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常民三终字第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桂香，女，196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津市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德俊，男，196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津市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邵攀君，湖南先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熙乾，男，195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澧县。
委托代理人庞业金，湖南中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桂香、李德俊因与被上诉人唐熙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2013）津民一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钟桂香、李德俊及其委托代理人邵攀君、被上诉人唐熙乾及其委托代理人庞业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2008年2月28日，唐熙乾通过竞买方式获得了澧县芦苇总场下南洲、熊家拐洲及汤家洲共计6388亩芦苇5年生产经营权。
2、唐熙乾在2011年4月5日前，曾到津市市恒丰种业购买农药防治芦苇虫害，买卖过程中唐熙乾主要与李德俊联系，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3、2011年4月5日，唐熙乾与津市市恒丰种业签订了《2011年芦苇专用杀虫剂购销合同》，约定：津市市恒丰种业向唐熙乾销售2011年唐熙乾所需的芦苇专用杀虫剂，津市市恒丰种业保证销售的是具有国家资质的农药厂商生产的芦苇专用杀虫剂，规格为每桶20公斤，且“三证”齐全；津市市恒丰种业负责聘请芦苇病虫害防治的专业人士，依据对唐熙乾每期芦苇虫情的实地考察，制定每期芦苇虫情防治方案，确定防治每期芦苇虫情的芦苇专用杀虫剂品种、规格、成分、数量、生产厂商等，津市市恒丰种业保证向唐熙乾销售的芦苇专用杀虫剂达到防治芦苇虫害的效果（即年杀虫率达85%，芦苇死亡率小于2.5%）；芦苇专用杀虫剂每桶价格为540元；每期芦苇专用杀虫剂到达唐熙乾指定地点后，唐熙乾以现金方式付款75%，剩余货款于达到芦苇虫情防治效果后30日内全部付清。合同加盖津市市恒丰种业印章，李德俊代津市市恒丰种业负责人钟桂香签字，唐熙乾自己签字。合同签订后由李德俊购进所需农药并送至唐熙乾指定的地点，向厂家支付货款及接受唐熙乾支付的货款。
4、李德俊于2011年4月30日、6月29日驾车运送芦苇专用杀虫剂至唐熙乾指定地点并负责指挥配药，由唐熙乾雇请的飞机喷洒治虫，至次日施药结束，期间，李德俊一直在现场。农药标签为植物杀虫剂，芦苇专用，Bacillusthuringiensis（翻译中文为苏云金杆菌）2000IU／edged（翻译中文为微升）Tppe：SC，（悬浮剂英文suspensionconcentrate缩写SC），NET：20KG，德国.德西科尔化工集团研发，深圳德西扬农生科技有限公司代理销售，生产基地：柘城新威农业有限公司。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依法核准生产的农药使用范围不包括芦苇。
5、2011年7月1日第二次喷药结束后，唐熙乾发现防治效果不理想并立即通知了李德俊，李德俊即与生产商联系并于2011年7月8日再次向唐熙乾提供芦苇专用杀虫剂82桶，并要求唐熙乾立即喷洒治虫，但唐熙乾认为此次防治时机已过，遂未予喷洒，后将该82桶芦苇专用杀虫剂于2011年8月11日进行第3次飞机喷洒治虫。第三次喷洒农药事宜，李德俊未参与。李德俊三次运送的农药为同一种农药。
6、唐熙乾分别于2011年5月1日、6月16日、7月16日、8月24日共向李德俊支付货款140000元。
7、2011年10月19日，经唐熙乾与钟桂香、李德俊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到澧县农业局报案，并由唐熙乾申请澧县农业局组织事故鉴定。当日，唐熙乾与李德俊在津市市农业局周某带领下来到澧县农业局报案，唐熙乾向澧县农业局提交书面植保事故鉴定申请书。
8、澧县农业局2011年10月20日向深圳德西扬农生科技有限公司以EMS形式寄送关于参加澧县芦苇场植保事故鉴定的函。深圳德西扬农生科技有限公司既未与澧县农业局联系，也未参与鉴定事项。李德俊也以EMS形式向其自述的农药销售商和生产商送达关于参加澧县芦苇场植保事故鉴定的函。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也未参与鉴定事项。
9、2011年10月23日，澧县植保植检站根据植保事故鉴定要求，委托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下列事项进行鉴定：1、造成芦苇虫灾的原因是什么？生产商提供的“芦苇专用杀虫剂”能否防治芦苇虫害？如果是虫灾，4、5、6月份三期虫害各占虫灾的比例是多少？2、如果6月份治虫没有达到防治效果，7月中旬补喷杀虫剂可否挽回6月份的防治效果？3、芦苇所受灾害的面积？所受损害的程度？4、确定芦苇所受灾害的具体经济损失。
10、2011年10月26日，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委托澧县植保植检站派出4名技术人员前往事发地调查虫灾发生情况，当日，李德俊在现场并拍照。
11、2011年11月2日，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员高必达等及澧县植保植检站陈克军等4人前往事发地现场鉴定芦苇受灾情况并对涉案农药进行取样。当日，李德俊在现场并拍照。
12、2011年11月17日，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1）、农药销售商津市市恒丰种业提供的“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8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属于假冒农药。（2）、造成芦苇灾害的原因是因所使用的药剂效果不佳，“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8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其真实身份甲拌磷已经在常德市生产上使用了40多年，害虫已有抗药性。（3）、从荻杆虫孔调查结果来看，各期虫害均有，以6-7月最重。如果6月份治虫没有达到防治效果，7月中旬补喷杀虫剂不能挽回6月份治虫的防治效果，因此时害虫已经造成危害且虫龄提高，不能杀死。（4）、芦苇所受灾害的面积即为实际面积，据虫害调查，几乎所有芦苇都有虫孔。（5）、芦苇具体经济损失为152.04万元，具体计算方式为：①主水沟产量损失率86.5%，产量损失43.25吨；②下南洲产量损失率66.5%，产量损失1244.21吨；③熊家拐产量损失率46.6%，产量损失1302吨；④汤家洲产量损失率7.5%，产量损失125.47吨。经济损失2715吨×560元／吨=152.04万元。
13、鉴定意见出来后，考虑损失额大，钟桂香、李德俊建议唐熙乾找农药生产商理赔，后经协商，钟桂香、唐熙乾及双方共同朋友熊荣国一同前往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三人到了河南省柘城县后，钟桂香告知唐熙乾该公司派社会上的人准备找他们麻烦，要求迅速离开，三人返回。唐熙乾与钟桂香、李德俊自述生产商未能联系上。
14、鉴定意见书中所指农药销售商津市市恒丰种业提供的“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8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与李德俊销售给唐熙乾的农药为同一农药，这样表述主要基于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只依法核准生产8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而李德俊称其所销售的农药为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生产，故用引号以示特定称谓。
15、李德俊与钟桂香系夫妻关系，李德俊为津市市农业局职员，钟桂香为个体工商户，登记字号为“津市市恒丰种业”。
16、唐熙乾支付司法鉴定费145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有以下六点，一是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二是李德俊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三是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四是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五是本案损失如何确定；六是损失如何及分担。
1、关于第一个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是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唐熙乾与个体工商户钟桂香（登记字号津市市恒丰种业）签订书面合同建立农药买卖关系并约定双方权利义务，从该合同形式上看，买卖双方均在合同文本上签字，卖方即个体工商户钟桂香之夫李德俊代其签名并盖有其登记字号印章，买方在合同上亦亲笔签字确认。虽李德俊不是登记业主，但其在交易过程中一直在做具体事情，并且在此之前，唐熙乾与之便有多次农药交易，从其身份与行为判断，足以让人相信其有权代理其妻签订相关协议；从合同内容上看，内容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要件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实际履行看，卖方向买方交付了农药，买方向卖方交付了货款；从签订过程看，虽然现钟桂香、李德俊认为是唐熙乾想联合两人去找生产厂家索赔双方才于2011年11月份补签的，但原审法院认为即使该合同系事后补签，也不影响双方存有农药买卖关系事实的认定，事后补签也并不意味着双方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就无效，且钟桂香、李德俊提出该合同为事后补签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也没有提交其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受到强迫、合同约定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据，故双方签订的农药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全面适当履行。钟桂香、李德俊提出的与唐熙乾签订的《2011年芦苇专用杀虫剂购销合同》为虚假合同的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2、关于第二个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李德俊是本案适格被告。首先，李德俊与钟桂香为夫妻关系，津市市恒丰种业虽登记为钟桂香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且起有字号，但实际属两人共有，经营收入为夫妻共同财产。李德俊为津市市农业局职员，津市市恒丰种业系经营农资产品，津市市恒丰种业与唐熙乾发生芦苇专用杀虫剂买卖交易时，是由李德俊联系并全程参与，其后李德俊亦参与了农药及芦苇损失的鉴定，因此，根据法律关于“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津市市恒丰种业与唐熙乾之间因芦苇专用杀虫剂买卖合同发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钟桂香和李德俊的夫妻共同债务，由两人依法共同承担，李德俊应为本案适格被告，并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李德俊应当成为本案适格被告，其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钟桂香、李德俊提出的李德俊的行为应为表见代理，李德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3、关于第三个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钟桂香、李德俊销售给唐熙乾的农药为Bacillusthuringiensis2000IU／edgedTppe：SC产品，其由德国.德西科尔化工集团研发，深圳德西扬农生科技有限公司代理销售，生产基地在柘城新威农业有限公司。该产品用中文表述即为2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而根据钟桂香、李德俊提交的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核准生产的产品应为8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故钟桂香、李德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销售给唐熙乾的农药系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生产，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销售农药的生产商和供货商，且本案唐熙乾系以买卖合同提起本案诉讼，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不宜追加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为被告，该公司非本案适格被告。
4、关于第四个焦点，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从鉴定启动看，事故发生后，唐熙乾与钟桂香、李德俊协商，准备一起找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理赔，后因诸多原因未果，于是双方在津市市农业局干部带领下到澧县农业局报案，并由唐熙乾向澧县农业局提交书面植保事故鉴定申请书，该局根据植保事故鉴定要求，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期间，李德俊分别向深圳德西扬农生科技有限公司的瞿经理和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的刘河义邮寄送达关于参加澧县芦苇场植保事故鉴定的函，可以得知李德俊知晓启动司法鉴定相关事项。从鉴定过程看，李德俊一直在鉴定取样现场，并以拍照形式记录现场过程，现其不认可该鉴定意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鉴定人员所取样农药是否系其销售农药存疑。首先，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为所取样农药系从李德俊销售的药桶中倒出，该药桶是已开封的药桶；其次，之前由李德俊运送该批药、并且配制该药剂用于飞机喷洒，理应对该品种农药十分熟悉，通过查其形，观其色，闻其味，即可大概得知该农药是否属其销售的农药，但李德俊在鉴定人取农药样品现场时未提出异议，可以认定鉴定人员所取鉴定农药样品即为钟桂香、李德俊销售农药。从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资质看，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业务范围是农药质量及损害、昆虫种属、植物病理、种苗种属及质量、植物损害、动物损害，本案鉴定标的为农药质量及损害以及植物病理、植物损害，属其鉴定范围。鉴定人员高必达执业类别为农药质量及损害鉴定、植物病理鉴定，鉴定人员肖铁光执业类别为动物损害、植物损害、昆虫种属，鉴定人员彭丽莎执业类别为农药质量及损害、植物损害、动物损害，三人就本案鉴定而言均有鉴定资质。从鉴定主要意见看，意见之一为钟桂香、李德俊销售的农药不是河南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依法核准生产的农药，属假冒农药，从钟桂香、李德俊提交的证据来看，其销售的农药确实不是河南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依法核准生产的农药；意见之二，芦苇具体经济损失为152.04万元，唐熙乾本案所涉芦苇2010年度销售额为4256000元，2011年度销售额为2800000元，两者相差1456000元，两年之间的差额与鉴定损失相差不大。从鉴定范围看，澧县植保植检站委托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下列事项进行鉴定：1、造成芦苇虫灾的原因是什么？生产商提供的“芦苇专用杀虫剂”能否防治芦苇虫害？如果是虫灾，4、5、6月份三期虫害各占虫灾的比例是多少？2、如果6月份治虫没有达到防治效果，7月中旬补喷杀虫剂可否挽回6月份的防治效果？3、芦苇所受灾害的面积？所受损害的程度？4、确定芦苇所受灾害的具体经济损失。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也是围绕前述四项事项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并没有超越委托范围进行鉴定而作出鉴定意见，故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5、关于第五个焦点，唐熙乾损失应如何确定。唐熙乾承包的芦苇面积总共6388亩，从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通过与选取的基本未受虫害的区块芦苇产量对比，其中主水沟50亩芦苇损失率91%，下南洲1871亩芦苇损失率71.5%，熊家拐2794亩芦苇损失率为51.6%，汤家洲1673亩芦苇损失率为12.5%。而双方合同约定，钟桂香、李德俊销售的芦苇杀虫剂应达到杀虫率85%的防治效果，因此，唐熙乾芦苇的损失率应在上述损失率的基础上扣减15%，由此得知唐熙乾芦苇因虫害而实际可挽回的损失率分别为主水沟损失率76%，下南洲损失率56.5%，熊家拐损失率36.6%，汤家洲损失率为0。鉴定机构根据本地历来芦苇产量及销售价格，以平均亩产芦苇1吨，并以560元／吨的价格计算损失符合实际，故原审法院确认唐熙乾的芦苇经济损失为1186080元（产量损失为主水沟38吨、下南洲1057吨、熊家拐1023吨，共计2118吨，价款为2118吨×560元／吨=1186080元）。加上因主张权利进行司法鉴定的必要支出14500元，共计1200580元。
6、关于第六个焦点，应厘清两个事项，一是钟桂香、李德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二是唐熙乾的损失如何分担。
首先，钟桂香、李德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钟桂香、李德俊作为农药销售者，应当依法说明其购销的商品的合法来源，而钟桂香、李德俊至法庭辩论终结时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购销合同和发票来说明其销售商品的合法来源，且提供给唐熙乾的农药亦存在如下违规事实：1、农药作为特殊产品，须经国家批准才能生产。钟桂香、李德俊提供的农药登记证显示“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登记生产的为8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而其提供给唐熙乾的农药商标上标注的为“2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登记许可与实际产品标注不符。2、根据该农药登记证上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8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的适用范围表明，该药并不适用于芦苇虫害的防治，而钟桂香、李德俊销售的2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商标上显示为芦苇专用杀虫剂，可作用于芦苇上的蚜虫、飞虱、螟虫、狄蛀叶蛾等。3、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关于“农药产品包装必须贴有标签或者附具说明书。标签应当紧贴或者印制在农药包装物上。标签或者说明书上应当注明农药名称、企业名称、产品批号和农药登记证号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号以及农药的有效成份、含量、重量、产品性能、毒性、用途、使用技术、使用方法、生产日期、有效期和注意事项等；农药分装的，还应当注明分装单位”的规定，钟桂香、李德俊提供的2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农药标签不符合规定要求。4、钟桂香、李德俊销售的2000IU／毫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经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假冒农药，其成分为甲拌磷，在常德市生产已使用40多年，害虫已有抗药性。同时，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关于“农药经营单位购进农药，应当将农药产品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核对无误，并进行质量检验及农药经营单位销售农药，必须保证质量，农药产品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应当核对无误”的规定，钟桂香、李德俊作为农药销售者负有对农药产品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核对无误，并进行质量检验及保证质量的义务。由此可见，钟桂香、李德俊作为本案买卖合同的卖方且为芦苇专用杀虫剂的销售者，违反卖方义务，违法销售假冒农药，已构成违约，其辩称提供农药为合格产品的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唐熙乾施洒假冒农药治虫造成其承包的芦苇因所使用的药剂效果不佳发生大面积虫害，遭受巨额经济损失，故钟桂香、李德俊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其次、唐熙乾的损失如何分担。唐熙乾承包的芦苇因钟桂香、李德俊的违约行为导致发生严重虫害，唐熙乾因此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因此钟桂香、李德俊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唐熙乾对自己承包的芦苇疏于管理，第一次防治效果不佳后未能及时发现，在发现第二次防治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又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虫害以减少损失，且在明知钟桂香、李德俊提供的农药前两次防治效果不佳的情况下第三次喷洒时依然使用其提供的农药，最终导致爆发严重虫害。因此，唐熙乾因未能及时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而遭受的部分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考虑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的防治效果不可逆转的意见，原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为30%，其余70%损失由钟桂香、李德俊承担。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唐熙乾承包的芦苇各期虫害均有，以6-7月最重，如果6月份治虫没有达到防治效果，7月中旬补喷杀虫剂不能挽回6月份治虫的防治效果，因为此时害虫已经造成危害且虫龄提高，不能杀死。因此，钟桂香、李德俊提出的唐熙乾在7月8日收到第三批杀虫剂后没有及时喷洒，从而导致芦苇虫害发生，其损失应自行承担的抗辩主张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被告钟桂香、被告李德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唐熙乾经济损失840406元。二、驳回原告唐熙乾超过本判决第一项确认数额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8615元，由被告李德俊、钟桂香负担10225元，原告唐熙乾负担8390元。
宣判后，钟桂香、李德俊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法院对证据采信不当，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程序违法，系唐熙乾单方委托，委托鉴定事项超出了鉴定机构的受理范围及委托鉴定范围；鉴定人员资质与组成不符合法定要求；鉴定书不具备文书要求；本案为植保事故，应适用《湖南省植保事故鉴定办法》的规定；需鉴定现场的植物生长期已过该植物典型性状表现期，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不应受理，其取样没有经过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抽取的农药并不是密封或封盖的，是否有药性、是否是李德俊销售的农药亦不知晓；鉴定损失的计算方式不正确，委托鉴定事项与鉴定结果不符，鉴定内容存在矛盾。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李德俊不应参加诉讼，但遗漏了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唐熙乾的诉讼请求。
钟桂香、李德俊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唐熙乾辩称：本案应适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程序合法有效，委托鉴定事项并未超出鉴定机构的受理范围及委托鉴定范围，委托鉴定事项与鉴定结果相符，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有相应鉴定资质，且鉴定检材是钟桂香、李德俊销售给唐熙乾的农药，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取样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李德俊是本案适格当事人，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不是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钟桂香、李德俊可以另案起诉追偿。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唐熙乾在二审举证期间内向本院申请证人熊某某出庭作证，拟证明熊荣国和李德俊一起到澧县农业局报案，反映农药的喷洒情况。
二审期间，本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员高必达出庭作证，证明鉴定人员、鉴定机构具有相应鉴定资质；农药取样时，李德俊、唐熙乾均在现场，李德俊对取样未提出异议；“芦苇”包含芦、荻；由于鉴定时，只考虑向生产商索赔，没有指出除农药质量外其他因素对芦苇产量的影响。
经庭审质证，钟桂香、李德俊对证人熊某某证言的质证意见为：熊荣国借钱给唐熙乾，入股唐熙乾经营的芦苇场，是本案利害关系人，该证据不是二审时的新证据，其证词不能采信；对鉴定人员高必达证言的质证意见为：鉴定程序、鉴定资质不符合法律规定，鉴定结论没有送达当事人，不能证明农药有质量问题，造成芦苇损失的原因不仅只有农药因素，还有其他原因。唐熙乾对鉴定人员高必达证言的质证意见为：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造成芦苇损失完全是因为虫灾，没有特殊情况时，只有农药这一原因导致芦苇减产。
本院认证意见为，熊某某证言与澧县植保植检站证明、李德俊在2012年7月17日庭审中陈述一致，对其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鉴定人员高必达对鉴定过程的陈述与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内容一致，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鉴定结论对芦苇损失归于农药质量对产量的影响。鉴定以基本未受损失的熊家拐、汤家两洲块分别取样方，各样方芦荻重量平均值为108.8公斤，确定了同时喷洒农药的事发洲块芦苇产量损失率分别为主水沟86.5%、下南洲66.5%、熊家拐46.6%、汤家7.5%，产量损失2715吨。《芦苇栽培原理与实践》载明“南县、澧县、安乡等部分县，平均单产达1.0吨左右”。
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钟桂香、李德俊提出的上诉请求及唐熙乾的答辩主张，诉讼双方争议焦点是：（一）李德俊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二）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是否是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三）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应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一）李德俊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唐熙乾与津市市恒丰种业签订了《2011年芦苇专用杀虫剂购销合同》，合同加盖津市市恒丰种业印章，并由经营者钟桂香之夫李德俊代其在合同上签名，其后李德俊将销售的农药运送给唐熙乾，唐熙乾亦直接将农药货款给付李德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李德俊在本案中实际上参与了津市市恒丰种业对唐熙乾的农药销售，且李德俊与津市市恒丰种业经营者钟桂香系夫妻关系，故李德俊是本案适格主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是否是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唐熙乾承包芦苇由于喷洒农药的质量问题发生大面积虫害，而遭受财产损害，因此唐熙乾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至法院，请求赔偿损失。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唐熙乾、钟桂香、李德俊是本案购销合同权利义务主体，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故原审法院未漏列诉讼参加人，河南省柘城县新威农药有限公司不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
关于争议焦点（三）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应予采信。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员从事各类司法鉴定业务活动应遵循《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相应规定。因唐熙乾与李德俊共同向澧县农业局报案，申请植保事故鉴定，澧县植保植检站依法委托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人员的鉴定业务范围为农药质量及损害鉴定、植物病理鉴定、动物植物损害、昆虫种属，本案芦苇损害的原因在其业务范围内，没有鉴定机构不得受理的情形，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依据澧县植保植检站委托鉴定范围作出（2011）植损鉴字第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事项未超出鉴定机构的受理范围及委托鉴定范围；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九条“司法鉴定机构对同一鉴定事项，应当指定或者选择二名司法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对疑难、复杂或者特殊的鉴定事项，可以指定或者选择多名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规定，本案鉴定人员具有相应资质，其组成符合法定要求。
鉴定材料包括检材和鉴定资料，澧县植保植检站作为委托人应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鉴定人员高必达、肖铁光及澧县植保植检站陈克军等人到芦苇场现场勘察芦苇受灾情况时，唐熙乾、李德俊均在场。鉴定人员从唐熙乾承包的芦苇场内已开封使用的一个农药桶中倒出涉案农药，其外观为透明油状，有强烈刺鼻气味，该检材的表观物理性质与李德俊所称销售的生物农药苏云金芽孢杆菌悬浮剂物理性质不符。由于李德俊此前销售涉案农药给唐熙乾，自行运送、配制，对该农药的物理属性应知晓。涉案农药取样程序上虽没有经过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农药也并未密封，鉴定人员取样时，李德俊当场并未提出异议，故本院认为取样程序合法。经鉴定，涉案农药为甲拌磷，在常德市生产上使用了40多年，害虫已有抗药性，是造成芦苇损害的原因，钟桂香、李德俊销售的农药属假冒产品。
依据夏立秋主编的《芦苇栽培原理与实践》，“芦苇”是通用名称，包含芦、荻。鉴定芦苇损害的检材为芦荻，与鉴定结果所称“芦苇”系同一植物。鉴定人员按虫害轻重将唐熙乾承包的芦苇场分4个区（主水沟为熊家拐一部分），每区分别进行5点取样，并将样方内芦荻全部收割称重，参照历年产量，计算芦荻产量损失。受损芦苇取样方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鉴定意见书亦载明了芦苇损失、昆虫鉴定、农药鉴定方法与依据，符合鉴定意见书的文书要求。
由于鉴定人员考虑当事人向农药生产厂商理赔的问题，鉴定结论并未指出防治对象生长周期、天气、湖洲水位、喷洒农药时间、方法与施药条幅之间的吻合度等因素对芦苇损失的影响，唐熙乾承包的同一洲块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洲块之间芦苇损失率差距较大，害虫分布不均匀，仅将农药质量作为芦苇损害的唯一原因，不符合实际情况，且芦苇产量减少也使收割、运输成本相应减少。鉴定基于目前防治钻蛀性害虫农药效果最高只能达到95%左右，已从总损失中减去5%不可避免损失，确定了事发洲块芦苇产量损失率分别为主水沟86.5%、下南洲66.5%、熊家拐46.6%、汤家7.5%，产量损失2715吨。按照双方当事人签订的《2011年芦苇专用杀虫剂购销合同》中约定年杀虫率达85%，扣除鉴定中已减去的5%不可避免损失，再从上述损失率基础上减去10%，考虑了芦苇损失的相关因素，符合实际情况和合同约定，故事发洲块芦苇产量损失率分别为主水沟76.5%、下南洲56.5%、熊家拐36.6%、汤家0，以平均单产1吨／亩计算产量损失为2118吨，参考湖南天洁纸业有限公司与唐熙乾签订的《2011年芦苇交售补充协议》所约定价格560元／亩计算，芦苇经济损失为1186080元。
从鉴定结论关于“受害荻大致分为二类：第一类受害荻株高3米左右，有叶，茎自中间弯折，弯折处均有虫孔，剖茎检查发现茎髓和内壁被蛀食，呈“血柴”现象，尚有活虫、蛹或者蛹壳在内，主茎未能抽穗，产量受严重影响，受害期应在6-7月；第二类受害荻株高4米左右，虽在上部可见虫孔，但产量损失不显著，受害期应在8月以后”的描述来看，芦苇主要受害期在6-7月，各洲块芦苇产量损失率差异幅度较大。唐熙乾在两次治虫效果不好的情况下，疏于管理，未能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有一定过错，对芦苇损害承担部分责任符合公平原则，原审法院酌定其承担30%责任并无不当。芦苇经济损失为1186080元，鉴定费14500元，唐熙乾经济损失共计1200580元，钟桂香、李德俊应赔偿唐熙乾经济损失840406元（1200580元×70%），故对钟桂香、李德俊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615元，由李德俊、钟桂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海澜
审 判 员 刘爱华
审 判 员 于 琇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代理书记员 徐晓敏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