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马尔康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川3201行初1号
原告刘正元，男。
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住所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政务中心6号楼1楼。
主要负责人：伍洪春。
委托代理人：杨再万，四川江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委托代理人：能措，女。
被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政局，住所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马尔康镇马江街9号。
法定代表人张耀龙。
委托代理人邬昌华，男。
第三人唐静，女。
原告刘正元诉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政局（以下简称州民政局）民政行政管理（民政）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正元，被告委托代理人杨再万、能措、邬昌华，第三人唐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正元诉称，2015年3月6日，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下属婚姻登记处登记员刘慧在明知本案第三人唐静伪造原告登记信息全部内容包括签名的情况下为原告和第三人违法登记，依据国家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此为重大失职行为；行政诉讼法规定国家机关应对其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以及提供相关法律法规依据，九寨沟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员刘慧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谎称原告当时表情自然未有胁迫感觉，当原告正式向九寨沟县民政局索要监控视频，对方却答复没有安装监控，九寨沟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存在重大违规违法操作，造成了原告二婚并且失业的严重后果；原告曾于登记前给付女方当事人彩礼共计人民币130000余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因九寨沟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失职及不作为行为，原告已不再符合此情形，造成原告直接经济损失130000余元。2016年1月7日，原告刘正元向九寨沟县民政局递交赔偿申请书，1月底收到该局作出的拒绝赔偿及道歉的书面处理意见书；同年2月26日，原告向本案另一被告州民政局递交书面复议申请，4月25日收到该局维持九寨沟县民政局决定的答复意见书，原告遂于2016年4月26日诉至我院，请求判决：1、州民政局和九寨沟县民政局分别撤销对原告作出的拒绝赔偿决定；2、州民政局和九寨沟县民政局分别向原告出具书面赔礼道歉书，并且内容必须深刻；3、九寨沟县民政局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费50000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30000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辩称，1、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被告九寨沟民政局具有婚姻登记的职权；2、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被告九寨沟民政局于2015年3月6日对原告及第三人唐静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有充分的证据，且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最高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原告刘正元在《结婚登记声明书》上捺印具有法律效力；3、刘正元与唐静的《结婚登记声明书》中原告刘正元的学历、职业、户口均为原告本人所写，原告提交了自己的户口本、身份证以及未婚证明，还在登记前一天举行了订婚仪式，九寨沟县公安局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也足以证明第三人唐静对原告刘正元不存在胁迫行为，以上种种，能够说明原告刘正元是自愿登记结婚，符合婚姻登记的形式要件，九寨沟县民政局予以结婚登记的行为合法；4、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刘正元的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综上所述，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认为其具有婚姻登记的职权，作出婚姻登记的证据充分，且被告的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州民政局辩称，原告刘正元于2016年2月26日向州民政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其撤销九寨沟县民政局作出的信访复字[2016]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并责令九寨沟县民政局赔偿各类损失费用100000元整。州民政局接到该申请后，经过认真调查核实，认为九寨沟县民政局对原告刘正元与第三人唐静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程序合法，即于2016年4月25日对刘正元作出《关于对刘正元先生有关婚姻问题行政复议的答复》，维持了九寨沟县民政局的信访复字[2016]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州民政局认为其处理行政复议申请和做出答复的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唐静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刘正元与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属自愿，并无胁迫。
原告刘正元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原告刘正元与第三人唐静的结婚证和离婚证一份，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以及有过的登记行为。
第二组：九寨沟县公安局《关于刘正元反映九寨沟县林业局职工唐金贵伙同女儿唐静通过订婚仪式骗取礼金一事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一份，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的婚姻登记表上原告的签名确系第三人伪造，以及原告给付了第三人彩礼的事实。第三组：九寨沟县民政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信访复字[2016]1号）一份，拟证明原告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赔偿的申请。
第四组：第三人唐静的户口簿一份，“文化程度”栏为“大学肄业”，拟证明原告本不愿意与第三人结婚，看到该情况更不愿意与其结婚。
第五组：五份通话记录，拟证明原告刘正元2015年3月6日与第三人唐静办理结婚登记后，于2015年3月9日打电话到九寨沟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出自己是非自愿登记，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对方答复只能到民政局办理，以致原告到民政局离婚的事实。
第六组：原告刘正元的学士学位证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完全有能力书写自己的名字，不需要第三人代签。
第七组：支付宝交易记录及第三人唐静实名认证信息一份，拟证明原告刘正元支付彩礼58000元给第三人唐静。
第八组：原告刘正元与第三人唐静的短信记录一份，拟证明第三人到山西与原告离婚时用各种借口向原告勒索了4500元。
以上证据经质证，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对原告刘正元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六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刘正元办理离婚的行为恰好可以证明结婚证是合法的、有效力的；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确能说明第三人唐静代原告刘正元在婚姻登记表格上签字，但不是说代签就不合法，且给付彩礼与本案无关；认为第三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刘正元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期限，原告应当在拿到结婚证后六个月内就提起相应诉讼；对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学历并不是结婚登记的必要条件，不能证明原告刘正元不是自愿结婚；对第五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刘正元曾在2015年3月9日向九寨沟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打过电话，并不能证明电话内容是什么，且除了被胁迫的情形，民政机关无权对已经登记的婚姻进行撤销；对第七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给付彩礼是民间自愿行为，不属于行政机关进行婚姻登记时的审查内容；对第八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
被告州民政局同意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的质证意见，无其他异议。
第三人唐静认为原告刘正元提交的第五组、第七组、第八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原告刘正元向我院提交了五份调查取证申请，经审查，我院同意并调取了以下两份证据：
第一份：九寨沟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对唐静、唐金贵、刘慧三人的讯问笔录，原告拟证明：1、原告的婚姻登记表格是第三人代原告签名，原告自己按的指印；2、原告付给第三人父亲60000元彩礼并且购买8000余元首饰；3、当时原告与第三人前去登记时有第三人的亲属陪同，对原告造成胁迫。
第二份：原告刘正元与第三人唐静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原告拟证明声明书大部分内容为第三人填写，且第三人代原告在声明书上签名。
以上证据经质证，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给付彩礼的行为发生在登记之前，该损失与登记行为无关；第三人唐静的姐夫陪同前去登记并不能证明就具有胁迫行为；婚姻登记表格填写的情况表明，虽然原告没有签名，但指印为其所按，原告的学历、职业、户籍、身份证号码等均是原告本人所写，自愿结婚登记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达。
被告州民政局同意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的质证意见，无其他异议。
第三人唐静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结婚登记表格上原告的个人信息是原告自己填写的，结婚是其自愿行为，不存在胁迫，且彩礼的金额并不是原告主张的130000元。
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为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九寨沟县民政局组织机构代码证、负责人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中共九寨沟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机构调整的通知》（九编委发[2015]35号）一份，拟证明被告九寨沟民政局主体适格。
第二组，原告刘正元与第三人唐静的结婚登记资料一套，拟证明两人结婚登记资料齐备、程序合法。
第三组，马海燕、常喻二人的情况说明、身份证复印件及不能出庭作证的说明各一份，第三人唐静的情况说明一份，九寨沟县公安局《关于刘正元反映九寨沟县林业局职工唐金贵伙同女儿唐静通过订婚仪式骗取礼金一事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刘正元在与第三人唐静婚姻登记过程中不存在胁迫。
第四组，原告刘正元2016年1月7日向九寨沟县民政局提交的《赔偿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已超过诉讼期限。
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刘正元对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提交的证据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中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第四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三组中的马海燕、常喻、唐静的情况说明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行政机关在进入诉讼阶段之后自行调取的，属于应当排除的证据。另外，原告刘正元认为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是在规避举证责任，作为行政机关应当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原告认为其没有提供婚姻登记具体操作过程的法律条款。
第三人唐静对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州民政局为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州民政局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告州民政局主体适格。
第二组，《群众来访记录表》、《行政复议申请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刘正元于2016年2月26日向被告州民政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第三组，九寨沟县民政局刘正元与唐静的婚姻登记资料一套、九寨沟县民政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一份、九寨沟县公安局《关于刘正元反映九寨沟县林业局职工唐金贵伙同女儿唐静通过订婚仪式骗取礼金一事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一份，拟证明被告州民政局重视原告刘正元的复议申请，进行复议调查。
第四组，州民政局文件处理笺及行政复议答复审签稿一份、《行政复议答复书》一份，拟证明形成最终复议结果。
第五组，《作出行政复议的法律依据》，拟证明被告州民政局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刘正元对被告州民政局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认为复议程序合法，只对最后行政复议的结果不服，认为不应当维持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的信访复字[2016]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第三人唐静对被告州民政局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正元与第三人唐静2015年1月在世纪佳缘网上认识，同年2月底原告到九寨沟县与第三人及第三人的父亲等亲属见面后，两人于2015年3月5日举行订婚仪式，并于订婚仪式第二天到九寨沟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登记过程中，原告刘正元填写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中的出生日期、职业、文化程度、身份证件号、常住户口所在地及婚姻状况等信息后，因其到隔壁复印店去复印材料，第三人唐静在填写自己个人信息之后，替原告在《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上签名，原告复印材料之后返回，在签名处捺指印，婚姻登记处登记员刘慧根据两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及填写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作出准予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并当场发给《结婚证》。2015年3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办理了离婚手续。2016年1月7日，原告刘正元向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提交了《赔偿申请书》，要求其因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操作造成原告二婚而赔偿原告个人损失以及精神损害费50000元，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信访复字[2016]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认为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无违规违法操作，原告提出的赔偿申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不服，于2016年2月26日向被告州民政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该处理意见书，并责令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赔偿其各类损失费用合计100000元整。被告州民政局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关于对刘正元先生有关婚姻问题行政复议的答复》，认为九寨沟县民政局的行政行为合法，维持了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的信访复字[2016]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原告不服，向马尔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作出的信访复字[2016]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被告州民政局作出的《关于对刘正元先生有关婚姻问题行政复议的答复》，并判决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赔礼道歉书，九寨沟县民政局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费50000元、经济损失130000元。
本院认为，原告刘正元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唐静结婚而后离婚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从认识到结婚、离婚的整个过程以及第三人唐静和其父亲不构成胁迫和诈骗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原告向行政机关提出赔偿申请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原告具有书写本人姓名的能力，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依原告的申请调取的两份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过程中原告填写本人信息，第三人代原告在《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上签名，原告在签名上捺指印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的诉讼主体适格，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在九寨沟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交材料进行结婚登记并领取结婚证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中的九寨沟县公安局《关于刘正元反映九寨沟县林业局职工唐金贵伙同女儿唐静通过订婚仪式骗取礼金一事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从认识到结婚、离婚的整个过程以及第三人唐静和其父亲不构成胁迫和诈骗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原告刘正元向行政机关提起赔偿申请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州民政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被告州民政局的诉讼主体适格，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原告到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州民政局进行调查核实的过程，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第五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被告州民政局作出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刘正元提供的第四组、第五组、第七组和第八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中的马海燕、常喻和第三人唐静的情况说明是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向第三人和证人收集的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的九寨沟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对唐静、唐金贵、刘慧三人的讯问笔录，和原、被告双方都作为证据提交的九寨沟县公安局《关于刘正元反映九寨沟县林业局职工唐金贵伙同女儿唐静通过订婚仪式骗取礼金一事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能够证明第三人唐静并未胁迫原告刘正元与其进行婚姻登记，且原告刘正元亲自前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并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供本人《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本人户口簿和身份证复印件，亲自填写本人信息，在第三人代其签名之上捺指印予以确认且当场领取结婚证等行为，也足以表明其是自愿与第三人进行婚姻登记，本院对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认为原告是自愿与第三人结婚的主张予以支持。原告刘正元主张其是被胁迫登记结婚，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加以佐证，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主张原告刘正元的诉讼超过诉讼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依照《婚姻登记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后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当场予以登记并发给结婚证，本案中原告刘正元与第三人唐静共同到第三人户口所在地九寨沟县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审查相关材料后发给两人结婚证，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的婚姻登记程序符合上述条例的规定。而原告刘正元主张，依照《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应由原告刘正元本人签名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却由第三人唐静代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对此，本院认为，对照上述暂行规范规定，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在原告刘正元和第三人唐静的结婚登记过程中确实存在由唐静代刘正元签名的不规范之处，但是，原告刘正元本人在被代签姓名处捺指印进行了确认，并且该不规范之处并不影响两人系自愿结婚的事实，也不影响两人进行婚姻登记以领取结婚证的主观愿望的实现，更不影响结婚证的效力，因此，原告刘正元认为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严重违反婚姻登记法定程序造成其二婚、失业和经济损失130000元的严重后果，而应赔偿其经济损失130000元、精神损害费50000元，并要求两被告向其赔礼道歉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的上述不规范之处系行政程序中的瑕疵，不影响整个婚姻登记程序的合法性，被告九寨沟县民政局作出的信访复字[2016]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被告州民政局作出的《关于对刘正元先生有关婚姻问题行政复议的答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正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刘正元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玉兰
审 判 员 杨 海
人民陪审员 田 涛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马凌霖
所附法条：
《婚姻登记条例》
第四条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结婚的，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在中国内地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第五条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
……
第七条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对当事人不符合结婚条件不予登记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
《婚姻登记工作暂行条例》
第二十九条婚姻登记员受理结婚登记申请，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查验本规范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相应证件和证明材料；
（二）询问当事人的结婚意愿；
（三）自愿结婚的双方各填写一份《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附件1）；
《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中“声明人”一栏的签名必须由声明人在监誓人面前完成；
当事人不会写字的，由当事人口述，婚姻登记员代为填写。婚姻登记员代当事人填写完毕，应当宣读，当事人认为填写内容无误，在“声明人”一栏按指纹。“声明人”一栏不得空白，也不得由他人代为填写、代按指纹；
（四）当事人宣读本人的声明书，婚姻登记员作监誓人并在监誓人一栏签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五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