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赣08行终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小华，男，1972年10月22日生，汉族，安福县人，无业，住安福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福县平都镇城北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发芽，县长。
原审第三人刘桂涛，男，1974年5月21日生，汉族，安福县人，农民，住安福县。
原审第三人刘海景，男，1964年10月4日生，汉族，安福县人，农民，住安福县。
原审第三人安福县横龙镇盆形村第九村民小组。
代表人刘云根，组长。
上诉人刘小华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一案，不服安福县人民法院（2016）赣0829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经审理查明，刘小华的母亲刘梅英系安福县横龙镇盆形村第九村民小组农户，出生于1929年11月16日。由于该组当时人少地多，加之种田要缴纳承包款、税款和村集体提留、乡镇统筹费，并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农户种田没有积极性。1987年时，刘梅英家拥有该组耕地8.67亩。1989年，由于人口变化，盆形村九组作出方案：按男劳动力3.2亩／人、女劳动力2.4亩／人、小孩1.2亩／人调整耕地，然后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未作书面会议记录，会上没有反对，此后就按方案调整了耕地，事后也没有人提出意见。刘海景承包了“甸甸”（又名桥上）这宗耕地后，将其与刘桂涛进行了互换。1994年9月14日，刘小华还在服役期间为退役后能够安排工作，将自己户口从盆形村九组迁至安福县平都镇大市场路，并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刘小华复员后，被安福县民政局安置在安福县坳上林场竹胶板厂，刘小华报到后外出务工。刘小华家还有自留地水田0.6亩、旱地0.5亩。1998年，安福县人民政府为刘桂涛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桥上”耕地（计2.94亩）的承包经营权登记。2000年6月24日，我国开始实行（中发（2000）7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逐步减轻和免除农村税费。2004年4月23日，我国又开始实施（国发（2004）17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桥上”耕地种粮直接补贴始由刘桂涛享有，刘小华及其母亲从未提出异议。2006年11月30日，安福县人民政府为刘桂涛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桥上”耕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2010年，刘小华母亲去世，但刘小华没有为其注销户口。2014年11月，刘小华开始向相关部门要求解决返还诉争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而刘小华要求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对其溯及力并无特别规定，因此，本案应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原国家土地管理局于1989年11月18日起施行的《土地登记规则》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土地登记是依法对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登记。因此，该规则定义的土地登记并不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刘小华要求适用《土地登记规则》审查安福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989年安福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当时的法律法规对颁证程序未作出规定，本案中安福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并无违法之处。2006年11月30日，安福县人民政府又为刘桂涛颁发了讼争土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被告于1998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无法律效力。刘小华起诉要求撤销1998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诉讼请求，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依照当时的法律与政策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刘小华退伍前将自己的户口迁出盆形村九组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政府因此为其安排了工作，刘小华报到后不去上班是自己放弃权利，此时其已丧失了盆形村九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1989年由于人口变化，盆形村九组进行耕地调整时，未违反民主议定原则，当时的法律也未规定村民代表会议应有书面记录，因此此次调整耕地无违法之处，事后也没有人提出意见。讼争土地发包给刘桂涛耕种后，刘小华母亲刘梅英在世时也从未提出异议，并且当时的法律也未规定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以书面形式。刘小华退伍至2014年11月间，也从未提出异议。1987年刘小华母亲拥有该组耕地8.67亩，如按刘小华主张其母未代表全家放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组也从未调整过耕地，那么为何刘小华的诉求为5.53亩耕地而不是8.67亩，明显自相矛盾。所以，可以推定刘小华母亲在盆形村九组调整耕地时，已代表全家放弃了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刘小华认为讼争土地是交给他人代耕，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对此，法院不予采纳。刘小华与安福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刘小华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因而，本案的起诉期限为二十年。安福县人民政府认为刘小华的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依法应由安福县人民政府承担举证责任，而安福县人民政府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案超过了起诉期限，所以对安福县人民政府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安福县人民政府1998年的颁证行为，对刘小华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刘小华与颁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其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第（八）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刘小华的起诉。
刘小华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1、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裁定书推定上诉人母亲在1989年代表全家放弃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与事实不符。根据上诉人1990年底提交公粮的证明可证实。事实是1990年年底上诉人应征入伍后，上诉人母亲无力耕种将诉争土地租与同村村民代耕。1998年进行土地经营权登记时，安福县人民政府违反程序将诉争地错误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导致纠纷产生，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是1998年，案件并未过诉讼时效，法院应当受理。被上诉人2016年为刘桂涛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1998年颁证行为的确认，故而上诉人要求撤销1998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诉讼请求，对上诉人合法权益仍产生实际影响。2、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的规定，上诉人虽户口迁出盆形九组但仍长期居住在盆形村，且也未落户设区的市，按照法律规定应保留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并依法撤销第三人刘桂涛1998年取得的“甸甸”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987年上诉人刘小华家庭取得了包括诉争土地在内的8.67亩土地，由其家庭耕种。1990年上诉人应征入伍，其母刘梅英因年老力衰无力继续耕种，将分与其家庭的耕地交回村小组。上诉人刘小华上诉称其母是将诉争地交与同组村民代耕，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上诉人在1994年已将自己的户口从盆形村九组迁至安福县平都镇大市场路，并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其已不再是盆形村九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其母刘梅英2010年去世，其它家庭成员也都相继迁出盆形村九组不再是盆形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二十九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的相关规定。原审第三人刘桂涛取得的诉争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侵犯上诉人的承包权，上诉人刘小华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颜 莉
代理审判员 罗英秀
代理审判员 钟君林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虎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