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鲁15民终10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秋臣，男，194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路璐，山东莘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洪敏，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新增，男，195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新珍，男，1955年6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新举，男，195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上诉人朱秋臣因与被上诉人朱新增、朱新珍、朱新举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6）鲁1522民初字第333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朱秋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裁定书，依法改判（即支持一审诉求）或者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人民法院事实调查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加大上诉人的诉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006年，上诉人全村在村委组织下，统一对本村集体土地进行调整，因上诉人家中增加人口，需要添地，在本次土地调整中，村委会拨给上诉人1.7亩土地。上诉人村村民朱合义按照村规民约应退地，村委会将朱合义的所退的1.7亩土地直接退给了上诉人，上诉人和村委会及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因涉案的土地在朱合义承租时由被上诉人三人租赁使用，土地拨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和三被上诉人口头约定继续有被上诉人租赁，被上诉人承诺每人每年支付上诉人113元租金。2007年时，被上诉人及时支付了本年度租金，2008年、2009年被上诉人拒绝向上诉人支付租金，经村委会干部和董杜庄镇司法所所长调解下，被上诉人三人向上诉人支付所欠的两年租金。可是，从2010年至今，被上诉人拒绝向上诉人支付租金，被上诉人严重违约，无奈上诉人起诉至莘县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上诉人不服莘县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次判决，上诉至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15民终2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莘县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庭审中，法官宣读其依职权向相关人员调查的调查记录，主要有：1、后朱家村村委主任明确表明其最初出具的证明系其本人书写；2、司法所所长亦承认参与调解过被上诉人支付租金的事实，并且三被上诉人支付了2008年、2009年的租金。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的其他证据，足以证实涉案土地属于上诉人经营的事实，已经确定了上诉人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法院有依法管辖的权利，法院审核后，应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朱新增、朱新珍、朱新举共同辩称：上诉人陈述的所谓的“事实”及上诉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为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维持一审裁定。莘县农业局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凭证。2009年7月24日莘县农业局为上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记载的上诉人所承包土地的块数与亩数，根本不包括发证之前2007年12月31日上诉人与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所谓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所显示的“1.7亩”土地，时隔近两年的时间没有确权，上诉人承包这1.7亩土地不符合常理。况且上诉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所显示的土地亩数1.7亩是添加的，也没有书写其他内容，可见上诉人所谓的2007年12月31日承包的“1.7亩”土地完全是假的。尽管有一些人为上诉人作了证，但证人证言是随便说的，其效力远远不及书证的效力，2009年7月24日莘县农业局为上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铁证。因此，上诉人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其他证据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退一步讲，答辩人也从未将土地实际退给案外人朱合义，朱合义也没有依法获得答辩人1.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民委员会没有与朱合义签订关于该1.7亩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朱合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根本没有该1.7亩土地，因此，朱合义无权对该1.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处分，上诉人更不可能依法获得该1.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于2003年3月1日施行，该法明确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和收回承包地。因此，2006年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民委员会即便根据“去人去地、添人添地”的村规民约进行了土地调整，也是不合法的，实际上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民委员会也根本没有为上诉人进行调整土地。至此，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朱合义、上诉人朱秋臣对该1.7亩土地均没有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均无权对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处分；该案属于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无需要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解决。故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朱秋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撤销口头租赁合同，并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的1.7亩土地，支付欠交的租金1700元。另变更，要求三被告支付七年的租赁费11900元，计算方式为每年每亩1000元，1.7亩×7年×1000元=119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被告是亲兄弟。案外人朱合义根据“去人去地、添人添地”的村规民约，因被告父亲去世，应从三被告的承包地中退出1.7亩土地，三被告各退出三分之一，当时案外人朱合义嫌地零散不好耕种，就让三被告租种其1.7亩土地，每亩每年200元。原告于2014年12月23日诉至本院要求三被告返还租赁原告的土地1.7亩，并支付所欠租金11900元（从2010年至2016年，每年每亩1000元）。庭审中，原告称其子朱广印添一女孩，案外人朱合义的兄长朱合垛去世，根据“去人去地、添人添地”的村规民约，2006年应接案外人朱合义土地1.7亩，即三被告租赁的案外人朱合义的1.7亩土地，其与三被告协商继续由三被告租赁，每人每年租金200元，三被告已付其2007年至2009年的土地租金。三被告对原告所称予以否认，称其三人不知道案外人朱合义退该1.7亩土地，原告不应该向其要租金，也没有给付过原告土地租金。原告提交了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其主张。三被告称该证明属实，但是原告说给他三年租金不属实。原告提交案外人朱合义的证明一份，拟证明2006年秋案外人朱合义将其由三被告租种的土地转给原告的事实。三被告否认，均称朱合义给朱秋臣地不清楚，我们的地该朱合义接是事实。原告提交其于2007年12月31日与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和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拟证明三被告租赁其土地1.7亩的事实。该合同载明原告承包地块为2块，总面积为7.5亩，其中一块承包地为5.8亩，位于村北，并标明四至；另一块承包地为1.7亩，未标明土地方位和四至。三被告否认，称我们没有种原告的1.7亩。我们土地经营证上显示的亩数和我们实际种的土地亩数是相符的。村委会也没有调解过。原告提交由莘县农村经济管理局、莘县董杜庄镇人民政府、莘县董杜庄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1.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经过，本案中争议的1.7亩土地使用权为原告。三被告称，我们三人种的是朱合义家的土地，没人给我们调解把我们三个人的土地给朱秋臣。原告提交董杜庄镇调解委员会证明一份，拟证明，该调解委员会曾调解过原被告之间的土地纠纷，为原告要回2008-2009年两年的土地租赁费。三被告称，我们不知道调解委员会在哪里，也没有人拿过钱，也没有给过他地款。原告提交农村信用社存折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2年至今原告方一直领取本案争议的1.7亩地的小麦补贴款。三被告称原告1.7亩地的小麦补贴款与我们没有关系，原告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三被告提交2009年颁发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三份，拟证明我们实际种的土地亩数与土地经营权证上的一致。原告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本案中争议的1.7亩地没有在三被告的土地经营证上。被告所提交的三份土地经营证现在根据政府精神需要更换，因原被告存在争议，政府部门没有给被告颁发新的土地经营权证书，三证据不能最终明确证实三被告所实际使用的耕地面积。一审法院另查明，本院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情况，依职权依法向莘县董杜庄镇司法所所长王利杰、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民朱合义、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支书朱章法进行了调查。莘县董杜庄镇司法所长王利杰称原告提交的莘县董杜庄镇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是其本人出具，是朱新增的女婿张文学把2008-2009年的地款给的王利杰，王利杰又把该地款给了朱秋臣，但对原被告之间土地租赁的事情并不知情。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民朱合义称原告提交的朱合义的证明，不是其本人书写，其本人不认字，该证明上的手印是其家属按的，但对该证明上的内容，朱合义表示是属实的。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支书朱章法称原告提交的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的证明是其本人书写，但其本人拒绝在调查笔录上签字。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朱秋臣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虽显示1.7亩土地，但没有标有四至，且原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均缺乏事实基础，无法证实该1.7亩土地由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民委员会已发包给原告。根据原告诉状及庭审中所述及原告提交的案外人朱合义的证明、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莘县农村经济管理局、莘县董杜庄镇人民政府、莘县董杜庄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的证明，结合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朱合义、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支书朱章法做的调查笔录，可以得出：2006年，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民委员会因人口变动，根据“去人去地、添人添地”的村规民约进行了土地调整。依据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及第二十九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土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的规定，2003年3月1日以后，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和收回承包地。故，2006年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村民委员会根据“去人去地、添人添地”的村规民约进行的土地调整，是不合法的。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前款（二）项所称的第三人，请求受益方补偿其在承包地上的合理投入的，应予支持。”的规定精神，假如该1.7亩土地由莘县董杜庄镇后朱家村民委员会已发包给原告，也是不合法的，无效的。综上，原告对该1.7亩土地没有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权对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处分,该案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原告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朱秋臣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秋臣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本案中，上诉人朱秋臣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对涉案1.7亩土地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朱秋臣与被上诉人朱新增、朱新珍、朱新举之间的纠纷实质上是对涉案1.7亩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朱秋臣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朱秋臣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朱秋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石 鑫审判员 孔繁奎审判员 孙久强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