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梧行终字第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岑溪市南渡镇峡（夹）宝村昌干（杆）九组。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
一审第三人岑溪市南渡镇峡宝村民委员会。
上诉人岑溪市南渡镇峡宝村昌干九组（以下简称昌干九组）因林业行政裁决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9日作出的（2012）岑行初字第9号行政�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13年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昌干九组的诉讼代表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一审第三人岑溪市南渡镇峡宝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峡宝村委）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昌干九组与第三人峡宝村委争议的大化山场面积78亩，四至界址：东与八组山场为界（即峡宝村委与昌干八组争议的山场），南与河为界，西与公婆石坑化为界，北与鹅公计顶为界。土改时，原告组员贤振荣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昌干大化笃松山一坵，2.0亩，贤可英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昌干村大化非耕一坵，0.02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峡宝公社（峡宝大队）开始办峡宝山庄。1965年农历8月23日，昌干八队队干�振祯、贤成达、昌干九队贤振广、贤可英、社干陈显文、公社代表严成相等人签名盖指模的一份材料记载有：“公社为建鸡笼山牛场所需木料一批，为此公社特约每生产队商量，现将原有中林的大化山一所划归公社所管，以利用木，四至界址：外以黄坭岗直落到大埒止，下从大埒地入大河边半山田背止以横石岗出的壹个岗正脊直落到田背上，上以山顶为止……”。“林业三定”时，峡宝大队分为峡宝片和昌干片，昌干九组也叫“六福冲队”。1980年5月11日，昌干召开各队代表会议，一致同意重新划清各队山界以方便管理。后经过各组代表现场踏山界，在《昌干村各队山界部》中记录了各组落实的山场情况及界址。该山界部中，昌干六福冲队（即昌干九组）四周山界并没记载有争议的大化山场，但其第二、第三点记载边界有“与山庄交界”。1982年，峡宝山庄与昌干九�均领取了《山界林权证》。昌干九组领取的《山界林权证》没有记载有山场名称和面积，只记载有四至界址，该四至界址与《昌干村各队山界部》记载的界址不符，且把昌干八组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场也写了进去。峡宝山庄领取的山界林权证记载有十一处山场，其中大化山场面积220亩，四至界址分别是：下以大河，南以马鞍ＸＸ玩儿直上到顶，上以鹅公计顶，北以红岺岗分水为界。1995年5月13日，峡宝村公所代表与峡宝昌干九组签订了协议书，记载有：关于夹宝村公所山庄（大化山）与夹宝九组的山界权属纠纷的处理意见如下：“一、大化山场属夹宝山庄所有，因夹宝昌干九组发了各户的山林证，但大化并没有填入各户的山林证；田、地九组发了使用证，大化没有填入各户田、地使用证。二、村的山林使用证的存根，有各户主的存根、界址，属村山庄所有。三、大化�开成田部分，由村公所与九组协商上半年插的田如何处理。四、关于以上砍的木九十一条，由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同意以上处理意见。”协议书由村公所代表和九组代表贤振和、贤振业和在场人谢继波等人签名，协议书最后盖有峡宝村公所的印章。1996年12月14日，南渡镇政府、峡宝村昌干八、九组与山林伐木承包者罗宗文等达成协议，协议书中对南渡公社万亩杉林鸡笼山战区的收益分配问题发生的纠纷，南渡镇政府同意按百分之十的比例兑现给山主方，总额按开发承包合同的承包总款按砍伐乙方的实际材积计算。1997年5月8日，峡宝村委召开村党员、组干及代表会议，会议内容重点是解决鸡笼山及大化的山场权属问题，最后通过了鸡笼山的四至界址。1999年12月15日，峡宝村再次召开昌干片全体党员、组干、村民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的决定有：“昌干片山庄有鸡笼山�大化山等五处，山界地址按原来村管理的界址不变”等内容。在对山场的经营管理方面，1991年钟相霖与峡宝村公所签订承包松脂合同书，由钟相霖承包大化山场的松木割脂。1993年大化山场的造林更新费有财会收入记录入账。1966年到1996年，村委对大化山场进行过管理，1997年以后大化山场的承包金则一直由原告收取，村委主张是由于承包金少，且原告说用于修路，因此默认由原告收取使用。2011年6月2日，第三人申请岑溪市人民政府对其与昌干八组、昌干九组争议的大化山场进行调处。在被告工作人员现场勘验和勾图时，原告昌干九组和昌干八组确认了双方争议的大化山场的中间分界线，两个组和第三人争议的山场分别位于大化山场的两侧，并无重复重叠。经勾图计算面积，昌干九组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场的面积是78亩，昌干八组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场面积是75亩。2012年5月21日，岑溪市人民政府作出岑政调（2012）3号、4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岑政调（2012）3号处理决定将昌干八组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场确权给第三人所有，岑政调（2012）4号处理决定将原告昌干九组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场确权给第三人所有。原告昌干九组收到处理决定后不服，向梧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2年8月14日，梧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梧政复决字（2012）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的岑政调（2012）4号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于2012年9月14日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另查明，峡宝村村山庄为峡宝村委集体所有，峡宝村委领取了岑溪市人民政府2010年10月21日颁发的编号为B450902397322号的林权证，其中记载的大化山场的面积是180.2亩，四至：东：分水，南：分水，西：分水，北：小河。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有职权对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权属纠纷进行调处。对于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昌干八组、原告昌干九组和第三人因大化山场权属产生纠纷，第三人申请被告调处，在调处过程中，进行现场勘验和勾图时，昌干八组和昌干九组分别确认了两组争议的山场中间的分界线。因为两个组争议的分别是大化山场的两边，中间有明显的分界线，所以被告对原告与第三人、昌干八组与第三人所争议的山场分别作出处理决定，没有剥夺昌干八组、昌干九组的权利，程序并不违法，也没有影响实体处理。对于本案争议的山场，虽然在1952年贤振荣、贤可英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有记载，但是在1965年农历8月23日峡宝公社与昌干八、九队队干及社干代表签订的一份书面材料中明确记载“大化山场与鸡笼山对面的一所山场划归公社所管”。“林业三定”时，峡宝村委取得了记载有争议山场的夹宝山庄《山界林权证》，且《昌干村各队山界部》中昌干九组的四周山界并无争议山场的记载。昌干九组领取的《山界林权证》只记载有四至界址，该四至界址将昌干八组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场也记载进去，且与《昌干村各队山界部》记载的该队四周山界不相符。第三人主张争议山场权属，有1965年8月23日、1995年5月13日、1997年5月8日、1999年12月15日的书面证据和“林业三定”时峡宝村委领取的峡宝山庄《山界林权证》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争议山场权属属第三人所有。原告主张争议山场权属，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被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五）、（六）项的规定，将争议山场确权给第三人所有，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告请求判决撤销被告所作的岑政调（2012）4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岑溪市南渡镇峡宝村昌干九组要求撤销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2012年5月21日作出的岑政调（2012）4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岑溪市南渡镇峡宝村昌干九组负担。
上诉人昌干九组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大化山共约170亩，大约可以按山场表明植被分为三部分：山腰下面约60亩都是上诉人几十年前的耕地，丢荒十多年，长出的松木比较整齐，树龄约十多年；山顶部分大约60亩，是当年南渡镇政府组织种植万亩杉林的一部分，现在还有不少杉�及当年砍伐后留下的杉木根，上诉人作为山主享有万亩杉林10%的利益分配；其余约50亩大都是无法耕种的石壁，没有发现一审第三人将大化山作为“山庄”经营管理的痕迹。岑溪市人民政府及一审法院都没有近距离勘验现场，没有确认大化山是万亩杉林的一部分，没有认可有关分成协议，造成认定事实错误；2、1965年农历8月23日签订的书面协议属于林木使用协议，不是权属转移协议，协议书并没有将大化山场的权属转移给一审第三人所有；即使认定是权属转移协议也是无效协议，生产队的土地是不可以随便占用的，权属的转移有严格的规定。以一份多人签字的文字资料，断章取义，恣意解释其用意，偷换概念，歪曲事实，把允许砍伐木材建鸡笼山牛场的权利当做山林权属转移凭据，是错误的；1965年农历8月23日的协议书不足以证明山林权属发生转移，一审第三人又炮�出“1995年5月13日的协议书”、“1997年5月8日决议”、“1999年12月15日决议”，一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是矛盾的，这也说明“大化山归峡宝大队管理作为集体山庄使用”是谎言；3、一审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所填的山林没有任何合法权属来源，没有相邻四方界址权属人的签字确认，是无效的，岑溪市人民政府及一审法院认定其合法有效是错误的。上诉人领取的《山界林权证》来自三包四固定，有合法权属来源，四至界址清楚，应依法认定；4、1995年5月13日，一审第三人与上诉人方所签订的“协议书”是一审第三人采取威胁恐吓手段，背着上诉人方大部分村民及峡宝村昌干八组的全体村民，利用个别村民在大化山恢复水稻种植过程中铲除未成材松木的事实，以坐牢和从重处罚相威胁，致使群众产生怕干部打击报复的恐惧心理，上诉人方的村民贤振和等人被迫在所谓�“协议书”上签字。该“协议书”不能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权属凭证或者权属参考凭证；5、1997年5月8日，1999年12月15日，一审第三人分别召开村级全体党员、组干等人参加的会议，以会议决议的形式强行将双方争议权属的大化山划归一审第三人所有，是违法的、是无效的，权属争议依法应当按照程序进行，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剥夺一方的复议权、诉讼权，达到侵占土地所有权的目的；6、大化山场从土改时确权后，就一直是上诉人进行经营管理。二、权属纠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在作出处理决定时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五）、（六）项是适用法规错误，应适用第十条第（一）、（三）项及第九条的规定。三、被上诉人调处程序违法。南渡镇政府在2010年12月28日作出争议地归村委的处理意见，2011年9月8日岑溪市调处办进行调解，2011年11月12日才对有关证人进行调查取证，违法了法定程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处理明显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撤销岑政调（2012）4号处理决定，并撤销岑溪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0月21日颁发给一审第三人的编号为B450902397322的林权证，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答辩称：岑政调（2012）4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第三人峡宝村委述称：一、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三人申请对争议山林权属纠纷进行确权后，依法告知有关方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召集有关方踏看现场、调查取证，相关方举证、质证，参加调解会的调解。在调解不成之后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是合法有效的，处理程序合法。二、一审第三人拥有争议地的来源合法，并有管理争议地的事实等证据材料，被上诉人作出的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是在证据充分，查明客观事实基础上依法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在二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昌干九组新提交了一组照片及岑溪县人民政府调处“山林纠纷”通知书一份，拟证明争议山场山顶属万亩杉林部份现在依然还有杉木的痕迹，上诉人作为万亩杉林的山主领取了山主款。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对于本案争议的山场，虽然在1952年贤振荣、贤可英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有记载，但是在1965年农历8月23日峡宝公社与昌干八、九队队干及社干代表签订的一份书面材料中明确记载“大化山场与鸡笼山对面的一所山场划归公社所�”。“林业三定”时，峡宝村委取得了记载有争议山场的峡宝山庄《山界林权证》，且《昌干村各队山界部》中昌干九组的四周山界并无争议山场的记载。昌干九组领取的《山界林权证》只记载有四至界址，该四至界址将昌干八组与一审第三人争议的山场也记载进去，且与《昌干村各队山界部》记载的该队四周山界不相符。一审第三人主张争议山场权属，有1965年8月23日、1995年5月13日、1997年5月8日、1999年12月15日的书面证据和“林业三定”时峡宝村委领取的峡宝山庄《山界林权证》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争议山场权属属一审第三人所有。上诉人主张争议山场山顶部分属万亩杉林，其对争议山林享有权属，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五）、（六）项的规定，将争议山场确权给一审第三人所有，适用法律并无不妥。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上诉人提出处理决定程序违法的意见，本院认为，调处机关在进行调处期间，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被上诉人处理决定程序并不违法，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岑溪市南渡镇峡宝村昌干九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柳裕庆
审 判 员 钟雄生
代理审判员 陈国飞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梁艳雯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