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7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佰庆。
委托代理人：姚铁藜，浙江君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秀城区不锈钢设备总厂,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城北路永发路口。
法定代表人：周荣。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明英。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荣。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云。
六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陈小勇，江苏法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佰庆因与被上诉人嘉兴市秀城区不锈钢设备总厂（以下简称不锈钢总厂）、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5)嘉南商初字第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佰庆及其委托代理人姚铁藜、六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小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不锈钢总厂成立于1988年，1994年改组为股份制企业，股东为秀城区民政局、秀城区民政企业管理站、企业及朱耀良、朱佰庆等53名自然人，其中朱佰庆投资额为10.76万元，占4.9358%。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朱耀良。朱佰庆为朱耀良之弟。1999年1月15日，不锈钢总厂作出《董事会及大股东代表会议决议》，载明：不锈钢总厂原个人股份全部转让给朱耀良；转让给朱耀良股金应于2000年6月30日以前全部还给个人，其中1999年12月31日前还款不少于60%；股金转让前股息以平均年息一分计算，股金转让后利息以银行一年定期利息计算；退股的、今天到会的股东应辞职，所有辞职股东已买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险金由厂里买至该股东实际离开厂之日止；省工办借总厂的20万元及利息由朱耀良负责偿还；以上应还款项，由朱耀良以个人及家庭财产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总厂工商登记手续重新办理。朱耀良、朱佰庆、秀城区民政局代表等出席会议并在决议上签字。同日，不锈钢总厂作出《关于变更股份制董事会组织的决议》，载明：由于企业经营不善，决定原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企业法人代表朱耀良，由朱耀良负责重组董事会；转让的股金股息以年息10%计算，结断以后的本金按银行一年定期利率计算付息；结断以后的企业经营、债权债务全部由朱耀良负责，与原董事会及投资者无关；嗣此之后由朱耀良负责重组董事会并报上级有关部门审批办理变更登记。原董事会成员朱耀良、朱佰庆等六人在决议上签字。
朱耀良于2011年1月2日死亡，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系其法定继承人，并作了公证。2011年7月2日，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甲方）与朱佰庆及其之子徐朱（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协议书涉及的标的为总厂的全部资产及徐朱名下的城北路592号14室三楼房产；根据总厂1999年1月15日“董事会及大股东代表会议决议”及“关于变更股份董事制组织的决议”以及相关股份转让材料，原总厂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法定代表人朱耀良，嗣后，朱耀良实际收购了上述全部股份，但未办理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根据《公证书》，朱耀良生前持有的总厂的股权全部由甲方继承；总厂自2003年1月1日起一直由乙方占有经营至今，甲方及朱耀良未参与管理；现朱耀良死亡，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朱耀良生前持有的总厂的股权全部由甲方继承；二、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总厂的全部财产归甲方所有，乙方应悉数归还，但2003年后新添置的机器设备、库存物资、成品、半成品归乙方所有；三、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应将总厂的公章、权证等全部归还给甲方，等等；四、甲方同意乙方要求，总厂维持现状由乙方经营至2011年12月31日；五、2012年1月1日起总厂的经营管理权归甲方，乙方无条件退出总厂，并放弃相关权益完全脱离与总厂的关系；六、总厂自2003年1月1日前至2011年12月31日的债权债务及相关税费、员工福利由乙方负责，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涉等；七、上述房产的所有权归乙方，乙方同意该房产由甲方无偿使用至拆迁；八、甲方同意将总厂的厂房及用地和有关机器设备无偿给乙方经营的另家公司使用至总厂拆迁，并且拆迁赔偿款中的搬迁费归乙方所有，甲方应出具无偿使用场所证明给乙方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九、乙方应积极配合协助甲方办理总厂的工商变更手续；等等。
另查明，不锈钢总厂于1994年改制时向股东发放了股权证书。1999年后，陆续有部分股东与朱耀良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收取股权转让款并交回了股权证书，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朱佰庆的股权证书现在不锈钢总厂，未有证据证明朱耀良已以现金方式支付朱佰庆股权转让款。庭审中，不锈钢总厂陈述2011年协议书签订后朱佰庆让其儿子将股权证书交回；朱佰庆则陈述股权证书原本放在厂里，2011年连同总厂的材料一起予以交接。2012年12月2日，不锈钢总厂曾将其原股东的所有股份登记至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名下，其中部分出让股东包括朱佰庆的签名系伪造，经朱佰庆举报，不锈钢厂被工商部门予以查处并于2014年5月恢复了朱佰庆及案外人陈志明的的股权登记。现不锈钢总厂的股东除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外，即朱佰庆及案外人陈志明。不锈钢总厂认可案外人陈志明的股权证书未收回。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系朱耀良的合法继承人，在未有证据显示不锈钢总厂的股权和股东资格不能被继承的情况下，其五人有权继承朱耀良生前所持有的该厂股权和股东资格。现不锈钢总厂、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要求朱佰庆履行1999年股东代表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协助其变更不锈钢设备总厂股权，实质诉求为要求朱佰庆协助其变更股权的工商登记手续，1999年1月15日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和2011年7月20日协议书是其请求的依据。故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系适格的诉讼主体。至于不锈钢总厂，因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亦需其配合，且其参与诉讼也有利于查清本案事实，故作为原告方亦无不可，朱佰庆抗辩部分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意见，不予采纳。实体上，朱佰庆认为1999年1月15日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只能表明股权转让的意向，股权转让实际并未成立，2011年7月20日协议中明确的相关权益是指经营管理权，并未提及其股权转让已经完成，且协议第二段关于朱耀良已收购全部股份的描述与事实不符且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应属无效；另外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朱佰庆的股权是否已经转让；二、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超过。
关于争议焦点一：综合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原审法院认为，首先，1999年1月15日的《董事会及大股东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变更股份制董事会组织的决议》，系鉴于当时企业经营不善，朱耀良以个人及家庭财产作担保承担企业对外借款及支付退股股东股本金为背景作出的，朱耀良取得企业股份需履行相应义务，之后，部分股东陆续与朱耀良完成了股权转让，交回了股权证书，对2012年的股权变更登记也未提出异议，可以看出两份决议作出后大部分股东也是按决议履行的。从现有证据看，仅朱佰庆与案外人陈志明对股权转让存有异议。2011年7月20日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与朱佰庆及其子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二段载明：“根据‘总厂’1999年1月15日‘董事会及大股东代表会议决议’和‘关于变更股份制董事会组织的决议’以及相关股份转让材料，原‘总厂’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法定代表人朱耀良；嗣后，朱耀良实际收购了上述全部股份，但未办理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从该陈述中可以看出，朱佰庆是认可“朱耀良实际收购了上述全部股份”的，即使朱佰庆对朱耀良是否收购其他股东的股份认知有误，但应当清楚自己的股权是否被朱耀良收购，其在协议书上签字而未对该段表述提出异议，可以印证其认可自己的股权已转让。其次，从2011年协议书的整体内容看，双方谈判的标的是不锈钢总厂的全部资产，协议除约定部分权益划归朱佰庆外，明确协议签订之日起总厂的全部资产归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如协议签订后朱佰庆仍为该厂股东，则应当享有一定的财产权益，将该厂所有财产归为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不合情理。另协议书第五条约定2012年1月1日起朱佰庆无条件退出总厂，放弃相关权益完全脱离与总厂的关系，若朱佰庆仍为股东，也应称不上“完全脱离与总厂的关系”。协议书第九条约定朱佰庆应积极协助办理总厂的工商变更手续，虽然未明确表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此处所指需朱佰庆配合办理的“工商变更手续”，在整个协议书中仅与第二段内容相呼应，除股权变更手续外，未有其他明确的指向。故从协议整体内容看，双方对朱佰庆在不锈钢总厂的权益作了一次性了断，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认为其系以总厂部分财产权益作为对价换取朱佰庆退出股份、完全退出总厂，有一定依据。第三，朱佰庆的股权证书现在不锈钢总厂处。股权证书是股东资格和权益的有力证明，且证人证言也印证了股权证书由股东自行持有和保某，双方当事人关于朱佰庆股权证书为何在不锈钢总厂处的陈述虽有差异，但可以确定基本事实是2011年协议书签订之后朱佰庆的股权证书已交回，即使如朱佰庆所说，股权证书一直保某在厂里，但该厂在2011年协议签订并完成相关交接之前一直由朱佰庆经营管理，股权证在厂中也处于朱佰庆的掌控之下，对如此重要的个人权利凭证，朱佰庆却连总厂材料一起移交接，不符合常理，应认定系朱佰庆自愿将股权证书交回。结合前述协议书的整体内容，有理由相信，即使朱耀良与朱佰庆之间未按1999年决议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在2011年协议中双方也谈好了朱佰庆退出股份的条件，朱佰庆在交回股权证书时已认可其股权的转让，且双方之间关于股权转让并无其他争议事宜。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朱佰庆的股权已经转让，应当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关于争议焦点二：1999年1月15日不锈钢总厂作出的《董事会及大股东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变更股份制董事会组织的决议》均未约定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时间，双方当事人在2011年签订的协议书中重新确认要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但也未约定办理时间，且双方因股权登记一直处于纠纷之中，至2014年5月工商部门恢复了朱佰庆的股权登记，如果要计算，也应从该时间点起算，本案受理日期为2015年3月3日，故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0月30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朱佰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不锈钢总厂、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办理变更其嘉兴市秀城区不锈钢设备总厂4.9358%股权至潘明英、周萍、周荣、朱伟、朱云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朱佰庆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宣判后，朱佰庆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关于不锈钢总厂的1999年1月15日的《董事会及大股东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变更股份制董事会组织的决议》均未按约定实际履行，故不能作为认定朱佰庆股权是否已转让的直接证据。第二，2011年7月2日的《协议书》，系因不锈钢总厂的法定代表人朱耀良于2011年1月突然去世，其继承人与朱佰庆所签订，该协议内容多有瑕疵，且未对朱佰庆的股权事宜有任何的约定，且签订该协议时朱佰庆与案外人陈志明的股权根本没有转让，嘉兴市南湖区民政局的33.555%的股份和企业股9.6284%亦未转让，故该协议所称“朱耀良生前持有总厂的股权”并不包括前述股权。另外，该协议系对不锈钢总厂经营权归属及相关事实的约定，相关权利也均明显指向经营管理权而非股权，而所涉及到的朱佰庆应配合的工商变更也是包括法定代表人变更、潘明英等五被上诉人股东身份变更、总厂章程的变更等，而非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仅指向股权变更手续。第三，关于股权证，朱佰庆和朱耀良共同经营总厂，其股权证一直放在总厂，并未由其个人保某，朱佰庆也总未将其股权证交给被上诉人，其股权证如何到了被上诉人手中至今仍是个谜，且股权证只是股权存在的书面凭证，并非谁持有股权证谁就取得相应的股权，原审判决认为股权证系朱佰庆自愿交回，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明显缺乏说服力。第四，2014年不锈钢总厂因转让股权造假被处罚，后朱佰庆向工商部门书面要求恢复其股权，不锈钢总厂递交书面申请将朱佰庆及陈志明的股权恢复，且未向工商部门提出任何关于朱佰庆的股权已转让的异议，也未及时起诉要求确认，其行为表明了朱佰庆的股权并未转让。综上，本案事实能明确推断出朱佰庆的股权实际并未转让，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针对上诉，六被上诉人二审中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朱佰庆的上诉理由完全系其自行推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朱佰庆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年度书面审查表一份、企业资格认定表四份、采购订单十份、车间工人加班费清单一份，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用以证明2003年后不锈钢总厂是由朱耀良和朱佰庆共同经营的。
六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以上材料仅需朱耀良签字，朱耀良并未实际进行经营，实际控制不锈钢总厂的系朱佰庆。
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认证为：上述证据不能明确证明朱耀良与朱佰庆共同经营，且是否共同经营并不影响对本案争议问题的审查。
另外，上诉人朱佰庆二审中申请证人谢某、胡某出庭，用以证明不锈钢厂在1999年股东会决议出台前后公司整体的经营情况。
证人谢某（男，汉族，1956年12月1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陈述：其自1994年2月进入不锈钢总厂，担任董事长助理一职，也系该厂股东，除了上交股金时拿到一份收据，该厂并未向其发放股权证，后因该厂经营不景气，其于1999年按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将股份转让给朱耀良，退股时以原始股金收据换取朱耀良出具的欠条，此后凭欠条取回退股股金。对于朱佰庆有无持有股权证以及是否退股一事并不清楚，对其退股后该厂经营情况也不知情。
证人胡某（男，汉族，1960年9月2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陈述：其自1993年进入不锈钢总厂，企业改制后系该厂监事会成员，也系该厂股东，入股股金交给总厂财务，其只拿到一份收据没有见过股权证。后因该厂经营情况不好且不信任大股东朱耀良，故其于1999年按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将股份转让给朱耀良并拿回了股金，对其他人是否持有股权证以及如何退股并不清楚，对其退股后该厂的经营情况也不了解。
六被上诉人对上述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两证人的身份没有异议，证人所述能够证明1999年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且在决议之后其他股东将股份转让给朱耀良后退股。
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经审查认证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该两证人的身份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两证人所述其二人按涉案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将股份转让给朱耀良后退股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六被上诉人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当事人对涉案1999年1月15日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和2011年7月20日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现朱佰庆上诉称1999年1月15日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只能表明股权转让意向，其股权转让并未实际履行，2011年7月20日协议书仅系对不锈钢厂的经营管理权的处分约定，并未涉及其股权的转让。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从1999年1月15日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来看，系因企业经营不善，朱耀良以个人及家庭财产作担保承担企业对外借款及支付退股股东股本金的背景下作出的，二审中朱佰庆所申请出庭的两位证人，也均系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退股的股东，该二人陈述事后也依决议内容转让了其名下股份，交回原始的股本金凭证之后获得了相应的股金，可知该决议实际得以履行但事后并未进行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至于朱佰庆称其与朱耀良系兄弟，关系特殊故而未实际转让其股份，但其现在作为股东，应由其本人持有的股权证已在被上诉人处，其本人作为不锈钢厂的股东，既无股权证亦无原始的股本金收据凭证，显然不符合常理。第二，关于2011年7月20日协议书，根据双方陈述及协议书所载内容来看，系双方在朱耀良去世后就不锈钢总厂的全部资产进行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朱佰庆称该协议仅系针对不锈钢总厂的经营管理权，但协议书却在一开始即对不锈钢总厂的股权进行了说明，即“根据‘总厂’1999年1月15日‘董事会及大股东代表会议决议’和‘关于变更股份制董事会组织的决议’以及相关股份转让材料，原‘总厂’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法定代表人朱耀良；嗣后，朱耀良实际收购了上述全部股份，但未办理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原审法院认为从该陈述中可以看出至少朱佰庆认可自己的股权已转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更何况，2011年协议书所涉标的是不锈钢总厂的全部资产，协议除约定部分权益划归朱佰庆外，明确协议签订之日起总厂的全部资产归潘明英等五被上诉人，且2012年1月1日起朱佰庆无条件退出总厂，放弃相关权益完全脱离与总厂的关系，如果朱佰庆仍为该厂股东，则应当享有一定的财产权益，将该厂所有财产归为潘明英等五被上诉人既不合情理也称不上“完全脱离与总厂的关系”。另外，关于2011年协议书约定朱佰庆应积极协助办理总厂的工商变更手续，朱佰庆上诉所称的需其配合的诸如总厂章程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等，但该类变更登记在朱佰庆按协议约定移交经营管理权后均不需其配合进行，且2011年协议书所指需朱佰庆配合办理的“工商变更手续”在整个协议书中仅与股权变更手续相呼应，原审法院据此结合在案证据及其相应内容认定朱佰庆的股权已经转让，应当配合六被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至于朱佰庆上诉称不锈钢总厂于2014年因申请变更登记弄虚作假被相关部门处罚后自愿申请将股权恢复原状而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后一年之久才提起本案诉讼，能够表明朱佰庆的股权并未转让，对此，不锈钢总厂解释称系因被处罚故而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恢复原状，此后一直在与朱佰庆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协商未果后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双方因股权登记一直处于纠纷之中，不锈钢厂申请将股权恢复原状系因其不当行为被相关部门处罚后的更正行为，不能据此说明其认可朱佰庆的股权未转让，且其在恢复股权登记后一年内提起本案诉讼，也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此，对朱佰庆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朱佰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蕾
审 判 员 汪先才
代理审判员 陈 蓉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吴 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