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19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一民。
委托代理人郭锋、马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仁康。
委托代理人邓林俊昌。
上诉人杨一民因与被上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民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杨一民2010年3月退休前的身份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处长。2011年9月1日杨一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合同约定：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排杨一民在发展研究部工作，主要负责资金业务、国际业务及内部控制等相关工作的研究及建议提出，并负有辅导和培养青年员工的责任。双方签订5年劳务合同，劳务合同期自2011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止，其中合同中约定期满三年后双方均可以选择是否继续留任意向，同时签订保密意向书，年薪税前人民币120万。如本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经双方协商，未能就变更本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或杨一民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后仍无法胜任工作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杨一民或者额外支付杨一民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杨一民按约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工作。2013年10月中组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退休后三年内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范围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对在原任职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外任职的，要由单位审核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相应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方可以任职。退休后三年后的应由本人报告，由拟任职企业出具任职理由说明材料，所在单位党委按规定审批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相应组织部门备案。2013年12月27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杨一民发出《关于终止劳务合同的通知》，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不符合劳动法有关规定，且杨一民所承担的工作未达到预定要求，故决定在2013年12月30日终止与杨一民的劳务合同，要求杨一民办理移交手续。2014年8月27日杨一民致函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行长，函件中提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12月底向杨一民发送解聘通知，停止支付工资，认为该解聘通知是无效的，要求继续留任。2014年10月16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给杨一民回函：鉴于杨一民系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正处级退休领导干部，兼职并领取劳动报酬违反中组部和人民银行总行的政策规定，属于需整改和清理的对象，为做好清理工作，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书面通知解除签订的劳务合同并停止支付劳动报酬。杨一民起诉请求判令：1、杨一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于2015年2月28日提前解除；2、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杨一民支付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欠付的劳务报酬140万元；3、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杨一民支付提前解除劳务合同违约金共计180万元（自2015年3月1日计算至2016年8月31日止）。
原审法院认为，杨一民退休前的身份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处长，属于党政干部，应自觉遵守党政干部限制在企业就职的组织纪律，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中组部相关规定下发后通知杨一民终止合同并无不当，亦符合合同中关于“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杨一民或者额外支付杨一民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合同”的约定，杨一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已经在2013年12月底杨一民接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时解除，此后双方不再存在劳务关系，杨一民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支付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欠付劳务报酬的意见与事实不符，合同中约定的解除条件除“提前一个月通知”外还有“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条件，杨一民可在办理交接手续时取得该款，杨一民认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提前一个月通知故行为无效的意见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杨一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6200元，由杨一民承担（已缴）。
宣判后，上诉人杨一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错误地将党内文件代替法律进行事实的认定从而导致错误的判案。在本案审判的结论中，一审认为“被告在中组部相关规定下发后通知原告终止合同并无不当”，但《民法通则》第六条（关于遵守法律和政策原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意志已反映在国家法律和政策里，因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劳务纠纷应遵循的是《合同法》，而不是党内文件。我国《法官法》第3条规定，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在判决书中，一审法院还对上诉人进行了违反党纪的宣判，写到“原告退休前的身份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处长，属党政干部，应自觉遵守干部限制在企业就职的纪律”，很显然一审法院代替了人行纪委的工作。党规严于法律，前者由党的纪律部门管辖，法院对本案的审判就是对普通公民和法人的审判。上诉人的身份和审判无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和王子和庶民同罪一个道理。本案之所以向法院提出诉讼是因为被上诉人在去年12月完全不顾人行上海总部（管辖浙江和福建）和浙江银监局要求其进行友好协商的建议，自认为杭州法院有人（前行长龚方乐亲口告诉上诉人，银行以20万元的年薪聘请了杭州法院退休的庭长公关），拒绝协商。被上诉人在其发出终止合同通知后半年发现了自认为对其有利的中组部通知，企图以此代替法律，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去年12月15日人行上海总部人事部负责人卓群在收到被上诉人的信后约见上诉人，传达了其和总部领导对被上诉人来信研究的决定：要求上诉人“友好协商，适可而止”，并将友好协商的观点告诉了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回应，很显然被上诉人将人行上海总部作为工具，达到其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去年12月4日，主管浙商银行的浙江银监局股份制银行监管处刘铁处长给上诉人来电，称上诉人11月15日给韩沂局长的信收到了，认为解决该纠纷的办法应于理于法，理在前，建议协商解决，上诉人同意了，但通知了被上诉人人事部总经理董舟峰后一直没有回应。到12月22日刘铁处长同意该纠纷只能诉讼解决了。因此上诉人是被迫提出诉讼，该诉讼也是得到组织认可的，一审法院代替人行纪委角色对上诉人作出未自觉遵守党纪的评价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颠倒是非，罔顾事实逻辑顺序，被上诉人未能充分举证其在2013年12月通知上诉人解除合同前已收到中组部（2013）18号文，也无直接证据证明其将该文作为解除合同理由，故存在错误的事实认定和判决。虽然党内文件不适用本案的审理，但在判决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审法院颠倒是非，罔顾事实逻辑顺序的事实。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的解除通知中，并未提及中组部的文件，也未提及以此作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终止合同的理由。终止合同通知书提及的理由有两点：即合同不符合《劳动法》及上诉人所承担的工作未达到预定的要求。被上诉人实际是在2014年下半年才得知中组部的规定并从其他渠道获得人总行的文件的。虽然中组部（2013）18号文显示下发日期为2013年10月19日，但被上诉人并未证明其作为接收该文件的单位当时收到了该通知的文件，也未证明中组部通知要求其对其所雇佣的退休人员进行所谓“清理”。上诉人在庭审中尖锐地提出这一质询，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质询选择性失聪。一审法院既未充分阅看解除通知的内容，也未充分核实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却坚持认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合同中的约定，即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作出被上诉人在中组部相关规定下发后通知上诉人终止合同并无不当的认定，这是严重违背事实、颠倒是非的判断。故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任意解除劳务合同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劳务关系在2015年2月28日前尚未解除，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劳务报酬并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于2013年12月27日发出终止合同的通知，但该通知因上诉人提出异议，实际并未生效。根据合同第九条第五项的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提前一个月通知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但被上诉人自2014年1月1日开始并未向上诉人支付任何报酬。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终止合同须满足的三个条件，即通知、协商、支付一月工资。现且不论前两个条件是否满足，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单位设有工资账户，支付工资是举手之劳，但被上诉人至今未支付一个月工资。由于被上诉人并未支付一个月工资，缺乏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为了帮助被上诉人满足该条件，滥用自由裁量权，武断地称上诉人可在办理交接手续时取得该款，并以此为证据确定终止合同有效，上诉人认为该事实认定不清，应予纠正。（四）上诉人至今仍依照劳务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提供服务，而一审判决完全忽略该事实，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根据劳务合同约定，上诉人的工作任务是资金业务、国际业务和内部控制三方面。在双方发生争议前，上诉人已完成资金业务及国际业务两部分的分析和报告，并已开始着手内部控制的工作内容。上诉人尽管受到被上诉人处工作人员的为难，上诉人还是克服困难，尽心尽职对内部控制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具体的报告。而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完全忽略上诉人提出的该点事实，再一次只字未提，上诉人认为由于该事实的查清对本案的判决有重要意义，一审法院选择性忽略如何保证判决的公正公平？二、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内幕操作”，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在整个判决书中，凡对上诉人有利证明的内容均未录用，例如：在《浙商银行五年战略规划之国际业务项目实施成果》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欲证明对国际业务的规划和建议、专业水平等均获得被上诉人行长、部分分行负责人的一致好评。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判决书中出现了大段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负面意见，该意见既未在被上诉人的答辩书中体现，更未在法庭证据质证时阐述。例如：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显示，前行长龚方乐对上诉人的评价是“专业、敬业、令人钦佩”，其他分行的评价则分别是“深刻的揭示与分析，切中要害、句句说到点上，非常中肯等”，但被上诉人所出现在判决书中的却是“罗列了粗浅的现状，无建设性内容”。且不问其结论来自何方？有何证据？上诉人只想问这些大段精心撰写的内容，一审法院是如何塞入判决书的。很显然是“内幕操作”私下收受的。一审法院上级纪委可以将当时录像，被上诉人答辩书和判决书中的内容进行对比，这样“内幕操作”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在整个判决书中出现类似的情况不止这一处。三、滥用自由裁量权，错误地进行证据认定，使审判的天平倾斜。自由裁量权是法官根据正义、公平、正确和合理的原则，对案件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但一审法院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是：1、对被上诉人，没有证据创造证据，帮助其达到拥有证据的目的。2、对上诉人，对其有效的证据却以缺乏关联性和证明力予以否定被上诉人原行长龚方乐去年3月4日给上诉人的短信，“材料收到，我将指定你信任的人员与你联络。龚方乐”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也经过公证，其表示合同是有效的，双方就违约赔偿问题正在积极协商。但一审法院却以缺乏必要的关联性与充分的证明力予以否定。此事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合同赔偿问题和人事部门有利益冲突，上诉人不信任该部门，于是给前行长龚方乐写信，希望行里派上诉人信任的人来洽谈。去年3月11日龚方乐派上诉人信任的发展研究部副总张国光来沪全权代表被上诉人和上诉人谈违约赔偿之事，接着分别于3月28日，4月15日两次就赔偿问题在杭州进行洽谈，参加洽谈人员除张国光外还有发展研究部缪程。每次洽谈完毕他们都回单位写报告。在4月15日的洽谈中张国光提供了由被上诉人起草的“关于劳务合同解除的协商谅解备忘录”供上诉人参考，接着上诉人和张国光进行了密切联系，上诉人考虑到张国光是上诉人入职的重要介绍人之一，压力大，就赔偿款项作了让步，最后商定被上诉人赔付的金额为90万元正，因为张国光说出超过100万元要董事会通过，影响大。但后来没有执行的原因是因为被上诉人增加了条件，要求上诉人保证不举报。这样被上诉人一笔正常的违约赔偿款就变成了掩盖被上诉人问题的封口费，性质发生了变化，该要求被上诉人断然拒绝。举报是宪法赋予公民合法的权利，不是金钱可以收买的。被上诉人所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包括巨额利益输出，伪造帐目掩盖巨额亏损等等。今年3月央视播报的该行交易员对外大量输送利益被判刑证明了上诉人所发现的问题是存在的。上诉人给李强省长写的举报信，也得到了李省长的高度重视，指示省审计厅全力查处。该厅也和上诉人联系，要求技术援助。因此一审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不但不能帮助被上诉人，使其知错认错，积极整改，反而走向反面。至于被上诉人所谓的得知中组部的通知后发出的终止合同的通知，完全是捏造的，终止合同的通知里根本未提及，由于党内文件不能适用本案审判，不再赘述。在整个判决书中，相同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上诉人证据6、7，是表明上诉人输出的智力成果，从性质上讲就是技术咨询。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是否履职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证据缺乏充分证明力。如果根据一审法院的观点，所有的技术输入方都可以接受了对方的智力成果后称不适用而拒绝支付报酬。然而《合同法》359条明确指出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不接受或者逾期接受工作成果的，支付的报酬不得追回，未支付的报酬应当支付。此外在证据10、11、12中，所提交的邮件被公证过，合同和工资单都是原件扫描件，在庭审中，原件就在上诉人身边，可以随时核查。但一审法院称对其真实性和欲证明事实均无法确认。由此可见，一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已滥用到何种程度。由于被上诉人无视人行上海总部和浙江银监局的建议，拒绝协商解决，上诉人在征得上述两部门的同意后，被迫提出诉讼，然而一审法院错误地将政策代替法律办案，颠倒是非，罔顾事实逻辑顺序，大搞“内幕操作”，滥用自由裁量权，错误地认定证据，遗漏事实、认定事实错误，使得本案未得到公平的判决。上诉人作为我国首位反洗钱处处长，国内最著名的反洗钱专家，资深银行实务专家，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一直是上诉人一生的目标，上诉人将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一如既往追求其人生目标。请求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杭下民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关于上诉人所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一）关于上诉人所称“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党内文件代替法律进行事实认定而导致错误判案”的问题。2013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包括金融企业党委在内的各级党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号】，其中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第三款规定：……退（离）休三年后到企业兼职的，应由本人向其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由拟兼职（任职）企业出具兼职（任职）理由说明材料，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按规定审批并按照管理权限向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第三条规定，……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2013年12月16日，人总行党委向包括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在内的各相关党委，将上述文件予以全文转发，并进一步明确要求：对人民银行系统内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工作，进行“摸底排查”，责令“限期整改”，要求对有违规在企业兼职（任职）或领取报酬隐瞒不报的行为……严肃处理，并追究……责任。上诉人杨一民作为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处长，于2010年3月1日办理退休手续，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时，距离退休时间未满三年；在【中组发（2013）18号】印发之日，虽距其退休时间已届满三年，但上诉人一直未按规定向其原所在单位党委报告，也未取得所在单位党委的审批同意，更从未要求被上诉人向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出具过理由说明材料。被上诉人乃国有控股的金融企业，又在上诉人所属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直接管辖区域和业务范围之内。毫无疑问，上诉人杨一民是【中组发（2013）18号】文件的直接调整对象，被上诉人是【中组发（2013）18号】文件明令限制的“任职单位”。根据文件规定精神和要求，上诉人显然已不能继续在被上诉人处任职。被上诉人理应执行，也必须严格执行【中组发（2013）18号】的相关规定和精神，对这种情形予以整改清理。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被上诉人依据《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依据《劳动合同》第九条第5款第（3）项之约定，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杨一民于2011年9月1日所签订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继而于2013年12月27日，向杨一民发出《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以正式书面形式告知了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这一做法，完全是对中央这一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真相之后，判决予以支持。上诉人将一审法院的这一正确判决，妄言为“错误地将党内文件代替法律进行事实认定从而导致错误的判案”。这一上诉理由之本质错误，就在于将党纪与《劳动法》、党员干部与普通劳动者的适用对象与身份关系，简单割裂，混淆视听。一审法院厘清了杨一民作为“退休党政干部”与“普通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并进而清楚认定：作为“退休党政干部的杨一民”，不得在利益冲突单位任职，而导致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杨一民”不得继续履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从而正确适用法律，作出了正确的判决。（二）关于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未能充分举证在2013年12月通知其终止合同前已收到中组部（2013）18号文，也无直接证据证明其将该文件作为终止合同理由，故存在错误事实认定和判决”的问题。党的文件，中央组织部下发的文件，是可以作为终止合同的理由。被上诉人之所以在终止合同通知书中，没有专门提及【中组发（2013）18号文】的规定，只不过是想让上诉人离开得更体面一些，毕竟上诉人已经在被上诉人处工作了两年多，也已经拿了两年多的高额收入，如果直接以【中组发（2013）18号文】的规定终止合同，上诉人此前已经领取的收入，该如何处理？（三）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劳务关系在2015年2月28日前尚未终止，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劳务报酬并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九条第5款约定，终止劳动合同，我被上诉人应向其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而被上诉人还未向其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所以《劳动合同》还未终止。第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二条第1款约定的其他事项中，明确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不予适用下列条款：……第十条1（1）…2款项。也就是事先约定了当甲方按照该合同第九条第五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所以，也就谈不上这一个月补偿工资有没有支付和什么时候支付的问题，更不影响《劳动合同》终止时间的认定。第二、退一万步讲，即便没有前述约定，按照《劳动合同》第九条第5款约定，终止劳动合同，被上诉人需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向其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不是因为被上诉人额外支付了一个月工资而导致合同终止，而是因为没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终止劳动合同，被上诉人才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补偿。因为上诉人拒不配合被上诉人的人事管理要求，拒绝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才导致被上诉人未向其支付一个月工资。（四）关于“上诉人至今仍依照劳务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提供服务，而一审判决完全忽略该事实，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的问题。对这一点，被上诉人只能要求上诉人进一步举证，他是如何仍然在提供服务的？何时、何地、以何方式、提供了怎样的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服务？对于一个信口虚构的所谓事实，被上诉人没有义务，也没有办法去证明它的“不存在”。二、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的“内幕操作”、“滥用自由裁量权”之说，实属“莫须有”。一审法院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充分的法庭调查、质证、辩论，并依法根据证据规则，对上诉人与本案毫无关联的所谓“证据”不予采纳，并在一审判决中逐一进行法理分析，可以说合乎法律、合乎法理、合乎事实。但上诉人仅因其部分无关证据未被采纳，而不顾事实和法律，妄断一审法院“内幕操作”、“滥用自由裁量权”，难道一审法院必须无条件采纳上诉人所提供的一切有关或无关证据，支持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才是“透明操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上诉人杨一民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通话记录1份，欲证明去年12月4日浙江银监局股份制银行监管处刘铁处长来电（谈劳务纠纷处理）；2、关于劳务合同解除的协商谅解备忘录，欲证明被上诉人明知自己终止合同行为是违约行为，愿意作出相应赔偿，一审法院所认定被上诉人终止合同的理由是错误的。3、央视关于被上诉人资金部交易员对外输送利益被判刑的报道及上诉人给李强省长的举报信及和浙江省审计厅金融审计处处长杨华的通讯各1份，欲证明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是否适当履职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结论是错误的。4、央视及国内外媒体对上诉人工作的报道及ＸＸＸ行长和郭树清局长向上诉人询问相关问题各1份，欲证明上诉人在我国金融界的地位，一流的专业水准，组织的高度信任。5、人行上海总部退休支部书记给上诉人的微信及上诉人向人行上海总部汇报本案进展各1份，欲证明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不遵守党的纪律的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就本案一直和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
被上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系打印件，没有任何单位的盖章，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3、4、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3、4、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2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本院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法律与政策并不完全割裂，政策对法律有指导作用，法律对政策有制约作用，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政策的适用对象受一定限制。结合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2013年10月中组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杨一民作为退休党政干部这一特殊主体应当受该文件的约束。因杨一民未能符合该意见规定的党政干部退休后的任职条件，原审法院驳回杨一民要求认定劳务合同于2015年2月28日解除及要求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由上诉人杨一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审 判 员 李国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