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终字第094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玉和，女，1948年6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蒋羽（毛玉和之子），1975年4月1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鸿涛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客站南广场爱华大厦618室。
法定代表人郭玉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郤凤宇，男，1974年3月29日出生，北京鸿涛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主管。
上诉人毛玉和、上诉人北京鸿涛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涛公司）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6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毛玉和之委托代理人蒋羽、上诉人鸿涛公司之法定代表人郭玉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郤凤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3月18日，毛玉和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毛玉和的丈夫蒋次庚于2010年9月底到北京市昌平区中海瓦尔登湖别墅区鸿涛公司应聘保洁员工作，经班长杨××面试同意后，于2010年10月1日正式到北京市昌平区中海瓦尔登湖别墅区鸿涛公司做保洁员工作。2010年11月29日11时40分，蒋次庚在中午下班吃午饭途中（北京市昌平区定泗路4公里＋300米处）被面包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于2010年12月9日死亡。2011年6月8日，毛玉和向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以公司注册地不在行政区划内为由，拒绝受理；2011年8月18日，毛玉和向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以超过60周岁为由，拒绝受理；2011年12月5日，新的《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施行，新规定取消了超过60周岁不得进行工伤认定的规定，故2012年7月27日，毛玉和依据新规定再次向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告知毛玉和到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确认劳动关系，该委以证据材料不全为由，拒绝受理；2013年11月5日，毛玉和再次向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确认劳动关系，该委又以超过60周岁，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为由，拒绝受理；2013年11月25日，毛玉和向丰台区法院起诉，该院以超过60周岁为由，判决毛玉和、鸿涛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6月19日，毛玉和向北京市二中院上诉，2014年8月14日，二中院维持原判。毛玉和认为，蒋次庚经面试同意后，正式受雇于鸿涛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指定的区域、分配的任务、配备的劳动工具和规定的上下班时间从事保洁员工作，公司以现金方式按月向蒋次庚支付报酬，因此蒋次庚与鸿涛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关系；上下班途中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自然延伸，是从事雇佣活动必不可少的过程，上下班行为与雇佣目的之间存在稳定、规律性以及内在必然的联系，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因此蒋次庚在下班途中遭受人身损害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毛玉和作为赔偿权利人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毛玉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鸿涛公司赔偿毛玉和医疗费44203.65元、误工费5951.52元、丧葬费3475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3925元、死亡补偿金524173元，总计793011.17元；2、鸿涛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鸿涛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首先，对被害人的交通事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被害人的家属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慰问。鸿涛公司认为毛玉和的诉讼请求不但缺乏事实依据，且根据不足，更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查明、认定，并驳回毛玉和的诉讼请求。1、毛玉和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当驳回毛玉和诉讼请求。毛玉和的丈夫蒋次庚于2010年11月29日不幸发生交通事故，被案外人白××驾驶的机动车撞伤，造成人身损害。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应当在一年期限内提出。然而本案距今已经过四年多时间，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当直接驳回毛玉和诉讼请求。虽然毛玉和之前曾另案与鸿涛公司就确认劳动关系提起诉讼，但该诉讼不构成对时效的中止或中断。毛玉和就劳动关系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之时已经超过人身侵权诉讼的一年诉讼时效；在之前进行的劳动仲裁和诉讼中，毛玉和唯一的仲裁请求、诉讼请求为“确认劳动关系”，也并不涉及本案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因此该仲裁诉讼也不构成对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2、蒋次庚并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的，毛玉和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司法解释定义的“从事雇佣活动”和毛玉和诉称蒋次庚作为保洁员，雇主授权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仅仅为“在中海瓦尔登湖别墅区内从事保洁活动”，其遭受人身损害时，既不在工作地点，也并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不应视作从事雇佣活动而遭受的损害，蒋次庚的不幸事件不应由鸿涛公司承担责任。鸿涛公司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鸿涛公司认为应追究交通事故责任人白××的民事赔偿责任。从毛玉和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蒋次庚的交通事故发生于2010年11月29日11时40分在北京昌平丁泗路4公里300米处，其死亡地点是在雇佣活动区域之外，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死亡的，毛玉和的诉讼请求不成立。3、依据毛玉和提供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蒋次庚与鸿涛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蒋次庚也不是鸿涛公司的员工，由于受蒋次庚之子蒋羽请求鸿涛公司为蒋次庚出具了一份用于交通赔偿的收入证明。综上可见，蒋次庚既不是在工作期间遭受人身损害的，也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的；蒋次庚死于交通事故，鸿涛公司没有任何过错；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过。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蒋次庚系毛玉和之夫，蒋羽为蒋次庚与毛玉和之子。经法庭询问，蒋羽表示自愿放弃作为原告的权利，要求作为毛玉和的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次诉讼，如有相应的赔偿款均归毛玉和所有。
2010年11月29日11时40分，在北京市昌平区丁泗路4公里＋300米处，蒋次庚驾驶“太美达”牌自行车由西向东行驶至上述地点时，适有白××驾驶“北斗星”牌小型轿车（车牌号为京PWD2**）由西向东由后驶来，小型轿车前部撞到自行车尾部，造成蒋次庚受伤，两车损坏。事故发生后，蒋次庚到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救治，经抢救无效于2010年12月9日死亡。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认定白××为全部责任，蒋次庚为无责任。
2011年1月6日，鸿涛公司出具收入证明，载明蒋次庚系其单位保洁员，月收入1800元。
2011年3月14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昌平区法院）以（2011）昌刑初字第27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白××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该案件宣判后检察机关与被告人白××均未提出上诉，现该案判决已经生效。
2011年，蒋羽和毛玉和将白××和事故车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投保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怀柔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诉至昌平区法院，要求白××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33663.9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0元、营养费1652.6元、护理费333.3元、死亡赔偿金494241元、丧葬费2422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财产损失500元、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15903元，诉讼费由白××和保险公司承担。以上共计623065.85元。2011年5月4日，昌平区法院以（2011）昌民初字第21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保险公司给付毛玉和和蒋羽医疗费用类赔偿金10000元、死亡伤残类赔偿金110000元、财产损失类赔偿金400元，总计120400元；白××赔偿毛玉和和蒋羽经济损失446226.95元。经查询，该案件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该案判决已经生效；后，保险公司应给付的120400元已经通过2011年昌执字第03090号案件自动履行；白××应给付的446226.95元经毛玉和和蒋羽申请执行，昌平区法院在2011年12月16日出具（2011）昌执字第3089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因被执行人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13年11月5日，毛玉和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区仲裁委）提交申请书，请求裁决确定蒋次庚与鸿涛公司在2010年10月至11月的劳动关系。2013年11月7日，丰台区仲裁委出具京丰劳仲字（2014）第006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因蒋次庚于2007年2月2日年满60周岁，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不再具备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故毛玉和申请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案范围，本委不予受理。之后，毛玉和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丰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蒋次庚与鸿涛公司于2010年10月至1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丰台区法院以（2013）丰民初字第2031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蒋次庚与鸿涛公司之间应为劳务关系，并判决驳回毛玉和的诉讼请求。毛玉和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二中院以（2014）二中民终字第078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毛玉和自述其曾在2011年6月8日向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昌平区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以公司注册地不在行政区划为由拒绝受理；在2011年8月18日向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丰台区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以超过60周岁为由拒绝受理；2012年7月27日依新的《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再次向丰台区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告知到丰台区仲裁委申请确认劳动关系；2013年5月30日向丰台区仲裁委申请确认劳动关系，该委以证据材料不全为由拒绝受理。2013年11月5日，毛玉和再次向丰台区仲裁委提出申请。经原审法院向昌平区社保局及丰台区社保局核实，上述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均未查询到有毛玉和申请工伤认定的相关记录；毛玉和亦表示昌平区社保局系口头对其进行告知，丰台区社保局未收取毛玉和的书面材料，上述两个部门也没有向毛玉和出具书面材料。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因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案件诉讼时效为一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分析本案，蒋次庚受到侵权的日期应为2010年11月29日，其诉讼时效计算的开始时间即应为该日；在2011年毛玉和和蒋羽提起民事诉讼，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毛玉和的陈述，其一直在本案起诉之前就劳动关系及工伤认定问题主张权利，其虽无法提供相关书面证据材料，但毛玉和在2013年先后向丰台区仲裁委和丰台区法院申请过确认劳动关系，法院认为毛玉和一直在积极的主张行使自己的权利，且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的日期为2014年8月14日，故综合全案考虑，法院认定毛玉和的本次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二是关于毛玉和能否向鸿涛公司主张权利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蒋次庚在鸿涛公司处入职时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鸿涛公司亦曾经出具过蒋次庚收入情况的收入证明，蒋次庚与鸿涛公司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关于蒋次庚的受伤是否发生在从事雇佣活动中，经法庭询问鸿涛公司表示其对保洁员不提供住宿及午餐，分析蒋次庚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和地点，法院认为蒋次庚当时属于合理时间内往返工作地与住所地的合理路线上，应认定属于上下班途中，故应该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鸿涛公司作为蒋次庚的雇主，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是毛玉和在2011年诉讼和本案诉讼的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具体到本案，蒋次庚因白××的交通肇事行为受到侵害，白××应为直接侵权责任人。现毛玉和已经在2011年的诉讼中向白××主张过相关权利，并由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了白××和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且保险公司的赔偿义务已经履行，白××的赔偿义务因被执行人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故法院认定毛玉和无权在本次诉讼中再次向鸿涛公司要求赔偿其在2011年诉讼中已经生效判决认定的各项权利。分析毛玉和在本次诉讼中的各项诉讼请求，其中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已经在2011年诉讼中主张过，故法院不予处理。关于毛玉和主张的误工费，其提交的××财务科证明虽载明蒋羽收入情况，但请假日期处为空白，法院无法核实蒋羽的误工情况，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毛玉和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毛玉和为农业户口，且毛玉和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蒋次庚主要在城镇区域就业和生活，其同意法院按照2013年标准计算，故法院以2013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3553元为计算标准，结合毛玉和的年龄和子女情况，确定为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七元。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北京鸿涛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毛玉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七元。二、驳回原告毛玉和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毛玉和、鸿涛公司均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毛玉和上诉称：原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且计算的年限错误，应当按照城镇标准根据毛玉和的年龄按照14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审法院以蒋羽的误工证明中请假日期处空白为由，不支持误工费错误，该项损失实际发生，原审法院应予支持。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毛玉和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83925元、蒋羽的误工费5951.52元。
鸿涛公司上诉称：毛玉和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蒋次庚并非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鸿涛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毛玉和的全部诉讼请求。
鸿涛公司针对毛玉和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辩称：蒋羽的误工证明造假，我方不予认可，我方不同意赔偿毛玉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故不同意毛玉和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毛玉和针对鸿涛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辩称：毛玉和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从2011年6月至2014年8月期间，毛玉和持续向劳动部门和法院申请工伤认定和确定劳动关系，一直在积极主张行使自己的权利，直至2014年8月14日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毛玉和的丈夫蒋次庚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上下班途中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自然延伸，鸿涛公司作为蒋次庚的雇主，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故不同意鸿涛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本院审理期间，鸿涛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毛玉和提交如下证据：1、××社区居委会证明，证明毛玉和一直在城镇居住生活；2、××财务科出具的证明，证明蒋羽的误工损失；3、毛玉和的老年优待卡，证明毛玉和在城镇居住生活。鸿涛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
本院补充查明：毛玉和、蒋羽起诉白××、保险公司的（2011）昌民初字第2126号案件中，毛玉和、蒋羽的诉讼请求中包括“毛玉和、蒋羽及其家属办理蒋次庚丧葬事宜以及处理本案交通事故支出的误工费15903元（含蒋羽的误工费5951.52元）”。昌平区法院在该案判决中已就毛玉和、蒋羽的该项诉讼请求作出处理。
本案二审期间，经核实，毛玉和主张的误工费5951.52元即指蒋羽因办理蒋次庚丧葬事宜发生的误工费。毛玉和称在（2011）昌民初字第2126号案件中，昌平区法院未全额支持其主张的误工费，故在本案中继续要求鸿涛公司予以赔偿。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2011）昌刑初字第279号刑事判决书、（2011）昌民初字第2126号民事判决书、（2011）昌执字第3089号民事裁定书、申请书、京丰劳仲字（2014）第006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3）丰民初字第20319号民事判决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07814号民事判决书、收入证明、居委会证明、误工证明、老年优待卡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三个问题，就此本院分别论述如下：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权利人主张其向相关组织请求保护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权利人应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2011年12月16日昌平区法院作出（2011）昌执字第3089号民事裁定。2013年11月5日毛玉和向丰台区仲裁委提交申请书，请求裁决确定蒋次庚与鸿涛公司在2010年10月至11月间存在劳动关系。虽然，毛玉和主张其在2012年7月27日和2013年5月30日曾向丰台区社保局、丰台区仲裁委申请工伤认定和申请确认劳动关系。但是，就此主张仅有毛玉和的单方陈述，其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鸿涛公司对此又不予认可，经原审法院向丰台区社保局核实，丰台区社保局亦未查询到毛玉和曾在上述时间申请过工伤认定的相关记录，故毛玉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2012年7月27日、2013年5月30日曾分别向有关组织或部门请求保护权利，进而不能据此认定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此外，毛玉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11年12月16日至2013年11月5日期间，其存在其他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故在上述期间已超过1年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毛玉和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仅根据毛玉和的陈述即认定其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雇主责任的问题。“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根据已生效的法院判决，蒋次庚生前与鸿涛公司之间系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本案中，蒋次庚作为鸿涛公司雇佣的保洁员在中午下班途中遇车祸死亡，根据其受害的时间、地点以及其工作职责来判断，其不是在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过程中受害；蒋次庚中午下班外出就餐的行为虽与其从事的雇佣活动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此种联系已经超出了“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合理范围，故蒋次庚中午下班途中遇车祸死亡不应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原审法院在本案中扩大对“从事雇佣活动”的解释，认定鸿涛公司应承担雇主责任欠妥，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原审法院认定的赔偿项目和数额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中，毛玉和主张的误工费系其子蒋羽因办理蒋次庚丧葬事宜发生的误工费，但在毛玉和、蒋羽起诉白××、保险公司的（2011）昌民初字第2126号案件中，其二人已经提出过该项诉讼请求，昌平区法院就此亦作出了判决，故毛玉和在本案中再次主张该项误工费已构成重复起诉，原审法院未支持其该项主张的结果正确。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毛玉和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且鸿涛公司不应对蒋次庚承担雇主责任，故毛玉和要求鸿涛公司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支持毛玉和该项诉讼请求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审期间，毛玉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鸿涛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且在鸿涛公司不承担雇主责任的情况下，毛玉和提交的上述证据亦无意义，故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鸿涛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毛玉和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636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毛玉和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五千八百六十六元，由毛玉和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三千九百六十四元，由毛玉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新
审 判 员 陈 伟
代理审判员 张 琦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黄慧婧
书 记 员 吴银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