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2633号
原告：牛卫东，男，汉族，1964年8月29日出生，住安徽省临泉县长官镇曹庄行政村方庄83号，身份证件号码XXXXXXXXXXXXXXXXXX。委托代理人：刘庭，射阳县合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代理人：贺玮，射阳县合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吴育海，男，汉族，1963年9月19日出生，住江苏省射阳县黄沙港镇海堤路XXX号，身份证件号码XXXXXXXXXXXXXX7932。委托代理人：涂正隆，江苏展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昌洲，男，汉族，1978年5月5日出生，住江苏省射阳县黄沙港镇黄沙路XXX号，身份证件号码XXXXXXXXXXXXXXXXX7。委托代理人：涂正隆，江苏展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牛卫东为与被告吴育海、被告陈昌洲船舶权属纠纷一案，于2015年2月9日向射阳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射阳院)提起诉讼。射阳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同年4月28日，被告陈昌洲向射阳院提起反诉。射阳院受理后，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18日二次公开开庭对本、反诉合并进行了审理。诉讼中，射阳院认为本案应由海事法院管辖，遂于同年6月23日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盐城中院)报告。盐城中院经审查亦认为本案应由海事法院管辖，遂于同年8月7日将本案移送本院。本院于同年9月8日收到移送案卷后，于同日依法立案受理并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9日、2016年2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庭、贺伟，被告陈昌洲、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涂正隆律师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庭，被告吴育海、被告陈昌洲、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涂正隆律师参加了第二次庭审。2016年2月25日，被告陈昌洲书面确认放弃反诉且不再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经审查，本院依法作出(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2633号民事裁定，裁定按其撤回反诉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1年11月，原告与盐城市威驰船厂(以下简称威驰船厂)业主被告吴育海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挂靠被告吴育海名下新建一艘渔船。2012年9月该渔船下海开始捕捞作业，经双方结账，渔船总价为人民币XXXXXXX元，原告尚欠被告吴育海造船款人民币XXXXXXX元，原告希望通过捕捞收益来偿还。后原告与被告吴育海、被告陈昌洲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将该渔船租赁给两被告经营两年零三个月，由两被告各出资人民币800000元，先还清造船款，余款用于购买渔网等附属设备，到期后由两被告返还渔船、设备及燃油补贴。由此，该渔船一直由两被告雇员并从事捕捞作业。同年11月办理相关船舶证书时，原告及两被告口头约定将渔船登记在两被告名下，并于2015年元月变更过户至原告指定名下。然而，原告于2014年发现两被告背着原告将该渔船重新登记至被告陈昌洲名下。至同年年底，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所租赁渔船时，两被告却一直拖延不予返还。原告认为，涉案“苏射渔06186”渔船系其投资建造，原欠被告吴育海的造船款已通过租金冲抵方式清偿，故该渔船及附属设备均属原告所有。为此，原告请求判令确认原告系“苏射渔06186”渔船所有权人，并要求两被告返还“苏射渔06186”渔船及附属设备，若返还不能则赔偿原告人民币XXXXXXX元。两被告共同辩称：涉案渔船系原告、被告陈昌洲及案外人徐秀兵合伙共同建造，三方同意船舶所有权登记在被告陈昌洲名下。被告吴育海认为，原告虽曾与其签订协议书，但仅是意向性的，双方从未签订具体的造船协议。而涉案渔船是依被告陈昌洲与威驰船厂间签订的协议建造的。被告陈昌洲认为，原告所称对涉案渔船具有全部所有权，且将渔船租赁给两被告经营，均违背事实。为此，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与被告吴育海签订的协议书及被告吴育海出具的两份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筹备渔网指标(马力花)后，威驰船厂业主被告吴育海为原告建造“苏射渔06166”渔船，船舶所有人为原告。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协议书仅为造船意向，与涉案“苏射渔06186”渔船并无关联，且对于该协议书的签订，当时被告陈昌洲并不清楚；2014年11月5日被告吴育海出具的证明，无法证明船舶所有人为原告；2014年12月12日被告吴育海出具的证明，是应原告要求所出具，所载内容与事实不完全符合，涉案“苏射渔06186”渔船系依据被告陈昌洲与威驰船厂签订的船舶加工协议所建造。对此，原告解释称，“苏射渔06166”渔船建成时按协议书约定登记在被告吴育海名下，后原告发现该渔船船名被改成了“苏射渔06186”，且被重新登记至被告陈昌洲名下，故要求被告吴育海出具了2014年12月12日的证明。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关于涉案渔船权属，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2.被告吴育海与案外人戴某某签订的协议书、案外人戴某某出具的收条、原告向案外人周文玉、案外人杨某(两人系夫妻)出具的四张借条、两被告出具的担保承诺书、原告与被告吴育海、案外人孙福成、案外人陶某某的三份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稿)，用以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吴育海(威驰船厂)支付办理渔网指标费用人民币605000元，并通过借款向被告吴育海(威驰船厂)支付造船款人民币495000元，共计人民币XXXXXXX元。两被告对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稿)证据效力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涉案“苏射渔06186”渔船并无关联；被告陈昌洲解释称，因原告办理渔网指标缺少资金，故两被告替原告借款提供了担保；被告吴育海承认原告通过借款向其支付人民币495000元，但认为该款系用于办理马力指标，并非支付造船款。对此，原告解释称，上述借款均系支付造船款所用，由原告出具借条，被告吴育海直接拿钱；向案外人周文玉、案外人杨某借款的借条，后几张均是包含利息的替换借条。本院认为，协议书、收条内容可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在两被告认可真实性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2013年1月6日原告出具的借条，无法证明与涉案纠纷相关联，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其余三张借条及担保承诺书，均由两被告作为担保人签字，在两被告无法证实亦未能合理说明借款确系与涉案纠纷无关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原告与被告吴育海的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稿)虽涉及案外人杨某，但与相应借条中载明的借款数额不一致，无法证实与涉案纠纷相关，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原告与案外人孙福成、案外人陶某某的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稿)无法与原始电子数据信息核对一致，亦无在案其他证据加以印证，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3．威驰船厂工程预(决)算单，用以证明“苏射渔06166”(现“苏射渔06186”)渔船合同造价为人民币XXXXXXX元，实际总价为人民币XXXXXXX元，原告仍欠付造船款人民币XXXXXXX元；原告曾与两被告口头约定，将该渔船租给两被告使用至2014年底，两被告各出资人民币800000元用于购买渔网等附属设备并出海进行捕捞作业，所得收益原告分红部分用于还清欠付的造船款。两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苏射渔06166”渔船即为原告所建；被告吴育海认为该工程预(决)算单系向被告陈昌洲所出具，并非向原告出具；被告陈昌洲则出示了该工程预(决)算单的原件。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两被告确认真实性而应予认定。但原告所称曾口头约定将该渔船租给两被告经营的事实，凭该证据无法证实，亦无其他在案证据加以印证，故对此节事实无法确认。另原告所称两被告共同出资的用途，其在起诉状中陈述与当庭陈述内容并不相符，本院将另行详述。4.“苏射渔06166”渔船的所有权登记证书、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互助保险凭证及渔船照片，用以证明该渔船相关船舶信息，其建成时登记在被告吴育海名下，依法获得了各项证书且交纳了互助保险费。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苏射渔06166”渔船为原告一人所有；被告陈昌洲认为该渔船系其与原告及案外人徐秀兵三人按份共有，互助保险费亦为其实际交纳。对此，原告补充称，按其与被告吴育海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该渔船建成后应登记在被告吴育海名下，但被告吴育海与被告陈昌洲恶意串通，登记为两被告各占50%所有权份额，事实上仅表示该船租给两被告后，由被告陈昌洲负责出海进行捕捞作业。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关于涉案渔船权属，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5.原告与被告陈昌洲的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稿)，用以证明原告因欠付威驰船厂造船款，曾与两被告口头约定，将该渔船租给两被告使用至2014年底，两被告各出资人民币800000元用于购买渔网等附属设备并出海进行捕捞作业，实际租船期间两被告所得收益已可还清欠付的造船款并抵算出资，而该渔船所有权及燃油补助均应归属原告。两被告确认有过该项电话联系，但被告陈昌洲认为并无印象原告曾提及“口头协议保持两年多了”，另对电话录音中自己所称“本身就是你的东西，名字用你的都可以”表示并非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关于电话录音的内容理解及其可证明的事实，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6.“苏射渔06186”渔船的所有权登记证书、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互助保险凭证及渔船照片，用以证明两被告隐瞒原告擅自将原渔船“苏射渔06166”更名为“苏射渔06186”，并登记在被告陈昌洲名下。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并确认“苏射渔06186”渔船即为原“苏射渔06166”渔船；但被告陈昌洲认为，原告因负债累累而主动找其商议将份额过户至被告陈昌洲名下，另一合伙人徐秀兵的份额亦过户至被告陈昌洲名下，三人间内部所有权份额不变，但事实上原告并未实际出资至该渔船造价的三分之一。对此，原告反驳称，建船与被告陈昌洲无关，渔船建成后购买渔网等附属设备才系三人合伙。本院认为，渔船照片系“苏射渔06166”而非“苏射渔06186”，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其他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关于涉案渔船权属，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7.合伙明细账，用以证明渔船建成后的三人合伙事实，其中原告以办理渔网指标款项及燃油补助所得出资，而两被告则各出资现金人民币800000元，合伙人之一的徐秀兵系被告吴育海的合伙代表人。被告吴育海对合伙结账单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任何人签字确认；被告陈昌洲确认合伙结账单系其所写，且给过原告副本。对此，原告补充称，该证据中显示被告陈昌洲曾向被告吴育海支付人民币XXXXXXX元造船款，该款项实为三人合伙出资。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被告陈昌洲自认而应予认定。8.案外人戴某某出具的收条，用于证明原告通过被告吴育海向案外人戴某某支付办理渔网指标款项人民币530000元。两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原告已提交的证据2中所含收条相同，系原告重复提供，本院已认定其证据效力。9.威驰船厂的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被告吴育海独资设立了威驰船厂。两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10.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回复庭审中的相关问题。两被告认为原告在情况说明中仅表明主观看法，并无事实依据。本院认为，该证据形式属于当事人的陈述，经原告签字捺指印，在两被告未举证反驳其真实性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但情况说明所载内容是否属实，仍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11.五张电话录音光盘，用以补强证明此前原告已提供的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稿)。两被告认为已对相关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光盘所记录的电话录音并非原始电子数据信息，性质上仍属复制品，无法补强证明相关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稿)的真实性，故仍以此前本院相关认证意见为准。12.案外人戴某某出具的陈述报告，用以补强证明原告此前已提供的被告吴育海与案外人戴某某签订的协议书、案外人戴某某出具的收条。两被告认为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其陈述内容亦与事实不符，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形式属于证人证言，尽管案外人戴某某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其在陈述报告中所述内容与原告已提供的在案证据可相互印证，故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两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船舶加工协议，用以证明被告陈昌洲与威驰船厂签订具体造船协议。原告认为该协议系事后伪造，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经本院当庭询问原告是否申请对该证据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原告庭后书面回复称，该协议与其无关，故不申请司法鉴定。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原告虽质疑其形成时间，但却不申请进行相应司法鉴定，故对该证据效力应予认定。2.原告签署的收条，用以证明原告、被告陈昌洲、案外人徐秀兵合伙造船，原告以办理渔网指标(220千瓦)投资作为出资计人民币XXXXXXX元，已退还原告人民币200000元现金。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合伙系为经营而非造船。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而应予认定。3.2012年3月10日至9月20日期间，被告吴育海出具的十一张收条，用以证明被告陈昌洲先后支付造船款人民币XXXXXXX元的情况。原告认为上述证据均系两被告恶意串通所伪造，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庭后，原告出具情况说明称，上述收条系被告陈昌洲建造案外其他渔船所付造船款，与涉案渔船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原告虽称收条均系伪造，或系支付案外渔船造船款，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故对上述证据效力予以认定。4.三张借条，用以证明原告、被告陈昌洲、案外人徐秀兵合伙共同对外借款用于购买涉案渔船的附属设备。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确认系用于购买渔网及捕鱼用具。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而应予认定。5-6.十张加油款欠条、合伙结账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参与合伙共同经营的事实。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确认合伙经营中其分工负责渔船加油、加冰及及其配件等后勤工作，故加油款欠条均为原告所签署；但原告质疑合伙账目中存在错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而应予认定。关于合伙账目是否错误及合伙关系中各方权益，并非本案船舶权属纠纷审理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作认定。7．案外人徐秀兵出具的证明，并由两被告及若干案外人联署签名，用以证明涉案渔船系原告、被告陈昌洲及案外人徐秀兵合伙建造。原告认为该证明系两被告与案外人徐秀兵串通所为，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形式属于证人证言，案外人徐秀兵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其陈述内容直接指向涉案争议焦点，故不应在此情形下轻易认定其证据效力。8．原告所写的合伙协议书(未签署)，用以证明涉案渔船系合伙建造。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合伙协议书系原告起诉至射阳院前，于2014年11月至被告陈昌洲处协商时，被告陈昌洲所要求书写的内容，因原告认为该合伙协议书内容并非事实故未予签字。本院认为，该合伙协议书因未曾签署，其内容无法作为认定涉案事实的依据，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9-12.证人陶春国、证人吴军、证人王文彦、证人朱某某出庭所作证人证言，用以证明涉案渔船系合伙建造。原告认为上述证人均事先与两被告恶意串通，且均与两被告存在利害关系，且证言内容均为传来证据，对其证据效力均不认可。本院认为，证人吴军系被告吴育海之弟，证人陶春国、证人王文彦分别系承包威驰船厂船体钢结构焊接工程的承包商及电焊工，证人朱某某系承包威驰船厂船用柴油机安装工程的承包商，均与被告吴育海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本就相对较低；考虑到涉案争议焦点主要系法律认定问题，而四位证人出庭所陈述的证言，多围绕在船舶建造过程中曾见到原告及被告陈昌洲共同出现，并据此认为其均系船东，这些事实即使客观真实，考虑到原、被告各方均确认的合伙经营情况同时存在，对合伙造船认定并无证明效果。故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定。本院查明：2011年4月18日，被告吴育海与案外人戴某某签订协议书，载明被告吴育海欲建渔船，委托案外人戴某某办理渔网指标(220千瓦)，包括渔网指标批准书及其他杂费在内，被告吴育海应向案外人戴某某支付人民币605000元。同年10月31日，案外人戴某某出具收条，确认已收到被告吴育海支付的办理渔网指标款项人民币530000元。同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吴育海签订协议书，载明原告欲建渔船，但因其系安徽人而无法办理燃油补助手续，故以被告吴育海名义办理新建船舶手续。协议书约定，同年4月18日被告吴育海与案外人戴某某签订的办理渔网指标(220千瓦)协议，实际系为原告所办，已向案外人戴某某支付的款项人民币530000元亦系原告实际出资，办理渔网指标的剩余款项及后续造船资金均由原告支付；渔船建成后，经营盈亏、船舶安全等所有事宜均由原告承担，燃油补助亦由原告享有；若之后原告户籍可办理燃油补助手续、或原告迁移户籍至射阳县、或原告将渔船出售时，被告吴育海应积极配合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所需费用由原告承担。2014年11月5日，被告吴育海出具证明，确认原告曾委托其造船并办理渔网指标；为办理渔网指标，原告以被告吴育海的名义向案外人戴某某支付了人民币530000元。案外人戴某某出具的陈述报告亦确认了上述原告办理渔网指标的事实。2012年3月6日，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其向案外人周文玉借款人民币300000元，至同年5月6日偿还。两被告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承诺对偿还该借款提供保证。庭审中被告陈昌洲自认，因原告办理渔网指标缺少资金，故两被告替原告借款提供了担保；被告吴育海自认，原告通过借款共向其支付人民币495000元，但认为该款系用于办理马力指标，并非支付造船款。2012年3月10日，被告陈昌洲与威驰船厂(由被告吴育海独资设立)签订船舶加工协议，约定由威驰船厂建造一条渔船；该协议详细约定了船舶类型、主尺寸、用料规格及所使用安装的主机、齿轮箱、发电机、多级、绞车、液压泵、推进器等设备；约定工期为120工作日，造价人民币XXXXXXX元；签约时支付人民币400000元，同年4月20日前支付人民币400000元，机器进舱时支付人民币300000元，船舶下水前结清余款；协议要求被告陈昌洲提供渔网指标批准书、通讯导航、消防救生、锚泊设备、试车用油及生活设施等。2012年3月10日，被告吴育海出具收条，确认收讫被告陈昌洲支付的造船定金人民币400000元。至同年9月20日，被告吴育海又先后出具另十张收条(其中一张系被告吴育海之妻黄秀方代为出具)，确认收讫被告陈昌洲人民币930000元。2012年9月底，威驰船厂就其所建造的“苏射渔06166”渔船出具工程预(决)算单，载明该渔船合同造价人民币XXXXXXX元，经核算建造过程中的增减项目，实际总价为人民币XXXXXXX元。诉讼中，原告确认其仍欠付威驰船厂造船款人民币XXXXXXX元。被告吴育海认为该工程预(决)算单系威驰船厂向被告陈昌洲所出具，并非向原告出具。原告则认为该工程预(决)算单系威驰船厂向其所出具，但后被被告陈昌洲拿走。目前，该工程预(决)算单原件由被告陈昌洲持有。2012年11月，“苏射渔06166”渔船由威驰船厂建造完工并取得了所有权登记证书、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各项证书载明，“苏射渔06166”为钢质捕捞船，船籍港黄沙港；作业场所为江苏省A类渔区、C2渔区，作业时限至2017年11月26日；船长37.09米，型宽6.58米，型深3.08米，总吨位180吨，净吨位63吨，主机总功率220千瓦；船舶权属登记为两被告按份共有，各占50%所有权份额。同年11月，该渔船参加雇主责任、渔船互助保险并交纳互助保险费。2013年4月，涉案渔船“苏射渔06166”更名为“苏射渔06186”，并重新取得了相应的所有权登记证书、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各项证书载明作业时限至2018年4月26日，其他船舶信息与此前相同；船舶权属变更登记为被告陈昌洲占100%所有权份额。同年11月，该渔船继续参加雇主责任、渔船互助保险并交纳互助保险费。2014年12月12日，被告吴育海出具证明称，其(威驰船厂)为原告所建渔船“苏射渔06166”现船名为“苏射渔06186”。关于涉案渔船由原告、被告陈昌洲及案外人徐秀兵三人合伙之事宜，被告陈昌洲负责驾船出海进行捕捞作业，原告则分工负责渔船加油、加冰及及其配件等后勤工作。被告陈昌洲自行记载了合伙明细账(自2012年下半年起)，在明细账首部载明，原告办理了渔网指标(220千瓦)并以其作为出资计人民币XXXXXXX元，支付原告人民币200000元现金；案外人徐秀兵出资人民币609000元及人民币200000元，其中人民币200000元转付原告；被告陈昌洲出资XXXXXXX元。关于原告出资部分，2012年6月27日原告曾签署收条，载明原告、被告陈昌洲、案外人徐秀兵各出资人民币800000元，原告已出资人民币XXXXXXX元，超出人民币200000元予以退还。原告在收条上签字确认收讫人民币200000元现金，被告吴育海亦在收条上作为证明人签字。庭审中，原告亦确认存在合伙事宜，并称系原告无力支付剩余造船款，被告吴育海建议进行合伙，但坚持认为涉案渔船系其所建造，所有权归其一人所有；渔船建成后，其与被告吴育海、被告陈昌洲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将该渔船租赁给两被告经营两年零三个月，并由各方出资合伙经营。庭后，原告出具情况说明称，其与被告吴育海签订协议书欲建渔船后，2012年5月28日开工铺设龙骨；同年7月1日被告吴育海提议三人合伙，被告陈昌洲用其投资为原告偿还欠付威驰船厂的造船款(与起诉状陈述一致)；同年9月3日决定船舶建造的增减项目，安装后于同年9月10日开始试航。但关于合伙人出资用途，原告又在庭审中称，合伙出资系用于购买渔网等附属设备并出海进行捕捞作业，所得收益原告分红部分用于还清欠付的造船款。2013年1月、6月间，原告、被告陈昌洲、案外人徐秀兵曾共同对外借款人民币XXXXXXX元，用于购买渔船附属设备，包括渔网及捕鱼用具。其中，2013年1月22日向案外人陈昌兰借款人民币100000元，注明“苏射渔06166”渔船公用；同年1月30日向案外人季春霞借款人民币400000元，注明“苏射渔06186”渔船共同投资；同年6月12日向案外人史才宽借款人民币XXXXXXX元，注明用于“苏射渔06186”渔船投资。原告在三张借条上均予签字。2014年12月3日，原告与被告陈昌洲进行了电话联系。原告称合伙已经两年多了，并询问三人合伙各投资人民币800000元是否事实；被告陈昌洲确认该事实，并强调原告实际出资份额为三分之一，还称“本身就是你的东西，名字用你的都可以”。原告称不签书面协议并继续保持口头协议，被告陈昌洲表示认可。本院认为：基于原、被告双方诉辩主张，涉案纠纷主要围绕渔船所有权系原告独有或多方共有而展开。首先，关于“苏射渔06166”渔船与“苏射渔06186”渔船间的关系。业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苏射渔06166”渔船与“苏射渔06186”渔船系涉案的同一渔船，即权属争议标的物，后者系由前者更名而来。其次，关于2011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吴育海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2年3月10日被告陈昌洲与威驰船厂签订的船舶加工协议间的关系。根据原告自认，因其无力支付全部造船款，才在被告吴育海建议下采取合伙方式。故被告陈昌洲与威驰船厂在后签订的船舶加工协议，系为解决原告造船资金不足情况而出现。同时，依被告陈昌洲与威驰船厂在后签订的船舶加工协议约定，被告陈昌洲应提供建造渔船所需渔网指标批准书，在被告陈昌洲未举证其自行筹备并提供了渔网指标批准书的情况下，应认定该船舶加工协议所建渔船，实际上系依据原告在先办理的渔网指标所建。故两份协议虽然约定造船内容详略有差别，但在无其他相反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应综合认定为均指向涉案渔船。再次，涉案渔船所有权虽先后登记为两被告所有，但该登记公示仅具对外效力，就涉案各方内部关系而言，不以登记状况作为认定渔船权属的依据。事实上，被告陈昌洲在诉讼中并未因该渔船目前登记为其一人独有而主张完全所有权，相反一直认为系与原告共同所有。涉案渔船所有权的设立，依法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考虑到该渔船建成后各方确认的合伙经营状况，船舶由被告陈昌洲实际控制出海进行捕捞作业，原告则分工负责渔船加油、加冰及及其配件等后勤工作，则渔船建成后的交付及占有状态亦无法直接用以判断所有权归属。综合涉案情形，应以渔船对价支付情况来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规定，我国对捕捞业实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管理，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前文所称渔网指标，即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是新建渔船的必要前提。业已查明的案情显示，原告出资办理了涉案渔船的渔网指标，该项出资应被认定为渔船对价的一部分。而被告陈昌洲在与威驰船厂签订船舶加工协议后，依约支付了部分定金及造船款，该项出资亦应被认定为渔船对价的一部分。故在案证据显示，原告及被告陈昌洲事实上均对建造涉案渔船支付了部分对价。关于原告、被告陈昌洲及案外人徐秀兵合伙内容，除共同经营涉案渔船外，是否及于共同出资建造渔船，各方并未明确约定。但业已查明的案情显示，合伙起始于2012年6-7月间，系为解决原告建船资金不足问题，而当时涉案渔船尚在建造过程中；而根据各方均认可的合伙出资方式，原告以其办理的渔网指标作价出资。上述事实表明，原告因无力单独支付造船钱款而通过合伙方式引入资金，并非以向被告陈昌洲、案外人徐秀兵借款方式取得资金。同时，如原告当时系以在建渔船所有人身份安排船舶建成后的合伙经营事宜，按正常逻辑其应以完整的船舶所有权作价出资，而非仅以办理的渔网指标作价出资。另2014年12月间原告与被告陈昌洲电话联系时，被告陈昌洲虽曾向原告表示“(渔船)本身就是你的东西，名字用你的都可以”，但同时亦强调原告出资占三分之一份额，联系上下文进行理解，无法仅凭该电话录音得出被告陈昌洲曾确认原告对渔船享有完全所有权的结论。故综合在案证据及所查明的事实，应认定涉案渔船系合伙出资共同建造。反观原告诉称理由，前后多处存在矛盾陈述。原告在认可合伙经营渔船的情况下，又坚称依据口头约定将渔船出租给两被告，混淆了合伙与出租两种法律关系。原告在陈述合伙出资用途时，先称合伙出资先用于偿还造船款，后又称合伙出资先用于购买渔网等附属设备，所得收益原告分红部分用于偿还造船款。原告在诉状中强烈谴责两被告更改船名、变更登记所有权人系违法侵占原告对渔船的所有权，并称该状况系其于2014年间无意发现的；但在案证据却显示，2013年1月、6月间，原告、被告陈昌洲、案外人徐秀兵多次共同对外借款用于购买渔船附属设备时，各借条上均清晰注明了前后船名的变化，原告亦在各借条上签字，表明其对渔船变更船号情况早已明知，且未见其当时提出异议。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应认定涉案渔船系合伙出资共同建造，原告及被告陈昌洲均对建造涉案渔船支付了部分对价，故该渔船所有权并不属于任何一方独有，而系按各方出资比例按份共有。关于原告对该渔船所享有的所有权份额，原告及被告陈昌洲虽均确认三人合伙各出资三分之一，但仍须在各合伙人均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在合伙关系框架中加以准确判定。依据原告主张确认船舶权属及行使物上返还请求权之诉请，合伙关系并非本案审理内容，原告应依法通过另案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牛卫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120元，由原告牛卫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牛卫东、被告吴育海、被告陈昌洲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ＸＸ.
审 判 员 张 健
人民陪审员 刘素芹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李家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十三条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第九十四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
（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