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商提字第144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南宇兄弟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洁娜。
委托代理人：崔吉林。
委托代理人：樊文博。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绍兴市华泽酒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鲁彪。
委托代理人：周利生。
申请再审人深圳市南宇兄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兄弟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绍兴市华泽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华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商终字第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1月15日作出（2013）浙民申字第88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深圳兄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崔吉林，被申请人绍兴华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利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5月4日，深圳兄弟公司起诉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称：深圳兄弟公司、绍兴华泽公司双方从2008年12月起就建立了红葡萄酒的购销合同关系，绍兴华泽公司作为深圳兄弟公司在绍兴地区的经销商。2010年7月因深圳兄弟公司货源紧张，决定从绍兴华泽公司返购一批红葡萄酒（临时调货应急），金额为144306元，深圳兄弟公司于2010年8月3日通过网银将货款付给了绍兴华泽公司，但绍兴华泽公司收到货款后，迟迟不给发货，也不退款。请求法院判令绍兴华泽公司：一、返还购货款144306元；二、支付资金占用期间自2010年8月15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的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由绍兴华泽公司承担。
绍兴华泽公司一审答辩称：1.对深圳兄弟公司、绍兴华泽公司建立的购销关系无异议，2010年7月深圳市南宇玛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玛撒公司）向绍兴华泽公司购买红葡萄酒127箱，绍兴华泽公司已于2010年7月27日供货给该公司，并将增值税专用发票随货交给了该公司，该公司收到货后，于2010年8月3日将货款144306元汇给了绍兴华泽公司。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不存在未交付货物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深圳兄弟公司的诉讼请求。2.深圳兄弟公司与绍兴华泽公司建立过总经销的关系，但当时是深圳兄弟公司的经办人来购买货物，告知绍兴华泽公司买受人为深圳玛撒公司，希望法庭核实深圳兄弟公司与深圳玛撒公司是否系同一主体。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深圳兄弟公司与绍兴华泽公司自2008年12月起就建立了红葡萄酒的购销合同关系，绍兴华泽公司作为原深圳玛撒公司在绍兴地区的经销商；2010年7月因原深圳玛撒公司货源紧张，从绍兴华泽公司返购一批红葡萄酒（临时调货应急），金额为144306元，原深圳玛撒公司于2010年8月3日通过网银将货款付给了绍兴华泽公司。另认定，深圳市南宇玛撒投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7月21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变更为深圳市南宇兄弟投资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0年7月27日，绍兴华泽公司有否将价值144306元的红葡萄酒交付给深圳兄弟公司。深圳兄弟公司认为绍兴华泽公司将金额为14430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深圳兄弟公司后，其于2010年8月3日将货款汇给了绍兴华泽公司，但货物一直没有交付给深圳兄弟公司；而绍兴华泽公司则认为在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同时将货物交付给了深圳兄弟公司，且票随货行，后深圳兄弟公司于2010年8月3日将货款汇给绍兴华泽公司，已钱货两清。深圳兄弟公司于2010年8月3日将货款汇给绍兴华泽公司，并于2010年9月7日将绍兴华泽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且在长达8个月（实际为5个多月）之久没有向绍兴华泽公司催要货物，这与深圳兄弟公司因货源紧张向绍兴华泽公司返购葡萄酒的心态不符，也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故绍兴华泽公司交付给深圳兄弟公司货物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上，深圳兄弟公司要求绍兴华泽公司返还购货款及支付利息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深圳兄弟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93元，由深圳兄弟公司负担。
深圳兄弟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的人情案和关系案，深圳兄弟公司在2011年春节前将立案材料送交一审法院窗口并转帐交纳了诉讼费，历经半年才于2011年6月1日安排开庭。二、一审以臆想猜测来判案，违背常识常理地去帮助绍兴华泽公司。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绍兴华泽公司有无将127箱红葡萄酒交付给深圳兄弟公司。而证明交货的证据无非是绍兴华泽公司的发货单或其开具给深圳兄弟公司的提货单，但实际上绍兴华泽公司却不能提供任何交货的证据。在目前的中国商业行为中，没有绝对唯一的交易习惯，但发票的开出与认证不能成为交货的证据，交货的证据只能是发货单或提货单。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支持深圳兄弟公司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
绍兴华泽公司二审答辩称：一、绍兴华泽公司对上诉状第一点及第二点的第一段部分表示遗憾，深圳兄弟公司并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办理人情案、关系案。因此，深圳兄弟公司缺乏法律意识，主观臆断的生活习惯和做事习惯导致了本案纠纷的发生。二、对于本案绍兴华泽公司是否已将货物交付给深圳兄弟公司的争议焦点，鉴于深圳兄弟公司和绍兴华泽公司从2008年12月10日就建立了由绍兴华泽公司作为深圳兄弟公司在绍兴地区的总代理的情况，深圳兄弟公司在2010年7月因自己货源紧张，就到绍兴华泽公司返购红葡萄酒进行应急，绍兴华泽公司即将合计127箱的红葡萄酒交付给了深圳兄弟公司，并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深圳兄弟公司于2010年8月3日将收到的货物的价款144306元汇给了绍兴华泽公司，因此双方唯一一次的返购红葡萄酒已经结束，但是因深圳兄弟公司与绍兴华泽公司总代理关系发生矛盾，深圳兄弟公司以唯一可以作为证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付款凭证向法院起诉，认为没有收到货物，这一理念与上诉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第一段中相关部分有关。对于14万余元的货物事项，是在应急的情况下进行调拨，在长达8个月（实际为5个多月）的时间内，并没有提出任何催要，所以深圳兄弟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三、如果深圳兄弟公司的请求得到法律支持，那么中国及世界的经济活动必将造成混乱。绍兴华泽公司确实没有开具出库单，但是即使像许多单位开具了出库单，双方在开具发票、收到货款，交易结束后必将上述单据的原件进行销毁。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深圳兄弟公司提出的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开具了发票，已经支付了货款，与交易习惯完全吻合，证明双方买卖关系已经完成，因此，深圳兄弟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希望二审法院驳回深圳兄弟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就返购红葡萄酒事宜未订立书面合同，但绍兴华泽公司于2010年7月27日向深圳兄弟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金额合计144306元，深圳兄弟公司于2010年8月3日向绍兴华泽公司汇付款项144306元，深圳兄弟公司已将该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认证抵扣之基本事实清楚。增值税专用发票虽非书面合同，在审理口头合同纠纷中，可以把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依据。深圳兄弟公司对此提出异议的，应承担举证责任。深圳兄弟公司认为交货的证据只能是发货单或提货单，不切合市场交易存在多种形式之客观实际，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得当，应予维持。依照200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86元，由深圳兄弟公司负担。
二审判决后，深圳兄弟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在本案一、二审中，绍兴华泽公司并未提供涉案红葡萄酒已交付的任何证据，涉案红葡萄酒并未交付。二、原审法院对相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认定合同关系存在的依据，但不能作为交付货物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第八条第一款“出卖人仅依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再结合《增值税暂行条例》、《发票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可以看出，发票仅仅是经营者之间发生业务往来的凭证和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监督的工具，其主要具有确定交易具体金额的功能，不能用来证明货款实际支付的事实，亦不能证明货物实际转移的事实。开具发票和履行合同的行为应分别属于不同的法律领域调整。三、原判错误适用了相关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违背了法定的证据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绍兴华泽公司应当对交付货物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未按证据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2.依法判令绍兴华泽公司返还货款144306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绍兴华泽公司负担。
绍兴华泽公司再审答辩称：一、深圳兄弟公司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的内容仅仅是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作的理解，绍兴华泽公司仍坚持一、二审的答辩和辩论意见。二、深圳兄弟公司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系邮寄与事实不符，深圳兄弟公司是急用葡萄酒，绍兴华泽公司就按照口头协议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货物一起交付给深圳兄弟公司，其收到发票和货物后给付了全部的款项，并在一个月后将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抵扣，如果申请人没有收到货物，就是虚假抵扣的行为，这些客观情况说明当时双方的交易是真实并且实际完成。三、区域销售合同属另外的法律关系，不能以区域销售合同来衡量本次交易。四、举证责任问题，深圳兄弟公司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错误的，深圳兄弟公司已经实际支付货款，并将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抵扣，本案情况并不适用这个规定。因此，深圳兄弟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
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绍兴华泽公司是否已将价值144306元的红葡萄酒交付给深圳兄弟公司。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系在深圳兄弟公司急需红葡萄酒的情况下发生的，深圳兄弟公司在收到绍兴华泽公司2010年7月27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于2010年8月3日支付了货款。同时，本院注意到，深圳兄弟公司于2010年9月7日将绍兴华泽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认证抵扣，但其直至5个多月后才向法院起诉称未收到货物，且在此期间未曾提出过催要。审判实践中，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当事人之间建立和履行买卖关系的有证明力的证据，而按照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买方应在完成相关交易后才能办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抵扣手续。本案中，深圳兄弟公司不能合理解释没有收到货物却将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自行办理认证抵扣的原因。据此，一、二审法院结合双方交易和发生争议的背景、当事人在法庭的陈述等情节，认定绍兴华泽公司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有相应的依据。
综上，申请再审人深圳兄弟公司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照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商终字第56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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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黄 梅
代理审判员 伍华红
代理审判员 王富新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