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红民初字第2650号
原告杨颖，女，1971年4月1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伟，天津云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邵雨生（夫妻关系），无职业。
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208号。
法定代表人郭耀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立男，该局就业促进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于璐，该局档案中心科长。
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文裕，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谷连芳，该办事处劳动保障中心科长。
第三人天津市毛巾一厂，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西姜井村北。
法定代表人王跃筑，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王默，该厂职工。
原告杨颖与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办事处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追加天津市毛巾一厂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5年7月21日、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颖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伟、邵雨生，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谷立芳，第三人天津市毛巾一厂的委托代理人王默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代理人杨立男、于璐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开庭时到庭参加诉讼，第四次开庭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颖诉称，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原告档案的管理单位。原告于1987年12月14日进入第三人天津市纺织局毛巾一厂工作，1994年因企业倒闭终止劳动合同，企业将原告的档案退回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告2011年10月10日进入河西区永福日盛水产经营部工作，单位为原告办理保险时，原告发现档案于1994年遗失，无法为原告缴纳五险一金，且因档案遗失，原告可能无法在退休年龄如期办理退休手续，原告询问得知，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称是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办事处提走了原告档案。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办事处称已经将档案退回，经多次交涉，二被告于2013年为原告办理了临时档案，但拒绝依法为原告补办自1994年至2012年期间原告的档案，无奈，原告将二被告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二被告依法给原告补办于1994年至2012年期间遗失的档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杨颖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职工安全技术三级教育登记表，第三人天津市毛巾一厂为原告进行职业教育时的登记表，由原告自己保存，证明原告的入职时间是1987年6月14日，同时也是原告个人档案的建档时间。
证据2，天津市红桥区劳动局（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当时二被告之间交接档案的手续，证明原告的档案的确在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保管，且后来由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办事处提走，因二被告的交接问题造成原告档案的遗失。
证据3，原告的就失业证，由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办事处发放，证明原告的下岗时间为1994年12月17日，且下岗后原告的档案存放在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处，1995年存放于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办事处，并由街道办事处为原告换领了失业证。
证据4，人才流动存放手册，由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三条石街道办事处发放，2013年已经为原告重新补办了档案，该档案仅为2013年后，并推断原告2012年前的档案仍处于遗失状态。
证据5，原告杨颖的社保缴纳情况、收费凭证，证明二被告于2013年为原告补办档案后，原告杨颖在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了社会保障卡。
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辩称，第一，根据我局的相关记载，原告的档案是在1994年12月转入当时的红桥区劳动局，退回原因为毛巾一厂停业整顿，按照当时工作流程，当时这些人员的档案要转回所在街道的劳动服务公司，是由该街道的劳动服务公司的人员去领取，经查是刘禄波同志提取了包括杨颖同志在内的10份档案，从该时间段为止，杨颖的档案已经转出人社局，人社局不再保存原告档案。第二、依照1995年的工作要求，原求职证换发就失业证，依据三条石街道办事处转到人社局的信息显示，原告杨颖已经在街道办理了换证，由原证号06081275换发为06080109，以此，我们认为，原告杨颖在换证时已经知道其档案在三条石街道办事处。第三，原告当时换发的就失业证的发证单位是三条石街道办事处，发证日期显示为1995年11月15号，换证的原始记录和换完后证件的复印件可以相互佐证；第四，原告陈述的补办个人档案一事并不存在，当时原告正在办理4050人员就业困难认定，如果不能在正常时间内缴费，会取消其资格，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由原告手写一份申请，申请中原告表述“协助办理养老保险手册，享受国家养老待遇”，所以不存在补办档案一事，我单位只是协助其办理了养老保险手册，不是补办档案。综上所述，原告的档案已经于1995年转出我局，已经在街道办事处换取就失业证，档案没有转回我局，且原告陈述的补办档案一事不存在，是考虑到避免造成原告的损失而协助其办理了养老保险手册，原告在社会保险信息内没有记载，经2013年我局协助其办理养老保险手册，其已经享受了国家社会保险待遇，我局不存在丢失档案给原告造成损害的情况，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为支持其答辩意见，被告人社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人社局档案转接工作台账，证明人社局在1994年收到杨颖的档案并已经由被告三条石街办事处工作人员刘禄波提走，杨颖的档案已经不在人社局留存。
证据2，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办事处劳动服务公司上报到人社局的原求职证换发就失业证的名册，包含原告杨颖换证时的记录，证明原告的档案确实转入了三条石街道办事处，也由该办事处为其换发了就失业证。
证据3，原告杨颖就失业证的复印件，原告杨颖在人社局办理事宜时留存，证明原告杨颖知晓档案在三条石街道办事处而不在人社局的事实，因为该失业证只能本人换领，有原告的照片且与证据2中的时间相吻合。
证据4，原告杨颖个人书写的申请，由人社局协助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册申请的复印件，证实原告清楚人社局当时并未为其办理人事档案，只是为了避免损害其利益，享受国家相关政策，人社局协助为原告办理了养老保险手册。
证据5，三条石街道办事处为原告杨颖换证时，原告填写的失业人员登记表，三条石街道办事处随台账转到人社局，证明原告杨颖知晓档案在三条石街道办事处，也证实三条石街道办事处也存有原告的档案。
证据6，工作台账-
退工档案转入明细表，证明人社局在原告杨颖的档案管理中做到了进清楚、转出清楚，原告从三条石街道换证事实清楚，原告杨颖的档案遗失与人社局没有关系。
证据7、天津市劳动局在1993年颁布的《关于连续工龄进行审定的通知》、《关于改革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324号）》（1993年1月1日生效），证明依据该文件规定，审定工龄后应当是在1993年1月1号起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应当由第三人毛巾一厂为原告缴纳保险，但是原告杨颖在之前并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因此认为杨颖的工龄在之前并没有进行审定。
证据8、天津市劳动局关于填写《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花名册的通知（408号）》，证明依据该文件规定了企业向保险申报时应当将每个人的工龄审定情况填写花名册，这个花名册应当在单位人事部门留存。
证据9、原告杨颖本人在被告人社局填写的《申请》，证明原告杨颖本身清楚截止到缴费时，其个人正常的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缴费时间不足15年，其清楚本人之前的工龄不足7年。
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三条石街道办事处”）辩称，原告多次到街道办事处查找档案，在我街道办事处的库房中查找三、四次，但是没有找到。1994年12月31日，原告的档案由刘禄波接收转到街道办事处；1995年，原告在三条石街道办事处换取了失业证，根据当时红桥区对工作流程的规定，失业的人员档案，由区里转到街道后，在办理就失业证后，街道没有权限存档，档案会转回区里的人才市场。1994年我们单位在西青道，大概一个月会送回去，当时是一位姓郑的工作人员送档案，他送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签字，这是当时我们单位的工作管理状况。制完就失业证后就把档案送回到当时的劳务市场，就是现在的人社局。档案的事情不允许街道存档案。因原告的档案遗失，后来经过多方协商，为了维护原告的利益，协助原告办理了保险手册。原告的诉请是合理的，牵扯到她的退休等问题，但是作为街道办事处，没有能力补档案，没有权限，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档案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原告现在已经享受了国家社会保险待遇，包括了所有的国民待遇。
为支持其答辩意见，被告三条石街道办事处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退档花名册，来源于三条石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台账，证明原告杨颖的档案由三条石街工作人员刘禄波接收，转入三条石街；
证据2，三条石街道办事处办理就失业证换领的工作记录，来源于三条石街的工作台账，证明三条石街工作流程。
第三人天津市毛巾一厂（以下简称“毛巾一厂”）述称，能够确认原告杨颖系我单位职工；1993年我单位系国有特困企业，允许特困企业零交费，应该有相关的文件，104号或者108号文件，特困企业职工的企业可以为职工零交费。与原告杨颖同一批的人都是档案退到劳动局后，有又找到其他单位的可以从其他单位上保险，或者是通过个人窗口补齐；员工的个人档案中大概有合同手册、工龄审计表、职工登记表、招工小票等材料，原告当时是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合同时档案都退档退到劳动局了，这些东西没办法弥补了，需要被告人社局的配合才行。
第三人毛巾一厂于第三次庭审后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天津市国营企业、单位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保险基金月结算表，全民企业（单位）劳动合同制工人投保（转入）通知单，证明1987年天津市毛巾一厂为原告在内的合同制工人在红桥区劳动保险部门进行了登记，证明杨颖1987年12月14日进入我厂工作，我单位1988年为其进行了社会保险登记、交费；
证据2、天津市毛巾一厂向天津市社会保险公司红桥分公司交纳合同制养老基金交纳合同制养老保险金的收据，证明天津市毛巾一厂一直到1994年10月对合同制人员都交纳了社会保险，应该还有其他的缴费凭证，但是因年份过久找不到了。
经庭审组织质证，对原告杨颖提交的证据，被告人社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只能证明原告杨颖具备工作资格；对证据2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没有异议，是三条石街道办事处为原告办理的就失业证；对证据4没有异议，是被告人社局为原告杨颖享受灵活就业而办理的社保补贴，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不是我们为其补办的档案，是依照原告的申请为其补办的养老保险手册；对证据5无异议，但此证只是原告杨颖享受灵活就业补贴后的个人缴费行为，不是被告人社局为原告补办档案的行为后果，被告人社局无权为原告补办个人档案。
对原告杨颖提交的证据，被告三条石街道办事处表示其质证意见与被告人社局的质证意见一致。
对原告杨颖提交的证据，第三人毛巾一厂表示不发表质证意见。
对被告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原告杨颖表示对证据1、2、3、5、7、8没有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原告于2011年发现档案丢失后，在4050保险办理不了时，是被告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让我写的这个材料，当时是说不写不能另立档案，我为了减少损失，享受国家政策，按照人社局人员的要求写的此份材料。对证据6，这份材料是社保中心（人社局）与三条石街道办事处退档案的交接手续出现的表格，应当是双方行为而不是单方行为，该证据是单方表格，没有原告杨颖的名字，但是无法得知三条石街道办事处把档案交给人社局后丢失的还是没有把档案交回人社局前就丢失的，无法得知原告杨颖的档案丢失时间。对证据9有异议，原告认为当时写此申请是为了能够及时办理社会保险，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对被告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被告三条石街道办事处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没有异议，但表示三条石街道办事处不负责管理档案，档案应当由区里管理。
对被告人社局提交的证据，第三人毛巾一厂表示对证据1至6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7至9没有异议。
对被告三条石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证据，原告表示没有异议。
对被告三条石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证据，被告人社局表示没有异议。
对被告三条石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证据，第三人表示没有异议。
对第三人毛巾一厂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2均无异议。但是认为其合同解除时间在失业证明中是1994年12月11日，原天津市失业人员登记表中显示是1994年10月，认为应当以失业证明为准。
对第三人毛巾一厂提交的证据，被告三条石街道办事处无异议。
被告人社局第四次庭审未出庭，未对第三人之证据质证。
依据法律规范、证据规定，结合当事人的上述质证意见及庭审陈述，本院依照证据规则认证如下：
对原告杨颖提交的证据2、3、4，二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1，系原告自行保留之原始入职第三人的培训登记表，虽无第三人签字或盖章，但确可证明原告曾在第三人处工作之状况，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5，来源真实、合法，间接的证明本案原告档案丢失的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对被告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原告杨颖对证据1、2、3、5、7、8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4、9，均系原告本人书写，能够证实本案的部分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6，该证据能够证实原告档案流转的部分过程，本院予以采信。
对被告三条石街道办事处及第三人毛巾一厂提交的证据相对方均无异议，确与待证事实由关联，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及提交并经本院认定之有效证据，查明事实如下：
第三人毛巾一厂原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原告于1987年12月14日经第三人招聘，且经培训与第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成为第三人的合同制工人。第三人原上级单位为天津市纺织局，现托管单位为天津飞天纺饰针棉有限公司。
1988年1月12日第三人毛巾一厂为原告在内的13名合同制新招工，于1987年12月14日始，在天津市红桥区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所（被告人社局前身下属部门）办理了养老保险基金投保。1994年10月27日第三人毛巾一厂再次为原告在内的合同制工人，在天津市社会保险公司红桥区分公司办理了合同制养老保险基金。
1994年10月因第三人与原告合同期满，遂终止劳动合同，第三人将原告的个人档案退至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社局。原告就失业证显示，原告失业时间为1994年12月；署名原告之天津市失业人员登记表显示，户口所属区街为被告三条石街，失业原因为毛巾一厂合同满，个人简历为1978年至1986年上学，从1987年-1994年分配毛巾一厂工作，至今待业。期间，二被告因落实国家相关政策为原告办理就失业等相关证明，进行正常工作的失业人员档案（包含原告个人档案）的交接移转。
1995年11月15日被告三条石街道办事处向原告发放就失业证。
2011年10月原告拟重新就业，在办理社会保险之时，原告发现其个人档案被遗失。
嗣后，原告多次与二被告协商解决，并曾至第三人处征询。2013年1月7日，经原告申请，被告人社局为原告办理了养老保险手册。
现原告以二被告将原告档案丢失，要求补办档案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二被告为原告补办自1994年至2012年期间原告的档案，使其如期在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
庭审中，原告提出要求二被告赔偿原告因档案丢失所致的损失。
本案争点为：第一争点原告丢失的档案是否可以补办，如何补办；第二个争点是如果不能补办档案，杨颖档案的丢失给杨颖本人造成了何种损失，损失由谁来承担。
本院认为，劳动者之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分析的重点是原告杨颖的档案遗失后能否补办或如何补办，如果不能补办，原告的损失如何计算。没有衔接上的社会保障部分如何保护，且原告延迟退休的损失如何得到补偿。第三人建立并保管的原告个人档案，客观的反映原告的学习与工作情况。在第三人与原告合同期满，解除合同后，第三人将原告个人档案依规定移交被告人社局保管，被告人社局在与被告三条石街为落实国家失业人员的相关政策，在两被告间移转失业人员档案之时，遗失原告个人档案，虽被告人社局工作流程记录显示系被告三条石街道办事处取走，但二被告间往来失业人员的档案工作流程记录未予全面展示，故在二被告间的工作衔接环节出现瑕疵不明，二被告均负有遗失原告档案之责任。
原告诉请补办个人档案，系因二被告丢失原告档案之行为所致，造成原告1986年至1994年间的交费年限无法纳入国家统筹的公民个人如期退休时间，对原告如期退休并如期享受国家各项社会福利待遇造成影响。依本案之证据及原告之诉请辨析，原告系补办在第三人工作期间的履历，而二被告确无权利为原告补办此间的履历，第三人作为原告个人档案的建档单位，有权利亦有义务为原告补办上述期间的个人履历。
关于原告在庭审中提出的因二被告遗失原告个人档案，其受到的损失一节，因原告诉请未具体且未举证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院支持无据。
被告人社局在与原告因原告个人档案遗失，多次与原告协商交流后，为维护原告之权益，重新为原告办理养老保险手册之行为应予赞许，以使亦如原告之我国公民均能充分的享受国家各项社会福利待遇。但应指出，自1993年始，国家实行养老保险制度，二被告与辖区内各用工单位在养老保险的沟通交流环节尚显稚嫩，第三人已为原告在内的本单位合同制工人，在被告人社局投了养老保险，而被告人社局却审查无果，造成本次诉讼，被告人社局应在多方面的工作中总结经验，以便在今后更好的开展关系国计民生之工作。
尚应指出，本案应当释明何为公民个人档案，所谓公民个人档案是劳动、组织、人事等部门在招用、调配、培训、考核、奖惩、选拔和任用等工作中形成的有关职工个人经历、政治思想、业务技术水平、工作表现及工作变动等情况的文件材料。档案的本质是个人信息。就补办方式而言，在客观上能够补办的，可由用人单位依法补办，在客观上已经不能补办的，依据最高法院的相关答复函可释明为：对于履历、自传、鉴定、考核、考察材料等可补办的应予办理相应的证明材料，无法补办的可以用经办人或当事人的书面证明替代。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补救措施之规定及一百三十四条恢复原状之规定系其适用之法律依据。第三人在实际履行为原告补办个人档案之时可予参考。
被告人社局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第三人天津市毛巾一厂为原告杨颖补办1986年至1994年间的个人履历（即原告此期间的个人档案）；
二、驳回原告杨颖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40元，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办事处负担4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志文
人民陪审员 王宗樑
人民陪审员 王立新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嘉晖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