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广法民终字第4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正，男，生于1969年9月4日，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代理人黄中华，四川虹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广兵，广东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达丰元正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法定代表人杨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季广军，男，生于1965年6月26日，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系公司法务人员。
委托代理人隆斌，男，生于1966年7月8日，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市。系公司副经理。
上诉人袁正与上诉人四川达丰元正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四川达丰元正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2014）广安民初字第2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正的委托代理人黄中华、陈广兵与被上诉人四川达丰元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季广军、隆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1月1日，案外人张邻（甲方、发包方）与袁正、广州海邻物资有限公司（下称“广州海邻公司”）（乙方、承包方）签订《承包协议》，由乙方承包经营甲方所有的4台塔机（业豪5013两台，出厂编号：5013-02-0306、5013-0404-25；业豪5513两台，出厂编号：5513-22-0306、5513-09-0212）。协议对承包期限、承包费、支付方式及违约责任作了约定，协议第六条还约定乙方在未付清本协议约定的承包费之前，只有该4台塔机的承包经营权，所有权归甲方，当乙方付清本协议约定的相关承包费时则4台塔机的所有权归乙方。2010年3月5日，张邻（甲方）、广州海邻公司（乙方）及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06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协议》，因丙方收购乙方的整体经营业务，由甲方出租4台塔机给乙方使用。经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乙方‘广州海邻公司’主体变更为丙方‘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乙方原有的权力义务，根据乙丙双方《资产、业务、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由丙方享有和承担”。2011年12月19日，张邻向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发出对账函，载明“截止2010年12月31日，本人应收贵公司的款项为668657.31元，本对账函的账面余额与贵公司的相符，单位负责人签字及盖章即可”。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在被函证单位盖章处盖章确认。
张邻因未收到塔机承包款，遂以袁正和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为被告诉至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年8月20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2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袁正、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张邻承包费668657.31元；二、袁正、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邻滞纳金157171.76元、违约金491666.67元。案件受理费16660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均由袁正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承担。其后袁正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均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12月18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588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60元，袁正负担8330元，四川达丰元正公司负担8330元。2014年4月4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1091号执行裁定书提取了袁正在（2013）穗天法执字第8199号案的执行款237171.78元。2014年3月13日、19日，袁正分两次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缴款共计1141531.76元。2014年4月4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1091号结案证明，证明张邻申请执行袁正、四川达丰元正公司财产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袁正已全部履行完毕。
袁正认为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是租赁物的受益人，并且在租赁期满后已经将该4台塔机用于抵偿自己的债务，四川达丰元正公司系张邻案件的唯一真正债务人，故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向袁正偿还袁正代为向张邻清偿的债务1378703.54元及支付该资金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4月4日起计算至清偿全部债务之日止）。
一审同时查明，2010年1月25日，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将出厂编号5013-0404-25的塔机卖与广州市华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2011年12月26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抚顺富诚拍卖有限公司整体拍卖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所有的133套塔机设备，包括出厂编号为5013-02-0306、5513-09-0212、5513-22-0306的三台塔机。2012年2月8日，上海达丰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62750000元人民币的最高价竞得。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张邻与袁正、广州海邻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以及张邻与广州海邻公司、四川达丰元正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的合法有效性，已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所确认，各方均应严格履行。
袁正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向张邻履行《承包协议》约定的承包费是对外义务，但袁正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内部之间，仍应进行权利义务的清算。《补充协议》明确了案涉4台塔机为广州海邻公司所使用，而广州海邻公司的业务已被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整体收购，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又出售了该4台塔机，该事实表明广州海邻公司及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实际占有、使用和处分了该4台塔机，故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是案涉4台塔机的实际受益人。依据民事活动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在与袁正的内部关系中，应当是支付该4台塔机承包费的唯一义务人，故袁正有权向四川达丰元正公司追偿其代付的4台塔机承包费668657.31元。袁正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而未履行《承包协议》约定的承包费导致产生滞纳金、违约金、案件受理费等其他费用，均存在过错。依据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认定各自承担50%的责任。袁正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各自应当承担的滞纳金、违约金、案件受理费等均为355023.11元［（237171.78元＋1141531.76元-668657.31元）×50%］，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应当向袁正偿还的费用总额为668657.31元＋355023.11元=1023680.42元。同时，利息属于货币的法定孳息，袁正要求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承担相应资金利息的请求，亦予以支持。
因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于2010年3月5日签订《补充协议》及在《对账函》上盖章的行为，反映了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清楚知道并确认案涉4台塔机是由张邻出租给广州海邻公司使用，在未付清承包费之前，该4台塔机的所有权仍归张邻的事实。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不应在明知4台塔机的权属情况下仍于2010年3月30日将塔机登记备案在自己名下。故对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关于涉案的四台塔机已由广安市元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广安元正公司）于2010年1月出资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不必向张邻支付承包款，袁正是张邻案的唯一债务人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同时，《补充协议》签订之日早于遗失启事发布时间，《补充协议》所盖公章仍有效。袁正2010年11月18日的电子邮件系打印体，也无袁正本人签名，对其真实性不予认证。加之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也未提供其他相关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袁正盗抢公司印章及伪造《补充协议》和《对账函》。故对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关于《补充协议》、《对账函》等证据系袁正非法虚构、伪造的辩称意见，仍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向袁正偿付人民币1023680.42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4月4日起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袁正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208元，由袁正承担3208元，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承担14000元。
宣判后，上诉人袁正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认定袁正对未履行《承包协议》约定的承包费导致产生滞纳金、违约金、案件受理费等费用存在过错与事实不符。2010年3月5日，张邻、广州海邻公司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广州海邻公司在《承包协议》中的权利、责任由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享有和承担，及广州海邻公司租赁张邻的4台塔机的承包费全部由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承担。后袁正多次要求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按照约定支付张邻承包费，并明确告知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法律后果。可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对此置之不理，不履行向张邻支付承包费的义务，最后导致张邻起诉并被法院判决支付滞纳金、违约金、案件受理费等费用。该责任过错完全在四川达丰元正公司，袁正尽到了职责和义务，没有过错，故不应承担滞纳金、违约金、案件受理费等费用中50%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向袁正支付1378703.54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自2014年4月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
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一审认定张邻、广州海邻公司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已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所确认，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严格履行系认定事实错误。袁正于2010年11月18日10时51分向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回复的邮件内容证明2010年11月18日之前，张邻与袁正、广州海邻公司及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之间没有签订过《补充协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提供的证据已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关于《补充协议》有效的事实。第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袁正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内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为袁正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双方没有出资关系、委托关系，也不是合伙人，广州海邻公司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之间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假设张邻、广州海邻公司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签订过《补充协议》，根据生效判决确认，袁正也为另案的第一顺序债务人。故其履行另案判决义务责无旁贷。故袁正不具备追偿权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三，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是涉案四台塔机的所有权人，一审判决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向袁正支付租金和利息严重违法。涉案四台塔机系袁正通过广州海邻公司转至其名下，其后又将涉案塔机转至其独资企业广安元正公司，再通过广安元正公司以实物出资方式注资到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故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是涉案塔机的合法所有权人。2.按照生效判决，袁正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应共同承担的支付义务为1338675.74元，袁正在本案请求的诉讼标的为1378703.54元，相差的40027.80元可能系逾期履行生效判决所产生的执行费、利息。该差额部分是由于袁正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而产生的，其后果应由袁正承担。一审判决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承担因袁正违法行为产生的责任，于法无据。一审认定袁正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各自应当承担的滞纳金、违约金等均为355023.11元，该费用的计算没有依据。同时，本案涉及的滞纳金、违约金系承包费衍生而来。一审认定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对该部分按50%过错承担，却判决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全额承担承包费668657.31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中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袁正提交的《补充协议》、《对账函》系伪造，已涉嫌犯罪，故应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袁正的诉讼请求，并判令袁正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向四川达丰元正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本院查明，广安元正公司系由袁正一人出资，于2009年8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原注册资本10万元。2009年11月3日，袁正新增注册资本42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1267万元，实物出资2933万元。袁正向广安元正公司缴纳的实物出资包含了设备编号为GZHL-076、GZHL-081、GZHL-077、GZHL-066的四台塔机。2009年12月21日，TATHONGEQUIPMENT（CHINA）PTE.LTD［达丰（中国）］、北京达丰兆茂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广安元正公司投资成立了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四川达丰元正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4000万元，广安元正公司以4200万元出资，其中实物出资2933万元。广安元正公司的实物出资中亦包含了设备编号为GZHL-076、GZHL-081、GZHL-077、GZHL-066的四台塔机。在2009年7月27日广州海邻公司的工作人员韦静发送的一封主题为“资产动态表”的电子邮件的附件“广州海邻塔机动态表格”中，设备编号为GZHL-076、GZHL-081、GZHL-077、GZHL-066的四台塔机所对应的出厂编号为5013-02-0306、5103-0404-25、5513-22-0306、5513-09-0212。
另查明，2010年2月1日，广州海邻公司作为转让方、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作为受让方及袁正作为保证人签订《资产、业务及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现有的与机械租赁、销售、维修、保养业务有关的全部资产，转让应将与转让资产之业务相关的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书（“业务合同”，见协议附件二）项下转让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合同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继续履行。该协议附件二第21项列明张邻的应付账款为586163.99元。
二审庭审中，袁正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均提供证据证明2010年11月18日，袁正向四川达丰元正公司财务人员施峥崎发送了一封题目为“答复：关于应付张邻承包费”的电子邮件，该邮件主要内容为“关于张邻的四台塔机的承包经营费用应支付到2010年12月31日后，塔机所有权才归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所有，这四台塔机冲减了广州海邻公司的净资产一并作为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并购广州海邻公司后的负债，但由于财务部负责人人事变动，导致未将张邻的合同及时提交给商务部进行变更，张邻合同未能及时变更的责任不在广州海邻公司，也不在四川达丰元正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希望能及时处理这些遗留问题，否则由此给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带来的法律风险，广州海邻公司及其债权人将有权予以追究”。
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张邻与广州海邻公司、袁正签订的《承包协议》的约定，双方所签订的名为《承包协议》，而实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因在租赁期间，承租人未付清租赁费引发纠纷。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2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四川达丰元正公司与袁正共同承担张邻的租赁费、滞纳金、违约金，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判决生效后，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和袁正均未按照生效判决履行。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对袁正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239号民事判决书得以全部履行。袁正认为其不应当承担责任，故而引发本案诉讼，主张向四川达丰元正公司进行追偿。因此，袁正是否享有追偿权系本案争议的焦点。
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袁正在2009年8月成立广安元正公司后，于同年11月增资4200万元时，其中的实物出资包含有设备型号为GZHL-076、GZHL-081、GZHL-077、GZHL-066的四台塔机。而该四台塔机所对应的出厂编号为5013-02-0306、5103-0404-25、5513-22-0306、5513-09-0212，与张邻、广州海邻公司及袁正签订的《承包协议》中约定的四台塔机的出厂编号一致。因此，可以认定《承包协议》项下的四台塔机已作为袁正对广安元正公司的出资资产。2009年12月成立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时，广安元正公司又将出厂编号为5013-02-0306、5103-0404-25、5513-22-0306、5513-09-0212的四台塔机，作为了广安元正公司对四川达丰元正公司的出资资产。因此，在四川达丰元正公司成立之后，出厂编号为5013-02-0306、5103-0404-25、5513-22-0306、5513-09-0212的四台塔机已成为四川达丰元正公司的资产，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对该四台塔机享有了合法的所有权。因《承包协议》约定，在租赁费未支付完毕的情况下，该四台塔机的所有权仍归张邻所有。故袁正在以该四台塔机作为其对广安元正公司的增资时，就负有涤除该四台塔机的权利瑕疵责任，即付清张邻的租赁费。因袁正应付而未付所欠张邻的租赁费，由此所产生的一切民事责任均应当由袁正个人承担。故袁正在付清张邻的租赁费、滞纳金、违约金和承担了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等费用后，不享有对四川达丰元正公司的追偿权。袁正请求由四川达丰元正公司向其支付1378703.54元及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其诉求应当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袁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2014）广安民初字第265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袁正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7208元由袁正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208元由上诉人袁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学明
代理审判员 蒋 濒
代理审判员 成 琪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陈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