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9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殷忠良。原审第三人史国庆。上诉人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以下简称闵行中医院）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4）闵民二（商）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闵行中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殷忠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原审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闵行中医院系非公医疗机构，属于事业法人，经上海市卫生局核准登记，准予执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限自2005年5月27日至2016年6月30日。2012年9月1日，闵行中医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殷忠良签订一份“服务合作协议书”。该协议载明：“甲方是提供预防、诊疗和康复的全程、全面、优质的医疗服务机构，为使医院业务更好的发展；乙方具有甲方潜在病源的开发、提供能力，通过与甲方的合作，可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互利互赢、共同发展的精神，根据双方具体情况，现拟定以下服务合作条款：一、合作宗旨。以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双赢共利、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甲、乙双方致力于共同打造具有流程顺畅、病人满意、高效运营的专项服务合作渠道；二、合作目标。合作期内，合作范围内的专业科室服务人次明显提高、医疗质量提升、病人满意度上升，在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上有新的突破；三、合作内容。1.甲方提供病区床位50张，医疗设备、设施，医护人员由甲方配备，由甲方统一管理（科室所有设备、设施、医疗用房、办公用房等的使用权、科室人员管理权归甲方）。2.乙方提供对应病源给甲方，双方根据约定，甲方提供给乙方相应的服务费用。3.乙方可委派乙方资源的专家医生参与指导甲方相关医生诊治工作。也可经过甲方同意，按照相关程序，委派专家医生直接开展相关手术；四、合作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合作期限为5年（自2012年9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止）。期满后，视情况决定是否续签”。协议对甲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为：“1.负责病区的规划、建制、建设和管理，设备、设施配备、维护和更新，以及医护人员的配置满足诊治要求。2.病区所需的设备由甲方购买，如特殊情况甲方无法购买，甲方可委托乙方购买。按照甲方医院统一要求，管理病区。3．甲方有权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和甲方实际医疗条件，依照相关医政法规、制度，有权决定收治还是转诊乙方提供的病源。4．甲方原则上保证床位50张用于乙方合作。5.甲方有义务按照约定及时支付乙方提供服务的相关费用”。协议对乙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为：“1.乙方根据约定的业务范围，为甲方提供病源。2.乙方提供的病人在甲方医院住院期间费用由乙方担保，出现逃费、拒付住院费的病人由乙方协助追讨。3.乙方提供的病源需遵守国家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及医保管理部门的相关法规。4.乙方可委派专家医生与甲方交流指导，或经甲方同意，按照相关程序，委派专家会诊或直接手术。5.乙方可委派专员在甲方医院，负责病源的接洽及多方的协调工作”。协议对合作纠纷的处理约定为：“乙方提供病源与甲方医生有争议的情况，由双方协商解决。原则上病源由甲方医生确定收治如产生纠纷由甲方负责，未经甲方医生确定收治，乙方担保要求住院治疗病源产生纠纷由乙方负责”。协议对服务费结算标准和结算方式约定为：“1．甲方按乙方提供病源在甲方诊疗（非手术）所发生费用（除病人在功能康复检查与治疗费用）的总额l0%支付给乙方，病人在功能康复检查与治疗费用（见康复治疗申请单）总金额的70%支付乙方。2.乙方提供病源在甲方手术的，由乙方安排专家手术，甲方支付手术费用的60%给乙方委派的专家医生，甲方再按手术病人的总费用减去支付乙方专家手术费用的总额的10%支付给乙方。乙方未派专家手术，由甲方医生完成手术的，甲方按住院总费用10%另加手术费用的30%支付乙方；结算时间为每月10号前；结算方式为甲方以现金支付”。协议对违约责任条款约定为：“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的，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承担未满合同年限的每年30万元的违约金。双方商定同意提前终止合作的，不在条款范围内。每月甲方不能按时支付乙方费用，则按支付金额的3%作为滞纳金支付乙方”。协议对项目的变更与解除约定为：“1.本合同及其附件生效后，双方应严格遵守而不得随意变更。如确需变更或修改有关项目条款的，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签署补充协议方可执行。2.乙方因自身原因导致发生重大医疗事故而给医院造成重大损失的，甲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及其合同附件，并保留向乙方追索损失赔偿的权利。3.因甲方的过错行为导致乙方的收入无法得到保障的，乙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及其合同附件，并保留向甲方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4.业务开展一年后仍然亏损（或不可抗拒的因素），甲乙双方有权终止项目。协议对其他事项也作了约定。该协议还附有一份“康复治疗申请单”，载明了一些康复的项目。上述协议左下方甲方一栏盖有闵行中医院公章，并由作为经办人的史国庆签名。协议右下方乙方一栏由殷忠良签名。协议签订后，殷忠良与闵行中医院均按约履行。2013年1月，“某医院”接管了闵行中医院。同年5月，史国庆代表闵行中医院口头要求与殷忠良终止合同的履行，殷忠良未予同意。2013年6月20日，史国庆作为康复科负责人向闵行中医院申请支付殷忠良2013年1月至5月的合作费500,210元（人民币，下同）。翌日，闵行中医院财务人员张在费用清单上对结算的500,210元签名予以确认。原审诉讼中，殷忠良坚持要求闵行中医院继续履行涉案的“服务合作协议书”。后殷忠良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1、闵行中医院继续履行“服务合作协议书”；2、闵行中医院支付合作费500,210元；3、闵行中医院支付自2013年6月1日始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每月按支付金额的3%计算的违约金。原审法院认为，殷忠良的请求权基础依据的是其与闵行中医院之间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而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该协议的效力。关于该争议焦点，闵行中医院认为双方实施的是“医托”行为，且合同内容显失公平，故协议无效的观点，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理由是：一、无效合同种类繁多，但无效合同均具有违法性。所谓违法性，是指1、无效合同必须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判断无效的标准，应当以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为依据。至于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等地方性文件，可以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参考依据，但不应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惟一依据。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合理的，甚至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明显冲突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显然不应该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2、所谓违法，是指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而并非指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任意性规定。对于任意性规定，当事人是可以通过协议而加以改变的。3、违法性还包括合同的内容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但某些特殊的合同尽管具有违法性，但只是涉及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如果将这种合同都认定为绝对的、当然的无效，即允许任何第三人主张合同无效未必妥当。因为一方面，此种合同是否损害第三人利益，只有第三人知道，其他人未必了解，而允许其他人越俎代庖，未必符合第三人的利益和意志。在合同因侵害特定第三人利益而违法的情况下，特定的第三人是具体的利害关系人，他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维护者，由其主张侵害其利益的合同无效最为合适。细研涉案协议内容，系殷忠良与闵行中医院双方利用自己的长处，合作共赢，也符合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发展导向和相关政策。闵行中医院以协议内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一节事实主张无效。但闵行中医院在本案中未举证其与殷忠良串通，对患者存在诱导医疗和过度医疗，损害患者利益的事实。并且，协议约定了“乙方提供病源在甲方手术的，由乙方安排专家手术”之内容，该内容很清楚的表明了双方的合作关系，简单将殷忠良引进病源行为归类于“医托”没有事实依据，故不予采信。另外，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显然，违反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规定，也可能仅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及罚款的行政处罚，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由此，涉案协议属于有效合同，缔约各方当事人均应予以恪守。至于闵行中医院还认为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其法律后果是可撤销，并不属于无效事由。原审法院还认为，本案中依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具有履行行为。在此过程中，殷忠良与闵行中医院对2013年1月至5月期间应付殷忠良的费用进行了结算，闵行中医院财务人员也签字予以认可。相应证据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审法院确认闵行中医院结欠殷忠良500,210元的事实。闵行中医院认为史国庆所实施的所有行为均为史国庆个人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闵行中医院应该按照协议约定付清欠款，逾期不付应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但需要指出的是，合同约定的“每月甲方不能按时支付乙方费用，则按支付金额的3%作为滞纳金”之内容，并不是指逾期付款情况下，闵行中医院每月均需向殷忠良支付违约金，而是应将“每月”理解为每月的结算款。故殷忠良诉请每月支付3%的观点，应予纠正。至于合同实际终止履行、纠纷产生之后，涉案协议是否继续履行的问题。从协议内容看，履行取决于双方的意思和行为的配合。现既然一方不愿继续履行，另一方履行也成为不可能。故殷忠良主张继续履行已无基础，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殷忠良可以另行按照协议约定追究闵行中医院的违约责任。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闵行中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殷忠良合作费500,210元；二、闵行中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殷忠良以500,210元计，按3%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15,006.30元；三、驳回殷忠良要求继续履行“服务合作协议书”的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151.37元，财产保全费3,771.36元，合计8,922.73元，由闵行中医院负担。一审判决后，闵行中医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应为无效合同。原审判决对本案合同效力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对殷忠良提供的“费用清单”等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错误，对双方合作期间的总费用也未作出认定。经其计算，康复科出院患者共61名，产生的总费用为528,549.38元。三、原审法院超期审理本案，审理程序违法。故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殷忠良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殷忠良答辩称：本案合作协议系其与闵行中医院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闵行中医院所称殷忠良与史国庆恶意串通之情形。殷忠良介绍的病人均是正常收费，原审法院也已对殷忠良主张的合作费用进行了调查，所作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史国庆辩称：其不同意闵行中医院的上诉请求，合作协议约定的系总费用，非闵行中医院所称仅为康复科一个科室的费用。殷忠良介绍的病人所产生的费用均需经过史国庆签字确认。原审判决正确，故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闵行中医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其医院员工张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殷忠良提供的“费用清单”上签字并不是对费用的结算，而是对于病人人数及所发生费用在医院HIS系统中是否有记录所进行的核对。2、闵行中医院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61张，欲证明2013年1月至5月，殷忠良为康复科提供的病人数量为61人，支付医疗费金额为528,549.38元，按涉案协议第四条的计算标准，合作费用应为170,466.90元。殷忠良质证称，对证据材料1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为张与闵行中医院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材料2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实际提供的应是一百多名病人，费用为二百余万元。闵行中医院提供的收据有缺漏。史国庆质证称，对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证据材料2没有异议，但闵行中医院未提供全部收据，当时其确认的病人不止61名，原审判决认定的合作费用正确。殷忠良、史国庆均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现认证认为：证据材料1的出具人张系闵行中医院的工作人员，与闵行中医院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故本院对此份材料不予采纳。证据材料2，因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材料所反映的病人人数明显少于殷忠良提供的“费用清单”记载的病人人数；并且，殷忠良提供的“费用清单”记载的病人人数等已经过闵行中医院财务科会计张的确认，故本院认为证据材料2不能真实反映2013年1月至5月期间殷忠良向闵行中医院介绍的病员人数，本院对此组材料亦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审理期间，闵行中医院及史国庆均认可，史国庆没有担任过闵行中医院的康复科负责人，史国庆原系闵行中医院人事科科长及社会服务科负责人。另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涉案协议的法律效力。二审中，闵行中医院称，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五款的相关规定，涉案协议应为无效合同；殷忠良和史国庆均认为涉案协议有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闵行中医院所称“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在本案中并不适用。理由是：1、闵行中医院未举证证明本案当事人间存在恶意串通之行为；2、所谓“医托”系将患者介绍至医疗机构或非医疗机构，对患者进行诱导治疗或者过度治疗或者强行要求患者高价购买保健产品等，以骗取患者财物。因此“医托”目的是为骗取患者财物。本案中，根据现有的证据，无论是闵行中医院还是殷忠良均不存在上述欺骗行为，亦不存在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形。其次，本案中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理由是：根据前述理由，闵行中医院向原审法院提供的有关行政部门出具的打击“医托”的文件不适用于本案。二审中，闵行中医院又称，其将医院50个床位承包给不具有医师资格的殷忠良个人，违反了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本院认为，涉案协议首先确定了闵行中医院对殷忠良所介绍的病人的诊治权，其次涉案协议仅约定殷忠良为闵行中医院介绍病人，而非借闵行中医院之地，由殷忠良对该些病人自行进行诊治。且涉案协议对由殷忠良方委派的专家医生可否对其介绍的病人在闵行中医院进行手术等亦约定，经闵行中医院同意，按相关程序进行。因此，本院认为闵行中医院该诉称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理由，本院认为，闵行中医院主张涉案协议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对涉案协议法律效力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殷忠良主张的合作费500,210元是否成立。殷忠良提供了由史国庆签字的“用款申请单”记载2013年5月份合作费为500,210元、殷忠良提供的“费用清单”上记载的款项亦为500,210元，该“费用清单”上记载的病人姓名、人数等经过了闵行中医院财务科工作人员张的签字确认。本院认为，史国庆系代表闵行中医院与殷忠良签订涉案协议的经办人，二审中闵行中医院也不否认与涉案协议有关的费用结算需由史国庆的签字，而财务人员对费用清单的审核也是闵行中医院支付涉案合作费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证据均是闵行中医院向殷忠良支付合作费所必需的审批材料，而史国庆作为涉案协议的经办人已经确认闵行中医院应向殷忠良支付的合作费金额。现闵行中医院认为殷忠良主张的该笔合作费金额不正确，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闵行中医院上诉称殷忠良只能收取康复科一个科室的费用，其提供的证据中包括了其他科室病人的费用。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协议未明确约定殷忠良介绍的病人均为康复科病人，当事人在原审庭审中均称闵行中医院康复科系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后成立，所以，涉案协议约定的50个床位不可能指向康复科。且史国庆在原审中亦称殷忠良介绍的病人在康复科、内科和骨科，故本院对闵行中医院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因此，闵行中医院仅计算康复科病人的费用，显然与合同约定及双方实际履约情况不符，而闵行中医院也未进一步举证推翻殷忠良主张的2013年1月至5月期间其应收取的合作费用的真实性，故本院认为殷忠良主张的涉案合作费金额成立。闵行中医院应向殷忠良支付涉案合作费500,210元。综上所述，闵行中医院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信，其据此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302.74元，由上诉人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理庸审判员  朱国华审判员  王 峥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陈 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