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民再319号
抗诉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乌鲁木齐红利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乌鲁木齐市。
法定代表人：刘永宏，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波，新疆百丰天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贵州省建设工程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
法定代表人：潘世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山，北京乾坤（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贵州省建设工程总公司新疆分公司，住所地：乌鲁木齐市南湖东路青翠巷143号。
负责人：浦有林，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云，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居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申诉人乌鲁木齐红利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利达公司）因与被申诉人贵州省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总公司）、一审被告贵州省建设总公司新疆分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新民二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高检民监[2015]158号民事抗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9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抗2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石钰、赵杨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红利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波、被申诉人贵州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山、一审被告新疆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13）新民二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主要理由是：
（一）红利达公司与新疆分公司存在欠款关系。
首先，本案中，红利达公司提供的三份《欠款单》（即”2009年10月20日”、”2009年11月30日”及”2010年10月15日”《欠款单》）中即使有一份《欠款单》（即”2010年10月15日”《欠款单》）因加盖的”新疆分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不属于同一枚印章而不被采信，也因另两份合法有效的《欠款单》（即”2009年10月20日”及”2009年11月30”《欠款单》）足以认定新疆分公司与红利达公司之间存在欠款关系。
其次，2009年10月22日双方存在的送货行为只能说明双方对截止2009年10月20日钢材买卖结算后又发生一笔业务行为，并不能以此否定三份《欠款单》中仅是对2009年10月20日之前的钢材买卖业务进行的结算的效力。终审判决以2009年10月22日双方仍存在送货行为，双方不可能于2009年10月20日对双方之间的钢材买卖行为进行最终结算为由，作为否定三份《欠款单》证明力的一个理由。
再次，终审判决以红利达公司主张的”对账出具《欠款单》后送货单全部由新疆分公司收回不符合常理”作为否定三份《欠款单》证明力的又一个理由是错误的。送货单能证明已经提货，为避免红利达公司重复主张权利，新疆分公司在对账出具《欠款单》后收回全部送货单合乎常理。
最后，终审判决对红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宏2010年1月25日收到浦有林交付的6万元，以新疆分公司与新疆聚成信物质实业公司（以下简称聚成信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当场交付聚成信公司为由，认定刘永宏系协助案外人聚成信公司的收款行为，进而认定新疆分公司支付的6万元系新疆分公司偿还新疆分公司的另一债权人聚成信公司的债务，与本案诉争的欠款没有关联，不予冲抵的认定，依据不足。
（二）红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
从三份《欠款单》约定的内容看，均只约定了欠款数额及未付款应承担的责任两项内容，并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期限。终审判决在仅认定”2009年10月20日”的《欠款单》的证明力后，又将该《欠款单》出具日期（即2009年10月20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缺乏法律依据。终审判决认定证人与涉案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而对证人证言所称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不予认定，亦缺乏法律依据。故，即使将”2009年10月20日”的《欠款单》的出具日期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日期，也因红利达公司的追索欠款（即主张权利）认定诉讼时效中断而未超过诉讼时效。终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红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明显依据不足。
（三）终审判决以双方讼争的钢材买卖货款未最终结算为由，要求双方另行结算，已超出本案中红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即要求支付已经结算货款）。红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并未主张要求结算货款。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提出抗诉。
红利达公司再审请求为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主要事实及理由是：除同意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外，（一）本案讼争的欠款1995191.10元涉及两份钢材买卖合同，即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工程合同和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并非是贵州总公司、新疆分公司所称的双方就只签订、履行过一份钢材买卖合同，即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工程合同。首先，我公司起诉时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了上述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并在一审庭审作为主要证据予以了出示，且在一审期间，新疆分公司仅是以”因财务人员生病一直没有结算”为由进行抗辩，并未对双方存在一份或者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提出异议。二审期间，贵州总公司亦未将是否存在一份或者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提出上诉或者提出异议。其次，此次再审庭审中，贵州总公司、新疆分公司对上述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上加盖的”新疆分公司”印文的真实性并不否认，仅是对涉及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中的部分条款内容不予认可。新疆分公司原副经理王某1在此次再审庭审出庭作证亦证实，上述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均是其经办的，由其签署，《欠款单》载明的欠款金额1995191.10元就是履行上述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而于2009年10月20日经双方结算后尚欠的款项。
（二）本案中我公司提供的仅是出具日期不同、加盖的印文不同（包括经鉴定加盖印文与样本印文不一致的情形）、但内容一致的三份《欠款单》，并非是不同时间段相互独立的钢材买卖结算，均是双方对截止2009年10月20日钢材供货的结算（或再次确认），并不包含2009年10月20日之后钢材供货的结算和以及新疆公司对逾期不付款应承担的责任所作出的承诺，相互之间不矛盾，而是相互印证，对新疆分公司及贵州总公司具有约束力。
首先，此次再审庭审期间，新疆分公司原副经理王某1出庭作证已证实，”2009年10月20日”和”2009年11月30日”两份《欠款单》是新疆分公司负责人（经理）浦有林、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宏及王某1三人在浦有林办公室，由浦有林出具并加盖印章后交给刘永宏。
其次，新疆分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对”2009年10月20日”的《欠款单》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仅抗辩”分公司已全部付清”，亦说明新疆分公司对该《欠款单》载明的欠款金额1995191.10元属实并无异议。
最后，”2010年10月15日”的《欠款单》形成过程与”2009年10月20日”和”2009年11月30日”《欠款单》的形成过程类似。该《欠款单》上加盖的”新疆分公司”印文虽经司法鉴定与样本印文不一致，但该《欠款单》是由新疆分公司负责人（经理）浦有林出具提交给我公司的，我公司不知情不存在过错，应具有与新疆分公司加盖”新疆分公司”（样本印文）一样的效力，对新疆分公司及贵州总公司产生约束力。
（三）虽然贵州总公司及新疆分公司提供的5份《送货单》（顾客联）与我公司和新疆分公司签订的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的日期基本吻合，且有红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但结合聚成信公司起诉新疆分公司、贵州总公司买卖合同案的生效判决来看，聚成信公司主张权利的唯一证据就是上述5份《送货单》（顾客联）及与之对应的3份《送货单》（存根），似乎存在聚成信公司、我公司及新疆分公司存在连环购销钢材及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但是，从聚成信公司起诉新疆分公司、贵州总公司的事实、理由及提供主张权利的证据（唯一证据就是上述三份《送货单》）（存根联）看，聚成信公司完全是基于三份《送货单》（存根联）所体现出的事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主张请求权的，并非是基于债权转让的事实而主张请求权，且该案的一二审法院在处理该案时，亦是依据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是依据债权转让的事实来作出实体判决的。因此，新疆分公司与聚成信公司之间因三份《送货单》（存根）而发生的钢材购销行为，与本案涉案《欠款单》涉及的钢材并非系同一合同项下的一笔钢材，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存在我公司与案外人聚成信公司及新疆分公司之间存在连环购销钢材及新疆分公司欠我公司的钢材货款部分受让给聚成信公司的事实。现贵州总公司、新疆分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抗辩理由成立，法院不应采纳。基于上述理由，即使新疆分公司提供的证据证实其已依照聚成信公司起诉新疆分公司、贵州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生效判决支付完毕所有欠款,但并不能表明是否已经清偿完毕本案中红利达公司所主张的1995191.10元钢材款。
综上，红利达公司依据《欠款单》要求贵州总公司清偿1995191.10元钢材款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二审改判一审未支持红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当，请求依法纠正，提出上述再审请求。
贵州总公司辩称，二审改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对红利达公司要求贵州总公司承担1995191.10元钢材款所依据的三份《欠款单》，现发表如下意见：
第一，新疆分公司从未向红利达公司出具过任何如《欠款单》之类的条据。
第二，三份《欠款单》中的”2010年10月15日”《欠款单》因加盖的”新疆分公司”印文经鉴定与样本印文不一致而不具有证明力。
第三，红利达公司提交的三份《欠款单》中的”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和”2009年11月30日”《欠款单》内容一致、仅落款日期不同，新疆分公司发问红利达公司以哪份《欠款单》为准时，红利达公司明确答复是以”2010年10月15日”的《欠款单》为准，表明红利达公司放弃内容相同的其他《欠款单》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
第四，本案中，新疆分公司于2009年9月22日支付过30万元、2010年1月25日新疆分公司支付过6万元以及2010年10月22日，红利达公司仍在给新疆分公司供应钢材价值88255.14元的供货事实发生。上述事实发生后，通常会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确认欠款数额，重新出具《欠款单》，欠款数额亦不会仍是1995191.10元，且会将前面出具的《欠款单》收回；即使不收回或者不予重新结算，也应特别注明前《欠款单》作废或不予重新结算的原因等字样。现三份《欠款单》的出现表明，在重新出具《欠款单》时，并未有前面的《欠款单》作废或者不予重新结算的原因文字内容。即使不予注明前面《欠款单》作废或者不予重新结算原因的文字内容，三份《欠款单》载明的欠款金额1995191.10元及钢材总吨数508吨，也应附有详细结算过程的文字性的说明，或者直接将结算凭证如《送货单》等附后，或者结算人（经办人）签字确认。故，三份《欠款单》本身全都是打印件，存在严重瑕疵，有悖常理逻辑，极大可能涉嫌伪造，其证明力不应得到确认。
（二）红利达公司一审出示的2009年9月10日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系伪造，新疆分公司从未签订过此份合同，亦未发生过该合同项下的钢材买卖，进一步证实红利达公司依据2009年9月10日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工程合同(我公司及新疆分公司认可）和所谓的”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自行计算出总吨数为508吨及总货款为1995191.10元后，以与新疆分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原副经理王某1出庭作证方式予以佐证，伪造所谓的结算假象，为所谓的”《欠款单》”真实性作铺垫。
（三）本案讼争钢材货款与案外人聚成信公司起诉新疆分公司、贵州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案号为水区法院（2010）水民二初字第947号）生效判决确认的钢材货款是同一合同（即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工程合同）项下的钢材货款，并非是红利达公司所主张的尚欠1995191.10元。红利达公司将上述合同下涉及5份送货单的钢材款860180.02元中扣除已付的30万元后，已将剩余的556605.17元转让给实际供货人聚成信公司，现聚成信公司已经通过诉讼方式全部实现红利达公司转让的货款556605.17元（已执行完毕），足以说明新疆分公司已经付清上述合同项下的钢材款，并不存在所谓的《欠款单》上载明的尚欠1995191.10元的事实。
（四）新疆分公司在一、二审及此次再审期间，一再要求红利达公司拿出有新疆分公司签字认可的全部《送货单》来对账。但是，红利达公司总是以双方已结算并出具《欠款单》时，其已经将全部的《送货单》交给了新疆分公司为由，不同意对账。《送货单》是一式两联，《送货单》（存根联）由红利达公司持有，新疆分公司持有《送货单》（顾客联），新疆分公司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持有其《送货单》（存根联）。双方根本就没有依据《送货单》做过最终的对账结算，红利达公司基于伪造的《欠款单》不敢拿出来对账罢了，这才是事实。
综上，红利达公司再审期间并未提供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证据。二审改判正确，应予维持。
新疆分公司述称，同意贵州总公司的答辩意见外认为，如果红利达公司与新疆分公司之间真实发生了接近200万元的钢材买卖，怎么可能没有相应的交付货物的凭证（如送货单等）呢？即使不全，起码也有部分来印证，怎么可能一张都没有呢？明显是在做虚假陈述。《欠款单》缺乏结算凭据证实，不应得到采信。新疆分公司与红利达公司之间仅签订、履行过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即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工程合同）外，不存在签订过所谓的另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即”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及履行过所谓的另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和案外人聚成信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钢材买卖的事实，且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工程合同项下的钢材款已经付清，不存在也没有必要出具所谓的”《欠款单》”。综上，红利达公司依据伪造的《欠款单》主张权利，明显依据不足，二审改判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
红利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判令贵州总公司及新疆分公司支付钢材款1995191.10元及利息372435.67元[按照年息6.4%计算，计算2年11个月（2009年10月20日至2012年9月20日）]。主要事实及理由为：合同约定，2009年9月10日至10月10日（一个月）内，分批向新疆分公司承建的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工程、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供建筑用钢材。双方于2010年10月20日对账后欠款累计1995191.10元，并由新疆分公司出具了《欠款单》予以确认。后经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查明，2009年9月10日，红利达公司与新疆分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两份（即，即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工程合同、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由红利达公司分批向新疆分公司承建的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工程、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供建筑用钢材。合同签订后，红利达公司即向新疆分公司供应建筑用钢材。2009年10月20日，新疆分公司与红利达公司双方对钢材供应情况进行结算，累计所欠钢材款1995191.10元，并由新疆分公司出具《欠款单》（即”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予以确认。该《欠款单》还载明,如2009年10月20日前不能付清货款，应按每吨在合同单价基础上每天每吨上浮5元。
一审庭审中，红利达公司出示一份加盖有”新疆分公司”印文的《欠款单》（即”2010年10月15日”的《欠款单》），内容与”2009年10月20日”的《欠款单》载明的内容相同，仅是出具时间不同，为”2010年10月15日”。新疆分公司当庭对该《欠款单》上加盖的”新疆分公司”印文真实性提出异议，申请司法鉴定。后经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对该《欠款单》上的”新疆分公司”印文进行鉴定后的鉴定意见为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印文。
一审庭审中，红利达公司的证人李某1、李某2、王某2出庭作证，拟证明红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宏曾于2011年、2012年多次找新疆分公司负责人浦有林催要货款的事宜。新疆分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拒绝发表质证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一、红利达公司与新疆分公司签订的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效力性强制规定，属有效合同。新疆分公司与红利达公司经结算截止2009年10月20日累计拖欠钢材款1995191.10元，并有新疆分公司于2009年10月20日出具的《欠款单》（即”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予以确认，足以认定。新疆分公司一审庭审中辩称，新疆分公司已付清上述拖欠的钢材款，因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2009年10月20日之后向红利达公司支付过该《欠款单》上载明的款项而不予采纳。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对此，红利达公司提供了新疆分公司于2010年10月15日出具的《欠款单》和证人李某1、李某2、王某2出庭作证的证言，拟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虽然，”2010年10月15日”《欠款单》上加盖的”新疆分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印文，不具有证明力而不予采信。即红利达公司依据”2010年10月15日”《欠款单》的出具时间来证明红利达公司同意支付而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不能成立。但是，红利达公司提供的证人李某1、李某2、王某2三人证言足以证实，三人曾分别与红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宏一起去找新疆分公司负责人浦有林催要本案钢材款的事实。故，新疆分公司对三人证人证言虽拒绝发表质证意见，但不影响依法采信该证人证言的效力。新疆分公司一审辩称红利达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未付钢材款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新疆分公司向红利达公司2009年10月20日出具《欠款单》时，承诺如在2009年10月20日前不能付清货款，应按每吨在合同价基础上每天每吨上浮5元。根据该《欠款单》约定，双方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新疆分公司未按期付款，应承担相应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故，红利达公司主张按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也未超出新疆分公司在该《欠款单》中的承诺（如逾期付款应按每吨在合同单价基础上每天上浮5元/吨）的范围，应予以支持。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规定，新疆分公司是贵州总公司的非法人机构，属于分公司性质。贵州总公司应当对新疆分公司应当承担的支付拖欠的钢材款及利息的清偿责任，承担直接的清偿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遂判决：一、贵州总公司向红利达公司支付货款1995191.10元；二、贵州总公司向红利达公司支付欠款利息372435.67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6.4%计息，自2009年10月20日至2012年9月20日止共计2年11个月）；三、驳回红利达公司要求新疆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741.01元，由贵州总公司承担；司法鉴定费4000元由红利达公司负担。
贵州总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驳回红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诉讼费及司法鉴定费由红利达公司负担。
事实及理由为：（一）一审案由确定错误，本案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属于买卖合同纠纷。
（二）”2010年10月15日”《欠款单》上加盖的印文因系伪造，一审不予确认该虚假的《欠款单》的证明力，”2009年11月30日”《欠款单》因一审庭审结束后调解阶段提交而过举证期限，一审不予确认该《欠款单》的证明力，均正确。但是对红利达公司在一审期间明确表态是以”2010年10月15日”《欠款单》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将”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一审法院不顾当事人已经放弃的权利，仍然以”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作为裁判的依据予以支持明显依据不足。
（三）”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上既无我分公司负责人（浦有林）签字也无提货人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红利达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我分公司、红利达公司双方均持有的合同、送货单（一式两联，存根联由红利达公司持有，顾客联由我分公司持有）均记载有货物型号、重量、单价，双方负责人的签字。只要红利达公司将持有的送货单（存根联）全部提交法庭，双方予以核对对账，就可以确认该《欠款单》内容的真实性及是否尚欠等事实。新疆分公司付清所有与红利达公司之间的钢材款项，不存在欠付钢材款。
红利达公司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红利达公司为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提供的三名证人出庭作证。首先，三名证人系在一审复庭后出庭作证，已超过法定举证期限；其次，三名证人是红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宏的亲友、发小等，明显具有利害关系，且没有参与催款。故，红利达公司以不能采信的三名证人证言证实诉讼时效中断依据不充分，一审予以采纳不当。
故，基于上述分析，即使红利达公司没有放弃”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也不能得到支持。一审予以支持红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
本院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一、本案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红利达公司与新疆分公司签订的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内容均为红利达公司出卖钢材，新疆分公司支付钢材货款。红利达公司依据《欠款单》要求贵州总公司、新疆分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也是基于上述买卖合同产生的。本案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将本案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错误，予以纠正。
二、”2010年10月15日”《欠款单》能否成为本案定案依据的问题。民事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红利达公司以”2010年10月15日”《欠款单》作为依据起诉。该《欠款单》因加盖的”新疆分公司”印文经鉴定，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印文而不具有证明力。故，红利达公司依据该《欠款单》要求贵州总公司、新疆分公司支付所欠钢材款及利息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三、红利达公司主张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本院二审认为，首先，”2010年10月15日”《欠款单》上的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印文，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其次，民事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红利达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三名证人与红利达公司均存在利害关系，而证言内容也并不能证实红利达公司追索款项就是本案涉及的款项，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红利达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故，红利达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红利达公司于2012年10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
四、二审期间，贵州总公司提交了一份形成时间为2009年10月22日的送货单（顾客联），证明”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并不是最终的结算结果，双方仍有供货履行合同的情形。同时也证明红利达公司与新疆分公司以送货单作为提货依据是双方的交易习惯。现红利达公司不能提供其与新疆分公司之间形成”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所依据的送货单或其他对账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使红利达公司以”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为据主张权利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也因该《欠款单》存在重大瑕疵，且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新疆分公司或者贵州总公司与其对账后形成该《欠款单》。故，红利达公司以《欠款单》为据要求贵州总公司、新疆分公司承担货款及利息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予支持。新疆分公司认可与红利达公司存在买卖钢材事实，认为未予最终结算，红利达公司可以就钢材买卖事实与新疆分公司、贵州总公司另行结算。
综上，本院二审遂判决：一、撤销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乌中民四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红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741.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741.01元，司法鉴定费4000元，共计55482.02元，由红利达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一、本院再审期间，红利达公司提供的证人王某1（新疆分公司原副经理）出庭作证，并向法庭提交一份于2014年6月9日，红利达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时出具的《书面证言》拟证明：1.王某1于2009年3月至2011年4月期间担任新疆分公司副经理。2.红利达公司提交的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都是王某1签署的，其中图木舒克市兵团农六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新疆分公司还押了一张盖有新疆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王某1、浦有林私章的空白转账支票以保证新疆分公司的付款。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签订后，双方在八钢库房、北站哈马山仓库、诚信祥钢材市场库房将价值1995191.1元的508.54吨钢材清点后，由新疆分公司自行组织车辆分批拉运完毕。3.”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是由王某1、新疆分公司经理浦有林、红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宏三人在新疆分公司办公室，由浦有林出具并加盖印章后交给刘永宏的。”2009年10月20日”《欠款单》出具后一直未付款。于2009年11月30日，红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宏又到新建分公司办公室要钱，当时王某1、浦有林也在场。新疆分公司仍然没有钱支付，浦有林再次出具一张《欠款单》，加盖公章后交给刘永宏。王某1后来听说，2010年10月中旬刘永宏又去要账，浦有林还是付不了钱，又出具了一张《欠款单》给刘永宏。从2009年10月开始，刘永宏一直通过电话或者亲自向新疆分公司浦有林催要钢材款，多次往返图木舒克及奎屯两工地催要，有时候也给王某1打电话催要，包括打官司期间也未中断。
贵州总公司及新疆分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王某1与新疆分公司合作期间，因与新疆分公司经理浦有林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多次发生吵架、打架和打官司，现离开后又作为红利达公司的证人出庭作证，属于有利害关系人；第二，王某1在陈述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时，一会说内容全部是由其所写，一会又改口说只是其中的第13-18条由其所写，前后矛盾；第三，王某1在陈述”2009年10月20日”和”2009年11月15日”《欠款单》的形成过程的细节时含糊其辞。综上，王某1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可采性。
本院再审期间，红利达公司还提供一份票号为03800515、加盖有新疆分公司印章及新疆分公司经理浦有林、副经理王某1印章的新疆商业银行的空白转账支票一张，拟与王某1的证言一起证明新疆分公司押上述支票以保证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的履行，说明新疆分公司与其签订的是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而非贵州总公司和新疆分公司辩称的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即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楼工程合同）。新疆分公司与红利达公司经过结算，新疆分公司出具的《欠款单》真实有效。红利达公司依据真实有效的《欠款单》要求贵州总公司支付拖欠的钢材款1995191.10元依据充分。
贵州总公司、新疆分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在一、二期间就一直由红利达公司持有，不属于再审期间的新证据。且该证据仅能表明新疆分公司与红利达公司之间存在因钢材买卖而押的一张支票，并不表明是为哪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所押的支票。基于王某1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证实新疆分公司与红利达公司签订了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更不能证明双方已履行了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故，红利达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与本案讼争的《欠款单》真实性不具有关联性，不应得到采信。
二、新疆分公司在一、二审期间提供了五份顾客栏处填写的是”新疆分公司（全称）”、制单栏处（刘永宏签字）、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处（王某1签字）的填充式制式送货单第二联：（顾客）。从五份送货单详细记载的钢材品种及规格等内容看，2009年9月16日发生三笔业务（总计666124.34元），即①编号为0005387,55.299吨，合计233640.12元；②编号为0005388，52.5吨，合计217164.51元；③编号0005389，51.045吨，合计215319.71元。2009年9月19日发生一笔业务（金额为105800.54元），即④编号为0005390，24.2650吨，合计105800.54元。2009年10月22日发生一笔业务（金额为88255.14元），即⑤编号0005396，合计88255.14元（备注栏备注：奎屯农七师医院项目最后一批钢材）。
新疆分公司认为上述五份送货单（总计860180.02元）所载明的钢材就是新疆分公司与红利达公司所发生的全部钢材业务，即履行《工业品合同》（即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楼工程合同）所发生的全部钢材款项，并未与红利达公司签订、履行过另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即所谓的”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
涉案钢材实际供货人是案外人聚成信公司，聚成信公司供货给红利达公司，红利达公司再转手供给新疆分公司，由新疆分公司直接在聚成信公司提货。上述五份送货单中的2009年9月16日发生的两笔（①55.299吨，金额为233640.12元+②52.5吨，金额为217164.51元）和2009年9月19日发生的一笔（④24.265吨，金额为105800.54元）等业务所对应的三份送货单第一联（存根联）刚好是涉案钢材的实际供货人聚成信公司，作为其起诉贵州总公司、新疆分公司、浦有林支付拖欠钢材款556605.17元的依据，并被法院认定、获得全部支持，且已执行完毕。结合新疆分公司2009年9月22日已付的30万元等事实，首先表明红利达公司将新疆分公司所欠其的货款556605.17元已事实上转让给实际供货人聚成信公司。其次，也表明新疆分公司与红利达公司之间存在的钢材款860180.02元已经付清。即使未付清，也仅是零头，不可能再向红利达公司出具尚欠1995191.10元的《欠款单》。
红利达公司虽对上述五份《送货单》（顾客联》载明的内容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聚成信公司出纳代学芹出具的收条和调取的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2010）水民二初字第947号案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新疆分公司提供的上述五份送货单（顾客联）及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人民法院（2010）水民二初字第947号案中调取的与五份送货单（顾客联）相对应的三份送货单（存根联）均不是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两份）中的送货单。恰好说明，红利达公司与新疆分公司签订、履行《工业品买卖合同》（两份）期间，新疆分公司与聚成信公司之间还存在事实上的钢材买卖关系，并不存在聚成信公司、红利达公司、新疆分公司三方之间存在连环购销钢材，红利达公司基于上述三方关系，将新疆分公司应付给红利达公司的钢材款直接转让给实际供货人聚成信公司的事实。故，本案中讼争的钢材款与新疆分公司与聚成信公司之间事实买卖钢材合同项下的钢材款不是同一批钢材，而是基于红利达公司与新疆分公司单独签订的（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履行完毕并对完账，由新疆分公司出具《欠款单》确认的钢材款，且在对完账后，聚成信公司就将持有的送货单全部交给了新疆分公司。故，即使新疆分公司清偿完毕上述五份《送货单》载明的钢材款，也不是对本案讼争的钢材款的清偿。
三、关于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新疆分公司、贵州总公司对与红利达公司签订、并履行了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医院培训工程合同无异议，不认可签订、履行过”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认为系红利达公司伪造的。新疆分公司对”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中印章真实性不持有异议。再审期间，经对证人（新疆分公司原副经理王某1）询问，其认可”图木舒克市兵团农三师华鹏市场三期工程合同”中部分条文内容及”浦有林”（签名）是其所写。
四、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一、本案再审的主要焦点是红利达公司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即三份《欠款单》的证明力能否得到确认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盖有印章的《欠款单》就是债权凭证，在债务人不持有异议的情况下，其证明力应得到确认。本案中，新疆分公司自始至终否认就钢材款同红利达公司进行了最终结算，亦无可能向红利达公司出具《欠款单》之类的条据。红利达公司提交的三份《欠款单》均是内容相同的打印件。不仅没有负责人（经办人）的签名确认，亦无欠款金额如何演算而来的详细记载。红利达公司未能对三份《欠款单》如何形成、如何取得及欠款金额得出的依据作出合理解释，而作为保管送货单（存根联）一方的红利达公司在欠款单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形下，亦未提供送货单等关键证据予以辅证或补强证明该欠款单内容的真实性。其在再审期间提供的新疆分公司原副经理王某1的证人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予以辅证的情形下，其真实性亦无法确定。故，红利达公司因未能尽到举证义务，依法应依照民事证据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三份《欠款单》所载明的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三份《欠款单》中无论加盖的印章印文与样本印章印文一致与否，均因三份《欠款单》本身记载的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明力亦不予确认。红利达公司依据不予确认证明力的三份《欠款单》主张权利明显依据不足。
二、关于贵州总公司再审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中，红利达公司主张权利依据是三份《欠款单》，贵州总公司及新疆分公司亦是针对三份《欠款单》为依据来作出的诉讼时效抗辩。现本院再审基于查明的事实已认定三份《欠款单》所载明的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确认三份《欠款单》的证明力。故，本院认定红利达公司以三份《欠款单》为据主张权利依据不足，这就使本案在事实上已不具备适用诉讼时效有关法律规定的前提条件。
三、关于二审建议红利达公司与新疆分公司另行结算是否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违反程序的问题。从红利达公司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提供的证据看，均是依据三份《欠款单》主张权利，在整个一、二审期间，亦未变更事实和理由来主张权利。即是说，红利达公司并未依据新的事实和理由来要求法院结算，并依据结算的情况据实作出判决。此时，人民法院不能依据职权来主动进行审查，并作出判决。故，二审法院建议双方可依据双方存在钢材买卖的事实，自行予以结算，并无不当，并未超出红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存在违反法律程序问题。
四、涉案双方虽认可双方签订过《工业品买卖合同》并履行过，但双方对于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是一份还是两份、如何履行及是否清偿完毕均存实质争议。在本案中，红利达公司起诉所依据的唯一证据是三张欠款单，现三份欠款单的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又无其他证据辅证的前提下，对涉案双方之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具体份数的查证与否已不会改变对红利达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不充分的定性。故本院再审期间，不对双方涉及上述事实进行定性认定。
综上，二审法院驳回红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3）新民二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 英 琪
审判员 古丽努尔
审判员 张 斌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郑 斯 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