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桂市行终字第14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方建，农民。
委托代理人李斌，农民。
委托代理人朱建勇，广西建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全州县咸水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唐海涛，乡长。
委托代理人邓治中，全州县司法局咸水司法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张小冬，全州县咸水乡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刘得周，农民。
委托代理人刘国政，教师。
委托代理人刘其爱，医生。
上诉人朱方建因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不服全州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全行初字第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方建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斌、朱建勇，被上诉人全州县咸水乡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邓治中、张小冬，被上诉人刘得周的委托代理人刘国政、刘其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被告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在审理中，被告以原告与第三人均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由，自行撤销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认为其诉讼目的尚未达到，拒绝撤回起诉。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焦点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及认定事实是否合法，1、本院（2013）全行初字第32号行政判决，以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依据为由，撤销了被告咸政处字（2012）2号行政处理决定，在案件审理中，本院并未对被告咸政处字（2012）2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的案件事实进行实体审理，作出案件实体事实的认定，以被诉具体行为无证据、依据的理由，只是一种法律的推定，不是真意的案件事实主要证据不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实体结果不产生决定性影响，“逾期举证”在性质上类同于“违反法定程序”，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实体结果无必然联系，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限制，被告重新作出的咸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不存在程序违法；2、在行政程序中，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供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无法以此证据与其所调查取证的证据核对，确认案件事实，只能以其依法调查取得的现有证据，确认案件事实，在诉讼中，原告不能因此否认被告认定事实的合法性。综上所述，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本应予以维持，诉讼中被告因原告提供了新的证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告为慎重起见，力求案件事实客观真实，自行撤销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决定对案件重新调处，其行为合法，本院鉴于原、被告在诉讼中的行为，为维护当事人正当的诉讼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方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方建负担。
上诉人朱方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不采信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无法律依据。在被上诉人调处时，上诉人当时因没有找到权属证书，无法提供，在县政府复议时提供了，按法律规定，县政府应根据新证据发回要求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决定，但县政府为了不当被告，违法的维持了（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上诉人到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时，被告是全州县人民政府，一审法院不予立案，释明起诉被上诉人咸水乡政府才能立案，上诉人无办法只好变更被告，上诉人庭审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庭审笔录中已记录，从起诉状也看出，当时起诉的是县政府，起诉中上诉人是用政府代替的，就是担心在程序上出问题，那知道法院真的撇开县政府的（20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不考虑复议事实，不结合复议程序，单独孤立的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行政程序中，没有提供权属证而不采信，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该权属证据说明被上诉人认定事实是不合法的，现在有事实证据证明是错误的，一审却不予纠正，说明有袒护被上诉人之嫌。（二）一审法院采信《调查笔录》不符合证据规则，也与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相吻合，该《调查笔录》没有行政人员的签名，类似证言，加上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并且提供的是复印件，一审法院却予以认可，违反了证据规则。（三）2011年8月29日，在咸水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协议书，是双方自愿达成的，是合法有效的，政府和第三人在答辩中都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纯属主观臆断。（四）一审中上诉人主动提交了第三人曾向县政府提交的土地承包登记表和权属凭证，主要证明第三人在漕田圹山场的承包地只有1亩，四至界限与争执地的界限即2012年4月11日的现场勘察图不一致。（五）一审法院认定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是错误的。2013年8月8日，（2013）全行初字第32号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咸政处字（2012）2号行政处理决定，由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被上诉人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了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六）一审诉讼程序中，被上诉人撤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根本没有改变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加上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是违法的，所以一审判决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的规定，驳回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七）一审法院没有对被上诉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来支持其作出的决定，进行审理，由于事实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依据不当。（八）被上诉人负有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仅仅提供了现场勘查图复印件及11人的证人证言的复印件，并且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第三人无故未到庭，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和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咸水乡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被答辩人称2011年8月29日在咸水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协议书，没有执行是答辩人不支持，是不对的，由于当事人双方的理解不同，导致该协议书没有执行。（二）被答辩人称第三人刘得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漕田圹山场只有一亩，而实际上面积不止一亩。农村分山场等土地时，土地的面积都是自然村干部估计后填上去的，证上填的面积是估计数。（三）在本案调处时，当事人双方都没有提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也没有提及该证书。在县政府行政复议阶段，双方才提交该证书。为了慎重起见，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答辩人自行撤销了本案被诉咸政处字（2013）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对案件重新调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述称，争执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由第三人户经营管理，争执地四至界限清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经查明，争执地山场地名为“漕田圹上”，属咸水乡蕉川村委云里村第3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双方争议的是争执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2011年，刘得周在争执山场砍伐树木，朱方建提出异议，双方遂发生本案纠纷。2012年5月1日，刘得周申请咸水乡政府确权处理。咸水乡政府于2012年7月19日作出咸政处字（2012）2号行政处理决定，朱方建不服，向全州县政府申请复议，县政府于2013年6月19日作出维持该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朱方建不服，向全州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全州县法院以咸水乡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作出咸政处字（2012）2号行政处理决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由，判决撤销该处理决定。2013年10月28日，咸水乡政府作出咸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朱方建仍不服，再次向全州县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期间，朱方建与刘得周均提供新证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县政府认为双方提供的该合同书所载明争议林地的内容与发包档案存根记载不相符，不能作为对争议林地主张权利的依据，维持咸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朱方建不服，向全州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一审诉讼期间，咸水乡政府以争议双方均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由，自行撤销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朱方建认为其诉讼目的尚未达到，拒绝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原核发的权属证书或者作出的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作出处理决定时应当决定予以撤销。”的规定，行政机关具有自行纠错的职权。首先，在行政确权阶段，上诉人及一审第三人均主张享有争执林地林木的权属，但均未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证实其主张，因此，被上诉人咸水乡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本着“三个有利于”原则，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其次，在一审诉讼期间，被上诉人咸水乡政府以争议双方在行政复议期间均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由，自行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系其职权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在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已撤销的情况下，拒不撤诉，属其行使诉讼权利。据此，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桂良
审 判 员 陶 明
代理审判员 莫仕航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