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莱州刑初字第127号
公诉机关莱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于某甲，男，1951年6月12日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市，汉族，高小文化，农民，中共党员，户籍地及现住址均为莱州市。2014年3月27日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被莱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治永、李茹，山东一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甲，男，1953年9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市，汉族，高中文化，农民，户籍地及现住址均为莱州市。2014年4月1日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被莱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被取保候审。
莱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莱检公刑诉（2015）4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某甲、李某甲犯滥伐林木罪，于2015年3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后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因案情复杂，经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审理中，莱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建议本院对该案延期审理，本院依法作出延期审理决定。延期后，依法恢复并继续审理了本案。莱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郭鹿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于某甲及其辩护人刘治永、李茹，被告人李某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莱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11月期间，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西朱杲村委副书记被告人于某甲负责村集体所有的“六十亩地”种植的速生杨树采伐工作，并经莱州市林业局批准办理了800株林木采伐许可证。后被告人于某甲联系被告人李某甲以14200元的价格采伐，并向其交付了林木采伐许可证。被告人李某甲在明知采伐许可证载明的采伐数量的情况下，超出范围采伐了“六十亩地”两块林地1500株速生杨树，并将采伐的树木的树枝、树干分别卖掉牟利。经鉴定，滥伐的速生杨蓄积为13.6818立方米。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于某甲、李某甲滥伐林木，数量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滥伐林木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于某甲认罪，辩解他在与林业员张某乙谈采伐“六十亩地”的杨树时，明确说的是全部，杀了树，腾出地后，让两家养殖户都搬上来。树木是张某乙清点的，申请也是张某乙写的，采伐证办下来后，他没有看具体数量，交给李某甲采伐时，李某甲并没有质疑树的数量与采伐证不一致。
被告人于某甲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采伐的林木没有林木所有权证和林地使用权证，应区别对待，不应是违反森林法的“滥伐”。退一步讲，即使构成滥伐，责任也不应在西朱杲村委，更不在被告人于某甲身上。其一，西朱杲村委杀树的动机是为了给“养殖项目”腾地，是要伐掉“六十亩地”上的全部而不是一部分，这与“林木采伐区调查设计书”中的“更新设计”栏目中有“准备项目建设进行养殖”的说明及后来的养殖审批相印证。其二，政府主管部门无论从服务还是管理角度，都应准确地去体察民意，而绝不能断章取义，将整块地随意分割成两块并再生出一条“田间路”。其三，西朱杲村委申请采伐林木的范围是明确的，始终如一。申请书及采伐许可证上出现数量、面积与实际的脱节，要么是张某乙的自作主张，要么是张某乙曲解或肢解了申请人的真实意愿。综上，西朱杲村委虽然超许可证范围和数量采伐了树木，但因有特定的原因和情节，不应以滥伐林木罪论处，于某甲履行村支部副书记职务行为不构成犯罪，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应依法宣告于某甲无罪。
被告人李某甲认罪，辩解采伐的树木大约有1500棵，包括死树和倒了的树，他和于某甲说过树木数量和许可证不一致，但没说差多少，还问他怎么不多批点，于某甲说没事。速生杨是经济林，他认为（树木所有人）愿意怎么杀，就怎么杀。
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15日，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西朱杲村召开支村两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将本村集体所有的“六十亩地”地块上种植的速生杨全部采伐后扩建养殖场。村支部书记马某甲安排副书记于某甲及于某乙、王某甲、于善伟等四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被告人于某甲称他按照村委安排找到街道的林业员张某乙，明确告诉张某乙要对整片树林申请采伐，张某乙对数量进行清点后，填写了各种资料交给他，由他带着到林业局和便民大厅办理采伐申批手续。采伐证办下来后，他联系被告人李某甲杀树，双方洽谈好价格后，他将采伐许可证交给李某甲，由李某甲组织杀树。他没看过申批材料，也没看过采伐许可证。“六十亩地”实际有20余亩，估计有1000余棵杨树。
被告人李某甲称，洽谈杀树时，他清点过，包括死树和倒了的树大约有1500棵，他和于某甲说过树木数量和许可证不一致，但没说差多少，林地内有养猪场，还有一棵私人的大树，大树周围有空地。他认为速生杨是经济林，树木所有人愿意怎么杀，就怎么杀。他三次将采伐树木的树干卖给刘某乙，总吨数为53.08吨，每吨大约有1立方米。
另查，林业部门为西朱杲村办理的（2012）莱采字第177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未填写地块、四至、面积，仅注明采伐株数800株及采伐期限。申批材料中的《树木采伐申请书》载明的面积／株数为7.8亩／800株，林业局现场勘验意见为非林业用地，按许可证规定的范围、株数进行采伐。西朱杲村的树木采伐申请由该村出纳王某甲书写，她不清楚“六十亩地”地块的面积，不记得是谁让她申请采伐7.8亩速生杨的。
2014年2月25日，西朱杲村村民于某丁向莱州市公安局报案，称该村村委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村集体在村北种植的十年生的速生杨树伐掉。莱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2014年3月8日，莱州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刘汉全、郭永桂在没有现场勘验的情况下，出具《关于城港路街道西朱杲村村委滥伐林木损失情况的鉴定书》。该鉴定书的内容为“2014年3月8日，林业局工作人员根据森林资源调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对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办事处西朱杲村村委滥伐林木现场进行了勘查，经调查，滥伐林木树种均为杨树，总数为1500株，其中《林木采伐许可证》批准采伐800株，滥伐林木数量700株。依据……做出如下鉴定：1、滥伐林木全部为杨树。2、滥伐林木数量为700株。径阶6cm（实际胸径5-6.9cm）的杨树485株，径阶8cm（实际胸径7-8.9cm）的杨树112株，径阶10cm（实际胸径9-10.9cm）的杨树103株，林木蓄积为13.6918m3”。
2015年7月18日，莱州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在西朱杲村村民于某甲、于善伟的见证、指认下，持手持式GPS对西朱杲村滥伐林木案现场定点测量：第一号现场呈五边形，面积4387平方米（6.58亩）；第二号现场位于第一号现场西南侧，呈∝边形（七边形），面积5640平方米（8.46亩），造林地块合计10027平方米（15.04亩）。被砍伐的树木没有遗留可见的伐根，原造林地块已经盖上了养殖场。
同日，莱州市林业局重新出具《关于城港路街道西朱杲村村委滥伐林木损失情况的鉴定书》。内容为：2015年7月18日，林业局工作人员对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办事处西朱杲村村委滥伐林木现场进行了勘查。经调查，滥伐林木树种均为黑杨，造林时间2004年春季，造林面积（现场GPS测绘）15.04亩，栽植总株数1650株（经现场询问，当年造林密度为110株／亩），造林后有个别地段杨树缺株，实际树木数量为1500株。2012年12月3日，西朱杲村村委申请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批准采伐数量800株，采伐面积7.8亩，采伐蓄积15立方米。“径阶蓄积表”表明：单株材积0.01立方米的株数为300株，蓄积3立方米；单株材积0.02立方米的株数为400株，蓄积8立方米；单株材积0.04立方米的株数为100株，蓄积4立方米。依据（《山东省林业局关于印发山东省杨树材积表的通知》2009年11月2日），对城港路街道西朱杲村村委滥伐林木案做出如下鉴定：
1、滥伐林木全部为黑杨。
2、滥伐林木数量：现场勘查面积15.04亩，2004年栽植株数1650株，实际成活、保存株数1500株；《林木采伐许可证》批准采伐800株，滥伐林木数量为700株；依据《林木采伐许可证》蓄积量，滥伐林木中径阶6cm（实际胸径5-6.9cm）的株数为485株，蓄积6.3535立方米，径阶8cm（实际胸径7-8.9cm）的株数为112株，蓄积2.8784立方米，径阶10cm（实际胸径9-10.9cm）的株数为103株，蓄积4.4599立方米，滥伐林木总蓄积为13.6918立方米。
鉴定人员刘汉全对鉴定过程进行了说明：鉴定的依据就是按照之前的采伐许可证上的蓄积量计算，因为现场已经破坏了。之前张某乙出具的采伐许可证上对蓄积的计算本身就不准确，因为按照林业部门规定，材积表上也明确蓄积计算应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但采伐许可证上只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若按照保留小数点后四位，则采伐许可证上的800棵树蓄积应为18.54立方米，但采伐许可证上的蓄积为15立方米。因此，对本案涉案的700棵树在计算蓄积时按照原采伐许可证上的计算方式推算，而对于具体的不同胸径的棵树，则在推算的13.6918立方米的范围内，按照合理推断，对胸径大的杨树棵树予以适当减少。因为按照林业部门的规定，计算蓄积不能按照四舍五入，所以他仍按照保留小数点后四位计算，但根据原采伐许可证比例，计算后的700棵树的蓄积将超过15立方米，与采伐证矛盾。因此，在计算出蓄积后对各径阶的棵树进行合理分配。在现场被破坏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这种方式，还需要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为证据主要还是根据蓄积总量，而目前鉴定结论中的蓄积总量计算是合理的。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一）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
1、书证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证实本案的发破案经过及被告人的归案情况。
（2）人口信息查询及前科查询证明，证实被告人于某甲、李某甲的身份情况，无违法犯罪前科。
（3）莱州市林业局2014年3月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自2013年1月份至出具证明之日，城港路西朱杲村未在该局办理过林木采伐手续。
（4）中共莱州市纪委对于某甲的调查笔录，证实纪委向于某甲调查西朱杲村委及马某甲的情况，期间涉及涉案林木采伐的情况。
（5）（2012）莱采字第177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未填写地块、四至、面积，仅注明采伐株数800株及采伐期限。林木采伐许可证注：6.林带、农民自用材采伐等难以规定采伐面积的，要填写采伐株数。
（6）林木采伐申请书，证实四至为东至田间路，南至养殖区，西至大崖子，北至大崖子，7.8亩／800株，非林业用地。该申请书“申请单位意见单位负责人签字”（处）签有被告人于某甲的姓名，并加盖西朱杲村民委员会的公章。
（7）径阶蓄积明细表，证实株数为800株，蓄积为15m3，现场勘验人为张某乙。
（8）林木采伐伐区调查设计书，采伐作业设计负责人为张某乙，证实采伐林木基本情况，立地条件差，林木生长不良，准备项目建设进行养殖。其伐区平面图系底为40米、90米，高为90米的梯形。
（9）西朱杲树委树木采伐申请，证实西朱杲村对原7.8亩速生杨地进行养殖区项目建设需采伐。
（10）2012年11月15日西朱杲村支村两委扩大会议（记录），证实“六十亩地”速生杨已濒临死亡，无生长前程，研究将速生杨采伐后扩建养殖场规模，不再种植树木。
（11）2012年12月21日西朱杲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证实村民代表一致通过交养殖场后杨树采伐。
（12）示意图一份，经张某乙2014年3月26日确认图中的2号林地就是2012年11月30日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7.8亩林地，1号林地2012年未办理采伐许可证，证明林地的形状和相对位置。1号林地、2号林地均为梯形，1、2号林地的整体形状亦为梯形，中间有条3米宽的南北小道，1、2号林地南侧在东西同一方向上。
（13）结算记录2张，证实被告人李某甲在案发期间的树枝、树干出卖情况。
（14）西朱杲村介绍信一份，证明涉案的六十亩林地归西朱杲村集体所有。
（15）收款记账凭证、收据各一份，证明涉案的速生杨卖给李某甲为14200元。
（16）莱州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出具的林木采伐程序一份，证明林木采伐的正规程序为由申请人填写林木采伐申请书、集体林木需提供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报镇街林业站审核，并现场勘验，填写现场勘验书→经镇街审核同意后，报镇街领导审核签字→对同意采伐的林木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上报市林业局→市林业局进行核查，情况属实报分管局长签字→签字后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发证后，签订造林更新合同。
2、勘查笔录
西朱杲村滥伐林木案现场勘查笔录一份、现场图2份、照片13张，证实经GPS测量，第一号现场呈五边形，面积4387平方米（6.58亩）；第二号现场位于第一号现场西南侧，呈∝边形（七边形），面积5640平方米（8.46亩），造林地块合计10027平方米（15.04亩）。被砍伐的树木没有遗留可见的伐根，原造林地块已经盖上了养殖场。根据现场图判断，一、二号林地间隔不低于20米。
3、鉴定意见
莱州市林业局在勘查前、勘查后先后出具的两份《关于城港路街道西朱杲村村委滥伐林木损失情况的鉴定书》，鉴定意见均为：滥伐林木全部为杨树，数量为700株，蓄积为13.6918m3。
4、证人证言
（1）证人马某甲（西朱杲村委主任兼村党支部书记）证明，该村“六十亩地”的杨树由于缺乏管理，长得不好，村两委研究将杨树伐完后承包出去。其安排于某甲、于某乙、王某甲、于善伟等四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证办下来后，他没看，安排于某甲、于某乙、王某甲、于善伟、郭某丁等杀树、卖树。申请是王某甲写的，她没有告诉他亩数。于某甲告诉他证办下来，他就认为“六十亩地”的证都办下来了。
（2）证人于某乙（西朱杲村支部委员）证明，该村采伐“六十亩地”的杨树是经过村两委研究决定的，数量是于某甲和张某乙清点的。
（3）证人王某甲（西朱杲村现金）证明，该村采伐“六十亩地”的杨树是经过村两委研究决定的，她不记的会上是否确定采伐数量，也不清楚“六十亩地”种植了多少亩速生杨，申请是她写的，不记的当时是谁让她写的7.8亩。不清楚为什么采伐的时间是2012年11月27日，而召开村民代表会的时间是2012年12月21日。她不清楚“六十亩地”具体多大，大概就是一个斜三角的地，中间靠东的地方留了一条南北道，比3米宽，但是没特别宽，种植的速生杨林，每亩110棵，间距为2m×3m。
（4）证人于某丙（西朱杲村会计）证明，该村采伐“六十亩地”的杨树办理过采伐证，当时管委的人来过，于某乙也参与过，她没见过采伐证，对数量不清楚。
（5）证人李某乙证明，他和被告人李某甲合伙杀树，西朱杲村的树是李某甲谈的，具体有多少棵树、多少亩他不清楚，速生杨树的品种不好，管理也不行，种了七八年也没成林，基本都是底部10公分左右，粗的底部直径有15公分左右。
（6）证人张某乙（城港路街道林业站林业员）证明，他主管林木采伐证的审批工作。2012年西朱杲树委办理过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是7.8亩，林地在西朱杲村北，共两片，办证的是西面的一块梯形地。当时是于某甲领着他去的，他进去清点数量，还要量出长度、宽度来，清点完后接着填表画图，数量跟于某甲说过，规格就是采伐证上写的规格，有几棵死树，但不多，按规定死树也算株数，缺株的他已扣去了，没有倒的树。
（7）证人刘某乙证明，2012年冬，李某甲曾卖给他一车速生杨树干，大约是二十三四吨，四百七八十元一吨，冬天树干水分大，一吨能有0.9立方，市场价十来块钱一棵。
（8）证人于某丁（西朱杲村民）证明，其同村村民于宝泉让其向公安机关反映村支书马某甲的大女婿“三军”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树的事，他不知道有没有办采伐证。
（9）证人郭某丁（西朱杲村村委副主任）证明，该村“六十亩地”在2005年栽了20余亩的速生杨林，每亩种植110棵，间距为2m×3m，因为有死亡的，06年、07年他带着村民去补苗，每年能补50棵左右，07年后树苗长大了，管理就少了。
5、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于某甲于2014年3月26日供述，他是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西朱杲村委副书记。2012年10月份前后，村两委开会，讨论将“六十亩地”种植的速生杨杀掉后腾地对外承包，由其负责办理林木采伐证并联系采伐。“六十亩地”是地名，实际有20余亩，村委人员都清楚，共两片，估计有1000余棵。这些树种了至少有五六年了，粗的根部直径有10余公分，树干高有4-5米。他找到街道的林业员张某乙，指明这两片树林，张某乙自己对数量进行清点，清点的数量是800棵，根据树的棵数计算出采伐的亩数是7亩多，按照计算的亩数申请办理的采伐证。张某乙先清点完后，才写的申请，填写了林木采伐申请书、径阶蓄积明细表、山东省林木采伐伐区调查设计书等材料并交给他，他没看过材料，带着到林业局和便民大厅办理手续。树木采伐申请是村委委员王某甲写的。采伐证办下来后（他没有给村主任马某甲汇报），也没看，因为他认为范围就是村两委定的这两片林地。而张某乙清点的数量与他无关，因为他说了不算。他联系李某甲，谈好价钱后，他将林木采伐证直接交给李某甲，李某甲组织杀树，六七天才杀完。他告诉张某乙办证的就是这两片杨树。采伐完后，腾出的地承包给王磊涛、于宝林，二人套起院子用于扇贝加工。
2014年3月27日供述，他隐瞒了部分事实。2012年11月30日，采伐证批下来的第二天，他将林木采伐证放在马某甲的办公室，对马某甲说采伐许可证批了下来，批了800棵，马某甲从头到尾看了后，说就按照会上决定的全部杀。张某乙清点完树木数量后，在村委办公室，当时郭某丁、于某丙、于某乙在场，他给马某甲打电话说清点的数量是800棵，他不清楚马某甲是否知道张某乙写的是申请的7.8亩。
（2）被告人李某甲在侦查阶段供述，2012年12月份，他在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西朱杲村杀过树，共两块地，一块有十一二亩，一块有七八亩，当时点的数是1500棵。他对于采伐证上许可的采伐株数是800株，实际采伐数量是1500株不能作出解释。树枝卖给虎头崖冯家村的张振松的女婿，树干卖给朱桥的刘某乙了。杀的这些树都是速生杨，已经成材了，树干基本上都三米左右，都三十多公分粗。
第一次庭审当庭供述，洽谈杀树时，他清点过，包括死树和倒了的树大约有1500棵，他和于某甲说过树木数量和许可证不一致，但没说差多少，他认为速生杨是经济林，树木所有人愿意怎么杀，就怎么杀。
第二次庭审当庭供述，树木的数量没有这么多，当时没有计较数量。
2015年9月10日在莱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向公诉机关供述，他是2012年12月4日开始在西朱杲村杀树的，干了一共9天左右，和于某甲估价是16000元左右，实际出的钱比16000元还多，不清楚为什么西朱杲村给开的收据是14200元，当时约定每棵树9.5元。他记载的12月5号卖给刘某乙的2.6米木头29.42吨中能有5吨左右是西朱杲村的，12月11号卖给刘某乙的2.6米木头28.08吨都是西朱杲村的，12月18号卖给刘某乙的2.6米木头26.38吨中有20吨左右是西朱杲村的。树一般是6公分，粗的有10公分的，冬天树沉，一吨能有一立方左右。这里面有七八棵私人房前屋后的树。
（二）被告人于某甲提供的证据
《西朱杲养殖场后速生杨林地当时实际情况》2份，主张第一份没有签名的是2014年4月份由郭某丁书写，准备交给政府的，政府没要。第二份是2014年5月份由王某甲抄写郭某丁书写的材料，马某甲、于某乙、王某甲、于某丙、于某甲、于善伟签了名。
第一份的内容为：村六十亩速生杨地属村集体多年的育苗地，我村的养杨户经常在林地内放羊，造成许多树苗被啃死，加之村民人为偷伐，林地内严重缺苗，我单位四周绿化带因羊啃、偷伐、浇水不及时，所有死掉的树木补栽都取之育苗林地。林地南侧的老九饭店、国顺饭店的排污池及水道都在林地内。养殖户于希暖、张锡洲、毛德贵的粪池、粪场都在林地内。林地内有一贯穿南北的道路，长200米、宽5米。区街镇压大米草工程为方便汽车通行伐掉东侧三排杨树，东侧地质坚硬，没有水井灌溉，条件差，树苗成活率极低，西侧养殖场有一长80米、宽6-8米的排水沟。
第二份是抄录第一份的，另在结尾处添加了“还有顺防潮坝的一条宽12米的大道，道路顺防潮坝走向”的内容。
公诉机关针对被告人于某甲提供的《西朱杲养殖场后速生杨林地当时实际情况》向相关人员进行了核实。证人郭某丁认可没有签名的材料为其书写，称是2014年2月份市纪委找其了解“六十亩地”树木被伐情况，回村委后，支部书记马某甲让他写一下村“六十亩地”林地情况，内容是他按照马某甲的意思写的，写完交给了马某甲。第二份中的“还有顺防潮坝的一条宽12米的大道，道路顺防潮坝走向”不是他写的。内容中被羊啃、偷伐、浇水不及时等基本属实，但是羊啃的是树苗，树成材后羊啃不了，偷伐有30棵左右，浇水不及时死树最多50棵；西侧养殖场有一长80米、宽6-8米的排水沟不符合实际，这条排水沟上沿最多宽3米。马某甲、于某乙、王某甲、于某丙、于善伟均称他们签字的第二份《西朱杲养殖场后速生杨林地当时实际情况》内容与实际相符。
对本案事实、控辨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双方争议的焦点，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1、被告人于某甲提供的《西朱杲养殖场后速生杨林地当时实际情况》，证明“六十亩地”采伐前的现状并非全部是按2m×3m栽植的杨树，该证据能否采信。
本院认为，证人郭某丁证明偷伐有30棵左右，浇水不及时的死树最多50棵，其证言与其出具证言前书写的情况说明矛盾，不足以采信，而马某甲、于某乙、王某甲、于某丙、于善伟均证明他们签字的第二份《西朱杲养殖场后速生杨林地当时实际情况》与实际相符，且其中涉及了相关事实和造成缺株、少株的原因，在没有其他反证的情况下，应予采信。综合本案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西朱杲村相关人员出具的证言，应认定涉案的2号林地缺株的原因并非单一的偷伐和浇水不及时造成的死树，涉案的1号林地的实际生长情况应弱于2号林地。
2、莱州市林业局先后两次出具的《关于城港路街道西朱杲村村委滥伐林木损失情况的鉴定书》能否作为定案根据。
本院认为，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除主体的合格性与意见证据的相关性外，还应就鉴定意见的可信性进行审查。
莱州市林业局出具的第一份鉴定意见，没有经过现场勘验，其基本信息不准确，来源不可靠，不能采信。其出具的第二份鉴定意见虽以勘查情况为依据，同时却又以林业员张某乙对“二号林地”的勘验结果作为推算基础。而林业员张某乙称办理采伐许可证时，是于某甲领着他去的，他进去清点数量，还量出长度宽度来，清点完后接着填表画图。其绘制的伐区平面图系底为40米、90米、高为90米的梯形，其确认的一号林地、二号林地均为梯形，一、二号林地的整体形状亦为梯形，中间有条3米宽的南北小道，一号林地、二号林地南侧在东西同一方向上。而实际勘验情况是，一号林地为五边形，二号林地即办理了采伐证的林地形状为七边形，二号林地在一号林地西南方向，一、二号林地间隔不小于20米，东西方向上没有交际。据此，可以认定林防员张某乙并没有认真勘验，其制作的相关采伐许可证的申请材料与实际不符，并不准确、严谨，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莱州市林业局二次出具的鉴定意见对涉案的“六十亩地”现实情况考虑不全面、不充分，鉴定意见依据林业员张某乙对二号林地的并不真实、准确的勘验数据进行推算，且其推算不符合逻辑，不符合鉴定的科学性要求，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3、本案超采伐许可证确定的蓄积量采伐的林木的蓄积量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诉标准。
本院认为，蓄积量是指一定森林面积上存在着的林木树干部分的总材积。蓄积量一词只能用于尚未采伐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有继续生长和不断积蓄材积的含义。根据《》第十七条“本解释规定的林木数量以立木蓄积计算，计算方法为：原木材积除以该树种的出材率”理解，蓄积量的体积应大于对应的林木材积的体积。本案采伐现场已灭失，关键证据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但根据被告人李某甲三次出卖给刘某乙树干总吨数为53.08吨左右的供述和出卖记录，按照李某甲供述的一吨有1立方米左右，刘某乙证明的一吨有0.9立方米，其出卖的原木体积不少于45立方米，而相应的立木蓄积应大于45立方米，而采伐许可证上的蓄积量为15立方米，合理排除其他因素，亦足以认定超采伐许可证范围采伐林木的蓄积量超过了追诉标准10立方米。
4、二被告人对于超采伐许可证确定的数量采伐林木主观是否为明知。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某甲作为采伐实施人，其供述明知采伐数量明显多于采伐许可证确定的数量。被告人于某甲作为西朱杲村采伐林木的实际负责人，全程参与，其明知“六十亩地”实际有“20余亩”，估计有1000余棵，而张某乙清点的数量是800棵，推算的面积是7亩多，还辩解采伐许可证的范围就是村两委定的这两片林地，不加以核实，其辩解不成立。即使如其本人所言，因为他说了不算，所以张某乙清点的数量与他无关，因为申请采伐的数量明显少于其认知的数量，而实际采伐数量也明显超过申请采伐的数量，故其主观上对超采伐许可证确定的数量采伐亦是明知的。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于某甲、李某甲超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林木，其行为均构成滥伐林木罪。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滥伐林木罪的罪名成立。二被告人归案后能够基本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依法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于某甲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已交纳。）
二、被告人李某甲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审 判 长 黄欣平
人民陪审员 王云寿
人民陪审员 徐建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