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黔南民再终字第17号
抗诉机关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梅，女，1970年11月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大国，系刘梅姨爹；
委托代理人：肖林生，系刘梅表兄。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泉市众诚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孝敏，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莫雪，贵州仁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罗士锋，男，成年，其他不详；
原审被告：苏君学，男，成年，其他不详；
原审被告：陈虹萤，男，成年，其他不详；
原审被告：邹勇，男，成年，其他不详。
再审申请人刘梅与被申请人福泉市众诚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众诚公司），被告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福泉市人民法院2007年10月30日作出（2007）福民二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众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08年6月30日作出（2008）黔南民二终字第40号民事裁定，以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泉市人民法院重审时依法追加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为本案诉讼当事人，于2010年1月12日作出（2008）福民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刘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0年11月12日本院作出（2010）黔南民二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刘梅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2013年3月27日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以（2013）黔高民抗字第36号民事抗诉书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3年5月23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黔高民抗字第3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2014年11月4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刘梅及其委托代理人肖林生、陈大国，被申请人众诚公司委托代理人莫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2006年12月30日众诚公司与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达成租赁合同，由罗士锋等人租赁经营众诚公司的生产设备、场地、办公楼等，租期五年，第一租赁年度的租金为叁十万元，以后每年度由双方根据市场情况协商确定租金金额。2007年1月14日陈虹萤以众诚公司的名义与刘梅达成《焦炭购销合同》，合同对刘梅供应众诚公司的焦煤的数量、质量、验收等事项作了约定，价格为760元／吨，双方还约定每供应100吨就结算一次。截止2007年4月14日，刘梅供应了焦煤250.92吨，其中183.53吨按每吨760元计算，67.39吨按每吨810元计算，共计价款197739.30元。刘梅在追索货款未果后，于2007年4月27日与另案原告肖林生、袁云深、饶绍伦、饶绍刚等人以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诈骗为由向福泉市公安局报案，福泉市公安局受理后，经过初步查实，认为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呈请立案侦查。2007年5月14日刘梅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在重审时于2008年10月31日向福泉市公安局发函，请市公安局对刘梅等人控告陈虹萤等诈骗、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控告陈虹萤等私刻公章是否立案侦查和处理结果予以核实，并回复一审法院。因该结果与案件审理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本案中止诉讼。2009年9月3日福泉市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刘梅等人控告陈虹萤等人合同诈骗，经审查认为无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本案恢复诉讼。
再审申请人刘梅在一审中诉称：2007年1月4日我与被告签订《焦炭购销合同》。合同对我供应被告的焦煤数量、质量、价格、验收等事项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截止2007年4月14日，我共供应被告焦煤250.92吨，总价款197739.30元，但被告违反约定，拒不支付货款，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97739.3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申请人众诚公司在一审中辩称：刘梅起诉我公司错误，因为我公司已将冶炼厂租赁给他人经营，该债务属他人所欠，与我公司无关。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刘梅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在一审中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出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2006年12月30日众诚公司与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向众诚公司支付租金，众诚公司将该公司的生产设备和场地等交给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使用，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之前的债权债务由众诚公司承担，之后的债权债务由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承担，该合同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切实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从众诚公司提供给公安机关及工商部门的印章备案和刘梅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刑事诉状看，众诚公司无“福泉市众诚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刘梅等人应当知道罗士锋等人租赁众诚公司经营的情况，所欠货款是罗士锋等人在租赁期限内与原告发生的经济往来。从证据的效力上看，众诚公司提供的证据效力高于刘梅提供的证据效力。因此，刘梅要求众诚公司支付货款197739.3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由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共同支付所欠刘梅货款197739.30元，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承担连带责任；二、众诚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三、受理费4255元，公告费700元，合计4955元，由罗士锋、苏君学、陈虹萤、邹勇承担。
刘梅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主张：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公司不承担《无烟煤焦煤购销合同》的违约责任是错误的。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整个交易过程中，供需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无烟煤焦煤购销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的磋商、签订及交货都在被上诉人公司原地址办公室进行，合同的需方盖的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订立合同时需方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是被上诉人公司合法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收货单上盖的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原料验收章”。因此，被上诉人是“煤炭购销合同”的需方当事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被上诉人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二、一审采用被上诉人与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来约束上诉人，将租赁合同的违约责任转嫁给上诉人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所谓的“租赁”，并没有被上诉方公司变更法人或经营证照的任何事实证据。该租赁合同系被上诉人与他人之间的内部协议，只在他们之间具有约束性。上诉人不是租赁合同当事人，该“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与上诉人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租赁合同的债权债务纠纷应当另案处理；三、一审采用被上诉人提供的在公安机关及工商部门备案的章只有公司“行政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的证明资料，进而认定被上诉人没有“合同专用章”是错误的。因为是否将本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拿去公安局备案，是否用本公司没有备案的合同专用章与客户签约，都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内部行为，上诉人既不可能知情也无法把握。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一个公司必须把自己的合同专用章拿到公安机关备案，否则这枚章就是假章。如果说煤炭购销合同上签印的被上诉人公司名义的“合同专用章”是假的，那么本案就存在合同诈骗事实。福泉市公安局对本案的侦查结论是“无犯罪事实”，也就是没有假章的问题，上诉人举证《福泉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四、一审以上诉人到公安局报案的《刑事诉状》认定上诉人“应该知道”租赁合同一事是错误的。上诉人是在被上诉方公司拖欠货款的事实产生之后，在追索货款没有结果而又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陈虹萤、邹勇失踪，上诉人通过追问仍留守在被上诉人公司办公室的罗仕锋，获知被上诉方与陈虹萤等签有“承包合同”的错误信息。原告到公安局报案的《刑事诉状》写的也是“承包合同”，而被上诉方公司与他人签订的是“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与“承包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见就是在被上诉方拖欠货款的事实产生之后，上诉人仍蒙在鼓里，不知道被上诉方公司有“租赁合同”一事，直到法庭审理时才获知。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一、撤销一审判决；二、被上诉人支付所欠上诉人的货款197739.3元；三、两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申请人众诚公司二审中辩称：一、答辩人从未与上诉人签订过《无烟煤焦煤购销合同》，时至今日也未收到过上诉人提供的煤炭，其不是购销合同的买受人，不应承担货款支付义务。答辩人公司于2005年4月份开业，仅生产3个月后因亏损而停产至今。2006年底，罗士锋等人与答辩人签订租赁合同，承租答辩人的厂房及设备进行生产。罗等逃跑后，答辩人的厂房及设备就一直闲置至今。现上诉人以“合同的磋商、签订及交货都在被上诉人公司原地址办公室进行”为由，主张答辩人为焦煤购销合同的买受人，其理由不成立。答辩人与一审被告罗等签订的租赁合同就明确约定了由罗等自行办理营业执照，答辩人从未将其证照包括复印件提供给任何承租人，上诉人主张在签订合同时需方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是被上诉人的《营业执照》等，无事实依据；二、从2007年4月27日上诉人所写的《刑事诉状》、公安机关对周红的笔录以及出庭证人张付杰的证词上就能清楚地看出，上诉人购销合同的洽谈及履行都是与一审被告罗士锋等人进行，所以，购销合同的当事人应为一审被告罗士锋等与上诉人，与答辩人无任何关系。一审被告罗士锋等系购销合同的买受人，对上诉人承担货款支付义务，上诉人将煤卖给罗等，是基于对罗等的信任，与答辩人无关；三、答辩人将厂房及设备租赁，并不是将整个公司转让，无需办理公司的法人和营业证照变更。从2007年4月27日上诉人所写的《刑事诉状》、公安机关对周红的笔录以及出庭证人张付杰的证词上显而易见上诉人对答辩人将工厂租赁给一审被告罗士锋等是应当知道的；四、依据公安部《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社会团体的印章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启用”规定，答辩人公司在工商和公安部门核准备案后启用了“行政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并没有“合同专用章”存在。工商和公安部门对公章的核准备案是对全社会公示，上诉人完全可以查阅了解。因此，上诉人完全可以知情也完全可以把握。答辩人没有“合同专用章”存在，加盖有该章的合同对答辩人没有法律约束力。一审认定答辩人无“合同专用章”存在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福泉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的侦查结论说明一审被告罗士锋等没有构成刑事上的诈骗，该结论并没有认定印章真假问题。上诉人断章取义以公安机关的侦查结论推断公章为真公章，签订购销合同购买煤炭为答辩人的意志，严重违背事实。综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认为：被上诉人与罗士锋、苏君学、邹勇、陈虹莹签订《租赁合同书》，合同明确约定，罗士锋等人租赁被上诉人的厂房设备等，并约定由罗士锋等人在租赁期间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办理经营许可手续。租赁期间，上诉人与罗士锋等人协商一致后，签订《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上诉人按约定向罗士锋等人履行了供煤的义务，然而罗士锋等人未履行向上诉人支付煤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罗士锋等人应承担相应的给付煤款的民事责任，一审判决由罗士锋等人给付上诉人煤款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在与罗士锋等人签订《购销合同》时，罗等人向其出具被上诉人的《营业执照》等证照，但从双方签订的合同来看，法定代表人处签名的是陈虹莹，而《营业执照》等证照上均载明的法定代表人系王孝敏，因此双方在发生民事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上诉人应尽到审查对方资格的义务，然而上诉人对此并未尽到审查义务，因此而产生的后果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被上诉人《营业执照》等证据无法说明其来源，被上诉人对此证据的来源也不予认可，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所举的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参与《购销合同》的事实，即没有被上诉人在双方发生业务往来的单据上加盖合法的印章，也没有相关的证据印证《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曾经出现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此前也未发生过业务往来，由此看出被上诉人众诚公司未参与上诉人与罗士锋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不享有和承担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审据此认定被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高于上诉人提供证据并无不当。
综上理由，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36元，由上诉人刘梅承担承担。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刘梅不服，提出申诉，其申诉理由与上诉理由一致，另提出再审申请人在履行《购销合同》过程中，众诚公司牌子都是悬挂在公司门口的，且将公司租赁给罗士锋等人也不对外公告，使人误认为是众诚公司在经营。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众诚公司虽然在与罗士锋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书》中约定承租方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办理独立的工商企业登记等手续；合同签订之日前的债权债务由众诚公司承担，之后的债权债务由承租方承担等合同条款，但是，该《租赁合同书》只对租赁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租赁合同双方中的一方违反了该合同，另一方可以主张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其对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外的善意第三人并不具有合同效力。众诚公司在与罗士锋等人达成租赁协议后，罗士锋等人违反《租赁合同书》约定，未办理独立的工商登记手续，仍以众诚公司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众诚公司没有采取足够让第三人予以充分识别的措施，致使刘梅有理由相信他人所开展的经营活动是代表众诚公司的行为。对此，众诚公司负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罗士锋等人以众诚公司名义与刘梅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焦炭购销合同》“需方单位”一栏加盖有众诚公司印章，而并不是只有陈虹萤个人签字。刘梅履行了合同义务，属于善意第三人，因此，众诚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生效判决依据双方签订合同的法定代表人处签名的是陈虹莹，且众诚公司在国家机关的印章备案中无“合同专用章”而认定刘梅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忽略了刘梅基于对方在众诚公司的场地经营同类业务，且加盖“合同专用章”，从而善意相信合同相对方是众诚公司的事实。众诚公司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刘梅明知其交易对象是罗士锋等人的事实，生效判决认定众诚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效力高于刘梅提供的证据的效力不当。
众诚公司的答辩理由和在一、二审的答辩理由相同。
该案争议的焦点：被申请人众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对再审申请人支付货款的责任。
经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被申请人与原告罗士锋、苏君学、邹勇、陈虹莹签订《租赁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合同明确约定，罗士锋等人租赁被申请人的厂房设备等，并约定由罗士锋等人在租赁期间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办理经营许可手续。尔后，再审申请人刘梅与陈虹萤、罗士锋等人签订《无烟煤焦煤购销合同》，并按约定向罗士锋等人履行了供煤的义务，然而罗士锋等人未履行向再审申请人支付煤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罗士锋等人应承担给付煤款的民事责任。
再审申请人主张众诚公司也应承担给付煤款的民事责任。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再审申请人提供了《购销合同》、众诚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原料过磅单，再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还主张在租赁场地签约时看到了众诚公司厂牌。经查，1、《购销合同》法定代表人处签名为“陈虹莹”，众诚公司《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孝敏”；2、原料过磅单上印制的公司名称均为众诚公司和贵州省三联化工有限任有限公司，再审申请人刘梅应当对票据上的公司进行核对审查；3、《购销合同》及原料过磅单上加盖有众诚公司合同专用章和众诚公司原料验收章，但这两枚章并不是众诚公司在工商和公安局备案的章，再审申请人也无证据证实众诚公司曾使用过这两枚章；4、再审申请人主张与罗士锋等人签订购销合同时曾看到厂房外悬挂众诚公司的厂牌，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5、众诚公司长期出租厂房及生产设备给他人生产经营，但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租赁合同》要对外进行公告。综上，再审申请人刘梅作为签订合同的供货方，具有认真审查合同另一方主体资格真实性的责任；如未尽审查义务，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再审申请人自行承担。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本案存在表见代理的理由不充分。
综上理由，一、二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福泉市人民法院（2008）福民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0）黔南民二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 慧
审判员 韩建丰
审判员 黄建红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杨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