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扬行终字第00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通源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上坊社区新润路20号。 法定代表人倪新利，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邗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扬州市兴城西路178号。 法定代表人李网林，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法琴，系唐世平妻子。 上诉人江苏通源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公司）因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上诉一案，不服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3）扬邗行初字第000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5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6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通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夏某某，被上诉人扬州市邗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邗江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某某、徐某，被上诉人李法琴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邗江人社局于2012年10月16日作出扬邗人社工认字（2012）第676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唐世平2012年4月9日因工外出上门维修机械返回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为工亡。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唐世平（曾用名唐金方）与李法琴是夫妻关系。唐世平是通源公司职工，在该公司设立的扬州分公司售后服务部从事维修服务工作，未参加社会统筹保险。2012年4月9日凌晨，唐世平与同事王某某、余某在宝应县一砂石场修理装载机完毕后，分别驾驶两辆汽车返回扬州市区，唐世平独自驾驶苏K20T27号小型轿车在后行驶，3时40分左右在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101县道14.5公里处，与停泊在道路西侧机动车道内的苏KMA057号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事故致唐世平死亡，车辆受损。公安机关认定唐世平与事故对方负同等责任。同年4月26日，通源公司与李法琴由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约定由通源公司就唐世平死亡善后事宜向李法琴支付11万元等。 2012年7月20日，邗江人社局受理李法琴对其夫唐世平认定工伤的申请；同年8月10日，邗江人社局向通源公司发出限期举证告知书；后于9月17日中止工伤认定，就管辖权问题向扬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请示，扬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9月28日作出书面答复。邗江人社局于2012年10月16日作出扬邗人社工认字（2012）第6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通源公司不服决定，向扬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复议，该机关于2013年1月4日作出扬人社复决字（2012）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邗江人社局作出的扬邗人社工认字（2012）第676号认定工伤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唐世平在从事完维修工作返回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是否应认定为工伤，就事实而言，取决于其所从事的维修工作是否属于私人活动。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主要是其内部员工的证言以及部分内部文件资料，由于证人与原告存在隶属关系、书证资料由原告掌控整理，其客观性存有疑问，在证明原告提出的主张方面，属于证明效力相对较弱的证据。从证明方法来看，原告主张该维修行为属于唐世平私人活动而排除与原告的关联，依据主要是原告没有委派行为，唐世平处于休假状态，并以唐世平所维修机械的品牌不符及其开私家车等因素予以佐证。由于原告现有主要证据的证明力较弱，缺乏证明唐世平请假的直接书面证据，故原告关于唐世平从4月8日下午始处于休假状态的主张尚不足采信。而且，原告的具体主张与本案现有证据之间存在不少疑点。其一、关于派工形式及派工单问题。通过审查证据可以发现，无论是原告公司的内部规定，还是王某某、吴某等维修工的证词，均不支持原告所主张的外出维修需携带书面派工单的主张。仅凭没有书面派工单一点，无法认定原告未委派唐世平去宝应从事维修工作的事实。其二、关于所维修机械的品牌问题以及宝应客户问题。原告并未如实反映其曾维修过柳工牌以外机械的事实，原告也回避了宝应的该砂石场正好是其客户并且其之前曾派遣过包括唐世平在内的维修人员前去维修的重要事实。其三、关于维修车辆使用问题。不能以维修工有未开维修车作为判断其是否从事单位委派工作的依据。综上，原告方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其证明唐世平死亡前在宝应所从事的维修工作属于私自行为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由于唐世平所维修的是原告客户单位的机械，并且是与其他同事协力共同完成，这明显与通常办理私活隐秘低调的特性不符，而存在唐世平受单位委派前往宝应修理机械的较大可能性。本案中，唐世平此次外出维修究竟是因工还是因私，凭现有证据判断，至少仍处于不明确状态；故被告根据原告的举证情况，结合所调查收集的证据，认定唐世平系因工外出，符合举证责任规则，认定事实并无不当。就适用法律而言，被告认定构成工伤的法律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由于唐世平的工作场所不在其单位，其离开工作场所返回可以视为下班途中，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可以适用前述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但该交通事故确实发生于唐世平因工外出期间，被告认定唐世平所受伤害与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与法律规定之间并无冲突，故不能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关于原告所主张的被告不具有管辖权问题。原告单位的注册地虽位于南京市，但原告在本市设立的分公司属于其生产经营地范围，鉴于唐世平在两地均未参加工伤保险，根据《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被告经向上级行政机关请示，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作出工伤认定，并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无误，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被告邗江人社局于2012年10月16日作出的扬邗人社工认字（2012）第676号认定工伤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通源公司负担。 上诉人通源公司上诉称：1、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行政主体适格性认定错误。上诉人的实际生产经营地是在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新润路20号，上诉人所在地和经营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均是南京市江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资格受理李法琴工伤认定申请的行政部门应是该局。2、一审法院对主要事实认定不清。从被上诉人提交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看，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唐世平的工作是受上诉人委派，被上诉人通过间接证据采取逻辑推断认定唐世平为工伤，该逻辑的起点来源于张某的证词，这种推断在证据上没有任何立足点。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看，唐世平不是因工死亡，而是做私单的过程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3、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认识错误。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没有及时准确地投递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也没有送达回执；对于张某的笔录没有给上诉人质证的机会。4、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及举证不能时的利益归属错误。一审法院对证据采用了双重标准，有利于上诉人的证据不予采用，不利于上诉人的推断和猜想予以采用。被上诉人应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必须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死亡职工是公务行为，用人单位举证不能的，并不免除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据以作出工伤认定的证据存在太多漏洞，作出工伤认定是极不严谨的行为。综上，一审法院维持邗江人社局的认定工伤决定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邗江人社局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认定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规正确。二、上诉人陈述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上诉人单位的注册地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但上诉人在扬州邗江区设立了分公司，日常办公地点在高力汽配城，属于其生产经营地范围，上诉人处职工唐世平在两地均未参加工伤保险，根据《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2、答辩人作为工伤认定的职权机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诡异的，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必要的调查，所作的相应的调查材料应得到法律认可。3、上诉人认为唐世平不是因工死亡，而是做私单过程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与实际事实不符。4、答辩人根据上诉人的举证情况，综合所调查收集的证据，作出认定结论，并无不当。5、答辩人依法要求上诉人限期举证，上诉人虽举证，但未能举证充分证据。三、答辩人程序合法。答辩人受理认定申请后，依法核查，召开工伤认定听证会，在法定时间内作出结论，并依法送达，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李法琴答辩称：1、邗江人社局作出的认定结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唐世平去宝应维修行为是因工外出。请求驳回上诉。 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已录入一审判决书并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庭审质证认定，原审认证正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同。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邗江人社局是否具有作出本次工伤认定的行政主体资格、唐世平是否在因工外出期间死亡。 本院认为：第一，《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注册地与生产经营地不在同一统筹地区，且在注册地和生产经营地均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照生产经营地的规定依法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上诉人的注册地在南京市江宁区，但其扬州分公司的日常办公地点在扬州市邗江区，也即涉案的生产经营地应为扬州市邗江区，上诉人的职工唐世平在两地均未参加工伤保险，因此，依照上述规定，本案被上诉人邗江人社局具有对唐世平的事故伤害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主体资格。 第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认为唐世平宝应做维修业务是做私活，其回扬州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不能认定为工伤，应当提供相关的证据。上诉人认为金某某、吴某、王某某、余某的证词以及王某某和金某某在听证会上的证词，证明唐世平在江都的维修工作结束后即休假、去宝应修车是他唐世平个人的主意而非公司委派，如果是公司委派出去维修必须驾驶公司专用维修车辆，而唐世平是驾驶自己的车辆前往宝应修车。同时张某的证词也反映那次维修是他直接和唐世平联系，不清楚唐世平的行为是不是个人行为。除此以外，上诉人提供的派工单和派工记录以及考勤表，也证明唐世平不是因工外出。因此，唐世平在休假期间、驾驶自己的车辆、未经公司委派去宝应维修，其回扬州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不是因工受伤。对此，本院认为：1、吴某证明4月8日下午2时左右结束江都的维修工作，而王某某证明当日下午1时左右接到唐世平电话，说他（唐世平）在宝应，二者的证词关于唐世平到达宝应的时间存在矛盾，不能充分证明唐世平曾前往江都参与维修且在下午2时左右结束开始休假。2、王某某、余某的证词反映唐世平打电话让他们去宝应维修机器设备，不能推断出唐世平在宝应的维修工作是干私活。3、张某的证词证明那次维修是他直接和唐世平联系，不清楚唐世平的行为是不是个人行为。但是证词同时也反映2011年第一次维修是公司同其联系并派了唐世平过来，后来就直接跟唐世平联系。2012年4月8日之前的四、五天唐世平曾上门维修，因过了两、三天后机器坏了，打电话给唐世平，唐世平说有时间就来，要跟公司说下情况，过两天来修。王某某在听证会上的证词，陈述客户也有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再告诉公司，由公司派人修。因此不能因为张某直接跟唐世平联系修车事宜而认定唐世平去宝应的修车行为是干私活。4、上诉人提出公司委派出去维修必须驾驶公司专用维修车辆，但并未提供确凿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不能以唐世平没有开工程维修车来推断其没有从事单位委派的工作。5、王某某在听证会上陈述：（公司）有考勤，没有派工单。金某某在听证会上陈述：（关于报修、维修记录）有换件才有记录。因此，仅凭没有派工单一点，无法认定上诉人未委派唐世平去宝应从事维修工作的事实。6、上诉人提供的编号为0001457的《维修服务派工单》记录：业务负责人王某某、余某，派出时间2012年4月8日，结束维修时间2012年4月9日2：42，其提供的《2012年4月扬州分公司报修及派工记录》对此也作了同样记录。4月9日2：42是王仕东、余聪结束宝应的维修工作回扬州的时间，对于王某某、余某同唐世平共同进行维修工作，将王某某、余某的工作记录为因工、而将唐世平的工作认定为做私活，明显不当。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唐世平宝应做维修业务是做私活，不能认定唐世平所受伤害不是工伤。 第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邗江人社局向上诉人发出了《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并举行了听证，但上诉人所举证据以及在听证会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唐世平所受伤害不是工伤。因唐世平已死亡，被上诉人邗江人社局虽然没有收集到直接证据证明唐世平去宝应的维修工作是因工还是因私，但被上诉人邗江人社局并非在上诉人举证不能证明唐世平不是工伤的情况下就直接认定唐世平属于工亡，而是在综合李法琴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供的材料、上诉人举证材料以及依职权进行的调查核实材料，认定唐世平是因工外出上门维修机械返回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为公亡，该认定能够成立。其一，上诉人单位的扬州分公司在工作考勤、请销假制度、派工单制度等方面，有证据证明均存在例外情况，因此，不能以唐世平在没有派工单的情况下一人驾驶非单位车辆去宝应维修车辆就认定其是干私活。其二，唐世平服务的单位和维修的车辆均是上诉人的客户单位和业务范围。其三，虽然唐世平是一人先去宝应，但后由工友共同完成维修任务，另两名工友的工作已有证据证明系因工。 第四，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邗江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没有及时准确地投递送达，该通知书系通过特快专递邮寄送达，根据邗江人社局提供的对特快专递的投递查询情况，信件于2012年8月12日16：00由谢某某收发章收。上诉人还提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没有送达回执，经查该决定书也是通过特快专递邮寄送达，且上诉人也没有否认收到了该决定书。因此，上诉人所持被上诉人邗江人社局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通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德文 审 判 员  李春蓉 代理审判员  徐沐阳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仇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