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辽民二终字第000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朝阳跃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颖，该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丽静，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高奎，北京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赤峰太航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功，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沪生，辽宁实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武国权，内蒙古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朝阳跃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跃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赤峰太航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赤峰太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朝民一初字第00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玉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可心主审，审判员王晓萍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3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朝阳跃航公司委托代理人高奎，赤峰太航公司委托代理人马沪生、武国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10日，赤峰太航公司（需方）与朝阳跃航公司（供方）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双方约定，1、需方向供方购进龙工装载机60台、起亚K5东风悦达15台、起亚K3东风悦达20台、起亚智跑15台，价款2，814万元；2、交货地点，代运；3、运输方式，公路；4、运费运杂费承付，供方；5、付款方式，电汇；6、货款结算期限，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3年3月20日；本合同供需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2013年3月20日，赤峰太航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山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红山支行）签订《借款合同》，赤峰太航公司以5，309.84平米房屋作为抵押，法定代表人文功及其妻子提供保证，在农行红山支行借款2，000万元。2013年3月25日，赤峰太航公司通过农行红山支行汇给朝阳跃航公司1，000万元，2013年4月2日，赤峰太航公司通过农行红山支行汇给朝阳跃航公司1，000万元，合计付款2，000万元。2013年3月26日，时任朝阳跃航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国富通过赤峰元宝山农村商业银行桥北支行返还赤峰太航公司800万元，2013年4月23日，通过农行赤峰永巨支行返还赤峰太航公司176.17万元，2013年4月23日，通过农行赤峰永巨支行返还赤峰太航公司100万元。另外，此前在双方经济往来过程中，赤峰太航公司欠朝阳跃航公司23.83万元。朝阳跃航公司已返还赤峰太航公司预付车款合计1，100万元。
原审另查：朝阳跃航公司是任国富于2008年12月出资120万元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2013年4月10日，任国富与黄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任国富以120万元价款将朝阳跃航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黄颖，同时将朝阳跃航公司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等一并转让给黄颖。
原审再查：2013年4月27日，原朝阳跃航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国富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安机关以任国富涉嫌骗取贷款罪立案侦查，并已移送检察机关起诉。但起诉意见书中并不包含本案所涉贷款及买卖车辆的法律事实。2013年5月28日，朝阳市公安局以任国富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出具印章检验鉴定书，结论为，赤峰太航公司与朝阳跃航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朝阳跃航公司印章与朝阳跃航公司提供的印章印模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赤峰太航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双方所签订的供销合同，朝阳跃航公司返还货款900万元，并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上列事实的确认，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有赤峰太航公司提供的与朝阳跃航公司签订的车辆购销合同，赤峰太航公司提供的农行红山支行汇款凭证两份，《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合同》，任国富个人汇款凭证三份及庭审笔录，工商档案材料，赤峰市红山区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朝阳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朝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印章检验鉴定书在卷佐证，相关证据业经质证，足资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时任朝阳跃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国富以朝阳跃航公司名义与赤峰太航公司签订车辆《供销合同》后，赤峰太航公司将货款汇入朝阳跃航公司账户，随后，任国富又将部分货款返还给赤峰太航公司，经庭审核查，尚有900万元未予返还。现任国富已投案自首，且将朝阳跃航公司股权转让他人，上述行为表明，朝阳跃航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依法应予解除。朝阳跃航公司收取赤峰太航公司预付款应予返还。关于朝阳跃航公司抗辩所称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赤峰市红山区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反映，任国富涉嫌骗取贷款罪事实部分并不涉及本案所涉贷款，朝阳市公安局决定对任国富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合同相对人也不是赤峰太航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可以推出，同一法律事实同时涉及经济纠纷与犯罪的，应当移送。就本案与公安机关起诉书、立案决定书反映的情况而言，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一个是赤峰太航公司与朝阳跃航公司之间设立的购销合同关系的民事法律事实，另一个是朝阳跃航公司原投资人任国富涉嫌骗取贷款罪和其他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本案应继续审理。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以推出，即便任国富将朝阳跃航公司收取的赤峰太航公司预付款占为己有，朝阳跃航公司也应承担返还责任。故原告赤峰太航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朝阳跃航公司抗辩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二）项、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赤峰太航公司与被告朝阳跃航公司签订的车辆购销合同；二、被告朝阳跃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赤峰太航公司预付款900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9，800元，由被告朝阳跃航公司负担。
朝阳跃航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任国富原系上诉人全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3年4月10日，任国富为偿还现上诉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黄颖的债务，将上诉人公司抵债给黄颖，并在工商局办理了转让手续。2013年3月20日被上诉人与农行红山支行签订额度为2000万元的《借款合同》，被上诉人房屋抵押及法定代表人文功夫妻担保，贷款使用用途为购车。按银行要求和《借款合同》约定，该笔贷款必须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购车的单位即上诉人，故银行分两次将2000元贷款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任国富将其中的1100万元直接汇给被上诉人，其余900万元被任国富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上诉人公司由任国富转给黄颖后，被上诉人以购车合同无法履行，且上诉人尚欠900万元未返还给被上诉人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欠款。
上诉人在审查任国富交接的财务账时发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及《购销合同》时根本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对此，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文功是明知的，因此才出现在2013年3月25日银行贷款到上诉人账户后的当日就全额转给被上诉人，说明任国富与文功具有骗取银行贷款罪的嫌疑。上诉人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朝阳市公安局已于2013年10月22日立案，并于2013年10月23日书面通知了一审法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5）项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对案件中止审理。
在本案中，如果任国富、文功利用签订本案的《购销合同》的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构成犯罪，则该《购销合同》就是犯罪组成的一部分，因此该合同的内容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法律不能裁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9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故一审法院在收到公安机关立案通知书后应该立即中止审理。但一审法院在收到公安机关立案通知书后仍然向上诉人送达一审判决书，属于程序违法。现赤峰市红山区公安局也于2014年1月20日在朝阳市公安局将任国富涉嫌骗取贷款的材料移送后，也就是涉本案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红山区公安局立案侦查骗取贷款罪的共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认定一审法院在收到公安机关立案通知后仍对上诉人送达属于程序违法，应责令一审法院对本案中止审理，并根据涉及同一事实的刑事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再行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赤峰太航公司答辩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涉嫌骗取银行贷款，构成犯罪，故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这一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事实是，一、被上诉人与农行红山支行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是企业和银行间正常的借贷行为，双方签订和履行的《借款合同》无论是借贷程序，形式内容还是履行过程均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存在骗取银行贷款的主观故意及行为后果。（一）被上诉人为该借款合同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其中以十四处商业网点房（含土地使用权）提供了物的担保，全部抵押物的评估价为35，193，933.88元；另外，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文功夫妻二人还共同为该《借款合同》提供了保证担保。在这种借款形式下，即便贷款人在履行合同中出现还款违约情形，银行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失。（二）被上诉人始终在履行借款合同义务。尽管上诉人至今仍强占被上诉人900万元拒不归还，但被上诉人始终在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偿还利息。在自己已经遭受损失的情况下还在履行合同义务。（三）被上诉人在公司经营中经常与银行间发生借贷关系，除了和农行红山支行的2000万借款外，被上诉人在赤峰的其他银行也发生过多笔借贷业务，其中亦不乏单笔上千万的大额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与金融机构发生信贷业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借款人（自然人除外），必须全部进入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该系统登记了借款人的基本概况、财务状况、欠息、被起诉等以及其他资信信息，该系统于2002年底实现了全国联网查询。也就是说，任何一家企业无论在何地、与何家银行发生信贷业务都会被记录在该系统中。反过来，银行对借款人的贷款信息和借贷信誉都会通过该系统得到查证。农行红山支行之所以向被上诉人发放2000万的贷款是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并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这种信任和审查仅仅靠一份合同是不能得到的。被上诉人如真想骗取银行贷款，也无必要将得到的贷款划入上诉人的账户，直接将贷款划入自己的账户不更加方便吗。（四）上诉人所指被骗的是农行红山支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也应该是银行，而不是与贷款毫无关系的上诉人，但至今为止，被上诉人没有见到银行向任何公安机关报案，上诉人想通过孜孜不倦的报案来拒不返款，法院不应支持。二、本案不适用《民诉法》第136条第5项之规定。（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民商纠纷和刑事犯罪应当分别审理的基本原则。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就本案来说，所涉及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买卖合同纠纷所形成的法律事实，至于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是否涉嫌骗取银行贷款则是另一法律事实，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事实不是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不具备中止审理的法定条件。（二）该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任国富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即便如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说，任国富将九百万合同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从而涉嫌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共同骗取银行贷款。但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作为上诉人对履行合同所造成的后果仍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三）该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中，借款和买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因此即便被上诉人真的实施了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根据本条规定，本案也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四）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朝阳市公安机关已于2013年10月22日立案，并于2013年10月23日书面通知了一审法院。如果上诉人是将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书作为中止审理的诉讼证据使用，那就应该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之前提出，但本案一审判决是8月27日做出的，远远早于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时间。上诉人以此作为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事实，在本案一审期间，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请求向朝阳警方调取了相关材料，其中就有一份“立案决定书”，立案时间为2013年5月28日，案由是“任国富涉嫌合同诈骗”，而此时，任国富早已因涉嫌合同诈骗被赤峰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所涉嫌的诈骗犯罪不但与本案毫无关联，也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无关。（五）如果真如上诉人所说，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和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涉嫌骗取银行贷款，那么，由于这笔贷款已经转化为买卖合同的购车款进入了上诉人账户，上诉人在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同时就应将这笔尚在自己手中的犯罪赃款一并交付警方。但距离上诉人报案已经过去了近十个月的时间，这笔款项仍被上诉人所占用，其行为已经涉嫌非法侵占，构成犯罪。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本案涉及的900万元的合同款，并不像上诉人所说被前法定代表人任国富占有并偿还个人欠款，而是在第二笔1000万合同款进入上诉人账户的当天（2013年4月2日）就让上诉人汇入北票市一家房地产公司（北票瑞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笔款项汇出时，上诉人已实际完成了公司股权的转让，也就是说，这笔款项是在新的股东实际控制公司后转出的。据了解，北票瑞宝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上诉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是同一人。
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朝阳跃航公司对其已经收到被上诉人赤峰太航公司900万元购车款，并且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车辆，该款已经被用于偿还其它债务的事实没有异议。故上诉人朝阳跃航公司收到的900万元购车款，在其已经不能按合同约定交付车辆的情况下，原判将已经不能履行的合同予以解除正确。朝阳跃航公司所称将赤峰太航公司的900万元购车款用于偿还债务的行为，证明不了其上诉中关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文功是明知的主张。2013年3月25日银行贷款到上诉人账户后的当日就全额转给被上诉人，也不足以得出任国富与文功具有骗取银行贷款犯罪的结论。上诉人以此为占有他人款项不予偿还的理由不能成立，应当承担返还责任。另，本案农行红山支行与赤峰太航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合同当事人赤峰太航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无证据证表明其内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亦无证据表明签约双方对合同效力存在争议。贷款能否发放，系该行以对合同相对方有无承担偿还能力的自我认知和判断为依据。上诉人朝阳跃航公司作为该合同之外的第三方，尤其是黄颖作为承接该公司的后手权利人，无权以自己对事物的认知标准，确定他人行为是与非以及否定承接公司此前的债务。在农行红山支行作为被上诉人的贷款方，并没有承认涉案贷款被骗的情况下，上诉人以公司由任国富转给黄颖后，在审查交接的财务账时的相关发现，来评定他人之间的借贷行为是否符合诈骗标准，来否定公司此前已经认可债务，没有相关法律依据，请求以此理由拒不返还占用他人的款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上诉人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后，原法定代表人任国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的，是否构成犯罪，上诉人均不能以此作为不予返还抗辩理由，以认为他人有犯罪嫌疑为理由，就占有他人款项不予偿还的理由，不符合上述规定。本案上诉人违约占有他人款项的事实清楚，上诉人对占有被上诉人购车款的返还，系被上诉人履行《借款合同》还款的基本条件，偿还后上诉人相关的诈骗主张也将消失。故其承担偿还欠款的事实，无需以涉案《借款合同》是否涉嫌诈骗的结果为返还依据，上诉人请求中止本案审理移送公安机关为占有他人款项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但主文中引用修订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不当，而应适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对此予以纠正。上诉人朝阳跃航公司的上讼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朝阳跃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玉喜
审判员 黄可心
审判员 王晓萍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