫辉行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鑫辉行公司）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票面金额6%-7%的价格，以云强公司名义为无锡鑫辉行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0份，发票金额5829.991459万元，税款数额991.098541万元。无锡鑫辉行公司将上述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在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抵扣。无锡鑫辉行公司的部分货物资金1259.244万元流入云强公司后，通过田治国占有股份，并由其妻子刘潇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长沙国忆纺织品有限公司，流入刘潇私人账户以及黄某某控制的沈文珊、沈文斌、蔡中衡私人账户的方式，虚构资金流向，其他货款以伪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入账的方式虚构资金流向。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侦查机关提取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明：长沙国忆纺织品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25日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潇，股东田树雄出资20万元；田治国出资30万元。
2、侦查机关提取的云强公司开具给无锡鑫辉行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证明：云强公司于2014年4月至7月为无锡鑫辉行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70份，税款数额991.098541万元。
3、侦查机关提取的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孙晓东出具的“证明”证明：由云强公司开具给无锡鑫辉行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70份，已向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申报抵扣。
4、证人黄某某（无锡鑫辉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无锡鑫辉行公司与云强公司没有货物交易，为了赚取利润，他就安排下面的员工去买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知道是黄少波还是林伟从云强公司买来增值税专用发票，按市场行情有时6%或7%点。公司从云强公司购买的发票，在当地国家税务局进行了抵扣。2014年4月至7月从云强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70份，按发票面额付给云强公司355万至414万元，是付到私人银行账户上。林伟或黄少波通过沈文珊、沈文斌、蔡中衡的私人账户转给云强公司指定的私人账户。公司转账给云强公司金额1259.2420万元是他提供的，走完账后，最终再转到他私人账户和鑫辉行供货商，是通过网银转的。
5、证人于某某的证言证明：云强公司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由她一个人开具的，一般是根据易某某交给的资料开具相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7月，她向江苏鑫辉公司邮寄七月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地址是易某某发短信给她的。
6、证人易某某的证言证明：老板田总会将一些开票的资料给他，他将资料交给于某某，等于某某开好票之后，他再将这些票交给田总。
7、湖南省远扬司法鉴定所湘远扬鉴字[2016]第38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证明：根据云强公司的财务资料进行审核，未发现与无锡鑫辉行公司相关的货物运输费用的支出单据。根据云强公司的财务资料及开户银行资金流水记录进行审核发现，云强公司账面记录共收取无锡鑫辉行公司款项6860.5296万元，经审核：其中云强公司银行账户内实际收到无锡鑫辉行公司转入的款项为1259.244万元，另云强公司采用伪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入账的手段，在会计账册内虚列收到无锡鑫辉行公司货款5601.2856万元。在审核无锡鑫辉行公司及黄某某实际控制的个人账户（包括沈文珊、蔡中衡等人）的资金流向后发现，云强公司银行账户内实际收到无锡鑫辉行公司转入的款项1259.244万元后，通过长沙国亿纺织品有限公司及李洋（转黄某某账户10万元）将其中的1189.244万元转入黄某某实际控制的个人账户（其中黄某某账户10万元、沈文珊账户492.9万元、蔡中衡账户686.344万元）。综上云强公司与无锡鑫辉行公司无进行实际交易的证据，无合理的货物运输证据，资金流向及伪造收款情况较为清晰，云强公司向无锡鑫辉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70份，发票金额5829.991459万元，税款数额991.098541万元，应为虚构交易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
8、上诉人田治国对上述犯罪事实曾多次供认不讳。
三、2014年8月份，上诉人田治国经与湖南省岳阳市汨罗人何某某联系，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票面金额5%的价格，以云强公司名义为汩罗市骏博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骏博公司）、汩罗市佳鑫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鑫公司）、汩罗市汇利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利公司）、汩罗福祥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祥公司）、汩罗市鸿坤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坤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2份，发票金额2580.967282万元，税款数额438.76444万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在当地税务机关全部申报抵扣。具体为：向骏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税款数额57.4919万元；向佳鑫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税款数额298.256076万元；向汇利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税款数额40.83342万元；向福祥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税款数额19.419666万元；向鸿坤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税款数额22.763378万元。云强公司银行账户内实际收到佳鑫公司等四家单位转入的部分款项后，又将款项转入何某某持股的湖南福旺金属回收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其余采取伪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入账，在会计账册内虚列应收货款等方式虚构资金流向。骏博公司、佳鑫公司、鸿坤公司、福祥公司、汇利公司从云强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款项，通过何某某以及廖某某的私人账户转入田治国妻子刘潇银行账户14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侦查机关提取的云强公司向汩罗市骏博公司、佳鑫公司、鸿坤公司、福祥公司、汇利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证明：云强公司共向上述五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2份，税款数额438.76444万元。
2、侦查机关提取的汩罗国家税务局认证结果清单及说明证明：佳鑫公司从云强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于2014年8、10月进行了认证和抵扣，抵扣税款298.256076万元；骏博公司从云强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于2014年8、12月进行了认证和抵扣，抵扣税款57.4919万元；鸿坤公司从云强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于2014年8月、12月进行了认证和抵扣，抵扣税款22.763378万元；福祥公司从云强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于2014年8月进行了认证和抵扣，抵扣税款19.419666万元；汇利公司从云强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于2014年8月进行了认证和抵扣，抵扣税款40.83342万元。
3、侦查机关提取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刘潇账户收到何某某、廖某某转来的资金共计140万元，具体为：何某某使用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通过网银于2014年8月30日、9月3日、6日分别向刘潇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入10万元、20万元、10万元。何某某使用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通过网银于2014年9月11日、9月22日、9月28日分别向廖某某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入40万元、30万元、30万元，廖某某同日将上述款项通过网银向刘潇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入40万元、30万元、30万元。
4、证人何某某（在汩罗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的证言证明：他是鸿坤公司、汇利公司、福祥公司的业务员。2014年6月上旬在长沙钢材市场认识田治国（电话1390740****），田治国说是云强公司的业务员。2014年7月份至8月份多次从云强公司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均是由云强公司邮寄。
5、证人廖某某（在汩罗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的证言证明：她系福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某某与她是夫妻关系，何某某负责公司业务，云强公司是何某某联系的。
6、证人廖某甲（在汩罗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的证言证明：他系汇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是公司的业务员，云强公司的业务是何某某做的。
7、证人彭某某、彭某甲的证言证明：何某某拿他弟弟彭某甲的身份证注册成立了骏博公司。2014年底的一天晚上，何某某与田治国为云强公司的事情找到他们，告知如何应对税务机关的调查。
8、证人苏某的证言证明：何某某是她舅舅，拿她和廖某某的身份证注册了福祥公司，廖某某没有经营和管理公司。
9、证人常某某的证言证明：何某某是他弟弟，2013年，何某某借他身份证注册成立了鸿坤公司，公司由何某某负责经营。
10、证人常某的证言证明：何某某是他叔叔，2013年，何某某借他身份证注册成立了佳鑫公司，公司由何某某负责经营。
11、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何某某是他表弟，2013年，何某某借他身份证注册成立了佳鑫公司，公司由何某某负责经营，他只是挂名股东，法人代表常朵也是挂名的。
12、证人于某某的证言证明：云强公司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由他一个人开具的，一般是根据易某某交给他的资料（包括受票企业、货物的名称、数量、金额等）开具相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3、证人易某某的证言证明：老板田总会将一些开票的资料给他，他将资料交给于某某，等于某某开好票之后，他再将这些票交给田总。
14、湖南省远扬司法鉴定所湘远扬鉴字[2016]第38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证明：根据云强公司的财务资料进行审核，未发现与骏博公司、佳鑫公司、汇利公司、鸿坤公司、福祥公司相关的货物运输费用的支出单据。另根据当地税务机关的协查通报显示，除佳鑫公司存在部分运输费用发票外，上述涉案单位未列支与该项业务相关的货物运输费用。根据云强公司的财务资料及开户银行资金流水记录进行审核发现，云强公司账面记录共收取五公司款项2301.7236万元，经审核：其中云强公司银行账户内实际收到佳鑫公司、汇利公司、福祥公司、鸿坤公司转入的款项为2614.2171万元，云强公司采用伪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入账，在会计账册内虚列收到骏博公司货款390万元。在审核云强公司及何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及个人账户的资金流向后发现，云强公司银行账户内实际收到佳鑫公司等四家单位转入的款项2614.2171万元后，其中2619.125万元转入湖南福旺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何某某持股比例87.5％）银行账户，湖南福旺金属回收有限公司通过何某某、廖伶利、胡旺、李辉煌等个人账户将其中的1258.82万元转入佳鑫公司账户，将270.57万元转入汇利公司账户，将14.25万元转入鸿坤公司账户，以上回流资金共计1543.64万元。云强公司共向佳鑫公司、骏博公司、汇利公司、福祥公司、鸿坤公司以销售废铁、钢材边角料、废钢的名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2份，税款数额438.76444元。
15、上诉人田治国对上述犯罪事实曾多次供认不讳。
本院认为：上诉人田治国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云强公司的名义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云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田治国的行为已经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
田治国上诉提出“一审判决以存在多处矛盾的供述和证人证言认定本案全部犯罪事实均是上诉人一人所为证据不足，认定云强公司是上诉人一人实际控制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和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田治国是云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缺乏证据证明，据此判令田治国承担全部责任有失公正”的意见。对于上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分述如下：
一是关于田治国的翻供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田治国归案后，除了两次在执法办案区接受讯问外，从2015年8月29日至2016年1月，公安机关先后还在看守所对田治国讯问10次，田治国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从2016年1月26日开始，田治国否认云强公司是他设立的公司，但还是认可他是给云强公司介绍上、下游业务的介绍人，认可以前的供述是事实。从5月11日开始田治国否认犯罪事实。在二审提审时，田治国又供认无锡鑫辉行公司的业务、汨罗5家公司的业务是他介绍跟云强公司做的。从田治国翻供理由看，存在前后不一致，即使对于云强公司是否是陆某某的问题上也存在反复。另外，田治国否认与于某某没有任何联系的供述，与公安机关实际提取田治国与于某某电话和短信联系的事实相悖；田治国否认与何某某没有任何联系的供述，与何某某等人的证言、银行交易明细和田治国本人在二审提审时的供述等证据相悖。故田治国的翻供理由不具有可信性。此外，经审查田治国的十几次有罪供述，田治国供述作案的过程自然、故事完整，其供述能够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故田治国翻供理由不能成立。
二是关于云强公司是谁控制的问题。经查，按照本案证据，可以认定田治国是实际控制云强公司的事实，田治国提出为陆某某顶罪的问题，不能成立。主要理由：
①从可能顶罪的常理判断。按照一般常理，要人顶罪不仅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包括财力、权力和地位等优势，还要一定个人情感交往或者个人意志控制，否则不可能指使他人为其顶罪或者自愿为他人顶罪。从本案看，根据田治国翻供后的供述，田治国与陆某某只是有过生意交往，田治国与陆某某并没有明确两人是具有深厚友谊的朋友，那么为什么陆某某要田治国为其顶罪？即使陆某某提出要田治国顶罪，田治国凭什么要为陆某某顶罪?田治国是汨罗人，又是典型的生意场上的人，之后还到长沙开办公司，根据田治国的上述人生经历，不能得出田治国在与云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自愿为陆某某顶罪。此外，田治国并没有提出，陆某某具有强大的力量优势要求他为其顶罪，或者双方具有深厚的个人感情或者陆某某通过其他方式强迫、促使田治国为陆某某顶罪的事由。更何况，在二审主审人提审田治国时，田治国他也不能肯定云强公司就是陆某某的。显然，田治国提出为陆某某顶罪，他自身都难以确定。此外从长沙与城步的距离看。田治国是在长沙开办公司，而云强公司是在远离长沙的城步县，那么陆某某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找到在长沙经商的田治国顶罪，而不“就近”找在城步的人顶罪？
②从田治国与云强公司经济交往看。陆某某、于某某、易某某均证明田治国通过其妻子刘潇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云强公司开办费用或者为云强公司缴纳税款，转账和缴纳税款事实有银行交易明细和税务机关完税发票证明。此外，田治国妻子刘潇的银行账户与无锡鑫辉行公司、汨罗何某某等人的银行账户存在资金往来。上述事实具有客观性，可以证明田治国与云强公司及其之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一定的关系。田治国与云强公司的这种关系，田治国无法予以否认。
③从城步税务人员的证言看。城步税务部门的方某某、马某某、马某甲均证明田治国在云强公司成立之前咨询公司成立事宜，云强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后，又以云强公司负责人身份接受询问。对于这些事实，田治国本人没有否认。如果说，事后接受税务机关调查询问，是为陆某某顶罪的话，那么在事前向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咨询，这种行为怎么解释都无法按照“顶罪”之说予以解释。难道云强公司没有成立，田治国就愿意或者就知道之后要其“顶罪”。更何况，陆某某要田治国“顶罪”，难道税务部门的人员也想田治国“顶罪”，显然这不具有合理性。
④从田治国与云强公司财务代理电话联系情况看。公安机关从于某某1333729****手机号码中提取存储有与田治国的手机号码1390740****的通话记录10条，时间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6月1日，其中呼入6条，呼出4条。这说明田治国与于某某联系的情况。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于某某证言的可信性。
⑤从田治国供述的“先供后证”情况看。无锡鑫辉行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某于2015年11月27日证明他安排黄少波、林伟向云强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黄某某作出上述证明之前，田治国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时就已经交代虚开给无锡鑫辉行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他与无锡鑫辉行公司的黄总联系的。虽然，田治国没有明确供述“黄总”就是“黄某某”或者“黄少波”，但田治国供述在前，黄某某供述在后，并在黄某某无锡鑫辉行公司提取了云强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故田治国的有罪供述具有可信性。
⑥从田治国供述内容真实性看。在公安机关讯问田治国的同步录音录像中，田治国提到了一个税负率的问题，当时侦查人员问田治国什么是税负率。田治国予以解释。侦查人员说他们也不懂，先按照田治国说的记录（讯问笔录有记载）。经查，“税负率”的问题就是田治国向城步税务部门咨询的问题之一。从这一情节，可以看出田治国在公安机关作出的供述并非是“顶罪”式的虚假编排故事。
⑦从汨罗方面的证人证明的内容看。汨罗方面的证人：何某某、彭某甲、彭某某均证明田治国是云强公司业务员或者云强公司的老板。目前证据显示汨罗方面的证人显然与城步陆某某不存在任何关系。更何况彭某甲、彭某某均证明，2014年底田治国、何某某曾找他们告知如何应对税务机关调查云强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此外，何某某于2017年4月19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被汨罗公安机关抓获后，何某某明确证明：田治国曾跟他说过云强公司就是田治国的。
综合上述分析，一审判决认定云强公司是田治国实际控制的公司没有错误，至于其他人员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不是二审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目前认定田治国以云强公司名义实施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此上诉理由与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田治国上诉提出“2015年8月28日侦查机关对上诉人的两次讯问，没有给予充分的休息，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理由和其辩护人辩护提出“2015年8月28日侦查机关对田治国的两次讯问，没有给予田治国充分的休息，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意见。经查，田治国2015年8月28日被抓获后，公安机关当日在执法办案区对其讯问了两次，具体讯问的时间为：第一次讯问的时间是2015年8月28日2时02分至8时35分，第二次讯问时间为2015年8月28日9时21分至13时06分。田治国在上述两次讯问中，均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上述两次讯问均有同步录音录像证明，讯问的内容、时长与讯问笔录一致，且田治国明确认可公安机关没有对其刑讯逼供，都是他主动交代的。从公安机关讯问田治国时制作的同步录音录像看，公安机关讯问田治国时，田治国有抽烟、喝水等行为，田治国在视频中神态放松、自由，同时两次讯问间隔的时间有46分钟，况且田治国本人也认可公安机关对其没有进行刑讯逼供。故提出上述两次讯问是非法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的法律规定。故此上诉理由与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田治国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超出公诉机关的指控认定犯罪数额错误”的理由和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审判决存在超出指控范围认定虚开数额”的意见。经查，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总的指控犯罪数额是2620.386218万元，但是具体指控犯罪事实叙述的犯罪数额是3笔，即第一笔1348.331438万元；第二笔991.098541万元；第三笔438.76444万元，上述3笔共计2778.194419万元，此数额与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总额一致。故一审判决在公诉机关已在具体犯罪事实指控的情况下，对公诉机关明显计算错误的犯罪总额进行纠正，不属于超出指控事实认定判决事实的行为。故此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为无锡鑫辉行不锈钢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抵扣不明，将其认定为造成税款流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意见。经查，侦查机关提取的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证明：由云强公司开具给无锡鑫辉行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70份，已向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申报抵扣。故此辩护意见也不能成立。
田治国归案后先是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之后又否认主要犯罪事实，而田治国提出的翻供理由不符合本案事实和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根据田治国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田治国量刑适当。二审认定田治国的犯罪事实和情节没有变化，故田治国上诉提出“量刑畸重”的理由和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审判决以田治国的庭前供述与庭审供述不一致认定田治国认罪态度不好不当，请求对田治国从轻判决”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田治国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于2015年8月28日被刑事拘留，但是一审判决认定田治国的刑罚起算时间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29年8月25日止不当，应当从2015年8月28日起至2029年8月27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世锋
审 判 员 陈 健
代理审判员 余相东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叶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