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一法民一初字第2657号
原告：贺建平，男，197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
委托代理人：曾茜茜、朱志强，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伟文，男，197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中山市东区，
委托代理人：陈继虎、刘子龙，分别系广东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原告贺建平诉被告邓伟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3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文辉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建平委托代理人曾茜茜、朱志强，被告邓伟文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继虎、刘子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贺建平诉称：2013年4月1日，原、被告及晁志法签订合伙合同，约定：邓伟文、贺建平、晁志法合伙投资200万元创办中山市宜高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高公司），原告投资现金60万元，占公司股份30%，同时约定“本合同自订立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开始营业”。原告分别于2013年6月20日、6月26日及6月28日向被告汇款40万元、10万元、10万元。然而，被告没有将合伙合同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仅以晁志法为法定代表人成立了注册资本为5万元的宜高公司，且原告非该公司的股东。原告认为，三方签订的合伙合同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尚未生效，且原告非宜高公司的股东，被告应向原告返还60万元的投资款。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6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6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及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1.合伙合同；2.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广东农村信用社客户回单、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3.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2份；4.委托书。
被告邓伟文辩称：1.涉案合伙合同所附之“合同生效条件”已被当事各方的实际履行行为变更，合伙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当事人应履行合伙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合同未经解除或终止前各方均无权请求返还投资款。合伙合同并非法律规定的必须经工商机关批准方可生效的合同，尽管合同约定“报工商机关批准后生效”，但当事各方已通过合同约定的履行“实际出资”、“创立宜高公司”“执行公司经营管理事务”等一系列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原告已实际取得股东资格，且在长达一年多的实际履行过程中三方均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合伙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当事人应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无权请求返还投资款。2.即便如原告所主张，合伙合同未生效，但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并产生一系列法律后果，各方不应以合同所附条件未实际执行而否定合同效力。当事各方应本着诚实原则办理工商审批使合同生效，而非按合同无效的规则进行互相返还。此外，原告已实际取得股东身份，即便合同未生效，当事各方的合伙关系也客观存在，被告仍负有交付出资款的义务。3.当事各方已实际出资并履行了宜高公司股东的实质权利义务，取得了股东身份。股东资格不以合伙合同是否有效及是否进行工商登记为唯一标准，应结合是否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是否实际出资、是否取得股东权利义务等进行综合判断。当事各方以签署合伙合同的方式表示愿意成为公司股东，以实际出资、参与经营管理等方式了履行该合同，无论该合同生效与否，各方均已取得股东资格。工商登记之于股东身份只是证权效力而非设权效力，即便股东姓名未见于工商机关登记亦不应以此否定股东资格。本案当事各方已互相在对方的出资证明上签名确认彼此股东身份及股权比例。原告在宜高公司设立后，大量在财务月结算总报表、公司管理决策文件、客户订单、客户联系函、公司内部费用报销单上签名，实际参与了宜高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监督等全部公司经营事宜，充分反映其是宜高公司的合法股东。4.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款项不具有返还义务，被告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主张返还的出资款，经原告签名确认的宜高公司财务月结算总报表显示，已实际注入宜高公司，并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原告的出资款汇入被告的个人账户，是根据当事各方的共同委托代管公司资金，而非取得涉案资金的所有权。公司经营期间，该银行卡一直由公司出纳人员保管，专户、专款用于公司经营。因此，涉案款项一经转入被告账户便已成为公司资产，被告未取得涉案款项所有权，不具备返还义务的前提和基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涉案款项系原告对宜高公司的出资，原告即便认为不是宜高公司股东，也应向宜高公司主张返还出资款。
此外，被告称：1.关于公司注册资金及登记股东事实。本案合伙合同于2013年6月签订，日期倒签为2013年4月1日，原因在于：宜高公司最初由被告、郭伟照、晁志法三人发起设立，并约定分别持有股份60%、30%、10%，但因投资总额尚未确定，各方决定以晁志法为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5万元（由被告垫支）向工商机关办理注册登记，以便公司顺利开展经营。公司正式领取营业执照前，各方商定投资总额200万元，但郭伟照因个人原因不参与投资并退出，后本案原告加入合伙并出资60万元取代郭伟照成为实际股东。公司营业第一年，由被告负责管理公司事务，原告及晁志法负责监督。2014年4月开始由原告全面接管公司日常经营，被告及晁志法进行监督。由始至终，各方均未就公司登记股东问题发生任何争议。因此，被告签订合同后并非不按合同约定履行登记义务、收到投资款后不足额用于公司注册等。2.原告从未就其股东身份的真实性提出过异议。2013年6月原告进入公司后的一年多里，未曾就股东身份登记问题向其他两股东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请求，特别是2014年4月原告全面接管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务后，如认为合伙合同效力有争议，完全可以提出请求并办理股东登记的全部事宜。因此，原告明知且认可合伙合同生效的条件已被各方实际履行加以变更。3.原告全面接管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后，因与晁志法发生严重分歧，使公司经营陷入困境，经被告劝导后双方矛盾未缓和。2014年8月原告一走了之，不履行其生产管理职责。至2014年9月，公司已拖欠厂房租金、供应商货款、员工工资等逾200万元，被告通知原告商讨支付员工工资及各方债务，原告置若罔闻。后被告垫付工人工资后，与晁志法商讨变卖公司资产的方式清偿供应商货款。原告得知被告已处理欠款后，向法院主张合同未生效，已实施的入股行为不算数，借此要求返还出资款，是罔顾事实、不讲诚信、推脱责任。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就其辩解以及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合伙合同；2.出资证明书；3.宜高公司2013年4月至7月财务月结算报表及收入支出明细表；4.宜高公司人事构架说明1份、宜高木皮产品销售激励政策2份；5.中山市质监站检验单；6.宜高公司部分送货单及费用报销单14份；7.汇款凭证3份。
经审理查明：被告邓伟文、案外人晁志法、原告贺建平签订了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1日的合伙合同，约定：邓伟文委托冯仕洪代为持股（代理人）并办理相关手续，实际持股人和股东为邓伟文；邓伟文、晁志法、贺建平共同投资并创办宜高公司，经营家具生产、销售，合伙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至2063年4月30日；邓伟文、晁志法、贺建平分别以现金出资120万元、20万元、60万元，分别占总股份60%、10%、30%，各合伙人的出资于2013年6月30日前交齐；合伙出资共计200万元，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公用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出资仍归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人的股份为依据，按比例承担；推选邓伟文为首任董事长，任期一年，其权限为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对合伙企业进行日常管理、出售合伙产品（货物）、购进常用货物、支付合伙债务；公司初期管理职务为邓伟文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晁志法为公司生产负责人；管理机构成立后，具体（特别是前期）工作由总经理直接策划安排；按计划期内股份应出资资金余款全部到位，集中为公司运作资金，并签订临时协议及出资证明，同时签订公司内部约束协议；合同自签订并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开始营业；董事会推举晁志法为公司法人代表；合同还约定其他内容。
同日，经由邓伟文、晁志法、贺建平签署出资证明书，并于“全体股东签名确认处”签名，确认邓伟文作为股东在2013年4月1日缴纳出资120万元。合同签订后，贺建平于2013年6月20日、26日、28日分别向邓伟文名下的银行账户转款40万元、10万元、10万元，合共60万元。
2013年6月24日，宜高公司向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中山工商局）办理了登记手续，正式成立。其企业机读档案显示，宜高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晁志法，工商登记的投资者名称为冯仕洪、郭伟照、晁志法，认缴出资额分别为3万元、1.5万元、0.5万元，比例分别为60%、30%、10%。贺建平认为，合伙合同未按约定向中山工商局办理登记手续，且其不是宜高公司的股东，遂诉至本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
另查：宜高公司制作的2013年4月、5月、6月、7月的财务月结算总报表，均由宜高公司盖章，邓伟文、晁志法、贺建平签字确认。其中2013年4月的报表于收入金额一栏显示，邓伟文、贺建平、晁志法的投资款分别为120万元、60万元、10万元。邓伟文、贺建平均对上述报表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
又查：2014年1月至3月，在宜高公司的费用报销单及现金支出证明单上，贺建平于领导审批栏签名，签发的内容涉及物品采购、工资发放、员工餐费、收货及退货费用、装车费等。同年2月至6月，贺建平分别签发了关于宜高公司的人事架构说明、关于宜高木皮产品销售激励政策、通知等三项文件。同年4月至8月，贺建平作为批准人，对宜高公司送货单送货及收款情况进行签名确认。2014年2月28日的收款收据上，贺建平对案外人周兆明借支20万元进行签名确认。同年6月11日，贺建平在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宜高公司进行不定期监查复查时，作为受检单位的代表在中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产品质量检验抽样单上签名确认抽样事实。对于上述文件，贺建平确认其签名的真实性，但表示其是以宜高公司销售总监的身份而非股东的身份签名。邓伟文认为，贺建平在宜高公司的职位没有明确定位，其在上述单据上是以股东身份签名。
庭审中，贺建平称2014年9月份才知道宜高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没有其名字。邓伟文称，宜高公司因资不抵债，已于2014年9月份全面停产，所有资产已处置并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贺建平确认宜高公司资产已于2014年9月处置完毕。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原告贺建平与被告邓伟文、案外人晁志法签订的合伙合同系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合伙合同是否生效、贺建平是否为宜高公司股东及其诉求应否支持问题。
关于合伙合同是否生效问题。根据合同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的规定，本案的合伙合同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这一条件成就时方才生效。但在合同签订后，合同各方当事人包括贺建平均已按照合同约定足额缴纳了出资款、登记注册成立了宜高公司，并着手公司的经营管理，即合同已被各方当事人全面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合伙合同各方实际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应视为已经通过协商变更了合同生效条款。因此，本案的合伙合同已经生效。
关于贺建平是否为宜高公司股东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及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身份应根据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是否载于股东名册或经工商登记、是否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及经营管理、是否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等综合认定。实际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重要的义务，也是认定股东身份的重要依据。贺建平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缴纳了对宜高公司60万元的出资款，该事实有银行汇款回执予以证实，且得到了宜高公司另两位股东邓伟文、晁志法的确认。尽管贺建平认为其出资款汇入邓伟文的个人银行账户，并未作为宜高公司的资产。但在合伙合同三方签名确认的宜高公司2013年4月的财务月结算总报表中，三方的投资款均已计入宜高公司收入，表明所有出资款已列作宜高公司的资产。同时，该报表经宜高公司盖章，亦可视为宜高公司对贺建平作为股东出资的确认。因此，贺建平履行了对宜高公司的出资义务，已实际取得宜高公司的股东资格。
贺建平认为其股东资格没有经工商登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股东出资后，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并不影响股东资格的取得，而是不进行工商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工商登记只是对股东身份的确认，并非创设股东资格，也不能取代股东资格本身。实际上，在宜高公司核准成立后，贺建平不知道也不查询公司股东登记的情况下，就支付了两笔合共20万元的投资款，不符合常理。在贺建平参与宜高公司的管理后，即便其只担任销售总监，也可以随时获悉公司股东登记情况并做相应变更，却待2014年9月宜高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才提出自己不是宜高公司股东，亦存在不合理之处。
此外，宜高公司经营期间，贺建平签署了大量宜高公司的重要文件资料，包括宜高公司的财务月结算总报表、人事架构说明、出资证明书、费用报销单、送货单等。贺建平认为其是以销售总监的身份签署上述文件，但上述文件的内容除了销售外，还涉及对宜高公司财务的监管、组织架构的设立、人事任命等各个方面，显然是行使作为公司股东才享有的经营决策及管理的权利。综上，贺建平已实际取得宜高公司的股东身份，并且实际行使了作为股东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由于贺建平已实际取得宜高公司的股东身份，其主张返还投资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贺建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220元，减半收取51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贺建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文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姚 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