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51民终1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供行，男，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公民身份证号码：×××4039。
委托代理人：陈颖，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培鸿，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冠权（潮州）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潮州市潮州。
法定代表人：曾喜全，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业俊，广东阳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志平，广东阳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供行、冠权（潮州）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权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5）潮湘法民二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供行的委托代理人陈颖、陈培鸿，上诉人冠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业俊、蔡志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1月24日，赵供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赵供行与冠权公司前有生意来往，2012年7月22日经冠权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鸿辽与赵供行双方结算，冠权公司确认截至同年5月25日止结欠赵供行货款71791元，冠权公司承诺于2013年1月5日前付清，还款期限届满后，上述款项经赵供行多次向冠权公司催讨未果。请求判令冠权公司立即付还赵供行货款人民币71791元及该款利息（自2013年1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法院确定还款之日止，逾期按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计算）。
冠权公司答辩称：冠权公司从来没有与赵供行有生意往来，冠权公司不存在结欠赵供行货款的事实。赵供行诉称2012年7月22日经冠权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鸿辽与其双方结算，赵供行与张鸿辽结算的行为是虚假的。冠权公司从来没有与赵供行结算任何货款，更没有委托任何人与其进行货款结算。其诉称冠权公司结欠货款毫无事实依据。若张鸿辽确有与赵供行结算的话，其行为不能代表冠权公司。由于冠权公司与赵供行没有生意往来，又无委托任何人与赵供行结算，因此其诉求缺乏事实理由，请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另，张鸿辽虽然原是冠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自2012年7月24日起，冠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为曾喜全，也就是说自2012年7月24日之后张鸿辽不再是冠权公司工作人员。虽然赵供行提供的结算单日期是2012年7月22日，但由于双方没有生意往来，可见结欠单是一份不真实的结欠单。鉴于此，冠权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申请对结欠单进行司法鉴定，对落款时间及签名等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请法院查明事实，照准司法鉴定之申请，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冠权公司于2002年7月2日在潮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原系张鸿辽，2012年7月8日，冠权公司董事会决议，决定免去张鸿辽出任的冠权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曾喜全、邱燕云、张鸿辽出任冠权公司董事会成员职务，其中曾喜全出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其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于2012年7月24日经潮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谢瑞昭为冠权公司的监事，并以冠权公司员工的名义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赵供行与冠权公司多次发生购销木杯架、座钟底坐、纸巾架等货物业务，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等条款。赵供行分别于2011年12月6日、12月13日、2012年4月13日、4月17日、4月28日、5月20日、5月25日共7次供给冠权公司木杯架、座钟底坐、纸巾架各一批。每次供货均由赵供行制作《送货单》各一份，《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冠权陶瓷有限公司”，并载明供货的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并分别由“夏凡”或“张宏军”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目上签名，谢瑞昭在其中2012年4月13日、4月17日、4月28日、5月20日、5月25日5份《送货单》中的空白处签名确认。上述7批次的货物总金额为人民币92083.60元。赵供行供货后，冠权公司付还赵供行货款人民币20292.60元。后张鸿辽以“2012年7月22日”为落款时间出具《结算单》一份交赵供行存执，《结算单》内容为“兹有冠权（潮州）陶瓷有限公司截止2012年5月25日止结欠赵供行木具配件共计人民币71791元正整。经双方确认定于2013年1月5日前付清。此据”。出具《结算单》后，冠权公司没有付还货款，赵供行遂于2014年11月24日提起诉讼。
诉讼期间，冠权公司以《结算单》不是2012年7月形成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对《结算单》上打印字样、书写字样及指纹的实际形成时间及实际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2012年7月22日）的时间差距是多少个月（或年）进行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粤南（2015）文鉴字第59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下称“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检材《结算单》印刷体文字、签名文字、指纹的形成时间均与其标称时间“2012年7月22日”不符，实际形成时间应为2013年1月前后；标称时间与实际形成时间相距5个多月。本次鉴定用去鉴定费人民币28800元。对上述鉴定意见书，赵供行提出鉴定意见书没有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资质材料，列明附件为检验图片10页而实际上没有附图，及鉴定过程说明依据不足，鉴定样本为鉴定机构自制的样本，真实性无法确定，鉴定结论是否正确无从考究，目前我国对文书制作形成时间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组织标准，鉴定意见书采用的是自行创造的方法，其鉴定方法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论证并形成标准，鉴定结论是否正确无从考究，由于其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均存在瑕疵，因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冠权公司对鉴定意见书没有意见，提出《结算单》是张鸿辽在没有任冠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所形成，其没权与他人结算，冠权公司也没有授权其与他人结算，《结算单》所确认的债务明显与冠权公司无关，赵供行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支持，应予驳回。
原审法院认为，张鸿辽以“2012年7月22日”为落款时间出具《结算单》，该《结算单》实际形成时间经鉴定机构鉴定后作出鉴定结论，该鉴定结论符合法律规定，可予认定。赵供行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及理由，因此，赵供行的异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虽然该《结算单》的实际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不符，但该《结算单》是张鸿辽本人出具的，具有真实性，该《结算单》不存在伪造、变造等情形，因此该《结算单》应予认定。经鉴定，该《结算单》的实际形成时间大约为2013年1月前后，由于张鸿辽原为冠权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12年7月8日冠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免去张鸿辽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同时，又决定张鸿辽出任冠权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此，在2012年7月8日之前及之后，张鸿辽都是冠权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即张鸿辽于2013年1月前后出具《结算单》时仍然是冠权公司的工作人员。张鸿辽在《结算单》中确认冠权公司结欠赵供行人民币71791元，因此，该《结算单》应认定为冠权公司结欠赵供行货款的结算依据。而且，在赵供行提供的7单《送货单》中，其中5单《送货单》上有冠权公司的监事谢瑞昭签名确认，也可以印证赵供行与冠权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赵供行确实有供给冠权公司木杯架、座钟底坐、纸巾架等木具配件，其供货品种、数量、单价、金额明确，张鸿辽出具的《结算单》与赵供行提供的《送货单》形成证据链，可以作为冠权公司结欠赵供行货款的依据。据此，可以认定赵供行与冠权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冠权公司结欠赵供行货款人民币71791元的事实。冠权公司没有提供其还款的依据，因此，其还款数额应以赵供行自认的人民币20292.60元认定。赵供行与冠权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赵供行因冠权公司购买货物后没有还款而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应予以支持。冠权公司尚欠赵供行货款的数额人民币71791元应予付还。由于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赵供行请求冠权公司偿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理由充分，应予支持，利息应自起诉之日即2014年11月24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六个月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进行计算。冠权公司没有及时付还货款，应负本案纠纷的责任。冠权公司辩称其公司与赵供行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辩解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赵供行提供的《结算单》落款时间不实而导致冠权公司申请对《结算单》的实际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故本案的鉴定费人民币28800元应由赵供行承担。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2015）潮湘法民二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冠权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赵供行货款人民币71791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4年11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六个月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797元，由赵供行负担人民币316元，冠权公司负担人民币481元。上述受理费人民币797元已由赵供行垫付，冠权公司负担的受理费人民币481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还赵供行。本案鉴定费人民币28800元，由赵供行负担。上述鉴定费人民币28800元已由冠权公司垫付，赵供行负担的鉴定费人民币28800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还冠权公司。
赵供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中关于本案鉴定费人民币28800元由赵供行负担的判决，改判本案鉴定费人民币28800元由冠权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判决已经查明冠权公司结欠本人货款事实并依法判决全部支持本人的诉讼请求，但同时却判令作为胜诉方的赵供行承担鉴定费用依法无据且偏袒冠权公司一方。（一）原审期间冠权公司以其原法定代表人张鸿辽已离职为由，对赵供行所提供的由张鸿辽出具的《结算单》上张鸿辽签名的形成时间不予认可并要求对《结算单》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依据鉴定所自己提供的参考样本以及其自己发明的鉴定方法作出了鉴定意见书为：检材《结算单》印刷体文字、签名文字、指纹的形成时间与其标称时间“2012年7月22日”不符，标称时间与实际形成时间相距5个多月。原审法院同时也查清张鸿辽于2012年7月24日不再任冠权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仍是冠权公司董事会成员，结合本案赵供行提供的《送货单》等材料判决赵供行胜诉，对鉴定书根本没有采纳。由此可见，冠权公司之所以提鉴定申请并提出张鸿辽离职的主张完全是为了达到赖债的目的。张鸿辽先后作为冠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会成员，其与赵供行进行结算的行为均为职务行为，冠权公司明知以上事实仍然不诚信地申请鉴定拖延诉讼，其鉴定申请以及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书对本案而言根本毫无意义且最终也没有作为一审判决的证据予以采纳，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理应由冠权公司自行承担。（二）原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书实质要件存在瑕疵，根本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1、鉴定过程说明依据不足，鉴定样本为鉴定机构自制的样本，真实性无法确定，鉴定结论是否正确无从考究；
2、目前我国对文书制作形成时间并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组织标准，鉴定意见书所采用的是其自行创造的方法，其鉴定方法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论证并形成标准，鉴定结论是否正确无从考究。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鉴定书实质要件存在瑕疵，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且最终也没有被原审法院采纳。故由此产生的鉴定费应当由冠权公司自行承担。
针对赵供行的上诉，冠权公司答辩称：赵供行的上诉缺乏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的明确规定，鉴定费属于诉讼费的范围。赵供行单独针对鉴定费用提起上诉违反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该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由此可见，赵供行的上诉缺乏法律依据。
冠权公司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书所作出的冠权公司应付还赵供行货款人民币71791元及利息的判决；2、驳回赵供行的诉讼请求；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由赵供行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涉案《结算单》不能作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赵供行以《结算单》为依据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该《结算单》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22日，而通过司法鉴定，该《结算单》的实际形成时间大约在2013年1月前后，可见该《结算单》不具有真实性。尽管《结算单》上有张鸿辽签名，但自2012年7月8日冠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免去了张鸿辽的董事长职务，虽然名义上张鸿辽是冠权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但实际已经与冠权公司脱离了关系，依照法律的规定，张鸿辽除非冠权公司的授权，其行为不能代表冠权公司。冠权公司没有授权张鸿辽与赵供行进行货款结算，因此张鸿辽在《结算单》上的签名属于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原审法院认定“该《结算单》应作为冠权公司结欠赵供行货款的结算依据”是错误的。其次，《送货单》不足于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赵供行在原审诉讼期间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提供该《送货单》，该《送货单》又不属于新证据，因此应承担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必须指出的是，该《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栏上的签名是“夏凡”或“张宏军”，而冠权公司没有此人，也没有授权任何人签收货物，因此，《送货单》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然5份《送货单》中的空白处上有谢瑞昭签名，但签名位置不在收货人一栏上，因此谢瑞昭的签名无法达到赵供行所要证明的内容，原审法院认定系主观推理，缺乏充分证据。退一步说，假设7份《送货单》中5份有谢瑞昭签名可以认定为冠权公司收货，那么，其中2份没有谢瑞昭签名的《送货单》怎么也能作为认定是冠权公司的收货依据呢（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是张鸿辽的结算行为是否可以代表冠权公司。以上所述张鸿辽在没有担任冠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在没有冠权公司的授权之下擅自与赵供行进行结算，如果有权进行结算的话，张鸿辽没有必要把结算时间推前在其自己担任法人代表之前，可见，其结算行为不能代表冠权公司。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冠权公司从来没有追认张鸿辽的代理行为，因此，不应承担因张鸿辽的结算行为所引起的清偿责任。本案中，谢瑞昭也没有代理冠权公司签收货物，其签名无法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冠权公司与赵供行双方没有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张鸿辽的结算行为不能代表冠权公司，《结算单》经司法鉴定已证实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送货单的收货人又不是冠权公司的员工，送货单无法证明冠权公司收到赵供行的货物。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维护冠权公司的合法权益。
针对冠权公司的上诉，赵供行答辩称：冠权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冠权公司向赵供行支付货款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予以维持，并驳回冠权公司的上诉。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答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本案所涉欠款应否认定为冠权公司结欠赵供行的款项？涉案鉴定费用的承担问题。
关于本案所涉欠款应否认定为冠权公司结欠赵供行的款项的问题。赵供行提供打印日期为2012年7月22日由张鸿辽签名确认的《结算单》及送货单等向冠权公司主张债权，冠权公司抗辩张鸿辽签名时已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涉案债务是其个人债务。经审查，赵供行在原审提供《冠权公司董事任免书》，其中载明：“根据2012年7月8日公司董事会决议，决定免去张鸿辽出任的冠权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曾喜全、邱燕云、张鸿辽出任外资公司‘冠权公司’董事会董事成员职务，其中曾喜全出任外资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潮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2年7月24日对冠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进行核准登记。尽管原审法院经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结算单》上打印时间、书写字样及指纹的实际形成时间，实际形成时间与打印落款时间的时间差距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实际形成时间是2013年1月前后，但冠权公司在原审庭审时对《结算单》上张鸿辽本人签名及指纹均无异议，张鸿辽在上述期间仍是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在冠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期间，作为相对人的赵供行有理由相信其签名行为是代表冠权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故原审法院认定张鸿辽在《结算单》上签名确认结欠赵供行货款人民币71791元系职务行为并判令冠权公司付还尚欠货款并无不当。
关于涉案鉴定费用的承担问题。鉴定结论是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案涉鉴定费用是冠权公司为证明张鸿辽在立下结算单时并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向原审法院申请鉴定所产生的。经原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鉴定结论体现《结算单》上印刷体文字、签名文字、指纹的形成时间均与其标称时间“2012年7月22日”不符。赵供行对上述鉴定结论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鉴定结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原审法院根据案件处理的具体情况依职权决定鉴定费最终的负担主体并无不当，故赵供行上诉请求对鉴定费用进行重新认定无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合理。赵供行、冠权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14元，由赵供行负担人民币520元，冠权（潮州）陶瓷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59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苏 慕 成
审 判 员 杨 桦
代理审判员 陈 烨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冯泽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