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苏中民终字第043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仇正才。
委托代理人仇爱军，系仇正才之子，19年3月18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志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水林。
委托代理人杨欢，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开发区同丰西路486号，组织机构代码73708505-3。
代表人庄惠明。
上诉人仇正才与被上诉人杨水林、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昆山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4）昆民初字第02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20日7时20分，杨小春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沿昆山市周市镇新杨西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事发路段处车辆向右侧倾倒后，身体被同方向行驶至事发地点的由仇正才驾驶的、驾驶室乘坐有王芬玲的苏05615**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碾压，造成杨小春受伤经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014年6月20日昆山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出具昆公交证字（2014）第00353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由于在该起事故中，杨小春和仇正才驾车在事发前的前后关系及在发生事故过程中确切的行驶动态，本队现掌握的证据无法查明，而对该事实情况的查明将直接确定当事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苏05615**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的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仇正才，该拖拉机在太保昆山公司投保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4年3月15日0时起至2015年3月14日24时止，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该车还在太保昆山公司投保商业三责险，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4年3月15日0时起至2015年3月14日24时止。
事发后杨小春被送至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花去医疗费1393.45元。杨水林还支付停车费60元。原审被告仇正才支付杨水林49000元。
另查明，杨小春1948年1月26日生，户籍地为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市北村（28）蔡泾村70号，其父亲为杨昆明、母亲为丁兰珍、配偶为刘文英，上述三人分别于1999年、1963年、1986年死亡，杨水林系杨小春子女。
以上事实由杨水林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驾驶证、行驶证、保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尸体检验报告、户口注销证明、医疗费票据、停车费发票、死者家庭成员情况及户籍证明表、道路交通事故预付金支付凭证及庭审中原审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原告杨水林的诉讼请求为：1、原审被告赔偿杨水林医疗费1589.45元、丧葬费28811元、死亡赔偿金4555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相关人员的交通食宿费及误工费10000元、停车费60元；2、太保昆山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范围内承担责任，超出太保昆山公司赔偿责任部分由仇正才全额承担；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各原审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本案仇正才驾驶苏05615**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与杨小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杨小春死亡，导致杨小春亲属产生损失，承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的太保昆山公司应当在保险限额内先行赔偿杨水林的损失，超出保险赔偿限额的部分由事故责任方按责任比例承担，本起道路交通事故昆山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未就事故责任予以认定，根据有关规定，原则上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推定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作为机动车一方的原审被告仇正才应当承担保险限额范围外杨水林的全部损失。对于仇正才关于其车子没有碰到杨小春，杨小春不是其压的，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因仇正才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杨水林的损失，原审法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1393.45元。2、丧葬费25639.5元。3、死亡赔偿金455532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5、杨水林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相关人员的交通食宿费及误工费，4000元。6、停车费，60元。综上，杨水林的损失合计536624.95元，由太保昆山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1393.45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万元（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由太保昆山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赔偿20万元，太保昆山公司合计赔偿杨水林311393.45元。超出保险限额部分225231.5元由仇正才赔偿给杨水林，仇正才已经支付49000元，还需赔偿杨水林176231.5元。
据此，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杨水林311393.45元。二、仇正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杨水林176231.5元。（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指定账号，或汇入昆山市人民法院财务结算中心，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昆山市支行营业部，账号为：32×××60）。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42元，由杨水林负担29元，由仇正才负担1413元，仇正才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给付杨水林。
上诉人仇正才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就该起交通事故，仇正才在客观上没有实施违法行为，也没有导致事故发生。仇正才驾驶的方向盘式拖拉机并没有在事故中碾压杨小春，杨小春自己摔倒在地方导致死亡。杨小春之死与仇正才的行为并无因果关系。原审判决杨小春之死所致损失中超过交强险、商业三责险限额的部分均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并不正确。仇正才同意承担次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并判令被上诉人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杨水林答辩称：虽然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书》载明事发前的杨小春与仇正才的前后位置关系和发生事故过程中确切的行驶动态无法查明，但《事故证明书》明确查明了受害人杨小春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事发路段处车辆向右侧倾倒后，其身体被同方向行驶至事发地点的由仇正才驾驶的拖拉机碾压，导致杨小春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根据交警部门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案发时死者及肇事拖拉机均侧翻至路基之下，可以确定仇正才驾驶的拖拉机确实有碾压杨小春，且将杨小春一同带离路面。根据尸检报告，杨小春系胸脏器损伤致死，可见仇正才驾驶拖拉机的碾压行为是导致杨小春死亡的直接原因。另外根据相关规定，对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之间不能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应当推定由机动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仇正才并无证据证明其为碰撞杨小春。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太保昆山公司未作答辩。
二审期间，仇正才向本院提交如下材料：1、其从交警部门调取的《事故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事故现场照片、尸检照片等证据，欲证明现场并无拖拉机撞击杨小春的痕迹，且证明事故发生当时仇正才立即采取制动措施，刹车的印迹长为3.6米，故该起事故的起因不在仇正才一方。2、交警部门对杨小春、仇正才、王芬玲进行调查并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当时电动车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倾倒在仇正才行驶的车道上，且是超车而来。仇正才系驾驶拖拉机正常行驶中由于惯性所以可能碰到了杨小春。被上诉人杨水林一方发表质证意见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根据仇正才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杨小春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时，因为路南侧路面损坏，所以才向仇正才行驶的方向靠近；而仇正才说“我车辆在偏出路面后碰到他人的，那人被我车辆拖到路北侧草地上”可以证实仇正才驾驶的拖拉机有碾压杨小春的行为。
二审期间，仇正才一方当庭陈述：苏05615**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自重1.5吨，事发时载有100公斤的货物。该型号拖拉机最高时速20公里／时。交警部门在事故发生后对拖拉机和电动自行车都进行了技术检验，均得出了制动、转向系统设置齐全、符合标准的结论。交警部门并未在《事故证明书》或《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中载明杨小春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具有机动车的特征或性质；交警部门盖章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中将受害人杨小春的交通方式明确载明为“驾驶非机动车”。
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交警部门作为交通执法部门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专业机关，在对交通事故进行调查后出具的《事故证明书》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事故证明书》系公文书证，具有相当高的证明力。根据《事故证明书》的记载，该起事故于2014年5月20日上午7点20分，发生在昆山市周市镇新杨西路村委会东侧的东西向水泥质混合道路上。该道路中央无中心线分隔，也无交通信号灯控制。事故发生前，杨小春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沿昆山市周市镇新杨西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事发路段处车辆向右侧倾倒后，被沿同一方向行驶至事发地点的由仇正才驾驶的苏05615**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碾压，杨小春受伤后经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发生时，王芬玲乘坐于拖拉机驾驶室。
根据《事故证明书》的记载，交警部门对该起事故之所以无法作出责任认定的原因是无法查明杨小春和仇正才驾车在事发前的前后关系及在发生事故过程中确切的行驶动态，因此无法确定各方当事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的严重程度。
仇正才在事故发生后分别接受交警部门的调查，并就事故发生经过对警方陈述如下：杨小春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系从拖拉机的左侧超车至拖拉机前方，因路南侧半幅路面损坏，电动自行车在超车后向右侧倾倒，且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摔向西北方向的路边。仇正才见状立即刹车，并向右侧打方向，拖拉机向北侧偏出道路，又向前行驶一段距离后方停止。王芬玲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关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前先行摔倒在地、人车分离的陈述与仇正才的陈述一致，其还陈述在电动自行车因超车而靠近拖拉机时，拖拉机并未减速，而是一直保持了原来20公里／时的速度。上述调查系警方在事故发生当日中午进行，离事发之时时间相隔较短，仇正才、王芬玲对事故经过的陈述细节丰富，内容上能够相互印证，有一定的证明力。但因为仇正才系交通事故当事人之一，而王芬玲是其妻子，均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故其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交警部门在事发后半小时左右绘制的《事故现场图》明确标明现场有一段长达3.6米的拖拉机刹车印迹，在该段刹车印迹的西南方，即拖拉机事发时行进方向的左前方，系电动自行车的停止位置；在电动自行车停止位置的西北方，距离路沿外侧6米，距离电动自行车11米处是拖拉机的停止位置。上述证据与仇正才、王芬玲对事故经过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从而证实其关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杨小春在事故发生前即摔倒且人车分离和仇正才在事发前曾经采取制动措施的陈述。上述证据，也与《事故证明书》中对“杨小春……行驶至事发路段处车辆向右侧倾倒……”的记载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以外的其它道路行驶时，不按规定与同车道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的，是一种违法行为。仇正才驾驶的方向盘式型拖拉机又称为运输型拖拉机，根据当事人陈述及事故现场图的标注，其具有自重大、刹车距离长的特点。仇正才具有20多年驾驶该型拖拉机的经验，应对该车辆的性能特点有充分的认知，并在上路行驶中十分注意与前车保持与该车刹车距离相适应的安全距离。尽管事故发生前杨小春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存在向右侧翻到、人车分离等运动状态变化的情形，但是，杨小春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在超车后即成为在行驶在拖拉机前方的“前车”，足以引起拖拉机驾驶人仇正才的充分注意。事故发生于初夏时节的清晨，根据季节规律，此时光照条件应较好，并无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影响能见度的特殊天气状况和其它妨碍仇正才观察路面和注意前车的情形。《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记载的杨小春的死因为“交通事故致胸腔脏器损伤”；尸检照片反映出杨小春胸部有明显的车轮碾压的痕迹。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在该起交通事故中，导致杨小春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拖拉机的碾压。
参照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试行）》第三条的规定，仇正才驾驶方向盘式拖拉机未能与在其前方的由杨小春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是导致仇正才在采取制动措施后仍碰撞并碾压杨小春的原因，该行为符合该条关于“主动逼近对方，造成对方难以避让的严重过错行为”的规定，是一种主动性过错，在交通事故中起主要以上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在交警部门无法查明杨小春和仇正才驾车在事发前的前后关系及在发生事故过程中确切的行驶动态，且并无其它证据证实杨小春有过错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判决仇正才就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导致杨小春死亡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对上诉人仇正才主张其仅承担次要责任或不负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仇正才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84元，由上诉人仇正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 平
代理审判员 赵 东
代理审判员 姚 望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维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