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58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佘勇，男，1962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琪英，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玉祥，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厚春，男，196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祖芹，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革，男，196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剑，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驰，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42号。
法定代表人：马革，该公司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剑，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驰，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佘勇因与被上诉人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原审第三人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森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佘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共同向佘勇支付人民币900万元本金及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自2012年7月1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回避《借条》的效力这一基础性问题。(一)根据相关规定，合同的效力可分为：有效、无效和可撤销。无论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案涉《借条》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首先应当审查《借条》对应的合同效力问题，并区分处理如下：1.如果合同为合法有效，佘勇的主张即具有合同依据，则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负有给付义务，应当支持佘勇的请求；2.若按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所抗辩之意见，其反复多次强调是受佘勇逼迫而出具的《借条》，根据合同法及相关规定，为可撤销合同；即使按一审法院该判决思路，“确实不存在低价转让股权的事实”，那么，在法律上，《借条》应属于显失公平，依据法律规定，仍是可撤销合同。然而，可撤销合同，必须以当事人明确行使撤销权为准，而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由于该撤销权己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归于消灭，因此，合同在不被撤销的情况下仍然为合法有效。(二)本案中，《借条》所对应的合同关系并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其次，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并无证据证明其受欺诈或胁迫而签署《借条》，而《借条》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双方当事人就股权转让达成补偿的合意，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分知晓自己在《借条》上的签名相应的法律后果，应认定该签名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借条》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合法有效，应当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的说理只能得出“《借条》是一个可撤销合同”的结论，并且强行、主动对《借条》予以撤销，存在严重的违法性。二、一审判决遗漏佘勇提交的重要证据，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否认了《借条》与股权转让补偿的关联性。根据佘勇提交的证据《公证书》，佘勇于签署《借条》的同一时期，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发送了补偿计算、补偿协商意见等文件，该补偿计算文件上体现的应补偿数额与《借条》的数额对应、匹配，加上在《借条》出具时间前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分笔向佘勇支付补偿款的事实，该系列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存在股权转让补偿的合意。且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在出具《借条》后，未对此提出异议，也未对佘勇向其送达的补偿计算、补偿协商意见的数额提出异议，应视为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对补偿金额的确认，并以实际支付补偿款的事实行为对补偿的合意加以确认。2.一审判决认为不存在低价转让的事实，属于对事实的错误认定。(1)由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完全控制迪森公司，佘勇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转让股权时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隐瞒迪森公司的真实资产状况、压低交易价格，2005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的对价明显过低，直到后来转让完成后的几年中，佘勇才陆续知道被隐瞒资产且严重压低了股价，这些可以从迪森公司的上市文件中得到明确体现，其中上市的法律意见书明确载明：2004年3月25日迪森股份经过广州市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的资产价值为1958.7/25.09%=7806.778097万元，对应佘勇5.58%股权按资产评估价值至少为435.61万元，己接近转让价格的3倍，因此，2005年的转让价格显失公允。佘勇遂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协商补偿事宜，由此取得《借条》的协商结果。(2)一审法院遗漏佘勇提交的2003-2005年迪森公司的净资产证据，该证据充分证明佘勇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转让股权时的交易对价过低。佘勇提交了迪森公司在广州市工商局年报的2003年到2005年的财务报表作为证据，该证据体现：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以及案外人梁洪涛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在2005年7月转让迪森公司的股份时，迪森公司反映在财务报表上的净资产分别为2003年8013.89万元人民币，2004年6789.21万元，2005年6597.83万元，远高于佘勇、案外人梁洪涛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转让的股份价格所能计算出的迪森公司整体价值。(3)一审判决对于：佘勇举证的国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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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在2004年11月转让价格是佘勇转让的股价几倍并未提及。具有国资背景的广州风险投资公司在佘勇转让股权的同一个时期即2004年11月将其持有的25.09%的迪森公司股份转让给了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和梁洪涛，转让价格是3153.91万元，远远高于佘勇的交易价格，可见佘勇的转让价格过低。(4)一审判决指出，未有证据反映佘勇在股权转让后，至2011年迪森公司上市申报时，在长达5、6年期间曾经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提出补偿的主张。对于佘勇来说，在该期间并不知道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对迪森公司的资产有所隐瞒的情况。在知道股权被低估、权利被侵犯之后，佘勇马上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提出主张，争取权利，而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为此出具的《借条》也充分说明了股价低价转让的事实。(5)一审法院以同时期其他股东也以接近或更低价格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转让股权为由，否定本案低价转让的事实，不具有合理性。首先，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对于同时间股权转让的原股东梁洪涛也作出了补偿，但由于佘勇并非该补偿约定的当事人，无法取得证据证明该补偿及数额；其次，现有证据反映，在短短几个月内原股东梁洪涛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卖出的价格从表面上看来仅为其之前买入价格的1/23，很显然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举证的梁洪涛于2005年向其出售股权的价格是不真实的，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三、无论其他股东以何价格进行转让，也不影响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之间就其双方间的转让达成不同价格的最终交易条件(包括补偿)，由于每个股东的个体情况、背景、对公司贡献、议价能力等情况不尽相同，每一项交易行为具有不同特点，本案案涉的股权转让价款并不必然需要与其他主体的交易价格一致。3.对于佘勇在接受保荐人访谈时作出的回答，只是为了配合迪森公司上市，由于当时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己通过《借条》的形式作出了补偿的承诺，《借条》和承诺书形成了双方以迪森公司上市为条件的债权债务关系，迪森公司上市可使佘勇获得承诺的补偿，因此，佘勇对第三方作出“不存在股权纠纷”的回答，为了配合迪森公司上市，合情合理，该配合性的陈述并不构成对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关于股权转让补偿的合意的变更。综上，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之间由于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补偿的合意，常厚春、李祖芹、马革由此出具了《借条》，该借条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并不存在无效或可被撤销的情形，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应当按照《借条》的约定向佘勇支付款项。
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迪森公司述称,同意常厚春、李祖芹、马革的意见。
佘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共同支付佘勇9000000元及损失（从2012年7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20日，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以借款人的名义向佘勇出具《借条》，称“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三人借佘勇9000000元”。
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表示其虽签署《借条》，但借款没有实际交付，而是迪森公司进入深圳创业板上市材料申报阶段，在保荐人向佘勇作尽职调查时，被佘勇敲诈而被迫签署的《借条》。佘勇亦承认借款没有实际给付，但表示《借条》是基于迪森公司股权转让补偿关系而形成的借款或欠款关系，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对此，佘勇提供如下证据：
一、2005年7月26日，佘勇作为转让方、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作为受让方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合同书记载“就转让方在迪森公司的出资转让事宜订立如下条款：（一）佘勇将原出资4334544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58％）中的2004144元转让给常厚春，1165200元转让给李祖芹，1165200元转让给马革。转让金共计1550913元；（二）2005年7月26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三）至2005年7月26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双方均已认可；（四）公司红利的收益按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转让方享有转让前的红利（转让方享有的红利已包含在双方商定的股权转让款中），受让方享有转让后的红利；（五）佘勇股东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六）合同如发生纠纷，经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仲裁机构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七）本合同一式六份，交公司登记机关一份，股东各持一份，公司存档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八）本合同自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2014年3月3日，佘勇向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申请对其使用的139电子邮箱有关邮件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书》（2014粤广广州第032592号）。《公证书》记载，佘勇分别于2011年6月19日、2011年7月24日、2011年7月27日向138×××＠139.ｃｏｍ地址发送《股份补偿计算》、《迪森股份公司权益补偿计算及依据（新）》及附件《迪森股份未合理对价权益计算》、《迪森股份公司权益补偿协商意见》及附件《补偿计算》；
三、佘勇的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记载2011年6月20日，常厚春向佘勇转账500000元；2011年8月7日，常厚春向佘勇转账410000元；2011年8月8日，李祖芹、案外人曾宪群分别向佘勇转账310000元、280000元；2011年10月8日，常厚春、李祖芹分别向佘勇转账615000元、465000元；2011年10月10日，马革向佘勇转账420000元。上述合计3000000元；
四、2011年6月20日签名“承诺人马革”的《承诺书》。内容为“本人马革名下在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股票的3000000股可转让给佘勇，在转让前所有的股息及表决权等归马革所有，转让价款已支付，上述新加坡上市公司指Devotion公司”；
五、2011年7月28日，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以借款人名义向佘勇出具的《借条》。内容为“今借佘勇29000000元。备注：若迪森公司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不成功或放弃上市计划（国内），则此《借条》作废”；
六、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4月3日期间，佘勇与“李祖芹”（186××××6185）之间的短信往来。其中，佘勇2014年2月18日发出短信“可以先不谈新加坡公司的事情，股份公司两张借条的事情尽快解决，前一次厚春说分开，不一篮子处理”。“李祖芹”对此内容未作回复。
佘勇针对其上述举证认为，一、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证据，证明案涉借条所指的金额实际是针对其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转让的迪森公司股份，因原转让价款系在双方信息不对称，转让价格严重低估，当其知道迪森公司真实资产状况后，经双方协商，由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补偿给其的股份转让款，所以本案借款实际是对迪森公司股权转让所进行的补偿；二、案涉9000000元《借条》和上述29000000元《借条》、3000000元《承诺书》，统称为“三张条子”，是作为电子邮件中“迪森股份未合理对价”和股权之外的账外资产问题，经协商而形成的“权益补偿”的结果；三、在2011年7月27日发送《迪森股份公司权益补偿协商意见》后，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最终达成了“上市前3000000元、上市后38000000元补偿的意见”，所以在9000000元借条之后写了29000000元的借条，这两张借条就是“迪森股份未合理对价”邮件提出的“权益补偿”结果。常厚春、李祖芹、马革针对佘勇上述举证认为，一、《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事项，已在2005年7月26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而公证书的内容则仅为佘勇单方的意思表示，当中并没有反映常厚春、李祖芹、马革确认佘勇的主张；二、佘勇所谓补偿金额合计41000000元，而佘勇在2004年仅持有迪森公司5.58％股份，由此计算迪森公司在2004年的资产需达到8至10亿元以上。因此，案涉借条是以等价有偿、公平的原则，还是佘勇在迪森公司上市前的敲诈，已非常明显。如果38000000元真的是股份转让的补偿，则说明佘勇的损失是客观存在，但借条“备注若迪森公司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不成功或放弃上市计划（国内），则此《借条》作废”，明显不符合常理。佘勇简单的放弃表示，证明借条款项并非股权转让的补偿。
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为证明其上述主张的意见，提供如下证据：
一、2004年3月23日迪森公司200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同意股东转让出资的决议》。内容包括“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以下事项：（一）根据股东海南滨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04年3月21日分别与股东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梁洪涛共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同意股东海南滨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向股东常厚春转让出资3984984元、转让价格1500000元；向李祖芹转让出资3184880元、转让价格1200000元；向梁洪涛转让出资3184880元、转让价格1200000元；向马革转让出资2920768元、转让价格1100000元；（二）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股东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与股东佘勇分别出具了自动放弃对海南滨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本公司17.09％股权的受让权”；
二、2005年7月26日，梁洪涛作为转让方、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作为受让方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内容包括“梁洪涛将原出资21261016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7.37％）中的2804248元转让给常厚春，8902128元转让给李祖芹，7224240元转让给马革，1165200元转让给钱艳斌，1165200元转让给陈燕芳，转让金共计1500000元”；
三、2005年7月26日迪森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同意股东转让股权的决议》。内容包括“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事项：（一）同意股东佘勇向常厚春转让股权2004144元占公司股份总数2.58％；向李祖芹转让股权1165200元占公司股份1.5％；向马革转让股权1165200元占公司股份1.5％；（二）同意梁洪涛向常厚春转让股权2804248元占公司股份总数3.61％；向李祖芹转让股权8902128元占公司股份11.46％；向马革转让股权7224240元占公司股份9.3％；向钱艳斌转让股权1165200元占公司股份1.5％；向陈燕芳转让股权1165200元占公司股份1.5％”；
四、2011年6月20日，佘勇出具的《承诺书》。内容为“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三人给本人于2011年6月20日出具的借条借款9000000元，若迪森公司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不成功或放弃上市计划（国内），则此借条作废，本人放弃此笔债权的追诉权”；
五、2011年6月20日，迪森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保荐人广发证券公司向佘勇访谈的《访谈笔录》。内容包括“问‘现就您对迪森公司的前身迪森公司的出资、股权转让等过程涉及到的相关问题向您了解情况，您是否愿意如实陈述，并保证所陈述的内容真实完整’；答‘是’；问‘请介绍您在迪森公司设立时的出资情况’；答‘本人以100000元的现金出资，当时的《验资报告》可以证明’；问‘您现持有迪森公司多少股份，所占股权比例多少，是否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代为持有迪森公司的股份情形，是否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安排委托他人代为持有迪森公司的股份情形’；答‘（现）不持有迪森公司的股权，（其他情形都）不存在’；问‘您是否于2005年7月将您持有的200.4144万股、116.52万股、116.52万股股份分别转让给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如是，请问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多少？定价依据是什么？各受让方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请您介绍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和背景’；答‘是的，本人根据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签署的相关的转让协议完成了本次转让，转让价格是0.36元/股，定价依据是迪森股份和新加坡上市公司股份置换数量和价格比例。各受让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本次股权转让是因迪森股份2003年资产业务出售给新加坡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已在上市公司有所体现。本人因为要出国移民的原因，将公司股权转让给其他原始股东’；问‘您与上述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相对人是否存在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股权纠纷或任何的其他纠纷或潜在纠纷？请问您与迪森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股权纠纷或任何的其他纠纷或潜在纠纷’；答‘不存在’；问‘您是否保证您的回答的真实性并愿意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答‘保证’”；
六、2011年7月28日，佘勇出具的《说明及承诺书》。内容为“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出具的借条，借本人共计29000000元，如果迪森热能技术股份公司不能上市，则此借条作废，欠款归零”。
常厚春、李祖芹、马革针对其上述举证认为：一、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证据均为迪森公司在工商部门存档的材料，反映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迪森公司亦存在其他股东转让出资的情况，转让的价格低于或接近同时期的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之间的案涉股份转让价格。在当时，包括佘勇在内的转让方均是根据当时的股份价值，通过平等协商自愿转让股份，且股份转让后各方亦无纠纷，直至佘勇在事隔多年后的迪森公司上市的节点提出所谓的“补偿要求”。因此，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受让佘勇的股份不存在转让价格严重低估；二、上述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证据，证明《访谈笔录》是迪森公司上市的必备文件，在当时确实需要佘勇配合保荐人作访谈笔录。佘勇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主张所谓的股权转让纠纷，而且佘勇在承诺书中明确两份借条是因为迪森公司上市的原因而签署，由此表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股权转让补偿；三、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在2011年6月20日受佘勇逼迫签署9000000元借条及支付500000元后，佘勇配合了保荐人作访谈笔录。此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再受到佘勇以负面消息阻碍迪森公司上市的逼迫，而出具了29000000元的借条。显然，佘勇若真的存在股权转让损失，不可能在前后一个月内，损失由9000000元变成29000000元。佘勇针对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上述举证认为，一、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证据的材料，签署方仅是为了在工商部门的备案而签署，并不代表双方的实际转让价格，且其他股东的交易价格并不能决定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之间的交易价格。同时，佘勇是在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欺骗的情况下签订案涉股份转让合同，佘勇知道实情后要求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作出补偿，故双方才有补偿的协议即9000000元和29000000元的借条；二、佘勇并无敲诈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若存在佘勇敲诈，则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可依法提出撤销，但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并未提出撤销；三、《访谈笔录》虽为真实，但《访谈笔录》是其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存在纠纷的情况下为配合迪森公司上市而作的虚假陈述。
佘勇为证明双方存在协商补偿的事实而非敲诈，举证了对话的录音证据。佘勇表示对话双方为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时间为2013年7月、8月和12月。佘勇称在录音中，其当面向常厚春、李祖芹提及发送上述邮件的事情，常厚春、李祖芹虽没有作出回应，但亦没有否认，常厚春亦愿意按9000000元付款，只是对上市前支付的3000000元是否包含当中存在争议，而佘勇则坚持按上述“三个条子”兑现。对此，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认为录音无法判断对话的双方是谁和录音是否完整，而且在这个录音当中亦没有任何一方表示接受佘勇的补偿要求。
一审另查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提供2004年9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的签名为佘勇，受让方的签名为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内容包括，“转让方将其持有迪森公司5.58％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达成如下条款：转让方同意将其拥有迪森公司5.58％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其中常厚春占2.58％、李祖芹占1.5％、马革占1.5％；转让方保证其对迪森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之前的所有股权转让及变更决议无异议，并履行了所有与迪森公司有关的责任和义务，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转让方及受让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为受让方以每1％股权按277941.50元价格，受让转让方在迪森公司5.58％的股权，股权转让金共计1550913.57元”。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表示与佘勇在2005年7月26日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外，双方还签订此份《股权转让协议》，该两份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是一致的。除此以外，双方再未有签订任何股份转让的协议。对此，佘勇认为双方于2005年7月26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为了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使用的，除了这份合同外，有无再签订其他股权转让协议，因时间较长已记不清楚，现只记得案涉的借条和承诺书。
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提供其委托代理人宋剑、王璟文在2014年12月1日向《访谈笔录》的访谈人、记录人苏莉询问的《律师调查笔录》。内容包括“问‘2005年7月后，佘勇已非迪森公司的股东，为什么要与佘勇进行访谈问话’；答‘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15号之《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的通知》要求，保荐机构需对保荐的公司在股份改制时的发起人进行尽职调查，迪森公司是在2000年12月改制为股份公司的，佘勇当时为迪森公司改制重组的发起人之一，对佘勇的访谈是保荐机构尽职调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问‘当时还有无与迪森公司的其他原股东进行类似《访谈笔录》’；答‘有，我们对迪森公司发起人都进行了尽职调查，形成《访谈笔录》’；问‘请问向公司上市前原股东进行访谈问话，有无相关法律依据或文件规定？2011年6月20日的《访谈笔录》是否属于迪森公司上市过程中的必备重要文件？有无相关法律依据或文件规定’；答‘佘勇作为迪森公司发起人之一，对他的访谈是根据证监会要求进行的，对他的《访谈笔录》是迪森公司上市申报材料必备重要文件。依据如下：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15号之《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的通知》第十一条要求，另外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1］37号之《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2号》第十六条要求。因此，对申请上市的股份公司发起人股东尽职调查是必需的法律程序，通过访谈形成《访谈笔录》是常规的作法，是公司上市申报材料的必备重要文件’；问‘如被访谈人佘勇拒绝配合进行访谈则可能导致什么后果’；答‘股份公司发起人配合尽职调查是发起人股东应尽的义务。如其不配合访谈，形成不了《访谈笔录》，将使股份公司上市材料出现重大不完整。作为保荐机构广发证券，有严格的内审程序，如果材料不齐全，通不过内审，迪森公司的上市材料将无法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批。’”佘勇对此证据不予认可，称，一、佘勇不清楚不签署《访谈笔录》就会影响迪森公司上市，法律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二、佘勇签署《访谈笔录》是不存在股权纠纷，只是为了配合迪森公司上市，在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作出承诺补偿之后才签署《访谈笔录》；三、佘勇是迪森公司的发起人，从公司财务报表反映公司最初资产就是60000元、70000元，本案补偿是迟了七年才补偿，是有时间价值补偿的，并不是等到2011年才追讨，实际从2004年起就一直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追讨。
佘勇在本案的书面自述意见中，称“2010年迪森公司计划上市，需要创始股东之间清理债权债务关系，迪森公司董事会秘书发邮件给其要求签署一份承诺不存在代持股份和发起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访谈笔录，其多次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协商并发邮件要求在签署访谈笔录之前，协商迪森公司的股份补偿，并在邮件中附有补偿计算。这就是本案发生的来由。佘勇提供的《借条》，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提供的《承诺书》和《说明及承诺书》，都是同日签署，当事双方和金额以及《借条》产生原由为迪森公司上市，都互相完整对应，也就是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两份借条和两份承诺书完整构成了双方以迪森公司为条件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了一个以迪森公司上市为前提合约，是合法有效的契约合同行为”。
一审再查明，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就上述29000000元借条的纠纷，与本案一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923号]。
一审法院认为：佘勇在本案明确借条中的借款并非其支付给常厚春、李祖芹、马革的款项，而是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欠佘勇股份转让补偿所转化的欠款，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转让的股份系指佘勇将持有迪森公司5.58％的原始股分别转让给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因此，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在本案中，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均确认案涉《借条》项下的借款不存在实际交付的事实。佘勇主张案涉《借条》是“因佘勇低价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转让所持有的迪森公司股份一事”而达成的股份转让补偿协议，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主张案涉《借条》是佘勇利用迪森公司上市的关键时期进行敲诈而受逼迫出具。因此，认定本案纠纷的性质，关键在于案涉《借条》是否确实是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为补偿佘勇低价转让股份的损失而达成的协议。
根据本案查明，一、案涉《借条》中并无任何体现股权转让补偿的内容。相反，与《借条》同时出具的《承诺书》，甚至在29000000元《借条》及《说明及承诺书》中，均明确记载如迪森公司不能成功上市，则《借条》作废。佘勇在书面自述本案发生的缘由时，称“两份借条和两份承诺书完整构成了双方以迪森公司为条件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了一个以迪森公司上市为前提合约”。借条和承诺书的内容与佘勇明确的股份转让补偿存在明显的矛盾。即如果《借条》是针对低价转让股份的损失进行补偿，则说明损失已客观存在，但为何又要以迪森公司能否成功上市作为前提，并以此决定补偿是否成立；二、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佘勇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转让股份存在低价转让的事实，亦未有证据反映佘勇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转让股份后，至2011年迪森公司上市申报时，佘勇在长达5、6年期间曾经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提出低价转让需作补偿的主张；三、在佘勇转让股份给常厚春、李祖芹、马革的同时期，迪森公司的其他发起股东也以接近或更低价格，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转让与迪森公司的股份，而本案没有证据反映其他转让股份的原股东曾经主张转让的价格低于股份的合理价值；四、佘勇提供的《公证书》和对话录音证据，当中并没有相对方就佘勇提出的主张意见作出表示认可的内容，而且常厚春、李祖芹亦不认可其为对话录音中的一方，因此该等证据仅能反映佘勇认为的补偿协议系其单方的意见。另一方面，佘勇转让迪森公司股份时的股份价值，与数年后迪森公司上市申报时的股份价值，不能相提并论。以后者的股份价值计算前者股份价值而认为股份的转让价格严重低估并不客观；五、佘勇在接受保荐人访谈时，保荐人已就访谈的目的和要求向佘勇予以明确告知，佘勇在清楚、清晰的情况下，表示“愿意如实陈述，并保证所陈述的内容真实完整，愿意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访谈笔录》的内容是佘勇诚实无虚假的、意思真实的陈述。佘勇对访谈人提问“您与上述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相对人是否存在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股权纠纷或任何的其他纠纷或潜在纠纷？”，以及“您与迪森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股权纠纷或任何的其他纠纷或潜在纠纷”时，回答“不存在”。显然，佘勇直至此时仍未有存在低价转让股份情形的陈述。
综上所述，佘勇明确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但本案没有证据充分证明在迪森公司筹备上市阶段前，佘勇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之间对履行完毕的股份转让存在低价的争议。佘勇主张案涉借条系对其此前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低价转让迪森公司股份的补偿，缺乏事实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佘勇依此事由要求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共同支付9000000元及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佘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5500元，由佘勇负担。
二审中，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关于广州风投公司投资迪森公司的《股东协议》；证据2.关于通过广州风投公司投资迪森公司收益率协议的《广州迪森热能技术有限公司第一节股东会决议》及附件二；证据1.2拟证明：广州风投公司投资入股迪森公司时已明确约定退出方式为投资额加上固定每年20%投资收益率的价格进行股权回购；佘勇对于广州风投公司投资及退出迪森公司的约定是知情的。证据3.广州风投公司退出迪森公司的《股权回购协议》；证据4.关于同意广州风投公司向迪森公司四股东转让股权的《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证据3.4拟证明：迪森公司股东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及原股东梁洪涛根据前述协议约定承担了相应的股权回购责任；佘勇对于广州风投公司退出迪森公司的约定是知情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佘勇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该证据的关联性，评估价是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的，按评估价合理的价格要高于案涉股权最终转让的价格，而实际上最后广州风投公司的真实价格还远高于评估价的。
佘勇二审庭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康达股发字[2011]第026号）；证据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康达股发字[2011]第025-2号）第3-3-1-3-15至16页部分内容；证据3.《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康达股发字[2011]第025-2号）第3-3-1-3-81至84页部分内容；证据4.迪森公司工商年检资料2004-2005年财务报表；拟共同证明2004、2005年间迪森公司股东转让股份的价格差距巨大，定价不真实，迪森公司的管理层股东未履行披露义务，隐瞒真实资产价格。常厚春、李祖芹、马革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根据康达股发字[2011]第025-2号第15页表格下面的文字表述了背景，即广州风投公司在进入时已经和佘勇在内的股东进行了约定，如2年内不能上市，广州风投公司就要退出，而退出时各股东有回购义务，价格是投资成本加上投资收益，这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该评估是在这个背景下作出的，不能反映迪森公司的股权价值。且广州风投公司从进入到退出，佘勇都是很清楚的。
佘勇在二审庭后，提交以下证据：证据5.招股说明书；证据6.上市公告书。证据5、6拟证明：2012年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时发行价为13.95元/股，发行后总股本为13948.8834万股，按此计算的公司市值为13.95×13948834=194586.92343万元。证据7.股票软件查询资料，拟证明：迪森公司上市第一天交易的收盘价为16.44元/股，第一个交易日的市值约为229319.64万元。证据8.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法律意见书；拟证明：没有文件明确规定中介机构必须采用访谈手段对发行人历史股权变动情况进行核查；中介采用采访核查的，受访者不负有接受访谈并签署访谈记录的法定义务，当事人拒绝访谈或前述访谈记录不构成发行上市实质障碍；股东访谈记录不属于发行人申请IPO的必备文件材料，提交股东访谈记录不是企业发行上市申请被证监会受理和正常审核的必要前提条件；常厚春、李祖芹、马革称佘勇利用访谈来“敲诈”致其在借条上签名，并不存在事实基础。该借条为常厚春、李祖芹、马革真实意思表示。证据9.证人证言；拟证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在佘勇退出公司时故意隐瞒迪森公司的真实资产，其中有一笔为在宁夏购买的矿权；佘勇自知道常厚春、李祖芹、马革隐瞒公司真实资产迫使自己以不合理低价转让公司股份之后，一直积极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就股权补偿问题进行主张；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出具的两张借条是在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与佘勇长时间充分协商的前提下，双方就股权补偿达成合意的结果。证据10.佘勇与迪森公司另一名原股东梁洪涛通话录音，拟证明在股权转让后，佘勇才通过梁洪涛知道迪森公司在06年购买煤矿、公司资产被常厚春、李祖芹、马革隐瞒的事实；由于常厚春、李祖芹、马革隐瞒资产等原因，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也对佘勇同时期退出的股东梁洪涛作出补偿，写条子并实际支付补偿款。另，佘勇提交了迪森公司《（2004）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及《（2005）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
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对佘勇庭后提交证据质证认为：证据5、证据6：该两份证据是不完整的。《招股说明书》的签署日期为2012年6月27日，佘勇不可能在2011年6月就能看到《招股说明书》及从中发现其所谓的“隐瞒资产”。涉案的两份《借条》分别是在2011年6月20日和7月28日出具的，佘勇不可能在公司上市前一年就知道公司上市价格及市值倒推计算出其所谓的“股权补偿”价值。且如果按照佘勇的逻辑，其主张的所谓低价转让股权损失价值理应在2004年股权转让时就已形成确定，无论迪森公司此后上市与否及上市价格如何都不影响该损失价值，也不可能存在以公司上市与否作为损失成立条件的情况。证据7：迪森公司上市首日交易价格与佘勇主张无关。证据8：其不是该法律意见书的委托人，真实性由合议庭审查。一审时提交的《律师调查笔录》及一审法院调查笔录中可以反映，发起人股东的访谈笔录是迪森公司上市保荐人广发证券内部审查流程的必备材料，与该法律意见书所论述的基础不属于同一范畴。并且金杜律师事务所既不是迪森公司上市中介机构，也未实际参与迪森公司上市的过程，其所作出的法律意见书并不能否定《访谈笔录》属于迪森公司申报上市关键资料的事实。证据9：未出庭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常厚春从未向马春印告知购买煤矿的问题，也从未与佘勇及马春印就“股权补偿”问题进行过协商。根据佘勇一审时提交的《招股说明书》【补充证据清单二证据3】中的第52页反映，迪森公司是在2006年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在2010年将探矿权转让，转让价款为6795.86万元，扣除受让探矿权成本及勘探成本、税费后，亏损27.19万元。迪森公司受让探矿权和投入勘探成本均发生在佘勇2004年9月28日股权转让之后，该探矿权投资既不属于佘勇所谓的“隐瞒资产”的情形，也不可能因此而给予佘勇高达3800万元的“股权补偿”。证据10：该通话录音无法核实身份及通话是否完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迪森公司受让探矿权和投入勘探成本时，梁洪涛及佘勇均已经不是迪森公司股东，不存在其所谓的“隐瞒资产”情形。佘勇及梁洪涛转让股权时，佘勇及梁洪涛共同在《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同意股东转让股权的决议》签署表决通过，他们对各自的转让股权情况都非常清楚且没有异议。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价格上，不可能在事隔多年后因为探矿权的问题而与梁洪涛达成所谓的“股权补偿”。《（2004）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及《（2005）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是迪森公司基于2004-2005年年检向工商部门提交，作为公示资料，佘勇此前作为公司股东是明知的，不存在其所谓隐瞒资产的情况。事实上，从2004年9月28日股权转让后直至2011年6月期间，佘勇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出所谓的股权补偿。另外，即使按照佘勇主张的所谓“股权补偿”的逻辑，其2004年转让股权时股权份额5.58%对应的净资产数额也只有3681589.95元，双方也根本不可能达成高达3800万元股权补偿。迪森公司称，同意常厚春、李祖芹、马革的意见。
再查，佘勇一审中提交了经过公证的邮件，佘勇称均为由其个人邮箱发往李祖芹的邮箱的邮件，其中2011年6月的邮件中有“据此，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应退回本人至少1051.062万元。……请参考，商议补偿办法”的内容。关于该份邮件，佘勇解释称，在发邮件的第二天，各方又达成了上市前先付150万元，上市后再付900万元的约定，则150+900=1050万元，与邮件中的1051062取整数是吻合的。但对于150+900万元的变更过程，佘勇并无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另，同年7月27日的邮件则罗列了A/B/C三个方案后，写明“怎样计算，股份公司上市前补均应补3000万以上，股份公司上市后的市值，均在亿元以上”。该些邮件均未收到李祖芹的回复。
针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作如下的认定：1.常厚春、李祖芹、马革二审提交的4份证据，佘勇确认该证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故可认定佘勇对广州风投公司进入及退出迪森公司的情况是知情的。2.佘勇二审提交的10份证据，均无法证明其主张。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借条约定的款项性质是否为股权转让补偿款？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是否应当依据借条约定的款项金额向佘勇支付？
涉案借条由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共同向佘勇出具的事实各方并无异议。诉讼中，各方也认可该借条出具之后，无需佘勇向常厚春、李祖芹、马革支付借款。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借条所载款项是否是股权转让补偿款项的问题。佘勇提出该主张，则应由其完成举证责任。首先，关于邮件的问题。佘勇上诉提出一审法院遗漏审查其提交的经过公证的邮件。经查，一则6月份的邮件中虽提到应退回佘勇1051.062万元，佘勇二审中亦对1051.062万元解释为与150+900=1050元接近，但该解释亦为单方面解释，缺乏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在之后的2011年7月27日的邮件中又提到上市前应补3000万以上，上市后的市值均在亿元以上。可见，无论是哪一份邮件，其金额和佘勇的主张均不一致。二则即使邮件中的金额与涉案主张金额存在的差异，佘勇能单方面作出的解释。但邮件均只能反映佘勇单方面提出计算补偿的要求，最后亦写明是请参考，并无显示李祖芹同意邮件中计算方法以及结论。三则即使在邮件发送之后，李祖芹等支付过150万元，亦不能当然认定是依据佘勇在本案中的主张进行的支付。因此，根据邮件内容并不能认定佘勇和李祖芹等就股权转让补偿达成了一致意见，不能直接证明佘勇的主张。
其次，关于广州风投公司股权转让款的问题。根据常厚春、梁洪涛、李祖芹、马革、佘勇与广州风投公司、海南滨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东协议》以及《各股东投资迪森公司年收益的协议（附件二）》的内容可见，迪森公司是为了上市包装而引入广州风投公司与海南滨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而该两公司受让迪森公司的股权，各方亦明确约定迪森公司如果在约定时间内不能上市，则广州风投公司有权要求迪森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并以20%年投资收益率予以回报。可见，广州风投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与佘勇作为普通个人股东的股权转让价格缺乏可比性。另查明，广州风投公司退出迪森公司时，对迪森公司进行了审计；佘勇亦在《关于同意股东转让出资的决议》股东签名处签名，亦足以证明其对于回购广州风投公司股权的情况包括价格是了解的。而佘勇将股权出让时间发生在迪森公司股东回购广州风投公司的股权之后。因此，佘勇明知股权价值，但其仍同意约定价格表明其愿意受该价格的约束。本案中，又以广州风投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以及审计结果为由而提出的质疑不能成立。再次，2005年迪森公司的资产情况与迪森公司上市之时有所不同，不应以上市时迪森公司的资产情况去衡量2005年迪森公司的资产。2005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中约定的价款对各方亦有约束力。同时，2005年佘勇转让涉案股权之前，已有其他股东将股权转让给常厚春、李祖芹、马革，其价格并未高于涉案的股权转让，可予佐证涉案股权转让价格并非过低。如果借条项下的款项确属股权转让补偿款应直接予以明确；根据本案的证据，尚不能认定是股权转让价格补偿的性质。综观本案，佘勇主张名为“借条”实为股权转让补偿款项，但其并无完成举证责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因此对佘勇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佘勇申请马春印出庭作证以及申请本院前往广州市移动分公司调取电话号码138××××5353、邮箱138×××＠139.ｃｏｍ的的归属情况，均非查明本案事实之必要，本院对该些申请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佘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500元，由上诉人佘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朝晖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罗永娟
潘威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