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南市行二初字第167号
原告韦振华，男，195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武鸣县南宁华侨投资区。
委托代理人陆仕平，广西仁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所在地址：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武华大道**号。组织机构代码：73517453-8。
法定代表人何尚汉，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玉建周，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林水利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文千，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蔡文金，男，195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武鸣县南宁华侨投资区。
委托代理人韦淑新（系第三人蔡文金之妻），女，194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武鸣县南宁华侨投资区。
原告韦振华认为被告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西-东盟经开区管委会”）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的《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于2015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2月28日立案后，于2015年12月31日向被广西-
东盟经开区管委会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于2016年1月4日向第三人蔡文金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韦振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陆仕平，被告广西-
东盟经开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玉建周、王文千，第三人蔡文金及其委托代理人韦淑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南宁华侨投资区）房屋征收补偿和征地拆迁办公室于2013年2月1日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就本案所涉位于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项目内团结农场团结×队，总面积213.68平方米（其中砖木结构房屋130.76平方米、简易结构房屋22.77平方米、其他建（构）筑物60.15平方米）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事项达成协议。
原告韦振华诉称，原告之父亲韦清、母亲何意乾生前均系南宁华侨投资区团结农场职工，居住于团结农场×队；父母共生育子女七人，原告为长子。原告父亲于1995年去世，母亲于2002年去世。两位老人在团结农场四队留下房屋一套（房屋座落于武侨团结分场×队，《房屋所有权证》号：桂房证字第02××5号）。在原告母亲去世之前，原告与母亲长期共同居住，成为家庭成员。母亲去世后，原告虽然搬至武鸣县城居住，但是所有家当均留置在该房屋中，逢年过节都回家小住。2013年11月起，被告陆续对团结农场四队进行整体搬迁安置。该工作由被告下属的农场综合改革办公室即农改办具体负责实施。在整体搬迁安置过程中，第三人蔡文金弄虚作假，擅自以原告母亲何意乾的房屋作为“以房换房”进行登记，农改办的工作人员审查不严，最终将原告母亲何意乾的房屋“改为”蔡文金的住房，使第三人“以房换房”分得“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侨城×栋×单元×号房”一套。由于应补偿面积大于实际搬迁安置房面积，第三人同时还补偿得一笔经济补偿款，领取了搬迁安置费。原告认为，原告母亲何意乾的房屋如果按照“以房换房”的搬迁安置方案，应该由与母亲共同居住、作为家庭成员的原告分得。退一步讲，即使作为遗产处理，由于原告之父母均已去世，第一顺序继承人应为原告的全部兄弟姐妹，亦不应由蔡文金继承，被告“以房换房”将“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侨城×栋×单元×号房”分配给第三人，并给予补偿金、搬迁安置费是违法的、错误的，应当纠正。在获悉被告将该房分配给第三人并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搬迁安置费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及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被告能自行纠错，但是被告却知错不改。2014年9月5日，被告以东盟经开区政函（2014）113号《关于韦振华要求“以房换房”置换住宅的复函》回复原告。原告不服，又向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监察局举报，要求督促被告纠错。2015年9月29日，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监察局作出《关于韦振华同志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建议原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搬迁安置房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将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侨城×栋×单元×号搬迁安置房分配给第三人，同时支付补偿金、搬迁安置费，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等违法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确认被告广西-
东盟经开区管委会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二、判令被告广西-
东盟经开区管委会与原告韦振华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前述搬迁安置房及多出面积经济补偿金、搬迁安置费重新分配；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广西-
东盟经开区管委会承担。经本院释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变更为：一、确认被告广西-
东盟经开区管委会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广西-东盟经开区管委会承担。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桂房证字第02××5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座落于团结农场四队的房屋为原告母亲何意乾的产权房，被告认定该房产为第三人蔡文金所有，在征地搬迁安置过程中“以房换房”，将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侨城×栋×单元×号房及多出面积的经济补偿金、搬迁安置费分配给第三人蔡文金是错误的；
2、南宁华侨投资区团结农场于2015年12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父母已去世，子女七人，如团结农场的房屋认定为遗产，七个子女均有继承权，而被告在搬迁安置过程中将安置房分配给第三人并给予第三人经济补偿是错误的；
3、韦淑新于2014年11月2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母亲生前未留有遗嘱将房屋留给第三人，原告未曾领取房屋补偿款，被告称原告已领取房屋补偿款，第四队的房屋属于第三人所有，安置房及补偿款应分配给第三人认定事实不清，分配结果错误；
4、韦建宏、韦建国于2014年8月26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与母亲共同居住，有资格按照“以房换房”的政策获得安置补偿，且母亲生前未留有遗嘱将房屋留给第三人。
原告在庭审时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5、李显飞于2016年1月3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自1997年起一直与其母亲居住，在其母亲去世后虽搬到武鸣居住，但也常回家，何意乾去世后原告的亲戚何学华借住在何意乾房屋内；
6、何学华于2016年1月3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何意乾在世时原告与何意乾共同居住，何意乾去世后何学华多年长期借住在何意乾房屋内，原告也经常回家，第三人并没有在屋内常住；
7、韦淑新之子蔡绮于2014年9月14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其承认在安置过程中用原告的房屋以房换房；
8、《死亡户口注销单》，证明何意乾于2002年12月1日死亡；
9、照片一张，证明第三人在团结农场一队有豪华住房，第三人舍弃豪华的居住条件去原告母亲家常住不现实。
被告广西-东盟经开区管委会辩称，一、答辩人对辖区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具有行政管理职权，是合法的行政主体，有权签订相关行政合同。根据《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答辩人是南宁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开发区事务，有权与第三人签订涉案《补偿安置协议书》。二、本案原告讼争事项实际上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纠纷。根据原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来看，原告不是对答辩人实施整体搬迁和安置的决定有异议，也不是对答辩人将安置房及补偿金作为对原房屋的补偿安置有异议，实际上是对何意乾的房屋或是对安置房以及补偿金应当归谁所有产生争议，故原告的诉请事项应属于继承纠纷或物权确认纠纷，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答辩人作为行政机关，无权处理有关的继承纠纷，也不能对房屋的最终权属做出认定，且目前涉案安置房也没有办理产权登记，原告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后，再要求房产登记管理部门依法办理安置房的产权登记。三、答辩人与第三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为有效协议，原告主张《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答辩人同意对第三人的自建住房采取“以房换房”方式进行补偿安置，不存在违法；（二）答辩人对何意乾的房屋采取“以房换房”方式补偿给第三人是有事实依据的；（三）相关证据能够认证答辩人对何意乾的房屋采取“以房换房”方式补偿给第三人是正确的；（四）答辩人依照规定程序进行公示，并且在公示无异议后才与第三人签订本案被诉《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签订该协议的行为符合法定程序，是有效的协议。综上，原告的诉请实际上应属于民事纠纷，答辩人的行政行为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广西-东盟经开区管委会于2016年1月18日向本院提交了与本案被诉行政协议有关的证据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条例》，证明被告是南宁市人民政府设立的负责管理开发区事务的合法行政主体；
2、东盟经开区政（2011）74号《关于印发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东盟经开区政（2012）32号《关于印发﹤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证明开发区辖区内国有农场职工居住区的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的政策依据以及相关工作程序；
3、《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调查确认表》，证明被告于2011年12月14日在团结×队进行现场入户调查时，何意乾的房屋当时的居住人为第三人蔡文金一家，且该调查表附图显示本案的补偿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何意乾的房屋，一部分是蔡文金的自建房，去调查时只有蔡文金一家住在涉案房屋；
4、桂房证字第02××5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何意乾的房屋为部分产权的房改房；
5、蔡文金户户口簿，证明第三人蔡文金与韦淑新、蔡绮一家三口的户籍所在地（服务处所）为团结农场×队，当初去调查时桂房证字第02××5号《房屋所有权证》也在第三人手上；
6、南宁华侨投资区团结农场侨联分会于2011年12月27日出具的《证明》，证明第三人蔡文金为团结农场×队的“侨眷”，故在对蔡文金进行补偿时有优惠政策；
7、《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调查明细表（表二）》，证明被告对团结农场四队部分拟搬迁房屋的调查情况；
8、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4日的《公示》，证明被告于2012年3月4日将拟搬迁房屋的调查情况进行公示；
9、《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项目补偿估价》、《文件送达签收回执》，证明第三人蔡文金的拟搬迁房屋的估价情况，被告于2012年10月29日将评估报告送达给第三人蔡文金；
10、⑴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27日的《公告》，⑵照片1张，证明被告于2012年10月27日将拟搬迁房屋的评估结果及安置人员情况进行公示；
11、第三人蔡文金于2012年11月1日出具《选房承诺书》及《承诺书》，证明第三人蔡文金自愿选择回迁房的情况；
12、《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被告于2013年2月1日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了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13、⑴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13日的《公告》，⑵照片1张，证明被告于2013年6月13日将各搬迁户选到的安置房进行张榜公示；
14、《房屋交接单（存根）》，证明第三人蔡文金于2013年11月20日将何意乾的房屋交给被告拆除；
15、银行付款凭证，证明因蔡文金选择的房屋面积比其能选择的房屋面积小，因此对蔡文金进行现金补偿，由南宁华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代被告向第三人支付了补偿安置金70680.65元；
16、原告韦振华于2013年6月21日出具的《收条》，证明原告于2013年6月21日收取了韦淑新分配的拆迁补偿费4040元，也证明七兄弟姐妹对房屋的处理有过协议，房屋归韦淑新，补偿款七兄弟姐妹进行均分；
17、韦建国于2014年8月12日出具的《证明》，证明韦建国、韦建宏、韦淑珍三人证明，韦淑新于2012年春节召集原告等兄妹说明了有关父母留下房产为七人均分，韦淑新也对各兄弟姐妹进行补偿。
第三人蔡文金陈述意见称，其一直住在团结×队，房屋和户口也在团结×队，按照政策该给其就给其了，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意见。原告的户口不在团结×队，当初原告也是同意涉及何意乾的产权给第三人蔡文金，后来又反悔。
第三人蔡文金在举证期限内及庭审时均未向本院提交与本案被诉《补偿安置协议书》有关的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1、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据2的证明主张，第三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3、7，被告主张应以该证据的出具人即第三人蔡文金的委托代理人韦淑新的意见为准，第三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原告提交的证据4，被告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第三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该证据内容不真实；原告提交的证据5、6，被告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8，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9，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所涉安置补偿协议无关，不予质证，第三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照片所涉房屋的产权是其儿子蔡绮的，不是第三人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8，被告和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经与原件核对，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6相互矛盾，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依法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4-6属于证人证言，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经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上述证据所涉的证人均未予出庭，且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故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6本院依法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7，被告虽主张以第三人蔡文金的委托代理人韦淑新的意见为准，而第三人在庭审时认可了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本院于2016年4月1日在向该证据落款的出具人蔡琦依法询问时，蔡琦主张该证据不是其本人书写和签名的，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而第三人蔡文金的委托代理人韦淑新在当日的询问中亦承认该证据是其以蔡琦的名义出具的。本院认为，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前后矛盾，且该证据落款的出具人蔡琦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9与本案所涉行政协议的效力审查无关，本院亦依法不予确认；
2、被告提交的证据1、2、4、5，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提交的证据3、6、8-11、14-17，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提交的证据7，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涉案房屋产权人是何意乾，该证据登记的产权人却是蔡文金，被告越权对遗产或物权进行了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2，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提交的证据13，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17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9、10⑴、11、12、13⑴、14、15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0⑵、13⑵未提供照片的原始出处和制作说明，证据形式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院对此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6与原告提交的证据3相互矛盾，且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7所涉的证人虽然未予出庭，但原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本案被诉《补偿安置协议书》涉及的被搬迁房屋坐落于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团结农场团结×队，面积总计213.68平方米，其中砖木结构部分产权房屋面积50.14平方米，砖木结构自建房屋面积80.62平方米，简易结构房屋面积22.77平方米，其他建（构）筑物面积60.15平方米。以上面积为50.14平方米的砖木结构部分产权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桂房证字第02××5号，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何意乾，而面积为80.62平方米的砖木结构自建房屋系第三人蔡文金于1996年在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周围所建。
2011年11月21日，为配合完成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工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国务院、自治区、南宁市关于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发展意见的精神，参照南宁市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出东盟经开区政（2011）74号《关于印发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同年12月14日，相关工作人员对本案所涉被搬迁房屋进行入户调查，形成《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调查确认表》及《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调查确认表（续表）》，其中《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调查确认表》记载被调查户主姓名为蔡文金，被调查户主户籍为团结×队何意乾，“合法面积确认”一栏记载自建住房为砖木结构、面积为80.62平方米，部分产权住房为砖木结构、面积为50.14平方米，非住房为砖木结构、面积为22.77平方米。第三人蔡文金在上述两表签名并按手印，对上述两表记载的内容予以确认。同年12月27日，南宁华侨投资区团结农场侨联分会出具《证明》，证明第三人蔡文金是南宁华侨投资区团结农场×队侨眷户。后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办公室作出《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调查明细表（表二）》，该表记载的房屋产权人蔡文金自建住房面积、部分产权住房面积、非住房面积与结构与《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调查确认表》及《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调查确认表（续表）》记载的一致。2012年3月4日，南宁华侨投资区农场综合改革办公室作出《公示》，将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前期调查工作进行公示。同年9月4日，根据《暂行办法》，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又作出东盟经开区政（2012）32号《关于印发﹤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对合法住房面积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规定，即对2005年7月31日之前的自建房按现状调查确认的住房面积确定合法住房面积。同年10月27日，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办公室作出《公告》，将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评估初步结果及安置人员复核工作结果进行公示。同年10月29日，团结农场将《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项目补偿估价》送达给第三人蔡文金，该《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项目补偿估价》对第三人蔡文金的车库、水泥地面及围墙等共计82.92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作出补偿估价，评估价格为11822元。第三人蔡文金对上述补偿估价签字并按手印予以确认，并在《文件送达签收回执》上签字。同年11月1日，第三人蔡文金在《选房承诺书》上签字并按手印，确定选择编号为A、面积为123.96平方米的安置住房。同日，第三人蔡文金出具《承诺书》，就《暂行办法》中“以房换房”房屋搬迁安置作出如下承诺：该户本次应置换面积为160平方米，经家庭成员商定，选择置换123.96平方米，剩余36.04平方米按规定进行评估补偿。2013年2月1日，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南宁华侨投资区）房屋征收补偿和征地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南宁-
东盟经开区征拆办”）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就本案所涉被搬迁房屋的补偿安置事宜达成协议。该协议书第三条第2点约定：“南宁-
东盟经开区征拆办确认的合法住房面积为130.76平方米，政策性增加安置住房面积为29.24平方米，合计产权置换住房安置面积为160平方米。根据开发区管委会东盟经开区政复（2012）33号确定的‘华侨城’一期建设成本2590元／平方米，折算产权置换金414400元。蔡文金同意将该产权置换金由南宁-
东盟经开区征拆办代其转入建设单位南宁华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用于购买产权置换住房，以办理房屋产权相关手续。”上述合法住房面积130.76平方米系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与蔡文金建设的80.62平方米自建房的面积总和。同年6月13日，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办公室作出《公告》，将“华侨城”一期第一批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安置选房活动各拆迁户选到的安置房户型及面积进行公示。同年11月20日，第三人蔡文金在《房屋交接单（存根）》上签字并按手印，载明于当日将本案所涉被搬迁房屋腾空，自愿交给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工作办公室进行拆除。双方约定搬迁奖励金为10000元整。2014年12月23日，南宁华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武鸣县农村信用社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信用社将安置补偿费70680.65元支付给第三人蔡文金。该安置补偿费系第三人蔡文金所选的安置房面积与其能够选择的房屋面积之差（即36.04平方米）的现金补偿。原告韦振华认为南宁-
东盟经开区征拆办与第三人蔡文金于2013年2月1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于2015年12月25日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被告广西-
东盟经开区管委会则答辩如前，第三人蔡文金陈述意见如前。另查明，韦清、何意乾夫妇原为南宁华侨投资区团结农场四队职工，共育有韦淑新、韦振华、韦建国、韦淑芳、韦建宏、韦淑香、韦淑珍等七名子女。第三人蔡文金系韦淑新之夫。韦清已于1995年死亡，何意乾已于2002年12月1日死亡。未有证据证明韦清、何意乾在死亡前已就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进行了处分。2016年4月1日，韦建国、韦淑芳、韦建宏、韦淑香、韦淑珍向本院陈述自愿放弃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的继承权及本案诉权，不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
再查明，2013年6月26日，南宁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南编（2013）146号《关于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广西-
东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南宁华侨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更名的通知》，按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广西-
东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南宁华侨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更名问题的批复》（桂编（2013）110号）文件，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广西-
东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南宁华侨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南宁华侨投资区管理委员会），仍为南宁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党工委合署办公。其他党群机构及管委会所属事业单位相应更名。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被告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南宁华侨投资区）房屋征收补偿和征地拆迁办公室与第三人蔡文金为实施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项目签订的行政协议，依法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南宁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参照《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具有对开发区事务进行管理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根据合法性审查原则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韦振华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二、韦振华是否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三、被告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的《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否存在行政协议无效的情形。
一、关于韦振华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
本院认为，关于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之诉的法定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目前均未有明确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对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等合同性争议突出的诉讼，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之诉是对协议效力提出的异议，属于合同性争议之一种，应当参考适用上述规定，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合同无效时效制度的规定。因民事合同无效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之诉亦不应受有关提起诉讼法定期限之限制。由此，原告韦振华向本院提起请求确认被告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的《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之诉的法定期限问题，应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不受有关提起诉讼法定期限之限制。对于被告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认为原告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韦振华是否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起诉人必须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即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在本案中，被告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的《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涉及对原告韦振华之母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的处分。何意乾已于2002年12月1日死亡，其配偶韦清亦于1995年死亡。在未有证据证明何意乾、韦清已就该房屋进行处分的情况下，韦淑新、韦振华、韦建国、韦淑芳、韦建宏、韦淑香、韦淑珍作为何意乾与韦清的子女，是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的法定继承人，与本案被诉行政协议中涉及的该部分房屋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现韦振华以被告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其对上述行政协议涉及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的部分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至于韦建国、韦淑芳、韦建宏、韦淑香、韦淑珍经本院释明自愿放弃诉权，不再参加本案诉讼活动的意见，属于其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处分，本院予以认可。
三、关于被告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的《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否存在行政协议无效情形的问题。
本院认为，行政协议虽是协议双方当事人的合意结果，但亦有行政行为之存在，对行政协议的审查，除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外，仍应适用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被告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与第三人蔡文金签订的《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将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按已确认的合法住房面积以1：1的比例进行无偿置换。本院认为，在未有充分证据证明第三人蔡文金已经取得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的所有权的情况下，被告即与其签订本案被诉《南宁-
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将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计入第三人蔡文金的合法住房面积一并进行搬迁补偿安置，存在重大且明显的事实内容错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虽然本案被诉行政协议中还涉及除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外的其他房屋的搬迁补偿问题，但由于其中补偿安置方式的确定、产权置换房屋的面积、补偿金额的计算、其他搬迁补助费或奖励金的标准等一系列内容均与何意乾所有的50.14平方米部分产权房的补偿安置紧密关联，无法分割。为此，本案被诉行政协议在协议一方当事人，即被告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第三人蔡文金于2013年2月1日签订的《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农场综合改革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担。原告韦振华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依法退回给原告韦振华。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宁 静
审 判 员 黄影颖
代理审判员 刘轶群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吴峤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五条原告主张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违法，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协议有效、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协议，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被告无法继续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
被告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