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95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红孩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中环西路1号508、509。
法定代表人刘志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晓彤，女，1990年7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徐国建，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佳品堂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福伟路五条3号。
法定代表人付建英，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艳辉，男，1978年5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施永宝，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红孩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红孩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佳品堂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品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李春华担任审判长，法官吴扬新和邵普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佳品堂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佳品堂公司自2010年起向天津红孩子公司的分支机构北京分公司供货至2012年12月15日。截至2012年12月15日，天津红孩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共欠货款447795.51元，经佳品堂公司多次要求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支付货款，但该公司均拒绝支付。诉讼中，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已被注销，天津红孩子公司作为其北京公司的上级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佳品堂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天津红孩子公司支付货款447795.51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天津红孩子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于2014年1月7日被注销，该公司的财务数据、人员等均无法找到。佳品堂公司陈述其与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的合作期限截至2012年12月15日，时间较为久远，没有查找到佳品堂公司与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的相关合同。要求佳品堂公司提供双方往来的合同等材料，否则，天津红孩子公司不同意佳品堂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佳品堂公司自2010年起向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供应食品，双方间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
2011年11月29日起至2012年9月15日止，佳品堂公司向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供应食品，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出具入库单56张，收货价值共计1706531.3元。
2011年12月29日起至2012年11月22日止，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向佳品堂公司出具退货单42张，共计退货价值214113.91元。
2013年8月2日，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职工闫××向佳品堂公司出具对账单一张。该对账单记载：总货款-
费用×5％；总费用52205.4-41445=10760.4，应扣费用：10760.4；总货款：440434.21-应付费用10760.4=429673.81；扣点：5％×货款429673.81=21483.7；应结款：429673.81-21483.7=408190.11。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职员马莉并在该对账单中签署了“具体金额及计算是否正确需求财务审核才能确定”。庭审中，经询佳品堂公司，佳品堂公司称该账单中的“5％”是指总进货金额扣除合法发生费用后再乘以5％，“应付费用”是指佳品堂公司与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合作中的海报费和新品费用，认可该账单中所记载的应付费用为10760.4元和扣点5％，并称其主张的货款中未扣除该两项费用；庭审中，经法庭询问佳品堂公司该对账单中所记载的“具体金额及计算是否正确需求财务审核才能确定”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是否进行了审核，佳品堂公司称不清楚。
另查，2012年1月30日，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向佳品堂公司支付货款271487.5元。庭审中，佳品堂公司与天津红孩子公司均认可该笔货款系结清2011年9月12日前的货款。
佳品堂公司称与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于2011年9月12日前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但未能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
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系天津红孩子公司分支机构，天津红孩子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关于注销天津红孩子商贸有限北京分公司的决定》，决定：由于经营原因，公司股东决定注销天津红孩子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于2014年1月7日向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出具《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证明》，证明：你单位于2014年1月7日申请注销登记，经我局核准，予以注销。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佳品堂公司与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虽佳品堂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签订了书面买卖合同，但通过庭审举证、质证及该院认证，足以认定双方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已向佳品堂公司结清了2011年9月12日前的货款，该事实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予以确认，该院不持异议，但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自2011年11月29日起至2012年9月15日止期间的货款至今未付，系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该期间的佳品堂公司所供货物的价值如何认定，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庭审中，佳品堂公司称本案诉争的供货期间的供货价值为1706531.3元，退货价值为214113.91元，但佳品堂公司主张的货款价值仅为447795.51元，并称其主张的数额系依据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向其发送的邮件中所记载的数额为准，其余货款放弃。该院认为，佳品堂公司自愿放弃部分货款请求的行为，是佳品堂公司处分自己权利行为，该院不持异议。但佳品堂公司所主张的货款数额系依据其向法庭提供的邮件附件所记载的货款数额，且该邮件的形式系佳品堂公司自行打印，该打印件也未经公证机关公证，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佳品堂公司反而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供的由闫××签字的对账单中记载了应结货款数额，佳品堂公司也认可该对账单中所记载的应扣费用及扣点，不认可该数额是最终结算数额，但佳品堂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另行最终确认了结算数额；天津红孩子公司虽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通过佳品堂公司提供的邱伟的证人证言，足以认定闫××系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的人员，天津红孩子公司也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反驳该证据的真实性。因此，该证据可以作为该院认定事实的依据，故该院依法以此认定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所欠货款数额为408190.11元，佳品堂公司主张欠款数额中的超出对账中所记载的数额部分，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作为天津红孩子公司的分支机构，虽已被依法注销，但其注销前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天津红孩子公司承担，故佳品堂公司要求天津红孩子公司承担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债务的起诉，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佳品堂公司主张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由于佳品堂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证据，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应当支付货款的期限，该院认定双方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且约定付款期限不明，视为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因此，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但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至今未付，系违约行为，除应当支付所欠货款外，仍应支付所欠货款的利息损失，故佳品堂公司主张利息损失起算日期及计算标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不持异议。天津红孩子公司的抗辩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天津红孩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佳品堂公司支付货款四十万八千一百九十元一角一分，并支付利息（自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起至货款四十万八千一百九十元一角一分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佳品堂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天津红孩子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主要是：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佳品堂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天津红孩子公司拖欠货款的事实，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入库单、退货单、对账单等不具有证明力，不应被采信。故在佳品堂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二、一审判决在证据的审核认定上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佳品堂公司提交的不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予以采信，导致判决结果严重不公，侵犯了天津红孩子公司的合法权益。
天津红孩子公司认为邱×系北京汇佳品商贸有限公司员工，而天津红孩子公司已解除了与该公司的合作关系，因此该公司与天津红孩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员工邱×的证言可信度极低，不应被采信。
对佳品堂公司提交的入库单、退货单，天津红孩子公司认为不具有真实性，并提交了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处出具的查询结果表证明签字人不是天津红孩子公司工作人员。此时举证责任应转移到佳品堂公司一方，但法院仅根据不具证明力的邱×证言认定其真实性。
所谓的对账单签字人闫××在签认时已从天津红孩子公司处离职，其无权签署对账单，其行为非职务行为，且其与天津红孩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天津红孩子公司也不存在法务马×，故天津红孩子公司认为该对账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系闫××与佳品堂公司串通损害天津红孩子公司利益，不应采信。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判决违背客观存在的事实，判决天津红孩子公司支付货款，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佳品堂公司该项诉讼请求。
佳品堂公司同意一审判决，其针对天津红孩子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一审过程中，佳品堂公司提交了双方之间业务往来的相关票据、天津红孩子公司出具的变更通知函和收货凭证、天津红孩子公司员工出具的结款单据、天津红孩子公司员工的录音、天津红孩子公司员工向佳品堂公司出具的名片等证据，能够证明天津红孩子公司欠付货款的事实，欠款事实充分。二、佳品堂公司提交的书证、物证及证人证言，均在法庭予以质证，具有相应的证明效力。天津红孩子公司在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否定佳品堂公司所述事实的情况下，其认为佳品堂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具证明效力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核实证据、适用法律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本院审理过程中，天津红孩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
证据1、国内特快专递详情单；
证据2、劳动合同解除通知函；
证据3、授权委托书。
天津红孩子公司以证据1、2证明其于2012年9月25日已解除与闫××的劳动关系，故闫××在2013年出具的对账单对其没有约束力；以证据3证明自2013年1月1日起闫××已在其他公司工作。
佳品堂公司对天津红孩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称该详情单不能证明邮寄的文件内容，且没有寄出日期和邮戳，不能证明已被邮政部门收寄和妥投，此外，收件地址是否是闫××的地址，天津红孩子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称该函上没有加盖公司印章，签收人处没有做任何标注；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称该授权委托书中，受托人闫××的工作单位和职务是空白，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和日期，不符合正常的授权委托书格式，是否是闫××本人签署也无法判断，相关公司应派人出庭说明，且有委托关系不必然具有劳动合同关系。
本院审理过程中，佳品堂公司提交两张增值税发票作为二审新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供货关系、进行过结付款的客观事实。天津红孩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称其并没有否认双方存在业务关系。
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天津红孩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天津红孩子公司关于上述证据没有在一审提供之原因的陈述，即：因其员工变动频繁，一审时没有找到，表明这些证据在本案一审期间即已存在，并非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此三份证据均不属于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其次，证据1中没有载明投寄日期，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根据该详情单，无法认定该邮件已由邮政部门收寄和是否妥投；证据2系天津红孩子公司自行出具，且上面没有加盖公司印章；证据3中，受托人闫××的工作单位和职务以及签署日期处均为空白，且没有委托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以上表明，该三份证据在形式上均存在瑕疵，同时考虑天津红孩子公司所称的该证据在一审没有提供的原因不具有说服力，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判定。第三，天津红孩子公司以该三份证据意欲证明其与闫××之间已于2012年9月25日解除劳动关系，并由此说明闫××在2013年出具的在案对账单对其没有约束力。对此，本院认为，即使天津红孩子公司所称的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存在，仅此也不足以否定闫××所签署的在案对账单内容的客观真实性，而该对账单反映的欠款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是本案的核心焦点问题。对于该焦点问题，不仅要考虑对账单，而且要结合本案的审理情况进行综合判定，故该三份证据亦缺乏与本案直接、必然的关联。综上，天津红孩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
对佳品堂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虽可确认，但佳品堂公司以该证据所要实现的证明目的是双方存在业务关系，而双方存在业务关系乃本院审理中双方已无争议的事实，并非本案的焦点问题，同时该证据亦并非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故综上，本院对佳品堂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亦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审理过程中，对于本案佳品堂公司主张的自2011年11月29日至2012年9月15日期间的货款，天津红孩子公司称根据其内部财务系统显示，认可欠佳品堂公司货款数额为107261.55元。对此，有天津红孩子公司向本院所作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佳品堂公司与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作为隶属于天津红孩子公司的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于2014年1月7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其注销前的涉案债务依法应由天津红孩子公司承担。根据天津红孩子公司的上诉理由以及本案的审理情况，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闫××为佳品堂公司出具的在案对账单能否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依据。
对于在案对账单的签字人闫××，天津红孩子公司在一审中称无法核实其是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员工。本院审理中，天津红孩子公司又认可闫××是天津红孩子北京公司员工，且对对账单上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未持异议，据此，本院认为，在天津红孩子公司对其关于闫××与其存在利害关系、闫××与佳品堂公司串通损害其利益的上诉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供推翻该对账单所载内容之相应证据的情况下，仅根据其二审提出的闫××出具该对账单时已从公司离职一节，如前所述，并不能否定该对账单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此外，根据佳品堂公司在一审提供的可以采信的入库单、退货单及证人证言等在案证据，可以佐证该对账单内容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天津红孩子公司虽然对佳品堂公司所提供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推翻。
综上，根据佳品堂公司提供的在案证据以及本案的审理情况，闫××为佳品堂公司出具的在案对账单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可以采信，其中载明的应结货款数额可以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依据。天津红孩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千九百二十二元（北京佳品堂食品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北京佳品堂食品有限公司负担七百一十三元（已交纳），由天津红孩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七千二百○九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财产保全费二千七百三十元（北京佳品堂食品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北京佳品堂食品有限公司负担二百四十六元（已交纳），由天津红孩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千四百八十四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千二百○九元，由天津红孩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春华
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
代理审判员 邵 普
二〇一五年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万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