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常民终字第14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市戴埠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扈军华，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翁昊俊，江苏翁昊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金保，男，汉族，1963年5月16日生。
委托代理人马国平，江苏立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江苏鑫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卓卓，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溧阳市戴埠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戴埠镇政府）与被上诉人夏金保、原审被告江苏鑫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瑞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溧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溧民初字第172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戴埠镇政府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夏金保诉称，2007年，本人以溧阳市戴埠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参加溧张路道板工程招标，中标后于2007年9月25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除约定相关工程权利义务外，明确夏金保为项目经理，工程价款为1308398元。自合同签订，夏金保与鑫瑞公司口头约定该工程由夏金保个人承包，上交鑫瑞公司承包费15万元整。其后，夏金保及时组织人力、物力进行了施工，该工程于2008年竣工。由于鑫瑞公司、戴埠镇政府均知道该工程实际是由夏金保承包，故开工后，工程款均有夏金保直接支取，但其中有三笔款是戴埠镇政府分管领导赵国新拿的。赵国新在这三次拿款中，采取阴谋隐瞒手段，造成夏金保未拿到15万元工程款。2009年11月25日，鑫瑞公司开具15万元的发票从戴埠镇政府结走了承包费。2010年2月上旬，夏金保在催要工程款时，赵国新告知夏金保没有工程款可以结了。夏金保立即去财政所查询了取款记录，发现2009年1月16日的借条，镇长是1月22日签的字，1月23日被人取走了15万元。该支票的存根联上无签字，银行也不肯提供取款人资料。夏金保在向有关领导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于2010年3月18日向检察院写了控告信，检察院于2010年5月28日以没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为由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综上，夏金保在工程完工后确实没有收到这15万元，鑫瑞公司在夏金保工程完工后按约履行了付款义务，戴埠镇政府在自己开具的现金支票反面背书，自己却不知道该款项被谁取走，应该自负此责。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鑫瑞公司支付工程款15万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36900元，戴埠镇政府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诉讼费由鑫瑞公司、戴埠镇政府承担。
鑫瑞公司辩称，1.涉案工程合同是由戴埠镇政府直接发包给夏金保的，夏金保借用鑫瑞公司的名义与镇政府签订施工合同。2.夏金保的诉讼请求与鑫瑞公司没有关系，夏金保要求鑫瑞公司支付工程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夏金保与戴埠镇政府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工程款汇入鑫瑞公司指定账户，而是由镇政府直接与夏金保进行工程款结算的，按照合同约定，鑫瑞公司不应承担责任。鑫瑞公司收到的15万元工程款，除了替夏金保支付所开具发票应承担的税费及必要的管理费外，余款全部以工资形式结算给了夏金保。综上，夏金保请求鑫瑞公司承担工程款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戴埠镇政府辩称，夏金保所诉2009年1月23日的15万元现金支票没拿到不是事实，赵国新已将支票交付给夏金保，夏金保已经领取了该15万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9月25日，夏金保借用鑫瑞公司（即原溧阳市戴埠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2010年5月19日核准变更名称）资质，与戴埠镇政府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将溧张路道板工程发包给了鑫瑞公司，合同价款为固定价1308398元，工程款支付方式和时间约定为“双方协商”，合同补充条款约定，工程款必须全额汇至承包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账户或其法定代表人指定的账户，否则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2009年1月16日，夏金保书写金额15万元的借条一张，由赵国新作为证明人签字，张云逸于2009年1月22日批示“同意预付工程款”。2009年1月23日，戴埠镇财政所作为出票人，出具金额为15万元的现金支票一张，付款人为江苏溧阳农村合作银行戴埠支行。该支票存根联中无任何人签名。同日，付款人付款。支票背面领款人签章栏分别为“溧阳市戴埠镇财政所财务专用章”的公章和“许斌”的名章。江苏溧阳农村合作银行戴埠支行的一张《大额现金支取登记审批表》载明，提现人姓名夏金保，提现人证件名称及身份证号为320423196305162413，批准日期为2009年1月23日，现金用途工资，金额530117元，经办人包菡。该审批表上注明，除审核审批事项外均应由提现人填写。
夏金保提供由溧阳市天骄化工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盖章确认的支领款凭证复印件一份，该凭证载明，2009年1月23日，夏金保领取工程款7万元。另外，夏金保提交结算合约书复印件一份，称该结算书仅有一份原件，结算单落款时间为“09.1.23”，并申请史某出庭作证，史某作证时陈述，上述支领款凭证和合约书均在溧阳市天骄化工设备有限公司保存，其为该公司会计，未参与结算，但支款是其经办的，相关凭证一直由其保管，其提供了其保管的结算合约书原件。经核对，证人提供的合约书与夏金保提供的合约书复印件不完全一致，其中的落款时间书写为“2009.1.23”。
2009年11月25日，鑫瑞公司给戴埠镇政府开具涉案工程的15万元工程款发票一张；2010年2月5日，鑫瑞公司给戴埠镇政府开具涉案工程的1158398元工程款发票一张，上述发票已交付给戴埠镇政府。2009年11月25日，夏金保在鑫瑞公司保管的《政府溧张公路道板项目部预收工程款费用汇总清单》上签字，其中第一项为“开票金额：150000.00”；2010年2月5日，夏金保在鑫瑞公司保管的《政府溧张公路道板项目部预收工程款费用汇总清单》上签字，其中第一项为“开票金额：1158398.00”。
因夏金保控告赵国新涉嫌侵占其15万工程款一案，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5月28日作出不立案通知书（溧检控申不立（2010）1号）。
2010年2、3月份，溧阳市人民检察院向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在接受调查时，赵国新陈述，其为戴埠镇纪委书记，同时分管集镇和道路建设，溧张路工程由其分管，工程款分三次付清，余款应在2009年年底付清，该工程实际于2008年5月左右竣工；2009年1月23日的15万元现金支票，确实是其找财政所长许斌登记后，从财政所开的，但是当着陈某、周志清的面交给了夏金保；2007年年底，曾与蒋浩中为夏金保担保，从戴埠信用社贷款10万元。2009年1月20日，又与蒋浩中为夏金保担保，从戴埠信用社贷款10万元。丁某、陈某、周志清均陈述，在2009年1月23日上午到过赵国新办公室，见到过夏金保，并跟夏金保到戴埠镇信用社，夏金保从信用社取出现金，支付其欠款。夏金保陈述，溧张路道板工程分三年拨付，余款在2009年年底结清；其未拿到2009年1月23日的15万元现金支票，当天上午，其到溧阳市天骄化工设备厂在溧阳城里甘露小区的办工室结算工程款，拿到7万元现金和一张白条，其接到丁某、陈某、周志清电话后，就叫他们到戴埠信用社，用上述7万元支付了欠款，既不是用信用社的贷款，也不是取的现金支票。包菡陈述，对于现金支票取款，抬头为个人的需提交本人身份证件，抬头为单位的需加盖单位公章和财务主管印章，不需要取款人证件；在看了《大额现金支取登记审批表》后，包菡陈述，该表是夏金保凭戴埠镇财政所开具的现金支票到戴埠信用社取现金时，因数额超过5万元，由其提供身份证核对无误后填写的，表上数额为530117元是为了业务操作方便，将当天戴埠镇财政所所取现金总金额做在了一张表上；其不认识夏金保，但能确定是夏金保提取大额现金，因为金融部门规定较为严格，工作人员也比较细心，根据上述审批表，可以肯定当时由夏金保提取了大额现金。
原审审理中，经戴埠镇政府申请，法院向丁某、陈某、周志清进行了询问，三人均陈述，曾在过年前几天到过赵国新办公室，见到夏金保，然后到戴埠信用社，没亲眼看见赵国新把支票给夏金保，也未见夏金保具体是以什么方式取钱。包菡向法院反映情况称，其是当时的经办人，《大额现金支取登记审批表》中的内容是其填写的，该表是一个内部审批程序，审批表上没有需要经办人签名的地方，主要是登记身份证号码，虽然时间长了，记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但按照操作规范，经办人肯定会提供身份证供核对的。
原审庭审中，夏金保陈述，其在2009年1月23日并未到过赵国新办公室，也未收到赵国新转交的15万元现金支票，当天早上在溧阳城里收账，与戴埠镇信用社未发生任何业务往来；整个工程的工程款除该15万元外均已结清，平时支领款都是先写借条，然后由赵国新和镇长签字后，到财政所领支票，领支票时也要在存根联上签字，涉案15万元现金支票存根并无签字；发票虽已给戴埠镇政府，但其与鑫瑞公司所签的结算清单只是票面结算，不是真实的资金结算，故鑫瑞公司、戴埠镇政府应当支付其剩余工程款15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鑫瑞公司认为，仅有15万元工程款经过其账户，其余均由夏金保直接到镇政府支取，对于未经公司账户的款项，公司概不承认，经过公司的款项，也已与夏金保结清。戴埠镇政府认为，涉案15万元支票，已由赵国新交给了夏金保，夏金保也已从银行支取了现金，整个过程有相关在场人员和银行凭证为证，足以证明，故溧张路道板工程的工程款已全部支付完毕，夏金保请求不能成立。
原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夏金保确已收到了双方争议的15万元的事实，具体理由如下：1.争议支票的存根、银行取款记录等凭据中没有任何夏金保亲笔书写的文字记录，且夏金保完全否认拿到争议支票及到银行取款的事实；夏金保签字的15万元借条出具于支票出具之前，并有赵国新、张云逸签批，实为一付款申请书，不能证明付款事实。2.《大额现金支取审批表》上虽然有夏金保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但上述记录本应由提现人自行填写，而实际由该笔15万元取款业务的银行经办柜员包菡所填写，其中记载的金额与涉案金额极不一致，故虽然包菡称按照银行的工作习惯和素质可以确定是夏金保取款，但事实上包菡本身就不是一个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进行业务操作的人，其证言的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不具有说服力。3.赵国新在接受溧阳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时称，当着陈某、周志清的面将争议的15万元现金支票交给了夏金保，但是二人都称未亲眼看见支票交接，对于其所称的夏金保在银行取款的方式也不能肯定，不能印证赵国新的陈述。4.有证据证明夏金保在2009年1月23日上午在溧阳城区收其他欠款，该证据即使不能构成夏金保不在场的证据，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夏金保到戴埠镇政府接收支票并取款事实的可信度。5.虽然夏金保在鑫瑞公司签署了两张《政府溧张公路道板项目部预收工程款费用汇总清单》，并开具了全额的工程款发票给戴埠镇政府，但是从夏金保挂靠鑫瑞公司承接工程的事实来看，夏金保辩称上述结算仅为账面结算，并非真实的资金结算的意见具有较大的可信度。6.虽然溧阳市人民检察院对于夏金保的举报未予立案，但并不影响在民事诉讼中认定戴埠镇政府未支付争议的15万元工程款，因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在刑事诉讼中，要求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在民事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如无证据证明或证据不足的，就要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在款项是否支付的证明责任在款项支付方的前提下，戴埠镇政府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支付了争议的款项；相反，夏金保还有一定的证据消弱戴埠镇政府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在案件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戴埠镇政府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即其提出的已支付了争议的15万元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为此，对于涉案工程，戴埠镇政府尚有15万元工程款未予支付。
依照法律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签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鑫瑞公司作为挂靠单位和工程承包人，夏金保作为实际施工人，鑫瑞公司应当支付夏金保工程款15万元；戴埠镇政府作为工程发包方，应对上述未付款项负连带清偿责任。虽然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但夏金保与戴埠镇政府分管领导赵国新均一致承认，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应予2009年年底付清，但至今仍未付清，故自2010年1月1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夏金保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为宜。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并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江苏鑫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夏金保工程款人民币150000元，并自2010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夏金保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付清之日止（利息损失总额限人民币36900元），溧阳市戴埠镇人民政府对前述工程款及利息损失负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夏金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戴埠镇政府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夏金保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夏金保的陈述，夏金保于2009年1月16日出具了金额为15万元借条，并于当日只拿到10万元，在他的意念中该10万元就是15万元借条中的一部分，另5万元他听赵国新说要正月里再为其争取。按夏金保的该种陈述，他应该会在接下来的时间不断向赵国新或者戴埠镇政府催要，可事实上到2010年，夏金保并没有这样做，且后来夏金保在2009年还向戴埠镇政府提取了多笔工程款项，因此，这完全不合情理。2、2009年1月23日，江苏溧阳农村合作银行戴埠支行已将15万元付出，虽然经办人可能并没有严格按规定操作，但至少凭证中所记载的身份证是夏金保的，而身份证作为夏金保并没有出借或遗失过，如果不是夏金保提供，该身份证又是谁提供给银行经办人员的。3、证人丁某、陈某、周志清某甲证实，夏金保曾于当天到过赵国新的办公室，然后才一起去的银行。而夏金保认为其早上是在另一单位收款，共收到7万元，而并没有到过赵国新办公室，针对收款的事实，夏金保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但却未能提供证据反证其未到过赵国新办公室的事实，且从整个庭审也可以确定夏金保在当天上午有足够的时间到赵国新办公室。而且，夏金保如果是为了付款给三人，若不是去银行取款，为什么要到银行才付款给三证人。另外，让证人回忆几年前的细节，并针对该细节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作出完全是针对戴埠镇政府不利的解释，显然有失公允。4、原审法院认为夏金保针对2009年11月25日和2010年2月5日的两张工程款汇总清单所称只是账面结算，而非现金结算的辩解意见，可信度较高，从而作出对夏金保有利的评判，是错误的。首先，账面结算和现金结算，戴埠镇政府不知道在法律上如何定义予以确认；其次，按法律规定和操作习惯，结算凭证应该是最正常的结算方式，戴埠镇政府否认该结算事实，应举证证明；再次，2009年11月25日的结算凭证，原审时已确认发生了真实的结算关系，而截止2010年2月5日，即使按夏金保意见，戴埠镇政府已支付了绝大部分工程款，又怎么能说只是“账面结算”！综合以上并结合相关事实，原审法院凭借对证据主观分析并迳行作出判决完全无任何依据。相反，综合整个庭审所有的证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确认戴埠镇政府已经足额付款的事实。二、原审程序错误。1、根据原审庭审可以确认，戴埠镇政府所应支付的工程款已全额从财政中付出（银行已经兑付）显然，本案已涉嫌刑事，根据我国相应的法律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发现涉嫌犯罪的，应该移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而本案却未能移送。2、根据戴埠镇政府已实际付款的客观情况，显然，本案的相关权利义务涉及到第三人，因而，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或由相关人员申请成为第三人，可原审法院却未能按该程序要求履行相应的职能。3、涉案的工程合同为无效合同，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该规定所明确的前提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而很显然本案在原审中缺乏这一前置条件。4、夏金保主张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审法院适用的法律存在明显错误。其中包括对夏金保利息的支持，更无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夏金保辩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一、认定方面，2009年1月23日戴埠镇政府提款并不是15万，开出的金额也不是15万，而是531179元。至于戴埠镇政府提到夏金保的身份证问题，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1月20日夏金保在同一信用社贷款10万由赵国新和蒋浩中提供担保，也是为了解决该工程款的。因此，从此事实可以证明，之前信用社已经使用过夏金保的身份证；如果2009年1月23日戴埠镇政府准备付款的话，就不可能两位领导再为夏金保提供担保，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在原审再次向三位证人调查时，三人一致证明没有看到赵国新将支票交给夏金保，更没有看见夏金保在银行取款。夏金保出具的借条实际上是付款申请书，所谓的汇总清单，因为夏金保挂靠鑫瑞公司做工程，鑫瑞公司与镇政府之间从票面上是结清了，但事实上所谓借条即付款申请书必须通过相关领导签字后才能由财政所出具支票，按照所有财务的作法都应当在支票存根联上签字。二、程序方面，戴埠镇政府的理由是单方面的理解，原审法院在审理中并不认为存在刑事犯罪的证据或事实。故不应当依职权进行移送。戴埠镇政府称涉及到第三人，戴埠镇政府所称第三人就是赵国新，赵国新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如果他有犯罪，本案中已经涉及到溧阳市检察院进行初查。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戴埠镇政府在原审中未提过，事实上夏金保向戴埠镇政府主要领导一直反映，而且反映不行又向检察院举报，举报后又及时诉讼，所以在诉讼时效上不存在已经超过的情况。综上，戴埠镇政府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
原审被告鑫瑞公司未作答辩。
二审中，经查阅原审卷宗，2010年戴埠镇政府分管集镇和道路建设的赵国新在接受溧阳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时陈述，“2010年2月9日，夏金保到镇里找我要求结清全部工程款，在结账时夏金保说他没有拿到戴埠镇财政所2009年1月23日开出的这张15万元的支票。他的意见是我拿去的。”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
本院认为，一、关于认定事实问题，1、根据戴埠镇政府赵国新在接受溧阳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时所作的陈述，2007年底和2009年1月20日，赵国新与戴埠镇人大主席蒋浩中共同为夏金保担保，从戴埠信用社各贷款10万元，可知，戴埠信用社（即江苏溧阳农村合作银行戴埠支行）在2009年1月23日为戴埠镇财政所出具的金额为15万元的现金支票付款时已留存有夏金保的身份证复印件。因此，戴埠镇政府关于2009年1月23日支票的银行取款凭证中的夏金保身份证号码或者身份证是夏金保本人提供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原审法院认定戴埠镇政府未向夏金保支付15万元所依据的证据不仅仅是证人丁某、陈晓峰某的证言，还有没有任何夏金保亲笔书写的文字记录的争议支票的存根、银行取款记录等凭据和本应由夏金保本人填写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而实际由银行经办人员填写的《大额现金支取审批表》，以及夏金保在2009年1月23日上午在溧阳城区收取其他欠款的证据，上述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戴埠镇政府认为原审法院仅凭证人证言就作出不利于戴埠镇政府的解释有失公允，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3、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是夏金保，鑫瑞公司只是挂靠单位，另鑫瑞公司在原审庭审中陈述，仅有15万元工程款经过其账户，其余均由夏金保直接到戴埠镇政府支取，对于未经公司账户的款项，鑫瑞公司概不承认，经过公司的款项，也已与夏金保结清。因此，原审法院采纳夏金保关于其与鑫瑞公司所签的结算清单仅是账面结算而非真实的资金结算的意见并无不当。
二、关于程序问题，1、原审法院根据夏金保和戴埠镇政府提交的证据认定戴埠镇政府尚有15万元工程款未向夏金保支付，因此，本案不存在涉嫌犯罪的情况。2、关于本案第三人问题，戴埠镇政府所称的第三人即该政府工作人员赵国新，赵国新分管该镇集镇和道路建设，溧张路工程由其分管，因此，赵国新在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支付中所从事的行为均是代表戴埠镇政府的履行职务行为。另戴埠镇政府原审时未申请追加第三人，因此，本案当事人不存在第三人。3、戴埠镇政府赵国新和夏金保均陈述，涉案工程于2008年竣工。戴埠镇政府原审时未提出涉案工程竣工验收是否合格的问题，二审时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工程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情况，因此，对于夏金保请求鑫瑞公司、戴埠镇政府支付工程价款，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4、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戴埠镇政府赵国新和夏金保均陈述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分三次拨付，余款在2009年年底结清。戴埠镇政府赵国新在接受溧阳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时陈述，2010年2月9日，夏金保向其要求结清全部工程款。2010年3月18日夏金保向溧阳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控告信，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5月28日以没有证据证实赵国新有犯罪事实为由向夏金保出具了不立案通知书。2012年5月18日夏金保向溧阳市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且戴埠镇政府原审时未提出该问题，因此，夏金保请求戴埠镇政府支付工程款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关于适用法律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夏金保是否收到15万元。镇政府虽主张夏金保已收到镇政府支付的15万元，并提出有证人丁某、陈某、周志清某乙证明。但是，1、根据证人丁某、陈某、周志清某丙作的陈述，三人均未亲眼看见赵国新把支票给原告，也未见原告具体是以什么方式取钱的。2、2009年1月23日，对于现金支票取款，抬头为个人的需提交本人身份证件，抬头为单位的需加盖单位公章和财务主管印章，不需要取款人证件；在看了《大额现金支取登记审批表》《大额现金支取审批表》上虽然有夏金保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但上述记录本应由提现人自行填写，而实际由该笔15万元取款业务的银行经办柜员包菡所填写，其中记载的金额与涉案金额极不一致，故虽然包菡称按照银行的工作习惯和素质可以确定是夏金保取款，但事实上包菡本身就不是一个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进行业务操作的人，其证言的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不具有说服力。对于身份证问题，因1月20日，夏金保贷款10万元时向银行提供过身份证，因此银行有留存。3、因为当时出具的借条也就是事实上的付款申请书，所谓的汇总清单，因为被上诉人是挂靠公司，挂靠公司与政府之间从票面上是结清了，但事实上所谓借条即付款申请书必须通过相关领导签字后由财政所出具支票，按照所有财务的作法都应当在支票存根联上签字。
综上，戴埠镇政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23元，由上诉人溧阳市戴埠镇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飞
审判员 奚旭
审判员 张斌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许星
附：本案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