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厦民终字第32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设，男，1953年5月8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议，男，195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雪英，女，195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雪丽，女，1963年5月1日出生，汉族。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安荣、林雅婷，福建金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海锭，男，195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黄清杰、袁波，福建开元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因与被上诉人黄海锭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4）湖民初字第1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海锭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1968年9月28日刘金龙订立的将房产出卖给黄世牛（别名黄世悠）的契约有效；2、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配合黄海锭办理位于厦门市湖里区金鼎里4单元1303室的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3、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判决查明：解放初期“土改”时，黄海锭的父亲黄世牛（已故）、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的父亲刘金龙（已故）等人被政府安置于厦门市湖里区东渡村28号居住，刘金龙代表共有人领取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号为东字第○八三号）。刘金龙居住的房屋原为厦门市东渡村28号之二的三间房屋。
2004年11月5日，厦门市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因建设“东渡村旧村改造”项目需要，须拆迁征用址在厦门市湖里区东渡村28号的房屋，向厦门市公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的公证。厦门市公证处给黄海锭制作的现场笔录中记载待拆迁房屋现状为：“厦门市东渡村28号砖木结构平屋壹幢，占地面积0.39亩，原有房屋8间，原产权人为刘金龙等人，后刘金龙拥有部分私下转让给黄世牛；柯某拥有的部分转让给林炳坤。现该房屋由黄世牛（已故）的配偶陈日及儿子，林炳坤的儿子林财金居住使用；还有黄世水的儿子黄加金，儿媳陈翠英居住使用。”办理证据保全原因为：“为拆迁补偿提供参考依据。”
2005年3月30日，厦门市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拆迁人，与作为被拆迁人的黄海锭签订一份《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黄海锭在厦门市东渡村28号之二的房屋（解放初“土改”时期分的房屋），因“东渡村改造”项目的建设需要，应予拆除。拆迁人由此以产权调换的方式安置黄海锭至厦门市湖里区都市港湾6#楼13层C座（即厦门市湖里区金鼎里4单元1303室）房屋居住，并要求黄海锭在2005年5月20日前拆迁完毕，将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交拆迁人拆除。
2005年5月12日，浦南拆迁公司受厦门市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向黄海锭、陈翠英、林财金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兹收到东渡路28号，产权人黄海锭、陈翠英、林财金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号为东字第○八三号）一份。
2009年7月10日，案外人柯某在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的公证下，声明：“土改时政府把东渡村28号的房屋共计捌间分给村民，其中村民刘金龙分得叁间，村民黄世水分得贰间半房，村名黄世牛（别名：黄世悠）和黄世佩分得壹间半房，本人分得壹间，刘金龙代表共有人领取《土地房产所有证》。1968年9月28日，刘金龙（已故）及妻张训（已故），将土改时分得叁间房立状卖与本村村民黄世牛（别名：黄世悠）。”
2014年3月17日，案外人林某在厦门市公证处的公证下称：其1933年随父母从外地来厦门市东渡村居住，一住70年；土改时其担任村里的贫协委员并参加了土改分房工作，其知道同村邻居刘金龙在1968年将自己名下于厦门市东渡村的三间房屋卖给同村邻居黄世牛，当时刘金龙的妻子还健在并同意出售；此后黄世牛及家人一直居住在那里，黄世牛去世后，该房屋由黄世牛的儿子黄海锭居住至拆迁，拆迁后的安置房也由黄海锭居住。
另查明，刘金龙一家在上世纪60年代搬离厦门市湖里区东渡村28号之二房屋。刘金龙及其配偶张训均已故，其现继承人为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黄世牛及其配偶陈日均已故，其现继承人为黄玉娇、黄金冉、黄海锭、黄种丕、黄种志、黄克善、黄金钗。黄玉娇、黄金冉、黄种丕、黄种志、黄克善、黄金钗明确表示放弃对厦门市东渡村28号之二房屋的继承权，同意由黄海锭继承。
诉讼过程中，黄海锭还提供房屋买卖契约、陈古松等人签字或捺印的证明各一份，以及同村老人黄某甲等人的证言。其中，房屋买卖契约为证明刘金龙于1968年9月28日将厦门市东渡村28号之二房屋出售给黄世牛；陈古松等人签字或捺印的《证明》及黄某甲等人的证言为证明刘金龙于1968年9月28日将厦门市东渡村28号之二房屋出售给黄世牛的事实。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认为陈古松等人未出庭作证，其出具的《证明》及黄某甲等人的证言均无法证明黄海锭要证明的事实。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对房屋买卖契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对该房屋买卖契约是否为同一人的书写进行笔迹鉴定，且还提供一份载有“刘金龙”签字的《租赁合同》与房屋买卖契约中“刘金龙”的签字是否为同一人进行笔迹鉴定。后经鉴定机构鉴定，其认定房屋买卖契约手写笔迹为同一人书写，但无法认定《租赁合同》与房屋买卖契约中“刘金龙”的签字笔迹是否为同一人。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由此支出鉴定费7000元。黄海锭亦申请对房屋买卖契约订立、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确定契约原件书写字迹及纸张的实际形成时间，但其正文右起竖排第5列的“悠”字的覆盖涂抹线条及涂改后的“牛”字不是其标称时间形成，应为上世纪90年代或以后形成。黄海锭为此支出鉴定费2200元。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主张其支出的鉴定费7000元应由黄海锭承担。黄海锭不同意负担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支出的鉴定费7000元，并主张其支出的鉴定费2200元应由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承担，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亦不予同意。
此外，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主张因农村房子不值钱，房子多，刘金龙不愁地方住，故厦门市湖里区东渡村28号之二房屋此前一直闲置着，也没有出租；拆迁时，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的父母已经去世，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不知道拆迁的事情，也不常看报，所以没有去做权利登记；房屋产权证当时放在老房子里，后来找不着了。
以上事实，有黄海锭提供的房屋买卖契约、《土地房产所有证》、房屋测量草图、公证书及现场笔录、《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公证证言、东渡居委会的证明、黄海锭兄弟姐妹的证言、（2006）厦民终字第1446号民事判决书（2007）厦民终字第333号民事判决书、（2009）厦民终字第3513号民事判决书、法律文书生效证明等，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提供的证明、（2009）厦民终字第3513号民事判决书、（2012）厦民终字第2616号民事判决书、法律文书生效证明等，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所涉原厦门市东渡村28号之二房屋买卖争议事实系发生在黄世牛与刘金龙之间，而黄世牛及其配偶陈日均已故，其第一顺位继承人中除黄海锭外，均明确表示放弃对该房屋的继承权，同意由黄海锭继承，黄海锭为此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刘金龙及其配偶张训亦均已故，其第一顺位继承人为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与上述买卖事实的认定结果存在利害关系，主体亦适格。黄海锭主张其父亲黄世牛与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的父亲刘金龙就原厦门市东渡村28号之二房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了一份房屋买卖契约为证。该契约经鉴定机构鉴定，认定房屋买卖契约手写笔迹为同一人书写，但不能确定期实际形成时间，亦无法认定契约中“刘金龙”的签字笔迹与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认可的《租赁合同》中“刘金龙”的签字是否为同一人。可见，房屋买卖契约无法直接证明系刘金龙所书写，但亦不能直接否认本案房屋买卖事实的存在。判定黄世牛与刘金龙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需综合进行考究。对此，本院结合以下事实予以认定：1、解放初期“土改”时，厦门市湖里区东渡村28号之二房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仅记载了该房屋的共有性质和领证人为刘金龙，其他共有人并未记载其中。可见，刘金龙作为领证人依理应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2、厦门市公证处因拆迁于2004年11月5日给黄海锭制作的现场笔录，与案外人柯某、林某的公证证言一定程度上可相互印证。柯某系原产权的共有人之一，林某系拆迁时的产权人之一，两人证言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证实刘金龙将其拥有的三间房出售给黄世牛的事实。3、拆迁公司于2005年5月12日收取厦门市湖里区东渡村28号房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所出具《收条》记载产权人为黄海锭和案外人陈翠英、林财金。且拆迁人以产权调换的方式将黄海锭安置至厦门市湖里区金鼎里4单元1303室房屋居住。拆迁公司的记载及黄海锭被安置的事实，与上述公证处因拆迁制作的现场笔录的内容亦可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黄海锭曾实际管理和居住在湖里区东渡村28号刘金龙名下的房屋，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该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发生变化的事实。4、黄海锭申请的同村老人黄某甲等人的证言，可以印证刘金龙将其房屋出售给黄世牛的事实。5、从刘金龙搬离东渡村到拆迁及此后的诉讼，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刘金龙及其家人对讼争房产的状况并未提出异议，明显有悖常理。6、鉴定机构虽然不能确定房屋买卖契约订立、形成时间，但其认为主文中“悠”被涂改后的“牛”应为上世纪90年代或以后形成，可见契约主文应比被涂改的字更早形成。综合以上契约、房产实际持有情况、刘金龙及其家人对房产的管理情况、拆迁安置情况、共有产权人证言及邻居证言等事实，该事实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并结合农村关于家庭财产的管理习惯和交易习惯，根据高度盖然性的优势证据规则，足以认定刘金龙与黄世牛之间存在契约买卖关系，黄海锭拥有刘金龙名下三间房权属的事实。因此，日期为1968年9月28日的房产买卖契约所体现的刘金龙将房产出卖给黄世牛的事实真实，该契约有效，本院予以认定。该契约所涉的三间房亦安置至厦门市湖里区金鼎里4单元1303室，黄海锭请求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四人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双方当事人的鉴定费问题，因双方的鉴定申请系各方为进一步证明各自主张而提出的申请，其鉴定费用亦应由提起方各自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日期为1968年9月28日刘金龙与黄世牛之间的房产买卖契约有效；二、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黄海锭办理址于厦门市湖里区金鼎里4单元1303室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负担。
宣判后，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黄海锭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主要理由是：
一、被上诉人提交的1968年9月28日刘金龙与黄世牛之间的房产买卖契约完全是虚假的，一审判决房产买卖契约有效，纯属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的先父刘金龙、先母张训在世期间，从来没有跟子女说过曾经将东渡村土改分配的房屋出售他人。2、被上诉人提交的房产买卖契约，一眼就看出是虚假的，根本就不符合民间房产买卖契约操作习惯。①在农村房屋买卖是件重大事情，签订买卖契约时，要有中间见证人签名或画押，可是本案契约却没有中间见证人的名字。②不管是刘金龙，或者是黄世牛，都没有文化，不会书写毛笔字，该契约上却没有代书执笔人的签名，不知是何人杜撰出来的？③整张契约上竟然没有人捺手印，更没有刘金龙的印章，这完全违背常理。相反的却画蛇添足多了刘金龙的妻子张训的签名，要知道早期房屋买卖，买卖契约只要产权人签字就有效，根本就不用产权人妻子来签名，只是后来改革开放法制逐步健全，才强调夫妻财产共有制，出售房屋需要夫妻俩共同签字。④买卖契约上的时间是1968年9月28日，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期间，在“斗私批修”高压环境下，刘金龙与黄世牛之间假如要进行房产买卖，肯定要经过生产队的批准，否则就要被抓起来批斗，然而该契约上面却没有东渡村生产队同意买卖的任何记载。⑤从上诉人申请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鉴定来看，该契约手写字迹是同一人所书写，就足以证明刘金龙、张训夫妻俩根本就没有在该契约上签名，如果两人有签名的话，肯定笔迹不同。⑥从被上诉人申请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来看，虽然不能确定该契约书写字迹及纸张的实际形成时间，但主文中“悠”被涂改的“牛”应为上世纪90年代或以后形成。对此，上诉人认为该契约造假已经非常离谱了。首先，签订买卖契约是非常正式和严肃的事情，如果有错字需要涂改，必须要有刘金龙来捺手印进行确认。其次，既然已经鉴定该契约手写字迹是同一人所书写，那么主文中“悠”被涂改的“牛”应为上世纪90年代或以后形成，就进一步证明了该契约决非上世纪60年代签订的，并且这个“牛”字也决不是刘金龙或者张训的笔迹，由此可见该契约是为了骗取拆迁安置而编造出来的。
二、虽然拆迁时，被上诉人等人持有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但不能认定存在黄世牛有向刘金龙购房的可能。1、土改时，政府把东渡村28号房屋分配给几户人家居住，刘金龙一家只是分得其中部份房屋。由于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只有一份，由刘金龙作为共有领证人。随后刘金龙因到洪山柄农科所奶牛场工作，全家就此搬离了东渡村，未再回到东渡村生活。据此，刘金龙作为共有人之一，为了便于其他共有人管业，离开东渡村时，把该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放在东渡村老房子或者交给其他共有人保管，也是符合情理的。2、拆迁时，浦南拆迁公司出具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收条，已经清楚写明是由被上诉人、陈翠英、林财金三户人家共同提交。显然不是由黄世牛的儿子，即被上诉人黄海锭来单独提交，也就不存在刘金龙把房屋卖给黄世牛，并将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交给黄世牛的可能。至于被上诉人、陈翠英、林财金三户人家怎么会一起共同提交这份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其中的内幕、利益关系上诉人不得而知。
三、对于证人柯某、林某、黄某甲、翁某、黄某乙、黄某丙、沈某等证人证言，因证人没有亲眼目睹签订房产买卖契约，也没有亲耳听见刘金龙说过有卖过东渡村房屋，上诉人认为上述证人证言根本不足采信。1、证人柯某、林金财某陈述外，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拒不到法院出庭作证，据此，造成上诉人无法对其询问、质证，其证言又不能证明有亲眼目睹签订房产买卖契约的过程，或者亲耳听见刘金龙说过有卖过东渡村房屋之事。并且柯某作为共有人，与本案讼争的刘金龙房产存在着明显的利害关系。2、黄某甲、翁某、黄某乙、黄某丙、沈某等证人虽然有出庭作证，但是其证言已经明确没有亲眼目睹签订房产买卖契约的过程，至于房屋买卖之事均是听说，听黄世牛或者其妻子、家人所述。可见证言内容都来自买主一方的一面之辞，其证明效力等同于被上诉人的陈述，两者不能相互印证。
四、对于证人证言，上诉人敬请法庭能够充分考虑到，上诉人父母一家人解放初才从南安来到东渡村居住，土改没过几年就搬到洪山柄奶牛场工作生活至今。在东渡村，上诉人一家人纯属外来户，居住生活时间短暂，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而刘金龙去洪山柄奶牛场做农场工人，收入稳定，日子好过，并建造了叁层楼房居住，况且东渡村、洪山柄两地交通不便，其也就没有再回去东渡村，造成上诉人一家在东渡村人地两疏，根本就不认识东渡村任何人。相反，被上诉人从土改到拆迁，几十年来一直居住、工作在东渡村，其与东渡村民关系密切，相互都有人情世故往来。在黄世牛看见刘金龙搬离后多年来没有回来，房屋长期空置，就霸占使用，却对东渡村民骗说是其买下房屋，村民不知真相，也就信其所言。如果黄世牛确实有买下房屋，改革开放后农村几次大规模办理房屋产权登记，黄世牛早就会找刘金龙、张训夫妻来补办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然而被上诉人到了拆迁时还一直隐瞒上诉人，甚至伪造买卖契约。现在确实无法办理拆迁安置房产权登记后，才起诉上诉人，暴露其妄想长期霸占房产的企图。
五、对于厦门市公证处保全证据中，现场笔录中记载：“后刘金龙拥有部份私下转让给黄世牛”的内容，均是来自被上诉人黄海锭的单方所述。显然关于刘金龙与黄世牛之间房屋买卖行为，公证处并没有对其给予确认。
六、关于一审判决上诉人协助被上诉人办理址于厦门市湖里区金鼎里4单元1303室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上诉人认为丝毫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讼争房是东渡村28号，而非金鼎里4单元1303室房产。2、金鼎里4单元1303室房产是《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迁安置房，拆迁人是厦门市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被拆迁人即被上诉人，对于该拆迁安置房协助办理产权及相关过户登记手续的合同义务主体是拆迁人，而非上诉人。
被上诉人黄海锭答辩称，一、1968年9月28日刘金龙（上诉人父亲）订立的将房产出卖给黄世牛（别名黄世悠，黄海锭父亲）的契约真实有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父辈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真实有效。首先，黄海锭一家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居住在东渡村28号之二直至拆迁，且黄海锭持有东渡村28号八间房产的房产证原件，在客观上足以证明其对东渡村28号之二的三间房的居住使用是有权的长期的合法的。其次，黄海锭提供了大量的与双方当事人父辈相识的同村的证人，印证了东渡村28号之二三间房的出卖情况、黄海锭一家人的居住情况等，各位证人的陈述清晰、逻辑清楚，进一步证明了黄海锭主张真实。且证人们某陈述也证明了上诉人一家属于外来户，与村民关系不睦，则正好推翻了上诉人所谓将房产和产权证书托付给其他村民保管的说法，上诉人只是在本次诉讼时才得知父辈曾经有过出卖房产的行为，想趁此机会攫取些利益。再次，上诉人故意曲解鉴定结论的内容，硬将契约说成成文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而实际上鉴定结论的表述是鉴定机构的现有技术无法对契约上的软性笔书写的内容进行鉴定，仅能对契约涂改部分的“牛”判定为20实际90年后形成。上诉人如此明显的张冠李戴毫无道理。二、上诉人已穷尽所有举证手段，从书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上还原了当年房产买卖的情况。上诉人持有房屋产权证的原件，全家人在东渡村28号之二居住至拆迁，在拆迁安置房居住至今。而上诉人仅以父辈房子多，不在意为由来解释其从未主张过权利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上诉人臆想的父辈委托村民看管房屋及产权证在当时其身为外来户不能融入村中的情形下，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从主客观两个方面，上诉人父辈离开东渡村选择的最优途径就是将房屋出卖，既能得到经济价值，又能免除人情世故之累，合情合理。三、上诉人所谓为父母名誉提出上诉毫无根据。首先，黄海锭的诉求为确认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及办理拆迁后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一审法院的判决也是针对黄海锭的诉求，判决支持诉讼请求，与上诉人的父母名誉无关。其次，在庭审中，上诉人屡次用“偷”“窃”等字眼表述黄海锭父辈的行为，在上诉状中又声称黄海锭父亲“霸占”房产，显然诋毁了黄海锭父母的名誉，其没有丝毫歉意反到倒打一耙，明显恶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申请证人到庭作证。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认为：1、2004年11月5日公证书内容是黄海锭陈述的，不能作为定案证据；2、对浦南拆迁公司于2005年5月出具的收条上称东渡路28号产权人为黄海锭、陈翠英、林财金有异议；3、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不应采信。此外，上诉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双方没有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申请作证的证人中，刘坪称其与刘金龙关系非常好，刘金龙从未告诉他有将讼争房屋出售给别人；刘匏称其知道刘金龙在东渡有房屋，但是否出售并不知情。被上诉人申请作证的证人林财金称其与刘金龙是同事，刘金龙先告诉他要将讼争房屋出售给黄世牛，之后黄世牛也告诉了他买了刘金龙的房子。
二审中，上诉人称对讼争房屋并不知情，也从未主张过房产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黄世牛与刘金龙之间是否存在买卖讼争房屋的法律关系。黄海锭提交的房屋买卖契约因年代久远，已无法确认形成时间及签字的真实与否，因此，该契约无法单独证明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需结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首先，从契约本身看，鉴定机构认为其中涂改的文字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或之后，也就是说契约的形成则早于此时间。因此，上诉人称该契约是黄海锭为骗取拆迁安置而编造的，缺乏证据，不能成立。其次，从被上诉人黄海锭一方看，本来刘金龙所有的房屋，之后由黄世牛（现为黄海锭）一方实际管理使用；刘金龙作为东渡路28号之二房屋《土地房产所有证》的领证人，本来持有该证，后却交给黄世牛，改为由黄世牛一方保管；而作为刘金龙同事、东渡路28号之二房屋的共有人之一林财金作证证明刘金龙曾向其讲过要将讼争房屋卖给黄世牛，原东渡路28号之二房屋共有人之一柯某、同村居住的老人等均作证证明确有刘金龙将讼争房屋卖给黄世牛一事。第三，从四上诉人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一方看，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刘金龙在搬离讼争房屋后曾对讼争房屋进行过管理使用或对房屋被黄世牛一方管理使用乃至因拆迁而管理使用安置房提出过异议、主张过权利，相反，刘金龙还将包含讼争房屋在内的东渡路28号之二房屋《土地房产所有证》交由黄世牛保管。而四上诉人亦于二审中承认其对讼争房屋并不知情，此也可印证刘金龙因早已将该房屋出卖，该房屋与刘金龙一家已无关系，故从未向子女提起过。而两位证人的证言也无法证明刘金龙未出卖过讼争房屋。综上，本院认为黄海锭提供的证明存在讼争房屋买卖事实的证据之证明力明显大于四上诉人一方否认存在讼争房屋买卖事实的证据证明力，原审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的优势证据规则，认定黄世牛与刘金龙之间存在讼争房屋买卖关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四上诉人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因讼争房屋已被拆迁安置至厦门市湖里区金鼎里4单元1303室，原审判决四上诉人需协助被上诉人办理该厦门市湖里区金鼎里4单元1303室的过户登记手续正确，应予维持。四上诉人称厦门市湖里区金鼎里4单元1303室与讼争房屋无关联，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刘建设、刘建议、刘雪英、刘雪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 聆
审判员 洪德琨
审判员 胡林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王兴胜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