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081民初10177号
原告：李翔，男，1987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巧丽，浙江美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林，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住所地：温岭市太平街道东辉中路155号。
负责人：应永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燕，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婧，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翔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1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一审判决。原告李翔不服一审判决而提起上诉，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2日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于2016年9月2日重新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保险理赔款44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保险理赔款40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7月23日，原告为自有的浙Ｊ×××××桑塔纳轿车向被告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等险种，并按约支付了保险费，保险期间自2014年7月27日起至2015年7月26日止。2015年6月12日20时29分许，原告父亲李志诚酒后驾驶浙Ｊ×××××轿车沿锡澄路由南向北行驶通过青阳镇闵普路交叉路口时，车辆前部左侧撞到由西向东通过路口的行人沈仁康、李建芬，事故造成沈仁康、李建芬跌地受伤，沈仁康送至江阴市青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2015年6月18日，江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澄公（交）公交认字[2015]第0038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志诚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沈仁康、李建芬分别负次要责任。2015年8月10日，原告方与李建芬在江阴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方一次性赔偿给李建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40000元，并当场履行完毕。2015年10月14日，江阴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澄青民初字第74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沈仁康家属方的损失为：丧葬费25639.5元，死亡赔偿金5495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168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627855.5元，上述损失，由被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给沈仁康家属110000元，超出部分原告方与沈仁康家属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方赔偿沈仁康家属40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290000元，余款110000元及约定利息在2017年1月30日前支付。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理赔责任。
被告人保公司答辩称：一、伤者李建芬的合法损失虽在交强险医药费用范围内，但因原告父亲李志诚醉酒驾驶，根据《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不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伤者李建芬与原告父亲李志诚于2015年8月10日在江阴市通过双方调解形式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李志诚赔偿给李建芬4万元。但伤者李建芬系退休人员，无伤残、无误工损失，根据住院病案显示，其受伤部位为上唇部，伤势轻微，仅住院8天，李建芬因事故实际产生的损失为医药费、伙食费共计8713.04元，故李建芬的法定损失为8713.04元，其余31286.96元系李志诚自愿给付的部分，不属于合法的赔偿金额，自愿额外给付的部分不属于保险理赔的范围。对法定损失8713.04元，如果在未醉酒驾驶的情况下，应当在交强险医药费用限额1万元内进行赔偿。但本案保险车辆驾驶人醉酒驾驶，根据《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的规定，醉酒驾驶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因此，醉酒驾驶属于保险人交强险法定免责的事由，保险公司依据法律规定对原告不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并非依据保险条款免赔。对法律规定中法定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保险人无需向被保险人进行明确说明。二、对死者家属的赔偿款，根据（2015）澄青民初字第00740号判决书记载，原告至今为止仅赔偿了29万元，11万元至今尚未赔偿，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凭生效民事判决书和已向第三者履行的凭证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可不必另行出具费用票证或其他赔偿凭证”。按照上述规定的要求，原告应当在向第三者履行赔偿责任并提供已向第三者履行的凭证才能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理赔。因此，原告未向第三者赔偿的11万元，根据保险法上述规定，无权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三、对原告已向死者家属支付的29万元，根据（2015）澄青民初字第00740号判决书第4页记载，原告与死者家属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达成一致意见并达成调解协议，并非法院判决金额，调解协商确认金额超出法定合理损失的，属于原告在法律规定外自愿向死者家属支付的款项，不属于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其中死亡赔偿金因死者为农村户口，赔偿标准应为14958元/年，死者65周岁，赔偿年限为15年，为14958*15年=22437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因肇事者李志诚已承担刑事责任，不应再给付。故，死者家属合理损失应为252189.5元，超出交强险外由原告法定应向死者家属赔偿的部分仅为99532.65元。四、对原告超出交强险外法定应向死者家属赔偿的部分，根据商业险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五）项的约定，醉酒驾驶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对商业险部分不负责赔偿。醉酒驾驶系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因此，保险公司仅对上述条款负有提示义务。根据（2015）台温商初字第5248号案件中法院向江阴市进行调查取证的电话录音光盘内容可证明，保险公司已向原告交付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单及条款的一个交付事实。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将保单送至江阴市存放在交警队案卷中，死者家属再从交警部门复印了原告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单并加盖了交警部门的事故处理专用章用于（2015）澄青民初字第00740号案件的诉讼。另外，在（2015）台温商初字第5248号案件中，保险公司也向法院提交了保险条款一份、加盖有江阴市事故处理专用章的交强险保险单和商业险保险单各一份、电话车险配送单一份、交强险保险单正本及浮动费率告知单一份、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三份。上述证据均可证明保险公司不但在原告手中持有的保险单中重要提示处以黑体字提示被保险人“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在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超过48小时未通知的，视为投保人无异议。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和附则……”。而在保险条款中对免责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特殊字体加黑加粗印刷，符合《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的提示义务，故该条款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五、如本案原告车辆驾驶人在醉酒驾驶此类严重违反法规重要规则的情况下仍能够把自己的违法成本转嫁由保险人承担，有违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醉酒驾驶系近年来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从增强交通的安全性考量，将醉酒驾驶作为商业险免责事由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违法者的经济制约，提高道路通行者的守法意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假如允许违法者通过缴纳少量保险费就转移自己因违法行为所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无形中会鼓励违法者从事不法行为，而且可能使保险成为违法者逃避责任的工具。本案如判决商业险由保险公司承担，一方面势必会放纵醉酒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发生，给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危害，另一方面将会引导错误的价值取向，有违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德，更有违设立保险制度的宗旨。六、本案所涉及的交通事故交强险11万元，保险公司已向死者家属垫付，根据《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的规定，原告应向保险公司返还。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李翔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的公司基本情况、组织机构代码证各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主体适格的事实。
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副本）复印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复印件、浙Ｊ×××××号汽车行驶证各一份，拟证明原告所有的浙Ｊ×××××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处投保及投保险种、保险期间的事实。
3.江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拟证明涉案事故发生的时间及各方责任的事实。
4.车辆检验意见书一份，拟证明发生事故后浙Ｊ×××××号轿车经检验车辆性能符合要求的事实。
5.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书、收条、医药费发票、住院病历记录、检查报告单各一份，拟证明李建芬的住院经过，原告与李建芬达成协议并一次性赔偿给伤者李建芬40000元的事实。
6.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5）澄青民初字第00740号民事判决书、预付委托书、收条、票据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经判决需赔偿沈仁康家属共计400000元及原告已经支付了290000元和余款需在2017年1月30日之前支付的事实。
7.收条一份，拟证明原告已支付完毕该400000元的事实。
8.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李志诚因本案交通事故被刑事处罚的事实。
被告人保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保险条款一份，拟证明根据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五）项的规定，驾驶人饮酒后驾驶被保险车辆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以及免责条款中以加黑加粗的醒目方式告知了原告方的事实。
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抄件）复印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单（抄件）复印件各四份，拟证明原告方自2012年7月27日起至2016年7月26日已连续四年向被告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险的事实。
3.电话车险配送单一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一份、机动车辆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三份，拟证明被告已对原告尽到了免责条款明确告知义务的事实。
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6，被告人保公司经质证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指出证据2的保单中，被告已在重要提示部分以加黑加粗的形式告知了原告要求其阅读免责条款；证据5、6只能证明原告与伤者、死者达成协议确定的赔偿金额及支付情况，该金额并非法定保险公司需要理赔的数额。
原告庭后提供的证据7、8，被告人保公司经书面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李志诚已被刑事处罚，不应赔偿精神抚慰金。
被告人保公司提供的证据1，原告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签订保险合同时，被告并未向原告交付该条款；被告人保公司提供的证据2，原告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人保公司提供的证据3，原告经质证认为该证据并非是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形成，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经审查，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8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本院认为原告的质证意见成立，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4年7月23日，原告李翔为其所有的浙Ｊ×××××号小型轿车向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为5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等险种，并按约支付了保险费，保险期间自2014年7月27日0时起至2015年7月26日24时止。2015年6月12日20时29分许，原告的父亲李志诚饮酒（血液中乙醇成份含量为2.14mg乙醇/ml血液）后驾驶浙Ｊ×××××小型轿车沿锡澄路由南向北行驶通过青阳镇闵普路交叉路口时，车辆前部左侧撞到由西向东通过路口的行人沈仁康、李建芬，事故造成沈仁康、李建芬跌地受伤，沈仁康送至江阴市青阳医院抢救时已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2015年6月18日，江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澄公（交）公交认字[2015]第0038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志诚应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沈仁康应负该事故的次要责任；认定李志诚应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李建芬应负该事故的次要责任。2015年8月10日，原告与李建芬在江阴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确定由原告一次性赔偿李建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等损失及一次性补偿费共计40000元，并当场履行完毕。2015年10月14日，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澄青民初字第74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沈仁康家属方的损失为：丧葬费25639.5元，死亡赔偿金5495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168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627855.5元。上述损失，由被告人保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给沈仁康家属110000元，超出部分原告方与沈仁康家属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方赔偿沈仁康家属40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290000元，余款110000元及约定利息在2017年1月30日前支付。2017年1月24日，原告已支付完剩余110000元及利息。
另查明，江苏省江阴市于2006年11月21日发布《江阴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澄政发[2006]124号﹜。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市登记的常住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江苏省2014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46元，丧葬费为25639.5元。2015年11月20日，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澄刑初字第0151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人李志诚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被告人保公司能否以被保险车辆驾驶人醉酒驾驶免于承担保险责任。
原告撤回有关李建芬40000元理赔款的诉请，系其自主处分自身民事权利，也未加重被告人保公司的负担，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因此，本案着重处理商业险理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时，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即可免责。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被告人保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五）项规定，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原告认为，该条款属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须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尽到提示及明确说明的义务，被告人保公司未向原告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原告不产生效力。被告人保公司认为其已尽到提示义务，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醉酒驾驶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形，保险条款中规定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醉酒驾驶后保险人免责的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被告人保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原告对该条款进行提示并说明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的关系。上述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保险人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时的说明义务，但仍然规定了保险人需对该类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在本案，被告人保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就该部分免责条款向原告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交付给原告的合同条款中已就该部分内容作出提示，该免责条款对原告不发生效力，故其要求对于因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醉酒驾驶造成的损失不予赔偿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应当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责任。
关于被告人保公司应赔偿的数额。沈仁康的家属因沈仁康死亡所遭受的合理损失为：沈仁康死亡时为64周岁，故其死亡赔偿金应计算16年，总计549536元，被告人保公司主张按农村标准计算显与查明的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丧葬费25639.5元；误工费1680元；交通费1000元。原告与沈仁康的家属达成调解意愿赔偿对方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系其自主处分自身民事权利，也未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但鉴于李志诚因本次事故已被刑事处罚，原告要求被告人保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共计577855.5元，扣除被告人保公司已支付的交强险限额110000元，剩余款项为467855.5元。原告主张按80%计算保险理赔款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保公司应支付的保险理赔款为374284.4元。原告按生效判决已支付400000元，但原告要求被告人保公司支付超出374284.4元部分的理赔款，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保公司要求原告返还垫付的交强险11万元，但其已向本院起诉李志诚返还该款，故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综上，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李翔保险理赔款374284.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300元（预交7900元），由原告李翔负担386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负担691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应万荣
人民陪审员 王超英
人民陪审员 林颖倩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代书 记员 庄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