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7101民初1179号原告:常文娣，女，1972年11月17日出生，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逯宁，北京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女，1990年1月8日出生，北京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1号楼23-32层。主要负责人:赵松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娜，女，1978年3月11日出生，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自强，男，1962年4月20日出生，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员。被告：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五层。主要负责人:徐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桂颖，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文娣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国寿公司）、被告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天华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文娣委托诉讼代理人逯宁、张丽，被告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娜、秦自强，被告京都天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桂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文娣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无条件恢复原告商业养老保险权益，并将原告的养老金保险证交还；2.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常文娣于1994年5月加入原北京会计事务所（当时为北京市财政局所属国家事业单位），该单位后改制为京都会计事务所，于2009年更名为京都天华公司，原告于2001年离职。原北京会计事务所于1995年至1997年期间以一次性趸交保费方式，为全体在职员工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处投保了养老金商业团体保险。原告即在被保险人团体名单内。原告离职时，被告告知原告待其工龄满20年时将养老金保险证交给原告。依据被告二离职时的告知，原告在工龄满20年后向被告二要求将上述商业养老保险证交予原告，被被告二无理由拒绝。2015年12月，原告到原承保单位（位于北京朝阳区金台路的被告一的网点）主张被保险人领取养老保险证的权利，但被告知被告二已于2014年12月将原告作为被保险人的商业养老保险退保。早在1999年12月9日，保监会[1999]255号《关于团体投保个人持有保险单归属问题的批复》中答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如单位作为投保人以趸交方式为职工投保个人养老保险金，则职工为被保险人。在个人养老保险中，被保险人应享有对保险单的请求权。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作为债权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根据2005年12月23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关于规范团体保险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5）62号文）第四条的规定，“团体保险……的投保人退保时，保险公司要求投保人提供有效证明表明被保险人知悉退保事宜”。原告从未被告知任何有关退保事宜，也从未同意被告二擅自处理本人的合法养老保险权益，同时也未得到被告一方面任何关于上述商业养老金的退保通知。同期，原告原单位同事等十一人也获悉该养老金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已被被告二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陆续退保。本案中个人养老保险合同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我国《保险法》）之前，不是国家依法强制实行的劳动者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属于商业保险，具有特定的人身专属性，其他人的约定无法对抗商业保险的保险利益归属个人的法律特征。所以，本案中退保的个人养老险费仍属原告所有，原告作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对保险证的请求权，同时享有作为债权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由于二被告擅自处理原告养老保险，使得原告应当获得的劳动福利待遇即合法的养老权益受到侵害，主观上存在损害第三人权益的恶意。因此，原告先期向朝阳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被劳动仲裁委员会告知不符合受理条件而不予受理。后原告以劳动争议（福利待遇）纠纷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一提起诉讼，已被裁定驳回起诉。现原告另以保险合同纠纷依法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无条件恢复原告商业养老保险权益，并将原告的养老金保险证交还，望判如所请。保险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所涉及的保险合同已因退保而终止，1995年7月1日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公司为其员工投保团体养老保险，原告系被保险人之一，并向我公司交纳保险费5636.03元。2011年12月27日投保人即被告二向我公司对本案所涉及保险合同提出退保申请。我公司向其退还涉及12人的保单现金价值。我方认为本案已经因投保人退保而终止。投保人有权对保险合同进行退保处理，依据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是合同的当事人，投保人有权订立保险合同并缴纳保险费，同时有权利对保险合同进行处分包括退保。我公司已经将保单现金价值退还至投保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三）》（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我公司依据投保人的退保情况办理退保符合法律规定。我公司认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退保发生在2011年12月27日，原告应知道退保事实，其主张权利的最晚期限应在2012年12月26日前主张，所以我公司认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我方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保险合同是保险人和投保人可以恢复保险利益，在合同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请求恢复权益。只有在被保险人权利受到侵害或领取不到保险金才有资格申请恢复保险合同。被告二经过多次清算也对外进行公告，其债权债务公告了多次，原告在也未对其债权进行主张，我方认为原告已经放弃了权益。根据《财政部、监察部关于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明确提到国有企业等用公款只能为企业或事业单位在职员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其他都应清退。该文件也下发到我公司，当时也清退了一批保险，我公司的清退是按照要求去做的。被告二单位应属于事业单位。本案是1995年的保险产品，保险人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公司，不是本案被告一，我方也无法恢复该产品。后我公司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更名为现在名称。京都天华公司辩称：一、答辩人是本案所涉及的商业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依法享有保险合同解除权。1、案件事实：答辩人的前身是北京会计师事务所。该事务所届时任职的主任会计师和副主任会计师等相关负责人经讨论决定，为奖励能够坚持在事务所工作至退休的在职员工，分别于1995年7月5日和1997年11月24日分两次向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趸交保险费，为当时事务所的在职员工投保商业养老保险，并制定《关于我所为在职员工办理的商业养老保险发放的规定》（以下简称《发放规定》）作为该商业养老保险的发放标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依照届时适用的法律为北京市会计师事务所办理了投保手续，北京市会计师事务所为投保人。截至2011年，经答辩人内部审核，已不存在能够满足原北京市会计师事务所制定的“发放规定”所述条件的在职员工。因答辩人处在清算阶段，决定将该商业养老保险退保，以便将退保获得的款项用于职工安置工作。2011年11月，答辩人向国寿公司递交了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书。经办理退保手续后，于2014年12月16日收到国寿公司退还的保费金额人民币1150075.93元。2、答辩人作为投保人享有保险合同解除权：我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据此投保人享有保险合同的解除权。该法第二条和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依法并不享有保险合同的解除权。《保险法》除第三十五条外，对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是唯一的、强制性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享有任意解除保险合同的法定权利。这是法律赋予保险合同投保人的一项特权。二、适用于本案的法律、法规未赋予被保险人对投保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的相关否决权。我国《保险法》以及《司法解释（三）》并未赋予保险受益人对投保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的否决权。原告在起诉书中引用的《关于规范团体保险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5）62号文）仅属于部门规章，其内容规定也只给予被保险人在投保人退保时享有知情权，并未规定投保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时被保险人享有否决权。由此，根据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投保人有权依法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而不受被保险人的掣肘。三、本案原告无权要求恢复已解除的保险合同，也无权就已经解除的保险合同主张保险权益。答辩人经访问北京市会计师事务所原主任会计师方滨先生得知，北京市会计师事务所当时的主任会计师、副主任会计师等负责人从决定投保之初，到与保险公司办理投保事宜，直至投保完成后，均未在事务所内部通报投保事宜，也未以任何方式向当时事务所其他在职人员告知投保事宜。此事实有方滨先生亲自签署的证人证言为证。原告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本案所涉商业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并非自始知晓并同意保险权益的设立。原告虽然在起诉书中提及其知晓，但从未提出合法有效证据加以证明。答辩人投保后，按照内部制定的发放规则，对在职员工是否符合发放标准始终进行严格审核，直至经核查确定已不存在符合发放条件的在职员工之后，答辩人才做出解除保险合同的决定。答辩人解除保险合同时已尽了谨慎义务，不存在随意处置保险利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原理，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时，无须征求第三人同意。但是，一旦第三人作出了接受合同赋予的利益的意思表示，不得解除或变更合同内容。依照上述法律原理，本案主要事实是：（1）答辩人作为投保人一次性趸交了全部保费，已经履行合同义务；（2）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订立当时和订立之后均没有被告知，也没有作出同意投保、接受保险利益的意思表示。原告不存在阻止保险合同解除的法理或法定权利。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的主要权利包括：（1）决定保险合同或保险单的转让或质押；（2）指定与变更受益人；（3）主张将保险金收益权从受益人处复归被保险人的权利。除上述权利外，法律并未赋予被保险人对投保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可否行使以及解除是否有效的选择权或否决权，即保险合同的解除并不需要被保险人同意才能生效。对于已经解除的保险合同，原告无权要求恢复，也无依据再享有保险利益。综上所述，原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投保商业保险并制定内部规定，明确为在职员工设立附条件特定奖励，相关商业养老保险的任何信息从未在事务所内部进行通告。答辩人作为投保人，依法享有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的权利。原告依法无权对保险合同的解除进行选择或否决，也无依据主张恢复已经解除的保险合同，要求享有已经不存在的保险利益。我方认为根据本案商业保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规，保险法给予了投保人相应的保险合同解除权，没有赋予被保险人关于保险的选择权。对于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到的规定，也是在退保时对被保险人享有的知情权，被保险人并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所以我方认为解除保险合同是合法的。经审理查明：1995年7月5日，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公司投保商业养老保险。投保单载明起保日期为1995年7月1日，被保险人为53人，参保人员以被保险人名单为准。投保人趸交保费1034481.81元，被保险人名单显示女性被保险人年满55周岁时、男性被保险人年满60周岁时可月领保险金1000元。本案原告常文娣为涉案保单被保险人之一，投保时原告为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在职员工，投保人在该被保险人项下趸交保费6947.34元。原告于1994年5月进入该单位工作、2001年离职。据原告陈述，北京会计师事务所系当时北京市财政局所属国家事业单位，经一系列改制后，更名为京都天华公司。原保险人经一些列改制后，涉案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由国寿公司承接。2011年12月27日，京都天华公司向国寿公司申请解除涉案保险合同，并向国寿公司出具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被保险人已经离职且不符合投保人制定的养老保险发放标准，故向国寿公司申请退保，被保险人已经知悉此事，产生法律纠纷由投保人承担。国寿公司据此解除保险合同，并向京都天华公司返还被保险人常文娣的保单现金价值18076.98元。2016年4月5日，包括本案被保险人常文娣在内的12人，向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保监局）投诉。北京保监局《咨询事项答复书》（京保监询【2016】4号）中载明：“我局在京保监诉【2016】00296号投诉案件调查中发现，国寿北分公司在2011年办理团体保险退保时存在未要求投保人提供有效证明表明被保险人知悉退保行为的行为。该行为违反了《关于规范团体保险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5】62号，以下简称《通知》）的有关规定。该《通知》对上述违规行为无相应罚则，且已于2015年1月29日废止，同时实施了《关于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5】14号，以下简称新《通知》）。新《通知》中未对是否应要求团体保险投保人提供有效证明表明被保险人知悉退保事宜提出明确要求。为此，我局针对投诉中发现的问题约谈国寿北分公司并提出明确要求，责令该公司进一步规范团体保险业务经营行为，严格执行新《通知》要求……”被告京都天华公司提交《关于我所为在职员工办理的商业养老保险发放的规定》载明：“我所为在职员工办理的商业保险，已具体落实到每一个职工名下，并已一次性将保险费付清。我所员工将在女年满55周岁、男年满60周岁退休时到保险公司每月领取养老金1000元。经研究决定，符合进所五年、工龄二十年条件的可以发给养老保险证。”出具日期为1997年5月11日，落款处分别有方滨、陈纪刚、张桂琴的同意批复。经询，方滨当时为北京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陈纪刚、张桂琴当时为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国寿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但原告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认为有在该单位工作未满五年的已经领取了保险证。庭审中经法庭询问，原告表示如果可以恢复合同效力，应当由京都天华公司向国寿公司返还现金价值，原告不愿支付相应的现金价值。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两份民事裁定书、养老金保险集体投保单、交费清单、被保险人名单、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书（个人）、投诉函、保险消费者投诉告知书、保险消费者投诉办理情况告知书、咨询事项答复书，被告京都天华公司提交的《发放规定》、被保险人的入职及离职信息、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书、中国银行北京建国门外支行进账单，被告国寿公司提交的个人保单信息查询（打印件）、《财政部、监察部关于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商业养老保险合同订立时系投保人与保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国寿公司对原告起诉提出时效抗辩，原告表示其2015年去保险公司网点询问时方知，涉案保险退保事宜。被告国寿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在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之前已经获悉退保事宜，故本院对国寿公司时效抗辩不予采纳。经过法庭审理，本案争议焦点可归纳为：涉案保险合同效力是否应当予以恢复。我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的除外。庭审中，原告主张涉案保险合同为利他合同，二被告在办理退保的过程中存在共同的过错和恶意，故解除行为无效，应当无条件恢复合同。本院认为，我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赋予了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除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五条外，投保人行使解除权不存在阻却事由，且并未就利他保险作出任何例外规定。《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但书”之前的部分再次强调了“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理由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司法解释（三）》对于投保人任意解除权的规定是与立法一致的。被告国寿公司在收到投保人京都天华公司关于要求解除合同并声明已经通知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材料后，办理合同解除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已经合法解除。《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但书”之后的部分赋予了被保险人、受益人可以概括受让保险合同的情形，即被保险人、受益人通过向投保人支付等同于现金价值的金额并通知保险人的，可以获得变更投保人的机会，此时保险合同的效力得以延续。在本案中，虽然涉案保险合同已经解除多年，但为寻求原告受让合同机会之最大可能，在庭审中法庭询问如果可以恢复合同效力，原告是否愿意支付相当于已退保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原告明确该笔费用应当由被告京都天华公司予以支付。基于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原告在已经知悉京都天华公司行使解除权后，也并不愿支付相当保单现金价值的款项，抛开保险人观点暂且不论，仅从这一点看，本案也无从适用“但书”之任何余地。此外，北京会计师事务所辩解投保此份保险是为在职员工设立的附条件的奖励，该奖励与员工对单位的忠诚度密不可分。退保时原告已经离开单位多年，按在职员工同等待遇发放商业养老保险金与用人单位的投保初衷相违背，具有可信度。但其主张解除时已通知原告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同时，原告主张其离职时，单位向其承诺满二十年后交付保险证，因未提交证据，本院亦不予认定。就本案而言本院认为用人单位退保系其行使保险法规定权利的自主行为，单就退保行为本身而言，不应当予以干预。综上，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已经解除，不能恢复。至于投保人在退保时未能通知被保险人，在合同解除时被保险人无从得知其已经具备概括受让保险合同的机会，也不能继续享有被保险人应有之权益，被告京都天华公司的行为有不利他人之处。对被保险人产生的影响，属于用人单位与离职员工之间的问题，本案不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常文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常文娣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邢富顺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刘 邢书 记 员 刘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