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4）苏审二民申字第054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冯璐。委托代理人：宋振江，江苏振泽（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田海，江苏振泽（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冯建国。委托代理人：李芳，江苏天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国俊，男，汉族，1963年10月6日出生。再审申�人冯璐因与被申请人冯建国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常民终字第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冯璐申请再审称：（一）冯建国作为本案原告，应当对700万元借款为赠与合同所附义务承担证明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二）原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赠与合同是附义务的赠与缺乏依据。（三）（2009）坛民一初字第2205号民事案件为确认之诉，不是给付之诉，但一审法院却加以混淆，认定“冯璐应承担的给付义务已经（2009）坛民一初字第220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四）冯璐与冯建国之间并无借款事实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办（2011）442号《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五部分第一条“对于形式要件有瑕疵的‘欠条’或‘收条’等，要根据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规定，冯璐对本案借款合同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五）（2009）坛民一初字第2205号民事判决认定700万元的借贷合同有效，但原一、二审法院将之曲解为“名为借贷实为附义务赠与合同”，两者之间相互矛盾。（六）一审法院认定“冯璐出具借条的行为与一般民间借贷之常理不符”毫无根据，事实上，在冯璐接收企业后，面临资金困难向冯建国借款，完全符合常理，相反，冯建国向子女赠与股份还附条件才不符合常理。（七）赠与合同与借条时间为同一天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八）在附义务赠与合同中，所附义务必须是明确的意思表示，且所附义务不能超过赠与财产的价值。本案中根本没�冯璐接受所附义务的意思表示，而且冯璐所接收的企业在赠与时已经陷入困境，无法正常经营，所赠与的股份也根本不值700万元。（九）原一、二审法院不依据证据，采用猜测、推理的方式来定案，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依法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经审查查明：冯建国与冯玮、冯璐系父子关系。冯建国与高某于1986年11月5日登记结婚。2011年1月8日高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与冯建国离婚。2011年7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坛民初字第253号民事判决书准予高某与冯建国离婚。跨亚公司于2000年11月28日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冯建国系跨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2008年8月20日，跨亚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将冯建国所持有的公司153万元股权转让给冯璐，将高某所持有的公司147万元股权转让给冯玮。同日，冯建国、冯璐签订股�转让协议一份，协议主要载明冯建国将其所持有的跨亚公司的153万股权以零元的价格转让给冯璐。2008年9月5日，冯璐分别向冯建国及高某出具一份借条，两份借条主要载明“今借到冯建国人民币柒佰万元整。（7000000.00）本人同意跨亚衬布有限公司房产作担保。2018年9月5日前还清。”、“今借到高某人民币700万元。以东门大街面粉袋厂综合楼甲单元302室及107-108门面房和东门大街220号作担保，还款截止日期2018年9月5日。”江苏天择律师事务所律师巫文全以见证人名义在两份借条上签名予以确认。2008年9月16日，冯璐至金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跨亚公司变更登记，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由冯建国变更为冯璐。2009年5月15日，冯璐将其所有的跨亚公司297万元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张彩玲，同时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冯璐变更为张彩玲，并到金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2009年6月9日，冯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其于2008年9月5日出具给冯建国及高某的借条无效。2009年9月8日，原审法院作出（2009）坛民一初字第22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冯璐对冯建国的诉讼请求。冯璐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于2010年1月28日撤回上诉。同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常民一终字第13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冯璐撤回上诉。2012年3月22日，冯建国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冯璐给付人民币7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民事法律行为。赠与可以附义务，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所附义务，受赠人不履行赠与所附义务的，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或要求受赠人履行所附义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赠与股权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冯璐出具的该份借条，是对赠与行为所附义务，还是冯璐为融资向冯建国的借款。冯建国认为是对赠与行为所附加的义务，并向法院提交了借条、（2009）坛民一初字第2205号民事判决书、（2009）常民一终字第1329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证明借条已经法院确认为有效，冯璐负有给付人民币700万元的义务；冯璐认为借条是在接受股权后，为融资向冯建国借款而出具的借条，但因家庭出现矛盾后，冯建国并未实际给付借款，因为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所以冯璐不负有还款的义务，并且援引（2009）坛民一初字第2205号民事判决书所载明的“冯建国、高某没有实际借款给冯璐”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在冯建国将其所有的跨亚公司的股权赠与冯璐后，让冯璐出具人民币700万元的借条，负担给付人民币700万元的义务，实际上是以让冯璐出具借条的形式对赠与行为负担一定的给付义务。其理由为：第一，冯璐应承担的给付义务已经（2009）坛民一初字第220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冯璐于2009年6月9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借条无效，法院判决驳回了冯璐的诉讼请求。冯璐虽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但在二审期间又申请撤回上诉，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第二，冯璐出具借条的行为与一般民间借贷之常理不符。冯璐认为冯建国持有的借条，是因其融资所需，准备向冯建国借款而形成的，但因家庭矛盾导致冯建国并未实际履行给付借款，显有违一般民间借贷之常理。相对于冯璐的答辩意见，冯建国诉讼请求的理由和事实更为符合情理和常理。因此，冯璐向冯建国出具的借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冯建国于2008年8月20日召开股东会议，将其所持有的跨亚公司股份转让给冯璐。冯璐于2008年9月5日向冯建国出具借条后，于2008年9�16日到金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2009年5月15日，冯璐将所持有的跨亚公司股份转让给案外人张彩玲，并办理了变更登记。因此，综合本案来看，冯建国将其所有的跨亚公司的股权赠与冯璐后，让冯璐出具借条，以此让冯璐好好经营公司，让冯建国以后生活有所保障。而冯璐在接受冯建国转让的股权后，短时间内就将公司转让他人，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借条无效，竭力否认出具借条的效力，冯璐的行为足以表明其已不愿履行借条中所确定的给付人民币700万元的义务。因此，尽管借条中约定了人民币700万元的债务于2018年9月5日前还清，但在冯璐存在上述行为的前提下，冯建国有权要求冯璐立即履行给付人民币700万元的义务，故法院对冯建国要求冯璐立即给付人民币7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冯璐辩称本案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应驳回冯建国诉讼请求的意见不予采信。据此，该院判决：冯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给付冯建国人民币700万元。冯璐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冯璐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冯璐与冯建国于2008年9月5日签订的无偿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双方股权转让是无偿的，没有附任何其他义务。该协议书第五条还约定，双方经过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和解除本协议，如果要协商变更或解除，双方应该另行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并经金坛市公证处公证。2、跨亚公司2008年资产负债表，证明冯建国将股权转让给冯璐时，跨亚公司负债就有200多万元，冯璐不可能以1400万元的价格来受让跨亚公司的股权。3、金坛市公安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6份，证明在股权转让前后，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及冯建国和高某转让其股权的原因，还证明因跨亚公司在股权转让时根本无法正常经营，故冯建国将其股权转让给冯璐。4、中国工商银行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及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证明冯璐现在居住的新城首府的2套（冯璐、冯玮各1套）住房是向银行贷款80%购买的，用来反驳冯建国所谓冯璐购买豪宅豪车的说法，证明冯璐负债甚多。5、跨亚公司的股权构架，证明跨亚公司目前的股东是冯玮和符惠霞，其中冯玮持有97%的股权，符惠霞持有3%的股权。冯建国质证认为，证据1没有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2，不是从工商行政部门调取的，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真实反映跨亚公司当时的资产情况，因为除了负债表上载明情况外还有大量的土地、房产及应收款，资产负债表只是跨亚公司当时为应付税收而提供的报表。证据3，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恰恰反映了双方有矛盾才导致股权转让，更加证�冯建国有理由对赠与附上义务。证据4，因没有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冯建国也去调查过冯璐购买的新城首府的2套房（3幢2502室、3幢2601室），该房上没有任何他项权利。证据5，是冯璐单方出具的，对真实性有异议。冯建国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及冯璐收取租金的收条，用以证明冯璐是跨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在一审法院送达文书时冯璐却声称自己已离开公司，并且提出管辖异议，这说明冯璐从一开始就有隐瞒事实不讲真话的虚假行为。冯璐质证认为，对冯建国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另外，冯璐还申请证人高某出庭作证。证人高某陈述：“我是冯璐的母亲，是冯建国的前妻。2008年9月5日，冯璐向我和冯建国各写了一张700万元的借条，冯璐写给我的借条被冯建国抢去了。冯璐写了借条后，我并没有将借条中的700万元借给�璐，因为我没钱，钱都在冯建国身上。写这个借条借钱给冯璐，一是为了公司启动，二是为了不离婚。写借条时，有我、冯建国、冯璐三个人在场。借条写好后，我叫律师巫文全过来，打了三个电话巫文全律师才过来，叫他过来作证我和冯建国两人同意把钱借给儿子，怕冯建国耍赖，因为我不相信冯建国。巫文全来了之后，我把经过跟他讲了一下，把借条给他看，他笑笑就在借条上签了个字，然后就跟冯建国出去了。借条与跨亚公司的股权转让不搭界，股权2008年8月20日已经转让了。”冯璐对证人高某所陈述的巫文全到场情况没有异议。冯建国对此提出异议，并陈述：“巫文全是跨亚公司法律顾问，到现在为止都是。当天巫文全在跨亚公司吃的中午饭，下午大家意见统一后，本来是说写借条1500万元，分两张写。在写的过程中，巫文全提出这股权是给儿子的，�各少掉50万元，之后我们就按巫文全的意思，写了1400万元的借条，分两张。高某一张，我一张。之后，巫文全还对我说‘你的条子收好啊，如果以后没有了，就不还你钱了。’但是，冯璐当时很坚决的说了一句‘爸爸，你现在即使当场撕掉，我都会认可你这700万元的。’这是冯璐的承诺。”二审另查明，跨亚公司于2008年9月16日变更登记为现名称，变更前的名称为金坛市跨亚衬布有限公司。二审法院认为，一、2008年9月5日冯璐所出具借条中的700万元应是冯建国赠与冯璐跨亚公司股权所附义务。理由如下：1、虽然在股权转让协议及借条中均未明确表述该700万元系赠与所附义务，但从股权转让协议、借条的形成时间、过程及双方陈述的借条形成原因等情况来看，冯建国的陈述更为可信。2、冯建国赠与冯璐的是跨亚公司51%的股权，该公司的注册资本是300万元，但并不能由此就得出冯建国赠与冯璐股权的价值即为153万元，因为赠与时该部分股权的价值并非简单的注册资本与股权比例的乘积。此部分股权价值与该公司的资产状况、品牌价值、市场潜力等因素都有关系。另外，赠与所附义务并非接受赠与所支付的对价，赠与所涉权益的价值与所附义务的价值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二、关于（2009）坛民一初字第2205号判决书对本案有关事实的认定及分析情况。在该文书的本院认为部分有如下分析：“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贷关系的成立并不以现款交付为必要条件，审理中原告（冯璐）称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其关于‘父母在转让了主要资产后，再出具巨款’的说法，相较被告冯建国关于‘转让主要资产后为了对儿子有约束、对父母有保障’的说法，后者的可信度更高”。由此看来，冯璐对（2009）坛民一初字第2205号判决书的理解存在偏差。三、冯建国能否要求冯璐立即履行赠与所附义务。虽然冯璐与冯建国约定于“2018年9月5日前还清”，但冯璐竭力否认赠与合同所附义务，并将冯建国所赠与公司股权转让他人，上述行为足以表明冯璐存在恶意逃避履行赠与合同所附义务的情况，故冯建国要求冯璐立即履行义务，可予支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已经生效的（2009）坛民一初字第2205号民事判决的认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贷关系的成立并不以现款交付为必要条件，审理中原告（冯璐）称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其关于‘父母在转让了主张资产后，再出借巨款’的说法，相较被告冯建国关于‘转让主张资产后为了对儿子有约束、对父母有保障’的说法，后者的可信度更高，”可见，在生效民事判决中，已经采纳了冯建国关于借条出具原因的主张。对于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冯璐对于上述生效判决的认定并未能提供确切的证据予以推翻，冯建国作为本案原告，已经提供上述生效判决作为依据，完成举证义务，原一、二审法院认定冯璐出具借条为冯建国赠与股份所附条件并无不当。其次，原一、二审法院并不以借款真实发生为依据判决冯璐承担付款责任，而是以冯璐接受赠与，故接受赠与所附条件，才判决冯璐承担付款责任。冯璐在接受赠与的同时出具借条，表明其愿意在接受股份后负担对冯建国700万元债务，该意思表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冯璐还主张受赠股权根本不值700万元，但其仅提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来证明，不能反映股权的真实价值。如果冯璐不接受赠与所附条件，那么应当将赠与股权返还赠与人，而不是将股权转让他人。综上，冯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冯璐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陈 军代理审判员 郭 群代理审判员 徐 智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蒋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