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2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杰。
委托代理人童成祥，湖北夷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王琳因与被上诉人刘春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葛洲坝人民法院（2014）鄂葛洲坝民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闫玲玲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邓爱民、代理审判员聂丽华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2年9月21日，王琳与刘春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王琳将其位于宜昌市西陵区樵湖二路葛洲坝六公司大院小高层1单元的房屋以40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刘春杰，并约定王琳于2013年9月15日将上述房屋交付给刘春杰。在该《房屋买卖合同》上，王琳在附加栏注明：“今收到（乙方）刘春杰支付购买房屋总额现金肆拾万元正（400000元）”。现该房屋未交付，也未办理过户手续。刘春杰以王琳至今未交付该房屋，且该房屋因已被其他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查封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为由，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由王琳返还购房款40万元并赔偿损失5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由于王琳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注明“今收到（乙方）刘春杰支付购买房屋总额现金肆拾万元正（400000元）”，足于证实刘春杰给王琳支付了现金400000元，该款王琳应予以返还。王琳辩称只向刘春杰借款200000元的意见，没有证据证实，人民法院不应予以采信。刘春杰请求赔偿损失50000元，没有提供损失的证据，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基于前述理由，原审遂判决：一、解除刘春杰和王琳于2012年9月1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二、王琳于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返还刘春杰购房款人民币400000元。
王琳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处理不公，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予以公正处理。王琳与刘春杰间并无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一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刘春杰以月息5分向王琳放贷）。王琳分别于2011年、2012年向刘春杰借款7万元、3万元，并于每月初将当月利息5000元汇款至刘春杰的银行账户或直接交给刘春杰。2012年9月12日，王琳因急需资金而再向刘春杰借款10万元，刘春杰扣除当月利息1万元后，将本金9万元汇给王琳。因王琳借款本金已达到20万元，且他人在向王琳追索债务，刘春杰担心王琳无还款能力，遂起草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并要求王琳签字，以作为前述借款的担保，同时，王琳应刘春杰的要求还出具了40万元收条。因此，刘春杰诉称其与王琳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王琳收到其40万元购房款，与真实事实不符，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查明。
刘春杰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王琳与刘春杰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王琳也出具了40万元购房款的收条，故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且刘春杰已履行了付款义务。但由于王琳不能履行交付房屋义务，其理应向刘春杰返还购房款400000元。至于双方曾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因双方债务已清结，且该事实与本案无关，故不需查明。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王琳分别于2012年1月12日、2012年2月14日、2013年4月9日通过其银行卡（卡号6227002832240434156）向刘春杰的银行账户（卡号6227002832220073586）转账各5000元；同时，王琳前述银行卡流水清单上还分别载明其于2012年3月17日取款6000元、于2012年5月2日取款5000元、于2012年6月5日取款4500元、于2012年8月30日取款5000元；刘春杰除于2012年9月12日向王琳的银行账户转账9万元外，尚与他人有大量数额不等的资金往来。
该事实有一审人民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流水清单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即是属于借款合同关系还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债务数额及其处理问题。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1、就举证责任而言，虽然王琳对其与刘春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出具收到刘春杰40万元购房款收条之事实不持异议，但由于王琳辩称刘春杰并未真正给付其40万元购房款，故应由付款义务方刘春杰承担其已实际给付王琳40万元购房款的举证义务。刘春杰虽然就其支付40万元购房的事实，提交了其于2012年9月12日向王琳转帐9万元的汇款凭证，并陈述其余31万元系现金给付，还辩称其经营二手大型机械设备租赁业务，故家里平时即屯集有大量现金。但本院认为，由于刘春杰的银行流水清单载明的交易情况表明，刘春杰能够且经常以银行自动柜员机进行取、存、转款（包括小额资金）交易，故其辩称31万购房款系现金给付王琳，与其自己的交易习惯不符；况且，即便刘春杰辩称“其经营二手大型机械设备租赁业务，故家里平时即屯集有大量现金”属实，也不能免除其因本案而就家中所屯集31万现金来源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由于刘春杰不能就该31万元资金来源（或筹集过程）提交证据，故仍应由刘春杰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综观双方对《房屋买卖合同》形成过程的陈述，王琳陈述“其于2011年至2012年间共向刘春杰借款10万元，并按月息5分标准（即每月利息5000元）于每月初给付刘春杰。2012年9月，王琳再次向刘春杰借款10万元，刘春杰扣除当月利息1万元（即总借款20万元按月息5分计算）后以转帐方式支付了9万元。因王琳借款本金已达到20万元，且他人在向王琳追索债务，刘春杰担心王琳无还款能力，遂起草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并要求王琳签字，以作为前述借款的担保”，不仅有王琳分别于2012年1月、2月、4月向刘春杰转帐5000元的银行凭证予以证实，还有其分别于2012年3月、5月支取现金6000元、5000元的银行凭证予以证实（上述银行凭证能与王琳陈述的其于每月初按月息5分通过银行转帐或现金方式向刘春杰支付利息相互印证），故王琳的陈述具有可信性。反之，虽然刘春杰陈述双方形成了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但刘春杰就该大宗商品交易，不仅不能对《房屋买卖合同》交易的磋商细节（如面积、单价、装修补偿、款项支付、违约责任等）进行合理说明或陈述；甚至刘春杰在明知王琳仅支付了该房屋首付款（该房屋系王琳单位集资房）情况下，《房屋买卖合同》对王琳应支付的购房尾款如何处理居然未作约定，与常理明显不符。故，刘春杰的陈述缺乏可信性。3、就民间借贷交易习惯而言，当前民间借贷的债权人为了规避放贷风险，往往通过与借款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等方式以作为债权的担保（即让与担保或后让与担保）。因此，王琳就本案房屋买卖合同形成过程的陈述，也与当前民间借贷交易习惯相符。而刘春杰虽然陈述双方曾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该债权债务关系已清结，但其不仅不能提供双方借款数额、清偿过程的证据，而且其也不能对双方资金往来止于《房屋买卖合同》签署时的原因作出合理说明（该节事实恰能印证王琳就《房屋买卖合同》形成过程所作陈述）。综上，由于刘春杰不能对房屋买卖合同形成过程、购房款支付情况、民间借贷清偿情况等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交证据支持，而王琳对前述事由所作陈述有银行交易凭证支持或与交易习惯相符，故据民事证据盖然性原则，本院应对王琳“《房屋买卖合同》系对双方民间借贷所致债权的担保，双方并无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王琳也未收取刘春杰的40万元购房款”之陈述予以采信，并将本案案由更正为民间借贷纠纷。同时，由于刘春杰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由王琳退还40万元购房款并承担5万元损失”之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数额与处理。由于王琳自认其至2012年9月12日止欠刘春杰的借款数额为2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息5分；而刘春杰未能就王琳欠其款项数额提供证据，故本院确认王琳因民间借贷而欠刘春杰欠款20万元。由于刘春杰以本次诉讼作出了请求王琳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王琳也作出了同意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故从诉讼经济角度，本院对王琳自认的20万元借款予以处理，即判令王琳应偿还刘春杰借款20万元，并应承担相应的利息。但由于双方约定的利率（月息5分）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4倍，其超过部分无效，即本院确定王琳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4倍承担刘春杰的利息损失。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处理不当，应予改判。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葛洲坝人民法院（2014）鄂葛洲坝民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
二、王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春杰借款20万元，并承担从2012年9月13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
三、驳回刘春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王琳未按本判决所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刘春杰已预交），由刘春杰负担3750元，由王琳负担4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春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玲玲
审 判 员 邓爱民
代理审判员 聂丽华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