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吕民一终字第11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甲，又名苏营务，农民。
委托代理人李巧秀，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乙，农民。
上诉人苏甲因与被上诉人武乙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初字第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甲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巧秀、被上诉人武乙、证人苏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于1993年3月向玉坪乡枣林村委承包李家庄坪（地名）土地18亩，后于2011年8月3日转包给被告苏营务种植核桃树而签订了协议：一、甲方李家庄坪前后坪共18亩。从今秋开始栽种核桃树，每10米一苗，接树由甲方负责；二、从明年起甲方不再向乙方收地款；三、乙方向甲方交押金1000元整；四、从2012年开始6年，2017年核桃树挂果超过总数一半的话，甲方退回乙方押金。如挂果达不到一半将押金变为罚金；五、双方信守协议。合同履行近四年，原告发现被告不栽种核桃树，擅自耕种玉米，不履行合同约定，只顾种玉米盈利，于2015年三月份在18亩地上自行录制影像资料，见地上未见核桃树情形，只有被告焚烧玉米秸秆的痕迹。故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原、被告的转包合同，将被告交的1000元押金变为罚金。
原审认为，原告承包枣林村委李家庄坪（地名）18亩坪地并经营管理，双方合同订立的主要目的是让原告植树，发展村的林业收益。原告与被告订立合同其内容目的为植树，而被告以种植玉米为目的，违背了订立合同的初衷，原告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支持。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武乙与被告苏营务2011年8月3日签订的本村李家庄坪18亩土地的转包合同（协议书）。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该地由原告经营管理；二、被告押给原告1000元押金，原告不予返还被告；三、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负担。
上诉人苏甲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初字第439号民事判决；2、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8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判令被上诉人继续履行该协议书至2017年秋收之后，维护上诉人对该土地的经营权利。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后，上诉人严格遵守协议。2011年秋天栽种核桃树135株，成活率高达97%，按协议约定每十米一株，上诉人承包被上诉人18亩地是虚地，虚地是实地的六分，一亩虚地大约400平米，18亩地按协议约定栽树苗应栽种72株，实际栽种135株。上诉人认为不但履行了协议，而且还超额栽种60多株。协议书中从未提到不让上诉人种玉米，而且上诉人自2011年承包以来一直种玉米。谁料2015年春被上诉人违背协议，要求收回土地。2、承包以来，上诉人为了不浪费土地，边栽树边种地，并无过错。3、根据协议，2012年开始6年，2017年秋收为止。被上诉人在合同期未满的情况下终止合同，本身就是违约行为。
被上诉人武乙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上诉人就是种玉米盈利，根本不管核桃树。
二审期间上诉人苏甲提交下列证据：
1、视听资料U盘一个（当庭播放），证明上诉人在承包被上诉人的地里栽种有130多株核桃树。
2、苏某当庭证言，证明上诉人自2011年包下被上诉人的地后就开始种树，其见上诉人种过，地里有135苗数，其数过，U盘上视频资料拍摄的时间其在场，是2015年6月份。
3、辛乃保证明书一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其在场，和苏某的合同是同时写的，被上诉人把地交给上诉人边种地边栽核桃。
4、李德贵、王新民、苏谈旺、张乃元、苏某和王海平联名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证明2016年1月22日，上诉人带领该6人实地查看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包的18亩地里栽种的核桃树，结论是成活率很高，大多数是3至4年的树龄，只有几个看上去是近两年栽的。经详细核实，最终确定现存活133株。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武乙提交下列证据：
1、武丑庆、李连喜、刘平则和苏建明分别出具的证明共四份，共同证明2016年1月24日，该4人一起实地查看了被上诉人让上诉人管理栽种的核桃树，查看结果是：大一点的有60多株，小一点的也有六七十来株，听被上诉人说大一点的都是他种的，小一点的看来是上诉人今年栽的。
2、视听资料U盘一个（无法播放），证明被上诉人转包给上诉人的地里种有130多株核桃树。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的综合质证意见是，对视听资料不予质证，上诉人栽的树苗很小，协议要求是挂果，现在是补栽的，大部分是2015年才补栽的。对李德贵等人出具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的综合质证意见是，只有两株是被上诉人自己栽的，对武丑庆等人的证明材料不予认可；对核桃树的数量130多株认可。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同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被上诉人武乙转包给上诉人苏甲的地里，现栽有核桃树130余株。
再查明，上诉人居民身份证上记载的姓名、在一审答辩状中所列姓名、在一审庭审笔录上签名、向本院提交的证人出庭申请书上签名均为“苏甲”；其与委托代理人的结婚证上记载的姓名、在上诉状中所列姓名均为“苏营务”。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所列上诉人姓名为“苏营务”。双方于2011年8月3日签订的转包协议上记载的上诉人姓名亦为“苏营务”。庭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对方出庭人员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苏甲是否违反其与被上诉人武乙签订的转包合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双方签订的转包协议，上诉人苏甲的义务是从2011年秋天开始栽种核桃树，到2017年挂果超过总数一半。被上诉人武乙起诉上诉人苏甲的事实依据是上诉人只顾在承包被上诉人的地里种玉米盈利，而只栽种很少的核桃树，认为上诉人无法兑现合同约定的结果。其一，就核桃树的数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当庭均认可被上诉人转包给上诉人的地里现栽有核桃树130余株，双方仅系对各自栽种的数量有争议。但从栽种的均衡度来看，除双方均主张为己方所种的一块地势较高的土地上的核桃树间隔比较均匀，基本满足每10米一苗外，其余争议不大、地势较低的核桃树分布极为稀疏，达不到每10米一苗。从面积看，地势较低地明显大于地势较高地。故从上诉人转承包被上诉人土地的整体栽种情况看，能够认定上诉人栽种的数量未达双方合同约定。其二，就核桃树的栽种时间，双方各执一词，虽均提供了书面证明材料，然一则有关人员均未出庭接受质证，二则从双方提供的有关现场查看人员的身份来看，均系村干部或普通村民，非具备专门知识的人员，且出具的结论差距较大。在此情况下，本院对双方争议之地进行了实地查看。经查看，双方争议之地遍布玉米秸秆的焚烧痕迹，结合露于地表随处可见的玉米收割后的根部断茬的间隙来看，上诉人在其转承包被上诉人地里大面积、密集栽种玉米当属不争事实。核桃树苗普遍矮小，目测以高度为20厘米左右的居多，超过全部核桃树的一半，且上诉人承认其中尚有未成活的。综合考虑现有核桃树的长势及存活率、上诉人大量栽种玉米及焚烧秸秆对核桃树的影响程度，本案无需专业鉴定，只需根据生活经验法则即可判定现有核桃树无法在2017年达到合同约定的挂果条件，合同目的确定无法实现，符合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尽管栽种的核桃树数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毕竟上诉人事实上有所投入，本院酌定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1000元押金的一半即500元。综上，上诉人关于请求继续履行双方协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初字第4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初字第4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押给被上诉人的1000元押金，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5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苏甲负担75元，被上诉人武乙负担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苏甲负担60元，被上诉人武乙负担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玉荣
审判员 张晓艳
审判员 张晓玮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雷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