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金商终字第2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金华市双龙北街579号金华市国土资源局婺城分局办公楼二楼。
诉讼代表人：叶胜。
委托代理人：王晓东，浙Ｘ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鑫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旭波。
委托代理人：张骏平，浙江畅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胡旭波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2013）金东商初字第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方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建旭、吴志坚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浙g×××××号奥迪轿车系胡旭波所有，2012年12月17日，胡旭波就该车向阳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驾驶员责任险、乘客责任险、不计免赔险等，保险期限自2013年1月4日至2014年1月3日止。2013年7月15日，胡旭波驾驶浙g×××××号轿车在江苏省沭阳县宿沭一级路138km＋750m与沭阳县陇集镇谢桥路交叉口处发生交通事故，与对向左转弯行驶的周桂平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致车辆损坏，周桂平当场死亡、车上乘坐人员程方举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沭阳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责任认定，胡旭波、周桂平分别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胡旭波向阳光保险公司报了案，阳光保险公司也通过当地保险公司进行了现场勘查。沭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通知胡旭波、阳光保险公司及被害人方进行调解，阳光保险公司未参与调解。经沭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主持调解，胡旭波与周桂平家属、程方举达成调解协议：一、周桂平死亡赔偿金134222元、丧葬费22993.50元、被抚养人费1442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参加事故处理人员误工费5000元、交通费800元，合计22744.50元。二、程方举医药费28751.1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52、护理费12467.60元、营养费3360元，合计44830.70元。上述周桂平费用扣除交强险110000元、程方举费用扣除交强险10000元后由胡旭波按70%赔偿；另胡旭波赔偿被害人电动三轮车维修费1080元，胡旭波浙g×××××号轿车维修费29500元、施救费300元。上述所有费用共计257469.84元，胡旭波已经全部支付。胡旭波赔偿后在向阳光保险公司要求理赔过程中，阳光保险公司认为对不合理部分应予以扣减，双方未能达一致。
2013年11月26日，胡旭波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阳光保险公司立即支付保险赔偿款人民币257469.84元，并支付逾期赔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阳光保险公司承担。
阳光保险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对胡旭波发生事故以及在我公司投保的事实无异议。胡旭波发生事故后是自行与受害人进行调解我公司没有参与，我公司有权对赔款的事项进行审核。对周桂平的赔偿，其中其父的抚养费不足以证明身份，我们认可的为抚养费14425元、精神抚慰金25000元、误工费及交通费按3人3天当地标准计算。程方举的医疗费按照医保范围审核应扣减4868.51元；护理费150天80元每天的院外护理无依据，经过审核应该按照60天计算，具体金额当地标准不清楚；营养费也无依据。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胡旭波与阳光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保险人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向被保险人理赔。本案中，阳光保险公司对胡旭波已对受害人进行实际赔偿的事实和金额没有异议，只是对赔偿比例和部分赔偿项目存在争议。对于赔偿比例，胡旭波与受害人之间的实际赔偿比例为三七，即胡旭波承担全部费用的70%，阳光保险公司认为应按事故责任比例各担50%理赔。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事故责任是交警部门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所作出的责任大小的认定，它是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民事赔偿责任还应根据整个案情来综合判断，事故责任与赔偿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案中，虽然胡旭波与受害人的事故责任是同等的，但胡旭波方是机动车，受害方是非机动车，机动车的赔偿责任应大于非机动车；本次事故中受害方一死一伤，机动车一方没有伤亡，生命的价值应大于财产的价值，在赔偿中应适当向伤亡一方倾斜。所以，胡旭波按三七比例作出赔偿并无不当。对于具体费用项目，对周桂平的赔偿，因调解是在交警部门的主持下进行的，交警部门应已对抚养人数及赔偿标准进行审核，且受害人也提供了家属的户籍证明，身份可以确认，14425元的抚养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认定；受害人周桂平虽年已七十一岁，但尚能骑电动车载人，应当身体状况不错，其死亡对其家庭造成了较大损失，且其夫程方举同时在此事故中受伤，故精神抚慰金按50000元计并无不当；事故处理人员的误工费及交通费，一般为三人三次，但因本次是死亡事故，参与人员略多也是常理，5000元的总费用稍有偏高，以3000元为宜。对程方举的医疗费，虽有4868.51元超医保范围，但该费用均用于受害人的正常医疗，阳光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用药不当。且本案中交强险有10000元的医疗限额，交强险是国家强制险种，不由当事人约定，该非医保部分应优先从交强险中扣除，商业险中没有超医保费用；对非住院护理费，按医院出院记录“建议休息3个月”的诊断，非住院护理应以90天为宜，80元每天的护理标准已低于诉讼地标准，阳光保险公司又未提供当地标准，故每天80元予以支持；对于营养费，因程方举被诊断为“轻型脑颅损伤、脑震荡”，给予适当的营养费赔偿也无不当。故胡旭波在事故中不合理赔偿费用为：（事故处理费用2000元＋非住院护理费4800元）×70%＝4760元。综上，胡旭波在该次事故中按三七比例向受害人赔偿并无不当，对于胡旭波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不合理部分由胡旭波自负。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旭波事故理赔款252709.84元。逾期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胡旭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81元（已减半收取），由胡旭波负担128元，阳光保险公司负担2453元。
阳光保险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完全脱离双方的合同，对合同约定的事实没有依法查明。除交强险以外，阳光保险公司与胡旭波签订的是《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双方之间是保险合同关系，双方的理赔纠纷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审理，但一审判决根本没有提及具体的合同条款。按照保险合同《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第二十六条规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或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选择自行协商或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按照下列规定确定的事故责任比例：被保险机动车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或超出保险人应赔偿金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已经确定了胡旭波提供的保险单（副本）及保险条款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又怎么可以置合同条款于不顾？保险公司无权干涉被保险人如何对受害人赔偿和安抚，但其与保险公司之间的理赔结算应严格按保险合同执行，否则，双方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将成一纸空文。2、受害人被抚养人生活费不能认定。一审诉讼中，胡旭波无法证实被抚养人与受害人之间关系、有几个抚养人、以及被抚养人本人是否健在。这些事实应通过法院查明，而不是交警代替审查。保险公司对此提出异议，然而一审法院未予采纳。3、因受害人程方举未提供相关医院的护理证明、营养证明，依法不能支持护理费与营养费。但是，一审法院仅凭医院的诊断记录作为判决依据，明显有违现行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1、周桂平本人已经达69周岁，且在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承担精神抚慰金5万元明显与现行法律、当地司法实践不相符，根本没有按现行法律规定考虑到当事人过错及危害后果等因素，依据当地司法实践，类似案件的精神抚慰金确定2.5万元较为合理。而另一受害人程方举因未构成伤残，不应考虑计算精神抚慰金。2、一审判决受害人家属参加事故处理人员误工费5000元明显过高，根据司法实践，一般3人3次，按90元每天计算也不过是810元。3、根据双方签订的《机动车保险强制条款》第十九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并根据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员创伤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核定人身伤亡的赔偿金额。《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非医保用药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所以，作为合同当事人的胡旭波理应遵守合同约定，但一审法院错误地理解交强险而没有扣除非医保用药4868.51元。4、一审判决结果错误。如前所述，在扣除不合理项目后，周桂平总的合理损失应该是183825.5元，程方举总的合理损失是24134.59元。周桂平费用扣除交强险的110000元、程方举费用扣除交强险10000元后，由胡旭波按50%赔偿后合理费用是163980.05元；根据事故责任划分，胡旭波的车损与施救费应由受害人方承担50%的责任，即合理车损与施救费共有14900元，另须赔偿被害人电动车维修费1080元，由此得出胡旭波的赔偿总额为179960.05元，比一审判决少赔付保险72749.79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阳光保险公司比一审判决少赔付保险金72749.79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旭波承担。
胡旭波答辩称：一、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阳光保险公司与胡旭波签订的机动车商业险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并没有用黑体或粗体做明显标识，保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在签订合同时另外进行过提示，故该条款对胡旭波不产生效力。从第二十六条的文意上看，保险公司与胡旭波承担的责任比例是在交警大队主持下调解的，并加盖有交警大队的公章，具有法律效力，且也通知过保险公司，并不是自行协商，故该调解应对保险公司有效，保险公司应按交警部门的调解承担责任。二、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虽然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这是公安机关对现场堪查及根据经验进行的分析，并对事故形成原因及大小的一个确认，认为胡旭波与被害人对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同等，公安机关的认定并不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交通事故认定适用的法律与民事纠纷中适用的法律、规则是有区别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主要作用是用于扣分、罚款等行政处罚，该认定书并不是变更或直接产生当事人民事责任的基础，道路交通安全法是确认民事责任的证据，属于证据中的书证。事故认定书认定机动车驾驶员承担同等责任，民事责任不等于其承担50%的责任。一审法院全面分析了本案的全部证据，结合损害的行为及因果关系根据民事责任的证据规则，认定保险公司按70%承担责任，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阳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除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2013年1月3日，阳光保险公司向胡旭波送达了保单和《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
本院认为：阳光保险公司上诉认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该公司可按胡旭波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比例来赔付保险金，但根据其提供的现有证据，阳光保险公司与胡旭波于2012年12月17日已经订立保险合同，但其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的2013年1月3日才向胡旭波送达了保单及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其并未举证证明在胡旭波投保时已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保险合同中关于比例赔付等责任免除条款对胡旭波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受害人被扶养人生活费，因调解是在交警部门的主持下进行的，交警部门应已对扶养人数进行审核，且受害人也提供了家属的户籍证明，身份可以确认。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胡旭波按5万元赔偿并未超出诉讼地的标准，阳光保险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事故发生地的标准，故其要求按照2.5万元进行赔付的要求缺乏依据。关于护理费，原审已经适当进行调整。关于营养费，原审以程方举被诊断为“轻型脑颅损伤、脑震荡”，认定应给予适当的营养费赔偿并无不当。关于受害人家属参加事故处理的误工费，原审已酌情予以调整，且调整后的数额并未明显偏高。关于非医保用药，交通事故发生后，为了抢救受伤人员，医院治疗用药时不可能去关注所用药物是否属医保范围。医院为了抢救需要如何用药，受害人和投保人也无法决定。因此，为了抢救受伤人员需要，合理的医疗费用，在保额范围内保险公司应负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提出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核定赔偿金额的意见，有违公平的理念，且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的立法目的不符。关于胡旭波的车损与施救费，阳光保险公司认为应由受害人方承担50%的责任，但本案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周桂平已当场死亡，另一受害人程方举在事故中并无责任，阳光保险公司可在赔付胡旭波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阳光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62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方 梅
审 判 员 吴志坚
审 判 员 李建旭
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代书记员 施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