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望民初字第01966号
原告崔连成。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望城区分公司，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迎宾大道。
负责人温泉，经理。
委托代理人钟志鹏，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毅农，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线公司长沙分公司望城区分公司办公室主任。
原告崔连成诉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望城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望城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连成、被告中国移动望城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钟志鹏、周毅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连成诉称：原告与被告在2014年3月16日签订了一份移动业务受理单，该单是被告打印好的，原告只需在该业务单上签字即可。在该份移动业务受理单中，被告一再称原告在被告处购买3G智能手机，且原告也确实在被告处拿到了手机。但直到现在，原告也没有拿到被告应给原告开具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购货凭证。原告对所购手机的型号、规格、性能及应该得知的相关知识等都是不完全知情的。原告认为，被告的这种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的规定；在消费者知情权方面，被告的这种行为同样违反了上述法律中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的规定。
2015年7月30日，在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违法乱收流量费的案件中，被告通过中国移动长沙分公司向天心区法院提交了证据“移动业务受理单”。被告提供的这份“移动业务受理单”上盖有公章，但原告手中的“移动业务受理单”上却没有加盖公章。原告在签字时就提出要加盖签约公章，但被告方拒绝。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被告向原告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原始购手机凭证；2、被告就原告持有的移动业务受理单无签约公章向原告做出书面解释并道歉；3、被告赔偿原告误工损失费300元；4、被告承担本次诉讼费。
被告中国移动望城分公司辩称：1、2014年3月16日，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移动业务受理单实质是一份预存话费赠送手机的合同，相关的3G智能手机并非原告所购买，而是被告给原告赠送的赠品，相关的购机优惠协议被告已经如约履行，原告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2、移动业务受理单上有无盖章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也没有违反相关规定；3、关于误工费，原告没有举证证明，被告也没有侵权和违约的行为，无需赔偿原告损失。
原告崔连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4年3月16日签订的移动业务受理单，拟证明手机是原告购买的。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该受理单上有购买手机的文字描述，但购买手机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移动业务受理单上记载的终端串号和原、被告签订的购机优惠促销服务协议上记载的手机串号是一致的，而且办理业务手机的号码、串号以及办理业务的姓名、缴纳的金额均是一致的，足以证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交话费送手机。
被告中国移动望城分公司为支持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原、被告于2014年3月16日签订的《合约计划购机优惠促销服务协议》，拟证明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原告预存498元话费,送华为5113G智能手机，该台手机也就是原告在起诉状中所称的手机。
证据二、（2015）天民初字第3172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及崔连成的起诉状，拟证明原告在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是认可双方签署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存话费送手机的促销活动。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认为，合约计划购机优惠促销服务协议是原告签的，该协议上载明的是存话费送手机，但是移动业务受理单上写的是购手机送话费，两者互相矛盾；对证据二认为，原告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是原告依据合约计划购机优惠促销服务协议起诉被告的，认为被告违反了促销服务协议的约定，协议中没有约定流量费可以从话费中扣除，但是被告从话费中扣除了流量费，所以起诉解除合约。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一份证据，被告对其三性均无异议，且该份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但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即合约计划购机优惠促销服务协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该份证据不能到达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交的两份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两份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本院对该两份证据均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2014年3月16日，原告前往被告中国移动望城分公司望城中心服务厅交话费时，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向原告介绍移动公司现有存话费送手机的活动。经协商，原告与被告的上级机构中国移动湖南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签订一份《合约计划购机优惠促销服务协议》。该协议约定：一、崔连成自愿参与本次活动所选择的手机型号为华为511，手机机身串码为861800002262112，对应的手机号码为139××××8569；二、崔连成自愿支付人民币498元，其中购机款0元，用于分月返还的预存话费402元，可自由消费的预存话费96元。具体要求如下……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纳498元，被告向原告交付一台全新的华为511手机，并向原告出具了编号为32301663的《湖南省地方税务局预收款专用凭据》，该凭据记载：手机号码139××××8569，客户名称崔连成，预存活动存入96元，预存活动存入402元，合计498元。业务办理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份《移动业务受理单》，该受理单载明：手机号码139××××8569，客户姓名崔连成，业务类型：购3G智能手机，送498元话费（保底28）。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该份《移动业务受理单》上没有加盖被告的公章。被告对此解释，《移动业务受理单》分正本和复制本，被告只在正本上加盖公章而没有在复制本上加盖公章。正本由被告自己持有，而将复制本出具给原告。同时，被告认为业务受理单是否加盖公章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另查明，原告认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违反了上述《合约计划购机优惠促销服务协议》的约定，于2015年7月31日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终止双方签订的《合约计划购机优惠促销服务协议》，并赔偿原告损失等。原告在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认可上述其所交的498元为预存话费。
本院认为，一、原告要求被告出具购手机凭证的问题。上述《合约计划购机优惠促销服务协议》与《移动业务受理单》实为同一份合同。《移动业务受理单》中载明，被告提供的业务类型为购3G智能手机，送498元话费，而《合约计划购机优惠促销服务协议》第二条约定，崔连成支付的购机款为0元，其自愿支付的498元，均为预存话费，其中用于分月返还的预存话费为402元，可自由消费的预存话费为96元。两者相互矛盾。但原告向被告交纳498元后，被告向其出具的收款收据中载明的是预存话费；原告崔连成在另案诉讼中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也认可其上述所交纳的498元为预存话费而非购机款；原告也没有为本案所涉手机另行支付购机款。因此，原告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签订的《合约计划购机优惠促销服务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存话费送手机”，而非“购手机送话费”；被告向原告交付的华为311手机，系原告预存498元话费后赠送给原告的。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原始购手机凭证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原告要求被告就《移动业务受理单》没有加盖公章作出书面解释并道歉的问题。被告认可没有加盖公章的移动业务受理单确系其出具，并在庭审中对移动业务受理单没有加盖公章予以了说明。同时，被告没有在移动业务受理单中加盖公章，并未对原告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就《移动业务受理单》没有加盖公章作出书面解释并道歉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不予支持。
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误工损失300元的问题。原告认为因被告的上述不当行为而导致其向法院起诉，从而耽误工作造成了误工损失300元。如前面所述，原告的前两项诉讼请求因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不能获得支持，且原告也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误工损失。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误工损失3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崔连成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崔连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潘智慧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代理书记员 肖 娜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