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西中民四终字第00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东方恒略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原临汾志强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大阳镇王雅村。
法定代表人刘祥福，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学军，山西丹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运城市元通凯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运城市元通丰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盐湖运万路高速引线交界处。
法定代表人人张杰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赟，山西祝融万权（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徐珊珊。
原审第三人任增立，现羁押于山西省长治市潞城监狱。
上诉人山西东方恒略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原临汾志强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汾钢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运城市元通凯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运城市元通丰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通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徐珊珊、任增立票据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3）莲民三初字第00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临汾钢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学军，被上诉人元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徐珊珊、任增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元通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讼争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11年10月18日，出票金额50万元，出票人陕西通达钢铁有限公司）系临汾钢铁公司转让给徐珊珊，徐珊珊于2011年12月2日转让给任增立，任增立于12月2日转让给米红霞，米红霞于12月3日转让给陈晓孟，陈晓孟于12月4日转让给山西腾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茂公司），腾茂公司于12月7日转让给运城市晋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诚公司），晋诚公司于12月13日转让给元通公司，同日元通公司转让给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公司）。汇票到期后，东风公司托收时发现票据已被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遂将承兑汇票退还给元通公司。临汾钢铁公司根据除权判决已从付款行非法获得50万元。现元通公司持有票据却不能兑付，给其造成巨大损失。
请求判令：1、确认元通公司持有的承兑汇票合法并行使承兑汇票权利；2、临汾钢铁公司返还元通公司50万元及相关损失。
2013年9月，元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变更为：1、撤销（2012）莲民催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确认元通公司持有的承兑汇票合法并行使承兑汇票权利；2、临汾钢铁公司返还元通公司50万元及该款自2012年4月19日至付清之日的利息、元通公司办理本案相关的差旅费；3、诉讼费由临汾钢铁公司承担。
临汾钢铁公司辩称，其丢失银行承兑汇票时在票据背书栏中加盖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张志强的私章。根据元通公司所述，最后持票人是东风公司，而不是元通公司。《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人是指公示催告期间的合法持票人，而讼争票据公示催告期间的合法持票人是东风公司。该公司没有在法定的时效内申报权利或提起诉讼，已丧失主张票据权利。临汾钢铁公司与腾茂公司之间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腾茂公司与元通公司之间也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元通公司明知其前手晋诚公司没有在票据上背书，擅自将自己的名称书写在被背书人栏中，其不是讼争票据的合法持有人，应当驳回元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徐珊珊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任增立述称，2011年6、7月，经人介绍其与徐珊珊认识。2011年11月30日其与徐珊珊签订买卖电煤合同。2011年12月2日，徐珊珊付其一张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和30万元现金，该汇票即本案讼争的汇票。其将这张汇票以47.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在临汾建设银行工作的米红霞。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0月18日，出票人陕西通达钢铁有限公司向收款人临汾钢铁公司开具一张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3100005120988835，出票行浦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金额50万元，汇票到期日2012年4月18日。
2011年12月29日，徐姗姗向山西省河津市公安局报案称，2011年11月底其与任增立认识后双方订立3000吨电煤订购合同，2011年12月2日其付给任增立5O万元的承兑汇票和30万元的现金。任增立虚构事实，编造和市领导关系好、共同合作，骗取巨额财产80万元，没有给其一吨煤，且拒不退钱，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特向公安机关报案。河津市公安局立案受理，从调取的讯问笔录看，徐珊珊与任增立均承认2011年12月2日，徐珊珊交给任增立一张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l2年3月9日河津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载明“犯罪嫌疑人任增立有以下犯罪事实：1、2011年l2月2日，犯罪嫌疑人任增立以自己在河津市认识政府领导及认识河津市原黄河二矿经理的手段，称该几人在河津市弄到一批便宜电煤要以300元一吨的价格卖给徐珊珊，并将徐珊珊带到虎峰煤矿看煤采样，徐珊珊当时就向犯罪嫌疑人任增立交付80万元煤款，后任增立将钱用于其它。经查，犯罪嫌疑人任增立并未在该煤矿定过煤。……”
2012年8月15日，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河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判决认定，2011年11月底，被告人任增立经人介绍认识徐珊珊，后任增立告知徐珊珊他在河津市政府有认识的领导能订购便宜电煤。徐珊珊即与任增立签订了3000吨电煤订购合同，付任增立50万元承兑汇票和30万元现金。付款后，徐珊珊联系不上任增立，发现自己被骗。案发后被告人已退还徐珊珊5万元。该判决认定任增立诈骗被害人徐珊珊80万元、被害人薛某50万元，共计130万元。被告人任增立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任增立现在长治潞城监狱服刑，法院向其调查有关事实，任增立称据徐珊珊讲，徐珊珊将一些精煤出卖给临汾钢铁公司，临汾钢铁公司将本案讼争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给徐珊珊，2011年12月2日，徐珊珊将承兑汇票交付给任增立。当日任增立找到河津市建设银行的工作人员米红霞要求兑现。任增立在该银行开具了活期账户，当天下午其账户内入账47.6万元，任增立遂将承兑汇票原件交给米红霞。
法院向米红霞调查，米红霞称其联系了陈晓孟，陈晓孟支付了47.6万元取得了银行承兑汇票。
法院向陈晓孟调查，陈晓孟称其将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了腾茂公司。腾茂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泽红，注册资本1亿元。
2013年8月19日，腾茂公司向法院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因公司资金紧张，2011年12月4日腾茂公司从陈晓孟处借了一张50万元承兑汇票，票号3100005120988835。腾茂公司从晋诚公司购买3辆轿车，2011年11月25日支付定金5万元，12月7日支付4700元现金及该张50万元承兑汇票。2011年12月24日晋诚公司向腾茂公司开具了3张购车发票，金额共计554700元。
晋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丁云花，注册资本500万元。晋诚公司称，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未在背书栏中加盖财务章和私章。因晋诚公司与元通公司系关联公司，元通公司向其借款50万元，2011年12月12日，其将这张银行承兑汇票借给元通公司，同日元通公司向晋诚公司出具了收据。
元通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给了东风公司。法院向东风公司调查，2013年8月14日，东风公司向法院回函称，元通公司与东风公司签订有《风行（景逸）汽车2012年经销合同》，元通公司为2012年度东风公司的商品车经销商。元通公司向其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因汇票托收时不能实现承兑，其于2012年5月通过邮寄方式将该汇票退还给元通公司。因上述汇票退还，同月元通公司再向东风公司支付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该汇票实际有效，作为元通公司向东风公司支付商品车的购车款。随该函东风公司向法院邮寄了《风行（景逸）汽车2012年经销合同》首页、尾页，东风公司退还汇票账务处理凭证、接受汇票账户处理凭证。
另查明，2012年元月4日，临汾钢铁公司称由于保管不善，2011年12月10日将此承兑汇票丢失，且没有背书转让，故向莲湖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于2012年1月5日作出（2012）莲民催字第00003号停止支付通知书及公告。公告期自2012年1月5日至2012年4月18日。2012年4月19日莲湖法院作出（2012）莲民催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宣告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临汾钢铁公司依据该除权判决，于2012年5月11日已向付款银行兑付并实际取得50万元。
2013年7月16日，元通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莲湖法院作出（2013）莲民三初字第0010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临汾钢铁公司的银行存款60万元。并实际冻结临
汾钢铁公司银行存款6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讼争的银行承兑汇票，临汾钢铁公司作为收款人，在票据背书栏中加盖了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对汇票进行背书，这是本案讼争银行承兑汇票能够流通的关键。该汇票背书人与被背书人签章依次衔接、连续背书，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元通公司虽然不是该票据上记载的最后持票人，但其与东风公司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东风公司在收取元通公司的货款后，将无法承兑的汇票又退回元通公司。元通公司从晋诚公司取得汇票，从以上一系列事实看，元通公司主观上不存在恶意、票据背书连续，获得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元通公司应为本案讼争汇票的合法持有人，享有银行承兑汇票的权利。
徐珊珊2011年12月29日向山西省河津市公安局报案称被任增立诈骗，山西省河津市公安局在办理该案过程中未向临汾钢铁公司核实徐珊珊持有此汇票的原因。依据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以及法院对任增立的调查，表明任增立诈骗的汇票即本案争议的银行承兑汇票。因为徐珊珊拒不到庭，法院至今无法查明银行承兑汇票到徐珊珊处的真实原因。
临汾钢铁公司隐瞒在汇票背书栏中已加盖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的事实，2012年1月5日以票据丢失为由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主观上可能具有将损失转嫁给其他票据持有人的恶意。经临汾钢铁公司的申请，虽然法院作出（2012）莲民催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宣告本案讼争票据无效，但是临钢铁公司已经从付款行实际取得了票面金额50万元，因此票据无效导致的票据权利已不存在，故元通公司要求撤销（2012）莲民催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这并不影响元通公司要求临汾钢铁公司赔偿其相应金额及损失的权利。故对元通公司要求临汾钢铁公司赔偿其汇票票面金额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元通公司支出的差旅费、过桥费、住宿费等15284元自行承担。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错误）、第二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临汾钢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元通公司赔偿汇票金额5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2年5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确定的给付日止）；二、驳回元通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3530元，由临汾钢铁公司承担（元通公司已预交，临汾钢铁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一并支付元通公司）。
宣判后，临汾钢铁公司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一、程序方面，原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判非所请，将元通公司主张的返还之诉判决为赔偿之诉；元通公司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没有给临汾钢铁公司答辩期、举证期，也没有合法送达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1．2013年元月元通公司起诉时，诉讼请求为“判决确认元通公司持有的承兑汇票合法并行使承兑汇票权利；临汾钢铁公司返还50万元及相关损失。”2013年9月，元通公司增加了诉讼请求，请求撤销莲湖法院（2012）莲民催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开庭宣读起诉状时元通公司又将“相关损失”变更为“到期的利息和差旅费”。元通公司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与起诉时间相隔8个月，早已超出原审法院给予当事人的举证期限，违反了最高院《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规定。2、原审法院直到开庭也没有将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送达临汾钢铁公司以及本案第三人。3、本案元通公司请求“返还50万元”，而原审判决“赔偿50万元…”，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将确权之诉判为侵权之诉。二、原审判决认定元通公司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与法相悖，元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1、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起诉的时效仅为一年，依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间均为除斥期限。而本案中，元通公司起诉的时间是2013年1月，除权判决作出是2012年4月，期间历时9个月之久，开庭、增加诉讼请求是在2013年9月25日，历时17个月。2、公示催告是《民事诉讼法》中的特别程序，民诉法对其诉讼时效有特别的规定为一年，这里所指的利害关系人为公示催告期间的合法持票人。而本案讼争票据在此期间的合法持票人是东风公司，该公司没有在法定时效内申报权利或提起诉讼，已经丧失了票据权利，且没有依法向法庭证明其有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3、元通公司在票据关系中的地位应当是背书人、债务人、被追索的付款义务人和行使再追索权的持票人。其持有票据的时间是2012年5月，除权判决作出的时间是在2012年4月19日，即元通公司不是公告催示期间（2012年元月至4月间）的“利害关系人”，不应当适用一年诉讼时效的规定。4、即使讼争票据没有经过东风公司，公告催告期间的持票人就是元通公司，也已经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汇票到期日是2012年4月18日，也就是说，元通公司最迟在到期日就应当知道讼争票据被公示催告，其应当在2013年4月18日前向法院提起除权判决内容的诉讼。虽然元通公司起诉是在2013年元月，但直到2013年9月25日开庭当日才增加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业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5、依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元通公司已经丧失了再追索的票据权利。三、实体方面，原审判决认定背书连续，元通公司取得票据合法，享有票据权利错误。1、表面上，元通公司既是被背书人，又是背书人，汇票签章貌似连续，符合法律规定，实际上，元通公司取得票据有重大过失，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本案中表面上元通公司的直接前手是晋诚公司，那么晋诚公司的被背书人就应当是元通公司。虽然最高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可以空白背书，但前提是前后手之间必须有《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的真实的交易关系。元通公司明知其与票面的前手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而是跳过其真实的前手晋诚公司，在被背书人栏填写了自己的名字，违反了《票据法》中背书连续的规定，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元通公司明知其事实前手晋诚公司没有在票据上背书，擅自将自己的名字书写在被背书人栏中，剥夺了晋诚公司的票据权利，同时也规避了其对后手的保证义务和被追索的责任。与之同样有过失的还有汇票上的另一签章人腾茂公司，在自然人手中拿票，擅自签章。2、元通公司与其事实前手晋诚公司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无法证明。四、原审判决认定临汾钢铁公司隐瞒在背书人栏中签字盖章的事实，主观上可能具有将损失转嫁给其他票据持有人的恶意，与事实不符，故意偏袒元通公司。临汾钢铁公司在票据遗失后，依据《民事诉讼法》和《票据法》的相关规定，申请公示催告。莲湖法院在法定的最长公告期之后、没有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业已生效的除权判决，且已履行完毕。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以除权判决抗辩的理由法院应当支持，故临汾钢铁公司实现自己的票据权利，合理合法。临汾钢铁公司在票据当事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即收款人和第一背书人。拿到汇票随即背书，是会计工作习惯，法律并未规定背书就必须转让，更没有规定背书后转让前不可以丢失，或者丢失后的损失由自己承担。原审判决认定临汾钢铁公司具有恶意于法无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元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元通公司答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原审判决认定元通公司为承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享有承兑汇票的权利符合客观事实。l、从承兑汇票的转让流程看，背书转让合法，元通公司为本案汇票的合法持有人。2、承兑汇票的转让行为均发生在公示催告之前，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有效。承兑汇票是2011年10月18日出票，之后通过多次转让，直至2011年12月13日元通公司转让给东风公司，期间该票据处于没有被挂失和公示催告的正常状态。20l2年1月4日临汾钢铁公司才申请公示催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由于这些转让行为均发生在临汾钢铁公司申请公示催告之前，因此，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有效。二、原审判决认定临汾钢铁公司在申请公示催告时隐瞒已在票据背书栏加盖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私章的事实，主观上可能具有将损失转嫁给其他票据持有人的恶意正确。1、临汾钢铁公司迟延申请公示催告是恶意挂失。现有证据充分证明2011年12月2日徐姗姗将承兑汇票转让给任增立，也就是说，在2011年l2月2日之前徐姗姗已经持有该承兑汇票。由于任增立诈骗徐珊珊，徐珊珊于20l1年12月31日到河津市公安局报案，该局于2012年1月l目将任增立抓获，任增立交代承兑汇票已被转让。徐珊珊为了使自己不受损失，向河津市公安局办案人员说要到莲湖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由于徐珊珊不是承兑汇票的被背书人，因此，徐珊珊以临汾钢铁公司的名义到莲湖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这说明临汾钢铁公司申请公示催告是恶意的。如果临汾钢铁公司确实丢失承兑汇票，其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立即到莲湖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但事实是，临汾钢铁公司在汇票丢失一个月之后才去莲湖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并且与徐珊珊要到莲湖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的时间相契合。此现象更进一步说明临汾钢铁公司申请公示催告是恶意的。2、临汾钢铁公司关于承兑汇票丢失的说法前后矛盾。2012年1月4日临汾钢铁公司向莲湖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时陈述汇票丢失的过程为汇票在包里装着，坐车时包被盗了。2013年9月本案开庭时，临汾钢铁公司陈述汇票在公司财务室保险箱里放着，不知什么时候被盗。退一步讲，如果临汾钢铁公司确实丢失了承兑汇票，因其未及时申请公示催告，导致汇票合法流转，临汾钢铁公司给元通公司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临汾钢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珊珊、任增立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另查，本案审理期间元通公司名称变更为“运城市元通凯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临汾钢铁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山西东方恒略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元通公司是否涉讼票据权利人，临汾钢铁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元通公司票据金额及利息；二、原审程序是否合法。
一、元通公司是否涉讼票据权利人，临汾钢铁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元通公司票据金额及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前款所称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现元通公司所持涉讼承兑汇票系公示催告前取得，各项必要记载事项齐全，形式完备，背书连续，其与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且支付了对价，系善意取得票据，故元通公司为合法持票人，票据权利人。
虽然涉讼票据因原审法院做出的除权判决被宣告无效，但除权判决并非创设新的实质权利，仅是对原权利的重新确认。由于公示催告程序系非讼程序，在该程序中，法院并未对争议事实进行审理，仅是依据申请人的申请以及没有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内申报权利的事实作出的除权判决，因此，除权判决的事实允许相反事实予以推翻。基于票据无因性和文义性的重要特征，票据权利的内容应当依据票据上所记载的文义内容来确定。临汾钢铁公司基于除权判决所享有的权利并不优于元通公司作为票面记载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且根据徐姗姗向山西省河津市公安局的报案材料、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法院（2012）河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书以及原审法院对任增立的调查等证据，亦不足以认定临汾钢铁公司申请公示催告时其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即使临汾钢铁公司所持票据遗失属实，因票据环节中汾钢铁公司未指定被背书人身份，而又在承兑汇票背书栏加盖了其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私章，即存在空白背书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亦应视为其此后任意持票人取得票据并记载自己名称的授权，故临汾钢铁公司依法应对此后的善意第三人合法取得票据承担票据债务责任。
临汾钢铁公司上诉称元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一年和《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除斥期限，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二）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票据的出票日、到期日由票据当事人依法确定。”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原审法院作出除权判决的时间是2012年4月19日，本案元通公司起诉的时间是2013年1月，并未超过一年，亦未超过主张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由于元通公司所持涉讼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4月18日，已经丧失票据权利，而临汾钢铁公司依据除权判决已经从付款银行实际兑付取得票据金额50万元，故原审法院判决临汾钢铁公司赔偿元通公司汇票金额50万元及利息并无不当。至于临汾钢铁公司的损失，由于临汾钢铁公司未及时申请挂失，怠于保护自身权利，其所遭受到的损失，可向日后查明的票据拾得人主张权利。
二、原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除权判决的，应当将申请人列为被告。利害关系人仅诉请确认其为合法持票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确认利害关系人为票据权利人的判决作出后，除权判决即被撤销。”据此，本院确认元通公司为涉讼票据权利人。本判决作出后，原审法院（2012）莲民催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即被撤销。
需要指出的是，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错误，应当予以纠正。虽然元通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未告知元通公司就其增加的诉讼请求交纳相应的案件受理费，亦未给临汾钢铁公司相应的答辩期、举证期，但是原审法院对元通公司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并未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虽然本案原审程序存在瑕疵，部分论理错误，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临汾钢铁公司上诉认为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撤销原判，驳回元通公司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8800元（山西东方恒略精密铸造有限公司预交）、公告费700元（运城市元通凯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预交），共计9500元，由上诉人山西东方恒略精密铸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向红
代理审判员 蒋 瑜
代理审判员 魏 哲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