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西中民一终字第013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杨国有，主任。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群佩。
委托代理人顾跃堂，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卓，陕西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桂怡。
委托代理人顾跃堂，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卓，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友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李群佩、周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4）碑民初字第03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国有律所主任杨国有、被上诉人李群佩及其与被上诉人周某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顾跃堂、李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群佩、周某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8年9月22日，其与国友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国友律所接受其委托，指派律师方力、李秀朝作为其与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以下简称公安雁塔分局）、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制药）赔偿纠纷案件的代理�，代理权限为：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参与诉讼。其支付了2000元代理费，将证据材料交给方力、李秀朝，委托他们全权代理。国友律所律师告知其，经他们计算，公安雁塔分局、正大制药应赔偿其各项损失的数额总计为41.6万元，并按该数字要求赔偿。其据此将诉讼费支付给方力，方力表示代为立案。2009年9月底，方力告知其该案判决已经下发，判决支持其24.6万元。其催索判决，方力说该案已审执合一。2010年3月其要求给付执结款，国友律所一直推脱，其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无果。无奈，其于2010年12月起诉国友律所，要求国友律所交付所代理案件的法律文书，并赔偿交通费、餐饮费损失。在审理中，国友律所坚持称所代理案件已经判决，判决结果为24.6万元。经本院调查，其得知国友律所根本没有立案，故本院驳回了其诉讼请求。由于国友律所的违约行为，导致其要求公安雁塔分局、正大制药赔偿损失案件已过诉讼时效，国友律所应向其赔偿损失。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判令国友律所赔偿其损失41.6万元、返还代理费2000元；3、由国友律所承担本案诉讼费。
国友律所辩称，2009年9月其仅与李群佩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未与周某签订合同，周某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其权限为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参与诉讼。其接受委托后，进行了合同约定的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工作，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问题。委托合同未约定其代为立案。未及时立案系李群佩、周某自身原因造成，非其违约造成。李群佩、周某要求公安雁塔分局、正大制药赔偿案件，原告的实体权利是否存在，赔偿主张能否实现，案件是否经过诉讼时效不能确定。李群佩、周某在本案中要求赔偿损失没有依据，应驳回李群佩、周某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某之女李萍原系正大制药职工，1999年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因与单位存在劳资等遗留问题，李萍遂占用单位家属院空闲住宅一套。2003年正大制药将李萍诉至雁塔区法院，2004年2月16日雁塔区法院作出（2004）雁民初字193号民事判决，判令李萍限期腾房。2008年6月23日，李萍自上述住宅高空坠落死亡。李萍死亡后，周某认为李萍是因正大制药谎报案情、雁塔区等驾坡派出所违规出警受到惊吓引起坠楼身亡的。因周某年事已高，李萍离异后带一女尚属幼年，故委托李萍的哥哥李群佩负责处理此事。2008年9月22日，李群佩与国友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国友律所指派律师方力、李秀朝作为周某与公安雁塔分局等驾坡派出所、正大制药就李萍死亡赔偿纠纷�民事赔偿代理人，合同授权权限为：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参与诉讼，授权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至案件一审终结止。李群佩同时支付给国友律所代理费2000元，同时李群佩向国有律所交付了相关的证据材料。随后，李群佩多次询问案件进展情况，方力称该案已经列周某为原告、公安局雁塔分局与正大制药为被告在雁塔区法院审理。后又称，该案已经审执结合共赔偿24.6万元。但李群佩、周某催索判决书和执结款时，方力多次推脱，不予交付。2011年4月，李群佩、周某将国友律所诉至碑林区法院，要求交付法律文书。庭审中，方力作为国友律所委托代理人出庭，称其本人和李秀朝律师确实全权代理了周某诉公安雁塔分局、正大制药的案件，2009年1月雁塔区法院立案受理，诉讼费约7000多元，是其垫付的，另收取李群佩、周某跑路费等3000元，没有开具票据，因案情复杂，�理期限较长，该案正在雁塔区法院审理中，尚未形成结案的法律文书，据此碑林区法院于2011年6月14日作出（2011）碑民二初字第00116号民事判决，驳回李群佩、周某交付法律文书的诉请；判令国友律所支付李群佩、周某交通费、餐饮费损失2000元。宣判后，李群佩、周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国友律所委托代理人方力辩称，接受委托后，其履行了相关义务，受托案件于2009年初在雁塔区法院立案，于2009年4、5月份开庭审理，之后法院再未通知代理人，直到2009年9月案件审结，法院说审执结合，一直未给判决书，故要求驳回李群佩、周某的诉请。2011年11月21日，本院依职权前往雁塔区法院调查上述委托案件的情况，雁塔区法院出具证明显示，2008年12月至2009年5月期间，没有周某或周某及李群佩诉正大制药、公安雁塔分局赔偿纠纷一案的立案登记，该证明经双方当事人�证均无异议，据此本院于2011年11月24日作出（2011）西民一终字第009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8月22日，李群佩、周某以违反委托代理合同为由将国友律所诉至碑林区法院，也就是本次诉讼的原审。杨云涛作为国友律所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了诉讼。庭审中国友律所认可收取李群佩、周某2000元代理费，有票据证明，对其他方力私自收取的费用不知情，同时认为李群佩、周某主张的41.6万元赔偿是律师计算出的相关赔偿费用，而不是最终能够认定的损失，现保存于国友律所的证据都是复印件，包括2008年9月10日李大刚出具情况说明、李萍死亡确认书、雁塔区法院（2004）雁民初第195号民事判决、西安同仁技术学院工资表、陕劳仲案字9908号仲裁调解书、李萍在西安市铁路中心医院住院病历一份。李群佩、周某称交付给国友律所的除了以上证据外还有医院的医�费用、抢救费用、丧葬费、方力到公安局调查的证据材料等，证据材料都为证据原件且都交付给了方力。本次诉讼中，李秀朝作为国友律所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诉讼，李秀朝承认是其本人将委托案件的诉讼材料送到雁塔区法院的，材料都是复印件形式，其曾询问过雁塔区法院立案庭是否能立案，立案庭答复待研究，后面的情况不知道。同时李秀朝承认李群佩、周某出具的损害赔偿计算明细是自己书写的，是按照当时的人身损害标准结合案情计算的，但计算明细上仅显示了371305.5元，没有显示41.6万元。另，国友律所认可收取李群佩、周某2000元代理费，但称李群佩、周某只支付了应收代理费20000元的10％。代理费的计算标准为标的额的5％。原审法院另查明，陕西省律协在给李群佩出具的答复中显示：经省律协纪律委员会调查，原国友律所律师方力在接受委托代理人李�佩、周某与雁塔公安分局等驾坡派出所、正大制药关于李萍死亡赔偿纠纷一案中，无正当理由不向委托人提供约定的法律服务，明确属于违纪行为，国友律所不按规定统一保管业务档案，且未尽到管理责任，方力多次受到行业处分，造成不良影响，根据全国律协《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规则（试行）》规定，2014年9月9日、11日，省律协纪律委员会分别给予方力、国友律所公开谴责的行业处分。2013年9月5日，国友律所亦作出对方力予以解聘的决定。陕西省司法厅依法注销了方力的律师执业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周某是否为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其是否具有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2、委托合同的代理权限，立案是否为授权范围；3、国友律所及律师是否存在违约行为；4、超过诉讼时效导致胜诉权丧失是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5、因国友律所过错导致未实现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是否能作为违约的损失认定。一、关于周某是否为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是否具有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的问题。李群佩称受母亲周某委托与国友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向国友律所出具了周某的委托代理手续。国友律所答辩中称未收到周某委托李群佩的相关手续，仅是与李群佩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原审法院认为，国友律所及其执业律师作为专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机构和执业人员，较普通民众对法律知识熟知，并依据此项技能获得相应报酬，如果在签订委托合同时发现李群佩提供的委托手续不全，应当要求李群佩补充，可事实国友律所并未因手续不全停止委托代理事项，而是进行了调查取证、调解等工作，更以周某为原告代书了民事起诉状。另，2011年4月13日庭审中，国友律所委托代理人方力自认“其代理原告母亲办理的案件，因为原告母亲年龄大行动不便，所以代理合同上写的是原告李群佩的名字。李群佩是其代理那一个案件李萍的哥哥”，据此国友律所的该项辩称与其实际的代理行为自相矛盾，不予采纳。周某是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具有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二、关于委托合同的代理权限的问题、委托代理合同中是否有立案的授权内容成为代理权限问题中的焦点。李群佩、周某主张，委托代理合同的授权范围是“全权代理”，同时李群佩与方力是熟人介绍的，对方力充分信任，故将所有的证据材料原件交给方力，由其负责委托案件的所有工作。对此方力在2011年4月13日庭审中亦予以承认。国友律所辩称，委托代理合同中并无代理立案的约定，立案活动是由当事人持身份证及立案资料到立案庭，交纳诉讼费用才能完成立案的，没有立案是李群佩、周某自身原因造成的，而非国友律所的违约或者过错。经查，委托合同授权权限为：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参与诉讼，授权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至案件一审终结止。首先，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由国友律所出具的格式合同，由于法律事务的复杂性，合同中对代理权限往往只进行原则的、概括的约定，并不能将诉讼中的所有行为加以涵盖，同时按照格式条款解释规则，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其次方力在2011年4月13日庭审中称，授权范围为“全权代理”，“全权代理”虽不是法律用语，但通常是与特别代理权限一致的。第三，李秀朝在2014年10月10日庭审中称曾由其将立案材料送至雁塔区法院办理立案。这与国友律所辩称无立案义务的主张亦是自相矛盾的，故对国友律所该项辩称不予采纳。三、关于国友律所及律师违约行为的�重性的问题。国友律所接受李群佩、周某委托后，指派执业律师方力、李秀朝作为代理人办理受托案件。方力、李秀朝在接受指派后，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和《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要求严格履行义务。虽然也进行了部分调查取证、调解工作，但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没有进一步提起诉讼。同时，在委托人询问案件进展的时候，故意隐瞒未立案的事实，编造案件进展，多次称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甚至在2011年的一、二审法庭庭审调查中仍欺骗李群佩、周某并向法院提供虚假陈述，经本院调查后发现受托案件从未立案，最终使受托案件超过诉讼时效，致使李群佩、周某丧失了胜诉的权利。国友律所及律师方力、李秀朝的违约行为情节是严重的。四、关于超过诉讼时效与诉权、胜诉权的问题。《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时效期间为一年。李萍坠楼发生在2008年6月19日，因国友律所的违约行为和恶意欺骗行为，致使受托案件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是明确的。国友律所辩称，虽然因其违约行为造成了受托案件超过诉讼时效，但并不意味着实体权利的丧失，李群佩、周某应以公安雁塔分局、正大制药为被告提起诉讼，如果两被告不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对事实和所应承担的责任予以认可，仍可以达到对李群佩、周某救济赔偿的目的。此外，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诉讼一种途径，李群佩、周某还可通过其他协商、调解的方式寻求救济。原审法院认为，虽然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从2011年4月13日庭审笔录显示，方力称“一开始不想诉讼，但和对方谈不拢才诉讼的”，加之李群佩、周某提供证据中录音资料都显示了通过协商、调解途径无法解决纠纷。另外，本案中因国友律所的违约行为未尽到证据保管的责任，部分证据灭失，虽然国友律所称部分证据仍可以通过重新调查取得，但坠楼事件发生后经过八年之久，李群佩、周某再重新调查、寻找线索和知情人更是难上加难。即使李群佩、周某经过重新收集证据再次对公安雁塔分局和正大制药提起诉讼，实质上是将寻求救济的实现寄托在了两被告的诚实信用和自认上，在现实层面的实现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国友律所的辩称是不负责任的，更是推卸责任的表现。五、关于因国友律所过失导致未实现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是否能作为违约的损失认定的问题。本案中国友律所依照委托案件的标的额和收费标准收取李群佩、周某代理费的10%即2000元可推算出委托案件的应收代理费为2万元，标的额为40余万元。国友律所在2011年4月13日庭审中称其�付受托案件诉讼费7000多元，按照《诉讼费交纳办法》可推算出诉讼标的为40余万元，且国友律所在庭审中多次称受托案件的诉讼请求损害赔偿金额为41.6万元。那么，是否能够依照《合同法》中预期利益的相关法条将41.6万元作为违约损失予以认定呢？从理论上而言，律师事务所应对因律师执业中的过失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一般情况下，计算赔偿金额时，在委托代理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应首先按照具体情况来判断胜诉率，再根据胜诉率及律师的责任比例来确定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赔偿数额。但本案中因国友律所的过错使胜诉率的计算无法实现。李萍与雁塔分局、正大制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并未立案审理，亦没有生效的裁判结果来确定两被告的责任份额和具体的人损赔偿金额，41.6万元是在假设两被告负全责的前提下单方计算的预期值，并非李群佩、周某实际能够得到的赔偿数额。此外，诉讼亦是有风险和成本的，故以41.6万元作为赔偿金不妥。但与此同时，因国友律所的违约行为给李群佩、周某造成的不利后果是严重的。李群佩、周某作为普通民众，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又想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要求，基于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信任，将自己的涉法事务委托律师寻求正常的司法救济，而国友律所的违约行为不仅违反了《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相关要求，而且破坏了公众对法律工作者的基本信任，更破坏了公众对司法秩序的信任和社会的公序良俗，应当受到强烈的谴责和制裁。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队伍的一份子，除了以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获取报酬外，还担当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提供不适当的服务而发生损害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应比普通的委托代理合同更加严格。本案中双方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实质上具有由律所、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而李群佩、周某接受这种服务的性质，参考我国消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精神，综合国友律所在庭审中亦多次承认受托案件的获偿金额为24.6万元的自认事实，特别是国友律所的违约行为及违约后果的严重性，由国友律所支付给李群佩、周某违约赔偿金20万元为妥。综上，李群佩、周某与国友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其目的在于委托国友律所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其亲属死亡后的赔偿问题。律师事务所及执业律师作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机构和人员，本应在受托范围内，积极负责的完成代理事项，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国友律所及指派律师方力、李秀朝，在执业过程中不仅没有尽到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义务，而且多次采用欺骗等手段向李群佩、周某提供虚假的案件信息最终导�受托案件超过诉讼时效。加之国友律所未妥善保管证据材料、业务档案，使李群佩、周某实质上丧失了胜诉的可能性。国友律所的违约和一再蒙蔽欺骗的行为，使李群佩、周某除了要承受失亲之痛外，还丧失了揭开事件真相的机会，更实质上失去寻求经济补偿、救济的现实可能。国友律所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民事行为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致使李群佩、周某订立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该委托代理合同应予解除。对于李群佩、周某主张的41.6万元损失，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结合本案实际，酌定由国友律所支付给李群佩、周某20万元赔偿金。本案经审委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李群佩与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2008年9月22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解除；二、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原告李群佩、周某代理费2000元；三、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李群佩、周某200000元。诉讼费7670元，由原告李群佩、周某负担2000元，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负担5670元（此费用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上诉人国友律所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将不是李萍死亡赔偿权利人的李群佩列为原告不当，李群佩系代周某与国友律所签订代理协议的代理人，本案应当列李群佩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李群佩与国友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国友律所指派了方力、李秀朝作为具体承办人，该二人应依据委托合同开展相应的法律服务，本案应列该二人为被告，以便于查清事实，划分责任，国友律所只应承担管理责任。国友律所与李群佩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权限有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参与诉讼，并无立案的约定。原判以李群佩不熟法律为由，推定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权限包含立案，不当。李群佩、周某既未签署起诉文书，又未缴纳诉讼费，不能立案的后果应由李群佩、周某承担。周某与正大制药、雁塔公安分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至今未立案，现无任何法律文书认定周某的实体权利数额及诉讼时效是否丧失，况且超诉讼时效并不必然导致当事人实体权利的灭失，原判国友律所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根据。李群佩向国友律所支付的代理费只有2000元，表明李群佩、周某能实现的诉讼目的为4万余元，即使按照“清单”，抛开清单的效力不谈，清单在未考虑李萍�亡案中各方责任划分的情况下最多也才30几万，而人身赔偿并未立案，根本不存在垫付诉讼费的事实，在李群佩、周某无任何证据证明41.6万元存在的情况下，原判根据收取的代理费及并不存在的垫付诉讼费武断推出损害赔偿诉请金额为40余万元无任何事实依据。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原判列并非合同一方的周某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双方委托代理合同关于代理权限的约定系双方协商后用笔填写在合同上的，并非原判认定的格式条款。对代理权限的范围不能因一方当事人对法律事务不熟而随意更改。原判以法律事务的复杂性和格式条款为由，擅自改变合同双方对代理权限的约定，不当。在周某、李群佩的损失未经任何机关、法律文书认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作出由国友律所赔偿周某、李群佩损失20万元的判决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李萍系自杀死亡�正大制药公司与雁塔公安分局可能承担的责任非常有限，即使判决也不可能得到20万的人身损害赔偿。依据《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国友律所只收取了2000元代理费，即使据此赔偿，也只能赔偿6000元，而原判赔偿20万元，有违公平原则。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李群佩、周某的诉请。
被上诉人李群佩、周某答辩称，委托代理合同是李群佩基于周某的授权与国友律所签订的，李群佩虽不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权利人，但李群佩是委托代理合同的直接一方，故李群佩系本案适格主体。委托合同是与国友律所签订的，方力、李秀朝仅是国友律所的内部员工，方力、李秀朝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代理�为系职务行为，他们的行为后果应由国友律所承受。方力、李秀朝并非委托代理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原判未列方力、李秀朝为本案当事人正确。国友律所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作为李群佩、周某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其代理权限当然包含代为立案，而代为立案在法律上本是无须特别授权的。李群佩、周某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材料交予国友律所后，基于对国友律所的特别授权与完全信赖，李群佩、周某仅是与国友律所指派律师方力联系询问案件进展情况，并未再找过正大制药公司与雁塔公安分局要求赔偿，方力也一直告诉李群佩人身损害赔偿案已审执结合，直到向国友律所起诉主张交付司法文书的上诉审时，李群佩、周某才知晓人身损害赔偿并未立案，而李萍死于2008年6月23日，此时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已过。另外，李群佩、周某已将人身损害赔偿的所有证�材料交给国友律所，其已不可能再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赔偿。方力承认人身损害赔偿已在诉前寻求过协商等途径但均无结果，故李群佩、周某也不可能通过司法外的手段解决纠纷。人身损害赔偿得不到实体救济的法律责任在国友律所，国友律所严重违约，国友律所应当承担因未履行合同义务给李群佩、周某造成的损失。本案已查明并经国友律所认可，李群佩支付的2000元代理费仅是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的10%，且方力在庭审中自认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费为7000多元，结合《诉讼费缴纳办法》可推算出人身损害赔偿中双方拟定的标的为40万元左右。国友律所及指派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在明知违约行为及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仅严重违约，还诬陷雁塔法院法官，结合李群佩、周某无任何过错却为维权已花费巨大并还要承受失去亲人及艰辛维权的精神�苦的事实，原判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国友律所赔偿李群佩、周某20万元合情合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李群佩与国友律所于2008年9月22日签订的（2008）陕国律民代字第138号《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周某虽非委托代理合同的一方签字人，但从国友律所以周某作为原告起草“民事起诉状”的行为及国友律所指派律师方力的庭审陈述可知，国友律所对李群佩签订代理合同系受周某委托是明知的。李群佩作为委托代理合同的书面委托人，周某作为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委托人，均系国友律所的合同相对方，故李群佩、周某均系本案适格主体。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二、甲方（李群佩）授予乙方（国友律所）的代理权限为：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参与诉讼；……七、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至本案一审终结止”，李群佩、周某授予国友律所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起至李萍死亡赔偿案一审终结止，从代理律师方力陈述其垫付诉讼费到李秀朝陈述其曾去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办理立案，能够认定国友律所自认有代为立案的合同义务，故原审判决认定委托代理合同中所涉代理权限含立案的授权内容并无不当。经查，李萍死亡赔偿案件，并未于法院立案。依据双方签订的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国友律所）应积极负责地完成代理事项，维护甲方（李群佩）的合法权益”，国友律所因其指派律师的不负责任与恶意欺瞒导致周某就李萍死亡赔偿纠纷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的最佳时机已过。现李萍死亡赔偿案件已过诉讼时效，无论周某是否再对正大制药公司、雁塔公安分局提起人身损害赔偿之诉，并不影响国友律所已经违约的事实存在，况且李群佩已将李萍死亡赔偿案件的重要证据材料交予国友律所，重新搜集证据并提起诉讼的可行度与现实度都太低。国友律所应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国友律所因其违约对李群佩、周某造成的损失不仅应包括现实利益的损失，还应当包括预期利益的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判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精神，酌定由国友律所支付李群佩、周某违约赔偿金20万元并无不妥。综上，国友律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30元，由上诉人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莉莉
代理审判员 张安品
代理审判员 马延环
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孙婉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