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石民初字第440号
原告：周素梅，女，1948年2月4日出生，汉族，第八师一四四团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周旭，石河子市红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周贵勤，男，195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第八师一四四团钟家庄医院退休医生。
委托代理人：周旭，石河子市红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周淑花，女，196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第八师一四四团加工厂职工。
委托代理人：周旭，石河子市红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周素英，女，1954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原呼图壁县社会福利厂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周旭，石河子市红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
代表人：冯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泽林，新疆君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素梅、原告周贵勤、原告周淑花、原告周素英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公司）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4日、2014年5月16日、2014年7月22日、2014年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4年8月21日，因本案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原告周素英（仅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周淑花（仅参加第一次庭审）、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旭、被告电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泽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11月26日10时许，四原告的母亲王文英在一四四团清馨花园小区2号楼前进行晨练时，因该小区路边的电信窨井盖丢失，致使原告坠入井内摔伤。后，王文英被送入一四四团医院进行治疗。治疗期间，王文英于2013年12月9日因右骨骨折并多脏器衰竭死亡。四原告认为被告在窨井盖丢失后，未及时维修，也未设立警示标志，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就赔偿问题原、被告双方协商未果，故四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一、被告赔偿四原告各项损失124906元［医疗费2403.89元、误工费4626元（37525元／年÷365天×3人×15天）、死亡赔偿金98205元（19641元×5年）、丧葬费18762元（37525元／年÷12个月×6个月）、交通费1000元］；二、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0000元；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邮寄送达费。
被告电信公司辩称：一、王文英确实掉入电信公司窨井导致摔伤，电信公司对此表示道歉；二、王文英对于掉入窨井也存在过错，应当减轻电信公司的赔偿责任；三、王文英的死亡与摔伤之间无因果关系，电信公司对王文英死亡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一、石河子市公安局钟家庄派出所出具的出警证明一份，拟证明王文英掉入电信公司窨井摔伤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二、第八师一四四团防疫站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一份，拟证明王文英于2013年12月9日死亡，死亡原因为右骨骨折并多脏器衰竭死亡。
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原告在找被告协商时，所持有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上载明的死亡原因为肺炎，王文英死亡时已经患了九年的间质性肺炎，该病一般的存活期为三到五年，故王文英死亡的原因应当是间质性肺炎。
三、王文英的殡葬发票三张，拟证明王文英已经死亡，殡葬时间为2013年12月11日。
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认可，认为王文英的死亡与摔伤无关。
四、原告在第八师一四四团医院的住院病案一份，拟证明原告因右股骨远端斜行骨折入院，出院时间与死亡时间为同一天，拟证明王文英的死亡与摔伤存在因果关系。
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病案记载王文英已经出院，又记载王文英在医院死亡，存在矛盾之处，同时王文英住院治疗的不仅包括骨折，也包括间质性肺炎等疾病，骨折本身不可能导致死亡，且病案中也未记录王文英死亡的原因。原告补充质证称，病案记载的王文英是计划于2013年12月9日出院，但未办理出院手续即已经死亡。
五、石河子市公安局钟家庄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第八师一四四团社区出具的证明两份，拟证明四原告是本案的适格原告。
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六、住院费结算票据一张、门诊票据两张，拟证明王文英共花费医疗费2403.89元。
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王文英住院期间治疗的疾病不只骨折，还包括其他四种疾病，应当予以区分。
七、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庙子街道办事处天海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老龄办发放的老年优待证、老年人公交卡各一份，拟证明王文英的经常居住地为乌鲁木齐市。
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王文英的经常居住地为乌鲁木齐市，认为王文英死亡时是居住在一四四团。原告补充质证称，王文英长期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其女儿周素英家中，事发前三四天，因王文英在一四四团有房屋要拆迁，需办理手续，才回到一四四团临时居住。
八、2013年8月7日，原告周素英向乌鲁木齐市广播电台发布的寻找王文英的广告样材，拟证明王文英长期居住于乌鲁木齐市。
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九、公路汽车客票2张、过路费票据12张、加油票2张，拟证明原告为陪护王文英、办理丧事、诉讼等产生交通费2700元，但原告仅主张1000元。
经质证，被告对该组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事发现场窨井的照片两张，拟证明涉案窨井是在路边的树林中，而不是道路上，故王文英自身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显示涉案窨井位于小区侧面绿化带中，与原告所诉是王文英在晨练时掉入窨井摔伤一致。
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调取了下列证据：
一、对第八师一四四团医院副院长陈平、外科主任廖新春、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胥平所作谈话笔录，三人就王文英入院治疗的经过进行了说明，并确认原告所持王文英的医学死亡证明为该院疾控中心出具。
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王文英摔伤导致骨折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王文英在治疗过程中，其家人不积极配合治疗，同时王文英的死亡原因没有科学的结论，对其死亡系骨折导致不予认可。
二、石河子市卫生局向本院所作关于原告所持王文英的医学死亡证明是真实有效文件的回函。
经质证，原、被告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诉讼过程中，经被告申请，本院委托新疆新医司法鉴定所对王文英的死亡与摔伤（骨折）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所作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骨折作为突然死亡的诱发因素不能排除，死亡与摔伤（骨折）之间存在一定的间接因果关系。
经质证，原、被告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认为，该鉴定意见的结论仅是学理上分析，不具有客观性，建议只作为一般书证适用，不能作为鉴定意见采信；被告认为诉讼前王文英的尸体已经火化，所以该鉴定结论只是分析推理，并没有得出肯定性结论，且经鉴定，王文英的死亡与摔伤（骨折）之间也只是间接因果关系，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是直接因果关系。
对上述证据，本院结合举证、质证，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五，因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二，因该证据可以与本院所调取的证据一、证据二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三，本院审查后认为被告的异议不成立，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四，被告虽不认可，但并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将其作为定案的参考；证据六，本院审查后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七，本院审查后认为该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八，因该证据为原告自行提供，且无其他证据相佐，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九，本院审查后认为该组证据无相应的往来明细，本院无法确认其关联性，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本院调取的证据一、证据二，因原、被告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申请，本院委托所做的鉴定意见书，本院认为该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人具有相应的资质，故将其定案的参考。
依据上述证据中本院予以认定的部分，结合原、被告双方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王文英出生于1926年9月3日，2010年起即长期居住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王文英生前育有一子三女，即四原告，其父亲王三栓、母亲王李氏、丈夫周怀忠均先于其去世。涉案窨井位于第八师一四四团团部钟兴路北边人行道旁，为被告电信公司所有，并由其管理，事发时窨井井盖丢失。
2013年11月，王文英到其女儿周淑花位于第八师一四四团团部清馨花园小区的家中临时居住。同年11月26日9时许，王文英在晨练时掉入涉案窨井摔伤。
事发后，王文英被石河子市公安局钟家庄派出所民警送入第八师一四四团医院治疗，该院诊断后建议王文英到上级医院进行手术，因其家人认为王文英年龄过大，未住院治疗。
同年11月29日，王文英开始发烧。其家人以王文英“摔伤致右下肢肿胀疼痛、畸形、功能障碍三天”为由，将其送往第八师一四四团医院住院治疗。其入院诊断为：1、右股骨远端斜形骨折；2、左侧腰部软组织损伤；3、发热原因待查；4、2型糖尿病；5、贫血。出院主要诊断为：右股骨远端斜性骨折，其他诊断为：左侧腰部软组织损伤、间质性肺炎、2型糖尿病、贫血。
同年12月8日，王文英病情好转，计划于次日出院，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当日，王文英未通知院方即出院回到周淑花家中居住。次日8时许，王文英被家人紧急送往第八师一四四团医院。入院后，该院经诊断认为王文英已经死亡，并为王文英出具了死亡医学证明书，注明死亡原因为：右股骨折并多脏器衰竭。住院期间，王文英花费医疗费2403.89元。
后，原、被告双方就王文英死亡的赔偿问题发生争议，原告诉至本院。
诉讼过程中，本院就相关问题向王文英的主治医师廖衍春进行了调查，廖衍春陈述称，王文英的死亡医学证明书系其签名出具，因王文英死亡时其并不在现场，故对王文英死亡的原因系根据王文英的病情推断认定。
2014年5月16日，被告电信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对王文英的死亡与摔伤（骨折）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本院审核后予以准许，并委托新疆新医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新疆新医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6月30日出具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文英死亡后，缺乏系统的尸检资料，具体死因不明，但就现有资料条件而言，骨折至少作为突然死亡的诱发因素不能排除，死亡与摔伤（骨折）之间存在一定的间接因果关系。
另查明：201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641元／年，在岗职工（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37525元／年。
本院认为：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的涉案窨井位于公共道路旁，在井盖丢失后，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潜在危险性。被告电信公司作为管理人，应当及时对窨井采取封闭措施或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以消除这种隐患。而被告电信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已采取上述安全措施，存在过错，对王文英因该窨井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王文英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白天时应当注意到窨井的危险性而未能注意，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减轻被告电信公司的赔偿责任。本院结合本案具体情况，酌定由被告电信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任。
原告主张的损失包括三部分，一是王文英摔伤就医的损失，二是王文英死亡的损失，三是精神抚慰金。对此本院分别分析认定如下：
一、王文英摔伤就医的损失。该部分损失系王文英摔伤所造成的的直接损失，被告应当按照责任比例承担80%。具体数额为：
1、医疗费。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该项费用的数额为2403.89元，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电信公司关于王文英的医疗费中包含治疗其他疾病的费用，应当予以区分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被告电信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被告并未举证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据此由被告承担的数额应为1923.11元（2403.89元×80%）；
2、交通费。原告主张其为陪护王文英花费了相应的交通费。本院认为王文英受伤是在第八师一四四团，就医也在该团医院，而王文英之女周淑花亦住在该团，依据常理，不可能因此花费交通费，故本院对陪护王文英所花费的交通费不予支持。
二、王文英死亡的损失。本院认为，被告电信公司虽然辩称王文英的死亡与摔伤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并未举证予以证实。而廖衍春在王文英死亡时虽不在场，但其作为王文英的主治医师，在对王文英病情掌握的基础上，结合医学知识对王文英死亡原因为“右股骨折并多脏器衰竭”的推断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同时结合新疆新医司法鉴定所所作鉴定意见，可以认定王文英的死亡与摔伤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但王文英摔伤后骨折毕竟只是其死亡的诱发因素，并非唯一原因力，其死亡是摔伤、自身疾病、未积极配合就医等各种原因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本院结合具体案情，确定王文英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40%的原因力，故被告应当在80%的责任比例基础上承担40%。具体数额为：
1、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王文英自2010年起即长期居住于乌鲁木齐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乌鲁木齐市应当视为王文英的住所地，故王文英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当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据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王文英的死亡赔偿金98205元（19641元／年×5年）并无不当，其中应由被告承担的数额经本院核算为31425.60元（98205元×40%×80%）；
2、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原告主张丧葬费18762元（37525元／年÷12个月×6个月）并无不当，其中应由被告承担的数额经本院核算为6003.84元（18762元×40%×80%）；
3、误工费。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原告主张误工费为三人十五天4626元（37525元／年÷365天×3人×15天），本院认为并无不妥，予以支持，其中应由被告承担的数额经本院核算为1480.32元（4626元×40%×80%）；
4、交通费。原告所举证据虽然不足以证实该项费用，但交通费为原告处理丧事所必然花费的费用，故本院结合具体案情将该项费用酌定为500元，其中应由被告承担的数额经本院核算为160元（500元×40%×80%）。
三、精神抚慰金。本案中，原告的损失除物质方面外，还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的精神压力与痛苦，必须给予抚慰和补偿。但确定赔偿数额应考虑当前本地区的生活水准以及侵权人和原告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本案中，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10000元，本院认为并无不当，予以确认。本项费用因本院确定数额时已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等因素，故不再划分比例，由被告电信公司全额予以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九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赔偿原告周素梅、原告周贵勤、原告周淑花、原告周素英医疗费1923.11元；
二、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赔偿原告周素梅、原告周贵勤、原告周淑花、原告周素英死亡赔偿金31425.60元；
三、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赔偿原告周素梅、原告周贵勤、原告周淑花、原告周素英丧葬费6003.84元；
四、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赔偿原告周素梅、原告周贵勤、原告周淑花、原告周素英误工费1480.32元；
五、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赔偿原告周素梅、原告周贵勤、原告周淑花、原告周素英交通费160元；
六、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赔偿原告周素梅、原告周贵勤、原告周淑花、原告周素英精神抚慰金10000元。
上述一至六项合计50992.87元，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四原告。
七、驳回原告周素梅、原告周贵勤、原告周淑花、原告周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998元，邮寄送达费90元，合计308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1936.10元，被告负担1151.90元，与前款同期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薛战赢
人民陪审员 杨 兵
人民陪审员 袁 杰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郑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