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106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铁路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268号1幢汇杰广场23楼。
法定代表人：乔海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波，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磊，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恒成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北沿路中前公寓5A-402，经营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文华街66号。
法定代表人：冯成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正伊，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住所地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利路102号。
负责人：徐星，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朝晖，江苏天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铁路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建设公司）、南京恒成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5民初5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铁路建设公司、恒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是铁路建设公司的受托人，其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因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的损失，无权向委托人要求赔偿。一审判决已查明，2010年4月8日，铁路建设公司、被上诉人和恒成公司三方签订《资金监管协议书》，本案三方当事人实为同一个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铁路建设公司委托恒成公司实施拆迁，委托被上诉人监督、发放拆迁资金，被上诉人和恒成公司都是铁路建设公司的受托人，被上诉人并不是与拆迁事务毫无关系的第三人。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被上诉人疏于管理有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被上诉人因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的损失，无权向委托人铁路建设公司要求赔偿。
二、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一审法院未作任何审理。本案系损害赔偿之诉，诉讼时效期间为被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二年。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充分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早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始终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具体事实如下：1、2010年5月1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2010)第0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已经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据此，被上诉人早于2010年就应当知道案涉房屋被拆迁的事实。2、2010年4月8日，铁路建设公司、被上诉人和恒成公司三方签订《资金监管协议书》。据此，被上诉人作为拆迁资金的监管银行，比普通人更应当知道也更早知道案涉房屋被拆迁的事实。3、2010年10月19日，被上诉人审核确认被拆迁人李海、赵章娣的拆迁款发放审批表，同意向李海、赵章娣发放拆迁补偿款2000011元。据此，被上诉人至迟于2010年10月19日就应当知道案涉房屋被拆迁，其抵押权已经消灭，拆迁款已经被李海、赵章娣领取的事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李海、赵章娣的拆迁补偿款就是被上诉人自己发放的，已经认定“原告稍加留意应能知道拆迁事项”，但却没有进一步对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抗辩进行审理。因此，被上诉人至迟于2010年10月19日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至本案起诉前一直没有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一审法院没有审理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明显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的赔偿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三、被上诉人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抵押房屋已经被拆除的情况下继续履行案涉按揭贷款合同近5年后，在借款人违约后转而向上诉人索赔，明显有违诚信原则。同由一审法院审理的(2015)江宁开商初字第148号案中查明“截至2015年8月20日，被告赵章娣已经超过90天未还清借款本息”。据此，在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抵押权已经消灭后的长达近5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和赵章娣在明知和应当知道标的房屋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仍然在正常地履行《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唯一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案涉按揭贷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已经以自己的事实行为对合同进行了变更，现被上诉人因借款人违反变更后的合同，又回过头来向上诉人主张损害赔偿，明显有违诚信原则。
四、本案是损害赔偿诉讼，一审法院未查明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是否已经确定发生，就判决铁路建设公司向上诉人赔偿赵章娣的欠款本息，明显错误。案涉借款本息的还款义务人是赵章娣、李峰、李海。2016年3月21日，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江宁开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申请执行金额为482859.84元。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证明其确定不能从赵章娣、李峰、李海处追回借款本息。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赔偿的损失是否确定发生、损失金额多少，均存在不确定性。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直接赔偿上诉人借款本息，明显错误。且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的是赔偿责任，如果上诉人实际承担了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向真正的还款义务人赵章娣、李峰、李海追偿的。而被上诉人只要发现赵章娣、李峰、李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却可以依法继续获偿。理论上被上诉人完全有可能获得超过借款本息的利益，上诉人赔偿后却无处追偿，这样的判决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
五、作为本案重要证据的(2015)江宁开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明显错误，被上诉人的抵押权于5年前已消灭。2015年8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江宁开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上诉人对赵章娣、李海名下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龙西社区马村68-4室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该判决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案涉房屋已经于2010年10月拆除，抵押权也随之消灭，被上诉人不可能在2015年还能对已经被拆除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
农业银行辩称：1、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有委托关系为由，认为被上诉人无权向铁路建设公司要求赔偿不能成立。被上诉人认为本案审理的是侵害抵押权纠纷或者损害赔偿纠纷，和上诉人所称的委托合同关系是两个不同的关系，故在两个不同的关系中不能混用双方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不能倒过来适用。2、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针对诉讼时效提出了三个依据，分别是拆迁许可证、监管协议、资金发放审批表，均不能成立。拆迁许可证可以证明上诉人明知涉案房屋有抵押权，被上诉人是他项权人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应当采用公告的形式。资金监管协议书没有任何字样写明列入拆迁范围的可能有涉案房产，资金监管协议是上诉人所制订的格式文本。且资金监管也只是被上诉人下属的经营网点岔路口支行受托支付，被上诉人受上诉人委托对拆迁户发放款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的某一个具体员工知道根据客户的指令向谁支付款项，并且要求员工知道这个客户是银行的抵押人，这种要求过于苛刻。根据住建部城市房地产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抵押人不能清偿债务，如果有侵权人存在，抵押权人当然有权向权利的侵害者主张权利。3、本案就是因为上诉人的侵害行为，导致被上诉人的抵押权至今无法实现，而且抵押物灭失以后的对价物（拆迁补偿款）也没有得到相应的保全，上诉人应就其侵害行为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
农业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铁路建设公司、恒成公司共同赔偿农业银行贷款本息损失470847.84元（利息截止到2015年8月20日，2015年8月21日起至全部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标准另行计算）、律师费、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57677元；2、本案诉讼费由铁路建设公司、恒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08年3月25日，农业银行与案外人赵章娣签订了《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并将案涉房屋向农业银行提供抵押担保，李海、赵章娣与农业银行于同年3月28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农业银行取得他项权证。此后，农业银行按约发放了55万元贷款。2015年4月，因案外人赵章娣未按照约定向农业银行履行还款义务，农业银行诉至一审法院，并申请保全案涉抵押房产，一审法院作出支持农业银行全部诉请的判决，并判决农业银行对赵章娣、李海名下的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龙西社区马村68-4室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2016年3月17日，农业银行依据前述生效裁判文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始知案涉房屋已因南京南站建设需要，由铁路建设公司依法拆迁，拆迁行为由铁路建设公司委托恒成公司实施。在拆除涉案房屋时，铁路建设公司未书面通知农业银行。2010年4月8日，铁路建设公司（甲方）、恒成公司（丙方）、农业银行（乙方）签订《资金监管协议书》一份，约定：为了促进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实施，管好用好征地拆迁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同时为征地拆迁机构提供便捷、有效的银行服务，经三方协商达成协议；甲方对丙方征地拆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以确保征地拆迁资金的安全，乙方受甲方委托，对丙方专户资金的支出情况进行监督，并确保征地拆迁资金的最终收取方为实际被拆迁人。2010年10月19日，铁路建设公司委托农业银行向李海、赵章娣发放拆迁补偿款2000011元。截止到2015年8月20日，赵章娣尚欠农业银行本金435848.61元，产生利息34999.23元。2016年5月，农业银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
农业银行依法享有案涉房屋的抵押权。铁路建设公司发布的《房屋拆迁公告》是针对被拆迁范围的单位和居民，动迁公司应查清房屋是否属于动迁范围以及房屋的权利人，房屋的权利人包括抵押权人，农业银行依法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抵押登记，其抵押权应受法律保护。抵押权是法定登记的权利，其目的是为了对外公示抵押权的存在。根据《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补偿办法》第七条拆迁单位在申请拆迁许可时应明确被拆迁房屋的信息（包括房屋产权信息），因此铁路建设公司在进行拆迁时理应知道涉案房屋的抵押情况，其有义务将拆迁事项告知抵押权人，铁路建设公司、恒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涉案房屋抵押权人农业银行告知拆迁事项，也未将涉案房屋拆迁款进行提存，而是直接给付案外人赵章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失，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涉案抵押房屋被动迁拆除，农业银行的抵押权因此而消灭，铁路建设公司未将拆迁款提存而是直接给付案外人赵章娣的行为已侵害了农业银行的权利，导致农业银行的债权无法实现。案涉房屋的补偿金发放是由农业银行进行的，且拆迁款审批表中明确了被拆迁房屋的区域以及被拆迁人姓名，如农业银行稍加留意应能知道拆迁事项，但农业银行未及时向案外人赵章娣主张权利也未告知动迁公司应对安置款进行提存。银行疏于管理也是造成本案的原因之一，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农业银行应对自己的损失承担一部分责任。农业银行另主张案件执行阶段的律师费、其他诉讼案件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57677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恒成公司系受铁路建设公司委托实施拆迁行为，其相关民事责任应由铁路建设公司承担。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判决：一、截止到2015年8月20日，赵章娣欠农业银行的本金435848.61元，利息34999.23元，合计470847.84元，由铁路建设公司赔偿70%，即329593.49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自2015年8月21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产生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亦由铁路建设公司赔偿70%）；二、驳回农业银行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85元，由农业银行负担2725.5元，由铁路建设公司负担6359.5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农业银行于2016年3月17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生效裁判文书始知案涉房屋被依法拆迁的时间有异议，认为这是一审法官的主观判断，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且和一审判决的说理相矛盾。上诉人恒成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2008年3月25日，农业银行与案外人赵章娣签订了《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其中签订合同的时间2008年3月25日与（2015）江宁开商初字第148号生效判决查明的时间2010年3月24日不符；2、对（2015）江宁开商初字第148号判决认定农业银行对案涉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有异议，涉案房屋早已在2010年灭失，在抵押物灭失的情况下，不可能对房产有优先受偿权；3、“在拆除涉案房屋时，铁路建设公司未书面通知农业银行”，该表述有歧义，上诉人已将被拆迁人名单报给被上诉人，且附有相应电话号码、住址。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农业银行认为，（2015）江宁开商初字第148号生效判决查明的其与案外人赵章娣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的时间2010年3月24日有误，本案一审查明的签订合同时间2008年3月24日是正确的，本院经审查一审卷宗，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
二审中，被上诉人农业银行陈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到目前为止仍未注销。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恒成公司陈述，房屋权属证书的注销在整个拆迁许可证规定的项目完成后，才能报给房屋征收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目前火车南站尚有部分房屋没有拆除完毕，整个拆迁许可证项目没有终结。
以上事实，有本院二审的谈话笔录在案为凭。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2、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中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被上诉人认为其于2016年3月1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江宁开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时才知道涉案房屋已被拆除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至迟于2010年10月19日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故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上诉意见及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具体分析如下：其一，上诉人于2010年5月1日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公布拆迁人、拆迁范围以及拆迁期限等事项，其公布行为的相对人并非被上诉人。其二，上诉人于2010年4月8日与被上诉人等签订《资金监管协议书》，其作为委托人将委托事务交由被上诉人处理，并非作为拆迁人向作为涉案房屋抵押权人的被上诉人告知拆迁事项。其三，被上诉人于2010年10月19日向李海、赵章娣发放拆迁补偿款系依据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的委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知道涉案房屋被拆除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四，涉案房屋被拆除后，赵章娣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仍正常履行，直至2015年4月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赵章娣等借款合同纠纷即（2015）江宁开商初字第148号案件中，被上诉人还申请对涉案房屋进行了保全，且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由此进一步印证被上诉人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并不知道涉案房屋被拆除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涉案房屋被拆除而在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后向上诉人索赔，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作为涉案房屋的拆迁人，未将拆迁事项告知涉案房屋登记的抵押权人，存在过错。铁路建设公司系涉案房屋的拆迁人，其在申请拆迁许可时应明确被拆迁房屋的信息，其中包括房屋产权信息，铁路建设公司对涉案房屋的权利人应当予以审查并将拆迁事项告知相关的权利人。本案中，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抵押权设定于2008年3月25日，远早于2010年涉案房屋被拆除的时间，且被上诉人的抵押权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被上诉人已取得他项权证，但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涉案房屋被拆迁的过程中已将拆迁事项告知被上诉人，从而导致被上诉人的抵押权因抵押物的灭失而消灭，且案外人赵章娣、李海因涉案房屋被拆除所得的拆迁补偿款未能作为抵押财产，以实现被上诉人的债权。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对此存在明显过错。
其次，被上诉人的损失已实际发生。一方面，被上诉人未就抵押物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即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直接实现其抵押权，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即已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2015）江宁开商初字第148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已向借款人赵章娣、李海主张权利，并就一审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申请强制执行，但因涉案房屋被拆除被上诉人的债权并未获得清偿。故被上诉人的损失已实际发生，且系因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的过错所致。
再次，被上诉人在涉案房屋被拆迁过程中的特殊身份不能免除上诉人就拆迁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的义务。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被上诉人不仅是涉案房屋的抵押权人，而且是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征地拆迁项目的资金监管单位和拆迁补偿款的发放单位，案外人赵章娣、李海所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即系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的委托所实际发放。被上诉人处理涉案房屋拆迁过程中的资金监管和拆迁补偿款的发放事项，是依据其与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恒成公司签订的《资金监管协议书》，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并未约定被上诉人应审查实际被拆迁人的债权债务状况，再向实际被拆迁人发放拆迁补偿款。而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赔偿损失是基于抵押权灭失的事实，属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与前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虽有事实上的关联，但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亦不属于因处理委托事务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而是因涉案房屋被拆除导致抵押权灭失对其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在抵押合同法律关系中作为抵押权人和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中作为受托人身份的重合，并不能免除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作为被拆迁人所负有的将涉案房屋拆迁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的义务。诚然，由于被上诉人身份的重合，其在办理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发放过程中，如果对拆迁款发放审批表等记载的涉案房屋所在区域，尤其是被拆迁人姓名以及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的资料进行必要的审查，或者对其享有的抵押权以及抵押人的身份信息等进行严格的管理，即能避免其损失的发生。对此，一审认定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应自行承担30%的损失，充分考虑了被上诉人的特殊身份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最后，关于上诉人上诉提到的一审法院（2015）江宁开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与本案之间的矛盾问题，因该案涉及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相关实体权利，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该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是否存在错误，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在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存在未告知被上诉人拆迁事项的过错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有权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第二，该判决的执行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在法律上并不存在矛盾。一方面，被上诉人客观上并未通过该案判决的执行实现其对案外人赵章娣、李海等享有的债权，故一审认定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目前并不存在被上诉人重复实现债权的客观事实。如果被上诉人在该案执行程序中已就其债权获得清偿，即便上诉人存在未告知被上诉人拆迁事项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因其过错并未给被上诉人造成实际损失，故上诉人无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本案显然不符合该种假设情形。另一方面，如果该案恢复执行程序，那么被上诉人对于在本案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中已经实现的债权不应在该案执行过程中重复主张，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对于其在本案中承担的赔偿责任，可以不当得利为由向被上诉人的债务人即案外人赵章娣、李海等予以追偿。如果在铁路建设公司承担本案损失后，被上诉人通过该案执行程序又获得清偿其对赵章娣、李海等的全部债权，那么被上诉人对于该案和本案重复主张的财产部分亦属于被上诉人的不当得利，上诉人铁路建设公司可据此向被上诉人予以追偿。但被上诉人并不因该案与本案在客观事实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冲突而丧失其提起本案财产损害赔偿之诉的权利。
综上所述，铁路建设公司、恒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59.5元，由上诉人南京铁路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恒成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晔
审 判 员 张旭东
代理审判员 王 路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郭旭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