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60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女，1971年10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皇甫小平，北京市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男，1988年11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秀军，女，1959年4月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1，男，2006年12月14日出生。
法定代表人王×4（孙×1之母），1981年1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1，女，1964年10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2，女，1967年1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3，女，1975年9月16日出生。
上诉人王×因与被上诉人孙×、孙×1、王×1、王×2、王×3确认遗嘱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4）通民初字第17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0月，王×起诉至原审法院称：王×5和孙×2于1980年冬结婚。王×5婚前有四个女儿（王×1、王×2、王×、王×3），二人婚后育有一子孙×3，2006年7月因车祸去世，并于2007年4月11日注销户口，其育有一子孙×1，生于2006年12月14日。王×5于2013年2月16日去世，并于2013年3月29日注销户口，孙×2于2014年9月13日去世。孙×2去世后孙×突然拿出一份《遗嘱》说是孙×2的遗嘱，在这份遗嘱里，孙×2将家里的2个院子（××村244号院、425号院）委托侄子孙×将425号院房售出，以供遗嘱人生前住院治疗，事后日常生活的支出及百年后的一切并将244号院正房5间、厢房3间指定由孙×1所有，由侄子孙×监管，不允许任何人买卖。对于以上遗嘱，王×认为是无效的，原因如下：该遗嘱显示的书写时间为2014年8月18日，对于孙×2这个时间段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王×表质疑。孙×2自从2004年就开始患有半身不遂、高血压、脑血栓。因此到2014年8月18日孙×2已经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对遗嘱上孙×2的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该签名根本不可能是孙×2的签名。这可以从通州区××村的邮政储蓄银行的营业部中孙×2的签名进行对比得到验证。因为以孙×2名义书写的《遗嘱》上的房产历史上是属于王×亲生父亲死亡后单给的抚恤金，用这笔抚恤金所建设的房产，因此应当属于王×母亲和孙×2结婚前的婚前财产，所以孙×2对该房产没有处置的权利。综上，本案中孙×2名义书写的遗嘱，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无效的，所以为了维护王×的合法权益，王×请求法院确认以孙×2名义2014年8月18日书写的《遗嘱》无效，并由孙×、孙×1、王×1、王×2、王×3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孙×辩称：我方是遗嘱执行人，不是本案的受益人和直接继承人，本应该由孙×2的子女担任遗嘱执行人，但是由于其子女没有履行赡养义务，因此我担任了遗嘱执行人，来执行遗嘱事务，因此我不是本案的主体，请求法院驳回王×对我方的起诉。
孙×1辩称：王×4事后才知道遗嘱的事，对遗嘱怎么留的，在哪留的都不知道。关于王×起诉要求确认遗嘱无效的3个理由，我方认为我方不清楚孙×2的状况。王×说用其亲生父亲抚恤金盖的房，但没说盖的哪套房，425号院在孙×2去世之前由孙×出卖了，但是我方不知道，孙×具体负责孙×2死后事务我方知道，我方听从法院判决。
王×1、王×2、王×3辩称：第一，我亲生父亲是1979年死亡，后孙×2与我母亲结婚，用我亲生父亲的抚恤金盖的房。第二，我母亲与孙×2结婚是孙×2过继到我家，我还有一个弟弟孙×3（一开始叫王×6）出车祸死了。第三，孙×3去世后，我母亲就病了，我把母亲接到我那里后，我母亲想把旧房给我们姐妹四个，孙×2不同意，母亲生病后，孙×2怕我们不照顾他，因此我跟孙×说让孙×照顾孙×2，不管新房还是旧房全有孙×一份。我们同意卖房给孙×2看病，王×2和王×3从小跟孙×2生活在一起，不可能将房子给孙×1，但是孙×将房子卖了后，卖房的钱就写到孙×名下了。旧房是用我亲生父亲的抚恤金盖的，盖新房时我们姐妹四个也出了钱的。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5与孙×2系夫妻，王×5系再婚。王×、王×1、王×2、王×3系王×5与前夫所生的四个子女，王×5与孙×2婚后育有一子孙×3（曾用名王×6），孙×3于2006年7月因车祸去世，王×4系孙×3之妻，孙×1（2006年12月14日出生）系孙×3与王×4之子。王×5于2013年2月16日去世，孙×2于2014年9月13日去世。
2014年8月18日孙×2立遗嘱一份，遗嘱内容为：为了避免本人去世后，家庭成员及其他人因遗产发生矛盾，在本人身体尚好，神志清楚，能交流的情况下，特立遗嘱如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村244号院正房五间、厢房三间是本人和老伴二人所有，本人是初婚，老伴王×5是二婚，与我结婚是在1977年，老伴到我家带有前夫四女儿，长女王×1、二女王×2、三女王×、四女×3，现各有家庭，我与王×5结婚后生有一子孙×3，孙×3与王×4于2005年结婚，2006年生有一子孙×1。2013年老伴王×5去世，2005年儿子孙×3因车祸去世，自从儿子去世，儿媳改嫁另走他乡，我与老伴生活无着落，生活极度困难，全由兄弟一家人和侄子孙×照管，老伴去年又去世了，我身体欠佳，住院三次全由兄弟和侄子的精心照料使我的生命延续，就我的两处房子其中的一处为了治疗和生活费等费用的支出，委托侄子将通州区马驹桥镇××村425号院房售出，还有一处房屋坐落于通州区马驹桥镇××村244号院正房五间，厢房三间归孙×1所有，由侄子孙×监管，不允许任何人买卖。其次，旧房子南街425号房子由侄子孙×立即售出，以供遗嘱人生前住院治疗，事后日常生活的支出及百年后的一切丧葬事宜的支出。最后，遗嘱人生前的生活起居等问题全由侄子孙×全部安排照顾，总之要保障遗嘱人生前日常生活安稳，安度晚年生活，如果遗嘱人的房子售出钱款不能供遗嘱人生活等支出外，所欠债务由侄子孙×一人承担。补充：如果卖出房子钱款在本人生前时交由侄子孙×掌管，如百年后将剩余款额按四个女儿和孙子、侄子六人六份平均分配。本遗嘱执行人孙×，在本人去世后执行此遗嘱。
2014年9月6日，孙×以45万元的价款将425号院出售，关于出售425号院一事，孙×向法庭提交了房屋买卖合同和王×、王×2、王×3、王×1、王×4签字确认的卖房事宜用以证明。其中，卖房事宜上王×1的签字为王×2代签，除王×1外，其他人均同意卖房事宜，王×1在孙×2去世后获知该卖房情况。
王×和王×1、王×3、王×2均认为孙×2在立遗嘱时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且上述遗嘱上的签字也并非孙×2本人所签，因此该遗嘱应属无效。为此，王×向法院申请对孙×2立遗嘱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以及遗嘱上孙×2的签字是否其本人所签进行司法鉴定。针对王×提起的笔迹鉴定申请，当事人各方均未能提供孙×2生前的笔迹作为样本，王×向法庭提供了孙×2在中国储蓄银行××营业室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支行的取款线索，并申请法院到上述两个银行调取孙×2的笔迹，后法院前往上述两个银行调取了孙×2签字取款的笔迹，但是调取到的孙×2签字有多种笔迹，经法院传唤当事人各方到庭确定鉴定样本，但双方对鉴定样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又无法找到其他鉴定样本，故导致孙×2笔迹的鉴定工作因无法提供鉴定样本而无法进行。针对王×提起对孙×2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法院报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确定由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法院前往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调取了孙×2立遗嘱前后时间住院的病例材料，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为无法对孙×2在2014年8月18日订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进行明确诊断，难以对其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判断。王×称该鉴定结果为难以对其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判断，因此其民事行为能力是一种质疑的状态，而且从医院病例上可以看出孙×2住院时语言欠流利，所以孙×2应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另外遗嘱中孙×2的结婚时间及对孙×3的名字的陈述均有误，也可以认定孙×2应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孙×1、孙×对鉴定报告予以认可，并认为根据鉴定报告可以确认孙×2在立遗嘱时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关于遗嘱的订立过程，孙×称遗嘱是在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的住院病房所立，其找到乔×、梁×、刘×3人作为见证人，由孙×2口述，乔×代书的遗嘱内容，后由孙×向孙×2宣读完毕后，由孙×2签字并摁手印确认，上述三位见证人乔×、梁×、刘×均在遗嘱上签字确认。孙×申请遗嘱的起草人（执笔人）乔×和见证人刘×到庭作证，乔×和刘×均称孙×2立遗嘱时意识清楚，遗嘱内容为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另，王×和王×1、王×3、王×2并称遗嘱中涉及到的孙×2结婚时间和其子孙×3死亡时间均与实际不符，而作为人生中的大事，孙×2不可能记错，因此遗嘱并非孙×2本人所立。对此，孙×称孙×2对结婚时间和丧子等问题的时间记不清楚很正常，故该遗嘱有效。
双方均一致认可244号院系王×5、孙×2婚后建造的，关于425号院的建造问题，王×称，遗嘱中涉及到425号院为其母王×5和孙×2结婚后用其亲生父亲的抚恤金所建，因此性质上应系王×5的婚前财产，涉案遗嘱中涉及到425号的部分无效；244号院为王×5和孙×2夫妻共同财产，因此遗嘱中涉及到244号院中王×5份额的部分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涉案遗嘱是否具备遗嘱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主要涉及如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孙×2立遗嘱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遗嘱上其签字是否其本人所签；二、涉案遗嘱是否具备遗嘱的形式要件；三、在实质要件层面，涉案遗嘱中对244号院和425号院的处分是否有效。
一、关于孙×2立遗嘱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应当说对孙×2立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负有举证责任的是王×，王×为此也申请对孙×2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果为难以对孙×2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进行明确判断，难以对其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判断，王×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孙×2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签的问题。应当说对涉案遗嘱上孙×2的签字并非其孙×2本人所签的举证责任在王×，王×为此也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但因法院自中国储蓄银行××营业室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支行调取到的孙×2签字中找出鉴定所需样本，双方又未能提供其他鉴定样本，导致笔迹鉴定因无鉴定样本而无法进行，王×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法院对王×所称孙×2订立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孙×2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的主张不予确认，对王×据此要求确认涉案遗嘱无效的主张无法支持。
二、关于涉案遗嘱是否具备遗嘱的形式要件的问题。涉案遗嘱性质上应属代书遗嘱，代书人、见证人均符合见证资格，并出庭就立遗嘱过程进行了陈述，该代书遗嘱系根据孙×2的口述由代书人代书，并向孙×2宣读，由孙×2签字确认，代书人及见证人等均在遗嘱上签字确认，该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关于遗嘱中涉及的孙×2结婚时间和其子孙×3死亡时间与实际不符的问题，遗嘱的主要内容系对遗产的处分，因上述问题并非遗嘱的主要内容，与遗嘱中的处分行为并无关联，因此对遗嘱的效力并不产生影响。
三、关于涉案遗嘱对244号院和425号院的处分是否有效的问题。从遗嘱的实质要件上看，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公民立遗嘱时，不得对他人的财产进行处理，涉及到处理他人财产的部分应属无效。夫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孙×2所立遗嘱中涉及到的两处财产，双方均一致认可244号院系王×5与孙×2婚后所建，属于王×5与孙×2的夫妻共同财产，孙×2在遗嘱中对整个244号院进行了处理，因此遗嘱中涉及处理244号院中王×5份额的部分无效。
关于425号院的产权归属问题，425号院系王×5与孙×2婚后所建，因此性质上应系王×5与孙×2的夫妻共同财产，至于是否系用王×生父的抚恤金所建，并不影响该院落的产权性质及归属。孙×2遗嘱中委托孙×出售425号院房屋，孙×依据该遗嘱将425号院的房屋出售，因425号院房屋中有王×5的产权份额，关于425号院中王×5产权份额的处分是否有效的问题，法院认为虽然孙×2在遗嘱中委托孙×出售425号的房屋中包含了王×5的产权份额，但因王×5的其他继承人王×、王×2、王×3、王×1、王×4签署了同意卖房事宜的证明，均一致同意孙×出售425号院的房屋，孙×在孙×2生前即将该院房屋出售，因此孙×有权依据遗嘱及卖房事宜的证明出售425号院的房屋，出售该院所得款项在扣除孙×2的治疗费用、日常生活支出及丧葬事宜等支出后的剩余款项，性质上应属孙×2及王×5的遗产，其中的二分之一份额属于孙×2的遗产，应当按照遗嘱中孙×2关于该遗产处理的原则予以处理（由四个女儿及孙子、侄子六人平均分配），该遗嘱中关于王×5遗产份额的处理应属无效。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9月作出判决如下：一、孙×2于二�一四年八月十八日所立遗嘱中涉及到处理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村二百四十四号院中王×5遗产份额的部分无效；二、孙×2于二�一四年八月十八日所立遗嘱中委托孙×出售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村四百二十五号院房屋所得款项中涉及王×5遗产份额的部分无效；二、驳回王×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王×不服原审判决，持原审诉讼请求上诉至本院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孙×、孙×1同意原判；王×1、王×2、王×3表示不同意原审判决，但是未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在此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遗嘱、房屋买卖合同、卖房事宜、鉴定报告、鉴定费票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孙×2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主要涉及涉案遗嘱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个方面。下面本院逐一分析：
一是关于涉案遗嘱的形式要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有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涉案遗嘱中乔×为代书人，梁×、刘×为见证人；且在原审庭审中，乔×、刘×均到庭作证证明上述代书遗嘱订立的整个过程。在见证人这一点上，仅凭乔×、刘×这两个出庭作证的见证人即已符合代书遗嘱需要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的形式要件。虽然王×在二审中，又提出另一个见证人梁×的签字问题，并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暂且不论该份证据的获得手段是否合法，但就该份录音的内容而言，梁×在该录音中也认可其在涉案遗嘱中签了字；在没有其他证据反证的情况下，无法否认涉案遗嘱形式要件的合法性。关于遗嘱人孙×2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王×等人认为，孙×2在立遗嘱时应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申请有关鉴定机构对孙×2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了鉴定，但是鉴定机构得出的结论为无法对孙×2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鉴定；此时，王×等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孙×2在立遗嘱时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孙×2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亦不能否认孙×2的民事行为能力，应推定其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孙×2的签字问题，原审法院虽然启动了鉴定程序，但鉴于缺少必要的比对样本，法院虽多方收集亦均无果，致使该鉴定无法进行，对此王×亦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利后果。原审法院据此确认孙×2签字真实有效，认为涉案遗嘱在形式上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正确。
二是涉案遗嘱的实质要件问题。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者他人所有的财产，该部分遗嘱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涉案244号院房屋属于孙×2和王×5夫妻共同财产均无异议，但对于425号院房屋的权属问题却存有争议；王×等人认为425号院房屋属于王×5的婚前财产，理由是翻建房屋使用了王×5前夫的抚恤金，但是孙×等人对此并不认可。本案中，在时间上，涉案房屋翻建于孙×2与王×5结婚之后，属于将老房全部拆除之后的重建，同时，住房申请审批表中登记的425号院的宅基地申请人亦为孙×2，此种情形下，该房屋应视为孙×2、王×5夫妻的共同财产。在此还有必要说明以下两点：一是对于涉案425号院房屋是否使用了王×5前夫的抚恤金，双方亦存有争议，但主张使用抚恤金的王×一方也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此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利后果。另一方面还要说明一下关于抚恤金的性质。抚恤金是有关单位给死者家属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安慰，并不是对于死者的经济补偿，亦非死者的个人财产。即便是存在王×5将相应抚恤金投入婚后房屋建造之事实，该行为在性质上亦属王×5对双方婚后共同建房的贡献，并不能改变房屋属孙×2和王×5双方共同财产之性质。再来看一下孙×2对于425号院内的房屋的出售行为。本案中，除王×1的签字为王×2代签外，王×等人均签字同意由孙×代为出售425号院内的房屋，王×1在孙×2去世后亦获知该卖房情况。此种情形下，原审法院认为孙×代为出售上述425号院内房屋之行为合法有效，符合生活常理和一般逻辑；但是所得售房款在扣除孙×2的治疗费用、日常生活及丧葬事宜等支出后的剩余，在性质上应属孙×2、王×5夫妻的遗产。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涉案244号院内的房屋和425号院内的房屋售房款扣除治病、日常生活及丧葬费用后的剩余应属孙×2、王×5夫妻之共同财产，孙×2遗嘱中处分的涉及王×5的财产部分均属无效，原审法院依法对此作出的有关认定正确；但是，需指出的是，原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关于孙×2及王×5的遗产，其中的二分之一份额属于孙×2的遗产，应当按照遗嘱中孙×2关于该遗产处理的原则予以处理。的认定欠妥，该认定已超出本案的审理范围，对于孙×2、王×5所应享有的具体财产份额，还涉及其他诸多因素，在本案中不宜作出具体认定，原审判决对此表述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是原审判决主文的实体表述，并无错误，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王×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无法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负担35元（已交纳）；由王×2、王×1、王×3、孙×1、孙×各负担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鉴定费6000元，由王×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存义
代理审判员 杨 夏
代理审判员 程 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