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顺行初字第26号原告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京顺路799号，组织机构代码74006426-1。法定代表人李士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勋辉，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法务人员。委托代理人杨琨，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7号，组织机构代码00009325-1。法定代表人胡永进，局长。委托代理人方勇，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王家本，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的顺国罚〔2013〕21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4年2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2月12日立案后，于次日向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6日、2015年8月19日、2015年12月17日、2016年8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勋辉、杨琨，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的委托代理人方勇、王家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以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请示，曾中止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3年7月15日，被告对原告作出了顺国罚〔2013〕21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是：原告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经营期间，取得济宁市泓源化工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源公司）开具的山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186份，金额合计183583119.74元，税额合计31209130.26元，价税合计214792250元。经山东省济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进项税31209130.26元分别在2010年12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申报抵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以下简称134号文）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原告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的行为是偷税，偷税金额合计31209130.26元。原告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期间，为图们市五道沟胜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道沟公司）、图们市高家梁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家梁公司）和东宁恒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宁公司）等三个公司共开具193份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金额合计188719286.43元，税额合计32082278.45元，价税合计220801564.88元。经查，原告与上述三家公司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以上开具的发票均为虚开发票，原告从中收取费用6011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原告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五道沟公司、高家梁公司和东宁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费用的行为是虚开发票行为。（一）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现决定对原告偷税行为处以偷税数额一倍的罚款，罚款金额为31209130.26元。（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1993年第6号令发布）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税发〔1993〕157号）第四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根据2010年12月2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原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没收违法所得601100元，并处50万元罚款。以上应缴款项共计32310230.26元。限原告自该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开户银行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被告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被告将采取《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原告诉称：2013年7月15日，被告以原告取得的泓源公司的186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系泓源公司虚开及原告与东宁公司、高家梁公司和五道沟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为由，分别认定原告偷税和虚开发票，并对原告作出顺国罚〔2013〕21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顺国处〔2013〕7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原告于2013年8月6日向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提出了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于2014年1月23日作出了维持被告行政处罚的决定。原告认为，被告所作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故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顺国罚〔2013〕2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的证据是：1.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和复议决定书，证明：第一，原告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第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中未载明原告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证据，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第三，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提交的证据7和证据9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收集的证据，且证据9同时是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上述两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依据。2.呼延章询问讯问笔录，证明呼延章向徐国利介绍本案直销业务时，明确有真实货物交易并已有买方的事实，从而证明原告主观上不具有偷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3.拘留通知书、释放证明书和取保候审决定书，证明：第一，徐国利不具备批捕条件，顺义区检察院已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事实。第二，本案正在司法程序中，司法机关尚未作出最终处理结果的事实。庭审中，经本院准许，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京三分检公诉刑不诉〔2015〕17号不起诉决定书，证明原告在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中认定的偷税和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中没有主观故意，徐国利是原告单位负责业务的具体负责人，包括业务往来和财务上的票款交易，徐国利对没有实物交易不明知，也代表了原告不明知。2.销售通知单3张和北京中油国门218油库付油交运单14张，证明原告向三家公司销售的石油中有自己库销的石油721.184吨，库销的石油有真实的货物交易。3.补充侦查提纲两份，证明目的同补充提交的证据2。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被告于2012年3月收到山东省济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确认“已证实虚开的发票186份、涉案发票金额183583119.70”，告知被告“按有关规定处理”，并附发票清单。据此，被告自2012年3月26日起对原告自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包括原告的相关账簿、记账凭证等纳税资料以及发票使用情况，同时，被告通过银行调查核实了原告的账户资金情况，向案件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取证。经检查，发现并确认原告存在如下违法事实：1.原告在与泓源公司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情况下，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期间，取得泓源公司为其开具的186份山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合计183583119.74元，税额合计31209130.26元，价税合计214792250元。其进项税额31209130.26元分别在2010年12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申报抵扣。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和134号文第一条的规定，原告的行为构成偷税。被告在检查过程中，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5日作出〔2013〕东刑二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0年12月份至2011年3月份，泓源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按照每吨成品油200元到270元不等的价格向呼延章收取开票费，经呼延章介绍通过泓源公司向原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6份，价税合计214792250元，税额合计31209130元。2.原告在取得上述虚开的发票并抵扣税款后，在与五道沟公司、高家梁公司和东宁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期间，为三个公司开具了19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金额合计188719286.43元，税额合计32082278.45元，价税合计220801564.88元。原告从中收取费用6011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的行为构成虚开发票行为。针对上述违法事实，被告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2013年4月12日作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原告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根据原告的申请，被告于2013年5月2日依法举行了听证会。2013年7月15日，被告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1993年第6号令发布）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税发〔1993〕157号）第四十八条第（七）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修订后）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原告拒绝领取，被告以邮寄方式送达给了原告。原告对处罚决定不服，向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于2014年1月23日作出维持被告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另，被告于2013年7月15日对原告作出顺国税〔2013〕7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偷税，偷税金额合计31209130.26元，决定追缴原告少缴的增值税31209130.26元。原告未对处理决定提起复议和诉讼，该处理决定已经生效。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原告与泓源公司之间在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情况下，接受了泓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了税款，该事实有税务机关出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及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并非原告所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原告的行为本身已经证明其存在偷税及虚开发票的故意。虚假的纳税申报造成了少缴增值税税款的结果，故原告的行为满足《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偷税要件，属于134号文第一条规定的情形，被告以此作出认定和处理，正确无误。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有效，且合理适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其中证据是：1.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发票清单，证明泓源公司开具的18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的发票。2.东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出具的《“2·24”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基本案情》，证明泓源公司向原告开具虚开发票的事实经过。3.石油产品购销合同，证明泓源公司与原告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编造虚假合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记账凭证及186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购货方记账凭证）、认证结果通知单、认证结果清单及186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购货方扣税凭证），证明原告取得了泓源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情况下虚开的18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且在账簿记载并抵扣了进项税，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专用发票明细表，证明原告利用取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申报结果是少缴增值税。原告为东宁公司、高家梁公司及五道沟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3份，涉嫌虚开发票。6.记账凭证及193份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销货方记账凭证），证明原告为东宁公司、高家梁公司及五道沟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3份。7.增值税抵扣凭证协查回复函、协查报告及返回信息清单，证明原告为东宁公司、高家梁公司及五道沟公司虚开的发票已经认证并抵扣税款，造成国家税款损失。8.讯问笔录、询问笔录，证明泓源公司在与原告没有真实交易情况下为原告虚开发票的事实。原告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东宁公司、高家梁公司及五道沟公司虚开发票，并收取开票费601100元，属于违法所得。9.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认定泓源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原告虚开发票的事实。10.税务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对原告偷税和虚开发票行为作出处理，原告对此未提起复议和诉讼，处理决定已经生效。11.税务检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税务检查，程序合法。12.税务检查签证，证明被告告知原告检查查实的主要问题，依法履行了程序，原告拒绝签收。13.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税务审理延期审批表、补充调查通知书、政策征询（请示）提请单，证明被告依法延期检查、审理，程序合法。14.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证明被告依法对案件进行集体审理，处罚程序合法。15.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告知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权利，程序合法。16.听证申请书、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笔录，证明被告依法举行听证。17.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作出复议决定，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法律依据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3.《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新、旧）。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庭审中，经本院准许，被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挂号信投递清单，证明原告已经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和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7形式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11没有意见；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原告与泓源公司及三家公司之间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不能证明原告主观上具有偷税、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且能够证明被告执法程序违法；原告对被告补充提交的挂号信投递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向原告邮寄的是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是被诉行政行为，不是证据，且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3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且证据3与本案无关；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1中不起诉的理由不影响行政诉讼案件，不影响行政处罚，是否有主观故意不是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而且不起诉决定书能够证明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没有问题；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2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交该证据，且原告在庭审中承认没有见到过货物，也没有说过销售的石油中还有自己的货物，该证据与原告原来的陈述自相矛盾，该证据和陈述也不能证明是被告已经认定为接受虚开和虚开发票当中的货物；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3亦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据只是补充侦查的提纲，并不是结论，无论结论如何，也和被告认定原告接受虚开的186份发票和虚开193份发票的事实没有关系，被告没有认定原告交易的事实，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在此不予评价。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其他证据、证据2、3、补充证据1以及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具有偷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事实，被告依法进行调查、向原告告知相关权利义务、依法组织听证、并对原告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决定和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经过、行政复议的结果及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但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为违法，亦不能证明原告对偷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主观故意，对该证明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2、3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24日，山东省济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济宁市国税稽查局）向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北京市国税稽查局）出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已确定由泓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清单等相关材料，该通知单主要内容是：现将已证实虚开的发票186份、涉案发票金额183583119.70元告知你局，请按有关规定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及税务处理结果反馈我局。此后，北京市国税稽查局将上述材料转交给被告，并指定被告针对上述案件进行检查、处理。因原告与泓源公司有成品油销售业务关系，被告于2012年3月23日针对原告进行了税收专项检查立案。2012年3月26日，被告向原告发出《税务检查通知书》，决定对原告自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2013年2月27日，被告向原告发出《税务检查签证》，主要内容是：经过检查，被告发现原告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经营期间，取得泓源公司开具的18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合计183583119.74元，税额合计31209130.26元，价税合计214792250.00元，其进项税额合计31209130.26元分别于2010年12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申报抵扣。取得上述186份发票的货物分别计入2010年度和2011年度的销售成本。上述专用发票已由济宁市国税稽查局证实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计算，2010年12月、2011年1月、2月、3月应向原告追缴企业增值税额合计31209130.26元。现被告将检查查实的主要问题书面征求原告的意见，请原告在收到该签证书后3日内，签署书面反馈意见。如有不同意见，可依法提出书面或者口头申辩，如有新的证据，也请一并提供。原告拒绝签收该签证。在检查过程中，因发现原告又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需要向相关部门请示问题、征询政策等原因，经被告稽查局局长批准，此案稽查期间先后延期审理了五次，后又补充调查了三次。在此期间，被告发现原告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自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向五道沟公司、高家梁公司及东宁公司（针对上述三公司，以下简称三家公司）共开具了193份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188719286.43元，税额合计32082278.45元，价税合计220801564.88元。原告从中收取费用601100元。2013年4月3日，经过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被告对此案作出最终认定意见。2013年4月12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原告违法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拟对其进行的处罚决定以及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2013年4月15日，原告签收了该告知书。次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2013年4月22日，被告作出并向原告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告知了原告听证的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及原告享有申请主持人回避的权利。2013年5月2日，被告针对原告偷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拟进行行政处罚一案召开了听证会，并听取了原告对被告调查获取的所有证据的质证意见。此后，被告根据检查原告的相关账簿、记账凭证等纳税资料、发票使用情况、向银行调查的原告账户资金情况，并结合被告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及调取的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5日作出的（2013）东刑二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等其他证据材料，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顺国处〔2013〕7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被诉的顺国罚〔2013〕21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同日将上述两份决定书通过挂号信方式邮寄送达给原告。在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书》中，被告决定追缴原告少缴的增值税31209130.26元，并对原告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原告未在被告限定的期限内缴清上述税款，亦因未缴清或提供相应担保并被税务机关确认后而未能对该处理决定书申请行政复议。2013年8月6日，原告针对被诉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4年1月23日，复议机关作出京国税复决字〔201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于次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后仍不服，遂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涉案之诉。另：被告认为原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达到移送司法机关的标准，遂于2013年8月7日将原告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移送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审查。2015年7月2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针对原告单位负责联系油料销售、采购业务的副经理徐国利作出京三分检公诉刑不诉〔2015〕17号不起诉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徐国利在原告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主管公司业务。在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下，原告取得弘[泓]源公司开具的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186份，税额合计31209130.26元，后该公司又为三家公司开具193份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合计32082278.45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最后决定对徐国利不起诉，理由是徐国利主观上不明知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没有犯罪事实。根据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东刑二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作出的京三分检公诉刑不诉〔2015〕17号不起诉决定书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原告与泓源公司及三家公司之间均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再，公安机关于2011年10月16日对呼延章的讯问笔录和2011年10月14日对徐国利的询问笔录显示，呼延章是以原告公司业务员的名义联系泓源公司和三家公司之间的石油交易，对此，徐国利知情并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增值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及相应规定，被告作为国家税务机关，具有对本辖区内缴纳增值税等税收行为进行管理的法定职权。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如下：一、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即原告是否存在偷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第一，原告是否存在偷税行为。《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34号文第一条规定：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依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进项税金大于销项税金的,还应当调减其留抵的进项税额。利用虚开的专用发票进行骗取出口退税的,应当依法追缴税款,处以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根据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3）东刑二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的京三分检公诉刑不诉〔2015〕17号不起诉决定书，能够认定泓源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泓源公司向原告开具的18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确属虚开，原告亦将该186份发票抵扣了进项税款。《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原告从泓源公司取得了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本身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等有关规定，其进项税额依法不应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现原告把没有真实交易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即实际上少缴了税款，造成了国家税收损失，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明知三方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综上，原告的行为符合《税收征管法》及134号文规定的偷税情形，被告依据上述规定认定原告存在偷税行为并无不当。原告关于其不具有偷税的主观故意，因而不构成偷税行为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原告是否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0年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本案中，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和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泓源公司和三家公司之间均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原告为三家公司开具的19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并不相符，其行为符合上述法规规定的情形，故被告认定原告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正确的。原告关于其与三家公司之间具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且其向三家公司销售的石油中有自己库销的石油721.184吨的意见，缺少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执法程序是否违法。第一，被诉处罚决定在司法机关没有作出结论之前作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六十条规定：税收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填制《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经所属税务局局长批准后，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并附送以下资料：（一）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二）《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制件；（三）涉嫌犯罪的主要证据材料复制件；（四）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情况明细表及凭据复制件。134号文第四条规定：利用虚开的专用发票进行偷税、骗税，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进行追缴税款等行政处理，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政处罚并非必须等待司法机关追究刑事犯罪的结论作出之后才能进行。故原告认为被告在司法机关对本案作出结论前就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属于程序违法的意见，缺少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被告是否存在违法超期审理案件的行为。《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五十条规定：审理部门接到检查部门移交的《税务稽查报告》及有关资料后，应当在15日内提出审理意见。但下列时间不计算在内：（一）检查人员补充调查的时间；（二）向上级机关请示或者向相关部门征询政策问题的时间。案情复杂确需延长审理时限的，经稽查局局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通过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在行政执法程序中，本案因案情复杂多次补充调查、延期审理，并就相关政策问题向上级机关请示，符合上述规章规定，故被告不存在违法超期审理案件的情形，原告的意见不能成立。第三，被告是否存在未向原告出具《税务检查签证》，没有告知原告相关权利、义务，没有听取原告意见的行为。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告向原告送达了《税务检查签证》，原告拒绝签收。但被告并没有剥夺原告的陈述、申辩等权利，因为在此之后，被告又向原告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该告知书中再次告知了原告享有上述权利以及听证权利。对于该告知书，原告已依法签收，且在之后的听证会中进行了陈述和申辩。因此，被告并未剥夺原告依法享有的相关权利。第四，被告是否依法向原告送达了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尽管庭审中原告否认收到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但该处罚决定书和税务处理决定书均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通过被告提交的挂号信回执和投递邮件清单可以看出，2013年7月15日被告向原告邮寄了材料，该材料于2013年7月19日被原告单位的门卫魏远签收。现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3年7月19日收到的是被告邮寄的其他材料，故本院可以认定原告收到的材料就是被告所说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和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五，原告关于被告没有立案就进行调查、案件没有进行集体审理以及在税务事项处罚告知书和被诉处罚决定书中未告知原告已经查明的证据的意见，缺少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否错误。被告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一）《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二）134号文第一条；（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0年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1993〕6号）第三十六条；（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税发〔1993〕157号）第四十八条；（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原告实施的偷税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被告根据上述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并无错误，且处罚幅度适当。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执法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并无错误，处罚幅度适当。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 颖审 判 员  刘琳琳人民陪审员  马淑贤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徐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