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民终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先杰，男，197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俊，贵州泽才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410366349。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穆松，男，197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晓波，男，1984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春涛，贵州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911698321。
原审第三人：开阳宏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城关镇环城南路白鳍豚游泳中心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21766053595J。
法定代表人：黄先杰，公司经理。
上诉人黄先杰因与被上诉人穆松、黄晓波及原审第三人开阳宏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昌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2017）黔0121民初1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先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黔0121民初182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挖掘机系上诉人黄先杰所有，一审仅凭该挖掘机长期由宏昌公司使用，出卖时也停放在宏昌公司砂场就认定黄晓波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过于牵强。挖掘机是大型的机械设备，黄晓波在没有发票、合格证或者其他任何凭据下就认定宏昌公司有处置权，明显是双方恶意串通，根据《合同法》52条的规定，涉案合同应当无效。2、穆松仅是宏昌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在没有任何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下便以宏昌公司的名义将属于黄先杰个人所有的挖掘机出卖给黄晓波，并以7万元支付给宏昌公司修路农民工工资，事后，上诉人曾向开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未立案。一审法院对这些基本事实未认定清楚。3、一审法院查明黄晓波以20万元置换了新的挖掘机，相较于其购买时的7万元，明显是不合理的低价，进一步证明了两被上诉人属恶意串通。4、一审法院认定穆松的行为系代表宏昌公司的职务行为，但其职务行为也仅及于宏昌公司，其仍无权处置上诉人的私有财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穆松辩称，宏昌公司因欠农民工工资，我是受到上诉人黄先杰的委托才代表公司卖掉挖掘机，用出卖的价款支付农民工工资，我之前不认识黄晓波，钱也不是我收的，这些都是代表宏昌公司所为，请求维持原判。
黄晓波辩称，挖掘机买卖合同是在2016年2月2日，临近春节，宏昌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因黄先杰不在贵阳，所以经村委会介绍与穆松在村委会办公室签订的合同。挖掘机是停放在宏昌公司砂石厂的，且合同也盖有宏昌公司的公章，所以黄晓波有理由相信挖掘机是宏昌公司的。黄先杰是在2004年购买的挖掘机，黄晓波购买时已经是2016年，挖掘机贬值较大。且在购买挖掘机后黄晓波为修理挖掘机支付了5万元的修理费，置换新机时的评估价是9万元，置换价20万元是因为优惠活动所致。因此，黄晓波以7万元的价格购买挖掘机是合理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黄先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两被告于2016年2月2日签订的二手挖掘机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产品型号SK200-6E挖掘机一台；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从2016年2月2日至起诉之日止挖掘机占用损失共计3400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2日，第三人宏昌公司因急需支付农民工工资，便与被告黄晓波签订《二手挖掘机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宏昌公司将型号为SK200、编号为YNC-4109的全液压挖掘机出卖给被告黄晓波，价款为70000元，价款交付时间为合同签订当时，挖机交付时间为2016年2月4日。合同还约定，第三人宏昌公司对挖掘机的所有权或处置权的合法性负责、第三人应如实告知乙方挖掘机基本情况，并对其真实性负责、第三人应对其提供的挖掘机转移手续所需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双方还对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黄晓波经被告穆松同意，当即将挖掘机价款70000元交给了开阳县城关镇东山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陈志林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被告黄晓波也如期从第三人的砂场将挖掘机拖走。同时查明：买卖合同签订时，原告黄先杰是公司砂场的实际经营人，被告穆松是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原告黄先杰未在场，被告穆松是买卖合同出卖方的经办人，在买卖合同中卖方宏昌公司处加盖有“开阳宏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印章。案涉挖掘机是原告黄先杰于2004年12月2日购买，此次出卖前，该挖掘机长期由宏昌公司进行使用，出卖时，也停放于宏昌公司砂场。被告黄晓波取得挖掘机后，因该挖掘机故障频繁，不能正常作业，通过修理厂对挖掘机进行了修理；在修理过程中，原告黄先杰曾与被告穆松一起到修理厂看过该挖掘机的情况，同时也向被告黄晓波提出过赎回挖掘机的要求，当时针对原告黄先杰提出的赎回要求被告黄晓波也表示同意，但双方最终未进一步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黄晓波将挖掘机进行修理后，于2016年11月28日以旧机置换新机的方式处置给了案外人贵州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当时该挖掘机评估价为9万元，置换价为20万元。另查明：案涉挖掘机出卖后，原告黄先杰以其挖掘机被他人开走为由曾向开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未予立案。再查明：原告黄先杰现属于第三人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7月24日，原告黄先杰以其个人的挖掘机被出卖，其并不知情为由诉来本院，提出如前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二手挖掘机买卖合同》是否应为无效；二、被告黄晓波是否应当向原告承担挖掘机返还责任及相关赔偿责任；三、被告穆松是否应当对《二手挖掘机买卖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针对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原告以案涉挖掘机出卖时属于其个人所有，并非属于第三人宏昌公司所有，被告穆松以宏昌公司的名义将该挖掘机出卖给被告黄晓波系无权处分为由，主张该买卖合同无效，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过程中，经过平等协商，从该挖掘机使用年度、故障率和修理情况以及置换时的评估价来看，合同约定的价格也基本符合实际，故买卖合同双方并无恶意串通之情形，庭审中，原告又以双方属于恶意串通为由主张该买卖合同无效，证据不充足，理由不充分，也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二，案涉挖掘机出卖前，该挖掘机长期由第三人宏昌公司使用，出卖时也停于宏昌公司砂场，买卖合同签订时被告黄晓波也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故其有理由相信出卖方宏昌公司对该挖掘机有处置权，其并不知道该挖掘机是原告黄先杰所有。同时，被告黄晓波也向出卖方宏昌公司支付了合理对价，双方对该挖掘机也实际进行了交付。为此，被告依买卖合同取得该挖掘机系善意取得，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故原告主张被告黄晓波返还挖掘机，不予支持。同理，对于案涉挖掘机，被告黄晓波系合法占有，故原告主张被告黄晓波赔偿占有该挖掘机造成的损失，也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三，案涉买卖合同中所列的甲方即卖方为本案第三人宏昌公司，并盖有宏昌公司印章，该合同当事人应为宏昌公司和黄晓波，被告穆松只属于宏昌公司的经办人员，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被告穆松并非合同一方即卖方当事人，因该合同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应由合同当事人享有和承担。故原告以买卖合同对其物权造成侵害为由向被告穆松主张相关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至于宏昌公司认为案涉买卖合同的签订系被告穆松利用保管公司公章擅自所为，并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这属于宏昌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综上所述，原告主张案涉买卖合同无效以及向被告穆松和被告黄晓波的主张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告并未向第三人宏昌公司主张返还挖掘机及赔偿损失之物权请求权，对此，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先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00元（已减半），由原告黄先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其与开阳县城关镇东山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陈志林的短信记录，欲证明其为赎回涉案挖掘机向陈志林支付了5万元。经查，上诉人提交的短信记录中有2017年6月29日黄先杰向陈志林打款5万元的凭证截图（凭证附言处记载为“工料弗”），2017年7月24日、7月25日黄先杰分别向陈志林发送内容为“志林挖掘机的事情你给你亲家讲没？”、“志林电话老不接？”的信息。对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被上诉人穆松质证称，这5万元是黄先杰支付给陈志林的水泥款，不是为赎回挖掘机支付的。被上诉人黄晓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该份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短信记录无法证实其向陈志林打款5万元与其赎回挖掘机有关联，且其赎回挖掘机的对象应当是被上诉人黄晓波而非陈志林，在上诉人未提交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其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穆松作为经办人代表宏昌公司与被上诉人黄晓波签订《二手挖掘机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该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宏昌公司和黄晓波，穆松作为宏昌公司的经办人与黄晓波签订买卖合同的行为是代表宏昌公司的职务行为。故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当归属于合同当事人，上诉人以无权处分为由要求穆松返还涉案挖掘机并支付挖掘机占用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涉案挖掘机长期由宏昌公司使用，出卖时停放在宏昌公司砂场，买卖合同中也加盖了宏昌公司的公章，挖掘机作为动产，以占有为物权推定，故被上诉人黄晓波有理由相信涉案挖掘机为宏昌公司所有且穆松有权代表宏昌公司出卖挖掘机。此外，关于挖掘机转让价款的合理性问题，根据黄晓波与贵州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徐工挖掘机销售意向合同书》显示，涉案挖掘机的评估价为9万元，置换价为20万元。同时，从黄晓波提交的销货清单来看，2016年2月至7月，黄晓波多次对涉案挖掘机进行维修，上诉人黄先杰也称其与穆松一起到修理厂看过挖掘机的情况，故可以认定黄晓波因修理挖掘机支付了一定数额的款项。另外，黄先杰于2004年购得涉案挖掘机。综合涉案挖掘的使用时间、修理情况以及置换时的评估价9万元等因素来看，买卖合同约定7万元的价格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属于合理的价格。上诉人以穆松、黄晓波恶意串通，低价转让挖掘机为由主张买卖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结合前述，被上诉人黄晓波经签订买卖合同并支付价款取得涉案挖掘机系善意取得，属合法占有。故对上诉人要求返还挖掘机并赔偿挖掘机占用损失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上诉人可对第三人宏昌公司另案起诉，请求赔偿损失。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先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黄先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邱 婷
审 判 员 袁波文
代理审判员 彭 攀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张 觅
书 记 员 易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