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阿鲁民初字第3610号
原告：姚川祥，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国财，内蒙古大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延清，系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晓辉，男，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职工。
原告姚川祥与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保险纠纷，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向钧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12月15日，刘某某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一份无忧意外险，保险合同号码为：P310000005436074，受益人为原告姚川祥，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保险公司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2015年3月5日早晨，原告的母亲刘某某早起到院落抱柴火时，被石头绊倒摔倒在水泥台上，后送往同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但被告保险公司至今未赔付原告意外伤害保险，故起诉至贵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无忧意外保险6000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方答辩称：投保人姚川祥为被保险人刘某某在我公司投保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及附加无忧意外险，并通过中国邮政储蓄系统将保费打入我公司账户的保费为每一年度保费为4000元。人寿保险的保险限额为100000元，附加无忧意外险的保险限额为60000元，在保险期内，保单受益人为姚川祥，我公司已将人寿保险的的保险金100000元赔付给原告方，但并未受理附加无忧意外险的赔付，因被保险人刘某某系因疾病死亡，在原告方提供的医院病历中可以体现。原告方诉称刘某某系因外伤导致脑出血死亡，被保险人不属于意外死亡。另外，我方认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5日内及时通知保险人，其未及时告知保险人，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故我方拒赔。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为：
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一、保险合同手抄单、保险理赔手抄单，证据来源系被告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蔡某甲出具，我方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其本人出庭作证，证明本案中的被保险人刘某某在被告处投保智盈人生（万能型）保险一份，主险保额100000元，附加险保额60000元，受益人为姚川祥，本手抄单为原告将保险合同交付给蔡某甲申请理赔时蔡某甲出具；保险理赔手抄单证明保险公司已经赔付主险100000元，拒付附加险60000元。证据二、在平安行销支持管理系统中打印的本案保单等基本资料，证据来源系本人在公共网络中调取，证明本案争议的保险的投保情况为2010年12月21日保单生效，无忧意外险保额为60000元，受益人为本案原告，主险已经给付。证据三、照片两张，证据来源系被告给付主险100000元时照取，照片中人员分别为保险公司负责人陈松林、保险代理人蔡某甲、投保人姚川祥，证明姚川祥投保及获得100000元赔付的事实。证据四、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新增附加险批注一份，在被告方网络中调取，证明刘某某投保了无忧意外险，保额为60000元。
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一、阿鲁科尔沁旗同济医院住院病历，证据来源阿鲁科尔沁旗同济医院，证明2015年3月5日7时许，刘某某因意外摔伤住院，入院情况明确记载患者在家做家务时突然跌倒，同时证明2015年3月5日18时死亡，住院一天。证据二、调查笔录一份和阿鲁科尔沁旗同济医院职工牌一枚，证据来源内蒙古大树律师事务所对同济医院职工郑伟CT室技师的调查笔录，证明刘某某住院是因为外伤导致脑出血，住院时情况为头部右侧摔伤导致脑出血。
补强证据两份：1、某某村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蔡某某与刘某某是邻居。2、蔡某甲的是保险公司员工的证明，证明其是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
被告方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为自然人个人出具，首先来源不合法，因此对所要证明的事实不认可。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原告的主险在被告处理赔，但与无忧意外险没有关联性。证据三与证据二的质证意见相同。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被保险人身故的原因；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能证明被保险人身故的事实，但是无法证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被保险人脑出血；对阿旗同济医院接诊大夫郑伟的调查笔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补强证据1的证明力，认为与案件事实没有多大的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补强证据2没有异议，只能证明是公司的员工。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申请证人证人蔡某甲、蔡某某、王某某出庭作证。
证人蔡某甲的证言证明如下问题：蔡某甲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阿旗营业部工作，是保险代理人。原告投保的主险智盈人生主险（保额100000元）和无忧意外险（保额60000元）是由其承办的，原告通过邮政储蓄转账的形式，交纳的保费为一年度的保费是4000元。2015年3月5日原告给我打电话报案称刘某某摔伤，在3月6日告诉我刘某某已经去世。
原告方对证人蔡某甲的证言质证称：没有异议。证言真实，能够确认受益人最初报案的陈述为摔伤，并且该证人能确认他出具的手抄单的真实性。
被告方对证人蔡某甲的证言质证称：证人陈述的出险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录入系统，我们系统显示的录入时间是为3月18日，超出了应当报险的时间。
证人蔡某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如下问题：2015年农历正月十五早晨五点多钟，我看到东院邻居刘某某摔着了，她是被砖绊倒，头的右侧摔到园子门的台阶上，脑袋上摔个大包。我和刘某某老伴没让刘某某起来，然后我和她老伴把刘某某扶进屋子，后来看见摔的很重，进屋后我们才说点话，接着找的本村大夫。
原告方对证人蔡某甲的证言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能够证明刘某某摔倒是意外摔伤，头部有外伤。
被告方对证人蔡某甲的证言质证称：证人陈述前后不一致，是矛盾的。
证人王某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如下问题：事故发生后，我出诊去的刘某某家，出诊发现她的头部右侧耳朵上有一个包，没有出血，诊后我建议去医院处理，因为我认为没有做外伤处理的必要，就没有进行处理。是我开车送刘某某去的医院，是在阴历正月十五早晨5点40左右从家走的。到医院以后刘某某是自己下的车，她头脑当时是清醒的。
原告方对证人蔡某甲的证言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无异议。
被告方对证人蔡某甲的证言质证称：只能证明被保险人出险的事实，与身故的原因没有因果关系。
被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为：第一组证据：平安人寿保险条款解释和阿旗同济医院病历。证明1、保险合同条款中第7.1条中明确约定了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2、根据阿鲁科尔沁旗同济医院的病历记载被保险人的死因是“脑出血”“多器官功能衰竭”，即说明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是因为疾病，原告的理赔申请不符合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的约定。因此，被告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二组证据：火化证、理赔申请资料各一份。证明1、保险合同条款中第3.2条中对于及时通知义务明确约定为：“受益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5日内通知保险人”；2、根据理赔申请资料中客户报案信息显示的时间可知，被保险人出险是在2015年3月5日，而报案时间是2015年3月18日，因此，受益人的通知时间超出了保险合同的规定，根据保险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保险人不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3、火化证上记载被保险人的死亡时间是2015年3月5日，而火化时间是2015年3月7日，这与当地的风俗习惯不符，有悖常理，且由于被保险人在短时间内被火化，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难以确定，因此，对于被保险人的死亡，被告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原告对被告方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中的保险条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保险公司单方的条款，不能证明被告证明的问题，另外该保险条款中第7.1条意外伤害中所指的意外伤害事件，而本案中是非本意的、突发的、非疾病的摔伤，并非是免赔条款；对病例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能证明入院时陈述是患者在做家务时摔倒，能够证明是意外伤害。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通知义务是5天，而受益人的实际通知时间是3月5日，3月18日是被告方内部在系统的报案，该报案时间与被告方单位的职工蔡某甲的证人证言相符，即请求理赔的时间，不是报案的时间，通知时间没有超出规定时间。3月6日原告已经通知了蔡某甲，被告方没有调查，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原因。
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举证意见、质证意见、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以及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原、被告提举的证据认定如下：1、阿旗同济医院住院病历（病案首页、死亡记录、出院记录）。该组证据原、被告均向法庭提交，记载了被保险人刘某某2015年3月5日7时03分入院；入院情况为：患者家属代述，患者在做家务时突然跌倒，继发意识不清，CT示脑出血；入院诊断：脑出血，给予颅内血肿微创穿刺引流术，术中抽出不足20ml凝血块；2015年3月5日18时11分死亡。被告方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2、阿旗同济医院CT室技师郑伟的证言材料。被调查人虽未出庭作证，但该组证据的证言材料中所叙述的为被保险人2015年3月5日晨到同济医院后，该技师第一时间对被保险人做了最初诊查，能够证明被保险人头部有外伤而入住该医院接受外科治疗，该组证据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特征，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3、证人保险代理人蔡某甲的证言。因其本人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阿旗代理处保险代理人，其本人证明投保人向被告方缴纳了寿险主险及附加险的保费，事故发生时，寿险主险及附加险合同在保险期内，被告对此没有异议，可以认定。另外作为保险代理人证实的意外事故发生之后的当日，被保险人的受益人已经通知了事故的过程，能够证实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知晓保险事故的发生，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的证明力予以认定。4、证人蔡某某的证言。因其本人与被保险人为邻里关系，在被保险人摔伤后就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了解了真实情况，能够证明被保险人在2015年3月5日晨意外摔伤，该证据属于直接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5、证人王某某的证言。因其本人属于该村诊所医生，有执业医师资格，符合从医执业要求。被保险人摔伤后他为第一个受理、处置病患的医生，该证言属于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被保险人在2015年3月5日晨意外摔伤后转入阿旗同济医院治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对被告保险支公司提举两组证据，被告提交的医院病历与原告提交的病历一致，双方都没有异议，予以确认；对平安人寿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真实性原告方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火化证、客户理赔资料原告方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15日，原告作为投保人为被保险人刘某某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办理了投保手续，并通过邮政储蓄系统向该保险公司缴纳了保费4000元，保险单号为p310000005436074，主险为智盈人生（万能型）保险，保额为10万元；附加无忧意外险6万元，该主险及附加险均在保险期内。被保人刘某某与投保人（受益人）姚川祥为母子关系。被保险人刘某某身故后，原告于年月日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保险支公司赔付了主险保额10万元，附加无忧意外险6万元拒绝赔偿，理由是被保险人为疾病死亡，属于非意外伤害。原告作为保险受益人于2015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被保险人在死亡前发生了意外摔伤事件，而该事件发生后被保险人的健康迅速恶化并导致死亡，就此可以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据标准和相关因果关系的理论推断认为，意外摔伤事件的发生是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起因。医疗机构的病历记载及诊断并不能排除被保险人系因发生意外摔倒造成此后的系列症状直至最后死亡结果的发生，两者并不矛盾。因保险合同的解释属于合同解释的一种，而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中，对“意外事故”已有明确释义，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因此，作为被保险人的受益人的原告有权利主张被保险人因意外死亡而获得平安附加无忧意外险的赔偿，其理由正当充分，本院应予以支持。原告方虽未提供平安附加无忧意外险合同文本，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保险协议、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已支付保险费凭证灭失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可以证明存在保险关系，保险人否认又不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主张”之规定，应当对该附加险最高保险金额60000元予以支持。被告方认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在5日内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主张，因意外事故发生之后，被保险人的受益人已经在当天通知了保险代理人，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之规定，对被告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姚川祥保险金6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向钧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张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