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荆门民再字第0000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十堰市银迪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章银，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大武，湖北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十堰市鑫盛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广合，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奎，男，系该公司员工。
申请再审人十堰市银迪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迪公司）与被申请人十堰市鑫盛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0日作出（2012）鄂茅箭民二初字第00194号民事判决，银迪公司不服，向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9日作出（2013）鄂十堰中民三终字第0008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银迪公司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120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银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大武、鑫盛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4月13日，银迪公司向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诉称，2010年7、8月期间，鑫盛桥公司分四次在银迪公司改装车辆，改装费共计198200元，经银迪公司多次催要，鑫盛桥公司拒不支付，请求法院判令鑫盛桥公司支付改装费198200元，诉讼费由鑫盛桥公司承担。
鑫盛桥公司辩称，该公司与银迪公司之间无合同关系，只与蒋小平联系业务，改装费已经付清，请求法院驳回银迪公司的诉讼请求。
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0年7月，银迪公司为鑫盛桥改装汽车，该业务由蒋小平与鑫盛桥公司联系。鑫盛桥公司在银迪公司共改装汽车四次，应付改装费198200元。2010年7月19日，鑫盛桥公司转账支付银迪公司改装费50000元，下欠银迪公司148200元。2011年10月15日，蒋小平向鑫盛桥公司催收所欠银迪公司汽车改装费148200元，鑫盛桥公司交付蒋小平一份票面金额为150000元的承兑汇票，蒋小平向鑫盛桥公司退还现金1800元。蒋小平领取承兑汇票后以偿还银迪公司欠款为由支付他人，鑫盛桥公司实际已经付清全部改装费。
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银迪公司为鑫盛桥公司改装汽车业务系其业务员蒋小平联系，蒋小平代表银迪公司同鑫盛桥公司发生业务，鑫盛桥公司有理由相信蒋小平领取承兑汇票系代表银迪公司，鑫盛桥公司所欠银迪公司改装费198200元，已通过转账及支付承兑汇票的方式付清，银迪公司要求鑫盛桥公司支付欠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银迪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64元，由银迪公司负担。
银迪公司不服，向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1、该公司没有授权蒋小平收取改装费，蒋小平无权收取改装费。2009年至2011年，银迪公司与鑫盛桥公司共发生改装业务433700元，2009年收到鑫盛桥公司改装费50000元和146000元，2010年收到鑫盛桥公司改装费39500元，转账至银迪公司账户，共计收款235500元，均由银迪公司财务人员办理，鑫盛桥公司尚欠银迪公司改装费198200元。银迪公司没有授权蒋小平收取改装费，鑫盛桥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交付蒋小平没有事实根据，应由鑫盛桥公司向蒋小平追索，鑫盛桥公司仍应对银迪公司承担付款责任。2、经过银行查对，银迪公司没有收到鑫盛桥公司银行转账50000元，鑫盛桥公司应提交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及2010年7月19日银行进账单。3、银迪公司与鑫盛桥公司之间为即时清结的合同关系，最后一笔发票开具的时间为2011年12月22日，应从2011年12月23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鑫盛桥公司支付改装费198200元，并支付2011年12月23日起至偿还之日的银行贷款利息。
鑫盛桥公司辩称，从该公司与银迪公司发生业务起，蒋小平就一直在银迪公司任职并与鑫盛桥公司联系业务，蒋小平到鑫盛桥公司领款150000元时有银迪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另外50000元有鑫盛桥公司的转账凭证及收条，鑫盛桥公司已支付银迪公司全部改装费，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2010年7月19日，鑫盛桥公司转账支付给银迪公司50000元，由袁秉卫领取后交付给蒋小平。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相同。
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蒋小平系银迪公司员工，银迪公司与鑫盛桥公司发生的汽车改装业务由蒋小平联系，鑫盛桥公司有理由相信蒋小平的行为即代表银迪公司的行为。关于鑫盛桥公司所欠银迪公司的汽车改装费198200元，已于2010年7月19日由袁秉卫从鑫盛桥公司领取50000元后转交给了蒋小平，2011年10月15日，鑫盛桥公司又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给蒋小平148200元，至此，双方欠款已经结清。关于银迪公司上诉称其没有授权蒋小平收取改装费，虽然银迪公司没有明确授权蒋小平收取改装费，但银迪公司与鑫盛桥公司发生的汽车改装业务由蒋小平联系，蒋小平代表银迪公司收取改装费，鑫盛桥公司从客观上有理由相信蒋小平是代表银迪公司行使权利，鑫盛桥公司将改装费支付给蒋小平，应视为支付给了银迪公司。关于银迪公司上诉称2010年7月19日其没有收到鑫盛桥公司50000元，根据鑫盛桥公司提交的证据及二审核定的事实，该50000元系袁秉卫代替蒋小平领取后转交给蒋小平，鑫盛桥公司已将款项支付完毕，银迪公司如果认为其没有收到该款，是其内部管理问题，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64元，由银迪公司负担。
银迪公司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鑫盛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50000元转账支票存根系伪证，二审法院到银行查询了转账原始记录，明知该转账支票存根系伪证，却仍予以采信；2、蒋小平、袁秉卫的职务和证言没有经过庭审质证，袁秉卫与银迪公司没有劳动关系，银迪公司对其也不熟悉，而蒋小平只是银迪公司普通业务员，其自称系银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劳动合同、任职文件等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一、二审判决单方面采信蒋小平、袁秉卫的陈述不当；3、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蒋小平在银迪公司职务终止日期为2010年9月30日以前，而鑫盛桥公司陈述的蒋小平领取时间为2011年10月15日，汽车改装业务在2010年9月已结束，鑫盛桥公司不可能在业务结束一年多后将承兑汇票交给蒋小平；4、本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款人处空白，即银迪公司没有授权蒋小平、袁秉卫为收款人。本案的增值税发票即为银迪公司与鑫盛桥公司之间的合同，没有任何证据指明蒋小平为改装费的收款人，相反，增值税发票明确写明了购货单位名称、开户行及账号、销货单位名称、开户行及账号。银迪公司与鑫盛桥公司共发生改装费业务433700元，除本案争议以外的其他款项均通过银行账户进行同城转账结算，鑫盛桥公司接受和认可银迪公司提供的结算凭证，即承认收款人为银迪公司而非自然人，鑫盛桥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交付蒋小平没有事实依据，应由鑫盛桥公司向银迪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后再向蒋小平追偿。另外，鑫盛桥公司交付的承兑汇票应由银迪公司提示承兑，如果转让票据，必须经银迪公司同意和背书，蒋小平对票据不享有处分权，无权将票据交付他人；5、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鑫盛桥公司共向银迪公司付款五次，前三次都是由银迪公司会计到鑫盛桥公司办理银行转账，蒋小平、袁秉卫此前没有收过款，鑫盛桥公司没有理由相信二人有权收款，收款必须以银迪公司名义，而蒋小平收取承兑汇票148200元后自称替银迪公司还账，袁秉卫收取50000元现金后自称发工资，这些均以个人名义办理，不构成表见代理。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十堰中民三终字第00082号民事判决和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2012）鄂茅箭民二初字第00194号民事判决，改判鑫盛桥公司支付银迪公司货款本金198200元及利息；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鑫盛桥公司承担。
鑫盛桥公司辩称，该公司与银迪公司之间发生的汽车改装业务全部由蒋小平联系，蒋小平是银迪公司业务负责人，关于银迪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198200元汽车改装费，鑫盛桥公司于2010年7月19日向银迪公司员工袁秉卫交付50000元银行转账支票，袁秉卫出具收条后将该款交给了蒋小平，同时，蒋小平持有银迪公司授权委托书，鑫盛桥公司于2011年10月15日向蒋小平交付15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双方之间的债务已经清偿。至于银迪公司称蒋小平未经银迪公司授权收款，因鑫盛桥公司付给银迪公司的改装费既有蒋小平领取也有蒋小平安排的寇会计领取，鑫盛桥公司并没有指定收款人。综上，请求驳回银迪公司的再审请求。
再审中，银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09年9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010年1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证明以往的改装费都是鑫盛桥公司转账至银迪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账号，且转账支票须附有进账单。
经质证，鑫盛桥公司对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无异议，对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该进账单应当是银迪公司收到鑫盛桥公司支票后填写，银行再根据该进账单将款转至银迪公司账户。
经审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再审新证据是指：（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三）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银迪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的事实争点为：银迪公司是否收到鑫盛桥公司2010年7月7日、7月20日、8月10日、8月31日四笔汽车改装费198200元。
一审中，鑫盛桥公司提交了袁秉卫于2010年7月19日向鑫盛桥公司出具50000元改装费收条，以及蒋小平于2011年10月15日签收的15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证明该公司已向银迪公司支付汽车改装费198200元。
经质证，银迪公司对袁秉卫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银迪公司并未收到该50000元，而蒋小平签收的汇票系复印件，且银迪公司并未授权蒋小平收款。
经审核，本院认为，袁秉卫出具的收条及蒋小平签收的汇票只能证明袁秉卫和蒋小平收取了鑫盛桥公司改装费，但不足以证明银迪公司已收到鑫盛桥公司改装费，以此认定银迪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尚需判断袁秉卫和蒋小平能否代表银迪公司收款，而一审在未查明袁秉卫和蒋小平是否有权收款的情况下，认定鑫盛桥公司已付清全部改装费不当。
本院再审查明，2010年7月19日，袁秉卫向鑫盛桥公司出具50000元改装费收条，另外，除对一审查明的“2010年7月19日，鑫盛桥公司转账支付银迪公司改装费5万元，余欠银迪公司款148200元”、“鑫盛桥公司实际已经付清全部改装费”以及二审查明的“2010年7月19日，鑫盛桥公司转账支付给银迪公司50000元”不予认定外，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虽然银迪公司和鑫盛桥公司均认可蒋小平系银迪公司业务员，但银迪公司并未委托蒋小平及袁秉卫收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鑫盛桥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一份银迪公司对蒋小平的授权委托书，因该委托书无银迪公司或法定代表人签章，且蒋小平在一审法院调查笔录中自认其于2009年4月至2010年9月在银迪公司工作，而该委托书出具的时间为2010年12月16日，此时，蒋小平已离开银迪公司，不能以此认定银迪公司授权蒋小平收款。另外，鑫盛桥并无证据证明袁秉卫系银迪公司员工，银迪公司也不认可袁秉卫系该公司员工，且鑫盛桥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银迪公司授权袁秉卫收款。其次，鑫盛桥公司在本案之前对银迪公司有过三次付款，经办人均为银迪公司会计寇香萍，并非蒋小平、袁秉卫，且银迪公司和鑫盛桥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均认可此前支付改装费是通过银行转账及银行承兑汇票两种方式，因此，蒋小平、袁秉卫在本案涉及的交易之前未曾有过向鑫盛桥公司收款的行为，鑫盛桥公司向蒋小平、袁秉卫付款并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
综上，在银迪公司未授权蒋小平、袁秉卫收款，且蒋小平、袁秉卫此前并无收款行为的情况下，仅以蒋小平系银迪公司业务员来认定其有权收款依据不足，鑫盛桥公司应支付银迪公司改装费198200元。银迪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出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因此，银迪公司在再审中主张的利息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二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十堰中民三终字第00082号民事判决和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2012）鄂茅箭民二初字第00194号民事判决；
二、十堰市鑫盛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十堰市银迪工贸有限公司改装费1982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2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64元，均由十堰市鑫盛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宽军
代理审判员 李 欢
代理审判员 王强宸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