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苏中商终字第009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江苏国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复兴路122-1号2楼。
法定代表人蒋立人，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南园北路118号4层。
诉讼代表人鹿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F栋2楼。
法定代表人吕家辉，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江苏国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强苏州分公司）、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4）姑苏商初字第0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国力公司委托代理人王磊君、被上诉人联强苏州分公司和联强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范育金、周润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力公司一审诉称：国力公司与联强苏州分公司自2010年起就发生业务往来，由联强苏州分公司向国力公司供应各类手机等通讯产品。截至2013年5月份，经国力公司与联强苏州分公司核算，联强苏州分公司仍结欠国力公司产品返利和价保511174.67元，此后，国力公司曾多次与联强苏州分公司协商支付上述款项，但联强苏州分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推脱，联强苏州分公司是联强公司设立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联强公司依法应对联强苏州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联强苏州分公司、联强公司立即支付国力公司返利及价保511174.67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联强苏州分公司、联强公司一审共同答辩称：国力公司主张返利和价保的依据是联强苏州分公司经办人杨某某向国力公司出具的一份说明函，但该份说明函上加盖的联强苏州分公司公章，系联强苏州分公司业务员杨某某和张某伪造，并非联强苏州分公司公章。况且国力公司、联强苏州分公司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联强苏州分公司销售人员在没有联强苏州分公司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无权做出任何承诺，否则一切后果由国力公司自行承担。经联强苏州分公司核实，截至2013年7月13日，联强苏州分公司仅有折扣40750.54元未支付国力公司，联强苏州分公司曾发函给国力公司，告知其可用于抵充未结的货款，但须向联强苏州分公司开具相同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国力公司接到函件后未予理睬。国力公司主张返利和价保缺乏证据且与实际结欠的金额不符，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联强苏州分公司一审反诉称：联强苏州分公司作为甲方与国力公司作为乙方在2009年6月24日签订《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协议约定由联强苏州分公司向国力公司供给货物，国力公司支付货款，未经甲方授权，甲方销售人员无权代表甲方与乙方进行非甲方书面授权的一切承诺事项，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同时，协议对双方发生纠纷，合同的管辖作出约定，且明确乙方败诉须向甲方支付的一切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本诉中，国力公司主张了五十几万元的返利和价保，对此，联强苏州分公司与国力公司多次沟通，表明属于联强苏州分公司支付的返点费用，联强苏州分公司已经返还给国力公司，联强苏州分公司原工作人员杨某某出具给国力公司的说明函未经联强苏州分公司授权，且其加盖的公章并非联强苏州分公司单位公章，系联强苏州分公司原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对联强苏州分公司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但国力公司执意起诉联强苏州分公司要求支付返利和价保使联强苏州分公司为此花费律师费等费用。为维护联强苏州分公司的权益，现请求判令国力公司支付联强苏州分公司律师费15000元，并承担反诉的诉讼费用。
国力公司一审针对反诉答辩称：国力公司主张的诉请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联强苏州分公司要求国力公司承担反诉律师费用缺乏相应的依据，请求法院驳回联强苏州分公司的反诉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24日，国力公司（合同的乙方）与联强苏州分公司（合同的甲方）签订《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合同对运货及验收、违约责任做出明确约定，在合同的争议条款中，双方约定：当合同出现争议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如乙方败诉须向甲方支付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如果涉及甲方向乙方采购货物，应以甲方正式盖章的采购合同为准，未经授权的个人无权代表甲方与乙方签订采购合同。未经甲方授权，甲方销售人员无权代表甲方与乙方进行非甲方书面授权的一切承诺事项，否则，乙方应自行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一切损失。上述事实有《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予以证明。
2012年10月8日至2013年2月5日，国力公司陆续向联强苏州分公司采购产品，客户签收单累计货款金额为1004691元，国力公司在2012年11月19日和11月21日，分别向联强苏州分公司采购诺基亚手机，金额合计332500元，但两份采购单既未加盖国力公司公章，也没有联强苏州分公司人员签字。2012年10月18日至2013年5月10日，国力公司陆续支付联强苏州分公司货款448093.27元，其中涉及本案的已付货款金额为441533.27元。2012年11月1日，国力公司与联强苏州分公司就2012年6至8月份诺基亚手机产品折让金额达成协议，联强苏州分公司给予国力公司折让金额481770.81元，并要求国力公司就上述折让金额办理退税证明给联强苏州分公司，联强苏州分公司收到证明后给国力公司开具红票，并冲抵国力公司应支付的货款。上述事实，由客户签收单、采购单、支付凭证、折让证明、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予以证明。
2012年10月17日，联强苏州分公司销售员杨某某向国力公司出具说明函，函件称：截止2012年10月8日，我司欠贵司返利和价保，共计1217486.98元，特此说明。并在落款处加盖联强苏州分公司公章。一审庭审中，联强苏州分公司称，该份说明函上，联强苏州分公司的公章系杨某某和张某伪造，与联强苏州分公司的公章明显不一致。因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杨某某诉联强苏州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也在原审法院审理，原审法院调取了杨某某和张某向国力公司出具说明函经过的情况说明，在情况说明中，张某自认说明函上加盖的联强苏州分公司的公章系自己私刻后加盖的。上述事实，由说明函和两份情况说明予以证明。
2013年7月12日，联强苏州分公司向国力公司发函，函件称：截止2013年7月12日，国力公司在联强苏州分公司系统中存在的折扣共计40750.54元，国力公司可在联强经销商网站上进行查询，国力公司拖欠联强苏州分公司货款合计195905.42元，国力公司可使用上述折扣进行冲抵，但国力公司要向联强苏州分公司出具红字发票通知书。2013年8月23日，联强苏州分公司再次向国力公司发函，函件称：截至2013年8月23日，国力公司仍结欠联强苏州分公司货款195905.42元，要求国力公司在2013年8月28日前向联强苏州分公司付清上述货款。上述事实，由公函、函告予以证明。
2014年4月15日，联强苏州分公司与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联强苏州分公司委托该所代理联强苏州分公司与国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并支付了律师费15000元。上述事实，由委托代理合同以及律师费发票、付款凭证予以证明。
一审庭审中，国力公司对说明函上的联强苏州分公司公章系伪造的事实没有异议。关于返利和价保，国力公司、联强苏州分公司均确认在《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中双方没有相关约定，国力公司称每款手机返利和价保的金额在订货时会口头询问联强苏州分公司销售人员张某，张某向其上级杨某某确认后再告知国力公司，即便说明函上加盖的公章系张某伪造，但杨某某是根据双方已有业务往来产生的返利和价保经过计算后才向国力公司出具了说明函，杨某某出具说明函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的后果应由联强苏州分公司承担。联强苏州分公司则认为，杨某某作为销售负责人无权代表联强苏州分公司向国力公司承诺返利和价保，双方签订的销售框架协议中对此也做出明确的约定，关于返利和价保的具体金额只有联强公司有权决定，并在其官网上公布。杨某某私自向国力公司承诺返利和价保，该承诺联强苏州分公司不予认可，对联强苏州分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上述事实有一审庭审笔录予以认定。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杨某某向国力公司出具说明函上载明的返利和价保对联强苏州分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原审法院认为，从说明函的内容来看，杨某某确认截止2012年10月8日，联强苏州分公司结欠国力公司返利和价保为1217486.98元。该份说明函实质系针对返利和价保双方之间的对账，该对账应得到联强苏州分公司的认可才对联强苏州分公司具有效力，根据双方签订的《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中的相关约定，未经联强苏州分公司授权联强苏州分公司销售人员无权代表联强苏州分公司向国力公司做出任何书面承诺。本案中，杨某某代表联强苏州分公司向国力公司出具关于返利和价保的说明函，但说明函上加盖的联强苏州分公司公章系经办人张某伪造，并未得到联强苏州分公司的认可且事后联强苏州分公司对说明函也不予追认。因此，说明函对联强苏州分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本案一审审理期间，国力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客户签收单和采购单，但该两份证据证明发生业务的时间在2012年10月8日之后，与说明函上返利和价保的截止时间2012年10月8日无法对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国力公司应对其主张的返利和价保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国力公司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认为，国力公司对其主张的返利和价保511174.67元在联强苏州分公司自认金额40750.54元范围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联强公司对联强苏州分公司的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国力公司主张的剩余的返利和价保因提供的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联强苏州分公司主张的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损失15000元，原审法院认为，该笔费用系联强苏州分公司针对国力公司提起诉讼所发生的必要费用，该费用已实际发生并符合双方签订的《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的相关约定，联强苏州分公司应自行承担40750.54元返利和价保对应的律师费损失3730元，余下的律师费损失11270元由国力公司承担。综上，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苏国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返利和价保40750.54元。二、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对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的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江苏国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损失11270元。四、驳回江苏国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8912元，减半收取为4456元，由江苏国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担4047元，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负担40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75元，减半收取为87.5元，由江苏国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国力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基于买卖合同的代理行为法律关系明确。1、国力公司与联强苏州分公司订立了《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是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2、杨某某是联强苏州分公司员工，在与国力公司的业务中是联强苏州分公司的代理人，且其与张某是唯一联系国力公司的联强苏州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二、基于第一条的代理关系，本案焦点为杨某某出具给国力公司的说明函对联强苏州分公司是否有约束力，原审法院对该焦点的认定有误。1、《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第3.9.2条规定“未经甲方授权，甲方销售人员无权代表甲方与乙方进行非甲方书面授权的一切书面承诺事项，否则，乙方应自行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一切损失”，而杨某某是有联强苏州分公司的授权的。自2009年6月签署合同起，杨某某和张某作为唯一和国力公司联系的甲方工作人员，其代理人身份是明确的，该授权直到2013年8月23日联强苏州分公司书面致函国力公司解除该授权为止。原审法院认定杨某某未经联强苏州分公司授权显然违背本案证据和事实。2、《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作为格式合同，第3.9.2条若被解读为甲方的销售人员无权作出任何书面承诺，则该条款完全排除了乙方的权利，免除了甲方的义务，依据合同法第40条也是无效的。3、《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第3.9.2条中明确使用了“书面承诺”这一法律概念，本案中的说明函系阶段性的核对双方往来账务，属于履行《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的行为。4、本案事实是国力公司得知杨某某与联强苏州分公司有矛盾，希望在其离职前将账务搞清楚，故要求杨某某将返利和保价算清楚，杨某某出具了说明函签字后给国力公司，国力公司要求盖公司章，杨某某拿回去盖章后给国力公司，国力公司对该章是假的完全不明知，也未与杨某某恶意串通，故联强苏州分公司应承担责任。三、国力公司一审提供客户签收单和采购单是要证明诉讼标的额是如何形成的，并非要与说明函相互对应，一审判决的认定有误。四、一审判决支持联强苏州分公司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支持反诉请求依据的是《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第3.6.1条，但一审反诉中联强苏州分公司并不享有债权，故谈不上实现债权的费用。且一审认为该笔费用系联强苏州分公司针对国力公司提起诉讼所发生的必要费用，缺乏依据。五、联强苏州分公司所称“官网”的相关事实无事实依据。按照双方2009年6月24日签署的《授信协议》第3条，拴缚账目核对是由甲方书面形式向乙方发布对账信息再由乙方进行确认。故从形式上看，杨某某代表联强苏州分公司向国力公司以出具说明函的方式进行对账，亦符合双方的约定。综上，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国力公司的一审诉请，即由联强苏州分公司向国力公司支付产品返利及价保511174.67元，改判驳回联强苏州分公司的反诉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联强苏州分公司、联强公司承担。
审理中，国力公司补充如下上诉理由：双方于2009年6月24日签订的授信协议中约定了联强苏州公司有义务与国力公司进行账目核对，以书面形式向国力公司发布对账信息（对账单），如果国力公司未回复，则表明对联强苏州分公司对账信息无异议。联强苏州分公司业务员杨某某出具的说明函其性质就是对账信息，一审法院对此也予以了认定。
被上诉人联强苏州分公司、联强公司二审共同答辩称：一、联强苏州分公司与国力公司之间的《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是经过双方平等自愿协商而签订，并非联强苏州分公司单方面制作的格式合同。第3.9.2条的约定并未排除国力公司权利也未增加其义务，该条约定规范双方的交易行为以保障双方合法权益，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国力公司仅依据杨某某私自承诺的说明函，该说明函上所盖公章系私刻，相应责任应由联强苏州分公司全部承担。二、杨某某作为联强苏州分公司的前员工，是一般销售人员，无权就价保与返利代表公司与客户进行承诺。根据双方之前的交易惯例，涉及价保、返利事实，双方会进行书面对账确认，并加盖公章，如双方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的折让协议。本案中杨某某提供的说明函为个人手写与交易习惯不符，且加盖的公章为假公章。杨某某私自承诺为其个人行为，相应法律后果不应由联强苏州分公司承担。三、根据官网显示，截止2013年7月12日仍有40750.54元折扣未予返还，对此联强苏州分公司早已告知国力公司，并要求国力公司先向联强苏州分公司提货红字增值税发票才可以返还。除上述返利金额外，联强苏州分公司并不结欠国力公司任何价保与返利。四、关于反诉律师费问题，双方合同已明确约定国力公司败诉应由其支付一切费用，联强苏州分公司未处理这本不必要的民事诉讼而聘请律师，并已实际支出，为必要费用，应由国力公司按约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国力公司提交授信协议一份，证明双方之间就对账信息进行了约定，杨某某出具的说明函符合该约定，虽然说明函上公章系伪造，但国力公司是在联强苏州分公司与杨某某的劳动争议发生后才知晓；联强苏州分公司、联强公司对授信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授信协议明确双方进行书面对账。而根据双方签订销售框架主合同的约定，销售人员在未经书面授权情况下，无权代表联强苏州分公司与国力公司进行任何的买卖交易行为，包括对账。且根据双方之前关于价保和返利的交易习惯，所有关于价保和返利的内容均为电脑打印，并由双方确认后各自加盖公章，因此杨某某出具的说明函并不属于双方授信协议约定的书面对账，说明函内容系杨某某的个人行为，不应由联强苏州分公司承担责任。
联强苏州分公司、联强公司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联强苏州分公司出具的说明及用印登记表各一份，证明2012年12月1日的折让证明，由联强苏州分公司的财务人员邓某某一手经办，该事项销售人员无权参与；2、联强经销商专属网站的页面打印件三张，证明联强苏州分公司就折让、价保事项对国力公司等客户设立专门网站，让客户查询折让等事项。
国力公司对联强苏州分公司、联强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说明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是由联强苏州分公司出具，但该份证据从内容上并无法明确双方之间就折让的具体协商人员，无法证明联强苏州分公司所称的只能由财务人员进行确认，而事实上该折让证明系由当时联强苏州分公司的员工张某与国力公司的财务人员进行了确认，最终联强苏州分公司盖章的过程是其内部的工作流程，与国力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用印登记表形式上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从内容上看仅是邓某某申请使用印章，并不能说明邓某某与国力公司之间有过协商确认的过程。2、证据二并不是网页打印件，只是复印件，对于真实性不予认可。而国力公司对于用户名、密码等并不知晓，且其中具体被查询的经销商也不是国力公司，因此证据二的第三页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
二审经审理查明，联强苏州分公司作为甲方、国力公司作为乙方于2009年6月24日签订的《授信协议》在账目核对部分约定：“乙方需指定账务联系人即账务负责人，甲方有义务定期与乙方进行账务核对，以书面形式向乙方发布对账信息（对账单）。同时乙方有义务在收到对账单后7个工作日内回复甲方对账结果，并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及账务负责人签名（如乙方未回复则表明对甲方的对账信息无异议），另，乙方有义务在账务负责人更换后立即通知甲方。”
另查明，联强苏州分公司作为甲方、国力公司作为乙方于2012年11月1日签署的《折让证明》在甲方、乙方的落款处分别加盖了联强苏州分公司、国力公司的公章，未有相关人员的签字。
关于2012年10月17日说明函的形成过程，国力公司二审中陈述：“由于2012年初联强苏州分公司的返利与价保的支付出现拖延，据我方了解杨某某与联强苏州分公司发生矛盾导致，杨某某欲离开联强苏州分公司，为将来避免争议，且杨某某与张某系与我方进行业务、财务的唯一联系人，故要求杨某某将所剩的价保与返利进行结算后告知我方，并要求其出具书面的说明函。说明函一开始是仅由杨某某签字，我方为了避免公司层面的纠纷，要求杨某某加盖公章，其加盖公章后即交给我方，我方当时及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知道公章是杨某某伪造。”
国力公司二审中确认2012年11月1日签署的《折让证明》中所涉的折让金额481770.81元包含在杨某某于2012年10月17日出具说明函中的1217486.98元中。
上述事实，由《折让证明》、说明函及二审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杨某某于2012年10月17日出具的说明函对联强苏州分公司是否产生效力，进而联强苏州分公司应向国力公司支付的返利和价保的具体金额为多少？
本院认为，首先，本案所涉的《授信协议》、《销售框架协议-主合同》对于返利和价保事宜均未进行具体约定，且《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中明确约定未经联强苏州分公司授权，其销售人员无权代表联强苏州分公司与国力公司进行非书面授权的一切承诺事项。故依据上述约定，作为联强苏州分公司销售人员的杨某某在代表公司就无合同约定的返利和价保事宜作出确认应有公司书面授权，否则对联强苏州分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国力公司认为杨某某作为与国力公司业务中的代理人，当然有权处理返利和价保事宜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其次，从国力公司所主张的2012年10月17日说明函的形成过程来看，系杨某某先向其出具了仅有个人签字的说明函，在国力公司要求后再加盖的公章。而距说明函出具不足半个月的2012年11月1日的《折让证明》则由国力公司与联强苏州分公司分别进行盖章确认，国力公司认可《折让证明》中的金额包含在说明函中载明的折让金额之内，而《折让证明》中对于说明函确认的返利和价保金额未有任何涉及。且除2012年10月17日说明函以外，在双方的交易往来中，未有其它任何显示曾有联强苏州分公司的员工代表公司就返利和价保事宜作出确认的相关材料。因此，原审法院认为2012年10月17日的说明函对联强苏州分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并无不当。
再次，双方在《销售框架协议-
主合同》中约定产生争议诉至法院后如国力公司败诉，其应向联强苏州分公司支付包括律师费在内的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本案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后，联强苏州分公司为本案诉讼聘请律师并支付了相应律师费，经法院审理国力公司的诉讼请求仅有部分得到支持，故原审法院判决国力公司按照败诉比例承担相应的律师费，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并无不当，国力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国力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12元，由上诉人江苏国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水娟
代理审判员 李 诚
代理审判员 高小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王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