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徐民一（民）初字第7739号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市明鸿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西藏南路****弄*号****室。
法定代表人叶府荣。
委托代理人王洛明，上海市明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魏曼殊。
委托代理人王军，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市明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明鸿所）与被告魏曼殊（反诉原告）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3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魏曼殊在诉讼期间提出反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明鸿所的委托代理人王洛明、魏曼殊的委托代理人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明鸿所诉称，本所与被告魏曼殊于2012年3月31日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由本所代理魏曼殊，向案外人三福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福公司）提起诉讼，追讨欠款36.5万美元。魏曼殊先行支付了律师服务费3万元，双方约定后期律师服务费20万元在胜诉后支付。魏曼殊在立案阶段还支付了诉讼费用1.5万元。之后，本所为魏曼殊代理一、二审诉讼，于2013年9月经二审判决胜诉，但魏曼殊一直未支付后期律师服务费，也未清偿本所在代理过程中为其垫付的证据材料翻译费。本所经多次催讨均无果，现起诉要求魏曼殊支付律师服务费余额20万元；支付本所垫付的翻译费500元。
被告（反诉原告）魏曼殊辩称，本人为与案外人三煌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煌公司）的债务纠纷，而与明鸿所签订诉讼代理合同，并预先支付了3万元律师代理费和1.5万元诉讼费。但该合同签订后，明鸿所并未按合同约定从事代理活动，而是擅作主张将三福公司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且在代理诉讼过程中，从未主动与本人沟通案情，更未向本人提出解除、变更原来的诉讼代理合同，双方也未重新签订关于向三福公司提起诉讼的诉讼代理合同。本人认为：本人与明鸿所之间未形成关于三福公司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明鸿所实际而为的诉讼代理行为，属于无法定和合同约定而为的无因管理，明鸿所应另行诉讼，不属本案合同纠纷处理范围；明鸿所在诉讼代理过程中存在过错，与本人签订的诉讼代理合同简单随意，未就合同内容变更及时与本人沟通。综上，本人不同意明鸿所的诉讼请求，并反诉要求明鸿所返还3万元律师代理费及1.5万元诉讼费用。
明鸿所则坚持自己诉称意见并辩称，魏曼殊曾以三煌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过诉讼并于2012年1月败诉，之后才与本所签订诉讼代理合同。当时，欲以三福公司、三煌公司为共同被告，但在法院立案阶段最终确定以三福公司为被告，魏曼殊本人在场，对此过程均明知。本所已按约实施了诉讼代理行为，不同意魏曼殊的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魏曼殊以案外人三煌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本院于2011年7月14日立案受理，于2011年10月28日作出（2011）徐民二（商）初字第S1206号民事判决，驳回魏曼殊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遂生效。在该次诉讼中，魏曼殊委托了案外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
2012年3月30日，明鸿所作为乙方、魏曼殊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了一份《聘请律师合同》，该合同一式两份，其中明鸿所留存合同的相关内容为：
合同第一段写明：“甲方与三煌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因债务、股权纠纷一案，聘请乙方的律师代理，依据《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双方经协商订立以下条款，共同遵照履行。”
合同第一、五、六、七、九、十条内容分别为：“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王洛明律师为甲方代理人。”“五、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详见委托书或授权书。”“六、甲、乙双方根据代理事务的具体情况，明确乙方律师服务费按协商计收。有关收费的具体情况乙方律师在签订合同时向甲方说明，甲方在确认无误后签订本协议。甲、乙双方确认律师服务费（空白）元，甲方在本合同签订时支付。或按以下内容及方式支付。1，首期律师服务费叁万元，甲方在本合同签订时支付。2，后期律师服务费：胜诉后（包括调解），支付时间：贰拾万元。七、乙方律师办案费：空白。”“九、本合同有效期限从签订之日生效，于委托事项结束或程序终结（判决、调解、撤诉、执行中止、执行终结、驳回再审申请、驳回申诉）止。”“十、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但须付清全部律师服务费及办案费；乙方有权在甲方迟延付费十日后解除本合同（已收费用不退还），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魏曼殊留存的合同与明鸿所留存合同不一之处在合同第一段和第六条第2点的内容，具体为：
魏曼殊留存合同的第一段表述为：“甲方与三煌投资（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因债务、股权纠纷一案聘请乙方的律师代理，依据《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双方经协商订立以下条款，共同遵照履行。”
该合同第六条条2点表述为：“2，后期律师服务费：胜诉（包括调解），支付时间：再行支付贰拾万元。”
除了以上两处外，明鸿所与魏曼殊留存的两份合同其余内容均相同。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当日，魏曼殊支付律师费3万元、诉讼费1.5万元。
2012年5月，魏曼殊以三福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福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本院于2012年5月3日立案受理，于2013年5月27日作出（2012）徐民二（商）初字第S811号民事判决，判决三福公司返还魏曼殊借款36.5万美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三福公司对此判决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3年9月22日作出（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S1376号民事判决，改判三福公司返还魏曼殊借款36.5万美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等由三福公司负担。
在上述魏曼殊与三福公司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期间，明鸿所王洛明律师作为魏曼殊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一、二审的诉讼。一审期间，魏曼殊向本院提交了经公证、签署日期为2012年3月30日的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兹委托上海市明鸿律师事务所王洛明律师为你院受理的魏曼殊与三煌投资（上海）咨询有限公司一案中原告魏曼殊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等。二审期间，魏曼殊于2013年8月14日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亲自签署了委托书，委托明鸿所王洛明律师为“魏曼殊与美国三福国际有限公司的欠款一案中被上诉人魏曼殊的代理人”，代理权限同一审。
上述事实，除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证明外，另有明鸿所提供的《聘请律师合同》、（2011）徐民二（商）初字第S1206号民事判决书、（2013）徐民二（商）初字第S811号及相应的（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S137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明，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庭审中，明鸿所还提供了：
1、魏曼殊与明鸿所指派的王洛明之间于2013年8月至11月期间的往来手机短消息，证明魏曼殊对王洛明代理诉讼的情况均知晓。这些短消息的相关内容表明：王洛明与魏曼殊在二审开庭前约定见面；王洛明要求魏曼殊三天内支付20万元律师费和400元翻译费，魏曼殊表示这两天会汇款等。
2、翻译费发票、三福公司工商注册资料英文件和中文翻译件，证明明鸿所为魏曼殊垫付了500元翻译费，用于翻译三福公司外文注册资料。
魏曼殊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表示这是在一审判决之后发生的，不能证明双方就三福公司的诉讼达成了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对上述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表示与本案无关。
关于上述证据1，由于确系双方关于三福公司诉讼而往来的手机短消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上述证据2，明鸿所表示发票中的费用系用于翻译三福公司外文注册资料，但三福公司作为另案诉讼中的被告，该资料本应由三福公司在应诉时提供，无须由作为原告的魏曼殊提供，故本院采纳魏曼殊的质证意见，对此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2、明鸿所主张为魏曼殊垫付的翻译费是否有合同和法律依据。
关于第1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和变更合同，并不限于书面形式，还可包括口头形式、实际行为等其他形式，经对方认可且于法无悖，应为有效。现有证据表明，双方当事人于2012年3月30日自愿签订的书面诉讼代理合同，合法成立并生效。尽管该合同显示是关于魏曼殊与“三煌”公司纠纷案的诉讼代理，但该合同第五条亦明确，明鸿所的代理权限“详见委托书或授权书”。之后发生的相关诉讼卷宗材料显示，魏曼殊向法院提交的委托明鸿所代理诉讼的委托书以及随之发生的实际诉讼行为，均指向与三福公司有关的诉讼代理活动。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以书面委托书和实际行为变更了书面诉讼代理合同的相关内容，而该变更并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
魏曼殊本人在二审阶段还亲自签署了委托明鸿所代理自己与三福公司之间二审诉讼的委托书，并在二审期间以手机短消息形式，与明鸿所指派律师之间就二审审理情况进行沟通，这些事实足以表明魏曼殊知晓一、二审诉讼情况。魏曼殊现主张向三福公司提起诉讼的行为系明鸿所擅自而为，构成无因管理，有悖本院查明的事实和魏曼殊要人签署的各项文件材料，本院不予采纳。
由于明鸿所已按照双方签订的书面诉讼代理合同以及之后魏曼殊签署的委托书，完成了代理事项，魏曼殊应按约支付剩余服务费，魏曼殊反诉要求明鸿所返还所付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2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明鸿所主张在关于三福公司的诉讼中，为魏曼殊垫付了翻译费，但其为此提供的翻译资料系三福公司注册资料，本就不属于魏曼殊应提供的材料，故即使发生该翻译费，亦不属必要合理的范围，明鸿所要求魏曼殊支付该费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魏曼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市明鸿律师事务所服务费余额20万元；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市明鸿律师事务所关于翻译费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魏曼殊的反诉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4，306元，减半收取计2，153元，保全费3，042.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市明鸿律师事务所负担15元，被告（反诉原告）魏曼殊负担5，180.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25元，减半收取计462.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魏曼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原告在十五日内、被告在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仪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姜萌萌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