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福永街道桥头社区万延工业城第六栋第3层7号。法定代表人：邓宗联。委托代理人：廖森林，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姗姗，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桥头村富海工业区第二栋第4层东。法定代表人：吴小平。委托代理人：管世标，北京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覃正英，北京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健全，系被上诉人公司员工。上诉人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与（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711号兴泽公司与粤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事实紧密联系，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同意，对两案合并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兴泽公司原审起诉称：2009年6月9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以被告名义向中国联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通公司）供货及网络建设。双方为方便结算，被告以其名义开立独立账号供原告单独使用，每笔项目合同款都必须直接回到该专用账户。后由于该账户被被告收回，账户中资金也被被告支配。2013年4月6日北京联通公司划入账户一笔款项，扣除各种费用后剩余815593元，原告对此催要未果而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815593院，并承担诉讼费用。为此，兴泽公司提交证据两份：《合作协议书》及2013年4月6日粤海公司出具的付款承诺函。粤海公司原审未提交答辩状。原审庭审中，兴泽公司主张：被告所提的支付1777354元与本案诉求没有关联性，并当庭申请调查取证，请求调取华夏银行南山支行69×××88账户开立以来的资金流水。粤海公司主张：对《合作协议书》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对北京联通的合作协议2013年4月8日前已全部履行完毕；已于2013年4月8日向原告支付货款1777354元，双方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并当庭提交华夏银行进账单及支票存根、费用报销单两份证据。对兴泽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原审法院未予准许。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兴泽公司与粤海公司于2009年6月9日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兴泽公司使用粤海公司的公司名称、部分产品的型号和技术资质，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通公司）进行设备及系统集成入围，并参与无线网络建设。合同第四条约定，双方以粤海公司的名义与北京联通公司进行交易，兴泽公司负责独自管理全面工作，粤海公司配合兴泽公司的工作；粤海公司在深圳为兴泽公司设立独立的账号，作为双方合作的专用账号使用，专用账号由兴泽公司单独使用，兴泽公司批准后，每一笔资金才能支出。另查明兴泽公司持有出具于2013年4月6日的付款承诺函一份，该函确认扣除全部费用后，粤海公司应支付原告货款815593元，并承诺该款于2013年7月底支付。该付款承诺函另注明，此款为北京联通支付给被告的货款，粤海公司应向兴泽公司支付。粤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小平在付款承诺函上签字。2013年4月8日，粤海公司向兴泽公司转账1,777,354元。原审法院认为：兴泽公司与粤海公司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兴泽公司据以起诉的付款承诺函出具于2014年4月6日，承诺的付款期限为2014年7月底，故兴泽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诉至原审法院，提起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粤海公司是否已足额支付原告款项。兴泽公司主张，粤海公司尚未将北京联通支付来的款项815593元支付兴泽公司。兴泽公司提供付款承诺函以证明其主张。兴泽公司另于庭审中申请法庭调查粤海公司所有的华夏银行南山支行69×××88号账户自开立至庭审时的全部流水，以证明粤海公司尚欠其款项。粤海公司对该份承诺函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记载的内容不予认可，并认为，兴泽公司超过举证期限申请调查取证，且兴泽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账户系双方共同开立并用于单独业务往来。粤海公司主张，双方对账确认的应支付金额多于付款承诺函中记载的金额，且其已于2013年4月8日向原告支付款项1,777,354元，双方已结清全部业务款项。粤海公司提供华夏银行支票存根及进账单以证明其主张。兴泽公司对支票存根及进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的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本案中，粤海公司提供的支票存根及进账单足以证明其已向兴泽公司足额支付款项，兴泽公司主张该笔款项与涉案款项无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依合同约定，兴泽公司负责独自管理全面工作，其有能力也有义务提供与北京联通公司业务往来记录及专用账号的账目情况，现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北京联通公司已支付款项的情况，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要求调查取证的账号系兴泽公司与粤海公司双方依合同约定专门设立为兴泽公司所用的收款账号。兴泽公司未尽到基本举证责任，其调查取证申请，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兴泽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其诉求被告支付款项815593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兴泽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78元,由粤海公司承担。上诉人兴泽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69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815593元，利息从起诉次日起计算；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依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合作协议书》约定，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公司的名义、部分产品和技术资质，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进行设备及系统继承入围，并参与无线网络建设。合同第四条预定，双方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与北京联通公司进行交易，上诉人负责独立管理全面工作，被上诉人配合上诉人工作，被上诉人在深圳为上诉人设立独立的账号，作为双方合作的专用账号使用（华夏银行南山支行银行，卡号：69×××88，账户号：XXXX845)，专用账号由上诉人单独使用，上诉人批准后，每一笔资金才能支出。2013年3月后该账户被被上诉人占有，上诉人已经丧失对该账户的控制。该账户在2013年1月到2013年3月间北京联通公司支付工程款约260余万元。由于被上诉人拖欠税款被法院强制执行815593.12元（上诉人提交的该账户明细中显示被划走815593.12元）。经过多次交涉，2013年4月6日（周六），被上诉人承诺将账户中的余额都给上诉人，并出具一张815593.12元的欠条给上诉人，由于周六银行不办理业务，故被上诉人在2013年4月8日（周一）给上诉人转款177万余元。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对于共管账户是否是被上诉人在华夏银行南山支行开设的卡号69×××88，账号XXXX845的账户，没有调查清楚。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共管账户，但并没有明确。由于该账户是以被上诉人名义开设的，且自2013年3月后被被上诉人控制，故上诉人无法自行调取该账户2013年1月至2013年3月的银行流水信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第十七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诉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只能申请法院调取。然而一审法院在可以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却仅以上诉人未尽到基本举证责任，不予调查取证，系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以“依合同约定，原告负责独自管理全面工作”，认定上诉人有能力提供与北京联通公司业务往来记录及专用账号的账目情况与事实不符。虽然，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在合作期间系由上诉人负责独自管理全面工作，但一审法院忽略了上诉人系以被上诉人名义与北京联通公司进行业务往来这一事实。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产生纠纷后，上诉人当然无法再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与北京联通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更不可能再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请求北京联通公司提供相关的往来记录以及专用账号的账目情况。3、一审法院仅因进账单显示的1777354元转账时间在付款承诺函之后就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付款承诺函中的付款义务是错误的。2013年3月后该账户被被上诉人占有，被上诉人自此丧失对该账户的控制。由于被上诉人拖欠税款，法院在对被上诉人强制执行过程中，从共管账户划扣815593.12元。被上诉人提供的2013年4月8日的进账单仅系其将账户中的余款转给上诉人的凭证，而非被上诉人履行付款承诺函划款义务的凭证。一审法院在进账单载明的金额与付款承诺函载明的金额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径行认定该进账单系被上诉人履行付款承诺函划款义务的凭证，系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法院仅因进账单显示的1777354元转账时间在付款承诺函之后就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付款承诺函中的付款义务是错误的。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达到证明标准。1、上诉人提供的《合作协议书》中明确记载被上诉人在深圳为上诉人设立独立的账号，作为双方合作的专用账号使用，专用账号由上诉人单独使用。2、上诉人提交了2013年3月8日在华夏银行打印的卡号69×××88、账号XXXX845账户2013年1月21日到3月1日的明细表（下称明细表），明细表中记载，在2013年3月1日账户余额1789596.24元。其中在2013年1月22日转出608835.90，2013年2月27日转出248966元，两次共计转出857801.9元，但在2013年3月1日柜台转入42208.78元（这部分钱系税务机关退款）。也就是被上诉人因拖欠税款，被法院划走共计815593.12元。这和被上诉人出具的付款承诺函金额一致，即付款承诺函仅系其针对因拖欠税款被法院从共管账户划扣的815593.12元作出的。3、虽然上诉人未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共管账户系被上诉人在华夏银行南山支行开设的卡号69×××88，账号XXXX845的账户，但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进账单显示的转出账户正是上述账户，从侧面证明了上述账户正是合作协议约定的共管账户这一事实。4、被上诉人提交的明细表显示，2013年3月1日该账户在被法院划扣815593.12元后余额为1789596.24元，即如法院未从该账户划扣815593.12元，那么该账户的余额应为2605189.36元，与上诉人主张的北京联通公司汇入该账户260万元左右的主张相一致。故被上诉人进账单中转给上诉人的1777354元仅系账户中的余款，而非履行付款承诺函中的付款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69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兴泽公司为此提交证据两份：2013年3月8日的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账号XXXX845客户明细账打印件、北京联通公司与粤海公司签订的02-2009-51775号“室内分布系统楼宇施工合同”原件。被上诉人粤海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二审庭审中口头辩称：关于上诉人当庭提交的室内分布系统楼宇施工合同，被上诉人认为该合同形成于2009年，不属于新证据，按照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不予质证，就该证据发表的意见不作为质证意见，认为该合同是被上诉人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的合同，被上诉人与北京联通是单独的合作关系，与上诉人无关；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开设独立账户作为合作专用账户并没有设立，尾数为845的账户是被上诉人的专用账户，被上诉人现当庭提交的截止至2015年9月30日的该账户对账单上显示的单位名称是被上诉人的单位名称，没有任何共管单位；2013年4月6日签订付款承诺函后，被上诉人于2013年4月8日向上诉人付款，这部分的货款与2711号案有重复部分，是同一项目的相同款项，被上诉人已付清全部货款；2009年的《合作协议书》只有271号案中的260多万元货款合同真正履行了，双方之间没有其他的任何经济往来，只有这一单，2711号案的供货合同就是合作协议框架下的分支合同，供货是事实存在的。粤海公司当庭提交证据：2015年9月30日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账号XXXX845的打印对账单。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兴泽公司与粤海公司于2009年6月9日签订《合作协议书》，2013年4月6日粤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小平签字出具付款承诺函一份，2013年4月8日粤海公司向兴泽公司转账1777354元等事实清楚、属实，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兴泽公司针对本案及（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711号案，申请法院调取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XXXX845账户开立以来的流水记录、北京联通公司与粤海公司签署的合同及付款情况两项证据；粤海公司针对（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711号案，申请法院调取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2014年3月25日对公柜台贵宾室上午10-11点半录像的证据，申请鉴定2014年3月26日双方所签订“协议”原件的字迹是否同一人在同一时间用同一支笔书写。对上述申请，本院经审查依法准许，依法调查取证并组织开庭质证，与本案相关的两项证据如下：（一）关于华夏银行南山支行XXXX845账户信息，该行经查询回复该账户2008年12月29日开立至2015年12月21日的流水及2012年以来交易明细，查询结果显示：1、该账户自开立以来进款，除开户后存入1万元、2010年10月27日往来入账31789元、2013年3月1日柜台入账42208.78元合计83997.78元外，其余进款主要为24笔“人行汇兑”、金额合计约504万元，其中2012年以来交易明细显示北京联通公司“人行汇兑”17笔约424万元。2、该账户开立以来1万元以上大额支出共11笔约511万余元，除粤海公司主张的4笔付款3288874.92元外，尚有2010年4月29日55347.23元、2010年5月5日29986.79元、2010年10月26日19245.24元、2013年1月22日608835.90元、2013年3月27日248966元、2013年12月25日60万元、2013年12月25日267301元等7笔支出合计约182.97万元，其中2013年1月22日及3月27日两笔支出均为柜台转账且均未显示对方户名。兴泽公司对此证据表示认可，主张未显示对方户名的2013年1月22日、2013年3月27日两笔即为法院或税务机关强制扣划，后又退回42208.78元，前后相减即为另案中2013年4月6日“付款承诺”中粤海承诺还款的815593.12元。粤海公司质证主张，此账户只有粤海公司一个户名，不存在共管账户的情况。（二）关于北京联通公司与粤海公司签订的合同及付款情况，该公司回复“相关合同文本已按我公司相关档案管理规定进行处理，无法查阅，现为贵院提供12份合同复印件”，“2009年以来，我公司向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付款，收款账户均为XXXX845，开户行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南山支行”，并提供付款明细。北京联通公司提供的12份合同包括工程施工合同及设备购销（买卖）合同，施工合同内容显示：粤海公司需提供部分设备材料及施工服务，付款方式为完工款支付合同总额70%、初验款支付合同总额20%、终验款支付合同总额10%；购销（买卖）合同内容显示：粤海公司需提供设备（包括硬件、软件、材料及工具）及安装、测试、检验、维护等技术服务，付款方式多为交货付款50%至70%不等、初验付款20%至40%不等、终验付款10%，有的小额合同交货一次性付款。北京联通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显示，自2010年1月25日至2014年1月23日，向粤海公司共付款31笔合计约504万元。兴泽公司对证据予以认可，主张证明了其履行了《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北京联通公司有关项目，证明了XXXX845账户为合作协议项下的公管账户。粤海公司对证据予以认可，主张上述合同为其分公司与北京联通公司的合同，与上诉人没有关联。二审第二次开庭审理后，粤海公司补充提交情况说明，陈述：承认华夏银行南山支行尾号845账户为双方北京联通合作项目的专用账户；双方的《产品订购合同》及送货单，是2012年5月经清算北京联通项目需支付兴泽公司2675267.62元，为配合兴泽公司完善账务制度并与北京联通的合同相一致，时间倒签至2011年4-6月份，并提供兴泽公司2012年5月10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27张（总额2675267.62元）。本院认为：本案属合作合同纠纷。综合当事人诉辩、本案及双方之间（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711号案情况，本案争议主要集中在证据采信及事实认定方面，焦点问题主要为：（一）200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按约履行；（二）粤海公司关于2013年4月8日向兴泽公司付款1777354元是对2013年4月6日付款承诺函中815593.12元履行的抗辩是否成立。（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0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按约履行问题。首先，从双方认可的《合作协议书》内容看，主要内容为：兴泽公司使用粤海公司的名称、部分产品型号和技术资质，参与北京联通公司设备及系统集成入围并参与无线网络建设项目；兴泽公司独自进行每一个项目的开发、设计、生产、供货、施工、验收、回款、售后服务等，独自管理全面工作、承担合作项目资金投入；粤海公司配合兴泽公司开展工作，设立独立账号作为合作专用账号，按项目合同金额收取3%的配合费。《合作协议书》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次，从北京联通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付款明细等证据看，北京联通公司与粤海公司名下的项目合同的主要内容为设备及系统集成、无线网络工程等，且有关工程至迟履行到2014年1月，北京联通公司所支付的合同款项均汇入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XXXX845账户，合计约504万元。从该银行账户查询信息看，该账户自开立以来进款主要为24笔“人行汇兑”、金额合计约504万元，虽然只有17笔交易明细显示付款方为北京联通公司，但与北京联通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金额吻合，可以认定该账户的504万元进款为北京联通公司的工程项目回款，该账户为北京联通工程项目的专用账户。再次，2013年4月6日粤海公司出具的付款承诺函，该函件有粤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小平签字，粤海公司对此不否认并以已经付款抗辩，已经承认该函件的真实性。该付款承诺函下面特别注明“此款系北京联通支付给粤海电信的货款，粤海电信应支付兴泽的货款”。而在双方另一（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711号案中，双方于2014年3月26日签订协议一份，粤海公司原审提交的协议复印件内容为：“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联通室分工程项目2014年1-3月份回款____元。现将人民币柒拾玖万元790000，转入深圳市陆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兴泽公司原审提交的协议原件内容比复印件多出两行字：“另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2011年4-6月份欠设备款人民币2675267.62元，在3个月内支付。”虽然双方对该协议原件多出的两行字存在争议，但对协议复印件的内容，亦即粤海公司要支付北京联通项目回款给兴泽公司，双方均无异议。而上述2013年4月8日、2014年3月26日粤海公司的两笔付款，均出自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XXXX845账户。综合上述证据，应认定200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已按约定实际履行，即兴泽公司以粤海公司名义独立开展与北京联通公司的相关项目，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XXXX845账户为双方《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专用账户。粤海公司提出的其与北京联通公司是单独的合作关系与上诉人无关，双方对北京联通的合作协议2013年4月8日前已全部履行完毕，《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专用账户并没有设立，尾数为845的账户是被上诉人的专用账户等主张，自身存在相互矛盾，且与上述证据不符，故不能成立。（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粤海公司关于2013年4月8日向兴泽公司付款1777354元是对2013年4月6日付款承诺函中815593.12元履行的抗辩是否成立。首先，现有证据已经证明双方200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按约实际履行，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XXXX845账户为合作专用账户，该账户进款主要为双方在北京联通公司合作项目回款，则该账户资金按《合作协议书》约定扣除给粤海公司的费用后，粤海公司应按照约定支付给兴泽公司。其次从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XXXX845账户的查询信息看，该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2013年1月22日柜台转账支出608835.90元、2013年3月27日柜台转账支出248966元均没有显示对方户名，2013年3月1日柜台入账42208.78元后，上述两笔支出款项与入账款相减后款额为815593.12元，2013年3月1日该账户余额为1789596.24元，此后至粤海公司出具付款承诺函的2013年4月6日再无大额资金进出，与兴泽公司的上诉主张相符，该账户此时的资金余额性质上应为属于兴泽公司的北京联通工程回款。经查，粤海公司出具付款承诺函的2013年4月6日为星期六，故其在2013年4月8日向兴泽公司转账1777354元，应认定为对合作协议账户中北京联通项目回款余额的支付，而不是对付款承诺函中815593.12元的支付。粤海公司主张其1777354元付款系对815593.12元的支付，超过承诺付款数额达一倍之多，违反日常经验法则所含常识常理，又不能相应的证据支持，而对该账户两笔柜台转账支出的资金815593.12元，亦不能提供证据说明支出对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审判人员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上述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兴泽公司的主张有相关证据支持、具有高度可能性，粤海公司的主张缺乏必要的反证，不能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认定其2013年4月6日付款承诺函中的815593.12元未支付。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有误，本院根据查清的事实予以纠正。兴泽公司的上诉理由有相关证据支持，其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粤海公司抗辩理由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69号民事判决。二、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欠款人民币815593.12元及该款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从兴泽公司原审起诉次日即2015年3月31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支付给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158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德 军审 判 员 田   磊代理审判员 李   静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书 记 员 余祎(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