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31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1，女，1944年7月21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刘×1（张×1之夫），1942年1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2（张×1之女），1974年3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杜蓓蕾，北京市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2，男，1939年12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3（张×2之女），1969年10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崔开梅，北京市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3，女，1941年3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3（刘×3之女）。
委托代理人崔开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4，男，1996年8月21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张×2（张×4之祖父）。
委托代理人张×3。
委托代理人崔开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路×，女，1994年4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3（路×之母）。
委托代理人崔开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3，女，1969年10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崔开梅。
上诉人张×1因与被上诉人张×2、刘×3、张×4、路×、张×3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3）通民初字第05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1之法定代理人刘×1、委托代理人杜蓓蕾、被上诉人张×3并作为被上诉人张×2、刘×3、张×4、路×的委托代理人以及五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崔开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张×2、刘×3、张×4、路×、张×3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张×2与张×1系同胞兄妹关系，张×2与刘×3于1961年结婚，婚后一直与父母共同生活、共同居住于××51号院（以下简称51号）。张×1于1968年结婚，婚后一直居住在海淀区。51号内原有旧土房六间，1969年旧房因年久失修而倒塌，全家无处可居。随后，张×2、刘×3与父母张×5、张×6共同新建了灰房三间，当时是灰顶、土地面，张×2请人打的木门窗，亲手糊的纸顶棚和抹的内墙，三间灰房建成以后，一直由张×2夫妇与其父母共同居住。后因年久自然部分毁损，无法居住，1990年，张×2出资修缮并把灰房翻建成瓦房。2006年3月，张×2对三间北房大修，换新瓦、水磨石地面、塑钢门窗、刷墙、走电线、修下水道。2010年1月，张×2又对该房进行维护装修。51号内西厢房两间最初于1980年提出的建房申请，由张×2与张×5使用破旧建材共同新建，但该两间西厢房于1994年突然倒塌。当时张×2的一子一女均已成年，需房居住。张×2和刘×3于1995年春天出资，全部使用新建材重新建了二间西厢房。张×5于1990年去世。张×6于2000年去世。2001年1月，张×2与张×1在北京市通州区公证处办理了继承权公证，张×1声明放弃继承51号内房屋，该房屋由张×2继承。2012年3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1于2001年1月3日作出放弃继承51号房屋权利声明书的行为无效。张×1随后于2012年7月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诉求张×2向其返还51号房屋的拆迁利益，张×3、路×、张×4在各自受益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2008年，张×2、刘×3将西厢房公证赠与张×3。2010年，张×2、刘×3将北房东侧第一间公证赠与张×4。2010年，张×3将西厢房北侧第一间公证赠与路×。张×2、张×4、张×3、路×分别与北京市土地整理中心通州分中心签订了《北京市通州区运河核心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张×2、刘×3、张×4、路×、张×3认为，51号北房三间因张×2和刘×3屡次出资翻建、修缮、添附、管理等行为增加了房屋的实际价值，确保了使用旧材料进行翻建的房屋经过41年仍具有使用价值，并在拆迁取得较高的评估价值。故张×2依法定程序将三间北房中右起第一间赠与孙子张×4合法有效，张×2和张×4与北京市土地整理中心通州分中心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取得相应拆迁利益应受法律保护。51号的西厢房两间是在张×2的父亲张×5已去世、其母张×6无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由张×2和刘×3新建，属于自建房屋，应属张×2与刘×3的共同财产。张×2和刘×3按法定程序将两间西厢房赠与张×3，张×3将两间西厢房中的一间赠与其女路×，并与北京市土地整理中心通州分中心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取得相应拆迁利益应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张×2为51号内的房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本案的发生因拆迁利益而起，而非亲情使然，恳请法院兼顾法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家庭的伦理，社会公德，中国的传统与习俗等因素，依法判令：1.原51号房屋拆迁款中397569元归张×2、刘×3共同所有；房屋拆迁款中的397569元是张×5、张×6遗产；2.原51号置换面积31.82平方米归张×4所有，面积在北京市通州区××704号房屋，置换面积价值209693元；3.原51号置换面积22.95平方米归张×3所有，面积在北京市通州区××2001号房屋，价值约137700元；4.原51号置换面积23平方米归张×3所有，面积在北京市通州区××301号，置换面积价值150880元；以上各项金额合计约为1293411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张×1承担。
张×1辩称：一、51号的房屋产权登记在张×5名下，系张×2与张×1的父母张×5和张×6的遗产。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实行登记制度，登记的产权人即为不动产的所有人。根据法院调取的房产档案，2001年51号的房屋从张×5名下过户至张×2名下，过户的依据是继承，即51号的房屋原产权人登记是张×5，系张×5和张×6的遗产。双方自2010年以来的诉讼过程中，张×2从未对51号的房屋产权人为张×5、系张×5和张×6的遗产这一事实提出过任何异议，双方的争议一直是张×1放弃继承的行为是否有效。在另案张×1诉张×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的一审阶段，张×2提交的证据房屋权属证明，即自行证明诉争房屋原产权人为张×5。张×2带张×1作出放弃继承权的公证（北京市通州区公证处（2001）通证民字第0073号继承权公证书）亦认可诉争房屋系张×5和张×6的遗产。二、张×2、张×1在51号房屋翻建过程中出资出力是对父母建房的帮助。1969年翻建北房三间、1984年翻建西房两间、1995年翻建西房两间过程中，张×1夫妇均予以出资。即使张×2夫妇进行了出资出力，在父母在世的情况下，又将房屋产权登记在父亲名下，只能认定张×1夫妇、张×2夫妇是对父母建房的帮助。即使在张×5夫妇均去世后，张×2夫妇在拆迁前对房屋有修缮的情况，亦不能改变房屋的权属，而只能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明细表》，在房屋重置成新价，设备、装修及附属物补偿价上适当获得补偿。三、张×5、张×6夫妇生前从未立遗嘱。在双方先前长达两年的诉讼过程中，张×2从未提出过，并且张×2带张×1作出放弃继承权公证时（北京市通州区公证处（2001）通证民字第0073号继承权公证书），已明确表明张×5、张×6生前从未立遗嘱。根据《继承法》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张×6所患为慢性肝病，从1997年患病到2000年去世长达三年时间，完全可以订立书面或录音遗嘱，不存在非要订立口头遗嘱的危急情况。在法院已确认张×1放弃继承行为无效，张×1享有继承权的情况下，不排除张×2串通他人妄图以张×6有口头遗嘱为名，再次剥夺张×1的继承权。四、张×2处分51号房屋系无权处分行为，张×3、路×、张×4、刘×3均不符合善意第三人，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2001年1月，张×2私自带张×1作出放弃继承公证，其内容为张×1声明放弃继承权，遗产51号房屋由张×2继承，张×2据此将51号房屋过户至其名下。2008年，张×2将西房两间公证赠与其女张×3（2008京潞州内民证字第3483号），并过户至张×3名下；将北房一间公证赠与其孙张×4，并过户至张×4名下；2010年，张×3将西房北侧第一间公证赠与其女路×（2010京潞州内民证字第74号），并过户至路×名下。2010年4月，51号房屋拆迁，经评估：张×2拆迁房屋面积31.72平方米，拆迁补偿总额845873元；张×4拆迁房屋面积17.68平方米，拆迁补偿总额443191元；张×3拆迁房屋面积12.78平方米，拆迁补偿总额317935元；路×拆迁房屋面积13.5平方米，拆迁补偿总额335846元。四人分别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分中心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共获得拆迁补偿款845873元、拆迁补助费409076元及3个安置房购买名额。张×1于2010年得知上述放弃继承及过户事宜，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张×1放弃继承行为无效。经司法鉴定，张×1系限制行为能力人。2011年11月22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通民初字第5160号判决，判决张×1于2001年作出的放弃继承51号房屋权利声明书的行为无效。2012年3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01867号判决，维持原判。张×1放弃继承权的行为己由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张×1享有继承权，51号房屋在未分割前，由张×1与张×2共同所有。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无效；根据《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己经交付给受让人。张×3、路×、张×4、刘×3均不符合上述情形，不属于善意第三人，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综上，51号房屋产权登记在张×5名下，系张×2、张×1的父母张×5和张×6的遗产。张×2、张×1在51号的房屋翻建过程中出资出力是对父母建房的帮助。张×2先擅自带患精神分裂症的妹妹张×1作出放弃继承权公证，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获取巨额拆迁款。在法院判决放弃继承行为无效的情况下，又炮制所谓口头遗嘱，妄图再一次剥夺张×1的继承权。请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前后背景，本着公平公正原则判决本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5与张×6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共生育有子女二人，即张×2、张×1。张×2与刘×3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61年登记结婚，二人婚后共生育有子女二人，即张×3（已失踪）、张×3。张×4系张×3之子，路×系张×3之女。张×5于1991年去世，张×6于2000年去世。
张×5原有位于51号内老房六间。1968年，张×1因结婚离家搬至北京市海淀区居住，其再未回51号居住。1969年，张×2、刘×3搬至51号院内与张×5、张×6共同生活。后经过几次翻建，51号内有瓦房三间和西厢房两间，其中原西厢房两间于1994年8月倒塌，张×2、刘×3于1995年春新建西厢房两间。51号内的五间房屋原登记在张×5名下，2001年1月15日变更登记至张×2名下。2008年8月，张×2、刘×3将51号中的西厢房两间赠与张×3，后张×3于2010年1月将西厢房北侧第一间赠与路×。2010年1月，张×2、刘×3将51号中北房三间中的东侧第一间赠与张×4。
另查：2010年，张×2、张×4、张×3、路×分别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分中心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2010年5月，51号内的房屋被拆除。依照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张×2名下正式房屋建筑面积31.72平方米，房屋拆迁评估价845873元，拆迁补助费102211元，共计948084元。张×4名下房屋建筑面积17.68平方米，房屋拆迁评估价443191元，拆迁补助费及房屋重置成新补偿共计115922元。张×3名下房屋建筑面积12.78平方米，房屋拆迁评估价317935元，拆迁补助费及房屋重置成新补偿共计110084元。路×名下房屋建筑面积13.5平方米，房屋拆迁评估价335846元，拆迁补助费及房屋重置成新补偿共计110526元。其中，张×2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张×4、张×3、路×选择房屋定向安置补偿方式。其中，张×4原住房面积17.68平方米，置换面积31.82平方米，置换房屋为通州区××704室。张×3原住房面积12.78平方米，置换面积23平方米，置换房屋为通州区××301室。路×原住房面积13.5平方米，置换面积22.95平方米，置换房屋为通州区××2001室，该房屋登记在张×3名下。其中通州区××704室已经装修，由张×2、刘×3、张×4居住使用；通州区××301室已经装修，目前闲置；通州区××2001室未装修，目前闲置。
原审法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不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个人共有；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张×5原有位于51号内老房六间。在张×5、张×6、张×2、刘×3共同生活期间，经过几次翻建，51号内建有北房三间和西厢房两间。翻建房屋时，张×5、张×6年事已高。张×2、刘×3在与张×5、张×6共同居住期间，持续对房屋进行修缮、管理和添附，故应当认定张×2、刘×3对北房三间占有主要份额，以三分之二为宜；而张×5、张×6占有次要份额，以三分之一为宜。51号内原西厢房两间于1994年8月倒塌，张×2、刘×3出资于1995年春新建西厢房两间，故西厢房应属于张×2、刘×3的夫妻共同财产。
现51号已经拆迁，张×2、刘×3将北房东侧一间赠与张×4，该赠与行为所处理的财产份额未超过其享有所有权的范围，该赠与行为合法有效，故张×4取得该北房东侧一间所对应的拆迁利益。张×2、张玉真将夫妻共同财产西厢房二间赠与张×3的行为合法有效，故张×3取得该西厢房二间的所有权。后张×3将西厢房二间中北侧一间赠与路×，该赠与行为亦合法有效，故张×3、路×取得西厢房所对应的拆迁利益。依照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张×2名下北房两间的房屋拆迁评估价845873元，拆迁补助费102211元。因拆迁补助费对应的是在此实际居住的被拆迁人。现张×5、张×6均已去世，故张×5、张×6的遗产应为共有北房两间所对应的房屋拆迁补偿款的50%，其余50%为张×2、刘×3夫妻共同财产。现张×2、刘×3、张×4、路×、张×3主张原51号的房屋拆迁款中397569元归张×2、刘×3共同所有；房屋拆迁款中的397569元是张×5、张×6遗产的诉求，因其计算标准仅为房屋重置成新价，未考虑附属设施补偿，法院予以调整；张×2、刘×3、张×4、路×、张×3主张张×4、张×3、路×享受各自所有房屋对应的拆迁利益，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于2013年12月16日判决：一、确认原51号内北房两间对应的房屋拆迁补偿款的二分之一份额，即四十二万二千九百三十六元五角为张×5、张×6的遗产；二分之一份额，即四十二万二千九百三十六元五角为张×2、刘×3共有；二、确认原51号内北房一间对应的拆迁利益，即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七○四号房屋的置换面积归张×4所有；三、确认原51号内西厢房一间对应的拆迁利益，即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二○○一号房屋的置换面积归路×所有；四、确认原51号内西厢房一间对应的拆迁利益，即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三○一号房屋的置换面积归张×3所有；五、驳回张×2、刘×3、张×4、路×、张×3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张×1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一、51号内的五间房屋是张×5夫妇的遗产。二、西房两间于1984年建造时，张×1资助1000元，1994年西厢房屋顶坍塌后再建，张×1资助4200元。原判决无任何证据证明张×2、刘×3在翻建房屋过程中进行了出资。原审判决对张×1在历次翻建房屋过程中出资的事实认定不清，对历次翻建房屋的过程认定不清。三、不动产物权的变更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涉案房屋登记于张×5名下，历次翻建后仍然登记于张×5名下。房屋产权人为张×5，系张×5夫妇的遗产。原审判决仅仅以张×2、刘×3居住在51号为由，将涉案房屋五间中的四间判给张×2、刘×3所有，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张×5夫妇去世前后，涉案房屋并未分割，应由张×1与张×2共同所有。张×4、刘×3、张×3、路×均不是善意第三人，无权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及对应拆迁利益。四、原审判决显失公平。张×1系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司法鉴定确认系限制行为能力人。2001年1月，张×2私自带张×1作出放弃继承权公证，张×2据此将51号房屋过户至张×2名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01867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张×1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原审判决违背了人民法院公正审判的原则，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51号房屋及对应的拆迁利益是张×5、张×6的遗产。
张×2、刘×3、张×4、路×、张×3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土地房产所有证、房屋产权登记书、公证书、赠与合同、结婚证、户籍证明、死亡证明、社保证明、制药厂证明、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结果报告、拆迁补偿协议、选房意向确认单、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第九十四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根据原审和本院已查明的事实，张×2、张×1的父母张×5、张×6在诉争的51号内原有老房六间。张×1自结婚后未在该院居住。在张×2、刘×3与张×5、张×6共同居住51号期间，对原有老房进行了翻建、维护，形成了已被拆迁的北房三间和西厢房两间。原审法院根据房屋翻建时的客观条件和共同居住等情况，认为张×2、刘×3对于房屋翻建做出了主要贡献，使房屋的价值在翻建后远远大于翻建前的原有房屋。现房屋已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已经转化为对应的拆迁利益，故原审法院依据共有人对房屋增值贡献的大小，将上述房屋对应的拆迁利益划分了各自享有的份额，由张×2、刘×3享有北房对应拆迁利益的三分之二；张×5、张×6享有北房对应拆迁利益的三分之一；西厢房两间的对应拆迁利益由张×2、刘×3享有。原审法院对该拆迁利益份额的分配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张×1主张其在房屋翻建时出资，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给付张×5、张×6钱款是为了翻建房屋的特定目的，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由于张×2、刘×3已将北房一间赠与张×4，另北房两间为张×2、刘×3和张×5、张×6共有，各占百分之五十的份额，原审法院确定北房两间对应的拆迁补偿款中，张×5、张×6的遗产范围为该补偿款的百分之五十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张×1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220元，由张×2、刘×3、张×4、路×、张×3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6440元，由张×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静
代理审判员 胡新华
代理审判员 鲁 南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