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12刑初229号
公诉机关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左志刚，男，1960年6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案发前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事业编制员工，户籍地长沙市岳麓区，现住长沙市开福区。因涉嫌犯行贿罪，经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5年8月15日被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31日经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6年8月30日经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解除取保候审；2017年12月22日经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邹并芳，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左志刚犯行贿罪一案，由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2月13日以长望检公诉刑诉[2017]175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根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立一复字第00159号《指定管辖决定书》于次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2018年1月29日将本案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丁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左志刚及其辩护人邹并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左志刚身为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员工，违反《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未经招投标程序获得岳麓山索道营销权业务。为表示在承包岳麓山索道营销权业务中的感谢，左志刚给时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主任易某（已判决）送了人民币20万元、美元1万元；给时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副主任冯某（已判决）送了人民币9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2011年，被告人左志刚因觉得有利可图，向时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主任易某提出想承包岳麓山景区索道整体经营的想法，因考虑到索道的经营安全，易某不同意将景区索道的整体经营承包给左志刚。后左志刚提出只承包索道的票务营销，易建华表示同意并要左志刚与主管景区索道的管理处副主任冯某去商谈具体承包内容。
在与冯某商谈过程中，被告人左志刚提出了承包索道票务销售业务的一些具体想法，采取每年向麓山景区管理处缴纳保底销售额，超出保底销售额的部分左志刚与管理处按比例分成的模式来承包，对于索道的维护、维修和管理等仍然由管理处负责。对于左志刚提出承包的想法，冯某表示认可。
在与冯某谈好基本承包想法后，被告人左志刚跟麓山景区管理处三名副主任冯某、李某和彭某进一步商谈承包内容。在商谈中，彭某和李某提出索道的票务营销业务需要通过招投标程序来确定承包人，左志刚因担心如果通过招投标程序将不能确保其一定中标，所以向彭某、李某、冯某等人提出能否不经过招投标，直接由管理处领导集体决定将索道营销业务交其承包经营。对于左志刚提出的不经过招投标程序的想法，彭某、李某、冯某等人均没有表示反对。随后，在未经过招投标程序的情况下，通过麓山景区管理处领导集体决定，将索道营销业务承包给左志刚。
为感谢易某在承包岳麓山索道营销业务中的关照，在2012年6月份左右的一天，被告人左志刚在易某的办公室送与其人民币20万元。2014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左志刚在易某悦禧山庄的家中送与其美元1万元。
为感谢冯某在承包岳麓山索道营销业务中的关照，在2013年7、8月份的一天，被告人左志刚在其车上送给冯某人民币1万元。2014年7月的一天，左志刚在长沙市南郊公园附近一茶餐厅送给冯某人民币3万元。2015年7月份的一天，左志刚在冯某的车上送给冯某人民币5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左志刚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左志刚系坦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据此提起公诉，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人左志刚在庭审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供认属实，没有提出异议和辩解。
辩护人邹并芳提出如下辩解意见：1.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但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左志刚向易某、冯某行贿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其在取得索道营销权后向易某、冯某行贿只是出于感谢；2.被告人左志刚并没有实际承包岳麓山索道项目的经营，只是对索道的票务业务进行销售，在保底的前提下与管理处进行分成，不属于经营活动的经营者；3.被告人左志刚在检察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鉴于被告人左志刚系初犯，一贯表现良好，对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也做出了较大贡献，社会危害不大，建议对其免除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左志刚身为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员工，违反国务院颁布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长沙市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未经招投标程序获得岳麓山索道的营销权业务。为表示在承包岳麓山索道营销权业务中的感谢，左志刚给时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主任易某（已判决）送了人民币20万元、美元1万元；给时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副主任冯某（已判决）送了人民币9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2011年，被告人左志刚因觉得有利可图，向时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主任易某提出想承包岳麓山景区索道整体经营的想法，因考虑到索道的经营安全，易某不同意将景区索道的整体经营承包给左志刚。后左志刚提出只承包索道的票务营销，易某明知按照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当进行招投标，但考虑到之前也没有进行过招投标，跟左志刚谈判由其承包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景区也不会遭受损失，而且左志刚也讲过会记得易某的支持，对于左志刚提出只承包索道的票务营销，易某表示同意，并安排主管景区索道管理处的副主任冯某与左志刚商谈具体的承包内容。
在与冯某商谈过程中，被告人左志刚提出了承包索道票务销售业务的一些具体想法，采取每年向麓山景区管理处缴纳保底销售额，超出保底销售额的部分左志刚与管理处按比例分成的模式来承包，对于索道的维护、维修和管理等仍然由管理处负责。对于左志刚提出承包的想法，冯某表示认可。
在与冯某谈好基本承包想法后，被告人左志刚跟麓山景区管理处三名副主任冯某、李某和彭某进一步商谈承包内容。在商谈中，彭某和李某提出索道的票务营销业务需要通过招投标程序来确定承包人，左志刚因担心如果通过招投标程序将不能确保其一定中标，所以向彭某、李某、冯某等人提出能否不经过招投标，直接由管理处领导集体决定将索道营销业务交其承包经营。对于左志刚提出的不经过招投标程序的想法，彭某、李某、冯某等人均没有表示反对。随后，在未经过招投标程序的情况下，通过召开麓山景区管理处党委会的方式由管理处领导集体决定，将索道营销业务承包给左志刚，参会的人员包括了易某、冯某、彭某等人，上述人员均在党委会上表态同意将索道营销业务直接交给左志刚承包经营。
2011年6月13日，易建华代表长沙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与左志刚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左志刚承包麓山景区索道的“营销权”，并保证麓山景区管理处每年的销售额，第一年度为358万元，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不低于第一年，第五年保底420万元。若未达到由左志刚无条件补齐，超出50万元以内部分，左志刚得70%管理处得30%；超出50万元以上部分，左志刚得80%管理处得20%。承包期限为五年，自2011年7月1日起至2016年5月30日止。
为感谢易某在承包岳麓山索道营销业务中的关照，在2012年6月份左右的一天，被告人左志刚在易某的办公室送与其人民币20万元。2014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左志刚在易某悦禧山庄的家中送与其美元1万元。为感谢冯某在承包岳麓山索道营销业务中的关照，在2013年7、8月份的一天，被告人左志刚在其车上送给冯某人民币1万元。2014年7月的一天，左志刚在长沙市南郊公园附近一茶餐厅送给冯某人民币3万元。2015年7月份的一天，左志刚在冯某的车上送给冯某人民币5万元。
在审理过程中，本院要求公诉机关补充被告人左志刚是否取得不正当财产性利益的相关证据，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说明，内容为：在岳麓山风景名胜管理局调取了左志刚承包岳麓山索道营销权业务后每年度的营业额相关财务资料发现，因该业务系左志刚以个人名义承包，其承包后也未对成本开支建立正式完整的账目，无法对其承包该业务后所获利润进行客观、准确的鉴定，故侦查机关也未对其所获不正当利益进行扣押。
另查明，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在初查某涉嫌受贿线索中发现，左志刚在与麓山景区管理处合作开发索道项目过程中，通过时任麓山景区管理处主任易某的关照，在未经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且在没有采用招标等公平竞争方式的情况下成为合作经营者。为感谢易某的关照，2012年，左志刚在易某办公室送给其人民币20万元；2014年春节，在易某家中送予美金1万元；2015年春节前，送给易某价值人民币1万元的空调柜机1台。2015年8月11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将左志刚涉嫌行贿罪线索交办给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于2015年8月14日立案侦查。立案后，该院侦查人员在左志刚办公室将其传唤至该院讯问室进行第一次讯问，讯问中左志刚向办案机关交代了其在承包岳麓山风景区索道营销业务中，给时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主任易某送钱物的相关事实，同时左志刚还主动交代了给时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副主任冯某送钱物的事实。
再查明，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提供的2014年2月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折算率为0.16378943，计算得出1万美元折算人民币为6.1054万元,故被告人左志刚向易某、冯某行贿折算成人民币共计35.1054万元。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书证
(1)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左志刚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2)左志刚工人履历表、职工履历表、年度考核登记表，证明左志刚的身份情况，其从部队转业后自1981年起在岳麓公园（现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工作，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事业编制员工。
(3)易某干部基本情况表、干部履历表（1999年制）、公务员登记表、长沙市市管干部年度考核登记表(2010-2014)、干部任免呈报表、干部任免审批表、职务任免的通知{岳发干[2010]6号、长发干[2010]17号}，证明被告人易某自2006年7月至案发时的工作职务及职责。
(4)冯某的干部履历表、年度考核登记表(2007-2014)、干部任免审批表、干部流动调配审批表、长沙市园林管理局任职文件、麓山景区管理处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汇总表等资料，证明：冯坚2007年12月17日至案发时任长沙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副主任，主管索道、观光车营运创收工作，分管索道经营公司、观光车营运、创收工作。
(5)左志刚承包麓山管理处索道营销权的相关资料：协议书、关于索道营销协议的情况说明、索道2011年7月至2015年6月营销返款结算表、记账凭证及索道结算单，证明：2011年7月至2015年6月，麓山管理处将索道营销权承包给左志刚及麓山管理处与左志刚在索道营销上的结算返款情况。
(6)工商银行户名为冯某，帐号为62×××88明细清单及个人业务凭证，证明：左志刚向冯某行贿资金的去处，包括冯某于2014年7月12日存入4万元；2015年7月2日、3日通过ATM机分6次存入51900元。
(7)长沙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长沙市岳麓山公园管理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及长沙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等资料，证明：长沙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长沙市岳麓山公园管理处）系国有事业单位。
(8)情况说明，证明侦查机关无法对左志刚所获利润进行鉴定，故未对其所获不正当利益进行鉴定。
(9)到案经过、情况说明，证明在本案立案后，被告人左志刚被侦查人员依法传唤到案，系坦白。
2.证人证言
(1)证人梁某的证言，证明左志刚行贿资金来源。
(2)证人彭某的证言，证明麓山管理处实行法人负责制，对于决策一般要经过管理处的班子集体研究，易某作为一把手，有最终的拍板权。他参与了和左志刚承包索道营销权的谈判，并提出过索道营销权要经过公开招投标，易某曾明确要冯某跟左志刚谈承包细节。
(3)证人易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期间，左志刚为争取承包到岳麓山索道票务营销权多次向易某提出请托。之后，易某、彭某、李某、冯某根据其确定的原则与左志刚进行索道票务营销权发包洽谈。双方洽谈达成一致意见后，后经党委会研究通过后与左志刚个人签订了索道票务营销权承包合同。该索道票务营销没有经过公开招投标。2012年6月份左右的一天，左志刚在麓山景区管理处主任办公室送给易某人民币20万元。2014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左志刚在悦禧山庄家中送给易某美元1万元，易某予以收受。
(4)证人冯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7年11月调入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任副主任，2010年至今主管索道公司，负责索道安全生产、创收工作。左志刚将承包索道业务的想法告诉自己，自己无法决定此事，便让左志刚去找易某主任汇报，后易某安排自己、彭某、李某就合同的细节与左志刚进行商谈，并起草承包合同，后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由左志刚承包索道营销权，没有经过公开招投标。2011年6月份，易某代表麓山管理处与左志刚签订了协议。协议签订后，其先后三次收受左志刚人民币9万元。
(5)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8月中旬，其从郭梦洁和张妮处借了5万元给冯某。
(6)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易某不管家里的财产，身上如果有现金的话，一般都是带回家后交给自己去打理，易某每次交给刘某1的钱数额不是很大，一般都是几万元，多的几次也有十几万元的，这些钱，由刘某1存入银行后用于理财或者炒股了，也有些用于借给了朋友用于挣利息，也有些用于家里的大额开支了。在2014年春节的一天晚上，左志刚到过自己家里，过了几天，自己打开家里的保险柜，发现里面有1万美金，当时还劝易某把钱退给左志刚，但易某没有作声，后来，自己把钱存入了光大银行账户里。
3.被告人左志刚的供述与辩解，证明：被告人左志刚身为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员工，未经招投标程序获得岳麓山索道营销权业务。为表示在承包岳麓山索道营销权业务中的感谢，左志刚给时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主任易某（已判决）送了人民币20万元、美元1万元；给时任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管理处副主任冯某（已判决）送了人民币9万元的事实。
辩护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会议记录，证明经由岳麓山管理处党委会讨论决定后将岳麓山索道的“营销权”承包给被告人左志刚。
2.索道促销的报告，证明被告人左志刚对岳麓山索道只有经营权，没有管理权。
3.左志刚工作情况的说明，证明被告人左志刚为麓山管理处的贡献和业绩，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被告人左志刚无异议，被告人左志刚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冯某讯问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人左志刚向冯某送礼的目的只是为了感谢其在工作上的帮助。公诉人对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经查，证人彭某、冯某的证言及被告人左志刚的供述均能够体现彭某和李某提出索道的票务营销业务需要通过招投标程序来确定承包人，左志刚因担心如果通过招投标程序将不能确保其一定中标，所以向彭某、李某、冯某等人提出能否不经过招投标，直接由管理处领导集体决定将索道营销业务交其承包经营。对于左志刚提出的不经过招投标程序的想法，彭某、李某、冯某等人均没有表示反对，被告人左志刚向冯某送礼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感谢其在工作上的帮助。上述证据均能够相互印证，形成有效的证据锁链，故对辩护人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述证据均被确认为本案的有效证据。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左志刚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易某、冯某违反法规、规章的规定，为自己提供方便条件，谋取不正当利益，后送给国家工作人员易某、冯某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5.1054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应依法惩处。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控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案发后，被告人左志刚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对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左志刚向易某、冯某行贿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仅仅是为了感谢其工作上的关照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易某、彭某、冯某的证言以及被告人左志刚的供述能够体现易某、彭某、冯某明知需要招投标，因左志刚托人跟易某打招呼，没有进行招投标而直接安排彭某、李某、冯某等人跟其商谈合同，在商谈承包合同过程中彭某、李某向左志刚提出承包索道营销权应当进行招投标，左志刚因担心如果通过招投标程序将不能确保其一定中标，所以向彭某、李某、冯某等人提出能否不经过招投标，直接由管理处领导集体决定将索道营销业务交其承包经营。左志刚的上述行为系在经济活动中违背公平、公正原则，谋取竞争优势，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出左志刚承包索道营销权，不属于经营活动的经营者，经查，被告人左志刚通过承包索道营销权与管理处合作开发索道项目，共同分配利润，属于法律规定的从事营利性服务的个人，符合经营活动中经营者的特征，其谋取的利益违反法规、规章规定，也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左志刚系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在被告人左志刚到案前办案机关已经掌握了其向易某行贿的事实，在本案立案后，侦查人员将其从办公室传唤至侦查机关，尽管被告人左志刚到案后主动交待了其向冯某行贿的同种罪行，不属于自首，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提出对左志刚免于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左志刚的行贿行为无免予刑事处罚的法定情形，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提出左志刚系初犯、认罪态度好的辩护意见与本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采纳。考虑到被告人左志刚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其所在社区和司法局社区矫正科同意接收其为社区矫正对象，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符合宣告缓刑条件，依法对其适用缓刑。
综上所述，对被告人左志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经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左志刚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被告人左志刚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持刑事判决书到居所地司法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
审 判 长 蒋 晖
人民陪审员 叶 宁
人民陪审员 刘农科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代理书记员 刘 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经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
（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
（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第八条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
（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