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7民初5142号
原告：郭立红，女，1969年4月25日生，汉族，住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真兴(系原告郭立红之父)，男，1937年10月1日生，汉族，住浙江省。
被告：上海松江礼品城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陈绍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帮特，男。
原告郭立红与被告上海松江礼品城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7年5月12日、2017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之处，原告曾委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兰芳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诉讼期间，原告解除了与欧阳兰芳之间的委托诉讼代理关系，并重新委托其父郭真兴为其诉讼代理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帮特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原告原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兰芳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真兴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审理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由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简易程序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多付的房款共计217,807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及相应的利息(以217,807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4年1月21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审理中，关于诉请金额，原告解释称，上述217,807元包括土地款联建开发税、阁楼建筑款49,030元；办证费用21,229元；代办产证费900元；新增设施费26,648元、利息12万元。
事实和理由：2003年12月20日，原、被告签订《上海国际礼品城联建房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位于礼品城一期A区19幢13号地块商铺一间(该商铺后经被告重新编号后为松江区洞泾镇长浜路501弄A区6幢212号，现址为松江区洞泾镇长浜路XXX弄XXX号XXX室、XXX室、XXX室)。协议另对购房款和交房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首先应付基础设施配套费108,000元，后应支付联建房建筑工程款132,000元，即共应共支付房款24万元。第一期联建房应在2004年前竣工交付原告。具体付款期为土建开工支付35%，结构封顶支付35%，花岗岩铺地开始支付20%，交房时余款结清。签约后，原告积极履行义务，至2007年原告已支付203,000元给被告。2007年12月，被告通知原告将联建协议收回，改为礼品城联建房结转销售(办证)协议书，并向原告开具上海市房地产业销售统一发票，准备办理产证。但同时要增加费用，要求原告支付土地款2万元、联建转开发税16,000元、阁楼增加建筑款13,030元，把房屋总价单方提高至286,030元。由于原告此前已付203,000元，故被告要求补交8万元。联建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交房时余款结清，因未交房，故原告当时不同意支付，但被告威胁原告，如不交就不给原告开具统一发票、此后也无法办理产证，并让原告后果自负。原告当时未带钱，被告便让原告写一张8万元的欠条。原告当时迫于无奈，只能照做。2014年1月，被告通知原告，要替原告办理小产证，但要缴纳办证费用21,229元、产证费900元，还要付清2007年的8万元欠款以及该8万元另外支付的二分利息12万元，同时要交新增设施费26,648元，前款合计248,777元。原告当时只同意交付欠的房款约4万元及办证费用，不同意支付多付的房款、新增设施费和所谓利息12万元，但被告威胁称，若不交则不办证。原告由于想早日拿到小产证，无奈之下只能向朋友石莲元借款垫付给被告。被告收款后开具相关收据，但却一直未替原告办出小产证。原告认为，被告一再以联建和办证为由，违反联建协议的约定，单方要求原告多付钱款共计217,807元。理应退还。沟通无果，故而起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首先，原告所付款项均经双方结算后支付，被告也向其开具了收据或发票，既不存在胁迫，也不存在收取不合理费用的情形。其次，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12月20日，被告作为甲方与原告作为乙方签订《上海国际礼品城联建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乙方选定礼品城内一期Ａ区19幢13号地块联建房一间，每间占地面积41.60平方米(长度11.24米×宽度3.70米，三层框架结构)共计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含公用面积)，最终以实测为准，因公配设施影响的面积增减部分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等每平方米按1,200元结算(不含建筑工程费)；乙方应向甲方交纳联建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每间价格为10.80万元，首期预交5万元，第二次交款5.80万元，于2003年2月28日前交清。该费用包括国有土地出让金、土地平整、外围排污排水管道、水电设施、电话电视网络线路、道路建设(不含花岗岩铺地)、绿化植树等设施配套费用，但水、电、通讯等开户费用由乙方自负；第一期联建房甲方应在2004年底前竣工交付乙方；联建房建筑工程由甲方按建筑法的有关规定和联建房设计的标准、功能等，通过招投标方式统一组织实施，联建房建筑工程土建(含打桩)基本费用每间9.80万元，门面统一装修基本费用每间1.25万元(边间的边门边窗造价需另增加1万元)，门前路面底层走廊花岗岩铺地基本费用每间1.15万元(含二、三层公用地面铺抛光砖造价)，规划建筑设计费、勘察及测量费、工程监理费、项目人防费、竣工验收费、工程建设管理费基本费用每间1万元，合计13.20万元(边间14.20万元)；此建筑工程款乙方选择包干结算。甲方根据工程进度用款，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收到通知七日内交纳联建房建筑工程费，具体付款期每间为：土建开工支付35%；结构封顶支付35%；花岗岩铺地开始支付20%；余款交房时结清。协议书还约定，甲方经营的上海国际礼品城联建房属商业用地，联建房竣工验收合格后，产权归乙方所有，由甲方代为办证(绿证)，政府规定收取的相关税和费由乙方负担。双方必须严格遵守该协议，如甲方逾期满二个月交房则应支付总房价的1％违约金。如乙方不按规定时限交纳应交款，按应交款的1％交纳违约金。如乙方逾期付款超过两个月，作自动放弃。该协议书另对其他有关事项作出了约定。
2007年12月15日，双方又签订《礼品城联建房结转销售(办证)协议书》，该协议对系争房屋坐落的表述为“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长浜路XXX号上海国际礼品城A区6幢212号商铺”。该协议对办理分户产权证的内容约定如下：1.因双方原签订的上海国际礼品城联建房协议书文本不符合房屋确权手续要求，为使办理分户独立产权手续顺利推进，双方同意由原联建关系结转为合法销售办证关系，不再追究双方的违约责任，并在2007年12月15日结清剩余应交付联建房款项，确定最终联建房总价，由被告代理报税务部门开具分户完税发票；被告凭原告发票、该协议书、礼品城商铺统一代(包)租赁合同及市场物业统一管理服务协议书，报洞泾镇人民政府市场主管单位备案。2、原、被告同意对联建商铺遵守当地政府要求制定的统一规划、统一招租、统一经营管理、统一租金所得的市场管理办法组织开业。3、产权证领取时间：根据礼品城审批手续惯例，原、被告完成上述手续，由洞泾镇人民政府行文请示确权单位审批办证，受理、领证时间由确权单位决定，补证手续、缴契税等规费待政府确权单位通知后另行通知原告缴纳。另外，该协议书亦约定，原告可委托被告统一对联建房商铺装修，该间实际装修费用按23,000元一次性包干，原告同意将联建房商铺委托被告聘请的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委托统一代(包)租，装修费用从前两年租金中扣除等事宜。
同日，原、被告还签订了《礼品城商铺代(包)租赁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租赁涉案房屋，租赁期间均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0日止；年租金均依次为15,000元、20,000元、30,000元、40,000元、45,000元和50,000元；每年度租金均分两次支付，即逢当年的3月30日和9月30日各支付50%，延误支付超过十天的，还应向原告支付应付未付租金日千分之一的滞纳金。该合同另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
同日，被告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286,030元的上海市房地产业销售统一发票。诉讼中，被告称，虽然其向原告开具了286,030元的发票，但实际上原告尚欠8万元未付。经协商，被告同意在原告出具欠条的情况下，先向其开具全额发票。为证明该节事实，被告提供了两份材料：1.2007年12月15日署名为“郭立红”的协议一份，内容为原告欠礼品城A区6幢212号房款8万元，该欠款于2008年1月18日前还清本金及利息，若到期未还款该商铺由礼品城公司收回，从抵押拍卖款收回本金及利息；2.2007年12月15日领款单据一份，载明领款原因为欠房款，金额为8万元，在“审查意见”处载明“同意在08年春节前(2008.1.18)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结算本利归还”。“领款人盖章”处有“郭立红”的签名。对该两份材料，原告质证认为，对于“郭立红”的签名是否本人所签，其表示记不清了，但一则原告根本不欠被告所谓的8万元，也就不可能签署上述协议。二则上述领款单据即便是真实的，“同意在08年春节前(2008.1.18)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结算本利归还”的内容也绝对是没有的。另外，原告称，2007年时其确实曾向被告开具过8万元的欠条，但是在被告胁迫下无奈出具的。
诉讼中，结合上述两份材料，被告称，由于原告并未按约在2008年1月18日前偿还8万元本息，且拖延多年，此事经双方协商，达成的合意是2014年1月20日由原告向被告支付该8万元的利息12万元。该12万元的来源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双方约定的月息1.5%计算利息，得出的金额为14万余元，再给予原告适当减免；二是双方之间系联建关系，议定的总房价为286,030元，既然原告欠付了8万元，则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原告的权利份额只占72.03%。按此比例衡量房屋的增值部分，被告享受的增值金额也是14万余元，故综合两方面因素，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了利息12万元。此外，2014年1月20日双方结算时，还对上述代包租赁合同对应的租金进行了结算。结算方式为全部租金20万元，减去约定的代装修费23,000元，再乘以原告对房屋相应的权利份额72.03%，得出被告应付给原告的租金金额为127,495元。但同时，经双方协商一致，原告还需向被告支付办证费用21,229元、代办证费用900元、新增设施费26,648元、欠付房款8万元及其利息12万元。上述各款经过抵扣，最终得出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金额为121,282元。原告也实际向被告支付了该121,282元。为证明双方结算过代包租租金，被告还提供了2014年1月20日的领款单据一份，载明领款原因为2008至2013年租金，金额为127,495元。“领款人盖章”处有“郭立红”的签名。
关于付款情况，原告称，其在联建协议履行之初支付了203,000元，此后确实又付了121,282元，且该121,282还是向朋友石莲元所借。由于当时被告逼迫并欺骗原告，若不付钱就无法办理产证，原告考虑到自己已经有所投入，且急于办证，迫于无奈才向被告支付了该121,282元。但该121,282元系被告毫无依据的多收款，理应退还。此外，关于代包租的租金，被告未向其支付过一分钱。对于被告提交的租金领款单据，其表示从未签署，上载金额127,495元，也根本不是双方结算所得。总之，不认可被告陈述的上述结算。
本案诉讼中，原告提交了一份《上海松江礼品城办理房屋产权证费用明细》，证明被告向其收取办证费用22,129元的具体组成。审理中，被告确认该明细系其于2014年1月20日向原告所出。另双方确认，2014年1月20日，被告向原告分别开具下列款项的收据：收回购房款8万元；购房款8万元利息12万元；办证费用21,229元；代办费用(房产证)900元；新增设施费26,648元。关于该《上海松江礼品城办理房屋产权证费用明细》所列22,129元的各项金额，被告表示，除了维修基金9,245元和代办证费用900元，其他款项若原告自行办证则愿意退还。为证明维修基金9,245元应予退还，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涉案房屋维修基金缴纳情况的相关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系争房屋源于联建房屋，不能适用于商品房有关维修基金缴纳的一般情形。
诉讼中，原告称，涉案房屋的小产证已于2016年8月24日办至原告名下，但系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所办。被告对此无异议。
诉讼中，关于被告所提时效抗辩，原告称，2014年，针对办证问题，其曾将被告诉至本院，案号为(2014)松民三(民)初字第1835号，该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并由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在该案执行过程中的2016年3月，原告才得知自己比其他业主多付了很多钱，遂发起本案诉讼。此外，被告在本案中所举证据，在前案中并未提供。据此，原告的诉请并未过时效。被告则坚持时效抗辩。
上述事实，有《上海国际礼品城联建房协议书》、《礼品城联建房结转销售(办证)协议书》、《礼品城商铺代(包)租赁合同》、发票、收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2014年1月20日双方之间确实进行了相关款项的结算，且原告也已按结算结果向被告支付了对应钱款。虽然原告发起本案的诉讼目的在于推翻原先的结算，并追回其认为多付的钱款。但一则，民事法律行为应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对于相关款项应否支付的问题，原告理应在事前或事中尽到较高的注意义务，而非在事后再提出相关异议。二则，原告称被告存在胁迫情形，因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信。三则，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其在向被告支付钱款后，及时向被告就多付钱款一事提出过异议或主张过权利。在此情况下，被告的时效抗辩具备一定的合理性。而且退一步讲，即便被告存在胁迫情形，原告也应当依法及时行使撤销权，但根据案情，该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也已过。故此，原告所提返还土地款联建开发税、阁楼建筑款49,030元、新增设施费26,648元及利息12万元的诉请，本院难以支持。
但是，对于已付款中的办证费用22,129元。审理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的小产证系原告最终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所办，故被告已丧失了持有办证费用的基础，理应返还。而结合办证时间来看，主张该费用返还的诉请也尚未过诉讼时效。至于被告所提应当扣除部分维修基金9,245元和代办证费用900元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且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虽然当初预付办证费用经原告同意，且其最初应未考虑到要收取利息，但总体而言，被告在收取了该费用并持有多年的情况下，依旧未给原告办出小产证，而原告最终还是通过强制执行办理了产证，故原告主张该办证费用的利息从支付之次日计算，尚属合理。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依法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松江礼品城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郭立红返还办证费用22,129元及相应的利息(以22,129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标准，从2014年1月21日起计算至清偿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67元，减半收取计2,283.50元，由原告郭立红负担2,051.50元(已付)，由被告上海松江礼品城有限公司负担23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惠星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周昳歆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