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2658号
原告沈健。
委托代理人江楠，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卢健新。
委托代理人杨幼敏，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健与被告卢健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本院于2014年4月25日作出财产保全裁定。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6月18日、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健的委托代理人江楠、被告卢健新的委托代理人杨幼敏到庭参加诉讼。同年7月7日，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在本案简易程序届满后延长一个月简易程序审理，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健诉称，被告卢健新曾与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城公司”）、上海易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枫公司”）发生借贷纠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卢健新不满于其律师的表现，且其身处外地不便于亲自处理该案，故解除了与原律师的委托关系，转而委托沈健代其处理该案。2012年9月27日，双方签订《委托协议》，约定委托事项、委托权限，同时约定卢健新应按照该案判决并执行到位实际金额的35%向沈健支付服务费（包括沈健转委托律师所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交通费、查询费等费用）。协议签订后，沈健按约代卢健新聘请律师全程办理该案，并多次帮助分析案情、提供建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永城公司归还卢健新人民币10，396，565.06元并支付利息。后永城公司提起上诉，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永城公司支付卢健新人民币500万。该调解协议现已履行完毕，但卢健新除先期支付500，000以外，其余服务费至今未支付。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其支付服务费1，250，000元。
被告卢健新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首先，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事项是诉讼代理服务，委托协议载明沈健代卢健新处理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后因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不再允许一般公民代理，故双方之间的委托协议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履行。其次，卢健新之所以委托沈健，是因为介绍人称沈健专业能力和社会关系出众，能够处理好该案。根据协议载明的委托权限，沈健应代卢健新提供证据、参与庭审、出庭辩论等，但沈健实际并未履行该义务，故无权收取服务费。再次，在得知沈健无法代理委托的案件后，卢健新经沈健的推荐，另行委托了乔某律师作为代理人，并向其支付律师费500，000元。但因该委托协议仅乔某持有一份，卢健新无法提供。
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3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2012）沪一中民一（民）初字第2号卢健新诉永城公司、易枫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该案中，卢健新诉请判令永城公司归还垫付款13，396，565.06元并支付违约金，易枫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年7月19日及9月20日，法院开庭审理该案，丁晓文律师、王靖律师作为卢健新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上述两次庭审。后因卢健新对上述律师的代理工作存有异议，拟另行委托他人代理该案，故经他人介绍结识沈健。同年9月27日，双方签订《委托协议》，约定沈健全权处理卢健新与永城公司欠款事宜，包括正在审理中的（2012）沪一中民一（民）初字第2号案件及今后该案的二审、执行等事宜；委托权限包括诉讼阶段的起诉、上诉、和解、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参与庭审、出庭辩论、转委托等全权代理，以及执行阶段的申请执行、执行和解、转委托等权限。关于委托费用及其支付方式，双方约定、待法院判决并将执行款项执行到位后的3日内，卢健新按每次到位实际金额的35%向沈健支付服务费（包括沈健转委托律师所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交通费、查询费等费用），沈健无需提供正式发票给卢健新。协议签订后，卢健新通过公证的方式向沈健出具授权委托书。沈健随即持该委托书，与乔某所在的上海市ＸＸ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以“沈健（卢健新）”的名义委托乔某代理（2012）沪一中民一（民）初字第2号案件的一审、二审及执行，律师费按判决、调解、执行到帐金额的5%支付。后乔某以律师身份参与上述案件的审理程序，并参加2013年2月28日的庭审。沈健在庭外参与商讨案情、提供建议、沟通协调等工作。2013年5月1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永城公司归还卢健新垫付款10，396，565.0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驳回卢健新的其余诉讼请求。判决做出后，永城公司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乔某代理卢健新参与二审庭审。该案二审期间，卢健新分两次将共计500，000元交付给乔某，乔某收款后将该款项转交给沈健。2014年4月8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永城公司自愿补偿卢健新5，000，000元，同时对永城公司公章、文件资料、财务账册等做出处理，法院依法确认该调解协议。后永城公司自动履行了该调解协议，向卢健新支付5，000，000元。
审理中，沈健明确表示，《聘请律师合同》项下的律师费应由其负责支付。
上述事实，有《委托协议》、《聘请律师合同》、（2012）沪一中民一（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2013）沪高民一（民）终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证人乔某的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足以认定。
审理中，因原、被告意见不一致，致本案调解不成。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对双方之间《委托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协议内容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本院对其效力予以确认。关于被告辩称的该协议实质上是诉讼代理合同且该合同未实际履行。本院认为，从合同内容来看，载明的委托事项是“全权处理与永城公司的欠款事宜”，委托权限包括转委托，且沈健收取的服务费包括转委托律师所需支付的费用，可见卢健新事先已授予沈健转委托律师代理该案并自行结算律师费之权限。另一方面，沈健本人并无律师资格，其也不具备专业而系统的法律知识，而委托事项案情较为复杂，故不论立法对一般公民代理有无限制，若卢健新仅为获取诉讼代理服务，则根据一般常理不会委托沈健亲自参与诉讼程序。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双方签订委托协议后，沈健随即持卢健新的公证委托书聘请乔某代理受托案件，并以其服务费结算律师费。卢健新居住于外地，具有委托他人处理诉讼内外事务的客观需要。而卢健新在原委托代理人已参加两次庭审的情况下撤换律师，表明其认识到委托事务的难易程度以及诉讼的风险，在此基础自愿从将来可能获得的胜诉利益中支付相应比例的服务费。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除乔某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参与案件一审、二审以外，沈健亦多次与律师商讨案情、提供建议等，卢健新对此亦知晓。据此可以看出，涉案合同的委托事项是包括选任律师提供诉讼代理服务以及在庭外协助处理该案相关事务在内的综合性事务，而沈健已按约履行上述受托义务。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辩称不予采纳。根据委托协议约定，沈健应根据委托事项的处理结果，也即案件执行情况确定委托报酬。现卢健新与永城公司已达成调解协议，永城公司已履行其付款义务，服务费的支付条件已成就，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请予以支持。卢健新应按照约定比例向沈健支付服务费1，750，000元，扣除原、被告及证人一致认可已交付的500，000元，尚需支付1，250，000元。
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卢健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健人民币1，25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卢健新负担。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05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人民币8，025元，由被告卢健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陈婷婷
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庞少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