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1509号
原告：吴某。
法定代理人：吴治庭（特别授权代理），男，1982年4月7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台江县。
法定代理人：张红梅（特别授权代理），女，1982年9月15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都匀市。
委托代理人：熊高杰（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在叶（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红桥脑科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发展大道387-393号。
法定代表人：叶章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潘咏红（特别授权代理），武汉红桥脑科医院有限公司职工。
被告：贵州省人民医院，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孙兆林，院长。
委托代理人：杨洋（特别授权代理），贵州省人民医院职工。
委托代理人：李果锐（特别授权代理），贵州省人民医院医事法规科副科长。
被告：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贵州省凯里市营盘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秦国伟，院长。
委托代理人：孙延娟（特别授权代理），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职工。
委托代理人：周渔志（特别授权代理），贵州贵信（施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某诉被告武汉红桥脑科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红桥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以下简称贵州人民医院）、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凯里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侯立平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李国良、刘静萍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审理中，吴某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中真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6年8月21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并于同年9月26日向本院出具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关问题的答复，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收到该答复。因工作变动，合议庭审判长侯立平变更为由审判员罗松担任。本案于2016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某的法定代理人吴治庭、张红梅及委托代理人熊高杰、张在叶，被告武汉红桥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潘咏红，贵州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杨洋，凯里第一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孙延娟、周渔志到庭参加诉讼。中真鉴定所鉴定人员陈照明出庭接受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某诉称，2013年5月4日凌晨4时左右，吴某母亲因羊水破裂到凯里第一医院就诊，经检查结果显示为：晚妊，单胎存活，头位胎盘成熟度Ⅲ级，胎儿颈部脐带绕颈，羊水较少。同日上午11时左右，吴某母亲羊水破裂已超过12小时，××治疗。同月5日11时，吴某母亲羊水破裂已超过31小时，凯里第一医院才使用催产素。同日20时5分，凯里第一医院发现没有羊水后才开始进行剖腹产手术，因羊水早已流干，导致吴某长时间严重缺氧，出现重度窒息、呼吸衰竭症状，情况危急，是诱发后续一系列后遗症的直接原因。同年6月7日17时30分左右，吴某进入贵州人民医院进行治疗，诊断为：××综合征、××、脑出血、××，但贵州人民医院抢救不及时，延误治疗，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不能排除其侵权责任。出院后不久，吴某的后遗症进一步加重和逐步呈现出来。吴某的眼睛出现睁不开、看不清的症状，为求进一步治疗，吴某于2013年10月27日进入武汉艾格眼科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先天性白内障。后来，吴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为求进一步治疗，吴某于2015年1月12日入住武汉红桥医院，同月16日从武汉红桥医院出院发现病情进一步变化为脑性瘫痪。而武汉红桥医院在明知吴某在凯里第一医院已有××的情况下，没有采取康复治疗措施，没有尽到高度谨慎义务，没有严格护理与治疗，加速了吴某的病情恶化，导致吴某快速出现脑性瘫痪的严重损害后果，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综上，凯里第一医院没有及时应用缩宫素引产，没有密切监测羊水变化及采取防范羊水流失的护理措施，没有密切监测胎心变化，导致吴某长时间缺氧引发××等严重后果，是导致吴某后续出现脑性瘫痪的最主要诱因；贵州人民医院抢救不及时，延误治疗，导致吴某错过最佳治愈时机致使病情进一步加重；武汉红桥医院没有采取康复治疗措施，没有尽到高度谨慎义务，没有严格护理与治疗，加速了吴某的病情恶化，导致了吴某快速出现脑性瘫痪的严重损害后果。因此三家医院均构成医疗中的过错行为，且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共同造成对吴某身体健康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被告赔付原告医疗费11，944.36元、伤残赔偿金236，880元、康复治疗费28，800元、护理费1，680，000元、营养费60，1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交通费4，000元、鉴定费17，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2，091，474.36元，按照60%的责任比例进行主张；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被告武汉红桥医院辩称，吴某的一系列症状来我院就诊，我院只是对吴某进行了物理性的康复治疗。我院的治疗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治疗，对吴某的病情没有任何影响，不可能对吴某造成任何伤害。根据鉴定意见可以看出我院的医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我院不应承担任何医疗责任。
被告贵州人民医院辩称，吴某在我院的治疗过程中，我院的诊疗活动没有过错。根据鉴定意见可以看出我院的医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我院不应承担任何医疗责任。
被告凯里第一医院辩称，1、中真鉴定所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不符合客观事实，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2、（1）关于诉我院应用胎膜早破一般应在24小时内使用催产素的的问题。引产技术应用时有其应用的必备条件，如孕周、胎肺成熟度、宫颈成熟度、无禁忌症等，同时知情选择权在患方。根据相关诊疗规范及评分法，我院对该产妇入院时进行的宫颈评分不足3分，其宫颈成熟度评分为“未成熟”，另：当时产妇也未表现出明显的胎头高浮、胎位异常、明显羊膜腔感染、胎儿宫内窘迫等明确的剖宫产指征，故我院在充分告知该患者目前产科并发症有胎膜早破及脐绕颈，存在母婴可能发生的情况等病情后，患者丈夫在产科病情通知书上签署了“要求平产”的意见后，予以采取的阴道试产方式。我院予以绝对卧床休息、抬高臀部、吸氧、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等胎膜早破的规范处理，并进行了产妇产程进展、宫缩情况、胎心情况等监测；直至产妇入院第二日即5月5日其宫颈评分达6分，宫颈条件成熟时，我院于5月5日再次与家属进行沟通，并就阴道分娩和剖宫产的选择权再次告知了家属，同时告知了应用催产素点滴的适应症及其使用过程中的并发症情况后，患者家属签署了“同意催产素点滴”的阴道分娩知情同意书；我院予以缩宫素2.5U加入复方氯化钠500ml中静滴诱导宫缩，从8滴／分（剂量约为2.5mU／min）开始静滴，每隔30min调整一次滴速，至14滴／分后，产妇宫缩30’’／5-6’，未再增加滴速。综合以上诊疗规范及我院的诊疗措施，我院在产妇入院时，经宫颈评分宫颈尚未成熟达6分，经胎心监测等检查，也未有其他显示胎儿宫内窘迫的异常表现，故在征求产妇及其家属意见时，在其“要求平产”的意见下，予以采取了吸氧、抬高臀部、监测胎心、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等一般处理，并在其入院第二日宫颈成熟度评分达6分时，再次向产妇及其家属交谈病情，征得其签字“同意催产素点滴”后，即予以催产素进行规范的引产治疗。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在应用催产素的时机及整个诊疗行为是完全遵循了相关的诊疗规范，综合了产妇的个体情况并进行了充分的告知义务后根据其选择结果，采取了恰当而正确的处理，而非违反了诊疗规范；关于诉我院在胎心音出现异常的过程中未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阻滞病情发展的问题。在应用催产素的胎心监测过程中胎儿胎心于19：23表现为突然出现减慢达60-70次／分的胎儿宫内窘迫的异常表现时，立即采取了停用缩宫素，并采取了给予加大吸氧流量、左侧卧位等措施，并立即与家属再次积极谈话，在产妇家属签署了“了解病情，同意手术”的病情通知书后立即予以采取了剖宫产手术终止妊娠的措施，并于20：08剖宫产取出胎儿。从胎儿胎心出现变化，到谈话-
麻醉-
剖宫产娩出胎儿整个手术过程，我院仅用了45分钟，并且也按照规范已经采取了停用催产素、左侧卧位、加大氧流量的一般措施下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剖宫产手术结束分娩等相应的医疗措施，而非鉴定单位认定的未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关于诉我院在产妇入院时检查估计胎儿体重3.3kg，根据产妇身体较小应有剖宫产指征，院方应尽早行剖宫产术终止妊娠的问题。该产妇在入院检查时及出现胎心变化前，未发现有以上任何一条适宜采用剖宫产的指征，也没有任何一本书上记录有产妇在骨盆测量正常的情况下，胎儿估重为3300g，就能将其身体较小作为剖宫产手术的指征。
综上几点辩述，我院在患者的整个诊疗活动中，是遵循了诊疗规范的原则，并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告知患者病情的情况下，遵循患者知情选择的原则进行了恰当的处理，不存在医疗过失（错），故我院认为中真鉴定所所作的关于我院存在医疗过失（错）的三点理由均不成立。另我方想重申以下几点情况：1、患儿在我院住院期间，我院曾于5月7日17：40请黔东南州人民医院儿科龙彪主任来我院会诊，并请患儿父亲参与会诊过程，龙彪主任指出患儿水肿原因除考虑缺氧、低蛋白血症外，结合该患儿外貌特征（面部）需警惕先天性疾病存在的可能。××。结合其后自行到贵州人民医院儿科门诊、眼科门诊就诊时医生考虑的“小头畸形”、“先天性白内障”加上当时患儿出生时即表现出的眼间距增宽及现小儿仍存在的小头畸形外观表现，诊断先天性发育异常可明确。可证实患儿在母体孕期就存有了先天性畸形等发育异常。2、胎儿畸形是胎儿窘迫不可忽略的重要高危因素，另胎膜早破与难产、死产、先天性发育异常等因素往往互为因果，而从“小头畸形”、“先天性白内障”、××综合征”等可确认胎儿为先天性发育异常，胎儿自身的先天发育异常可直接导致胎儿宫内窘迫甚至死亡。该患儿的胎儿宫内窘迫与催产素的应用时间没有相关性。
结合黔东南州医学会【黔东南医鉴字（2013）12号】就此医疗纠纷的分析意见“医方上述医疗行为，××综合征、白内障、××无因果关系。”也正如中真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述：××，××、染色体、基因、××等因素所引起，加之张红梅入院时的胎膜早破均可导致宫内感染，这些诸多因素均是导致××的重要因素，而患儿已经明确存有的小头畸形、××综合征、先天性白内障等先天发育异常，胎儿自身发育异常可直接导致胎儿宫内窘迫甚至死亡。而我们在引产中应用催产素的用途主要是加强规律宫缩，促进胎儿娩出，不可能因为催产素的应用时机问题就能导致患儿的先天发育异常及胎儿宫内窘迫。综上所述：以上所有的客观证据均可以表明，我院在该产妇的诊疗过程中处置是得当而及时的，我院在整个医疗活动中没有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程序及操作得当，不存在过失（错），患儿的重度窒息与其自身存在的小头畸形、××综合征、先天性白内障等先天发育异常等客观因素有着完全的相关性，不能将患儿自身的发育异常导致的结果强加于我院规范的诊疗行为之上。我院不应承担过错（失）责任，特提请法院予以公正判决。
本院经审理后查明，2013年5月4日，张红梅因“胎膜早破”入住凯里第一医院。同月5日20时5分，在腰麻下行剖宫产，娩出一活男婴，即吴某。2013年5月13日，张红梅出院。吴某出生后因重度窒息转凯里第一医院儿科治疗，入院时间为2013年5月5日。同年6月7日，吴某出院，共住院33天，出院诊断为：××，新生儿重度窒息，新生儿呼吸衰竭，××（重度），××，新生儿肺出血NOS，新生儿多器官功能不全，新生儿硬肿症（重度），新生儿颅内出血，新生儿重度水肿，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贫血（中度），新生儿低钾血症。出院医嘱为：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及治疗。吴某在凯里第一医院支付门诊、住院医疗费1，471.9元。
2013年6月7日，吴某转入贵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黄疸原因：胆道锁闭？2.双侧枕叶脑出血；3.××；4.××。同月9日，吴某出院，共住院2天，出院诊断为：1.××综合症？2.××；3.脑出血；4.××。吴某在贵州人民医院支付门诊、住院医疗费3，331.46元。
2013年8月23日，经凯里市卫生和食药局委托，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医学会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三条（二）、（三）款之规定，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吴某为本次鉴定支付鉴定费2，500元。
2013年8月8日至同年10月22日期间，吴某至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武汉市儿童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治疗，支付门诊医疗费合计684.92元。
2015年1月12日，吴某至武汉红桥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脑性瘫痪。同月16日出院，共住院4天，出院诊断为：脑性瘫痪。吴某在武汉红桥医院支付门诊、住院医疗费727.98元。
2015年4月23日，吴某诉至本院并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武汉红桥医院、贵州人民医院、凯里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如果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则责任比例是多少？对吴某损害后果（××）的伤残等级、后期治疗费、护理时间、护理依赖程度、营养费进行司法鉴定。中真鉴定所接受本院委托后，于2016年8月21日作出鄂中司鉴2016临医鉴字第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分析说明主要写明：一、凯里第一医院的医疗过程中存在以下医疗过失（错），1、胎膜破裂一般应在24小时内使用催产素，张红梅于2013年5月4日11时56分入院时诊断为胎膜早破，5日11时30分给予缩宫素静滴，5日19时23分查胎心60-70次／分，方立即停宫缩素；2、张红梅入院时检查胎心音正常，5日11时30分给予宫缩素至18时30分查胎心音正常，5日19时23分查胎心60-70次／分，在胎心音出现异常的过程中未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阻滞病情发展；3、张红梅入院时经检查估计胎儿体重3.3㎏，根据产妇身体较小应有剖宫产指征，院方未应尽早行剖宫术终止妊娠。吴某于2013年5月5日20时5分出生后在该院住院治疗至2013年6月7日出院，出院时病情虽然较入院时有所加重，但是院方在对其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医疗过失（错）。综上，凯里第一医院在对被鉴定人的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医疗过失（错），该医疗过失（错）与吴某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胎儿宫内窘迫、××，但是，××、染色体、基因、××等因素所引起；加之，张红梅入院时胎膜早破亦易致宫内感染。因此，凯里第一医院的医疗过失与张红梅自身身体状况在对吴某的损害后果中起共同作用，其过失参与度系数值可为40%-60%。
吴某于2013年6月7日17时30分到贵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3年6月9日9时55分患者家属要求出院。在此期间，院方对吴某的医疗过程符合诊疗常规，其诊疗行为未发现明显医疗过错。
吴某于2015年1月12日到武汉红桥医院住院治疗。经完善相关检查，家属拒绝治疗，要求出院，2015年1月16日出院。在此期间，院方对吴某的医疗过程符合诊疗常规，其诊疗行为未发现明显医疗过错。
二、吴某自2013年5月5日出生后诊断为新生儿重度窒息，××，长期在多家医院就诊住院治疗，现仍平时呈嗜睡状，头部呈小脑头型，不能坐、站立及爬行，不能翻身及抬头，四肢瘫软，可评定为1级残疾。
吴某的疾病后期尚需继续对症治疗维持现状，其后期治疗费用原则上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如需提前结案，建议给予康复治疗费用1，200元／月（二年内）。
吴某的身体状况，评定为完全护理依赖，营养期可为出生之日至评残前一日止。吴某为幼儿不需评定误工期，其护理程度已评定为完全护理依赖，亦不需再评定护理期。
鉴定意见为：1.凯里第一医院在对吴某的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医疗过失（错），该医疗过失（错）与吴某的损害后果存有因果关系，建议其过失参与度系数值可为40%-60%。2、贵州人民医院在对吴某的医疗过程中未发现明显医疗过错。3、武汉红桥医院在对吴某的医疗过程中未发现明显医疗过错。4、吴某的残疾程度为1级残疾；其康复治疗约需1，200元／月（2年内）计算；护理依赖为完全护理依赖；其营养期为出生之日至评残前一日止。
中真鉴定所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认为护理人员应为一人。
另查明，吴某于2014年4月向本院提诉讼，要求武汉艾格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艾格医院）、贵州人民医院、凯里第一医院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费用共计453，900元。在该案中，吴某申请对武汉艾格医院、贵州人民医院、凯里第一医院在对吴某的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其医疗行为与吴某的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中真鉴定所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鄂中司鉴2016临医鉴字第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武汉艾格医院在对吴某的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医疗过失（错），该医疗过失（错）与吴某的损害后果存有因果关系，建议其过失参与度系数值可为20%-40%；吴某的残疾程度为1级残疾；其康复治疗约需1，200元／月（2年内）计算；护理依赖为完全护理依赖；其营养期为出生之日至评残前一日止。
吴某家为鄂中司鉴2016临医鉴字第40号、42号两份鉴定意见及复印费缴纳15，200元。
本院于2016年11月对吴某诉武汉艾格医院、贵州人民医院、凯里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武汉艾格医院按30%的比例赔偿吴某各项损失合计2，639.10元并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损失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鉴定费8，500元（17，000元÷2）及交通费。
还查明，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844元／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行业为31，138元／年。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身份证复印件、户籍信息、结婚证、出生证明复印件、凯里第一医院住院病案首页、住院病历及出院记录、凯里第一医院住院费用汇总清单（1张）、凯里第一医院门诊票据（3张）、凯里第一医院住院收费票据（1张）、贵州人民医院住院病案首页、贵州人民医院住院票据复印件（1张）、武汉红桥医院诊断证明书、武汉红桥医院住院费用清单（1张）、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票据（1张）、武汉市儿童医院挂号费票据（1张）、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门诊票据（1张），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门诊票据（1张）、鉴定费及复印费发票、鉴定意见书、鉴定人员陈述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查证属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2013年5月4日，张红梅因“胎膜早破”入住凯里第一医院。同月5日20时5分，在腰麻下行剖宫产，娩出一活男婴，即吴某。2013年5月13日，张红梅出院。吴某出生后因重度窒息转凯里第一医院儿科治疗，期间双方形成医疗关系。此后，吴某又至贵州人民医院、武汉红桥医院住院治疗，双方亦形成医疗关系。
经吴某申请，本院委托中真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鉴定意见：1.凯里第一医院在对吴某的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医疗过失（错），该医疗过失（错）与吴某的损害后果存有因果关系，建议其过失参与度系数值可为40%-60%。2、贵州人民医院在对吴某的医疗过程中未发现明显医疗过错。3、武汉红桥医院在对吴某的医疗过程中未发现明显医疗过错。4、吴某的残疾程度为1级残疾；其康复治疗约需1，200元／月（2年内）计算；护理依赖为完全护理依赖；其营养期为出生之日至评残前一日止。
关于护理费及护理期，中真鉴定所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时已明确表明护理人数为一人，且吴某方并未提交其监护人的工资收入证明等证据，故本院计算护理费时按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行业”的标准以一人计算。护理期参照康复治疗期计算，本案暂定为2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结合本案证据，本院认定吴某的损失为：医疗费6，216.26元（1，471.9元＋3，331.46元＋684.92元＋727.98元）、护理费62，276元（31，138元／年×2年）、交通费酌定为1，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85元（15元／天×39天）、营养费18，060元（15元／天×1204天）、残疾赔偿金236，880元（11，844元／年×20年×1）、康复治疗费28，800元（1，200元／月×12个月×2年）、鉴定费8，850元（17，700元÷2），合计363，167.26元。根据中真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凯里第一医院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为宜，即181，583.63元（363，167.26元×50%）。精神抚慰金酌定为25，000元。以上合计206，583.63元。
经鉴定，武汉红桥医院、贵州人民医院在对吴某的医疗过程中未发现明显医疗过错，故吴某要求武汉红桥医院、贵州人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凯里第一医院在本案庭审终结后，向本院书面申请重新鉴定。经审查，该申请不符合重新鉴定的要求。凯里第一医院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吴某各项损失206，583.63元；
驳回原告吴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70元，邮寄费100元，合计2，670元，由原告吴某负担1，285元，被告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负担1，385元。因上述款项已由原告吴某预交，被告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吴某支付1，38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松
人民陪审员 刘静萍
人民陪审员 李国良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