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民终22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菊英，女，1962年1月8日生，汉族，住海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国强工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启东市。
法定代表人：邹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一，江苏正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益鸣，江苏正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菊英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国强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强公司）社会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7）苏0681民初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菊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其申请仲裁超过时效错误。其与国强公司2014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务合同》体现的非平等主体法律关系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工种、工作时间均由国强公司指定，必须遵守国强公司制定的劳动纪律和企业规章制度，且其与国强公司其他职工同样享受福利待遇等，完全符合劳动合同的特征和性质，名为劳务合同实为劳动合同。该《劳务合同》系格式合同，是国强公司为了反复使用所制作，且完全体现国强公司单方强势和优势意志，订立该劳务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免除其劳动法义务，排除劳动者应享有的权利，应当认定无效。国强公司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至今未办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其更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和退休金。其与国强公司订立劳务合同后的用工关系应当认定为劳动合同关系而非劳务合同关系，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自其到国强公司工作直至2016年6月30日处于连续状态，时效应自2016年6月30日开始计算，其未超过仲裁时效。
国强公司辩称：双方签署劳务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法律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公司据此在周菊英达到退休年龄后，为明确双方关系与其签订劳务合同，并在合同中载明双方系因周菊英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主体资格而签署，合同中也多次提及双方属劳务关系。签署劳务合同时国强公司并未强迫、威胁周菊英，也不存在其不签即面临失业的被迫情形，实际上公司就有数名员工不愿签劳务合同，也没有因此失业。在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用人单位无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本地实践中也无法为其缴纳。故劳务合同内容不存在逃避社保义务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无效情形。双方签订劳务合同即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仲裁时效应自此时开始计算一年，周菊英于2016年12月29日才提起仲裁，已经超过时效。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菊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国强公司赔偿其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损失28132.50元、医疗保险待遇损失15000元。诉讼过程中，周菊英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国强公司赔偿其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损失28710元、医疗保险待遇损失18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2日，周菊英到国强公司工作。2012年1月8日，周菊英年满五十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2014年1月1日，周菊英、国强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1日，周菊英、国强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6年2月4日国强公司告知周菊英次日起就不用再来上班了。周菊英在国强公司工作期间，国强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周菊英也未自行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在2014年1月1日前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且是一年一签。
2016年12月19日，周菊英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国强公司赔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该委于2016年12月27日以周菊英已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且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一年后提出申请，仲裁请求事项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处理范围为由，作出启劳人仲不字[2017]第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周菊英不服该通知书，诉至法院。
一审审理中，法院依职权前往启东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进行调查，该单位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周菊英未在启东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缴纳养老保险费；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非启东户籍，故现无法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的实质是对当事人不及时行使权利的限制，督促其在合理的期限内寻求司法救济。如果权利人在仲裁时效内不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且义务人提出了仲裁时效抗辩，权利人将会丧失胜诉权。本案中，国强公司抗辩周菊英于2016年12月19日提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周菊英诉请是否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三）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对于因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主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养老保险待遇损失赔偿的，仲裁时效自达到退休年龄之日起开始计算；达到退休年龄后仍继续用工的，则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中，周菊英至国强公司工作时未达到退休年龄，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在周菊英达到退休年龄后继续用工，但双方于2014年1月1日签订了《劳务合同》，该时间应视为双方实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周菊英应于2015年1月1日前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但其于2016年12月19日才提起仲裁，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
综上所述，周菊英诉请养老保险待遇损失，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国强公司对此提出抗辩且抗辩事由成立，周菊英该项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周菊英主张国强公司赔偿其医疗保险待遇损失，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周菊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周菊英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菊英要求国强公司赔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般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主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赔偿的，仲裁时效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日起开始计算；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继续用工的，应当自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周菊英于2012年1月8日年满五十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国强公司对其仍继续用工。2014年1月1日，国强公司与周菊英重新签订《劳务合同》一份，该劳务合同首部写明签订事由，系鉴于周菊英为离退休人员不具备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根据相关法律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故该劳务合同的订立应当认定为双方解除原有劳动关系、建立新的劳务关系，自此，周菊英若主张相应养老保险待遇及医疗保险待遇损失的一年仲裁时效开始计算，其至迟应当在2015年1月1日前主张相应权利，但其于2016年12月19日才向启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无法律规定的时效中断中止情况下，一审因此认定周菊英要求国强公司赔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周菊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烨
审判员 钱泊霖
审判员 王吉美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陆媛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