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02号
原告：谭佼元。
委托代理人：潘晓录。
被告：陈建勇。
委托代理人：曾球，浙江瓯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谭佼元为与被告陈建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于2015年9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争议较大故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谭佼元及其委托代理人潘晓录，被告陈建勇的委托代理人曾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谭佼元起诉称：2015年5月6日，原告与被告合作经营杭州支付宝旗下“手机支付宝钱包”中的“商家”业务，并口头约定原、被告按30%与70%互相承担各项开支。原告以业务经理身份参与管理经营，被告出资并提供公司证明与支付宝公司。2015年7月13日，原、被告再次口头约定从7月1日开始双方各按50%互相承担各项开支，并签下合同从8月1日开始双方各自按50%互相承各项开支。2015年7月15日，被告要求原告6月份各项开支双方各自承担50%，原告本着业务能继续下去的大局考虑，承担了6月份50%的开支。2015年8月12日，被告以性格不合为由单方面解散业务团队，并终止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关系。被告由于在支付宝公司的系统内有本项业务的最高权限，被告单方面抽走所有业务成果，合计170家业务左右（支付宝约定奖励业务公司每家300元到500元）。2015年8月15日，原、被告双方确定出资数目。2015年8月16日，原告要求就被告单方面毁约事宜进行协商，却遭到被告辱骂和恐吓，并扣押了原告的工资。为此，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投资金额24014元，误工费（200元x20天），毁约赔偿金10000元，共计38014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被告单方面解约微信聊天记录、微信电话录音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单方面解约事实；
2.被告辱骂和恐吓原告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辱骂和恐吓原告事实；
3.被告调走业务成果微信聊天记录、被告调走业务成果电话录音（1）、（2）、（3）各一份，证明被告调走业务成果事实；
4.新洲文化传媒支付宝分部5月-8月总账一份，证明原告出资24014元整事实；
5.新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宝分部合作协议书一份，证明双方签订合作合同及明确规定违约金按最高盈利的10倍赔偿事实。
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补充证据：
1.网页截屏，证明经支付宝官网上查询，新洲公司还是服务商，业绩还在上升；
2.微信截图，证明被告单方面提出结束业务往来的事实；
3.“双十一”服务商总结大会照片，证明被告发展的门店有617家。
被告陈建勇辩称：1.被告主体不适格，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作方应该是新洲传媒有限公司和原告。被告在对账单上签字是代表公司代表人履行职务；2.原告主张的5月份双方的投资承担比例30%和70%，6、7月份双方各占股份50%是事实，2015年8月份同解除合同也是事实。但原告主张被告单方面解除合同不是事实；3.原告主张的被告调走业务成果不属实，2015年8月15日的对账单只是解除合作的结算而不是对原告出资的确定。另外被告没有辱骂和恐吓原告，也没有扣押原告工资。原告所谓的24014元投资款，实际上是将原告应得的工资进行抵扣后所形成的。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违约赔偿金也没有法律依据；4.合作期间，新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没有赢利，所以双方才解除合作关系。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支付宝提成表格一份，证明5-8月总账中“提成8400元”的来源。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3均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与录音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且从录音材料的内容来看，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被告单方面解约的事实。对证据4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被告签字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且原告实际上并没有出资。对证据5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从合同的内容，及新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甲方处及合同骑缝处均加盖公章，可以反映原告合作的对象是新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而非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也无法确认；补充证据2未提供原始载体，补充证据3系原告单方面拍摄，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表格上记载的数据是正确的，但这份证据形式上是需要原告签字的。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5无异议，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3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材料以及补充证据2，原告均未提供原件，且被告予以否认，故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用。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1，仅能反映截止2016年1月13日，温州新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仍显示在支付宝商家页面，但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温州新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业绩上升这一事实。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3，系原告单方面拍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用。
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告单方面提供，原告亦对其形式合法性提出异议，故该证据在本案中不予采用。但鉴于原告对该证据上记载的内容无异议，故在本案中，本院酌情依据该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结合原告的陈述予以参考。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被告系温州新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洲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5年5月6日，被告代表新洲公司与原告合作支付宝产品推广服务。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内容，原、被告于2015年7月13日签订一份《新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宝部分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合作经营的项目为“支付宝产品推广服务”及“支付宝平台运营支持服务”；协议书还约定，双方合作期限自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双方前期共投资6万元开展支付宝授权城市服务商，各占盈亏50%；被告任部门销售总监，薪资报酬3000元；共同经营的固定预算为前3个月房租3000元／月，办公费200元，其他各项开支以双方签字票据为准；被告与支付宝平台《支付宝城市服务商合作协议》未结束前不可单方面解约，否则以最高盈利单月的10倍做补偿。上述协议由原、被告签字，并加盖新洲公司公章。
双方的合作模式为：原告以新洲公司应支付的工资作为出资，新洲公司以场地、人员作为出资，进行合作经营。原告以新洲公司的名义与第三方开展支付宝产品推广服务。
嗣后，因原、被告在共同经营上存在分歧，双方于2015年8月15日终止合作关系，同日经双方对账形成一份《新洲文化传媒支付宝分部5月-8月总账》，确认5月至8月为经营所支出的金额为55911元，其中原告的出资为24014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建勇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首先，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新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宝部分合作协议书》的形式来看，虽然在协议书的甲方一栏载明的对象为“陈建勇”，但在协议的落款及骑缝处均盖有新洲公司的公章；其次，从双方的合作方式来看，原告以新洲公司应支付的工资作为出资。原告主张的被告则以新洲公司所有的场地、资源等财产进行投资，这些财产均非被告所有。况且原告以新洲公司的名义与第三人开展业务，在审理中原告亦确认涉诉支付宝业务的开展均为新洲公司创造收益；最后，被告系新洲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结合新洲公司在协议上盖章的情况，被告在涉诉协议书上签名应属履行职务的行为。
综上，尽管原告签署的《新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宝部分合作协议书》在“甲乙方”一栏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但并不影响原告与新洲公司之间合伙关系的成立。故本案合伙关系的实际相对方为新洲公司，陈建勇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另案以新洲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谭佼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50元，由原告谭佼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霄
人民陪审员 温秀杰
人民陪审员 吴如欧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代书 记员 冯思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