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2民终5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怀光，男，汉族，1955年8月23日出生，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建宁，女，汉族，1959年9月19日出生，住址同上，系朱怀光之妻。
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勤春，湖北立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咸宁分行）。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温泉潜山路**号。
代表人：刘志伟，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周军、晏兴，湖北宁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文彬，男，汉族，1977年7月12日出生，福建省晋江市人，现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仲衡，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怀光、易建宁因与被上诉人建行咸宁分行、柳文斌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2015）鄂咸安民初字第01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怀光、易建宁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行咸宁分行签订的抵押合同，建行咸宁分行没有让上诉人阅读合同文本，以抵押合同都是格式合同，签字只是走形式为由蒙混上诉人，只让上诉人在签字一栏签名。建行咸宁分行既没有告诉担保人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没有将该合同给上诉人。如果上诉人看了合同的相关条款，就不会担保，也不会让柳文彬有续贷的可能。2.上诉人与建行咸宁分行、柳文彬签订的抵押合同都是由借款人、保证人先签字，建行咸宁分行再通过内部审批程序批准后签字的。上诉人不知道该合同何时成立、何时生效，也不知道贷款何时放款，何时还款。使得上诉人无法及时发现问题，行使权利。建行咸宁分行的这笔贷款无法收回，是其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未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或者故意不送达合同文本、隐瞒实情而造成的，建行咸宁分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能将还款的责任转嫁给上诉人。3.《个人贷款支付凭证》没有经上诉人签字同意，建行咸宁分行擅自单方放款，则撤销了上诉人的担保责任和义务。《个人贷款支付凭证》有明确的书面格式，要求借款人、银行业务部门、保证人三方签字才能生效。可是建行咸宁分行不执行其总部即中国建设银行的规定和要求，故意不告知上诉人需要在《个人贷款支付凭证》签字的程序，恶意剥夺了上诉人的权利。本案是由《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个人贷款支付凭证》等文本组成的整套合同体系。其中《个人贷款支付凭证》是整套合同的关键环节，是建行咸宁分行与借款人、保证人最后确认整套合同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是否履行的最终程序。而建行咸宁分行擅自取消这个关键环节，恶意不履行这个最终程序，则斩断整套合同环节，导致抵押合同无效。4.被上诉人建行咸宁分行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等相关规定，没有履行或者故意不履行对借款人的经营状况、还款能力和借款用途等情况调查、监管的职责。柳文彬借款逃匿后所暴露出的情况表明其经营不善，入不敷出。银行所借款项一部分用于还高利贷债，一部分用于其个人消费，根本没有用于合法经营。柳文彬债台高筑，明显丧失还款能力，而建行咸宁分行未尽到监管责任致使其债权无法收回。建行咸宁分行与柳文彬的借款过程，自始至终就对担保人使用了恶意串通的欺诈手段，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至今未撤销该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之规定，该担保合同应为无效，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5.一审判决漏列案件当事人，借款合同系建行咸宁分行与王爱娥、柳文彬签订，一审时建行咸宁分行未起诉王爱娥，仅起诉柳文彬，属漏列案件当事人，加重保证人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
建行咸宁分行辩称：1.被答辩人朱怀光、易建宁在签订抵押合同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且被答辩人朱怀光、易建宁于2014年3月16日向答辩人还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并主动办理了房屋抵押他项权登记，表明朱怀光、易建宁已经明知柳文彬向建行咸宁分行借款的金额、期限、用途，答辩人辩称其从未阅读合同，是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答辩人抵押合同第十三条对被答辩人朱怀光、易建宁阅读并知悉合同条款已采用斜体加粗加黑字体突出进行了提示，已经完成了格式条款制定者的义务。2.被答辩人要求在放款凭证上签字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合同依据。《借款合同》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约定或规定放款凭证需要抵押人签字，朱怀光、易建宁与建行咸宁分行也没有约定放款凭证需要由朱怀光、易建宁签字确认方可。3.答辩人对借款的监管属于答辩人的权利，是否行使该权利与被答辩人朱怀光、易建宁无关。根据《借款合同》第十条的约定，对贷款监管属于答辩人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朱怀光、易建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人柳文彬改变了借款用途。答辩人从未与借款人合意改变借款用途。4.王爱娥不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无需进入本案诉讼。签订借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建行咸宁分行与柳文彬，《借款支用单》、《个人贷款支付凭证》上均没有王爱娥的签名，建行咸宁分行让王爱娥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名仅是为了让王爱娥承认该夫妻共同债务。被答辩人朱怀光、易建宁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亦指出借款人仅为柳文彬一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建行咸宁分行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其与柳文彬签订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合同》，由柳文彬立即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罚息及复利。2.判决柳文彬赔偿建行咸宁分行因本案聘请律师所需要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4600元。3.如柳文彬不能履行上述债务，请求依法拍卖、变卖朱怀光、易建宁所有的位于咸宁市体育路聂湾小区的商住房，由建行咸宁分行优先受偿。4.本案的诉讼费由柳文彬、朱怀光、易建宁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2日，原告与被告柳文彬签订《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合同》，原告向被告柳文彬提供循环支用的借款额度为人民币200万元，合同于当日生效。2015年4月28日，被告柳文彬与原告签订《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支用单》，该支用单作为《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合同》的从合同，约定原告以受托支付的方式向被告柳文彬发放贷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3月28日，按月付息，分期还本，借款采用浮动利率，在基准利率水平上上浮35%，结息日为每月28日，贷款逾期罚息利率为在贷款利率的水平上上浮50%计收。当日原告依约向被告柳文彬发放借款人民币20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额度的有效期为2014年4月22日至2016年4月22日。该借款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约定了违约情形即甲方不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或其他应付款项。根据该借款合同第十一条第二款约定：宣布各笔或单笔借款立即到期，要求被告柳文彬立即清偿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其中第四项约定：对于甲方未按时还清的任意一期借款本金和利息（包括被乙方宣布全部或部分到期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自逾期之日起至拖欠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本合同约定规则计算出的逾期罚息利率和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罚息和复利。为担保上述债务的履行，2014年4月22日，被告朱怀光和被告易建宁与原告签订《个人助业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将被告朱怀光、易建宁所有的位于咸宁市体育路聂湾小区的商住房为被告柳文彬提供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被告柳文彬应向原告支付的其他款项、原告实现之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该合同第十三条用黑体字标明：甲方已阅读本合同及主合同所有条款……。2015年6月29日起，被告柳文彬未足额偿还借款利息，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至此，被告柳文彬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复利及罚息。原告故此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柳文彬签订《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合同》以及被告朱怀光和被告易建宁与原告签订《个人助业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支付了200万元借款，原告就已经履行了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自2015年6月29日起，被告柳文彬未足额偿还借款利息，虽经催收，被告仍未支付。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由于原告与被告柳文彬所签借款合同第十一条第二款的约定系合同双方对贷款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约定。原告根据该条约定解除贷款合同，虽然合同约定的期限未届满，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成就，原告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被告柳文彬偿还借款合同项下本金、利息、罚息及复利。对借款到期前，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支付利息及复利，借款逾期后的利息按贷款罚息利率（贷款利率上浮50%）和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及复利。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朱怀光和被告易建宁自愿为被告柳文彬提供抵押担保，则应以其抵押财产承担担保责任。被告朱怀光和易建宁已签字确认通晓合同全部内容，且对其辩称的不知悉并未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辩解不予认可。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因原告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为维护正常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与被告柳文彬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合同》。二、被告柳文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建行咸宁分行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按《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罚息及复利（从借款之日起按其实际差额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本判决生效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三、被告柳文彬如不履行本判决书第一条确定的债务，依法拍卖、变卖被告朱怀光和被告易建宁共有并抵押的，位于咸宁市体育路聂湾小区的商住房的房产，所得价款原告建行咸宁分行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义务人必须自觉履行义务，义务人未如期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应于本判决书确定给付之日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否则本判决书丧失法律的强制力。案件受理费11458元，由被告柳文彬、朱怀光、易建宁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4年3月16日，柳文彬与朱怀光向建行咸宁分行出具了一份《承诺书》，约定：“为扩大天成家居店经营，经合伙人柳文彬和朱怀光研究决定，同意柳文彬向你行申请贰佰万元助业贷款，额度期限24个月，用于咸安区中宇卫浴天成家居店临时资金周转，归还贷款本息由柳文彬和咸安区中宇卫浴天成家居店共同承担。”同日，朱怀光、易建宁又向建行咸宁分行出具了一份《房产抵押承诺书》，约定：“我与易建宁共有产权房一套。房屋坐落在体育路25号，建筑面积485.22平方米，评估价值3649833元。本人愿意将该房产作抵押，在你行办理个人助业贷款，若贷款不能按期偿还，或有其他违约情形，本人无条件承诺由你行处置该房产，并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2014年4月23日，房屋产权人朱怀光将该房屋办理了抵押证，附记载明：最高额抵押，评估价值为：364.98万元。产权人同意将房产借给柳文彬作为抵押物。2015年6月16日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对柳文彬涉嫌贷款诈骗案决定立案，2015年7月30日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一份《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载明“柳文彬在建行、民生银行的贷款属于正常的抵押贷款，没有证据证明其使用欺骗手段取得贷款。没有证据证明柳文彬有非法占有350万元贷款的故意”，并于同日出具了《不批准逮捕决定书》。
本院认为：1.王爱娥是否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2014年4月22日，柳文彬与建行咸宁分行签订了一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为柳文彬，王爱娥与柳文彬在该合同上签名予以了确认，合同第十七条约定，“本合同项下业务办理过程中使用的个人助业借款支用单、借款支付凭证、提前还本申请书等文件或材料均作为本合同的附件，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2015年4月28日，柳文彬与建行咸宁分行签名确认的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支用单》、《个人贷款支付凭证》，均注明借款人为柳文彬。由此可以认定，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为柳文彬与建行咸宁分行。建行咸宁分行让王爱娥在借款合同上签名，是为了让柳文彬的配偶知悉此债务，并非以此确认王爱娥为借款人的依据。一审法院未将王爱娥追加为本案的被告并无不妥，上诉人这一上诉求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2015年4月28日建行咸宁分行向柳文彬发放200万元贷款时，出具的《个人贷款支付凭证》是否需要保证人朱怀光、易建宁签字。
朱怀光、易建宁作为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建行咸宁分行签订了抵押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以抵押物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债务人柳文彬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建行咸宁分行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2014年4月23日，朱怀光、易建宁将其房屋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而《个人贷款支付凭证》作为借款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保证人朱怀光、易建宁未在该凭证上签字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抵押合同没有咸宁分行向柳文彬发放贷款时，须征得保证人签字认可的约定，且该抵押合同第十一条第四款约定，“除非有可靠、确定的相反证据，乙方（建行咸宁分行）有关本金、利息、费用和还款记录等内容的内部账务记载，乙方制作或保留的债务人办理提款、还款、付利息等业务过程中发生的单据、凭证及乙方催收贷款的记录、凭证，均构成有效证明主合同项下债权关系的确定证据。甲方（朱怀光）不能仅因为上述记录、记载、单据、凭证由乙方单方制作或保留，而提出异议”。上述约定系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3.保证人能否以银行未尽到贷款审查监管义务为由，不承担保证责任。
债务人出现无法偿还贷款的风险和损失，并非银行未履行监管义务所致，而是保证人固有的、天然的风险。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保证人在为他人提供担保时应尽到合理、谨慎的审查义务，审核主合同即借款合同所载的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设立担保的情形及约定的清偿顺序，以全面评估保证人可能面临的清偿风险。上诉人认为建行咸宁分行违反银行贷款的相关规定，未尽到监管义务，应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商业银行贷款的相关规定并未规定商业银行违反严格审查义务的民事责任，且该规定为银行的内部规定，是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的管理性规范。即使商业银行违反相关规定，也是有权机关的处罚问题，不影响银行与柳文彬之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和银行与朱怀光、易建宁抵押合同的效力，也不必然导致保证人保证责任的免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的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保证人保证责任的免除，须证明债权人在接受保证时，对欺诈保证人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还须证明债权人在接受其保证时，明知被保证人存在欺诈。本案中，上诉人以建行咸宁分行未尽到审查监管义务，存在欺诈、串通可能予以抗辩，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建行咸宁分行存在监管不严的情形，仅凭建行咸宁分行未向其送达该抵押合同和柳文彬贷款用于偿还债务的陈述来扩大银行的监管责任，进而推定银行与借款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上诉人这一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4.保证人能否以该笔贷款资金用途改变为由，不承担保证责任。
助业贷款用途包括综合性消费、流动性资金和其他用途，柳文彬与建行咸宁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支用单也约定了该贷款不得用于股票等有价证券投资、股本权益性投资，不用于期货买卖等用途，借款人如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的，将承担违约责任。柳文彬陈述其将贷款用于支付到期民间借贷、支付货款，并未超出借款合同约定的的贷款用途。根据该资金的流向来看，建行咸宁分行将该款项汇入王锦城工行武汉古田四路支行的账户，而不是直接向柳文彬支付，符合借款合同中借款采用建行咸宁分行受托方式支付的约定。建行咸宁分行将贷款汇入王锦城的账户以后，建行咸宁分行与柳文彬的借款合同就已经履行完毕，即使贷款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着用途改变的情况，也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上诉人的担保责任并不能因此而免除。上诉人的这一上诉请求，亦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朱怀光、易建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朱怀光、易建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斌
审判员 夏昌筠
审判员 李 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蒋 昊
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的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条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