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2民终16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伟，男，1958年4月14日生，满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麦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辛相路*号。法定代表人：曲玉珍，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淑燕，系辽宁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伟、上诉人大连麦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花公司）因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均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甘民初字第2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伟、上诉人麦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淑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伟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麦花公司支付其2013年3月12日以25%持股比例发放的47,385元的2012年的红利及利息；支付其2014年3月7日以20%的持股比例发放的37,908元的2013年的红利及利息。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唐伟与麦花公司于2009年3月31日解除了劳动合同，麦花公司2006年、2009年及2011年基于2003年章程所作修正案应分别在有效期内对包括唐伟在内的股东有效。唐伟作为有表决权的股东之一在股东会决议和修订的公司章程末尾签字。首先，2006年、2009年章程不是合法有效的公司章程，2006年章程系由上诉人唐伟组织修订的，但在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时，章程有六处与当年生效的新公司法相悖，被工商局退回。2009年章程只是37名合法股东中的13人修订的，由于程序违法、内容违法、股东签字造假等原因再次被退回。这俩章程的有效期从何谈起？其次，这俩章程即便是有有效期，该有效期与唐伟索要2012年、2013年的公司盈余分配也没有任何关系。2011年11月7日系麦花公司在2003年由全体股东通过的、合法有效的、在工商登记备案的章程规定的经营期限届满时间，麦花公司不得不组织37名股东中的过三分之二的25名股东对2003年公司章程作出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并向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2006年、2009年章程中违法规定的”股东离开企业不再是公司股东”等内容没有在章程里出现，唐伟就是以此为依据提起诉讼，索要2012年、2013年公司盈余分配的。显然2009年章程”有效期”管不到2011年。再其次之前生效的判决已认定2006年、2009年章程第7条第三款中关于”股东调离、辞职或被公司辞退的，不再是本公司股东”的规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为什么还要坚持该款规定的的股东调离、辞职后”股东出资的红利计算从离开公司之日起停止，到转让到其他股东后重新计算”之规定有效？公司法第四条明确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权，该权利没有规定可以依据章程予以剥夺。最后，针对2009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错误判决，省高院已裁定发回重审，区、市法院知错不改。麦花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唐伟2012年6月已不是上诉人麦花公司股东的事实。2009年3月30日，麦花公司以书面形式通知唐伟解除劳动合同，并于次日发放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其上载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为：”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唐伟不服提起劳动仲裁，此案经劳动仲裁，甘井子区法院一审，市法院二审。二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09年3月31日合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0年5月25日作出（2010）大民一终字第139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麦花公司向唐伟支付2008年11月22日至2009年3月31日工资，驳回唐伟其他诉讼请求。因麦花公司于2009年1月起停止发了上诉人唐伟股权红利，上诉人唐伟向甘井子法院提起诉讼。2010年11月19日甘井子法院作出（2010）甘民初字第3115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麦花公司2006年章程有效，并适用2006年章程第七条第3项股东调离、辞职或被公司辞退的，不再是本公司的股东，不得持有本公司股份，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前，将全部出资向其他股东转让。股东出资的红利计算从其调离开公司之日起停止，到转让到其他股东后重新计算”。判决支持唐伟自20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的股份红利及利息。唐伟不服提起上诉。经市法院二审认定：”2009年4月1日前唐伟系麦花公司股东，应分股利；2009年4月1日后，根据2006年章程规定，唐伟已非麦花公司股东，无权提起公司盈余分配之诉”。遂于2011年3月18日作出（2011）大民三终字第39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唐伟的上诉，维持原判。唐伟仍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2年5月2日作出（2012）辽审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市法院再审。市法院经再审认定了麦花公司2006年章程的效力，市法院于2013年1月21日作出（2012）大审民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市法院原二审判决。根据上述生效的判决，自2009年4月1日起，唐伟不再是麦花公司的股东，股东红利停止计算。退一步讲，就算唐伟在劳动合同解除后还是麦花公司的股东。那么，唐伟于2011年12月30日通过特快专递向麦花公司发函，要求麦花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持有的股权。至此，唐伟不再是麦花公司的股东，不应享有股东的权利。二、判决第一项钱款给付并非唐伟原审诉讼请求第1项”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6月股红189,540元及利息。”根据2014年5月22日法庭审理笔录，唐伟原审诉请第1项表述为：”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6月股红189540元及利息”。原诉讼请求非常明确：”2012年6月股红18954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没有就这一股红诉请进行判决是错误的。三、唐伟持有的189,540元股份中20,000元股份并非唐伟所有。唐伟自称于2006年从潘淑深的股份中受让了20,000元股份系虚假的，事实是潘淑深将自己持有的397,566元的股份分别转让给曲玉珍350,603元股份和杨荣琴46,963元股份，一审中麦花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该股份的转让协议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档案。综上，原审法院没有查明2012年6月之前唐伟早已不是麦花公司股东，不应享有麦花公司股东的权益的事实，且适用法律不当。唐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2012年6月发放的持股比例100%的未分配利润189540元及利息（2012年6月至今）；被告支付2013年3月以25%持股比例发放的47385元2012年红利及利息（2013年3月12日至今）；被告支付2014年3月发放的20%持股比例的37908元及利息（2014年2月1日至今）及股权转让前的资产收益，合计27483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麦花公司的前身是大连食品厂。2000年大连食品厂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2001年大连食品厂由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1月8日大连麦花食品有限公司登记成立。2003年该公司又通过增资扩股等形式，于2003年6月2日成立了大连麦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即上诉人麦花公司）。麦花公司2003年章程规定，公司营业期限为十年。唐伟于1999年1月3日从大连第九塑料厂调至麦花公司的前身大连食品厂工作，1999年2月25日签订劳动合同，唐伟参与了2001年麦花公司企业改制的全过程，并自2003年起担任麦花公司监事、法律顾问。2000年至2001年麦花公司企业改制过程中，唐伟通过现金出资、奖励和量化配送等方式成为公司原始股东。2001年9月，唐伟的妻子邹本玲调入麦花公司。2003年3月，唐伟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将自己持有的200000元股权转让给了邹本玲。截至2004年12月8日，唐伟持有被告公司169540元股权，麦花公司给唐伟出具了《出资证明书》。2006年12月30日，唐伟又从公司股东潘淑深处受让20000元股权，麦花公司在唐伟的《出资证明书》中作了股权变动记载。至此，唐伟持有麦花公司189540元股权。多年来，麦花公司一直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向唐伟支付股权红利至2008年。2008年11月21日，唐伟因工作原因与麦花公司员工林某发生肢体冲突，致林某及唐伟本人受伤。麦花公司法定代表人告知唐伟”穿衣服走人，我用不起你”。次日起，唐伟再未到麦花公司处工作。2009年2月5日，唐伟向大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麦花公司支付2008年11月21日至2009年3月31日工资、春节奖金、工资额外补偿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该仲裁委于2009年3月26日作出大劳仲裁字(2009)第179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唐伟全部仲裁请求。2009年3月30日，麦花公司以书面形式通知唐伟解除劳动合同，并于次日向唐伟发放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其上载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为”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唐伟不服该仲裁裁决，向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甘井子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除仲裁全部请求外，唐伟增加诉讼请求，要求麦花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甘井子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唐伟因个人原因停止了工作，且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规定，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打架，麦花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遂于2009年12月20日作出(2009)甘民初字第43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唐伟的全部诉讼请求。唐伟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法院”）二审认定双方于2009年3月31日合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0年5月25日作出(2010)大民一终字第139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麦花公司向唐伟支付2008年11月22日至2009年3月31日工资，驳回了唐伟其他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麦花公司自2009年1月起停发了唐伟的股权红利，唐伟于2010年3月向甘井子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麦花公司支付2009年红利及利息。甘井子法院一审认定麦花公司2006年章程有效，并适用2006年章程第七条第3项”股东调离、辞职或被公司辞退的，不再是本公司的股东，不得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前，将全部出资向其他股东转让。股东出资的红利计算从其离开公司之日起停止，到转让到其他股东后重新计算”之规定，本院于2010年11月19日作出(2010)甘民初字第3115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唐伟自20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的股份红利及利息。唐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市法院二审认定：2009年4月1日前唐伟系麦花公司股东，应分得股利；2009年4月1日后，根据2006年章程规定，唐伟已非麦花公司股东，无权提起公司盈余分配之诉。若唐伟认为2006年章程制定程序违法、内容违法、未经工商行政登记部门登记备案，因此章程无效，其首先应就2006年章程效力提起诉讼，进而确定其在2009年4月1日后是否具备股东资格，只有满足上述条件，其方可就2009年4月1日后的公司盈余行使请求权。遂于2011年3月18日作出(2011)大民三终字第39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唐伟的上诉，维持原判。唐伟仍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2年5月2日作出(2012)辽审三民申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市法院再审。市法院经再审认定了麦花公司2006年章程的效力，并表述”申请再审人唐伟为公司股东已于2009年3月31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按照2006年12月修订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作为股东出资的红利应当从离开公司之日起停止计算。故唐伟主张2009年4月以后的股本红利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申请再审人唐伟持有的股份应与其他股东或公司协商处理，无法协商一致的，应另行诉讼”，因此，市法院于2013年1月21日作出(2012)大审民终再字第158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市法院原二审判决。2011年4月15日，麦花公司召开了股东会，由当时公司13名股东中的12名股东出席（出席会议股东持有公司股份95.99%），一致通过了(2011)股决字第1号股东会决议：”1、唐伟将20万元股份转让给其爱人邹本玲的转让行为无效，所转让股份仍重新登记在唐伟名下；2、唐伟持有的本公司量化的股份总计24.1540万元，依本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本公司予以无偿收回；收回的股份另经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处理；3、唐伟持有的个人出资所得股份计14.8万元，由本公司依《章程》第七条之规定予以收购，责成办公室于本次会议结束后七日内办理相关手续”。2011年5月3日，麦花公司就上述股东会决议内容向唐伟发出《关于唐伟所持股份处理决定的通知》。麦花公司于2012年5月2日向甘井子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述决议合法有效，甘井子法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2012)甘民初字第30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麦花公司公司所作出的2011年4月15日(2011)股决字第1号《股东会决议》及2011年4月20日《关于处理唐伟股份的董事会决议》、2011年4月21日《关于处理唐伟股份的股东会决议》应属无效，驳回了麦花公司的诉讼请求。麦花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市法院，市法院作出(2014)大民三终字第49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了麦花公司的上诉，维持了原审判决。另查，2003年4月23日麦花公司股东会制定了2003年章程，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2006年12月14日麦花公司股东会通过了2006年章程，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备案手续。2009年12月29日麦花公司股东会又通过了2009年章程，同样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备案手续。2011年11月7日，麦花公司十年营业期限届满之时，麦花公司召开股东会，基于麦花公司2003年章程，由37名股东中的25名股东出席（出席会议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81.42416%），在未征得唐伟等人意见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将公司营业期限修订为长期，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唐伟得知麦花公司延长了公司经营期限后，于2011年12月30日通过特快专递形式向麦花公司发函，表示不同意公司存续，要求麦花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持有的股权，但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为此，唐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于2012年2月向甘井子法院提起异议股东股权收购请求权之诉，甘井子法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2012)甘民初字第13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麦花公司按照合理价格（以麦花公司2003年章程确定的公司经营期限届满日即2011年11月7日为评估基准日，并以该基准日的审计评估结果最终确定的股权市场价格为准）收购唐伟持有的原始股价为189，540元的股权，同时驳回了唐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唐伟、麦花公司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市法院，市法院于2015年5月28日作出(2014)大民三终字第48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了原审判决。再查，唐伟、麦花公司均认可麦花公司于2013年3月11日按股权额的25%向股东发放了2012年红利，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唐伟主张2013年红利发放时间为2014年1月，麦花公司主张为2014年3月5日，结合唐伟作为证据提交的邹本玲（唐伟之妻）的账户明细记载，发放时间为2014年3月6日，原审法院对2014年3月6日麦花公司按股权额的20%向股东发放2013年红利的事实予以认定；麦花公司亦认可2012年6月欲成立其他公司，对不同意参与的股东按股权1:1比例向其发放一笔款项。麦花公司未征求唐伟意见，唐伟、麦花公司均未明确该笔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唐伟的持股数量问题；2、唐伟2012年、2013年红利是否应当被支持的问题；3、唐伟要求的2012年6月款项是否被支持的问题。关于唐伟的持股数量问题。根据唐伟持有的出资证明书记载，唐伟持有股权为189540元，应按该数额享有股东权利。一方面，在(2012)甘民初字第3043号案件中，本院已认定被告于2011年4月15日作出的(2011)股决字第1号《股东会决议》内容无效，驳回了麦花公司要求确认决议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麦花公司上诉后市法院也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因此，依据2006年章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无偿收回唐伟持有的所谓量化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另，唐伟持有股份中20000元系受让于案外人潘淑深，麦花公司已在唐伟持有的出资证明书中进行了变动登记，麦花公司基于唐伟该持股数量也向其分派红利数年之久，且该事实在此前的生效判决中也已被确认，故本院对唐伟持有麦花公司189540元股权的事实予以确认，麦花公司应按该数额向唐伟支付相关款项。麦花公司认为唐伟股份中20000元并非唐伟所有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唐伟2012年、2013年红利的请求。唐伟、麦花公司于2009年3月31日解除了劳动合同，麦花公司2006年、2009年章程及2011年基于2003年章程所作修正案应分别在章程有效期内对包括唐伟在内的股东有效。唐伟作为有表决权的股东之一在股东会决议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末尾签字。故，该章程第七条第3项中”股东出资的红利计算从其离开公司之日起停止，到转让到其他股东后重新计算”之规定有效。据此，唐伟主张2012年、2013年的股本红利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唐伟要求的2012年6月发放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而对唐伟具有约束力的公司章程中仅有股东出资”红利”停止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唐伟、麦花公司均未明确上述款项性质，麦花公司也明确表示该款项并非红利，唐伟享有股东权利已经得到生效判决书确认，现唐伟并未表示同意参与麦花公司成立其他公司，应当按股份额即189540元获得上述款项，本院对唐伟该请求予以支持。上述款项发放时间为2012年6月，麦花公司未能将唐伟应得部分及时发放给唐伟，应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故本院对唐伟该请求予以支持，麦花公司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2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关于唐伟主张的股份转让前的资产收益，因该请求并不明确且尚末发生，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大连麦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唐伟189540元（税前），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2年7月1日起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唐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20元，其他诉讼费50元，合计5470元，由原告负担1698元，被告负担3772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2006年12月14日麦花公司股东会作出了《关于通过新的公司章程的决议》，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七条第3项规定：”股东调离、辞职或被公司辞退的，不再是本公司的股东，不得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前，将全部出资向其他股东转让。股东出资的红利计算从其离开公司之日起停止，到转让到其他股东会重新计算。”唐伟作为有表决权的股东之一在股东会决议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末尾签字。该公司章程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备案。2011年11月4日麦花公司章程修正案仅对公司章程中的经营范围、经营期限进行修订，章程其它各项不变。2013年1月21日本院作出的（2012）大审民终再字第15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管理的自治性规范，对公司全体股东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申请再审人唐伟作为公司股东已于2009年3月31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按照2006年12月修订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作为股东出资的红利应当从离开公司之日起停止计算。故唐伟主张2009年4月以后的股本红利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查，因麦花公司未履行已生效的（2012）甘民初字第1304号民事判决书，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日向其送达（2015）甘执字第02484号《执行通知书》。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结合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异议股东请求公司收购股权，并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股东的股权，在公司未实际支付回购款的情形下，股东资格是否丧失；二、唐伟主张麦花公司给付2012年、2013年的股本红利是否应予支持；三、麦花公司于2012年6月向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100%发放的款项，是否应向唐伟支付该款项。关于焦点一，首先，2011年11月7日是麦花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营期限届满日，不是异议股东当然丧失其股东资格的时间；股权收购纠纷的生效判决判令以2011年11月7日作为评估时间节点，也不具有界定股东是否在该时间节点上丧失股东资格的法律效力。因此以公司经营期限届满日或以生效判决确定的股权收购价格评估基准日作为股东丧失股东资格的时间节点，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其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属于形成权。但是如果公司未履行按合理价格收购该股东股权的义务，则该股东的股权收购请求权不能实现。而股权作为一项具有财产性权利的综合性权利，只能有特定主体持有，不能脱离特定的主体独立存在，也不能无法定事由而消灭，因此，在公司未履行收购义务前公司当然不能持有该股权，该股权只能仍然依附于原股东而不能脱离原股东而独立存在或消灭，即原股东仍然持有该股权。最后，公司收购股权后应当履行减资公告、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定义务，但工商变更登记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内不影响股东资格的取得与丧失的认定。本案中认定唐伟是否丧失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是公司对异议股东的股权是否实际交付了股权收购款。唐伟丧失股东资格的时间，应当是麦花公司因收购行为而取得唐伟的股权之时，即麦花公司向唐伟实际支付收购款之时。因麦花公司未履行已生效的（2012）甘民初字第1304号民事判决书，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日向其送达（2015）甘执字第02484号《执行通知书》。故麦花公司主张唐伟自2011年11月7日后不再是其公司的股东，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2011年11月4日麦花公司章程修正案仅对公司章程中的经营范围、经营期限进行修订，章程其他各项不变。虽然麦花公司2006年12月14日修订的公司章程未经工商登记备案，但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管理的自治性规范，对公司全体股东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故麦花公司2006年12月14日公司章程中第七条第3项约定的内容”股东出资的红利计算从其离开公司之日起停止，转让到其他股东后重新计算”，依然有效。唐伟作为公司股东已于2009年3月31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按照2006年12月14日修订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作为股东出资的红利应当从离开公司之日起停止计算。据此，唐伟主张2012年、2013年的股本红利无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唐伟此项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三，2012年6月麦花公司未向唐伟实际支付股权回购款，唐伟并未丧失其在麦花公司的股东资格。按照2006年12月14日修订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作为股东出资的红利应当从离开公司之日起停止计算。麦花公司于2012年6月向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100%发放的款项，麦花公司未明确该款项性质，一审庭审中麦花公司也明确表示该款项并非红利，故唐伟作为麦花公司的股东主张麦花公司按照其持股数量给付上述款项，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支持唐伟此项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麦花公司主张”唐伟持有的189,540元股份中20,000元股份并非唐伟所有,事实是潘淑深将其持有的397566元股份分别转让给曲玉珍350,603元股份和杨荣琴46,963元股份”一节。唐伟持有的出资证明书中的股权变动记录栏记载，2006年12月3日潘淑深转让给唐伟20,000股份，股权余额为189,540元股份。麦花公司基于唐伟该持股数量向其分派红利数年之久，且该事实在此前的生效判决中也已被确认，故麦花公司此节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伟、麦花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04元（唐伟已预交1932元、大连麦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3772元），由上诉人唐伟承担1932元，由上诉人大连麦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承担37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桑盛红审判员吴义军代理审判员姜云峰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