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9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满秀，住湖南省常宁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秋花，住湖南省常宁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夏莲，住湖南省常宁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莎莎，住湖南省常宁市。
法定代理人：刘秋花（本案上诉人之一）。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义祥，住湖南省常宁市。
法定代理人：刘秋花（本案上诉人之一）。
上述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谭德章，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四被告）：廖顺超，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广州市流动人员信息登记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同福西路龙庆里10号306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广东烟草广州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陈秉恒，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力，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嘉敏，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广州市海珠区星宇建筑装饰工程部，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投资人：夏玉文。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被告）：夏玉文，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廖顺超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4）穗海法生民初字第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海珠区星宇建筑装饰工程部（下称星宇工程部）是由夏玉文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
2014年7月，廖顺超挂靠广州市海珠区星宇建筑装饰工程部，并以星宇工程部的名义向广东烟草广州市有限公司（下称广州烟草公司）承接了赤岗仓库首层的排水管安装工程。廖顺超雇佣黄某甲共同施工。2014年7月22日下午15时许，廖顺超与黄某甲在该仓库地面搭铝合金梯子，对二层阳台的排水管进行施工。期间，因梯子倾斜度过大，铝合金梯滑落，导致黄某甲俯摔在地上受伤。
黄某甲事后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抢救治疗，后于2014年7月29日8时许死亡。死亡原因为创伤性特重型颅脑损伤等。黄某甲治疗期间发生了医疗费70313.42元，其中有68130.04元是由广州烟草公司垫付，另廖顺超垫付了2183.38元。
2014年8月22日，经广州市海珠区江海街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部门调解，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甲方）与广州烟草司（乙方）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主要内容是：1、乙方从人道主义出发，在已垫付的医疗费用68130.04元外，同意另行垫付30万元给甲方，让其解决生活困难（该费用包括了甲方处理本次事故的所有费用）；2、如日后甲方另行起诉本次事故中的各相关方，甲方必须同时一并起诉星宇工程部及其负责人夏玉文、项目实施人廖顺超，且如法院判决乙方需在本次事故中承担赔偿责任，则在乙方已垫付给甲方的上述费用30万元中多退少补，予以扣除；如法院认定乙方无责，则甲方应依法将上述款项全额退还给乙方；3、如乙方向本次事故的另两个相关方星宇工程部及其负责人夏玉文、廖顺超追讨上述费用，及本事故中需由其承担的任何费用，甲方需配合提供合法的相关资料……；甲方承诺收到上述款项后不再就此事故以司法诉讼途径以外的任何方式追责乙方，不再以该事故为由到乙方无理闹访，干扰乙方正常工作秩序或重复缠访等，否则，甲方应无条件全款退回乙方已支付的上述费用30万元……。
之后，广州烟草公司向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支付了30万元。不久，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提起了本案诉讼。
本案原审诉讼中，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提供的证据其中有：1、常宁市公安局于2014年8月18日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证实黄某甲父亲于2002年9月29日死亡；母亲刘某（上诉人之一），妻子刘秋花（上诉人之一），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均是本案上诉人）是其子女。（对此证据，广州烟草公司、廖顺超无异议，星宇工程部、夏玉文不确认）
2、湖南省常宁市江河乡宝山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10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证实黄某甲有一亲弟弟黄某乙。常宁市公安局盖章注明情况属实。（对此证据，广州烟草公司、廖顺超无异议，星宇工程部、夏玉文不确认）
3、广州市流动人员信息查询打印资料，显示黄小红分别在2009年4月1日、12月8日、2010年5月27日、2014年2月27日四次在该广州市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进行登记。（对此证据，广州烟草公司无异议；星宇工程部、夏玉文不认可；廖顺超无异议）。
广州烟草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中有：1、有广州市海珠区星宇建筑装饰工程部盖章，并于2014年6月21日编制的《工程预算单》，主要内容是：委建单位广东烟草广州市有限公司，工程地址赤岗仓库；承建单位广州市海珠区星宇建筑装饰工程部；工程项目排水管道安装施工，工程材料人工总造价12700元。
2、广州市海珠区星宇建筑装饰工程部作为乙方盖章，廖顺超在乙方委托代理人签字，与甲方广州烟草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签订的《相关方安全协议书》及附件《相关方安全管理规定》，主要内容是：为加强施工安全管理，明确双方的安全责任，杜绝各类事故发生，确保施工中人身、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协议，甲方项目主管部门应严格审查相关方的安全资质；开工前项目主管部门对相关方项目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进行全面的安全培训，并有完整的记录，应组织相关方参加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检查活动和安全工作例会……。（对此证据，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表示不确认；星宇工程部、夏玉文表示该协议是廖顺超拿来其家，当时自己不在，但公章长期放在家里，章不是自已盖的；廖顺超确认签订了协议，并由夏玉文盖章）。
3、2014年7月21日的《培训签到表》、《作业安全交底确认记录》和《施工现场监督记录》，其中《培训签到表》注明地点三楼会议室，培训内容是作业安全交底培训；单位栏注明“广州市海珠区星宇建筑装饰工程部”，并有“廖顺超”、“黄某甲”（签字）。《施工现场监督记录》的施工负责人上有“廖顺超”签名。（对此证据，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原告表示不确认；星宇工程部、夏玉文表示不确认；廖顺超确认是其签字，且代黄某甲签了“王某”三字，不知道谁“王”改成“黄”字）。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黄某甲在广州烟草公司赤岗仓库首层对排水管安装工程施工时不慎摔下，导致受伤后经治疗无效死亡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因黄某甲已死亡，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分别是其母亲、妻子及子女，是合法继承人，依法有权提起本案诉请。关于本案的责任问题。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现主张黄某甲受雇于廖顺超，而廖顺超挂靠于星宇工程部承接了涉案工程。但廖顺超否认雇请黄某甲，表示其与黄某甲身份性质一样，大家共同接回工程，一起施工，大家按照所付出的劳动和工具结算工钱。对此，首先，廖顺超对其上述主张没有举证证明。其次，根据涉案的《相关方安全协议书》，显示是由廖顺超作为工程部的委托代理人签署，黄某甲并未参与。可见，对外而言，廖顺超是作为涉案工程的承揽人和施工方，黄某甲只是承揽施工方的内部人员。结合夏玉文表示其为廖顺超代开发票，不认识黄某甲的陈述。原审法院认定廖顺超雇请黄某甲施工涉案工程。廖顺超主张两人间是合作关系，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虽然星宇工程部与廖顺超没有签订挂靠合同。但根据有星宇工程部盖章的涉案《工程预算单》和《相关方安全协议书》，均反映廖顺超是以星宇工程部名义承接涉案工程，星宇工程部、夏玉文亦表示其会按照廖顺超的要求开具涉案工程的收款发票，中间只收取一定费用。据此，可确认两者间实际为挂靠关系，廖顺超挂靠于星宇工程部，以星宇工程部名义承接了涉案工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廖顺超作为雇主，应对黄某甲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星宇工程部是被挂靠人，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夏玉文是星宇工程部的投资人，应继续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由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黄某甲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以及黄某甲受伤后死亡是由其自身原因所导致，因此，对于廖顺超主张黄某甲对所遭受的损害也应承担责任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广州烟草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其将涉案排水管安装工程发包给有装饰装修经营范围的星宇工程部。同时，星宇工程部提供的《相关方安全协议书》、《相关方安全管理规定》、《培训签到表》、《作业安全交底确认记录》和《施工现场监督记录》，均反映本案事故发生前，广州烟草公司已向承揽人实施了相关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同时，履行了安全事项告知及相关监管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现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及星宇工程部、夏玉文、廖顺超均没有证据证明广州烟草公司在发包涉案工程及施工过程中存在过失，故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要求广州烟草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赔偿数额的认定问题，原审法院意见：
1、医疗费：对于黄某甲受伤后经抢救治疗而发生的医疗费为70313.42元，有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的医疗费单据等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2、误工费：为护理黄某甲及处理黄某甲的后事，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要求计算三个家属或老乡朋友的误工费，有理，但以每人各需要12天为宜。因黄某甲长期居住生活在广州市，现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各误工人员的工资标准，故可按照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所主张的以广东省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2598.7元计算各人的误工损失，共为3215.21元（32598.7元÷365天×12天×3）。
3、丧葬费：依法丧葬费按照广东省2013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每年59345元计算6个月为29672.5元。
4、死亡赔偿金：因黄某甲长期居住生活在广州，故依法死亡赔偿金按照广东省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2598.7元计算20年，为651974元（32598.7元／年×20年）。
5、精神损害抚慰金：黄某甲因在施工中不慎受伤后死亡，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作为黄某甲的家属，精神上受到严重损害。现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可按照7万元计赔。
6、被扶养人生活费：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某甲举证证明其需要赡养母亲及2个未成年子女，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因黄义祥于2011年3月8日出生，从黄某甲事发时至其18周岁时为计算生活费的时间为15年零7个月；黄莎莎于2009年6月5日出生，从黄某甲事发时至其18周岁时为计算生活费的时间为12年零11个月；刘某在黄某甲事发时已满60周岁，但未够62周岁，故计算生活费按19年计。
据此，因前12年的被扶养人年生活费总额已超出广州地区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24105.6元／年，故只能按法定标准计算为289267.2元（24105.6元／年×12年）。
第13年，黄义祥本应计算12052.8元（24105.6元／年÷2），黄莎莎本应计算11048.4元（24105.6元／年÷12×11个月÷2），刘某本应计算12052.8元（24105.6元／年÷2）。因总额35154元已超过广州地区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故可按照24105.6元计算。
第14-15年，黄义祥本应每年计算12052.8元（24105.6元／年÷2），刘某本应每年计算12052.8元（24105.6元／年÷2）。因总额24105.6元与广州地区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相当，故每年可按照24105.6元计算，2年共48211.2元。
第16年，黄义祥应计算7030.8元（24105.6元／年÷12个月×7个月÷2），刘某应计算12052.8元（24105.6元／年÷2），故当年应共计算19083.6元。
第17-19年，刘某应共计算36158.4元（24105.6元／年×3年÷2）。
此项总计为416826元，现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只请求392680.2元计算，并无不当，可按此认定。
综合上述各项赔偿总计为1217855.33元。虽然广州烟草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但鉴于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同意在赔偿款项中扣除广州烟草公司已代为垫付的医疗费68130.04元及其余款项30万元，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因此，减去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此前已垫付的医疗费68130.04元、廖顺超垫付的医疗费2183.38元，以及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方某乙从广州烟草公司处取得的款项30万元后，余下损失847541.91元，应由廖顺超赔偿给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星宇工程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夏玉文继续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2015年1月9日作出判决：一、廖顺超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847541.91元给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二、广州市海珠区星宇建筑装饰工程部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夏玉文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继续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682元，由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负担582元，由广州市海珠区星宇建筑装饰工程部、夏玉文、廖顺超共同负担12100元。
判后，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廖顺超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共同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当事人的合同关系性质的认定错误，且前后矛盾。
原审判决书在第11页第二、三行中论述：“第一被告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其将涉案排水管安装工程发包给有装饰经营范围的第二被告……”
而第六行又论述：“第一被告已向承揽人实施了相关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与“发包人”相对应的是“承包人”，其身份关系体现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与“承揽人”相对应的是“定作人”，其身份关体现在承揽合同中。
可原审法官在认定发包人将工程发包的基础上，突然笔锋一转，一个“承揽人”的出现便改变了当事人合同关系的性质!将“承包合同”错误定性为“承揽合同”。这不但不合逻辑，也与客观事实不符。
二、涉案合同关系应定性为“承包合同”，而不是“承揽合同”。
（一）合同涉及的工作内容就是为仓库飘台安装排水管。主要包括：购置管道、管材配件，楼面开孔，安装固定、防水处理等。被上诉人广东烟草广州市有限公司没有提出要求要“定作”一个什么东西，事实上也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承揽人利用自身的技能制作的特定物”。履行合同的主要工作就是安装施工。
（二）现实生产／生活中确实大量存在安装“定作物”的施工。不是所有涉及建筑物施工的都是承包关系，也不是所有涉及定作物的都是承揽关系。认定合同关系的性质要看履行合同行为的主要内容是“施工”还是“制作”。
如大型的户外显示屏工程，虽有安装施工行为，但绝大部分工作是前期根据特定的尺寸、功能等制作显示屏，最后的“安装”仅为“制作”之延续，这无疑属于承揽关系（当然，如果只是在市场上买一块现成的显示屏，然后安装，则显然不能认能为承揽关系）。
如楼宇建设工程，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由施工方特制的物件，但绝不能因为有“制作”行为的存在就认定为承揽关系。
更何况，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烟草公司没向廖顺超等人定作任何东西，廖顺超等人实际上也没制作任何东西，既无定作，又无制作，何来承揽
本案跟司空见惯的空调安装在性质上毫无区别!但世上应该没有人会认为装空调是在履行承揽合同。
（三）从字面上理解，承包合同的标的物是“工程”，承揽合同的标的物是“物品”。前者针对是不动产，后者则是针对动产。显而易见，本案廖顺超等人不是为广州烟草公司制作排水管，而是为广州烟草公司的仓库进行排水工程施工。
（四）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也可明确判断本案的合同关系。
1、《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本案只有对建筑物施工（如打孔等），不存在承揽合同履行行为必需的“加工”。
2、《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
《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
本案只有可能是广州烟草公司接收廖顺超等人完成的排水工程，廖顺超等人不可能向广州烟草公司交付一个工作成果--实物。
3、《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或者材料费等价款的，承揽人对完成的工作成果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
这进一步说明，承揽合同的标的物是“动产”，只有动产才可能“留置”。显然，本案中，若广州烟草公司不支付价款，廖顺超等人只能向广州烟草公司主张价款，而不可能“留置”什么。
4、《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条第2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5、《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条第2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本案涉案工程是安装排水管（即线路管道），当然属于建设工程，也当然受《合同法》第十六章（建设工程合同）调整。
（五）被上诉人广州烟草公司在原审答辩时也承认了“发包”事实。
一审时，广州烟草公司辩称“我司将排水管安装工程发包给第二被告施工……”有“发包”和“施工”行为的存在，说明这是典型的承包关系。
三、被上诉人广州烟草公司存在重大过错。
（一）根据广州烟草公司提供的《相关方安全协议》，广州烟草公司“应严格审查相关方的安全资质”，“应指定专（兼）职安全生产人员进行检查与协调”；星宇工程部应当获得安监部门颁发的《高处作业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合格单位》证件。显然，烟草公司没有尽到审查义务。
（二）根据廖顺超的陈述，所谓的安全培训、施工现场监督，根本就没有具体实施，只是履行文字程序，走过场。
（三）从事发现场的视频可以看出，在没有人扶住梯子的情况下，施工现场梯子的放置方式极不安全，但广州烟草公司既没有检查、制止，也没有要求廖顺超扶住梯子或采取其它安全措施。
所以，广州烟草公司的失职是造成这一事故的重要原因，作为共同侵权人，广州烟草公司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连带侵权赔偿责任。
四、本案各被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该协议无效……”
总之，本案各当事人均应对受害人黄某甲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撤销原判决第二、三项，改判广东烟草广州市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区星宇建筑装饰工程部、夏玉文对原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各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廖顺超上诉称：事实一：廖顺超和黄某甲都是受广州烟草公司雇佣做事，事发场地和事发工具（梯子）都是由广州烟草公司提供，黄某甲和廖顺超也是在广州烟草公司工作人员的监督指导下使用梯子的。广州烟草公司没有对廖顺超和黄某甲的施工资质进行审核，作为农民工我们根本没有资质，代开发票的星宇工程部也没有任何施工资质，所以广州烟草公司没有和廖顺超或星宇工程部签订任何形式的承揽合同；走过场签订的安全协议书广州烟草公司都没有盖章，没有生效，协议都没签，广州烟草公司就叫我们开工，是不是违法烟草没有对黄某甲和廖顺超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安全培训，广州烟草公司提供的21日培训记录是22日在事故现场随意签字的，而且廖顺超和黄某甲21日全天都在工地做工，没有去过三楼培训。因此广州烟草公司雇佣廖顺超和黄某甲，又没有进行安全培训，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强烈要求法院到广州烟草公司调取施工录像，一看事实便一目了然（没有承揽合同，协议书烟草没有盖章，没有安全培训）。
事实二：黄某甲隐瞒心脏病手术不久实情、以致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从事高强度危险工作，从而不小心滑下梯子继而死忙，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黄某甲理应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
黄某甲隐瞒心脏病从事高强度危险工作，违反了用人单位对人员身体状况的知情权，使用人单位造成误判以为人员身体状况良好，才导致后续悲剧的发生。
在黄某甲自己不小心滑下梯子后，马上送至医院进行抢救，在抢救的过程中医院医生问过黄某甲家属，是否以前做过心脏手术，家属才回答是前不久做过心脏手术，医生之所以这么问，很明显，说明以前的病情导致此次救治很不顺利。从常规上来说，正常人就算是从那么低的梯子滑下来也不可能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可以看出这次事故的严重后果主要是由于前期病情所引起的，即黄某甲隐瞒心脏病手术不久身体不佳实情来从事高强度的工作，所以，黄某甲自己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廖顺超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农民工，无法拿到自纸黑字的证据，恳请法院去医院调查取证。
事实三：事故死亡者黄某甲及其家属都属于湖南常宁农村户口，黄某甲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湖南常宁农村，其家属常年居住于湖南农村，法院认定的误工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均按广东省城镇居民水平计算明显不合理，应该按湖南常宁农村水平计算。此项请法院明察。
综上，请求：1、廖顺超对黄某甲摔倒死亡没有任何责任，不承担任何赔偿，事故应由黄某甲本人和广州烟草公司共同负责。赔偿应由广州烟草公司承担。2、事故死亡者黄某甲及其家属都属于湖南常宁农村户口，黄某甲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湖南常宁农村，家属常年居住于湖南农村，法院认定的误工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均按广东省城镇居民水平计算明显不合理，应该按湖南常宁农村水平计算。3、一审案件诉讼费由广州烟草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广东烟草广州市有限公司答辩同意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星宇建筑装饰工程部、夏玉文共同辩称对原审判决有异议，但没有提起上诉。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二审庭审期间，上诉人廖顺超称其一直与广州烟草公司有合作做工程，因广州烟草公司需要开具发票走账，故以星宇工程部的名义承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广州烟草公司则称与廖顺超一直存在合作关系，廖顺超以星宇工程部的名义承接工程，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夏玉文对此称涉案工程是廖顺超以星宇工程部的名义承接合同，实际上是廖顺超私人承接，只是借星宇工程部的名义开具发票。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廖顺超以星宇工程部的名义承接涉案水管安装工程，按照广州烟草公司的要求完成工作，并由广州烟草公司支付报酬。因此，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主张涉案合同应定性为承包合同、而不是承揽合同，并由各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廖顺超、星宇工程部、夏玉文、广州烟草公司均确认涉案工程是廖顺超以星宇工程部的名义承接，实际由廖顺超进行施工。广州烟草公司是涉案工程的业主方，虽然相关的《相关方安全协议书》、《相关方安全管理规定》、《培训签到表》、《作业安全交底确认记录》和《施工现场监督记录》，均反映本案事故发生前，广州烟草公司已向承揽人实施了相关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但广州烟草公司对于廖顺超不具备相关资质、并且是挂靠星宇工程部以该工程部的名义进行施工的情况是清楚的。同时，广州烟草公司对于工程的安全施工也应承担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广州烟草公司对于黄某甲所遭受的损害应承担选任过失的责任，对此本院酌定广州烟草公司应承担30%的责任。
本案中，上诉人廖顺超主张与黄某甲是合作关系，对此并无相关证据证实。上诉人廖顺超认为黄某甲对事故应承担主要责任，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因死者黄某甲生前长期在广州市生活居住，故相关赔偿标准应按广东省城镇居民水平标准计算。上诉人廖顺超主张按照湖南常宁农村水平标准计算，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原审计算各项赔偿费用为1247855.33元，除廖顺超对此有异议外，其余当事人并无异议，经审查原审计算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广州烟草公司对此应承担30%的责任，即为374356.60元（1247855.33元×30%=374356.60），因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同意扣除广州烟草公司已垫付的医疗费68130.04元及30万元，故广州烟草公司还应再赔偿6226.56元给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
综上所述，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4）穗海法生民初字第83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广东烟草广州市有限公司对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4）穗海法生民初字第8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在6226.56元范围内向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本案一审受理费12682元负担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2675元，由上诉人刘某、刘秋花、黄夏莲、黄莎莎、黄义祥负担1675元，上诉人廖顺超负担6000元，被上诉人广东烟草广州市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晓航
代理审判员 徐 满
代理审判员 何润楹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淑贤
郭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