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10民终4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山市徽州区四方脚手架经营部，住所地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新时代建材市场22幢8号。
经营者：仇子坚，男，197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立峰，安徽金天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阿芳，女，197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务工，住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勇，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丽丽，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国华，男，195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歙县，
上诉人黄山市徽州区四方脚手架经营部（以下简称四方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吴阿芳、汪国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2017）皖1002民初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方经营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判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吴阿芳、汪国华负担。事实与理由：1.四方经营部与汪国华之间系承包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也是汪国华；2.事故责任不能直接等同于侵权责任，一审认定的汪国华的责任比例过重。
吴阿芳辩称：四方经营部的上诉意见不属实，汪国华与四方经营部之间是雇佣关系，肇事车辆亦是仇子坚所有。
汪国华辩称：同意四方经营部的上诉意见。
吴阿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汪国华、四方经营部赔偿吴阿芳各项损失246634.83元【其中：1.医疗费171607.1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80元、营养费2400元，合计175187.19元，交强险内赔偿10000元，余额按责任比例赔偿132149.75元；2.残疾赔偿金98785.65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8752.05元）、精神抚慰金6500元、误工费36256.8元、护理费13706.4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156248.85元，交强险内赔偿110000元，余额按责任比例赔偿36999.08元；3.车辆损失1000元，在交强险内赔偿；4.鉴定费1486元。以上合计应赔偿291634.83元，扣除汪国华、四方经营部已支付的45000元，汪国华、四方经营部尚需赔偿246634.83元】；2、诉讼费由汪国华、四方经营部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13日16时35分，汪国华驾驶无号牌机动车类正三轮轻便摩托车沿屯溪区梅林大道由北往南驶至梅林大道与齐云大道交叉口时，与前方吴阿芳驾驶的无号牌两轮电动车发生刮碰，造成吴阿芳受伤、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吴阿芳即被送往黄山首康医院住院治疗，而汪国华则驾驶车辆离开现场前往四方经营部设立于屯溪区竹林村路口的四方移动架店内。因病情严重，吴阿芳当日被转往黄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41日，于2016年7月23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创伤性脑损伤（重度）：（1）创伤性大脑水肿（2）创伤性硬膜外血肿（3）创伤性硬膜下血肿（4）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5）多发性大脑挫裂伤（6）颅骨骨折；2、胸部损伤：（1）左侧肋骨骨折（2）胸腔积液；3、锁骨骨折。期间全麻下行双侧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并于2016年6月30日行左锁骨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术。同年10月9日，吴阿芳因颅脑损伤后颅骨缺损到黄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8日，于2016年10月27日出院。此外，吴阿芳分别于2016年8月24日、9月26日、11月29日、12月20日在黄山市人民医院门诊治疗。为此，吴阿芳共支付医疗费171517元（其中，在黄山市人民医院第一次住院期间医疗费计103225.81元。一审庭审中，吴阿芳提供其在黄山市人民医院第一次住院期间病人预缴金收据27张，金额共计57600元）。事故发生后，根据公安机关的委托，安徽省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6]车鉴字第1752号《鉴定意见书》，证实：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类正三轮轻便摩托车”。2016年7月6日，黄山市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黄公交认字[2016]第00315号)，认定：汪国华驾驶未取得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未依次通过且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停车保护现场，负事故主要责任；吴阿芳驾驶未依法登记的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负事故次要责任。2016年12月29日，安徽清风司法鉴定证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安清法鉴字[2016]811号），结论为：“1、吴阿芳因车祸致多发性脑挫裂伤、硬膜外血肿及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颅骨骨折等，行手术治疗，现遗留神经功能障碍，日常活动能力轻度受限……评定为伤残十级；2、吴阿芳因车祸致颅脑损伤，行手术治疗，左、右颅骨缺损各有10.0cm×10.0cm的颅骨缺损，现已修补……评定为伤残十级；3、吴阿芳因车祸致左锁骨中段骨折、移位明显……评定为伤残十级；4、吴阿芳因车祸致左胸第2-5肋共4根肋骨骨折……评定为伤残十级；5、吴阿芳伤情较重……误工240日，护理120日，营养120日，从受伤之日起计算”。为此，吴阿芳支付鉴定费1486元。2016年8月5日，吴阿芳曾就本案提起诉讼，后撤回起诉。
吴阿芳现系居民家庭户，2015年6月17日前为非农业家庭户。1999年4月7日，吴阿芳与汪志高生育一女，取名汪佳佳。吴米仂（1954年6月12日出生）与徐转时（1957年7月25日出生）共生育一子二女（即吴建海、吴阿芳、吴莉莉）。
事故发生当日，汪国华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陈述：“2015年开始到屯溪××××村四方脚手架店看门和送货……无号牌电动三轮车主是我老板的，老板名字不知道。去年我到四方脚手架店上班开始，老板让我骑这辆电动三轮车送货……昨天老板叫我把脚手架送到永佳，今天是给永佳做事的人直接打电话给我叫我去把脚手架拉回来的，老板每个月给我1500元，工作就是看店和送脚手架……老板名字搞不清楚，可能姓‘仇’……”。2016年7月5日9时51分至12时20分，仇子坚在接受黄山市公安局民警询问时陈述：“2016年6月13日下午五六点钟，我接到交警队事故大队电话说汪国华出了交通事故……当天晚上七点多钟我就赶到事故大队了……当时我在歙县，一般我都呆在歙县的门店里，屯溪基本上两三个月来一次……我去年上半年在梅林租了个民房，租金去年是六个月一付，现在一年一付……工地上有需要的话直接打电话给汪国华，有时工地自己来拉，有时汪国华自己骑三轮车送。从该店开始经营时就雇汪国华给我看店。刚开始我按月给他工资，一千块钱一个月，过年发点奖金。今年春节过后我就将店里承包给汪国华，汪国华一年付给我壹万两千元承包费，我提供脚手架给他经营，具体他怎么出租给谁我不管……三轮电动车是今年汪国华给我1500元，让我帮他换车子。旧三轮电动车是我带汪国华到岩寺处理掉的，后来过了几天再弄个这辆新车子来给汪国华，按照我的理解，车子是汪国华的，跟我没有关系”。同日12时32分至13时2分，汪国华在第二次接受黄山市公安局民警询问时陈述：“这辆三轮电动车是今年2月还是3月买的。当时是因为以前用的旧三轮电动车在歙县××路上坏了，我打电话让仇子坚叫人修，由于那时叫不到人，他自己开货车去拉的。我就要他换车。他要我出钱，我说没有钱，他就说有多少出多少。我就给了他1500元。过了两天，这辆车就送到我这。仇子坚当时对我说：‘这个车子归你，1500元也归你出’。所以这辆车子车主是我本人。承包屯溪四方移动架店，仇子坚说签有协议，我不知道，具体内容不知道，反正就一年给他1.5万元，超出的钱归我自己所有，平常生意仇子坚也打电话通知我，我自己也有人找我租……这辆三轮电动车给我时，我没有看见过合格证和发票……”。2016年9月13日，汪国华在接受一审法院对其询问时陈述：“事故发生时我所驾驶的车辆是我买的……车子一共是6000元，我给了老板仇子坚1500元，其余的4500元是由他给我垫的，这钱是本来打算年底结账的时候一起给老板仇子坚的……之前的旧三轮车是仇子坚的……旧三轮车抵了2000元钱……大概2016年2月底的时候，仇子坚和我说把屯溪梅林店面承包给我。脚手架我从他那里拿，每年给他1.5万元，没钱的时候给他1.3万元也可以……我跟四方经营部之间有书面承包协议，但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协议是一年一签的……买车的时候我没有去，当时车子坏的时候打电话给仇子坚，他开车过来就把车子拖走了……后面的事情都是仇子坚去处理的，我没出过面……事故发生当天所做的笔录和7月5日做的笔录不一样是当时我把承包的事情给忘了，关于车子的事情我当时都忘了……”。
吴阿芳提供的证人方某庭审证言为：“认识仇子坚，他是租我的房子的……汪国华是给仇子坚打工的。仇子坚是2016年1月份底搬走的……听汪国华说仇子坚和他是亲戚关系。在2016年1月份仇子坚搬走之前，我听汪国华说仇子坚和汪国华是雇佣关系……之后仇子坚搬到我隔壁去了，后来的关系我不清楚。吴阿芳代理人给我看的照片中的三轮车是仇子坚2015年的时候买的，汪国华说是老板买的，当时汪国华还是租住在我房子里的……仇子坚向我租住房子的起止时间是2013年正月到2016年正月底。仇子坚2014年底跟我说‘你父亲年纪大了，我叫我的姨夫汪国华来看店’。2015年正月，汪国华给我送过脚手架的时候，我问汪国华三轮车是不是仇子坚买的，汪国华说是的。我说老板这么大方，他说买的是一辆二手的……”吴阿芳提供的另一位证人裴某庭审证言为：“坐在被告席的人在2015年的时候找我租房子，是2016年搬走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平时店里就是一个老头子在，叫什么名字不清楚……仇子坚到店里去的不多……汪国华和我谈天时说他是为租房子的老板打工的，去年搬走的时候我问他水电费哪个付，他说老板来付。我这个店是在竹林口”。仇子坚庭审中陈述：“我是2016年春节之后将竹林口的脚手架经营部承包给汪国华的，因为生意不好，我经常不来，承包给他方便点……我是2013年正月在屯溪办经营部的，最开始是在方某家租了有三年左右，2015年9月租的裴某房子。原在方某家租的房子还没有到期，但已经陆陆续续把东西搬到裴某租的房子里了……之前我雇佣了汪国华几个月，2016年正月份之后把这个店承包给汪国华的。承包之前我给汪国华每个月工资1000元，承包金是15000元，至今汪国华没有付过承包金。车辆是以旧换新的，另外加1500元，1500元也是汪国华给的。将店承包给汪国华是之前口头上讲好的，在事故发生之后就补了一个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汪国华驾驶机动车与吴阿芳驾驶的非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吴阿芳受伤。经公安部门认定，汪国华负事故主要责任，吴阿芳负事故次要责任，鉴于汪国华就此未申请复核，亦未到庭应诉，故对公安机关的事故责任认定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汪国华对吴阿芳因此所受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四方经营部仇子坚与汪国华之间是否为雇佣关系？2.肇事的无号牌机动车的所有权人及交强险投保义务人是谁？3.吴阿芳的合理损失及其赔偿。
一、关于争点1、2，吴阿芳主张仇子坚与汪国华系雇佣关系，且肇事机动车是仇子坚的，并提供汪国华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及申请证人方某、裴某出庭作证。仇子坚则辩称其与汪国华系承包关系，肇事机动车是汪国华的,并提交其和汪国华2016年7月5日在公安机关分别做的询问笔录及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对汪国华的询问笔录。对此，首先，从汪国华在公安机关的两次询问笔录看，其在第一次询问时陈述肇事机动车系其老板仇子坚的，未说到仇子坚将以旧换新后的肇事机动车以1500元价格转给汪国华，亦未说明事故发生时其与仇子坚系承包关系；其次，在公安机关第二次询问时，汪国华却陈述事故发生时其与仇子坚系承包关系，但其又陈述对仇子坚说签有协议之事并不知道，对于承包具体内容亦不知道，只知一年给仇子坚1.5万元。此外，在该份笔录中，汪国华又称其在给了仇子坚1500元后，仇子坚将肇事机动车交给汪国华时告诉该车归汪国华所有；第三，在一审法院2016年9月13日对汪国华询问时，汪国华陈述肇事机动车6000元，旧三轮车抵了2000元钱，其给了仇子坚1500元，又说其余4500元由仇子坚垫付，前后矛盾。在车辆以旧换新上，汪国华称是仇子坚去处理的，其没出过面。而仇子坚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却表示旧三轮电动车是其带汪国华到岩寺处理掉的。综上，汪国华的后两次询问笔录与其第一次询问笔录相比，明显存在许多相互矛盾之处。而对于吴阿芳的主张，鉴于仇子坚自述其自2015年起雇佣汪国华在其四方移动架店看门和送货至2016年正月，且事故发生后垫付吴阿芳医疗费用20000元，同时结合汪国华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及证人方某、裴某的庭审证言，亦能反映仇子坚与汪国华长期以来系雇佣关系，且自仇子坚雇佣汪国华开始，汪国华一直用仇子坚提供的三轮车送货。相反，仇子坚对肇事机动车系以旧换新来的事实，未提供证据证明。据此，在争议焦点1、2上，对比吴阿芳与仇子坚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前者明显大于后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确认仇子坚与汪国华系雇佣关系，肇事机动车系仇子坚所有。
二、关于争点3。
1、吴阿芳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依法核定如下：
（1）医疗费171517元（其中，吴阿芳在黄山市人民医院第一次住院期间医疗费计103225.81元。就此，鉴于庭审中吴阿芳未提供相应的医疗费发票，而仅提供该期间的病人预缴金收据27张计5.76万元，同时其亦认可四方经营部与汪国华共垫付4.5万元，考虑汪国华未到庭因素，确认四方经营部与汪国华共垫付医疗费计45625.81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1180元（吴阿芳两次住院计59日，按每日20元计算）；
（3）营养费2400元（吴阿芳营养期经鉴定120日，按每日20元计算）；
（4）护理费10398.98元（吴阿芳护理期经鉴定为120日，其中：住院59日，出院61日。因吴阿芳未举证证明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故其两次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可分别按照安徽省上一统计年度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日平均工资标准114.22元计算，出院按每日60元计算。即其护理费为59日×114.22元/日＋61日×60元/日=10398.98元）；
（5）误工费19171.07元（吴阿芳休息期经鉴定为240日，因其未举证证明其所从事的工作及具有固定的收入，亦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误工费可以参照上一年安徽省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即29156元/年÷365日×240日＝19171.07元）；
（6）残疾赔偿金91523.08元，其中：
A、吴阿芳系非农业家庭户，其残疾赔偿金可依据安徽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年29156元标准计算20年。因吴阿芳损伤评定为四个伤残十级，即其残疾赔偿金为29156元/年×20年×0.13＝75805.6元。
B、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起算基准日应为吴阿芳定残之日即2016年12月29日。至定残日，吴阿芳父亲吴米仂62周岁，抚养年限为18年，扶养义务人为3人；吴阿芳女儿汪佳佳17周岁，抚养年限为1年，扶养义务人为2人。两被扶养人生活费可按安徽省2016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每年19606元计算。因吴阿芳主张其父亲的抚养年限为17年，法院予以认可。故吴阿芳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9606元/年×17×0.13÷3+19606元/年×1×0.13÷2＝15717.48元。此外，至吴阿芳定残疾日，其母徐转时未满60周岁，且吴阿芳未提交徐转时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故徐转时不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
（7）精神损害抚慰金6500元（精神抚慰金以5万元为限，伤残十级为0.5万元，每增加一级增加0.5万元，吴阿芳伤残赔偿系数为0.13，即其精神抚慰金为50000×0.13＝6500元）；
（8）鉴定费1486元；
（9）交通费酌定为300元；
上述损失共计304476.13元（其中：吴阿芳主张车辆损失1000元，因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确认）。
2、关于吴阿芳合理损失的赔偿责任主体及承担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根据前述认定，四方经营部经营者仇子坚与汪国华系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本案中，汪国华系在为仇子坚经营的四方经营部从事脚手架运送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对于汪国华在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根据事故责任认定，汪国华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原因在于其驾驶未取得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未依次通过且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停车保护现场。可见，“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未依次通过”是导致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此，汪国华自身应负完全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四项及《安徽省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试行）》附件中《当事人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有关的过错行为分类》的规定，机动车通过路口遇放行信号不依次通过的，属于严重类过错。据此，依法确认汪国华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因此，对吴阿芳的合理损失，应由四方经营部与汪国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方经营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依法向汪国华追偿。同时，鉴于吴阿芳对本案交通事故负有次要责任，依法可减轻四方经营部与汪国华的赔偿责任，即吴阿芳对其损失应自行承担20%的责任。
3、赔偿数额的确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鉴于仇子坚所有的肇事机动车未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故对吴阿芳主张四方经营部和汪国华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吴阿芳的合理损失计304476.13元（其中医疗费损失171517元），应由四方经营部、汪国华在交强险中医疗费用项下赔偿吴阿芳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1万元，在死亡伤残费用项下赔偿吴阿芳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鉴定费计11万元，合计12万元。超出交强险赔付的部分计184476.13元（304476.13元-120000元），由四方经营部、汪国华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147580.9元。据此，四方经营部、汪国华应连带赔偿吴阿芳267580.9元，扣除四方经营部、汪国华垫付的45625.81元，四方经营部、汪国华尚应赔偿吴阿芳各项经济损失221955.09元。一审庭审中，四方经营部经营者仇子坚虽自述其预付吴阿芳医疗费2万元，但因汪国华未到庭致该项事实无法确认。考虑本案的处理与此无关，故本案中不做区分，四方经营部与汪国华可另案解决。
综上，对吴阿芳要求四方经营部、汪国华赔偿各项损失254418.26元的诉请，依法予以部分支持。汪国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庭审抗辩和质证的权利，且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其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缺席判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四方经营部、汪国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吴阿芳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共计221955.09元（已扣除四方经营部、汪国华预付的45625.81元）；二、驳回吴阿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16元，减半后收取2558元（吴阿芳已预缴），由吴阿芳负担326元，四方经营部、汪国华共同负担223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仇子坚与汪国华签定的《协议》一份，欲证明四方经营部与汪国华之间为承包关系。汪国华对该证据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为2016年7月份补签的，是仇子坚打印好他直接签的，他本人并不识字，也没有人宣读给他听过。吴阿芳认为，该证据为事后补签的，鉴于仇子坚与汪国华之间有亲戚和雇主雇员等利害关系，汪国华的陈述亦不可信。本院认为，首先，汪国华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30日；其次，仇子坚与汪国华均认可该协议为本案事发之后补签，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
原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四方经营部、汪国华之间为雇佣关系还是承包关系；2.肇事车辆的车主是谁；3.一审判决认定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
关于争议焦点1。首先，对承包费用，汪国华在公安部门第二次笔录陈述为每年1.5万元、一审法院所做询问笔录陈述为每年1.3-1.5万元，仇子坚在公安部门所做笔录中陈述为每年1.2万元、在一审庭审时陈述为1.5万元、二审提交的《协议》中载明为每年1.2万元，二人的陈述均前后矛盾，且二人均认可汪国华并未支付承包费。其次，涉案门店的租金为每年0.8万元，占承包费用的大半，但双方在签订承包合同时未对房租进行约定明显不合常理。第三，汪国华在事发当日公安部门所做笔录中陈述其为四方经营部的雇员，月工资为1500元，这与一审两位证人证言相一致。汪国华主张其当时太过慌张将承包的事情忘记了，这与常理不符。且汪国华在事发后亦未及时到公安部门主张陈述有误，而是在仇子坚到公安部门陈述其将涉案门店承包给汪国华后，公安部门再找到汪国华询问时才更改陈述，但在同一日两人所做笔录中对承包费用的陈述亦不一致。
关于争议焦点2。首先，汪国华在事发当日公安部门所做笔录中陈述为“车主是我老板的”，这与一审证人证言相一致，且事发当日时所做陈述，其记忆应更为准确，所受的干扰较小，可信度较高。其次，对购车费用，其在公安部门第二次笔录中、一审法院询问笔录中陈述为交给仇子坚1500元，二审陈述为交给仇子坚两千六、七百元，前后陈述不一致。第三，对购车经过，仇子坚与汪国华在公安部门于同一日所做笔录中分别陈述为仇子坚带汪国华去岩寺处理旧车子和仇子坚开货车将电动车拉走，过了两天再将新车子送至汪国华处，两人陈述亦不一致。
关于争议焦点1、2，四方经营部、汪国华的陈述相互矛盾，前后不一。四方经营部主张其与汪国华之间为承包关系，肇事车辆车主为汪国华，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支持，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3。交警部门认定汪国华负涉案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其驾驶机动车辆在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不依次通过，基于以上事实原审认定其承担80%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汪国华在为四方经营部运输脚手架的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应由用人单位即四方经营部承担侵权责任。一审判决汪国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法律不当，但汪国华对此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原审判决的实体处理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29元，由上诉人黄山市徽州区四方脚手架经营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林丹
审判员 戴东辉
审判员 胡泽萍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戴位峘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