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全民再初字第2号
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原告）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委会南江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粟臣，该村民小组组长。
申诉人（原审原告）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委会独田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王金坤，该村民小组组长。
以上两申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苏群，桂林市星宇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全州县才湾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蒋国强，镇长。
委托代理人滕小银，男，才湾镇人民政府干部。
委托代理人黄玮全，男，才湾镇人民政府司法所干部。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蒋启良，男，1962年10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委会南江村。身份证号：4523231962********。
委托代理人赵俊年，男，45岁，汉族，全州县水电局干部。
原审被告全州县才湾镇林场。
负责人唐小庆，该林场负责人。
原审第三人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谷汉新，该村委会主任。
原审第三人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委会看守（家）冲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刘治武，该村民小组组长。
申诉人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委会南江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南江村）、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委会独田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独田村）因与被申诉人全州县才湾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才湾镇政府）、蒋启良、原审被告全州县才湾镇林场、原审第三人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委会（以下简称新村村委）、原审第三人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委会看守冲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看守冲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2）全民初字第293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桂林市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3月5日作出桂市检民抗字（2013）3号民事抗诉书，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1日作出（2013）桂市民抗字第1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全州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罗军、蔡亮出庭支持抗诉。申诉人南江村、独田村及其委托代理人苏群，被申诉人才湾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滕小银、黄玮全，被申诉人蒋启良及其委托代理人赵俊年，原审被告全州县才湾镇林场、原审第三人新村村委到庭参加诉讼。经合法传唤后，原审第三人看守冲村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1985年3月6日，被告全州县才湾镇人民政府（下称才湾镇政府）与原告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民委员会南江村民小组（下称南江村）、第三人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民委员会（下称新村村委会）签订《才湾乡南江林场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南江村和新村村委出土地，兴办南江林场［又名李子漕（槽）林场］，林场土地权属归南江村和新村村委，使用权归才湾镇林场（李子漕林场属于才湾镇林场）。收益分配，南江村按占地面积13%收益分配，新村村委按占地面积6%收益分配，才湾镇林场分别按87%和94%收益分配。协议书未约定土地使用期限。1987年11月30日，被告全州县才湾镇林场（下称才湾镇林场）、才湾镇政府与原告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民委员会独田村（下称独田村）和第三人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民委员会看守冲村民小组（下称看守冲村）签订《合同》。合同分别约定，独田村、看守冲村出土地给才湾镇林场植树造林，待林木砍伐时，独田村、看守冲村分别按占地面积纯收入的13%分配。合同没有约定林场对土地的使用期限。2002年9月1日，才湾镇政府、才湾镇林场与二原告及第三人就收益分配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各村按林场所占各村土地纯收入的13%进行分配。2011年5月23日，才湾镇政府、新村村委、独田村与被告蒋启良签订《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蒋启良承包李子槽林场的土地，承包期限30年，30年后土地退给各村。收益分配：才湾镇政府按7%分成，新村村委按6%分成，南江村、独田村、看守冲村各按13%分成。独田村代表刘祥伟、蒋学坤在合同上签名，蒋启良、新村村委主任谷汉新、才湾镇政府在合同上签名、盖章。南江村、看守冲村未在合同上签名。2011年9月份，才湾镇政府、新村村委、南江村、独田村、看守冲村开会协商，形成方案。方案内容由各村承包各村在才湾镇林场的土地，承包期30年，30年后土地由各村收回。才湾镇政府一次性收取7%的林场收益款。2011年10月18日，看守冲村与才湾镇政府按协商的方案签订《合同》，承包本村在才湾镇林场的土地。南江村、独田村由于本村意见不统一，一直未与才湾镇政府签订承包合同。2012年2月27日，才湾镇政府在南江村、独田村拒不签订承包合同的情况下，与蒋启良签订《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造林合同》。合同约定，李子槽林场除看守冲村的土地外，其余承包给蒋启良经营30年，30年后土地由各村收回。收益分配南江村、独田村各按13%分成，新村村委按6%分成，才湾镇政府按7%分成，才湾镇政府7%的收益款，一次性给付。合同签订后，双方按合同履行，蒋启良对林场进行管理和经营。
原审审理认为，2011年5月23日，独田村代表在合同上签名，同意本村在才湾镇林场的土地给蒋启良承包经营。2011年9月，二原告及第三人与才湾镇政府经过协商，形成由各村承包本村在才湾镇林场的土地的方案，由于二原告内部意见不统一，一直未与才湾镇政府签订承包合同。2012年2月27日，在二原告不与才湾镇政府签订承包合同的情况下，才湾镇政府才与蒋启良签订《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造林合同》。造林合同的收益分配与以前一样没有改变，没有损害原告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笫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必须具备以下情形之一：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湾镇政府与蒋启良签订的造林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起诉要求确认才湾镇政府与蒋启良签订的造林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民委员会南江村民小组、全州县才湾镇新村村民委员会独田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777元，由二原告负担。
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审判决中“才湾镇政府与蒋启良签订《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造林合同》的收益分配与以前没有改变，没有损害原告的利益”这一认定缺乏证据证明。才湾镇政府在没有与联营各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下与联营之外的第三人签订承包合同，将林场的经营权自行设定为30年的期限，由蒋启良一次性给付才湾镇人民政府7%的收益款129130元，从合同内容上看，蒋启良名为承包，实际是以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买断了林场30年的经营管理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权利义务只发生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涉及合同第三人的权利，只有在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当事人双方可约定向第三人利益为给付；《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造林合同》中才湾镇人民政府和蒋启良虽然约定了南江村、独田村的收益分配条款，且相比原协议两村收益比例不变，但同时也约定了本合同中双方的收益分配条款，并将经营期限设定为30年，因此并非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而是对原联营收益权的变更；作为林场联营各方的申诉人南江村、独田村未参与该协议，其联营收益权并不能因该合同的收益分配条款得到保障，因此，《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造林合同》实际上损害了二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一方经得对方同意，可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是多方合意行为，并不仅因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即合法有效；如未经合同对方当事人同意，将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的，其转让行为无效。二申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造林合同》约定的内容，因此才湾镇人民政府将原《才湾乡南江林场协议书》、《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蒋启良的行为是无效的。原审判决认为《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造林合同》未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第（二）款的规定，但并未适用《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认定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的效力。综上所述，全州县人民法院（2012）全民初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六）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申诉人南江村、独田村申诉称，1985年至1987年，才湾镇政府与申诉人及第三人等多方协商兴办林场，分别签订了《才湾乡南江林场协议书》等合同。合同约定，由南江村、独田村及新村村委等集体出土地（山场），才湾镇政府负责种植、管护、砍伐等义务，新村村委负责维护、保护。收益按比例分享，南江村、独田村占13%每亩，新村村委占6%每亩，其余归才湾镇政府享有。可见，合办的林场属于合伙制经济实体，带有股份合作的性质。南江村、独田村、看家冲村、新村村委、才湾镇政府均是该林场的合伙人，或者叫股东，或者叫出资人。申诉人以让度土地使用权的形式出资入股而成为股东。该林场自办成后，股东之间关系较好，各方配合，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但自2002年合伙人之间签订“收益分配”补充协议之后，才湾镇政府对林场只有索取，没有投入，只砍不种，效益逐年下滑。2011年5月开始，才湾镇政府便想把林场出卖给蒋启良，申诉人坚决反对。2012年2月，镇政府为了自身眼前利益，便擅自与蒋启良签订造林合同，把林场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擅自低价卖给蒋启良。他们之间的合同约定，南江林场承包给蒋启良经营30年，由蒋启良一次性给付才湾镇政府7%的收益款129130元。从合同内容看，蒋启良名为承包，实则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买断了林场30年经营权。申诉人林场的收益权和上千亩土地的30年使用权被剥夺了。虽然才湾镇政府与蒋启良在造林合同中约定申诉人的收益条款，但这种强买强卖的行为，令申诉人不能接受。才湾镇政府作为南江林场的合伙人与申诉人具有合伙关系，双方签订有合伙性质的协议，应当履行好自己的义务维护全体合伙人的利益。但其为了自身眼前的利益，抛开其他合伙人，并出卖申诉人的利益，把其经营的林场承包（名为承包实为贱卖）给他人，从根本上违反了一九八五年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仅凭这一点，申诉人完全可以解除一九八五年合同，把土地收回来自己经营。才湾镇政府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想继续与申诉人合伙办林场，自愿退出合伙，应当与申诉人协商解除一九八五年兴办林场的合同，并将土地交回给申诉人。然而，才湾镇政府为了自身眼前利益，不顾申诉人的反对，并以牺牲申诉人的土地利益为代价，将合伙中的所有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蒋启良。其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该法条规定：“合同当事人一方经得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言下之意，未经对方同意是不能转让的，否则就是违约。而蒋启良明知申诉人反对，却仍然接受才湾镇政府的转让，与镇政府签订了合同，明显属于恶意串通。因此，他们之间订立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申诉人利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为此，申诉人诉至全州县人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但全州县人民法院在作出判决时没有严格审查申诉人与镇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把镇政府与申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作为本案处理的基础事实，进而适用法律错误，形成了错误判决。此外，全州县人民法院严重误解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把申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确认之诉当作财产争议（给付之诉）来对待，把应当按件收取的诉讼费理解成按标的收取诉讼费，进而错误地以整个南江林场的价值为依据收取诉讼费，让申诉人交纳高达2万余元的诉讼费，造成申诉人再也无力交纳上诉费用的困难。申诉人希望能通过申诉渠道得到救济。
被申诉人才湾镇人民政府辨称，一、桂林市人民检察院称原审二原告与答辩人系联营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联营在法律上具有显著特点：一是联营各方对联营体均有生产经营执行权，经协商各方均有权被授予代表人的资格；二是联营期间，有关联营重要事项均由联营各方共同决定；三是联营各方对联营均享有各自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四是联营各方对联营体共担风险。在本案中，虽然二申诉人提供土地，按合同比例享受分红，但对林场的经营没有生产经营、执行、决定、协商和表决权，并不参与林场的经营，所有的经营管理都由答辩人决定，并指派政府干部和答辩人聘请的林场管理人员实行。同时，不管任何债务和亏损，只有在林木砍伐时，扣除工本费等成本后，按纯利进行分成。但如果林场因经营不善而造成巨大亏损从而有债务时，全部由答辩人承担，原审二原告不承担任何的连带责任。在《才湾乡南江林场协议书》明确指出“才湾乡政府决定举办南江林场”、“使用权属林场所有”，为此，双方不是联营关系。二、答辩人与原审二原告的协议实质上是土地承包协议，答辩人在本案中是土地承包方，原审二原告是发包方。土地承包协议是土地所有人将土地发包给土地承包人并就相关权利义务达成一致协议。在土地承包关系中，土地承包方对土地享有土地使用权、经营自主权、产品处置权、土地流转权和土地被征用时获得补偿权，这是土地承包最明显的特点。在本案中，原审二原告对林场土地没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经营管理权、产品的处置权和土地流转权，这些权利是答辩人专享。在《才湾乡南江林场协议书》中“才湾乡政府决定举办南江林场”、“林场范围内的山权，属南江村的山场归南江村所有，属新村村委会集体的山场归新村村委会所有。使用权属林场所有。”、“不连片的五亩以下的青山和其它山场由林场种植、管护、砍伐、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损坏。”明确指出土地使用权、经营管理权、林木处理权属于答辩人，符合土地承包性质，显然不符合联营、合伙的特征。而答辩人与原审原告独田村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经过双方全体干群反复协商、讨论，特达成供给土地、承种林木及比例分成合约如下：”，这里是指由原审原告独田村供给土地、答辩人承包种植林木及承包费达成的合约，再一次明确了土地承包关系。三、桂林市人民检察院以联营关系为着眼点，认为答辩人的转包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将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属无效协议，这都是与事实和法律相违背的。在2011年5月23日，答辩人才湾镇人民政府就与二原审原告和第三人看家冲村、新村村委会干部代表进行协商，将李子槽林场转租给个人经营，实际上是由原审被告蒋启良经营，因为蒋启良作为乙方参加协商，并当天书写了《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承包合同》，原审原告独田村、第三人新村村委会和二答辩人签字认可，这合同对原审原告独田村和第三人新村村委会具有法律效力，证明原审原告独田村与第三人新村村委会同意答辩人才湾镇政府将李子槽林场交由原审被告蒋启良经营。其次，才湾镇政府将李子槽林场给原审被告蒋启良承包经营是否取得原审原告南江村的同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在前面已明确双方是土地承包关系，按照法律规定，答辩人依法享有土地流转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单位和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只有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承包经营才必须取得原审原告南江村的同意，而原审被告蒋启良是原审原告南江村村民，不需要取得原审原告南江村的同意就可以签订转包合同。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其它方式流转的，应经发包方备案”的规定，答辩人才湾镇人民政府与蒋启良的合同是转包合同，依法不需要经发包方同意。综上，请驳回申诉，维持原判。
被申诉人蒋启良辩称，一、独田村已于2011年5月23日在答辩人与才湾镇人民政府等签订的《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承包合同》上签了字，应当认定为独田村同意将林场承包给答辩人。二、按照85年、87年的相关协议规定，由南江、独田等村出土地，由政府出面组建林场进行经营管理，也就是说对林场的具体经营管理均由镇林场自行决定，相应各村只按土地面积分享收益，并不对林场的具体经营行为进行干预，也不对林场的亏损负责。由镇林场自行决定经营的方式（包括种植的作物种类等），双方并没有对经营期限作出约定，按照《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林地的承包经营期限为30－70年。在此期间内镇林场可决定其经营方式和方法，且镇政府将林场承包给答辩人后，并没有改变申诉人收益的比例，也就是说承包后与承包前，申诉人的利益没有一点点损失。三、才湾镇政府于2011年11月14日通知了被答辩人南江村，可由该村优先承包，但该村并未提出异议，放弃了优先权，而答辩人作为被答辩人南江村的村民，按照土地承包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有权承包才湾镇林场所属的南江村土地范围的山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13条规定，镇政府已通知南江村，但南江村无法定理由不表态或拖延表态，镇政府为使林场正常经营不受影响，完全可与答辩人签订合同。答辩人与才湾镇政府签订的承包合同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四、才湾镇政府并未将林场转卖，而是进行承包，其一次性收取承包费，只是承包费的支付方式不同而已，并未将林场的经营权和土地权属进行转让，也没有超过林地承包最长70年的限制性规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五、答辩人与才湾镇林场签订的承包合同并未违反原协议各单位于2002年9月1日及其它生效合同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各方的利益，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情形，应属有效、合法合同。
六、检察机关的抗诉书中提到：“南江、独田村未参与该协议，其联营收益权并不能因为该合同的收益分配条款得到保障”从而推定损害了二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是十分片面的。因为任何合同、协议只能先从文字上进行约定，文字的约定并不100%保证合同的全部执行，只要文字上作了约定，从合同的完整性来讲《承包合同》约定了被答辩人的利益，该合同就没有损害其利益，且合同并没有概括转让，若有损失，镇政府和答辩人均可按照法律规定连带承担被答辩人所受利益的责任。因此，抗诉机关认为被答辩人利益受到损失的理由是十分片面的，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七、镇政府与答辩人签订的并不是85年协议的概括转让，镇政府仍是林场的主管机关。答辩人只是承包性质，若是概括承受答辩人就要承担原林场的一切权利、义务。（包括原债权、债务）一并转让，而答辩人只对承包后的义务承担责任，且镇政府仍是85年协议的承担方，并没有将85年协议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答辩人，抗诉机关适用合同的概括转让无事实依据。八、按照法律规定，被答辩人完全可在上诉期间内行使上诉的权利，其没有上诉说明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可按合同标的收取诉讼费，若申诉人真有困难可申请免交、减交，上诉费不是不能上诉的理由。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判正确，请予维持。
原审被告全州县才湾镇林场未做书面答辩，在庭审中答辩称同意被申诉人才湾镇人民政府的意见。
原审第三人新村村委会未做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述称同意被申诉人才湾镇人民政府的意见。
原审第三人看守冲村既未做答辩，也未参与本案的庭审。
经本院再审查明，在庭审中，被申诉人才湾镇政府、蒋启良，原审被告才湾镇林场，原审第三人新村村委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两申诉人除了对2011年9月份协商方案有异议外，对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但在再审过程中，两申诉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材料，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1年9月，才湾镇政府、新村村委、南江村、独田村、看守冲村为李子槽林场的承包问题，口头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如果各村愿意将各自的林场承包回去，须将7%的林场收益款（承包费）一次性交给才湾镇政府，如果届时没有交齐，才湾镇政府有权对外发包。同年10月18日，看守冲村依约交清款后与才湾镇政府签订了《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转包合同》，承包了本村在才湾镇李子槽林场的土地。南江村、独田村由于本村村民意见不统一，未交清承包费。同年11月，才湾镇政府发出书面通知，告知两村于2011年11月21日前交清承包款并签订承包合同，如逾期将视同自愿放弃优先承包权，镇政府将对外发包。通知到期后，两村一直未与才湾镇政府签订合同。
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才湾镇政府兴办李子槽林场与各方签订合同，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联营关系还是土地承包关系？2、才湾镇政府与蒋启良签订《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造林合同》是否必须经申诉人同意？3、才湾镇政府与蒋启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有否恶意串通行为？是否损害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4、才湾镇政府与蒋启良签订合同，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是否无效？
本院认为，1985年，被申诉人才湾镇政府决定兴办才湾镇李子槽林场，为了解决土地使用的问题，于1985年、1987年分别与南江村、新村村委、独田村、看守冲村签订协议，约定由各村提供土地，土地所有权不变，林场享有使用权，届时分取一定的收益。李子槽林场是才湾镇政府根据当时的政策成立并直接管理的一个镇办林场，镇政府有权决定林场的经营方式、林场的经营管理、决策等大小事项，两申诉人及其他当事人均无权参与，也不承担林场的风险亏损，因此不具有联营或合伙的法律特征。本案中，李子槽林场使用各村的土地，在土地上种植林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砍伐后支付给各村一定的利益，其实际双方之间是一种土地承包关系。其中1987年11月30日，在与独田村签订的合同中写道“经过双方全体干群反复协商、讨论，特达成供给土地，承种林木及比例分成合约如下”，对于双方的承包关系，在这份合同中表述得很清楚，南江村、看守冲村的合同其内容和独田村的合同基本一致。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承包人可以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才湾镇政府为李子槽林场转包一事，在与当事人自愿协商的基础上，于2011年5月23日签订了《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承包合同》，原审第三人新村村委、申诉人独田村、被申诉人蒋启良在合同上签了字，该合同对签字方有效。南江村和看守冲村没有签字，该合同对南江村和看守冲村没有法律效力。2011年9月，才湾镇政府、新村村委、南江村、独田村、看守冲村再次为李子槽林场的承包问题，经自愿协商，口头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如果各村愿意将各自的林场承包回去，须将7%的林场收益款（承包费）一次性交给才湾镇政府，如果届时没有交齐，才湾镇政府有权对外发包。同年10月18日，看守冲村依约交清款后与才湾镇政府签订了《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转包合同》，承包了本村在才湾镇李子槽林场的土地。同年11月，才湾镇政府在南江村、独田村迟迟不签合同的情况下，发出书面通知，告知两村于2011年11月21日前交清承包款并签订承包合同，如逾期将视同自愿放弃优先承包权，镇政府将对外发包。以上事实说明，被申诉人才湾镇政府在转包李子槽林场的土地使用权时，与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充分考虑到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考虑到了各方承包优先权的行使问题，并给了较长的行使权利时间，各方应当诚实信用、遵守约定。南江村和独田村没有行使优先承包权，应似为放弃承包权，且根据各方达成的口头协议，被申诉人才湾镇政府有权对外发包，两申诉人称转包没有经过其同意，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2012年2月27日，被申诉人才湾镇政府、蒋启良签订的《才湾镇李子槽林场土地造林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没有损害各方利益，合同有效。关于合同中约定的三十年承包期限问题，本院认为，三十年承包时间，符合林木的生长、砍伐周期，符合合同的目的，没有违反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最长承包年限，该条款有效。综上，两申诉人申诉称才湾镇政府与蒋启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恶意串通，损害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与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2）全民初字第293号民事判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1777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银行帐号：304216301040001416，开户行：桂林农行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唐海军
审判员 陈际伟
审判员 张道忠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