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090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1，女，1963年6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牛星丽，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1，男，1978年5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管伟，北京市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西辛房后街**号。
法定代表人穆春林，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海亮，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练兵，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1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4）门民初字第2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1及其委托代理人牛星丽、被上诉人刘×1及其委托代理人管伟、被上诉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征收事务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杨练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1在原审法院起诉称：刘×2与我系再婚夫妻，我们于2011年9月21日登记结婚。刘×2与前妻生有两个子女，分别为刘×1和刘×3。刘×2于2012年9月26日在家中服食敌敌畏死亡。坐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53号（以下简称53号）的房屋系刘×2的财产。2012年5月，53号房屋被列入政府征收范围，刘×2于2012年6月30日与征收事务中心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由于当时征收工作刚刚启动，53号房屋尚未拆除，且征收事务中心未在合同上加盖公章，故该协议未生效。2014年3月，征收事务中心在核查被征收人信息时发现刘×2已故，需要与其法定继承人重新签订协议。刘×1谎称赵×1已放弃继承，擅自与征收事务中心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并获得安置利益。我认为53号房屋属于刘×2的遗产，刘×2生前未留有遗嘱，其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赵×1、刘×1、刘×3均享有继承权，该房屋自刘×2去世后未进行过析产分割，仍处于三人共有的状态，刘×1擅自与征收事务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属于无权处分，亦有恶意串通的情形，侵犯了我的财产权益，故我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刘×1与征收事务中心就53号房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
刘×1在原审法院答辩称：53号院原系我爷爷的财产。2008年，我大伯刘×5兄妹七人做了公证，同意将院中两间灰房（已坍塌）由我父亲刘×2继承。2009年初，我父亲想在53号院盖房，但他吃低保没有钱，遂让我和妹妹刘×3出钱，说好谁出钱盖的房归谁，房屋建好后由我父亲居住。我六叔刘×4听说后不同意，也要求在院内建房。后在大伯刘×5的调解下协商一致：53号院内由我和刘×3出资在灰房原址上各建房一间，院内其他地方由刘×4出资建房。2012年，53号院被政府征收，我就我所建的一间西房与征收事务中心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对此事，我父亲并未提出异议，赵×1也没有提出异议。我认为我所建的房屋理应归我所有，并非我父亲的财产；即便我父亲在我的房屋上享有什么权益，签订征收协议时他尚在世，他也以实际行动处分了自己的婚前权益，故我与征收事务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我不同意赵×1的诉讼请求。
征收事务中心在原审法院答辩称：我中心委托的拆迁公司在进行入户调查时发现，53号院内房屋在建造时均未取得合法的审批手续。房屋的实际居住人向拆迁公司陈述53号院内房屋系刘×1、刘×3、刘×4分别出资建造，刘×2亦同意53号院内一间西房由刘×1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根据相关征收程序，刘×1就53号院内一间西房填写了无证房申请确认表，并经房屋所在地居委会进行公示，公示期内亦没有人提出异议。在此情况下，我中心与刘×1就上述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我中心在认定被征收人的过程中已经履行了相应审查义务，所签订的协议符合拆迁政策的规定，故我中心不同意赵×1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刘×2与赵×1系再婚夫妻，二人于2011年9月21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刘×2与前妻生有两个子女，分别为刘×1和刘×3。刘×2于2012年9月26日死亡。刘×2的父母为刘×6、李×1，二人分别于1988年2月27日、2005年7月10日死亡。刘×6、李×1共育有七个子女，分别为刘×5、刘×7、刘×8、刘×2、刘×9、刘×4、刘×1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刘×6在53号院原有灰房二间、土房三间。2008年11月4日，刘×5、刘×7、刘×8、刘×2、刘×9、刘×4、刘×10办理遗产公证，公证内容为53号院内两间灰房由刘×2继承，其他继承人放弃对该房产的继承权。对于53号院后续的翻建问题，赵×1、刘×1存在如下争议：
赵×1主张53号院内房屋均系刘×2于2009年所建。为证明其主张，赵×1申请证人于×出庭作证。于×陈述其与刘×2系朋友，2009年2月底，刘×2通过自己找了一个姓曹的包工头，在53号院内盖了两间西房、两间南房，五十平方米左右，刘×2将3万元建房款通过自己转交给包工队；建完房后，自己与刘×2再无联系。经质证，刘×1认为证人所陈述的建房面积与征收时的测绘面积不符；且证人自述与刘×2关系好，但却对刘×2去世的事情毫不知情，故对于于×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刘×1主张2008年、2009年的时候，53号院原有灰房及土房已坍塌。刘×1、刘×3分别出资一万元，刘×4出资五万元，由刘×1联系施工人员，在53号院内建房110余平米。三人约定，在原有灰房地址上所建的两间西房分别归刘×1、刘×3所有，其余房屋归刘×4所有。为证明其主张，刘×1申请证人陈×、李×出庭作证。陈×、李×均在53号院附近居住。陈×陈述曾在2008年见到刘×2、刘×1、刘×4在53号院盖房，但不清楚具体出资情况；刘×2曾说过要给两个孩子盖房。李×陈述2008年底、2009年初的时候见到刘×1、刘×2在53号院盖房，但不清楚出资的情况，听刘×2说要给子女盖房。经质证，赵×1表示陈×、李×不了解建房的出资情况，也不知道房屋实际建造人是谁，对证人证言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刘×1亦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街道南路一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刘×2自2008年4月至2011年3月为低保家庭。
2012年6月20日，刘×1就53号院内一间西房（测绘图中5号房的北侧一间，面积为16.58平方米）填写无证房申请确认表，该表经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辛房街道圈门居委会审批后进行公示，公示结果为无异议。同年6月30日，刘×1与征收事务中心就上述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于2014年4月4日签订了相应的《补充协议》。
庭审中，赵×1主张征收事务中心曾于2012年6月30日就53号院房屋与刘×2草签过一份《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该协议的复印件。该复印件显示被征收人为刘×2，征收房屋为53号，面积为111.85平方米，协议被征收人落款处有刘×2的签名，但征收事务中心落款处未有征收事务中心的盖章。赵×1以此主张征收事务中心已确认刘×2为53号房屋的产权人，刘×2死亡后，征收事务中心未与刘×2的所有继承人协商便擅自与刘×1订立新的协议，系违法行为。经质证，征收事务中心表示上述复印件未经征收事务中心审核，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公证书、民事判决书、《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及相应档案材料、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向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从现有证据来看，刘×6夫妇在53号院内原有两间灰房；刘×6夫妇去世后，二人的子女经过公证确认该两间灰房由刘×2继承；后该两间灰房在2008年、2009年左右被翻建为5号房，该翻建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关于5号房的出资问题，考虑到刘×2在建房时属于低保家庭，陈×、李×两位证人亦证明刘×1参与了建房过程，故对刘×1在修建5号房时出资的主张，法院予以认可。此种情况下，刘×2、刘×1就5号房均享有一定的利益。但应当指出，5号房修建时并未取得合法的审批手续，故对于赵×1主张刘×2系5号房屋所有权人的主张，法院不予认可。53号院被征收时，刘×1就5号房北侧一间填写了无证房申请确认表，并进行公示。公示期内，未有人提出异议。法院认为，征收事务中心依上述申请表与刘×1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符合相应的征收程序，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此外，赵×1主张征收事务中心在已认定刘×2是房屋权利人的情况下，又在刘×2去世后与刘×1倒签了5号房屋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但其向法院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并未有征收事务中心的盖章确认，征收事务中心对该复印件亦不予认可，故对于赵×1的该项主张，法院不予认可。综上，法院认为赵×1主张刘×1与征收事务中心就53号院内房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存在无权处分、恶意串通行为当属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对于其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1的诉讼请求。
赵×1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赵×1的原审诉讼请求。上诉理由是：53号院内房屋为刘×2出资所建，原审法院认定刘×1出资修建53号院内5号房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否认“征收事务中心在认定刘×2是房屋权利人的情况下于2012年6月30日与其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又在刘×2去世后与刘×1倒签协议”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刘×1答辩称：请求驳回赵×1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刘×1与征收事务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53号院内房屋是刘×1、刘×3与刘×4所建。建房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刘×2还在世，在刘×1、刘×3、刘×4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之前确认被征收人时，经公示并由街道办等单位盖章确认，公示期间，刘×2并未提出异议，否则协议签不成。赵×1向原审提供的刘×2草签协议、录音证据，从证据来源、形式到内容都有问题，无法核实，赵×1提供的证据都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合同无效，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征收事务中心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签协议前在居委会有公示牌，公示期内家庭成员没有异议才签订协议。
本院二审庭审中，赵×1向本院提交三份录音作为其二审新证据：1、其自称系其表妹旁听时自行录制的（2013）门民初字第249号庭审录音，欲证明53号房屋曾于2012年6月30日与刘×2签订拆迁协议，同时证明了53号房屋实际建造人为刘×2及相关的出资情况；2、赵×1自称其与其子与征收事务中心信访办工作人员的谈话录音，欲证明征收事务中心曾与刘×2签署了53号房屋的拆迁协议，且在2014年当事人找征收事务中心核实时，工作人员说人去世了协议无效了，改成刘×4重新签订了；3、刘×2就53号房屋签署协议，其去世后，就利益分配进行协商的家庭会议的录音，欲证明2012年6月刘×2签订了拆迁协议，且在其去世后家庭成员认可了协议内容，并对房屋利益进行家庭成员之间的协商。
刘×1对赵×1提交的上述三份录音认为：1、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旁听人员庭审录音不符合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明事项与当庭庭审笔录记载的不一致，不能证明赵×1要证明的事项；2、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工作人员的身份不能证实，没有见到文字的正式协议，不认可工作人员所说的；3、不属于二审新证据。
征收事务中心对赵×1提交的上述三份录音认为：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征收事务中心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拆迁档案材料中，其中一份为刘×1作为53号院（建筑面积16.58）被征收人的北京市住宅房屋征收评估结果报告显示日期为2012年6月20日并经评估公司盖章确认；其中一份为刘×1作为53号院无证房1间（建筑面积16.58）被征收人的无证房申请确认表显示的公示日期为2012年6月20日，公示结果为无异议，并经属地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及拆迁公司盖章确认。原审期间经质证，赵×1对征收事务中心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拆迁档案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刘×1对征收事务中心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拆迁档案材料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期间的陈述、征收事务中心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拆迁档案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本案中，赵×1于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三份录音材料，刘×1、征收事务中心均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述三份录音材料均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要求，且刘×1、征收事务中心均认为上述三份录音材料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纳。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刘×2继承了刘×6夫妇在53号院内原有灰房两间，后该两间灰房在2008年、2009年左右被翻建为5号房，但该翻建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53号院被征收时，刘×1就5号房北侧一间填写了无证房申请确认表，并于2012年6月20日进行公示，公示期内，无人提出异议。在此情况下，征收事务中心依上述无证房申请确认表与刘×1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符合相应的征收程序，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赵×1主张征收事务中心在已认定刘×2是房屋权利人的情况下，又在刘×2去世后与刘×1倒签了5号房屋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但其向法院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并未有征收事务中心的盖章确认，征收事务中心对该协议书复印件亦不予认可，故在赵×1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征收事务中心确与刘×2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仅凭未经征收事务中心盖章确认的协议书复印件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结合征收事务中心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刘×1作为53号被征收人的评估结果报告及无证房申请确认表显示的日期均为2012年6月20日，并经相关多个单位盖章确认的事实分析，赵×1关于刘×1与征收事务中心于2012年6月30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系倒签的上诉主张亦缺乏相应证据，不能成立。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53号院内原有两间灰房翻建为5号房的建房情况，因家庭成员翻建5号房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因此为无证房。考虑该房翻建及公示期间刘×2尚在世，公示期间，包括刘×2在内的家庭成员对刘×1申请确认其为无证房权利人均未提出异议，刘×2生前亦未对刘×1与征收事务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提出异议，故可视为刘×2生前已认可刘×1为上述无证房的权利人。如前所述，鉴于刘×2生前认可刘×1为上述无证房的权利人，其他家庭成员在公示期内亦未提出异议，且上述无证房的翻建行为发生在赵×1与刘×2再婚之前，故赵×1主张刘×1与征收事务中心就53号院内房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存在无权处分、恶意串通行为当属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赵×1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赵×1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赵×1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赵×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伍 涛
审 判 员 王爱红
代理审判员 高瞳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罗娇杨
书 记 员 王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