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101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利元，男，1953年4月1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子珺，北京市天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楚建国，男，1958年8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子珺，北京市天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艮梅，女，1965年10月1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志，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然，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乌兰察布翔利天和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平地泉镇经纬路。
法定代表人：王书芬，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姚利元、楚建国因与被上诉人董艮梅及原审第三人乌兰察布翔利天和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翔利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0712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利元、楚建国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董艮梅与北京亿鸿兴盛时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鸿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姚利元、楚建国认可为董艮梅在2011年、2012年及2013年办理过暂住证的事实，但是基于东莞市白领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领公司）业务需要代为办理的，有武兰柱证言佐证；姚利元、楚建国从未认可董艮梅的暂住证是王书芬让办理的，一审法院笔录记载有误；董艮梅无证据证明其到内蒙古工作是受亿鸿公司委托；一审法院仅凭暂住证证明亿鸿公司与董艮梅存在劳动关系明显证据不足，暂住证仅能证明暂住地，办理时并不需要提供劳动关系证明，实际生活中存在代办的事实。
董艮梅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姚利元、楚建国的上诉请求。
翔利公司述称：董艮梅于2013年10月7日到翔利公司工作，于2014年8月19日离职，在此期间与翔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董艮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与姚利元、楚建国于2015年3月18日注销登记的亿鸿公司司自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姚利元、楚建国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8000元；3.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720元、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2月1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2200元、2014年2月2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420元；4.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2年8月19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25862元、周六加班工资20690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6207元；5.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6207元；6.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0年1月27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15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的生活费2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艮梅为外埠农业户口人员。亿鸿公司成立于2008年12月15日。2015年3月18日，该公司被姚利元、楚建国注销登记。2015年6月10日，董艮梅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双方自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2.姚利元支付非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8000元；3.姚利元支付2012年8月19日至2014年8月19日延时加班工资25862元、周六日加班工资20690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6207元；4.姚利元支付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未休年休假加班工资6207元；5.姚利元支付2010年1月27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15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的生活费200元。2015年6月11日，大兴区仲裁委作出京兴劳仲不受字[2015]第24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姚利元不具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主体资格为由，决定对董艮梅的申请请求不予受理。董艮梅不服，诉至本院。
审理中，董艮梅提交暂住证（3个），证明其与亿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第一个暂住证载明：“姓名董艮梅，来本市日期2011年2月4日，现服务处所北京市亿鸿兴盛时装有限责任公司，暂住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邢各庄村，有效期限2011年4月27日至2012年4月26日。”第二个和第三个暂住证的姓名、来本市日期、现服务处所同第一个暂住证，暂住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磁各庄村新凤街临36号102号，有效期限2012年6月5月至2013年6月5日；暂住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磁各庄新凤街临36号201号，有效期限2013年9月13日至2014年9月13日。姚利元、楚建国对暂住证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王书芬是姚利元的妻子，姚利元、王书芬和楚建国是亲家，王书芬让姚利元给董艮梅办理的暂住证。翔利公司对暂住证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2014年6月白领公司和亿鸿公司撤库房时，其公司接收了这两个公司的部分机器设备，不太清楚为什么给董艮梅办理暂住证。
姚利元、楚建国提交：1、证明，其上盖有翔利公司公章，证明董艮梅2014年2月1日至8月19日在翔利公司做饭；2、工资表（2014年2月1日至8月19日），其上盖有翔利公司公章，证明2014年2月1日至8月19日翔利公司给董艮梅发放工资，基本工资是1200元，董艮梅已经签字领取，社保补贴300元也已发放；3、处警证明、离职报告、赔款收条、李建芳的工资表，证明2014年2月1日之前董艮梅已经在翔利公司工作；4、武兰柱证人证言，证明董艮梅不是亿鸿公司的员工。武兰柱称：“我是白领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文虎是2013年秋天去的我公司工作，2013年年底离职的。赵国兴、董艮梅是2010年至2013年期间在我公司干活。赵文虎、赵国兴、董艮梅三人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新凤大街46号，是我公司的仓库。我公司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新凤大街46号租赁了一半房子作为仓库，姚利元租赁了一半作为亿鸿公司的经营地，后来这个地点拆迁了。我用王书芬“姚领”商标，姚利元也用“姚领”商标。赵文虎、赵国兴、董艮梅三人在我公司工作，是现金发放工资，没有工资表。我公司在大兴区没有注册公司，所以要求姚利元帮忙给赵文虎、赵国兴、董艮梅三人办理暂住证。赵文虎、赵国兴、董艮梅三人在我公司没有办理离职手续就走了。我手里没有证据证明赵文虎、赵国兴、董艮梅三人在我公司工作过。”董艮梅对证据1不认可，称没见过；对证据2中的签字和实发工资数额认可，对工资构成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工资表是亿鸿公司的，不是翔利公司的，当时工资表上也没有盖公章，2014年7月中旬，其确实被亿鸿公司调往内蒙古乌兰察布工作，具体地址记不起来了，工作内容没有变，还是王书芬管理；对证据3中处警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离职报告、赔款收条、李建芳的工资表不认可，称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不认可。翔利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董艮梅入职时间是2013年10月7日，不是证明上写的2014年2月1日；对证据2和证据3认可；对证据4不认可，称与其公司无关。
为查明案情，一审法院到北京市公安局孙村派出所调取董艮梅的暂住证信息，该派出所为法院出具的暂住人口信息查询，除“现服务处所”没有打印外，其他内容与董艮梅提交的暂住证相同。董艮梅和翔利公司对上述查询结果无异议；姚利元、楚建国对上述查询结果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暂住证不能证明董艮梅与亿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另查，亿鸿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村新凤大街46号，该地址拆迁后，亿鸿公司搬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村2排村委会旁办公。
一审法院认为，董艮梅主张其与亿鸿公司于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交暂住证予以佐证;姚利元、楚建国对此不认可，主张该暂住证是王书芬让姚利元给董艮梅办理的，董艮梅与翔利公司于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姚利元、楚建国提交的盖有翔利公司公章的证明上记载的董艮梅入职时间与翔利公司当庭陈述不符；姚利元、楚建国的证人武兰柱称董艮梅2010年至2013年期间在其公司干活，还称暂住证是其要求姚利元给董艮梅办理的。这显然与姚利元、楚建国的陈述不符，且证人武兰柱也未提交证据佐证，故其证言不足为信。鉴于亿鸿公司与翔利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姚利元、楚建国对董艮梅的入职时间、工作单位以及办理暂住证过程的陈述与所列举的证据相互矛盾，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姚利元、楚建国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暂住证、暂住人口信息查询等证据，足以证明董艮梅与亿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姚利元、楚建国已于2015年3月18日将亿鸿公司注销登记，暂住证显示的来本市日期2011年2月4日早于姚利元、楚建国主张董艮梅的入职时间，故认定董艮梅的入职时间为2011年2月4日。对董艮梅要求确认其与姚利元、楚建国于2015年3月18日注销登记的亿鸿公司自2010年1月27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中合理部分的请求，予以支持。
董艮梅主张2014年8月19日亿鸿公司将其辞退，姚利元、楚建国对此不认可，主张董艮梅于2014年9月份就走了。对于上述主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佐证，故视为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姚利元、楚建国应当支付董艮梅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解除劳动关系时间认定为2014年8月19日。董艮梅要求姚利元、楚建国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董艮梅主张2012年8月19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存在延时、周六和法定节假日加班，但未提交证据佐证，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其要求姚利元、楚建国支付上述期间延时、周六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
董艮梅于2011年2月4日入职，于2015年6月10日申请仲裁，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董艮梅2013年6月1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可享受2天年休假，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可享受3天年休假。董艮梅主张亿鸿公司未安排其休上述年休假，姚利元、楚建国对此不认可，但未提交证据反驳，故姚利元、楚建国应当支付董艮梅2013年度和2014年度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董艮梅要求姚利元、楚建国支付其他时间段内未休年休假工资，因已过用人单位对工资支付记录的保存年限，董艮梅亦未提交证据佐证，故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董艮梅主张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其发放的工资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因其2015年6月10日申请仲裁，姚利元、楚建国仅就其申请仲裁前2年的工资支付记录负有举证责任，姚利元、楚建国未提交董艮梅2013年6月11日至2014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支付记录，故此期间发放的工资数额以董艮梅陈述为准，即为每月1200元。根据工资表显示，董艮梅2014年2月实领工资1200元，2014年3月至7月实领工资均为1500元，2014年8月1日至19日实领工资950元。因自2013年1月1日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不低于1260元调整到每月不低于1400元，自2014年4月1日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不低于1400元调整到每月不低于1560元，故姚利元、楚建国应当支付董艮梅2013年6月11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董艮梅要求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10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董艮梅于2011年2月4日入职，其要求姚利元、楚建国支付2010年1月27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金和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没有依据，不予支持。
判决：一、确认董艮梅与姚利元、楚建国于二○一五年三月十八日注销登记的北京市亿鸿兴盛时装有限责任公司自二○一一年二月四日至二○一四年八月十九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姚利元和楚建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董艮梅二○一三年度和二○一四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六百六十八元九角；三、姚利元和楚建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董艮梅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六千二百四十元；四、姚利元和楚建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董艮梅二○一三年六月十一日至二○一四年八月十九日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一千九百六十八元七角四分；五、驳回董艮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亿鸿公司称董艮梅于2014年前往翔利公司工作，其提交的盖有翔利公司公章的证明显示董艮梅在2014年2月1日至8月21日期间在翔利公司工作；提交的盖有翔利公司公章的工资表显示自2014年2月1起为董艮梅发放工资。上述情况与翔利公司关于董艮梅于2013年10月7日入职的主张不一致。二审期间，翔利公司称董艮梅在2013年年底因称家里有事，过完春节才回来，故工资从2014年2月1日开始发放。亿鸿公司称翔利公司开具的证明显示董艮梅于2014年2月1日入职，系因翔利公司新入职员工不了解情况，根据工资表所出具。但2014年2月1日为农历正月初二，与翔利公司所述过完春节回来上班不相符，亿鸿公司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反驳此前主张。故本院对亿鸿公司关于董艮梅于2014年前往翔利公司工作的主张不予采信。
另，翔利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称2014年6月，白领公司和亿鸿公司撤库房时，翔利公司接收了两个公司的部分机器，由赵文虎来北京接收机器，故要求亿鸿公司为赵文虎办理了2014年5月的暂住证。但根据武兰柱一审出庭作证证言记载，武兰柱称其公司在2013年不在北京经营，不知晓亿鸿公司搬到何处，不清楚王书芬是否在内蒙古有公司。上述陈述存在矛盾，本院不予采信。
再查，因亿鸿公司已注销登记，姚利元与楚建国同为该公司股东，故赵文虎在一审审理中追加楚建国为本案被告。因姚利元、楚建国主张赵国兴为翔利公司员工，并提交工资表、证明、收条、离职报告、处警证明等作证，故一审法院在审理中依职权追加翔利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姚利元、楚建国在一审提交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显示白领时装有限公司以前的法定代表人为姚杰峰，于2010年1月18日变更为“武兰柱”。武兰柱称姚杰峰为姚利元之子。
本院认为，姚利元、楚建国主张董艮梅的暂住证系该公司帮白领公司及翔利公司办理，董艮梅先后和白领公司及翔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白领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兰柱虽称董艮梅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与白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未能就此举证，董艮梅不予认可；且武兰柱关于白领公司撤库的陈述亦与翔利公司的主张存在矛盾。故本院对武兰柱的主张不予采信。翔利公司称董艮梅在2013年10月7日到翔利公司工作，于2014年8月21日离职，但姚利元、楚建国提交的盖有翔利公司公章的工资表显示自2014年2月1日起给董艮梅发放工资。上述主张及证据存在不一致，姚利元、楚建国及翔利公司在二审期间未作出合理解释，亦无证据反驳此前陈述；姚利元、楚建国提交的证明、取款单、收据、处警证明等无法证明董艮梅与翔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本院对姚利元、楚建国关于董艮梅的暂住证系该公司帮白领公司及翔利公司办理，董艮梅先后和白领公司及翔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鉴于亿鸿公司与白领公司及翔利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且亿鸿公司所作陈述与提交的证据存在矛盾，故一审法院根据董艮梅的主张，暂住证、暂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认定亿鸿公司与董艮梅在2011年2月4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姚利元、楚建国上诉要求确认亿鸿公司与董艮梅不存在劳动关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因姚利元、楚建国否认亿鸿公司与董艮梅存在劳动关系，对工资标准及发放情况、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年休假情况均未举证，一审法院根据董艮梅的主张及双方举证，以及亿鸿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被姚利元、楚建国注销登记的事实，判令姚利元、楚建国支付董艮梅2013年度和2014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13年6月11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姚利元、楚建国上诉不同意支付上述款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姚利元、楚建国上诉要求本案发回重审，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姚利元、楚建国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云
代理审判员 刘 洁
代理审判员 易晶晶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付鑫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