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55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宏州，男，汉族，1984年10月16日出生，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慧，湖北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贤舜，湖北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迎春，汉族，1965年2月4日出生，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秋，湖北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汉口火车站广场东路武汉建工大楼505号。
法定代表人：应志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隆博，男，汉族，1995年7月13日出生，该公司职工，户籍地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女，汉族，1987年1月25日出生，该公司职工，该公司职工，住武汉市江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学明，男，汉族，1967年1月27日出生，住武汉市新洲区，
上诉人程宏州因与被上诉人高迎春、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公司）、王学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1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宏州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由建工集团公司对一审第一、二项判决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向程宏州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由高迎春、建工集团公司、王学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由项目部邵雄签字，并加盖建工联投项目部印章”，实际应为“项目部经理邵雄签字，并加盖建工联投项目部印章”；2、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1月13日，程宏州向原告偿还借款8万元”，实际应为“被告高迎春向原告偿还利息8万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程宏州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2014年9月30日）后的六个月内曾向建工集团公司或其名下的建工联投项目部主张过担保责任，故建工集团公司的赔偿责任得以免除，从而驳回程宏州的诉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针对的是在担保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而本案的担保合同无效，既然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何来的担保责任。故保证期间制度是针对有效担保合同而言的，无效担保合同并不适用担保期间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免除的是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并未免除担保人因担保无效而产生的过错赔偿责任。程宏州诉请的是保证人因保证合同无效而承担的过错赔偿责任，与担保合同有效情形下产生的保证责任性质不同，不是同一法律责任。一审判决以此规定免除担保人应承担的过错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认为“债权人要求无效保证合同的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仍应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主张权利时起算”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程宏州对建工集团公司的原诉请为“建工集团公司对高迎春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建工集团公司提出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不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抗辩后，一审法院要求程宏州选择要建工集团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还是过错赔偿责任，程宏州才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过错赔偿责任。因此诉讼时效应从保证人主张担保合同无效的抗辩时开始计算。故程宏州对建工集团公司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高迎春辩称，同意程宏州的上诉意见。
建工集团公司辩称，保证合同无效时，保证人承担的过错责任为缔约过失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保证期间仍然适用于担保无效的情形。保证合同无效时，债权人所获得的利益不应该超过保证合同有效时可以获得的利益。程宏州未在保证期间向王学明主张担保责任，若建工集团在担保合同无效情形下还要承担保证责任则有失公平。根据目前司法实践，债权人要求无效保证合同的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应该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主张权利时起算。即使保证合同无效不适用保证期间制度，建工集团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诉讼时效也已经超过了。
王学明未参与二审调查，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程宏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高迎春返还程宏州借款本金200万元整，并以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向程宏州支付从2014年7月31日起至借款返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二、王学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因担保无效，建工集团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四、本案的诉讼费由高迎春、王学明、建工集团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31日，程宏州与高迎春、建工联投项目部、王学明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高迎春承接了联投国际城项目，因资金不足向程宏州借款200万元，借款利息为月息4%，每个月8万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从2014年7月31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止。王学明为高迎春的借款担保人。合同第六条约定武汉市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自愿为高迎春作为本次借款的担保人，为高迎春本次借款本金、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即只要高迎春还款逾期，担保人即承担还款责任。合同还就违约金和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程宏州、高迎春在合同尾部签名，王学明在担保人处签名。在合同的抬头注明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为担保人，在合同尾部担保人处手写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但没有加盖印章。在合同尾部担保单位处注明“联投国际城施工产值目前达2500万，总施工面积16.5万平方米，本合同若逾期未执行还款，项目部有权将工程款转拨甲方（暨本案原告），”由项目部邵雄签名，并加盖建工联投项目部印章。合同签订当日，程宏州向高迎春给付了借款192万元。2015年1月13日，高迎春向程宏州偿还借款8万元，因高迎春此后未能按时偿还借款，故程宏州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另查明，武汉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8日登记更名。
一审诉讼前，程宏州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保全。一审法院依法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7）鄂0103民财保2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高迎春、王学明、建工集团公司名下价值308万元的财产予以保全。
一审法院认为，程宏州与高迎春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程宏州依据该合同给付了借款，高迎春应依约还本付息。现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已届满，程宏州要求高迎春偿还借款本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借款本金，因出借时程宏州已预先扣除了利息8万元，故以实际出具金额192万元为准。对利息部分，双方合同内约定的月利率4%超过法律规定，现程宏州主张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但应从借款次日暨2014年8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并扣减高迎春已偿还的8万元。对程宏州要求建工集团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借款合同》中抬头的借款人书写的系建工集团公司的名称，但该公司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而是由建工联投项目部在合同上盖章确认，该项目部并未进行登记，属于建工集团公司的内部职能部门，根据法律规定，企业内部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合同无效的后果是保证人根据过错承担赔偿责任。作为企业的内部机构，建工联投项目部在明知自己无授权并不具备担保的主体资格时，仍为他人提供担保，存在一定的过错，对本案主债权的损失应负有相应的赔偿责任。因其系建工集团公司的内部职能部门，其民事责任应由建工集团公司承担。但在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保证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不应高于保证合同有效时所应负民事责任，因此保证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对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债权人要求无效保证合同的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仍应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主张权利时起算。债权人在该期间内未主张权利的，由于保证期间的经过，无效保证合同的保证人的赔偿责任应予免除。本案中《借款合同》并未约定保证期，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程宏州没有证据证明其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2014年9月30日）后的6个月内曾经向建工集团公司或其名下的建工联投项目部主张过保证责任，因此建工集团公司的赔偿责任得以免除。故对程宏州要求建工集团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程宏州要求王学明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本案中《借款合同》并未约定保证期，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程宏州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2014年9月30日）后的6个月内曾经向王学明主张过保证责任，故保证人王学明的保证责任免除。对程宏州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高迎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程宏州偿还借款本金192万元；二、高迎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程宏州支付利息（以192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一审法院确定给付期限止，扣减已偿还的8万元）；三、驳回程宏州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1572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0720元由高迎春负担（此款程宏州已垫付，由高迎春随上述判决款项一并给付程宏州）。
本院二审期间，程宏州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江金元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江金元在本案借款到期后帮程宏州向高迎春及建工集团公司主张过债权；证据二、现场签证申请单，证明邵雄是项目经理。高迎春经质证后认可江金元的陈述属实。建工集团公司对证据一江金元的证人证言经质证认为，单方证言不能证明程宏州向建工集团公司主张过债权，对公司董事长身份的陈述与当时的事实不符。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现场签证申请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邵雄有签名权限就是项目部经理，故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
经本院审查认为，证据一江金元的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能予以佐证；证据二现场签证申请单并非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本院对此均不予采信。
建工集团公司提交了该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武建股人资字【2014】11号文，证明邵雄不是项目部经理，只是项目技术负责人。程宏州经质证认为，文件是公司内部的文件，一审庭审时邵雄认为自己是项目经理，建工集团予以了认可。高迎春经质证认为，即使邵雄不是项目经理，其对项目与公章也有事实上的掌控。2014年时邵雄确为项目部经理，后被撤职，2016年才换成案外人周崇新。对文件的真实性，程宏州及高迎春均不予认可。
经本院审查认为，该文件系建工集团公司内部文件，不具有公示性，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程宏州上诉提出一审判决有两处认定事实错误的地方，一是认定“2015年1月13日，被告程宏州向原告偿还借款8万元，因被告此后未能按时偿还借款，……”系认定事实错误；二是“由项目部邵雄签字，应为项目部经理邵雄签字”。经本院审查，关于“被告程宏州向原告偿还借款8万元”系一审法院的笔误。关于邵雄的签字一审法院只是采取陈述的方式描述了借款合同中的落款及签名，而邵雄的落款中并没有“经理”的前缀。故均不属认定事实错误。
高迎春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程宏州未在保证期间内提出要求建工集团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建工集团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因无效担保合同而产生的过错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从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设立保证期间的目的既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也是为了不让双方当事人的权益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签订《借款合同》及合同中约定的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无异议。故作为债权人的程宏州在债务人高迎春未履行债务时，基于对合同有效的认识以及高迎春到期不履行义务的事实应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已经受到侵害，应及时行使其合同权利，即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建工集团公司提出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诉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转换的法理，本院认为，程宏州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建工集团公司提出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是因担保合同无效而引起过错赔偿责任也是计算诉讼时效的前提条件。程宏州上诉提出过错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应从保证人主张担保合同无效的抗辩时开始计算无法律依据，也与诉讼时效系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及维护交易秩序稳定的设立目的不相符。故本院对程宏州要求建工集团公司承担因保证合同无效的过错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程宏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440元，由程宏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捷
审判员 万军
审判员 晏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胡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