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28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东阳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郭庄子东1号。
法定代表人：谷燕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昝东明，北京市和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贺永敏。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小井村558号。
法定代表人：刘平，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北京市东阳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公司）因与贺永敏、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的（2015）高民终字第3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东阳公司申请再审称，北京高院（2015）高民终字第3654号民事判决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北京高院(2015)高民终字第3654号民事判决，驳回贺永敏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
1.二审判决认定贺永敏与东阳公司存在分包合同关系错误。贺永敏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完成了该项目，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以何种身份参与相关项目。刘玉庆获得的授权是项目管理权，无权签署案涉协议，其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贺永敏没有与东阳公司缔结合同的意愿，其并非善意第三人。贺永敏与刘玉庆达成的是个人协议。并且，分包合同对合同总金额只有越分越小，案涉合同却越分越大。案涉6号楼和地下停车场的总合同才2700万元左右，而所谓分包协议却为2900多万元，这种情形违背常理。贺永敏与东阳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东阳公司也从未履行该协议，该协议对东阳公司没有任何约束力。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贺永敏究竟以何种身份参与该项目，其在发票背面的签字也仅为经手人，不同于实际施工人。二审判决认定贺永敏在发票背面签字就是支付给贺永敏的款项是错误的。发票背面签字的人只能证明是其为经手人，并且本案有多人均在发票背面签字，这仅为公司财务管理的流程，东阳公司未向贺永敏支付过工程款，贺永敏也从未向东阳公司主张过工程款。贺永敏持有施工资料不能证明其为实际施工人。从贺永敏提供的大量施工资料反而可以看出，代表东阳公司的是刘玉庆和田阁。田阁的身份在一审中已经明确就是东阳公司的技术主管，这就足以证明在整个施工过程中都是东阳公司的职工在具体负责施工建设，所形成的施工资料也足以认定整个工程是由东阳公司实际施工完成，仅持有施工资料并不能证明有关事实。
2.贺永敏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为该工程投入资金，而东阳公司却实际支付了2700万元的各项费用，二审判决在没有查清贺永敏投入资金的情况下，认定相应投入“物化”到建筑物中，要求东阳公司再支付750多万的工程款。这就相当于东阳公司盖一栋楼要支付两份工钱，二审判决错误。东阳公司向法庭出示了整个项目中相应的费用票据，东阳公司总共支付了21791491.59元的材料费用，3784000元的劳务费用，1828399.87元的税费管理费用（不含所得税），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工程为东阳公司实际投资建设。
3.二审判决划分东阳公司和保利公司责任分担明显不当，计算保利公司的项目支出时扣除与本案没有关系的护坡工程的相关费用错误。二审判决认定保利公司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工程款，所以不用再承担责任，但该计算方法没有依据，各方当事人对护坡工程均没有任何异议，法院从未审查过此问题。二审鉴定案涉工程造价2800多万元，该造价仅为对东阳公司完成工程的造价鉴定。护坡工程并非东阳公司施工建设。鉴定价格与结算价格的之间实际差价有80余万元，该80余万不是护坡的工程款，而是鉴定机构调价的结果，主要调整的就是钢筋和级配砂石两项调价。如果按照二审判决的算法，因鉴定的价格推翻了当事人结算价款，那么对于多出来的80余万保利公司并未实际支付，应该判令由保利公司来承担这80多万，而不应再扣除案外的护坡工程。二审判决划分东阳公司和保利公司责任分担明显不当，应该予以纠正。
4.二审判决认定贺永敏应得工程款的数额错误，没有考虑东阳公司已经缴纳的税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处理非法转包的主要方式就是参照合同约定计算工程款，对违法所得予以收缴。二审判决认定贺永敏是实际施工人，那么处理工程款项是也应该参照《分包协议》的约定，在东阳公司同保利公司结算后扣除税款，也就是27442387.2-(27442387.2×17%)-19924001.99=2853179.386元。东阳公司收取保利公司2700多万元工程款已经缴纳了两百余万元的税费，如果再向贺永敏支付750多万元实际就等于贺永敏非法挂靠不用交税还能多得工程款，这样的判决错误。实际上，剔除民工工资和其他材料款项后，如果有非法所得应予收缴，贺永敏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述费用支付民工工资和材料款，应该按照非法所得予以收缴。
贺永敏提交意见称，北京高院（2015）高民终字第3654号民事判决正确，应当驳回东阳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是：1.贺永敏与东阳公司已经形成并履行完毕分包施工合同，贺永敏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刘玉庆是东阳公司委派的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其代表东阳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书》对东阳公司有约束力。贺永敏完全按照约定履行了义务。2.贺永敏垫资建成造价三千余万元的案涉工程，东阳公司只支付给贺永敏1900余万元。东阳公司应当向贺永敏据实结算案涉工程的全部款项。贺永敏提交的多份证据均能证明贺永敏组织人员、机械，垫资施工，能够证明贺永敏是实际施工人。3.本案东阳公司少支付了拖欠工程而应承担的工程款利息,其主张不应支持。
保利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分包合同关系是否缺乏证据证明；2.本案二审法院认定东阳公司支付给贺永敏工程款7518385.21元是否正确。
1.本案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分包合同关系是否缺乏证据证明
贺永敏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分包关系，其为实际施工人，并向法院提交了《分包协议书》、东阳公司为刘玉庆出具的法人委托书以及案涉工程施工资料原件等证据；东阳公司不认可贺永敏的主张。对于东阳公司对刘玉庆的授权，二审法院认定该授权并未将对外签署协议排除在外，贺永敏有理由相信作为刘玉庆有权代表东阳公司与其签订《分包协议书》，东阳公司虽主张刘玉庆的授权范围仅为施工管理，不包括对外签订协议，但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二审法院同时根据案涉工程对外支付费用的票据中绝大部分有贺永敏签字，以及贺永敏持有案涉工程施工资料原件等事实，结合东阳公司不能对其主张贺永敏不是实际施工人建设工程施工管理通常情况相悖作合理解释的情况，认定贺永敏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二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不存在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
2.本案二审法院认定东阳公司支付给贺永敏工程款7518385.21元是否正确
案涉工程经鉴定造价为28352387.2元，保利公司与东阳公司结算时认可扣除10万元维修费用及保利公司支付给案外人北京诺金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81万元施工费用。据此，二审法院认定贺永敏应得的工程价款为27442387.2元(28352387.2元-810000元-100000元)。本案相关票据中，背面有贺永敏签字的共计19924001.99元，东阳公司对此无异议，而贺永敏认可上述款项已经支付，故二审法院认定东阳公司已支付给贺永敏的工程款为19924001.99元，进而认定东阳公司还须向贺永敏支付的工程欠款为7518385.21元并无不当。
东阳公司主张其已经支付3784000元的劳务费用，因该劳务款项已经包含在上述19924001.99元中，故该劳务费用不存在重复支付的问题。东阳公司主张相应税款应当扣除，但其在一审及二审中并未提及扣除相应税款的问题，本院不予审查。东阳公司主张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收缴违法所得。该规定中规定的违法所得，主要是指发包一方违法收取的管理费等，东阳公司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北京高院认定案涉工程款并无不当。
综上，东阳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北京市东阳建筑工程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于 明
代理审判员 刘少阳
代理审判员 刘丽芳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