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鲁15行终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树国，男，196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树君，男，194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树庆，男，1968年4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树加，男，197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聊城市聊阳路湿地公园院内。法定代表人：王立民，主任。委托代理人：张景民，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朱老庄镇人民政府经管站站长。委托代理人：李倩，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朱老庄镇徐集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郝玉柱，主任。原审第三人：徐焕潇，男，198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代理人：孙辉，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树国、徐树君、徐树庆、徐树加因诉被上诉人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度假区管委会）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行初5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土地原由四原告之父徐泽玲开荒耕种。除此地块外，作为徐集村村民，与所在村民小组其他村民相同，徐泽玲夫妇生前拥有4亩多承包地。在徐泽玲夫妇2011年去世后，涉案地块由四原告耕种。徐泽玲夫妇生前与四原告独立分户。四原告每户拥有各自的承包地。2016年1�14日,第三人徐集村委会与徐焕潇就涉案土地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016年1月23日，被告度假区管委会为第三人徐焕潇颁发证号为371593109207000234J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四原告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涉案土地系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涉案土地虽然原由四原告之父徐泽玲开荒耕种，但徐泽玲并未与发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因此，四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承包关系无法律依据。即使四原告之父系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人，但四原告与其父母独立分户，在四原告的父母2011年去世之后，发包方应当依法收回涉案土地。在发包方应当收回而未收回的情况下，四原告并不具有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因此，起诉人徐树国、徐树君、徐树庆、徐树加与被告为第三人徐焕潇颁�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无利害关系，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徐树国、徐树君、徐树庆、徐树加的起诉。上诉人徐树国、徐树君、徐树庆、徐树加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四上诉人一家自1997年起由上诉人父母带领其四兄弟承包和开垦荒地，经过多年换土施肥改造才达到目前的耕种状态，村中荒地的承包也是按户承包，当时承包期就是30年，有当时的村小队队长和会计作证。一审法院认为仅是上诉人之父徐泽玲开荒耕种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之父已去世而否定上诉人一家30年的荒地承包期也是错误的。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2002年8月29日通过的，于2003�3月1日施行，用新法去规范颁布以前的行为是错误的。上诉人徐树君之子徐焕儒家在2009年3月就结婚添孩子应该分配承包地，我们全家开垦耕种的土地应优先承包给徐焕儒家，上诉人应享有承包优先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撤销被上诉人度假区管委会为原审第三人徐焕潇登记颁证的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度假区管委会辩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涉案承包地于2011年10月由第三人徐焕潇的父亲徐树亮承包，至此，该承包地与四上诉人之父徐泽玲无任何法律关系，与四上诉人更无利害关系。2016年初，原审第三人徐焕潇因结婚分家立户又申请承包了涉案承包地，并于2016年1月14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第三人徐焕潇已经于2016年1月14日依法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徐焕潇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与四上诉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四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四上诉人起诉并无不当。（二）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当驳回四上诉人的起诉。被上诉人基于原审第三人徐焕潇、徐集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属于政府履行职权和职责的备案登记行为，仅仅具有不动产物权变动公示的作用。备案登记的性质决定了被上诉人有限的形式审查职责，对原审第三人徐焕潇、徐集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否已经成立生效、是否已经实际取得承包经营权仅有形式审查的职能，而不具有审查承包合同效力的职权。在一方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况下，应当先行由民事审判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而不应先由行政审判来审查被上诉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三）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徐焕潇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程序合法，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应撤销。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14日收到朱老庄镇政府报送的原审第三人徐焕潇的土地承包申请材料包括：承包方代表声明书、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申请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经过严格审核，所有材料均符合法定要求，被上诉人编制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并向第三人徐焕潇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程序合法，未违反《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综上，请求驳回四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原审第三人徐焕潇辩称：（一）四上诉人与涉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以及承包地无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涉案承包地于2011年10月承包给徐焕潇的父亲徐树亮，至2016年初，徐焕潇家庭分户，又申请将涉案承包地承包给徐焕潇，均与四上诉人无任何关联。至于该承包地是否是四上诉人的父亲开荒形成与本案四上诉人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也无任何关联。开荒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2011年涉案宗地承包给案外人徐树亮之后，与四上诉人及其已经�世的父亲徐泽玲再无任何关系，更与四上诉人亦无任何利害关系，四上诉人在其父去世前各自拥有自己的其他地块承包责任田，各自独立立户。并且承包经营权是以家庭为单位，不属于遗产，在此情况下，四上诉人无任何理由和依据与涉案宗地存有利害关系，故其无权提起本案之诉。（二）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更不应首先进行行政诉讼审查。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在被上诉人管委会在依据徐焕潇与徐集村委会依法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上，经过合法程序予以颁发的。依据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仅系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政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的颁证行为只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而不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合法存在的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并未对四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实际影响。（三）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发程序合法。徐焕潇作为村集体组织成员，依法具有获得承包地的权利。在其依法申请后，被上诉人经合法程序颁证并无不当。（四）四上诉人上诉状中称1997年参与开垦涉案土地不属实，与其一审起诉状中阐述的其父亲个人独自开荒自相矛盾，该宗地开荒情况应当以其原始陈述为准。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徐集村委会未提交答辩状。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认定。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涉案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四上诉人主张涉案土地系1997年与其父共同开荒耕种，但截至目前四上诉人及其父母均未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涉案土地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且四上诉人每户拥有各自的承包地，其承包土地范围均不包含涉案土地。2011年10月，徐集村委会将涉案土地发包给徐焕潇之父徐树亮，并于2016年1月与徐焕潇签订书面承包合同，被上诉人据此为徐焕潇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予以确认。因此，四上诉人关于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主张缺少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就涉案土地为徐焕潇登记颁证的行政行为未侵犯四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与四上诉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以四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扬审判员 李海林审判员 关 淼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路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