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44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体峰，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晓，广东法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培海，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论，广东茂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彩珊，广东茂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樊体峰因与被上诉人邓培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樊体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24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
一、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8月2日的借条（以下简称借条一）的借款人是上诉人”是错误的。
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借过任何钱，被上诉人也未向上诉人支付任何的款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首先，2013年8月1日，被上诉人是向案外人何某的银行账户转入人民币50万元，从未向上诉人账户转账。其次，2013年8月2日上诉人从未在借条一签过名字，该借条是案外人何某向被上诉人出�的。之后，亦是案外人何某一直向被上诉人支付其利息。该债务到期后，何某找上诉人协商帮忙解决，因上诉人之前与何某有一起合作过生意，上诉人由于念旧情，出于义气，帮助其偿还一些债务，上诉人一共为为其偿还本金人民币293168元。因此，本案的事实是2013年8月1日案外人何某向被上诉人借款，该借款跟上诉人无关。
二、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10月23日的借条（以下简称借条二）系上诉人和案外人何某对借条一的债务的重新确认”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情况。
首先，2014年10月23日上诉人因资金困难向被上诉人借钱人民币40万元并与其签订了借条，但签订借条之后被上诉人因其自身原因并没有向上诉人给付过任何借款，上诉人也从未收到过上述款项，故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未成立。原审法院仅以案外人何某的证言推断借条二的性质是借条一�重新确认，系明显错误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法举证原则，原审法院直接根据案外人何某的单方证词认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主观上的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三、上诉人并非本案借款的债务人，没有义务归还借款，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偿还本患显然适用法律错误。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本案的主体系发生在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何某之间，与上诉人没有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却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借贷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
其次，再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上诉人从未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任何借款，被上诉人在一审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向上诉人支付借款，故借条二的法律效力并未生效。
最后，《民事证据规则》明确提出了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证据认定的要求，对形式有瑕疵的“借条”，出借人应对款项给借款人承担举证责任。另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有款项支付行为的情况下，让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人民币40万借款责任，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邓培海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014年10月23日的借条是双方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借条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为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邓培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00元；2、判决被告自2015年3月1日起按月息2.5%支付利息给原告，直至被告将借款还清（暂计至2016年1月31日，被告应归还利息为人民币1100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日，原告向案外人何某的银行账户转入人民币50万元。2013年8月2日，被告与案外人何某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中写明原告向被告与案外人何某出借借款人民币50万元、月息2.5%（即每月归还人民币12500元，还息时间为次月1日），借条中约定了借款期限为自2013年8月1日起的一年内归还本息，借条中还约定了被告与案外人何某对债务各承担人民币25万元，借条中的借方签名处有被告与案外人何某的亲笔签名。案外人何某在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向原告支付了每月的月利息人民币12500元。2014年10月2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条中写明原告向被告出借借款人民币40万元、月息2.5%（即每月归还人民币10000元，还息时间从12月1日开始），借条中约定了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11月1日起的一年内归还本息，被告以借方名义在借条上，案外人何某以见证人的身份在借条上签名。被告通过案外人黎x分别于2014年8月15日、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2月1日、2015年1月4日向原告的银行账户转入人民币20000元、人民币165500元、人民币18734元、人民币16000元，案外人黎某均在以上转账时注明“442000800樊体峰”。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案外人何某作为原告的证人称，其与案外人黎x合作成立深圳市xxxx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在该公司负责销售和研发。经法庭询问，2013年8月2日，证人与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0万元，原告已向证人和被告支付该笔借款，借款用途为公司经营。该笔借款每月的利息是人民币12500元，�证人与被告共同偿还，证人从2013年9月到2014年7月份一直支付每月的月利息。由于证人在2014年10月左右退出xxxx公司的经营，双方便协商所有的债权债务由被告承担，并于2014年10月23日跟原告重新签订了借条，将尚欠原告的人民币40万元的债务再次以借款的形式由被告向原告承担，证人作为见证人在借条上签名，该份借条上的人民币40万元并未转账给被告或证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是案外人何某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及其证言的效力问题；二是原告向被告和案外人何某的第一次借款是否真实有效；三是原、被告于2014年10月23日签订的借条的性质；四是被告通过案外人黎x向原告银行账户转入的款项的性质。
关于案外人何某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及其证言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该法条中的个人是指当事人之外的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案外人何某虽然在原告提供的第一份借条中是借款人，但他并非本案中的当事人，故其具备证人的资格。至于其证言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何某的证言在与其它证据互相印证的情况下是可以采信的。
关于原告向被告和案外人何某的第一次借款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2013年8月1日，原告向案外人何某的银行账户转入人民币50万元。次日，被告与案外人何某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中的借方签名处有被告与案外人何某的亲笔签名。被告虽然否认该份借条上的签名，但并无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反驳及申请笔迹鉴定，故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被告与案外人何某向原告出具借条且原告已将借条上的出借金额转入案外人何某（出借人之一），而结合证人何某陈述其依约向原告给付月利息的证言和原告提交的户口历史交易明细上的信息，故原告认为被告和案外人何某于2013年8月1日向其借款并原告已经交付了借款金额的主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关于原、被告于2014年10月23日签订的借条的性质问题。被告认为原告没有实际向其交付借款而主张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成立。根据证人何某的证言可知，证人何某与被告于2013年8月1日向原告借款后，由于证人在2014年10月份左右退出xxxx公司的经营，故证人与被告协商所有的债权债务由被告承担，包括证人何某与被告于2013年8月1日向原告借款的债务，并于2014年10月23日跟原告重新出具借条，将尚欠原告的人民币40万元的债务再次以借款的形式由被告向原告承担。虽然被告否认证人的证言，但被告并无相应的证据。因此，原、被告于2014年10月23日签订的借条实质是对被告和案外人何某于2013年8月2日借款的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借条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自愿重新达成的。此时，经过原、被告及证人何某三方一致协议同意，何某退出原、被告及证人何某三人之间关于人民币5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剩余人民币40万元债务由被告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的规定，在被告于2014年10月22日向被告归还了人民币10万元本金后，被告将其与证�何某对原告所负的剩余债务共计人民币40万元重新出具借条，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该借条的金额认定为后期借款的本金。因此，原、被告于2014年10月23日签订的借条的性质为案外人何某退出5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而由被告向原告承担被告和案外人何某的剩余债务人民币40万元。
关于被告通过案外人黎x向原告银行账户转入的款项的性质。首先，被告通过案外人黎x分别于2014年8月15日、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2月1日、2015年1月4日向原告的银行账户转入人民币20000元、人民币165500元、人民币18734元、人民币16000元，被告认为以上转账金额均是其替证人何某偿还50万元借款的本金。但是，原告认为，第一笔款项是50万元借款中的2014年7月份的月利息，第二笔款项是10万元本金和人民币50万元借款的三个月的月利息（人民币12500元×3个月，月份为2014年8、9、10月）、被告预付第二张借条中人民币40万元借款的2014年11月份的月利息，第三笔款项是人民币40万元借款中的2014年12月份的月利息1万元和房租水电费共计人民币8734元，第四笔款项是人民币40万元借款中的2015年1月份的月利息1万元和房租水电费共计人民币6000元（因为被告有退部分房子故此费用减少）。
再者，证人何某称，其从2013年9月到2014年7月份一直支付50万元借款的月利息，之后的月利息由被告支付，并且其与案外人黎x合作成立深圳市xxxx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后来搬到原告的鸿业工业园2栋五楼，每月的房租水电大概人民币8000元。证人何某所述事实与原告提交的借条、账款交易明细、事件详细信息、户口历史交易明细、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等证据互相印证，故一审法院对证人何某的证言予以采信。因此，在扣除被告向原告缴纳的房租水电费后，被告通过案外人黎x向原告银行账户转入的款项与被告应向原告偿还的月利息数额基本相符，故被告通过案外人黎x向原告银行账户转入的款项的性质如下：第一笔款项是50万元借款中的2014年7月份的月利息，第二笔款项是10万元本金和人民币50万元借款的三个月的月利息（人民币12500元×3个月，月份为2014年8、9、10月）、被告预付第二张借条中人民币40万元借款的2014年11月份的月利息，第三笔款项是人民币40万元借款中的2014年12月份的月利息1万元和房租水电费共计人民币8734元，第四笔款项是人民币40万元借款中的2015年1月份的月利息1万元和房租水电费共计人民币6000元。此外，被告还认为其于2015年2月2日向原告偿还了人民币12700元本金，但原告辩称其只收到了2015年2月份的月利息人民币1万元。因被告并无书面证据证明该笔金额，结合被告每月须向原告支付月利息1万元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于2015年2月向原告支付的是月利息人民币1万元。
因此，被告于2014年10月23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后，依约向原告支付月利息到2015年2月。至今，被告尚欠原告借款人民币40万元本金未支付，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责任。故原告主张被告归还欠款人民币40万元和利息的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因原告主张被告应按月息2.5%支付月利息，该利息主张已超过年利率24%，故被告应以人民币4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自2015年3月1日计至判决指定支付之日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樊体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邓培海人民币400，000元；二、被告樊体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邓培海利息（利息以人民币4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自2015年3月1日起计至判决指定支付之日止）。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9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4，450元，由樊体峰承担。如樊体峰能按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时上诉人樊体峰否定2013年8月2日《借条》上其签名和指模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庭审时向其行使释明权，询问其是否申请司法鉴定，其代理人回答：“庭后向被告核实后再看是否需要申请鉴定”，此后，樊体峰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
本院认为，上诉人樊体峰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经法院释明后未提交司法鉴定申请，应视为其放弃了申请鉴定的权利，其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提交鉴定申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许可，本院对2013年8月2日《借条》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两份《借条》、证人何某的证言、案外人黎x代上诉人樊体峰还款的转账记录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邓培海将借款支付给案外人何某及上诉人樊体峰，并由当事人协商一致由樊体峰承担债务的事实，一审法院判令樊体峰偿还债务并无不当。樊体峰关于2013年8月2日的《借条》并非其本人签名以及2014年10月23日的《借条》载明款项邓培海并未支付等上诉理由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樊体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雪 梅
审 判 员 侯 巍 林
代理审判员 陈 俊 松
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胡谈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