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湛吴法民一初字第137号原告：林绍光，男，汉族，1950年9月4日出生，住湛江市霞山区。委托代理人：郑凯杰，广东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立贻，男，汉族，1948年1月27日出生，住湛江市霞山区。被告：湛江市粤西建筑工程公司，所在地吴川市解放北路6号。法定代表人：黎春盛。委托代理人：杨翼鹏，系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王伟平。广东梅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湛江市粤西建筑工程公司第四分公司，住所地吴川市梅录街道解放北路6号。负责人：杨耀明，系该公司经理。原告林绍光与被告湛江市粤西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粤西公司”）、湛江市粤西建筑工程公司第四分公司（以下简称“四分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郑凯杰、周立贻，被告粤西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杨翼鹏、王伟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四分公司的负责人杨耀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粤西公司下属的四分公司将其承建的武汉火炬大厦全部工程承包给原告和杨生承建，自负盈亏，并于1993年2月1日签订《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和杨生施工，四分公司收款扣除管理费后，余款要全部支付给原告，四分公司若动用此款，须经原告同意。在承建工程中，原告依约、按图施工。由于建设方资金不足，造成工程中途停工，产生纠纷。因主体资格问题，原告以粤西公司名义于1996年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省高院”）起诉武汉建工集团第一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一建”）和武汉火炬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炬公司”）。经过一审，重审，二审后，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于2002年12月5日作出（2002）民一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粤西公司所建的工程（即本案争议的工程）造价①79149437.56元，加上原告承建时现场实物折价6534843.86元，扣除武汉一建已付给四分公司的部分材料款680000元，现场实物实际价款为5854843.86元及武汉一建对913吨半成品钢筋主张的2739000元，余款②3115843.86元。四分公司已代武汉一建支付的场租费③613077.25元及向武汉市供电局两次交的保证金④18100元。上述①②③④项合计82896548.67元，扣除已付给原告的工程款75005975.39元，还欠原告和杨生的工程款7890573.28元。原告与杨生口头约定对半分成。经原告多次追讨，被告至今未给付，原告无奈才起诉。被告粤西公司辩称：一、武汉火炬大厦工程的实际承建人不是被告下属的四分公司。该工程是火炬公司的全权代表陈志奎发包给杨耀明、杨生和原告三人施工。为了规避法律，陈志奎通过武汉一建挂名总承包，然后分包给四分公司，再由四分公司转包给杨耀明、杨生和原告三人。因此原告与杨耀明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书》为无效协议，杨耀明等人以四分公司在本案实施的行为，实际是承包人挂名施工行为，原告将粤西公司及四分公司作为起诉对象是错误的。二、杨耀明没有及时收回原四分公司财务印章，事后工地出纳、会计对该印章和可疑账户疏于监督和管理，只是陈志奎利用该印章开立并使用16×××66账户长达四年之久，其中火炬公司汇入该账户14255020元，被告湖北省高院和最高院认定四分公司已收工程款。因原告等实际承包人的过失及草率打官司，造成粤西公司损失国有资产近千万。原告称粤西公司及四分公司拖欠其工程款7890573.28元的行为，令人无法容忍。事实上，原告所称的尚有7876573.28元工程款只是一厢情愿，减除工程实际承包人应支付的打桩款、应缴火炬公司转包工程管理费、税金及其他应付款后，原告没有任何工程款可收。相反，原告等合伙人为粤西公司留下多起官司，给粤西公司的声誉及经济造成巨额损失，原告应返还该损失给粤西公司。三、关于十六套商品房，该房屋为陈志奎用截留工程款购买，并由火炬公司控制使用，且被告陈志奎用作贷款抵押。只要原告等合伙人赔付因工程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粤西公司可放弃该房屋的处分权。四、本案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且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粤西公司与武汉一建的案件于2002年5月经最高院下达终审判决。2006年8月21日，原告向霞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请求粤西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7890537元。粤西公司提出异议，霞山区人民法院于同年8月30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结束督促程序，提请原告可通过起诉主张权利，原告应在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8月30日内向粤西公司主张权利，但原告没有在此期间主张权利，故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及要证明的事实为有：1.居民身份证1份，拟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2.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3.湖北省高院民事判决书[2001]鄂经初字第1号，拟证明所欠工程款的数额；4.最高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一终字第29号，拟证明总欠工程款的数额；5.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拟证明建设项目；6.湖北省审计事务所鉴定报告鄂审所查字[1998]070号，拟证明完成工程总价款；7.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合同，见证书，审查、见证合营（合作）合同协议书，拟证明购房事实；8.关于处理16套商品房的方案暨催款函，拟证明处理16套商品房的方案及催款通知；9.公证书、催款函，拟证明催款事实；10.四分公司给粤西公司的催款函，拟证明四分公司向总公司发出催款函；11.证明，拟证明建议16套商品房由林绍光处理；12.李兴伦证明材料，拟证明购买16套商品房事实；13.粤西公司给陈志奎的函，拟证明账号情况；14.四分公司给原告的函，拟证明16×××66账户转走的14255020元，其中7890573元属于原告的工程款；15.霞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支付令申请通知书、支付令申请书，拟证明原告曾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偿还工程款7890537元；16.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拟证明16套商品房的土地使用证；17.外地来汉建筑施工企业注册登记表，拟证明可以承建30层以下的建筑施工；补充证据1：原告的工作证、粤西公司出具的原告的任职通知、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原告当时是粤西公司的员工。被告粤西公司对原告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是证据2证明了原告的工作单位是湛江市土木建筑工程公司，原告与粤西公司没有交集，是杨耀明邀请原告承包火炬大厦工程。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所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对证据5，此证据是杨耀明以四分公司的名义与原告、杨生签订，是杨耀明利用职务的便利私用印章所作出的个人行为。对证据6-7不持异议。对证据8-9存在异议，该两份证据是失实的。对证据10、11、14的真实有异议，我方认为是属于伪证来的。对证据12不予认可，因根本不存在什么原告的施工队。对证据1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对所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粤西公司已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原告的支付令已失效。对证据16予以认可。对证据1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及所要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可。对原告上述证据材料，本院分析认证如下：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虽然粤西公司认为杨耀明是隐名合伙人，对证据5不予认可，但粤西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而杨耀明是当时四分公司的负责人，该份协议书盖有四分公司的公章，故本院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8-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四分公司在2000年4月25日被粤西公司下文撤销，而证据10、14作出的时间为2003年、2004年，故本院对证据10、1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1，因该证据是关于四分公司购买的位于武汉市的16套商品房的处理问题，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2为证人证言，因证人不出庭作证，且粤西公司不予认可，故证据12不予认可；对证据13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15-17及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被告粤西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及要证明的事实为有：第一组：1.关于陈志奎同志免职，2.通知关于杨耀明任职通知，拟证明杨耀明接替陈志奎任四分公司经理，双方办理交接手续；第二组：1.委托书，2.火炬公司营业执照、董事会决议书，3.授权委托书，4.四分公司在武汉注册登记资料，5.证人证言、谈话录音、文某，6.关于武汉市火炬大厦工程承包情况说明及我司（2015）湛吴法民一初字第137号案件的态度，7.林绍光个人参保资料，8.湖北省审计事务所鉴定报告[1998]070号，拟证明陈志奎身份特殊，他掌握火炬大厦工程发包和财务等权利，将工程转包给杨耀明，杨耀明组织介绍原告、杨生三人合伙挂靠杨耀明承包的四分公司进行施工，原告、杨生不是粤西公司原告，其借用四分公司的资质施工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第三组：1.工程联合施工合同，2.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合同，3.建筑安装施工合同，拟证明陈志奎利用自己控制的公司收取承包人11%的工程转包费，又以武汉一建挂名总承包方，再分包给杨耀明承包的四分公司，陈志奎提供层层承包工程来操控火炬大厦项目；第四组：1.16×××66账户查询回执，2.陈志奎控制的16×××66账户收款情况，3.四分公司收工程款明细表，4.从16×××66账户汇入承包人管控的2712账户550万元的转账支票，5.承包人给该转账出具收款收据，拟证明陈志奎开立16×××66账户后，将火炬公司19755020元打入该账户，用该账户向原告的2712账户支付550万元工程款，原告明知陈志奎的不法行为而不制止，反为陈志奎的付款出具收据；第五组：1.湖北省高院一审判决，2.最高院二审判决，拟证明原告等人在未征得粤西公司同意草率打官司，由此造成粤西公司损失近千万；第六组：1.起诉状，2.武汉一建答辩状，拟证明原告是以四分公司名义向武汉一建起诉，未向粤西公司请示或告知，粤西公司对此一无所知；第七组：1.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诉粤西公司拖欠打桩工程款一审判决和再审申请，2.湖北省武汉市反贪局《关于陈志奎涉嫌经济犯罪调查报告》，3.粤西公司拖欠一审律师费被法院判决执行，拟证明减除原告在承包工程期间拖欠打桩款、工程转包费（11%）及其他债务后，原告根本没有工程款可收，事实是粤西公司为原告偿还多起官司债务；第八组：1.借款抵押合同、起诉状及一审判决，2.粤西公司关于撤销四分公司的通知，3.声明，拟证明16套房屋抵押给债权人，被法院判决承担抵押责任，粤西公司于2000年4月25日下文撤销四分公司，并登报声明四分公司公章作废，原告利用保管公章之机，炮制多份伪证；第九组：1.支付令，2.支付令异议书，3.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原告于2006年8月21日向霞山区法院申请支付令，同年8月30日法院解除该支付令，要求原告向法院起诉，但原告没有在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8月30日向粤西公司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补充证据：1.公证书两份（内容与粤西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5证人陈耀明证言一致）、光盘（内容与粤西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证据5证人陈耀明的谈话录音内容一致）一张，证明涉案工程是三人承包的，而不是原告一人承包的。原告对被告粤西公司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所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7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所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和所要证明的事实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第四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所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所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对第七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第八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持异议，但是对所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对补充证据中的公证书的合法性有异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光盘，因粤西公司是开庭才提交，我方尚不清楚光盘的内容，故不予质证。对被告粤西公司的上述证据材料，本院分析认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中1-4、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6为另一合伙人对本案的态度，不属于证据，对证据7的关联性不予采纳；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第五组、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七组证据中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八组证据中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四分公司成立于1990年，为粤西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没有办理工商登记，不具有法人资格。1991年6月1日，陈志奎被免去四分公司的经理职务，同日，杨耀明被任命为四分公司经理。1993年，四分公司在武汉建委登记注册。1992年10月8日，火炬公司与武汉一建签订了《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武汉一建承建火炬公司的火炬大厦131185平方米的土建和水电安装工程，造价暂定为180000000元，今后按实结算。1993年1月1日，武汉一建与四分公司签订了《建筑安装施工合同》，约定武汉一建将火炬大厦工程分包给四分公司，工程总造价以武汉一建与火炬公司的审定为准，此外，还约定了管理费的收取、违约责任等。1993年2月1日，四分公司作为甲方，原告与杨生作为乙方，签订了《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约定：甲方将火炬大厦全部工程由乙方承包负责施工。一、工程名称为火炬大厦A、B、C座工程，工程地点为武昌街道口，总造价暂定壹亿捌仟万元。二、全部工程自一九九二年十月开工，至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竣工。三、管理费：甲方按工程总造价实行大包干向乙方收取管理费共捌拾万元（即从九三年起至九六年止，每年收取管理费二十万元）。四、双方责任。1、甲方负责给乙方办理有关工程业务和生产经营的所需的有关手续。2、甲方对账户实行统一管理。对乙方汇入账户的工程款，甲方按比例扣除管理费后，余下保证乙方自身使用，甲方需要调剂使用时要取得乙方同意。……（2）乙方责任。4、乙方负责本工程盈亏和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以及工程保修期内的一切维修、返工及费用。……”。甲方落款处盖有四分公司的章和杨耀明的签名，乙方的落款处由林绍光和杨生的签名。上述合同签订后，林绍光与杨生即进场施工。在施工工程中，原告和杨生认为火炬公司和武汉一建未按工程进度付足工程款，于1995年2月正式停工。1996年12月20日，原告与杨生以四分公司的名义在湖北省高院对武汉一建和火炬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两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及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四分公司不具备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的条件，其在该案中的权利义务由粤西公司承接，故粤西公司参加了该案的诉讼。湖北省高院于2000年6月13日作出（1996）鄂经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武汉一建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最高院于2000年12月29日作出（2000）民终字第94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湖北省高院重审后，于2002年2月9日作出（2001）鄂经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粤西公司和武汉一建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院于2002年12月5日作出（2002）民一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四分公司应收款项为：已完火炬大厦工程造价79149437.56元，现场实物折价3115843.86元、代付场租费613077.25元及四分公司向武汉市供电局交的二项保证金18100元，合计82896458.67元；武汉一建公司已经付四分公司的工程款等款项为：中正公司《鉴定报告》认定四分公司自报的工程款74455975.39元、工程停工后武汉一建支付给四分公司550000元，武汉一建打入四分公司在建行江岸支行16×××66账户上的14255020元，合计89260995.39元。同时还判决粤西公司需支付武汉一建税费和管理费尾款172376元、违约金50000元以及工程质量修复费263097.62元。原告与粤西公司均认可，原告等人收到四分公司支付的火炬大厦的工程款为75005975.39元。2005年12月8日，湖北鄂东桩基工程公司以武汉一建、粤西公司为被告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武汉一建、粤西公司支付湖北鄂东桩基工程公司施工的火炬大厦桩基工程款4030239.3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000000元。2006年11月21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武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粤西公司向湖北鄂东桩基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欠款3256643.3元工程及利息。2003年12月28日和2006年8月14日，林绍光分别向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2006年8月25日粤西公司提起异议，2006年8月30日，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06）霞民督初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支付令失效。另查明：原告起诉后，本院于2015年6月10日向杨生送达了《告知书》，告知杨生其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杨生于当日明确向本院表示，其不参加本案的诉讼并放弃要求粤西公司付款的请求，不要求其偿还债务。杨生同时还说明该工程是由其同原告合伙承建的，每人各占50%。再查明：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2015年6月1日对被告四分公司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珞瑜村86#第二单元）壹拾陆套商住房，面积1380.02平方米（武房房自第07-01167号房屋所有权证）予以查封，查封金额以400万元为限。本院认为，本案属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关于涉案工程是由原告同杨生二人合伙，还是原告、杨生同杨耀明三人合伙的问题。2、原告和杨生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否合法。3、原告能否单独起诉及两被告是否存在拖欠原告工程，假如存在欠款，数额应为多少？两被告应如何承担责任。4、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涉案工程是由原告同杨生二人合伙，还是原告、杨生同杨耀明三人合伙的问题。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其与杨生同四分公司作签订了《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时任四分公司经理的杨耀明作为发包人在该处签名，可见，该工程是由四分公司发包给原告同杨生施工。虽然粤西公司主张杨耀明也是涉案工程的合伙人之一，但是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原告也不认可，因此，本院对粤西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粤西公司辩称，杨耀明与原告、杨生签订《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是杨耀明个人利用职务之便的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因无证据，本院对此也不予认可。杨耀明是被粤西公司任命为四分公司的经理，该协议上既有杨耀明的签名，也有四分公司的盖章，本院认定该协议书是杨耀明的职务行为。从粤西公司任命林绍光为四分公司副经理，以及粤西公司同火炬公司、武汉一建就涉案工程进行的一系列诉讼中，可以认定粤西公司对《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是认可的。综上，本院认定涉案工程是由原告和杨生二人合伙承建的。至于杨耀明是否为原告和杨生二人合伙体的隐名合伙人，由其三人自行解决。二、原告能否单独起诉以及两被告是否存在拖欠原告工程，假如存在欠款，数额为多少？两被告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告与杨生合伙承建涉案的工程，由于杨生明确向本院述明其与原告各占合伙份额的50%，且杨生也明确向本院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本院认定原告有权就自己所应得的工程款份额向本院提起诉讼。由于四分公司是粤西公司的分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四分公司的责任应由粤西公司承担。从最高院的（2002）民一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可知道，原告与杨生已完火炬大厦工程的造价为79149437.56元，加上现场实物折价3115843.86元、代付场租费613077.25元及四分公司向武汉市供电局交的二项保证金18100元后，合计82896458.67元。而上述82896458.67元已经由武汉一建足额支付给四分公司。庭审中，原告及粤西公司均认为原告等合伙人从四分公司领取的工程款为75005975.39元。粤西公司认为原告的行为属于挂靠，因原告和杨生同四分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故认定为无效，根据最高院（2002）民一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可知道，原告所建的工程除需要修复部分（修复造价为263097.62元，法院判令粤西公司支付该笔费用给武汉一建）外，其余工程的经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鉴定为合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减除修复造价外，原告和杨生尚应得的涉案工程款为7627385.66元（82896458.67元-75005975.39元-263097.62元）。同时，根据最高院（2002）民一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可知，粤西公司还需支付武汉一建税费和管理费尾款172376元、违约金50000元，粤西公司主张上述款项应在原告所得的工程款内予以扣除，根据《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的约定，税费和管理费尾款172376元应由原告及杨生承担，对此，应在原告及杨生所得的工程款内予以扣除，至于违约金50000元，由于粤西公司未能及时将原告及杨生所得的工程款支付给原告及杨生，致原告和杨生在施工中违约，粤西公司对原告及杨生的该违约应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对粤西公司扣除违约金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此外，粤西公司主张（2006）武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中判令粤西公司支付给湖北鄂东桩基工程公司的工程欠款3256643.3元工程款及利息也应在工程款中扣除。火炬大厦是由原告及杨生承建的，粤西公司应支付给湖北鄂东桩基工程公司的工程欠款3256643.3元是火炬大厦的桩基工程款，该笔款项实际上粤西公司已从武汉一建处收取[（2006）武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第28页]，因此，粤西公司要求在支付给原告及杨生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3256643.3元，本院予以支持；由于粤西公司未能及时将原告及杨生所得的工程款支付给原告及杨生，对原告及杨生的该违约应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本院对粤西公司扣除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粤西公司主张扣除支付给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费、违约金等，由于粤西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费用应由原告及杨生支付，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约定，原告和杨生应支付给四分公司管理费800000元，原告称已经支付，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故认定未支付，故应从涉案工程款中扣减。综上，在原告及杨生应得的7627385.66元工程款中扣除支付给武汉一建的税费和管理费尾款172376元、支付给湖北鄂东桩基工程公司的工程欠款3256643.3、支付给粤西公司管理费800000元外，原告及杨生尚应得的工程款为3398366.36元。因原告及杨生各占50%股份，因此，原告尚应得的工程款为1699183.18元。至于粤西公司以陈志奎利用原四分公司的印章开立并使用的建行江岸支行16×××66账户、挪用涉案工程款作为本诉的抗辩的理由问题，因最高院（2002）民一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16×××66账户发生的资金行为也是粤西公司的行为，故对粤西公司此抗辩本院不予采纳。若陈志奎的行为给粤西公司造成损失，因粤西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是原告及杨生与陈志奎共同所致，那属粤西公司的内部管理混乱所致，应另寻其他途径解决，与本案没有关联。三、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粤西公司认为原告于2006年8月21日向霞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霞山区法院于2006年8月30日作出（2006）霞民督初字第24号裁定书，原告应在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8月30日期间提起诉讼，但被告至今才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而原告即认为自2006年起至起诉前一直都有向粤西公司追讨，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粤西公司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谈话录音文某，2015年3月4日，粤西公司的相关人员就原告要求处理资产事宜进行了开会，其中粤西公司的副总叶滴在会上表示“有关武汉火炬大厦林绍光要求处理资产事宜，我按照郑书记意见，双方做出方案，看双方能否接受，希望能解决，我就将该意见向国资公司请示”中可见，原告在2015年3月4日前不久还向粤西公司主张权利，粤西公司还计划作出解决方案，由此可见，原、被告就涉案工程款问题一直在协商解决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案的时效已经中断，原告于2015年4月20日起诉，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粤西公司的上述辩称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湛江市粤西建筑工程公司尚欠原告林绍光的工程款1699033.18元，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林绍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362.29元，由原告林绍光负担21841.29元，由被告湛江市粤西建筑工程公司负担16521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湛江市粤西建筑工程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郭 雕审判员 李小龙审判员 彭 曦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郑晓婷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三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