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18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边霞，女，196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寅，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友彪，男，196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系上诉人边霞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公司注册号330681000064668。
法定代表人：赵林中。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章士达、周仕迪，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边霞因与被上诉人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5）绍诸民初3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8日、2016年10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边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寅、王友彪，被上诉人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士达、周仕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边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隐匿上诉人的重要证据，捏造事实为被上诉人作伪证。一审认定1994年左右浙江富润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兼并浙江省诸暨毛纺厂，后工商登记变更为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林中的自传中写明，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1993年前名为诸暨针织厂。1995年以浙江针织厂为核心，组建浙江富润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7年更名为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人是在1995年11月30日被违法辞退的，应该是以浙江针织厂为核心，组建浙江富润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期间，兼并浙江省诸暨毛纺厂的，并不是名为浙江富润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时期兼并的浙江省诸暨毛纺厂。一审意图颠倒兼并浙江省诸暨毛纺厂时公司的名称，因为辞退文件的右下角有浙江针织厂字样的印章，能证明上诉人是第一时间就去主张权利了。浙富（1995）378号文件的右下角，有1997年元月原领导黄永亮的签字：“该文件下发时应送达边霞手中，因联系不上（当时招工都有明确的联系地址）故造成。”可证明富润再次违法。一审判决只写着：工作人员注明内容，仅能反映出文件作出时未送达给原告的事实，不能证明文件一直未送达的事实。隐匿了从时间上被上诉人剥夺上诉人时效权的事实。一审未提及浙富（1995）378号文件右下角浙江针织厂盖在“1995年元月25日羊毛衫分厂厂长黄永亮所反映情况属实”等字上的印章，一审庭审时由于被上诉人的浙富（1995）378号文件拟稿纸上印有浙江针织厂字样，还有它的电话、电挂、地址等等，上诉人特意提出这可以证明：浙富（1995）378号文件右下角浙江针织厂盖的印章是被上诉人所为。当时被上诉人是认可的。一审隐匿了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从知道被违法辞退起一直在主张权利的事实证据。一审将富润信复（2014）9号《关于对边霞同志信访事项的答复》文件，说成是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赵林中和各级部门的信访申诉材料，因为上诉人从知道被违法辞退后，一直在与被上诉人交涉，所以答复书里面承载着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是被被上诉人违法辞退，想以三万元了结此事的事实。一审判决只提及2009年写给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赵林中的报告，未提及1997年元月27日写给劳动局领导的信件，隐匿了上诉人对违法事件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反映的重要证据。2015年3月17日反馈的富润原始资料到2016年2月19日才调集到，本案上诉人的第一次开庭时间是2015年8月20日，《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事件最多三个月要终结，法院却调了半年。法律规定职工的工资表及相关文件企业单位应保存50年，上诉人侥幸从被上诉人处得到了1987年、1988年的工资表，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应该拿的出上诉人1995年4月1日到5日的工资表、3日的请假证明，何况被上诉人已经提交1995年辞退上诉人时的上报稿、拟文稿、审批稿。举证责任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一审却本末倒置要求上诉人举证被上诉人的主张。二、被上诉人系在上诉人产假期间违法辞退上诉人，事实清楚，一审隐匿了该事实。三、一审对上诉人的仲裁申请已超出法定仲裁时效的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前述事实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是在名为浙江针织厂时期辞退上诉人的，浙富（1995）378号文件右下角浙江针织厂字样的印章就是被上诉人盖的，可以说明上诉人并没有像被上诉人说的那样在1996年3月接到辞退文件后没有去主张权利，而是一知道就已经在主张权利了。因为上诉人接到辞退文件时，从该文件的落款时间上看已超过劳动仲裁时效，因此劳动局要上诉人提供未超过仲裁时效的依据。但上诉人找被上诉人要求出具上诉人实际收到文件时间的证明时，被上诉人不肯给，还误导上诉人找已留职停薪的领导去要，所以在浙富（1995）378号文件右下角被上诉人所签字盖章的日期是1997年元月。由于被上诉人恶意侵犯上诉人的合法劳动权利，使此违法事件一直交涉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这是被上诉人的不作为行为，而不作为的诉讼时效并无法律明确规定，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相符合。主张权利与知晓权利被侵害是不同的概念。主张权利可以是知晓权利被侵害时同时发生，也可以知晓权利被侵害在前，主张权利在后。本案中，就存在后一种情况。故一审以上诉人知道权利受害日等同为主张权利日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劳动仲裁时效错误。一审枉法裁定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违法后再侵权的后果。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是1995年4月5日起擅自离职的。1995年2月上诉人已有身孕。《劳动法》规定孕期、产期、哺乳期辞退属违法，况且上诉人这是第一胎，之前小产两次，《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应予以照顾，被上诉人无理由拒绝上诉人的保胎请假申请。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之相关规定，在上诉人产假期间依据不实理由将上诉人违法辞退，在上诉人对辞退决定不服向被上诉人及其领导不断交涉的过程中，对上诉人一直搪塞应付，且未告知上诉人相应的救济途径，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违法辞退决定一直不服，十几年来奔走相告，不仅持续和被上诉人公司交涉，其中单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就写了二十多封信，上诉人还向各级部门多次信访，包括向诸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相关要求。故一审认定上诉人提起仲裁申请已超过时效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仲裁确已过仲裁时效。本案争议发生时间为1996年3月中旬，在60日申请仲裁期间内也不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事实，上诉人直至2015年7月14日才提出仲裁申请，已过仲裁时效。二、被上诉人作出浙富（1995）378号文件是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的。上诉人1987年参加工作，1995年4月5日至1995年10月30日期间未办理任何手续未上班，严重违反厂纪厂规。被上诉人经研究，并征得工会同意，决定将上诉人辞退，符合劳动法第25条的规定，本案并不适用劳动法第29条的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边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补发原告自参加工作起到1995年11月的福利待遇，包括金钱补偿3万元，产假工资及职工住房（鼓山新村）一套（75平方米左右）；二、被告赔偿自2009年1月起因被告不予缴纳原告各项社会保险而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边霞于1987年3月27日被浙江省诸暨毛纺织厂招录为合同制工人，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1994年左右，浙江富润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兼并浙江省诸暨毛纺织厂，后工商登记变更为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994年5月18日，原告曾经怀孕出现身体不适情况。1995年4月，原告再次怀孕，也因身体不适多次到医院治疗。同年12月20日，原告生下女儿。1995年11月30日，浙江富润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发了浙富（1995）378号《关于对边霞等两名职工予以辞退和同意蒋铁锋辞职的决定》的文件，载明：“羊毛衫厂（属浙江省诸暨毛纺织厂下属单位）职工边霞（女，1969年8月出生，1987年9月参加工作），从今年4月5日至今，既未办理任何手续，也不来上班，严重违反了厂纪厂规，根据羊毛衫厂报告，经劳动人事部研究并征得工会同意，决定对边霞予以辞退”。原告确认上述文件于1996年3月中旬回厂上班时收到。2009年9月22日，原告曾向被告法定代表人赵林中书写报告一份，要求补缴1995年至1999年的养老保险金。后于2013年10月11日开始多次向赵林中、各级妇联组织、工会组织、人社保障部门邮寄信件，要求赔偿被被告违法辞退造成的损失。原告于2015年7月14日向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诸劳人仲不字[2015]第0124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告遂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5）绍诸民初字第244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现原告认为其在（2015）绍诸民初字第2446号案中诉请不完整，遗漏两项请求，再次于2015年9月17日向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诸劳人仲不字[2015]第0145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告于2015年9月18日向该院提出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原告边霞提出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原告被辞退的事件发生于1995年11月30日，即《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意见》第85条的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原告边霞于1996年3月中旬收到被告下发的浙富（1995）378号辞退决定，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此时原告若认为存在争议，按照法律规定应于1996年3月中旬起至1996年5月中旬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而在此期间并无不可抗力和其它正当理由无法进行劳动仲裁。现原告于2015年9月17日才提出仲裁申请，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对原告关于要求补发福利待遇、赔偿未缴纳社会保险的损失等关于劳动争议提出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且已超过仲裁时效，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边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边霞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边霞向法院提交了脸盆一只，该脸盆写有“诸暨毛纺织厂和浙江针织厂合并纪念浙江针织厂94.7.20”字样，证明上诉人其时在工作。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纪念脸盆并非只针对职工发放且脸盆上无名字，无法证明是上诉人边霞所有。本院认为，根据浙富（1995）378号《关于对边霞等两名职工予以辞退和同意蒋铁锋辞职的决定》文件，上诉人边霞因自1995年4月5日至10月30日未上班，故被被上诉人辞退。因此，上诉人边霞1994年的上班情况与本案争议事项无关，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份，证明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已经立案受理上诉人对（2015）浙绍民终字第2106号判决的监督申请，该案与本案基于同一事实，故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的监督会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已经立案受理上诉人对（2015）浙绍民终字第2106号判决的监督申请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上诉人对（2015）浙绍民终字第2106号判决的监督申请的行为并不影响对本案的处理。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仲裁申请是否已经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因本案讼争辞退事件发生于1995年11月30日，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并无不当。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应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本案中，讼争的辞退决定即浙富（1995）378号文件于1995年11月30日作出，上诉人主张其于1996年3月中旬回厂上班才收到该一决定，并有当时的领导在该决定中签名确认该一事实，虽被上诉人对此有异议，但即便如上诉人所述，其至迟于1996年3月中旬已收到辞退决定，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上诉人主张其在收到辞退决定后一直向劳动部门等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十几年间持续与被上诉人交涉，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一事实，且上诉人应当于1996年3月中旬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但其直至2015年7月才提出仲裁申请，显然已经超过仲裁申请期限。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关于劳动争议的各项诉请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边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边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 鸿
审 判 员 楼晓东
代理审判员 韦 玮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