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丰民一初字第1003号
原告：张玉生，男，汉族，1962年8月5日生，农民，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欢喜村。
委托代理人：王文，吉林齐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红波，吉林齐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丽水市大山菇业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城西叶塘下市。
法定代表人：薛振文，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付叔伟，浙江天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院，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城西叶塘下市。
法定代表人：何小勇，院长。
委托代理人：王伟斌，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玉生与被告丽水市大山菇业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玉生的委托代理人王文、林红波、被告丽水市大山菇业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山菇业）的法定代表人薛振文、委托代理人付叔伟、被告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林科院）的委托代理人王伟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玉生诉称：2014年3月，原告购买被告大山菇业生产的939香菇菌种。同年8月，原告培植大山菇业生产的939香菇菌种发生严重的烂棒现象，遂同被告大山菇业沟通，大山菇业派技术人员来吉林市，对香菇烂棒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2014年9月16日，原告与其他受损菇农共同就大山菇业的香菇问题达成了《农业生产事故纠纷调解协议书》，大山菇业当日支付所有菇农烂棒补偿款40万元。收到烂棒补偿款后，原告对未烂棒的香菇继续进行正常的培植管理，以此期待菌棒能够出菇减少损失。直至2014年年底，这批菌棒早过了繁殖期，仍没有出菇。待菇农发觉被告大山菇业先前承诺的菌棒不可能再出菇时，再次与大山菇业及技术人员沟通时，以上人员再无回应。原告为了确定各自责任，同时也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委托农业司法鉴定机构对相关事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明确了菌种不出菇的原因以及实际损失数额，而后原告多次与以上被告沟通协调实际损失如何赔偿的问题，但被告均予以推诿。另因被告林科院与大山菇业之间存在人格混同，故依据《公司法》规定，要求被告林科院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常年以种植香菇为生，再无其他收入，2014年因购置被告大山菇业生产的939香菇菌种，使得一年的耕种颗粒无收，新一年的种植又无成本投入。而今年培植香菇菌种的时间已近，原告同以上被告多次沟通无果后，依法起诉至贵院，希望法院依法判令：一、两名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122097.32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鉴定费等相关费用。
被告大山菇业辩称：一、案涉纠纷已于2014年9月16日在浙江省丽水市农业局，在浙江省丽水市农业局主持下达成了《农业生产事故纠纷调解书》，并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再次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首先，原告诉状提出的《农业生产事故纠纷调解书》达成的补偿款40万元仅是烂棒部分的补偿，不包含未烂棒的补偿款，这一理由不能成立。在浙江省丽水市农业局主持双方调解的过程中，被告于2014年9月10日提出两个补偿方式供原告选择。第一种方式是一次性补偿，补偿标准为烂棒按每棒0.7元计算，共计8.4万元；好棒每棒按0.4元计算，共计19.2万元，合计27.6万元；第二种方式为先行补偿一部分，即向每户预付3000至5000元的费用，待出菇期行将结束时，再组织专家进行损失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补偿差价，原告的代表不同意第二种方式，要求按照第一种方式，但认为补偿标准过低不予接受，要求补偿162万元。一直到2014年9月16日，原告仍坚持一次性解决方式，并同意一次性补偿款数额从162万元减少到80万元，后又同意把一次性补偿款减少至62万元。被告则提高到33万元。后在农业局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同意一次性补偿款40万元的调解方案，并达成《农业生产事故纠纷调解书》。被告已于2014年9月17日、9月22日通过银行将40万元补偿款汇给原告的代表。很显然，案涉40万元补偿款不是原告诉状称的烂棒补偿款，而是烂棒和非烂棒的一次性调解补偿款。其次，案涉《农业生产事故纠纷调解书》第一条明确写到“被申请人大山菇业鉴于939、808菌种给申请人吉林省吉林市939、808香菇种植户造成一定损失，同意一次性支付40万元，用于对申请人的经济补偿”。第二条：“申请人吉林省吉林市939、808香菇种植户代表刘金燕、关红旭、贺金学收到上述40万元补偿款后，负责将补偿款妥善分发到受损农户手中，并保证吉林省受损农户不因大山菇业939、808菌种的问题，再向法院起诉或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任何责任。”很显然，案涉调解书调解的纠纷不只是烂棒损失，而是939、808菌种的所有问题一次性补偿，特别是原告的代表已经明确表示收到一次性补偿款40万元后，不再因大山菇业939、808菌种问题向法院起诉或要求被告承担任何责任；二、原告诉状称被告派技术人员到吉林省对香菇烂棒问题进行过现场调查核实也是完全不存在的事实。案涉939、808菌种在丽水市六江源有限公司香菇基地等地栽培出菇情况都是良好的，在案涉纠纷经丽水市农业局调解后，被告为慎重起见，就939菌种问题委托上海市农科院权威机构检测也没有发现菌种质量有问题，鉴于菇业生产受当地条件、气候、种植、管理技术等方面影响较大的客观实际原因，会出现菌种生产的各种问题。吉林省与浙江省距离遥远，在没有任何购买菌种凭证和任何说明菌种质量问题鉴定报告的情况下，由于丽水市农业局的主持，本着和谐精神，被告同意给予40万元的一次性补偿款，而被告收到的菌种出售价款不足1.2万元；三、被告是根据丽水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丽委[2003]9号）有关鼓励科技人员创办实体服务三农的文件精神，由五位自然人出资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与被告林科院无任何隶属关系，更不存在所谓的人格混同。综上，案涉纠纷已经由浙江省丽水市农业局主持调解达成调解书，且已经履行完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林科院辩称：一、本案的定性问题，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而非侵权责任纠纷。由于原、被告双方法律关系定性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因此，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必须先行界定，只有这样才能正确适用法律。本案系由原告主张被告大山菇业提供的香菇菌种存在烂棒及不出菇的质量问题而引发。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产品质量侵权纠纷中损害是指缺陷产品本身之外的人身或财产损害，且该损害系由产品缺陷造成。而本案并不符合以上两个条件。首先案涉的香菇菌种并不存在缺陷，案涉的香菇菌种既不会使人中毒，也不会爆炸，即使本身存在质量问题，也不可能引发安全事故，从而对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案涉产品的质量问题显然不属于产品缺陷；其次从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的损失反映，该损失也并非属于产品本身之外的人身或财产损失。依据原告诉状的事实部分及理由部分，可以明确原告主张的损失为两个方面，一是烂棒造成的损失，二是因菌种不出菇造成的损失。烂棒的损失显然属于产品本身的损失，而菌种不出菇造成的损失显然系《合同法》规定的可得利益损失，因此原告主张的损失并不包含产品本身之外的人身或财产损失，其损失的性质应系产品本身的损失及可得利益损失。综上，案涉纠纷不符合产品侵权纠纷的构成要件，鉴于案涉产品质量问题的性质及原告主张的损失性质，本案的案由应为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二、本案属于一事不再理的范畴；三、假如原告在本次诉讼中主张与上次行政调解无关，被告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依据《公司法》中人格混同的相关规定要求林科院承担赔偿责任，而依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法理论，法人人格混同是指公司与该公司股东之间资产不分、人事不分、业务混同，与其交易的第三人无法分清交易的主体是股东还是公司。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被告林科院与大山菇业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法人主体，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资产不分、人事交叉、业务混同的情况。首先，被告林科院系经丽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的政府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于丽水市林业局。而被告大山菇业是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从其工商登记信息反映林科院也并非是被告大山菇业的股东。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牵连关系，系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其次，被告大山菇业自成立以来所有资本均系由其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投入，被告林科院自始至终未以任何形式对大山菇业进行投资。多年来，被告大山菇业完全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被告林科院从未对其财务进行干涉，也未参与大山菇业的利润分配或亏损承担。虽然大山菇业使用了被告林科院的部分场地和设备，那时基于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这并不属于财产混同的范畴。因此两名被告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再次，被告林科院系政府出资设立的官方机构，被告大山菇业系自然人投资设立的私营企业，双方之间不存在人事上的隶属或制约关系。林科院既无权，也从未干涉过大山菇业的人事安排。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人事不分，人员混同的事实。最后，自被告大山菇业成立后，对于公司经营的相关事务均由被告大山菇业管理人员自行掌控，被告林科院从未参与被告大山菇业的经营，也从未对被告大山菇业的经营事务进行干涉操控，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业务混同的事实。综上，鉴于案涉纠纷系买卖合同纠纷，而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本案被告大山菇业而非被告林科院，且林科院与大山菇业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原告要求被告林科院就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显然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针对被告林科院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原告购买被告大山菇业生产的939香菇菌种。2014年8月，原告培植大山菇业生产的939香菇菌种发生严重的烂棒现象，原告等22人委托代表刘金燕、贺金学、关红旭到浙江省丽水市与大山菇业进行协商，双方在丽水市农业局的主持下进行农业生产事故调解。丽水市农业局共计制作了六份调解笔录。2014年9月9日调解笔录记载“吉林方代表认为菌棒是不会出菇的，管理方法相同的其他菌种生产的939已经出菇，一瓶菌种赔几十块钱，还不够路费。要求按每个生产菌棒赔付3.5元的成本价，生产量是60万棒，共计210万元。大山菇业代表认为：对方提出的要价太高，自身没有能力支付。”2014年9月10日调解笔录记载“被申请人代表：应国华提出两种补偿方式：第一种，一次性给予补偿，补偿标准烂棒按每棒0.7元计算……；第二种：先行补偿一部分，即向每户预付3000-5000元费用，待出菇期行将结束时，再组织专家进行损失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补偿差价。申请人代表意见：倾向第一种补偿方式，但补偿标准过低不予接受，要求补偿总数162万元。”2014年9月11日调解笔录记载：“大山菇业：今天我们把棒（菌棒）也带来了，对这个我们很有数，这个棒是没有问题的，有可能转色迟一点，这种差异存在也是正常的。东北方：我们没要全部损失费，我们只要部分损失赔偿。”2014年9月12日调解笔录记载：“大山菇业代表表示一次性解决方案解决不了，现行赔偿24万元的要求也不能接受。吉林方代表提出先行赔付20万元。大山菇业代表不同意。”2014年9月15日记载：“大山菇业：你们这样换代表没法谈。吉林方：我们不谈了，就走法律程序。”2014年9月16日调解笔录记载：“吉林方代表提出，希望一次性解决，由大山菇业方赔付80万元。大山菇业方表示，80万元的赔付不能接受。吉林方代表提出希望大山菇业把补偿金额提高。大山菇业表示提高到33万元的补偿金额。吉林方代表提出要求赔付60万元，一次性解决。大山菇业方不同意，表示是否再按第二种方案，先补偿一部分，然后走法律途径解决。吉林方代表表示不愿意再谈第二种方案，希望一次性解决。顾新伟：介于双方差异较大，建议双方往40万元的金额靠拢，双方都相互理解一下，体谅一下对方。吉林方表示愿意接受顾新伟的建议，就按40万元的补偿金额处理。大山菇业代表提出联系应国华商议解决方案。双方再分头商议。大山菇业经应国华联系同意40万元的补偿金额，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分期付，先付20万元，余下20万元在生产季后再给；二是补偿金额不得向外界透露。吉林方代表表示钱不能分期付，需一次性付清。补偿金额事宜不会向外界透露，会保守秘密。具体按签署的协议要求。大山菇业代表表示同意。”
双方最终于2014年9月16日达成了《农业生产事故纠纷调解书》，内容为：一、被申请人丽水市大山菇业鉴于其所销售的食用菌939、808菌种给申请人吉林省吉林市939、808香菇种植户造成一定的损失，同意一次性向申请人支付补偿款40万元，用于对申请人的经济补偿。二、申请人吉林省吉林市939、808香菇种植户代表（刘金燕、关红旭、贺金学）收到上述款项40万元后，负责将该补偿款妥善分发到受损农户手中，并保证吉林省受损农户不因大山菇业食用菌939、808菌种的问题，再向法院起诉或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任何责任。三、付款方式、期限：被申请人需在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将补偿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到关红旭的账户中。四、调解协议经申请人、被申请人签字后生效，并经调解机关及其调解人员盖章、签字见证。五、本协议的补偿数额是商业机密，双方都负有保密的义务，不得对外透露，保密期限至2015年6月份。大山菇业已于2014年9月17日、9月22日将上述补偿款40万元转到关红旭（原告等委托的协商代表）的银行账户。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副本及被告大山菇业基本情况登记信息、组织机构代码证、丽水市利伟食用菌原辅材料商行证明材料及其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丽水市老王香菇材料供应站的证明材料及其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调解协书、照片、村委会的证明材料、律师函、大山菇业的公司设立、变更登记档案、大山菇业的企业年度报告、林科院办公地点及工作人员公示牌的照片、包装箱的照片、应国华的名片照片、被告大山菇业企业机读信息。被告大山菇业提供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农业生产事故纠纷调解协议书、收条、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两份、丽水市农业局制作的两份调解笔录、丽水市农业局农便函[2016]14号《丽水市农业局关于吉林省菇农与丽水市大山菇业食用菌菌种纠纷调解情况的说明》、食用菌生产经营许可证。被告林科院提供的《丽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更名的批复》、被告大山菇业的公司基本情况、变更登记情况、《关于规范党政机关干部投资行为有关政策的函》、《中共丽水市委、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房屋协议三份、租金缴纳票据一份、农业生产事故纠纷调解笔录两份、调解协议书、授权委托书、收条、银行转账凭证。本院依据申请调取的丽水市农业局农业生产事故调处卷宗。
原告还提供了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人员执业证、鉴定费发票，因该证据系行政调解协议达成后，原告在诉讼前自行委托的司法鉴定，且两名被告对其均有异议，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林科院2014年度部门决算、网络宣传资料，因该证据来源于网络截图，两名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有异议，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大山菇业提供的上海市农科院的鉴定报告书，本院认为该鉴定系在双方签订调解协议后，被告大山菇业自行委托后做出的鉴定，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丽水市莲都区农业局行政执法大队出具的调查报告，本院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原告张玉生的诉讼请求和被告大山菇业、被告林科院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所诉请的侵权法律关系是否能够成立；二、本案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的范畴；三、如果承担赔偿责任，两名被告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一、本案因菌种的产品质量问题，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产生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现经本院依法释明，原告选择侵权请求权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另关于原告申请追加被告大山菇业的股东薛振文、李伶俐、潘伟峰、胡梦云、麻丽明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本案原告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大山菇业的股东有上述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故本院对于原告追加上述被告的申请不予支持；
二、关于在丽水市农业局主持下双方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涉及的范围问题，原告认为该调解协议仅涉及协商时的烂棒问题，对于未烂棒的部分双方并未进行协商。但两名被告均认为该调解协议系对939菌种的全部问题的一次性解决，不存在未解决的部分。本院认为，依据本院调取的丽水市农业生产事故调处卷宗中调解笔录的记载，双方协商时曾经出现过两种解决方案，即第一种是一次性解决，第二种是先行解决一部分，待出菇期结束后，再另行协商。但原告的委托人在协商中多次坚持第一种解决方案，即一次性解决。从社会经验法则的角度来看，一次性解决就应当包含了939菌种的全部问题。且在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中还出现了“同意一次性向申请人支付补偿款40万元”、“申请人收到上述款项后，负责将该补偿款妥善分到受损农户手中，并保证吉林省受损农户不因大山菇业食用菌939、808菌种的问题，再向法院起诉或者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任何责任”的表述。从上述证据的内容上看，双方在协商中已经协商了939菌种的全部问题，并且系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要求一次性补偿的解决方式，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既然原、被告双方已经在丽水市农业局的主持下，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且该调解协议并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未侵害国家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故该调解协议应当自签订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均应自动履行该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现被告大山菇业已经自动履行了该调解协议中约定的给付义务，即约定的40万元补偿款已经全部支付给了原告，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玉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41.8元，由原告张玉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塔 磊
人民陪审员 付玉龙
人民陪审员 王学涛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纪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