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黔南民终字第3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良海。
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兴付。
委托代理人娄亚洪，福泉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明德。
上诉人余良海、熊兴付与被上诉人刘明德健康权纠纷一案，福泉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8日作出（2014）福民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后，余良海、熊兴付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2013年2月22日，被告人刘明德家接媳妇，请原告余良海与被告熊兴付帮忙捉猪，同日早上7点左右，被告人熊兴付用钢钩钩猪时，失误将原告余良海右眼钩伤。事后，二被告将原告送到黔南州中医医院治疗，2013年2月27日原、被告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一、熊兴付、刘明德共同承担余良海因帮忙受伤产生的各项费用，即熊兴付、刘明德各承担50%的责任，余良海同意；二、余良海住院期间产生的住院费，由熊兴付、刘明德按照第一条约定的比例先垫付；三、若熊兴付或刘明德不履行该协议约定的责任分担，即不按照第一、第二条约定支付医疗费或其他费用，余良海只对不履行本协议的一方提起诉讼，另一方不承担连带责任。2013年2月28日原告余良海转到福泉市地松镇卫生院治疗，共计误工38天，2013年9月17日，经黔南州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黔南医鉴所（2013）医检字第299号司法鉴定意见，原告构成劳动能力伤残九级，产生鉴定费用700元。2013年12月31日，原告余良海以被告刘明德未尽到安全义务，被告熊兴付未尽到注意义务为由诉至法院。
原审原告余良海一审诉称：2013年2月22日，被告人刘明德家接媳妇，请原告与被告熊兴付帮他捉猪，同日早上7点左右，被告人熊兴付用钢钩钩猪时，不小心钩滑将原告右眼钩伤。事后，被告方带原告到黔南州人民医院诊治，治疗不到一周，二被告相互推诿，对原告之伤不理不管，造成原告右眼迟迟得不到救治，而导致右眼失明的后果。原告右眼之伤经司法鉴定，构成劳动能力九级伤残，虽然右眼得到确认，但心中永远都无法平静。自从原告受伤以来，二被告对原告指指点点，不论大小场所，他俩都使用公然性及其不堪入耳的语言侮辱原告的人格，称原告的眼睛没瞎。其外，原告一家有四口人，生活全靠原告一人担当，母亲也年近七旬，妻子患有先天性智障，女儿仅有两周岁，原告因此以后还要面临家庭许多困难，不但让人难以理解，更让人难以承受。被告人刘明德在请人帮忙过程中，未尽到安全义务，被告人熊兴付在使用钢钩钩猪时未尽到注意义务，二被告的过失行为，给原告身体和精神上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根据民事诉讼法及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二被告应连带承担赔偿损失。综上所述，二被告的行为，给原告的身体和精神带来的严重损害，应承担原告交通费781元，误工费12360元（209天×60元），住宿费360元，生活费360元，检查费、药费2070.63元，鉴定费700元，残疾赔偿金16581.40元，共计33393.03元，并责令二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排除妨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3000元，为防止原告权利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害，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一、二被告共同承担原告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生活费、检查费、药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共计33393.03元。二、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3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刘明德一审辩称：1、原告余良海在整个事件中存在过错；2、事件发生后，被告刘明德已经尽到积极救治的义务，3、原告余良海计算的误工补助费过高，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原告余良海康复出院后能正常从事劳动，不存在误工问题，误工费应按38天计算，误工补助费38天×60元=2280元；4、事故是因另一被告熊兴付的行为造成，该损害结果应当由其承担；5、三方当事人以平等、自愿达成处理协议，二被告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且相互不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被告熊兴付一审辩称：被告熊兴付为刘明德捉猪，是明确的劳务提供者，根据法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动造成他人伤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所以，请依据事实，依法驳回原告方针对第二被告熊兴付的一切诉请，依法判决本案第二被告熊兴付不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方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损害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原、被告就赔偿问题已达成了二被告刘明德、熊兴付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且相互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协议，二被告刘明德、熊兴付理应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原告主张的生活费360元未超过按相关规定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8天×1人×贵州省机关一般工作人员伙食补助标准30元／天＝1140元）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予以支持。原告余良海未向法院提供住宿费及其精神受到损害的证据，对原告主张二被告赔偿住宿费360元及精神损失费3000元，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误工补助费按209天计算，但住院38天出院后能正常劳动，不存在持续误工问题，故只对其中38天的误工补助费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为：1、原告提供医院医疗明细及医疗费发票2070.63元、黔南州人民医院鉴定费发票700元，交通费781元，合计3551.63元；2、参照（2013）医检字第299号司法鉴定意见，伤残赔偿金应为贵州省2013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5.35元×伤残系数九级即20%×20年＝16581.40元；3、误工费为38天×1人×60元／天＝228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60元，以上费用合计22773.03元。被告刘明德应承担50%的责任即赔偿原告余良海11386.52元（22773.03元×50%≈11386.52元），被告熊兴付应承担50%的责任即赔偿原告余良海11386.52元（22773.03元×50%≈11386.52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刘明德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余良海各项损失合计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六元五角二分（￥11386.52元）；限被告熊兴付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余良海各项损失合计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六元五角二分（￥11386.52元）。二、驳回原告余良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0元，减半收取355元，由被告刘明德承担177.50元，被告熊兴付承担177.50元。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判决宣判后，余良海、熊兴付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余良海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刘明德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三方当事人共同签订的协议书，签订协议当日刘明德谎称是医院方要求签字，并未与上诉人商量赔偿之事，当时是刘明德扶着上诉人的手签的字。该协议书属格式合同，趁人之危且违背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予以撤销；2、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2月28日转院到地松卫生院治疗不属实；3、对于误工费问题，由于上诉人一家生活均由上诉人一人承担，只要上诉人一天不劳动，全家就会遭受饥饿，因此，上诉人只有靠帮他人犁田解决部分生活困难。上诉人起诉误工时间209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只按38天计算误工时间不当；4、上诉人主张的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应得到支持；5、二被上诉人应连带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上诉人熊兴付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事实上，采信了证人道听途说的证言，认定事实不清。证人刘明刚、王光学、罗祥富在本案事发时并不在现场，均是在吃饭时听说的，不应采信上述证人的证言；2、一审判决结果和认定事实自相矛盾。一审判决根据三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认定上诉人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但在该协议中约定了余良海只对不履行协议的一方提起诉讼，而上诉人实际为余良海垫付医疗费1871.79元，上诉人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该协议书是在上诉人不知道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作出的人道主义行为，仅针对余良海住院治疗的相关费用，未约定任何赔偿或侵权赔偿义务，一审判决依据协议书判决上诉人承担50%的赔偿责任，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是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人身损害赔偿的任何义务。
被上诉人熊兴付二审辩称：1、三方协议的签订是上诉人余良海和被上诉人刘明德之子在一手操办，上诉人余良海在签订协议时非常清醒，根本不存在眼睛不好，受欺骗和胁迫等情节，真正受欺骗和胁迫的是答辩人；2、本案一审诉讼中，上诉人余良海虚构事实称答辩人未尽注意义务，被上诉人刘明德请其亲兄弟等三人作假证，目的是为了让答辩人出钱；3、上诉人余良海在地松住院期间，答辩人已履行了三方协议约定的义务；4、上诉人余良海自都匀回家后，就正常的参加劳动和帮工，其诉请按209天计算误工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5、上诉人余良海没有任何依据向被上诉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被上诉人余良海二审辩称：1、本次事故发生主要原因是由于熊兴付使用钢钩钩猪时将答辩人右眼划伤，其未尽到注意义务，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2、答辩人受伤后，经黔南州人民医院手术治疗没有效果，医院建议答辩人到省医检查，刘明德、熊兴付未经黔南州人民医院同意就带答辩人到贵阳检查，检查结果未告知答辩人，也未带答辩人返回黔南州人民医院观察，并对答辩人伤势不理不管，此后经亲友帮助，刘明德、熊兴付才叫答辩人到地松医院住院，在地松医院住院期间，答辩人并未拿到过刘明德、熊兴付支付的生活费、护理费及交通费等，答辩人右眼是因为刘明德、熊兴付对答辩人的伤情不理不管导致答辩人右眼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失明。
被上诉人刘明德二审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客观、公正、责任划分合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2、事故发生后，三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书》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对三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3、上诉人余良海主张按209天计算其误工费与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应按照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余良海的误工天数；4、上诉人余良海主张住宿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且本案中余良海对其自身伤害亦有一定过错，一审考虑三方的过错，确定不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
经二审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2、一审对余良海的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是否适当；3、一审根据各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书确定责任比例以及承担责任方式是否适当。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对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主体的问题。本案上诉人余良海右眼受伤致残系因被上诉人刘明德请上诉人余良海及熊兴付帮忙捉猪的过程中，熊兴付在用钢钩钩猪时，误将余良海右眼钩伤所致。由于上诉人余良海及熊兴付均是无偿为刘明德帮忙，事前双方并未约定支付报酬，事后刘明德也未实际向余良海、熊兴付支付报酬，因此，应认定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帮工关系。余良海、熊兴付为刘明德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而刘明德是被帮工人。虽然上诉人熊兴付主张其作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费用，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四条“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之规定，刘明德作为被帮工人，熊兴付作为帮工人同时亦是直接导致余良海右眼受伤的第三人，双方均应对余良海右眼受伤致残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上诉人熊兴付主张其不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一审对余良海的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是否适当的问题。针对误工费问题，上诉人余良海主张一审法院仅按38天计算其误工时间不当，误工时间应计算至其定残前一日共计209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设计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由于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刘明德申请的证人刘明刚、王光学、罗祥富均证实余良海在出院后已能正常劳动，余良海对上述证人证言质证不持异议，故余良海并不存在持续误工问题。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余良海的实际住院天数计算其误工费，符合法律的规定。故，对于上诉人余良海提出的应当按照209日计算其误工费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针对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余良海受伤后，经黔南州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黔南医鉴所（2013）医检字第299号司法鉴定意见认定，余良海构成劳动能力伤残九级，由于余良海右眼受伤致残，已对其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余良海诉请刘明德、熊兴付赔偿其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一审根据各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书确定本案责任比例以及承担责任方式是否适当的问题。余良海住院治疗期间，刘明德、熊兴付及余良海经协商一致，于2013年2月27日共同签订的《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书应认定合法有效，余良海、刘明德、熊兴付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虽然上诉人余良海主张本案三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是在刘明德谎称是医院方要求签字而握着余良海的手所签，并非余良海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刘明德及熊兴付均对此予以否认，余良海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余良海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虽然上诉人熊兴付主张其在协议书上签字系因其不懂法律而作出的人道主义行为，不应作为划分本案责任比例的依据，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预见到在协议上签字的法律后果，且熊兴付在二审诉讼中反复强调其已按协议履行了义务，其主张亦前后矛盾，因此，对于熊兴付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虽然上诉人余良海主张其损失应由刘明德及熊兴付承担连带责任具有法律依据，但是鉴于三人已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刘明德、熊兴付各自承担50%的责任，并对承担责任方式进行了约定，因此一审根据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判决刘明德及熊兴付各自承担余良海各项经济损失的50%并无不当。
对于余良海的各项经济损失，本院依法核算如下：1、医疗费2070.63元；2、鉴定费700元；3、交通费781元；4、残疾赔偿金16581.40元；5、误工费2280元；6、住院伙食补助费36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以上费用合计25773.03元。被上诉人刘明德应承担50%的责任即赔偿上诉人余良海12886.52元（25773.03元×50%≈12886.52元），上诉人熊兴付应承担50%的责任即赔偿上诉人余良海12886.52元（25773.03元×50%≈12886.52元）。
综上，上诉人余良海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诉请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熊兴付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泉市人民法院（2014）福民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福泉市人民法院（2014）福民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限被上诉人刘明德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余良海各项损失合计12886.52元；限上诉人熊兴付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余良海各项损失合计12886.52元。
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10元，减半收取355元，由被上诉人刘明德承担177.50元，上诉人熊兴付承担17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熊兴付交纳710元由上诉人熊兴付承担。上诉人余良海交纳的710元，由上诉人熊兴付承担82元，被上诉人刘明德承担82元，上诉人余良海承担5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玉魁
审判员 高 潮
审判员 熊元伦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吴帮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