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5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海光，男，1965年2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法定代理人谢智惠，系彭海光之妻。
委托代理人王观涛。
委托代理人孔令文。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冠雄，男，1980年7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委托代理人周国红。
委托代理人欧丽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高明顺恒利塑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法定代表人何建周，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永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负责人张志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温静仪。
上诉人彭海光、何冠雄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高明顺恒利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恒利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3）佛明法更民一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天安保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范围内赔偿60000元给彭海光；二、何冠雄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369368.05元给彭海光；三、驳回彭海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86元（彭海光已申请缓交），由彭海光负担156元，由天安保险公司负担530元，由何冠雄负担9900元。
上诉人彭海光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判决违背事实，适用法律不当。一、何冠雄的行为属职务行为。1.事故发生时，何冠雄驾驶的车辆为工作单位的车辆，本质上属因工作需要而准许何冠雄驾驶的车辆，赋予何冠雄驾车行为工作的性质，因此，何冠雄驾驶该车的行为均应视同工作行为。若允许何冠雄公车私用，需要单位的特别授权，否则单位就应对自己对高危交通工具管理不善而承担过错责任。2.何冠雄作为单位业务员，因业务接待的需要而接受单位交付的车辆，实际上处于为工作而随时待命的状态，即使事故发生时是驾车回家，也是接待行为这一工作的延续。《工伤保险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上下班途中属于上班必要的前后延续行为，期间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因此，何冠雄的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3.本来何冠雄已下班回家，应单位要求而接待客户，其出门驾驶单位的车辆至下班回到家门的过程都属于工作的过程。假设客户不在高明而在上海，何冠雄出差，出差的起止点应从何冠雄踏出家门开始至出差回到家门为止，期间一切行为应属工作行为。此期间发生的事故当然属于职务行为。本案只不过将出差地点改为高明某地，其余各个因素并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案中何冠雄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又假设，何冠雄没有驾照，其因接待客户而由单位司机接送，从何冠雄出家门上了单位的车辆至司机送其回到家门，期间所发生的行为也应该算是职务行为，本案中只是司机换成了何冠雄本人，其他各个因素并未发生变化。因此，何冠雄在本案中发生事故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诚实信用原则，除合同明确规定的主合同义务，还存在附随义务，上下班是生产、工作这个主合同产生的附随行为。5.结合何冠雄的工作性质及单位为其配车的情况可见，何冠雄是业务员，工作时间机动，不存在严格的上下班时间，随时准备应付客户的需要，公司为其配车就是为了方便何冠雄随时应付客户的需求，包括来往接送客户。6.接待客户是何冠雄的本职工作，当天的接待不是在正常工作时间，接待前后公司都有提示，当天的接待相当于出差，从踏出家门准备去接待到进家门都属于工作行为。假设接待时由单位司机接送何冠雄而发生事故，司机的行为应属履行职务的行为，故作为接送自己的兼职司机的何冠雄的行为也应属于职务行为。7.根据2014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属于“因工外出期间”。何冠雄接待客户，明显属于因工作需要从事与工作职责相关的活动，该期间当然包括来往活动现场的过程。二、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格式条款履行明确说明及告知义务，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应依约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1.保险公司提供的责任免除条款为格式条款，该条款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三者险投保单及保险条款，属格式合同、格式条款，其中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无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等条款，免除了保险公司的责任，应属无效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公司提供的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的格式条款属于免除其义务的条款，该条款无效，故保险公司依据该条款的内容抗辩不承担保险责任不能成立。2.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作明确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关于什么是“明确说明”，最高人民法院答复称：“这里所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因此，保险公司未对其提供的免责格式条款作明确说明，该条款不发生效力。3.保险公司以肇事逃逸为由免除自己的全部责任，违反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购买商业三者险的目的在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将赔偿责任转嫁到保险公司，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并确保第三者得到切实有效的赔偿。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意味着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立，保险人的赔偿义务便从或然转变为应然。投保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并不改变此前已经发生的交通事故，即肇事逃逸行为的影响仅及于逃逸之后，不溯及以前。保险公司开设商业险业务，意味着保险公司承诺在收取保费后愿意为投保车辆可能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若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利用其优势地位，以格式条款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投保人的负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综上，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何冠雄与顺恒利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天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何冠雄、顺恒利公司、天安保险公司负担。
上诉人何冠雄针对彭海光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彭海光关于何冠雄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且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但职务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何冠雄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上诉人何冠雄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何冠雄在结束公司安排的接待活动后从公司回家的路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与履行工作职责无关错误。何冠雄于2013年6月25日晚，应公司要求陪客户进行商务洽谈并参加公司组织的商务晚宴，晚宴至当晚8时30分左右结束，何冠雄回公司后开车下班回家，途中发生本案交通事故。何冠雄参加公司的商务谈判及商务晚宴，是履行公司的职务，下班回家也属于履行职务的必然部分，是履行公司职务的延伸，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何冠雄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造成彭海光受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由何冠雄的公司即顺恒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天安保险公司除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外，还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天安保险公司关于肇事后逃逸免赔的条款，免除了保险公司的责任，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排除了被保险人的主要权利，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醒投保人注意该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应予以说明，但天安保险公司没有就此提醒投保人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及其他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认定该条款无效，天安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另，肇事逃逸只影响事故后的处理，被保险人只需要对逃逸造成的扩大损失自行承担责任，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全部责任违反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及法律的规定。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原审法院未审查顺恒利公司代理人的资格，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仅有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近期产生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代理人属公司员工。综上，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改判顺恒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改判天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一、二审受理费由顺恒利公司、天安保险公司负担。
上诉人彭海光针对何冠雄的上诉答辩称，同意何冠雄上诉的事实及理由，但何冠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何冠雄使用的车辆属公司为其工作需要配置的车辆，该行为使何冠雄有使用车辆的权利，同时也给何冠雄带来保护公司车辆的义务，何冠雄接待完毕回家的行为不能单纯看作自己的行为，把车带回家也是为了保护公司的财产，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因此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公司应承担责任，故何冠雄与顺恒利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顺恒利公司针对彭海光、何冠雄的上诉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二、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承担责任。三、何冠雄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1.原审中，顺恒利公司已明确并非公司要求何冠雄接待客户，所以其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与职务有关。公司的接待任务由办公室负责，不具有为用人单位谋利的性质。2.职务行为原则上应该在相应的地点、时间范围内，非工作时间、地点发生的行为与职务无关，事故发生于21时04分，而何冠雄下班时间为17时30分，事故也非发生于工作场所，明显不属于职务行为。3.本案也不属于公车私用的情形，该车是公司借给何冠雄的，并非其专用车，何冠雄向公司借车回家取东西而发生事故，且该车经交警检测也不存在不合格之情形。4.不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认定何冠雄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本案为侵权案件，并非工伤保险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何冠雄的侵权行为明显是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其为摆脱赔偿责任，不但事故后逃逸，在原审中一时称当晚公司接待客户吃饭后回家发生事故，一时称接待客户回公司后再回家时发生事故，明显前后矛盾，纯属编造。
被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针对彭海光、何冠雄的上诉答辩称，天安保险公司在顺恒利公司投保时，已就免责条款进行说明及提示，且由顺恒利公司盖章确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关于天安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何冠雄在二审期间申请证人沙世良出庭作证，拟证明何冠雄因履行职务晚归，在回家的路上发生本案交通事故，应属职务行为。上诉人彭海光质证认为，何冠雄为业务员，在非正常上班时间参加宴会属职务行为，在其回到家前发生的行为都属于履行职务期间的行为。被上诉人顺恒利公司质证认为，证人对当晚何冠雄坐谁的车并不清楚，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存在问题，证人证言应该是根据何冠雄的陈述而形成的，经过与公司老板核对，沙世良、何冠雄在事故发生当晚均未参加晚宴。被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质证认为，根据证人的陈述可知，晚宴时沙世良有喝酒，那么何冠雄也应该会喝酒，此也可以解释为何肇事车辆投保了商业三者险而何冠雄还要在事故发生后逃逸。
被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投保单1份，拟证明顺恒利公司投保时，天安保险公司就免责内容向其进行提示、说明，顺恒利公司也盖章确认。上诉人彭海光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天安保险公司不能以此来证明其已履行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投保单没有附录相关免责条款，投保人确认已收到条款的内容是在所有投保单上都出现的格式内容，天安保险公司并未向投保人进行说明、解释。上诉人何冠雄质证认为，同意彭海光的上述质证意见，另，投保人一栏只有公司盖章，没有签名，证明天安保险公司没有向相关的投保人员提示、说明免责条款。被上诉人顺恒利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意彭海光、何冠雄的上述质证意见，投保时相关人员并未具体阅读有关内容，盖章后就离开。另，该条款为格式条款，应作出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彭海光、被上诉人顺恒利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查认为，证人沙世良接受询问时称当天晚宴结束后就与何冠雄分开，并不清楚何冠雄饭后的行踪，也不清楚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而根据何冠雄的陈述，本案事故发生在晚宴结束后其从公司开车回家途中，因此，证人提供的证言与本案所涉交通事故无关，本院对何冠雄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彭海光、何冠雄、顺恒利公司均对天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顺恒利公司为粤E×××××号牌车辆在天安保险公司处投保商业三者险，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一栏记载：“本人已收到保险条款并详细阅读，尤其是加下划线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和免责责任的说明、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顺恒利公司盖章对上述内容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彭海光、何冠雄的上诉请求作如下审查：
关于顺恒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顺恒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何冠雄驾驶车辆发生事故是否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而判断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因执行工作任务发生，应综合考虑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场合、行为的内容以及是否以用人单位的名义实施等因素。根据何冠雄的陈述，其在顺恒利公司宴请客户的晚宴结束后回到公司，然后在从公司驾车回家途中发生本案事故，即使其陈述属实，该行为发生时公司晚宴已结束，发生地点也非工作地点，内容也与执行工作任务无关，行为的目的也是个人目的，与单位利益无关，也并非以用人单位的名义实施的行为，因此，彭海光、何冠雄主张该行为属职务行为不能成立。至于彭海光、何冠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规定，认为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伤属于工伤，本案也应类推认定何冠雄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问题。为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可认定为工伤。本案交通事故即使可认定为发生于何冠雄下班途中，但其因侵权行为导致他人损害，不宜类推适用上述关于认定工伤的规定而认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加重用人单位的责任。因此，本院对彭海光、何冠雄关于顺恒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何冠雄应对本案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天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承担赔偿责任。肇事后逃逸导致事故发生原因无法查清、事故伤亡人员不能得到及时救治，严重扰乱正常交通秩序，为法律法规明文禁止。因此，保险条款约定肇事后逃逸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使侵权人造成的损失不能因保险赔偿而得到转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价值取向。同时，我国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免责条款，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免责条款的存在。免责条款的目的，即在于约定免责事由出现时，免除责任方的责任，故不能简单地以保险人在免责事由出现时，根据免责条款免除责任为由而认定免责条款无效。本案中，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约定肇事后逃逸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本院对上诉人据此主张该条款无效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如上所述，关于肇事后逃逸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并不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且根据天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明确说明及提示，顺恒利公司也盖章对此予以确认。因此，本案中，天安保险公司已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产生法律效力。综上，本院对彭海光、何冠雄上诉要求天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彭海光、何冠雄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件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248元（彭海光已申请缓交，何冠雄已预交17124.50元），由上诉人彭海光负担17124元，由何冠雄负担17124元。彭海光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其负担的部分。何冠雄多预交的部分，经其书面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林彬
代理审判员 何美健
代理审判员 唐铭焕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汤晓霖
附：本院收取诉讼费用的账户信息
收款方户名：待报解地方预算收入--代收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
收款方账号：44422001040008201；
收款方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佛山华达支行。
注：缴款时必须注明“缴纳佛山中院诉讼费”字样，填写附加信息需先注明该字样后添加，如：“缴纳佛山中院诉讼费，XXX保全案”、“缴纳佛山中院诉讼费，（2014）佛仲字第XXX号”。因没有填写“缴纳佛山中院诉讼费”导致不能到账，由当事人与银行协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