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贺民一终字第16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
委托代理人：何某。
上诉人（一审被告）：唐某。
委托代理人：彭某。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某1。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某2。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某3。
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的法定代理人：周某4。
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某、吴某。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毛某1。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蒋某。
上诉人唐某、杨某因与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毛某1、蒋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3）富民一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7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彭某，上诉人杨某的委托代理人何某，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的法定代理人周某4及委托代理人黄某、吴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毛某1、蒋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日，被告杨某无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后搭周某5）由富川县富阳镇羊皮寨往富川县车站方向行驶，当日18时10分许行至富川县富民加油站前路段时与街道对向骑自行车横过街道的毛某2发生碰撞，造成毛某2当场死亡，杨某受伤，两车局部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杨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毛某2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之规定；经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富公交认字（2012）第451123201200079-A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1、杨某承担本事故的同等责任；2、毛某2承担本事故的同等责任；3、周某5不承担本事故责任。
另查明：毛某2于2011年5月20日至事发日居住在该县富阳镇北门街68号。原告周某1，于1997年7月16日出生，系毛某2长女；原告周某2，于2003年10月18日出生，系毛某2二女；原告周某3，于2006年1月6日出生，系毛某2儿子；原告毛某1，于1941年12月29日出生，系毛某2父亲；原告蒋某，于1943年11月3日出生，系毛某2母亲；毛某2共兄弟姐妹3人。
又查明：杨某所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车主为唐某，杨某与唐某为雇请关系。
还查明：被告杨某已预付原告赔偿款85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杨某无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后搭周某5）与街道对向骑自行车横过街道的毛某2发生碰撞，造成毛某2当场死亡，杨某受伤，两车局部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富公交认字（2012）第451123201200079-A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划分责任适当，该院依法予以采信。因此，原告请求侵权人赔偿毛某2死亡造成的损失有理，该院予以支持。因事故车辆未购买机动车强制保险，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的规定，原告请求两被告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对于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因本次交通事故为杨某摩托车（机动车）与毛某2骑自行车（非机动车）发生碰撞而产生的交通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虽然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杨某承担同等责任，毛某2承担同等责任，但考虑到事故是发生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事故，机动车方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更重要的注意和赔偿责任，因此对本案中毛某2与杨某的赔偿责任按毛某2（非机动车方）40％、杨某（机动车方）60％的责任份额划分为妥，即毛某2损失应按毛某240％、杨某60％的责任份额承担。故原告因毛某2死亡而产生的各项损失也应按毛某240％、杨某60％的份额承担。因侵权人与唐某之间系雇请关系，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唐某应对超出保险份额的杨某的赔偿责任份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于原告主张抚养费186114.7元的主张，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因原告扶养费的计算数额部分年数已超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对于原告主张抚养费186114.7元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在本案中，周某1的抚养期为：从事故发生日至周某1满18周岁，计31个月；周某2的抚养期为：从事故发生日至周某2满18周岁，计106个月；周某3的抚养期为：从事故发生日至周某3满18周岁，计132个月；毛某1的抚养期为：从事故发生日至毛某1满80周岁，计108个月；蒋某的抚养期为：从事故发生日至蒋某满80周岁，计130个月。原告主张的抚养费应按抚养期限分段计算，即：第一阶段，从事故发生日至从事故发生后106个月，周某1的抚养费为12848元／年×31月÷12月÷2人=16595.33元，周某2的抚养费为12848元／年×106月÷12月÷2人=56745.33元，周某3的抚养费为12848元／年×106月÷12月÷2人=56745.33元，毛某1的抚养费为4211元／年×106月÷12月÷3人=12399.1元，蒋某的抚养费为4211元／年×106月÷12月÷3人=12399.1元，累计154884.19元（16595.33元＋56745.33元＋56745.33元＋12399.1元＋12399.1元），已超出同期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12848元／年×106月÷12月=113490.66元，按l13490.66元计；第二段，事故发生106个月后，周某3的抚养费为：12848元／年×（132-106）月÷12月÷2人=13918.66元，毛某1的抚养费为：421l元／年×（108-106）月÷12月÷3人=233.95元，蒋某的抚养费为：4211元／年×（130-l06）月÷12月÷3人=3041.27元，该段累计17193.88元（13918.66元＋233.95元＋3041.27元），原告抚养费分段计算共计130684.54元（113490.66元＋17193.22元）。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该院核定本案原告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377080元（18854元×20年）；2、丧葬费17076元；3、扶养费130684.54元；4、精神抚慰金，因原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该院酌情定为10000元。按各被告应承担的责任计算，被告杨某、唐某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连带承担死亡赔偿金110000元，扣除杨某预付费用85000元，被告杨某、唐某还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连带承担25000元（110000元-85000元）；超出强制保险赔偿限额部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扶养费）414840.54元（377080元-110000元＋17076元＋130684．54元），按被告杨某、唐某的责任份额计算，杨某、唐某应连带承担的数额为248904.32元（414840.54元×60％），被告杨某、唐某还应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0000元。除交强险优先赔偿部分外，被告杨某、唐某共计应赔偿原告258904.32元（248904.32元＋10000元）。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某、唐某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连带赔偿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毛某1、蒋某因毛某2死亡而产生的死亡赔偿金25000元。二、被告杨某、唐某连带赔偿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毛某1、蒋某因毛某2死亡而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58904.32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035元（原告已预交），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毛某1、蒋某负担273元，由被告杨某负担266元，被告唐某负担496元。
上诉人唐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杨某所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车主为唐某，杨某与唐某为雇请关系”有误，上诉人唐某不是杨某所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车主，唐某与杨某之间也不形成雇请关系。二、一审判决赔偿计算标准有误。受害人毛某2户口登记是农村居民，应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三、受害人与杨某承担的事故同等责任，受害人存在着严重过错，一审支持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于法不符。四、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判令上诉人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法院没有没有合法传唤上诉人开庭，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六、根据周某5的证言，周某5要求杨某开车送其到网吧，周某5与杨某之间已形成了雇请关系，周某5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遗漏当事人。综上所述，请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或驳回一审原告请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杨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认定“受害人毛某2于2011年5月20日至事发居住在本县富阳镇北门街68号”事实错误，不能认定受害人毛某2在县城购房且居住一年半的事实。一审法院未予查清周某4与受害人是否为夫妻关系就认定周某1、周某2、周某3是受害人毛某2与周某4的婚生（或非婚生）子女完全没有依据。受害人毛某2的死亡赔偿标准应适用农村标准，其主要生活来源仍为农村，受害人毛某2生前的主要生活来源、补贴等均来自农村。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农村人口的赔偿标准计算，责任划分比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辩称，本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查明唐某是杨某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的车主，且杨某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唐某与杨某是雇请关系，唐某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毛某2于2011年5月20日至事故发生日居住在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北门街68号，其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关于精神抚慰金，受害人毛某2的死亡，对答辩人的打击巨大，1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是偏低。应驳回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毛某1、蒋某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中，上诉人杨某向法庭提供的新证据：
1、《供用电清单》，证明被上诉人非连续居住城镇一年以上，不应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项目。
2、《证明》，证明被上诉人未办暂住证的事实。
3、移民局《证明》、《水库移民核定登记表》，证明被上诉人为农村人口且为库区移民的事实。
4、《情况说明》，证明受害人未在明德公司从事一年以上工作的事实。
5、《收据》，证明唐某是车主。
二审中，上诉人唐某没有向法庭提供新证据。
二审中，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向法庭提供的新证据：
水、电费收据，证明受害人一直居住在富阳镇北门街68号。
本院依职权对周某5、汪某、廖某进行了调查，并作了询问笔录。周某5、汪某、廖某陈述：2012年12月1日，周某5等村民在金果业公司做工，收工时，因为下雨，唐某叫杨某帮其把摩托车开回去。
经当庭质证，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对上诉人杨某提交的证据1，认为能证明2009年至2013年，毛某2都在该地方居住，其中有时不在该地方居住不影响整个事实；对证据2，认为暂住证上面的时间毛某2已死亡；对证据3，毛某2户口还在农村，享有农村的福利，但不影响其在城镇居住的事实；对证据4，认为被上诉人原来在明德公司调查的《说明》是合法有效的，应以该《说明》为依据，对证据5，无异议。上诉人唐某对上诉人杨某提供的新证据1、2、3、4无异议，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证据5不是新的证据，且收据不是购车的发票，不能证明是唐某购车的收据。对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提交的证据，上诉人杨某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唐某认为不能证明受害人长期在富阳镇北门街68号居住。
对本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上诉人唐某认为其在2012年12月1日没有开助力车去，其家中有一部助力车，有购车发票，该车在2013年2月被偷，其已向公安机关报警。廖某与杨某是亲属关系，周某5、汪某与杨某是邻居关系且与本案事故有利害关系，周某5、汪某、廖某陈述不是事实。上诉人杨某认为周某5、汪某、廖某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认为周某5、汪某、廖某的陈述是真实的，结合交警部门作的事故认定书，可以确认唐某是事故车辆的车主，是唐某叫杨某帮其把车开回去。
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杨某提交的证据1，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是否非连续居住城镇一年以上，本院不予认定。对上诉人杨某提交的证据2，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该证明的内容并未能说明被上诉人是否居住在城镇。对上诉人杨某提交的证据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被上诉人享有农村的福利，与被上诉人是否居住在城镇无直接关联性。对上诉人杨某提交的证据4，并不能推翻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广西明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对上诉人杨某提交的证据5，不是正式发票，上诉人唐某不认可，该收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本院不予确认。对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提供的水、电费收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周某5、汪某、廖某的陈述，能与公安机关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已查明事实，除“杨某与唐某为雇请关系。”错误之外，其他已查明事实属实。
另查明，杨某系唐某堂姐的儿子。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讼争焦点问题为：1、一审是否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2、唐某是否是本案事故车辆的实际车主；3、杨某与唐某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4、因毛某2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应适用何种赔偿标准；5、本案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划分是否合理。
本院认为：一、杨某是唐某堂姐的儿子，杨某的父亲是唐某的堂姐夫，一审法院基于上诉人杨某与上诉人唐某之间的亲戚关系，在送达时将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一并寄送两上诉人，杨某的父亲已签收了上述诉讼材料。唐某作为杨某的姨妈，在本案中与杨某有着共同的诉讼利益，按常理分析，杨某在收到诉讼材料后，无故意隐瞒及不将诉讼材料转交唐某的理由和必要。同时，结合法庭调查、当事人陈述及全案情况，本院认为，唐某主张其未收到一审开庭传票等材料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虽然在送达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并未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对唐某关于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根据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富公交认字（2012）第451123201200079-A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已查明本案肇事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的所有人为唐某，同时结合周某5、汪某、廖某的陈述意见，可以认定本案肇事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的所有人为唐某。上诉人唐某认为其不是本案肇事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的所有人，但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辩驳，且其陈述与上述证据相矛盾，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杨某与唐某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经查，唐某叫杨某帮其开车回家时双方并未约定需支付报酬，故杨某帮唐某开车的行为属于无偿帮工行为，双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认定杨某与唐某为雇佣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杨某在无偿帮工过程中发生了本案交通事故，杨某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未确保安全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导致发生与骑自行车的毛某2发生碰撞的交通事故，存在重大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唐某应对本案交通事故造成毛某2死亡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杨某与唐某承担连带责任；四、关于毛某2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应适用何种赔偿标准的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广西明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证明、柳家乡龙岩村委证明、仁昇社区证明、立马断卖房契约、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居民供电合同，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证实毛某2一家五口在本案交通事故前已在城镇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事实，一审据此认定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毛某2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毛某2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抚慰金损失10000元的问题，本案交通事故造成毛某2的死亡，确给其家属造成了巨大精神伤害，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唐某认为本案不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本案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划分是否合理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及本案实际情况确定由负有高度注意义务的机动车驾驶人杨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由毛某2自行承担40%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杨某认为本案责任划分比例错误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周某5与杨某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唐某认为杨某与周某5是雇佣关系及一审遗漏当事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已查明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70元（上诉人杨某已预交2070元，上诉人唐某已预交2700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2070元，上诉人唐某负担27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雳峰
审 判 员 吕小莉
代理审判员 邓行奇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燕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