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3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严龙。
委托代理人：郑学明，重庆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伦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亚。
上诉人蒋严龙与被上诉人高伦均、王伟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1602号民事判决，蒋严龙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秀良（担任审判长）、夏东鹏、代理审判员王丽丹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严龙的委托代理人郑学明、被上诉人高伦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伟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蒋严龙系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服务批发市场的经营者。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6月21日期间，高伦均陆续从蒋严龙处领取了价值人民币195836元的服装。
嗣后，蒋严龙与高伦均、王伟亚就上述货款的支付问题产生争议，蒋严龙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审理中，蒋严龙为证明本案争议的事实提交以下证据：
1、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6月21日发货清单一张。该发货清单记录了发生在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6月21日期间发货交易及退货交易的数量和金额。其中，发货交易记录对应签收人的签名为“高健”“王伟亚”。2013年5月4日货物签收人为“黄飞”，并载明2013年5月5日付款5000元，2013年5月11日收到付款20000元，2013年6月3日付款15000元，2013年6月7日付款15000元，2013年6月27日转账30000元，2013年7月3日转账20000元。
同时，蒋严龙对于该份发货清单陈述如下：王伟亚通过电话联系蒋严龙确定其需要购买的货物数量及价格并告知蒋严波由高伦均代为提货和签收，蒋严龙与王伟亚之间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发货清单是蒋严龙在各次发货给高伦均后自行记录的，由高伦均签名“高健”“王伟亚”确认收货，但均没有王伟亚本人签收的情况，高伦均在蒋严龙处提货时称其是代王伟亚收货的，但蒋严龙当时并不了解高伦均与王伟亚的实际关系；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6月21日期间，高伦均共计从蒋严龙处拿货价值195836元，该数额已经减除了发生的退货金额，交易完成后王伟亚曾向蒋严龙的账户内支付了100000元的货款，收到高伦均代王伟亚支付的5000元现金，现尚欠的货款数额为90836元。除了该份发货清单所列明的交易之外，蒋严龙未再和高伦均、王伟亚发生交易往来。
2、2013年5月9日至2013年7月3日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五份；2014年6月5日交通银行个人（存款）回单一份。拟证明：2013年5月9日王伟亚通过其银行账户向蒋严龙的银行账户内支付货款2万元，2013年6月3日支付货款1.5万元，2013年6月9日支付货款1.5万元，2013年6月27日支付货款3万元，2013年7月3日支付货款2万元的事实。从而证明王伟亚在蒋严龙处购买了服装并支付了部分货款，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高伦均对以上蒋严龙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蒋严龙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中，发货清单中所有收货人“高健”“王伟亚”的签名均系高伦均所签，“黄飞”为高伦均负责打包的同事，系高伦均委托黄飞去蒋严龙处取货。“高健”是惯常交易中对高伦均的另一个称呼。高伦均确实从蒋严龙处签收了发货清单中的货物，且所有货物高伦均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退货也是由高伦均交还给蒋严龙的，但高伦均不是实际购货人。高伦均对于发货清单上载明的单价和总价均不清楚，高伦均只是负责替王伟亚提货物和发货物。除了该份发货清单上所列明的交易货物之外，高伦均没有再从蒋严龙处拿货发送给王伟亚了。
另外，蒋严龙在一审审理中明确陈述：本案所涉交易货物的买方是王伟亚，高伦均并不是购买人，高伦均只是负责将王伟亚通过电话所购买的货物打包运输。由于王伟亚否认其作为买方向蒋严龙购买货物的事实，为了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故蒋严龙将高伦均与王伟亚一并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并要求高伦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同时，高伦均为证明其不是本案所涉交易的实际购买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3年4月22日至2013年4月23日期间的航空货运单副本3（结算联）18张。拟证明：高伦均从蒋严龙处拿货后将货物打包以航空货运的方式发给王伟亚的事实，以上是高伦均发货后留存的单据，目前没有王伟亚签收的单据提交。
2、2013年3月16日，落款签名为“王伟亚”的留言说明一份，内容为“孙姐，我赶时间去机场了，你的电话打不通，今后朝天门市场的看货，打包，托运，一切拜托你和高健了”。该份留言系王伟亚写给“孙姐”的，“孙姐”与王伟亚都是到重庆市朝天门交易市场购货的买受人，目前无法落实“孙姐”的具体姓名和下落。该证据拟证明：王伟亚系本案涉诉货物的实际买受人，高伦均只是负责打包运输。
蒋严龙对以上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中航空货运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的内容与事实基本相符，但王伟亚或高伦均并未向蒋严龙出示过该份说明，王伟亚应对该份证据进行解释。
王伟亚对以上高伦均提交的证据2发表书面质证意见：高伦均提交的留言便签上“王伟亚”的签名不是王伟亚本人书写的，该份证据与王伟亚及本案均无关。
蒋严龙一审诉称：蒋严龙系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服务批发市场的经营者。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6月21日期间，王伟亚及高伦均陆续在蒋严龙处批发购买了价值人民币195836元的服装，尚欠货款90836元未付。蒋严龙向王伟亚及高伦均催收货款时，王伟亚拒绝支付尚欠的货款，高伦均称货物实际购买人是王伟亚，高伦均只是受王伟亚的委托将上述所购货物打包发货的承运人，也拒绝向蒋严龙支付尚欠的货款。故蒋严龙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1、王伟亚支付尚欠蒋严龙的货款90836元，并支付蒋严龙以90836元为基数，从2013年6月21日起至前述货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高伦均对前述王伟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王伟亚一审书面答辩称：王伟亚从未向蒋严龙购买服装，也从未委托他人从蒋严龙处购买服装。蒋严龙所持有的发货清单中所有收货人签名均为“高健”，有“王伟亚”的签名也并非王伟亚本人所签，应系他人冒名书写，该发货清单不足以证明王伟亚与蒋严龙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综上，请求依法驳回蒋严龙对王伟亚的诉讼请求。
高伦均一审答辩称：蒋严龙所持有的发货清单中所有收货人“高健”、“王伟亚”的签名均系高伦均所签，“高健”是惯常交易中对高伦均的另一个称呼。高伦均确实从蒋严龙处签收了发货清单中的服装，但所有服装高伦均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高伦均不是本案涉诉服装的实际购买人，实际购买人是王伟亚，高伦均只是接受王伟亚的委托负责将货物打包运输。故高伦均没有义务向蒋严龙支付货款及利息，应当由王伟亚向蒋严龙支付尚欠的货款及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蒋严龙与高伦均、王伟亚之间是否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评析如下：
首先，蒋严龙在审理中明确陈述，本案所涉交易货物的买方是王伟亚，高伦均并不是购买人，高伦均只是负责将王伟亚通过电话所购买的货物打包运输。由于王伟亚否认其作为买方向蒋严龙购买货物的事实，为了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故蒋严龙将高伦均与王伟亚一并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高伦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陈述系蒋严龙对本案所涉交易事实的自认，即蒋严龙已经明确认定了本案所涉交易货物的买受人系王伟亚而非高伦均，高伦均只是负责将王伟亚购买的货物打包运输，换言之，蒋严龙已经明确认定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其与王伟亚，而蒋严龙与高伦均之间并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故蒋严龙依据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要求高伦均对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蒋严龙在审理中陈述其与王伟亚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买卖交易系通过电话联系完成，为证明蒋严龙与王伟亚之间的存在交易关系，蒋严龙提交了发货清单一份及王伟亚银行账户向蒋严龙的银行账户转款100000元的交易记录。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由于蒋严龙与王伟亚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对于双方是否存在交易关系则需审查蒋严龙是否将货物交付给了王伟亚。一方面，蒋严龙提交的发货清单中所有交易明细均系蒋严龙自行书写记录，各笔交易货物的签收人为高伦均或高伦均委托的案外人黄飞，清单中未见任何王伟亚签收货物的记录，不足以证明货物已经实际交付给了王伟亚。另一方面，虽然蒋严龙认定高伦均系替王伟亚收货并运输，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高伦均虽陈述其从蒋严龙处签收货物后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但其提交的航空货运单据中并未见王伟亚的签收依据，不足以证明高伦均从蒋严龙处签收货物后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的事实；至于高伦均提交的落款为“王伟亚”给“孙姐”的留言说明，从该留言说明来源来看，高伦均无法说明“孙姐”的身份和下落，致使本院无法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核实，而从该份留言说明的内容来看，其亦未指明王伟亚从蒋严龙处购货而由高伦均代为签收运输的意思表示，故该份留言说明亦不足以证明高伦均系替王伟亚从蒋严龙处收货并打包运输的事实。因此，蒋严龙及高伦均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蒋严龙已经将涉诉货物交付给了王伟亚的事实，原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蒋严龙与王伟亚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理应由蒋严龙承担。另外，对于蒋严龙提交的王伟亚银行账户向蒋严龙的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的银行交易记录，银行账户之间的资金流转只是一个事实行为，仅凭打款凭证并不能说明款项的性质就是货款，而在蒋严龙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已经将涉诉货物实际交付给了王伟亚的前提下，该打款行为更不足以证明蒋严龙与王伟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退一步讲，即使该笔款项就是王伟亚支付的货款，基于前述分析，蒋严龙及高伦均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蒋严龙已经将涉诉货物交付给了王伟亚的事实，故原审法院无法对于蒋严龙的总供货量予以确认，进而无法对尚欠货款的数额予以认定。综上，蒋严龙要求王伟亚支付货款90836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蒋严龙要求王伟亚及高伦均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及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王伟亚经本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民事诉讼权利，原审法院可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蒋严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71元，减半收取1036元，由蒋严龙负担。
蒋严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由王伟亚和高伦均承担诉讼费。其理由为：1、朝天门服装市场的交易惯例是先电话联系发货，卖了货再付钱。2、高伦均在本案中要么是购买人，要么是王伟亚的委托代理人，不可能是第三种身份，原审判决认定其为搬运工不当。3、蒋严龙的证据已经形成锁链，能够证明卖给了王伟亚货物。
高伦均二审答辩称：服装是王伟亚订购的，高伦均只负责托运，对价格款式不清楚。
王伟亚二审未答辩。
二审诉讼中，蒋严龙申请对2013年3月16日落款签名为“王伟亚”的留言条（内容为“孙姐，我赶时间去机场了，你的电话打不通，今后朝天门市场的看货，打包，托运，一切拜托你和高健了”）中落款签名“王伟亚”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予以准许，但是王伟亚拒绝提供签名对照样本，以致无法进行鉴定。
本院认为，王伟亚在知悉鉴定事项后拒绝提供鉴定所需样本导致鉴定无法进行，应认为证明签名不属实的举证责任转由王伟亚承担。王伟亚未举证证明签名不属实，应认定上述留言条由其签署。上述便条原件为高伦均持有，在没有其他反证的情况下应认为是王伟亚交付高伦均，高伦均是受王伟亚委托代为购买和托运货物。蒋严龙举示的发货清单载明的货物数量，高伦均确认签收。结合上述留言条、航空货运单及高伦均和蒋严龙的陈述，应当认定王伟亚与蒋严龙存在买卖关系。虽然缺乏王伟亚对具体服装的签收单证，但发货清单记载的货物及金额为王伟亚委托购买和发货的高伦均签字确认，高伦均的签收应视为王伟亚收货，此外还有托运货物以及王伟亚向蒋严龙付款的事实印证，因此发货清单记载的货物及价款应予认定。该清单由高伦均签字确认的货物价款超过蒋严龙主张的90836元，蒋严龙主张扣除退货以及王伟亚已支付货款后，王伟亚尚欠货款90836元。王伟亚未举示反证推翻前述欠款金额，该欠款事实应予认定。
根据上述分析认证，本院认定2013年3月28日至6月21日，王伟亚向蒋严龙购货后欠货款90836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相同。
本院认为：蒋严龙与王伟亚的服装交易属于即时清结的现货交易，王伟亚购货后即应付款。王伟亚至今未付款，蒋严龙有权要求其支付货款及资金占用损失。双方交易截止于2013年6月21日，蒋严龙要求从该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至于高伦均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确如原审法院所述，蒋严龙主张的买方是王伟亚，高伦均不是买方，蒋严龙与高伦均并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所以蒋严龙依据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要求高伦均对货款及资金占用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基于上述认定，根据二审新查明的案件事实，应对原审判决加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8日作出（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1602号民事判决；
二、王伟亚于本判决生效后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严龙货款90836元及该款自2013年6月21日至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三、驳回蒋严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诉讼费2071元，减半收取1036元，由王伟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71元，由王伟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秀良
审 判 员 夏东鹏
代理审判员 王丽丹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吴跃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