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应城民初字第00677号原告贺新国。委托代理人李宗毅，湖北锡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吴畏，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签收法律文书，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代为上诉。被告宣亚军。委托代理人张伟，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签收法律文书，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代为上诉。委托代理人张应波，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签收法律文书，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代为上诉。第三人应城市久通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贺新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罗梦婕，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签收法律文书，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代为上诉。第三人刘芝平，系原告贺新国之妻。第三人刘惠萍，系刘芝平姐姐、被告宣亚军之妻。原告贺新国诉被告宣亚军、第三人应城市久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通公司）、刘芝平、刘惠萍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丁政芳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明、人民陪审员谢义斌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新国委托代理人李宗毅、吴畏，被告宣亚军委托代理人张伟、张应波，第三人久通公司委托代理人罗梦婕、第三人刘芝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惠萍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贺新国诉称：第三人久通公司设立于2004年9月15日，注册时登记股东为被告宣亚军和第三人刘芝平（宣亚军系刘芝平姐夫），注册资本50万元，被告占51％，刘芝平占49％。但实际验资时，被告宣亚军分文未出，全部实收资本为原告夫妇缴纳，基于双方亲戚关系，两股东也未签订书面协议，公司注册申报事务及资料上“宣亚军”签名均为原告代办。注册公司的目的是征地筹建久通大酒店，而基建资金高达近800万元，被告通过第三人刘惠萍累计向公司投入1645620.84元，资金缺口严重急需增资扩股，加之经营理念的差异，两股东合作无法继续，2007年上半年，由岳父刘炳山主持召开了两次家庭会议：第一次会议确定久通酒店交被告宣亚军负责经营，谁知接手10天后被告宣亚军突然离去，酒店无人管理；接着召开了第二次家庭会议，会上确定由一家独家经营、另一家退出原则，经营方除向退出方退还投入资金外还需额外支付100万元补偿金。方案确定后，被告宣亚军通过第三人刘惠萍宣布选择了转股退出，刘惠萍回应城住居一个多月催款，强迫原告夫妇于当年退还了被告投资款1645620.84元及利润100万元，退款手续由第三人刘惠萍办理。从2007年下半年至今，公司一直由原告负责经营管理，被告早已离开了公司，谁知，2013年初被告突然提出股权主张，置股权转让事实不顾，四处上访并向工商部门举报，要求恢复其股东资格，严重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为此原告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股权转让行为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2、确认被告不再享有第三人应城市久通工贸公司股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贺新国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出示了下列证据：证据一，1、《结算单位存款折》复印件。（中国农业银行应城市支行20040913）；2、10万元现金支票及进账单（同上）；3、40万元存款单。证明2014年9月13日，由刘芝平分别存入久通公司账户40万元、10万元，验资报告中的50万元注册资金全部来源于贺新国、刘芝平夫妇。证据二，1、《宣亚军投入资金》（刘惠萍、刘芝平签字确认20130602）；2、《关于以房抵款经过的说明》（久通公司20131320）。证明1、宣亚军通过其妻刘惠萍以借款转投资、供应材料、汇款等方式累计投入久通公司资金为1645620.84元，2004年9月13日验资时未注入注册资金；2、刘惠萍于2007年已将宣亚军投入的本金1645620.84元及利润100万元全部收回。证据三，1、刘炳山的调查笔录（由代理人李宗毅收集20130522）；2、王亚辉的调查笔录（由代理人李宗毅收集20130613）；3、《关于宣亚军刘惠萍夫妇退股的情况说明》（王亚辉）。证明1、2007年，由于宣亚军与贺新国对久通公司的经营产生分歧，由刘炳山两次主持召开家庭会议决定：久通公司由一家经营，另一家退出，经营的一方向退出的一方退还投入的本金，并另补偿100万元；2、家庭会议后，宣亚军、刘惠萍夫妇决定退出，由贺新国、刘芝平夫妇返还其全部投资并补偿100万元，宣亚军在久通公司无分文投资。证据四，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久通公司20080626）；2、《税务登记证》（久通公司20080104）；3、《增值税专用发票》（久通公司2006-2014）。证明：1、2008年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贺新国；2、2006-2014年宣亚军一直以久通公司为主体经营五金销售业务，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宣亚军知晓并认可工商、税务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行为并未提出异议。被告宣亚军辩称：一、原告贺新国不是适格主体，其起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答辩人与原告从未有过股权转让的协商，更从未向其转让过股权，所有在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久通公司的变更登记中答辩人的签名均是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原告找人所伪造，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任何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所谓的家庭会议达成股权转让事项的事情，原告贺新国不是适格主体，其起诉依法应驳回。二、所谓的关于160多万元字据，与股权无关。原告所谓的投资款1645620.84元根本无关乎股权出资款，即便是归还，也是对公司运营中向股东借款的归还。而且，在久通公司提起的行政诉讼中，第三人刘芝平作为证人也证实该款项是久通大酒店建造过程发生的费用，该费用与股权无关。被告宣亚军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法院出示了下列证据：一、关于被告宣亚军为公司股东的证据证据一，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投资人授权委托意见。证据来源：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对象：1、被告授权刘生祥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确认被告股权为51%。2、企业名称为“应城市久通工贸有限公司”。证据二，验资报告。证据来源：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对象：被告已足额缴纳注册资金25.5万元。证据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协议书。证据来源：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对象：因招商引资，被告以第三方公司名义与光明社区居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并出资设立久通公司从事项目经营。证据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据来源：被告。证明对象：被告履行公司管理职责，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签订了久通大酒店建设合同。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宣亚军参与公司设立、项目选定、公司管理，并足额出资设立久通公司，其是公司股东。二、关于被告宣亚军没有转让股权的证据证据五，企业信息及企业变更信息。证据来源：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对象：目前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外公示的登记信息。证据六，股东会决议（2006年10月22日）、报告书。证据来源：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对象：1、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未经被告宣亚军签字。2、以资本公积110万元作为刘芝平出资转增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60万元不合法。3、被告宣亚军股权比例被降低的决议无效。证据七，原股东会决议（2006年12月20日）、新股东会决议（2006年12月22日）。证据来源：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对象：1、原股东会决议、新股东会决议均未经被告宣亚军签字。2、刘芝平将出资110万元占股权比例68.75%转让给贺晶决议无效。证据八，股东会决议（2008年5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5月20日）。证据来源：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对象：1、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均未经被告宣亚军签字。2、关于“宣亚军将出资25.5万元占股权比例15.94%转让给刘芝平、刘芝平将134.5万元占股权比例84.06%转让给贺新国”的决议无效。证据九，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3月12日）、股东会决议（2010年3月12日）。证据来源：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对象：1、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均未经被告宣亚军签字。2、关于“宣亚军将出资25.5万元占股权比例15.94%转让给贺新国、贺晶将110万元占股权比例68.75%转让给贺新国，转让后贺新国占股权比例84.69%”的决议无效。证据十，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来源：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对象：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实第三人久通公司在所有的变更登记中提供了伪造被告宣亚军签名的虚假材料，并对第三人久通公司作出了责令改正及罚款的决定。证据十一，行政复议决定书（孝政复（2014）23-3号）。证据来源：孝感市人民政府。证明对象：孝感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确认第三人久通公司在所有的变更登记中提供了伪造被告宣亚军签名的虚假材料，并责令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第三人久通公司的违法行为重新作出撤销该公司提供虚假材料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十二，民事起诉状（2013年4月25日）。证据来源：应城市人民法院。证明对象：所谓的投资款1645620.84元系久通大酒店建造过程发生的费用，与股权无关。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宣亚军没有转让股权。第三人久通公司答辩称，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并认为股权转让有效。久通公司庭审举出企业变更信息一份，证明股权变更信息是真实的。第三人刘芝平答辩称，原告起诉事实属实。刘芝平庭审举出《宣亚军投入资金》清单一份，证明刘芝平已经将260多万元退给宣亚军和刘惠萍了。第三人刘惠萍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前，刘惠萍向本院递交《意见陈述》一份，主要内容为：宣亚军与贺新国对久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矛盾，二人岳父刘炳山组织两次家庭会议，在第二次家庭会议上，小妹夫王亚辉提出建议“二个姐夫个性都太强，一起经营，矛盾会更大，一方退出让另一方经营。经营的一方支付给不经营的一方100万利润。”刘惠萍和其娘家人都觉得这个方法挺好，但宣亚军没有同意，当时没有讨论出结果。后来宣亚军放松了对久通公司的关注，一直由刘惠萍在负责久通五金水暖经营销售，为了大家庭的和睦，刘惠萍同意了刘妹夫王亚辉的方案，也从大妹刘芝平地方收过款项。经庭审质证，被告宣亚军对于原告贺新国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明宣亚军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证据2、3真实性有异议，证据里面的数字、盖印都无法分辨，且不能证明验资报告中50万元全部由贺新国夫妇投入；第一组证据与本案股权转让并没有关联性。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宣亚军从未授权任何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也未授权任何人对宣亚军向公司投入资金进行核实，也没有任何一方关于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价格方面的内容，因此不能认为宣亚军投入资金属于股权转让；第二组证据中的第2份证据是久通公司自己出具的证明，其实是原告利用自己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且持有公司公章做出的虚假说明，不具有证明效力。第三组证据中的第1份调查笔录是原告代理人一人进行的调查，且该笔录没有告知被调查人各项权利义务，不符合调查笔录的合法形式要求，不具有证明效力；第2份调查笔录的签字上没有李宗毅律师的签字，该笔录没有告知被调查人各项权利义务，也不符合调查笔录的合法形式要求；第1、2份调查笔录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宣亚军有决定退出久通公司，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证人证言中含有的退出经营的意思只能说是被告退出久通酒店的经营管理而不是要退出久通公司的股权。第四组证据的3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和对象有异议；第1份证据虽然工商进行了变更登记，但该变更是依据虚假的股东会协议进行的登记；第2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知道久通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无法证明被告知晓久通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及股东变更信息；增值税发票的开具说明被告并没有退出久通公司，因为久通公司设立的主营业务是五金销售，依据原告陈述，被告妻子刘惠萍一直在以久通公司对外经营五金销售业务，说明原告在第四组证据中提到的一家退出、一家经营的说法是不存在的。第三人久通公司、刘芝平对原告贺新国所举证据均无异议。原告贺新国对被告宣亚军所举证据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它仅仅是公司设立时公司名称核准的登记，除此之外宣亚军没有参与过公司的设立工作，也没有实际出资，该证据不能否认原被告之间具有真实有效且已实际履行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报告所反映的宣亚军出资25.5万元这一内容不属实，50万元的所有出资均是由原告妻子刘芝平出资。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协议是2005年4月8日签订的，不能证明2007年股权转让后宣亚军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证据五至证据九真实性均无异议，这些协议上对宣亚军的签字虽然确系贺新国代签，但他反映了双方真实的股权转让的意思，合法有效。证据十至证据十一真实性均无异议，关于该行政案本案第三人久通公司已经向孝感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正在审理之中，案号是（2014）鄂孝感中行初第00006号，我方认为孝感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错误的。证据十二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久通公司、刘芝平对被告宣亚军所举证据质证意见与原告贺新国意见相同。被告宣亚军对第三人久通公司所举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孝感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已经责令要求应城市工商局撤销所有变更登记，因为变更登记提交的材料均是虚假的，不具有合法性，不能证明第三人的证明对象。原告贺新国、第三人刘芝平对第三人久通公司所举证据无异议。被告宣亚军对第三人刘芝平所举证据质证意见与对原告所举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相同，认为该证据中反映的所有资金与本案股权无关。原告贺新国、第三人久通公司对第三人刘芝平所举证据无异议。对于原、被告认为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查明本案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对原、被告双方有异议的其他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只能证明久通公司设立时缴存久通公司账户上的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0万元。第二组证据《宣亚军投入资金》由刘惠萍、刘芝平双方签字确认，真实有效；《关于以房抵款经过的说明》系久通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向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该证据能与刘惠萍、刘芝平双方签字确认的已收回投资款及利润补偿款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中的三份书面材料，经本院核实确系被调查人真实陈述，且刘炳山是原、被告岳父，王亚辉是原、被告姨夫，本院认可他们所作陈述对原被告双方是客观中立的。本院根据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庭审中的调查情况，认定本案事实如下：第三人久通公司于2004年9月15日成立，公司登记股东为被告宣亚军及其姨妹刘芝平，注册资金50万元，宣亚军占股51％，刘芝平占股49％，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宣亚军。（被告提供证据）2006年10月22日，久通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显示：1、刘芝平以其追加的货币投资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110万元注册资本；2、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全体股东签名处为“宣亚军”、“刘芝平”。决议变更注册资本后，久通公司于同年11月30日申请办理了验资手续。（被告提供证据）2006年12月18日久通公司登记信息变更为：注册资本为160万元，其中宣亚军出资25.5万元，刘芝平出资134.5万元。（第三人久通公司提供证据）2006年12月20日，久通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显示：刘芝平将其拥有的134.5万元中的110万元股本金转让给贺晶（贺新国之女）。股权结构变更为贺晶110万元，占68.7%；宣亚军25.5万元，占15.94%；刘芝平24.5万元，占15.31%。股东宣亚军放弃优先受让权。全体股东签名处为“宣亚军”、“刘芝平”。随后，同年12月22日久通公司新股东会决议显示：1、公司成立股东会，由贺晶、刘芝平、宣亚军三人组成；2、宣亚军任法人代表兼总经理；3、修改公司章程等。全体股东签名处为“宣亚军”、“贺晶”、“刘芝平”。（被告提供证据）2007年1月25日久通公司登记信息变更为：注册资本为160万元，其中贺晶持股份额110万元，刘芝平持股份额24.5万元，宣亚军持股份额25.5万元。（第三人久通公司提供证据）2008年5月20日，久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股东宣亚军将其拥有的25.5万元股份转让给刘芝平，刘芝平将其全部134.5万元股份转让给贺新国；宣亚军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重新选举贺新国为公司新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修改公司章程等。全体股东签名处为“刘芝平”、“贺新国”、“宣亚军”。当天，股权转让协议显示：股权转让人宣亚军、股权受让人刘芝平。经全体股东同意，宣亚军将持有的全部股份25.5万元，占15.94%原价转让给刘芝平。协议双方签字处为“刘芝平”、“宣亚军”。（被告提供证据）2010年3月12日，久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股东宣亚军将其拥有全部股份25.5万元转让给贺新国；贺晶将其拥有全部股份110万元转让给贺新国并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条款。全体股东签名处为“贺新国”、“贺晶”、“宣亚军”、“刘芝平”。当天，股权转让协议显示：1、宣亚军愿意将股权25.5万元出资转让给贺新国；2、贺新国愿意接受宣亚军股权；3、股权于2010年3月12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受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等。转让方处签字为“宣亚军”，受让方处签字为“贺新国”。（被告提供证据）2010年3月29日久通公司登记信息变更为：注册资本为160万元，其中刘芝平出资24.5万元，贺新国出资135.5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贺新国。（第三人久通公司提供证据）因被告宣亚军对久通公司上述2006年12月18日、2007年1月25日、2010年3月29日三次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以及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变更登记行政行为不服，以其股权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被非法变更为由，于2013年1月21日向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要求予以查处。2014年1月16日，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应工商处字（201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应城市久通工贸有限公司办理所有变更登记所提交的材料中宣亚军的签名均系伪造，责令该公司改正，并对其罚款50000元”。被告宣亚军因不满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向孝感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孝感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13日作出孝政复（2014）2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久通公司多次伪造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中申请人的签名，三次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变更股东、股权和法定代表人，严重侵犯了申请人合法股东权益，扰乱了公司登记行政管理秩序，对于久通公司向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虚假材料取得的所有公司变更登记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同时决定：“责令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应城市久通工贸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重新作出撤销该公司提供虚假材料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针对该复议决定，久通公司不服现已另案向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提供证据）因原告贺新国认为被告宣亚军置股权转让并已实际履行的事实于不顾，要求恢复其股东资格的行为，属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双方股权转让行为成立并已实际履行，并确认被告宣亚军不再享有久通公司的股权。另查明，原告贺新国与被告宣亚军系姨夫关系，两家携力共同设立久通公司，主要用于经营五金水暖、酒店餐饮等业务。久通公司成立后，五金水暖业务实际一直由刘惠萍负责经营，久通公司的营业大楼由贺新国、刘芝平夫妇与宣亚军、刘惠萍夫妇共同筹资建设。2004年至2007年，在建造酒店过程中宣亚军、刘惠萍夫妇陆续向久通公司投入资金人民币1645620.84元。酒店建成后因原、被告在公司经营理念上产生重大分歧，为调和家庭矛盾，2007年原、被告岳父刘炳山主持召开两次家庭会议，两次家庭会议都有宣亚军、刘惠萍、刘芝平、姨夫王亚辉等其他家庭成员参加。在第二次家庭会议上王亚辉提出宣亚军、贺新国两人个性太强，不能一起经营，只能由一方经营，另一方退出；经营的一方向退出的一方，退还投入资金并支付100万元补偿金。对此方案，姐姐刘惠萍和其娘家人均同意，但宣亚军未当场表态。第二次家庭会议后时隔一段期间，姐姐刘惠萍回到久通公司向妹妹刘芝平表示自家同意退出经营并收回投入资金与补偿金。2007年下半年刘芝平夫妇以现金方式支付刘惠萍2145620.84元，余款500000元以位于武汉东西湖区二雅路海景花园C区11栋304室的自有房屋作价650000元进行抵扣后，交付刘惠萍夫妇（但未办理过户）。2013年6月2日，刘芝平和刘惠萍双方共同对宣亚军投入久通公司的资金情况进行了确认并形成一份《宣亚军投入资金》表。其中在该表中，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刘惠萍实际投资1645620.84元。另在“备注一”中注明：刘惠萍已经将投入的171万多的本金及利润100万元全部收回（100万元为补偿金）。（原告提供证据）自2007年下半年起，被告宣亚军再未参与久通公司的经营管理，但从2006年至2014年刘惠萍一直在以久通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经营五金销售业务。根据上述事实，本院确定此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第三人刘惠萍收回投资款以及补偿款的行为是否对被告宣亚军有效？2、收回投资款与补偿款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原、被告成立股权转让的事实？3、工商行政机关对股东签字不真实的处罚决定是否应当成为本案相关民事行为无效之依据？本院认为：一、刘惠萍收回投资款以及补偿款的行为对被告宣亚军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久通公司实际由原被告两家成员共同经营管理。当初，对久通公司建造酒店所需的部分投资是由宣亚军与刘惠萍夫妇筹资拿出的，并且久通公司的五金销售业务宣亚军一直交由刘惠萍具体负责，由此可知刘惠萍参与久通公司经营和管理的事务属实，对久通公司的投资权益及日后的收益应属宣亚军与刘惠萍夫妻的共同财产。在召开两次家庭会议后，刘惠萍向刘芝平表示自己一家同意退出经营并收回投入资金与补偿金。对此意思表示，贺新国、刘芝平夫妇当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退出经营收回钱款是宣亚军、刘惠萍夫妇的共同意思表示，且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刘芝平夫妇有恶意的情形。因此，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刘惠萍收回投资款以及补偿款的行为对被告宣亚军有效，宣亚军不能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抗辩。收回投资款与补偿款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原被告之间成立股权转让的事实。1、久通公司只能由一方经营，另一方退出，经营的一方向退出的一方退还投入资金并支付100万元补偿金。综合考虑久通公司设立的时间以及当初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其中宣亚军占股51%），根据一般逻辑经验和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2007年下半年第二次家庭会议提出的这一方案，应理解为退出经营的一方退出的是自己在久通公司的全部股权以及投资款。久通公司的主要资产是久通大酒店，其建造价值远远超出公司设立之初的注册资本，在大楼建成完工后因原被告为公司的经营问题产生矛盾，家人组织了调解，之后刘惠萍代表宣亚军夫妇同意退出并收回投资款以及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645620.84元，并且宣亚军自2007年起也再未参与久通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事务。以上事实充分表明，宣亚军事实上已退出了自己在久通公司的全部股权以及投资，而不仅仅是对久通公司的经营管理权。2、在股权转让中，法律并未要求当事人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签订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虽然宣亚军与贺新国未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刘芝平夫妇按照家庭会议确定的方案，在表示愿意履行支付宣亚军投资款并另外给付人民币100万元补偿金时，刘惠萍夫妇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予接受，但刘惠萍夫妇实际上还是予以了接受。该行为表明刘惠萍夫妇同意转让在久通公司的全部股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之规定。在久通公司其他股东不反对由贺新国继受宣亚军股权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贺新国和宣亚军之间构成事实上的股权转让行为，即成立股权转让事实合同。3、宣亚军认为其从未与贺新国签有股权转让协议，公司股东会决议也均不是其本人签名的主张，该事实贺新国以及久通公司并未否认。但是股东签字不真实，并不必然导致相关法律行为的无效。民事行为是否有效，应当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非形式是否真实为依据。本案中，久通公司提交不真实的宣亚军签名，三次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虽属不当。但从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分析来看，本案已构成客观事实上的股权转让。否则，在宣亚军一方拿回投资和补偿款后，现仍要求享有久通公司51%的股权，既有违公平也不合理。故本院对被告宣亚军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后，被告宣亚军不再享有第三人久通公司股权。工商行政机关对股东签字不真实的处罚决定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相关民事行为无效之依据。股东签字不真实问题，属于公司登记申请材料真实性范畴，应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处理。久通公司采用非宣亚军本人真实签名的材料取得工商变更登记属于行政处理范畴，不应作为法院裁判民事行为是否有效或无效的依据。据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贺新国与被告宣亚军之间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成立并已实际履行。二、被告宣亚军不享有第三人应城市久通工贸有限公司股权。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宣亚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汇款至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49×××08；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孝感市孝南区支行交通西路分理处；收款人：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省级补助金内部过渡户）。审判长丁政芳审判员黄明人民陪审员谢义斌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刘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