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5民终3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文燕，女，198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江苏省苏州市人，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祥，江苏平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若飞，广东文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友权，男，196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海丰县人，住广东省海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卓伟，上海市倪卓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贤井，广东展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文燕因与被上诉人黄友权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2017）粤1521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文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祥、卢若飞，被上诉人黄友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卓伟、陈贤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吴文燕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友权返还吴文燕20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黄友权承担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双方当事人存在一方受益和另外一方受损害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无因果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吴文燕向黄友权汇出1000万元，又委托其父亲吴林元汇出1000万元，即向黄友权账户汇出2000万元，则黄友权受益2000万元。吴文燕的受损和黄友权的受益存在�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双方通过《关于几笔投资款往来的备忘录》（下称《备忘录》）约定还款，一审法院认定没有因果关系是事实认定错误。（二）《备忘录》对黄友权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吴文燕不是权利义务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虽然《备忘录》签订人是吴林元，但吴林元和吴文燕是父女关系，二人之间可以代理。《备忘录》明确约定黄友权应按期将2000万元返还给吴文燕，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吴文燕不属于权利义务人的事实，徒增未来吴林元起诉黄友权的诉累。（三）吴文燕已经提供充分的优势证据证明黄友权有返还2000万元款项的义务，而黄友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合法占有吴文燕2000万元而无需返还的证据。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吴文燕已完成举证义务，而黄友权未完成举证义务。（四）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伙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吴文燕和黄友权属于合伙关系。（五）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未尽法定释明义务属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事实做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既然认定双方不属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属于合伙法律关系，应当按照司法解释规定进行释明，节约司法资源，尽快定分止争。（六）黄友权及其一审代理人在本案中直接或间接承认其应当偿还吴文燕2000万元，一审法院无视黄友权的意思自治原则判决驳回吴文燕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七）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在黄友权没有法定居住证明的情况下海丰县公安局部门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开具租赁证明，强行将案件管辖由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申请移送到一审法院，可见黄友权为案件移送到海丰县费尽心机，公安机关在没有居住证明的情况下也大开绿灯。据此，请求二审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黄友权辩称，（一）吴文燕认为一审法院剥夺了其权利，过错方在自身。吴文燕打错了官司，黄友权已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实本案纠纷并不是双方之间的关系而是双方公司之间的关系，双方只是公司之间走账的人头账户而已。吴文燕以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故一审法院按此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本案要查明两个公司之间所有的经济债务往来情况，必须以公司名义而非以人头账户断章取义进行诉讼。因此，讼争欠款并不是吴文燕的，而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黄友权未侵犯吴文燕的权利并有《终止协议书》等相关证据否定吴文燕提交的《备忘录》。另从《备忘录》来看，吴文燕�是适格主体，一审法院驳回其诉求符合法律规定而属正确。（二）《备忘录》签订时并无有关协议书及委托书作为附件的事实，黄友权在一审的时候才看到吴文燕提交所谓其与父亲之间的协议及委托手续，委托协议没有落款日期，有造假嫌疑。因此，吴文燕主张委托关系是不成立的。（三）吴文燕在一审起诉状中所述自相矛盾，其认为双方当事人存在投资关系，没有不当得利一说。讼争《备忘录》是公司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问题，并在《终止协议书》中予以新的规定，且有吴文燕本人的签字。（四）一审法院案由立错及未释明问题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吴文燕起诉案由是不当得利，一审法院据此审理并根据查明事实来驳回其诉讼请求，不存在释明情形。（五）吴文燕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属客观事实。
吴文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友权向吴文燕�还20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11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黄友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文燕父亲吴林元与黄友权系同学，2009年起，吴林元、黄友权、杨玉存各自成立公司合作投资生意。三方为理清债权债务，于2011年9月27日签订《备忘录》，备忘录其中约定：原上海华莱投资苏州泛华大厦给苏州林华(或泛华)的余款2000万元人民币原路返回上海华莱;原吴文燕2000万元人民币现金黄友权个人，由黄友权个人账号返还给吴文燕个人账号。备忘录签订后，黄友权认为上海华莱投资苏州泛华大厦给苏州林华(或泛华)的余款2000万元人民币原路返回上海华莱的而没有返还，黄友权也没有返还给吴文燕个人账号。吴林元多次提供手机发信息向黄友权催讨未果，吴文燕于2014年10月21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提起上述请求。黄友权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在庭审中，黄友权认为2000万元是两个公司的项目协议的资金来往，不是吴文燕个人，有吴文燕、黄友权及吴元林等签订的《关于苏州泛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的终止协议》（下称《股权终止协议》）为证。吴文燕认为2000万元是双方磋商共同投资苏州高新区树山村某地块地产开发项目支付给黄友权投资的意向金，但吴文燕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关证据。本案经调解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而不当得利成立必须具备：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根据。本案中，吴文燕认为2000万元是双方磋商共同投资苏州高新区树山村某地块地产开发项目而支付给黄友权投�的意向金，但吴文燕没有提供证据，其主张证据不足，依法不予采信。吴文燕依据《备忘录》中约定而起诉，而签订《备忘录》的双方当事人是吴林元、黄友权、杨玉存，吴文燕不是签订《备忘录》的相对方，即权利义务人，黄友权与吴文燕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吴文燕请求黄友权返还2000万元及利息，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根据黄友权提供《股权终止协议》，吴文燕、黄友权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而合伙关系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是不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能合并审理。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吴文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吴文燕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讼争事实分别举证、质证如下：
（一）吴文燕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二，华夏银行第02664253号《银行汇票申请书》、招商银行第0030643152、0030643151号《结算业务委托书》，拟证明：1.苏州泛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泛华公司）于2012年12月25日向上海西南联合金属有限公司（下称西南公司）还款1000万元、苏州林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称林华公司）于2012年12月26日向西南公司还款1000万元，黄友权所称的上海华莱投资苏州泛华大厦给苏州林华（或泛华）的余款2000万元未原路返回上海华莱不成立；2.苏州林华（或泛华）已经履行《备忘录》第三条关于企业之间投资往来的约定；3.黄友权主张双方属于公司人头账户的说法不成立；4.《备忘录》第三条中“原吴文燕200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黄友权个人，由黄友权个人账号返还给吴文燕个人账号”属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公司之间债权债务无关。
证据三，苏州中�高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远公司）、苏州中远置业有限公司、上海洋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报告、股权关系图，拟证明：1.黄友权系上海洋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公司系苏州中远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2.上海洋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历史名称包括上海华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裕福集团有限公司；3.苏州中远置业有限公司系中远公司的控股股东，黄友权系中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4.证明吴文燕所主张2000万元系对中远公司地产开发项目的投资意向金系真实存在的，该项目公司的住所地在苏州市××新区树山村。
证据四，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苏中商初字第0179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审二商申字第0006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2010年7月2日苏州市国土资源局与中远公司就苏地2010-B-27号地块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该时间点与吴文燕汇第一笔1000万元给黄友权的时间完全一致，证明本案所涉款项系吴文燕对该地产开发项目的投资意向金，只是双方没有签署书面的投资协议。
证据五，《公证书》，拟证明短信、手机号码真实性；黄友权于2012年10月29日在短信中承诺将归还吴文燕2000万元，以及吴文燕父亲多次向黄友权催款的事实。
证据六，招商银行与华夏银行的《对账单》，拟证明三张汇票项下的2000万元已经转出，苏州泛华股权项目下的款项已归还。
证据七，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苏州鑫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鑫硕公司）信息材料，拟证明鑫硕公司与吴文燕无关系，且公司已注销。
证据八，吴林元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通信服务费发票，拟证明吴林元受吴文燕委托向黄友权付款与催款，《备忘录》的签署过程，吴林元的催款记录及催款号码159××××7799系其所有。
经质证，黄友权认为一审在庭前交换证据已锁定本案有关证据，吴文燕所提交的新证据不完整，断章取义，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五、八的真实性有异议。以上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二）被上诉人黄友权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拟证明鑫硕公司股东为徐金元、曾涛（系吴林元外甥）、崔静峥，注销后的公司清算组成员为徐金元和杨玉存。
证据二、三，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执行和解协议，拟证明该案中徐金元的代理律师与吴文燕的代理律师系同一人，其中涉及的790万元均是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与黄友权个人无关。
证据四，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上海洋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收购苏州中远置业有限公司的时间为2010年12月，黄友权于同月7日成为后者的法定代表人，树山项目是公司通过股权收购方式获得树山土地使用权，而非吴文燕所述是黄友权通过拍卖取得土地使用权时间、方式等均不属实。
经质证，吴文燕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认为其未隐瞒证据一中的鑫硕公司相关信息，可公开查询；证据二、三恰恰证明2000万元与其他法律关系是相对独立的另一法律关系，所以另案诉讼，《备忘录》中描述不同的条款对应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中与吴文燕有关的只有2000万元；证据四，苏州中远置业有限公司与中远公司是不同的公司，而且前者属于黄友权实际控制，只是名义变更，并不能证明黄友权介入树山项目是在工商登记之后，且恰恰证明合作吴文燕与黄友权买地汇款2000万元，不能以公司之间的往来否认�人之间的往来的真实性。
（三）本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如下：
二审期间，案件知情人杨玉存（苏州林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在2018年1月8日接受本院调查取证中确认以下内容：一是与黄友权、吴林元是上海交通大学EMB的同班同学，吴林元、吴文燕是父女关系并与黄友权有项目合作，吴林元与鑫硕公司徐金元有项目合作往来，具体不详。二是《备忘录》《关于收购苏州泛华创业大厦产权的几点意见达成一致》真实性，《备忘录》中黄友权返还吴文燕个人账号2000万元是个人款项，本人有向黄友权追讨，公司款项已对账清楚。三是在2012年间黄友权手机号码系136××××0227，其与黄友权已六年没有联系，吴林元手机号码系159××××7799。
经质证，吴文燕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并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当事人个人合作“树山土地开发项目”，与公司无关；黄友权个人应当返还吴文燕个人2000万元；双方除了本案纠纷外没有其他纠纷；2012年间黄友权使用的电话号码为136××××0227，吴林元使用的电话号码为159××××7799，与2012年10月29日吴林元向被上诉人黄友权追讨欠款信息来往所使用的电话号码是一致的；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黄友权认为杨玉存与吴文燕、吴林元之间属林华公司的关系人，所述内容存在矛盾，避重就轻，隐瞒事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另黄友权提交上海策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即西南公司）《情况说明》及相关银行交易明细凭证材料予以反驳，内容反映该公司未收到吴文燕所述关联公司退还2000万元。吴文燕对西南公司的单位名称变更无异议，但对银行交易明细凭证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应采信。
经查证，本案当事人系围绕讼争2000万元形成原因、权利义务主体、款项抵销和催款等事实相互举证质证，各抒己见。对以上三组证据证明力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此不赘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清楚，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另查明如下事实：
讼争《备忘录》系由杨玉存整理吴文燕父亲吴林元与黄友权之间关于几笔投资款的协商过程，其全部内容为：“一、1）第一笔2009年6月26日-2009年9月28日分批合计汇向汕尾洋泰有限公司3132.5万元人民币。2）第二笔2010年7月15日5000万元人民币汇向汕尾洋泰。3）第三笔2010年2月9日1000万元人民币，2010年10月25日250万元人民币。以上共计9382.50万元人民币汇往汕尾洋泰公司；其中，1250万元人民币由吴总现金汇往洋泰，然后由汕尾洋泰再汇回苏州林�公司。4）第四笔2010年10月28日汇往中川石油790万元人民币。5）第五笔林华购买普桑一台提供泛华使用，计8.1520万元；由上海裕福集团原路返还给苏州泛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再由苏州泛华返回给苏州林华；洋泰集团原办理港币投资款给香港元盛5000万元等额的港币如数退回给香港洋泰集团。二、以上几笔往来按汇出账号返回。三、原上海华莱投资苏州泛华大厦给苏州林华（或泛华）的余款2000万元人民币原路返回上海华莱；原吴文燕200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黄友权个人，由黄友权个人账号返还给吴文燕个人账号。四、原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西南联合矿业”“香港鑫昊矿业”，双方账目结清后终止。五、此项工作于2011年10月20日前完成。”双方当事人《备忘录》所涉讼争法律关系性质各抒己见，吴文燕在2014年10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时系以不当得利主张权利。经本院释明，吴文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无论是何案由，法律关系的定性不影响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黄友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本案至今的定性都是不当得利，上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我方认为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本案当事人均未参加一审和二审第一次庭审，后经本院通知，吴文燕参加第二次庭审活动，黄友权由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庭审活动。
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诉辩双方对各自主张各抒己见，但本案应先审查吴文燕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及二审能否径行按讼争真实法律关系性质予以审理，嗣后本案才能对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予以裁判。
关于吴文燕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本案中，黄友权虽未到庭参加诉讼活动，但吴文燕以黄友权在双方个人合作投资的“树山房地产项目”终止后未按《备忘录》第三条履约而构成不当占有讼争2000万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黄友权反驳称讼争2000万元是基于公司之间投资履约行为且已平账终结。显然，双方诉辩依据和《备忘录》内容足以认定黄友权占有讼争款项，无论是个人合作投资关系抑或公司之间投资关系产生都是基于事前合同约定的投资款。申言之，即使合同关系因解除而终结，本案应循特定基础法律关系才能审查认定一方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及因此产生的民事责任。据此，本案讼争实际是合同关系纠纷，吴文燕以不当得利纠纷主张黄友权占有讼争款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关于“没有合法根据”的前提要件，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二审能否径行按讼争真实法律关系性质予以审理的问题。吴文燕认为一审法院未向其释明法律关系性质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违反司法解释规定。经查，一审法院按吴文燕主张不当得利纠纷审理后以证据不足驳回其诉讼请求，未合并审理黄友权所主张的公司合同关系一项。因此，黄友权的反驳事由应视为其是基于不当得利纠纷进行辩驳和举证，一审法院并未确认讼争法律关系性质也就不存在向当事人释明的义务，即不会损害当事人的诉辩权利。况且，吴文燕仍是基于不当得利之事由提起上诉，其在二审中认为讼争民事法律关系的定性不影响黄友权承担民事责任，但黄友权辩驳本案应按一审确认不当得利纠纷范围进行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因吴文燕在一审是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一审法院据此审理判决。如前所述，既然双方存在合同关系，当事人就应围绕各自主张合同关系性质和权责�开辩论和举证，人民法院依法应另行指定举证、质证期限，当事人亦享有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提起反诉或追加当事人等权利。因此，如未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二审直接按讼争真实民事关系性质审查则会损害当事人的诉辩权利，即二审仍应按一审审理范围裁判吴文燕的上诉事由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故本院对讼辩双方基于真实民事法律关系所产生权利义务及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予审查，当事人可另行法律途径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吴文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上诉人吴文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棠
审 判 员 彭 晓 春
审 判 员 施 伟 强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黄 彬 斌
书 记 员 杨 清 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