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商终字第1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福桥。
委托代理人：张庆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作全，山东兴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邬可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昌虎。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宗福，山东天地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孙洪涛。
原审第三人：郭海洋。
委托代理人：郭国良，男，汉族，1974年6月25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刘冬敏。
原审第三人：刘尊苓。
委托代理人：曹平，男，汉族，1969年5月1日出生。
上诉人张福桥因与被上诉人邬可军、王昌虎，原审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菏商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福桥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庆生、周作全，被上诉人邬可军、王昌虎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宗福，原审第三人郭海洋的委托代理人郭国良，原审第三人刘尊苓的委托代理人曹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孙洪涛、刘冬敏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邬可军、王昌虎一审诉称：2007年1月份，两原告与张福桥共同组建设立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泽公司），由于两原告常年在上海做生意，决定由张福桥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所有出资均为两原告所出，张福桥未出资。在进行工商登记时，为了让张福桥成为法定代表人，由其持公司40%股份，两原告各持30%股份。公司成立后在巨野县青年路西头聊商路西征地60亩，建设了办公楼和生产车间，购进了设备。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公司停止生产经营后，两原告都回到了上海，公司闲杂事务由张福桥料理。2013年，上海电子产品行情好，两原告回巨野县准备重新生产经营，发现公司的空闲地已经基本建满，到工商局查询得知，张福桥于2009年2月16日私自将王昌虎名下的300万元股份转到了其自己名下，于2010年3月17日将公司所有股份全部转让给第三人。两原告作为公司的实际出资股东，对公司被张福桥全部卖了的情况一无所知。邬可军与第三人根本不认识，更不知道第三人接受邬可军的股份，显然第三人与张福桥是恶意串通侵害原告权益，张福桥与第三人都有明显过错。请求：1、确认2009年2月16日张福桥私自制作的辰泽公司原股东决议和与王昌虎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与第三人私自制作的辰泽公司原股东决议，张福桥与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邬可军与第三人刘冬敏、刘尊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无效；3、诉讼费用由张福桥承担。
张福桥一审辩称：一、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及诉讼请求第二项前半部分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二、原告诉讼请求第二项后半部分有公司印章及张福桥签字，股权转让有效。三、原告诉状有诸多不实之处。比如公司登记后没有征地，开始只是租赁土地，王昌虎股权转让是经过邬可军和王昌虎同意，让张福桥代为办理的。将公司资产予以出让，邬可军本人是同意的，邬可军还把公司的部分资产让邬长安拉回家。股权转让不存在张福桥和第三人串通之事，均是进行了充分沟通。租赁土地变为出让土地，均是由第三人出资，原股东对土地款项没有任何出资。
刘冬敏、刘尊苓一审述称：2009年6月，辰泽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福桥和刘冬敏、刘尊苓联系，说该公司因经营不佳倒闭，现有20亩国有出让土地和3000平方米的厂房要出售。刘冬敏、刘尊苓到现场考察后发现，本宗土地共计30亩，其中10亩已经被张福桥卖给了别人，国有土地证尚在办理中，还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经中间人郭国良两个多月的中间商谈，刘冬敏、刘尊苓考虑到土地升值的空间，就同对方签订了土地及房屋转让合同，甲方（出让方）为辰泽公司，乙方（受让方）为孙洪涛。合同约定土地及地上所有建筑物、附属物转让总价款为500万元，出让方负责把土地使用证变更至受让方名下，所有税费由出让方承担。出让方不想交纳这些税费，就和刘冬敏、刘尊苓协商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变相将土地转让给刘冬敏、刘尊苓。经张福桥反复劝说，刘冬敏、刘尊苓同意由张福桥具体办理，费用仍由张福桥出。当时张福桥通知所有新股东到政府行政服务大厅去签字，刘冬敏、刘尊苓拿着本人的身份证，经工商人员核查身份后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了字。刘冬敏、刘尊苓签完字后，张福桥称办完营业执照后他给刘冬敏、刘尊苓送去。后来张福桥把办理好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的所有手续送给刘冬敏、刘尊苓，刘冬敏、刘尊苓把剩余的300万元支付给了张福桥。交接完后，邬可军安排邬长安把厂房内的所有设备和办公家具全部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拉走了。第三人接手辰泽公司后，在原厂地投资3000余万元，建设了展厅经营汽车及家具业务。
孙洪涛、郭海洋一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陈述意见。
原审法院查明：2007年1月8日，张福桥、邬可军、王昌虎做出辰泽公司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本公司章程；张福桥以货币出资400万元，邬可军以货币出资300万元，王昌虎以货币出资300万元；选举张福桥为执行董事兼任经理，邬可军为监事。庭审中，邬可军称知道该决议内容，不清楚是谁代其在决议上签了名，王昌虎认可该决议，称本人签名是其让张福桥代签的，两原告均称张福桥没有实际出资，张福桥也承认没有实际出资。
2009年2月16日，辰泽公司原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股东王昌虎退出股东会，股东王昌虎所持股份300万元全部转让给股东张福桥；转让后，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由新的股东会做相应的修改；出资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受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受方在享受股东股权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庭审中，张福桥称该协议上邬可军、王昌虎的签名是其征得二人同意后代签的，邬可军、王昌虎均称对该决议不知情。
2009年2月16日，王昌虎与张福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原股东和现股东研究决定，股东王昌虎所持股份300万元全部转让给股东张福桥；受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公司受让后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庭审中，张福桥认可该协议上王昌虎的签名是其代签的，王昌虎称对该协议不知情，也不认可，双方均认可该股权转让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
2010年3月17日，辰泽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决议事项为增加股东、股东退股和股权转让。决议主要内容：1、同意张福桥和邬可军退出股东会，增加新股东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同意股东张福桥将其所持股份700万元分别转让给孙洪涛200万元，郭海洋400万元，刘冬敏100万元；邬可军将其所持股份300万元分别转让给刘冬敏100万元，刘尊苓200万元。2、股权转让后，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由新股东会作相应的修改。3、出资转让后，同意转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公司开办以来至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合理费用。4、受让方支付股款后，按其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张福桥在该决议上签了名。庭审中，张福桥称该决议上邬可军的签名是其征得邬可军同意后代签的，邬可军表示对该决议不知情，也不认可。
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作为转让方与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1、转让方张福桥将其股份700万元分别转让给孙洪涛200万元，郭海洋400万元，刘冬敏100万元，受让方同意接受；2、受让方受让上述股份后，由新股东对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3、受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公司受让后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4、转让之前，转让方按其在公司出资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转让之后，受让方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协议一式五份，立约人各执一份，一份报工商机关。张福桥、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分别在该协议上签了名。
2010年3月17日，邬可军作为转让方与刘冬敏、刘尊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1、转让方邬可军将其股份300万元分别转让给刘尊苓200万元和刘冬敏100万元，受让方同意接受；2、受让方受让上述股份后，由新股东对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3、受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公司受让后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4、转让之前，转让方按其在公司出资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转让之后，受让方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本协议一式四份，立约人各执一份，一份报工商机关。刘冬敏、刘尊苓分别在该协议上签了名。庭审中，邬可军称不认识刘冬敏、刘尊苓，对该协议不知情，更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名；刘冬敏、刘尊苓述称，她们签名后将该协议交给了张福桥，不清楚是邬可军本人签的名还是张福桥代签的；张福桥称邬可军的签名是其征得邬可军同意后代签的。
2010年3月19日，辰泽公司的工商登记中股东变更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法定代表人由张福桥变更为孙洪涛。2010年7月16日颁发的巨国用（2010）第D07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土地使用权人为辰泽公司，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取得价格为267.6万元，颁证日期为2010年7月16日。
2009年11月20日，张福桥出具收条。收条上记载“今收到孙洪涛土地房产款预交订金200万元”。庭审中，刘冬敏、刘尊苓述称共向张福桥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张福桥认可收到了刘冬敏等四人500万元股权转让款。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两原告要求确认2009年2月16日、2010年3月17日辰泽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原审法院认为，股东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应以公司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股东对公司决议提起确认效力之诉，应由不服公司决议的股东以公司为被告提起无效或者撤销之诉，公司股东以公司其他股东为被告，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无效，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亦无诉的利益，为不合法之诉，依法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依法向两原告进行了释明，建议其撤回要求确认两份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请，另行起诉公司。两原告明确明示不撤回，并申请追加辰泽公司为共同被告。原审法院认为，在确认股东会决议效力之诉中，公司和股东不能作为共同被告，故对于原告的追加申请不予准许，两原告可另行起诉公司。
关于2009年2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该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为王昌虎，受让方为张福桥，内容为王昌虎将其持有的辰泽公司股份300万元全部转让给股东张福桥。王昌虎表示对该协议不知情，且上面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也没有收到股权转让金。张福桥称该协议上王昌虎的签名是其征得王昌虎同意后代其签的，但未能提供王昌虎授权其签名的证据，故对张福桥的主张不予支持。在王昌虎不知情的情况下，其股权已被转让，且王昌虎亦没有收到股权转让的对价，该协议明显侵犯了王昌虎作为辰泽公司股东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在该次股权转让中，张福桥显然无权处置王昌虎的股权，王昌虎对该股权转让协议不予追认，且明确要求确认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因此，应当确认2009年2月16日王昌虎与张福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关于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与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转让方张福桥所转让的股份700万元中包括王昌虎300万元的股份。因张福桥在王昌虎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王昌虎300万元的股份转到自己名下，前述已经确认王昌虎与张福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该次转让的基础不合法。其次，邬可军、王昌虎作为辰泽公司的股东，均表示对该股权转让协议不知情，张福桥没有证据证明该次的股权转让已经通知了邬、王二名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张福桥没有证据证明该次转让征得了邬可军、王昌虎的同意，且邬可军、王昌虎明确表示对该次转让不知情，亦不认可。综上，应当确认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与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关于2010年3月17日邬可军与刘冬敏、刘尊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邬可军作为转让方，刘冬敏、刘尊苓作为受让方，邬可军将其持有的300万元股份转让给刘尊苓200万元，刘冬敏100万元。邬可军明确表示该协议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也没有收到股权转让款。刘尊苓、刘冬敏称该协议是她们二人签好名后将协议交给张福桥，邬可军的签名是谁签的不知道。张福桥认可该协议上邬可军的签名是其代签的。作为股权转让的双方，应对股权转让的事宜进行沟通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邬可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股权被张福桥签字转让，张福桥没有证据证明该次转让征得了邬可军的同意，且邬可军并没有收到股权转让金，其作为辰泽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显然受到了损害。综上，应当确认2010年3月17日邬可军与刘冬敏、刘尊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关于张福桥辩称的股权转让均是征得两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做出的，但张福桥未能提供征得两原告同意的证据，且两原告均不认可，故对其辩称理由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被确认为无效后，张福桥应返还其收到的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的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时恢复张福桥、邬可军、王昌虎作为辰泽公司的股东的身份。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09年2月16日王昌虎与张福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确认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与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邬可军与刘冬敏、刘尊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三、张福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时恢复张福桥、邬可军、王昌虎作为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的身份；四、驳回邬可军、王昌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张福桥负担。
上诉人张福桥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张福桥在是征得邬可军同意后转让公司股权的，并汇给邬可军550100元转让款，邬可军安排邬长安拉走放在公司的设备亦表明其认可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是有效的；2、张福桥和原审第三人协商购买土地和厂房的事实没有认定，原审第三人出资的500万元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缴纳土地出让金，一部分是原公司的厂房及其他建筑物的价值；3、张福桥和王昌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的，张福桥和王昌虎都是名义股东，没有实际出资，所以不向王昌虎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变更工商登记也是在邬可军的指示下办理的。二、原审判决程序违法。1、邬可军、王昌虎起诉时仅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主张无效以后如何处理，原审判决第三项超出了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2、张福桥作为原辰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取500万元，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和辰泽公司其他开支，属于履行职权的范围，判决让张福桥个人承担还款错误；3、诉讼费用计算错误，本案应当按件收取；4、应当追加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原审期间也曾申请追加，但原审法院未予追加。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至三项，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邬可军、王昌虎承担。
被上诉人邬可军、王昌虎二审答辩称：1、邬可军、王昌虎与张福桥共同设立辰泽公司，张福桥虽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没有出资，通过伪造股权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侵吞公司所有资产；2、既然是股权转让协议，理应由出让方和受让方商谈并签订合同，没有出让方的出面商谈，也没有出让方的授权委托，就是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郭海洋、刘尊苓二审陈述称：1、转让股权的本意是购买辰泽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由辰泽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最终协商的价格为500万元；2、张福桥为避免交纳土地转让税费而提出将辰泽公司转到第三人名下；3、曾到工商局核查辰泽公司的股权情况，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张福桥占股70%，为法定代表人，邬可军占股40%；4、办理手续时，全部股东都按工商局的规定由本人持身份证在工商局服务大厅经工商局人员审核、监督并签属股权过户手续，后来张福桥代为办理了营业执照；5、第三人付清了全部款项后，陆续投资近2000万元建设了展厅及生产用楼。综上，第三人在股权转让时尽到了应尽的注意义务，属于善意第三人，请求保护其合法权益。
原审第三人孙洪涛、刘冬敏未提出陈述意见。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存在以下争议焦点问题：一、2009年2月16日张福桥以王昌虎的名义与自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二、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以邬可军的名义与刘冬敏、刘尊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三、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与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四、原审判决第三项是否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
一、关于2009年2月16日张福桥以王昌虎的名义与自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张福桥以王昌虎的名义与自己签订协议，将王昌虎持有的辰泽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张福桥，张福桥虽然主张是征得王昌虎和邬可军的同意以后代替王昌虎签订的协议，但是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前获得授权，也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后获得追认，而王昌虎和邬可军亦当庭明确表示对该协议不予认可。因此，2009年2月16日张福桥以王昌虎的名义与自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二、关于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以邬可军的名义与刘冬敏、刘尊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张福桥以邬可军的名义与刘冬敏、刘尊苓签订协议，将邬可军持有的辰泽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刘冬敏、刘尊苓，张福桥虽然主张是征得邬可军的同意以后代为签订协议的，但是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前获得了邬可军的授权，也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后获得了邬可军的追认，邬可军亦当庭明确表示对该协议不予认可，而第三人刘冬敏、刘尊苓在签订协议时没有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仅是签名以后将协议交给张福桥，“和张福桥持身份证到工商局服务大厅经工商局人员审核、监督并签属股权过户手续”，没有审查张福桥有无代理权限及权限内容，也没有与邬可军进行沟通协商，所签协议中没有约定股权转让的价格，签订协议后亦没有将价款交付给邬可军。因此，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以邬可军的名义与刘冬敏、刘尊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三、关于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与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第一，该股权转让协议标的辰泽公司的700万元股权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张福桥原有的400万元股权及其受让的王昌虎的300万元股权。因为张福桥受让王昌虎股权的协议无效，所以，对于该7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王昌虎的300万元股权的部分，张福桥是没有处分权的。第二，就7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整体而言，张福桥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而应尽的义务。张福桥虽然主张是征得邬可军同意后代签了2010年3月17日的同意转让股权等内容的股东会决议，但是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前征得了邬可军、王昌虎的同意，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后取得了邬可军、王昌虎的追认，而且邬可军、王昌虎亦当庭明确表示不予认可，并请求确认2010年3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均为无效。第三，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作为股权受让人，在2010年3月17日分别与张福桥、邬可军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但是签订协议时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审查张福桥是否具备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合法前提，对于邬可军是否同意出让股权以及邬可军是否同意张福桥出让股权均没有能够审慎地审查，如前所述，仅是签名以后将协议交给张福桥，“和张福桥持身份证到工商局服务大厅经工商局人员审核、监督并签属股权过户手续”，始终未曾与邬可军沟通协商。因此，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虽然因该7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支付了一定的对价，也办理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但是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具备法律所规定的善意取得条件。因此，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与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四、关于原审判决第三项是否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本院认为，原审判决第三项的内容为“张福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时恢复张福桥、邬可军、王昌虎作为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的身份”，而邬可军、王昌虎一审期间的诉讼请求是确认2009年2月16日和2010年3月17日的辰泽公司原股东决议无效，确认张福桥、王昌虎等人之间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股权转让协议确认无效后的财产返还、恢复股东身份等问题应由相关当事人另行处理，并且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作为本案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本案中亦未行使财产返还的诉权。因此，原审判决第三项内容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范围，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菏商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四项，即：确认2009年2月16日王昌虎与张福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确认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与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邬可军与刘冬敏、刘尊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驳回邬可军、王昌虎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菏商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张福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时恢复张福桥、邬可军、王昌虎作为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的身份。
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均由张福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延华
代理审判员 康 靖
代理审判员 郑元文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路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