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黑高商终字第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别玉岐，男，196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丽凤，女，196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姚恒东、蔡玉敏，黑龙江衡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洪余，男，1955年5月8日出生，汉族，双鸭山市四方台双源煤井投资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建华，女，195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双鸭山市针织一厂退休职工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佟咏，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别玉岐、钟丽凤因与被上诉人邓洪余、国建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双鸭山中院）（2014）双商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钟丽凤及上诉人别玉岐、钟丽凤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姚恒东、蔡玉敏，被上诉人邓洪余、国建华及其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佟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双鸭山市双隆煤矿（以下简称双隆煤矿）的原投资人冯艳辉于2008年6月21日与别玉岐签订《退股协议》后，双隆煤矿由别玉岐经营。双鸭山市四方台双源煤井（以下简称双源煤井）的投资人是邓洪余。2011年9月18日，别玉岐的妻子钟丽凤代表双隆煤矿，邓洪余代表双源煤井，双方达成煤矿买卖《协议》，约定将双隆煤矿地上、地下房屋和设备等所有资产转让给双源煤井，转让价款为370万元。协议签订后，邓洪余通过其妻国建华向钟丽凤支付了770万元的转让款。邓洪余称370万元协议价属于明价，指房屋和设备的价款，其余400万元属于暗价，指地下资源的价款，系双方口头协议。
原审判决同时查明：案涉煤矿买卖《协议》有两份，均系2011年9月18日签订，别玉岐、钟丽凤提交的《协议》约定价款为1370万元，同时约定了给付期限和利息，无原件；邓洪余提交的《协议》约定的价款为370万元，未约定给付期限，系原件。别玉岐、钟丽凤主张其不能提交《协议》原件，系因邓洪余以避税为由将原件收回撕毁。在审理中，邓洪余申请对别玉岐、钟丽凤所提交《协议》复印件上的公章和邓洪余签字笔迹进行鉴定，经哈尔滨工业大学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哈工大鉴定中心）出具的哈工大医司鉴（2014）文鉴字第77号鉴定，其结论为：送检协议书复印件中公章“双鸭山市四方台双源煤井”与送检样本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印；送检协议书复印件中“邓洪余”签名与送检样本邓洪余签名不是同一人所书写。双鸭山中院提前三天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开庭传票、鉴定书副本，并向哈工大鉴定中心下达了出庭通知。2015年1月19日上午开庭时，钟丽凤未出庭。办案人与钟丽凤联系后，钟丽凤称其不在双鸭山市，到庭尚需二个多小时。经协商，各方均同意改定当天下午开庭。钟丽凤在当天中午给办案人发信息称“手机快没电了，不能赶到法庭，要求改定到周三开庭，如果有损失由其补偿”，随即关机，无法联系。因鉴定人员来自外地，钟丽凤未出庭没有客观理由，双鸭山中院对鉴定报告进行了缺席质证。
2014年5月14日，别玉岐、钟丽凤向双鸭山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邓洪余、国建华给付欠款600万元及利息286万元（其中100万元欠款的利息自2012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4年5月14日止，500万元欠款的利息自2012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4年5月14日止），本息合计886万元。案件受理费由邓洪余、国建华承担。
原审判决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关于“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的规定，钟丽凤所提交的煤矿买卖《协议》系复印件，证人刘宝廷系钟丽凤的司机，孙志刚系钟丽凤煤矿的井长，与别玉岐、钟丽凤有利害关系。邢友虽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但其称不清楚《协议》的内容，钟丽凤与邓洪余通话的手机录音资料的内容不清晰、不明确。在钟丽凤提交的煤矿买卖《协议》复印件经鉴定不是邓洪余书写的情况下，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未形成证据链条，不足以证明邓洪余拖欠转让款。故判决：驳回别玉岐、钟丽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820.00元、鉴定费30，000.00元，由别玉岐、钟丽凤负担。
别玉岐、钟丽凤向本院上诉称：一、鉴定时所提取邓洪余的笔迹，是邓洪余当庭书写，该程序存在瑕疵，笔迹缺乏客观真实性。邓洪余为了鉴定结论对其有利，故意不按其书写习惯签名并改变笔体，且案涉1370万元的《协议》是2011年签订，鉴定时间是2014年，时隔3年之久，邓洪余个人的书写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其亦存在重新刻制公章的可能性。为了鉴定的公平、公正，邓洪余应提供2011年9月即煤矿买卖《协议》签订期间的公章，与同一时期所使用的公章进行对比，而双鸭山中院并未公平客观地提取送检样本，导致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且双鸭山中院指定由哈工大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强行要求别玉岐、钟丽凤在申请书上签字，明显偏袒对方，故该鉴定结论不应予以采信，应重新鉴定。二、别玉岐、钟丽凤提交的录音资料已按法庭要求整理成了文字材料，如录音不清晰，不可能整理成文字材料，且邓洪余认可录音系其本人声音，并未主张内容不清晰。别玉岐、钟丽凤提交了三份录音资料，而双鸭山中院对其中一份录音资料未组织质证，违反程序，系在偏袒邓洪余、国建华，有失公平、公正。钟丽凤提供的煤矿买卖《协议》系邓洪余的法律顾问刘炳文律师起草的，钟丽凤与刘炳文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当时刘廷宝和孙志刚均在场。法庭通知刘炳文到庭取证前，刘炳文被不明身份人员殴打，导致刘炳文未能出庭。而刘廷宝系钟丽凤司机，孙志刚系双隆煤矿的井长，自2011年双隆煤矿转让给邓洪余后，该二人就不在别玉岐、钟丽凤处工作，双方并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该二人亲眼见证了签订协议的全过程，原审判决以该二人与别玉岐、钟丽凤有利害关系为由，对该二人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不公正，违背客观事实。在钟丽凤与邓洪余签订煤矿买卖《协议》时，邢友曾帮助双方协调过转让价款，当时定的价格是1000多万元，双方基本同意该价格，邢友的证言证实钟丽凤主张转让价款为1370万元系真实的，进而证明钟丽凤提交的煤矿买卖《协议》复印件亦系真实的，原审判决未予采信，不公正。邓洪余、国建华在原审证据交换前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其所提交证据系在双鸭山中院复印别玉岐、钟丽凤的证据，鉴定申请亦系在本案审理四个月后提交的，违反了《证据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故原审判决将别玉岐、钟丽凤所提交的书证、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予以分割而未予采信，并对关键证据不组织质证，不客观公正地收集、提取鉴定检材，导致鉴定结论不客观真实，程序违法。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别玉岐、钟丽凤的诉讼请求。
邓洪余、国建华答辩称：一、别玉岐、钟丽凤已签字认可鉴定检材的样本，其提取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鉴定结论客观真实有效。根据《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举示证据应当出示原件，否则邓洪余、国建华可不予质证。按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别玉岐、钟丽凤应当提供补强证据，以证实其所举复印件的真实性，但别玉岐、钟丽凤并未举示补强证据。邓洪余、国建华为证明其清白，自愿承担鉴定费而申请鉴定。在鉴定中，双鸭山中院于2014年12月3日提取的三份签名样本系现场书写，并经审判人员、鉴定人员见证，别玉岐、钟丽凤现场监督确认。同时，双鸭山中院还向哈工大鉴定中心提交了2014年9月15日的质证笔录作为比对样本，并在2014年12月15日第二次开庭中告知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该质证笔录系邓洪余在本案未正式开庭前的签字，当时邓洪余尚不知道本案会涉及笔迹鉴定，此样本足以反映邓洪余的正常书写习惯。而别玉岐、钟丽凤并未举证证明邓洪余存在私刻或拥有多枚公章的情形，通过司法鉴定否认了邓洪余的签名系其本人书写，即便对公章的鉴定结论与邓洪余所持有的公章相同，但签名是模仿的，该协议的真实性亦无法确认，故本案鉴定程序和所提取的比对样本均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法定事由。二、原审判决认定录音资料不清晰系指别玉岐、钟丽凤提交的录音资料不足以证实其主张，证人刘炳文能否出庭作证与邓洪余、国建华无关。根据《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别玉岐、钟丽凤所提交的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且鉴定结论已证实案涉1370万元的《协议》系伪造，该三名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不真实，导致邓洪余、国建华为证明自身清白而提出了鉴定申请，并交纳了3万元的鉴定费，邓洪余保留追究三名证人及别玉岐、钟丽凤的法律责任。邢友的证言在原审开庭时已经质证过，该证言只能证实双方曾协商过价格，但最终达成的价格其并不知晓。本案于2014年9月15日上午进行了证据交换，下午进行了第一次开庭，邓洪余在开庭当日才得知别玉岐、钟丽凤所提交证据的情况，根据《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邓洪余当庭提出的鉴定申请，属于对别玉岐、钟丽凤证据的反驳，故邓洪余当庭提出鉴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别玉岐、钟丽凤提交一份钟丽凤于2013年12月11日与邢友的电话录音。意在证明：案涉煤矿的转让价格为1370万元。
别玉岐、钟丽凤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对其与刘炳文的电话录音未组织质证，其程序违法。二审中，别玉岐、钟丽凤举示该份电话录音。意在证明：案涉1370万元的《协议》系刘炳文执笔，协议上有分期付款的内容。
二审庭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两份电话录音一并进行了质证。
邓洪余、国建华的质证意见为：对钟丽凤与邢友的电话录音的真实性和所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电话录音形成于2013年12月11日，别玉岐、钟丽凤在原审时并未提供，且是否系与邢友通话无法确认，其证据类型亦属于证人证言，邢友应出庭接受质询。原审法院曾对邢友进行了调查，邢友回答是帮助双方进行过协调，但对价格不清楚。对钟丽凤与刘炳文的电话录音，是否系与刘炳文通话亦无法确认，且亦属于证人证言，刘炳文亦应出庭接受质询，即便是与刘炳文的通话录音，该录音中亦未体现转让价款是1370万元。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别玉岐、钟丽凤所举示的两份录音资料的证据类型均系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关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的规定，邢友、刘炳文作为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虽然别玉岐、钟丽凤将该两份电话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但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该录音资料未经编辑或剪辑，以及足以证明通话对方的身份与其主张的身份相符，邓洪余、国建华对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又不认可，本院难以确定通话对方的真实身份，亦不能证明案涉煤矿的转让价款为1370万元，故本院对该两份录音资料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双鸭山中院就案涉1370万元《协议》上的“双源煤井印章”和“邓洪余”签字委托哈工大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过程中，钟丽凤于2014年12月3日对邓洪余提供的“双源煤井印章”和“邓洪余”现场签名作为鉴定的比对样本予以签字认可，并现场监督提取了该样本。双鸭山中院还向鉴定部门提交了“2014年9月15日的质证笔录上邓洪余的签字”作为比对样本，并于2014年12月15日告知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予同意。
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原审判决所认定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别玉岐、钟丽凤与邓洪余、国建华之间是否就案涉煤矿的资产以1370万元为转让价款建立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案涉煤矿资产的转让价款产生争议，别玉岐、钟丽凤主张转让价款为1370万元，并举示了一份转让价款为1370万元的《协议》复印件及相关证人证言予以证实，而邓洪余、国建华则举示了一份转让价款为370万元的《协议》原件，以此证明转让价款为370万元。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别玉岐、钟丽凤所举示1370万元《协议》系复印件，该复印件业经哈工大鉴定中心鉴定确认，其印章并非“双源煤井印章”所印，签名亦非“邓洪余”本人所书写。别玉岐、钟丽凤虽在二审庭审中要求以同一时期“双源煤井印章”和“邓洪余”签名作为比对样本对该复印件申请重新鉴定，但根据《证据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而别玉岐、钟丽凤在原审鉴定程序中对所提取的比对样本并无异议且签字予以确认，其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原审鉴定程序抑或所提取比对样本违反法定程序，亦未举证证明双源煤井存在使用多枚印章或私自刻制印章的情形，故别玉岐、钟丽凤申请重新鉴定的事由不属于前述规定情形，本院不予准许。根据鉴定结论，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别玉岐、钟丽凤所举示的1370万元《协议》复印件上所体现内容是双源煤井及邓洪余的真实意思表示。别玉岐、钟丽凤所举示的刘廷宝、孙志刚的证人证言及双鸭山中院向邢友的调查笔录等证据的证明力均小于邓洪余、国建华所举示案涉370万元《协议》原件的证明力，亦不足以推翻哈工大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综上，虽然别玉岐、钟丽凤主张案涉煤矿资产的转让价款为1370万元，但其未能提供双方认可转让价款为1370万元的《协议》原件，其所提交的《协议》复印件亦经司法鉴定后不能证明系双源煤井印章及邓洪余书写，别玉岐、钟丽凤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基于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就案涉煤矿资产以1370万元为转让价款建立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别玉岐、钟丽凤应当为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主张邓洪余、国建华拖欠600万元转让款及286万元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820.00元，由别玉岐、钟丽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剑
审 判 员 黄世斌
代理审判员 张静峰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马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