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长中民一终字第047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运高，男，1979年8月23日出生，回族。
委托代理人方佳，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长江，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大方农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松，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荣飞，湖南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松，男，1963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湖南大方农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荣飞，湖南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卓山，男，1974年2月8日出生，土家族。
上诉人廖运高因与被上诉人湖南大方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方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3）芙民初字第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11月11日，大方公司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注册资本1759.5万元（即1759.5万股股权）。因发展的需要，大方公司为激励员工，决定从自然人大股东刘松持有的股权中出让195万股股权，由卓山等17名大方公司员工骨干受让，转让价为每股2.17元。2009年7月1日，大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松与卓山（受让70万股股权）等17名受让股权员工签订持股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为每股2.17元，原则上要求一次性筹集转让资金，特殊情况者允许最低筹集50%的资金，剩余部分由大方公司担保向银行借贷，再由本人按银行借贷利息支付大方公司相关的财务费用（其借贷的资金在2至3年中从红利和年资中扣还）。员工持有的股权自行权之日起，自动锁定5年，5年以后自由转让；5年内退出公司的，公司按原股价（即2.17元／股）回购，保证其投入资金20%的年回报率。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刘松、卓山等17名受让股权员工在持股协议上签名，并加盖了大方公司印章。
为了解决部分股权转让资金，同日，大方公司与卓山等16名受让股权员工签订借贷协议，约定：大方公司贷款给卓山等16名受让股权员工所受让股权资金的一部分，3年内还清，利息按银行借贷年利息8.4%支付，允许按持股协议条款用所分红利和年资扣还。大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松和卓山等16名受让股权员工在借贷协议上签名。
上述持股协议和借贷协议签订后，卓山等17名受让股权员工均将股权转让款足额交付给了大方公司财务，大方公司财务随即将股权转让款全部付给了刘松。至此，大方公司的股东及股权发生了变更，但转让双方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及股权的变更登记，转让的195万股股权仍在刘松名下。
2011年1月4日，董事会同意卓山辞去总经理职务，离开大方公司，其持有的70万股股权，根据持股协议和董事会纪要精神，按实际收回价转让给大方公司骨干。大方公司另收回向绍春等5人23万股股权。经综合平衡后，大方公司确定上述共计收回的93万股股权的转让价为每股2.38元，其中廖运高受让5万股股权，转让价款共计11.9万元。同年3月2日、3月4日，廖运高累计向大方公司支付11.9万元，大方公司财务将此款作卓山偿还大方公司借款处理。大方公司与卓山结清了双方的债权债务。
同年6月20日，大方公司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股东刘松出让部分股权的议案》，确认了上述两次已经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行为，确认廖运高持有大方公司5万股股权，占大方公司股权比例为0.28%；修改公司章程，并通过新的章程。同日，大方公司为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的需要及规避股权溢价转让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刘松与各股权受让方补签了一份大方公司事先打印好的格式股份转让协议书。其中刘松与廖运高补签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刘松将其在大方公司的5万元股份转让给廖运高；廖运高给刘松5万元，于合同订立5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同年8月19日，大方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廖运高登记为大方公司的股东。之后，廖运高以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依据，要求大方公司退还多收的款项，双方由此发生纠纷，廖运高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事实。而本案中，首先，根据持股协议约定，大方公司股东持股5年以上，则股东之间可自由转让。5年内持股人退出大方公司的，大方公司按原股价回收，由大方公司选定股权受让人和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替代股权转让人转让股权，转让款由大方公司代收后，再支付给转让人（或者代转让人还大方公司借款）。卓山持有的70万股股权，因其持股未达5年以上离开大方公司被收回，经综合平衡后，大方公司管理层选定廖运高为股权受让人之一，并确定收回股权的转让价为每股2.38元。廖运高照此价一次性向大方公司账户支付了5万股股权的转让款11.9万元，大方公司财务将收到的转让款，处理为代卓山还大方公司借款的事实表明，廖运高受让的股权，实际上是卓山转让的股权，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已完全实际履行。大方公司收到廖运高股权转让款11.9万元后，再转付给卓山，有合法根据，不存在不当得利。其次，由于本案存在大方公司股东的两次股权转让，第一次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转让的股权仍在刘松名下，直到第二次股权转让后，才一并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客观事实。所以，大方公司为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的需要，决定由刘松与两次股权转让各受让方（包括廖运高）补签了一份大方公司事先打印好的格式股份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目的是为了规避股权溢价转让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损害国家税收利益。因此，该股份转让协议书中涉及的股权转让价格条款无效。廖运高以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依据，主张不当得利之债的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廖运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4元，由廖运高负担。
上诉人廖运高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存在两次股权转让的事实错误，上诉人只与大股东刘松签订过一次《股份转让协议书》，2009年大方公司与卓山等17名员工签订的《持股协议》并非股权转让协议，而是一种投资回报协议；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受让的股权是卓山转让的股权错误。卓山持有的不是大方公司的股权，而是持有大方公司持股会的股权，且该持股会股权已由大方公司回购；③一审法院认为大方公司回收员工股份，并由大方公司选定股权受让人和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替代股权转让人转让股权明显错误。大方公司在没有取得股权转让人的授权情况下，无权选定股权受让人，也无权确定股权转让价格；④上诉人本希望成为大方公司持股会成员，享受公司的回报。在获得大方公司承诺并准备与大方公司签订《持股协议》的情况下，上诉人才按2.38／股共计付款11.9万元至大方公司账户（事前均未与大方公司签订持股协议）。但最终大方公司未予上诉人签订《持股协议》，而是由大方公司股东刘松与上诉人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上诉人以5万元价格转让大股东刘松5万股股份。即使上诉人认可大方公司代为支付5万元股权转让款给刘松，但大方公司理应退还上诉人6.9万元。大方公司取得该款项已属不当得利，理应返还给上诉人。⑤一审法院认定《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转让价格因系为规避应缴的个人所得税而无效，证据不足、过于草率。一审法院认定按照2.38／股确定协议双方的股权转让价格没有理由和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大方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已通过股权转让行为成为大方公司股东，一审证据表明股权转让人是卓山，公司出面代收代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已实际履行。二、上诉人购买股份的实际价格为2.38元／股，并不是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时向工商部门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上记载的1元／股。向工商局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应工商局要求、用工商部门协议范本填写的，该协议只是用于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所用，协议上填写的转让价格为原值1元／股，显然与实际转让价格不符。三、本案存在公司股东二次转让股权行为。2009年7月，大股东刘松向公司卓山等17名骨干员工转让195万股。后因卓山离职，将其在2009年从刘松处受让的70万股向公司高管第二次转让。上诉人受让5万股，按2.38元／股计算向公司财务支付11.9万元股权转让款，公司将该款支付给卓山（代卓山偿还所欠公司的借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案由系不当得利纠纷，上诉争议的首要问题即审查本案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根据本案中双方的陈述：上诉人本希望成为大方公司持股会成员，享受公司的回报。上诉人是在获得大方公司承诺并准备与大方公司签订《持股协议》的情况下，才按2.38／股共计付款11.9万元至大方公司账户，上诉人认为该《持股协议》实为投资回报协议。上诉人最终没有与大方公司签订《持股协议》，而是与大股东刘松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而上诉人认为其与大股东刘松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5万股份的转让款为5万元，除开认可大方公司代收代付的5万元转让款之外，其多收取的6.9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大方公司则称，廖运高受让5万股份的转让款实为11.9万元，《股份转让协议》中的5万元转让款系为办理工商登记所签，且股份转让人为卓山。从以上双方的陈述可以看出，本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上诉人与大方公司、刘松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二是上诉人与大股东刘松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5万元的股份转让价格是否真实？根据上诉人陈述，其与刘松存在股份转让的合同关系，大方公司系代收代付股权转让款的第三方。本院认为，上诉人与刘松存在股份转让合同关系，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系基于履行股份转让合同的行为，在上诉人认可大方公司代收代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大方公司收取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具有合法依据，即大方公司收取款项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如因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包括转让价格问题）而发生争议，应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724元，由上诉人廖运高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旻
代理审判员 刘忠二
代理审判员 曾 明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常晓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法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