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阳东法民二初字第124号
原告：陈永宜，女，汉族，1989年12月3日出生，户籍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经常居住地阳江市阳东区，
委托代理人：曾显辉，广东宏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文婷，广东宏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郑棠，男，汉族，1934年1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恩平市，
原告：陈水喜，男，汉族，1964年11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
原告：陈晓丹，女，汉族，1992年3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分公司，住所地：阳江市江城区吉祥西路4号。
法定代表人：邢志雄，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胡小姝，广东一粤（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晓星，广东一粤（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东县支行，住所地：阳江市阳东区始兴南路211号。
负责人：庄志访，该银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廖成骥，男，汉族，1991年2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系该银行职员。
原告陈永宜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东县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阳东支行）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冯学理独任审判，并追加郑棠、陈水喜、陈晓丹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于2015年6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永宜及其委托代理人曾显辉、林文婷，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晓星，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廖成骥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郑棠、陈水喜、陈晓丹经本院传票传唤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永宜诉称：2010年2月13日郑银爱在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购买了一份国寿鸿富两全保险，保险人是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保险期间六年，保费50000元，郑银爱于当天一次性缴清了保费，保险合同于2010年2月14日生效。保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约定，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一次交清保险费的，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3，给付身故保险金后保险合同终止。2015年3月底，郑银爱与丈夫陈水喜两人回到老家大沟镇海头村的家。因老家的房子平时由郑银爱丈夫的哥哥管理，丈夫的哥哥在家里还种了一些田地，有时会需要用到农药，就在家里放了些备用的农药。2015年3月31日当晚，郑银爱与丈夫在晚饭时产生了争吵，争吵时郑银爱情绪激动，在老家的厨房走来走去，神志不清，就随手拿起厨房边上的瓶子喝了起来，后来发觉喝的竟然是农药，郑银爱丈夫立即在家帮郑银爱倒位催吐，并即送到阳东区大沟中心卫生院抢救，后因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4月4日，郑银爱的女儿陈永宜作为受益人到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提交了相关的资料，当时办理理赔手续的人员口头答复会按“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3”的条款进行理赔，可在2015年5月15日打到陈永宜银行卡的身故保险金是53800元。郑银爱投保了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在合同有效期内误食农药死亡，应按保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的“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一次交清保险费的，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3”进行理赔。郑银爱应得的身故保险金应为16140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已支付了53800元，还应支付107600元。为此，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人寿保险理赔款1076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郑棠、陈水喜、陈晓丹没有提出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辩称：一、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保险合同的全部合同责任，无需再向原告承担额外的赔偿责任，被保险人郑银爱在2010年2月13日购买的保险，生效时间在2010年2月14日，合同明确约定保险金额为5380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向原告全额支付了保险金53800元，故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无需再向原告履行赔付义务，而且对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已经赔付的53800元，原告在起诉状中予以确认；二、原告主张依据合同第四条第3款的规定向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请求107600元，是没有法律依据。被保险人郑银爱身故不是因为意外原因，原告请求赔付保险金的3倍没有依据，在被保险人郑银爱身故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对其身故原因进行调查，并对被保险人的丈夫陈水喜进行询问，其承认被保险人是因为家庭矛盾而自杀身亡，自杀不属于意外死亡，保险条款第十条第3款对“意外伤害”已明确释义，显然被保险人的身亡不符合该规定；三、因为本案已经追加了其他法定继承人作为原告，根据原告陈永宜提交的证据及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持有的《放弃权益声明书》，其他原告在声明书中已签名确认放弃了保险合同的财产权益继承权，现其他原告并未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故原告陈永宜的诉讼请求不能与其他原告的请求混同，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陈永宜及其他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辩称：2010年2月13日，被保险人郑银爱前来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办理业务时，银行的客户经理在为其服务过程中，向郑银爱推荐了本银行代理的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并向郑银爱详细解释了各项保险条款规定及应注意的事项，郑银爱对此表示满意且在投保单上签字，并支付保费50000元，保险合同于2010年2月14日生效。2015年3月31日晚，被保险人因家庭纠纷喝农药自杀，受益人陈永宜因此向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提出理赔需求，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向受益人赔偿身故保险金53800元。受益人对此表示异议，并称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应获得赔偿款161400元，但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认为被保险人喝农药自杀属于一般身故，应按一般身故的标准赔偿，双方协商无果，遂成本案诉讼。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系委托代理关系，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授权下，在代理权限内，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名义销售保险产品，且在销售过程中向投保人尽到了保险条款告知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的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直接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承担。原告请求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陈永宜对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0年2月13日，郑银爱投保了由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代理被告人寿保险公司销售的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郑银爱支付保费50000元，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开具一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代理保险业务收费凭证》，内容为“保险公司名称中国人寿，险种名称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交费方式趸缴，收费日期2010年2月13日，金额5000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向郑银爱出具一份《银行/邮政代理专用保险单》，载明“保险合同号码201××××5015007358，投保人郑银爱，投保单号1086440100546156，成立日期2010年2月13日，生效日期2010年2月14日，被保险人郑银爱，交费方式趸缴，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金额53800元，保险期间6年，标准保费50000元”，并附一份《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该保险条款第一条约定，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个人保险基本条款、现金价值表、声明、批注、批单以及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复效申请书、健康声明书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第四条保险责任约定，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以下保险责任：一、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的年生效对应日，本公司按规定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一次交清保险费的，满期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分期交付保险费的，满期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交费期间（年数）；二、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下列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一次交清保险费的，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分期交付保险费的，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身故时的交费年度数；三、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本公司按下列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一次交清保险费的，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3；分期交付保险费的，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身故时的交费年度数×3；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约定，因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保险责任：（三）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成立或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身故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第五条第二款约定，无论上述何种情形发生，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但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故意杀害或伤害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作为被保险人遗产处理；第十条释义载明，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原告陈永宜起诉主张，2015年3月31日晚，郑银爱与丈夫陈水喜在阳江市××沟××头××永安村家里，郑银爱因误食药品，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原告陈永宜认为郑银爱的死亡系意外伤害身故，根据保险利益条款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应按基本保险金额53800元的3倍赔偿身故保险金共16140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仅赔偿53800元，尚欠107600元，属于违约行为，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应赔偿保险金107600元给原告。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于原告陈永宜主张的事实不予确认，认为被保险人郑银爱是因家庭矛盾纠纷而自杀身亡，不属于意外伤害身亡，其身故保险金应根据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按一般身故的标准赔偿基本保险金额5380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一份对郑银爱的丈夫陈水喜的《询问笔录》予以佐证。经查，该笔录是在2015年5月13日制作，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员工向陈水喜进行询问，主要内容为“我叫陈水喜，是郑银爱的丈夫，我与妻子平时在河南省搞装修，自己是装修公司的主管，这次是回老家行清。2015年3月31日在老家搞卫生，当日晚上我与妻子吃完晚饭后，因为家庭小事争吵，大约9时30分左右，我妻子就从客厅进入房间内，我问其去做什么，但其已经将房间门反锁，我即拍打房门，并将房门打破，最后我妻子把房门打开，当时我见房间地面有一个装农药的空瓶子，我知道其已经喝了农药，立即将其扶出门口斜坡上，希望把农药倒出，立即我叫来邻居黄月支一起于当晚9时35分将我妻子送往大沟卫生院，到达卫生院时间为10时，经抢救无效当晚死亡”。据此，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主张被保险人郑银爱是因家庭纠纷服用农药自杀身亡。原告陈永宜对于上述《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询问笔录记载的内容自始至终都没有反映郑银爱是主动服用农药自杀，应认定其是误食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属于意外伤害身故，不是自杀身亡。
另外，原告陈永宜称郑银爱是正常人，没有患精神疾病，平时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郑银爱死亡后，其家人没有报警，对死亡原因没有申请尸检。原告陈永宜提供一份《阳东县大沟中心卫生院诊断证明书》显示：郑银爱，女，49岁，大沟海头永安村，诊断意见是灭虫双药中毒，处理意见为死亡，发证日期2015年4月14日；另外一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郑银爱的死亡原因是灭虫双药中毒，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时间为2015年3月31日，死亡地点在阳江市大沟中心卫生院。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
再查明，死者郑银爱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丈夫陈水喜，女儿陈永宜、陈晓丹，父亲郑棠。2015年4月14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受理了原告陈永宜的理赔保险金申请，并接收原告陈永宜递交的《理赔申请书》、《法定继承人情况证明书》及《放弃权益声明书》等相关资料，于2015年5月14日发出一份《理赔核定通知书》，决定给付保险金53800元，保险合同效力终止，原告陈永宜确认其在2015年5月15日收到保险金53800元。2015年6月2日，原告陈永宜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违约为由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如诉称。本院立案后，依法追加郑银爱的其他法定继承人郑棠、陈水喜、陈晓丹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陈永宜提供的投保单、收费凭证、保险单、保险条款、诊断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理赔申请书、理赔核定通知书等证据，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询问笔录及保险兼业代理协议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一、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二、原告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三、郑银爱的死亡是否为意外伤害，其身故保险金的赔偿标准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关于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投保人郑银爱购买了由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代理被告人寿保险公司销售的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且一次性缴清保险费，并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向郑银爱出具了保险单，该保险单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保险合同，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据此，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与郑银爱形成了保险合同关系；同时，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与被告邮政银行阳东支行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该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承担。
二、关于原告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规定，指定受益人系投保人、被保险人一项重要的权利，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有权指定受益人。本案郑银爱既是投保人又是被保险人，其在保险合同中没有指定受益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的规定，本案保险金应作为郑银爱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因郑银爱的法定继承人有丈夫陈水喜，女儿陈永宜、陈晓丹，父亲郑棠，在原告陈永宜提出起诉而其他继承人未起诉的情况下，本院追加郑棠、陈水喜、陈晓丹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符合法律的规定，故原告陈永宜、郑棠、陈水喜、陈晓丹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郑棠、陈水喜、陈晓丹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又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权利，应视为接受继承。
三、关于郑银爱的死亡是否为意外伤害，其身故保险金的赔偿标准应如何确定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1.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郑银爱的丈夫陈水喜的询问笔录显示，郑银爱为家庭小事与陈水喜争吵后，进入房间内并反锁房门，郑银爱开门时陈水喜发现地面上有一个装农药的空瓶子，陈水喜即知道妻子已喝下农药，立即采取倒位催吐措施并送往大沟卫生院抢救治疗，最终郑银爱经抢救无效死亡。双方当事人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由此表明郑银爱是因家庭纠纷而服用农药身亡的事实；2.郑银爱死亡后，其亲属没有报警进行尸检确认死因，表明其家属已知悉郑银爱是主动服用农药而死亡，并非是遭受其他不明原因导致身亡；3.大沟卫生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及《医学证明书》确定郑银爱是“灭虫双药中毒，呼吸循环衰竭”导致死亡，该证据真实可信，亦印证了陈水喜所陈述的事实属实。综合上述的原因分析，郑银爱是因家庭纠纷而主动喝下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保险利益条款载明的“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的规定，郑银爱主动喝下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要素，故不属于意外伤害死亡。按照保险利益条款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般身故的保险金等于基本保险金额，故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应赔偿郑银爱的身故保险金为53800元。原告陈永宜主张郑银爱是误食药品死亡属意外死亡，证据不充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陈永宜主张按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请求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53800元的3倍赔偿身故保险金161400元，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现因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已向原告陈永宜赔偿了郑银爱的身故保险金53800元，没有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主张驳回原告陈永宜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采纳。同时，应予一并驳回原告郑棠、陈水喜、陈晓丹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永宜、郑棠、陈水喜、陈晓丹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226元，由原告陈永宜、郑棠、陈水喜、陈晓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冯学理
二○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梁淑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