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烟民四终字第17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乙，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于书华。
委托代理人：陈世奎，山东劳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甲。
委托代理人：曹洪涛，山东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丙，无固定职业。
上诉人李某乙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甲、李某丙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3）芝民社二初字第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乙及其委托代理人于书华、陈世奎，被上诉人李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曹洪涛，被上诉人李某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李某甲在原审诉称，被继承人李维经、李杨氏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子女二人，即我和被告李某丙。1951年李维经与李杨氏建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黄务街道篆山村面积为56.2平方米平房4间。1957年我母亲李杨氏去世。1961年邱克芳与李维经结婚，其带被告李某乙与我、李某丙共同生活。李维经、邱克芳共同承包土地0.875亩进行经营。我父亲李维经、继母邱克芳分别于1989年、2001年去世，所遗留的房产及土地承包权一直未分割。我与被告李某丙就遗产分割协议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由原、被告3人对父母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黄务街道篆山村的房屋及0.87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法各继承三分之一。
原审被告李某乙辩称，原告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其大伯收养，依据收养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对涉案房产及其他财产均无继承权，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李某丙辩称，我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合理解决。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李维经与李杨氏系夫妻关系，1951年国家进行土地改造时李维经与李杨氏分得草房3间，坐落于现篆山中一街81号。二人于1952年6月12日生被告李某丙，1954年4月22日生育原告。1957年，李杨氏去世。1961年邱克芳与李维经结婚，邱克芳带被告李某乙与原告及被告李某丙共同生活。1969年4月，原告到其伯母家，与伯母刘春英共同生活。当时原告的大伯李维进已经去世。原告与刘春英共同生活期间称呼刘春英为“大妈”。1983年前后，国家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李维经、邱克芳夫妻承包土地0.875亩。1988年10月，经当时的烟台市芝罘区黄务镇篆山村委会同意，李维经将在土改中分得的房屋与坐落于芝罘区篆山中一街41号房屋进行了产权调换，取得篆山中一街41号房屋的所有权，1991年8月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发放的房产证载明的产权人为邱克芳。李维经、邱克芳分别于1989年12月、2001年2月去世，李维经的父母、邱克芳的父母分别先于李维经、邱克芳去世。原告与被告李某丙就遗产分割协议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对父母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黄务街道篆山村的房屋及0.87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法进行继承。庭审中，被告李某乙称原告系由其伯母刘春英收养，并提交常住户口登记表佐证。该登记表载明原告为户主，在原告李某甲“文化程度”一栏中载明“初小”，在“何时由何地迁来”一栏中载明“1969年4月25日过继”，在刘春英“与户主关系”一栏中载明“母”。原告则称：自己16岁才到伯母家生活，且是因为自己无法与邱克芳共同生活被迫到伯母家的，自己称呼刘春英为“大妈”，伯母对自己不是收养，且自己已经是农村的整劳力，不需要他人抚养；被告李某乙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我被告伯母收养，且我也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收养条件；自己对父亲、继母均尽了赡养义务。故自己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
另外查明，李维经、邱克芳经营的土地0.875亩在二人死后由国家征用，国家按照每亩30000元发放的补偿费由被告李某乙领取。
原审法院认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原告与其伯母刘春英是否形成收养关系。被告李某乙提交的常住户口登记表仅是当时为办理户口迁移之用，仅凭该登记表不足以证实原告由其刘春英收养。原告与刘春英生活时已年满15周岁，具备了劳动能力，且其一直称呼刘春英为大妈，故被告李某乙关于原告由刘春英收养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原告出生后就由父母抚养，李维经与邱克芳于1961年结婚后原告又由父亲与继母抚养，直至1969年其15周岁后才与刘春英共同生活，原告与李维经、邱克芳已经形成抚养关系。故原告与两被告作为李维经、邱克芳的子女、继子女，对李、邱二人的遗产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告由刘春英收养的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李维经、邱克芳所遗留的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篆山中一街41号的房屋及二人承包经营的0.875亩土地的补偿均应作为遗产由原、被告三人均等继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5日判决：一、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篆山中一街41号房屋由原告李某甲与被告李某乙、李某丙各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二、现由被告李某乙保管的土地补偿款26250元，由原告李某甲与被告李某乙、李某丙各继承8750元。限被告李某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李某甲、被告李某丙各支付8750元。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24元，由原告李某甲与被告李某乙、李某丙各负担1008元。因原告李某甲已向原审法院全额预交，故限被告李某乙、李某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各迳付给原告1008元。
宣判后，上诉人李某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否认了被上诉人李某甲被其大伯母收养的事实，没有事实依据。1961年邱克芳与李维经再婚时，被上诉人李某甲年仅7岁，父亲李维经和继母邱克芳抚养，由于其大伯家无男孩，在被上诉人李某甲12岁时，其生父与其大伯母协商，由其大伯母收养李某甲，顶立门户，在1969年4月办理了户口迁移，在户籍登记上明确载明“过继”。当时，李某甲年仅15岁，尚未成年。我国现行《收养法》颁布于1991年，没有追溯既往的效力。1969年办理收养，依据的是当时的法律和民俗，不能以现行的法律否定1969年实施的民事行为。李某甲对于其养母的称呼，改变不了养母养子的法律关系。故，原审判决否定李某甲被其大伯母收养于法无据。2、李维经、邱克芳生前经营土地0.875亩，先后被征用0.475亩，其中0.075亩在邱克芳健在时就被征用，其补偿款由邱克芳处置。另有0.4亩没有征用，根本没有0.875亩补偿款26250元可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李某甲、李某丙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李某甲12岁时就到其大伯母家居住了，但对此没有提交证据。上诉人认可李某甲15岁开始干活挣工分。上诉人称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款共领取了12000元，是上诉人的妻子于书华领的，现在还有0.4亩土地没有被征收。被上诉人对此有异议，主张土地征收的手续都是上诉人办理的，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也认可0.875亩土地全部被征收。上诉人在本院限期内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另，原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0.875亩土地确实被征收，是按3万元一亩的标准发放的补偿款。
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李某甲在12岁时被其大伯母刘春英收养，于1969年4月办理了户口迁移，提交了李某甲常住户口登记表为证。被上诉人不认可李某甲被刘春英收养，主张因李某甲无法与邱克芳共同生活被迫从16岁到刘春英家生活，当时李某甲已经是农村的整劳力，不需要他人抚养，仍称呼刘春英为“大妈”，且李某甲对其父亲李维经及继母邱克芳履行了赡养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李某甲12岁时已随刘春英生活，李某甲于1969年将户口迁至刘春英处时已15岁，上诉人认可李某甲15岁即已干活挣工分，被上诉人李某甲、李某丙均不认可李某甲被刘春英收养，原审庭审中李某甲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实李某甲对其父亲李维经及继母邱克芳履行了赡养义务，原审法院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上诉人在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其提交的户口登记表不足以证实李某甲由刘春英收养，并无不当。原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涉案0.875亩土地确实被征收，是按3万元一亩的标准发放的补偿款。本院审理中，上诉人又主张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款共领取了12000元，现在还有0.4亩土地没有征收，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因上诉人该上诉主张与其原审自认事实不符，且上诉人在本院限期内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24元，由上诉人李某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栾建伟
审判员 徐怀育
审判员 于 青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