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0223号原告：白某3，男，1982年8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洪湖市，原告：代落成，男，196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洪湖市，原告：夏珍秀，女，1965年4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洪湖市，原告：白某1，女，200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洪湖市，法定代理人：白某3（系白某1之父），身份同上。原告：白某2，男，201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洪湖市，法定代理人：白某3（系白某2之父），身份同上。上列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万利强，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号。法定代表人：王行环，院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红华，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宫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职工。原告白某3、代落成、夏珍秀、白某1、白某2与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4日立�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夏秋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袁丹、王伶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某3、代落成、夏珍秀、白某1、白某2的委托代理人万利强，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李红华、马超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于2015年3月31日向本院提出申请，撤回对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起诉。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于2015年10月29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夏秋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袁丹、王维组成合议庭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某3、代落成、夏珍秀、白某1、白某2的委托代理人万利强，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李红华、宫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白某3、代落成、夏珍秀、白某1、白某2诉称：2012年4月10日，戴慧因“�经三月”到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就诊，当日宜昌市中心医院对戴慧进行颅脑MRI（核磁共振）检查，诊断为垂体腺瘤。4月18日，戴慧携宜昌中心医院医学影像报告单到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处就诊，门诊诊断为：鞍区点位××变：垂体腺瘤可能。当时被告医师告诉患者戴慧及其丈夫白某3：可以进行手术根治，手术费用在30,000元左右，时间最短4天出院，最长15天，一般一周左右就可以康复出院。戴慧白某3伟因此同意住院手术。入院时体格检查均正常。因戴慧未参加新农合，所以她以参加农合的表嫂卢玲霞的名义入院白某3伟也以表嫂丈夫张晓卫的名义作为家属陪同并签署相关医疗文书。4月23日，被告对戴慧行鼻窦垂体腺瘤切除术。术中由于医师操作不当，导致出现脑脊液漏。虽然进行了修补，但并未成功。术后戴慧出现头痛、精神差等症状，并发生尿崩症，每日排出大量尿液。5月5日，复查CT提示：垂体瘤术后，脑积水，侧脑室周围室管膜下水肿。当晚被告医院对戴慧实施右侧侧脑室穿刺外引流术，引流脑脊液。5月6日，经对脑脊液检查，提示发生中枢神经系统感染（颅内感染）。5月24日，被告对戴慧实施左侧侧脑室穿刺外引流术，引流脑脊液。其后，戴慧头痛加重，伴恶心呕吐。6月7日，戴慧出现癫痫大发作2次，并出现神智昏迷，双瞳对光反射消失的危重症状。6月8日，因对被告失去信心白某3伟要求将戴慧转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治疗。出院诊断为：1、垂体腺瘤；2、中枢神经系统感染；3、尿崩症；4、脑积水，脑间质水肿。6月8日12时，戴慧转入同济医院。当晚19点30分，戴慧出现急性脑疝，呼吸骤停。6月9日10时许，戴慧双侧瞳孔散大，无任何生理反应，同济医师告白某3伟，戴慧因脑部严重感染和积水，已无法救治。在此绝望的情况下白某3伟将戴慧送回老家洪湖。同济医院出院诊断为：垂体瘤术后、脑积水、颅内感染。6月10日，戴慧在家中病逝。原告认为，被告在对戴慧进行垂体腺瘤切除手术过程中，违反医疗常规，操作不当、消毒不严，导致戴慧出现脑脊液漏，除引发尿崩症外，还同时引起严重的颅内感染和脑积水，术后被告不仅没有进行相关检查，未及时发现和诊断出颅内感染和脑积水，而且在诊断出颅内感染和脑积水后，未采取有效治疗措施，导致病情延误和加重。另外，被告对戴慧进行的4次手术，均未告知替代方案。在戴慧转入同济医院后，同济医院未及时和正确地进行救治。原告认为，对于戴慧的死亡，被告具有重大过错，并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12,008.3�（中南）、13,204.29元（同济）、住院伙食补助费2,600元、护理费3,120元、死亡赔偿金458,1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12,625元、丧葬费19,360元、办理丧事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用8,000元、鉴定费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887,037.5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白某3、代落成、夏珍秀、白某1、白某2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戴慧在中南医院、同济医院的住院病历及卢玲霞村委会证明，拟证明戴慧与被告存在医疗关系，在被告处的诊疗经过，中南医院病历名义上的患者卢玲霞实际上是患者戴慧。证据二：死亡证明及户口注销单，拟证明戴慧于2012年6月10日因病死亡。证据三：结婚证、户口本及村委会证明，拟证明五原告与戴慧之间的亲属关系，均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证据四：中南医院收费收据、同济医院住院结算收据遗失证明单，拟证明戴慧医疗费用。证据五：个体信息，金东山商业城证明，拟证明戴慧及丈夫在城镇工作及生活一年以上。证据六：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发票及收据，拟证明被告存在医疗过错、过错程度及鉴定费用。证据七：白某2和白某1的居民居住证和社会保障卡，拟证明两原告按照城镇居民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辩称：我院对患者的诊断正确，手术方式恰当，操作规范，术后处理正确及时并无不当。患者在术后出现的问题系自身垂体腺瘤治疗手术难以避免的并发症，属于正常的手术风险，对此患者在术前已经签字确晓，且我院在并发症后已采取相应措施。医疗费：没有提供同济医院的票据不能作为原告的损失；护理费：没有提供护理费发生的事实及护理费支出的凭证，故不应支持；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武汉市中院及各基层法院的规定，应该为每天15元；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计算方式无异议；被抚养人生活费：白某1及白某2为农业户口，应该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亲属办理丧事的交通、住宿、误工费：并非法定赔偿项目，且未提供相应票据；鉴定费：数字无异议。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明显过高。最后，我院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故即使原告存在上述损失，我们也不应该进行赔偿。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患者卢玲霞在我院的住院病历，拟证明我院对患者的诊疗经过。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两家医院的住院病历及卢玲霞村委会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村委会没有证实某一个人是否生病住院的权限，且就证明里面的内容看只能表明卢玲霞没有住院，也不能证明顶替住院的就是戴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戴慧死亡的状态，但无法证明戴慧就是因疾病死亡的，若因疾病死亡能够做出证明的是医生，殡葬所没有出具该证明的能力，戴慧从同济医院出院时并未死亡，原告说其是回家后死亡的，具体死亡原因不详。对证据三结婚证、户口本、村委会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对该份证据证明的原告之间的亲属关系无异议，但从户口本来看，原告白某3、白某1、白某2均是农业户口。对证据四抬头为卢玲霞的收费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是否为本案的戴慧无法证明，对同济医院的遗失证明单除与中南医院一样的质证意见外，还有一点：无法确定同济医院的医疗费为原告的损失，因为无法确定原告是否已持该发票进行报销，同济医院并未证明原收据遗失，是�方自称遗失的。对证据五个体信息及商城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尽管从证据形式上看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但患者在治疗时跟医方陈述过该事实，基于尊重事实的原则，所以我们对证据五的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六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我院向鉴定机构已经提交书面质询意见，我们希望等鉴定机构书面回复后再发表详细的质证意见。目前我们认为该鉴定明显依据不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我们要求重新鉴定。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居住证和社保卡是在患者死亡后办理的，本案患者戴慧是2012年6月10日死亡，白某2居住证是在2013年4月23日办理，社保卡是在2015年5月25日发放，白某1居住证是在2013年4月23日办理，社保卡同样是在2015年5月25日发放。说明患者戴慧死亡当时，她的两个孩子居住在农村，并没有城市的居住证。原�白某3、代落成、夏珍秀、白某1、白某2对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患者与被告中南医院存在医患关系，且中南医院对患者的死亡存在过错。本院对以上双方无争议的证据依法予以认可，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本案进行综合分析认定。经审理查明：患者戴慧于2012年4月18日因“停经三月”入住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门诊以“鞍区占位××变”收入被告脑外科。入院查体：神志清楚，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3mm，对光反射灵敏。四肢肌力正常，肌张力不高。入院时患者带入外院行颅脑MRI示：鞍区占位××变。入院后被告医院性激素检查示：泌乳素，194.11ng/ml，于4月23日在静吸全麻下行经鼻蝶窦垂体腺瘤切除术，术中出现脑脊液漏，修补鞍底后，术后多次尝试腰椎置管未成功，术后返回病房予以头孢曲松预防感染治疗。5月2日，被告医院对患者进行术后病检，病检示：垂体腺瘤。治疗中患者并发尿崩症，每日尿量最多达10090ml，精神差，呈嗜睡状，能呼唤睁眼，正确回答问题。于5月5日复查颅脑CT示：垂体瘤术后，脑积水，侧脑室周围室管膜下水肿，并于当日在局麻下行右侧侧脑室穿刺外引流术，见脑脊液为淡黄色，稍混浊，术后右侧脑室引流量逐渐增加。5月6日脑脊液培养示：××链球菌，唯左氧氟沙星敏感，考虑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依据脑脊液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给予其加强抗感染（美平+左氧氟沙星）、控制尿量、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治疗。患者精神及头痛症状逐渐好转，并给予口服弥凝、间断皮下注射脑垂体后叶素，每日尿量控制在3000ml左右。5月20日侧脑室引流脑脊液常规检查示：蛋白定性，弱阳性；糖定性，弱阳性；细胞计数，9个/ul,脑脊液细菌培养未检出细菌。5月24日患者诉头痛较前明显，伴间断恶心呕吐，复查颅脑CT示：右侧侧脑室扩大程度较前明显减小，左侧侧脑室较前稍有扩大。患者于6月6日晚出现神志嗜睡状，伴恶心呕吐，呼唤能睁眼应答，于6月7日出现癫痫大发作2次，神志呈昏迷状，全身抽搐，口吐白沫，肌张力高，双侧瞳孔直径5mm，对光反射消失，患者神志模糊，自主呼吸，节律齐，血氧饱和度维持在98%以上，左侧脑室引流管固定畅通，每日引流量约70ml，自主睁眼，呼吸有点头动作，双侧瞳孔直径2mm，对光反射存在，四肢肌张力不高。最后诊断：（1）垂体腺瘤（2）中枢神经系统感染（3）尿崩症（4）脑积水脑间质性水肿。患者于当日要求出院，被告医院在告知相关注意事项后，给予其办理出院手续。患者戴慧在被告处住院51天，花费医疗费112,008.3元。患者戴慧于6月8日转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入院后送检脑脊液培养，加强抗感染治疗，患者于19点30分出现急性脑疝，突发双侧瞳孔散大，血氧饱和度下降，呼吸骤停，血压下降，立即给予脱水、升压、呼吸机辅助呼吸等对症支持治疗后，患者瞳孔恢复，光反射消失，神志深昏迷，急诊行双侧脑室外引流术，术后患者神志深昏迷，刺痛肢体无反应，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血压多巴胺维持，双侧瞳孔散大，6mm，光反射消失，生理反射未引出，脑室外引流管未见明显引流液。该院向家属交代病情，家属要求放弃出院。患者戴慧在该院住院1天，花费医疗费13,204.29元。6月10日，患者戴慧在家中死亡。2014年4月30日，经本院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三真司鉴中心[2014]临鉴字第F01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对被鉴定人的治疗过程中存在术前检查不全面，术后观察不仔细，检查手段不足，延误诊断导致治疗措施不到位之过失，该过失的存在对延长其生存期限有一定的影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此次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其参与度以70—80%为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对被鉴定人的诊断明确、治疗符合医疗常规，不存在问题。原告为此花费鉴定费3,000元及专家听证费5,000元。2015年3月23日，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认为该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申请重新鉴定。并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1、鉴定意见称，中南医院存在“术前检查不全面：术前未复查MRI片”，但患者是2012年4月10日在宜昌中心医院进行MRI检查8天后到被告就诊，故请鉴定机构提供相应依据要求被告应当在术前对患者进行MRI的复查；2、鉴定意见称，被告存在“术后观察不仔细，检查手段不足：被鉴定人术后很早（4月25日）就出现了颅内感染的症状，如发热”，但发热是术后最常见的症状，术后发热一般不一定表示伴发感染，故对于患者在4月25日出现发热的症状，请鉴定机构如何确定是颅内感染所致并提供相应依据；3、鉴定意见称，“医院在不排除颅内感染的情况下，并未做诸如腰椎穿刺引流脑脊液等检查来进行确诊”，患者因客观体质病情等原因，医院经数次尝试未能成功为患者行腰椎置管引流脑脊液，但并不是鉴定书中认定的“未做诸如腰椎穿刺引流脑脊液等检查来进行确诊”，故请鉴定机构明确病历记载中是否存在被告有多次为患者实施腰椎穿刺的客观事实；4、鉴定书称，“延误诊断导致治疗措施不到位之过失”，被告在术后立即对患者实施抗炎治疗，�且根据病情演变及时调整了抗生素的使用，故请鉴定机构说明被告哪些措施不到位及其依据；5、法院委托是，“如存在过错行为，则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患者戴慧死亡后并未进行尸检，故鉴定机构是如何确定患者的死亡原因？如果死亡原因不清楚，则又是如何确定医疗行为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鉴定书称，医疗行为对延长其生存期限有一定影响，鉴定机构所说的生存期限在本案中如何理解？及如何影响了生存期限？6、患者在同济医院出院时，并未死亡，患者家属要求出院，故请说明患者脱离医疗支持，是否对病人产生不利影响？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质询作出书面答复：1、术前MRI检查可以清楚地显示肿瘤的大小、形态、位置，与周围结构的关系，有利于手术正确进行。2、患者术后很早（4月25日）就出现了�热的症状。术后导致发热的原因较多，但对于颅内手术的患者，术后发热的原因中一定不能排除的就是“是否有颅内感染”，对怀疑有颅内感染者，应尽早确诊、及时治疗。3、5月5日患者病情加重后再次手术，医院才考虑其为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手术期间，患者持续发热，而医院并未明确找出其发热的真正原因。4、患者4月23日手术，4月25日出现发热，持续发热至5月5日手术后确诊为颅内感染。“意见”中第二条写到：“术后发热一般不一定表示伴发感染”。如果医院对患者发热的治疗未考虑感染因素，那么其诊疗方案势必对感染的治疗不会到位。5、2013年12月17日医患双方在鉴定中心参加听证会前，已明确告知双方：因患者死亡后没有进行尸体解剖，其真正的死亡原因是不确定的，仅能就现有的病历资料进行分析。6、“意见”中第六个问题法院�未委托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在鉴定意见书中也并未提及。原告认为鉴定机构的回复客观、科学的回答了被告提出的相关问题，本鉴定真实、合法，虽结论有所偏低，但原告对此鉴定结论予以认可；原告之所以认为鉴定结论确定医院责任偏低是因为一个重要甚至非常核心的问题是：戴慧入院前没有颅内感染，但是她最终是因为颅内感染而死亡，是什么原因导致颅内感染？事实是因为手术及其他原因导致在院内感染，而且被告也没有预防和控制感染，故原告认为被告应该承担全部责任，鉴于此案已经三年，原告家人筋疲力尽，原告对鉴定结论予以认可，不同意重新鉴定。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认为三真鉴定所的书面回复并没有正面回复被告医院的质询，没有达到释明的程度，被告向鉴定机构提出六点问题均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回答，具体说明如下�一、鉴定机构没有提供任何材料，也没有进行正面回复，我院医生查阅卫生部垂体瘤临床路径，里面明确规定，一个月内的磁共振都是有效、处理的依据，所以鉴定人认为我院术前未复查磁共振来认定我院过错，该鉴定和卫生部的诊疗规范是相违背；二、对我方提出的第二点质疑，我院认为鉴定人并未回答我方的质疑，更没有提供任何依据，实际上医院从来就没有排除颅内感染的可能性；三、对我方提出的第三点质疑，鉴定机构的回复并没有针对我方的提问；四、鉴定人的回复并没有说明我院有哪些措施不到位，实际的情况是术后我们就立即对患者进行了抗炎治疗，而且根据病情演变，及时调整了抗生素的使用；五、鉴定人是在没有明确患者死亡原因的情况下，毫无根据的认定中南医院诊疗行为和死亡的因果关系；六、我方认为法院已委托进行因果关系和过错参�度的鉴定，那么鉴定人就应当对所有可能影响或导致患者死亡的不利因素全面进行评价，再考虑中南医院的责任程度，如果遗漏导致死亡的部分因素，必然导致鉴定不公平。综上，中南医院认为该回复部分答非所问，回避对鉴定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部分答复明确鉴定过程中存在有意规避对患者死亡有重大不利的因素，部分答复明显和卫生行政部门的诊疗规范相冲突、相违背，我方认为该鉴定书和答复意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我方要求法院对本案进行重新鉴定或通过鉴定人出庭明确回答医院的质疑，以便查清本案的重要事实。另查明，患者戴慧生前是以卢玲霞的名字入住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再查明，原告白白某3患者戴慧之夫，戴慧与白白某32010年7月至2012年4月一直在湖北省宜昌市金东山商业�四期B区58-3-2205号商铺经营零售业。原告代落成、夏珍秀系戴慧父母。原告白白某2戴慧之子，2010年3月28日出生，原告白白某1戴慧之女，2008年10月2日出生。原告白白某2白白某12013年4月23日取得深圳市居住证。本院认为：患者戴慧因“停经三月”于2012年4月18日入住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脑外科，双方医患关系形成。原告白白某3代落成、夏珍秀、白白某1白白某2诉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其住院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并导致患者最终死亡，现要求医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所做出的鉴定结论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被告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三、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一、关于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所做出的鉴定结论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七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本案中，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并未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证明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所做出的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明力，故本院认定该鉴定意见具有证明力。二、关于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上述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主要存以下过错：1、“术前检查不全面：术前未复查MRI片”。2、术后观察不仔细，检查手段不足：患者戴慧术后很早（4月25日）就出现了颅内感染的症状，如发热；医院在不排除颅内感染的情况下，并未做诸如腰�穿刺引流脑脊液等检查来进行确诊，直至5月5日在右侧侧脑室穿刺外引流术后才考虑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综上所述，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对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存在：术前检查不全面，术后观察不仔细，延误诊断导致治疗措施不到位之过失，该过失的存在对延长其生存期限有一定的影响。被告在此次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其参与度以70-80%为宜。由于该过失仅是对延长生存期限有一定影响，本院参照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的意见，酌定被告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三、关于被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问题。本院对原告白白某3代落成、夏珍秀、白白某1白白某2损失分析认定如下：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票据，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住院医疗费收费收据予以认可；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出具的医疗费发票因未提交原件予以质证，故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本院认定原告的医疗费损失为112,008.3元。护理费：原告主张3,120元护理费损失，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的2,600元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过高，本案中患者戴慧共计住院52天，本院按15元/天的标准计算其住院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即：15元/天×52天=780元。丧葬费：原告主张丧葬费19,360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被抚养人生活费：本案中患者戴慧是2012年6月10日死亡，而原告白白某1白白某22013年4月23日取得深圳市居住证，故根据原告所提交的户口本证明，原告白白某1白白某2于农业户口，原告主张的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白白某1白白某2抚养年限分别为13年和14年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可。本院参照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6,280元/年的标准，认定原告白白某1抚养费为40,820元（13年×6,280元/年÷2）；原告白白某2抚养费为43,960元（14年×6,280元/年÷2），综上，本院认定被抚养人生活费为84,780元（40,820元+43,960元）。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458,120元的死亡赔偿金本院予以认可。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本院综合考虑被告过错程度以及过错责任比例，酌情认定为40,000元。鉴定费：原告向本院主张8,000元鉴定费，有相关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予以认可。亲属办理丧事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因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该部分损失，故本院对原告8,000元的诉求不予认可。综上，本院确认原告白白某3代落成、夏珍秀、白白某1白白某2损失为：医疗费112,008.3元;护理费3,1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80元；丧葬费19,3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84,780元；死亡赔偿金458,120元；鉴定费8,000元,以上共计686,168.3元，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60%责任，即411,700.98元（686,168.3元×60%），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故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应赔偿原告451,700.98元（411,700.98元+40,000元）。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白白某3代落成、夏珍秀、白白某1白白某2项损失共计451,700.98元；二、驳回原告白白某3代落成、夏珍秀、白白某1白白某2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735元，由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2,841元（4,735元×60%），剩余的由原告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1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逾期不申请的，即丧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审 判 长  夏秋人民陪审员  袁丹人民陪审员  王唯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书 记 员  李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