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民终22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
负责人：杨中，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娟，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凌霄，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
负责人：张群，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星明，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桐，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初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请求：1.依法终止本案审理，待本案刑事案件终结后恢复审理；2.如二审继续审理，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并追加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包头市南郊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农信社）为本案第三人，改判由第三人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责任，并扣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怠于向票据前手发出追索通知期间的票款利息和实际产生的费用（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发出追索通知的时间为2016年4月8日），并承担因此造成义务人的经济损失；3.如本案未发回重审，则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属不法分子涉嫌滥用票据无因性进行票据诈骗，扰乱正常票据流通秩序的典型票据犯罪案件，并已有刑事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案涉票据转贴现合同与刑事侦查案件同属一个事实和法律关系，且案涉合同的签署、履行均需要进行合法性判断，在刑事案件未查明事实和定性前，一审法院推定案涉合同合法有效，显属不当；二、一审法院混淆票据基础关系和票据关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审核标准，致使一审判决建立在未对案涉合同全面审理基础上，属适用法律不当。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主张的是票据合同权利非票据权利，一审判决未全面审核票据合同事实，以票据法替代合同法审理本案不当；三、一审判决包头农信社与恒丰银行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不成立，违反合同法规定。恒丰银行与包头农信社之间的《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由双方诺成生效，无需第三方认可，代理行为的后果由委托人承担。一审法院以票据法对票据代理转贴现的特别规定替代合同法关于委托代理合同生效规定，属于以票据法替代合同法审理本案的结果。依照合同法规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只要证明委托方与代理方达成合意并不违法，其代理关系就成立。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参与并知晓整个票据及票据合同流转过程，并在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向其提交贴现票据后并未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贴现款，而是在其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供票据后再通过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将自己转给包头农信社，该事实证明其明知并确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代理人地位；四、本案票据转贴现合同未实际履行，其票据为无对价转让。从本案票据及资金流转过程来看，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之间不存在真实票据转贴现合同关系和票据转让关系，也不具有实际履行票据合同的行为，因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不具有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票据合同追索权和票据追索权；五、民生银行、宁波银行具有隐瞒合同风险、未履行合同审核义务，并有意套取恒丰银行背书、违法取得票据的过错责任。宁波银行未尽到票据专业审核义务，过错责任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本案事实和证据显示，民生银行、宁波银行、恒丰银行、南粤银行、包头农信社及其前手出票人等在一天之内完成所有操作流程，没有事先合谋和事后配合难以完成。该行为属于以合法票据合同形式掩盖非法票据融资目的的行为，应为无效；六、即使宁波银行具有票据合同权利，应对包头农信社和南粤银行主张权利。恒丰银行受包头农信社委托与南粤银行签署了《商业汇票转贴现合同》，在该合同中南粤银行对案涉票据权利人确认由其承担最终票据责任。因此宁波银行应当向包头农信社和南粤银行主张权利；七、即使宁波银行具有票据权利也应是票据再追索权，一审以票据追索权判决恒丰银行直接承担票据债务不符合票据法规定；八、一审判决恒丰银行承担全部宁波银行的律师费缺乏依据，一审判决仅以宁波银行变更不同律所律师未再主张二次律师费为由，判决恒丰银行按已终止履行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标准支付，不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辩称，一、本案程序合法，不应中止审理或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一）本案不应中止审理。1.恒丰银行的上诉请求应当针对一审判项提出，是否中止审理不是有效的上诉请求；2.根据《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二、三款之规定，不论南粤银行与包头农信社在案涉票据签发和背书转让过程中的签章是否为真，也不论其是否已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均不影响案涉票据本身的真实性和案涉票据在宁波银行与恒丰银行间背书转让的效力；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本案不应中止审理。（二）本案不应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存在票据追索权与合同债权请求权竞合，宁波银行有权选择主张合同债权请求权要求恒丰银行承担合同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恒丰银行系以自身名义与宁波银行签订案涉合同，理应以自身名义对宁波银行承担合同责任。恒丰银行可另案起诉相关责任人。二、本案合同已成立、生效并实际履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根据宁波银行提供的证据显示，即便案涉合同有效力瑕疵，也已通过双方的履行行为予以效力补正。三、案涉票据遭退票、宁波银行受追索系不争事实，宁波银行有权要求恒丰银行承担违约责任。四、恒丰银行所称内容，均不是其承担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一）不论恒丰银行是否有过错，均不能免除宁波银行的违约责任。1.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2.宁波银行对案涉票据已尽形式审查义务；3.根据《票据法》的规定与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约定，恒丰银行对票据的负有瑕疵担保责任。（二）宁波银行付款时间既未违反合同约定，更不影响合同和票据的效力。（三）恒丰银行系适格被告，其要求宁波银行向南粤银行和包头农信社行权没有合同和事实依据。（四）宁波银行的请求权基础为合同债权，恒丰银行所谓一审判决系支持宁波银行票据追索权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五）宁波银行已实际支付律师费，且未向恒丰银行主张更换律师产生的新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恒丰银行的上诉请求。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偿还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商业承兑汇票票款本金人民币2亿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及利息（利息自汇票到期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至该款项全部清偿日止，暂计至2016年4月18日利息为1270万元）；2.判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803000元（以上两项暂计为213503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0日，湖南宝泰丰蔬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丰公司）向长沙正和果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公司）开具六张商业承兑汇票(票号：0010006123672255-0010006123672260)，金额合计6亿元。
2015年6月l1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持有的上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转贴现，汇票票面金额共6亿元，贴现金额585600833.34元，贴现年利率为4.67%。其中，第四条A款第2项约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托收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将按《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追索；第五条B款第1项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严格按照《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业务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核和查询。对贴现的票据信用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对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的贸易背景及相应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全部责任；第五条B款第4项约定：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指定账户，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违反此约定，由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行支付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第六条B款第2项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给宁波银行深圳分行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由此而发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第七条约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其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办理转贴现的每份商业承兑汇票项下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具有追索权，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保证在收到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指定账户。上述合同签订当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将转贴现款585600833.34元支付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将六张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同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又将上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系上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的最后持票人。
2015年12月7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委托承兑人宝泰丰公司的开户行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收款，但宝泰丰公司未于前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即2015年12月10日付款，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六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退票理由为：付款人账户余额为零，无款支付。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遂向前手即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追索。
2016年4月12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了号码为0010006123672255、0010006123672256二张汇票项下的票面金额及相应迟收利息共计212100000元。
2016年4月18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由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代理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票面金额合计两亿元（票面）票据纠纷案件的第一审诉讼。合同第三条第1项约定: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接受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委托，指派廖海山律师、杨正律师为承办律师；第四条约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费80万元。2016年4月18日，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代理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提起本案诉讼。2016年4月21日，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开具了1张金额为8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4月27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向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转账汇款8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以及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是否为涉案合同主体，本案是否应当追加第三人；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是否存在过失，是否导致票据失权；三、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是否应当支付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所主张的票面金额及票据损失；四、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是否应当支付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律师费及公证费。
关于焦点一，双方对于2015年6月11日所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其系代理包头农信社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进而主张应当追加包头农信社为第三人，并由包头农信社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确认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系以自己的名义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相应的合同款项亦转账至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账户，无证据表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签订合同时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告知其代理人的身份，或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明知其代理人身份，且从其所提交的其与包头农信社签订的《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其与包头农信社约定的贴现金额低于其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处获得的贴现金额、利率高于其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约定的利率标准，又未约定代理费用，与代理行为的法律性质不相符，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一审法院认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于2015年6月11日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因本案存在票据追索权与合同债权请求权的竞合，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虽以合同债权请求权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提起诉讼，但基于双方合同标的票据的法律属性，本案应依据合同法和票据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审查。根据合同相对性及票据无因性原理，一审法院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有关追加包头农信社等前手及出票人的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的请求不予准许。
关于焦点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尽到专业银行的应有注意义务，不能识别票据存在问题，并存在“倒打款”的情形，进而主张票据失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票据具有无因性，即票据一经签发，票据关系即与其发生前提的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存废或效力有无的影响。这是保障票据信用和流通功能的现实需要，成为票据理论和立法的基础，被票据实践和各国立法所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也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故出票人宝泰丰公司与收款人正和公司是否存在真实交易，以及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其前手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抗辩事由，均不得对抗其后手。
诚然，为防止不法分子滥用权利，利用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诈骗活动或者扰乱正常的票据流通秩序，平衡出票人、债务人（承兑人）及持票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也作了适当的限制，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支付对价，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后手以不法、恶意或重大过失从直接前手取得的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相对于票据的无因性，上述例外和限制，特别是重大过失的理解和把握应从宽掌握，否则将从根本上影响票据功能的发挥，否定票据制度历史形成的惯例，从而违背现代金融票据业务的发展趋势。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后手未参与前手的实际交易，其对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审查应该也只能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即使事后发现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并非真实也并不必然构成过失。因此，票据法意义上的重大过失，应是侧重于票据本身真实性、记载事项的完整性、背书的连续性和文义规范性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作为从事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理应具有比较专业的知识，熟悉票据贴现的流程及相关规定，对票据的审查较普通持票人应当更为审慎，但本案涉案票据背书连续，形式要件完备，故不能据此认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存在过失而丧失票据权利。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提起本项抗辩时，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事实，即其本身亦为从事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其系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前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背书人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而双方所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五条B款第1项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负有“严格按照《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业务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核和查询。对贴现的票据信用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对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的贸易背景及相应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全部责任”的义务；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应对票据的真伪负注意义务，正如同一个卖假货的人，反过来要求买货人为其自己不能识别假货承担责任，与法理及常理均完全相悖。至于“倒打款”问题，如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所言属实，则涉案票据的全部贴现环节均存在相同情况，各自的责任相同。但即使存在此现象亦不能否定双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更不能导致票据当然失权，故一审法院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此项理由亦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如前所述，双方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合同签订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依约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了转贴现款585600833.34元，依法通过背书持有了涉案汇票，已完全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涉案汇票到期后，因付款人账户余额为零，无款支付退票，导致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后手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向其追索，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了其中两张汇票项下的票面金额及相应迟收利息。根据双方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合同第四条A款第2项约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托收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将按《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追索；第五条B款第4项约定：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指定账户，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违反此约定，由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第七条约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其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办理转贴现的每份商业承兑汇票项下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具有追索权，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保证在收到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指定账户。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就该2张汇票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具有追索权，有权要求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向其支付2张汇票金额2亿元以及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的利息，因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起诉请求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向其支付汇票金额2亿元以及按日万分之五标准支付相应的迟收利息，符合合同约定，亦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票据托收存在一定的在途时间，故一审法院确认涉案汇票迟收利息的起算日应扣除三日的托收在途时间，即从2015年12月14日起开始计算迟收利息。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向原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汇票金额2亿元及相应迟收利息（迟收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5年12月14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应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作为迟收利息的计算标准，与合同约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四，双方合同第六条B款第2项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给宁波银行深圳分行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由此而发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主张为本案诉讼，其已于2016年4月27日向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支付80万元律师费，为此提交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宁波银行网上银行交易凭证予以佐证。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参加开庭的律师非《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所确认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但根据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提交的上述证据及本案诉讼进程中原代理人的参与情况，一审法院确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已支付律师费的事实，虽然，本案审理过程中，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撤换了代理人，但众所周知，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应当支付律师费，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并未就新的代理费用提出主张，且80万元律师费作为整个诉讼阶段的收费标准并未违反相关规定，因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主张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赔偿其律师费80万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且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公证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提交了《公证书》原件及发票复印件，据此可以认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为本案委托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业务的事实。众所周知，公证亦为收费业务，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所主张的公证费3000元未明显不合常理，且在一个标的超过2亿元的案件中为了3000元作假亦与常理不符，故一审法院采信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主张，确认其为本案支出公证费3000元。依据双方合同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对此项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人民币200000000元及迟收利息（从2015年12月14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赔偿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律师费人民币800000元、公证费人民币3000元；三、驳回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提交了以下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恒丰银行关于被票据诈骗的报案函》；2.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给恒丰银行的《立案告知书》；3.尾号为255、256商票的《包头南郊联社关于被票据诈骗的报案材料》、《告知书》；4.尾号为255、256商票的查询（复）书、票据贴现凭证、商票清单；5.宝泰丰公司商票付款承兑行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署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广东南粤银行的信贷业务审批通知书》、授权委托书；6.宝泰丰公司的商票付款承兑行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出具给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7.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8.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229号判决书。第一组证据拟证明本案事实与法律关系与已立案侦查的票据诈骗案属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应移送刑事侦查部门处理或中止审理。第二组证据：1.尾号为255、256商票的查询（复）书、票据贴现凭证、商票清单；2.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收付款清单。第二组证据拟证明即使本案是合同纠纷，也因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票据转贴现合同的签署及履行因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合同约定而无效。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二审时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不论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如何认定，根据《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二、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案涉合同标的即相关票据真实、合法，案涉票据转贴现合同关系与恒丰银行所谓票据诈骗法律关系主体不同、权利义务不同、法律责任不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该组证据既不影响案涉合同的效力，也不影响本案的审理进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二组证据：关于尾号为255、256商票的查询（复）书、票据贴现凭证、商票清单，恒丰银行无法提供该证据原件，故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无法确认。宁波银行与后手如何交易，与本案无关；关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收付款清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宁波银行系先行转贴商票后再支付票款，恰恰证明宁波银行已严格按照案涉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时间，向恒丰银行履行付款义务。宁波银行与案外人的交易与本案无关。
本院二审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与争议的事实，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一并分析。
2017年10月11日，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向本院发出《案件移送商请函》（烟公函[2017]147号），认为本案与该局立案侦查的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票据诈骗案属同一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是票据诈骗案的组成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应将本案移交该局处理。如本院认为本案不符合案件终止条件，则建议中止本案审理，待该局查明上述票据诈骗案事实后再恢复审理。
本院认为，根据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诉讼请求及所根据的理由，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或中止审理；二、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与包头农信社为第三人，并由第三人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责任；三、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是否有权依据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追索案涉汇票本金及利息；四、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是否应当承担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所主张的全部律师费。
（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或中止审理的问题。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主张，本案应当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或中止审理，理由如下：1.本案所涉的票据诈骗犯罪行为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涉票据转贴现合同与刑事案件同属一个事实和法律关系，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本案与本院（2017）粤民初第23号民事判决的案件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完全一致，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已就该第23号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如果继续审理会直接影响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因此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最高人民法院审结后再恢复审理。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部门处理的问题。根据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向本院发出的《案件移送商请函》（烟公函[2017]147号），该局立案侦查的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票据诈骗案，是游训策、戴金斌、杭州磐石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涉嫌策划并利用6张商业承兑汇票诈骗6亿元人民币银行资金，而湛含红及包头农信社、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具体业务承办人，参与违法商票交易结构策划并在违法违规操作下，犯罪分子完成了票据诈骗。本案审理的是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之间的合同纠纷，现并无证据证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与履行案涉合同的行为涉嫌犯罪，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也并未将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列为票据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因此，本案与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票据诈骗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因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对本院（2017）粤民初第23号民事判决进行二审，因此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经审查，该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所规定的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本院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中止本案审理的请求不予准许。
（二）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与包头农信社为第三人，并由第三人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责任的问题。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主张本案应当追加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与包头农信社为第三人，并由第三人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责任，理由是：1.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受包头农信社委托与南粤银行长沙分行签署了《商业汇票转贴现合同》，该合同约定南粤银行对案涉票据权利人承担最终票据责任；2.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包头农信社签订有《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该协议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受包头农信社委托，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自己的名义代理包头农信社办理票据转贴现业务，包头农信社承担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代理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
针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上述主张，本院认为，对于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并非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南粤银行长沙分行签署的《商业汇票转贴现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不受上述合同约束，亦无法依据该合同向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主张权利。对于包头农信社，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没有证据证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曾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告知其与包头农信社之间的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无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包头农信社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否成立，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皆有权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权利。故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认为本案应当追加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与包头农信社为第三人，并由第三人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是否有权依据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追索案涉汇票本金及利息的问题。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主张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无权依据案涉合同向其追索案涉汇票本金及利息，主要理由如下：1.案涉合同以票据合同合法形式掩盖非法融资目的，为无效合同，合同双方均具有过错责任；2.案涉合同未实际履行，案涉汇票为无对价转让，因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不具有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票据合同追索权和票据追索权；3.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尽到合同审核义务，隐瞒合同风险；4.即使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具有票据权利也应是票据再追索权，一审法院应对宁波银行行使再追索权应具备的条件进行审核。
对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上述主张，本院分析如下：1.2015年6月11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该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银行之间通过票据转贴现业务以取得资金融通，获取转贴现收益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合法有效。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该合同系以票据合同合法形式掩盖非法融资目的，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合同签订当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即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了全部转贴现款，款项交付的时间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并依法通过背书持有了案涉汇票，已完全履行了案涉合同相应义务，应当享有合同相应权利。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认为，宁波银行获得全部转贴现票据后并未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或包头农信社支付贴现款，只在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供票据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才支付资金给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继而该款经过宁波银行、恒丰银行转至包头农信社，并据此主张案涉合同未实际履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不享有案涉合同项下权利。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即使本案存在转贴现款“倒打款”的行为，亦属于银行业监管的范畴，并不能当然否认案涉合同的效力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履约行为的有效性；3.案涉合同第五条乙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权利与义务“B.乙方的义务”约定：“1.严格按照《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业务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核和查询，对贴现的票据信用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对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的贸易背景及相应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全部责任。”根据上述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当对案涉汇票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业务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履行合同审核义务，应当承担过错责任，该主张缺乏合同依据；4.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已向其后手、同时也是案涉票据最终持票人的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了案涉汇票项下的票面金额及2015年12月14日至2016年4月12日的迟收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追索人依照前条规定清偿后，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已清偿的全部金额；（二）前项金额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发出通知书的费用。”根据案涉合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关于再追索权的上述规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已取得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行使再追索权的条件。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当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案涉汇票项下票面金额及从2015年12月14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迟收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四）关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是否应当承担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所主张的全部律师费的问题。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主张，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一审中更换了代理律师，但仍然按照已终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标准主张律师代理费用不当。本院认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为证明其已支付所主张的律师费，向法院提交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宁波银行网上银行交易凭证予以证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已支付其所主张的80万元律师费，具有事实依据。尽管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更换了代理律师，但并未就另外的代理费用提出主张，且其所主张的律师费数额也未超出律师费的合理收费标准。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中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未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给宁波银行深圳分行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由此而发生的一切损失，包括律师费在内。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承担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所主张的80万元律师费，具有事实与合同依据，应予维持。本院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9315.00元，由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饶 清
审判员 杨 靖
审判员 肖 薇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