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民终字第9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反诉被告）：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中山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章锡根，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国江、李康，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反诉原告）：嘉兴市秀洲工业区置信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工业区洪高路置信公寓办公服务楼。
法定代表人：沈奇根，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童加康、沈杰，浙江靖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元公司）与上诉人嘉兴市秀洲工业区置信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信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前由秀洲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嘉秀民初字第512号民事判决。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国江，上诉人置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童加康、沈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02年7月22日，中元公司与嘉兴市秀洲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嘉兴市秀洲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将其投资建设的位于嘉兴市秀洲工业区洪北路北侧的嘉兴秀洲工业区一期1号至3号民工公寓工程发包给中元公司施工。双方就工期、质量、价款分别作了约定。同年7月26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对付款方式作了变更，为“开工后一个月内付100万元，工程结顶前付50万元，结顶后付50万元，竣工后十天付50万元，竣工验收合格后付65万元，余款竣工验收后6个月内付清”。合同签订后，中元公司即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嗣后，该工程的权利与义务由嘉兴市秀洲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转为置信公司承受。上述工程于2003年4月26日通过竣工验收。2005年3月30日，经置信公司委托，嘉兴市银建工程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确定上述工程造价为5818568元，上述评估报告已由双方当事人盖章确认。2003年5月27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置信公司将其投资建设的位于嘉兴市秀洲工业区洪北路北侧的嘉兴秀洲工业区一期4号、5号民工公寓工程及二期1号至5号、9号民工公寓工程发包给中元公司施工。双方就工期、质量、价款分别作了约定。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七天内预付合同总价的20%，按核实的当月完成工作量，在次月5日前支付，当工程款累计支付至合同价的95%时停止支付，余款在审计后28天内付清”。合同签订后，中元公司即组织人员进场施工，上述工程于2004年5月8日与7月5日分二次通过竣工验收。2005年7月26日，中元公司就上述工程编制了相应的工程结算报告，置信公司于同年10月12日签收了上述工程结算报告。2006年6月，置信公司委托嘉兴市银建工程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工程进行审价，直到2014年6月27日，嘉兴市银建工程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确定上述工程造价为16699101元，上述评估报告已由双方当事人盖章确认。2004年11月25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置信公司将其投资建设的位于嘉兴市秀洲工业区洪北路北侧的嘉兴秀洲工业区二期6号至8号民工公寓工程发包给中元公司施工。双方就工期、质量、价款分别作了约定。付款方式为“开工前七天，预付合同价的15%，工程款按形象进度支付”。合同签订后，中元公司即组织人员进场施工，上述工程于2006年12月26日通过竣工验收。2009年1月16日，经置信公司委托，嘉兴市昌信工程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确定上述工程造价为11720107元，上述评估报告已由双方当事人盖章确认。2014年11月7日，双方当事人就上述三项工程签订了《确认书》一份，明确上述三项工程造价合计为34237776元，应扣除置信公司提供的材料款6382907元及中元公司应承担的水电费90000元。2015年1月21日，经对账，置信公司通过转账形式支付中元公司工程款2071万元（不包括合同外支付的工程款50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屠福明及朱建荣系中元公司在本案所涉工程中的员工，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通过借款等形式向置信公司领取工程款140万元，2009年1月，中元公司委托置信公司支付审计费84000元。
2015年6月2日，中元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置信公司支付中元公司工程款7054869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7667289元（暂按每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计算至起诉之日，实应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置信公司承担。
置信公司一审中辩称并反诉称，1、涉案所欠的工程款应该扣除被工程实际负责人屠福明及朱建荣借去的1484040元；2、中元公司出具的三份收款收据可以确认140万元工程款，而且是税务机关正规的收据，该部分工程款过去双方从未有争议，更没有闹到派出所去，在长达11年时间，这么大的公司如果没有收到该款为何从来不来催讨；3、关于违约金部分，中元公司诉请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中元公司违约金的诉请超过了本金，合同中没有违约金条款。综上，双方一共合作了11年，彼此关系和睦，发生纠纷主要是3份收据引起，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中元公司不当部分的诉请。中元公司在签订三份施工合同后，分别组织了施工，但实际三项工程的工期分别拖延了178天、127天、513天，故反诉要求：1、判令中元公司支付置信公司逾期竣工违约金1838243元；2、本案反诉费由中元公司承担。
中元公司针对置信公司的反诉辩称，1、置信公司在反诉中主张的中元公司拖延工期与事实不符，造成工期延误的主要原因是置信公司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其自行发包的门窗等也是原因，双方在结算时没有提及工程延误的问题，因置信公司的原因导致工期延长而造成的损失双方没有提及；2、置信公司要求中元公司承担工期延误的责任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为该诉讼时效应该是2年，如果按照置信公司的陈述本案中有关工程竣工的时间：民工公寓一期工程竣工时间是2003年6月6日、二期是2004年6月20日、三期是2006年12月26日，竣工验收都是由业主即置信公司组织了包括中元公司施工单位和其它五方参加的竣工验收，置信公司应当在验收的当天就知道权利被侵害了，到2015年的时候提起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效。3、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因为工程完工之后，置信公司将上述三个工程委托审价机构审价，最终双方在2014年11月7日签订了协议书，将三份报告汇总，并扣除水电等费用，整个过程中双方多次接触，都没有提到逾期竣工的问题，不存在时效中断的情形，鉴于以上情形，本案中造成工期延误的责任不在于中元公司，置信公司没有权利来主张。如果是中元公司的原因，诉讼时效也远远超过了，请求驳回置信公司的反诉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应的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中元公司履行了施工义务后，有权向置信公司主张工程款。结合认定的事实，置信公司有理由相信屠福明及朱建荣以借款形式向置信公司领取工程款140万元系代表中元公司的行为，故可认定屠福明及朱建荣以借款形式向置信公司领取工程款140万元应计入置信公司已付中元公司的工程款中。案涉工程经审计工程造价合计为34237776元，扣除置信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为28666907元（转账支付的2071万元+借款形式支付的140万元+材料款6382907元+水电费9万元+审计费84000元），尚应支付工程款为5570869元。按合同约定案涉工程的工程款，置信公司最迟应在2009年1月28日付清（按双方于2004年11月25日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的约定），因置信公司付款时未写明付何期的工程款，故认定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先后时间予以支付，即置信公司先行履行到期的工程款。因2004年11月25日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发包人的违约责任不明确，故中元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的责任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09年1月29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关于置信公司提出的三次支付现金140万元的主张，因该收款收据中的收款方式未写明为现金支付，且有二张写明为转账支付，而置信公司认为已现金支付，但现金支付又没有中元公司的收条予以证明；又置信公司开具的支票存根栏收款人虽为中元公司，但中元公司未签名确认，且出具银行的支票收款人为置信公司，而非中元公司，致使支票票据的收款人与存根的收款人不一致，故置信公司提出已支付现金140万元的主张，缺乏证据予以证实，对此无法采信。关于置信公司提出的反诉要求中元公司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请求，本案所涉工程已分别于2003年、2004年、2006年通过竣工验收，即使造成逾期竣工的责任在于中元公司，现置信公司提出反诉请求已超过了法定的2年诉讼时效，且置信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实时效有中断的情形，故对置信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置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元公司工程款5570869元及其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09年1月29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中元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置信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1103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16033元,由中元公司负担16033元，由置信公司负担100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672元由置信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宣告后，中元公司与置信公司均不服。中元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判令置信公司向中元公司支付工程款5570869元错误，置信公司尚欠中元公司的工程款总额应为6210829元。有关置信公司应支付给中元公司的工程款总额，依案涉工程的三个审价报告，以及双方于2014年11月7日签订的《确认协议书》，明确案涉三项工程造价合计为34237776元，扣除甲方材料6382907元及中元公司应承担的水电费90000元，即置信公司应支付给中元公司的工程款数额为27764869元，扣除置信公司在一审起诉前已支付的工程款数额2071万元（未包括置信公司支付给中元公司的“围墙、传达室、大门等附属工程”的款项50万元），尚余7054869元至今未付。在一审庭审期间，中元公司对屠福明及朱建荣以“工程借款”的形式领取的760000元及审计费84040元予以追认，故置信公司实际欠付中元公司工程款数额为6210829元。一审法院之所以错误的将欠付工程款认定为5570869元，是因为一审法院将中元公司并未认可的屠福明个人向置信公司的五笔借款共计640000元也计成了置信公司支付给中元公司的工程款。二、一审法院判令置信公司应承担的利息按欠款数额、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09年1月29日开始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一审认定的计息标准和期限均是错误的。中元公司同意一审将置信公司就案涉的一、二、三期工程支付的所有工程款均按“前款前清”的原则处理。按此原则，截止到现在置信公司一方仍未支付的6210829元工程款应属最后施工的第三期工程之余款。双方针对第三期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方式为“开工前七天，预付合同价的15%，工程款按形象进度支付”；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式为“发包方向承包方支付合同造价千分之二每日的违约金”；双方对保修金的返还方式约定为“工程保修金为结算价的3%，待竣工之日起一年后28天内返还承包方50%，二年后28天内返还承包方50%”。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及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等规定，再结合三期工程实际于2006年12月26日通过竣工验收，以及三期工程审定价为11720107元之相关事实，置信公司理应于2006年12月26日付至工程总价的97%，并于2008年1月24日返还占工程总价1.5%的保修金，于2009年1月24日返还占工程总价1.5%的保修金。也就是说，即便一审法院不考虑“置信公司在起诉前支付的每笔工程款是否存在逾期的情形”，就算这其中置信公司支付的每笔工程款均是按约支付的，并没有逾期情形，那么对于至今还没有支付的6210829元工程款，置信公司至迟应于2006年12月26日支付5859225.8元，于2008年1月24日支付175801.6元，于2009年1月24日支付175801.6元。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置信公司应支付中元公司的工程款本金在原来的5570869元的基础上增加640000元，即置信公司应支付中元公司工程款6210829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应按每日万分之二的标准，其中5859225.8元应自在2006年12月26日开始计算，175801.6元应自2008年1月24日开始计算，175801.6元应自2009年1月24日开始计算，利息计算的截止日期为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用由置信公司承担。
置信公司针对中元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审将屠福明、朱建荣的借款判为工程款并无不当，因为大量证据表明屠福明是工程实际承包人，朱建荣是屠福明的亲戚，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因工程需要向置信公司领款，用于工程施工，借条上有时候写了工程两个字，有时候写了借款，但光凭借款不能认为是私人所用。这两人是中元公司的职工，与置信公司没有瓜葛，置信公司也不可能把钱借给其他企业的职工，所以这两人的借款实际上就是领取的工程款。有关利息部分和违约金部分，这三个工程是连续做的，置信公司在支付款项时没有分过，从时间节点上看第一期、第三期比较清楚，从2006年工程项目竣工来看置信公司付清了第三期。之所以欠付工程款是因为第二期工程的审计报告在2014年6月才出具，所以2014年11月7日双方签订了工程款的确认书。利息应该从2015年2月9日对方催讨之日开始计算。请求二审驳回中元公司的请求。
置信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明三张收款收据对应的140万元现金收付情况。一审中置信公司举证了中元公司在2003年8月31日开具给置信公司的序号为0406486的50万元收款收据、在2003年9月5日开具给置信公司的序号为0406485的50万元收款收据、在2003年11月10日开具给置信公司的序号为0447976的40万元收款收据（三张共计140万元），并举证证明了贷款下来后，置信公司先后分三次付给中元公司50万元、50万元、40万元现金的情况。这三张证据是向税务局申领、购买的专管“收款收据”，置信公司早已在2003年时按财务规则进行入账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其中两张收款收据的收款方式上虽然标注了一个“转”字，但当时确实是现金交付给中元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屠福明（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屠福明的身份）。由于收款收据是中元公司开具的，再加上双方当事人是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屠福明的要求下，为了方便其发放工人工资，就给了现金。每给一笔现金就收到一张收款收据。收款收据的法律性质是在经营活动中双方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在日常交易中，也是确定收到款项后，才将收款收据交付给付款人。故从收款收据的定性上可以确认一审认定的这部分事实有误。至于为什么带有“转”字样，中元公司分别是在2003年8月、9月、11月份开具的，8月份开具的收据上的序号是0406486，9月份开的收据上的序号是0406485，11月份的收据上的序号为0447976，结合时间顺序和收据上的序号，中元公司在开具这几张收据时完全是错乱的。所以由于中元公司开票过程中的麻痹大意，也很可能在收到现金的情况下，向付款人出具了带有“转”字的收款收据。还有，中元公司既然否认收到过这140万元，那么在2003年8月没有收到收款收据上相应的工程款的情况下，又在2003年9月、11月，一次又一次的把收款收据交给置信公司，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同时中元公司作为嘉兴一家顶级的建筑公司，拥有一级建筑资质，其在庭审中也说自己公司的财务管理是相当规范和严格的，那么怎么解释时间顺序和序号错乱的问题，以及收据开了距今已经长达十年之久但从来没有向置信公司催讨过这140万元款项。由于时间久远，中元公司又否认收到过现金，所以可以看出本案其中的一个较大的争议焦点就是关于这三张收款收据对应的140万元现金收付情况。但一审法院对这三张收款收据根本视而不见，对中元公司的这三张收款收据是如何开具、如何交给中元公司以及在财务上如何处理的情况也不进行法庭调查以查明本案的焦点问题。所以一审法院对于该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未查明三张收款收据对应的140万元现金收付情况。二、一审法院认定的利息支付起算时间与事实不符。由于本案比较特殊，涉案的工程是一至三期工程，均由中元公司连续承包施工，双方从未进行过最后的核算，直至2014年11月7日，双方才在反复协商、对账的基础上，结合三期工程审计总造价再剔除甲供部分材料款、水电费，最后确认双方之间存在的工程款差价，所以说只有在2014年11月7日时，双方才清楚工程款的缺额，另外此时对部分款项支付还有争议。故一审法院认定的逾期付款违约损失部分是与事实不符的。对于第三期工程款的支付情况，中元公司认为已经付清，不存在违约。第三期工程的实际工期应是2004年12月3日至2006年12月26日，2009年1月20日审计结果出来，审计价为11720107元。合同中约定工程款应当按形象进度支付，从开工截止到工程最后审计价格出来，置信公司已经累计支付了1115万元（其中银行转账855万元，现金140万元，工程领款120万元），此时对应由中元公司承担的工程施工水电费等还未对账确认，至于剩余的少部分款项也在后面已陆续付清。在2014年11月7日双方对账后才清楚工程款的缺额，置信公司的确少支付了中元公司部分工程款。置信公司认为利息应该支付，但是起算时间应该从中元公司在2015年2月9日催讨工程款时计算。
中元公司针对置信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有关三笔140万元款项的事情，置信公司上诉时称当初是提了现金给屠福明，原本屠福明出了收条，后中元公司又开具了收据，所以后来将收条归还屠福明。对置信公司所称以现金方式付了140万元工程款的说法，中元公司不认可，置信公司既未向中元公司付款，也没有向屠福明付款。之前中元公司对外付款时都是先开收据，再向对方收款，最后做账时还是全额开了发票。因为是先开收据再收钱，所以中元公司开的收据中都写了转字，只是2013年8月那张收据中“转”字从置信公司提交的原件中确实看不出来，有可能是复写纸太淡了，但另外两张“转”字是明显的。三张收据开具的时间明显早于置信公司所称的付款时间，收据开在前，付款在后，不是像置信公司所说的先付钱，屠福明打了条子，后来收据拿来了把条子还给屠福明。除了这三张收据，置信公司还提供了三份支票存根，后一审法院查明这三张支票存根明显是伪造的，因为支票存根上写了中元公司全称，但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支票收款人是置信公司自己。对这140万元，在诉讼前双方已经争议过了，屠福明称从未拿到过该笔钱，为此屠福明跟置信公司的财务还一起闹到过银行，后来置信公司财务将支票拿出来后没有给屠福明看，但一审开庭时经置信公司的代理人询问其财务人员，财务人员说收款人是置信公司自己。财务人员说这笔钱领来后在工地上交给屠福明了，并称交钱给屠福明时肯定有人看到，至于谁看到也记不清了。实际上置信公司的领款都是要写借条，又要在支票存根上签字。现在这140万元既没有开借条，支票存根上的字也是伪造的。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时间点问题，最高院司法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即从应付未付那天开始算，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工程款支付是有明确约定的，如果没有约定的，从工程交付之日起算，这个工程最晚交付时间是2006年12月。中元公司实际上已经把置信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都当按期支付了，现在主张的是置信公司尚欠的工程款，如果按置信公司上诉时所称的一期、三期已经付清了，那利息起算时间还要往前推，因为二期完工是2004年。置信公司有关利息的上诉没有道理。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中元公司对一审认定的“屠福明及朱建荣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通过借款等形式向置信公司领取工程款140万元”提出异议，认为屠福明与朱建荣以借款形式领取的工程款是70余万元；置信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屠福明不仅是中元公司的员工，还是涉案工程实际负责人。2、一审遗漏了置信公司已付140万元现金的事实。
经查，1、有关中元公司的异议。2005年至2009年期间屠福明及朱建荣以借款形式共计从置信公司领款140万元。其中朱建荣共计领款16万元，领款单据载明用途为“工程借款”；屠福明共计领款124万元，其中前5笔款项（共计64万元）相应领款单据载明用途为“借款”，后8笔款项（共计60万元）相应领款单据载明用途为“工程借款”。现中元公司认为屠福明领取的后8笔款项及朱建荣领取的款项可以冲抵工程款，但屠福明领取的前5笔款项系个人借款，与中元公司无关。屠福明领取的前5笔款项是否可以冲抵工程款亦是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阐述。
2、有关置信公司第1项异议。中元公司对此称其以前是国有控股企业，实行内部责任承包制，屠福明是中元公司委派到涉案项目的员工。
3、有关置信公司第2项异议。中元公司于2003年8月31日、2003年9月5日、2003年11月10日分别向置信公司开具50万元、50万元、40万元的收据，号码分别为0406486、0406485、0447979。其中，前一份收据上未注明收款方式，后两份收据上收款方式载明为“转”。而置信公司分别于2013年11月11日、11月13日、11月17日通过现金支票的方式从银行领取50万元、50万元、40万元。置信公司自己保留的支票存根上载明收款人为中元公司，但未有中元公司方签章。现置信公司称其领取的该三笔款项已现金方式交付给了屠福明，并收到了上述三张收据。该三笔款项是否实际交付亦是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阐述。
二审另查明，双方当事人于2004年11月25日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35.1款约定：“本合同通用条款第26.4款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工期顺延，并向承包方支付合同造价0.2‰每日的违约金；本合同通用条款第33.3款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向承包方支付合同造价0.2‰每日的违约金。”通用条款26.4款约定:“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进度款），双方又未达成延期付款协议，导致施工无法进行，承包人可停止施工，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通用条款33.3款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28天内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从第29天起按承包人同期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屠福明以借款形式支取的64万元应否计入已付工程款；二、0406486、0406485、0447976号收据上涉及的款项是否实际支付；三、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点及标准。
一、有关屠福明以借款形式支取的64万元应否计入已付工程款的问题。中元公司自2002年7月起相继承包置信公司三项工程，并一直委派屠福明至涉案工地。在施工期间，屠福明多次以中元公司名义领取工程款，亦参与图纸会审、水电费结算及工程款结算等事宜。置信公司有理由相信屠福明借款行为代表中元公司。屠福明以借款形式领取的13笔款项中，虽然前5张领款单据未如后8张领款单据明确注明为工程借款，但从形式上看，该13份领款单据并无区别。且该5张领款单据亦未注明归还日期、利息等事项，中元公司称此是置信公司与屠福明的个人借款，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将该5笔款项共计64万元计入置信公司已付工程款正确。
二、0406486、0406485、0447976号收据上所涉及的款项有否实际支付的问题。置信公司称，该三张收据系中元公司出具，相应款项已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中元公司则称，中元公司系先出具收据，置信公司再付款,且其中两张收据上明确载明收款方式为“转”，但实际上置信公司未转账给中元公司，也未交付现金。对此，本院认为，收款收据具有结算功能，但对款项的实际交付，付款方仍应作出合理的说明，必要时应提供诸如转账支票等付款凭证。本案置信公司称款项实际已经交付，但其陈述却存在诸多疑点，疑点一、置信公司称三张收据的付款方式均为现金，但三张收据中两张注明收款方式为“转”。疑点二、置信公司提供的相应现金支票存根联上载明的收款人为中元公司，但实际领取这三张现金支票并提取现金的却是置信公司自身。疑点三、置信公司称现金是交给屠福明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的，但却缺乏相应由屠福明签字的领款凭证。而从其他有关屠福明领款的证据来看，置信公司在每次支出或出借款项给屠福明时，屠福明均是在领款条上签字的。疑点四、一审中置信公司称屠福明领款当天就将现金交给了屠福明，由屠福明向其出具收条，三次情形一样，到月底时屠福明给置信公司三份收据，收回了收条。二审中却称“每给一笔现金就拿到一张收款收据”。前后说法不一。鉴于置信公司对款项已经交付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而其关于现金交付的陈述又疑点重重，故其有关已支付涉案140万元款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三、有关利息的起算时间及标准问题。因中元公司先后承包置信公司三项工程，而置信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未注明支付何项款项。一审认定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先后时间予以支付，优先支付到期工程款，并无不当。中元公司承包的三项工程至2006年12月26日全部通过竣工验收。而由置信公司委托的审价，至2014年6月27日方最终全部出具报告，且其中一项审价长达8年之久。因置信公司在工程全部竣工后近十年的时间内尚未付清款项及中元公司未充分举证证明置信公司故意拖延鉴定，故置信公司有关2015年2月9日（双方确认工程款后，中元公司催讨工程款日期）及中元公司有关2006年12月26日（最后一项工程竣工日期）开始起算工程款利息的主张，均依据不足。根据本案具体案情，一审法院认定最后一项工程保修金最终返还日期为置信公司应全额付款日期，并无不当。有关利息计算标准，中元公司称根据2004年11月25日双方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35.1款之约定，置信公司应按0.2‰每日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该条款系约定因发包人未如期支付工程进度款导致停工及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28天内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时发包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故中元公司的上述主张与合同约定不符。一审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
综上，中元公司与置信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038元，由嘉兴市秀洲工业区置信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2880元，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715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坤
代理审判员 陈海滨
代理审判员 周 倩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苏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