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浙杭行终字第6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撮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於卫国。
上诉人吴撮良因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行初字第8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上诉人吴撮良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吴撮良于2014年7月8日请求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余杭住建局）公正处理吴撮良与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签订《商品房预售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经余杭住建局协调，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9日向吴撮良作出《关于客户问题的回复》。因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拒不兑现承诺，吴撮良要求余杭住建局出具处理本事项整个过程的书面材料。2014年12月5日，余杭住建局向吴撮良作出《关于2014年第（212）号办理情况反馈单》。2015年1月14日，余杭住建局向吴撮良作出《关于吴撮良信访交办单的答复意见书》。2015年3月20日，余杭住建局向吴撮良作出《关于2015年第74号信访交办单的处理意见书》。该《处理意见书》认定，吴撮良信访事项属《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情况，余杭住建局无权处理并告知吴撮良如不服可以申请复查。余杭住建局作出的《关于2015年第74号信访交办单的处理意见书》明确认定，余杭住建局无权处理吴撮良于2014年7月8日投诉的问题。但余杭住建局却未在收到投诉后15日内向吴撮良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亦未告知吴撮良正确的受理机关。余杭住建局多次要求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吴撮良作出书面答复，且向吴撮良作出三份书面答复并指引吴撮良可申请复查，明显属超越权限、滥用职权。余杭住建局作出《关于2015年第74号信访交办单的处理意见书》的行为致吴撮良产生通讯费、交通费、误工费等损失。吴撮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在庭审中，吴撮良明确诉讼请求为确认余杭住建局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的《关于2015年第74号信访交办单的处理意见书》违规，要求余杭住建局赔偿吴撮良因余杭住建局作出的《关于2015年第74号信访交办单的处理意见书》损失的通讯费0.1元、交通费0.1元、误工费0.1元，合计0.3元，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余杭住建局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吴撮良拟向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房。因吴撮良要求将其提出的“出卖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向买受人提供图纸，买受人从《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日可随时进入蓝庭品蓝轩12幢施工作业现场，品蓝轩12幢2单元××室内墙粉刷相关要求”三个要求写进《商品房买卖合同》。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吴撮良于2014年7月8日请求余杭住建局公正处理吴撮良与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签订《商品房预售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经余杭住建局协调，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9日向吴撮良作出《关于客户问题的回复》。2014年12月5日，余杭住建局向吴撮良作出《关于2014年第（212）号办理情况反馈单》。2015年1月14日，余杭住建局向吴撮良作出《关于吴撮良信访交办单的答复意见书》。2015年3月20日，余杭住建局向吴撮良作出《关于2015年第74号信访交办单的处理意见书》。该《处理意见书》载明：“我局房管处曾多次与金腾公司联系并与您进行沟通解释，鉴于您提到的三个要求和六个问题主要系与金腾公司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情况和要求，不是我局房管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种民事行为。我局房管处作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此类问题上只能在信访人与房产开发企业之间建立联系与沟通，因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已属民事纠纷，签订合同的双方主体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若双方协商不成的，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如对本处理意见不服，可在收到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持本答复意见书原件向余杭区政府或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提出复查请求”。吴撮良认为，余杭住建局未在收到投诉后15日内向吴撮良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亦未告知吴撮良正确的受理机关。余杭住建局多次要求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吴撮良作出书面答复，且向吴撮良作出三份书面答复并指引吴撮良申请复查，明显属超越权限、滥用职权。吴撮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另查明，2014年11月21日，李某、吴某与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就买卖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蓝庭花园品蓝轩12幢2单元××室的房屋达成一致意见。吴撮良在庭审中自述，其未与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九）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中，吴撮良要求确认余杭住建局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的《关于2015年第74号信访交办单的处理意见书》违规。在庭审中，吴撮良明确被诉的《关于2015年第74号信访交办单的处理意见书》“没有违法是违规”，吴撮良主张的该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条文的规定。另，余杭住建局作出的《关于2015年第74号信访交办单的处理意见书》仅是对吴撮良要求解决民事争议信访请求的回复，对吴撮良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吴撮良对该行为提起的诉讼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另，吴撮良未提供其主张的损失系由余杭住建局作出违法行为所导致的证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损失的存在。吴撮良主张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吴撮良的起诉。
上诉人吴撮良上诉称：原审法院遗漏了上诉人在2015年6月24日的庭审中，三次陈述了关于上诉人、李某、吴某与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陈某于2014年6月13日达成了口头协议这一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我认为《信访条例》不是法，不能说是违法，应该是违规”，但被诉行为违规还是违法不是由上诉人在庭审中的说法而定性的，不能作为裁定驳回起诉的依据。根据《信访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等规定，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8日至2015年3月20日期间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上诉人作出、重作书面答复及向上诉人连发三份书面答复、指引上诉人可申请复查等均明显为超越权限、滥用职权的乱作为行为。被上诉人作出的《书面处理意见》的内容存在诸多问题，且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作出处理意见的时间应是自收到信访事项之日起15日内，即于2014年7月22日前作出，但被上诉人却在2015年3月20日才作出，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信访条例》的规定。被上诉人的回复意见并非是对信访事项作出的处理意见，但被上诉人指引上诉人如不服回复意见，可请求复查，且上诉人已实施了请求复查，故上诉人在复查期间的交通费、误工费等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赔偿。综上，请求：1、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行初字第87号行政裁定；2、责令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上诉人的起诉，并予以重新审理。
被上诉人余杭住建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余杭住建局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的《关于2015年第74号信访交办单的处理意见书》，仅系余杭住建局向吴撮良示明余杭住建局只对吴撮良与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问题进行联系与沟通，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该意见对吴撮良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依法应驳回吴撮良的起诉。吴撮良以余杭住建局作出的处理意见违反《信访条例》的规定为由主张赔偿通讯费、交通费、误工费的赔偿请求无法律依据。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吴撮良的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秦 方
审 判 员 徐 斐
代理审判员 李希芝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俏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