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11民初4386号
原告:王某1，男，196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房山区。
被告:陶某1，女，197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原告王某1与被告陶某1夫妻财产约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被告陶某1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2017年2月11日签订的夫妻财产及债务声明协议。事实和理由：陶某1名下的奥迪汽车系双方婚内共同出资购买，因王某1有摇号资格，为了继续参加摇号而过户到陶某1名下，非陶某1的个人财产。双方恋爱时起王某1的大部分资金就由陶某1保管，婚姻期间家庭大部分收入是王某1做建筑工程所得，以及王某1的网银，都由陶某1掌管，因此家庭大部分资金非陶某1个人独有。2017年1月，王某1开始利用自己研发的专利技术开设公司，陶某1提出新开公司投资较大，可能出现负债进而影响到家庭现有的财产安全，提出签订财产分割协议，把财产放在陶某1名下，于是双方签订了第一个财产分割协议。2017年2月11日，双方因家庭矛盾又发生争吵，陶某1又提出重新签署财产分割协议。王某1为了保持婚姻，迁就了对方，在陶某1打印好的协议上签字。2017年4月，陶某1从王某1的银行账户上划走10万元。同年4月，陶某1向王某1提出离婚，王某1不同意。同年7月，陶某1将房产证、汽车登记证和金银首饰带走，并以修车为名将汽车开走。当月，陶某1向法院起诉离婚。
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夫妻财产及债务声明协议》是陶某1为了达到完全占有家庭财产利用王某1不愿离婚的心理使王某1产生重大误解、欺诈王某1签署的，非王某1的真实意愿。且家庭财产绝大部分是王某1劳动所得，无缘无故被陶某1无偿占有，明显不公。协议中明确写道为稳定婚姻关系并建立彼此信任，但陶某1签完协议后很快提出离婚，致使协议的基础不存在。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被告陶某1辩称，不同意王某1的诉讼请求。原告陈述与事实不符，原告之前有转移财产的嫌疑，所以双方签订《夫妻财产及债务声明协议》。协议是双方协商后共同签订，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原告比我更懂得法律。我身体有病，属于弱势群体，我没法逼着他签。2017年4月转账的10万元是原告通过网银给我的房租，账户密码都是原告自己管理。我起诉离婚系因原告的原因，原告不同意离婚，但实际是为了有时间转移财产。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2008年9月16日，王某1、陶某1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陶某1婚前有一子陶某2，婚后与王某1、陶某1共同生活。
王某1于2013年购买位于房山区××街道×号院×号×单元401号房屋（以下简称401号房屋），房屋所有权登记在王某1名下。2016年9月28日，401号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在陶某1名下（房产证号：京（20**）房山区不动产权第XXXX号）。
2017年2月11日，王某1、陶某1及陶某2签订《夫妻财产及债务声明协议》（一下简称《协议》），约定:“王某1与陶某1均属二婚，各自带有子女。因近期家庭发生一系列经济纠纷及矛盾，丈夫有多处资产表述与实际不符，造成隐瞒资产及产生债务嫌疑，并有已发现的陆续转移至其女王某2名下的30余万元。为稳定婚姻关系并建立彼此信任，先就原已协商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前提下，补充修改如下：一、夫妻各自名下资产归各自所有并有处置权，各自产生债务归各自承担偿还。二、特此声明将陶某1名下房产：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街道×号院×401（××401）房屋所有权赠送与其子陶某2所有，不得以任何借口追回所有权，并在需要过户时积极配合。”王某1、陶某1、陶某2在该协议签字，并按捺手印。协议签订后，双方继续分居生活。王某1在401号房屋居住，陶某1在贵州省生活。2017年4月15日，自王某1在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至陶某1名下账户。2017年7月31日，陶某1诉至本院，要求与王某1离婚。后本院驳回了陶某1离婚的诉讼请求。现双方继续分居生活。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关于陶某1在签约时是否构成欺诈。王某1称《协议》的初衷是为了继续维持婚姻，认为签订《协议》后陶某1会继续与其共同生活，不想陶某1利用了其不愿离婚的心理，签完《协议》即提出离婚，几乎将全部财产都拿走，《协议》明显不公，陶某1构成欺诈。陶某1称签约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没有经济纠纷，能够公平和谐地处理好家庭关系。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也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本院认为，诚信原则是民事法律的最基本原则，其要求当事人应当以善意的、诚实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民法上的欺诈，一般是指故意告之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基于错误判断作出意思表示。虽然双方当事人对签订该协议时的具体情况各执所词，但双方所述内容的方向始终是以维系夫妻感情为终点。故本院判断该协议的合同目的应是维系夫妻感情。因此，如果在签订协议时陶某1即具有离婚的意思而加以隐瞒，足以令对方产生错误判断，由此作出的意思表示是不符合当事人本意的，可以认定为欺诈。
具体到本案中，首先，陶某1在签订该协议后双方继续分居生活，且几个月后即起诉离婚，显然与签订该协议的目的相背离。其次，从内容上看，协议中的财产分配对陶某1更为有利。考虑到签订协议与起诉离婚之间的时间短暂，陶某1未就其签订协议的行为与其起诉离婚的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性进行合理解释，本院难以排除陶某1签订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在离婚时取得财产分割上的优势地位。再次，陶某1称是王某1威胁自己，逼迫自己提出离婚，而王某1不同意离婚是为了争取时间转移财产，此陈述前后相悖，缺乏可信度。再次，从签约后双方的行为来看，王某1向陶某1转账10万元，对维系夫妻感情做出了一定努力，但双方仍处于分居状态，夫妻感情没有缓和迹象，陶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维系夫妻感情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因此，不能排除陶某1在签约时是将离婚作为背景因素认真考虑的。而本案中无其他证据可以表明王某1在签约时认识到这一背景因素。据此，本院认为，陶某1在签约前即具有离婚的意思，为在离婚时取得财产分割的优势地位，将此心态加以隐瞒，诱使王某1作出错误判断，与王某1签订《协议》，此后不久陶某1即提出离婚，引发了王某1的不满，从而直接导致本案争讼。
关于该欺诈行为是否损害了王某1的正当权益。首先，该协议内容涉及车辆、房屋的产权归属。对于家庭来说，车辆、房屋属于家庭主要财产，价值巨大。将车辆约定归陶某1所有、房屋产权赠与陶某1之子陶某2，在合同目的即维系夫妻感情的目的无法达到时，对于王某1来说属于巨大损失。其次，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双方虽然约定401号房屋赠与给陶某1之子陶某2，但401号房屋现由王某1居住使用，且未办理房产变更登记，王某1亦有权在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综合上述理由，本院认定陶某1在签约时具有欺诈行为，涉案协议存在欺诈情形，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王某1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应予支持。另外，双方在财产问题上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避免在濒危的感情上再加深裂痕，不利于矛盾的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王某1与陶某1于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一日签订的《夫妻财产及债务声明协议》。
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冯永良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霍云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