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温民终字第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某，务工。
委托代理人：倪良花。
上诉人（原审被告）：乐清市虹桥镇南村村民委员会。
代表人：吴阿明。
委托代理人：叶金琼。
委托代理人：陈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会，务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爽爽，务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政博。
法定代理人：罗会，身份事项同被上诉人罗会，系徐政博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有妹，务农。
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微微。
上诉人夏某、乐清市虹桥镇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村村委会）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乐清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温乐民初字第1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徐大平于1970年11月21日出生，系浙江省常山县芳村镇洁湖村农村居民，其父亲徐作礼（1981年7月死亡）、其母亲姜有妹生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徐大平、次子徐大卫、女儿徐丽华。徐大平与罗会于1990年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从1992年开始在乐清市石帆街道后林村居住生活，从事泥水工匠工作。徐大平和罗会于1993年1月5日生育一女徐爽爽，2002年6月10日生育一子徐政博。姜有妹2004年户口迁往永嘉县乌牛街道新庄北路61号，并在永嘉县乌牛街道居住生活至今。事故发生前，徐政博在常山县芳村镇中心小学读书，并在芳村镇居住生活，现在衢州市柯城区的浙江师范大学附属衢州白云学校七年级六班学习。2014年5月7日，夏某与南村村委会签订《工程发包协议书》，约定南村村委会将位于虹桥镇南村的“虹桥镇东排工程生态移坟墓地”万古楼工程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包给夏某，水泥、石料、砂由南村村委会承担，设备、工具、运输、工人及工人工资等由夏某承担。合同签订后，夏某组织人员进行施工。2014年6月4日开始，徐大平陆续在“万古楼”工地从事泥水工作。期间，徐大平也到虹桥花园、南塘、竹屿等地做泥水工作。2014年7月31日，夏某支付了徐大平4000元。2014年8月4日上午，徐大平、吴某、夏某三人一起对“万古楼”顶层进行水泥浇灌。10时许，徐大平在前、吴某在后共同抬一桶水泥在“万古楼”顶层前行过程中，徐大平见前方地上震动器插头连接的电线缠绕，便用手（戴着已被水泥弄湿的手套）将电线拿起放到一边，以防止电线绊脚。当徐大平戴着湿手套的手接触电线时，恰巧碰到电线表皮已脱落部分，裸露的电线漏电将徐大平击倒。徐大平触电后，夏某等人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并对徐大平实施人工呼吸等措施。后徐大平被120救护车送往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2014年8月4日11时25分，乐清市公安局虹桥派出所对本案徐大平触电死亡事故发生时的在场人吴某进行询问，吴某陈述：“2014年8月4日5时许，我来到虹桥镇南村公墓准备做工，平时我是做小工的，今天被叫过来一起做泥水活。早上由负责包公墓凉亭的人（即夏某）、我、还有另外一个工人（徐大平）一起灌凉亭顶上的水泥。大概10时许，我和这个工人抬着一桶水泥，他在前，我在后，小工看前方地上有几根震动器的电线缠着，怕绊脚，就过去用手把电线放旁边一点，这时突然听见小工叫着说‘漏电’，我怕他从凉亭上面掉下去，……我不认识他（即徐大平），今天是第一天看见他，他应该是新来的，年龄大概40多岁，身高165cm左右。……事故发生时，现场就我、包工头还有触电的工人……”。事故发生后，夏某支付徐大平家属20000元，南村村委会通过夏某另行支付徐大平家属9000元，并支付了徐大平医疗费用押金1000元。另查明：1、“万古楼”工程施工设备切割机、吊机、铁锹等均系夏某提供，徐大平仅带泥瓦刀（披墙工具）。2、夏某从南村村委会领取的工程款项系由夏某出具领款凭证收取，该款除支付材料款等款项外，多余款项均在夏某处。3、“万古楼”工程所需垫付款项均由夏某垫付。4、夏某庭审陈述其与徐大平合伙承包“万古楼”工程，合伙承包所得款项分配系扣除材料款、雇佣工人工资及徐大平、夏某按每日300元计算的工资等费用后，所余款项按徐大平、夏某出工天数的比例进行分配。5、罗会等人表示徐大平在虹桥花园、南塘、竹屿等地做泥水工作每日工资为300元；夏某庭审陈述徐大平在虹桥花园、南塘、竹屿等地做泥水工作每日工资约为280元。6、本案审理过程中，夏某陈述其与死者徐大平系合伙关系，但双方无书面合伙协议。7、2013年5月至6月间、2013年10月至11月间，徐大平分别回户籍所在地就其原有房屋进行加层并简易装修。8、罗会等陈述徐大平抢救费用、尸体保管费用至今尚未结算，南村村委会陈述其支付的徐大平医疗费用押金1000元在医疗费用结算后另行处理。9、2013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851元，2013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513元，2013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3257元。
原审判决认为，夏某与徐大平之间属于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系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之一。首先，本案徐大平触电死亡事故发生后，乐清市公安局虹桥派出所在第一时间对事故发生时在场人员进行了询问，当时与双方当事人均无无利害关系的吴某对死者徐大平的身份表述为“小工”、“另一个工人”，同时陈述“我不认识他（即徐大平），今天是第一天看见他，他应该是新来的”，而吴某对夏某的身份表述为“负责包公墓凉亭的人”、“包工头”。这与吴某时隔2个月后在本案庭审作证陈述的“……徐大平叫我去干活的。我问（徐大平）工资怎么结算，他们说是合伙的，会付给我钱。……我说向徐大平拿工资，他说没问题。徐大平说凉亭是合伙包过来的。……徐大平过来叫我的。我们工地5点半开工，他过来的时候快6点了。……在去凉亭的路上，我问工钱的事情，他告诉我他跟夏某合伙的。徐大平说合伙事情的时候夏某不在。我之前看过他们（徐大平、夏某）一起，所以我问徐大平工资向谁拿。（万古楼）之前一直是他们（徐大平、夏某）两人做的。”的证言前后矛盾，吴某在事故发生第一时间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就本案事故发生经过及死者徐大平身份等所作陈述更接近客观事实。其次，“万古楼”工程施工设备均由夏某提供，徐大平仅带泥瓦刀；夏某领取的工程款系由夏某出具领款凭证收取，该款除支付材料款等款项外，多余款项均在夏某处，“万古楼”工程所需垫付款项也均由夏某垫付。并且，“万古楼”工程2014年5月夏某已开工建设，徐大平2014年6月4日才到该工地工作。在徐大平工作过程中，夏某于2014年7月31日支付徐大平4000元。如夏某所述其与徐大平系合伙关系，除非双方就工程款的收支、设备的提供等有特别约定或合作习惯，一般情况下，款项的收支、设备的提供均应由合伙体共同进行，而夏某既未提供双方有合伙承包的书面材料，也未举证证明之前双方存在过合伙承包工程的事实，上述事实反映的夏某与徐大平之间的关系更贴近雇佣关系即夏某雇佣徐大平进行施工。再次，夏某庭审陈述其与徐大平合伙承包“万古楼”工程，合伙承包所得款项分配系扣除材料款、雇佣工人工资及徐大平、夏某按每日300元计算的工资等费用后，所余款项按徐大平、夏某出工天数的比例进行分配。而2014年6月4日开始，徐大平除陆续在“万古楼”工地从事泥水工作外，也到虹桥花园、南塘、竹屿等地做泥水工作，其在虹桥花园、南塘、竹屿等地做泥水工作的工资收入按罗会等人及夏某陈述并未高于其在“万古楼”工地的日工资收入。按照夏某所述的利润分配方式，徐大平一直在“万古楼”工程工地务工，其在工程完工后分配到的利润将高于其在各处务工收入，而事实恰恰相反，其在他处的务工时间根据徐大平的务工笔记记载反而超过其在“万古楼”工地务工时间，这明显不合常理。综上分析，夏某与徐大平之间应属于雇佣关系。本案死者徐大平对于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万古楼”建设工程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应承担何种责任系本案双方的另一争议焦点。首先，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徐大平用带着被水泥弄湿的手套拿电线，其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用带着湿手套的手接触电线存在安全隐患，但徐大平并未采取其他方式移动电线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故徐大平对本案其触电身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具体责任比例应以20%为宜。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该法第八十三条同时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本案南村村委会发包的“虹桥镇东排工程生态移坟墓地”万古楼工程并非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其建筑活动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相关规定，由具有施工资质的承包单位予以建设。故南村村委会主张本案建筑活动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抗辩，依法不能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南村村委会将“万古楼”建造工程发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夏某施工，其作为发包方依法应与作为雇主的夏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南村村委会与夏某的内部责任承担问题，南村村委会明知作为承包人的夏某没有相应施工资质将“万古楼”建设工程发包给夏某施工，作为发包人的南村村委会对于作为承包人的雇主的选任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承担徐大平自身应承担的20%责任以外的80%责任中的30%赔偿责任为宜，承包人夏某作为雇主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即承担徐大平自身应承担的20%责任以外的80%责任中的70%赔偿责任。罗会与死者徐大平于1990年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至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日，俩人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故罗会与徐大平之间属于事实婚姻关系。姜有妹系死者徐大平母亲，徐爽爽、徐政博系死者徐大平与罗会所生育子女，故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作为死者徐大平的近亲属，提起本案赔偿之诉于法有据。关于赔偿项目、标准和数额，确定如下：1、关于死亡赔偿金问题。死亡赔偿金包括传统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两部分组成。徐大平虽系浙江省常山县农村居民，其于2013年5月至6月间、2013年10月至11月间分别回户籍所在地就其原有房屋进行加层并简易装修，但从1992年开始，徐大平便在乐清市城镇范围内的石帆街道后林村居住生活，其2013年5月至6月间、2013年10月至11月间回常山县芳村镇仅系为其自建房屋加层、简易装修，并非居住生活，故乐清市石帆街道后林村系徐大平经常居住地。结合徐大平事故发生前专门从事泥水匠工作，收入约为300元／天、事故发生时徐大平43周岁及涉案工程所在地属于城镇范围等实际情况，本案徐大平死亡赔偿金应按2013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851元为标准计算20年，故传统死亡赔偿金应为757020元（37851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被扶养人生活地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徐大平父亲徐作礼已于1981年7月死亡，其母亲姜有妹2004年开始居住生活的永嘉县乌牛街道属于城镇；徐大平儿子即徐政博在事故发生前在常山县芳村镇中心小学读书，并在芳村镇居住生活，芳村镇作为常山县县域发展次中心，也属于城镇，故本案被扶养人姜有妹、徐政博的生活费均应按2013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结合姜有妹1951年5月10日出生，至2014年8月4日徐大平死亡时尚需扶养16年零9个月（16.75年），姜有妹有子女三人及徐政博2002年6月10日出生，至2014年8月4日徐大平死亡时尚需抚养5年零10个月（5.83年），其原由徐大平和罗会二人抚养的实际情况，本案被扶养人即姜有妹、徐政博的生活费应为197646元［5.83年×23257元／年×（1／3＋1／2）＋（16.75年-5.83年）×23257元／年×1／2］。综上，本案死亡赔偿金（由传统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组成）合计为954666元（757020元＋197646元）。2、关于丧葬费问题。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要求丧葬费按37851元／年的标准计算六个月，予以采纳，故丧葬费应为18925.5元（37851元／年÷12个月／年×6个月）。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本案死者徐大平自身对于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根据其过错程度依法可减轻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徐大平触电死亡给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带来了无形的精神痛苦，侵权方应赔偿其精神损失。结合徐大平的过错程度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以30000元为宜。4、关于承担抢救费用和尸体保管费用问题。徐大平的抢救费用、尸体保管费用尚未结算，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也未提供已产生费用情况，本案不宜处理，应待该费用结算后由其另行主张解决。南村村委会主张已垫付的抢救费用押金1000元，在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另行主张抢救费用时一并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综上，结合夏某、南村村委会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及夏某已支付款项20000元、南村村委会已支付款项9000元的事实，夏某应赔偿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546211元［（死亡赔偿金954666元＋丧葬费18925.5元）×80%×70%＋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70%－20000元］，南村村委会应赔偿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33662元［（死亡赔偿金954666元＋丧葬费18925.5元）×80%×30%＋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30%－9000元］。夏某、南村村委会对上述款项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夏某应赔偿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546211元，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交原审法院民一庭转付。二、南村村委会应赔偿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33662元，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交原审法院民一庭转付。三、夏某、南村村委会对上述款项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25元，减半收取7112.5元，由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负担2057.4元，夏某负担3540.5元，南村村委会负担1514.6元。
宣判后，夏某和南村村委会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夏某上诉称：一、夏某与徐大平之间并非雇佣关系而是合伙关系，其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原判认定双方系雇佣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即使夏某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判在被扶养对象、赔偿标准的确定及责任承担比例分配上均有错误。1、姜有妹虽丧失了劳动能力，但其有固定且较好的生活来源，不属于被扶养范畴。2、徐大平系农村户口，其经常居住地及收入来源地不属于城镇范围，原判认定其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有误。3、徐政博系农村户口，其生活费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原判按城镇标准计算错误。4、导致触电事故发生的电线是徐大平从旁边工地上拿来的，不是夏某提供的。徐大平在明知该电线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在施工中使用，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夏某对电线存在安全隐患完全不知情，原判在责任的划分比例上明显不公。另，南村村委会作为发包人将工程发包给没有资格的夏某施工，且其没有对施工现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也没有对徐大平等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提醒，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与夏某承担同等责任。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夏某不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夏某的上诉，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答辩称：一、夏某与徐大平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判对该项事实认定正确。1、根据《工程发包协议书》的内容，涉案工程的承包方系夏某一人，而非夏某与徐大平共同承包。2、根据一审的庭审笔录，夏某在协议签订之后，为了万古楼的工程，其个人已垫付材料款90000元，而徐大平并未分文投入。3、万古楼工程施工设备包括铁锹、切割机、吊机、葫芦等都均是夏某一人提供，而徐大平仅随身携带了一把泥瓦刀。4、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南村村委会支付的工程款也是由夏某一人领取并由其向村委会出具领款凭证。5、涉案工程于2014年5月7日开始施工，而徐大平在2014年6月4日开始在万古楼工地做泥水工，且在2014年6月4日至事发日8月4日该施工时间段，徐大平在乐清的其他工地也有做工。另，2014年7月31日，徐大平还向夏某预支了4000元工资，这些现象也进一步证实了徐大平不是合伙人的身份。6、证人吴某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在虹桥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证实了夏某系涉案工程的包工头，而徐大平只是新来的小工，证人之前根本不认识徐大平，也不是徐大平叫证人吴某做工的。虽然夏某向一审法院申请了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但这些证人与夏某均系泰顺移民的老乡，与其关系密切，且时隔几个月后出庭作证，并不排除夏某与证人存在串通的可能，而吴某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是事故发生的当天，时间最短、记忆最深刻，证人也没有被其他因素干扰的机会，该份证言应当最为客观真实。二、原判以城镇标准计算徐大平的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三、关于责任分配问题，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认为徐大平在事故中并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事故责任，但一审判决后并未提出上诉。夏某主张徐大平应负事故主要责任，理由不成立。首先，漏电的插线板是工地上适用的，并非徐大平自带。其次，插线板漏电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既然本案的事故因电线漏电而导致触电死亡，即使徐大平取下湿手套，还是会触电身亡。
针对夏某的上诉，南村村委会答辩称：对夏某上诉所称发包协议无效有异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对其他上诉主张没有异议。
南村村委会上诉称：一、涉案建筑物低于二层，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可以由普通泥水匠承建。原判认定南村村委会与夏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二、原判认定徐大平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与事实不符。三、姜有妹没有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原判认定其为被扶养人依据不足。四、徐政博生活在农村，其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对南村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针对南村村委会的上诉，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答辩称：与对夏某的答辩内容一致，另补充：南村村委会认为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村委会对工程的发包不存在过错，从而不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观点错误。1、南村村委会提出该理由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83条的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不适用建筑法的规定。但本案涉案建筑系公墓区的万古楼，系公墓区的配套设施之一，并非系农民自建的建筑，也不属于住宅。因此，本案不适用建筑法第83条。2、依据现行有效的《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农村自建的底层住宅可以由农村工匠施工。3、夏某上诉状中引用的1996年10月1日颁布的《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已被废止。本案事实清楚，审理程序正确，请求驳回南村村委会的上诉。
针对南村村委会的上诉，夏某答辩称：南村村委会明知夏某没有施工资质，仍将工程承包给夏某，故原审判决乐清市虹桥镇南村村民委员会与夏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正确。根据乐清市民政局的乐民事（2007）180号文件，万古楼属于建设工程投资额超过3000万的工程，该工程应该严格按照国家法规实施，村委会称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错误。对南村村委会的第二、三、四点上诉意见没有异议。
夏某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供了如下证据：1、乐民事（2007）180号文件，以证明万古楼工程并非农村低层建筑。2、人口信息表，以证明姜有妹并非没有生活来源无经济保障的事实。3、浙江人社发（2013）87号及关于发放2014年第三季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的通知，以证明姜有妹有生活来源及经济保障。4、网络信息，以证明徐大平的死亡赔偿金及被上诉人徐政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5、石帆镇、虹桥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证明徐大平生前的居住地和事故发生地属于农村并非城镇。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对夏某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夏某二审提供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该文件证明系由政府出面盖公墓区，万古楼也是公墓区里的配套设施之一，不属于村里的宅基地。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3没有原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项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证据5均没有原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审法院考虑后林村当地的经济水平以及收入，将其认定为小城镇，以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项目，并无不当，符合原审法院司法审判实践的一贯做法。南村村委会对夏某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批复内容无法证明南村公墓万古楼并非农村底层建筑。对夏某提供的证据2、3、4、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本院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该文件系南村村委会取得“虹桥镇东排工程生态移坟墓地”建设权的依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项证据予以确认。证据2、3、4、5均系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故本院不予确认。
上诉人南村村委会及被上诉人罗会、徐爽爽、徐政博、姜有妹在二审审理期间均没有提供新证据。
二审经审查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夏某与徐大平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问题，根据工程发包协议书、夏某领取工程款的凭据以及案外人吴某于事故当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形成的询问笔录，结合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所作的陈述，可以证实夏某系“万古楼”工程的承包人，其为施工人员提供铁锹、切割机等施工设备并负责领取工程款，徐大平作为泥水工，自备泥瓦刀在工地上从事泥水工作，通过劳动从夏某处获得一定的报酬，双方构成雇佣关系。夏某上诉主张其与徐大平系合伙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徐大平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还是城镇标准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徐大平自1992年始在乐清市石矾街道后林村居住生活，长期从事泥水匠工作，已脱离农业生产。夏某、南村村委会上诉主张按农村标准计算徐大平的死亡赔偿金，与事实不符。原判综合考虑徐大平的收入来源情况及居住生活情况，判决按城镇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就双方争议的姜有妹是否属于被扶养对象问题，本院认为，姜有妹系死者徐大平的母亲，其已超过六十周岁，系徐大平生前依法需要赡养的对象，应纳入被扶养人范畴。徐政博系死者徐大平的儿子，属于徐大平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其在衢州市柯城区学校就读，原判按城镇标准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妥。关于夏某上诉的责任比例分配问题，由于徐大平用带者被水泥弄湿的手套拿电线，对触电身亡事故的发生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原判酌情确定其自负20%的责任，尚属合理。夏某上诉要求徐大平负主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各方当事人争议的南村村委会是否对夏某的赔偿负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万古楼”工程系虹桥镇东排工程生态移坟墓地工程的一部分，其不属于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其建筑活动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相关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南村村委会将“万古楼”建造工程发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自然人夏某进行施工，依法应当与夏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4225元，由上诉人夏肇西与乐清市虹桥镇南村村民委员会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伟达
审 判 员 吴跃玲
代理审判员 潘文舒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叶冰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