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合刑终字第00033号
原公诉机关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某甲，曾用名何小桃、何晓桃，无业。2006年4月2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2007年11月1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该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撤销前罪缓刑，与前罪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2009年6月9日刑满释放。2013年10月2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5日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某甲，无业。2013年10月2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5日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汪超，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某甲，男，198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浙江省绍兴县人，无业。2013年10月2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5日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无业。2013年10月2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5日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执行逮捕，同年12月31日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文昌，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江明，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某乙，无业。2013年10月2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5日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冷贺矿，安徽安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郑某乙，无业。2013年10月2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5日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何某丙，无业。2013年10月2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5日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肖某，无业。2013年10月30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黄某敏，无业。2013年10月2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5日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一看守所。
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何某甲、郑某甲、郑某乙、郑某甲、李某、何某丙、肖某、黄慧敏、何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4年10月23日作出（2014）蜀刑初字第0028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何某甲、郑某甲、郑某甲、李某、何某乙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杨莉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何某甲、郑某甲、郑某甲、李某、何某乙及其等辩护人汪超、江明、冷贺矿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1年初，被告人何某甲加入传销组织后，介绍郑某甲、何某丙加入该传销组织。郑某甲又介绍其子郑某乙加入，郑某乙又介绍郑某甲加入，郑某甲的妻子李某又作为郑某甲的下线加入该传销组织；何某丙则介绍其妹妹何某乙加入该传销组织；肖某经何某甲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并作为何彩云的下线，后发展黄慧敏作为其直接下线加入该传销组织。前述九被告人来到合肥后，在合肥市蜀山区、政务区附近进行传销活动。至案发，九被告人各自发展的下线传销人员均达30人以上，上下线层级均达到3层以上，并因此晋升为老总，负责各自下线的管理、领导等职责。2013年10月28日，九被告人被抓获归案。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案发现场方位图，归案经过，户籍信息，刑事判决书及刑满释放证，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及扣押书证，扣押的拓扑图及各被告人手绘拓扑图，电子物证检查分析记录、光盘，辨认笔录，证人王某、田某、陈某的证言，被告人何某甲、郑某甲、郑某乙、郑某甲、李某、何某丙、肖某、黄慧敏、何某乙的供述。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何某甲、郑某甲、郑某乙、郑某甲、李某、何某丙、肖某、黄慧敏、何某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资本运作”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股份的方式获取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申购数量作为记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各被告人发展成员均在三十人以上，且组织内部有三级以上层级存在，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均积极实施犯罪行为，分别在不同的层级起不同的作用，不宜区分主从犯，但应按照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等来予以适当量刑。何某甲、郑某甲、郑某乙、郑某甲、李某、何某丙、肖某、黄慧敏、何某乙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庭审中自愿认罪，属坦白，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何某甲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本罪且应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属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何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二、被告人郑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三、被告人郑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六万元。四、被告人郑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六万元。五、被告人李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六、被告人何某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七、被告人肖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八、被告人黄慧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九、被告人何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十、查扣的传销资料予以没收。
原审被告人何某甲上诉提出原判认定部分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改判，理由为：1、其2013年5月被传销组织隔离后主动退出传销组织，故其退出后由他人发展的50多名下线不应计入其下线。2、其系主动退出犯罪，后未参加传销活动，应属犯罪中止。3、刘春发电脑中提取的其被传销组织解除隔离、恢复工作的材料，无时间、签字等，做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4、其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罪行。
原审被告人郑某甲上诉提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改判，理由为：1、其在传销组织中并非组织者、领导者，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发展的人数、层级为11级、53人。2、其社会危害性不大。其辩护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量刑过重，理由为：1、郑某甲发展的下线中有众多人员系虚拟占位。2、郑某甲刚晋升为老总级别，并非传销组织的发起者、组织者，亦未从中分得赃物赃物。3、郑某甲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
原审被告人郑某甲上诉提出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改判，理由为：1、其系初犯且属坦白。2、其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的作用较小。
原审被告人李某上诉提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改判，理由为：1、其发展的下线人数为30人，并非40人。2、其系初犯且属坦白。其辩护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量刑过重，理由为：1、李某发展的下线中存在虚拟占位，应予剔除。2、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未对拓扑图核实，且拓扑图存在侦查人员强迫被告人抄袭现象。3、李某系初犯且属坦白。
原审被告人何某乙上诉提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改判，理由为：1、其发展的下线中有部分人员系虚构的，如管某。2、其尚未实际获利。3、其系初犯，且认罪态度较好。其辩护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量刑过重，理由为：1、何某乙发展的下线中有部分人员系虚构的，如管某。2、何某乙尚未实际获利。3、何某乙系受害者。为了证实管某未实际参加传销组织，其辩护人提供了管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管某自书的情况说明及辩护人与管某之间的谈话记录。
合肥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检察员意见为：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
2011年初，上诉人何某甲受何彩云（另案处理）邀约来到合肥，以69800元申购了21股股份加入传销组织，后又介绍上诉人郑某甲、原审被告人何某丙加入该传销组织。郑某甲又介绍原审被告人郑某乙加入；郑某乙又介绍上诉人郑某甲加入；郑某甲又介绍上诉人李某加入。何某丙又介绍上诉人何某乙加入。原审被告人肖某经何某甲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并作为何彩云的下线，后又介绍原审被告人黄慧敏加入。前述九人来到合肥后，在合肥市蜀山区周边进行传销活动。该传销组织以“资本运作”为名，欺骗参加者购买股份，加入该传销组织，要求参加者不断发展下线，并按照下线人员购买股份的数量计算报酬。根据该传销组织规定，需购买3800元一股的股份加入传销组织，增购份额按3300元每股交款。该传销组织网络架构从上至下依次为老总（本人及其线下的申购份额为600股以上）、经理（本人及其线下的申购份额为65至599股）、主任（本人及其线下的申购份额为10至64股）、组长（本人及线下的申购份额为3至9股）、业务员（本人及其线下的申购份额为1至2股）。
自加入该传销组织至案发，何某甲、郑某甲、郑某乙、郑某甲、李某、何某丙、肖某、黄慧敏各自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传销人员均达30人以上，上下线层级均达到3层以上，均系该传销组织中的老总，负责各自下线的管理、领导等职责。何某乙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传销人员达28人，上下线层级达到3层以上，亦系该传销组织中的老总，负责下线的管理、领导等职责；且在晋升为老总之前，担任该传销组织的自律总管。
2013年10月28日，上述九人均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有：
1、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及扣押书证，证实2013年10月29日1时10分至1时45分，公安机关依法对郑某乙位于合肥市瑶海区侨康苑8幢206室的住处进行搜查，在其卧室床边搜查出1张拓扑图，并予以扣押；当日4时至5时30分，公安机关依法对何某甲位于合肥市瑶海区一环路与站西路口的住处进行搜查，搜查出8张传销材料，并予以扣押，以上传销材料记录了传销人员工资的发放情况。
2、拓扑图，证实何某甲参与、组织形成的传销体系达12级99人；郑某甲达11级53人；郑某乙达10级51人；郑某甲达9级46人；李某达8级45人；何某丙达10级36人；肖某达9级33人；黄慧敏达8级32人；何某乙达9级30人。
3、电子物证检查分析记录、光盘，证实合肥市公安局对送检的从传销人员刘春发（已判刑）处查扣的笔记本电脑进行了电子数据检查，提取了部分文件列表，检查出涉及传销组织的培训、管理文件等内容。传销组织内部传达传销会议精神通知，恢复何某甲工作往来。
4、归案经过，证实2013年10月28日，何某甲、郑某甲、郑某乙、郑某甲、李某、何某丙、肖某、黄慧敏、何某乙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5、户籍信息，证实何某甲、郑某甲、郑某乙、郑某甲、李某、何某丙、肖某、黄慧敏、何某乙的基本身份情况，均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6、刑事判决书及刑满释放证，证实何某甲于2006年4月2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2007年11月1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该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撤销前罪缓刑，与前罪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2009年6月9日刑满释放。
7、辨认笔录，证实何某甲辨认出何某丙、郑某甲是其发展的下线；郑某甲辨认出何某甲是其上线，郑某乙是其发展的下线；郑某乙辨认出郑某甲是其发展的下线；郑某甲辨认出何某乙是其上线；李某辨认出田某是其发展的下线，何某甲是同一体系中的传销人员，系老总级别；何某丙辨认出何某甲是其上线；肖某辨认出何某甲是其上线，黄慧敏是其发展的下线；黄慧敏辨认出肖某是其上线；何某乙是辨认出何某甲是传销体系中的高级别领导，郑某甲是何某甲的直接下线；王某辨认出何某甲是其上线；陈某辨认出何某甲是老总级别的男子；田某辨认出李某是其上线，郑某乙、郑某甲是老总级别的男子。
8、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7月，他被严凯发展为传销人员。严凯去世后，严凯原来的上线何某甲就成为他的直接上线，他加入传销组织后，发展了焦银良、陈玉林等14人作为其下线。
9、证人田某的证言，证实她是经李某介绍加入传销组织的，她直接发展了赵某、田某、宋某某三条下线。2013年10月28日晚，她经何某乙通知去长春阁茶楼，当晚开会的人都是老总级别，其中何某甲、郑某甲是二代老总。
10、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10月28日20时许，何彩云通知他，在站西路长春阁茶楼开会的传销人员的电话打不通，让他去看看。他到达茶楼门口被公安机关抓获，他认识部分传销人员，其中何某甲是老总级别。
11、证人管某的证言，证实他于2013年5月受何某甲的邀请来到合肥，何某乙来接她。他经过考察，没有参与传销组织。他只是将身份证复印件提供给何某乙，没有投入任何资金。他和何某乙是亲戚关系。
12、原审被告人郑某乙的供述，证实他是2011年10月被其父亲郑某甲发展至合肥市从事传销活动。加入传销组织后，他直接发展了郑某甲、方秀娜、方致珍3名下线，从他那里查扣的拓扑图是他父亲绘制的。案发当晚，他在长春阁是参加老总级别的例会，其中他的父亲郑某甲和何某甲是二代老总。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好他的下线人员，向他的上线汇报下线人员的申购情况、新人动态、组织下线人员召开行业工作会议，对新人及新加入的人员进行洗脑、训练邀约技巧、口才等。
13、原审被告人何某丙的供述，证实她在2012年9月被何某甲发展至合肥加入传销组织，并直接发展了谢飞、何某乙、章小平3名下线，她一共发展了30多名下线，并已晋升为老总级别。案发当晚，她去长春阁茶楼是参加传销体系中老总级别的聚会。
14、原审被告人肖某的供述，证实她经何某甲介绍，作为何彩云的下线在合肥从事传销活动，加入传销组织时，她以69800元的价格购买了21股资格股。之后，她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包括黄慧敏等人。案发时，她已经发展了30多名下线，并在传销团队中晋升为老总级别，抓获当晚，她去长春阁茶楼是参加传销体系老总级别的聚会。
15、原审被告人黄慧敏的供述，证实她在2012年3月，被肖某发展至合肥从事传销活动，以69800元的价格购买了21股资格股。之后，她发展了陈松、黄孝勇等30余人作为她的下线，并在2013年9月晋升为传销团队老总级别。抓获当晚，她去长春阁茶楼是参加传销体系老总级别的聚会。
16、上诉人何某甲的供述，证实他是2012年由何彩云发展到合肥参与传销活动，并以69800元的价格购买了21股资格股，并在2012年8月份，升为老总级别。他直接发展了何某丙、郑某甲、严凯作为他的下线传销人员。严凯去世后，他安排王某代替严凯作为他的直接下线，他下线中的何某丙、郑某甲、王某、何某乙、郑某乙、郑某甲等人都是老总级别。2013年7月，他因触犯纪律被传销组织隔离了近4个月，10月份被通知解除隔离，抓获当天，他去长春阁酒楼是参加老总级别的周例会。他的主要职责是向上线汇报线下人员的思想动态、申购情况，向下线人员传达上面的指示、通知等。
17、上诉人郑某甲的供述，证实他是由何某甲发展至合肥市从事传销活动，并以69800元的价格购买了21股资格股，他的直接上线是何某甲，他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包括郑某乙、方玉才等人，加入传销组织，他共发展了50多人加入，并确认于郑某乙处查扣的拓扑图是他绘制，用以统计发展的下线人员情况。案发当晚，他在长春阁是参加老总级别的例会的，其中他和何某甲是二代老总。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好他的下线人员，向他的上线汇报下线人员的申购情况、新人动态、组织下线人员召开行业工作会议，对新人及新加入的人员进行洗脑、训练邀约技巧、口才等。
18、上诉人郑某甲的供述，证实他于2011年被郑某乙发展到合肥市从事传销活动。加入传销组织后，他发展了他的妻子李某等40多人作为他的下线，他和李某都是老总级别。2013年10月28日，他接到通知去长春阁茶楼参加传销体系中老总级别的聚会。
19、上诉人李某的供述，证实2012年3月份，她被郑某甲发展至合肥加入传销组织，并发展了田某、李正荣等40人作为她的下线，她是老总级别。案发当晚，他接何某甲通知到长春阁茶楼参加传销体系中老总级别的聚会。
20、上诉人何某乙的供述，证实2012年10月份，她被她的姐姐何某丙发展至合肥从事传销活动，并以69800元的价格购买了21股资格股。之后，她发展了王雪等30多人成为她的下线。她的下线管某并没有参与传销组织，只是将身份证复印件提供给她，任何资金是她投入的。案发时，她已是老总级别，当晚他接何某甲电话通知，去长春阁茶楼参加传销体系老总级别的聚会。何某甲被隔离期间，她在晋升为老总之前，担任该传销组织的自律总管一个多月，负责整个团队的纪律和行为规范。
关于何某甲是否系主动退出犯罪，后未参加传销活动的问题，经查：电子物证检查分析记录、光盘，能证实从刘春发电脑中提取了何某甲案发前已被传销组织解除隔离、恢复工作的文件。原审被告人何某丙、上诉人李某的供述能印证证实，案发当晚，系接何某甲通知参加老总级别的传销会议。上诉人何某甲的供述，能证实其在2013年7月因触犯“纪律”被隔离，10月份被通知解除隔离；案发当晚，其在参加老总级别的传销会议。以上证据间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能印证证实载有何某甲案发前已被传销组织解除隔离、恢复工作文件的电子物证检查分析记录、光盘能作为定案证据；何某甲主观上并不具有脱离传销组织的意愿，客观上也未实际脱离该传销组织。因此，何某甲不属犯罪中止，且其被隔离期间，由其下线继续发展的下线，因其被解除隔离后继续组织、领导该传销组织，仍应计入其下线人数。
关于本案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参与、组织形成的传销体系层级和人数的问题，经查：1、拓扑图与原审被告人何某丙的供述、上诉人何某乙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能印证证实，何某乙参与、组织形成的传销体系达9级30人，该30人中包括管某及管某的下线、但不包括何某乙所称的虚拟占位的孙松等3人，且何某乙并未提及管某亦系虚拟占位；即何某乙发展了管某加入传销组织。证人管某的证言与上诉人何某乙在审判阶段的供述能印证证实，何某乙的下线管某系虚拟占位；即何某乙并未实际发展管某加入传销组织。关于何某乙是否实际发展管某加入传销组织这一问题，以上两组证据间相互矛盾。应依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认定何某乙参与、组织形成的传销体系为9级29人；且其上线何某丙、何某甲下线人数均应扣减1人。2、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所绘拓扑图及供述能印证证实，何某甲参与、组织形成的传销体系达12级98人；郑某甲达11级53人；郑某乙达10级51人；郑某甲达9级46人；李某达8级45人；何某丙达10级35人；肖某达9级33人；黄慧敏达8级32人。3、上诉人郑某甲、李某及其二人的辩护人并未提供郑某甲、李某的下线人员存有虚拟占位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亦未提供任何涉嫌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因此，依据上述证据认定其二人参与、组织形成的传销体系层级和人数正确。
关于郑某甲、何某乙是否系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问题，经查：郑某甲发展的下线传销人员达30人以上，上下线层级达到3层以上，系该传销组织中的老总，负责其下线的管理、领导等职责。何某乙发展的下线传销人员虽未达30人，但其在该传销组织中，曾任自律总管，负责整个“团队”的“纪律”和“行为”规范。故其二人均属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即均系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本院认为，上诉人何某甲、郑某甲、郑某甲、李某、何某乙及原审被告人郑某乙、何某丙、肖某、黄慧敏组织、领导以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原判在量刑时，业已结合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认罪态度等情节，充分体现了刑罚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量刑并无不当。因此，除上诉人何某乙及其辩护人所提应管某不应计入其下线外，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沈 昊
审 判 员 胡宏林
代理审判员 汪 蕾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顺洋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