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民二终字第4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燕。
委托代理人：辛化歧，北京市凯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新超，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一）：安徽益力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吉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葛长金，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二）：合肥益力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界首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吉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葛长金，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三）：安徽天徽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勇，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新国，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四）：刘珍。
委托代理人：孙新国，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五）：刘彬。
委托代理人：孙新国，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六）：余华菊。
委托代理人：孙新国，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七）：余华芳。
委托代理人：孙新国，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八）：刘吉芬。
委托代理人：孙新国，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燕因与被上诉人安徽益力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力商贸公司）、合肥益力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力建材公司）、安徽天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徽集团公司）、刘珍、刘彬、余华菊、余华芳、刘吉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皖民二初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京平、代理审判员李相波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陈明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11日，益力商贸公司、益力建材公司、天徽集团公司、刘珍、刘彬、余华菊、余华芳（甲方）、孙燕（乙方）、刘吉芬（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合同主要约定：一、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安徽益力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力典当公司）30%股份（其中刘彬8.05%，余华菊8.75%，余华芳8.75%，刘珍4.45%）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格为2400万元；二、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全额支付给甲方；三、甲、乙双方同意上述股权转让款由乙方指定的乙方债务人代为支付，并足额汇入益力商贸公司账户。……［具体付款人见《孙燕出资款明细表（由其债务人代为支付）》］；四、鉴于典当行业的相关特别规定，本次股权转让需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并在规定期限届满后，方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此本合同各方同意作以下特别约定：（一）在本合同签订且乙方付清股权转让款之后，甲方即认可乙方的股东身份和地位，乙方有权按其30%的股权比例享有公司法规定的一切股东权利，同时承担股东义务。（二）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前和之后，乙方均有权委派一人担任益力典当公司董事会董事并兼任副总经理、委派一名财务人员担任出纳会计或主办会计，但其任职资格必须通过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查。（三）一旦变更登记的法定条件满足（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两年），甲方应当积极负责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予以配合，届时该变更登记手续应当在30日内办理完毕。（四）在变更登记手续办理之前，甲方承诺不得将已转让给乙方的股权另行处置。（五）如本次股权转让行为非因本合同各方自身原因而最终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各方仍认可本合同对各方的约束力，乙方仍按原方式行使股权，乙方如需向甲方返还股权应征得甲方同意；五、本合同签订后，各方均应严格履行，在股权变更登记满足法定条件后，甲方如违约拒不办理相关手续，或将本合同约定股权另行处置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除按股权转让款的50%向乙方赔偿外，甲方同意另按照乙方应持有的股权实际市值的一倍金额支付给乙方。丙方自愿为甲方履行本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六、各方如有其他违约行为，均按实际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孙燕出资款明细表（由其债务人代为支付）》载明：2009年11月9日，安徽惠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分两笔向益力商贸公司汇入960万元和1000万元；安徽省永安建筑有限公司庐阳区分公司分两笔向益力商贸公司汇入10万元和190万元；安徽省（合肥）海明加气块有限公司向益力商贸公司汇入200万元；张青向益力商贸公司汇入40万元，合计2400万元。
2010年2月2日，益力典当公司领取《典当经营许可证》。2010年3月5日，益力典当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益力典当公司工商注册信息载明：益力建材公司出资500万元，占出资比例6.25%；余华芳、刘珍、余华菊各出资700万元，各占出资比例8.75%；刘彬出资644万元，占出资比例8.05%；益力商贸公司出资1450万元，占出资比例18.13%，天徽集团公司出资3306万元，占出资比例41.33%。
2010年3月24日，益力商贸公司（甲方）与孙燕（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就益力典当公司相关经营事项作出约定，主要内容为：甲方委派财务总监、主办会计，乙方委派出纳会计，总经理由益力典当公司外聘，副总经理由乙方担任；益力典当公司需要融资时，除根据《典当管理办法》向金融机构借款外，可以向各股东借款，借款利率根据借款当时具体情况由甲乙双方另行商定；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典当余额在股本金以内的收取当金2%的综合费用等。
另查明：2013年11月18日，安徽省商务厅下发给合肥市商务局的皖商执流通（2013）625号《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同意安徽益力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批复》载明：同意益力典当公司因业务经营需要，将原法人股东益力建材公司所持6.25%股权、原自然人股东刘彬所持8.05%股权全部转让给淮南胜翔工贸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原刘吉芬变更为王俊。
证人刘某出庭作证陈述，其受孙燕委派担任益力典当公司会计，于2013年8月离职；其知晓益力典当公司被收购事实；离职时签署过交接表。
2014年2月7日，孙燕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孙燕认为被告一至被告七在合同约定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条件满足后，未依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擅自将上述30%的股权转让他人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违反《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该院判令：一、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二、被告一至被告七共同返还孙燕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赔偿孙燕1200万元，并按益力典当公司30%股权市值的一倍金额即6900万元（暂定数额，最终以审计鉴定数额为准）支付给孙燕；三、被告一至被告七共同赔付孙燕2010年1月11日至2014年1月14日期间益力典当公司的30%股权红利损失4500万元（暂定数额，最终以审计鉴定数额为准）；四、刘吉芬对七个被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五、诉讼费用由七个被告及刘吉芬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该合同应否予以解除；孙燕请求七个被告返还其股权转让款、赔偿损失以及刘吉芬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应否予以支持。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即该合同是否名为股权转让合同，实为隐名投资合同。首先，关于2009年11月9日由案外人转入益力商贸公司的240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孙燕陈述该笔款项原为益力商贸公司的短期借款，后经协商转为案涉股权转让款。被告一至被告七及刘吉芬则辩称该笔款项为孙燕对益力典当公司的出资款。经审查，由案外人转入益力商贸公司的2400万元款项所涉六份转款凭证上均未载明其性质和用途；2009年11月6日及11月9日益力商贸公司向天徽集团公司、刘珍、刘彬、余华菊、余华芳转款，益力建材公司向刘彬转款以及刘吉芬向余华菊、余华芳转款，仅能证明七个被告及刘吉芬相互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2009年11月9日益力典当公司的验资凭证也仅能反映七个被告的出资情况。上述转款、验资时间虽与案外人向益力商贸公司转款时间大体一致，但不能以此确定案涉2400万元款项系孙燕对益力典当公司的出资。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所附《孙燕出资款明细表（由其债务人代为支付）》形成时间为2010年1月11日，不能证明之前即2009年11月9日由案外人向益力商贸公司转入2400万元款项时双方有对该笔款项约定为对益力典当公司出资的合意，且该明细表形成时七个被告的出资也已经验资审核，故不能以其上冠以“出资款”字样进而认定该笔款项为出资款。七个被告及刘吉芬以上述证据证明孙燕向益力典当公司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的辩解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隐名投资的合意，双方亦各执一词。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七个被告）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益力典当公司30%股份转让给乙方（孙燕），其中刘彬8.05%，余华菊8.75%，余华芳8.75%，刘珍4.45%，乙方指定其债务人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甲方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两年时负责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如变更登记手续无法完成，各方仍认可合同的约束力等内容。依据上述约定，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是七个被告转让其持有的益力典当公司30%股权，孙燕受让该部分股权，2009年11月9日由案外人转入益力商贸公司的2400万元款项作为股权转让对价款，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自益力典当公司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两年时办理的合意，而非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隐名投资合意。益力典当公司于2010年3月5日成立，双方当事人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时益力典当公司虽然尚在设立过程中，但双方约定自益力典当公司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两年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法律、行政法规对双方当事人以设立过程中公司的股权为转让标的并无禁止性规定，故七个被告及刘吉芬以益力典当公司成立于《股权转让合同》订立之后为由，主张该合同为隐名投资合同无法律依据。此外，2010年3月24日《合作协议》虽系益力商贸公司与孙燕两方签订，但《合作协议》签订时益力典当公司已成立，孙燕与七个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已作出明确约定，《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与之并不相冲突，即孙燕“有权按其30%的股权比例享有公司法规定的一切股东权利，同时承担股东义务”等，故《合作协议》并不影响双方之前达成的股权转让合意。综上，七个被告及刘吉芬所举证据均不足以排除双方之间通过《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将由案外人转入益力商贸公司的2400万元款项作为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七个被告及刘吉芬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合同，实为隐名投资合同的辩解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
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应否解除，孙燕请求七个被告返还其股权转让款、赔偿损失以及刘吉芬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应否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在股权变更登记满足法定条件后，甲方如违约拒不办理相关手续，或将本合同约定股权另行处置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依据合同法的上述规定以及《股权转让合同》的上述约定，孙燕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条件为七个被告在股权变更登记条件满足时拒不办理相关手续，或将合同约定的股权另行处置。首先，关于七个被告是否存在拒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间为“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两年”，变更登记完成时间为“应当在30日内办理完毕”。依据查明的事实，2010年3月5日益力典当公司成立。孙燕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其“按合同约定委派一人担任益力典当公司董事会董事兼副总经理、委派一名财务人员担任财务会计”，该陈述与益力典当公司部分员工工资表及证人刘某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即孙燕实际参与了益力典当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至2012年3月5日，双方约定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条件成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之规定，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人虽为益力典当公司，而作为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也均有义务协助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也作了“甲方应当积极负责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予以配合”的约定。从表面上看，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案涉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未完成，七个被告存在未履行积极办理义务的情形。但另一方面，孙燕在约定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条件成就至其向该院起诉长达近两年的期间，无证据表明其曾向七个被告或益力典当公司提出过要求办理变更登记事宜或双方对此进行过磋商以及七个被告拒绝办理的情形。同时，依据孙燕、益力商贸公司提交的《交接表》，孙燕委派的会计刘某还直接参与了益力典当公司财务对外交接事宜，刘某庭审中也陈述其知晓益力典当公司股权被收购的事实，即孙燕对该股权收购应当明知且未提出异议。因此纵观整个合同履行情况，并不排除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问题上达成默契。故七个被告在约定期间内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能作为孙燕行使解除权的依据。其次，关于七个被告是否存在将约定股权另行处置的情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益力典当公司30%股份转让给乙方，其中刘彬8.05%，余华菊8.75%，余华芳8.75%，刘珍4.45%。孙燕主张七个被告擅自将上述30%股权转让他人，构成根本违约。经审查，《典当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典当行转让股份（对外转让累计达50%以上的除外）的，应当经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对外转让股份累计达50%以上的，应当经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同意，报商务部批准。即典当公司对外转让股份，应当根据转让股份的比例，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或商务部批准。依据上述规定，孙燕提交的安徽世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网站首页截图以及益力商贸公司提交的2013年7月2日《股权转让合同》及2014年7月26日《﹤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均不能作为认定案涉30%股权是否转让他人的依据。2013年11月18日《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同意安徽益力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批复》载明，同意益力典当公司因业务经营需要，将原法人股东益力建材公司所持6.25%股权、原自然人股东刘彬所持8.05%股权全部转让给淮南胜翔工贸有限公司。依据上述批复，本案中，七个被告虽然存在向案外人转让益力典当公司股权的行为，但七个被告转让益力典当公司股权获得商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比例合计为14.3%，其中虽涉及刘彬持有的8.05%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给孙燕的该部分股权相重合，但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本案中七个被告应是作为整体股权转让人出让股权，益力建材公司、天徽集团公司、刘珍、刘彬、余华菊、余华芳也认可其系名义持有益力商贸公司股权，故上述14.3%股权转让并不影响孙燕权利的实现。况且如前所述，孙燕对向案外人转让股权事实应为明知，且无证据证明其提出过异议。故孙燕以此行使解除权的依据不充分。另外，孙燕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解除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故其诉请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该院不予支持。孙燕提交的益力典当公司业务凭单、历年贷款收入明细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会计报表说明以及在该院指定的举证期间提出的审计鉴定申请，均是建立在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基础上，依据该院作出的上述认定，对其提交的上述证据以及提出的申请鉴定事项，该院均不予确认和准许。
综上，孙燕诉请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以及七个被告返还其股权转让款、赔偿损失以及刘吉芬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96800元，由孙燕负担。
孙燕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孙燕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有：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30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七个被上诉人必须主动而为的义务，无须孙燕再做要求。（二）孙燕从未参与益力典当公司股权处置的谈判、其合同签订及履行，对益力典当公司的股权处置事实毫不知情。原审判决认定“孙燕对该股权收购应当明知未提出异议”无事实依据。（三）七个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于2013年7月2日签订转让益力典当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并实际履行的行为，必然影响孙燕权利的实现。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无视孙燕提起的涉案公司财务审计的鉴定申请违背了民诉法的程序规定。
益力商贸公司与益力建材公司共同答辩称：孙燕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一、一审判决认定孙燕无证据证明益力商贸公司实施了违约行为，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现有充分证据证明孙燕不仅知晓而且积极配合并推动益力典当公司股权的对外转让。二、原审判决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定性存在错误，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合同，实为隐名投资合同，无股权转让之实，更谈不上益力商贸公司与益力建材公司有违约行为。
天徽集团公司与刘珍、刘彬、余华菊、余华芳、刘吉芬答辩称：同意益力商贸公司的意见。
本院除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外，另查明：一、原审法院2014年4月16日的庭审笔录显示，刘某作为孙燕指派的出纳会计参与了2013年8月9日益力典当公司财产交接工作，随后离职，其离职前受孙燕指派前去签署了交接表，知道安徽世银控股公司来办理交接手续，准备收购益力典当公司。二、刘某在本院庭审中称“益力典当公司将要转让了，我告诉了孙燕，孙燕同意我办理交接工作”。三、孙燕代理人在本院二审开庭时称，孙燕于2010年3月进入益力典当公司，2012年初由于典当公司没有什么需要她签字的工作，孙燕基本不去公司了，同年4月孙燕正式离开了益力典当公司，但其委派的出纳会计当时还在益力典当公司工作。孙燕曾在2012年春找过刘吉芬，要求刘吉芬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都是口头与刘吉芬联系的，没有证据。益力商贸公司则称在2011年下半年，益力典当公司经营不好，贷出的款项收不回来，孙燕因此多次让刘珍转告刘吉芬，典当公司办不下去了，要尽快对外转让。刘吉芬找合肥市商务局的人咨询，得知典当公司必须等成立两年以后才能办理转让手续，且必须分批转让股权，还要报批。四、安徽省及合肥市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对典当公司股权变更的规定要求较多，其中，合肥市商务局制订的《典当行变更事项初审服务告知单》第三条典当行变更事项申报材料目录第12款载明：新进入自然人股东应当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电话号码、无犯罪记录证明。孙燕始终未提交该组证明给益力典当公司。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孙燕与益力商贸公司等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否解除，以及益力商贸公司等应否退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孙燕相关经济损失。
孙燕与益力商贸公司等2010年1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原审判决以该合同合法有效为前提，对该合同应否予以解除进行认定，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第4条第3款至第5款约定“一旦变更登记的法定条件满足（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两年），甲方应当积极负责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予以配合，届时该变更登记手续应当在30日内办理完毕。在变更登记手续办理以前，甲方（益力商贸公司等）承诺不得将已转让给乙方（孙燕）的股权另行处置。本合同签订后，各方均应严格履行，在股权变更登记满足法定条件后，甲方如违约拒不办理相关手续，或将本合同约定股权另行处置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本院另查明的事实表明，第一，孙燕从未主动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政府管理部门所要求的典当行变更股权新进入自然人股东必须申报的证明材料，说明孙燕本人对股权转让给自己一事本身持消极懈怠态度，亦印证了益力商贸公司有关双方在2011年下半年开始就筹划益力典当公司对外转让说法的合理性。第二，孙燕在益力典当公司成立未满两年的2012年初起，就已经几乎不去该公司工作，同年4月正式离开了益力典当公司。孙燕的行为证明孙燕对益力商贸公司应当依约落实将益力典当公司的相应股权变更有关工商登记一节并不积极，且与孙燕有关同年3、4月份开始要求刘吉芬将益力典当公司股权转让给自己的主张相矛盾；再者，孙燕始终未举证证明自益力典当公司领取营业执照满两年，至本案诉讼开始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其曾经主动找益力商贸公司要求办理股权转让给自己并遭到拒绝。第三，孙燕委派的出纳会计刘某参加了益力典当公司对外转让的财产交接工作，孙燕得知后并未反对刘某参加该项工作，亦未亲自去或者让刘某去益力典当公司明确表示反对意见。可见，本案查明的整体事实证明，孙燕的行为说明孙燕在益力典当公司办理公司财产交接工作时已经知晓而且同意益力典当公司对外转让股权。本案并不存在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第4条第3款至第5款所约定的合同解除的条件，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关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孙燕起诉主张合同解除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孙燕不能将原审七个被告未依约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向案外人转让股权的事实作为行使解除权的依据，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孙燕有关合同应当解除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既然案涉争议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应解除，孙燕有关益力商贸公司等应退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既然原审判决已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不应解除，原审法院未批准孙燕提起的涉案公司财务审计的鉴定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妥。尽管原审判决认定一审七个被告将争议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并不影响孙燕权利的实现，理由欠妥，但不影响原审判决判项的成立。孙燕有关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91800元，由孙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涛
审 判 员 李京平
代理审判员 李相波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