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423民初815号
原告：杨云东，男，197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
原告：王会兵，男，197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
原告：杨爱兵，男，1972年3月31日出生，汉族。
原告：王会芬，男，197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
原告：王树华，男，196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
原告：王建斌，男，1958年9月1日出生，汉族。
原告：白丽芳，女，196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
原告：卫海鸥，女，197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
杨云东等八原告推选的共同的代表人王会芬，男，1974年11月19日出生。
被告：山西襄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耿录，任董事长职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红，男，1972年2月17日出生，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国庆，特别授权。
被告：李卫红，男，197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
原告杨云东、王会兵、杨爱兵、王会芬、王树华、王建斌、白丽芳、卫海鸥诉襄垣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李卫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山西襄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垣农商行）认为襄垣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没有主体资格，其愿代为应诉并承担相应责任，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原告杨云东、王会兵、王建斌、卫海鸥、王会芬（八原告推选的共同的代表人），被告襄垣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红、程国庆，被告李卫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8年6月份，被告李卫红在本村修建猪场，由于资金缺乏，分别找八原告帮助，在城关信用社的贷款合同中签名。随后，李卫红在原告签名的贷款合同上加盖了手章，并找信用社负责人审批签名和担保人担保，城关信用社实际支付的贷款金额等程序，均由李卫红具体经办，八原告全不知情，贷款产生的利息也一直由李卫红支付。直到2015年，原告在银行征信系统发现有不良信用记录，才知道当初与被告签订的贷款合同，在2014年已欠利息，成为不良贷款，原告在银行的征信系统中有了不良信用记录。原告只是在被告贷款合同中签名，至于贷款所需的其他程序，原告并未参与具体经办。贷款合同是否生效，生效的时间、贷款金额的具体支付方式、时间等，被告并未通知原告本人，而是实际支付给李卫红用于修建养猪场，利息的支付情况也未与原告提及，一直由李卫红经办。被告李卫红承认经办贷款事实，并愿积极承担所产生的贷款本息，其修建的养猪场资产足能折抵债务。原告和被告签订的贷款合同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被告违反《贷款通则》规定，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缺乏监督管理，存在过错责任。现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贷款合同，原告贷款本息由被告李卫红承担偿还责任；判令被告撤销原告在银行征信系统的不良信用记录。
被告襄垣农商行辩称，通过核查，八原告在借款合同上是其本人签字，他们和李卫红之间的行为属于贷后转借，该贷款应由原告偿还，金融机构的征信记录是合法的。原告的请求应予以驳回。
被告李卫红辩称，我于2008年在村修建养猪场，由于资金缺乏，就找本村杨云东等八人请求帮助，以他们八人名义在信用社的贷款文本上签名。我又找到襄垣鸿建洗煤厂作担保，贷款期限为二年。八人在贷款文本上签名后，我拿贷款文本找各主管负责人审批签字，并加盖八人手章，然后拿八个人的取款凭证在柜台取款，后用于猪场修建，并登记注册了《桃林山养殖专业合作社》。之后，八原告名下的贷款利息一直由我支付。直到2013年左右，我因资金断裂无力偿还本息，导致八原告成了不良信用户。特别是2015年银行征信系统开通后，八原告在银行系统有了不良信用记录。为了不影响他们的信用度，我自愿承担并偿还八原告在被告信用社的贷款本息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出示证据有李卫红证明材料一份，证明内容同李卫红答辩意见。
被告襄垣农商行质证认为，该证明材料系李卫红出具无异议，但其不具有作证的意义，不认可；被告李卫红予以认可。
被告襄垣农商行出示证据有八份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借款契约，证明八原告签订贷款合同的事实，借款合同上的名字均为八原告本人所签。
原告质证认为，我们仅是在空白的借款合同上签过字，具体贷款情况不清楚，我们也没有收到贷款。
被告李卫红质证认为，借款合同是我让八原告在信用社工作人员张晋军、赵晓勇的办公室办的，签订合同时八原告先签名，合同内容是最后补上的。手章是我自己刻的，审批也是我找领导。八原告签名字后就走了，我拿着借据去取钱，利息也是我支付的。
被告李卫红未提交证据。
本院认证意见：原告所出示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李卫红予以认可，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襄垣农商行所出示证据，可以证明八原告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的事实，予以确认。
依据有效书面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杨云东等八原告与被告李卫红均为襄垣县古韩镇桃树村村民。2008年，李卫红在本村修建猪场，因资金缺乏，就找杨云东等八原告帮忙。后在襄垣县城关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城关信用社）办公场所内，城关信用社工作人员让八原告分别在空白的借款合同文本上签名，李卫红在借款合同上加盖了八原告的手章，并办理了领导审批、借款担保等事项。借款合同上载明王会芬借款45000元、杨云东借款45000元、白丽芳借款30000元、王会兵借款45000元、卫海鸥借款45000元、王树华借款30000元、王建斌借款45000元、杨爱兵借款30000元，共计315000元。借款合同审批手续完成后，李卫红持八份借款契约在城关信用社柜台办理取款手续，共计315000元。签订借款合同后至2013年左右，八原告名下的借款利息一直由李卫红支付，后因李卫红资金链断裂，无力再偿还本案借款本息。2015年12月，八原告在银行征信系统发现其有不良信用记录，才知道是因为其2008年在城关信用社借款合同上的签名导致。
另查明，襄垣县城关农村信用合作社现变更名字为山西襄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
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人与贷款人在签订合同时，双方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八原告签订合同时，只在空白的借款合同文本上签名，对合同的内容一无所知，本意只是想签名后为同村的李卫红帮一下忙。八原告不清楚签字的性质，也认识不到因该签字将要产生偿还借款的严重后果。在签订合同时，城关信用社工作人员明知是空白借款文本，但未履行告知、提示等义务，城关信用社对借款的审批、发放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存在严重失误，导致借款由李卫红实际所得、八原告被列入银行征信系统的不良信用记录，该行为给八原告造成了较大损失，更与八原告的本意相悖。综上，八原告是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合同，在2015年12月方知道其在银行系统有不良贷款的记录，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权期限。故八原告请求依法撤销其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本院予以支持。该合同被撤销后，至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本案所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李卫红，并非八原告，故被告襄垣农商行把八原告列入银行征信系统不良信用记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八原告请求被告撤销其在银行征信系统的不良信用记录，本院予以支持。八原告请求本案贷款本息由李卫红偿还，虽李卫红答辩时予以同意，但该请求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应由襄垣农商行向李卫红主张。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08年5月4日原告王建斌与襄垣县城关农村信用合作社签订的借款合同；
二、撤销2008年5月27日原告白丽芳、杨爱兵与襄垣县城关农村信用合作社签订的借款合同；
三、撤销2008年5月29日原告杨云东、王会芬与襄垣县城关农村信用合作社签订的借款合同；
四、撤销2008年6月4日原告王会兵与襄垣县城关农村信用合作社签订的借款合同；
五、撤销2008年6月24日原告卫海鸥、王树华与襄垣县城关农村信用合作社签订的借款合同；
六、被告山西襄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撤销原告杨云东、王会兵、杨爱兵、王会芬、王树华、王建斌、白丽芳、卫海鸥在银行征信系统中的不良信用记录；
七、驳回原告杨云东、王会兵、杨爱兵、王会芬、王树华、王建斌、白丽芳、卫海鸥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山西襄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国宏
人民陪审员 史少红
人民陪审员 范彦兵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