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民终字第061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项苏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华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军，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杰，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洁，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项苏农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桥街道办事处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4）虎民初字第2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项苏农原系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苏州分所执业律师，于2012年12月25日变更执业机构为江苏法凯律师事务所。2011年4月1日，案外人陈业超雇佣案外人周进玉驾驶重型专业作业车至虎丘区华山路富积电子有限公司从事设备吊装搬运作业。当日18时许，陈业超指挥周进玉将铁质吊装平台用钢丝绳固定在吊钩上后吊至二楼，并由王玉定等人将贴片机运至平台时，由于钢丝绳受力不均，造成平台向后悬空方向倾斜，致使在平台上作业的王玉定连同贴片机从高空坠落，王玉定被贴片机砸伤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发生后，在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桥街道办事处的协调下，周进玉、陈业超与死者家属在位于苏州市虎丘区马运路、塔园路口的福运大酒店就善后赔偿事宜进行协商。2011年4月9日，周进玉妻子王玉林委托项苏农作为代理人处理周进玉赔偿纠纷事宜。同年4月14日下午，周进玉致电项苏农要求其至福运大酒店，并于同日13时56分短信告知其“先到305室找安全局杨主任”。当日下午，项苏农即按约至福运大酒店，先至305室向枫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杨建华出示授权委托书及律师执行证，其后至313室会见周进玉，并与同在该房间的死者家属初步沟通赔偿事宜。晚饭后，死者家属再次将项苏农带至313房间，双方继续协商赔偿事宜。在此过程中，项苏农被死者家属留置在该房间，并多次遭受殴打、侮辱。同年4月15日0时32分，项苏农报警称被其帮忙打官司的一方事主关在酒店，不让离开。枫桥派出所接警后，即指令在福运大酒店维持秩序的民警钱伟处理。钱伟接到指令后，即与杨建华从305房间至313房间查看，见报警人正与死者家属协商赔偿事宜，遂在告知双方心平气和协商后，返回305房间。此后，双方继续协商赔偿事宜，死者家属对项苏农的殴打、侮辱行为亦持续。同年4月16日凌晨，项苏农得以离开酒店至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查，并于当日下午再次至医院检查。经检查，项苏农左外耳道轻度充血，无其他损伤，为此花费挂号费、检查费合计206元、交通费80元。同年4月18日，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苏州分所出具《解除委托代理关系通知函》一份，通知项苏农解除与其当事人周进玉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再参与该案件的办理，并退还律师费12000元。同年5月11日，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苏州分所向王玉林开具金额为2000元的律师费发票一份。此后，项苏农多次要求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桥街道办事处赔偿其相应损失，在遭到拒绝后多方投诉，均无果，因而诉至法院。
另查明，2011年7月4日，“4.1”搬运吊装作业死亡事故调查小组出具《关于“4.1”搬运吊装作业死亡事故的调查报告》，认定陈业超、周进玉违反操作规程，违章冒险作业，吊机无证作业造成吊装平台在搬运中倾斜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二人应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同年7月18日，周进玉支付死者家属死亡补助金18万元，死者家属出具收条一份，明确“款付清后与双方无任何关系”，杨建华、钱伟作为见证人在收条上署名。同年12月12日，被告人陈业超、周进玉因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被原审法院（2011）虎刑初字第0259号刑事判决书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
又查明，2012年4月26日，项苏农向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原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苏州市公安局未履行救助公民人身安全职责违法。同年6月15日，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做出（2012）沧行初字第0016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其诉讼请求。项苏农不服，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项苏农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不追究打人者法律责任的行为违法。2012年11月16日，在原审法院诉前调解下，项苏农与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区分局达成《和解协议》一份，内容如下：苏州市公安局下属虎丘分局支付项苏农10万元；项苏农在收到10万元后，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上诉案件；项苏农同意不再为此事向法院对苏州市公安局及下属虎丘分局提起行政诉讼；项苏农与苏州市公安局及虎丘分局无其他纠葛。2012年11月19日，项苏农在收到10万元后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2）苏中行终字第0044号行政裁定书予以准许。
庭审中，项苏农称其在313房间与死者家属协商赔偿事宜过程中，杨建华并不在场，但枫桥派出所辅警全程在场维持秩序。
以上事实，由短信照片、情况说明、（2012）沧行初字第0016号行政判决书、和解协议、（2012）苏中行终字第0044号行政裁定书、病历、挂号费、检查费收据、交通费发票、授权委托书、解除委托代理关系通知函、律师费发票两份、（2011）虎刑初字第0259号刑事判决书、关于“4.1”搬运吊装作业死亡事故的调查报告、收条、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原告项苏农的诉讼请求：要求原审被告赔偿误工损失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医药、文印、邮寄、交通等费用1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首先，项苏农在福运大酒店期间遭受的留置、殴打、侮辱等侵权行为的实施者系死者王玉定家属，并非枫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其次，“4.1”事故发生后，枫桥街道办事处虽出面组织陈业超、周进玉与死者家属协商赔偿事宜，但其并未要求项苏农参与事件的处理，更未通知其至福运大酒店参加谈判，项苏农系基于周进玉之妻王玉林的委托参与事件处理，并按照周进玉的要求至福运大酒店会面并与死者家属谈判，因此，枫桥街道办事处对项苏农并无法定的先行为救助义务；再次，项苏农并非维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机关，其对项苏农在福运大酒店行使律师代理权期间的人身安全及人格尊严并无法定的保护义务，事实上，项苏农在313房间与死者家属谈判期间，公安机关全程派驻辅警在场，并在项苏农拨打110报警电话后，及时指令民警钱伟前往查看情况，枫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杨建华也一同前往，看到“报警人正与死者家属协商赔偿事宜”，“遂告知双方心平气和协商”后才离开。综上，针对项苏农遭受的侵害行为，枫桥街道办事处既非直接侵权人，亦非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先行为人，更非担负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职责的国家机关，因而并不存在过错，且项苏农也并未举证证明其存在过错，故其对项苏农的所谓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何况项苏农主张的误工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文印费、邮寄费等并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使项苏农存在上述损失，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已在原审法院的诉前调解下支付其10万元，其相应损失已得到弥补，不应重复获赔，故原审法院对项苏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项苏农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50元，减半收取1075元，由项苏农承担。
上诉人项苏农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的主要请求及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事发场所系由枫桥街道办事处租赁并管理，枫桥街道办事处放任并默许案外人对我方实施侵权行为，且没有履行基于先行为产生的特定安全保障义务。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桥街道办事处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被上诉人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桥街道办事处对项苏农的人身损害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当事人过错和因果关系，只有上述构成要件均具备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对上诉人项苏农实施侮辱、殴打等行为的主体，是安全生产事故中的受害人亲属，枫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并未参与和实施上述侵权行为。上诉人项苏农与死者家属协商赔偿事宜，并非是接受枫桥街道办事处的通知或者委托，而是接受周进玉妻子的委托代理民事案件，其主张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桥街道办事处存在先行行为的上诉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另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死者家属在对项苏农实施侵权行为时，枫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位于现场，且存在放任、默许等不当行为，且枫桥街道办事处也非维护公共安全的法定机关，故上诉人项苏农主张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桥街道办事处在本案中存在过错的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上诉人项苏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东
代理审判员 裘 实
代理审判员 沈军芳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柳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