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民终794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陈福团，男，汉族，1968年11月30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福建省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河，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忠阳，男，汉族，1970年2月4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芬芬，女，汉族，1974年6月4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豪，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翔，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福团与被上诉人黄忠阳、黄芬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朗民一初字第9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福团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忠阳与黄芬芬归还借款45000元及利息；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忠阳与黄芬芬承担。具体事实和理由：一、陈福团向黄忠阳的银行转账记录共有三份：2013年5月5日，金额为50000元；2013年5月6日，转账45000元；2014年3月24日转账金额56400元，共计151400元。二、黄芬芬逾期提交银行流水账单不属于新证据，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给予罚款，而且在一审开庭时，黄芬芬明确75000元属于还款，现在又否认还款，其主张自相矛盾。三、结合陈福团向黄忠阳汇款151400元，即使认定黄忠阳归还的75000元的全部是还本金，那么黄忠阳的还款金额与陈福团的转款金额也还存在76400元差额。如有考虑利息，陈福团主张的金额也是符合情理。四、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部分存在主观推测，而不是以事实说话。五、关于汇款时用途为何为“往来款”。陈福团一审时当庭有解释这是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的固定格式，必须要有用途，而其他项更不适合。如果不填写是汇不出去的。六、一审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理解与适用存在错误。陈福团主张银行汇款是借款，但黄芬芬、黄忠阳否认。如黄芬芬、黄忠阳主张陈福团汇款不是借款是货款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的，或者是陈福团的汇款是归还之前陈福团欠黄忠阳的款，举证责任是在黄芬芬、黄忠阳一方，但黄芬芬、黄忠阳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此陈福团转给黄忠阳的汇款就应当认定为借款。黄芬芬向本院答辩称：陈福团仅凭一份银行汇款凭证并不足以证明陈福团与黄忠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陈福团一审时提供的两份借条仅为复印件，且陈福团在一审庭审时当庭陈述两份借条的款项，黄忠阳已经还清。综上，黄芬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忠阳未向本院提交任何答辩意见。陈福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忠阳、黄芬芬偿还陈福团借款45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清偿时止）；2.案件诉讼费用由黄忠阳、黄芬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福团提供了一份业务凭证，显示2013年5月6日陈福团通过其在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大朗墟镇支行的账户（账号15×××20）向黄忠阳在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企石支行营业部的账户（账号62×××73）转款45000元，用途注明为“往来款”。陈福团称其与黄忠阳是老乡，也是毛织业同行，认识了十多年，交付案涉借款时黄忠阳人没来，是通过转款方式交付，故并未出具借条，也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黄忠阳至今未偿还借款。关于转款用途注明为“往来款”，陈福团称其文化程度不高，并不理解字面意思，其认为就是借款的意思。黄芬芬对于该业务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陈福团与黄忠阳之间存在相关借款关系。黄芬芬主张陈福团与黄忠阳有其他业务关系，存在资金来往，并提供了两份银行流水账单复印件，中国农业银行流水账单显示黄忠阳于2014年4月29日向陈福团转款30000元，2014年8月6日向陈福团转款5000元，中国建设银行流水账单显示黄忠阳(账号62×××36)于2014年4月30日向陈福团转款3万元，2014年6月8日向陈福团转款5000元，2014年7月10日向陈福团转款5000元，合计75000元。陈福团确认上述75000元转款时间及金额的真实性，但称该转款用于偿还之前的100000元借款，为此陈福团提供了一份借条复印件，载明黄忠阳向陈福团借款100000元，借款人处有黄忠阳字样的签名，借款日期为2013年5月3日，底部注明“汇入企石农业银行”，并附有黄忠阳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尾号为741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复印件（该复印件模糊，仅能看清尾数）。陈福团称该100000元以现金方式在出具借条当日一次性交付，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上述75000元转款即用于偿还该借款的一部分。陈福团还称其与黄忠阳之间借款往来多次，除了上述证据之外，其仅另提交了一份业务凭证，显示2013年5月5日陈福团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大朗支行的账户（账号62×××10）向黄忠阳在中国农业银行东莞企石支行的账户（账号62×××19）转款50000元。对于上述借条及业务凭证，黄芬芬称根据黄忠阳的陈述，案涉款项已经全部清偿，并不存在欠款的情况。一审法院另查明：黄芬芬与黄忠阳于1995年2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6月26日登记离婚。在（2015）东二法朗民一初字第977号案件中，陈福团诉请黄忠阳、黄芬芬偿还借款56400元及利息，陈福团提交了2014年3月24日向黄忠阳转款56400元的业务凭证，用途也注明为“往来款”。2013年8月12日至今，陈福团作为原告（出借人）在一审法院提起的民间借贷案件有12宗。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为民间借贷纠纷。黄忠阳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对陈福团诉讼请求及提供的证据进行抗辩及质证的权利。案涉转款真实存在，焦点在于认定陈福团与黄忠阳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的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陈福团仅凭45000元的业务凭证主张黄忠阳向其借款，黄芬芬虽未提供证据直接证明系偿还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但其提交的银行流水账单及陈福团提交的本案和（2015）东二法朗民一初字第977号案件中的两份业务凭证显示，陈福团与黄忠阳之间有多次的转款往来，且陈福团转款时用途都注明为“往来款”，而非借款，“往来款”与“借款”的字面意思明显有别，陈福团称因文化程度不高而认为往来款就是借款的意思，该解释过于牵强，尤其是对于陈福团这样经常从事借贷业务的人而言更难采信，故陈福团对于借贷关系的成立仍须承担进一步证明责任。陈福团对于借款过程陈述称，交付借款时黄忠阳人没来，借款系通过转款交付，双方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及期限，综合现有证据来看，其陈述存在下述疑点：其一，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陈福团提交的借条复印件的出具时间为2013年5月3日，与案涉转款时间仅隔3日，相对于100000元而言，45000元也不算金额过小，如真是一笔独立的借贷，按双方借款习惯，应该要出借借款凭证，即便当时无法书写，事后也会补写（黄忠阳于2013年5月3日之后一年多内都有陆续向陈福团转款，可见双方有联系，完全具备补写借款凭证的条件）；其二，不符合陈福团个人特性，从一审法院受理的相关民间借贷案件数量便可以看出陈福团经常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时间跨度长，且诉至法院的借贷合同应仅是部分），按常理其对于借款风险应有起码的意识，其与黄忠阳无特殊关系，但借款却未写借条，而且转款用途还注明为“往来款”，有悖常理；其三，结合陈福团提交的借条及本案的两份业务凭证来看，2013年5月3日的借条上载明的金额为10万元，5月5日及5月6日的业务凭证合计金额为95000元，从时间和金额两方面分析，存在5月5日及5月6日的业务凭证所涉转款系用于交付5月3日借条所载借款的高度盖然性，即可能案涉转款并非独立的民间借贷，而仅系之前借款合意的交付行为，不宜单独处理。因存在上述疑点，陈福团未能提供合理解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补充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其未尽到相应的证明责任，目前证据不能证明陈福团与黄忠阳之间存在案涉民间借贷关系，陈福团所有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福团所有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25元，由陈福团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陈福团向本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3日、金额为100000元的借条原件，拟证明在本案中黄忠阳存在向陈福团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黄芬芬亦向本院提交了黄忠阳在中国农业银行的流水复印件供参考，拟说明除一审法院认定黄忠阳向陈福团转款75000元的事实外，黄忠阳还于2013年10月5日、2013年12月6日、2014年1月29日、2014年3月10日向陈福团分别转款人民币5000元、5000元、10000元、5000元。对于黄芬芬向本院提供的黄忠阳银行流水复印件，虽然陈福团认为已过举证期限，不是本案的新证据，但陈福团确认其收到该部分款项。此外，2017年3月31日，本院根据黄芬芬的申请，就黄忠阳在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企石支行（账号62×××73）及中国农业银行企石支行（账号62×××19）自2013年5月3日至今的银行对账单或银行流水明细分别向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企石支行及中国农业银行企石支行进行查询及调取了银行流水明细，以便核实案件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黄忠阳与黄芬芬原为夫妻关系，其二人于1995年2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6月26日登记离婚。陈福团主张其与黄忠阳为朋友关系，黄忠阳因资金周转困难共向其借款两笔。第一笔借款（即本案借款）发生在2013年5月，当时黄忠阳向陈福团借款人民币10万元，陈福团于2013年5月5日、2013年5月6日分别向黄忠阳汇款人民币50000元和45000元，剩余的5000元为黄忠阳答应给陈福团的利息。第二笔借款[即另案（2016）粤19民终7949号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3月，当时黄忠阳向陈福团借款人民币60000元，陈福团于2014年3月24日向黄忠阳汇款56400元，剩余的3600元为扣除的利息。陈福团为证明其主张，已于本案及另案[（2016）粤19民终7949号案]的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已分别于2013年5月5日、2013年5月6日、2014年3月24日向黄忠阳转付了50000元、45000元及56400元；又于本案及另案[（2016）粤19民终7949号案]的二审中向法院补充提交了前述二笔借款的借条原件。其中：1.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3日的借条（即本案涉及的借条）载明：“今黄忠阳向陈福团借现金￥壹拾万元整，用于周转。借款人：黄忠阳，汇入企石农业银行。”借条底部有黄忠阳的身份证复印信息及中国农业银行卡复印信息。借款人处有黄忠阳的签名及指模；2.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24日的借条[即另案（2016）粤19民终7949号案借条]载明：“兹有黄忠阳今向陈福团借现金陆万元整，用于周转，定于4月24日还清，如违约本人自愿付1万元违约金。借款人：黄忠阳。”借款人处有黄忠阳的签名及指模。黄忠阳经一、二审合法传唤均没有到庭参加诉讼。黄芬芬认为陈福团与黄忠阳有多次资金往来，说明黄忠阳与陈福团有其他业务关系，陈福团请求黄忠阳、黄芬芬向其归还欠款不真实。根据黄芬芬一、二审提交的黄忠阳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流水复印件以及二审期间本院依法调取的黄忠阳中国农业银行对账单显示：黄忠阳于2013年9月4日、2013年10月5日、2013年12月6日、2014年1月29日、2014年3月10日、2014年4月29日、2014年8月6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6月8日、2014年7月10日分别向陈福团转款5000元、5000元、5000元、10000元、5000元、30000元、5000元、30000元、5000元、5000元，共计人民币105000元。对于上述转款，黄芬芬主张该105000元均为黄忠阳向陈福团的还款。而陈福团则称由于陈福团于2013年8月6日又向黄忠阳的中国农业银行账号转付了人民币20000元，因此其仅确认前述105000元中的85000元为黄忠阳的还款。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就陈福团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及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陈福团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事实是否成立；黄忠阳、黄芬芬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还款责任。一、关于陈福团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陈福团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了转账凭证，主张黄忠阳于2013年5月6日向其借款45000元至今未予偿还；在二审时，陈福团又向本院补充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3日、借款金额为100000元借条原件，拟说明该45000元转款为该100000元借款中的一部分。对此，由于借款人黄忠阳一、二审经合法传唤均没有出庭应诉，故应视其放弃抗辩的权利。现陈福团手持借条原件，而且借条出具的时间与陈福团实际向黄忠阳转款的时间仅差几天，根据陈福团的解释“当时黄忠阳向陈福团借款人民币10万元，陈福团于2013年5月5日、2013年5月6日分别向黄忠阳汇款人民币50000元和45000元，剩余的5000元为黄忠阳答应给陈福团的利息”亦属合理，故本院采信陈福团的主张，并认定黄忠阳有向陈福团借款的事实。二、关于黄忠阳、黄芬芬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陈福团的主张，其共向黄忠阳出借款项两笔，一笔为100000元（实际交付95000元），一笔为60000元（实际交付为56400元）。根据现有证据统计，从2013年5月3日起，黄忠阳共向陈福团转款105000元，因此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的前提下，黄忠阳向陈福团的转款应视为对陈福团的还款。由于在另案[（2016）粤19民终7949号案]涉及的60000元借款的借条中陈福团与黄忠阳约定了还款期限及违约金，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之规定，对黄忠阳的还款应先抵扣另案[（2016）粤19民终7949号案]60000元借款的本金及违约金，剩余部分再视作为归还本案的借款。因在另案[（2016）粤19民终7949号案]已认定黄忠阳向陈福团已归还了借款本金及违约金共66400元，因此尚余的38600元（105000元-66400元）可视作黄忠阳归还本案借款。因陈福团向黄忠阳实际交付95000元，故黄忠阳目前尚欠陈福团的借款金额应为56400元（95000元-38600元），但由于陈福团起诉的金额仅为45000元，故根据不告不理原则，黄忠阳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还款责任应以45000元为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陈福团主张黄忠阳应向其支付自从起诉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合理有据，但依前述规定，该部分利息的计算标准应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案涉的借款发生于黄忠阳与黄芬芬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他字第10号的批复内容，现黄忠阳、黄芬芬二人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黄忠阳与陈福团在借款时已明确约定由黄忠阳个人负责清偿，亦未能证明黄忠阳、黄芬芬夫妻间实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且陈福团知道该约定，故案涉的借款应认定为黄忠阳与黄芬芬的夫妻共同债务。对案涉的45000元欠款及利息，应由黄忠阳与黄芬芬共同偿还。至于陈福团在二审期间提到在黄忠阳的还款中应扣除其于2013年8月6日向黄忠阳转款的20000元的问题，因该20000元仅有转款记录，无法判定转款性质，而且陈福团在二审第一次法庭调查期间亦仅主张其与黄忠阳之间仅有两笔借款，故本院认为对该20000元，应由陈福团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不应在本案中直接抵扣。综上所述，上诉人陈福团的上诉有理，应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有误，依法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朗民一初字第976号民事判决；二、限黄忠阳、黄芬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陈福团偿还借款人民币4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超过年利率6%的，应以年利率6%为限）。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5元（一、二审受理费均已由陈福团预交），均由黄忠阳、黄芬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萧稚娟审判员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吴斯恒蒋航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