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26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万鑫。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洪练福、郭文义。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得惠。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杰龙、缪叶相。
上诉人王万鑫为与被上诉人刘得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4）杭拱商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刘得惠与刘德川系夫妻关系。2010年6月11日，刘得惠通过其丈夫刘德川的农业银行13×××31的账号汇入王万鑫的农业银行卡号62×××17人民币150万元。同日，刘得惠通过刘德川的银行账户汇入王万鑫招商银行52×××18的卡号300万元。2012年6月12日，刘得惠通过刘德川的农业银行13×××31的账号汇入王万鑫的农业银行账号62×××17人民币150万元。2010年6月11月，刘得惠通过吴清朝的工商银行62×××30的卡号汇入王万鑫交通银行的62×××47卡号100万元，汇入王万鑫招商银行的52×××18卡号200万元。2010年6月12日，刘得惠通过王清旭建设银行卡号43×××77汇入王万鑫交通银行的62×××47卡号400万元。2010年6月11日，刘得惠通过刘德利汇入王万鑫招商银行52×××18的卡号100万元。至此，刘得惠通过上述四人（刘德川、刘德利、吴清朝、王清旭）汇入王万鑫账号共计人民币1400万元。（上述1400万元，其中王清旭汇入王万鑫账户有400万元，刘德利汇入王万鑫有100万元，吴清朝汇入王万鑫账号有300万元，共计800万元，该800万元均是受刘得惠的委托汇入王万鑫账号，资金均为刘得惠所有）。2010年6月12日，王万鑫向刘得惠出具一份借据，借据载明：“今借到刘得惠人民币现金壹仟肆佰万元整，借期贰年，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借款人：王万鑫。”另，王万鑫系金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得惠系金恒公司的股东。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借款主体。对此，双方各执一词。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本案刘得惠与王万鑫的民间借贷自刘得惠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刘得惠主张与王万鑫之间存在140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刘得惠应当就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得惠已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借据、三份本院依刘得惠申请调取的银行流水明细账及相对应的银行卡主信息，银行卡主身份证及证人证词，上述证据已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王万鑫辩称在借据上签字系王万鑫履行职务行为，与王万鑫个人无关，向刘得惠借款的是金恒公司。对此，该院认为，借款人是公司还是个人，应当结合借据的落款、出借人的意思表示、款项的交付等综合考虑。虽王万鑫在出具借条时系金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这既不表示其当然具有代表公司对外借款的权限，亦不表示其不能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按常理，如果系公司所借，应当要求加盖公司公章，出借人应当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本案所涉借据落款的借款人为王万鑫个人签字，且借据所涉款项1400万元也是向王万鑫个人交付（也是汇入王万鑫个人账户），再者，刘得惠在借款时，也认为借款人是王万鑫个人。因此，应当认定本案所涉借款的借款人是王万鑫。王万鑫又辨称，王万鑫账户虽有1400万元的进账，但刘得惠需进一步证明是由刘得惠汇入。对此，该院认为，刘得惠已于2010年6月11日至6月12日通过其丈夫等四人（刘德川、刘得利、吴清朝、王清旭）向王万鑫个人账户汇入人民币合计1400万元，刘得惠已提交证据证明上述四人的汇款是受刘得惠所托，所汇资金为刘得惠所有，在王万鑫没有提供反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上述1400万元系刘得惠汇入王万鑫个人账户。综上，刘得惠与王万鑫的借贷关系成立。王万鑫至今仍未归还借款，显属不当，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刘得惠诉请要求王万鑫归还借款本金1400万元及支付利息，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一、王万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刘得惠借款本金14000000元；二、王万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得惠利息（自2010年6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计算至本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如果王万鑫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717元，由王万鑫负担。
上诉人王万鑫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和取证违法。首先，刘得惠仅凭借条起诉，原审法院应查明借条的来源，出具的时间、地点，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关系，1400万元现金的交付方式，并告知举证不能的后果，但原审法院并未就此进行询问，且在刘得惠代理人发问时，王万鑫代理人也是含糊回答、无法说清，按常理此类情况法院应驳回起诉。然当刘得惠代理人进一步发问时，却被审判员阻止并草率休庭。其次，原审法院在调取证据过程中，帮助刘得惠调取了与本案毫无关联的刘德川、吴清朝、王清旭、刘德利等人的汇款，并从汇给金恒公司的4000万元款项中取舍了1400万元作为证据，将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混淆，显然属于程序违法和取证违法。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存在偏袒。第一，王万鑫与刘得惠并不相识，因金恒公司筹划上市资金紧缺，故决定以增资扩股方式吸纳投资者。经券商周慧敏、范小平介绍，刘得惠与其丈夫刘德川等人来金恒公司洽谈购股事宜，因刘德川等人不便作为金恒公司股东，经协商后由刘得惠出面向金恒公司购买400万股份额，每股价值为6.5元，合计2600万元。另金恒公司因资金紧缺又向刘得惠借款1400万元，以上两笔合计4000万元。如公司上市失败，金恒公司将归还4000万元，并支付银行利息。因公司上市，不能对外借款，故金恒公司与刘得惠商定签订两份协议，一份系向工商部门上报的《增资协议书》，其中约定每股价值为3.5元，故总增资额为1400万元，另一份系由王万鑫个人出面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了1200万元的溢价款和1400万元的公司借款。合同签订后，刘德川、吴清朝、王清旭、刘德利等人将1400万元增资款打入金恒公司账户，将2600万元汇入王万鑫由金恒公司财务保管使用的卡中，刘得惠从未支付过任何款项。第二，王万鑫的银行卡实际是由金恒公司财务保管并使用，卡中进出款项多达壹亿肆仟万元。上述2600万元均转入金恒公司账户，王万鑫已提交资金收支明细表、银行凭证、调查笔录等证据佐证，且2011年5月12日经金恒公司占股60%以上的股东表决通过，已确认该4000万元款项属于金恒公司的债权债务，完全符合《公司法》、《企业章程》的规定。然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未予认可，且以刘得惠未参加股东会决议为由不予采纳。以上事实可以充分说明，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证据采信时有明显偏袒刘得惠的现象，应予以纠正。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判在判决中引用了《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据此，判决书应写明借条产生的时间和原因、款项是否交付、交付的方式、款项的去向等事实。然判决书并未言及。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当对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去向以及借贷双方的经济状况等事实进行全面的审查。然而，原判完全避开本案的事实真相，让法律法规形同虚设。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得惠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得惠承担。
被上诉人刘得惠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原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原审法院调取王万鑫银行账号流水记录是依据刘得惠的申请，且该证据刘得惠本人无法获取，故不违反法律规定。二、对于刘得惠等人汇给王万鑫及金恒公司4000万元的事实，双方均无争议，争议在于是款项是汇给个人还是公司。其中1400万元是汇给公司的增资款，另外1200万元溢价款，是汇给个人的，还有1400万元是王万鑫个人向刘得惠的借款。双方合同的履行情况与协议签署情况相吻合，增资扩股协议签订的主体为公司，故款项亦汇给公司，补充协议签订的主体是个人，故款项汇给个人。三、本案的借条是王万鑫本人亲笔书写，若其对借条的形成提出异议，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并由其个人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王万鑫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调查笔录2份；
证据2、情况说明1份；
证据3、2600万元明细及其银行凭证；
证据4、股东会决议、资金收支明细表及其银行凭证一组。
上述证据共同用以证明王万鑫的三张银行卡实际上为公司使用，包括刘得惠的1200万元增资账外款及1400万元公司借款在内的总计一亿三千多万元款项，在进入王万鑫的三张银行卡之后，全部通过公司财务人员去银行柜台办理现金“一进一出”手续缴进了公司帐户，王万鑫并未从中拿走一分钱的事实。
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刘得惠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并认为证据1无法证实是否系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笔录内容与事实情况也不相符，且按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证据2本质上仍然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符合证人作证的法律规定，且该公司是受王万鑫控制的公司，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证据3不能证明本案借款是金恒公司的借款，刘得惠将款项出借给王万鑫后，其如何使用款项或者汇给何人与本案无关；证据4中的股东会决议未经该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刘得惠的签字，王万鑫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次股东会的召集和股东会决议的形成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该股东会决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记账凭证”明确载明该些往来款项均系金恒公司向其他第三人收回的货款，并不存在王万鑫所称外部融资的情况，而且这些款项的往来与本案借款也没有关联性。此外，王万鑫所称“王万鑫的三张银行卡均为公司使用……王万鑫并未从中拿走一分钱”等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在原审法院所调取的王万鑫银行卡交易明细中可以体现，该三张银行卡存在多笔个人消费的记录，消费商户包括超市、宾馆、饭店、商场等，显然由其个人使用。
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证据1属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无法核实该证明的真实性，故不予采信；证据2，金恒公司与王万鑫存在利害关系，且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不予采信；证据3，借款如何使用与本案并无关联，且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4亦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得惠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1400万元的借款主体是公司还是个人。借据系民间借贷双方当事人确认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否则不宜否定借据的证明力。本案中，刘得惠提交王万鑫出具的借条和签订的《补充协议书》要求王万鑫归还案涉借款，然王万鑫抗辩称，借款时值金恒公司上市期间，不能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经股东会决议决定以王万鑫名义向刘得惠为金恒公司借款1400万元，故其在借据上签字系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借据的出具人和《补充协议书》的主体均为王万鑫个人，落款处仅有王万鑫的签名，无金恒公司的任何签章，亦未有体现该借款系其履行职务行为的任何说明或备注，作为一名公司高管应当知晓以其个人名义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其次，1400万元款项亦全部打入王万鑫名下的个人账户，其主张该账户并非由其本人使用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第三，出借人刘得惠在借款时，也认为借款人是王万鑫个人，同时案涉借款是否用于金恒公司，系借款人王万鑫借款后对借款实际支配处分的权利，本案借款关系主体并不因借款人对款项支配用途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因此，案涉借款的借款主体应为王万鑫，该笔借款应当由其偿还，王万鑫主张案涉借款主体为金恒公司的上诉理由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王万鑫偿还后，若认为该笔借款全部为公司所用，可以向金恒公司追偿。王万鑫关于原审法院程序违法的意见，经本院核查，原审法院系根据刘得惠的申请，依法调取王万鑫的银行流水中与案涉1400万元相关的信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对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王万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717元，由上诉人王万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悦琴
审 判 员 袁正茂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五年三月五日
书 记 员 胡舒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