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84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国良，男，1971年9月26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家才，男，1964年12月27日生，汉族。
上诉人于国良因与被上诉人侯家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1民初1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国良、被上诉人侯家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国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其仅承担110000元的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⒈其与侯家才原为合伙经营，2008年3月8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应属无效协议。根据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如果对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应视为无息借款，出借人不得主张利息。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08年3月8日签订协议是借贷利息的约定，其认为不能成立。因为2008年12月25日三方共同签订认同的欠款证明中明确说明：400000元实为投资款，并不是单纯的借款，且双方前期所签一切协议作废，当然包括2008年3月8日签订的协议内容，因此不能作为400000元借款利息认定依据。⒉一审判决和侯家才都认可2010年3月8日的300000元借条不是借款，实则是侯家才自己事先书写好借条，逼迫其签的字，其并没有收到此款项。⒊2009年5月1日50000元借条性质同300000元的借条，那时双方已经散伙，侯家才逼着其拿回本金，侯家才不可能违反常规再出借此款。虽然侯家才有2009年4月29日银行取现记录，但实际上其没有收到过这50000元。
侯家才辩称，其和于国良之前是朋友，一开始于国良向其借30000元，说很快就还。没多久于国良就还款了，然后又向其借30000元。之后于国良称公司要扩大规模，让其投资400000元，因前面于国良已向其借30000元未还，其又转给于国良370000元，总计是400000元，于国良说三年后会让其赚400000元。当时于国良借钱并没有经营公司，而是去做传销，公司亏本了。其知道后就与于国良协商，双方合伙时其没有参加公司的任何一项经营合作，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其要求于国良还钱，于国良说钱还不了，到一年后再还。一年后其找于国良要钱，于国良又说没钱，让其把钱投到他那儿，每年给侯家才返还100000元，并写了欠条，盖章签字后给其。2009年4月份于国良又要向其借100000元，4月29日其从银行取现100000元后感觉有风险，就只借给于国良50000元。原来双方约定于国良人每年给其100000元回报，2008年3月8日至2010年3月8日刚好三年，共计300000元，其找于国良要300000元，于国良说没有钱，就打了300000元的借条给其。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于国良的上诉，维持原判。
侯家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于国良立即支付欠款480000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3月7日，双方签订《合股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拥有南京巨梁装饰发展公司股份，配股比例为每股10000元人民币，于国良以目前南京巨梁装饰公司所拥有设备、办公设施、企业资源及企业品牌无形资产作价600000元，占公司总股份60%，包含员工股10%。侯家才以现金400000元作股，持公司股份40%。同日，于国良出具借条，上书：“兹借到侯家才人民币肆拾万元整，特立此据。”对该证据，于国良认可收到该笔款项。
2007年5月28日，南京巨梁装饰发展有限公司于国良作为转让人与受让人侯家才签订《出资转让协议》，约定于国良将其在南京巨梁装饰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出资，为于国良实际占有出资额的40%，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转让出资的总价款为200000元。
2008年3月8日，双方签订《协议》一份，协议写明“一、侯家才出资400000元交于于国良经营使用，期限三年。二、侯家才不参与于国良经营管理，于国良每年以现金返还的方式回报侯家才，一年拾万元人民币，每半年支付伍万元。……五、期满于国良返还侯家才本金人民币肆拾万元。……注：双方原股份合作协议作废。”
2008年12月25日，于国良出具《欠款证明》一份，上书“因业务合作，侯家才投资人民币400000元与本人共同经营并占公司股份40%，后因大家想法不同，侯家才要求退去合作。因资金已投入公司运营，一时无法抽出，特此证明……至于双方前期所签一切协议作废，原双方约定其他事项均不执行，待日后本人情况好转再作答谢！”并备注2007年3月8日资金到位。
2009年5月1日，于国良出具借条，上书：“兹借到侯家才人民币伍万元，待日后有钱时归还。”在2009年4月29日，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浦口支行记录，侯家才取现100000元。
2010年3月8日，于国良出具借条，上书：“兹借到侯家才人民币叁拾万元，待日后有钱时归还。”另备注，至2010年3月8日已还柒万元，之前侯家才所打收款条一律作废。该借条侯家才陈述为三年投资收益款，于国良认可名字是其所签，因侯家才到其公司闹事，被迫签名的，违背其真实意思。
2010年3月15日至2016年2月6日，侯家才共出具收条九张，共计收到于国良归还人民币210000元，另有银行转账记录表明于国良归还侯家才人民币10000元。庭审中，侯家才认可于国良已经还款29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侯家才在2007年3月7日出资400000元，原为投资款，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已实际转化为借款，双方在2008年3月8日所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以每年返还现金100000元，相当于对借贷利息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法律规定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对于国良于2010年3月8日出据的300000元借条，其实际为对借款400000元三年利息的确定，按年利率24%计算，其中288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超出法律规定的120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国良于2009年5月1日出具的借条，有侯家才此前的银行取款记录加以印证，对该笔借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述借款及利息共计为738000元，扣除于国良已支付的290000元，于国良尚欠付448000元。至于侯家才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双方对400000元借款2010年3月8日之后及2009年5月1日的50000元借款的利息未作出明确约定，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故对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于国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侯家才支付借款本息448000元；二、驳回侯家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侯家才负担567元，由于国良负担7933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查明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侯家才于2007年3月7日出资400000元，原为投资款，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已转为借款。后双方于2008年3月8日签订协议约定每年于国良返还100000元回报侯家才，该约定数额固定，应视为双方之间对借款利息的约定。现于国良认为，2008年12月25日其出具《欠款证明》注明双方前期所签一切协议作废，则3月8日中约定每年返还100000元回报亦为无效，双方之间的借款系无息借款。然而，于国良在2010年3月8日又向侯家才出具了一份300000元的借条，侯家才也确认未实际发生300000元的借款，该300000元系其从2007年3月7日向于国良出借400000元后，到2010年3月8日三年期间利息回报。侯家才的陈述与其提供的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2010年3月8日于国良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视为其对双方之间存在利息约定的确认，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利息约定，并按法律规定确认年利率为24%并无不当。于国良主张2010年3月8日的借条系受侯家才逼迫所出具，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中，侯家才提交了2009年4月29日银行取款100000元的凭证及5月1日于国良出具的借条，上述证据可印证其向于国良出借了50000元的事实，于国良主张其未实际借到该50000元借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于国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上诉人于国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晗庆
审判员 罗正华
审判员 李 剑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刘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