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5民终2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卫某1，女，199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阳城县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某2，男，195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阳城县人，系卫某1爷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孔丰，山西获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西省阳城县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志强，任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丹，山西本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城县支公司。
负责人：霍晓明，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福，阳城县智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卫某1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西省阳城县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城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阳城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0522民初1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的上诉理由：1、本案案由定性应为储蓄合同纠纷，原审定为保险合同纠纷错误；2、二被上诉人作为经营者，对上诉人未尽告知义务，存在欺诈行为，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没有办理保险义务资质。上诉人少领取16172.16元，被上诉人应给予上诉人三倍赔偿即48516.48元。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辩称：1、上诉人开立个人账户是为了缴纳保费，并不是为了存款，上诉人与保险公司2012年2月18日签订了保险合同并缴纳保费，2017年2月18日合同终止。故本案定性为保险合同正确。2、被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说明义务，上诉人签订的保险单明确载明保险公司名称、保险种类、保险金额、保单号以及投保人姓名、缴费方式、基本保额等事项，不存在欺诈行为；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办理保险业务系事实，并且保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等规定，认定保险合同合法有效适用法律正确。且被上诉人具有保险兼业业务许可证，可以从事人寿保险等保险业务。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中国人寿阳城支公司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保险纠纷。2、上诉人在一审诉状对保险的事实清楚，知道分红及利息，银行人员履行了相关职责。上诉人所说的利息每年6300元无证据支持。3、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代理人员已经尽到告知义务。原审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审理查明：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存折复印件、保险单、投保单、报警记录及公安调解协议书、张文斌的证明材料和2012年银行基准利率单。欲证明其本来是去银行存款，在工作人员的诱导下办成了保险存款，被告的欺诈行为导致其遭受了损失。被告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向本院提供了营业执照、保险兼业代理协议、代理保险产品协议、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欲证明该公司有代理销售保险资质，案涉险种属代理业务之一。被告中国人寿阳城支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原告的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国寿新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电话回访录音资料（光盘一张）。欲证明原告在投保单和提示书上均签了名字，说明原告投保时了解了保险合同的内容；签订合同后保险公司还对原告进行了回访，原告未提出异议；保险合同条款与原告的保险单相互印证，可证明期满保险金即保险金额为106300元，红利不确定，并非原告所说每年6300元利息。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有欺诈行为；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保险单证上不是原告本人签的名，也不是代办人（原告爷爷卫某2）的签名，原告根本不知道保险合同的内容，完全听信了业务员的诱导。本院认为，原告手中持有邮政代理专用保险单和投保单（代理机构专用），原告在诉状中也陈述”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原告办成保险存款”，故原告应当知道自己办理的是分红保险而不是储蓄存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缴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故即使保险单证上不是原告签名，原告已交纳了保险费，视为其对代签字行为追认。综上，本院认定被告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与中国人寿阳城支公司系保险代理委托合同关系；原告与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并非储蓄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与中国人寿阳城支公司系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案涉保险合同已成立且已履行完毕；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的工作人员对其实施了欺诈行为。
原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被告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与中国人寿阳城支公司系保险代理委托合同关系，即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有权代中国人寿阳城支公司办理案涉险种。原告是以储蓄合同纠纷提起诉讼，而本案实则是保险合同纠纷。原告在办理保险时交纳了保险费，接收了保险单证，保险合同即成立，即使本人及代办人未签字，也视为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该保险合同已于2017年2月18日期满，被告中国人寿阳城支公司也按合同约定向原告给付了保险金及红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告认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对其实施了欺诈行为，其证据明显达不到该证明标准。故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其利息损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卫某1的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审案由定性是否正确；2、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赔偿其损失48516.48元有何依据。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结合本案证据，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案由问题。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初办理业务时，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银行/邮政代理专用保险单，保险单载明有保险金额、保险期限、险种名称等内容，上诉人应当知道其办理的业务系保险合同，并非储蓄合同。故原审将案由定为保险合同纠纷正确。（二）、关于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赔偿其损失48516.48元的问题。上诉人原审起诉称2012年2月18日其到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存款时，工作人员告知其保险存款利息每年6300元，故认为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应按每年6300元支付其利息，但上诉人提供的银行/邮政代理专用保险单载明：险种名称国泰新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金额106300元保险期间至2017年2月18日标准保费100000元。该保险单并未注明利息每年为6300元，故上诉人要求利息按每年6300元计算无依据。上诉人在办理保险时交纳了保险费，接收了保险单证，保险合同即成立，即使本人及代办人未签字，也视为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该保险合同已于2017年2月18日期满，被上诉人中国人寿阳城支公司也按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支付了保险金及红利。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存在欺诈行为，提供的证据不足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原审提供的营业执照、保险兼业代理协议、代理保险产品协议、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均可证明该公司有代理销售保险资质，案涉险种属代理业务之一，故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阳城分公司没有办理保险业务资质的理由不成立。综上，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请求二被上诉人赔偿其损失48516.48元的理由不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处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2元，由上诉人卫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董丽萍
审判员何向丽
审判员郭永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法官助理樊晓霞
书记员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