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嘉民终字第1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飞马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龙生。
委托代理人：郭惠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庄臣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建明。
委托代理人：徐亚明、唐力。
上诉人上海飞马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庄臣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臣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海宁市人民法院（2012）嘉海民初字第4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3月28�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飞马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惠明、被上诉人庄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飞马公司分别于2010年5月28日、2010年9月15日、2010年11月10日支付庄臣公司382700元、453000元、250000元，共计1085700元。庄臣公司分别于2010年7月19日、2010年7月31日、2010年11月10日开具给飞马公司382700元、657000元、46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共计1085700元的增值税发票，上述发票飞马公司已抵扣入账。
2010年10月10日南京擎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擎举公司）出具给飞马公司委托付款函1份，委托飞马公司向庄臣公司付款523728.37元，要求庄臣公司直接开具增值税发票给飞马公司。2010年10月12日，百美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美达公司）在委托付款函上签署意见“在未做最后对账确认前，同意先做支付，以便即时退税。”随即庄�公司向飞马公司开具了523728.37元的增值税发票并要求飞马公司付款。2010年10月13日，飞马公司将523728.37元的增值税发票退还给庄臣公司，并表示根据百美达公司与擎举公司的协议，付款要由擎举公司和百美达公司共同确认签署，现飞马公司已代交百美达公司签署，但2010年5月28日、2010年9月15日飞马公司支付给庄臣公司的835700元已包含了523728.37元，故不再作支付并退还发票。
百美达公司、飞马公司、擎举公司、庄臣公司四者的关系是百美达公司向擎举公司采购服装，委托飞马公司代理出口和收汇，擎举公司向庄臣公司采购服装面料。2010年7月11日，百美达公司与擎举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委托飞马公司代理出口以上合同及收汇，待出口收汇和收到有效增值税发票后，由擎举公司与百美达公司共同确认签署，飞马公司将扣除一切运作费用支出后，在不超过出口收汇的汇率成本基础上同各类供应商结算”。飞马公司代表王亦日也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飞马公司支付供应商委托付款的通常做法是委托方先出具委托书，然后飞马公司才付款。
2010年9月14日，庄臣公司因擎举公司欠款，向原审法院起诉，在审理中双方确认擎举公司欠庄臣公司货款共计1905855.42元，擎举公司分文未付。2011年1月19日，擎举公司因飞马公司欠款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飞马公司，一审判决后，飞马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4日作出终审判决，该判决认定飞马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飞马公司曾代擎举公司向庄臣公司支付523728.37元。该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载明，飞马公司在二审期间明确表示，飞马公司向庄臣公司支付款项，是受百美达公司和庄臣公司指示，而非受擎举公司指示。百美达公司在二审期间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答辩状中明确2010年5月28日、2010年9月15日飞马公司支付庄臣公司的382700元、453000元均属按百美达公司的通知支付。
2012年11月21日，飞马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认为其向庄臣公司支付了835700元，其中311971.63元系飞马公司代平湖全力制衣厂垫付，523728.37元代擎举公司垫付，但飞马公司代擎举公司支付523728.37元的事实始终得不到法院确认，故请求庄臣公司返还不当得利523728.37元并赔偿损失43722元（其中30000元系律师费、13000余元系原审案件中的诉讼费用）。
庄臣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飞马公司混淆了案件的事实和法律关系，没有如实提供案件的真实情况。一、飞马公司接受百美达公司和擎举公司的委托代理出口时间是在2010年7月11日，在此之前飞马公司和擎举公司是没有关联的。擎举公司委托飞马公司向庄臣公司付款的时间是2010年10月10日，而飞马公司支付给庄臣公司835700元发生在2010年5月和2010年9月，当时飞马公司尚未接受擎举公司的委托，不可能发生垫付款项的情况。二、庄臣公司接受飞马公司的付款均是因百美达公司的委托而发生的。三、庄臣公司在收取款项的同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收款、付款均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飞马公司基于百美达公司的委托和指示，与庄臣公司结算付款，不仅在操作过程中是明知的，实际操作也是按照百美达公司的指示准确实施的，庄臣公司收取飞马公司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法院驳回飞马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庄臣公司取得飞马公司支付的523728.37元有无合法依据。
首先，看飞马公司主张的523728.37元的来源：1、从时间上看，第一次出现523728.37元是2010年10月10日擎举公司出具给飞马公司的委托付款函，擎举公司委托飞马�司向庄臣公司付款523728.37元，百美达公司签署了由飞马公司付款的意见。而飞马公司在2010年10月13日回复给庄臣公司的函中，明确2010年5月28日、2010年9月15日飞马公司支付给庄臣公司的835700元已包含了523728.37元，故不同意再付款；2、从飞马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看，飞马公司认为2010年5月28日、2010年9月15日飞马公司支付给庄臣公司的835700元中包含了代擎举公司支付的523728.37元和代平湖全力制衣厂支付的311971.63元，而庄臣公司因隐瞒已收到飞马公司代擎举公司支付的货款523728.37元而不当得利。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在本次庭审之前，飞马公司主张与523728.37元有关联的是2010年5月28日、2010年9月15日飞马公司支付给庄臣公司的835700元。在庭审中，飞马公司提出2010年10月10日擎举公司出具给飞马公司委托付款函后，飞马公司仍继续向庄臣公司支付的250000与523728.37元也有关，该陈述与飞马公司以前的陈述前后矛盾，不予采信。
其次，看飞马公司基于何种原因支付庄臣公司835700元：1、飞马公司支付835700元的时间是2010年5月28日、2010年9月15日，百美达公司在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提交的答辩状中，认可百美达公司通知飞马公司支付庄臣公司预付款835700元，而飞马公司也认可是按百美达公司的要求先行付款835700元给庄臣公司；2、庄臣公司认可飞马公司支付庄臣公司的835700元系受百美达公司指令；3、庄臣公司已将835700元的增值税发票出具给飞马公司，飞马公司也已将835700元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认证。故原审法院认为，飞马公司支付庄臣公司835700元是根据百美达公司的指令支付的。
再次，看飞马公司支付庄臣公司的835700元有无可能系代擎举公司支付：1、飞马公司在庭审中认可，委托付款的通常做法是先有委托书，再付款，本案擎举公司委托付款时间是2010年10月10日，百美达公司签署同意飞马公司先行支付意见是2010年10月12日，而飞马公司支付庄臣公司的835700元是2010年5月28日、2010年9月15日，故从时间上看，飞马公司主张835700元包含了代擎举公司支付的523728.37元理由不充分。2、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均不认可835700元中包含飞马公司代擎举公司支付的523728.37元，擎举公司也一直否认飞马公司曾代其付款给庄臣公司；3、百美达公司认可曾通知飞马公司支付庄臣公司835700元，而庄臣公司也认可收到835700元是百美达公司指令飞马公司支付。故飞马公司主张835700元中包含飞马公司代擎举公司支付的523728.37元，无任何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庄臣公司取得835700元系百美达公司通知飞马公司支付，庄臣公司在收取款项的同时，也已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飞马公司，上述发票飞马公司也已进行抵扣认证，故原审法院认为，庄臣公司取得835700元，合法有据。飞马公司要求庄臣公司返还不当得利523728.37元，赔偿诉讼费、律师费损失43722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使庄臣公司取得835700元中的523728.37元无合法依据，那么根据百美达公司、庄臣公司的一致陈述，飞马公司支付835700元是按百美达公司的要求支付的，故要求庄臣公司返还的主体也应该是百美达公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飞马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74元，减半收取4737元，财产保全费3370元，合计8107元，由飞马公司负担。
判决宣告后，飞马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脱离了法律关系的相对性。飞马�司是进出口代理公司，境外买家是百美达公司、境内卖家是擎举公司、庄臣公司是擎举公司的下家，根据该关系，百美达公司没有义务向庄臣公司支付或结算，需待飞马公司完成出口后接受百美达公司的付款并转付给擎举公司。故飞马公司同样没有义务向庄臣公司支付或结算。二、庄臣公司不能举证与百美达公司另有交易。庄臣公司在诉讼中无法出示百美达公司与庄臣公司之间另有交易的任何证据，即没有取得52万余元的任何对价依据。三、原审判决除抓住支付的时间节点外，对飞马公司的解释视而不见。飞马公司代支付的钱款在擎举公司的确认书前后均有，故计算的是总账。原判已经明确了四家公司的关系，那么飞马公司支付的钱款性质属于代擎举公司支付不言自明。四、飞马公司提供的百美达公司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答辩状，百美达公司已经说明了为何要求飞马公司支付款项的事实，庄臣公司无证据佐证其可取得52万余元，原判支持其抗辩不当。五、原审判决脱离了证据，全凭主观分析作出错误。六、原判还忽视了以下4个问题：1、没有对庄臣公司收到钱款的性质作出认定；2、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庄臣公司与百美达公司、飞马公司之间没有交易及合同关系；3、飞马公司是按总账计算提出本案的请求；4、原判认为应由百美达公司主张，造成一个连环诉讼的讼累。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支持飞马公司的原审请求。
庄臣公司在二审中口头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飞马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请求予以驳回。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飞马公司是受擎举公司还是百美达�司委托付款存在争议，由于擎举公司与百美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故本院不宜直接作出认定。但本案可以确认，飞马公司与庄臣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而是飞马公司受第三人指示付款给庄臣公司。因此，飞马公司、庄臣公司与指示人三者之间存在指示给付关系。在指示给付类型案件中，存在二个基础关系，一为指示人与被指示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另一为指示人与收款人之间的对价关系。本案中，因飞马公司的付款行为，在法律上完成了两个不同的给付，一是飞马公司依据指示付款，完成了对指示人的给付；二是指示人通过飞马公司付款，完成了对庄臣公司的给付。给付不当得利，应依给付关系决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当事人，由给付者向受领者请求返还其无法律上原因而受的利益。故若飞马公司因其给付行为利益受损，则应向与其存在给付关系的指示�求偿；若庄臣公司因此获得不当利益，则也应由与其存在给付关系的指示人主张权利。综上，飞马公司按照第三人的指示付款，属于完成第三人的委托事项，其应当与第三人进行结算，然其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庄臣公司返还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二审予以维持。飞马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74元，由上诉人飞马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嘉雄
审 判 员 褚 翔
代理审判员 毛 彦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苏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