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获民初字第569号
原告苑福成，男，1950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获嘉县人。
委托代理人苑泽朋，男，1980年7月17日出生，汉族，获嘉县人。
被告何光辉，男，197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获嘉县人。
被告常莉军，曾用名常利军，男，198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
原告苑福成诉被告何光辉、常莉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苑福成及其委托代理人苑泽朋、被告何光辉、常莉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苑福成诉称，2009年4月8日，被告何光辉、常莉军到原告家买猪，共欠原告猪款20218.9元未支付。二被告将原告的猪过磅称过后，由被告常莉军在原告记录的过磅单上签字确认。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何光辉分三次支付原告所欠猪款8150元，尚欠原告猪款12068.9元未支付。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卖猪款12068.9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何光辉辩称，其只是买卖生猪的中介，原告所诉猪款应由常道江支付。
被告常莉军辩称，其不欠原告卖猪款，原告所诉猪款不应由其支付。
原告苑福成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原告卖猪时过磅清单一份，证明原告卖猪的重量及价格。
被告何光辉、常莉军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材料有：1、本院对被告常莉军的调查笔录一份：2009年时我四伯常道江在获嘉县城南环鑫汇肉联厂经营猪肉生意，中和北街的何光辉给常道江收猪。当时像何光辉一样给常道江供猪的比较多。我经常随供猪的人一块儿下乡，主要是他们收猪过磅时我负责看称记猪的重量，防止供猪的在猪的重量上做手脚，回去后将猪的重量清单交给常道江，由常道江与供猪的谈价格并向供猪的付款。常道江具体与供猪的结算猪款，各个卖猪户的猪款由供猪的具体支付。2009年4月8日，何光辉联系好猪后先给常道江打电话，常道江通知我去中和找何光辉一块去收猪记猪的重量。我与何光辉联系后就与何光辉一块去东张巨村苑福成家拉猪，当时一块去的还有何光辉的装猪队的人，拉猪的车也是何光辉的。到苑福成家后，具体是谁过磅的我记不清了，当时过磅时我记有清单，苑福成家也记有清单，我当时在他们记录的清单上签上了我的名。过完称我就回去了，何光辉的人把收的猪送到肉联厂了。苑福成的卖猪款应由何光辉支付；2、本院对证人刘君营（东张巨村养猪户）的调查笔录一份：大概是2008年我就认识何光辉了，他是倒猪的，是个猪贩子。何光辉在养猪户这儿买猪，由何光辉支付猪款。至于何光辉把猪卖给谁，我不清楚。我从2008年开始向何光辉卖猪，何光辉每次来买我的猪都是当面与我谈好价格，由何光辉支付我猪款。2009年4月11日上午，何光辉将我的猪拉走未支付我猪款，他说过两天支付我猪款。当时何光辉和我谈的生猪价格是每斤5.15元。之后，我和我们村的其他养猪户苑福成、李修虎、刘承富多次去找何光辉要猪款，何光辉分三次支付了我13000元，但至今还欠我卖猪款未付清。常道江也来我的猪场买过猪，常道江来买我的猪由常道江支付我猪款，与何光辉无关；3、本院对证人常道江的调查笔录：2009年我在获嘉县鑫汇肉联厂承包了一个车间屠宰猪，常莉军是我雇佣的工人，何光辉是我的中介，给我介绍猪，我每头给他5元钱的劳务费。一般情况下，我每天给何光辉打电话问是否有猪，并告知其收猪的最高价，何光辉具体与卖猪户谈的价格我不清楚。但何光辉将猪送给我的时候，我都是按照我报给他的价格结算。我不照养猪户的头，由何光辉支付卖猪户猪款。有时候我会派常莉军与何光辉一块儿去拉猪，常莉军的工作是去看看猪的质量并在过磅称猪时记猪的重量，装猪队的人和车都是何光辉负责联系。每次何光辉将联系的猪给我送到鑫汇肉联厂，常莉军将其记录的猪的重量清单交给我。有时常莉军不去的情况下，是何光辉将清单给我。我按他们给我的猪的重量清单将卖猪款、装猪队的费用和何光辉的中介费一块儿支付给何光辉。我每天都会支付何光辉猪款及相关费用，隔一段时间我会和何光辉碰一次帐，一般是欠他20万左右的猪款。2009年7、8月份，何光辉去获嘉县刑警队告我诈骗，当时根据我俩估计，我给何光辉打了个20万左右的欠条。
经庭审质证，被告何光辉对原告提交的过磅清单无异议。被告常莉军认为原告提交的过磅清单中的“价5.15元、20218.9、09.4.8号”系其在该清单上签名后添加的，但对该过磅清单上的其他内容予以认可。经核查，该清单上的“5.15元”系当时原告卖猪的价格，与原告的陈述和证人刘君营的陈述能相互印证；该清单上的“20218.9、09.4.8号”系原告应得的卖猪款数和卖猪的具体日期，与原、被告的陈述及该清单上的其他内容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过磅清单予以确认。
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无异议。被告何光辉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笔录中常莉军关于原告的猪款应由何光辉支付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被告常莉军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其在该证据1中的陈述相矛盾。经核查，该证据1系本院通知常莉军到庭后对常莉军所作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其可信度应高于之后常莉军在庭审中所作的陈述，且常莉军在证据1中的陈述与原告的陈述能相互印证，被告何光辉对此也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证据1予以确认。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2无异议。被告常莉军对该证据2未提出异议。被告何光辉对该证据2中刘君营关于何光辉还欠其卖猪款未付清的陈述有异议，但对该调查笔录中刘君营陈述的其他内容未提出异议。经核查，该证据2中刘君营关于其将猪卖给何光辉，并伙同村里其他养猪户向何光辉催要卖猪款的相关情况与原告的陈述能相互印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3无异议。被告何光辉对该证据3有异议，认为证人常道江在笔录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被告常莉军认为该证据3中常道江关于其未去过原告家买猪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但对其他内容无异议。经核查，证人常道江在该笔录中的陈述与本院调取的证据1、2及原告的陈述中的相关内容能相互印证，证明了被告何光辉在原告处买猪应由何光辉支付原告猪款的事实，二被告也未能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证据3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09年常道江在获嘉县城南环鑫汇肉联厂承包了一个车间经营屠宰生意，被告常莉军系常道江雇佣的工人，被告何光辉给常道江供猪。被告常莉军经常随何光辉一块儿下乡，在过磅称猪时负责看称记录猪的重量，然后将其记录的猪的重量清单交给常道江，由常道江与何光辉结算猪款，各个卖猪户的猪款由何光辉具体支付。2009年4月7日，原告苑福成就卖猪事宜与被告何光辉进行了联系，双方谈好生猪价格为每斤5.15元。2009年4月8日，被告何光辉、常莉军带着装猪队的人和车来到原告苑福成的猪场，被告常莉军负责过磅称猪记录猪的重量，原告苑福成的儿子苑泽朋也在现场记录猪的重量。过磅结束后，被告常莉军在苑泽朋记录的过磅清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被告何光辉派人将购买原告的猪送到了常道江处。当天，原告共卖给被告何光辉17头生猪，总重量为3926斤。被告何光辉应支付原告卖猪款20218.9元（3926斤×5.15元）。何光辉当天未能将卖猪款支付给原告。之后，原告与同村的其他养猪户刘君营等多次找被告何光辉催要卖猪款，何光辉先后分三次共支付了原告卖猪款8150元，尚欠原告卖猪款12068.9元未支付。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未能支付该款。2014年4月23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其卖猪款12068.9元。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明确表示要求被告何光辉支付其卖猪款12068.9元。
本院认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何光辉在原告苑福成猪场购买生猪，其双方之间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何光辉将原告的生猪拉走后未能及时支付原告卖猪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经原告催要，被告何光辉已分三次支付原告卖猪款8150元，尚欠原告卖猪款12068.9元未支付。原告在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只要求被告何光辉支付其卖猪款12068.9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被告常莉军系常道江雇佣的工人，并非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故原告所述卖猪款不应由常莉军支付。被告何光辉辩称原告所诉卖猪款应由常道江支付。经查，本院对被告常莉军、刘君营、常道江的调查笔录与原告的当庭陈述相互印证了原告于2009年4月8日将猪卖给被告何光辉，应由何光辉支付原告卖猪款的事实。且原告将猪卖给何光辉之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何光辉已分三次支付了原告卖猪款8150元。故被告何光辉的上述辩解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何光辉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苑福成卖猪款12068.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8元，减半收取54元，由被告何光辉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高素兰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孙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