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鄂新洲行初字第00010号
原告：刘爱珍，女，1970年3月8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新洲区人。
被告：武汉市新洲区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雷四清，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刚明，该局婚姻登记处主任。
第三人：戴向阳，男，1972年5月2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
第三人：张汉忠，男，1958年7月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
原告刘爱珍不服被告武汉市新洲区民政局（下称新洲民政局）、第三人戴向阳、张汉忠婚姻行政登记行为，于2014年8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爱珍，被告新洲民政局的委托代理人胡刚明，第三人戴向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汉忠经本院合法传唤，因其远在外打工并同意法院缺席审理为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14日，原告刘爱珍与冒名顶替第三人张汉忠的第三人戴向阳一同到被告新洲民政局请求进行结婚登记，被告新洲民政局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后，于同日对其进行结婚登记并颁发了鄂武新结字J420117-2013-004178号结婚证。为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新洲民政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证据为：
证据一：原告刘爱珍与第三人“张汉忠”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拟证明当事人申请结婚登记的事实。
证据二：声明人署名为“张汉忠”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和刘爱珍于2013年3月14日出具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拟证明申请登记当事人出具了无配偶及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自愿结婚的声明。
证据三：原告刘爱珍和第三人张汉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拟证明刘爱珍和张汉忠的个人身份信息。
证据四：第三人张汉忠与案外人刘祖英在麻城市民政局的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离婚登记申请书、协议书、离婚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第三人张汉忠于2004年6月28日在麻城市民政局已办理离婚登记，符合再次结婚登记的条件。
证据五：原告为刘爱珍的（2000）新阳民初字第16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刘爱珍与案外人张金元于2000年9月26日经本院判决离婚，符合再次结婚登记的条件。
证据六：戴向阳和吴亚平在麻城市婚姻登记处的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拟证明第三人戴向阳和刘爱珍登记时，是已婚状态。
被告新洲民政局提交的依据为：
一、《婚姻登记条例》（2003年10月1日施行）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4月28日修正）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
原告刘爱珍诉称：2000年9月26日，我经贵院判决与案外人张金元离婚，独自一人生活。2012年，我与第三人戴向阳相识并成为朋友。由于感情受挫，又没有子女，为寻求精神安慰及养老保障欲生育一小孩。因自己双侧输卵管切除，只能选择“试管婴儿”方式生育。后经询问相关医疗部门，得知“试管婴儿”方式生育需要结婚证、准生证等证件。无奈之下我找戴向阳帮忙，因戴向阳已经结婚，戴就借用其同乡张汉忠的身份信息资料同我到被�处进行结婚登记，并领取了结婚证。后来，在申办准生证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审核发现部份资料信息与戴向阳本人不符，故未核发准生证。由于我进行婚姻登记的目的是为了生育一小孩，而非和戴向阳结婚，现在目的未能实现，请求贵院依法撤销被告于2013年3月14日颁发的鄂武新结字J420117-2013-004178号结婚证。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的证据如下：
证据一：戴向阳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拟证明戴向阳的个人身份情况。
证据二：张汉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拟证明张汉忠的个人身份情况。
证据三：刘爱珍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刘爱珍的个人身份情况。
证据四：刘爱珍和张汉忠的结婚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作出了婚姻登记行政行为。
被告新洲民政局辩称：原告起诉状中陈述和开庭审理中陈述的事实完全不一致，原告与第三人为了达到其目的，存在使用虚假信息恶意欺骗婚姻登记机关的行为。一、本案不属于可撤销婚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原告反映的事实与理由，不符合上述法定情形。二、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只对当事人的资料进行形式审查。民政部门没有进行实质审查和实质判断的职能，其登记行为多是一种形式审查，无法达到实质审查的程度。婚姻登记当事人只要提供了《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规定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登记机关进行形式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即可进行登记。三、戴向阳与刘爱珍的婚姻属于重婚。戴向阳与刘爱珍具有共同生活的意愿，借用他人证件登记结婚，共同生活，实际上实施了婚姻行为。此前，戴向阳与案外人吴亚平已进行婚姻登记，至今仍保持夫妻关系�故戴向阳与刘爱珍结婚属重婚，应按重婚处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刘爱珍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戴向阳述称：我与原告进行婚姻登记的目的是帮其完成“试管婴儿”方式生育的愿意，并不是想同原告结婚。我与原告进行婚姻登记时，已是已婚人士，为了顺利完成登记，借用了第三人张汉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被告单位登记工作人员也未审查出来，故完成了婚姻登记。原告刘爱珍和我、张汉忠均没有结婚的意愿，我同意撤销涉案婚姻登记行为。由于自身法律意识的淡薄造成本案诉讼，我深表歉意。
第三人戴向阳未提交证据。
第三人张汉忠经本院询问，口头述称：我把身份证和户口本借给戴向阳属实，涉案婚姻登记戴向阳冒用我的证件也属实，但我当时不知道他借证件的用途是进行婚姻登记。我没有和刘爱珍结婚的意愿，也没有与她同居生活，更未去民政局�她办理婚姻登记，我同意原告刘爱珍撤销涉案婚姻登记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汉忠未提交证据。
庭审质证中，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刘爱珍及第三人戴向阳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原告刘爱珍提供的证据，被告新洲民政局及第三人戴向阳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一、被告提供的证据六，不是被告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证明目的不明确，且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搜集，违反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为无效证据；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戴向阳持第三人张汉忠的身份证及户口本，与原告刘爱珍一起到被告处进行婚姻登记的事实。原告刘爱珍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戴向阳和张汉忠各自的身份情况以及结婚证上照片为戴向阳，但姓名及身份信息均为张汉忠的相关事实。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及上述�证、质证、认证，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00年9月26日，原告刘爱珍经法院判决与案外人张金元离婚。2012年，原告刘爱珍与第三人戴向阳相识并成为朋友。原告离婚后，由于感情受挫，又没有子女，意欲生育一小孩。因原告双侧输卵管切除，只能选择“试管婴儿”方式生育。后经询问相关医疗部门，得知“试管婴儿”方式生育子女需要结婚证、准生证等证件。原告刘爱珍遂找第三人戴向阳帮忙欲取得结婚证，戴向阳表示同意。因戴向阳于1999年11月18日已与案外人吴亚平结婚，戴就借用了第三人张汉忠的身份证、户口本等信息资料。2013年3月14日，原告刘爱珍及第三人戴向阳一同到被告新洲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申请婚姻登记，刘爱珍向被告提交了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及离婚判决书，第三人戴向阳向被告提交了第三人张汉忠的身份证及户口本、张汉忠与案外人刘祖英的离�登记手续。双方在被告处填写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男方声明书上签名“张汉忠”系戴向阳所为），申明“本人与对方均无配偶，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了解对方的身份健康状况……自愿结为夫妻。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新洲民政局工作人员核对了双方提交的相关材料，并口头询问了双方的结婚意愿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当场对双方（刘爱珍和“张汉忠”）进行结婚登记并颁发了鄂武新结字J420117-2013-004178号结婚证。
原告刘爱珍领取结婚证后，申请核发准生证。在原告及第三人戴向阳申办准生证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审核发现其提交的部分资料信息与戴向阳本人不符，故未核发准生证。原告刘爱珍因未取得准生证，生育一小孩的希望破灭，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13年3月14日颁发的鄂武新结字J420117-2013-004178号结婚证。
本院依据上述认定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被告的答辩意见作如下确认：
一、被告的登记职权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便民原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机关；《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根据上述法规规定，结合本案婚姻登记一方当事人刘爱珍的常住户口地在武汉市新洲区的事实，被告新洲民政局具有办理涉案婚姻登记的行政职权。
二、被告登记机关的审查方式和所履行的审查义务问题。本院认为，（一）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方式问题。婚姻登记程序不是判断婚姻行为有效性并解决婚姻行为效力纠纷的裁判程序，其是形成和解除婚姻关系的证明程序，虽不能苛以登记机关实质性的审查义务，但登记机关应当在职权所限、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审查判断。（二）本案被告所履行的审查义务。《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1）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2）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条例》第七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本案中，原告刘爱珍和第三人戴向阳虽然提交了相关证件和申明材料，但第三人戴向阳提交的是第三人张汉忠的身份证、户口本及离婚登记手续。其中张汉忠身份证、离�证和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均附载张汉忠本人相片，该相片与第三人戴向阳的面貌特征明显不符，且戴向阳和张汉忠年龄相隔14岁。被告新洲民政局工作人员在审查相关证件时，由于疏忽大意未审查出到场的戴向阳与证件上的张汉忠照片、年龄等信息不相符合，未尽到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其婚姻登记程序存在明显瑕疵。
三、婚姻成立与婚姻登记效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涉案婚姻登记应否撤销的问题。当事人结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产生身份关系形成或解除法律后果的决定因素。婚姻登记，是依附于婚姻行为存在的，是一个事实标记，其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若婚姻行为不成立，则依附其上的婚姻登记显然缺失必备的基础条件而自始无效。由于现行婚姻法和婚姻法司法解释均未确立确认婚姻行为不成立的诉讼制度，导致上述情形引起的婚姻争议，因司法权属边�不清，使当事人的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济，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涉案婚姻登记中，原告刘爱珍与第三人戴向阳、张汉忠均无结婚的真实意愿，其进行婚姻登记的目的，是收集形成通过“试管婴儿”方式生育子女所必备的前置材料，双方缺失婚姻成立的必备要件（1.具备特定的当事人；2.当事人间客观、外在的缔结婚姻关系的合意），其登记自始无效。原告刘爱珍和第三人戴向阳虚假的登记申请行为，客观上造成登记主要证据不实、结婚登记错误的结果；综合考量本案各方当事人均同意撤销该婚姻登记的主观因素，本案鄂武新结字J420117-2013-004178号婚姻登记，依法应予以撤销。
综合上述一、二、三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武汉市新洲区民政局作出的鄂武新结字J420117-2013-004178号结婚登记�行政行为。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被告各自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小燕
人民陪审员 商红卫
人民陪审员 袁东珍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隗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