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泸民终字第555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福权，男，195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合江县人，住合江县。
委托代理人陈锋云，四川恒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进，四川恒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静波，男，1953年1月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住泸州市江阳区。
委托代理人袁华伦，女，195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泸州市江阳区。
原审被告四川省泸州宏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合江县合江镇建设路21号，组织机构代码76234617-1。
法定代表人周相林，董事长。
上诉人袁福权因与被上诉人余静波、原审被告四川省泸州宏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2014）合江民初字第1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福权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锋云、吴进，被上诉人余静波及其委托代理人袁华伦，原审被告路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相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04年期间，原四川省合江县机械化路桥工程公司进行改制，改制后的公司为现四川省泸州宏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被告“路桥公司”）。改制过程中，第三人袁福权以其名义先后向被告路桥公司出资120000元（其中，2004年3月15日40000元，2004年4月28日20000元，2004年6月2日20000元，2004年6月7日40000元），被告路桥公司向其出具相应收据，并向第三人颁发出资证明书（颁发时间为2004年8月3日）、将其名字载入股东名册。
原审法院另查明，第三人向被告所缴纳的120000元股款中，有40000元系原告余静波以第三人袁福权名义向公司缴纳并由第三人代为持有的投资款。针对原告的该投资款，被告路桥公司的前身四川省合江县机械化路桥工程公司于2004年6月2日向原告出具收条，收条载明：收到余静波人民币肆万元（40000.00元，以袁福权名义入股金），此据，王旭东（加盖四川省合江县机械化路桥工程公司印章）。2010年10月，被告路桥公司向股东分配红利，第三人袁福权领取红利12万元（含原告余静波应领取的40000元），第三人在领取该红利时，在时任路桥公司董事长王旭东的工作笔记上签名对此予以确认；第三人领取该笔款项后，将其中40000元于2010年12月16日汇入原告妻子袁华伦的账户。2012年3月7日，被告路桥公司向原告支付红利8400元。
原审法院再查明，王旭东在路桥公司改制前及改制后至2012年3月期间，均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原审法院又查明，原告余静波曾于1992年8月-1993年7任合江县交通局党委书记、1993年7-2005年9任合江县稽征所所长；后调入泸州市交通稽查处工作，该单位系事业编制；原告余静波已于2013年2月退休，退休时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交通执法第一支队六大队”。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间虽未签订由“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第三人作为名义出资人”的书面协议；但，原告在原四川省合江县机械化路桥工程公司改制为四川省泸州宏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期间，以第三人袁福权名义向被告路桥公司出资40000元，原告以第三人袁福权名义向被告路桥公司出资后、第三人在公司领取股息时在原公司董事长王旭东工作笔记上签名确认领取股息中含有原告余静波40000元、及其后又将该部分股息交付原告的行为，以及被告路桥公司向原告直接支付部分股息的行为等，足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间存在“以原告为实际出资人、第三人为名义出资人向被告路桥公司出资40000元，并由实际出资人享有投资收益”的约定及履行事实；加之，并无证据证明该约定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利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该认定该合同有效）之规定，原告请求确认其为被告路桥公司股东袁福权所持有的该公司股权中的40000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的主张依法应予支持。第三人所称该40000元为其向原告借款的主张，因无相应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原告的身份是否影响其作为被告路桥公司实际出资人的效力问题，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已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利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该认定该合同有效”，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现行效力性法律法规对此并无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加之第三人所称公务员管理的相关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对第三人以原告向被告路桥公司出资违反公务员管理的相关规定为由而否定原告出资效力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判决：
确认原告余静波是被告四川省泸州宏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袁福权（本案第三人）所持有的该公司股权中的40000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四川省泸州宏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已垫付，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宣判后，上诉人袁福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只是已经清偿完毕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是代持股的法律关系；（二）被上诉人余静波不是原审被告路桥公司实际出资人；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不应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适用该条的前提必须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并且是要式合同而非口头合同，且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明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利益。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订立合同，更无约定被上诉人享有投资利益。此外，该条的适用结果是认定合同的有效性，本案上诉人一直否认有合同，何来合同效力争议？（二）即使认定被上诉人有出资，则其出资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其出资无效；三、原审判决价值导向错误，处理不公，若予以维持，后果极其严重。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2014）合江民初字第194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余静波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余静波承担。
被上诉人余静波答辩称：被上诉人余静波依法履行了出资的义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路桥公司答辩称：公司收取股金出具给股东的是收据，原来入股没有王旭东的条子。公司公章只有一个。
二审中，上诉人袁福权提供了下列四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朱南峰、聂利平、韦小江、王竹、赵如荣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审被告路桥公司印章只有一个，王旭东向被上诉人余静波出具收条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王旭东与被上诉人余静波恶意串通的事实。被上诉人余静波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原审被告路桥公司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证人朱南峰、聂利平、韦小江、王竹、赵如荣未出庭作证，且不能否定原审被告路桥公司的前身原四川省合江县机械化路桥工程公司出具的收条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王旭东与被上诉人余静波恶意串通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
第二组证据：原审被告路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原审被告路桥公司的仅有一枚。被上诉人余静波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原审被告路桥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原审被告路桥公司系本案当事人，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
第三组证据：上诉人袁福权2012年3月10日的《报告》两份，以证明上诉人袁福权向被上诉人余静波借款4万元，且已经归还，被上诉人余静波与王旭东恶意串通，将上诉人2012年度的补助工资8400元支付被上诉人余静波，上诉人要求追扣王旭东错误支付的8400工资的事实。被上诉人余静波对该《报告》不予认可。原审被告路桥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袁福权自书的《报告》，不能作为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
第四组证据：《泸州市部分产权住房转换应补房款审批表》、余媛向原审被告路桥公司购房的《申请》、原审被告路桥公司《关于余媛申请所购住房的价格测算》、余媛购房的《收款收据》，以证明被上诉人余静波之女余媛，利用被上诉人余静波担任合江县稽征所所长职务便利，余媛非原审被告路桥公司职工，却购买职工房改房，被上诉人余静波与王旭东存在利益输送的关系。被上诉人余静波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原审被告路桥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出具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上诉人袁福权与被上诉人余静波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代持股法律关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针对争议的焦点，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评判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袁福权与被上诉人余静波的法律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余静波在一审中提供了原审被告路桥公司出具的收条、王旭东的工作笔记、证人王旭东、刘淑清的证言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余静波出资40000元入股原审被告路桥公司的事实。该收条载明：收到余静波人民币肆万元（40000.00元，以袁福权名义入股金），此据，王旭东（加盖四川省合江县机械化路桥工程公司印章）。王旭东的工作笔记，载明2010年10月，原审被告路桥公司向股东分配红利，上诉人袁福权领取红利12万元（含被上诉人余静波应领取的40000元），上诉人袁福权在王旭东的工作笔记上签了名。结合证人王旭东、刘淑清的证言等证据，能够证明就上诉人袁福权在原审被告路桥公司的12万元股份中有4万元股份系被上诉人余静波出资的事实。上诉人袁福权对该收条的印章、王旭东的工作笔记记录的真实性等提出怀疑，认为系被上诉人余静波与王旭东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权利，系伪造的证据，但提供的依据不足证明其主张成立。上诉人袁福权主张上诉人袁福权与被上诉人余静波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因此，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余静波是原审被告路桥公司股东袁福权所持有的该公司股权中的40000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正确的。故上诉人袁福权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判决仅确认被上诉人余静波系上诉人袁福权所持有的原审被告路桥公司股权中的40000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的事实，出资人与公司股东并非同一概念，出资人要成为公司股东，还要符合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要求等条件。对于本案被上诉人余静波出资行为效力，是否原审被告路桥公司股东，是否享有该公司股东权利等，不属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故本院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上诉人袁福权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余静波的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袁福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勇
审判员 石正秀
审判员 王文辉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