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锡民终字第15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仲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振威，1968年1月22日。
委托代理人汤浩，江苏逸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大椿，江苏逸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仲嘉因与被上诉人戴振威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2014）北民初字第0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
戴仲嘉与戴仲康系兄弟关系，戴振威系戴仲康之子。戴仲嘉、戴仲康父亲戴荣泉于1972年死亡，母亲蒋秀英于1980年死亡。原无锡市惠山直街116号房屋系公有住房，1966年9月，戴荣泉与无锡市房产公司北塘区办事处签订无锡市公管房屋装修作价协议书一份，约定装修作价及抵作租金事宜。1982年6月，戴仲嘉、戴仲康签订分房协议书，载明“楼上房屋归仲嘉所有房钱一元陆角，楼下归仲康所有房钱捌角肆分，当仲嘉不在锡仲康也可以上楼暂住，当仲嘉返锡时，仲康应主动让出楼上房屋以便仲嘉居住，仲嘉退休时由仲嘉居住”等内容，落款处戴仲珍（系戴仲嘉、戴仲康妹妹）亦在证明人一栏签字。1993年3月、2006年1月，戴振威作为公房承租人与相关房屋行政主管部门签订书面租赁协议。2009年7月，拆迁公司与戴振威就涉案房屋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现上述房屋已被拆除。
后戴仲嘉诉至原审法院，称：原惠山直街116号房屋原门牌号码为直街76号，系其祖父早年建造的私房（二层楼房），1954年，因征地拓路需要，政府要求将房屋向里推进，于是其出资450元将房屋重新落地翻建。虽1966年9月15日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无锡市房地产公司北塘区办事处与其父戴荣泉签订一份公管房屋装修作价协议书，巧立名目将私房变成公房，但该协议书属无效；1978年家中已签订协议约定楼上归其所有，楼下归戴仲康所有，但戴仲康将协议撕毁，直至1982年戴仲康为给孩子考上海大学，主动约其回无锡签订分房协议书；其母亲过世时，戴振威尚未成年，不具备公房承租人资格，戴仲康强抢户口簿擅自将承租人变更为戴振威，但戴振威并非同住人，无权承租公房，故应取消公房承租人资格；其根据分房协议书交纳租金前后长达四十余年，且该份协议载明的租金金额比例是其主张多分拆迁利益的重要依据。综上，现请求确认原惠山直街116号房屋拆迁补偿款的80%归其所有。
对此，戴振威辩称：被拆迁的老屋是公房，其系合法承租人，戴仲嘉长期居住上海，无权承租公房，也无权分割拆迁款；房屋从未翻造，只是在1954年进行了修缮，其时爷爷奶奶健在并有工作和收入，系爷爷奶奶出资修缮，而戴仲嘉当时仅是学徒，没有能力出资修缮房屋；其系家中长孙，戴仲嘉膝下无子，奶奶生前亦有意死后让其继续承租房屋；分房协议书系在戴仲嘉至其父亲单位吵闹，其父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签订，因房屋属于公房，其父亲无权处分，故协议应为无效；奶奶在世时，由奶奶交纳公房租金，奶奶过世后由其父交纳房租，且房屋并未用于出租并收取房租。综上，请求法院公正裁判，驳回戴仲嘉的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由无锡市公管房屋装修作价协议书、分房协议书、房地产租赁契约、无锡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
原无锡市惠山直街116号房屋系公有住房，现有证据证明自1993年3月起戴振威即为公房承租人。对于戴仲嘉提出的公管房屋装修作价协议书系无效协议、房屋由其出资建造应归其所有、应取消戴振威公房承租人资格的意见，因：1、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戴仲嘉可另行依法处理；2、房屋建造时的出资情况并不能改变房屋的公房属性，且1954年时，戴仲嘉、戴仲康父母均健在，戴仲嘉提交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房屋由其一人出资翻建或修缮；3、戴振威取得公房承租人资格，经相关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并签订书面租赁协议，现无证据证明存在违法事由，故对戴仲嘉的相关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因双方所争议的涉案房屋有无被出租、租金由谁交纳事宜并不影响涉案房屋的属性及公房承租人的认定，与本案亦无直接关联性，故不予理涉。关于戴仲嘉提出应按照分房协议书中约定的租金比例分配房屋拆迁利益的意见。1982年戴仲嘉与戴仲康签订分房协议书时戴振威尚未成年，因分房协议系戴仲嘉、戴仲康、戴仲珍在父母死亡后相关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尚未确定新的公房承租人，但在1993年3月戴振威成年并承租涉案公房后涉案房屋居住使用权的约定并不当然对戴振威产生约束力。据此，戴仲嘉主张分配房屋拆迁安置利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戴仲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40元，由戴仲嘉负担。
戴仲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关于老屋的份额问题。其父亲戴荣泉长期失业在家，无力出资翻建房屋，其14岁就去上海打工，系唯一出资人。1950年到1966年期间的房租和契税都是由其缴纳。1966老房变成公租房后，也由其按每月2.44元交纳房租。父母过世后，其与戴仲康签订了分房协议，对居住部位、租金、维修费等权利义务作了分割，协议签订后其每年将20块寄给妹妹戴仲珍代交房租。1991年房租上调后其仍定期将房租交由妹妹戴仲珍转交戴仲康，直至1996年。后发现戴仲康私自出租房屋，即明确相应房租应从租金中抵扣，并申明其在1998年退休后要回锡居住。其与戴仲康签订的分房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当据此分配其相应的拆迁安置利益。2、关于老屋承租人的问题。据房管部门1983年1月的档案记载，老屋承租人仍然其母亲蒋秀英，后出现叫“盛振玮”做了9个月承租人，而后承租人又变更为戴振威。而上述登记资料中并没有承租人蒋秀英过度给戴振威的任何手续，也没有过户通知书及共同居住人的签章同意。因此，戴振威的承租人身份非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属于欺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其按与戴仲康签订的分房协议分割拆迁安置利益。
被上诉人戴振威辩称：1、上诉人交纳16年的租金和契税没有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1954年涉案房屋是翻建及上诉人对翻建有过出资。涉案老屋属于公房，因分房协议的双方都不具备承租人资格，没有任何权利来处分公租房的使用权，故该协议无效。房屋登记机构登记时出现“盛振玮”这个名字系笔误，没有所谓的欺诈。戴振威是合法承租人，其户口在拆迁前一直在涉案老屋里，其与原承租人才是真实的同住关系，而上诉人的户口根本不在涉案房屋，没有承租公租房的资格。上诉人母亲蒋秀英过世后，房管部门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重新确定涉案房屋承租人，直到1993年才与戴振威签订协议，由于公租房产权归属国家，具体确定承租人是房管部门的职权，故根据登记，其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承租人。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已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116号老屋的产权性质应如何认定？二、公租房的承租权能否由承租人家庭成员内部进行协议分割或继承？
本院认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或登记的公文书证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异议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本案中，根据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的《无锡市公管房屋装修作价协议书》等材料，涉案房屋系公管性质，因此各居住人不得主张所有权。戴仲嘉对涉案116号老屋的公管性质持有异议并主张产权的，因属历史问题，非人民法院审理范畴，应当根据有关政策向职能部门反映解决。
关于争议焦点二。公有住房的承租人享有相应居住安居权利，承租人的确定应以该住房管理人登记备案的租赁协议为准。本案中，根据房产管理部门的备案材料，涉案116号老屋的承租人已经变更为戴振威。而戴仲嘉虽然系原承租人蒋秀英的法定继承人，但根据其户籍登记，早于1950年即将户口从无锡迁至上海，依据公房管理的相关规定，其已经丧失承租人的资格。此外，由于戴仲嘉与戴仲康均非涉案老屋的承租人，俩人签订的分房协议并不发生法律效力。
据此，无论是共有、继承还是分房协议，戴仲嘉据此主张涉案老屋的相应安置权利均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40元，由上诉人戴仲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邹建南
审判员 潘华明
审判员 杜伟建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杨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