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大中民终字第6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宗红，男，1977年11月21日生，白族，云南省南涧县人，居民，住云南省南涧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朝花，女，1976年5月13日生，汉族，云南省南涧县人，居民，住址同上，系上诉人吕宗红的妻子。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红映，云南昂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加芬，女，1963年9月13日生，汉族，云南省南涧县人，农民，住云南省南涧县。
委托代理人周惠，云南昂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吕宗红、杨朝花因与被上诉人杨加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南涧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南民初字第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8日会见上诉人吕宗红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红映、被上诉人杨加芬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惠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1月，杨加芬得知吕宗红朋友欲转让昆明至凤庆的高快班车（含线路牌），杨加芬和亲友欲合伙受让昆明至凤庆的高快班车。因此，杨加芬和亲友委托吕宗红代办转让事务，同时分别先后向吕宗红交付转让预付款，其中，杨加芬至2009年2月25日先后向吕宗红交付转让预付款400000元，后因吕宗红未能办好转让事务，并擅自支配了杨加芬交付的转让预付款400000元。2011年11月20日，经双方充分协商，就该款的偿还问题达成协议：吕宗红、杨朝花承诺在2011年12月30日还清转让预付款400000元，月利率为1分（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30日），若到时不还，之后的月利率为3分。吕宗红、杨朝花于2013年6月3日返还杨加芬152000元，2013年12月份返还杨加芬50000元，2014年3月份返还杨加芬30000元，合计232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合同关系涉及合伙、买卖及委托等法律关系，就纠纷实质来说，是受委托人吕宗红未在解除合同时偿还委托人之一杨加芬转让预付款400000元，为此，双方签订了偿还该债务的合同，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双方产生了纠纷。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部分有效，在履行过程中，吕宗红、杨朝花不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属部分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本案中，双方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是以贷款利息计算，杨加芬对其造成的损失未提交证据印证，只能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确认其损失，故约定30‰的月利率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被告的答辩请求，对该约定本院应当予以适当减少。参照双方的约定和本案的实际，确定月利率10‰为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属民法理论上的表见代理，被告杨朝花系被告吕宗红的妻子，杨加芬有理由相信被告吕宗红代杨朝花签名具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杨加芬主张吕宗红、杨朝花返还的款全部属利息，根据主张存在的应当举证的原则，杨加芬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结合案件实际吕宗红、杨朝花返还的232000元应当确认为部分转让预付款，即本金。本案中，吕宗红、杨朝花返还本金232000元，尚欠本金168000元，尚欠2009年2月25日至2014年6月24日（起诉受理时）分段计算合计利息为235132元。综上所述，吕宗红、杨朝花应当承担返还债务和违约损失的民事责任，对杨加芬合理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杨加芬与吕宗红购买线路牌和预付款转换为民间借贷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吕宗红、杨朝花关于已返还部分转让预付款、本案不属民间借贷和违约损失约定过高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信；吕宗红、杨朝花关于本案当事人非合同主体、杨朝花不承担责任和不承担违约损失要求驳回杨加芬诉讼请求的答辩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吕宗红、杨朝花共同返还杨加芬转让预付款人民币168000元，支付违约损失费即利息人民币235132元，两项合计403132元，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履行完毕。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55元，由杨加芬负担3108元，吕宗红、杨朝花共同负担7347元。
一审宣判后，吕宗红、杨朝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加芬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杨加芬承担。其主要上诉事实与理由是：一、原审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合同中的身份和地位，进而错误认定双方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实际身份为杨加芬是合同乙方刘忠全履行合同义务的代表，吕宗红是合同甲方李东武履行合同义务的代表，杨加芬和吕宗红均不是合同权利义务的主体，吕宗红对合同义务不承担责任。二、杨加芬所持有的借条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杨加芬与吕宗红均不是合同主体，故双方无权利对合同进行结算，因结算产生的借条不具有法律效力。三、原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中存在合伙关系、买卖关系、委托关系，不管是哪一种法律关系，案件审理上都存在法律和程序上的问题。
被上诉人杨加芬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其答辩的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上诉人关于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最开始关于线路班车的信息是吕宗红提供给杨加芬，之后是吕宗红承诺帮杨加芬办理，最后是吕宗红亲手接到杨加芬的预付款40万元。在吕宗红无法完成杨加芬的委托事项时，是吕宗红承诺将40万元现金返还给杨加芬，并约定了未按时返还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吕宗红还向杨加芬出具了“欠条”。二、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持有的借条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的借条是吕宗红亲自书写，且吕宗红也已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借条内容的客观真实性。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上诉人吕宗红认为认定杨加芬和亲友委托吕宗红代办转让事务、认定吕宗红擅自支配了杨加芬交付的转让预付款40万元、认定吕宗红与杨加芬就款项的偿还问题达成协议错误外，对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吕宗红、杨朝花认为原审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合同中的身份和地位，进而错误认定双方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吕宗红在二审诉讼中认可其拿到被上诉人杨加芬40万元为杨加芬办理线路牌的事实。因上诉人吕宗红未能办理到线路牌，与杨加芬就40万元的返还问题通过“欠条”的形式进行了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案相关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吕宗红、杨朝花对被上诉人杨加芬负有支付款项的义务，因此上诉人吕宗红的该项上诉请求不成立。关于上诉人吕宗红认为杨加芬所持有的借条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吕宗红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份借条存在无效的情形，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根据在案证据认定法律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55元，由上诉人吕宗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其云
审判员 张 瑞
审判员 周 琴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