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湖民初字第7254号
原告陈玉霖，男，195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代理人张景华，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杰，上海柏年（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禾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
法定代表人施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雪、陈海波（实习），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东讯，男，197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代理人林明聪，福建知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玉霖与被告厦门禾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山建设公司）、陈东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刘惠斌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景华、胡杰，被告禾山建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雪、陈海波，被告陈东讯的委托代理人林明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玉霖诉称，原告是厦门市禾山镇后埔村村民，曾出资兴建位于后埔薛岭社52号东侧的7层房屋（占地面积约715平方米，以下简称“该房屋”）。因“后埔—枋湖旧村改造开发用地（薛岭）”建设用地需要，原告与被告禾山建设公司进行协商，并已经就该房屋的拆迁补偿、奖励等事宜达成协议。原告于2015年1月15日即与被告禾山建设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四份，被告禾山建设公司以原告先签字再拿去盖章为由，将四份协议书原件全部收走。原告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后即准备搬迁事宜，被告禾山建设公司却迟迟未将《拆迁补偿协议》原件交予原告。原告多次向被告禾山建设公司催要，被告禾山建设公司公司员工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原告遂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禾山建设公司交付应由原告持有的《拆迁补偿协议》原件，但被告禾山建设公司却在庭审中称其未与原告签订任何《拆迁补偿协议》并拒绝将原告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原件交由原告持有。不久后，被告陈东讯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享有《拆迁补偿协议》项下补偿款的50%，并提交了《拆迁补偿协议》作为证据，原告方才知道被告禾山建设公司与被告陈东讯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制作虚假商谈记录，并让被告陈东讯在所有原告签字处的后面补上了签字。在该案的审理中，贵院依法向被告禾山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叶某做了调查，叶某称原告签字的时候被告陈东讯不在场，二被告利用原告将已签字的《拆迁补偿协议》原件上交盖章的机会，在原告签字的地方补上了被告陈东讯的签字，同时叶某还在该调查笔录中称二被告均明知原告不识字。综上，原告认为，二被告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据我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陈东讯签订的《后埔—枋湖旧村改造开发用地（薛岭）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奖励协议书》涉及被告陈东讯有关的内容无效；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禾山建设公司辨称，一、《拆迁补偿协议书》是各方自愿订立，体现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恶意串通。《拆迁补偿协议书》签署前和签署时，原告均明知亦确认被拆迁人为原告和陈东讯二人。对此，有以下证据可以证明签约的全过程：其一，原告在签署前充分知晓并了解《拆迁补偿协议书》的被拆迁人一方为原告和陈东讯二人。在贵院立案受理的（2015）湖民初字第3779号返还原物纠纷案件中，原告举证的证据三《拆迁补偿协议书》及附件，证明了原告在签署前充分注意并了解该协议，原告在该份证据证明对象中明确确认：“该协议系原告与答辩人就房屋拆迁补偿事宜达成的协议”。且在证据形式上该协议是由原告方在签名前手持拍照。其二，原告在签署时亦充分知晓并确认《拆迁补偿协议书》的被拆迁人一方为原告和陈东讯二人。本案中原告自行提供并确认其签名的证据《拆迁补偿协议书》及附件，均与原告在（2015）湖民初字第3779号案件中提供的未签署前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及附件完全一致，证明原告签署的案涉争议《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的被拆迁人一方在签署前即为二人，根本不存在补签字的情形。这一系列证据，体现了《拆迁补偿协议书》签署的全过程，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用以证明原告在签署前到签署时，均充分知晓并确认《拆迁补偿协议书》的被拆迁人一方为原告和陈东讯二人，因此根本不存在恶意串通。二、《拆迁补偿协议书》及附件所体现的被拆迁人为原告和陈东讯二人，是客观真实情况。对此事实，被告陈东讯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均可以证明。该事实亦是在被告禾山建设公司拆迁过程中经过调查，且经过原告和陈东讯确认的事实。三、《拆迁补偿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对于原告与陈东讯之间内部的利益分配纠纷，应由其二人自行解决，与被告禾山建设公司无关。《拆迁补偿协议书》及附件签署后，因原告和陈东讯发生内部分配矛盾，迟迟未向被告禾山建设公司指定收款人及收款账户，因此被告禾山建设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将《拆迁补偿协议书》项下的款项支付至原告和陈东讯共同所在的厦门市湖里区后埔社区居民委员会，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
被告陈东讯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已明确《后埔-
枋湖旧村改造开发用地（薛岭）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奖励协议书》是由原告及被告陈东讯与被告禾山建设公司签订。被告禾山建设公司有无将《拆迁补偿协议书》交予原告不影响该协议书的效力。原告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时其儿子也在场。《拆迁补偿协议书》及其附件《拆迁补偿奖励费用表》、《附属物补偿清单》上被拆迁人、被征收人均为原告和被告陈东讯，体现的是被拆房屋薛岭社52号东侧的住宅房屋所有人为原告和被告陈东讯，原告也签字确认同意。湖里区后埔社区居民委员会经核实向湖里区执法局出具《关于陈玉霖、陈东讯后埔社区薛岭社52号东侧二处建筑物的情况说明》，证实原告和被告陈东讯为薛岭社52号东侧二处建筑物的业主。湖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经查明，向原告和被告陈东讯出具一份告知书，再次确认原告和被告陈东讯为薛岭社52号东侧二处建筑物的业主。后埔枋湖片区改造协调领导小组也认定被告陈东讯为薛岭社52号东侧二处建筑物的业主，于2013年1月要求被告陈东讯到社区居委会抽取拆迁流水号，比原告还早抽取，当时原告也现场参与抽取流水号。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之前，被告禾山建设公司对拆迁房屋进行现场勘查、测量等等，被告陈东讯均作为业主全程参与。在协商拆迁补偿数额时，被告禾山建设公司及被告陈东讯、原告三方多次在原告住处当面洽谈。原告和被告陈东讯自1999年至2004年间，陆续建成禾山二路4号薛岭山陵园东侧六处房屋，总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自2000年开始陆续将建成的房屋用于出租收取租金。2005年，双方将所收取的租金又用于投建薛岭社52号东侧二处房屋，总建筑面积4402.23平方米，2010年全部建成。2009年起被告陈东讯于每月26日从原告处预领50000元，半年结算时原告再扣除被告陈东讯预领的300000元，然后将剩余的被告陈东讯应得租金收益支付给被告陈东讯。因薛岭社52号东侧二处房屋已无租金收益，双方协商，原告每月26日预先支付禾山二路4号薛岭山陵园东侧六处房屋租金收益4万元给被告陈东讯，然后每半年结算一次，原告再将被告陈东讯应得的50%收益扣除已预领部分支付给被告陈东讯。2015年2月26日，原告支付被告陈东讯40000元。然而自2015年3月份开始，原告就未将所收取的六处房屋的租金收益按原先标准支付给被告陈东讯。原告做账的《收入、开支清单》均体现八处房屋总收入扣去地租和总支出，剩余纯收入除以2，即原告和被告陈东讯双方各按50%分配八处房屋的租金收益。江头街道办、江头司法所均认定原告和被告陈东讯合作投建薛岭社52号东侧二处房屋和禾山二路4号薛岭山陵园东侧六处房屋，并主持过调解工作，原告也申请过江头街道办主持调解。投建的时候，被告陈东讯负责联系拉电的。厦门市开江建材开发有限公司（江头建材城）和厦门市殡仪服务中心均认定被告陈东讯为房屋的业主。被告陈东讯于2015年7月23日向贵院起诉请求确认享有薛岭社52号东侧二处房屋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3356237元的50%，案号为（2015）湖民初字第5008号，原告为了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否认《拆迁补偿协议书》上的签字是其本人签订的同时申请笔迹鉴定，然后又不到法院签字做比对样本，也不向鉴定机构缴交鉴定费。在本案又承认拆迁补偿协议书为其本人签订，自相矛盾，现又向（2015）湖民初字第5008号案件的经办法官申请中止审理，原告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拖延该案的审理，严重浪费司法资源。
经审理查明，原告陈玉霖、被告陈东讯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作为拆迁人（甲方）的被告禾山建设公司、作为拆迁实施单位的案外人厦门千地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后埔—枋湖旧村改造开发用地（薛岭）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奖励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甲乙双方就址于厦门市湖里区薛岭社52号东侧的住宅房屋进行拆迁补偿、奖励事宜作出约定，该《协议书》中并未对厦门千地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原告称其在《协议书》上签名后，《协议书》由被告禾山建设公司拿走盖章，此后并未将《协议书》原件交付原告，在被告陈东讯在另案中以《协议书》为依据主张分割拆迁补偿款时，原告才得到《协议书》复印件，彼时发现《协议书》复印件中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相比，被拆迁人多出了被告陈东讯，故认为本案两被告恶意串通，在《协议书》上增加了被告陈东讯作为被拆迁人，损害原告利益。为此，原告将《协议书》复印件作为证据提交，同时提交一份《厦门市房屋拆迁商谈记录》及一份录音资料，并申请法院调取一份《调查笔录》，欲证明两被告恶意串通的事实。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厦门市房屋拆迁商谈记录》及本院调取的《调查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录音资料有异议。被告禾山建设公司表示，其从未与原告个人（仅陈玉霖为一方当事人）签订过任何拆迁协议，其签订的关于厦门市湖里区薛岭社52号东侧的住宅房屋拆迁协议即本案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因《协议书》中约定，乙方只有一份，而乙方有原告和被告陈东讯两个人，由于原告和被告陈东讯之间内部矛盾未解决，无法确定由谁持有《协议书》原件，故被告禾山建设公司暂未将《协议书》原件交付给原告或被告陈东讯。本院在审理陈东讯与陈玉霖、陈建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案号为（2015）湖民初字第5008号］，依法向厦门市湖里区后埔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调查，该居委会向本院出具一份书面《说明》称，其于2014年10月17日以社区名义向厦门市湖里区执法局出具一份《关于陈玉霖、陈东讯后埔社区薛岭社52号东侧二处建筑物的情况说明》，表明陈玉霖、陈东讯是该社区居民，是后埔社区薛岭社52号东侧二处建筑物的业主。
庭审后，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要求被告禾山建设公司向本院出示《协议书》原件。被告禾山建设公司于2015年11月9日向本院出示了《协议书》原件，并交由原告进行核对。该《协议书》原件首部以印刷方式列明合同主体：拆迁人为被告禾山建设公司（甲方），被拆迁人为原告陈玉霖、被告陈东讯（乙方），拆迁实施单位为厦门千地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上述合同主体均在《协议书》主件落款处签名或盖章。原告认为该《协议书》原件与其提交的复印件存在多处不一致，并认为《协议书》原件是经过拆封并重新装订。故申请对《协议书》原件是否经过拆封、重新装订进行鉴定及《协议书》附件中《“薛岭路以南”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奖励费用表》、《“薛岭路以南”项目附属物补偿清单》上“陈玉霖”的字迹进行笔迹鉴定。被告禾山建设公司称《协议书》中的不一致的因复印导致形式上的差异，内容并无区别，不同意原告申请鉴定。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后埔—枋湖旧村改造开发用地（薛岭）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奖励协议书》、《厦门市房屋拆迁商谈记录》、录音资料，被告陈东讯提交的《关于陈玉霖、陈东讯后埔社区薛岭社52号东侧二处建筑物的情况说明》、《说明》，以及本院调取的《调查笔录》、制作的庭审笔录、询问笔录等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原、被告双方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讼争《协议书》是否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亦即原告主张的《协议书》存在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事实是否客观存在。对此，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厦门市房屋拆迁商谈记录》、录音资料不足以证明《协议书》被两被告篡改的事实存在。被告禾山建设公司出示的《协议书》原件显示，被告陈东讯与原告一样都是合同中的被拆迁人，均为合同一方主体，原告亦承认《协议书》主件中落款处的“陈玉霖”是其本人所签。原告称《协议书》是其签名后，由被告禾山建设公司拿去盖章，并由被告陈东讯在原告所签名字后方补签名字，且该份《协议书》没有原告的骑缝手印，前面内容易于被篡改。因签订书面合同本有先后顺序，本案讼争《协议书》为书面形式，在《协议书》首部已采用印刷形式列明合同各方主体，《协议书》自最后一方合同主体签字或者盖章时即成立，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并未将合同签订顺序、合同应加盖骑缝章或骑缝手印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要件。故原告的诉讼主张缺乏证据予以支持，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申请对《协议书》原件是否经过拆封、重新装订进行鉴定及《协议书》附件中《“薛岭路以南”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奖励费用表》、《“薛岭路以南”项目附属物补偿清单》上“陈玉霖”的字迹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协议书》原件是否经过拆封、重新装订并不影响它的效力，也不足以证明《协议书》内页经过更换；《协议书》附件《“薛岭路以南”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奖励费用表》、《“薛岭路以南”项目附属物补偿清单》属于《协议书》的组成部分，该附件的内容与《协议书》主文不相悖，原告亦认可《协议书》主件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且原告在另案中［案号为（2015）湖民初字第5008号］已对《协议书》附件“陈玉霖”的笔迹申请进行鉴定，因未按要求交纳鉴定费，鉴定机构予以退鉴处理。故原告的该两项鉴定申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玉霖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1937元，减半收取50969元，由原告陈玉霖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刘惠斌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代书 记员 陈瑜玲
附页：
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