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66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恒通冠辉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3层3008房间。
法定代表人：徐晓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成，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富，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玉春，男，1957年2月2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刚，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萌初，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英，女，1962年10月2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刚，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萌初，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恒通冠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玉春、熊英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4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6）京0107民初4373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杜玉春、熊英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杜玉春、熊英对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事项一无效的全部诉讼理由均已放弃，其诉请确认无效的依据已不复存在，故不应再确认决议内容无效。二、恒通公司的成立不是经营模式的改变，而是投资主体的改变，即将公司成立之前的多个投资主体变更为恒通公司单一主体。一审法院称恒通公司成立之前和之后投资主体完全重合显然于事实无据。三、股东会决议事项一的内容和《冠辉商务大厦投资者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冠辉商务大厦投资人决议》（以下简称《投资人决议》）是一脉相承的。《会议纪要》与《投资人决议》是公司设立前股东间的特别约定，对投资款的返还时间和顺序等问题有明确的约定。恒通公司的成立正是源于这两份文件，因此当然遵守这些特别约定。投资者前期协商一致，对未来设立的公司的投资收益的分配方式，以及投资投入的撤回方式作出的约定，并不因当前投资收益是否充足而导致约定无效。全体发起人内部之间为设立公司而达成的《会议纪要》与《投资人决议》等文件，协商一致约定了未来公司设立后的项目转移方式、收益分配方式、董事会成员构成、股权结构设计以及运营管理等事宜，其效力当然约束设立后的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会议纪要》与《投资人决议》的约定对恒通公司不产生约束力没有法律依据。四、一方面，公司的股东通过合法的方式处置公司的财产属于合法行使所有权，即无论是支付项目转让对价还是返还投资款均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另一方面，在各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未在本次决议事项中收回投资的股东视为同意放弃收回投资的优先权，这种权利的放弃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事项一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五、股东会决议事项二是股东会行使决定公司投资计划的职权，即将公司的投资计划变更为由董事会负责150万元以下的对外投资事项，不必再上报股东会。该项决议不构成对《公司章程》的修改，不应被认定为无效。六、即便股东会决议事项二与《公司章程》相冲突，股东也应在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而杜玉春、熊英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才请求法院将原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会决议事项二”，诉请超过了公司法规定的时限，因此该项诉讼请求当然不能支持，一审法院无权判决确认股东会决议事项二无效。
杜玉春、熊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关于2016年6月4日第一项股东会决议的性质问题，恒通公司主张该资金的性质是项目转让的对价，杜玉春、熊英不予认可。从主观上看，恒通公司与股东会决议中享有优先分配权的股东之间不存在项目转让的意思表示，双方此前所有的协议也没有项目转让的约定。客观上，原合作各方的关系持续存在，仅仅是合作的形式发生变化。北京吉祥冠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公司）的股东和9个自然人签订《合作协议》，经营冠辉大厦房屋出租项目，后来成立了恒通公司，吉祥公司的原股东和9个合作方又成为了恒通公司的股东，故不存在项目转让的事实，只是变更了合作形式。根据合同相对原则，恒通公司仅和吉祥公司之间有项目转移，而且是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包括承租、出租主体发生变化，恒通公司的部分股东获得项目转让对价没有依据。而且，股东仍然在恒通公司担任股东并获得收益，项目转让费根本没有发生。股东会决议所分配的所有资金都是恒通公司成立的营业收入，是恒通公司的财产，根据公司资本维持的原则，资产属于公司所有，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转归股东个人。综上，股东会决议第一项实际是部分股东以决议的形式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损害了其他股东和公司的利益，是无效的。股东会决议事项二的内容是将150万元的投资职权授予了董事会，恒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实际上修改《公司章程》第八条的内容，该内容未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一款规定，应为无效决议内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杜玉春、熊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恒通公司2016年6月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恒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4日，吉祥公司与徐晓强、马广、汪云波、郭春明、董涛、杨一华、王桂亮、王硕等8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出资700万元（注：其中吉祥公司出资273万元，徐晓强等8人出资427万元），投资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5号楼项目（注：即冠辉商务大厦物业项目），主要经营商业底商及写字楼业务。以吉祥公司作为承租方，与项目产权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该项目的所有对外租赁业务，均由吉祥公司作为经营主体。根据该项目每年净利润，按股东各方出资比例分得收益。
2015年1月31日，吉祥公司与徐晓强、马广、汪海清（注：其出资部分原由汪云波代持）、汪云波、郭春明、董涛、杨一华、王桂亮、王硕等9人签署《会议纪要》。该纪要载明：1.2016年4月底之前，各位自然人投资者的427万元投资款全部收回。2016年6月底之前，吉祥公司的273万元投资款全部收回。2.2016年12月底之前，全部投资者的投资利润予以分配。具体分配方式以及分配金额由全部投资者共同开会讨论决定。
2015年12月12日，徐晓强、马广、董涛、杨一华、杜玉春、王桂娥、王桂亮、王硕、冯海振、汪云波、汪海清、熊英、富征、刘脉、郭春明等15人签署《投资人决议》。该决议载明：以上参会人员皆为该项目（注：即冠辉商务大厦物业项目）投资人。1.拆分法人（注：即吉祥公司）股在该项目的股份，变更为个人股东，具体股比为：刘脉14.63％；熊英6.88％；杜玉春6.88％；富征6.88％；王桂娥2.34％；冯海振1.38％，其他股东原始投资股比不变，即徐晓强15％；马广10％；郭春明6％；汪云波5％；汪海清5％；杨一华5％；王桂亮5％；王硕5％；董涛5％。2.设立新公司，股东成员及股份按决议第一条执行。3.……4.新公司设立及成立后，财务、人事、管理工作均从原操盘的吉祥公司分离，具体工作完成时间截至在2016年1月31日前。5.2016年4月分配方案，根据2015年1月31日股东会议执行。
2015年12月22日，恒通公司注册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至2045年12月21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由徐晓强、马广、郭春明、汪云波、王桂亮、王硕、董涛、杨一华、汪海清、王秋玲（注：其出资部分原由徐晓强代持）、刘脉、王桂娥、熊英、杜玉春、富征、冯海振等16位股东共同认缴出资设立。《公司章程》载明：徐晓强持股10％，王秋玲持股5％，冯海振持股1.39％。其余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人决议》载明的投资股比一致。现16名股东均尚未实际缴付出资。《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十）修改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来行使表决权。”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以及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和对外融资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他事项按照第十条的规定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十五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三）审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方案。”
2016年1月18日，吉祥公司与恒通公司就冠辉商务大厦物业项目具体转接事宜签订《协议》，吉祥公司将冠辉商务大厦物业项目的承租使用权、管理权及物业经营权全部转让给恒通公司。2016年1月29日，吉祥公司、恒通公司共同与北京中新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将吉祥公司承租的北京中新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石景山区实兴大街5号的房屋（注：即冠辉商务大厦），变更为恒通公司承租。吉祥公司与恒通公司就冠辉商务大厦项目自2013年10月25日（起租日）至2016年2月29日的账务进行了交接。双方就冠辉商务大厦收入支出后余额达成一致意见。最终转账金额为334558.52元。吉祥公司在《冠辉商务大厦财务交接协议》上签章。
2016年6月4日，恒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公司全体股东参加。股东会决议载明：一、关于当初投资款返还问题。现在公司帐上有380万元-390万元，先拿出300万元，在本次会议召开后两周内按照当初的投资比例先分给当初的投资者，即董涛、郭春明、马广、汪云波、汪海清、王桂亮、王硕、王秋玲、徐晓强、杨一华。表决结果是董涛等12名股东同意，杜玉春、富征、冯振海、熊英等4名股东不同意。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同意的股东所代表的股权比例超过了半数，该决议予以通过。二、关于董事会经营中的授权额度问题。董事会可以自主决定的对外投资额度为150万元，在150万元以内的对外投资无需股东会决定。表决结果是董涛等9名股东同意，杜玉春、熊英、富征、冯海振、杨一华等5名股东不同意，王桂娥、刘脉等2名股东弃权。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同意的股东所代表的股权比例超过了半数，该决议予以通过。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300万资金已经按投资比例返还给董涛等10人。
一审庭审中，针对恒通公司的答辩意见，杜玉春、熊英不再坚持其“恒通公司作出的向部分股东返还投资款的决议实质系抽逃资金的行为”及“恒通公司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需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诉讼理由。针对恒通公司关于“股东会决议事项一的性质实质是项目转让支付对价，系对各方此前签署的相关协议的履行行为”的答辩意见，杜玉春、熊英认为，1.合作各方合作关系持续存在，双方权益从投资收益转化为股东权益，恒通公司股东利益没有贬损，不存在项目转让情况；2.合同具有相对性，即便存在项目转让也是在吉祥公司和恒通公司之间；3.恒通公司设立前，一系列协议、纪要都属于合同，仅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转换为公司后，股东意思上升为公司意思。现股东会决议是处分公司资产行为，没有合理依据。
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后，杜玉春、熊英的诉讼代理人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即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事项一无效；撤销股东会决议事项二。恒通公司抗辩称法庭辩论已结束，不同意杜玉春、熊英变更诉讼请求。该院另查明，杜玉春、熊英的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不包括变更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认定，因杜玉春、熊英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一方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另一方面，该申请超出了授权委托书载明的代理权限范围，即本案杜玉春、熊英诉讼代理人未有代为变更诉讼请求的授权。故该院对杜玉春、熊英该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不予接受。
围绕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争点有三：一是股东会决议事项一的内容实质是否为“项目转让支付对价”；二是股东会决议事项一如是“对各方此前签署的相关决议的履行行为”，则该履行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三是股东会决议事项二是否构成对《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以及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一、关于股东会决议事项一的内容实质是否为“项目转让支付对价”的问题。首先，股东会决议事项一的内容和《会议纪要》、《投资人决议》是一脉相承的，现《会议纪要》明确载明了投资者对其“投资款”要在某时限前收回，恒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一载明的亦是“当初投资款返还”问题，均与“项目转让”和“对价”无关；其次，恒通公司成立之前和之后，各投资者对冠辉商务大厦项目的投资，主要体现在经营方式的改变，即从协议合作方式变为新设公司专门经营方式，而且投资主体完全重合，现“项目”既未外流，且投资人的投资权益体现为股东权益亦未受到损害。第三，《会议纪要》作出时，各投资人尚无设立新公司的动议；《投资人决议》作出时，恒通公司亦未成立；恒通公司成立后，是吉祥公司而不是投资款返还受益人与其就冠辉商务大厦项目具体转接事宜签订的《协议》，且并未涉及“对价”。故恒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一的内容实质不能认定为“项目转让支付对价”。
二、关于股东会决议事项一如是“对各方此前签署的相关决议的履行行为”，则该履行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问题。该院认为，即使股东会决议事项一是“对各方此前签署的相关决议的履行行为”，该履行行为亦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如前一所述，该“对各方此前签署的相关决议的履行行为”不能认定为恒通公司支付所谓项目转让的对价，而是根据《会议纪要》和《投资人决议》的约定返还冠辉商务大厦项目当初自然人投资者的投资款。虽然《会议纪要》和《投资人决议》中对投资款返还的时间和顺序等问题有明确的约定，且在恒通公司成立前后冠辉商务大厦项目的投资人完全重合，但《会议纪要》和《投资人决议》并不能因此对恒通公司产生约束力。首先，《会议纪要》和《投资人决议》作出时，恒通公司尚未成立，《会议纪要》和《投资人决议》指向的返还投资款义务与恒通公司无关；第二，恒通公司成立后，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受公司法律制度调整。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各接受投资返还的投资人的行权身份是股东，其应依《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第三，吉祥公司与恒通公司就冠辉商务大厦项目进行账务交接时，对冠辉商务大厦收入支出后余额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余额为334558.52元，这远远不足以返还投资款。现股东会决议事项一所涉300万元是恒通公司成立后产生的收益，属于恒通公司财产，对其支配和处分应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所指向的股东会决议事项一，是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要求恒通公司用自己的法人财产对不属于恒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返还义务，这直接损害了恒通公司和部分股东的利益，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三、关于股东会决议事项二是否构成对《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以及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问题。股东会决议事项二关于“董事会可以自主决定的对外投资额度为150万元，在150万元以内的对外投资无需股东会决定”的内容，直接关涉到恒通公司对外投资的职权所属问题。恒通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其股东会决定公司的投资计划，董事会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审定公司的投资方案。可见，恒通公司对外投资的决定者是其股东会而不是董事会。而股东会决议事项二的通过，将原本属于股东会的职权授权给董事会，无疑是与恒通公司《公司章程》第八条的规定不相符的。虽然《公司章程》条文本身没有进行专门的修改，但股东会决议事项二对恒通公司董事会而言是具有可执行性的，且恒通公司亦可据此修改《公司章程》的内容，故股东会决议事项二实际上已经构成对《公司章程》第八条关于股东会职权规定的实质性修改。恒通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同时，《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亦强制性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现恒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二的内容，是以“同意的股东所代表的股权比例超过了半数”为由通过“董事会经营中的授权额度”决议，即董事会可以自主决定的对外投资额度为150万元，在150万元以内的对外投资无需股东会决定。如前所述，此决议通过构成了对恒通公司《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且同意该决议事项的股东所代表的股权比例并未达到《公司法》强制规定的三分之二。因此，股东会决议事项二的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综上所述，恒通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杜玉春、熊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确认恒通公司2016年6月4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确认，冠辉大厦项目原投资主体是吉祥公司和徐晓强等自然人，后吉祥公司股权被股东拆分，各股东以自然人身份成为恒通公司股东。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本案中，恒通公司2016年6月4日股东会决议第一项内容约定，将恒通公司账面资金300万元分给徐晓强等10名股东。因恒通公司系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上述资产属于恒通公司资金，在未经全体股东同意的情况下，部分股东决议将公司资产分给部分股东，损害了恒通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规定，当属无效。恒通公司上诉称，《会议纪要》、《投资人决议》与恒通公司上述股东会决议系一脉相承，《会议纪要》、《投资人决议》是恒通公司设立前股东间的特别约定，属于发起人为设立公司而达成的书面协议，其效力约束后成立的恒通公司。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会议纪要》是各合作方针对冠辉商务大厦项目中投资款收回及利润分配等事项形成的决议，未有关于恒通公司的任何约定，而《投资人决议》则是对吉祥公司股权拆分、新公司组织机构设立等内容进行的约定，亦未有关于新公司需向原合作方返还投资款义务的约定，故无法认定《会议纪要》、《投资人决议》中关于“投资款收回”的约定能够约束成立后的恒通公司；其次，恒通公司成立后，公司各股东并未就恒通公司承继各方在冠辉商务大厦项目中的返还投资款、利润分配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在杜玉春、熊英反对股东会决议第一项内容的情况下，恒通公司该项上诉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因恒通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再就股东会决议第一项决议是否为“项目转让支付对价”提出异议，且一审判决对此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重复赘述。
恒通公司上诉称，股东会决议第二项内容仅是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对150万元以下的投资计划有决定权，不构成对公司章程的修改，即便该决议内容与《公司章程》相冲突，亦不是决议无效的法定事由，而是决议被撤销的事由。对此本院认为，恒通公司《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涉案股东会决议将该职权部分授予董事会，其实质是修改了《公司章程》第八条关于“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的内容，在未取得恒通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的情况下，该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第四十三条关于“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决议内容无效，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恒通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恒通公司上诉主张，杜玉春、熊英撤回部分诉请决议无效的理由，确认无效的基础不存在。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审理情况记载，杜玉春、熊英认为恒通公司设立前的协议、纪要均约束当时的合同当事人，对于成立后的恒通公司没有约束力，涉案股东会决议是股东处分公司资产行为，没有合理依据。故虽然杜玉春、熊英撤回了部分请求确认决议无效的理由，但并未撤回其对应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并对合同效力作出认定，并无不当，恒通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恒通公司上诉主张，恒通公司成立后，冠辉大厦项目的投资主体由多个自然人与吉祥公司组成的多个投资主体变更为恒通公司单一主体，投资主体发生变化，一审法院认定恒通公司成立前后对冠辉大厦项目的投资主体完全重合，于事实无据。经本院询问，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冠辉大厦项目原投资主体是吉祥公司和徐晓强等自然人，后吉祥公司股权被股东拆分，各股东以自然人身份成为恒通公司股东，故冠辉大厦项目的实际投资经营主体确实未发生变化，一审法院的该项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恒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恒通冠辉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占山
审 判 员 刘海云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