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0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周晓光，该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马运峰，该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花。
委托代理人：姜从春。
上诉人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启兴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李春花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13日，启兴律所（乙方）与李春花（甲方）签订《委托合同》，甲方因与黄福源债务纠纷一案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师马运峰为甲方非诉讼及诉讼代理人；甲方不可撤销本委托合同；乙方无故终止合同，代理费应全部退回甲方；甲方委托乙方的事项和权限：1、代为上诉、申请强制执行，代为领取执行回款……；经协商同意，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费用：1、律师费：收费方式为风险收费；2、签订本合同时支付1000元，此款基础收费无论案件结果均不予退减，其余律师费计算如下：如甲方胜诉，按甲方收到执行款（或乙方代领执行款）的总额25%的比例三日内支付律师费；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完成委托事项后终止。2012年11月29日，本院就李春花与黄福源欠款纠纷一案作出（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222号判决，判决黄福源向李春花支付欠款200000元及利息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4年1月20日，启兴律所以李春花拖欠其律师费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李春花支付该费用及利息。原审诉讼中，启兴律所向原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冻结李春花名下银行存款4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并交纳了现金40000元作为保全担保。据此，原审法院作出（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35-1号《民事裁定书》，在实际执行中，原审法院向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发出协助执行函件，执行对李春花在该院（2013）穗荔法执字第33号案件可分配执行款中40000元停止支付。由于李春花下落不明，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30日在《人民日报》刊登公告，依法向李春花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2014年8月6日，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启兴律所提交证据如下：1、委托合同；2、授权委托书；3、民事判决书；4、裁判文书生效证明。原审诉讼中，启兴律所以李春花在以上判决中应得的欠款本息，计算律师费为56973.82元。启兴律所确认李春花已支付22500元。尚欠律师费为34473.82元。2014年8月26日，李春花到原审法院辩称：李春花确认双方签订合同的事实，约定按执行总款的25%支付律师费。但是，启兴律所律师隐瞒情况，现在实际执行到的款项有两笔合共90000元，启兴律所律师已经按照25%扣减了22500元代理费后，将余款支付给李春花。启兴律所律师严重不负责任，职业道德差，除了执行到的90000元，其余款项至今仍未执行取得。
2014年1月20日，启兴律所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李春花向启兴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4473.82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计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李春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财产保全费、公告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启兴律所与李春花签订的诉讼代理合同，约定李春花委托启兴律所处理诉讼事务，启兴律所在李春花收到执行款后按比例收取律师费。该协议是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合意，且约定的收费方式及计算符合有关部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于法不悖。启兴律所、李春花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并对双方产生约束力。
合同中明确律师费的收费方式为风险代理，启兴律所是在李春花收到执行款后按比例收取律师费，故启兴律所负有举证证明其向李春花收取律师费的主张符合双方约定的责任。现启兴律所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委托合同的全部义务，李春花实际取得全部执行款项的事实下，要求李春花支付律师费及利息的主张并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因此，启兴律所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判决：驳回启兴律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2元、诉讼保全费420元、公告费500元，由启兴律所负担。
判后，上诉人启兴律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l2年7月13日启兴律所与李春花签订《委托合同》，合同第八条的约定，收费方式为风险收费；若李春花胜诉，同意按执行款总额25％比例支付律师代理费。李春花收到执行款后，启兴律所按执行回款的比例提取。启兴律所接受李春花的委托之后，指派律师马运峰为李春花的诉讼代理人。经过马律师的据理力争，2012年11月29日本院做出了（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2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案外人黄福源向李春花支付欠款20万元、利息及迟延履行金。按《委托合同》约定，启兴律所应当按执行款的25%提取律师代理费。之后，在执行过程中，经过启兴律所的努力，黄福源到2013年10月前，支付了90000元的被执行款，双方按合同约定，启兴律所提取了22500元的代理费。可是，到了2013年12月，法院收到黄福源的执行款后，李春花让执行法官将钱直接汇到李春花的账户，李春花收到执行款后，拒绝按合同提取代理费。2014年1月，法院又一次收到30000元的执行款，李春花自己来到广州，不告诉启兴律所，又要瞒着启兴律所将这30000元的执行款领走。启兴律所无奈，才保全了这笔执行款，提起了诉讼。截止到2014年5月4日，李春花已经自己领取了40000元的执行款没有按合同支付律师代理费。原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错误的适用法律，以启兴律所没有证据证明李春花收到了全部的执行款为由，驳回了启兴律所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的判决，没有查明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原审法院片面听取李春花所述的“只执行回来了两笔执行款，共计90000元，这回来的执行款已经按比例提取了代理费”的谎言，没有查明事实真相。事实上，至2014年5月4日，荔湾区法院已经收到执行款163000.44元，其中法院扣除了3000.44元的执行费；90000元给了启兴律所，启兴律所按比例扣除了代理费后，汇给了李春花；法院保全了30000元；李春花自己领取了40000元；其余的款项还在执行中。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是向李春花公告送达的诉讼资料，开庭时缺席审理，应视为李春花放弃答辩权利。可开庭之后，原审法院单独找李春花询问，并将李春花自己捏造的不实陈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作为李春花的答辩意见，写入判决书，不符合诉讼程序规定。（2）双方合同约定的是按收到的执行款的比例提取代理费，双方之前也是这样履行的。后来李春花自己领取执行费后，不按合同支付代理费的行为，是严重的违约行为。原审法院认为启兴律所没有李春花已经收到全部的执行款的证据，驳回启兴律所的请求，是适用法律错误。李春花应当向启兴律所支付按160000元执行款的25％计算的律师代理费差额17500元，其余的律师代理费按之后执行回款的25％支付。综上，启兴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李春花向启兴律所支付按160000元执行款的25%计算的律师代理费差额175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其余的律师代理费按之后执行汇款的25%支付；3.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全部由李春花负担。
被上诉人李春花答辩称：启兴律所的上诉意见都不属实。启兴律所指派为李春花代理案件的马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背离律师职责导致执行款迟迟没有到位。1.李春花在2012年12月取得另案的胜诉判决，马律师应第一时间冻结对方的财产，但实际没有进行，使得对方转移了股权，造成了李春花的损失。2.李春花在2012年11月底给马律师打电话，但马律师经常不接或找借口在外地，马律师也让李春花就执行问题催法院，这是马律师回避其职责。在12月份李春花给马律师打电话，问执行款拖了一年多何时能解决，马律师称12月份能解决。李春花称如12月底不能解决执行款的问题，就要终止和马律师的委托合同，李春花亲自到广州解决执行款的问题，相关费用应由马律师承担。之后李春花一方再给马律师打电话发短信都没有得到回应。3.马律师在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没有如实提供李春花的联系方式。4.李春花在2013年1月12日从安徽坐飞机到广州，给黄福源打了电话，要黄福源支付执行款，黄福源承诺将执行款支付到执行法院。执行法官听了李春花陈述的情况，建议李春花提出申请，若黄福源将执行款支付到法院，则法院直接将执行款支付到李春花账上。李春花其后坐飞机回去了，并收到法院支付到李春花账上的执行款。后来，李春花和马律师通电话，其称要起诉李春花，李春花想和马律师调解，马律师称起诉李春花不是其个人行为，而是律所的行为。5.李春花和马律师签订的合同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因为在原审判决后，马律师不将原审证据提供给李春花。6.启兴律所至今从李春花处得到30500元（包括已经支付的代理费225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启兴律所认为，原审查明的2014年8月26日李春花到原审法院所做的陈述没有经过出示和质证，不属于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1.原审判决查明的2014年8月26日李春花到原审法院所做的陈述内容与李春花在原审法院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的内容相符，询问的时间为2014年8月26日下午3时。原审法院在作出判决前未向启兴律所出示该《询问笔录》；2.二审审理期间，根据启兴律所的申请，本院依法到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调查取证，调取的证据显示，在2014年8月2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的《询问笔录》中，李春花确认关于案涉争议的启兴律所为李春花代理的案件，李春花实收金额为130000元（其中，启兴律所代收90000元，李春花直接从被执行人黄福源处收取现金10000元，荔湾区人民法院向李春花本人直接转账支付30000元），加之因本案诉讼保全冻结的30000元，该案被执行人黄福源已履行了本金160000元，尚欠本金40000元、利息28833元；3.2014年12月11日，本院对本案进行了第二次庭询，双方确认如下事实：（1）启兴律所代理了李春花与案外人黄福源欠款纠纷的一审诉讼【案号（2012）穗荔法民一初字第767号】，双方约定一审阶段的代理费为7000元，李春花已向启兴律所支付完毕；（2）（2012）穗荔法民一初字第767号案于2012年7月2日作出判决；（3）2012年7月6日，李春花于四川省绵阳市国证公证处签署《授权委托书》一份【（2012）绵国证证字第1145号《公证书》】，就与黄福源的债务纠纷一案，委托马运锋（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代理人，委托权限为“一、代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应诉，受委托人有权代为承认、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上诉。申请强制执行，代为领取执行回来的款项；二、代位签署法律文书，代为领取法律文书，代交诉讼费用。受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的过程中，依法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其签名与委托人的签名具有同等效力，委托人均予以承认”；（4）2012年7月11日，李春花向启兴律所汇款5300元（其中，1000元是双方2012年7月13日所签订的委托合同约定的基础费，4300元是该案二审的上诉费，后该款已由李春花收回）；4.案涉《委托合同》（编号：2012年民字69号）甲方签名李春花、乙方加盖启兴律所印章及律师马运峰签名，日期为2012年7月13日，该《委托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的事项和权限：1、代为上诉、申请强制执行，代为领取执行汇款；2、代收法律文书、代为在法律文书中签名；3、代位参加诉讼，调解”、第八条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费用1.律师费：收费方式为风险收费；2.签订本合同时支付1000元，此款基础收费无论案件结果均不予退减，其余律师费计算如下：如甲方胜诉，按甲方收到执行款（或乙方代领执行款）的总额25%的比例3日内支付律师费”；5.关于李春花向启兴律所支付的（2012）穗荔法民一初字第767号案代理费7000元是否应包含在双方于2013年7月13日签订的《委托合同》约定的25%代理费之中，双方各执一词，但均无法向本院提交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再查明，2014年11月27日，本院对本案进行了第一次庭询，启兴律所称：“如果对方不来出庭，缺席审判的话，则我方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状需要进行更改。如果我方不变更，因为按照一审的判决，则还涉及合同解除的问题，则依照我方上诉状，双方还需进行调解”。本院问：“你方的上诉请求想要如何变更”？启兴律所答：“我方希望依照一审的诉讼请求”。本院问：“你方的上诉请求与一审请求有何区别”启兴律所答：“一审的时候提出要求对方给予34473.82元的计算是根据法院判决的20万元本金以及按照20万元计算出来的利息再加上迟延履行的滞纳金，然后减去已经支付的两万多元计算，上诉的请求则是根据已经支付的16万元执行款的代理费减去已经支付的费用，还差17500元，其余的按照剩余支付的执行款的25％计算”。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春花答辩称是受胁迫签订了案涉《委托合同》（编号：2012年民字69号），但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李春花的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经审查，上述《委托合同》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启兴律所在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在上诉期间提起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李春花向启兴律所支付按160000元执行款的25%计算的律师代理费差额175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其余的律师代理费按之后执行款的25%支付”未超过原审的诉请，故本案应围绕该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启兴律所在二审庭询期间主张本案应围绕其原审的诉请进行审理的意见，据理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而且，根据案涉《委托合同》的约定，李春花应在收到执行款后再行向启兴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启兴律所现上诉主张的“其余的律师代理费按之后执行款的25%支付”的问题应待双方合同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另行解决，本案对启兴律所的本项请求不予处理。
根据双方二审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上诉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李春花在本案中是否应向启兴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春花已在荔湾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中确认该案被执行人黄福源已经履行本金160000元，而且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也约定李春花按照收到执行款的总额25%的比例在3日内向启兴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故本院核计李春花应向启兴律所支付该160000元对应的律师代理费40000元（160000＊25%）；其次，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的约定，2012年7月11日，李春花向启兴律所汇款5300元中的1000元是基础费，该费用并不包括在李春花应按执行款的25%向启兴律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之内，故该1000元费用不得在上述40000元的律师代理费中扣除；其三，启兴律所与李春花均确认，启兴律所已收取前期执行款90000元的律师代理费22500元，故上述40000元律师代理费应做相应的扣减；其四，关于李春花向启兴律所支付的（2012）穗荔法民一初字第767号案代理费7000元是否应在上述40000元律师代理费中扣除的问题，启兴律所认为，该款属于一审阶段的代理费，不应扣减；而李春花认为，案涉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应包括该7000元。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案涉的《委托合同》约定的启兴律所的代理权限没有包括一审的事项，但鉴于启兴律所代理了李春花与案外人黄福源欠款纠纷的一审、二审诉讼。而且，李春花在该案一审判决之后于四川省绵阳市所做的公证委托的委托事项中包含了一、二审的事项，且在作出公证委托之后，签订案涉《委托合同》之前，李春花已经向启兴律所转账支付了1000元的二审基础费用和4300元的二审上诉费用，故综合以上情形至少可以说明，对于案涉《委托合同》约定的按照25%的比例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是否包含了李春花向启兴律所支付的一审代理费7000元的问题，李春花与启兴律所在签订案涉《委托合同》时存在不同的理解。又鉴于一般而言，在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中，委托人对委托合同的效力、约定范围的认识和理解能力明显弱于作为专门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故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对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应尽到较高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李春花辩称应该扣减在一审阶段向启兴律所支付的7000元的意见有理，本院予以采纳；最后，李春花答辩称启兴律所马律师未尽职尽责做好代理工作的意见，鉴于李春花在本案中并未提起反诉，现亦无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故本院对李春花有关于此的答辩意见均不予采信。综上，本案中，李春花应向启兴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0500元（40000元-22500元-7000元）。此外，启兴律所诉请李春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2014年1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具有合同约定的依据和符合法律的规定，故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故本院予以改判。启兴律所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不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李春花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向上诉人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本金105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20日起计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62元、诉讼保全费420元，由上诉人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承担752元、被上诉人李春花承担330元；一审公告费500元，由被上诉人李春花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62元，由上诉人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承担460元，被上诉人李春花承担2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陶智斌
刘稀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