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梅民初字第1322号
原告钱理俊，男，193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闽清县人，住闽清县。
委托代理人张宗良、林亨康，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省闽清精神病防治院，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
事业法人郑成畴，院长。
委托代理人郭学金、姚兴禄，福建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世英，女，194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闽清县人，住闽清县。
被告钱琳洁，女，1966年5月24日出生，汉族，闽清县人，现在精神病防治院工作，住闽清县。
被告钱学鸣，男，1963年6月4日出生，汉族，闽清县人，住闽清县。
原告钱理俊与被告刘世英、钱琳洁、钱学鸣、福建省闽清精神病防治院（以下简称防治院）人身自由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5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7日、5月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钱理俊诉称：鉴于原告与被告刘世英夫妻感情不和，被告钱琳洁拒绝履行对原告的赡养义务，且被告刘世英和被告钱琳洁为了达到共同谋夺原告财产的目的，于2008年8月5日上午，强行将原告送入被告防治院。被告防治院在明知原告未患精神病的情况下，亦以原告患“老年性痴呆”的名义将原告强制收治。原告当时极力辩解未患精神病，强烈要求出院，但遭被告防治院拒绝。原告在被强行收治期间，经常被被告防治院的医务人员强迫吃药、打针，并无故遭受打骂。原告的兄弟姐妹及其大儿子即被告钱学鸣得知原告并未患精神病后，多次要求探望原告并要求为原告办理出院手续，均遭被告防治院拒绝。后因原告于2013年2月7日患中风，经原告的兄弟姐妹及被告钱学鸣的再三要求，被告防治院才于2013年3月11日同意为原告办理出院手续。至此，原告被强行收治时间长达1680天（2008年8月5日-2013年3月11日）。被告刘世英、钱琳洁以原告患有精神病为由，强行将原告送入被告防治院治疗，致使原告人身自由遭受限制，名誉严重受损；被告防治院对原告强行收治行为及其诊疗行为也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本案是因被告防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导致对原告的侵权，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人身自由赔偿金30634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73652元，合计98万元，依法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诉请法院判决：1.依法判令被告刘世英、钱琳洁、防治院共同向原告赔偿损失人民币98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刘世英、钱琳洁、防治院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原告名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4、鉴定费12600元、差旅费5798元、住宿费440元、餐饮费580元、邮寄费171元，以上合计19589元，由被告刘世英、钱琳洁、防治院共同承担。
被告刘世英辩称：被告刘世英从来没有说过原告有精神病。原告曾亲口对被告刘世英说过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事实，且原告还因被告刘世英无法满足其变态的性行为而无故殴打被告刘世英。原告的父亲也因原告的种种恶劣、无耻行为气急而病死。因此，被告刘世英认为中山大学的鉴定意见是错误的。2008年8月5日，原告是由被告钱学鸣送到被告防治院的。被告刘世英打电话给被告钱学鸣商量把原告送进被告防治院，叫被告钱学鸣做好打算，送院当天被告刘世英并没有参与送治，但被告刘世英有在医院的门口看到车把原告送进去医院，车上是谁送原告进去医院的，当时没看清楚。
被告钱琳洁辩称：原告没有精神病，但患有人格障碍。2008年7月24日，因为父亲即原告每个月15日工资入账，父亲向母亲即被告刘世英要钱的时候，母亲没钱，父亲就殴打母亲。当时母亲全身伤，惨不忍睹，而且长期这样。就原告这种状况，被告钱琳洁托同学咨询相关原告的行为、病症，疑似老年痴呆。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作为一个女儿不会无缘无故把父亲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原告被送进去前被告刘世英有与被告钱琳洁商量过，但被告钱琳洁并没有参与送治原告到被告防治院。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钱琳洁的诉讼请求。
被告防治院辩称：一、被告防治院不存在诊疗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008年8月5日，当时原告是由被告刘世英、钱学鸣送到被告防治院治疗的，且原告的女儿即被告钱琳洁还是本院职员，经主治医生初步检查，并结合原告亲属的陈述情况，入院诊断为老年痴呆，原告在住院期间不予配合检查治疗，表现特征符合诊断，2009年10月15日，依据治疗情况及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对原告修正诊断为人格障碍。并对症予以治疗，被告防治院的上列诊断具有相应的依据，且2009年10月16日及2013年1月9日原告亲属即被告刘世英、钱学鸣在被告防治院告知原告不适合长期住院治疗情况下，强烈要求原告继续住院，因此，被告防治院收治原告及对原告的诊治是符合诊疗规范，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过错赔偿的法律责任；二、原告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即使被告防治院具有一定的诊疗过错，因原告没有因此遭受直接经济损失，原告主张参照国家赔偿标准，计算赔偿金显然无理无据，国家赔偿是基于特别法的规定所产生的法律责任，被告防治院不属于国家赔偿主体，本案所适用的是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不存在可参照国家赔偿的法理依据和法律依据，而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673610元，更无依据，已大大超出司法实践中掌握的最高限额，不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三、被告防治院与其他被告不具有共同侵权行为，依法不承担共同侵权赔偿责任，对原告的收治住院，即便有过错，也应是原告亲属选择不当所致，答辩人不具有强行收治的行为，依法不应分担过错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防治院提出的诉讼请求。
被告钱学鸣辩称：被告钱学鸣以前以为原告有精神病，鉴定之后才知道没有精神病。2008年8月3日，被告刘世英打电话对被告钱学鸣说，父亲即原告钱理俊有病，经常打被告刘世英。母亲即被告刘世英说已经叫妹妹即被告钱琳洁安排一下把原告骗过去，被告钱琳洁说只要被告钱学鸣签字就可以了。被告钱学鸣当时由于相信母亲和妹妹的话才同意将原告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后原告中风，被告钱学鸣强烈要求为原告办理出院。被告钱学鸣没有亲眼看见过原告打被告刘世英。
原告钱理俊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如下：
1.离婚起诉状、（2013）梅民初字第470-3号民事裁定书、（2013）梅民初字第607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刘世英夫妻感情不和，被告刘世英两次提起诉讼要求与原告离婚；
2.2008年8月至2013年3月住院病历、疾病证明书等材料，证明（1）原告从2008年8月5日至2013年3月11日期间一直被福建省闽清精神病防治院强制收治；（2）住院病历上记载的“现病史”和“住院经过”内容来源于被告刘世英的单方陈述，记载的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不具有真实性；（3）原告并未患老年性痴呆或人格障碍，医院在病历中记载原告患老年性痴呆或人格障碍与事实不符；（4）即便原告患老年性痴呆或人格障碍，也不符合医院强制收治条件；（5）医院明知原告不符合住院治疗条件仍然强制收治，且在2008年8月5日至2013年3月11日强制收治期间，通过捏造连续十次办理入院、出院手续的事实达到变相剥夺原告人身自由的目的，在此期间原告从未离开过医院，由此可见医院的上述诊疗行为严重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严重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和名誉权；
3.知情同意书、通用门诊病历，证明原告不适合住院治疗，被被告刘世英强行要求住院治疗，而且医院明知原告不符合住院治疗条件仍然强制收治；
4.证明，证明原告在被福建省闽清县精神病防治院收治前精神状态良好，不存在精神异常的情况；
5．任职资格证书、表彰证书，证明原告退休前系中学高级教师，并被评为“福建省优秀音乐教师”称号，不可能成为精神病患者；
6．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证明被告钱学鸣多次要求精神病院为原告办理出院手续，但医院拒绝办理，不得不于2013年2月13日报警求助；
7．视听资料录音书面内容、录音光盘，证明一、被告刘世英强行将原告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并且拒绝为原告办理出院手续；
8．病历材料，证明2013年2月至2014年1月，原告共七次到闽清县医院治疗，因被告福建省闽清精神病防治院的误诊、强制收治行为造成原告受到极大的人身伤害，产生其它多种病症；
9．中山大学出具的鉴定费、差旅费、住宿费票据等，证明原告因被告的过错行为支付鉴定费12600元、差旅费5798元、住宿费440元、餐饮费580元、邮寄费171元，以上合计19589元；
10.原告申请法院调取派出所证明一份NO：2014001号，证明被告钱学鸣要求为原告办理出院手续，被告防治院拒绝；
11.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原告未患精神类疾病，被告防治院存在过错；
12.证人林孝玲、钱雪珍证言二份。
被告刘世英对自己的抗辩提供证据如下：
1.信件，证明原告曾殴打被告刘世英，并向被告刘世英赔罪道歉的事实；
2.梅城桂园新村居委会证明，证明原告与被告刘世英曾因家庭纠纷在桂园社区居委会进行调解的事实；
3.知情同意书（复印件），证明被告刘世英与被告钱学鸣共同同意将原告送进福建省闽清县精神病防治院治疗的事实；
4.诊疗记录，证明原告曾殴打被告刘世英致伤的伤情诊断情况；
5.被告刘世英申请法院调取派出所证明一份NO：2014001号，证明被告刘世英曾报警原告在2008年7月24日殴打其。
被告防治院、钱学鸣、钱琳洁未对自己的抗辩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刘世英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8、10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9不予质证，对证据11、12真实性有异议；被告防治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5、6、8、10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7、9、11、12真实性有异议；被告钱琳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0无异议，对证据8、9、11、12有异议；被告钱学鸣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刘世英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防治院对被告刘世英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钱学鸣对被告刘世英提供的证明1、2、4不予质证，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
经审查，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8年8月5日被告刘世英、钱学鸣、钱琳洁将原告送治被告防治院，被告防治院以“老年痴呆”为由收治原告。2009年10月16日经被告防治院告知原告家属原告不适合长期住院治疗后，被告刘世英、钱学鸣签署知情同意书要求将原告长期收治。2013年1月9日被告防治院再次告知原告家属原告不适合长期住院，被告刘世英再次签署知情同意书要求将原告长期收治。2013年2月7日原告患中风，经被告钱学鸣及原告的兄弟姐妹要求，被告防治院于2013年3月11日为原告办理出院，原告被收治住院共1860天。2014年3月25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原告钱理俊在2008年8月5日被收治入院时不存在精神疾病，且目前精神正常，被告防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一般过失的鉴定结论。原告支出相关鉴定费用19589元。
本院认为：人身自由权属于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四被告根据自个的过错实施违法行为使受害人即原告钱理俊人身自由遭受侵害，即构成对原告人身自由权的侵害。被告刘世英为2008年8月5日原告的入院记录病历单中的病史申述者，2009年10月16日、2013年1月9日经被告防治院两次告知其病人（钱理俊）不适宜长期住院后，仍要求被告防治院长期收治原告，故被告刘世英对原告的侵权行为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被告钱学鸣在2009年10月16日知情同意书中与母亲即被告刘世英共同签署“家属要求病人（钱理俊）长期住院治疗”的意见，但被告钱学鸣辩称“母亲刘世英说父亲钱理俊有病，经常打她，我没有亲眼看见过，都是后来才知道”，可见被告钱学鸣对原告侵权行为主观上具有一般过错。被告钱琳洁作为被告防治院的医务人员，具有一定的精神疾病知识，仍同意母亲即被告刘世英将原告送进被告防治院，可见其对原告的侵权行为主观上具有一般过错。被告防治院在2008年8月5日仅根据被告刘世英单方申述病史便将原告诊断为“老年性痴呆”，后又修改诊断为“人格障碍”；特别在原告住院4年期间，被告防治院没有对原告进行及时必要的相关躯体、心理检查，也没有对其有效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在无明确精神病性症状的前提下，将被鉴定人作为精神病患者收治，且错误地使用“利培酮”等药物治疗，可见被告防治院具有一般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四被告基于其各自过错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原告人身自由权的损害，根据四被告各自的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被告刘世英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告防治院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告钱学鸣、钱琳洁各自承担15%的赔偿责任。
原告未患有精神疾病而被收治1680天，人身自由权遭受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之规定，原告主张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请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的金额过高，根据本案侵权的行为方式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采纳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原告主张参照国家赔偿标准计算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国家赔偿法适用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中造成侵害的赔偿，故本案原告主张人身自由赔偿金予法无据，不予支持。庭审中，原告钱理俊未能提供其名誉受损害的充分证据。因此，原告钱理俊主张四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福建省闽清精神病防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钱理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2000元；
二、被告刘世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自赔偿原告钱理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6000元；
三、被告钱琳洁、钱学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自赔偿原告钱理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元；
四、驳回原告钱理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50元，由原告钱理俊负担5092.5元，被告福建省闽清精神病防治院负担47.3元，被告刘世英负担63元，被告钱学鸣、钱琳洁各自负担23.6元。鉴定费19589元，由被告福建省闽清精神病防治院负担5876.7元，被告刘世英负担7835.6元，被告钱学鸣、钱琳洁各自负担2938.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冀 东
人民陪审员 吴林英
人民陪审员 翁宇锋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瑞清
附注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