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江汉民再重字第00001号
原审原告武汉瑞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国瑞，该公司�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义江，湖北成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国金，男，195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副总经理。
原审被告唐维俊，男，1954年5月28日出生，汉族，湖北唐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罗胜、王龙，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湖北唐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雅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罗胜、王龙，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武汉瑞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瑞昌公司）与原审被告唐维俊、湖北唐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唐氏集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4月22日作出（2009）汉民二初字第1578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不服，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30日作出（2010）武民二终字第53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仍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5日作出（2011）鄂民申字第483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16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仍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2）鄂民再申字第0032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同年12月2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民监二再终字第00118号民事裁定，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2010）武民二终字第537号民事判决、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09）汉民二初字第157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瑞昌公司委托代理人李义江、胡国金，唐维�、唐氏集团委托代理人罗盛、王龙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唐维俊、唐氏集团向本院申请追加叶濣文、武汉大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大唐公司）、武汉九通置业有限公司（下称九通公司）、武汉数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数控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认为，案件处理结果与上述人员及公司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追加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当庭驳回了唐维俊、唐氏集团的追加请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9年9月2日，瑞昌公司起诉至本院称，2005年12月2日，瑞昌公司与唐氏集团达成唐氏集团收到瑞昌公司600万元10日内由其负责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事成钱不退，否则退全款”的口头约定，并授权公司副总经理胡国金用个人银行账户以转账方式将600万元汇至唐维俊指定的个人银行卡上。唐维俊收款后，既没有按�定让九通公司退出，也没有将600万元退还瑞昌公司。瑞昌公司多次要求唐维俊返还上述款项，但唐维俊称该款已进入唐氏集团的账户，拒绝返还。2007年11月28日，瑞昌公司向唐维俊发律师函，要求其收到函后10日内返还上述600万元，但唐维俊至今未还，故请求法院判令：1、唐维俊与唐氏集团共同返还瑞昌公司600万元；2、唐维俊与唐氏集团共同向瑞昌公司支付从2007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3、诉讼费由唐维俊与唐氏集团共同承担。唐维俊与唐氏集团辩称，瑞昌公司起诉主体不适格；唐维俊收到胡国金的600万元属实，但该款是胡国金代他人向唐维俊和唐氏集团偿还的借款，请求驳回瑞昌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一审查明，胡国金是瑞昌公司的副总经理，唐维俊是唐氏集团的董事长。2005年12月，瑞昌公司委托唐维俊办理“使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一事，由瑞昌公司支付所需费用。同年12月2日，瑞昌公司以其副总经理胡国金的名义，将600万元汇至唐维俊指定的个人账户上。之后，因唐维俊未完成上述委托事项，瑞昌公司多次要求唐维俊返还上述款项，唐维俊称该款已进入唐氏集团的账户。2007年11月28日，瑞昌公司委托湖北成和诚律师事务所向唐维俊发出律师函，要求其在收到律师函后10日内（即2007年12月13日前）将600万元返还瑞昌公司，但唐维俊至今未予以返还，引起本案纠纷。另查明，从胡国金账户汇至唐维俊的600万元系瑞昌公司的公款。
本院一审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瑞昌公司称600万元系公司授权胡国金用其个人银行账户转账至唐维俊，胡国金认可是公款不是个人存款。故瑞昌公司可作为权利主体向唐维俊、唐氏集团�张权利。唐维俊、唐氏集团对收到上述60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故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唐维俊、唐氏集团辩称该款项系瑞昌公司代他人向其偿还的借款问题，因唐维俊、唐氏集团出示的证据只能证明他人收到其支付的款项，但不能证明他人收到的款项与本案有关联性。因此唐维俊、唐氏集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唐维俊、唐氏集团占有瑞昌公司的600万元无合法依据，已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当返还瑞昌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作出（2009）汉民二初字第1578号民事判决：一、唐维俊及唐氏集团共同向瑞昌公司返还600万元；二、唐维俊及唐氏集团共同向瑞昌公司支付利息，以6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07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53800元、其他诉讼费92元，合计53892元，由唐维俊及唐氏集团共同负担。
宣判后，唐维俊、唐氏集团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无证据证明双方诉争的600万元系瑞昌公司的公款，从瑞昌公司提交的证据看，不能证明系瑞昌公司委托胡国金支付该款；2、唐维俊已完成瑞昌公司的委托事项，而原审认定唐维俊收到600万元款项后，未完成瑞昌公司的委托事项。事实是：瑞昌公司和唐维俊之间存在口头约定，即“唐维俊收到瑞昌公司支付的600万元后，使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根据此约定，唐维俊在收到瑞昌公司通过胡国金支付的600万元款项后，让九通公司退出了“台北名居”施工现场，已经全面完成了委托事项，至于瑞昌公司与数控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与本案的委托事项没有关联性；3、唐维俊为完成委托事由，陆续向瑞昌公司的关联人支付大量款项，因此，瑞昌公司支付600万元是有客观原因的。二、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将委托合同纠纷确定为不当得利之诉进行审理，超越瑞昌公司诉请范围，故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瑞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瑞昌公司答辩称，唐维俊未完成委托事由，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经审理查明，2005年8月25日，数控公司与瑞昌公司签订了“台北名居”项目承包开发合同书，并签有补充协议，约定由瑞昌公司向数控公司支付5000�元取得该项目经营开发权。之后，瑞昌公司先后付给数控公司定金和给付工程建设方工程款共计1100万元；同年9月22日，数控公司又以同样的合同内容和价格与九通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书》，九通公司又给付数控公司1500万元，并先进入了“台北名居”施工现场。瑞昌公司得知此事后，即委托唐维俊出面协调，让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并支付600万元至唐维俊个人账户用于该委托事由。现瑞昌公司认为，其向唐维俊支付的600万元款项，唐维俊并未用于委托事由，且不是唐维俊完成的委托事由，故要求唐维俊返还该款。唐维俊称，对瑞昌公司委托事由已经完成，九通公司已经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该600万元不应返还。因瑞昌公司向数控公司支付了1100万元，又委托唐维俊协调九通公司退场时，向唐维俊支付了600万元后仍未取得“台北名居”项目，故瑞昌公司于2007年4月20日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瑞昌公司与数控公司签订的“台北名居”项目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有效，并确认瑞昌公司在该项目中的开发权、销售权和收益权等。武汉市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认为，瑞昌公司与数控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实为数控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或“项目转让”协议，该协议已构成对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损害，认定瑞昌公司和数控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无效，认定瑞昌公司为履约向数控公司已支付的1100万元由数控公司返还。2008年1月29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2007）武仲裁字第00303号仲裁裁决书，对上述仲裁申请进行了裁决。该裁决书现已生效。裁决中，瑞昌公司还称按数控公司要求其将600万元款项委托他人让九通公司退场或将该款给付九通公司作为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的补�金，主张由数控公司对该款和上述款项一并返还，数控公司对此600万元款项予以否认。仲裁裁决也认为，瑞昌公司主张由数控公司返还600万元没有证据证明该款与数控公司有关联，仲裁庭对此不予认定。故瑞昌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唐维俊和唐氏集团共同返还该600万元。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属实，但九通公司的退出与唐维俊和唐维俊取得的600万元是否有关，唐维俊是否完成了委托事由，从现有证据看，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中，唐维俊既没有提供其出面协调做九通公司退场的工作记录和该款用于处理该事由的相关证据，又没有提供将该款交给九通公司作为对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项目的补偿金的证据，而是出具了九通公司与案外人大唐公司于2006年1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以证明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唐维俊已完成了委托事由。而事实是该合作协议约定由大唐公司在三日内向九通公司支付2300万元后，九通公司将其与数控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项目操作现状全部转让大唐公司，并约定大唐公司“如不能按期付款，本协议即自行终止”。随后，数控公司、九通公司、大唐公司三方于同年2月8日又签订协议，约定“数控公司和九通公司于2005年9月22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由大唐公司替九通公司继续执行”，“九通公司和大唐公司于2006年1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如终止，本协议自行终止，数控公司和九通公司于2005年9月22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继续履行”。之后，大唐公司没有按期付款，致上述协议未予履行。2006年4月14日，上述三方又签订协议，就解除上述协议达成协议。约定“数控公司、九通公司于2005年9月22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及2006年2月8日数控、九通、大唐三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终止履行”。并于当日三方签订了结算协议，最终约定由数控公司给付九通、大唐两公司共计2370万元。由此可见唐维俊提供的九通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未履行，且不能证明九通公司的退场与唐维俊和唐维俊收取的600万元有关联，唐维俊提供的一些收条和还款凭证，欲证明其为完成委托事由所支出的费用，这些凭证只能证明唐维俊与他人之间的账务往来，与九通公司的退场没有关联，不予采信。因唐维俊上诉未提出唐氏集团不应共同承担返还责任，故原审判决唐维俊及唐氏集团共同返还瑞昌公司600万元及利息亦无不可。2011年1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武民二终字第53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原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属实�另查明，在原二审审理过程中，唐维俊提交了九通公司与案外人大唐公司于2006年1月4日签订的一份《合作协议书》，以证明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唐维俊已经完成了委托事由。但该合作协议内容是约定大唐公司三日内向九通公司支付2300万元后，九通公司将其与数控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项目操作现状，全部转让给大唐公司，并约定大唐公司“如不按期付款，本协议即自行终止”。瑞昌公司则提交数控公司、九通公司、大唐公司三方于2006年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数控公司和九通公司于2005年9月22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由大唐公司替九通公司继续执行”，“九通公司和大唐公司于2006年1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如终止，本协议则自行终止，数控公司和九通公司于2005年9月22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继续履行”。2006年4月14日，数控公司、九通公司、大唐公司三方签订《协议书》，就解除上述协议达成协议，约定“数控公司、九通公司于2005年9月22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及2006年2月8日数控公司、九通公司、大唐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终止履行”。瑞昌公司还提交了当日三方签订的结算协议，最终约定由数控公司付给九通公司、大唐公司共计2370万元。再查明，大唐公司于2003年3月31日成立，2009年3月18日被吊销，大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05年8月3日由唐维俊变更为肖三毛，同年9月9日由肖三毛变更为叶毅。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系因瑞昌公司为取得“台北名居”施工工程委托唐维俊进行协调而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瑞昌公司作为委托人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已履行了自己应履行的义务。本案中唐维俊既没有提供其出面做协调九通公司退场的工作记录�又没有提供将该款交给九通公司作为对该公司退出项目的补偿金的证据，而仅出具了九通公司与案外人大唐公司于2006年1月4日签订的一份《合同协议书》，以此证明九通公司退出施工现场，唐维俊已完成委托事由。再审认为，唐维俊已完成委托事由的依据不足，唐维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唐氏集团应否共同承担返还责任问题。因在原一审中唐维俊及唐氏集团均认可600万元系瑞昌公司返还唐维俊及唐氏集团的款项，且在再审审理过程中，唐氏集团也不否认该款项进入唐氏集团账户，故原判该公司共同返还并无不可。2012年3月1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维持该院（2010）武民二终字第537号民事判决。
本院本次重审瑞昌公司诉称与原一审一致。
本次审理中瑞昌公司提供了数控公司书面“证明材料”一份，该份证明�实系数控公司付清2300万元后九通公司、大唐公司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同时根据瑞昌公司的请求，数控公司原项目建筑方分公司负责人周志安出庭作证，证实周志安系受数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委托于2006年3月9日至同年12月26日全权主持数控公司的工作，由数控公司给予九通公司2300万元退场，九通公司于同年7、8月退场。唐维俊及唐氏集团认为上述证明材料不能以新证据出现，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唐维俊及唐氏集团辩称，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唐维俊的委托任务已经完成，瑞昌公司也已进入了“台北名居”项目现场。后瑞昌公司与其他公司发生的其他法律纠纷不属于委托事由。唐氏集团既未接受委托也未收到款项，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瑞昌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次审理中，唐维俊及唐氏集团提供九通公司书面“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证明九通公司取得“台北名居”项目经营开发权后，唐维俊曾多次做工作希望九通公司退场并得到同意。2006年1月4日九通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协议后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项目，由大唐公司和瑞昌公司人员进驻项目现场经营。后因多方原因不能经营该项目，2006年4月14日，数控公司、大唐公司、九通公司签订协议解除各方合作协议，由数控公司支付给大唐公司、九通公司项目款项，大唐公司和瑞昌公司也退出“台北名居”项目。
根据唐维俊及唐氏集团的申请，本次审理中，证人叶某出庭作证，叶当庭证实，叶某与瑞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国瑞是合作关系，瑞昌公司与数控公司有合作项目，双方出现纠纷后，瑞昌公司找叶某达成有关协议后由叶出面解决问题，叶找唐维俊帮忙解决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问题。此时，数控公司将该项目已转给九通公司，叶某找�九通公司负责人请其将项目让给叶某和胡国瑞。由大唐公司出资，且叶某代表大唐公司与瑞昌公司合作并协议对数控公司进行经营，叶某一方给了九通公司1100万元。当时胡国瑞与唐维俊口头协议达成后，胡国瑞说其哥哥有钱转到唐维俊名下，由唐维俊给付九通公司600万元。如果后续资金不到位，叶某、瑞昌公司就得退场，且600万元不要了。后因没有资金就结算退场了。胡国瑞还从叶处拿走130万元。唐维俊做工作退场后600万元不要了。证人叶某当庭所述给付1100万元及130万元未提交证据证实。瑞昌公司对上述证明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人证言瑞昌公司认为证词前后矛盾，不能证明案件事实。
本院此次重审查明，原一、二审及再审查明事实除瑞昌公司与数控公司最后发生纠纷的原因外其他基本属实。
重审查明，2005年，数控公司取得相应资格开发本市江岸区台北路“�北名居”项目后，于同年8月25日，数控公司将该项目承包给瑞昌公司并签订了相关开发协议，承包费5000万元。之后，瑞昌公司付定金500万元、工程款200万元，后因后续资金问题双方发生纠纷。同年9月22日，数控公司以5000万元标的额又将该项目承包给九通公司并收取其1500万元。瑞昌公司为继续承包上述项目，由介绍人叶澣文（即叶毅）找到在业界有一定影响、且时任唐氏集团董事长、公司又有一定实力的唐维俊，请其帮忙解决困难。同年12月在唐维俊办公室，瑞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国瑞与唐维俊、叶瀚文、案外人江某等四人在一起商谈，胡与唐口头约定：唐维俊出面劝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施工现场，由瑞昌公司付款600万元给唐维俊用于九通公司退场之用，并约定，“事成钱不退，否则退全款”。瑞昌公司认为，按照双方约定，九通公司退场时间应是十日内，而唐维俊对此则不予认可。2006年1月4日，九通公司与大唐公司（此前法定代表人为唐维俊，此时已变更为叶瀚文）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内容为九通公司将与数控公司协议中的“台北名居”项目转让给大唐公司，三日内大唐公司一次性支付2300万元给九通公司，不能如期付款协议自行终止。同年2月8日，数控公司、九通公司、大唐公司三方又签订协议，约定“数控公司和九通公司于2005年9月22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由大唐公司替九通公司继续执行”，“九通公司和大唐公司于2006年1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如终止，本协议自行终止，数控公司和九通公司于2005年9月22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继续履行”。之后，因大唐公司没有按期付款，致上述协议未予履行。2006年4月14日，上述三方又签订协议，约定2005年9月22日的《联合开发协议书》和2006年2月8日的《协议书》终止履行。当日三方还签订了结算协议，最终由数控公司给付九通、大唐两公司共计2370万元。
另查明，2006年1月19日，叶澣文与瑞昌公司董事长胡国瑞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经过共同投资运作已将数控公司及“台北名居”项目操作至共同持股、共同经营阶段，就数控公司及项目管理协议如下，数控公司原股东全部退出，新股东由两方组成，叶澣文占52%、胡国瑞占48%；胡国瑞任法定代表人，项目利润叶澣文占30%、胡国瑞占70%等。同年3月9日，数控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解生委托案外人周志安全权代表数控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行使权利，全面负责“台北名居”项目一切事宜，并对该行为进行了公证。同年5月10日，案外人周志安代表数控公司与瑞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并约定，由瑞昌公司全面正式接管“台北名居”项目，关系界定为公司股权转让或项目转让。由瑞昌公司按规定向施工单位支付相应款项，并变更法人登记，瑞昌公司销售收入进入数控公司账户或施工方账户，资金执行共管。同年6月18日，瑞昌公司向施工方支付工程款400万元。同年10月23日后，因案外人周某等项目决策管理人员销售“台北名居”房屋，瑞昌公司与数控公司由此发生最后纠纷。瑞昌公司遂以数控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台北名居”项目承包开发合同和补充协议有效；确认瑞昌公司开发、销售、收益权；数控公司停止销售商品房。并表示2005年12月2日，通过胡国金打入唐维俊银行卡的600万元是按数控公司要求所为，且系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项目的补偿金，要求数控公司一并返还。数控公司认为，三方结算协议中均未将600万元纳入结算中，不同意瑞昌公司意见。仲裁委经审理后认为，两公司协议因侵害�他股东权利而无效，600万元纠纷因无证据证明该款与数控公司有关联不予认定。裁决：协议无效，数控公司返还瑞昌公司1100万元及赔偿金650万元。该仲裁已经生效，之后，瑞昌公司向本院提起前诉请求。
还查明，唐氏集团法定代表人于2011年3月由唐维俊变更为唐雅婷。在本院原一审中，经唐维俊、唐氏集团申请，本院调取了公安机关查封该公司的23张往来明细，其中单据、收条表明有近700万元由唐维俊交唐氏集团，之后，唐氏集团将其中500万元又返还唐维俊。
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支付约定报酬或不支付报酬的合同。当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时委托合同即可成立。本案中，唐维俊与瑞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国瑞于2005年12月2日达成一致意见，约定瑞昌公司付款600万元给唐维俊，由唐维俊出面做工作让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项�施工现场，“事成钱不退，否则退全款”，随后瑞昌公司按约付款唐维俊并由其办理劝退九通公司事务。上述事实表明，瑞昌公司与唐维俊之间存在口头委托合同关系。瑞昌公司以唐维俊及唐氏集团未完成委托，应返还人民币6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提起本案诉讼，瑞昌公司应依法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成立。现由于本案并无书面合同，而双方当事人对协议中“事成”的约定内容各执一词，该项委托中包括唐维俊劝退九通公司的时间、“事成”的具体含义及600万元是转交九通公司的退场费还是给付唐维俊的报酬等等，双方意见相悖，瑞昌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事成”的确切含义。唐维俊则认为，九通、数控、大唐三公司先后于2005年9月22日、2006年1月4日、同年2月8日及同年4月14日签订的协议，以及九通公司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已表明九通公司系经其做工作退出“台北名居”项目施工现场；2006年1月19日叶澣文代表大唐公司与胡国瑞代表瑞昌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虽未实际履行完毕，但也表达了瑞昌公司与大唐公司在“台北名居”项目上共同管理经营的真实意思表示。同年5月10日，数控公司与瑞昌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及瑞昌公司在补充协议后又实际支付400万元工程款的事实，说明瑞昌公司最后是参与了“台北名居”项目管理与建设等事务的。后仅因数控公司项目决策管理人擅自销售“台北名居”房屋双方才发生最后纠纷。瑞昌公司在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又称该600万元是应数控公司要求给付的且要求数控公司返还。此事在仲裁裁决未得到支持后，瑞昌公司才向法院提起本次诉讼。上述事实已表明唐维俊已完成委托事务，并促成了九通公司退出“台北名居”项目及现场，事实上瑞昌公司也进入了“台北名居”项目及现场。瑞昌公司则认为，九通公司退场最终是由数控公司给付九通公司、大唐公司2370万元后才使九通公司、大唐公司退出了“台北名居”项目现场，瑞昌公司亦未经营该项目。数控公司的书面“证明材料”亦证实了上述事实，九通公司退场与唐维俊无关，唐维俊未完成委托事务。本院认为，本案原一审中唐维俊曾陈述争议的600万元是原告代他人偿还欠款，此述虽与其二审上诉中意见不一，但是，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瑞昌公司仍应依法提供唐维俊未完成委托事务的相应证据以证实其诉讼主张成立。即应证实九通公司退场与唐维俊无关、瑞昌公司进场非唐维俊做工作所致，以及唐氏集团系本案委托合同的相对人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综上所述，根据本案事实看出，瑞昌公司现起诉的证据不足，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诉讼请求成立。故瑞昌公司认为唐维俊未完成委托事务，唐维俊与唐氏集团应共同返还60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审原告武汉瑞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其他诉讼费92元，合计53892元，由原审原告武汉瑞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朱少柏
审判员 李家平
审判员 李 枝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章 虹
速录员 彭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