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82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生奇，男，1973年12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道口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大柳树路2号铁科院北区11号楼。
负责人秦煜，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娜，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道口支行营业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曹明，北京市海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生奇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道口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商）初字第17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黄占山、刘海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生奇，被上诉人北京银行的委托代理人李娜、曹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生奇在一审中起诉称：李生奇于2003年8月26日在北京银行存款800元（卡号×××、账号×××）。2003年11月21日现存1000元，一共1800元。由于北京银行管理不善，没有尽到合理管理义务，在2004年1月20日钱被别人取走。北京银行不能向李生奇做出合理解释，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北京银行返还存款1800元并支付利息500元；2、判令北京银行赔偿误工费损失2500元；3、判令北京银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北京银行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李生奇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法院驳回。第一，李生奇的主体资格不对，本案诉争取款是银联跨行ATM机交易，如李生奇认为该取款存在不当，应起诉该ATM机的所有人或管理人，由该机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北京银行仅为储蓄卡的开卡行，在该储蓄卡开卡中并无不当行为，李生奇起诉北京银行显属不当。第二，如李生奇认为本案诉争取款是盗取行为，属于刑事案件，应首先通过刑事报案处理，或由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第三，关于李生奇的第一项诉讼请求，首先，其诉称金额与事实不符。通过李生奇名下对账单显示，其账户转出金额为1750元，不是1800元，其诉求利息标准也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其次，李生奇开立的储蓄卡是密码卡，其有效取款过程需要卡片和密码同时存在，缺少任何一个要素均无法完成取款。李生奇于2013年7月12日申请密码及储蓄卡挂失，而取款行为发生在2004年1月20日，在挂失之前，因此李生奇应自行对该储蓄卡挂失前的取款行为负责，此行为与北京银行无关。再次，李生奇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账户中1750元支取过程中，北京银行存在过错或重大过失。北京银行不同意支付误工费。该误工损失与北京银行无关，其主张无法律依据。此外，北京银行亦不同意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8月26日，李生奇到北京银行开立账号为×××的存折账户并存款800元。2003年8月27日，李生奇到北京银行开立京卡储蓄卡，卡号为×××，对应账号为×××。
2013年7月12日，李生奇到北京银行办理了上述存折账户及京卡储蓄卡的挂失业务。北京银行为李生奇办理挂失之后换开了对应的新存折账户（账号：×××）及新银行卡（卡号：×××）。
诉讼中，李生奇提供本案所涉账户的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2003年8月26日及2003年11月21日，李生奇分别向上述账户存款800元及1000元。2004年1月20日该卡分四次分别支取100元、1000元、500元、150元。该四次支取的业务名称均为“金卡”。对此，北京银行称所有跨行交易都显示的是“金卡”。此外，北京银行表示100元及1000元的两笔取款经后台查询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农业银行ATM取款机中取出，500元及150元的两笔取款经后台查询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招商银行ATM取款机中取出。
诉讼中，李生奇称其在2003年12月去过乌鲁木齐，一直待到2004年4月份。李生奇在诉讼中先称本案所涉银行卡在2004年1月20日之后丢失的，之后又称是在2004年1月4日丢失。李生奇称其之所以在2013年才办理挂失是因为卡丢失了一周内李生奇拨打了客服电话，客服说不能在电话中办理，要在三天内到银行办理挂失，李生奇回答无法回银行办理。之后过了一周拨打，客服回答称卡里只剩下了50元。李生奇称在2008年曾到皂君庙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不予受理，要李生奇找北京银行，但后来李生奇回到乌鲁木齐。此后，李生奇称其在2009年去过北京银行，当时其要办理挂失，但北京银行不予办理。2013年其去北京银行时，北京银行称要打印对账单必须先办理挂失，李生奇就办理了挂失。此外，李生奇称其拨打的客服号码为95599。对此，北京银行称该行的客服电话为9****。北京银行还认为李生奇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诉讼中，李生奇表示没有证据证明北京银行将密码泄露。此外，其主张的利息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估算出来的，从2003年8月26日起算。对于误工费，李生奇没有证据提交。
以上事实，有李生奇提交的对账单，北京银行提交的开户申请表、京卡申请表、挂失申请书、特殊操作记录单及该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北京银行与李生奇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
本案中，依据查明事实，诉争款项系通过乌鲁木齐市的农业银行及招商银行ATM取款机提取，故本案应为借记卡纠纷。现李生奇依据其与北京银行之间建立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进行起诉，其诉讼主体适格，故北京银行的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李生奇所称银行卡丢失时间前后矛盾，且其所称拨打的客服电话亦并非北京银行的客服电话号码，依据现有证据，李生奇无法证明北京银行在合同履行期间存在违约行为或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且李生奇的主张亦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生奇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生奇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李生奇北京银行卡中的存款在乌鲁木齐市的农业银行和招商银行ATM机被取走1750元，但并非其本人取走，北京银行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并赔偿损失。李生奇于2014年2月28日，5月7日两次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银行承担责任，且其在银行存钱，该款自始至终应属于其本人，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一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生奇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北京银行承担。
北京银行针对李生奇的上诉理由答辩称：第一，李生奇在北京银行开立的卡涉及的取款行为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而取款时间的2004年北京银行在新疆没有业务，取款行为是通过农业银行和招商银行的ATM机完成的，因此与北京银行没有任何关系。第二，该卡是凭密取款，根据人民银行储蓄卡业务的相关规定，只要密码输入正确，银行系统就会默认为持卡人本人取款。李生奇称并非本人取款，则本案应属于盗窃行为，应当通过公安机关处理此事，而不应当款项丢失的责任归咎于北京银行。且银行卡和密码均由李生奇保管，银行卡和密码保管不当导致丢失而被他人取走，过错在于李生奇。第三，该卡取款行为发生在2004年，至今已经10年，李生奇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二审诉讼中，李生奇自认2004年即知晓银行卡内款项丢失。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还有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北京银行与李生奇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李生奇上诉称，其北京银行卡中的存款在乌鲁木齐市的农业银行和招商银行ATM机被取走1750元，但并非其本人所取，北京银行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并赔偿损失。对此本院认为，李生奇在北京银行开立的银行卡于2004年1月被取走1750元，但是李生奇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北京银行在合同履行期间存在违约行为，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其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李生奇上诉另称，其于2014年2月28日，5月7日两次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银行承担责任，且其在银行存钱，该款自始至终应属于其本人，故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一说。对此本院认为，李生奇在一、二审过程中均自认其于2004年即知晓银行卡内款项丢失，但于2014年才提起诉讼，李生奇称这期间曾向北京银行主张过权利，但北京银行予以否认，对此李生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李生奇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十五元，由李生奇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李生奇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明宇
审 判 员 黄占山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