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闸民（行）初字第72号
原告闻利亚，女，1957年3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住上海市闸北区……。
原告陈彦旎，女，198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住上海市闸北区……。
上述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顾鹤东，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闻国珍，男，1932年5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住上海市闸北区……。
原告林三妹，女，1933年1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住上海市闸北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峥嵘，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新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闸北区……。
法定代表人韩石，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兆雄，上海市闸北动拆迁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被告陈伟忠，曾用名陈为中、陈阿五，男，1955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暂住上海市普陀区……。
原告闻利亚、陈彦旎、闻国珍、林三妹诉被告上海新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兰公司）、陈伟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闻利亚及其委托代理人顾鹤东（暨陈彦旎的委托代理人），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峥嵘，被告新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兆雄、被告陈伟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闻利亚、陈彦旎、闻国珍、林三妹共同诉称，陈伟忠是……后客房屋的承租人，陈伟忠之哥陈为家是同号前客、天井搭建房屋的承租人。……地址有两本户口薄，一本户主为陈伟忠，在册有四原告，另一户户主为陈为家，在册有妻子、女儿等人。原告在起诉分割拆迁补偿款的案件中获知陈伟忠、陈为家于2012年2月29日签订了两份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陈伟忠、陈为家两户户籍人员均计入陈伟忠户的住房保障托底对象，陈伟忠户获得补偿金额3333780元，陈为家拆迁协议的补偿金额159万余元。在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新兰公司与陈伟忠重新签订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取消了所有住房保障托底对象。原告认为，新兰公司与陈伟忠擅自撤销原协议，金额相差270万元，原告有理由相信，两被告恶意串通，制造了重新签订协议的假象，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故要求确认新兰公司与陈伟忠于2013年12月2日签订的《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新兰公司辩称，本公司与陈伟忠于2013年12月2日签订《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主体适格，协议内容符合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拆迁基地公示的补偿方案，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陈伟忠辩称，其与新兰公司于2013年12月2日签订的《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真实有效，且已将领取的拆迁补偿款退还新兰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闻利亚是陈伟忠前妻，陈彦旎是闻利亚与陈伟忠所生之女，闻国珍、林三妹为闻利亚之父母。上海市……后客房屋（下简称被拆房屋）系公房，租赁人陈伟忠，居住面积7.6平方米，换算成建筑面积11.71平方米。被拆房屋在册户籍登记一户5人，即户主陈伟忠、闻利亚、陈彦旎、闻国珍、林三妹。上海市……前客房屋是陈伟忠之哥陈为家租赁的公房，陈为家户在册户籍5人。
2007年9月27日，新兰公司取得拆许字（2007）第1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对被拆房屋所在地块的房屋实施拆迁。2012年2月29日，新兰公司与陈伟忠、陈为家分别签订编号为沪闸动（新梅二期）拆协字第J-4-203号《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下简称《J-4-203安置协议》）、沪闸动（新梅二期）拆协字第J-4-202号《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下简称《J-4-202安置协议》），将陈为家户的7名人员计入陈伟忠户《J-4-203安置协议》中，共12人享受住房保障托底，获得各类货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33378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陈为家户以零户口获得货币补偿款1591608.24元，上述两份协议已履行。
2012年11月8日，新梅太古城（二期）旧改基地住房困难户联合认定小组公示认定，陈伟忠户的住房保障托底对象认定为12人，即陈伟忠、闻利亚、陈彦旎、闻国珍、林三妹及陈为家户籍在册5人，引进1人及2006年死亡的1人。2013年4月，四原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新兰公司与陈伟忠解除了《J-4-203安置协议》，双方确定闻利亚、闻国珍、林三妹曾享受过福利分房和房屋拆迁，不属于住房保障托底对象，为此，新兰公司与陈伟忠在2013年12月2日重新签订编号为沪闸动（新梅二期）拆协字第J-4-203-特号《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下简称《J-4-203-特安置协议》）。《J-4-203-特安置协议》约定，陈伟忠选择房屋补偿的补偿安置方式；经闸北区人民政府确定，价格补贴系数为30%；套型面积补贴为建筑面积15平方米；异地配套商品房单价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800元；被拆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9321元；房屋拆迁许可证范围内被拆除房屋评估均价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21012元；根据本基地安置方案，新兰公司应当支付陈伟忠货币补偿款585835.58元、未见证面积补贴10000元、搬家补助费500元、设备移装费1560元、被拆面积奖23420元、履约搬迁奖20000元、基地签约奖10000元，陈伟忠应得货币款总计651315.58元。2014年1月20日，新兰公司与陈伟忠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陈伟忠户为离异重组家庭，租赁人伤残，生活困难，新兰公司支付陈伟忠一次性补贴499000元。2013年12月27日，陈伟忠将已领取的《J-4-203安置协议》补偿款与《J-4-203-特安置协议》约定的补偿款之间差额退还了新兰公司。之后，陈伟忠签订了安置房预约单，选购了浦江镇安置房屋一套。
另查，1986年7月，闻利亚、陈伟忠经单位分配获得曹阳九村21号404室，面积14.8平方米的福利用房。1987年3月，闻利亚、闻国珍、林三妹、陈伟忠因住房拆迁获得房屋安置。闻利亚与陈伟忠于2003年1月离婚。之后，陈伟忠为了使自己在今后拆迁中获得更多拆迁利益，于2004年、2006年分别将闻利亚、闻国珍、林三妹的户口从他处迁入被拆房屋，但闻利亚、闻国珍、林三妹从未在被拆房屋居住。现闻利亚、闻国珍、林三妹在他处均有房屋居住。
审理中，新兰公司辩称，因陈伟忠、陈为家提供了不真实的材料，本公司与陈伟忠、陈为家分别签订了《J-4-203安置协议》、《J-4-202安置协议》，将陈为家户的户籍人员计入陈伟忠房屋租赁部位内，使陈伟忠户住房保障托底对象达12人。后陈伟忠向新兰公司进行了自我举报，新兰公司核实后，认为该两份协议违反了相关的拆迁政策、法律法规，故与陈伟忠解除了《J-4-203安置协议》，重新签订了《J-4-203-特安置协议》，陈伟忠将之前已领取的补偿款退还了新兰公司。闻利亚、闻国珍、林三妹曾享受过福利分房和房屋拆迁，不属于拆迁安置人员，故《J-4-203-特安置协议》未将该三人计入安置。
以上事实有四原告提供的《J-4-203安置协议》、《J-4-202安置协议》、住房保障托底对象认定报告、费用发放凭证、情况说明、《J-4-203-特安置协议》、安置签报、现金解款单、两份公房租赁凭证、户口簿，被告新兰公司提供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期延长许可证通知、居住房屋拆迁估价分户报告单、送达回执、补充协议、安置房预约单、退房单、报空单、两份住房调配通知单、两份户籍摘录、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房屋情况调查表，以及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陈伟忠系被拆房屋租赁人，新兰公司是被拆房屋的合法拆迁人，陈伟忠与新兰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签约主体适格。陈伟忠与陈为家各持有自己的房屋租赁凭证，分别租赁……不同部位的房屋，且两户单列户口簿。拆迁中，陈伟忠将陈为家户的户籍在册人员全部列入自己房屋租赁部位，作为托底保障对象的安置人员与新兰公司签订《J-4-203安置协议》，明显违背事实，也违反了相关的拆迁政策规定。现陈伟忠与新兰公司自行纠错，解除了该安置协议，并无不当。闻利亚、闻国珍、林三妹曾享受过福利分房和房屋拆迁安置，他处均有房屋居住，陈伟忠在离婚后将闻利亚、闻国珍、林三妹户口迁入被拆房屋是为了自己获取更多的拆迁利益，陈伟忠与新兰公司重新签订协议时，未将闻利亚、闻国珍、林三妹作为托底对象认定，符合相关的拆迁政策的规定，协议合法有效。现闻利亚、陈彦旎、闻国珍、林三妹认为新兰公司与陈伟忠恶意串通，制造重新签订协议的假象，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闻利亚、陈彦旎、闻国珍、林三妹要求确认新兰公司与陈伟忠签订的《J-4-203-特安置协议》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闻利亚、陈彦旎、闻国珍、林三妹要求确认被告上海新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陈伟忠于2013年12月2日签订的《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闻利亚、陈彦旎、闻国珍、林三妹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杜敏仙
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陈 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