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中民未终字第018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科，农民。
委托代理人陈胜勋，湖南环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丽丹，无业。
委托代理人谭云，湖南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严定宇，湖南湘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祝青，无业。
委托代理人谭云，湖南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严定宇，湖南湘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某。
法定代理人何丽丹，无业，系杨某某之母。
委托代理人谭云，湖南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严定宇，湖南湘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磊，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闵朝阳，居民。
委托代理人柳翔，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小毛，农民。
委托代理人晏庆云，湖南融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静，湖南融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伏保，农民。
委托代理人晏庆云，湖南融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静，湖南融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499号（彩虹都家园）办公楼1-5楼。
负责人胡志科，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洪日，湖南正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科因与被上诉人闵朝阳、杨某某、周小毛、周祝青、周伏保、何丽丹、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作出的（2014）岳未民初字第00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科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胜勋、被上诉人闵朝阳的委托代理人柳翔、被上诉人何丽丹、杨某某和周祝青的委托代理人谭云、被上诉人周伏保和周小毛的委托代理人陈静、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洪日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6月12日1时35分，闵朝阳驾驶粤S×××××小型轿车沿长张高速公路长常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至29Km＋945m路段时，与前方刘磊驾驶的湘A×××××重型货车追尾碰撞，造成粤S×××××号车乘车人杨斌当场死亡，驾驶员闵朝阳、粤S×××××号车乘车人即周伏保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4年7月22日，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长常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闵朝阳饮酒后驾车致此次事故发生，其过错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刘磊驾机动车超载行驶且车身及车尾部未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给后方来车未起到足够的安全警示作用，其过错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杨斌、周伏保无责任。
另查明：1、湘A×××××重型货车系孙科所有，刘磊系孙科聘请的司机，刘磊事发时驾车系按照孙科的指示运送货物，该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1000000元，购买了不计免赔；车辆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事发后，孙科已向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垫付20000元。2、死者杨斌生于1979年6月2日，其父亲已先于其去世，其母亲即周祝青，其妻子即何丽丹，其儿子即杨某某；杨斌2011年11月起与母亲周祝青、妻子何丽丹居住在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新城社区理想0769家园C4栋D单元202房，杨某某从出生起即居住在此。3、周祝青系非农户口，育有一子杨斌、一女杨碧娜。4、事发时闵朝阳的驾驶证处于超分、暂扣、停止使用的状态。5、粤S×××××小型轿车系周小毛所有；事发后，周小毛已向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垫付100000元。6、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后，立即依法通知伤者即闵朝阳可向该院起诉，但截止至2015年1月27日，其未到该院起诉。7、经闵朝阳的委托代理人核实，闵朝阳尚未收到其涉嫌交通肇事罪的相关刑事立案材料。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司法鉴定报告书、驾驶员基本信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保单、亲属关系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身份证、居住证、出生医学证明、房地产权证、子女关系证明、居住证明、保单、保险条款、驾驶员基本信息、驾驶证、行驶证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侵权责任承担的认定。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的各项损失应先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由肇事双方根据事故责任划分情况承担相应责任。该院结合事故中肇事双方的违法事实、过错程度及事故当时的车辆情况等综合因素，对于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的损失，认定肇事车辆粤S×××××号车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湘A×××××号车方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其次，又因刘磊驾驶的湘A×××××号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超过交强险范围的损失，其中的30%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予以赔偿。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约定了仲裁，不应进行审理。原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仲裁，只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对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无约束力，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对于商业三者险应与交强险一并审理，故对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对于超过商业三者险部分的损失，由于刘磊系孙科聘请的驾驶员，刘磊事发时系按照孙科的指示运送货物，故此部分损失由应孙科承担，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要求刘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求，不予支持。
再次，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超过交强险范围的损失的70%，由粤S×××××号车方承担。具体由谁来承担，承担的比例，涉及周小毛、周伏保、闵朝阳、杨斌在本案中有无过错、过错大小的问题。周小毛、周伏保抗辩认为交警未认定周小毛、周伏保承担事故责任，二人均未驾车，且周伏保送检血液酒精浓度小于5mg／100ml。该院认为事故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事故发生虽无责任，但对损害有过错的，应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主张系周小毛将车钥匙给了周伏保，周伏保又将车钥匙给了闵朝阳，并提供了周小毛、周伏保、闵朝阳的询问笔录予以佐证，周小毛、周伏保都应承担相应责任。周小毛、周伏保当庭陈述均为记不清此细节。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提交的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据此可以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6月11日晚，杨斌与周小毛、周伏保、闵朝阳等人一起在益阳吃晚饭并饮酒，晚饭后杨斌、周小毛、周伏保、闵朝阳等人前往益阳某KTV唱歌；从该KTV出来后，周伏保因需要去其岳母家便向周小毛借车，周小毛遂将其所有的粤S×××××小型轿车钥匙借给周伏保，周伏保又将车钥匙给闵朝阳，由闵朝阳驾驶粤S×××××号车，并搭载周伏保、杨斌，先去周伏保岳母家后随即向长沙行驶。认定该事实理由如下：首先，周小毛在事发当日所作的笔录已承认其将车钥匙给了周伏保，因周伏保要去其岳母家。周小毛事发当日的笔录距离案发时间最近，且记忆更为深刻、真实。虽然周小毛当庭陈述称不清楚钥匙如何到了闵朝阳手中，但其当庭未提供反证推翻其事发当日的笔录。其次，闵朝阳的笔录与周小毛的笔录相互吻合，证实周伏保将车钥匙给了闵朝阳，闵朝阳送周伏保去其岳母家，再开车往长沙行驶。再次，周伏保的笔录及周伏保当庭陈述均对闵朝阳是从周小毛还是周伏保手中拿车钥匙的细节表示记忆不清，但结合事故后周小毛、闵朝阳的笔录以及周伏保笔录中提及的去其岳母家的细节分析来看，周小毛将车钥匙借给周伏保，周伏保将车钥匙交给闵朝阳的盖然性远高于周小毛直接将车钥匙交给闵朝阳，且周伏保未提供证据证实系周小毛直接将车钥匙交给闵朝阳的。
由于周小毛系该车车主，他在同周伏保、闵朝阳饮酒后，将车借给周伏保使用，周小毛作为车辆所有人，在明知周伏保借其车使用时已饮酒而将车辆借给其使用，存在过错；周伏保拿到车钥匙后虽未实际驾驶车辆，但作为当时车辆的管理人，其对车辆有运行支配权，其明知闵朝阳已饮酒而将车辆交给闵朝阳驾驶，其亦存在过错；闵朝阳在明知自己已饮酒且驾驶证处于超分、暂扣、停止使用的状态，仍然驾驶机动车，存在重大过错。而杨斌明知闵朝阳是酒后驾车，在乘车极具风险的情况下，既未劝阻，更未拒绝乘坐，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采取放任态度，故杨斌亦存在过错。根据周小毛、周伏保、闵朝阳、杨斌各自的原因力大小、过错程度、应尽的注意义务程度等因素，将粤S×××××号车视为一个整体，认定杨斌自行承担其中的10%的责任，周小毛、周伏保各承担20%的责任，闵朝阳承担50%的责任。周伏保辩称，周伏保送检血液酒精浓度小于5mg／100ml，不构成酒驾。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周伏保虽未实际驾驶机动车，但国家立法禁止饮酒后驾驶的目的就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周伏保明知自己已饮酒就不应向周小毛借车使用，也不应将车交给已饮酒的闵朝阳驾驶。故周伏保虽未驾驶机动车，但仍应承担相应责任。二、关于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各项损失的认定。1.死亡赔偿金，结合受害人居住情况、年龄情况，认定为32598.7元（广东省标准）／年×20年=651947元。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事发地在湖南省，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在湖南省起诉，参照湖南省2013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认定为43893元／年÷12个月×6个月=21946.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肇事双方的过错程度及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等综合因素认定40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被扶养人年龄及居住情况，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主张按照广东省标准计算，予以认可，认定周祝青的扶养费24105.6元／年×18年÷2人=216950.4元，杨某某扶养费为24015.6元／年×17年÷2人=204897.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421848元。综上，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的上述损失合计为1135741.5元，其中死亡赔偿限额项下的损失为1135741.5元（死亡赔偿金651947元，丧葬费21946.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21848元），由于另一伤者周伏保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损失为217669.45元，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赔偿92308.68元（1135741.5元÷（1135741.5元＋217669.45元）×110000=92308.68元］。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超过交强险范围的损失为1043432.82元（1135741.5-92308.68=1043432.82元），由湘A×××××号方承担30%的赔偿责任，又因该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因该车超载，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应加扣10%的免赔率，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281727元（1043432.82×30%×（1-10%）=281727元］。孙科需要承担商业三者险中保险公司不赔的部分，即31302.85元（1043432.82×30%-281727=31302.85元）。而孙科已经垫付了20000元，故孙科还应赔偿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损失11302.85元（31302.85-20000=11302.85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实际赔偿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各项损失共计374035.68元（92308.68＋281727=374035.68元）。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超过交强险范围的损失，由粤S×××××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共计1043432.82×70%=730402.97元，周小毛、周伏保各承担730402.97×20%=146080.59元，又因周小毛已支付100000元，故周小毛还应支付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46080.59元（146080.59-100000=46080.59元）；闵朝阳承担365201.49元（730402.97×50%=365201.49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赔偿款374035.68元；二、孙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赔偿款11302.85元；三、闵朝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赔偿款365201.49元；四、周小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赔偿款46080.59元；五、周伏保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赔偿款146080.59元；六、驳回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孙科不服原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认定“车身及车尾部未粘贴车身发光标识”不是事实，湖南省龙人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报告书》载明“车身粘贴有反光标识”“货箱尾部可见23个单元……反光标识”。且“反光标识不符合标准要求”与本案中“足以影响后面来车粤S×××××驾驶人的注意”不是必然因果关系，湖南省龙人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报告书》认定上诉人孙科的车辆湘A×××××“反光标识不符合标准要求”并不科学客观，应做现场试验或者模拟实验，其鉴定方法存在问题；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粤S×××××驾驶人闵朝阳系酒后无证驾驶与上诉人孙科的车辆追尾相撞，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的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依法审查，推翻其错误结论。保险公司增加10%的免赔率没有法律依据，因为保险公司在投保时未就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孙科进行提示并做出明确说明，更未由孙科签字确认，因此该条款对孙科不产生效力；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程序严重错误。上诉人孙科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开庭后向原审法院两次提交过书面代理意见，但均未被采纳，原判决中没有确认其代理人资格，也未就其代理意见作出回应；四、原判决对上诉人显失公平。上诉人孙科的车辆系被他人追尾，反而要承担30%的赔偿责任，对上诉人不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孙科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何丽丹、周祝青、杨某某答辩认为：一、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长常大队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湖南省龙人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经过一审庭审质证，上诉人孙科当时并未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二、湖南省龙人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第6页载明：“湘A×××××重型自卸货车车身反光标识不符合标准要求”，该内容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道路交通事故证据”第14条第（5）条内容“湘A×××××重型自卸货车车身反光标识不符合标准要求”是一致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成因分析”第2条“……且车身及尾部未粘贴车身反光标识”，据交警部门反映是笔误所致，应当是“且车身及尾部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三、上诉人孙科的二审代理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委托书，所以原审法院对其代理意见未予回应；四、上诉人孙科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未向公安机关提出复核申请，在一审庭审中亦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其认可该证据，且湘A×××××重型自卸货车在高速公路上超载行驶，反光标识不符合标准要求，应当承担事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答辩认为：原判决认定保险公司因被保险车辆湘A×××××重型自卸货车超载而加扣10%的免赔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湘A×××××重型自卸货车在事故发生时系超载行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禁止性规定。对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条款，保险公司依法仅具有提示义务，上诉人孙科在投保时收到了保险条款及保险单，且条款中上述免责条款均以黑体字加粗形式予以了提示，故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上诉人孙科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了保险单，且保险单上明示告知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等组成，另也有提示投保人须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故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另即使投保单上不是上诉人孙科本人签字，其交纳保险费的行为也应当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小毛、周伏保答辩认为：上诉人孙科未在法定期限内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复核申请，没有相反证据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原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上诉焦点在于：一、原判决认定的事故赔偿责任分担比例是否合理；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要求增加10%的免赔率是否有法律依据；三、原判决是否存在程序错误之处。
关于原判决认定的事故赔偿责任分担比例是否合理的问题。孙科上诉称湖南省龙人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认定上诉人孙科所有的车辆湘A×××××“反光标识不符合标准要求”的结论不科学客观，鉴定方法存在问题，应当进行现场实验或者模拟实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经查，湖南省龙人司法鉴定中心系具备法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其鉴定方法和过程系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进行，形成程序合法，结论客观真实，可以采信。原判决在该《司法鉴定报告书》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孙科承担本案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上诉人孙科在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未向公安机关提出复核申请，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亦未对该《司法鉴定报告书》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提出异议。因此，上诉人孙科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要求增加10%的免赔率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孙科上诉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并未向投保人孙科提供如果保险车辆超载将加扣10%的免赔率的免除责任条款，更未由孙科签字确认，因此该条款对孙科不产生效力。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刘磊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超载行驶超载行驶……其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该条款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条款，因此中华保险公司依法仅具有提示义务。上诉人孙科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单，其中明示告知中已经注明：“1、本保险合同由投保单、保险单、批单、特别约定及保险条款组成。”“3、详细阅读本保险单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部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二项规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且条款中上述免责条款均以黑体字加粗形式予以了提示，故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因此上诉人孙科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判决是否存在程序错误之处的问题。孙科上诉称其二审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开庭后向原审法院两次提交过书面代理意见，但均未得到回应，原判决中没有确认其代理人资格，属于程序错误。经查，上诉人孙科在2014年11月18日一审庭审过程和2014年12月24日一审质证程序中并未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法庭审理，原判决对其一审委托代理人资格不予确认，对其代理意见不予回应，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孙科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967元，由上诉人孙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易定君
代理审判员 胡益民
代理审判员 陈 瑶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 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