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民事�决书
（2016）鲁0612民初2475号
原告：王照宽，男，194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牟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贵，烟台牟平武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文化街道办事处王家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王家窑村。
法定代表人：王照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艳岩，山东昆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照宽诉被告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文化街道办事处王家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王家窑村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照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贵、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艳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照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对原告土地上的树木进行价格评估，并按评估价给予原告补偿。事实和理由：2013年5月29日，经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原告与被告达成一份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承包的一处土地退还给被告，被告委托评估机构对承包地上的树木进行评估，并按评估价给予原告补偿。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定交还了土地，但被告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
被告王家窑村委辩称，原、被告及案外人沙建珍于2013年5月29日达成的协议，早已经各方当事人同意解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照宽是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王家窑村村民。2000年前后，该村进行二轮土地发包，原告家庭分得的承包地与同村沙建珍家庭的承包地相邻。原告与沙建珍因地界问题产生纠纷，经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原告与沙建珍及被告三方于2013年5月29日签订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书约定：1、“为消除隔阂，彻底解决纠纷，现双方（王照宽、沙建珍）均同意对现有耕种地块不再耕种，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双方自愿将承包地上交村委。”2、“双方承包地上现有树木由村委委托评估机构予以评估，按评估价折算支付给当事人，沙建珍所建违章建筑也由评估部门按临时建筑标准折算给当事人，上述款项于评估结束确定价款后10日内支付，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临时建筑及地上附着物由村委接管，归村集体所有。”3、“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当事人不再向村委申请另行安排承包地。”原告及沙建珍均在协议上签字，代表被告方在协议上签字的是村委委员王某2。协议签订后，沙建珍反悔，拒绝向被告交还承包地，并一直耕种至今。在本次起诉之前，原告未曾向被告主张过地上树木补偿款。对上述事实，原、被告均无异议。
被告主张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因沙建珍反悔，经被告协调，各方均同意对该《人民调解协议书》予以解除。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提供了下列证据：1、证人王某1的当庭证言。证人作证称：其在2014年6月份前担任过本村村委委员45届；《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后不久，沙建珍多次找过村委，要求将协议书作废；之后还听说过村委找过原�和沙建珍做调解工作；听说原告是同意解除上述协议书的；原告在协议书签订之后仍然管理过土地。2、证人王某2的当庭证言。证人作证称：其曾在2014年年底前，担任本村村委委员约15年，负责调解工作；“从司法所协议（即《人民调解协议书》）达成一个周左右，沙建珍到司法所去找，说她不同意原来协议的约定，最后经过村委找到他两家（原告及沙建珍）协商，他们同意了司法所的协议书不生效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份新的协议书，是村委主持双方达成的，……意思是王照宽和沙建珍之前经过司法所达成的协议就不履行了，他们回去后各自把自己的土地转包给自己的子女，结果这份协议双方都没签”；沙建珍提出解除协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地上的房子和树木的评估价格太低；另外，证人称其在2014年还曾看�过原告到地里挖水沟、摘收樱桃。对王某1的证言，原告认为证人所述的“协议作废”一事是听说的，没有证明效力。对王某2的证言，原告认为可以证明协议书签订后已经开始履行，只是由于沙建珍的反对未履行完毕；也可以证明原告已经将土地交还给了被告；证人关于“协议作废”有关事实的表述多用“可能”等字眼，不足采信。
对上述争议，原告提供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13日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书的“承包人”签字处为原告儿子“王在东”，右下方有被告的盖章。合同第一条约定：“经村委组织招、投标，由本村村民王在东中标，取得地瓜窖西第二块土地，七个人的人口地（樱桃园）的承包权，此地块地亩数为2.1亩，每亩承包价格为27300万元，即总价格为伍万柒仟叁佰叁拾元整，交款日期为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交清，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村委有权重新进行招投标。”对于该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原告明确表示没人交纳。原告欲以此证明其已按《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将土地交还被告，被告已经重新对外发包。被告对该《土地承包合同书》的真实性未提异议；被告提供的证人王某2在作证时称该《土地承包合同书》即是《人民调解协议书》作废后，被告建议原告及沙建珍重新签订的协议，是王某2本人起草的。
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对案外人沙建珍进行了调查询问。沙建珍对有关事实作如下陈述：1、2000年前后，王家窑村重新发包土地，因她与原告两家关系较近，两家土地一起抓阄，分�一起，都由原告耕种。2、2006年前后，经沙建珍索要，原告交还给沙建珍部分土地。2013年，沙建珍与原告因地界产生纠纷。经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及被告于2013年5月29日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3、沙建珍从原告处要回的土地中有儿子一家三口的份儿，因儿子反对且嫌补偿价格过低，沙建珍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第二天村委组织人准备量地、量房时，便向村委声明拒绝履行上述协议，随后村委未强行收地，沙建珍将土地耕种至今。4、原告王照宽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之后也没有向村委交还土地，2013年2015年的樱桃都是王照宽收摘的；2014年，原告还曾找来挖掘机想在地边挖水沟，被沙建珍阻止了。被告对沙建珍的陈述无异议。原告质证称：沙建珍的陈述（村委组织人员准备量地量房）表明《人民调解协议书》已经开始履行；原告没找过挖掘机挖水沟，是被告找的。
2016年11月15日庭审中，当被审判人员问及“协议签订后你是否还因为土地纠纷与沙建珍闹过矛盾”时，原告本人回答：“闹过，打来，也吵吵过，签完协议后，好摘樱桃了，协议完以后大队就说是另承包了，顶数和大队另签了一个协议一样，实际当时我是不同意的，不过我不同意也不行了，就是签了各人种各人的协议吧，就把司法所的否了……”。
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已对其承包地里的果树进行了清点和接收，但未提供证据。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已经解除？对此争议，本院认为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在签订后不久（半月之内）即由协议各方协商解除。依据如下：1、被告提供的两名证人证言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可以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及沙建珍均未实际向村委交还承包地，原告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管理着自己的土地及地上树木；2、如按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原告之子王在东需另向村委支付5万多元后才能取得该地块儿的承包权，这显然不合常理（原告只需将土地转包、租赁或无偿给儿子耕种即可，完全不必让儿子多向村委交纳5万多元的费用）。相反，该合同书恰好与证人王某2所述的部分事实相吻合，印证了证人所述属实（即原、被告及沙建珍均同意解除《人民调解协议书》，被告建议双方将土地转包给自己的子女耕种）。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已将原告土地收回并另行发包的事实。3、案外人沙建珍也证实原告并未将土地�还被告，并且在之后的两三年内还继续管理、耕种着。4、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之后至本次起诉之前，原告一直未向被告索要过补偿款，此与常理相悖；比较而言，原告这一行为更符合《人民调解协议书》已被解除的情形。5、如果原告向村委交还土地和树木，那么及时对土地上的树木数量、树龄进行清点确认是直接关系原告利益且为必须和紧迫性的工作，但原告没有此方面的证据。6、原告在庭审时曾认可《人民调解协议书》已被新的调解协议（或方案）替代。总之，根据上述各项证据以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被告的主张成立，即《人民调解协议书》已在2013年（6月13日前）经协议各方协商解除。原告无权再要求被告继续履行该协议书，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照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于俊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林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