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5民初75264号
原告：上海宏港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陈刚，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萍，上海震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井胜，上海震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浦东庆达路基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邬大魁，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尹华杰，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蔡玉来，男，1965年10月17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兴化市。
原告上海宏港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浦东庆达路基材料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依法申请蔡玉来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遂通知蔡玉来参加了诉讼，并于同年12月7日、2017年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赵井胜、胡萍，被告法定代表人邬大魁及其委托代理人尹华杰，第三人蔡玉来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宏港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按照减量化协议确认的金额，按照60%比例分配给原告。审理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动迁补偿款2,158,310元〔其中《诉讼请求明细构成表》第①项是结合《补贴协议》表五(附属设施查勘及估价明细表)中的1-4、6、9-15项内容，按60%计算；第②项是结合《补贴协议》表三(房屋估价明细表)3-16项内容，按60%计算；第③项，结合《补贴协议》表六(机器设备搬迁补偿估价明细表无法恢复使用设备)中第1-4项内容，按60%计算；第④项结合《补贴协议》表六(机器设备搬迁补偿估价明细表可搬迁设备)中第1-3、5-7、9-11项内容，按100%标准计算；第⑤项，结合《补贴协议》表六(物资搬迁补偿估价明细表)中1-4项内容，按100%标准计算；第⑥项，结合《补贴协议》表四(房屋装修估价明细表)中第3-5、11、15项内容，按100%标准计算〕。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3年6月1日签订《场地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原告承租被告所有的位于浦东新区合庆镇永红一队的一处场地房屋，租期自2013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该土地场所现遭遇土地征收，被告隐瞒了征收的具体方案和赔偿数额，并且将一部分征收补偿转移至他人账户，原被告间曾对于征收补偿进行协商，但双方始终不能达成征收利益的分配方案。根据场地房屋租赁合同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自租赁期内或遇政府动迁等原因，原被告双方四六分利。故原告提起诉讼。审理中，原告还称，第三人蔡玉来仅是场地租赁的介绍人，并非原告公司人员，当时，原、被告在签订合同时，第三人蔡玉来并未在合同上签字，被告提交的合同上“蔡玉来”的签字系事后添加的。原、被告之间自2007年开始就系争场地存在租赁关系，系争场地上的砼场地等是由挂靠人张某某等人在2013年6月之前出资建造的。2013年之前的租金均是由原告支付的，有现金，大部分租金均由原告委托王某某向被告支付。
被告上海浦东庆达路基材料有限公司辩称：系争房屋场地系被告向第三人蔡玉来出租的，当时第三人蔡玉来以原告的名义承租该房屋场地，但实际的承租人为第三人蔡玉来，第三人蔡玉来也在场地上进行了部分投资，故动迁的相关利益与原告无关，实际被告也已经与第三人蔡玉来就动迁款项进行了结算。之后，被告又向法庭明确，原告与被告签订《场地房屋租赁合同》后，因原告告知被告，实际的承租人为挂靠在其名下的周某某等三个个人，被告认为这样对自己有风险，遂要求场地租赁的介绍人即第三人蔡玉来直接租赁场地，租金口头约定仍参照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的约定数额，原告对此没有异议，故此后原告实际并未履行合同，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实际已经解除。之后由第三人蔡玉来与被告建立了租赁合同关系，租金也都是由第三人蔡玉来每年向被告交纳，原告从未向被告支付过租金。且第三人蔡玉来在承租房屋土地后，又将房屋场地转租给了案外人周某某、张某某和王某某。因第三人确实在系争场地上也有部分投资，故被告实际已经与第三人蔡玉来就动迁款进行了结算。另外，被告还确认2013年6月之前，确实与原告就系争场地存在租赁合同，租金都是由原告方以现金或委托王某某向被告支付，当时也不清楚张某某等个人借用了营业执照在实际经营。在系争场地上原告于2013年前曾出资建造过200平方米左右的结构小房子、围墙约50、60米，在租赁过程中，因原告经营不当破坏了被告原来出资建造的驳岸，故原告对驳岸进行过修理，除此之外的建筑物，都是在被告出租之前自行出资建造的。综上，被告认为，原、被告就系争合同已经实际解除，原告无权基于该合同主张权利，且系争场地上的很多建筑系被告建造，只有小部分由原告于2013年6月之间在双方租赁关系中建造，就这小部分建筑物，双方在解除合同时及此后，原告从未主张过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请中包含的搬迁补偿费，更无任何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蔡玉来陈述称：原告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后，被告得知实际承租场地的系挂靠在原告名下的周某某等人，被告认为收取租金有风险，而第三人蔡玉来与被告相识，故由第三人蔡玉来实际承租系争场地，口头约定按照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所约定的租金，每年为26万元。此后，原告不再履行合同。2013年6月30日，第三人蔡玉来将系争场地转租给周某某、张某某和王某某，由该三人向第三人蔡玉来缴付场地租金。目前第三人蔡玉来已经收到被告支付的动迁款60万元，但双方还未结算完毕。综上，上述动迁利益与原告无关。另外，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场地房屋租赁合同》上乙方的签字“蔡玉来”确实为其事后所写，因原告不再履行合同，各方约定实际承租人为第三人蔡玉来，因第三人蔡玉来不懂法律，故直接在原告的合同上进行了签字，以为这样就变更了合同主体，因其还在系争场地上建造过建筑物，故与张某某等人的租金为每年41万元。张某某等人在租赁了系争场地后确实仍借用原告的营业执照在经营。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位于浦东新区合庆镇永红村一队小白路XXX号房屋的权利人为被告。
2007年，原告与被告就浦东新区合庆镇永红村一队占地面积共计9,400平方米的场地和房屋、设备签订《租赁合同》，由原告向被告承租上述租赁物，租期为6年，自2007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止；每年租金为15万元。并约定，在租赁期内，原告因发展需要，所增加的场内设施、围墙房屋等(除混凝土场地之外)如遇政府动拆迁等原因，被告所投资应归被告所有，原告所投资经济补偿应归原告所得；在租赁期内如遇政府动拆迁等原因，原告的所有补偿，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合同到期后，原告有权继续租用。租赁期间，由张某某等三人借用原告的营业执照在上述系争租赁场地内经营废旧物品的回收经营，并由该三人在系争场地内出资建造了部分建筑物和场地。
2012年10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场地续租意向书》，约定被告场地租给原告，于2013年6月1日到期，经双方协商可继续租用，但租费另行商定，具体协议条款等另行协商，双方确认后签订正式协议，如有分歧按原协议办理。
2013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场地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将地处浦东新区合庆镇永红村一队的一块土地场所租给原告，其中一幢二层计五间，面积为145平方米；机修间、试验间、宿舍、仓库计五间，面积160平方米，面积为6.3平方米；控制室一间，面积为14平方米(以上简称系争场地)；另被告有完好的生产设备ZCM-50铲车一辆、SW1000搅拌机一台、ZGS地磅一台、高台输送机一台、皮带输送机及料斗一套、电热干燥一台、装卸码头一座；租用期限为五年，租期自2013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止；场所年租金为26万元，先付后租；签订合同后即付清第一年房租，以后四年每年5月31日前由原告支付给被告；原告不得利用租用场所进行非法经营、获得、损害公共利益场地和设施，不得转租、抵押他人；合同期满，关系自然终止，原告投资建设的标的物部分，其中可移动的部分和可拆卸的部分，由原告自行拆除，归原告所有所有，其中不可移动的和不可拆除的部分、砼场地、围墙部分、驳岸部分(修理)、混合结构小房子，在租赁期内或遇政府动迁等原因，原、被告双方四六分利，原告应在规定时间内无条件撤离。
此后，第三人蔡玉来于2013年6月、2014年6月、2015年9月分三次向被告支付上述场地租金各26万元。
2016年下半年，系争场地遇减量化动拆迁。根据2016年9月1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永红村村民委员会和被告签订的《合庆镇“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减量化)”项目补贴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确认，该建设用地减量化清拆房屋位于浦东新区合庆镇永红村，根据上海港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公司)实际测量，房屋评估建筑总面积为3,093.89平方米；鉴于被告的自愿配合行为将对被告造成实际损失，故双方一致确认被告的实际损失按照如下认定：1、房屋拆除实际损失，被告此次因房屋拆除实际损失为868,326.49元，装饰装修实际损失为33,880元，附属设施实际损失为2,764,680元；2、设备、物品等搬迁实际损失为674,835元；3、停工停产实际损失为826,746.90元，以上合计实际损失为5,168,468.39元。该合同还附有估价明细表。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永红村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出具《证明》，明确上述协议为了便利化操作，政府对被告相邻的属于徐志清、汪清伯两人的资产一并评估计算在被告公司中。他们两人的资产(即在被告估价表中17-22号的房屋和场地、该房屋和场地中的装修、附属设施、物资、机械设备等)所对应的一切补偿款、奖励费总计2,003,604元应归其两人所有，该款项应由被告支付给该两人。
2016年9月29日，被告向第三人蔡玉来支付了土地改良款60万元。
另查明，2013年6月30日，第三人蔡玉来(甲方)与案外人张某某、王某某、周某某(乙方)签订《协议》，约定乙方每年上缴甲方41万元场地费，从现在开始乙方不作任何投资；在租赁期间如出现安全事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在租用期满后保证场所设备完好归还甲方；每年5月31日租金到位。此后，张某某等三人均每年向第三人蔡玉来交付场地租金，并由张某某等三人继续借用原告的营业执照在系争场地上经营废旧物品的回收经营。2016年9月29日，第三人蔡玉来向张某某帐户支付40万元动迁补偿款。2016年11月21日，案外人王某某、周某某、张某某出具《收条》，言明，收到被告土地改良化补偿款45,000元，张某某、王某某、周某某各15,000元，全部结清，以后双方没有任何经济等一切纠纷。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上海市房地产权证、2007年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2012年10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场地续租意向书、2013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场地房屋租赁合同、第三人蔡玉来向被告方宋丽蓉支付租金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补贴协议及附件、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永红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2016年9月29日被告支付60万元的贷记凭证、2013年6月30日蔡玉来与张某某等三人签订的协议、王某某等人向蔡玉来付款的银行回单等、蔡玉来向张某某转账40万元的交易凭证、2016年11月21日王某某等三人出具的收条、码头标志委托制作安装协议、工程施工合同书、疏浚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及收条等、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许可证、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备案登记证明、行政事业性收费通用收据等。经质证，上述证据符合证据要件，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本院通知案外人张某某、王某某和周某某作了谈话笔录，该三人均陈述，蔡玉来系他们三人租赁合同的介绍人，当初该三人租了原告的执照后与被告签订了租赁合同，但之后蔡玉来要求他们三人和蔡玉来签订租赁场地的协议，他们迫于无奈于2013年6月30日签订了《协议》，并每年向蔡玉来支付租金。而系争场地上的建筑物都是由他们所建造，故动迁后相关的动迁利益应当归他们三人所有，因他们与被告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当时是挂靠在原告名下的，故以原告的名义起诉，原告得到动迁款后应该给他们三人。该三人并提供了张某某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书》。该《合同书》载明：一、有原告的营业执照和特种行业许可证各一份，承包给张某某从事废旧收购经营，租用期为5年，从2013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止，租金每年6万元；二、张某某在经营期间，如有违法经营行为，一切后果由张某某负责，与原告无关……三、张某某在租用执照期间，合同没有到期，原告要求收回执照，必须赔偿张某某的经济损失。租用期间，如有国家征用，张某某不付原告承租费用。张某某享有继续租用执照全，场地签订合同交于张某某保管等。
原告、被告与第三人在审理中还确认一致：2013年6月之前，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中，原告出租给被告的场地范围小于2013年6月1日《场地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范围，2013年6月1日《场地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场地范围进一步扩大了。2008年6月23日蔡玉来和张某某签订的《场地补充协议》中的“三亩地”在2013年6月之前并未包含在原、被告之间租赁合同范围内。蔡玉来还称，就上述“三亩地”，在2013年6月之前是其单独向被告租赁的，并在上面出资建造了围墙、水泥场地、房子等建筑物。
本院认为，一、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6月1日签订了《场地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了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现原告起诉要求原、被告按照该协议约定的动迁利益的四六比例进行分配，被告认为该合同并未履行，实际已经解除。对此，从被告和第三人蔡玉来提交的证据来看，自2013年6月起由第三人蔡玉来向被告直接缴付每年的租金，且2013年6月30日周某某等三人与第三人蔡玉来签订了租赁场地的《协议》，也约定租金由该三人向第三人蔡玉来缴付，加之，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自合同签订之后其向被告交付租金来履行合同的事实。由此可见，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确实并未履行。就系争场地，自2013年起被告与第三人蔡玉来建立了实际的租赁合同关系，并由第三人蔡玉来将场地转租给了张某某等三人挂靠在原告名下经营。且至今长达三年多时间，原告就合同的履行从未向被告提出过异议，从而表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事实上已经解除，即使张某某等与第三人建立租赁关系后仍借用原告的营业执照在系争场地上经营，也不能否定以上租赁合同关系、并当然认定原告和被告的合同继续履行的事实，故原告基于上述《场地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主张动迁款利益的分割，并无事实依据。二、从本案事实看，原告与被告早在2013年6月之前的几年间，双方就存在租赁关系，结合2013年6月1日的《场地房屋租赁合同》内容可以看出，原告在此前租赁场地过程中，曾经在场地上建造了部分建筑物，就这些建筑物的处理，双方并未在2013年6月1日的《场地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时做出约定。且从该系争场地的租赁用途看，无论是2013年6月之前还是之后，均实际由张某某等三人借用了原告的执照在此经营，故应当在2013年6月30日张某某等三人和蔡玉来签订《协议》时，原告就应当明知租赁主体已经发生了实际变化，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也自此实际已经解除，但从此时开始，原告仍从未向被告主张系争场地上其出资建造的建筑物的利益，至本案起诉日，显然也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本院难以支持。三、关于张某某等人借用原告的营业执照于2013年6月1日之前在系争场地上出资建造的建筑物范围，原告认为系争场地上的砼场地、围墙、驳岸和混合结构小房子均为张某某等人出资建造，为此提交了工程施工合同书、工程机械出工结算单、预拌混凝土发货单等证据，以证明其投资的事实，对此，被告和第三人在审理中也确认原告在2013年6月之前曾出资建造过部分建筑物，但认为并非砼场地、围墙、驳岸和混合结构小房子的全部，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原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也不能准确地反映原告实际在系争场地上建造的建筑物的范围和面积，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系争场地上砼场地、围墙、驳岸和混合结构小房子全部由其出资建造的主张，本院难以采信。且原告提交的电磁换向阀的发票，以证明其在系争场地上还建造了地磅，对此，被告不予认可，且发票本身无法反映采购地磅后实际安装的地点，故本院对原告的该证明内容也不予采信。故原告依照《补贴协议》中其主张的建筑范围要求补偿，亦无事实依据。四、关于原告提交的2008年6月23日第三人与张某某签订的《场地补充协议》，以证明第三人与张某某等人发生的租赁合同关系是指本案系争场地之外的“三亩多地”，并称2013年6月30日第三人与张某某等人签订的《协议》同样指向的是上述“三亩多地”，对此，被告和第三人认为2008年的《场地补充协议》所指向的“三亩多地”与本案无关，而2013年6月30日《协议》所指向的场地就是本案系争场地。且原告也认可该“三亩多地”在2013年6月之前并不包含在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范围内。因原告的上述意见，无事实加以证明，且从张某某等证言也已经说明了就系争场地的租金由他们三人向第三人缴纳，故本院对原告的意见，实难采信。五、张某某等三人在本案的谈话笔录中明确，系争场地上的建筑物实际由他们个人出资建造，动迁后相关利益归他们三人，但从张某某等人和第三人履行合同的事实来看，在系争场地被动迁后，张某某事实上从第三人处取得了40万元动迁补偿款，并未从被告处取得利益，且在被告向张某某等人支付45,000元后，张某某等三人于2016年11月21日出具的《收条》上也载明在收到被告支付的45,000元后，“双方没有任何经济等一切纠纷”，由此也可以看出，实际出资的该三人也认可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并从第三人处收取动迁补偿款，同时也不再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因原、被告直接的系争合同已经解除，故原告仍基于上述合同在诉讼请求中主张机器设备等可搬迁设备的100%的搬迁补偿费，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宏港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原告上海宏港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铁红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蒋 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