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成华行初字第49号
原告范正松。
委托代理人林东，四川通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张济环，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志宏，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市跳灯彩印制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明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熙，四川瑞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正松�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第三人成都市跳灯彩印制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跳灯制罐公司）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报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3年7月16日接受指定管辖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正松及其委托代理人林东，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志宏，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告市人社局于2013年1月10日作出（2013）05-001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经核实现有证据不能确认范正松左肩锁骨陈旧性骨折是2011年5月5日在跳灯制罐公司上班期间负伤所致，范正松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原告范正松诉称，2011年5月5日上午10时左右，原告范正松在第三人跳灯制罐公司工作车间工作台工作时，冲压机旁工作台上的材料滑落，砸伤原告颈部和左肩，事发后原告向车间班组长刘玉仙报告了此事。当日中午，原告向公司领导袁立新报告此事，公司领导认为伤情不大，要求原告继续上班，原告因此未到医院检查。2011年6月1日，原告因身体不适，向公司请假，但公司不同意；此后，原告带伤工作，直到2011年6月28日感到头晕，左手疼痛，随即住院治疗，被诊断左肩锁骨陈旧性骨折，颈椎生理性曲度存在，C4、5椎前后缘唇样增生，C4-5-6椎间隙变窄，脑部供血不足，出院时医嘱休息一月，建议继续检查医治，但第三人仍然强烈要求立即上班。该事故后，原告多次要求公司进行工伤认定，但公司以各种理由未申请工伤�定。直至2012年4月27日，原告自行向被告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3年1月10日，市人社局以现有证据不能确认其左肩部锁骨陈旧性骨折是在2011年5月5日公司上班期间负伤所致为由，作出（2013）05-001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同年5月2日，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作出维持（2013）05-001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决定。原告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是否属于工伤的举证责任在于第三人，原告不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现原告认为被告市人社局2013年1月10日作出的（2013）05-001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错误，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并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首先，原告在2011年5月5日是否受伤无法查清。原告范正松证明其受伤的一个重要证�为《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但被告认为该鉴定意见书的表述为“根据现有送检资料推断：若排除其他外伤史，其2011年6月29日X片（201106290002）所示骨折符合2011年5月5日外伤所致。”也即是该鉴定书建立在原告送检材料的基础上，同时还需要排除其他外伤，该司法鉴定所推断的受伤时间是根据申请人自述受伤时间来进行推断的。其次，证人刘玉仙和陶俊红在市人社局对其进行调查时均称2012年4月24日为申请人写的证明是申请人写好后要求其签字的；车间主任、安全员均称2011年5月5日没有人受伤，用人单位提供的情况说明也称2011年5月5日没有人受伤。综上，被告认为现有证据不能确认申请人的左肩系2011年5月5日被700千克重的铁皮砸伤，其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第三人跳灯制罐公司述称，首先，原告没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受伤，2011年5月5日没有任何人受伤，有相关证人证实，被告市人社局到第三人处对刘玉仙、陶俊红调查举证，证实没有发生事故。原告受伤与履行工作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其次，原告所受伤害与履行工作无因果关系，原告所称事故发生在5月，但原告6月份才感觉疼痛，在一个月内范正松并未向公司请假，无法证明受伤与履行工作有关，且据了解范正松在2011年5月曾骑电瓶车摔伤；最后，被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
被告为证明其作出（2013）05-001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合法，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一）职权依据：
证据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
（二）事实依据：
证据2、范正松工伤认定申请表；
证据3、证人刘玉仙、陶俊红的证明，两份证明出自一人之手；
证据4、温江区金马镇中心卫生院入、出院证明及X光机检查报告，证明范正松是因为“反复咳嗽咯痰入院治疗的”；
证据5、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
证据6、温江中医医院入、住院证明；
证据7、关于范正松申请认定工伤的情况说明；
证据8、证人刘玉仙、杨光忠、张雄宴证词，证明2011年5月5日在跳灯制罐公司没有发生安全事故及没有任何人受伤；
证据9、原材料、操作台照片材料；
证据10、员工冲压组（员工范正松）5-7月考勤表及考勤情况说明；
证据11、员工冲压组（员工范正松）6-8月工资表；
证据12、被告市人社局于2013年1月5日调查范正松的证词；
证据13、被告市人社局于2013年1月7日调查杨光忠的证词；
证据14、被告市人社局于2013年1月7日调查张雄宴的证词；
证据15、被告市人社局于2013年1月7日调查刘玉仙的证词，证实此前出具证明的原因是�正松需要报医药费而让刘玉仙签字，2011年5月5日刘玉仙没有看到发生砸伤人的事故；
证据16、被告市人社局于2013年1月7日调查陶俊宏的证词。
（三）程序证据：
证据17、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
证据18、（2012）05-205号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
证据19、（2012）05-033号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
证据20、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3）05-001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
证据21、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书送达回证，范正松、第三人签字。
对于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原告对证据1、2、3、4、5、6均无异议；对于证据7，认为第三人的情况说明没有依据，当时安全主管不是张雄宴，而是袁立新，当班组长刘玉仙也证实当天发生事故，且发生事故当时向厂里负责人张同森反映情况；对于证�8，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证据9，认为照片上的场景与事发当天不一致；对证据10、11无异议，但原告当时反映了受伤情况，负责人要求原告带病工作；对证据12范正松的证词无异议；对于证据13、14、15、16，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证据17、18、19、20、21无异议。第三人对证据1无异议；对于证据2本身无异议，但认为工伤认定申请表中陈述的受伤事实不成立；对于证据3不予认可；对于证据4、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5，认为鉴定结论属于推论；对于证据7、8、9、10、11，认为属于第三人在工伤认定阶段提交材料，不予质证；对于证据12，认为原告陈述被一件700千克左右的铁皮砸伤，但没有造成外伤，这与事实不符；对于证据13、14、15、16、17、18、19、20、21无异议。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出了以下证据：
证据1、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川人社复决（2013）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证据2、原告于2010年9月23日在温江区金马镇中心卫生院的入院记录和2010年10月2日的出院记录；
证据3、温江区中医院于2013年2月4日出具的住院病人出院病情证明书；
证据4、第三人出具的范正松在第三人处上班的证明。
对于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被告对证据1、4无异议；对于证据2，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2011年5月5日原告受伤的事实。第三人对证据1、4无异议；对于证据2，认为2010年9月至2011年5月之间相隔大半年，期间原告是否受过伤无法确认。
第三人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书，证明受伤经过与常理不符；
证据2、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
证据3、第三人公司内铁皮摆放的照片，证明材料厚0.28毫米，体积庞大，如果整件砸到人，不可能没有疼痛感，不可能无红�等外伤；
证据4、2012年11月21日，证人杨光忠证明及身份证明；
证据5、2012年11月15日，证人刘玉仙证明及身份证明；
证据6、2011年11月19日，证人张雄宴证明及身份证明；
证据7、温江区中医院范正松出院病情证明书三份，证明范正松无左锁骨陈旧性骨折的诊断结果；
证据8、第三人跳灯制罐公司2011年6、7、8月员工工资表，证明范正松一直在上班，并未发生过安全事故。
对于第三人提交的以上证据，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对于证据2有异议；认为证据3照片所照情形与事发当天情形不一样；对于证据4、5、6，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本身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根据上述经质证认证的证据材料及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本院确认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原告范正松从2010年8月起至今一直在第三人跳灯制罐公司上班，工种为冲压工。2011年6月28日，原告范正松因“反复咳嗽咯痰5年，伴心累气促2年，复发4天，加重气紧伴头晕1天”在温江区金马镇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住院号为：11000963），期间于2011年6月29日在该医院进行了X片检查（检查号为：201106290002），原告于2011年7月12日出院，出院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慢性阻塞性肺气肿，颈椎病，左肩部锁骨陈旧性骨折”。
2012年4月27日，原告范正松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在“受伤害经过简述”中原告陈述为：“2011年5月5日上午，工作台上的材料（0.28×315×920×1200）大约有700kg-800kg倒落，从左肩落下。当时共有一个排风扇足被砸坏（一直到现在未换），由于当时左肩未发现红肿及外伤，到6月初才有疼痛，到6月24日申请看病，28日到金马医院发现骨折，住院到7月12日出院，到今年3月发现左肩比原来�疼痛，右手发现麻木，一直到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加重。”因材料不完整，被告要求原告其补齐此次受伤确切有效病情证明（因果关系鉴定）。后原告于2012年8月7日委托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对“2011年6月29日X片（201106290002）是否符合2011年5月5日外伤后引起”进行书证审查鉴定，鉴定中原告提交的鉴定材料有：“1.范正松《司法鉴定委托书》1页；2.温江区金马镇中心卫生院住院病历资料（住院号：11000963）复印件6页；3.无医院名称及日期X片1张（片号：201106290002）；4.体育医院2012年7月31日X片1张（片号：02272）”；2012年9月3日，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出具鼎诚司鉴（2012）书证字第23号《法医书证审查鉴定意见书》，所述“审查意见”为：“根据现有送检资料推断：若排除其他外伤史，其2011年6月29日X片（201106290002）所示骨折符合2011年5月5日外伤所致”。
2012年11月13日原告范正松补齐相关材料后，被告市人社局于当日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12年11月15日将《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送达第三人跳灯制罐公司，第三人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了《关于范正松申请认定工伤的情况说明》、证人证言、原材料和工作台照片、冲压组5-7月的考勤表和6-8月的工资表等材料。2013年1月10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2013）05-001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经核实现有证据不能确认范正松左肩锁骨陈旧性骨折是在2011年5月5日第三人跳灯制罐公司上班期间负伤所致，范正松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该《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分别于2013年1月23日、1月25日送达第三人和原告后，原告范正松不服该《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向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出行�复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3年5月2日作出川人社复决（2013）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人社局作出（2013）05-001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现原告认为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2013）05-001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错误，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2013）05-001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原告2011年5月5日受伤属于工伤的认定。
另查明，2011年5月、6月，原告一直在第三人处正常上班，并领取相应的劳动报酬；原告在第三人处工作时加工的原材料每件重量在700千克到800千克之间。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其执法主体适格。在基本事实认定上，原告与第三人具有劳动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范正松是否于2011年5月5日在第三人跳灯制罐厂被砸受伤。
对于以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受伤的事实缺乏直接证据。一方面，除原告的自述和证人证言外，原告证明其受伤所提交的证据只有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从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审查意见”来看，该审查意见只是根据原告提交送检材料且排除原告受过其他外伤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推论，而不是直接证明其于2011年5月5日受伤。另一方面，从证人证言来看，原告为证明其受伤所提交的为刘玉仙和陶俊红二人于2012年4月24日所作的两份证言，但刘玉仙在2012年11月15日所作证言和被告市人社局对其进行调查时均否认2011年5月5日在第三人跳灯制罐公司内发生安全事故；而陶俊红在被告市人社局对其进行调查时所述为“倒塌的地方是范正松工作的地方，我也没有看见范正松，范正松是否在工作岗位上我也不清楚，倒�前，范正松是在工作岗位上做活路，我没有听见范正松叫喊”，从陶俊红的叙述可以得出，陶俊红实际并未看见范正松被倒塌的原材料砸伤的过程，对于范正松被砸受伤也只是陶俊红的推断。其次，从第三人跳灯制罐公司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考勤表和工资表来看，2011年5月、6月期间原告均在第三人处正常上班，原告并未向第三人陈述其有受伤的情况发生。最后，从常理上分析，在庭审中已经查明，原告范正松冲压加工的原材料一件的重量达到700千克至800千克，如果一整件塌落砸伤人，在砸伤时受伤的人不可能没有叫喊，受伤部分不可能没有红肿等现象，但原告范正松在工伤申请时和庭审中均叙述其被砸伤后受伤部分没有红肿的现象，且陈述其连疼痛感都没有，陶俊红的证词中也陈述“没有听见范正松叫喊”，以上情形不符合被重物砸伤后人的正常反应。综上所�，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范正松于2011年5月5日在第三人处工作时被砸受伤的事实。
关于原告提出的举证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三人在收到被告市人社局发出的《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后，及时向被告提交了《关于范正松申请认定工伤的情况说明》、证人证言、原材料和工作台照片、冲压组5-7月的考勤表和6-8月的工资表等材料，被告市人社局在对范正松、杨光忠、张雄宴、刘玉仙、陶俊红等进行了调查询问后，综合对原告和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原告提出的为第三人提供证言的证人应当全部出庭作证的主张，本院认为第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人证言基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关于证人证言的要求，且行政诉讼中法律并未对证人出庭作证进行强制性规定，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持。
综上，被告市人社局作出（2013）05-001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范正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范正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向峥荣
人民陪审员 伍先华
人民陪审员 李集轩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冷 湘
附：相关法律法规
1、《工伤保险条例》
第五条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工伤保险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
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一）故意犯罪的；
（二）醉酒或者吸毒的；
（三）自残或者自杀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三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
（二）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
（三）注明出具日期；
（四）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