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72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基芬，女，1969年11月2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德仁，男，1965年10月7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春晖，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号大成国际中心*座*层。
负责人：梅向荣，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少锋，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基芬、苏德仁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律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7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基芬、苏德仁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春晖，盈科律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少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基芬、苏德仁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盈科律所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盈科律所存在严重缔约过失责任，涉案委托代理合同违反《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应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2.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极有可能经过伪变造，尤其是律师代理费条款及盈科律所公章的加盖；3.盈科律所诉求的350万元律师代理费远超《律师业务收费标准》，不应得到支持。4.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本案应适用律师法等特别法，而不应适用合同法，盈科律所的诉求违反国家律师管理相关法律和行业规章；我方已依法终止委托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对方并未办理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委托事项，要求我方承担律师代理费显失公平。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盈科律所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盈科律所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黄基芬、苏德仁的上诉请求。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合同全面履行义务，黄基芬、苏德仁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
盈科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黄基芬、苏德仁共同给付盈科律所代理费35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5日，王××向广州仲裁委递交仲裁申请书，要求被申请人黄基芬、苏德仁返还借款本金3900万元、支付违约金等。同日，王××向广州仲裁委递交仲裁申请书，要求被申请人黄基芬返还借款本金1156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2012年12月3日，黄基芬、苏德仁分别作为申请人，向中山中院递交两份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书，分别要求确认苏德仁签订的《借款合同》、《确认函》，黄基芬签订的《确认函》中约定的提请广州仲裁委仲裁的条款的法律效力。
2013年1月17日，黄基芬、苏德仁作为甲方与乙方盈科律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王××民间借贷纠纷、借款合同纠纷事宜，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曾少锋律师或其他律师在甲方与王××关于民间借贷纠纷、借款合同纠纷二件仲裁案件中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同意乙方律师或乙方指派的律师转委托其他律师或律师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乙方或乙方指派的律师参与仲裁、法院诉讼，调解、和解或以其他方式解决纠纷，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提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仲裁请求，代为进行和解、调解，代为上诉等；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全数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工作费用，乙方或乙方指派律师仅参与二件案仲裁或诉讼的程序性阶段或是实体性阶段的部分或全部工作，甲方都应按本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工作费用全额按时、足额全数向乙方支付，因不可归责于乙方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项不能完成，乙方有权向甲方收取未收取律师代理费，乙方已收取律师代理费不予退还甲方；有以下情形之一，甲方未依本合同约定支付给乙方的二件案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甲方应无条件且不得异议的按乙方或乙方指派律师要求全额支付给乙方；有以下情形之一，甲方已支付给乙方的二件案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乙方不退还甲方，甲方无权要求乙方或乙方指派律师退还全部或部分已收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A)二件案调解结案时或和解结案时；B)二件案法院审理终结结案或仲裁委仲裁终结结案时；C)二件案调解结案前或和解结案前，法院审理终结结案前或仲裁委仲裁终结结案前，甲方单方提出解除、终止本合同时；根据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现行律师服务收费的有关规定，结合委托事项具体情况和复杂程度等，经双方自愿协商同意确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二件案律师代理费350万元，甲方应在其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二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办理委托事项发生下列工作费用，由甲方另单独支付给乙方：1、任何第三方所收取的费用；2、发生的差旅费、交通费、食宿费、长途电话费、通讯费等费用；3、甲方委托律师办理二件案以外的其他法律服务事项的费用；4、征得甲方同意后支付的其他费用；上述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甲方应一次性按时、足额支付；逾期支付本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的，甲方应支付违约金给乙方，违约金以甲方欠交数额计按日支付千分之一另支付给乙方，逾期支付本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或暂停办理委托事项并保留向甲方追索的权利，所造成一切后果或损失由甲方自负，与乙方无关；甲方明确放弃委托事项而变更合同，甲方仍必须按变更合同前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全额支付给乙方，甲方应无条件且不得异议的按乙方或乙方指派的律师要求支付给乙方；乙方接受委托后，甲方不得因非乙方的原因单方解除本合同，否则，视为乙方已完全履行完本合同义务，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数额全额支付给乙方；甲方不得以如下理由不支付未付给乙方的律师代理或工作费用，不得要求乙方或乙方指派的律师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或工作费用：1、甲方单方面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的；2、乙方受委托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不付或少付费的；3、甲方作为原告、申请人时，乙方或乙方指派律师已经为出庭作了准备，原告、申请人撤诉、撤回申请的，甲方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时，乙方或乙方指派律师已经为出庭作了准备，原告、申请人撤诉、撤回申请的；4、其他非因乙方的原因，甲方单方解除合同的；甲方不支付或延期支付本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或者工作费用，或者单方解除、终止本合同的，乙方或乙方指派律师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代理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及延期支付的滞纳金或违约金，甲方应无条件且不得异议的按乙方或乙方指派律师要求支付清未付的律师代理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以及延期支付的滞纳金或违约金；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签署之前已就本合同涉及的委托事项进行了详细研究，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前已经向甲方解释了律师代理费收费规定及标准，甲方已完全明确、知释；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或代表人签字或盖章时生效；本合同自乙方律师完成本合同约定委托事项时终止；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乙方、经办律师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手写的特别约定内容为：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日内，若甲方聘请乙方为法律顾问并与乙方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则本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350万元变更为300万元，本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350万元，是收（2012）穗仲中案字第3806号和3807号2个仲裁纠纷案标的额约共6140万元为基数计算协商确定的，若2个仲裁案件纠纷标的额增加，则甲、乙双方对纠纷标的额增加部分另协商加收律师代理费。
同日，黄基芬、苏德仁分别出具了在苏德仁起诉（申请）确认王××与黄基芬仲裁协议效力（2012）中中法民四仲字第13号，黄基芬起诉（申请）确认与王××、苏德仁仲裁协议效力（2012）中中法民四仲字第14号，黄基芬、苏德仁与王××借款合同纠纷（2012）穗仲中案字第3806号，以及黄基芬与王××民间借贷纠纷（2012）穗仲中案字第3807号四个案件中，委托曾少锋为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曾少锋的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其中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代理方式包括：代为调查、提供证据，代为出庭，申请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申请追加被告或第三人，自行和解，申请撤诉，提起上诉（申诉），提起反诉，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代为签署和受领有关文书，转委托；其中借款合同纠纷以及民间借贷纠纷的代理方式包括：代为进行答辩，代为调查、提供证据，出庭参加开庭审理、陈述事实及代理意见并参加调查、质证活动，申请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申请追加被申请人或第三人，代为提出、承认、变更、撤回、放弃仲裁请求，提起反诉请求，进行和解，接受调解，代为签署和受领有关文书，转委托。
黄基芬、苏德仁分别于2013年1月13日、1月17日签署了两份内容相同的盈科律所《委托人须知》，该须知中包括“遇有下列情况，律所不予退费：1、委托人同时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2、律师完成委托代理事项后，委托人以结果不理想或律师所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的；3、律师已经做好准备工作，委托人撤诉或对方撤诉的；4、其他非因本所或者本所律师的原因，委托人无故终止合同的”的内容。
2013年1月30日，中山中院就申请人为苏德仁、被申请人为王××、第三人为黄基芬以及申请人为黄基芬、被申请人为王××、第三人为苏德仁的两件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案件，分别作出（2012）中中法民四仲字第13号、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两案移送广州中院审理。两案裁定书中所列黄基芬的委托代理人均为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海际明律所）律师赵××及盈科律所律师曾少锋，苏德仁的委托代理人，均为海际明律所律师董××以及盈科律所律师曾少锋。
2013年3月14日，黄基芬、苏德仁分别出具了在（2013）穗中法仲异字第19号以及（2013）穗中法仲异字第20号案件中委托曾少锋作为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曾少锋的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包括：代为调查、提供证据，代为出庭，申请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申请追加被告或第三人，自行和解，申请撤诉，提起上诉（申诉），提起反诉，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代为签署和受领有关文书，转委托，代为调解。
广州中院于2013年4月16日作出（2013）穗中法仲异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苏德仁、黄基芬与王××于2011年12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黄基芬与王××于2012年7月6日签订的《确认函》中的仲裁条款均有效。同日，广州中院作出（2013）穗中法仲异字第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黄基芬与王××于2012年7月6日签订的《确认函》中的仲裁条款有效。两案中，苏德仁的委托代理人均为海际明律所律师董××及盈科律所律师曾少锋，黄基芬的委托代理人均为海际明律所律师赵××及盈科律所律师曾少锋。
2013年4月17日，盈科律所向广州仲裁委开具了（2012）穗仲中案字第3806号、3807号两案的律师事务所函。
2013年4月18日，广州仲裁委向苏德仁、黄基芬发出关于恢复苏德仁、黄基芬与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2）穗仲中案字第3806号]，以及黄基芬与王××民间借款纠纷一案[案号为（2012）穗仲中案字第3807号]仲裁程序的通知。并于2013年4月19日向曾少锋送达了上述通知以及两案2013年4月26日的开庭通知，曾少锋于同日向广州仲裁委递交了上述两案的仲裁答辩书，于2013年4月22日向广州仲裁委提交了两案的各14份证据及证据目录，并填写了两案的仲裁当事人仲裁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黄基芬、苏德仁于2013年4月25日向广州仲裁委递交的《解除授权委托函》中显示：黄基芬、苏德仁已于2013年3月26日解除了对曾少锋的委托授权，并分别邮寄给了曾少锋所在的盈科律所和广州中院。
2013年4月26日，曾少锋作为苏德仁、黄基芬的委托代理人出席（2012）穗仲中案字第3806号、2807号案件庭审时，首席仲裁员当庭告知其苏德仁、黄基芬于2013年4月25日向广州仲裁委递交解除授权委托函，要求解除对曾少锋的仲裁委托，曾少锋退出当日庭审，并在退庭前表示：盈科律所与黄基芬、苏德仁存在委托协议，也经办了授权的程序，曾少锋与黄基芬、苏德仁不存在解除合同的事实；曾少锋今天也到庭参加庭审，庭前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也提交了大量的证据和答辩材料，黄基芬、苏德仁不允许曾少锋参加庭审，是否允许曾少锋参与庭审，由仲裁庭决定；曾少锋及盈科律所和黄基芬、苏德仁之间的授权还是生效的，请求仲裁庭对解除授权委托的真实性核查清楚，请求仲裁庭给予曾少锋相应解除授权委托函的复印件；曾少锋同意退出本日庭审，不参与实体审理；开庭时，曾少锋突然接仲裁庭告知，黄基芬、苏德仁于2013年4月25日解除了对曾少锋律师的授权委托，盈科律所未与黄基芬、苏德仁解除涉案二件仲裁案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黄基芬、苏德仁也从未撤销曾少锋对涉案二件仲裁案的仲裁代理，请仲裁庭核实黄基芬、苏德仁向广州仲裁委递交的解除对曾少锋授权委托函的真实性，黄基芬、苏德仁单方无故解除对曾少锋代理二件仲裁案的授权并请求仲裁庭不允许曾少锋出庭二件仲裁案庭审的一切后果和责任都由黄基芬、苏德仁单方承担、负责，与盈科律所和曾少锋无任何责任和关系。
2013年5月30日，广州仲裁委作出（2012）穗仲中案字第3806号裁决书，裁决：1.黄基芬、苏德仁共同向王××返还借款本金3900万元；2.黄基芬、苏德仁共同向王××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分两段计付：1.2012年3月2日至7月6日的违约金为87.3952万元；2.以借款本金39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从2012年7月7日起计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违约金的计付总额应以借款本金为限）；3.对王××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4.本案仲裁费325734元，由黄基芬、苏德仁共同承担。该裁决书中载明黄基芬的委托代理人为广东泽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泽正律所）律师王×、邹×，海际明律所律师董××、赵××，以及盈科律所律师曾少锋，苏德仁的委托代理人为海际明律所律师董××、赵××，以及盈科律所律师曾少锋。同日，广州仲裁委作出（2012）穗仲中案字第3807号裁决书，裁决：1.黄基芬向王××返还借款本金1156万元；2.对王××要求黄基芬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3.本案仲裁费109248元，由王××承担19665元，由黄基芬承担89583元。该裁决书中载明黄基芬的委托代理人为海际明律所律师董××、赵××，盈科律所律师曾少锋，以及泽正律所律师王×、邹×。
庭审中，黄基芬、苏德仁表示，因签订合同时，黄基芬、苏德仁只看到了合同的最后一页并在最后一页签字，且当时未约定代理费金额，曾少锋律师以回律所盖章为由将所签合同全部拿走，后黄基芬、苏德仁得知代理费要350万元，认为约定的代理费过高，故行使任意解除权，两人于2013年3月26日向盈科律所发出《解除合同告知书》，解除了与盈科律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同时于当日向广州中院提交了《解除授权委托的函》，并提交了《解除合同告知书》顺丰速运快递单、快递查询记录、《解除授权委托的函》、EMS快递单、快递查询单予以证明。两份《解除合同告知书》内容为：盈科律所：本人黄基芬（另一份为本人苏德仁）因与王××借款纠纷一案，经熟人介绍于2012年12月与贵所曾少锋律师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委托曾律师代理本人参与诉讼，当天晚上已经十二点多，曾律师拿了一大堆打印好的文件让我签字，因为第二天上午就要开庭，本人没有细看便签了字，当时签订的代理合同律师费用一项是空白的，说是开庭之后再协商，签字之后曾律师也未按规定给本人留存一份合同，曾律师在当晚与本人签了合同及授权委托书之后，仅第二天上午匆匆忙忙开了一次庭（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便要收取本人律师费100万元，现在又要追加收取300多万元，本人认为他仅因案件程序性问题草草出了一次庭，该案件的前期工作都是我同时委托的另一律师完成的，却要收取我如此高额的律师费用，显失公平，其不讲律师职业道德，不讲诚信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本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本人确定从即日起解除与贵所曾少锋律师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与曾律师终止代理关系，如贵所不同意解除合同，本人将保留进一步向北京市律协投诉的权利。邮件号为114285465587的顺丰速运快递单上显示，寄件人为黄基芬，收件公司为盈科律所，联络人为梅××主任，收件人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76号大成国际中心C座6层，该邮件的查询结果为2013年3月27日由任×签收。盈科律所称，该律所从未收到过黄基芬、苏德仁发出的上述解除通知，盈科律所没有名为任×的工作人员，且在2013年4月，曾少锋仍通过挂号信以及短信的形式向黄基芬告知案件进展、寄送诉讼文件，同时盈科律所提交了曾少锋与黄基芬的短信记录和挂号信函予以证明。其中短信记录显示：黄基芬于2013年1月16日将苏德仁及黄基芬的身份信息发给曾少锋；曾少锋于2013年1月27日向黄基芬告知盈科律所收取律师费的账户信息，同日，黄基芬回复“曾弟、收到、谢谢”；2013年3月16日，曾少锋告知黄基芬、苏德仁，鉴于其二人未支付约定的律师费，已构成违约，其二人应按照约定支付相应律师费和违约金，否则盈科律所及律师将依约行使权利等；2013年3月22日，黄基芬向曾少锋发送短信称“少锋、我今天去深圳、下周二、如你方便安排时间约见！因近段时间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所以望你谅解，祝少铎好人代代平安、芬姐”。
经询，黄基芬、苏德仁称，因曾少锋以合同要回律所盖章备案为由，所以当时未将合同给黄基芬、苏德仁，所以黄基芬、苏德仁记不清合同到底是什么时候签订的，直至本案中盈科律所将合同作为证据提交，黄基芬、苏德仁才知道是在2013年1月17日，《解除合同告知书》中写的2012年12月是笔误，双方仅签订过一份代理合同。合同签订第二天，曾少锋电话中告知黄基芬、苏德仁代理费为350万元，黄基芬、苏德仁口头告知曾少锋不要参与。盈科律所称，因双方此前已经协商好了合同条款，故盈科律所在2013年1月13日在拟好的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并由曾少锋律师将合同带到广州，黄基芬、苏德仁于2013年1月17日在合同上签字后，盈科律所当场将两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原件交付黄基芬、苏德仁。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效力。首先，签约时间为2013年1月17日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落款处有黄基芬、苏德仁签字、捺印以及盈科律所公章及代表律师曾少锋签名，且合同中写明该合同自甲、乙双方或代表人签字或盖章时生效，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乙方、经办律师各执一份。盈科律所提交的曾少锋与黄基芬的短信显示，曾少锋于2013年1月27日向黄基芬发送盈科律所的收款账户信息，黄基芬表示“收到、谢谢”，并未提出对律师费的异议。可见，黄基芬、苏德仁关于两人签订合同时仅看到了合同最后一页，并未约定代理费金额，且手中未持有合同原件的主张，不符常理，且缺乏事实依据，对此，法院不予采信。其次，违反仲裁委的相关规定以及律师费收费标准并不是合同无效的事由，故黄基芬、苏德仁关于两人已委托了其他律所的律师，再次与盈科律所签订合同，违反了仲裁委的相关规定，以及盈科律所主张的代理费不符合律师业务收费标准，应属无效的意见，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故该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关于代理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受托人或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黄基芬、苏德仁作为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黄基芬、苏德仁提交的证据，二人已于2013年3月26日，通过快递向盈科律所的住所地发出了《解除合同告知书》，且快递结果显示对方已于2013年3月27日签收，故涉案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3年3月27日解除。盈科律所关于该律所未收到上述快递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乙方接受委托后，甲方不得因非乙方的原因单方解除本合同，否则，视为乙方已完全履行完本合同义务，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数额全额支付给乙方；甲方不得以其他非因乙方的原因，甲方单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支付未付给乙方的律师代理费或工作费用；甲方单方解除、终止本合同的，甲方应无条件且不得异议的按乙方或乙方指派律师要求支付清未付的律师代理费。”黄基芬、苏德仁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为认为双方约定的代理费金额过高，故行使任意解除权，该解除行为非因盈科律所的原因，且解除前盈科律所已指派曾少锋律师代理了黄基芬、苏德仁参与了（2012）中中法民四仲字第13号、14号，以及（2013）穗中法仲异字第19号、20号案件，且在黄基芬、苏德仁发出解除通知后，曾少锋也向仲裁机构递交了答辩状、证据材料、证据目录，签收相应诉讼文书，并在仲裁案件开庭时到庭应诉，可见盈科律所在依约履行其代理义务，故盈科律所要求黄基芬、苏德仁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判决：黄基芬、苏德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三百五十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基芬、苏德仁提交委托代理合同两份，欲证明在其委托盈科律所曾少锋律师之前已经委托了其他四名律师代理涉案仲裁案件，也约定了收费标准，一个案件的代理费是28万元，另一个案件是5万元。盈科律所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未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盈科律所表示无异议，黄基芬、苏德仁表示2013年3月14日的授权委托书其二人只是在空白委托书上签字，委托书上的相关内容是曾少锋自行补填的。
关于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经过及文本打印、签章情况，本院审理中，经询问，第一次庭审时盈科律所表示，黄基芬主动联系该所曾少锋律师，称想委托其代理，双方电话沟通后又多次面谈，曾少锋提出了一些诉讼策略，并提出代理费大约500万元，黄基芬一方称可以介绍更多案源希望代理费打折，双方就确定为350万元，后黄基芬一方又称可以签订法律顾问合同，双方就特别约定如果签订法律顾问合同代理费就改为300万元；合同文本是黄基芬一方提供的，后双方协商再结合律所的合同，拟定了最后的合同。2013年1月13日曾少锋觉得双方要签合同了，就让黄基芬、苏德仁签署了委托人须和，并要求对方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在广州签订的委托人须知，后曾少锋回北京在合同上加盖盈科律所的公章，然后拿到广州给对方见面签字，时间是2013年1月17日中午，地点是在一个酒店的大堂，当时黄基芬先到的，想代苏德仁签字，曾少锋不同意，后苏德仁也来了本人签字，签订完合同后曾少锋交给黄基芬、苏德仁两份合同。黄基芬、苏德仁表示，郑××介绍曾少锋与其签订合同，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3年1月17日凌晨，地点在是位于中海观园的郑××家中，关于代理费当时双方口头谈为30万元，其签字的那份合同也写明代理费30万元，当时其签字的合同上没有盈科律所的公章，也无盈科律所的字样，合同中第十二条也是空白的没有特别约定，签字后对方称拿回律所盖章未将合同给付自己一方，现盈科律所提交的合同与其当时签字的合同内容不同，且有其签字的最后一页排版与前面几页的排版也不一致。本院向盈科律所询问，其提交的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几页正文是否使用同一台打印机同时打印生成的，盈科律师表示，合同是曾少锋的助理打印的，是在广州打印出来的，好像当时律所的打印机坏了，所以拿到打印店里打印，打印出来后曾少锋拿着合同回到北京盖章。
该次庭审中黄基芬、苏德仁称就此事已报警，要求曾少锋提交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原件用以鉴定。本院要求盈科律所提交上述合同原件。
第二次庭审前一日，盈科律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少锋到庭表示该合同原件两份（包括原在律所保存一份以及原在曾少锋处保存一份）在其来京开庭路途中丢失，丢失后其已报案，并提交报案回执。黄基芬、苏德仁表示上述报案回执并不能证实合同原件丢失的事实。
第二次庭审中，本院再次询问涉案合同签订经过，盈科律所称，2013年1月13日当天双方确定要签订合同，就要求黄基芬、苏德仁签订委托人须知并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其将拟好的合同文本打印出来给该二人看过无异议后，就将上述委托人须知、身份证复印件、合同文本等通过传真传给北京的律所风控部门，当天审核通过后，曾少锋就把未签字的合同文本一份及委托人须知、身份证复印件等通过快递方式寄到了总部，总部风控人员把合同原件盖完章后又寄回广州，大约1月16日前其收到，并与黄基芬、苏德仁约好1月17日在广州分所签订委托合同，但17日中午其与同学在云莱斯堡酒店吃饭，吃完饭其就跟黄基芬在酒店大堂谈，苏德仁不在，刚好合同也在广州分所放着，自己还有当事人在分所等着，故其与黄基芬回到广州分所18层，后苏德仁也来了，二人在合同上签了字，其随即将两份合同原件交给了该二人；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原件是由位于北京的盈科律所总部打印的，其上传给风控部门，风控部门打印出来并盖完章寄回广州的，与其当时打印出来邮寄给北京盈科律所总部的不是一份。本院向其询问，为何前次庭审中其表示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曾少锋助理在广州打印出来后，曾少锋拿着合同到北京盖章，与在本次庭审的表述不一致，盈科律所代理人曾少锋表示，可能其当时没听清楚也没回答清楚，合同确实在广州打印了，也寄到北京又寄回来了，其不敢确定最后签字的是哪一份，按照时间推断应是在北京打印的，自己不能确定该合同正文的内容是否同一打印机同时打印生成的。
另，一审审理中，盈科律所数次陈述“合同条款是2013年1月13日之前协商好的，应被告请求为了方便委托人，不用跑到北京来签合同，所以我把合同带到广州分所18楼让被告签字”，“被告在广州为了被告不用到北京来，所以约定好2013年1月17日由原告经办律师在原告盖章到原告广州分所与被告签订正式民事代理合同”，“原告已经是在委托代理合同上已经盖好了原告公章，带到广州”。
对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委托人须知、《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仲裁申请书、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书、民事裁定书、授权委托书、卷宗材料、短信截图、快递单、挂号信函、解除合同告知书、解除授权委托的函、报警回执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盈科律所依据所提《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要求黄基芬、苏德仁支付委托代理费用，黄基芬、苏德仁否认盈科律所所提合同的真实性，称该合同尾页二人签名真实，但签字后盈科律所代理人以需要拿回律所加盖公章为由未将合同原件交付给其二人，且其二人签字的合同文本的代理费条款与盈科律所所提交前述合同文本中的相关条款内容不一致。故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盈科律所提交的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否真实，进而黄基芬、苏德仁应否向盈科律所支付代理费以及代理费数额如何确定。
一、关于盈科律所所提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主要理由如下：
1.对于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经过以及该合同文本的打印、盖章情况，盈科律所前后陈述不一，依照其在一审庭审及本院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合同文本系在广州打印生成，由盈科律所代理人曾少锋带回位于北京的盈科律所总部盖章，再带回广州，而本院第二次庭审中，盈科律所称该合同在广州拟定并上传给位于北京的盈科律所总部风控部门，由风控部门打印并加盖公章，后邮寄回广州。对于变更陈述的原因，盈科律所称此前未听清法官的问题，亦未回答清楚，但该所的诉讼委托代理人曾少锋直接参与了涉案合同的洽商、签订之全过程，且本人为从事多年的执业律师，故其既应对案件相关事实有全面的了解，同时亦应具有相当的法律专业知识及庭审经验，从而具备面对法官针对案情的提问审慎作答的意识和能力，故其上述解释不足以成为其陈述前后矛盾的合理解释。同时，对于变更后的陈述，盈科律所亦并未提供诸如向风控部门上传合同文本的记录或风控部门将加盖公章的合同原件邮寄回广州的邮单等证据予以佐证，以推翻原有陈述。在此情形下，本院有理由认为盈科律所关于涉案合同的洽商、签订及打印、盖章过程的陈述存有不实之处。
2.本案中，双方对盈科律所据以主张权利的合同真实性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盈科律所主张双方之间订立了委托合同并依据该合同约定要求对方支付代理费用，其即对于双方订立合同的事实以及其所提合同为真实的事实负有举证义务。本案中，黄基芬、苏德仁自认曾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签字，故盈科律所无需就签订合同这一事实再行举证，但其仍负有证明其所提合同为真实的法律责任，盈科律所虽辩称黄基芬、苏德仁亦持有合同原件并负有提供原件以反驳其诉求的义务，但在黄基芬、苏德仁否认收到过合同原件，而盈科律所对于合同文本生成、盖章的过程陈述前后矛盾的情形下，本院认为此时证明责任并未发生转换，盈科律所仍负有提供合同原件以进一步查明该事实的证明责任，否则不能视为其已经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
但从前述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在黄基芬、苏德仁申请本院调取盈科律所持有的合同原件用以鉴定，本院要求盈科律所提交上述合同原件后，该所表示其持有的两份合同原件均丢失，其虽就此提供报警回执为证，但考虑到盈科律所前述陈述不一的情况以及其主张该证据丢失的时机，仅凭该回执并不足以证实证据原件丢失的事实，退言之即便该合同原件确实丢失，亦系盈科律所的原因导致该合同是否真实这一事实无法查明，其应对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综上，结合盈科律所对涉案合同洽商、签订过程的陈述，以及现其不能提供涉案合同原件以进一步查明合同真伪的事实情况，本院认为其未能完成举证义务，本院对其所提《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二、黄基芬、苏德仁应否向盈科律所支付代理费及代理费数额。
本案中，盈科律所所提《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真实性未被本院确认，其依据上述合同约定要求黄基芬、苏德仁支付委托代理费350万元的诉求，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上述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就委托合同而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在本案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由黄基芬、苏德仁提出解除了委托合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可归责于盈科律所的事由，而盈科律所确实从事了部分代理工作，故黄基芬、苏德仁应当向其支付相应报酬。
对于代理费用数额的确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当事人就有关合同价款或者报酬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本案中，因双方均无法提交委托代理合同的原件，且对于约定的代理费收费标准陈述不一，应视为双方对报酬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且现双方对报酬数额的主张差异巨大，远不能就该费用达成补充协议，依据本案现有情况亦无法通过合同其他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相应报酬标准，而《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中对于本案所涉代理活动的法律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而并未强制要求实行政府指导价，故而难以通过前述合同法规定的方法确定报酬数额。对此，本院将结合盈科律所所代理案件的难易程度、耗费的工作时间、所完成代理行为以及相应付出的劳动成本及专业技能、盈科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并适当参考《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规定的民事诉讼案件指导价标准，酌情判定黄基芬、苏德仁给付盈科律所代理费十五万元。
综上所述，黄基芬、苏德仁的上诉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并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7963号民事判决；
二、黄基芬、苏德仁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代理费十五万元。
公告费260元，由黄基芬、苏德仁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负担30500元（已交纳）；由黄基芬、苏德仁共同负担43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黄基芬、苏德仁共同负担4300元（已交纳）；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负担305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路
审判员 赵 霞
审判员 贾 旭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黄 蕾
书记员 陆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