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02民初1937号
原告：沈水良，男，195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志刚，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幼堂，男，195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校，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水良为与被告陈幼堂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2月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志刚、被告陈幼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校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请判令：一、被告向原告返还购机款16.8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本金15.35万元自2005年10月1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的利息，本金1.45万元自起诉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的利息，上述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5年9月初，被告准备向福建天守人造革制造公司（以下简称天守公司）购买旧大圆机设备。被告将该信息告知原告，原告当即表示双方可共同购买合伙办针织厂。2005年9月23日上午，由陈天南代表天守公司作为卖方与绍兴天堂针织厂（绍兴天堂针织厂原系被告陈幼堂实际经营的针织厂，但该厂并没有经过工商登记）为买方签订《购大圆机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各一份。协议书约定天守公司转卖2002年4月份出厂的双面园机5台给买方，每台单价6.8万元，提货期限为20天，总计34万元，原、被告2人在协议买方处签名。后被告因其缺少资金，提出退出共同购买园机，其可以代表原告单独购买，双方不再合伙，原告无异议。因5台机器有部分零配件缺失，被告称其和天守公司老板黄振添非常熟悉且关系较好，由他再去疏通关系、重新协商价格，原告表示同意。经与天守公司协商，5台2手大圆机总价降至29万元，但另行支付8000元运费。原告因被告提议为防范交易风险，于2005年10月13日转存29.8万元给被告作为支付购机款和运费。大约同月16日，双方因购园机设备事宜发生争执，最后双方协商一致：“所购的园机设备归被告，由被告全额返还给原告已支出的29.8万元”。后被告陆续归还欠款，但至诉讼发生时尚欠1.45万元。后因原、被告之间因定作合同关系发生纷争。2016年12月9日，原告向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定作款152645.93元，原审法院支持原告诉请。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庭审中，被告违反诚信原则将先前陆续退还给原告的购机款15.35万元谎称为该款系支付原、被告之间的定作款，二审法院采信了上诉人该主张，判决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定作款的诉请，遂成讼。
被告辩称，被告是代表原告与天守公司签订了购买圆机协议，原告也在该协议书上签名，29.8万元货款确实系原告给被告，但此系对方天守公司提出，被告在收到该笔款项的当天已汇给天守公司老板29万元，另8000元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天守公司，并由天守公司出具收条。该事实可由（2017）浙06民终2020号案件中原告提交的一组证据印证，该组证据为证据9，包括圆机购买协议、补充协议、收条各一份，农业银行卡业务回单两份，本案中原告仅提交了其中一份，还有一份未提交。其未提交的那份即是用于支付给黄振添的29万元货款。被告支付完毕后，整个交易不再与被告有关，之后拉回机器设备及机器设备的处置都由原告自己完成，协议书、收条、补充协议、回单原件都交付给了原告。被告从未与原告约定如起诉状中所述的圆机归被告，被告全额返还29.8万元，原告陈述与事实不符，其起诉不成立，应予驳回。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购大圆机协议书、补充协议各1份，拟证明原、被告原准备合作办厂，被告代原告购买大圆机设备的事实。
证据2.农业银行银行卡业务回单1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银行卡内存入29.8万元，原告委托被告购买二手大圆机的事实。
证据3.（2016）浙0602民初1210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7）浙06民终202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曾因定作合同关系发生纷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定作款152645.93元。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定作款91645.9元；二审中，被告违反诚信原则将先前退还给原告的购机款15.35万元谎称为支付原、被告之间因定作关系所产生的债务，二审判决采信了被告的主张，被告这一行为造成原告因双方合作不成导致经济损失的事实。
证据4.（2017）浙06民终2020号案于2017年7月24日上午8：50的民事审判笔录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自认其受原告委托在向原告收取购机款29.8万元后，由其代为购买大圆机设备的事实。后因双方产生矛盾，不再合作，双方约定被告不再向原告交付圆机设备，由被告退还给原告购机款的事实。具体没有说明过，但在庭审笔录第3页第11行有相应的陈述。第4页被代陈述“双方合作办厂打算买大圆机，……”
证据5.庭后回复复印件一份、答辩意见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被告故意篡改原告在二审答辩意见中陈述的“福建天守公司转卖给原告的二手圆机的事实”，但被被告故意篡改为“原告将大圆机转卖给他人”从而企图达到被告已将二手大圆机设备交付给原告的目的。
证据6.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当时购买大圆机设备的全部过程。
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被告之间并非委托合同关系，原告也在协议书中签字，被告仅为中间人。银行卡业务回单的29.8万元确收到过，但另有一张回单原件在原告处，即被告向黄振添交付29万元货款的回单，原告在二审中提交过该回单。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该案中有部分证据及陈述牵涉到本案，被告该案与今日庭审所述完全一致，但原告所述与今日陈述有重大出入。对证据4无异议。证据5，庭后回复系被告出具，答辩意见系原告在上一个案件中的陈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第2页第8条黑色字体部分，其明确陈述办理汇款并持有两份汇款凭证原件，第8条最后一句，“截至到现在，上诉人还尚欠被上诉人部分转卖大圆机的设备款。”该陈述与本案的请求权基础完全不一致。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内容不认可。
被告向本院提供被告汇给天守公司老板黄振添银行卡的业务回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汇款给黄振添29万元系按照原告要求，并按购大圆机协议书支付给天守公司。
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认可，该笔款项确已付给天守公司。
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至于证明内容，本院将结合案情综合分析。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2005年9月23日，天守公司作为卖方与作为买方的绍兴天堂针织厂签订《购大圆机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卖方出卖双面机与买方，价款共计34万元，定金5万元，卖方保留20天内买方提货。双方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案外人陈南在协议书右下角“天守公司”处签字，原告与被告在“买方”处签字。
陈南与作为买方的原、被告于同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内容为因部分配件缺失，机器暂由卖方保管等。
原告于2005年10月13日向被告转账298000元。原告认可，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已全部支付给天守公司，其中29万元为购机款，另8000元为运费。
原告陈述，其认为本案委托事项为被告代原告购买圆机设备，包括支付运费和设备款，并履行向原告交付圆机设备的义务。
（2017）浙06民终20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幼堂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水良定作合同纠纷一案，陈幼堂代理人于2017年7月24日庭审中陈述：事实上陈幼堂是代表沈水良购买了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圆机，钱由沈水良给陈幼堂，同一天陈幼堂直接把协议中约定的29万元转给出让人。被告本案中对其上述陈述作出如下解释：是因原告想购买机器，被告知道信息，当初原、被告关系较好，告知原告后，原告刚好要买，但原告和天守公司不认识，被告作为中间人进行撮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该条规定，要认定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不仅要有委托一方的委托意思表示，还应有受托人接受委托的承诺。本案中，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事项为被告代原告向天守公司购买并向原告交付圆机设备。本院认为，被告仅认可其作为中间人在购机协议上签字并代原告向天守公司支付货款及运费共计298000元，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曾委托被告完成交付圆机的义务，亦未举证证明被告曾承诺原告由被告完成圆机的交付义务，故原告基于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要求被告返还购机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另提出，原、被告已达成口头协议，即所购圆机归被告所有，由被告全额返还原告支出的29.8万元，对此被告不认可，且此不属于原告主张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审查范畴，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水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81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吕琪喆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书记员 孟琼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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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