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4）三中行终字第0155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思亚，男，1962年12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松鸿，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二十九号。
法定代表人张启顺，乡长。
委托代理人母澈昌，北京市齐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思亚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行初字第15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思亚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松鸿，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磨房乡政府）委托代理人母澈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思亚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南磨房乡政府赔偿其医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失抚慰金、误工费等共计238793.68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何思亚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曾向南磨房乡政府书面申请国家赔偿的事实，由于南磨房乡政府未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并书面通知何思亚，何思亚向一审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赔偿请求人单独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有关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机关及造成的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尽管何思亚人身伤害确实存在，但何思亚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何思亚被殴打行为是南磨房乡政府组织实施的，无法证明何思亚所受伤害是在南磨房乡政府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过程中造成的。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亦无法确定被诉事实行为是由南磨房乡政府实施的并与何思亚人身伤害具有直接或必然的因果关系。故本案何思亚要求南磨房乡政府进行赔偿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何思亚的行政赔偿请求不能成立，法院应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何思亚的全部赔偿请求。
何思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提出：一、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劲松派出所（以下简称劲松派出所）对杨××制作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对上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经劲松派出所委托鉴定，上诉人左手及头部、全身软组织所受伤害为轻微伤（偏重），因此，杨××的证言证明被上诉人的联防队员与上诉人有肢体冲突，而冲突之后上诉人身体即受伤，足以推定被上诉人联防队员的行为与上诉人所受伤害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如果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应当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但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因此，一审判决认为“无法证明原告所受伤害是在南磨房乡政府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过程中造成的”是错误的。二、（2014）朝行初字第158号行政赔偿判决及（2014）朝行初字第160号行政赔偿判决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联防队员的殴打行为系被上诉人组织实施的。上诉人及北京市×汽车装饰品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被上诉人的联防队员打、砸、毁坏、搬运上诉人及×公司的行为要求行政赔偿，一审法院对诉讼请求部分支持，分别判决赔偿上诉人损失二万元、赔偿×公司损失三万元，而被上诉人的联防队员毁坏财产与殴打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的联防队员同一事实行为导致的损害结果，因此，一审法院在另案中认定被上诉人的联防队员事实行为导致上诉人及×公司财产损害后果的同时，应当认定联防队员实施的殴打行为系被上诉人组织实施的。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
南磨房乡政府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何思亚就赔偿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邮政特快专递EMS回执，收件人为张启顺，证明何思亚2014年1月3日向南磨房乡政府邮寄了关于何思亚人身伤害侵权的国家赔偿申请书；2.《北京市公安局接受案件回执单》、《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接受案件回执单》，证明2012年2月20日上午被殴打后何思亚的报警情况；3.何思亚伤情照片复印件，北京市积水潭医院、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明何思亚的受伤情况；4.《北京市出租汽车专用发票》，《北京市门诊收费专用收据》及《北京市门诊诊疗费专用收据》；5.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共八份，分别是劲松派出所对杨××、刘××、张××、段××、王××、樊××、胡××进行询问制作的，证明何思亚从民事诉讼中得知是南磨房乡政府组织人员对何思亚进行了殴打，对何思亚使用房屋实施了拆迁。
南磨房乡政府就答辩内容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国土资源部《关于北京地铁七号线工程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国土资预审字（2009）357号）；2.《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地铁7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的通知》（京发改（2010）484号）；3.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市政）》（2010规地市政临字0036号）；4.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朝阳区分指挥部《关于配合开展地铁7号线朝阳段拆迁工作的一封信》；5.北京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协助尽快解决轨道交通工程重点拆迁问题的函》。上述五份证据共同证明南磨房乡政府并非地铁七号线施工主体单位，也不是拆迁人，不应被列为行政赔偿案件的赔偿义务人。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1.何思亚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5，内容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何思亚向南磨房乡政府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及何思亚受伤的事实，法院依法予以采纳。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何思亚所受伤害系南磨房乡政府或其工作人员所为、与南磨房乡政府行为具有直接关联性，不能证明南磨房乡政府基于上述材料应对何思亚予以赔偿，对其证明目的法院不予采信；2.南磨房乡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能够证明何思亚被拆除房屋位于北京地铁七号线工程建设用地拆迁范围内，能够证明其所要证明的事项，法院依法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正确，故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何思亚租用位于朝阳区南磨房乡×西南角三间平房。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北京地铁七号线工程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地铁7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市政）》（2010规地市政临字0036号）等立项批复文件的规定，上述平房位置所占用土地属于北京地铁七号线工程建设项目用地，该项目由北京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北京×拆迁有限公司负责拆迁工作。2012年2月20日，何思亚所租用房屋被拆除。同日，何思亚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因拆迁与他人发生纠纷，被对方殴打，后劲松派出所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何思亚所受伤害进行鉴定并出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经鉴定所受伤害程度属轻微伤（偏重）。劲松派出所后又针对2012年2月20日朝阳区×西南角平房拆迁事宜分别向杨××、刘××、张××、段××、王××、樊××、胡××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其中杨××在笔录中表示乡政府的联防队员有拉着何思亚在房子外面及将何思亚所租赁房屋内物品搬出的行为。南磨房乡政府联防队员段××、王××、樊××在询问中表示有将何思亚所租赁房屋内物品搬出的行为。北京×拆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胡××在询问中表示由其所在的拆迁公司将何思亚所租赁房屋进行了拆除。2014年1月3日，何思亚通过中国邮政同城快递向南磨房乡政府乡长张启顺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因南磨房乡政府未就赔偿申请进行答复，何思亚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南磨房乡政府在收到何思亚的国家赔偿申请后，两个月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并书面通知何思亚，故何思亚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起诉条件。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虽然何思亚因拆迁纠纷受伤的事实客观存在，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系南磨房乡政府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造成的，故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思亚的全部赔偿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贾 志 刚
代理审判员 董 巍
代理审判员 王 菲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怡书记员郝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