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浦行初字第1号原告浦北县大成镇罗城村民委员会罗下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何兴权，组长。委托代理人符上尉，浦北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被告浦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浦北县小江镇解放路201号。法定代表人申汉烈，县长。委托代理人梁民，浦北县法制办公室干部。委托代理人ＸＸ焕，浦北县调处办公室干部。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钦廉林场，所在地广西钦州市南珠东大街***号。法定代表人陆淇，场长。委托代理人黄光伟，广西国有钦廉林场干部。委托代理人廖剑波，广西国有钦廉林场天堂分场干部。原告浦北县大成镇罗城村民委员会罗下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罗下村）诉被告浦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钦廉林场（以下简称钦廉林场）土地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于2013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3年12月23日受理后，于2013年12月27日向被告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下村的诉讼代表人何兴权及其委托代理人符上尉、被告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梁民和ＸＸ焕、第三人钦廉林场的委托代理人黄光伟和廖剑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县政府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浦政决（2013）2号《浦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钦廉林场与浦北县大成镇罗城村委会罗下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处理决定》认定原告罗下村与第三人钦廉林场争议的两幅林地坐落在大成镇罗城村委会辖区内，第一幅争议林地（以下简称1号林地），地名称水榕埇西边岭，面积约236.2亩，四至为：东至本山岭脚为界；南至岭脚直上岭坳沿岭岐直上岭顶、岭岗分水至另一岭顶对岭坳分水直落岭脚为界；西至本山岭脚；北至沿分界路往东南斜上岭坳、岭坳往东南沿分界路斜落岭脚。第二幅争议林地（以下简称2号林地），地名长埇大岭，面积约167.3亩，四至为：东至本山岭脚为界；南至岭坳分水直上岭顶为界；西至岭岗分水至塘安埇后背岭顶沿岭岐直落岭脚为界；北至本山岭脚为界。1号争议林地有部分在1962年时由政府确权给原告罗下村农民集体所有，其提供的《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倒数第六栏记载为“坐落：水容埇，地名：口—尾，类别：旱田，数量：捌坵，面积：壹拾伍亩捌分，四至：东至岭顶，南至圹安埇田，西至岭顶，北至岭顶，备注：东西边岭壹佰贰拾亩岭”。1963年，经国家批准成立了广东省钦廉林场，广东省林业厅勘测设计大队调查绘制了钦廉林场的经营版图。争议的林地位于当时的钦廉林场天堂分场罗塘工区（1988年后改为红石顶工区）范围内。1964年5月24日，钦廉林场天堂分场与大城公社罗塘大队四生产队（罗下村民小组由原来罗塘大队三、四生产队合并而成）签订《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将包含1号争议林地东边岭的水榕埇垌西边岭排和沙口田岭排、后背岭三幅林地的权属调拨给生产队集体所有，其余均为国有。1970年9月1日，钦廉林场天堂分场与大城公社罗城大队罗塘生产队签订《兑换林地合同》，生产队自愿将火星岭至水溶冲尾全部放牧地（包含1号争议林地的东边岭）兑换林场的牛轭岭林地，其余林地均以设计地图和林权山界合同为准。而在（2003）钦行再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中，同样确认1964年5月24日国营钦廉林场天堂分场将水榕埇垌西边岭调拨给罗下生产队，其界至为：东至田边，南至山顶，西至岭顶，北至牛田面岭其，1970年国营钦廉林场天堂分场将牛轭岭林地与罗下生产队的火星岭至水榕冲尾放牧地进行兑换。国营钦廉林场分别在1974、1988年进行二类调查，提供制作的林相图及二类调查小班因子表，反映钦廉林场对争议林地的经营管理事实。1990年，浦北县人民政府颁发《山界林权证》给第三人钦廉林场，其中证号为74982记载的内容为：山林面积陆仟伍佰零叁亩，四至：东：自A0点起沿大成乡与泉水乡分界线向西南方向拐至合浦与浦北县分界线B0点为界，南：自B0点起沿合浦县与浦北县分界线向西北方向至天堂往到担公路C0点为界，西：自C0点沿天堂往到担公路向北至D0点为界，北：自D0点起向东北经80.1、108.4沿麓拐弯向东南过D1点，再沿田垌绕向北上岭经88.1、91.9高程点，绕82.9高程岭后沿田垌至D2点拐向北至D3点拐上岭脊经91.1、81.4、101.6高程点向西弯进田垌绕田垌向东南方向至D4点过软坳（67.9高程处）后沿田垌至大成与泉水乡分界线A0为止。记载的内容已包含全部的争议林地在内。1997年，原告罗下村私自将该林地承包给浦北县张黄镇邱茂才，2008年承包给广西金钦州丰产林有限公司。2009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争议的1号林地被罗下村民小组村民蔡昭强、何洪元、何兴禄、何兴祷、何兴全、何兴福、何兴和、何兴燃、何洪胜、何洪维、何洪连、刘美英、何洪运、何兴国、何洪强、何兴志申请登记并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争议林地因原告罗下村将其发包、抢种而产生纠纷，案经调解未果。另查明，1982年11月19日钦廉林场天堂分场与大成公社罗城大队塘安埇生产队签订《关于解决塘安埇队提出林场错种横头排岭（饭包岭）和猪腰田横头排岭两幅牧牛地的协议书》，其中记载有：“再由田尾岭岗起直至塘安埇村后背岭小湖田岭岐直落到田边。以北的杉木林地属林场所有”；“长埇两边岭排属林场所有”进一步确认争议林地属第三人钦廉林场管理使用。被告县政府认为，1962年时，虽有部分争议林地政府已确权给原告罗下村农民集体所有，但1963年经国家批准成立了广东省钦廉林场，广东省林业厅勘测设计大队调查绘制了钦廉林场的经营版图。争议林地均座落在当时的钦廉林场天堂分场罗塘工区（1988年后改为红石顶工区）的经营版图范围内，因此，这些林地已依法转为国有林地。1964年5月24日双方签订《林权山界落实合约》，第三人钦廉林场调拨给原告罗下村的山岭中，涉及争议林地的只是1号争议林地的东边岭，其余争议林地仍属国有。1970年9月1日双方签订《兑换林地合同》，原告罗下村又自愿将原1964年调拨给其的1号争议林地的东边岭兑换给第三人钦廉林场，因此，争议的1号林地东边岭也确定为国有，之后对争议林地都没有重新进行过调整，这些事实不仅有（2003）钦行再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而且有1982年11月19日钦廉林场天堂分场与大成公社罗城大队塘安埇生产队签订的《关于解决塘安埇队提出林场错种横头排岭（饭包岭）和猪腰田横头排岭两幅牧牛地的协议书》佐证。此外，1974、1988年国营钦廉林场进行二类调查，制作了争议林地的林相图及二类调查小班因子表，证实第三人钦廉林场对争议林地的经营管理事实。基于以上事实，浦北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将包含争议林地的《山界林权证》颁发给第三人钦廉林场。因此，第三人钦廉林场以上述证据及管理事实主张争议林地使用权属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原告罗下村提供的1962年《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虽然包含部分争议林地，但1963年钦廉林场成立时已将全部争议林地划归林场管理使用，依法转为国有，后经1964年5月24日和1970年9月1日双方两次的林地调整，再次明确了争议林地属国有林地，而原告罗下村于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发包行为，由于属其单方擅自发包，且权属存在纠纷，因此不能作为原告罗下村对争议林地经营管理的事实，2009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争议的1号林地原告罗下村村民虽然分别申请登记并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但由于这些证包含的争议林地权属来源不清，所以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此，原告罗下村以上述的证据和事实理由来主张争议林地权属不成立，不予支持。被告县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三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下简称《调处条例》）第十条第（五）、（六）、（八）、（十二）项、第十一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将争议1、2号林地确定为国有，由第三人钦廉林场管理使用。被告于2014年1月6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证据1、林地权属申请书、受理通知及送达回证，证明依第三人申请，被告依职权对本案进行调处；证据2、现场勘察笔录、现场勘察图，证明双方当事人确认争议林地的四至、名称、面积；证据3、法人代表证明，证明双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据4、广东省钦廉林场（续建）设计任务书、《山界林权证》及附图、《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和《兑换林地合同》、建场版图，证明争议林地于1963年已依法属于国有，并且水榕埇名水洋埇。后经两次调整，1970年后全部争议林地属于国有，之后一直没有变更过。广东省钦廉林场（续建）设计任务书和建场版图，证明争议林地依法转为国有，且证明了水榕埇所在的位置；《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和《兑换林地合同》，证明了争议1号林地的东边岭（即是水榕埇的西边岭）变换的过程，且经1970年兑换后变为国有；《山界林权证》及附图，证明了争议林地属国有，由第三人管理；证据5、《合浦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争议林地依法属于国有之前的证据；证据6、二类调查林班图、经营档案、因子一览表，证明第三人对争议林地的管理事实；证据7、林场变更证明，证明国营钦廉林场已变更为国有钦廉林场；证据8、廖某波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林地已依法属于国有，且第三人钦廉林场具有管理事实；证据9、原告罗下村与邱某才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与广西金钦州丰产林有限公司签订的《林业用地承包合同》，证明原告私自将争议林地发包；证据10、《林权证》，证明该林权证没有权属来源，土地来源不清；证据11、何某奋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林地已调拨给林场；证据12、浦政发（2002）83号处理决定、（2003）浦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2003）钦行再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生效的处理决定和判决书已认定争议林地属于国有；证据13、调解会通知及送达回证、调解会签到表和调解会笔录，证明案经调解未果；证据14、钦廉林场天堂分场与大成公社罗城大队塘安埇生产队签订的《关于解决塘安埇队提出林场错种横头排岭（饭包岭）和猪腰田横头排岭两幅牧牛地的协议书》，证明佐证了2号争议林地为国有。被告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调处条例》。原告罗下村诉称，一、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被告认为“1963年钦廉林场成立时已将全部争议林地划归林场管理使用，依法转为国有”是错误的，1963年广东省钦廉林场设计任务书，只能证明林场成立的依据，不能证明争议的林地划归林场管理；被告认为“1964年5月24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将包含1号林地东边岑的水榕埇西边岭排和沙口田岭排、后背岭三幅林地的权属调拨给生产队集体所有，其余均为国有”是错误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只能证实水榕埇西边岭排和沙口田岭排、后背岭三幅林地用作放牧岭，其余山岭是否转为国有应另有批文为准，被告作这一认定没有任何证据；被告认定“1970年9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兑换林地合同》，生产队（原告）自愿将火星岭至水榕埇尾全部放牧地（包含1号林地的东边岭）兑换林场的牛轭岭林地”是错误的，原告与第三人兑换林地是事实，但兑换的林地不包含争议的林地；被告认为“争议林地在钦廉林场天堂分场罗塘工区（1988年改为红石顶工区）范围内，所以争议的林地属林场管辖”是错误的，现罗城村委会很多村民的水田、房屋、无争议的林地都是在第三人钦廉林场的版图内，按此理由罗城村委会的这些村民的水田、房屋和林地都是第三人钦廉林场的了，那么罗城村委会的这些村民无法生产生活了；被告认为“原告于2009年领取《林权证》土地来源不合法”是错误的，原告所持的《林权证》土地来源于1962年“四固定时期”合浦县人民政府确权给原告，原告一直管理使用，2009年林改时第三人钦廉林场的周副场长签字确认填证的林地属原告所有。二、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违法，对争议林地，原告和第三人都持有《林权证》，两证记载的内容都包含了争议林地，两证都是被告县政府颁发，两证的法律效力是同等的，根据《调处条例》第十九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应在作出处理决定之前或者同时撤销其中一证，但被告没有履行这一程序，属程序违法。因此，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原告在起诉时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何兴权身份证、法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符合起诉主体资格；证据2、浦政决字（2013）2号《处理决定》，证明被诉的《处理决定》与原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据3、钦政复决字（2013）66号《复议决定书》，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过复议程序。被告县政府辩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告起诉的理由不成立：1、争议林地均在钦廉林场成立时广东省林业厅勘测设计大队绘制的钦廉林场经营版图即罗塘工区内；2、原告罗下村的《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虽然包含了部分争议林地，但1963年钦廉林场成立时已将全部争议林地划归林场管理使用，依法转为国有，后经1964年和1970年两次林地调整，再次明确了争议林地属国有林地；3、原告罗下村的村民虽然在2009年林改时领取了《林权证》，但《林权证》土地来源不清，且是纠纷期间领取的，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被告县政府待《处理决定》生效后另案处理。第三人钦廉林场述称，第三人钦廉林场持有能证明争议林地属钦廉林场并经管管理的证据有：1、1963年《广东省钦廉林场（续建）设计任务书》和广东省林业厅勘测大队调查绘制的《钦廉林场经营版图》，该版图已包含了争议林地；2、原告罗下村与第三人钦廉林场于1964年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提及的争议范围仅包含1号林地的东边岭。1970年双方签订的《兑换林地合同》再次调整后，明确了钦廉林场经营管理的国有林地及罗下村集体土地的界至范围，1号林地属国有林地。1980年钦廉林场与塘安埇生产队签订的协议书，明确了2号林地属国有林地，由钦廉林场经营管理；3、1990年浦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钦廉林场的《山界林权证》，争议林地在该《山界林权证》的权属范围内；4、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调查绘制的国家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资料，争议林地均在钦廉林场1974、1988、1999、2004、2009年二类调查图内，各年度的调查记载了钦廉林场从1964年至2008年在争议林地上种植各种林木。因此，争议林地权属第三人钦廉林场的权属凭证证据充分，经营事实明确，原告罗下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罗下的诉讼请求，维持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一、被告提供的证据1、2、3、7、13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原告罗下村和第三人钦廉林场均无异议，本院采信其证明的内容；证据4、6、8符合证据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证明了争议地属国有，由钦廉林场管理使用，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5符合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证明了1962年合浦县人民委员会颁证给原告罗下村的土地范围，本院予以确认；证据9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10，因是在纠纷期间颁发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11符合证据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证明了2号林地属国有林地，由第三人钦廉林场管理使用，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2符合证据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证明了原告罗下村与第三人钦廉林场分别于1964年和1970年两次签订协议进行林地调整，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4符合证据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佐证了2号林地属国有林地，由第三人钦廉林场管理使用，本院予以采纳。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符合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被告县政府和第三人钦廉林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罗下村与第三人钦廉林场争议的两幅林地坐落于大成镇罗城村委会辖区，1号林地名水榕埇西边岭，面积约236.2亩，四向界至为：东至本山岭脚为界、南至岭脚直上岭坳沿岭岐直上岭顶、岭岗分水至另一岭顶对岭坳分水直落岭脚为界、西至本山岭脚、北至沿分界路往东南斜上岭坳、岭坳往东南沿分界路斜落岭脚。2号林地名长埇大岭，面积约167.3亩，四向界至为：东至本山岭脚为界；南至岭坳分水直上岭顶为界；西至岭岗分水至塘安埇后背岭顶沿岭岐直落岭脚为界；北至本山岭脚为界。1962年，合浦县人民委员会颁发《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给原告罗下村，其中倒数第六栏记载的内容为“坐落水容埇，地名口—尾，类别旱田，数量捌坵，面积壹拾伍亩捌分，东至岭顶，南至圹安埇田，西至岭顶，北至岭顶”，该栏记载的内容包含了1号林地的部分山岭。1963年，经国家批准成立了广东省钦廉林场，广东省林业厅勘测设计大队调查绘制了钦廉林场的经营版图。争议的两幅林地均座落在钦廉林场天堂分场罗塘工区（1988年后改为红石顶工区）范围内。为了划清钦廉林场与罗塘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山林界线，钦廉林场天堂分场与大成公社罗塘大队四生产队于1964年5月24日签订《林权山界落实合约》，明确属于罗塘大队第四生产队所有的山岭为：水榕埇垌西边岭排和沙口田岭排、后背岭。1965年，罗中大队、罗塘大队合并为罗城大队，原罗塘大队第三、四队合并为罗下生产队（即现罗下村）。1970年9月1日，钦廉林场天堂分场与大成公社罗城大队罗塘生产队签订《兑换林地合同》，合同约定：“一、罗塘生产队自愿将火星岭至水溶冲尾全部放牧地共约300多亩兑换钦廉林场叁个林班林地共374亩作为罗塘生产队放牧地，钦廉林场同时把罗塘生产队兑换的放牧地列入国家计划进行植树造林。二、双方兑换的林地和放牧地，是指罗塘生产队的火星岭至水溶冲尾全部放牧地和林场的牛轭岭林地，其余林地均以设计地图和以前山界合同为准”。该合同约定罗塘生产队以火星岭至水溶冲尾全部放牧地和林场的牛轭岭林地进行兑换，本案争议1林地调整给第三人钦廉林场，由第三人钦廉林场经营管理。1982年11月19日钦廉林场天堂分场与大成公社罗城大队塘安埇生产队签订《关于解决塘安埇队提出林场错种横头排岭（饭包岭）和猪腰田横头排岭两幅牧牛地的协议书》，其中记载有：“再由田尾岭岗起直至塘安埇村后背岭小湖田岭岐直落到田边。以北的杉木林地属林场所有……长埇两边岭排属林场所有”。1990年，浦北县人民政府颁发《山界林权证》给第三人钦廉林场，其中将争议两幅林地登记发证给第三人钦廉林场。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勘测设计院分别于1974年、1988年、1999年、2004年、2009年对第三人钦廉林场经营管理各工区林业资源进行调查，调查绘制了二类调查林班图及二类调查小班因子卡片。2009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被告县政府将1号林地登记并颁发《林权证》给原告罗下村的村民蔡昭强等人。2013年3月11日，第三人钦廉林场向被告县政府申请调处。被告县政府立案后向原告罗下村送达了确权申请书副本，并进行了现场勘验、调查、调解，经调解未果后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处理决定》。原告罗下村不服，向钦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钦州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作出钦政复决字（2013）66号《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于2013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本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责令被告县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从行政机关是否享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确凿、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及法规是否正确进行全面审查。一、被告是否享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问题。《调处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同一县（县级市、市辖区）内发生的水利纠纷或者跨乡（镇）行政区域发生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本案的原告罗下村和第三人钦廉林场争议的林地在浦北县辖区范围内，属于浦北县内发生的单位之间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县政府对此权属纠纷是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的问题。1962年“四固定“时，政府虽然将争议部分林地颁证给原告罗下村，但1963年经国家批准成立了广东省钦廉林场，广东省林业厅勘测设计大队调查绘制了钦廉林场的经营版图。争议林地周围的山岭规划在钦廉林场经营版图内，规划区范围内的山岭属于国有，由钦廉林场管理使用，山岭以下的坡地和水田属农民集体所有。争议的两幅林地均规划在钦廉林场天堂分场红石顶工区的经营版图范围内，属于国有。1964年5月24日，原告罗下村与第三人钦廉林场签订《林权山界落实合约》，第三人钦廉林场将1号林地调整给原告罗下村。1970年9月1日，原告罗下村与第三人钦廉林场签订《兑换林地合同》，原告罗下村将1号林地兑换给第三人钦廉林场。之后，第三人钦廉林场对争议1号林地和2号林地进行经营管理，第三人钦廉林场对争议林地的管理事实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勘测设计院分别于1974年、1988年、1999年、2004年、2009年对第三人钦廉林场经营管理各工区林业资源进行调查并绘制的二类调查林班图及二类调查小班因子卡片证实。根据《调处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六）土地改革以后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协议……（八）国有农、林场设立时经依法批准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书、规划书、说明书及其附图”，被告县政府将争议两副林地确定为国有，由第三人钦廉林场管理使用，证据确凿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三、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县政府对原告钦廉林场的林地权属调处申请进行了受理，受理后向第三人送达了林地确权申请书副本，并进行了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后作出《处理决定》，符合《调处条例》的程序性规定。四是适用法律及法规是否正确问题，被告县政府以钦廉林场设立时依法批准的设计书、经营版图、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及山界林权证等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进行确权，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三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五）、（六）、（八）、（十二）项和第十一条第（一）、（二）项进行确权是正确的。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浦北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浦政决（2013）2号《浦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钦廉林场与浦北县大成镇罗城村委会罗下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浦北县大成镇罗城村民委员会罗下村民小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 军审 判 员  梁斯林代理审判员  何 徽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刘洁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