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20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伯卫东，男，197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君晓，女，197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伯卫东（系宋君晓之夫），男，197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林，男，196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东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涛，山东英良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执勇，男，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上诉人伯卫东、宋君晓因与被上诉人孙林、原审被告张执勇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5）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伯卫东、宋君晓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者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伯卫东、宋君晓支付孙林工资293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林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3年8月，伯卫东雇佣孙林为“鲁荣远渔518”号渔船大车到印度尼西亚从事渔业捕捞工作，双方口头约定孙林工作时间为两年，船舶在海上生产作业期间，满年工资为14万元。孙林自2013年8月底至2014年11月底在海上作业15个月。2、因印尼政府全面禁止捕渔作业，自2014年11月底至2015年2月8日（孙林回国的时间），船舶基于该不可抗力事由，一直停止作业，伯卫东承受巨大经济损失。孙林未付出相应劳务，伯卫东与其约定的年14万元工资标准无法继续履行。在这种情况下，伯卫东每月支付孙林工资3000元，合乎情理，且得到其他船员的同意认可。3、2015年5、6月份孙林并未在伯卫东的船上提供劳务，而是另谋其他职位出海作业。一审中孙林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在2015年5、6月份为伯卫东提供劳务。因此，伯卫东不应当支付孙林2015年5、6月份的工资10000元。2013年8月至2015年2月孙林提供劳务应得工资为181000元，伯卫东共支付151700元，尚欠孙林工资29300元。4、一审孙林提交的录音材料显示，孙林与宋君晓、孙执勇已经达成协议，由船方最终支付孙林10万元工资。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5、张执勇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孙林的工资应由张执勇与伯卫东、宋君晓共同承担。
被上诉人孙林辩称，1、孙林一审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实双方约定的年薪为18万元。伯卫东认为年薪14万元的说法没有证据证明。2、伯卫东在印尼期间不能捕渔作业系因其违反当地法律法规造成，并非因印尼政府全面禁止作业的不可抗力原因造成。虽然在孙林回国前船舶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海作业，但孙林仅能呆在船上，船舶的日常管理、机器维护均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双方约定的是以年薪方式支付劳动报酬，故孙林有权要求从上船到回国期间的劳务报酬。3、孙林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伯卫东同意支付孙林等船期间的工资。一审法院按双方约定支持孙林的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4、孙林与船方谈判时，10万元工资是孙林要求船方立即支付的部分，剩余的工资要求船方给出具欠条。但是船方并不答应这样的条件。谈判最终破裂。
原审被告张执勇未陈述意见。
孙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伯卫东、宋君晓、张执勇支付孙林工资14715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伯卫东、宋君晓系夫妻关系。伯卫东经营“鲁荣远渔517/518”号渔船，张执勇负责管理该渔船。
2013年5月2日，孙林经伯卫东雇佣担任“鲁荣远渔518”号船大车并开始参加维修“鲁荣远渔518”号船。2013年8月18日孙林与伯卫东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伯卫东雇佣孙林为“鲁荣远渔518”号渔船大车，合同期限为2年，年薪18万元。2013年8月19日，孙林出境到印度尼西亚海域作业；2014年12月3日，“鲁荣远渔518”号渔船因印度尼西亚禁止捕捞作业未再出海作业；2015年2月8日，孙林回国。回国后，孙林依据伯卫东的要求于2015年5月至6月等待再次上船作业。
诉讼中，孙林、伯卫东一致认可：伯卫东共给付孙林工资146000元，双方没有就孙林回国的费用5000元达成由孙林负担的协议。
2015年孙林与一杨姓船员就工资纠纷与宋君晓及张执勇进行协商，孙林用录音笔对协商过程进行了录音。录音中，宋君晓认可：孙林自2013年5月初就开始提供维修服务，2015年5、6月份孙林依要求等候再次上船作业。宋君晓提出上述期间按每月5000元计算报酬，宋君晓提出最终再给付10万元工资，但孙林没有表示同意。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依据孙林、伯卫东达成的协议，孙林是雇员，伯卫东是雇主，工资标准为每年18万元。孙林提供了劳务，伯卫东应当及时给付工资。孙林主张自2013年5月2日至2013年8月18日按每月5000元计算106天工资为17596元，应予以支持。2013年8月18日至2015年2月8日，孙林共提供劳务539天。伯卫东主张2013年8月19日至2014年12月3日按每年14万元计算及自2014年12月3起按每月3000元给付工资，孙林不予认可，没有依据，不能支持。故依据合同约定，自2013年8月19日至2015年2月8日，孙林的工资为265808.22元。孙林依据伯卫东要求于2015年5、6月份等候再次出海作业，伯卫东应当给付工资，孙林主张伯卫东给付10000元，应予以支持。孙林回国的5000元费用，属于遣散费，孙林没有认可承担该笔费用，伯卫东不应在工资款中扣减。综上，孙林应得工资293404.22元，伯卫东已经给付工资146000元，还应给付孙林工资147404.22元，孙林仅主张伯卫东再给付147157元，应予以支持。伯卫东、宋君晓是夫妻，伯卫东拖欠孙林的工资款属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伯卫东、宋君晓负共同清偿责任。伯卫东、宋君晓否认张执勇是雇主，孙林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执勇是雇主，因此，孙林主张张执勇负有给付工资义务，没有依据，本院不能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伯卫东、宋君晓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孙林工资147157元。如果伯卫东、宋君晓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孙林对张执勇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243元，孙林负担100元，伯卫东、宋君晓负担3143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2013年8月18日孙林与伯卫东达成的口头协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孙林与伯卫东之间成立雇佣劳务合同关系，孙林为伯卫东提供劳务，伯卫东应支付孙林劳务报酬。双方约定孙林应获报酬年工资18万元。伯卫东应依此约定工资标准履行给付工资义务。自2013年8月18日起至2015年2月8日，孙林在船工作539日，应得工资265808.22元。在此期间，“鲁荣远渔518”渔船虽在印度尼西亚被禁止作业，但孙林一直在船等待，双方未解除劳务合同关系，伯卫东虽以雇主身份宣布停船等待期间的工资为每月3000元，但这仅为伯卫东变更合同的单方意思表示，未得到孙林的同意，因此，伯卫东关于停船期间执行每月3000元工资标准的主张不能成立。2015年5月和6月，孙林在伯卫东的要求下等待再次上船作业，伯卫东同意支付等船期间的工资每月5000元，双方已对此事项达成合议，孙林实际等待2个月，应得工资10000元。现伯卫东以此期间孙林并未为其提供劳务为由拒绝支付孙林等船工资10000元，理由不当，对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013年5月2日至2013年8月18日按每月5000元计算106天，孙林工资为17596元。一审法院将孙林应得的工资总额认定为293404.22元，并无不当。伯卫东向孙林支付的5000元遣散费不属于工资，无论雇佣双方就该费用的承担是否达成一致，不影响伯卫东依据合同应向孙林支付工资数额的认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伯卫东已经支付孙林工资146000元，认定正确。孙林主张伯卫东再给付147157元工资，应予支持。本案为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审中伯卫东否认张执勇是孙林的雇主。张执勇与孙林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张执勇不应承担支付孙林工资的义务。伯卫东主张张执勇应与其共同支付孙林的工资，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伯卫东、宋君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43元，由上诉人伯卫东、宋君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童
代理审判员 冯玉菡
代理审判员 赵 斐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李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