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47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海荣，男，1967年7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路航，陕西许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起良，男，1967年8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徐凡，女，1978年7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占有，男，1970年5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照普，陕西驼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治荒漠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国英园1号楼1401号。
法定代表人朱起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尚宗跃，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京京，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海荣、朱起良、郭占有因与被上诉人国治荒漠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5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石东担任审判长，法官周岩、郭倬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4年5月1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海荣的委托代理人路航、朱起良的委托代理人徐凡、郭占有的原委托代理人张仁藏、张建民，被上诉人国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尚宗跃到庭参加了诉讼；此后本院又于2014年6月1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海荣的委托代理人路航、朱起良的委托代理人徐凡、郭占有的委托代理人张照普，被上诉人国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京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海荣、朱起良在一审中起诉称：2007年12月，朱起良、郭占有等人约定出资成立国治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郭占有只占2%的股权，其中以知识产权出资140万元。2008年12月18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使用企业名称为国治公司。2008年6月发起人委托郭占有具体办理国治公司设立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郭占有持股2%。2008年10月郭占有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专利转移过户到国治公司，但并没有把专利技术交给国治公司运营使用。2009年1月郭占有借股东变更之机，虚高评估专利，使用违法的《专利技术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08评估报告》）办理了工商变更，将郭占有的持股比例由2%改成70%。2009年7月，郭占有要求退出国治公司并把《发明专利证书》拿走，由郭占有运营使用。其他股东均知晓郭占有实际已经不享有股东权利，也没有使用其专利技术。根据法律规定，以非货币出资已经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给公司使用，公司或其他股东主张在实际交付之前不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为此郭占有虽然答应变更股权登记，但迟迟未配合变更。后又以此要挟国治公司支付3000万元。谢海荣、朱起良不得已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郭占有以知识产权出资仅为134万元；2、确认郭占有不具备相应股东资格，专利技术出资未交付使用前不享有国治公司股东的表决权、收益权；3、判令郭占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郭占有在一审中答辩称：一、谢海荣既然否认接受其成为国治公司股东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因此也就不具备国治公司股东身份，进而也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根据国治公司工商档案，朱起良在国治公司出资份额占65%，且其出资方式均为知识产权，该部分出资是通过侵占郭占有的出资份额而来，因此朱起良同样不具备国治公司股东身份，进而也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二、根据国治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郭占有的出资方式、出资份额已经得到国治公司股东的认可；三、涉案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价值已经由合法有效的评估予以确认，也得到国治公司所有股东的认可，再次进行评估没有意义；四、朱起良曾给郭占有发过承诺书，承诺郭占有在国治公司占有70%的股权；五、国治公司1亿元的注册资本中只有郭占有交付的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为真实出资，其他出资都是虚假的。谢海荣、朱起良的行为涉嫌触犯刑律，因此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侦查部门处理；六、国治公司已经成为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所有权人，因此郭占有已经完成向国治公司交付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出资义务。综上所述，谢海荣、朱起良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
国治公司在一审中述称：同意谢海荣、朱起良的诉讼请求，国治公司应股东请求，委托评估机构对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为134万元。国治公司认为郭占有没有将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交付给国治公司使用。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谢海荣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
证据1、《合作协议》，证明郭占有和朱起良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郭占有以其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专利号为ZL200610105041.2）作为投资本金入股国治公司，出资比例为1.5%。
证据2、《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证明2007年12月18日，国治荒漠化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名称未被批准，后改名为国治公司，郭占有出资份额为200万元，持股比例为2%。
证据3、《企业设立登记申请表》、《投资者注册资本缴付情况表》、《国治公司章程》、《验资报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证明发起人认可2008年6月23日《国治公司章程》、《投资者注册资本缴付情况表》等文件为各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其中郭占有以知识产权出资140万元。谢海荣是国治公司董事，受托办理工商登记的股东是郭占有。
第二组证据：
证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著录登记》、《专利技术转移协议书》，证明前述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于2008年11月14日进行转移登记并生效，专利权人变更为国治公司。
证据5、2008年12月15日《08评估报告》，证明郭占有于2008年11月30日自行委托北京华德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德恒公司）对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价值进行评估，造成虚高评估专利技术价值7625万元。由于专利权人在2008年11月即已经变更，因此在2008年12月郭占有已经无权自行委托评估，《08评估报告》是不合法的，其他股东不予认可。
证据6、证人黄×的证言和《委托代理合同》，证明2009年1月12日国治公司变更登记是郭占有找到北京永创无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创公司），并由永创公司职员黄×代为办理的。《发明专利证书》、《08评估报告》也是由郭占有提供的。
证据7、2013年3月27日《专利技术资产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为《13评估报告》，证明经国治公司委托评估机构评估，以2008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郭占有投资入股国治公司的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评估价值为134万元。
第三组证据：
证据8、《交接证明》，证明虽然郭占有为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办理了专利转移登记，但其并没有将专利资产交给国治公司经营。2009年7月1日郭占有收回了《发明专利证书》原件，自行保管并进行市场运作。因此郭占有不应具有专利技术出资所对应的股东资格，包括表决权和分红权。且该《交接证明》中文字内容所涉”2008年以专利技术投资”即指2007年12月签订《合作协议》、2008年6月发起人设立国治公司、2008年10月变更专利权人的一系列投资行为，郭占有的专利技术出资部分仅占1.5%的股权，排除了2009年1月19日郭占有专利技术出资7625万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对于谢海荣提交的全部证据，郭占有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理由如下：《合作协议》中的甲方并非国治公司，而是另有其他公司；国治公司设立时所有出资人均未按照约定出资；2008年专利技术评估的委托方不是郭占有，而是国治公司，评估费用也是国治公司支出，郭占有对评估过程不知情；证据6中证人黄×的证言是由证人本×，但不同意证言的内容，2008年对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价值进行的评估并非郭占有所委托，委托方是国治公司，《委托代理合同》是由国治公司签订的；《发明专利证书》交还给郭占有并不代表专利所有权发生移转，也没有禁止和限制国治公司对该专利技术的使用。
朱起良和国治公司认可谢海荣提交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
朱起良未提交任何证据。
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郭占有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国治公司第三次工商登记材料，该证据证明以下事项：1、经国治公司授权委托，由代办公司的吕娟办理了变更登记；2、郭占有发明的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经华德恒公司评估，其价值为7625.39万元；3、经北京中诚恒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公司）验资并审计，郭占有所拥有的专利技术已转移给国治公司，其中7000万元作为知识产权入股，625.39万元作为资本公积；4、经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将原股东朱起良未缴付的知识产权出资2800万元、张义亮未缴付的知识产权出资2100万元、张志敏未缴付的知识产权出资1750万元、龚磊未缴付的知识产权出资210万元全部转让到郭占有名下；5、经朱起良签名，国治公司正式申请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9年1月19日进行变更登记，郭占有以知识产权出资7000万元，占国治公司70%的股权；6、朱起良出资2100万元、谢海荣出资750万元、李恩泽出资90万元、徐伟出资60万元，共计30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无知识产权出资。
第二组证据：国治公司第四次工商登记材料，证明事项包括：1、国治公司于2010年12月6日非法授权北京名企华商登记注册代理事务所（以下简称名企所）为代理人，办理企业变更登记手续，名企所指派黄×实施具体办理；2、国治公司于2010年12月8日，在郭占有及徐伟不在场且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郭占有合法所有的700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中的6500万元出资非法变更到朱起良名下，同时将郭占有合法所有的200万元股权非法变更登记到徐伟名下；3、出资转让协议书中朱起良及郭占有的签名、另一份出资转让协议中郭占有及徐伟的签名均为伪造而形成，两份出资转让协议书非法无效；4、国治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上郭占有和徐伟的签名均为伪造形成，该次股东会决议非法并且无效。
第三组证据：鉴定文书、民事判决书、承诺书（传真件的复印件），证明以下事项：1、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确认，2010年12月8日郭占有与徐伟之间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上郭占有的签名及国治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上郭占有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2、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1）东民初字第895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郭占有与徐伟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且该民事判决书已于2012年4月6日生效；3、朱起良在国治公司成立过程中曾承诺郭占有在国治公司持股比例为70%，以及国治公司有偿使用其知识产权等事项。
第四组证据：庭审笔录，证明内容为：1、谢海荣的委托代理人路航在郭占有诉国治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中表示谢海荣对国治公司股权历次变更情况非常清楚，因此本案谢海荣、朱起良诉讼请求不成立；2、证人黄×在庭审中证明国治公司历次变更登记的一些实际情况，以及谢海荣授权黄×代为签字的情况，证明谢海荣对所诉股东会决议是清楚的以及本案谢海荣、朱起良诉讼请求依法不成立。
第五组证据：委托书，证明谢海荣、朱起良在2010年11月意欲收购郭占有的出资。在郭占有持有国治公司70%股权之后，国治公司就将郭占有除名，不允许郭占有在国治公司工作。但最终双方未能就股权收购达成一致。
谢海荣针对郭占有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于第一组证据，谢海荣认可该组变更登记资料是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调档得出，但不认可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该组变更登记资料中《08评估报告》和股东会决议均为郭占有操办而来，各股东签名均非本人所签；对于第二组证据，谢海荣表示国治公司从未进行过第四次变更登记，该组证据中郭占有的签字确非其本人所签，但郭占有对该次变更登记是知情的，郭占有在接到国治公司股东通知后一直拒绝配合相应变更登记；对于第三组证据，谢海荣认可鉴定文书、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但认为前述两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谢海荣认为郭占有没有提交承诺书的原件，不认可其真实性；对于第四、五组证据，谢海荣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认可郭占有的证明目的。
朱起良针对郭占有所提交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于第一组证据，朱起良表示2009年1月19日国治公司股东会决议上朱起良的签字并非朱起良本人所签；对于第二组证据，朱起良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对于第三组证据，朱起良表示从来没有签署过该承诺书；对于第四、五组证据，朱起良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国治公司针对郭占有所提交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于第一组证据，国治公司认为郭占有在其他案件中表示《08评估报告》是其自行委托而作，但在本案中郭占有却否认是其自行委托而作；对于第二组证据，国治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与合法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于第三组证据，国治公司认可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但认为该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认为承诺书只有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第四组证据，国治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与合法性；对于第五组证据，国治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一审法院经审查，确认谢海荣提供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对于郭占有出示的朱起良的承诺书因未能提交原件，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确认郭占有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
通过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当事人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
一、2007年12月3日，筹建中的国治荒漠化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郭占有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郭占有以其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作为投资本金入股甲方公司，占有甲方原始股权的1.5%。
二、2007年12月18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预先核准国治公司这一企业名称，以及国治公司投资人、投资额和投资比例等事项。其中，郭占有作为投资人，投资额为200万元，持股比例为2%。
三、国治公司设立登记档案中《投资者注册资本缴付情况表》载明：投资人郭占有出资额为200万元，其中60万元为货币出资，140万元为非专利技术出资。国治公司2008年6月23日公司章程第七条确定了各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与出资时间。其中郭占有以货币出资60万元，出资时间为2008年6月23日；以非专利技术出资14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0年6月22日。
四、2008年10月31日，郭占有申请将其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专利权属转移至国治公司，著录变更生效日期为2008年11月14日。
五、2008年12月15日，华德恒公司出具华德恒评字（2008）第A0-19号《08评估报告》。《08评估报告》摘要部分第四段包括以下内容：根据公认的产权界定原则，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进行了必要的产权鉴定，包括对所提供的法律性文件等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查，对评估所涉及的各项数据实施了市场调查与咨询及其评估人员认为必要的评估程序。在此基础上，根据上述评估目的，评估人员对委估专利技术在评估基准日时所表现的公允价值做出了公正反映，在评估假设成立和既定使用前提下，郭占有先生拥有的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新办法专利技术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7625.39万元。该《08评估报告》第二部分第一条为委托方、资产占有方简介，包括以下内容：经评估人员核实，本次评估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为郭占有先生。最终评估结论为：于评估基准日2008年11月30日郭占有先生拥有的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新办法专利技术的评估值为7625.39万元。该《08评估报告》收录的备查文件中包括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发明专利说明书及附图。
六、国治公司现有3份股东会决议，其中关于第二届一次和第二届二次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双方当事人另有诉讼正在处理之中，未提出诉讼争议的2009年1月19日国治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内容包括：国治公司股东由张义亮、张志敏、龚磊、郭占有、朱起良变更为郭占有、谢海荣、朱起良、徐伟、李恩泽。同意出资方式由非专利技术出资改为知识产权出资。同意张义亮将其在国治公司未缴付的知识产权出资2100万元转让给郭占有；同意朱起良将其在国治公司未缴付的知识产权出资2800万元转让给郭占有；同意张志敏将其在国治公司未缴付的知识产权出资1750万元转让给郭占有；同意龚磊将其在国治公司未缴付的知识产权出资210万元转让给郭占有。
七、2013年3月27日，北京中瑞泰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公司）出具中瑞评报字（2013）第W014号《13评估报告》，该《13评估报告》在摘要部分作出如下说明：一、委托方为国治公司，资产占有方为国治公司；四、评估基准日为2008年11月30日；九、在公开市场前提下，国治公司委托评估的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新方法于评估基准日2008年11月30日的公允市场价值为134万元。
八、2009年7月1日，郭占有在《交接证明》上签字确认国治公司将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发明专利证书》交还给郭占有。
九、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郭占有就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评估一事进行释明：郭占有需承担证明前述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价值为7625.39万元的举证责任。而在一审法院规定的3日举证期间内，郭占有既未提交相应证据亦未申请对前述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价值进行评估。
十、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郭占有向一审法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郭占有认为由于其与朱起良、国治公司存在其他未决诉讼，且朱起良、谢海荣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故本案应当中止审理。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谢海荣、朱起良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郭占有以知识产权出资仅为134万元。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郭占有已认缴并向国治公司转移权属的知识产权出资仅有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一项。针对该项知识产权出资，谢海荣、朱起良和郭占有双方各自主张的专利价值存在差异。故而本案第一项争议焦点应认定为：作为郭占有向国治公司知识产权出资的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实际价额应如何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此可知，认定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乃是以评估作价的结果，而非公司股东是否认可作为依据。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就本案而言，谢海荣、朱起良和国治公司与郭占有就其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出资的实际价额存在巨大差异，且谢海荣、朱起良提交了由专利权人国治公司委托评估的《13评估报告》作为证据。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法院认为《13评估报告》属于该条规定的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基于此，法院向郭占有依职权释明，郭占有应当就其已履行向国治公司出资7625.39万元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而言，郭占有需要承担申请对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实际价额进行再次评估的举证责任。而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郭占有并未向法院提出上述评估申请，故法院认为，郭占有未能履行其相应举证责任（即《08评估报告》并非专利权人国治公司申请进行的评估），其后果即为其未能证明作为出资的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实际价额为7625.39万元。进而法院作出认定《13评估报告》的证明效力高于《08评估报告》，同时《合作协议》与《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也佐证了股东在设立国治公司时对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价额的约定，且郭占有并未举证证明其向国治公司的出资除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之外还有其他专利，因此郭占有作为股东出资向国治公司转移权属的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实际价额为134万元。
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谢海荣、朱起良主张与郭占有签署《合作协议》的国治荒漠化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国治公司实为同一公司，只是前一名称未能获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核准，故而改为后一名称。郭占有则主张国治荒漠化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从来没有成立，与国治公司并无关联。而对此主张，郭占有并未向法院出示证据证明除国治公司之外，其与其他公司之间就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存在合作关系，故对其主张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谢海荣、朱起良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要求确认郭占有不具备相应股东资格，专利技术出资未交付使用前不具有国治公司股东的表决权和收益权。法院认为针对上述诉讼请求，应将本案第二项争议焦点认定为郭占有是否已经向国治公司交付其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谢海荣、朱起良需举证证明郭占有确未向国治公司交付其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本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谢海荣表示国治公司从未使用过前述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国治公司亦表示郭占有没有就该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向国治公司进行任何说明，因此可以视为郭占有没有向国治公司交付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对此，谢海荣、朱起良仅向法院提交了《交接证明》作为证据。而法院认为，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发明专利说明书已经附于《08评估报告》附录之中，国治公司作为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专利权人，理应可以查阅发明专利说明书并在其生产经营中加以使用。谢海荣虽举证证明郭占有已经收回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发明专利证书》原件，但并未举证证明郭占有的上述行为妨碍了国治公司行使专利权人的权利，故而法院无法认定郭占有未将其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交付给国治公司使用。
关于郭占有提出的谢海荣、朱起良不具备主体资格的问题，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谢海荣、朱起良不具备国治公司的股东资格，因此法院不予采信；关于郭占有提出的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及争议焦点无需以其他案件的裁决结果为基础。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法院亦未发现任何证明谢海荣、朱起良涉嫌刑事犯罪的证据，故法院对郭占有上述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郭占有以”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新方法”（专利号为ZL200610105041.2）向国治荒漠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为一百三十四万元；二、驳回谢海荣、朱起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谢海荣、朱起良和郭占有均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其中谢海荣、朱起良的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说理清晰，适用法律也基本适当，但有关谢海荣、朱起良请求确认郭占有专利技术出资未交付使用前不享有相应的国治公司股东表决权、收益权一项一审法院判决未予确认，应依法予以改判。2008年10月郭占有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专利技术过户到国治公司，但并没有将专利技术交国治公司运营使用，2009年1月郭占有借股东变更之机虚高评估专利，使用违法的《08评估报告》办理了工商变更，将自己的股权由2%改成70%，从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期间新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仍在郭占有手中，郭占有虚高评估专利技术，向其他股东隐瞒专利技术评估，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国治公司股东和国治公司处于不知情状态，至2009年7月黄×将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新的《发明专利证书》交给国治公司时发现登记违背股东意思，郭占有当即要求专利技术不再投入国治公司，抽出《发明专利证书》自己运营使用并办理交接证明，国治公司要求郭占有配合将工商登记进行更正时，郭占有虽然同意但迟迟不办，2010年10月国治公司还曾委托律师与郭占有交涉，这一过程反映了郭占有不具有将专利技术交付国治公司使用的真实意愿，在出资者不同意将专利技术投入国治公司使用并取走《发明专利证书》，郭占有与国治公司发生争议，国治公司工商登记有待更正的情况下，客观上妨碍了国治公司使用专利技术，相对国治公司其他股东而言，郭占有的行为是事实上未将专利技术交付国治公司使用；其次郭占有用以出资的专利技术并不是成熟的专利技术，国治公司使用专利技术有赖于郭占有提供专利实验室数据、发明专利说明书和具体操作指导，郭占有也表示该专利技术高深，只有郭占有指导操作才能运用。谢海荣、朱起良虽然对郭占有未交付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负有举证责任，但谢海荣、朱起良已经提供了两份证据，一是黄×证词，二是《交接证明》。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确认郭占有专利技术出资未交付使用前不享有相应的国治公司股东表决权、收益权，本案诉讼费用由郭占有承担。
其中郭占有的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08年11月4日郭占有的专利技术转移到国治公司后，由国治公司出资并授权代办公司永利公司以郭占有的名义委托华德恒公司进行专利价值评估。1、委托评估机构对出资专利技术进行评估是国治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意思表示，而不是郭占有单方委托，理由是：对专利技术评估之前由国治公司与永利公司签订了相关代办协议并且支付了代办费用，《08评估报告》中委托人虽是郭占有的名义但本质上委托人仍是国治公司及国治公司的股东，委托评估机构对专利技术进行评估是国治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意思表示；2、华德恒公司具备法律规定的相应资质，经合法程序将出资专利价值评估为7625.39万元，评估价值公允。3、该评估价值得到了国治公司原始股东和新股东的一致认可，并于2009年1月19日形成了国治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和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在郭占有提供相关评估报告后已经依法履行了举证义务，一审法院在相关事实包括黄×证词的真实性、评估费用的实际支付主体、委托评估的真实主体等未经查证属实的情况下，以郭占有未履行举证责任为由，认定《08评估报告》不是由国治公司委托而作，进而判决郭占有承担举证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国治公司原始股东为朱起良、张志敏、张义亮、龚磊、郭占有5人，而郭占有以知识产权出资7000万元，不仅有其发明的专利技术客观存在得以佐证，而且也得到原始股东的一致认可，郭占有的知识产权出资系由朱起良、张志敏、张义亮、龚磊4人分别将其原始认缴的非专利技术出资2800万元、1750万元、2100万元、210万元共6800万元转让到郭占有名下而来，张志敏、张义亮、龚磊等参加诉讼对于国治公司700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的来源及国治公司的股权架构等基本事实的查明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追加张志敏、张义亮、龚磊为本案诉讼当事人，但一审法院在上述当事人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属于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谢海荣、朱起良承担。
国治公司对一审法院判决亦有意见，但未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在本案中谢海荣虽举证证明郭占有已经收回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发明专利证书》原件，但并未举证证明郭占有的上述行为妨碍了国治公司行使专利权人的权利，鉴于郭占有已申请将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权属转移至国治公司，且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发明专利说明书已经附于《08评估报告》附录之中，国治公司作为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专利权人，完全可以通过查阅发明专利说明书并在其生产经营中加以使用，因而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无法认定郭占有未将其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交付给国治公司使用并无不妥；同时由于谢海荣、朱起良和国治公司与郭占有就其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出资的实际价额存在巨大差异，又因谢海荣、朱起良提交了由专利权人国治公司委托评估的《13评估报告》作为证据，一审法院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认为《13评估报告》属于该条规定的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基于此一审法院向郭占有依职权释明，郭占有应当就其已履行向国治公司出资7625.39万元承担举证责任，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郭占有并未向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评估申请，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郭占有未能履行其相应举证责任，其后果为其未能证明作为出资的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实际价额为7625.39万元，进而一审法院认定《13评估报告》的证明效力高于《08评估报告》并无不当，故郭占有作为股东出资向国治公司转移权属的快速治理荒漠化的方法的专利的实际价额应为134万元。因此对于谢海荣、朱起良、郭占有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因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谢海荣、朱起良共同负担35元（已交纳），由郭占有负担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谢海荣、朱起良负担70元（已交纳），由郭占有负担70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东
审 判 员 周岩
代理审判员 郭倬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