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49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三才。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菊，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娇娇。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发俊，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栋梁，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爱君。
上诉人吴三才因与被上诉人周娇娇，吴爱君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7)皖0111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三才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吴三才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周娇娇、吴爱君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核心争议点为案涉18#鱼塘的实际承包人为吴三才还是吴爱君及周娇娇。一审中吴三才提交了大量原始凭证如《水产养殖承包合同》原件、《鱼塘承包合同》原件、《鱼塘转让合同》原件、承包费缴纳收据盖章原件、鱼塘财务负责人证人证言等直接证据，这些证据的组合明显已经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原审法院将全部证据进行孤立分析，对生效判决先入为主，也未对关键证据进一步调查核实，直接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并做出错误判决。反观周娇娇、吴爱君，在（2016）皖0111民初9665号案件中以及（2017）皖0111民撤1号一审程序中，能够提供的有关鱼塘承包权的证据仅为《水产养殖使用证》，二人既不能提供原始取得承包经营权的凭证，也不能提供受让鱼塘承包权相关证据；更不能提供实际经营鱼塘及取得收益的证据；同时也未提供缴纳承包费用的任何凭证。一审�定鱼塘为周娇娇、吴爱君实际承包，显然与常理不符。
周娇娇二审辩称：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吴爱君二审未作答辩。
吴三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皖0111民初9665号民事判决书的全部内容；2、确认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渔场（即包河区烟墩镇丙子水产养殖场）一分场18＃鱼塘及其周边的四间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归吴三才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娇娇、吴爱君原系夫妻关系。2015年3月20日，二人在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现居住2814渔场的十亩鱼塘经营权归女方所有，房屋也归女方所有，若以后拆迁，其钱款归女方所有”。
2016年2月2日、2016年4月6日，吴爱君领取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丙�水产养殖场拆迁补偿共计10万元。
2016年12月2日，周娇娇以吴爱君自行领取上述拆迁补偿款为由，诉至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位于包河区渔场内的自建房屋及十亩鱼塘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归周娇娇所有；吴爱君立即返还周娇娇拆迁预付补偿款10万元。吴爱君在该案中辩称，二人虽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相关财产归周娇娇，但其系考虑周娇娇抚养双方婚生子女负担过重，周娇娇在完全履行照顾子女义务时，才有权享有财产的权利。2017年3月1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0111民初96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周娇娇与吴爱君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渔场拆迁过程中享有的鱼塘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归周娇娇所有；吴爱君立即返还周娇娇拆迁预付补偿款10万元。现吴三才以案涉鱼塘系由其实际承包经营，且鱼塘旁房屋系由其为管理需要自建，�鱼塘拆迁补偿款应归其所有为由，诉讼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庭审中，吴三才提交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二份，其中一份使用证载明，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子居委会渔场，塘口号为18＃的鱼塘承包方为吴爱君。另，吴三才为证明其主张，提交1992年12月29日与“丙子水产养殖场”签订的《水产养殖承包合同》、1995年10月23日与“叶岗村杨书武”签订的《渔塘承包合同》、2014年1月12日与吴爱君签订《协议书》各一份，丙子水产养殖场收款收据五份（其中三份加盖“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乡丙子水产养殖场财务专用章”字样公章）。1992年12月29日的《水产养殖承包合同》载明，“乙方（吴三才）承包甲方（丙子水产养殖场）鱼种塘15口75亩、成鱼塘12口121亩，计196亩进行养殖；承包年限：甲方以1993年2月10日将鱼塘交给乙方承包，乙方以1993年10月10日至1998年2月10日止共计五年不变。”另该合同对承包金额、付款方法等均作出约定。甲方代表“孔××”（不明），乙方代表“吴三才”签字确认。1995年10月23日的《渔塘承包合同》中载明，“乙方（湖北吴三才）承包甲方(叶岗杨书武)10亩鱼塘一口，承包期三年（96年元月至98年12月底），承包费1700元，合同期满乙方应将塘口于98年12月底交付给甲方，公证人周某”。2014年1月12日的《协议书》载明，“甲方（吴三才）经营的18＃鱼塘的养殖证，仍用乙方（吴爱君）的名称办理，所属经营权仍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权过问鱼塘的经营情况。甲方每年支付给乙方由原先的250元增加到500元；该鱼塘的上缴相关费用由甲方支付；甲方将该鱼塘的四间房屋租给乙方居住，租期三年，每年3000元。”
一审庭审中，吴三才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证人到庭证明：其于1995年自杨书武处承租案涉鱼塘，即交给吴三才进行养殖。2002年11月18日，杨书武将该鱼塘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周某，之后周某在收取吴三才1000元后将该鱼塘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吴三才。
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有独立请求权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吴三才主张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皖0111民初9665号判决中确认归周娇娇所有的合肥市包河区渔场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应归其所有，故在法定期限内针对（2016）皖0111民初9665号�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本案中，吴三才主张吴爱君自2008年起办理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该养殖使用证中载明的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子居委会水产养殖场18＃鱼塘实际由吴三才承包经营，且吴三才在该鱼塘处自建四间房屋，故案涉鱼塘及房屋的拆迁利益应由其享有，并以其与案涉鱼塘登记的承包人吴爱君存在借名登记办证法律关系为由，主张其对案涉18＃鱼塘实际享有承包经营权。为证明本案借名登记办证法律关系的合法成立，主张法律关系成立的人应当承担借名登记办证意思表示真实有效的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吴三才所举证据中，有其与吴爱君于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内容包括吴爱君名下虽登记办理案涉18＃鱼塘养殖证，但该鱼塘的经营权实际归吴三才所有，鱼塘的四间房屋系由吴三才出租给吴爱君居住等，但鉴于吴爱君与吴三�之间存在特定身份关系，且该协议订立时，吴爱君与周娇娇尚未离婚，但协议未有周娇娇的签字确认，以及吴爱君在与周娇娇协议离婚和因案涉鱼塘拆迁所得款项产生诉讼之时，均未以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人系其父亲为由提出抗辩，显然违背客观常理。
另吴三才提交的鱼塘承包合同二份，以证明其自1995年开始经营案涉鱼塘以及2002年取得案涉鱼塘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但二份承包合同中，1993年12月29日的鱼塘承包合同并未加盖合同主体即丙子水产养殖场的公章，1995年10月23日的鱼塘承包合同中“杨书武”的身份信息及其是否享有案涉鱼塘承包经营权亦无法核实。另该两份合同中关于鱼塘的表述分别为“10亩鱼塘一口”、“鱼种塘15口75亩，成鱼塘12口121亩”，结合吴三才陈述其实际承包四个鱼塘（两个五亩鱼塘、两个十亩鱼塘），该二份合同中载明的鱼塘与吴�才所主张实际由其本人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案涉18＃鱼塘之间的关系无法明确；吴三才所举丙子水产养殖场收款收据五份，其中仅有三份加盖“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乡丙子水产养殖场”财物专用章，该收款收据虽载明交款户姓名为吴三才，交款事由为承包费，但与案涉18＃鱼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亦无法明确，且即便收据系由吴三才缴纳案涉鱼塘承包费的凭据，亦不能证明案涉鱼塘借名办证的事实。
吴爱君自2008年起即为依法核准登记的案涉18＃鱼塘承包人，亦在案涉鱼塘拆迁后自相关行政部门领取了拆迁款项，其在与周娇娇协议离婚及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均未就案涉鱼塘并非双方夫妻共同财产提出异议。反观本案庭审中，其在回答法庭询问为何在协议离婚时处分案涉鱼塘时，其当庭陈述“周娇娇要求的”，“我在9665号案件中庭前对法官说过鱼塘不是我的，�庭时，我抱着侥幸的心态，反正我也拿不到，给谁都无所谓，但判决书拿到后我拿给我父亲看”，在回答就9665号判决有无上诉时，其陈述“不管周娇娇胜诉败诉，我也拿不到钱，反正10万元我已交给了吴三才，我也没有钱给周娇娇”，均与其在9665号案件中的答辩自相矛盾，缺乏诚信，故对其在本案中所称借名办证的主张不予采信。
吴三才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但在回答法庭询问，其于2002年11月18日自杨书武处购买的鱼塘位于何处时，周某回答“2814（渔场）附近，编号不知道”，在回答周娇娇代理人问题“涉案鱼塘何时叫18号鱼塘”，周某回答“鱼塘挖结束就叫18号”，该陈述与其出具的书面证明中“2002年底我受吴三才委托，代其与杨书武签订了包河区烟墩镇丙子水产养殖场（该养殖场于2016年1月18日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合肥市包河区子水产养殖场’）一分场18＃鱼塘的转让协议”相互矛盾，故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情形，吴三才以上述承包合同、收款收据、协议书、证人证言等证据作为借名办证关系成立的证明，真实性和证明力不足，不予采信。另其所举周金宝、肖凤娇的银行交易明细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其所举罗某、周金宝、吴俊杰所作的书面证明，但其均未能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询问，且吴三才虽主张罗某系丙子渔场一分场的财务人员，亦缺乏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于吴三才关于其系案涉18＃鱼塘实际承包经营人，案涉鱼塘拆迁利益权利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吴三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吴三才负担。
二审期间，吴三才提供证据如下：1、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丙子水产养殖场《拆迁补偿预付资金发放明细表》一份；2、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丙子水产养殖场《证明》一份，丙子水产养殖场的负责人周宏在证明上签字确认。上述两份证据证明案涉鱼塘为吴爱君代吴三才办证的事实。3、证人叶某、罗某的证言，证明案涉鱼塘的实际承包人是吴三才，承包费也由吴三才缴纳。
周娇娇对吴三才二审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拆迁补偿预付资金发放明细表》真实性不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恰能证明吴爱君领取涉案鱼塘拆迁补偿预付款的事实，吴爱君系鱼塘承包经营权人。对证据2《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吴三才缴纳了承包费用，且一审时吴三才提交的《收据》与鱼塘实际承包经营费170元/亩的费用不相符，另外，涉案鱼塘养殖证系鱼塘唯一合法有效的权利凭证。对证据3叶某、罗某的证言，有异议，相互矛盾。
吴爱君对吴三才二审提供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周娇娇、吴爱君二审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期间，本院至合肥市包河区子水产养殖场的负责人周宏核实丙子水产养殖场出具《证明》一事，周宏称其自2018年2月才被任命为丙子水产养殖场负责人，对养殖场之前的情况并不了解。
对吴三才二审提供证据认定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鉴于丙子水产养殖场负责人周宏称其对当时的情况不了解，故本院对此证据不予认定。对证据3，鉴于吴三才与吴爱君系父子关系，且吴三才仅提供了部分缴纳承包费的《收据》，即使吴三才缴纳过承包费，也不必然得出吴三才为实际承包人的结论，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在没有其他补强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此不予认定。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诉争18#鱼塘的养殖使用证登记的权利人为吴爱君，吴三才称其为该鱼塘的实际承包人，并提供了二份鱼塘承包合同，加盖“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乡丙子水产养殖场”印章《收据》三份，证人周某、叶某、罗某证言及吴三才与吴爱君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是否成立，现分析如下：首先，二份鱼塘承包合同均未注明所涉及的鱼塘是案涉18#鱼塘，且吴三才自称其承包了四个鱼塘，故两份合同中所涉及的鱼塘与案涉18＃鱼塘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无法明�；证人周某关于18#鱼塘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真实性无法核实。其次，吴三才称其缴纳了案涉鱼塘的承包费，但其仅提供了三份加盖“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乡丙子水产养殖场”印章的《收据》，且《收据》亦未表明系案涉18＃鱼塘的承包费，故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核实。另，吴三才与吴爱君系父子关系，即使吴三才缴纳过承包费，也不必然得出吴三才为实际承包人的结论，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故证人叶某、罗某证言在没有其他补强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仅以证言认定为案件事实。最后，吴三才与吴爱君签订的《协议书》，从协议书的落款时间来看，在吴爱君、周娇娇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鉴于案涉鱼塘的承包权登记在吴爱君名下，而夫妻对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故吴三才应当让周娇娇与吴爱君共同在《协议书》上签字。故仅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吴三才与吴爱君签订的《�议书》，经过周娇娇的同意；另，吴爱君在与周娇娇因离婚而处分案涉鱼塘的财产权利时及（2016）皖0111民初9665号民事案件（确认案涉鱼塘的财产权利人）的审理过程中，吴爱君均未提及曾与吴三才签订过《协议书》，亦未表明吴三才系鱼塘的实际承包人，故吴爱君的行为有悖常理。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吴三才的举证，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不足以推翻诉争鱼塘养殖使用证所载明的事实，一审对此未予采纳，并无不当。
综上，吴三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吴三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洁
审判员 钱岚
审判员 程镜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崔阳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