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9民初8159号
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韩进新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4号楼1层04号。
法定代表人文美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军，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计策，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舜泽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康西路1740号。
法定代表人李占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银，男，1969年1月11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北京市延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广东国晖（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韩进新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韩进新盛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舜泽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舜泽隆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小红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进新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军、周计策，被告舜泽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银、张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韩进新盛公司诉称：2016年7月25日，我公司员工崔哲镐与被告舜泽隆公司签订《合作项目欠款说明》，该说明中我公司被列为甲方，由崔哲镐在“甲方代表签字”处签字，被告作为乙方。说明的主要内容：甲、乙双方于2014年7月26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甲方授权乙方在延庆地区为其代理销售所有的PVC地板材料，且乙方获得甲方所提供底价外的价差部分的销售利润。2015年，乙方为甲方争取到PVC地板采购合同资格，最终中标金额1683546.7元，实际结算工程款1317706.08元，但甲方未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向乙方支付底价外价差部分的销售利润约633871元。事实上，原、被告双方从未建立合作关系，原告没有参与有关部门的采购活动，有关部门也没有向原告支付工程款。被告强迫原告员工崔哲镐在《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上签字，崔哲镐还被迫出具欠条并将其名下车牌号为×××的马自达牌小客车抵押给被告，由于崔哲镐在签订该说明时没有取得原告授权，其无权代表原告签字。我公司现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双方于2016年7月25日签订的《合作项目欠款说明》无效。
被告舜泽隆公司辩称：《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从性质上看属于双方对账确认函，是原告公司对自身债务的确认，原告请求确认《合作项目欠款说明》无效，于法无据。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关系在欠款说明中已有明确表述。原告所述被告强迫崔哲镐在欠款说明上签字并不属实，该说明签署地在原告公司，且经过明确结算，不存在强迫之情形；被告要求原告提供担保，崔哲镐主动将小客车交于被告；在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有崔哲镐的签字，且盖有原告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在原告公司网站中，指定联系人、联系方式为崔哲镐及其手机号码；在近两年的合作中，均由崔哲镐代表原告公司与我公司联系，因此我公司认为崔哲镐有代理权限，双方签订的协议真实有效。
反诉原告舜泽隆公司反诉称：舜泽隆公司与韩进新盛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由舜泽隆公司在北京延庆地区销售韩进新盛公司的产品。2016年7月25日，双方进行了项目结算，韩进新盛公司确认应向舜泽隆公司支付销售利润共计633871元，因韩进新盛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故我公司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韩进新盛支付合同款633871元。
反诉被告韩进新盛公司辩称：一、我公司未与舜泽隆公司或金银签订过合作协议书，亦从未委托舜泽隆公司在延庆地区销售产品，舜泽隆公司提起反诉没有事实依据。二、我公司并非南京韩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北京分公司，与其没有任何关系。三、《合作协议书》载明：甲方委任乙方金银为延庆地区销售代表，负责甲方的所有产品在延庆地区的销售事宜。该协议还约定了金银获得劳动报酬的方式以及发生争议应提交北京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即使认定《合作协议书》的责任由我公司承担，但通过分析《合作协议书》内容，也应可确定我公司与金银建立的是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签订合作协议在我公司和金银之间进行，舜泽隆公司声称金银代表舜泽隆公司与协议内容不符，且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合作关系并不存在，故无论金银抑或舜泽隆公司均不能依据《合作协议书》要求我公司履行义务。四、我公司没有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招标项目中中标，舜泽隆公司强迫崔哲镐签订《合作项目欠款说明》，说明内容没有事实依据，且未经我公司授权，属于无效合同。五、挂靠其他企业招投标是严重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而我公司具有相应的招标资质，无需挂靠其他企业参加投标，舜泽隆公司关于我公司挂靠其他公司投标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
原告韩进新盛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如下：
1.《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一份，并认为该欠款说明上仅有崔哲镐的签字，没有加盖原告公司印章，不能证明原告认可欠款说明内容；欠款说明系被告打印好交由崔哲镐，且结算金额与中标金额相差甚远，不是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并非崔哲镐真实的意思表示，该说明应属无效。被告舜泽隆公司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并解释结算价款633871万元系笔误，应为633871元，该证据不能证明崔哲镐系被迫签字。对于书证《合作项目欠款说明》，双方皆认可其真实性，且与本案关联，可被法庭采纳，但该证据本身不能证明崔哲镐系被迫签字。至于崔哲镐签字能否代表韩进新盛公司的意志，或者相关行为后果是否应由韩进新盛公司承担，本院将在裁判文书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2.欠条复印件一张，载明“欠北京舜泽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费用633871元.8月15日还10万元.9月中旬全部还清.现将马自达×××抵给北京舜泽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崔哲镐2016.7.24”，韩进新盛公司认为该欠条系崔哲镐个人书写，且字迹潦草，崔哲镐遭到强迫。韩进新盛公司还陈述案涉车辆被舜泽隆公司抢走，崔哲镐于次日报警，但公安机关没有处理车辆问题，现申请法庭调取报警记录。舜泽隆公司认可欠条的真实性，还指出该证据可以印证《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中金额633871万元系笔误，并解释崔哲镐书写欠条在先，但舜泽隆公司考虑到相关款项系韩进新盛公司所欠，故随后签订欠款说明。舜泽隆公司还认为公安机关未就相关问题进行处理，证明韩进新盛公司所述不能成立。书证欠条与本案关联，本庭予以采纳。欠条中的字迹潦草，可能出于书写人的书写习惯，韩进新盛公司将其归因于崔哲镐被胁迫，逻辑上并不严密；舜泽隆公司认为公安机关没有对车辆等问题进行处理是因为当事人双方存在合作关系等原因，亦不够全面，故原、被告双方关于此份证据的解释或辩解，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韩进新盛公司申请本院调取崔哲镐的报警记录，因舜泽隆公司并未否认报警事实，且原、被告双方皆未申请崔哲镐出庭作证，在法庭呈现崔其报警记录内容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将产生不公正影响，故本院决定不予调取。
被告舜泽隆公司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合作协议书及报价单各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北京韩进新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哲镐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乙方：金银法定代表人：金银地址：北京市延庆甲方委任金银为延庆地区销售代表，负责甲方的所有产品在延庆地区的销售事宜；乙方的获得劳动报酬方式为拿取甲方所有产品底价之外的价差部分；解除合同方式为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不能达成协议则提交北京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在“甲方：北京韩进新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处盖有“北京韩进新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在“甲方代表：”处签有“崔哲镐”字样，乙方；金银签订时期：2014年5月6日；报价单主要内容：韩华舒雅、博雅、碟晶石等产品系列以及产品规格、材料价、施工及辅材费以及综合单价。南京韩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联系人：崔哲镐，手机：188XXXX****，日期：2014年5月6日。在该报价单下方空白处盖有“北京韩进新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韩进新盛公司否认其与舜泽隆公司签订过合作协议书，并认为其并非南京韩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但韩进新盛公司未就证据上加盖其公司合同专用章及“崔哲镐”的签名单独发表意见。韩进新盛公司进一步认为即使认定由其承担《合作协议书》的责任，也只能确定其与金银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舜泽隆公司陈述，在签订合同时，被告公司尚在筹备之中，故以金银个人名义与韩进新盛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关于《合作协议书》的性质及其内容的认定，本院亦在裁判文书说理部分予以阐明。另需指出，该两份证据载明日期“2014年5月6日”，与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中“甲、乙双方于2014年7月26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在时间上有出入，但双方未就此发表意见。
2.舜泽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合作协议签订时，舜泽隆公司尚未成立，由公司筹备中的员工金银代签合同。韩进新盛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金银代表舜泽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金银签署合作协议的性质及相关行为后果能否归属于舜泽隆公司，本院将进一步阐述。
3.舜泽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占军与崔哲镐资金往来对账单原件及实时汇款录入、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北京农商银行南菜园支行”对账单原件显示：卡号：×××，户名：李占军，2014年9月1日转出15万元，交易流水：857160003；2014年9月12日转出5万元，交易流水：857090043。“北京农商银行”实时汇款录入及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显示：付款人名称：李占军，付款人账号：×××；收款人名称：崔哲镐；收款人账号：×××。交易时间分别为2014年9月1日、2014年9月12日，交易流水分别为：857160003，857090043，汇款附言：工程款、转账。另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延庆南菜园支行”对账单原件显示2015年2月18日，李占军从×××账号向对手崔哲镐×××账号汇入20万元。韩进新盛公司认可银行对账单原件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韩进新盛公司不认可相关凭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本院综合考虑本案案情，认定李占军与崔哲镐之间存在资金往来。
4.被告员工金银的电子邮件打印件，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往来。韩进新盛公司不认可电子邮件记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并认为发送相关邮件所用的邮箱并非韩进新盛公司的邮箱。据查，六份邮件打印件显示收件人均为“得度者”×××，在庭审过程，经本庭询问，金银表示其系“得度者”邮箱的使用人，并当庭登录，现场查看结果与打印件一致。六份打印件中五份显示发件人：韩进新盛×××,主题为《建设工程材料供货与安装招标文件》（PVC片材）供货与安装等，发送文件名称包括安装工程费计价表、韩进报价单等，时间为2014年4月至7月。另一份打印件显示发件人为：发标书的人×××，主题“长春投标文件”，附件为《长春世亚贸易有限公司》，时间2015年7月4日。关于本组证据的认证情况，本院在证据5中一并说明。
5.韩进新盛公司宣传网站快照打印件。舜泽隆公司陈述其于2016年11月15日在互联网上搜索并进行打印，网页快照打印件载明联系人：崔哲镐，手机号：186XXXX****/188XXXX****，邮箱：×××；韩进新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舜泽隆公司则认为韩进新盛公司近期对公司网站进行了修改，且根据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对韩进新盛公司进行查询，显示自2012年4月9日韩进新盛公司成立，崔哲镐即为其监事。韩进新盛公司解释崔哲镐所任监事属于先挂职，其后才入职韩进新盛公司。
舜泽隆公司提交的证据4、5来源于电子证据，由于电子证据在技术上很容易被修改，本院不排斥当事人就计算机生成记录和存储记录在形成后是否遭到过修改、处理或毁损提出质疑，但本院反对无根据的怀疑或者借口电子证据易被修改推脱责任。在缺乏明确证据证明相关证据已被修改的情况下，仅存在被修改的可能不影响电子证据的可采性。经金银当庭登录邮箱，显示打印内容与计算机记录一致，故在没有明确的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应当认定邮件记录情况真实，“得度者”×××邮箱系金银使用。且在2014年4月19日，发件人韩进新盛×××，收件人“得度者”×××，主题为“韩进报价单”的邮件正文：金总，您好报价单给您发到邮箱里了，请您确认。该邮件进一步印证金银可能使用了“得度者”邮箱。
韩进新盛公司虽不认可其系韩进新盛×××邮箱的使用者，然从经验法则推断，韩进新盛公司使用名称为“韩进新盛×××”的邮箱具有一定的盖然性。且结合证据5，韩进新盛公司网站快照上载明邮箱为×××，故本院认定韩进新盛公司系该邮箱的使用者。韩进新盛公司虽否认公司网站快照该份证据，且舜泽隆公司未对公司网页及快照进行公证，但法庭注意到如下事实：一、韩进新盛公司对自己公司网页的改动及其快照的删除较他人更具有便利条件，特殊情况下应适当考虑当事人与证据距离之远近及其对证据内容变更的掌控能力；二、网页快照打印件属于打印输出物，不同于文件复印件。打印输出物只是计算机记录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增强证据信息的易读性，真正的电子证据属于潜在的计算机数据记录。在本案中，舜泽隆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通过手机号“188XXXX****”进行搜狗搜索，对应网页http://www.hanjinxinsheng.com/contact.asp,即韩进新盛公司网页并显示相关内容。韩进新盛公司未就该网站由其运营的情况进行否认，且未对网页快照打印件的真实性提出有效质疑；三是尽管舜泽隆公司没有对相关电子证据进行公证，但不影响网页快照打印件的可采性。易言之，舜泽隆公司没有对韩进新盛公司网页或快照进行公证，削弱了证据的证明力，但不影响其作为证据的能力；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网页快照打印件系伪造的情况下，其内容可以与电子邮件相印证，证明力得以增强：网页快照上载明的邮箱与邮件发件人韩进新盛×××的邮箱一致，且舜泽隆公司陈述“发标书的人×××”是崔哲镐使用的手机邮箱，其号码亦与韩进新盛公司网页快照打印件上的手机号码一致，亦与报价单上载明崔哲镐的联系方式一致。故本院对网页快照打印件及其内容予以采信。
6.合作项目欠款说明、欠条原件，与韩进新盛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致，但韩进新盛公司否认其应支付舜泽隆公司款项633871元。
结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舜泽隆公司于2014年7月25日成立，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占军，监事金银。韩进新盛公司于2012年4月9日成立，案涉期间崔哲镐在韩进新盛公司工作，任监事，负责销售等工作。在舜泽隆公司成立之前，即2014年4月至7月期间，金银和崔哲镐因销售产品业务接触，金银与“崔哲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上加盖北京韩进新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甲方北京韩进新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委任乙方金银为延庆地区销售代表，负责甲方的所有产品在延庆地区的销售事项；乙方的劳动报酬方式为获得甲方所有产品底价之外的价差部分；解除合同方式为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不能达成协议则提交北京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崔哲镐与舜泽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占军之间存在资金往来。
2016年7月25日，崔哲镐与舜泽隆公司签订《合作项目欠款说明》。列明甲方为韩进新盛公司，由崔哲镐在“甲方代表签字”处签字，乙方为舜泽隆公司，该说明书上未加盖韩进新盛公司印章。说明的主要内容：甲、乙双方于2014年7月26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甲方授权乙方在延庆地区为其代理销售所有的PVC地板材料，乙方获得甲方所提供底价外的价差部分的销售利润。2014年，甲、乙双方已结清全部款项。2015年，乙方再次为甲方争取到PVC地板采购合同资格，最终中标金额1683546.7元，实际结算工程款1317706.08元，但甲方未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向乙方支付底价外价差部分的销售利润约633871元。
另查，韩进新盛公司陈述其未与崔哲镐签订劳动合同。
再查，韩进新盛公司陈述其合同专用章保管于财务办公室，员工如有需要可取用。
再查，舜泽隆公司陈述项目结算后其以转账支票形式入账并进行汇款。
再查，原、被告双方认可在有关部门招标过程中，2014年相关项目由“南京韩进”中标，2015年由“长春世亚”中标。
本院认为，司法裁判者不得不面对现实。即案件审理或认定的事实已不可再现，只能在事实认定者或法官的观念中尽力复原。亦即，裁判中的真实发现并非绝对确定而是可能性和近似性的问题。倘若社会诚信状况欠佳，事实的认定难度以及判断的偏离程度无疑将增加。因此，本院唯有认真分析证据，尽力复原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法律适用。
具体到本案，本院认为争议焦点在于崔哲镐相关行为的性质，是构成有权代理、表见代理，还是狭义的无权代理，抑或是落入代理之外的法律关系范围以及金银签订《合作协议书》的法律后果能否归属于舜泽隆公司，现逐一分析如下：舜泽隆公司与崔哲镐签订《合作项目欠款说明》构成了独立的、可识别的法律行为，但其不属于一个单独的债权行为，而是一个或一系列债权行为的组成部分。韩进新盛公司认为崔哲镐在签订该说明时没有取得其授权，同时认为崔哲镐被迫签字。由于意思表示是（无权）代理人作出的，代理行为中的错误、受欺诈、受胁迫等意思表示瑕疵应以代理人而非被代理人为判断标准。但本案没有证据表明崔哲镐在签订欠款说明时意志遭到压制，韩进新盛公司关于崔哲镐被迫在《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上签字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至于崔哲镐在《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上签字是否构成无权代理，应进一步分析其他案件事实。《合作项目欠款说明》载明：2014年7月26日，舜泽隆公司与韩进新盛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依据舜泽隆公司的主张，签订《合作项目欠款说明》的前提和基础是因为舜泽隆公司与韩进新盛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协议书》。然而舜泽隆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书》载明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6日，两份证据之间的待证事项出现明显裂缝。在崔哲镐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由舜泽隆公司对时间差异作出解释更为合理，但这一解释并未实际进行。考虑到韩进新盛公司未对时间问题提出异议，兼顾存在错列时间的可能，本院进一步分析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假定2014年7月26日为签订《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时间，则舜泽隆公司应提交该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或者证明2014年5月6日签订《合作协议书》上的时间系错列，应为2014年7月26日，否则将由其承担不利后果。但即使舜泽隆公司证明了《合作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14年7月26日而非同年5月6日，结果同样不利于舜泽隆公司。因为舜泽隆公司已于2014年7月25日成立，《合作协议书》上却载明乙方：金银法定代表人：金银，且没有加盖舜泽隆公司印章，故没有理由认为金银是在代理舜泽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如此，《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中列明韩进新盛公司尚欠舜泽隆公司633871元等内容失去了存在基础及计算依据，因为与崔哲镐或韩进新盛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是金银个人而非舜泽隆公司。舜泽隆公司虽陈述其法定代表人李占军与崔哲镐之间存在业务资金往来，但不能由此证明舜泽隆公司与韩进新盛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进而不能要求韩进新盛公司受《合作项目欠款说明》约束。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即使2014年5月6日是签订《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时间，即《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上载明的时间错列，亦不能认定韩进新盛公司应受《合作项目欠款说明》约束并向舜泽隆公司支付款项。舜泽隆公司欲主张其与韩进新盛公司均受《合作协议书》约束，则至少要分两步证明个人是在代理公司行为或可将有关法律后果归属于公司。其一，证明金银的行为后果由舜泽隆公司承担，其二，证明崔哲镐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或构成表见代理。在本案中，即使采纳舜泽隆公司关于金银代表设立中公司而开展交易的主张，舜泽隆公司要求韩进新盛公司支付款项的最终证明活动也无法完成。分析如下：
金银与他人开展交易不构成发起行为，属于非必要的交易行为。由于设立中公司与成立后的公司具有人格延续性，在公司筹建相关行为人如发起人、董事、监事等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对外为民事行为并被成立后的公司所承认、接纳的情况下，相应的法律后果可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本案中舜泽隆公司、金银均认为金银为设立中的公司而开展交易，可暂定舜泽隆公司受《合作协议书》的约束。由于法人属于纯粹的法律构造物，其本身无法亲自实施任何法律行为，只有通过代理才能将自然人发出或受领的意思表示归属于法人。一般看法和通常实践认为，合同或协议上盖有公司印章，即可认定是公司行为，持有公司印章或进行盖章的行为构成有权代理。但本院认为，日常理解和习惯做法未必能够经得住法律概念的严格检验。构成有权代理首先要有代理权，即所有有权代理的代理人都应具有代理权。代理人获得代理权的途径有被代理人的授权、法律的规定，对应的是意定代理和法定代理。我国公司法还规定“法定代表人”制度，介乎二者之间，法定代表人有权全面代表法人。但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崔哲镐是韩进新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崔哲镐不具有法律赋予的代理权。
再分析韩进新盛公司是否授予了代理权以及代理权限。授予代理权是法律行为，原则上，授权行为方式自由，授权行为不必以书面形式作出，即代理权证书或授权委托书非属必要。然而，代理权证书是确认代理权存在的基本依据，是在产生代理权纠纷时法院将其作为判断代理权存在与否的重要证据，遗憾的是本案当事人没有提供崔哲镐的代理权证书。被代理人的授权除了向代理人作出即内部授权外，也可以向法律行为相对人发出意思表示即外部授权，金银或舜泽隆公司亦没有证据表明韩进新盛公司向其发出了意思表示。但不可否认，案涉期间崔哲镐在韩进新盛公司负责销售工作，相关材料中表明崔哲镐为公司联系人，且《合作协议书》上盖有韩进新盛公司合同专用章。本院认为，持有或加盖公司印章虽可构成对具有代理权的强有力的推定，但授予代理权与持有公司印章毕竟存在着差异，持有公司印章或盖有公司印章的证明文件可以作为授予代理权结果的强烈表征，但不能代替授予代理权行为本身。授权行为应与代理行为相分离，代理行为是代理人的行为，授权行为是被代理人的行为。一方面通过私法自治，被代理人通过自身表示出法律效果归属意思，即自愿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代理人取得以自己的意思表示改变被代理人法律地位的权力即代理权，两层意思表示分别对应授权和代理这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
分析本案所有证据至多可认定崔哲镐是韩进新盛公司监事、联系人，负责销售，却无法得出其全面代理公司业务的结论，崔哲镐代理韩进新盛公司与金银建立类似于劳动或劳务合同抑或长期合作性质的销售协议是否在授权范围内存疑，故在本案中，即便崔哲镐具有代理权也存在超越代理权的可能，虽然此时舜泽隆公司有理由相信崔哲镐没有超越代理权限。本院还注意到，实践中由于公司印章的不当使用引发纠纷的现象较为常见，故被代理人更有必要明确授予代理权并对代理权作出限定。在当前商业环境以及交易安全的要求下，将崔哲镐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较有权代理为宜，可以引导行为人严格依法交易、规范代理而不是相反。
法律保护在正常情况下由法律行为导致的对有效约束或委托代理产生的信赖，该信赖所依据的是由其他方式产生、存在某种相应的权利状态的表象，本案中可能涉及的权利表象即为表见代理。适用权利表象规则应具备以下要件：权利相对人对权利表象信赖的合理性；真实权利人对权利表象形成的可归因性；表见权利人与权利相对人之间法律行为的有效性。本案中，崔哲镐没有得到韩进新盛公司的授权签订“合作协议书”，但相关材料显示其为公司联系人，且能够加盖韩进新盛公司合同专用章，故金银有理由相信崔哲镐代理韩进新盛公司，金银或舜泽隆公司对崔哲镐具有韩进新盛的代理权形成了合理的信赖；归因不同于归责，无需被代理人过错，但若其有过错，归因更为言顺，甚至可以归责。本案中，真实权利人韩进新盛公司对其印章管理和人员选任具有疏忽，毋庸赘述，权利表象的形成可以归因或归责于之；无论《合作协议书》的性质为何，表观上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可将签订合作协议书当成有效的法律行为。准此，韩进新盛公司应对签订《合作协议书》负授权之责。
本院认为，权利状态的表象一经产生，可对其后的法律行为产生影响并形成约束。本案中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在性质上更接近于继续性合同而非一时的合同。一时的合同，债务一经履行，债权关系即归消灭；持续性合同的履行处于持续状态，债权关系在每一次债务履行中得到延续和体现，直至合同到期或债务履行完毕等原因终止。持续性合同的当事人将一定时间内状态的持续和维持作为签订合同之目的，因此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和信赖基础尤为重要。本案中权利表象的形成与持续性合同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基础，即舜泽隆公司对崔哲镐具有韩进新盛公司代理权的信赖。
但随着债务的持续履行，合同的维系基础逐渐改变：持续性合同的履行逐渐落实在舜泽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占军）与崔哲镐之间，李占军与崔哲镐存在资金往来已被证明，然所有的交易流水均未指向韩进新盛公司；欠款说明中载明2014年双方已经结清全部款项，但舜泽隆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其是与韩进新盛公司进行了结算；2014年、2015年有关招标项目中并非韩进新盛公司中标，舜泽隆公司对此已知晓，但未能证明韩进新盛公司挂靠其他公司投标。在这一系列行为中，崔哲镐代理韩进新盛公司的权利表象的外衣逐渐脱落，舜泽隆公司对韩进新盛公司授予崔哲镐代理权的信赖的合理性逐步消失，进入并非“善意信赖”的范畴，构成自涉风险。
本院进而认为，权利表象并非静止不变，存在的权利表象可因某一或某些行为或事件的出现或持续而发生改变、弱化或消失。至2016年7月24日，崔哲镐书写欠条并将小客车“抵给”舜泽隆公司，舜泽隆公司信赖崔哲镐代理韩进新盛公司的基础已经分崩，显出舜泽隆公司与崔哲镐“合作”往来之真实面目。同年7月25日，舜泽隆公司与崔哲镐签订《合作项目欠款说明》意欲重披权利表象外衣，但覆水难收，善意信赖的基础不存，何谈表见代理？然而《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之存在是导致本案诉讼的直接原因，韩进新盛公司要求确认该欠款说明无效，舜泽隆公司则依据欠款说明提起反诉要求韩进新盛公司支付款项。因此，在本案中对舜泽隆公司与崔哲镐签订《合作项目欠款说明》的性质作出认定构成本院无法回避的最终问题。
通过本判决上文的论述，可以认定：崔哲镐签订《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不构成有权代理，且由于崔哲镐与舜泽隆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一系列的行为导致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遭彻底破坏，故签订欠款说明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本院只需认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狭义的无权代理，即无代理权而以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且欲将行为效果直接归属于他人。一般认为，在签订《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之时，崔哲镐既没有韩进新盛公司的授权也没有被授权的表象，却意欲将还款义务归属于韩进新盛公司，因此可将崔哲镐的行为认定为无权代理。本院却并非如此认为，表见代理和无权代理中的“代理”行为人本质上都没有代理权，但权利相对人信赖其有代理权，表见代理中权利相对人的信赖具有合理性且可对被代理人进行归因，无权代理中权利相对人的信赖没有合理依据或者仅仅是被无权代理人欺骗的结果。代理权的存在与否是代理制度包括有权代理、表见代理和狭义无权代理制度共同的基础。如果各方当事人只是在“代理”的名义下各行其是，或为串通，没有信赖基础而仅有各自利益维系，则可能属于其他法律关系或者落入其他法律制度的范畴，虽然此时存在类推适用无权代理制度的可能，但直接认定为无权代理并不适宜。
在本案中，2016年7月24日，崔哲镐书写欠条对相关债务进行结算和确认；次日，舜泽隆公司又与崔哲镐签订《合作项目欠款说明》。为何反复，其中原委，虽难查清，但在南京韩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报价单上盖有韩进新盛公司印章，并综合资金往来以及当事人陈述的项目中标等情况，不能排除本案中存在违反强制秩序或背俗的行为。法院极不愿看到提升交易效率和维护交易安全的代理制度在实践中却导致交易效率不高或不安全的结果。韩进新盛公司在印章管理和人员选任上存在疏忽或应负相应责任，但就签订《合作项目欠款说明》而言，其不是行为主体，亦不受该说明的约束，尤其是在行为人崔哲镐未出庭的情况下，韩进新盛公司以无权代理为由请求确认《合作项目欠款说明》无效的证据不足，舜泽隆公司自然亦不存在依据《合作项目欠款说明》要求韩进新盛公司支付相应款项的请求权基础。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北京韩进新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反诉原告北京舜泽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千零六十九元，由原告北京韩进新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五千零六十九元，由被告北京舜泽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小红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曼宜
书记员 怀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