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衢商初字第6号
原告：衢州市鑫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诉讼代表人：ＸＸ。
诉讼代表人：桑晓土。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童建坤，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衢州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耀波。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连瑜，浙Ｘ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衢州市鑫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鑫泰公司管理人”）为与被告衢州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港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于2015年3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程顺增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揭其勇及人民陪审员钟海华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5月4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童建坤，被告鑫港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连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诉称：2014年6月9日，衢州市鑫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泰公司”）以资金链断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3日裁定受理该申请，并于2014年6月23日作出决定书，指定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和衢州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担任鑫泰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管理人接受指定后刻制了印章，并开设了管理人的银行账户。在鑫泰公司经营期间，邹瑞勇曾以高额利息回报方式向鑫泰公司及其股东郑利强、王小明提供借款，其受偿的金额远超过出借的本金。邹瑞勇的行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立案受理，侦查期间邹瑞勇同意退还鑫泰公司款项300万元，并由被告鑫港公司向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开具了两张交通银行转账支票，面额各为200万元和100万元。在100万元转账支票出票当日，原告工作人员前往银行办理转账入账事宜，得知被告鑫港公司的账户余额不足。在提示付款期内，原告工作人员分别又于2014年10月8日、9日两次前往银行办理，但均被告知被告鑫港公司的账户余额不足，该支票实为空头支票。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认为，被告鑫港公司开具金额100万元的转账支票给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即应承担向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交付100万元款项的义务。因被告鑫港公司账户内余额不足导致付款银行拒付，其应承担票据责任。为此，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鑫港公司支付票据款100万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被告鑫港公司答辩称：一、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管理人的职责为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除行使撤销权与取回权外，破产管理人不能直接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二、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与被告鑫港公司或邹瑞勇之间无基础交易关系，转账支票存根记载的收款人非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被告鑫港公司系在无奈的情况向将100万元转账支票交付给公安机关。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未经授权在转账支票上补充填写了收款人，并非合法持票。三、被告鑫港公司不主张票据权利，不等于其今后不主张。综上，请求驳回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
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提出以下证据：
一、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衢商破（预）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衢商破字第1-1号决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2014年6月23日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鑫泰公司破产案件，并指定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衢州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破产管理人的事实。
二、交通银行转账支票一份，用以证明被告鑫港公司出具了一张收款人为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金额为100万元、用途为邹瑞勇退款的转账支票，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被告鑫港公司应承担票据责任的事实。
三、视频资料一份，用以证明在转账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内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的工作人员前往付款行提示付款，但被告知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无法行使票据权利的事实。
被告鑫港公司质证认为，从证据一看，原告作为破产管理人应是代表鑫泰公司参加诉讼，而不能直接作为原告起诉；证据二支票显示的用途不明确，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应进一步证明原、被告双方的基础交易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看不出与案涉票据有关，仅凭此不能证实提示付款的事实。
被告鑫港公司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提出以下证据：案涉100万元转账支票存根一份，用以证明100万元转账支票的收款人是李运红，非鑫泰公司管理人，转账支票上的收款人系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事后添加的事实。
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质证认为，支票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转账支票记载事项为准，支票存根联仅用于出票人做账，其收到的支票具有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要件，故实际取得票据权利。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提供的证据一系本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对其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除具备特定条件外破产管理人能否作为原告直接提起诉讼，本院将另予阐述；证据二，被告鑫港公司对其真实性无明显异议，故本院对该支票的证据资格予以确认，其证明力大小综合认定；证据三，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提供视听资料证明作为收款人持支票向付款行提示付款时未获付款，而被告鑫港公司对此未提出反驳证据，故本院对原告鑫泰公司以此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鑫港公司提供的证据本身显示的内容，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无明显异议，且其自认支票上的收款人系其补记，故本院对该证据显示的内容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6月9日，鑫泰公司以资金链断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本院于2014年6月23日裁定受理鑫泰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4年6月23日作出决定书，指定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和衢州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担任鑫泰公司的破产管理人。2014年9月30日，被告鑫港公司出具了编号为3010332000296062、存根载明的收款人为李运红、金额为100万元的交通银行转账支票。被告鑫港公司为使邹瑞勇案件妥善处理将该支票交付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同时，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从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取得支票，并在该支票票面上补记了收款人和用途。之后，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在规定期限内向付款行提示付款，但因出票人在付款行处的存款资金不足，未付款成功。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遂向本院起诉，诉请如前。
本院认为，首先，破产管理人是破产案件中，在法院监督和指导下全面接管破产财产并负责对其进行相应处理的专门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破产管理人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但这并不表明破产管理人只能作为破产企业的代表参加所有涉及破产企业的诉讼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九条、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管理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诉讼行使撤销权和取回权。本案虽非典型意义上管理人行使撤销权和取回权诉讼，但同样系以追收债务人财产为目的，符合破产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就此案提起诉讼，主体适格，被告鑫港公司就此提出的抗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本案所涉的100万元转账支票载明了票据金额、付款人名称、出票日期以及出票人签章等支票的绝对记载事项，从该支票的形式而言，符合了票据法所规定的形式要件。支票的收款人、用途栏属于允许出票人授权补记项目，而被告鑫港公司出票时明知该支票的特定用途，故收款人、用途栏空白，应视为其授权持票人补记。同时，支票的收款人应以票面记载为准，支票存根联作为出票人的存根凭证，并非有价票据，存根联上的签章仅能证明票据系由该签章人领取，并不对应票据流转关系。
最后，根据票据无因性理论，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独立于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包括原因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本案中，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所持票据系因直接交付方式取得，综合全案，在被告鑫港公司明知出票用途的情形下，结合票据实际流转情况，被告鑫港公司并非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直接前手，因此被告鑫港公司以与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不存在基础交易关系加以抗辩，不产生阻断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行使票据追索权的效力。综上，本案所涉的100万元转账支票合法有效，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持该支票向付款行提示付款时，因被告鑫港公司账户存款资金不足而未得到成功付款，其作为合法持票人，有权向出票人行使追索权。被告鑫港公司应按所签发支票金额向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承担付款责任。
据此，本院认为，原告鑫泰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提出的抗辩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衢州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衢州市鑫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票据款100万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衢州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程顺增
代理审判员 揭其勇
人民陪审员 钟海华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