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5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永利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山前大道）欧洲工业园北二环路778号1-3楼。
法定代表人：林云虔，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永荣，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志强，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仲春，女，198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代理人：邢萍，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云友，男，1975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开江县。
上诉人广州市永利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仲春、石云友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狮民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永利公司于2010年12月3日注册登记成立，其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皮具、手袋、钱包、皮带、箱包、服饰、首饰、货物进出口等，住所地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南航（山前大道）欧洲工业园北二环路778号1-3楼。被上诉人杨仲春系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的注册经营者，该厂于2013年4月19日注册登记成立，其经营范围为加工、批发皮具，住所地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大道中68号之三、四楼。
永利公司主张杨仲春与石云友系夫妻关系，是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的共同经营者，其于2013年5月15日与石云友签订《加工合约》。该《加工合约》的抬头载明甲方为“广州市永利皮具有限公司”，乙方为“恺丰厂”，但最终甲方的签字人为“徐洪元”，乙方的签字人为“石云友”。上述合约约定由石云友到永利公司处领取原物料进行加工制作成女包，女包款号为4235-4373-9和4235-4373-8，数量分别为540个与432个，总的加工款金额为22356元，交货日期为2013年5月30日，如因延误交期而导致空运或客人取消订单等，由乙方全权负责承担损失的一切费用，乙方无异议接受赔偿。双方约定有关品质检验方面，甲方以“板袋”和“生产工艺标准”来检验，如品质有问题，乙方必须全权负责及维修返工处理好，乙方如不接受返工，乙方承担甲方袋子的销售价的金额。永利公司主张涉案加工关系的主体是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石云友是签字代表，也是该厂的实际经营者之一；杨仲春对此不予确认，抗辩称石云友并非其员工，主张石云友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杨仲春和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其没有与永利公司发生过涉案加工关系，也没有签订加工合约，与本案没有关系；石云友在一审答辩状中抗辩称涉案《加工合约》是其与徐XX签订的，并没有与永利公司签订该合同，永利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永利公司另主张上述《加工合约》签订后，石云友从其公司领取了加工制作涉案女包所需的原物料，包括五金、拉链、PU料等价值合计26368元，永利公司对此提供了有石云友签名确认的《发料单》为证，但其主张杨仲春与石云友加工的女包不符合其所要求的标准，经返工后仍未符合要求，其多次向杨仲春与石云友发出《催货通知书》催货未果，导致其错过了向第三方客户交货的时间，客户因此取消交易，导致其遭受原材料损失26368元，并因此赔偿客户47294.28欧元。石云友确认上述《发料单》的签名，但抗辩称永利公司并未加盖公章确认是杨仲春与石云友收到第三方的货物，故不能证明永利公司发货给了杨仲春与石云友，即不能代表杨仲春与石云友收到了永利公司的货物。为此，永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永利公司、杨仲春与石云友之间的承揽合同；2.杨仲春与石云友赔偿永利公司直接损失26368元、间接损失（包括预期利润损失）34757.84元和赔偿客户的损失381706.08元（相关女包的价值以及女包质量由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进行鉴定评估），以上合计人民币442831.92元；3.案件诉讼费、评估费由杨仲春与石云友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加工合约》的抬头载明甲方为“广州市永利皮具有限公司”，且永利公司持有合同原件，故原审法院对永利公司作为涉案《加工合约》的甲方主体并据此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而乙方主体虽载明为“恺丰厂”，但未有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的盖章确认，且该厂的注册经营者即杨仲春对此不予确认，而永利公司主张杨仲春与石云友系夫妻关系且共同经营该厂，石云友的签约行为代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的意见，缺乏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杨仲春与石云友对此均不予确认，故永利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永利公司主张“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是涉案《加工合约》的乙方主体，杨仲春与石云友作为实际经营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而对杨仲春抗辩称石云友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杨仲春和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的主张予以采信，杨仲春无须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和各方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加工合约》的乙方主体应以实际签字人为认定标准，故原审法院认定石云友系涉案《加工合约》的乙方主体。涉案《加工合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照执行。
涉案《加工合约》签订后，永利公司主张石云友从其公司领取了加工制作涉案女包所需的原物料，包括五金、拉链、PU料等价值合计26368元，并提供了有石云友签名确认的《发料单》为证，并主张杨仲春与石云友加工的女包不符合其所要求的标准，经返工后仍未符合要求，其多次向杨仲春与石云友发出《催货通知书》催货未果，导致其错过了向第三方客户交货的时间，客户因此取消交易，导致其遭受原材料损失26368元。原审法院认为，永利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有其提供的涉案《加工合约》、《发料单》、《催货通知书》等证据为证，石云友经原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视为其放弃相关的抗辩权利，永利公司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因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也无影响证明效力的因素，且永利公司保证真实，故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而石云友至今未依约完成交货义务，现经原审法院传唤又拒不到庭，其已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现永利公司主张解除涉案《加工合约》的诉讼请求，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永利公司主张石云友赔偿其原材料等直接损失26368元，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和法律规定，石云友经原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视为其放弃相关的抗辩权利，故本院对永利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永利公司主张杨仲春与石云友赔偿其间接损失（包括预期利润损失）34757.84元和赔偿客户的损失381706.08元的诉讼请求，由于永利公司在涉案《加工合约》签订前并未向杨仲春与石云友披露其与第三方客户的交易情况，亦未对此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缺乏应有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且杨仲春与石云友对此均不予认可，故永利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永利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石云友经原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解除永利公司与石云友于2013年5月15日签订的《加工合约》。二、石云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永利公司赔偿损失26368元。三、驳回永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942元，由永利公司承担7147.8元，由石云友承担794.2元。
永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杨仲春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从永利公司提供的证据《加工合约》、《广州永利皮具有限公司发料单》、《广州市永利皮具有限公司协力车间验货报告》的抬头均注明是“恺丰厂”，以及结合石云友暂住信息登记的暂住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恺丰皮具厂所在地，可以得知石云友就是广州市花都区恺丰皮具厂的实际经营者，涉案女包也是由广州市花都区恺丰皮具厂进行加工，因此作为广州市花都区恺丰皮具厂的名义经营者，杨仲春也需要对本案的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永利公司已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杨仲春与石云友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原审法院对间接损失和赔偿客户的损失不予支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可得利益是指受损害方在合同正常履行时可以获得的利益，主要是指利润。一般来说，只要是合理预期能够取得的利润，都可以认定为可得利益。永利公司委托杨仲春与石云友加工大量女包绝非自用，而是用作销售，通过买卖女包赚取利润，这些情况在杨仲春与石云友接受永利公司的委托加工大量女包就得以获知，而杨仲春与石云友的违约行为导致永利公司没有女包出售，必然导致利润损失，即可得利益损失。永利公司在原审时已提供与法国客户签订的订单、警告信、取消订单通知书予以证明女包的销售价格以及销售总额，在扣除原材料26368元损失后，为利润损失34757.84元。同时，永利公司亦于原审期间提出对女包销售价格的鉴定申请，但未得到原审法院的支持。永利公司在原审时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查询收汇数据基本信息》予以证明因杨仲春与石云友的违约行为，造成永利公司被法国客户扣款的情况，该扣款应属于违约行为造成的实质性损失，理应由杨仲春与石云友承担。永利公司在原审时已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损失情况，但原审法院在认定永利公司受到的实际损失时，却未结合案件材料分析、计算。综上，请求二审：1.撒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狮民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判决，改判杨仲春与石云友共同赔偿永利公司直接损失26368元、间接损失（包括预期利润损失）34757.84元和赔偿客户的损失381706.08元，以上合共人民币442831.92元。2.一、二审的诉讼费全部由杨仲春与石云友承担。
针对永利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杨仲春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
针对永利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石云友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永利公司在原审法院审理期间提交了该厂2013年6月出具的7份《广州市永利皮具有限公司协力车间验货报告》，该报告注明协力车间为“恺丰厂”。另永利公司提交了该公司自行制作的《法国CELESTE订单》，订单上注明4235-4373-9的价格为64.74元，4235-4373-8的价格为60.57元，永利公司在诉讼中要求按照上述价格计算预期利润损失。
本院认为，根据永利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1.杨仲春作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的经营者是否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赔偿责任？2.永利公司请求石云友赔偿其预期利润损失及承担永利公司赔偿客户的损失的依据是否充分？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永利公司提交的涉案《加工合约》上乙方虽注明为“恺丰厂”，但在乙方签章处仅有石云友的个人签名，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并无在该合同上盖章确认。永利公司提交的《发料单》由石云友个人签收；提交的《广州市永利皮具有限公司协力车间验货报告》也为永利公司单方出具，因此，前述证据并不能证实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收取了涉案合同的原材料并实际履行涉案合同。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在诉讼过程中亦不确认与永利公司签订并履行上述合同。因此，永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石云友有权代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签订涉案合同，故原审法院对永利公司要求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恺丰皮具厂的经营者杨仲春对本案债务承当共同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对永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永利公司要求石云友赔偿其预期利润损失问题。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品质有问题，乙方必须全权负责及维修返工处理好，乙方如不接收返工，乙方承担甲方袋子的销售价的金额”。永利公司要求石云友按照其提交的《法国CELESTE订单》上的价格承担赔偿预期利润损失，因《法国CELESTE订单》为永利公司自行制作，该单据上的价格不具有客观性，故永利公司要求按照该价格计算损失的依据不充分。永利公司要求法院委托专门机构对石云友加工的货物的价格进行评估，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永利公司应当对其主张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对其申请鉴定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永利公司要求石云友承担永利公司赔偿客户的损失问题。由于永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外方取消合同是因为本案石云友的行为所致，其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损失已实际发生，故永利公司要求石云友承担其赔偿客户损失381706.08元的依据亦不充分，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永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42元，由上诉人广州市永利皮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卫东
审 判 员 张朝晖
代理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许拯华
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