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民再48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惠，女，196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军，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曾大章，男，196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步强，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成都曙光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晖中街56号1幢26楼。法定代表人：史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步强，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凯，男，196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建中，四川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微，四川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李印奇，男，197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一审第三人：唐都能，男，1974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再审申请人刘惠、曾大章、成都曙光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曙光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张凯、一审第三人李印奇、唐都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7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2017）川民申41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申请再审称，1.本案诉争之“债权债务标的”系“第三人李印奇主张固定收益2300万元构成的第②笔900万元”，但原一审、二审均未审查或未认定是否真实有效存在，完全回避该核心基础事实。本案纠纷产生的来龙去脉，即李印奇向曾大章、成都戴尔曼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戴尔曼公司）主张2300万元收益（其中第②笔900万元为本案诉争标的）的来龙去脉为：2012年11月13日，李印奇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慧谷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约定针对慧谷公司投资成都市成华区万科钻石广场项目裙楼2-4层商业项目进行合作，合作期限为2012年5月22日起至该项目慧谷公司与李印奇双方完成收益分配为止，项目实现的利润由慧谷公司与李印奇按70%、30%的比例进行分配。2012年11月26日，成都万科成华置业有限公司、慧谷公司、戴尔曼公司三方签订《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2-4F）之主体变更补充协议》，约定慧谷公司将《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全部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戴尔曼公司。在项目没有结算，是否有利润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李印奇毫无理由地认为，其根据与慧谷公司所签订的协议，应分取2300万元利润的固定收益。2014年8月29日，李印奇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强迫曾大章与其签订了一个有数项议题的《备忘录》。2014年12月16日，李印奇凭《备忘录》记载向一审法院起诉，认为其与慧谷公司因《项目合作协议》应分取利润2300万元固定收益，并声称与戴尔曼公司、曾大章约定，其应获得的2300万元固定利润，由戴尔曼公司与曾大章负责清偿。并认为2014年8月29日的《备忘录》确定了2300万元固定收益。本案张凯诉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借款882万元（约900万元）的诉讼标的正是李印奇在二审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3048号案中认为的2300万元三部分构成中“②曾大章向张凯出具欠条900万元”的事实由来。该判决确定2300万元收益不成立，并对李印奇主张戴尔曼公司、曾大章支付其项目收益余款9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815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2.曾大章与李印奇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本案核心的问题，而事实上曾大章与李印奇之间并无真实、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备忘录》所记载内容是不真实的，签署《备忘录》前，曾大章正与戴尔曼公司合作，戴尔曼公司当时急需融资贷款，李印奇、张凯等人声称将以非正常手段阻止银行发放贷款为要挟，胁迫曾大章在《备忘录》上签字，《备忘录》形成的债务是虚假的。3.刘惠从未向张凯实际借过款，亦从未与张凯形成过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更未与李印奇形成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原一审、二审却一直回避这一根本事实。刘惠出具《欠条》的原因是，当时曙光公司需要进行装修，张凯想做这个工程，需要垫资，曙光公司就让刘惠以个人名义向张凯借款，向张凯出具了882万元的《欠条》。但张凯未提供借款凭证与依据，未提供贷款的资金记录，无实际出借款项的依据。4.二审判决认定王晶将其对唐都能、李印奇享有的债权流转给张凯，唐都能、李印奇将所涉债务流转给曾大章，曾大章再将债务流转给刘惠，完全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王晶、李印奇、唐都能、张凯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是虚假的。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张凯承担。张凯辩称，1.本案的实质是，曾大章自愿承担李印奇所欠张凯的900万元债务，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债务转移，而非曾大章等所称的李印奇与张凯之间的债权转让性质。本案中，李印奇与张凯均确认，是基于债务转移，曾大章才承诺向张凯支付900万元。曾大章在本案一、二审中从未主张过所谓的李印奇将900万元债权转让给张凯这一事实。同时，根据我国合同法关于债务转移的相关规定，新债务人与原债务人之间的纠纷，不能对抗债权人，也就是说，曾大章在承担了李印奇所欠张凯的债务后，曾大章与李印奇之间是否存在债权或纠纷，不能作为曾大章拒不向张凯履行付款义务的理由。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在再审中提交的二审判决对本案没有任何影响。曾大章、李印奇、张凯三方签署了《备忘录》，本案的《欠条》也是通过刘惠、张凯、曾大章与曙光公司三方协商而产生的，因此李印奇与曾大章之间是否有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张凯起诉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任何关系。2.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曾大章在《备忘录》中向张凯所作的还款承诺，均是合法有效的，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备忘录》第二条就曾大章向张凯偿还债务的金额、期限等作出了约定，曾大章、李印奇、张凯签字确认，三方关于债务转移的约定已经成立并生效。至于曾大章主张其是受胁迫签署的《备忘录》，根本没有证据支撑，也不符合客观事实。3.《欠条》与《备忘录》一脉相承，从《欠条》上记载的债务金额、还款期限、扣税方式，以及曾大章承担连带责任等细节来看，其与《备忘录》第二条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解决曾大章向张凯偿还900万元的问题。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主张《欠条》是因为装修工程而出具的，这个是不存在的，张凯没有做工程的经历。刘惠是多家公司的股东，也担任法定代表人，其不可能随便出具一份欠条。4.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主张张凯与李印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虚假的，三人在一、二审诉讼中也均持此观点，但是三人除了怀疑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请求：驳回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一审原告张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惠向张凯偿还欠款本金882万元及利息（以本金882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日逾期之日起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利息）；2.判决刘惠向张凯支付违约金88.2万元；3.判决曾大章、曙光公司对刘惠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13日，王晶作为出借人（甲方）、唐都能作为借款人（乙方）、李印奇作为保证人（丙方）签订了一份《借款担保合同》，主要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15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即从2011年9月14日起借，2012年9月13日前清偿；借款利率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若借款逾期，仍按此借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乙方委托甲方将借款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户名：河北佳德投资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石家庄中华大街支行，账号：04×××92）；丙方自愿为乙方在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1年9月14日，王晶作为委托方向受托方成都市运华卫星电视设备厂有限公司（简称运华公司）出具《转款委托书》，委托运华公司将唐都能在上述《借款担保合同》中所借的1500万元转入唐都能指定的河北佳德投资有限公司账户。同日，运华公司以电汇方式通过天津银行向河北佳德投资有限公司账户04×××92汇入1500万元。同日，唐都能向王晶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王晶（身份证号：）提供的借款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15000000元）。本收条与各方在2011年9月13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是同一事宜。”2014年1月13日，王晶向唐都能发出《对账函》，载明上述借款发生后，“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您向我的借款本金尚有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未归还，借款利息尚有人民币肆佰肆拾玖万伍仟伍佰元整未归还”。唐都能作为收函人、李印奇作为担保人在该《对账函》上签字捺印。同日，唐都能、李印奇作为承诺人向王晶出具《承诺函》，承诺:“一、于2014年1月31日前还款壹佰万元整，2014年2月28日前还款贰佰万元整，2014年3月31日前还款叁佰万元整，2014年5月30日前还款贰佰万元整，2014年7月30日前还款贰佰万元整。二、剩余欠款我将结合万科钻石广场项目交易情况及其他工程回款情况，于2014年5月30日前另行制定还款计划。”一审另查明，2014年1月15日，王晶作为转让方（甲方）、张凯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基于《借款担保合同》对唐都能、李印奇享有债权本金人民币1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甲方同意将《借款担保合同》项下对唐都能、李印奇所享有的全部债权本息，全部转让给乙方。同日，王晶、张凯作为通知人共同向唐都能、李印奇发出《债权转让通知》，载明:“王晶已将其对你们享有的借款债权本金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及相应利息依法全部转让给了张凯，请你直接向张凯履行还款义务。”唐都能、李印奇于当天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并在签收单上签字捺印，签收单载明：“本人已经收到你方送达的《债权转让通知》，并对债权转让通知上载明的债务总金额无异议，本人将直接向张凯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当天，唐都能、李印奇还向张凯出具《还款承诺函》，载明:“鉴于原债权人王晶已将基于2011年9月13日《借款担保合同》对承诺人所享有的借款债权本息全部转让给了您，……1、承诺人（唐都能、李印奇）共同作为上述债务的连带债务人，对所欠您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承诺人将严格按照2014年1月13日向王晶出具的《承诺函》中载明的期限、金额直接向您履行还本付息义务。”2014年8月29日，张凯、李印奇、曾大章、宋兆林、杜宇在成都曙光国际大厦曙光集团会议室签订《备忘录》，该《备忘录》载明:“二、由曾大章向张凯出具900万元欠条，确定2015年2月28日前委托某公司支付900万元给张凯，支付时，代扣2%（18万元）的个人所得税；……五、上述各方法律文件签署的同时，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与李印奇于2012年11月13日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双方书面确认终止，并声明上述合作协议的内容与成都戴尔曼投资有限公司无关”。张凯、曾大章、李印奇在该份《备忘录》上签名。一审庭审中，唐都能对该《备忘录》载明的内容予以确认。2014年9月4日，刘惠作为欠款人向张凯出具《欠条》，载明：“本人因某项目，尚欠张凯现金人民币捌佰捌拾贰万元整。已经代扣相关税费。本人承诺于2015年2月28日前支付张凯人民币882万元。……如本人未按上述期限支付款项，则按照所欠款项金额的10%支付违约金。若因付款发生争议，本人同意由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该《欠条》下方载明：“曾大章、成都曙光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自愿为刘惠女士上述欠款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即若欠款人未按上述承诺期限支付款项（含本金、违约金），则由保证人代为承担偿还责任。”曾大章、曙光公司作为保证人在该欠条下方保证人处签字盖章。庭审中，刘惠、曾大章及曙光公司均确认该欠条上的签名及公司印章真实有效。同日，唐都能、李印奇向张凯出具《关于900万元债务转移的说明》，载明：“关于我们所欠您的借款债务本金1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因我们暂时无力全部清偿，为此，我们经与第三方协商，将对您所负的上述债务总额中的900万元转移给曾大章承担……根据曾大章的安排，刘惠于2014年9月4日以欠款人的身份向您出具了一张《欠条》，曾大章及成都曙光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以保证人的身份在该《欠条》上签字、盖章。特此说明。”2015年6月2日、6月12日，张凯委托四川扩信律师事务所向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分别寄送律师函，载明:“……2015年2月28日、4月28日，你们委托成都昌隆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支付了50万元和10万元。目前，你们尚有822万元欠款（未含违约金）未偿还……”要求其于收到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张凯偿还欠款822万元。上述律师函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EMS分别寄送至曙光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天晖中街56号1幢26楼，投递结果显示均为“投递并签收”。庭审中，张凯称律师函载明的上述内容有误，经向财务人员核实，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并未支付相关款项。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均确认未向张凯支付上述款项。2015年3月8日，张凯的代理人何政金到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申请办理网页下载资料保全证据公证。何政金用公证处的电脑当着公证员胡某和工作人员廖丹的面操作计算机，进行如下证据保全行为：1.点击“搜狗高速浏览器”，弹出页面，在该页面的搜索提示框内输入“曙光集团”，点击“搜索”；点击搜索结果页面的第一条搜索记录“曙光集团”。2.返回搜狗高速浏览器首页，在搜狗搜索提示框内输入“ICP备案查询”并截屏，点击“搜索”页面并截屏；点击搜索结果页面中的“信息产业部ICP/IP地址信息备案管理系统-Index”，页面中点击“公共查询”，弹出页面并截屏；在“公共查询”页面中，点击左侧的“备案信息查询”，弹出页面并截屏；在“备案信息查询”页面的“备案/许可证号”框内输入“蜀I**备12015176号”，输入验证码，截屏；点击“提交”弹出页面并截屏，在该备案信息查询页面点击序号2的“详情”，弹出页面并截屏。3.再次进入“曙光集团”主页，点击“企业新闻”，弹出页面并截屏。4.在“企业新闻”页面，点击“省商务厅副厅长杨春轩一行莅临曙光调研”，弹出页面并截屏。5.返回“企业新闻”页面，在该页面点击“新春献词：引领时代脚步，开启曙光华章”，弹出页面并截屏。6.再次返回“企业新闻”页面，在该页面点击第三页，弹出页面并截屏；在该弹出页面中点击“成都双流综保区进口商品直销中心钻石广场店开业”，弹出页面并截屏。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公证人员见证了上述公证操作过程，将现场截屏页面打印，并根据上述公证步骤制作成（2016）川成蜀证内民字第5092号公证书。根据上述公证书可以证明：1.网址为××、名称为“曙光集团”、网站备案/许可证号为蜀I**备12015176的网站，主办单位为曙光公司；2.网站截屏的活动内容显示，在曙光集团进行的系列活动中，曾大章均以“曙光集团董事长”身份示人。另，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系统显示，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史伟，股东为刘惠及四川曙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曙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史伟，股东为刘惠及史伟；戴尔曼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史伟，股东为刘惠及史伟。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债权转让，是指在不改变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下,合同权利方将其依据合同享有的债权通过协议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根据案外人王晶与唐都能、李印奇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及转款凭证、王晶与张凯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王晶将其对唐都能、李印奇的债权依法转让于张凯，张凯有权向两人主张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其次，根据《备忘录》第二项之约定，曾大章与张凯之间存在支付900万元款项之合意，同时该《备忘录》明确约定了900万元的支付时间为2015年2月28日，支付方式为“委托某公司支付”及“代扣2%（18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再次，根据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出具的《欠条》及李印奇、唐都能向张凯作出的《关于900万债务转移的说明》，张凯及李印奇、唐都能主张曾大章作为李印奇、唐都能债务转移的承接人，安排刘惠作为欠款人向张凯出具欠条并由曾大章及曙光公司担保。对此，曾大章辩称其不欠李印奇债务，没有义务为李印奇承担债务，更无权安排刘惠替自己承担债务。但根据曾大章及李印奇、唐都能的陈述，曾大章与李印奇存在经济往来并仍有债权债务纠纷尚在诉讼过程中。同时根据张凯提交的《公证书》载明内容及企业信息查询结果，刘惠系曙光公司及其他多家公司的股东，刘惠对此予以认可；在曙光公司主办的“曙光集团”网站上，曾大章均以曙光集团董事长身份示人，因此可以认定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三者之间存在公司内部关系。《欠条》所载明的金额、支付时间及税费代扣方式均与《备忘录》的相关约定完全吻合，张凯主张《欠条》系基于上述债务转移而出具，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认可《欠条》的真实性，但共同辩称涉案《欠条》与本案无关，系基于其他事由而形成，但其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张凯在庭审中亦否认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主张的其他“短期借款”的存在。一审法院认为，《欠条》载明的欠款人虽然与《备忘录》载明的“由曾大章出具”不一致，但对于张凯而言，《欠条》的出具人是刘惠抑或是曾大章并无实际差异，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就涉案债务向张凯承担连带责任即已满足《备忘录》之约定内容，同时也满足其债权实现的需要。至于刘惠基于何种原因及法律关系以欠款人的身份出具涉案《欠条》，在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受公司或他人之委托出具涉案《欠条》且张凯知晓该委托事宜的情形下，其应当作为欠款人对张凯承担还款责任。张凯所举证据能够反映涉案《欠条》的出具缘由及经过，已经完成其负有的举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张凯与刘惠之间存在张凯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于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关于《欠条》与本案无关、系基于其他事由而产生的辩称不予采纳。现《欠条》载明的还款期限已到，刘惠未履行还款义务，已经构成违约，应当向张凯支付双方约定的借款本金10%的违约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张凯有权要求刘惠支付以882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从2015年3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的利息。涉案《欠条》明确载明曾大章、曙光公司就刘惠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曾大章、曙光公司对刘惠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曾大章、曙光公司辩称保证期间已过，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欠条》载明刘惠应于2015年2月28日前向张凯支付欠款，且各方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现张凯举证证明其于2015年6月2日、6月12日分别向两保证人邮寄《律师函》要求其还款，且邮递结果显示为“已签收”，故张凯有权要求两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对曾大章、曙光公司的上述辩称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一、刘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张凯借款本金882万元，违约金88.2万元及利息（计算方法为：以882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从2015年3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二、曾大章、曙光公司对刘惠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清偿后有权向刘惠追偿。一审案件受理费81566元，由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负担。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凯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刘惠是否尚欠张凯882万元，曾大章与曙光公司是否应对刘惠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唐都能与李印奇于2014年1月15日向张凯出具《还款承诺函》，确认其对王晶的债务已转让至张凯，而曾大章、张凯、李印奇于2014年8月29日在《备忘录》中约定由曾大章向张凯出具900万元欠条，于2015年2月28日前委托某公司支付900万元给张凯，并代扣18万元个人所得税，此后刘惠作为欠款人、曾大章与曙光公司作为保证人共同向张凯出具《欠条》，而《欠条》载明的内容正好与《备忘录》内容一致。同日，唐都能与李印奇向张凯出具《关于900万元债务转移的说明》，说明已将其对张凯的债务转移给曾大章承担。这一系列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张凯与唐都能、李印奇、曾大章、刘惠及曙光公司之间的债务流转关系，而刘惠、曾大章与曙光公司共同向张凯出具《欠条》的事实证明其已对与张凯之间的债务关系予以确认，故一审判决刘惠向张凯支付欠款882万元、支付违约金及资金占用利息，具有相应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维持。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上诉称，刘惠出具《欠条》的原因并非受曾大章安排，而是受曙光公司委托向张凯借款，而张凯并未实际支付，双方并未形成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不应还款。对此二审法院认为，刘惠等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与《欠条》内容不符，其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上诉称王晶与唐都能、李印奇之间的1500万元债务不真实，但并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对此不予支持。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上诉称唐都能、李印奇与曾大章、张凯之间并未签署债务转移协议，曾大章并不欠唐都能、李印奇债务。《备忘录》仅是开会讨论稿，并未完成签署，也未实际执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对此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备忘录》上载明的参会人员有6人，实际签署人员为4人，但本案所涉的李印奇、张凯、曾大章均已签字确认，并且曾大章已按《备忘录》的约定向张凯出具了《欠条》，已履行了《备忘录》的约定，三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与其履行《备忘录》的行为相矛盾，故其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的上诉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81566元，由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负担。本院再审审理中，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提交了4份证据，即李印奇于2014年11月16日书写的民事诉状、于2105年8月21日书写的民事上诉状、二审法院于2015年6月2日就李印奇与戴尔曼公司、曾大章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4）成民初字第30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于2016年11月17日就该案作出的（2016）川民终815号民事判决书，作为新的证据，用以证明涉案《备忘录》不成立且没有履行，李印奇与曾大章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中，二审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3048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原告李印奇诉称，曾大章系戴尔曼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大章与戴尔曼公司具有关联关系。2012年11月13日，与曾大章及戴尔曼公司均有关联关系的案外人慧谷公司与李印奇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就成华区万科钻石广场裙楼2-4层商业项目展开合作，该协议就合作期限、双方权利义务、收益及分配方式、亏损分担、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在该协议签署前，李印奇协助慧谷公司以适当的价格与万科钻石广场的开发商成都万科成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置业公司）签订了《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并履行了其他主要义务。2012年12月26日，因慧谷公司基于经营因素考虑，将其上述《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签约主体变更为其关联公司戴尔曼公司，三方签订了《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之主体变更补充协议》，在此过程中，曾大章均实际参与决策，李印奇也全程协助办理，确保签约主体变更事宜的顺利完成。因项目签约主体变更等原因，经各方多次协商，口头约定将李印奇在项目中应获得的收益固定为2300万元，并由戴尔曼公司和曾大章负责清偿。在此期间，慧谷公司已经付给李印奇500万元（以借款冲抵），余款1800万元，各方于2014年8月29日签署《备忘录》，约定由曾大章向李印奇指定的收款人张凯出具欠条付款900万元，由曾大章的妻子史柳霞向李印奇出具欠条，分两次付款900万元。但是，经李印奇多次催告，被告方并没有安排史柳霞向李印奇出具欠条，也没有在约定的2014年10月31日前支付首笔款项。戴尔曼公司与李印奇签署《备忘录》的行为，构成对李印奇在合作项目中应分配收益的确认，故李印奇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戴尔曼公司、曾大章共同支付李印奇项目合作收益余款900万元；2.由戴尔曼公司、曾大章负担诉讼费。……”本院（2016）川民终81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戴尔曼公司、曾大章是否应当共同向李印奇支付项目合作收益余款900万元。关于戴尔曼公司是否应当向李印奇支付项目合作收益余款的问题。本院认为，李印奇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只能约束合同相对人李印奇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对戴尔曼公司并不具有约束力。《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2-4F）之主体变更补充协议》并未有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将其在《项目合作协议》中的义务转让给戴尔曼公司的内容。本案唯一一份有戴尔曼公司和李印奇名字同时出现的合同《备忘录》上并没有戴尔曼公司的签字，且《备忘录》第五条明确载明其所涉合作协议的内容与戴尔曼公司无关。综上，李印奇提交的证据并未显示戴尔曼公司与李印奇之间有任何的合同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李印奇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李印奇向戴尔曼公司主张权利，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曾大章是否应当向李印奇支付项目合作收益余款的问题。李印奇以《备忘录》第三条的约定，即“由史柳霞向李印奇出具900万元欠条，确定2014年10月31日前委托某公司支付500万元给李印奇，2015年2月28日前再委托某公司支付400万元给李印奇，支付时代扣1%（9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向曾大章主张权利，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该条约定的文义解释，是约定由史柳霞向李印奇出具欠条，并不是为曾大章设定义务，不能直接解读为曾大章作出了由其向李印奇支付900万元款项的意思表示。第二，李印奇主张，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基于《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应当向其支付合作收益款，曾大章通过签署《备忘录》的方式同意承担该笔债务。对此，本院认为，《项目合作协议》的签约主体是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和李印奇，曾大章不是合同签约主体，该合同对曾大章不具有约束力，曾大章并不基于《项目合作协议》负有向李印奇支付合作收益款的义务。《备忘录》上并无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签字确认，且《备忘录》的内容亦未涉及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与李印奇之间就《项目合作协议》结算事宜的明确约定，更没有关于由曾大章承担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对李印奇的债务的约定。李印奇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基于《项目合作协议》而对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通过《备忘录》予以确定，也不能证明曾大章基于该《备忘录》而作出了同意承担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对李印奇所负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李印奇主张曾大章应向其支付900万元合作收益款，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针对上述证据，张凯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上述证据反映的是李印奇与曾大章之间的纠纷，李印奇如何陈述与张凯无关，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李印奇也没有否认《备忘录》的效力，涉案债务转移经三方签字而生效。本案中的证据已证明李印奇将其对张凯所负担的债务转移给了曾大章承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关于张凯受让王晶对李印奇、唐都能享有的债权是否虚假的问题。经查，张凯起诉主张其从王晶处受让了王晶对李印奇、唐都能享有的债权，为证明该主张，张凯向法院提交了《借款担保合同》，《转款委托书》，天津银行电汇凭证（回单）、《收条》、《对账函》、《承诺函》、《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及签收单、《还款承诺函》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张凯从王晶处受让债权的事实，张凯已履行完毕其证明责任。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主张张凯从王晶处受让的王晶对李印奇、唐都能的债权并不真实，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申请再审称张凯从王晶处受让债权存在虚假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曾大章是否受胁迫而签署《备忘录》的问题。经查，一审庭审中，曾大章称，对《备忘录》的真实性认可，对张凯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备忘录》仅是一个合作相关方的会议简要记录，并没有交付实施。曾大章在《备忘录》上签字并不是因为本案的借款，而是有其他的关系，只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事情，也没有具体执行事情的文件。二审庭审中则称，《备忘录》是曾大章在被要挟的情况下被迫签署的。因戴尔曼公司当时急需贷款，张凯利用融资贷款手段，声称戴尔曼公司若涉及诉讼就不发放贷款，胁迫、暴力恐吓曾大章在《备忘录》上签了字。曾大章向本院申请再审时又述称，李印奇、张凯等人声称将以非正常手段阻止银行向戴尔曼公司发放贷款为要挟，胁迫曾大章在《备忘录》上签字，《备忘录》形成的债务是虚假的。结合曾大章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的陈述，其陈述前后矛盾，且其陈述李印奇、张凯等人采取暴力恐吓方式胁迫其签署《备忘录》，但至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刘惠、曾大章、戴尔曼公司申请再审称曾大章受胁迫签署《备忘录》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涉案《欠条》是否系因张凯欲承揽曙光大厦装修工程的原因而出具的问题。经查，一审庭审中，刘惠诉称，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张凯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欠条》并未实际履行，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实际发生。2014年曙光大厦涉及到装修，当时需要资金，就找张凯谈短期借款，其目的是向张凯借款，曙光公司也有回报，张凯如果借款，其可以安排装修队伍来实施。刘惠向张凯出具了欠条，写的是欠现金，实际是借条。二审庭审中，刘惠称，其系曙光公司的小股东，当时曙光公司需要装修，张凯想做该工程，需要垫资，曙光公司就以其的名义向张凯借款，并出具882万元的欠条（实为借款）。后来张凯没有放款，借款的事实没有发生。而曾大章、曙光公司则称，《欠条》是张凯事前做好后，只要求签字盖章，是张凯找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来威胁恐吓，强迫曾大章、曙光公司在《欠条》上签字盖章。结合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的陈述进行分析，刘惠的陈述前后矛盾，也与曾大章、曙光公司的陈述相矛盾，且也与《欠条》载明的内容相矛盾。同时，刘惠所称张凯欲承揽曙光大厦装修工程，曙光公司欲向张凯借款，曾大章、曙光公司所称因受胁迫在《欠条》上签字盖章的事实，至今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申请再审称系因张凯欲承揽曙光大厦装修工程的原因而出具《欠条》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能否证明涉案《备忘录》不成立且没有履行，李印奇与曾大章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曾大章不应承担应当由李印奇承担的债务的问题。经查，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提交的新证据所证明的内容涉及的是李印奇与曾大章、戴尔曼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李印奇诉称的因项目合作收益款的分配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涉案《备忘录》中第三条约定的“由史柳霞向李印奇出具900万元欠条”所涉及的款项是否应当由曾大章、戴尔曼公司向李印奇支付的问题，而本案涉及的是张凯与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之间因债务转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涉案《备忘录》中第二条约定的“由曾大章向张凯出具900万元欠条”所涉及的款项是否应当由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支付的问题。且本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6）川民终815号民事判决仅认定李印奇提交的证据并未显示戴尔曼公司与李印奇之间有任何的合同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和李印奇主张曾大章应向其支付900万元合作收益款，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未就涉案《备忘录》的效力、是否履行作出认定。同时，涉案《备忘录》、《欠条》中并未约定由曾大章等人承担张凯主张的债务应当以曾大章对李印奇负有债务为前提。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的规定，曾大章与李印奇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本案因债务转移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故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申请再审称曾大章与李印奇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曾大章没有理由为李印奇承担债务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惠、曾大章、曙光公司提出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727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羊 斌审判员 冯一平审判员 曾 蕾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