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济行终字第1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奥信数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平阴县。
法定代表人于泽军，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月红，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郝红，北京市鑫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阴分局，住所地山东省平阴县。
法定代表人孙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孟伊黎，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董宪鸿，山东常春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德才，男，196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济南金顶立金属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张振忠，经理。
上诉人济南奥信数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信公司）因工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平阴县人民法院（2012）平行初字第16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奥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月红、郝红，被上诉人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阴分局（以下简称平阴工商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孟伊黎、董宪鸿，被上诉人济南金顶立金属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顶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振忠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德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奥信公司于2005年5月26日向被告平阴工商分局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主要内容：“企业名称：济南奥信数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投资人姓名、投资额和投资比例：于泽军，投资额40万元，投资比例80%；王德才，投资额10万元，投资比例20%”。同年5月27日取得《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2005年6月8日，原告奥信公司向被告平阴工商分局提出公司设立登记申请，同年7月6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7年因原告奥信公司未按期接受年度检验，被告作出平工商企处字（2007）第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原告营业执照。2009年1月13日，第三人金顶立公司因与原告奥信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向平阴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中第二项诉求为“判令奥信公司向其支付123254.23元货款及利息，于泽军、王德才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诉讼期间，王德才提出笔迹鉴定申请，经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出具鲁金司法鉴定中心（2010）文鉴字第8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奥信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公司章程及关于制定公司章程和选举监事的决议上全体股东签字处‘王德才’签名笔迹不是王德才本人所写。”此外，王德才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于泽军2008年12月10日书写的证明，主要内容为“奥信公司在注册过程中不想让其他人参与进来，就想到曾留有王德才的身份证复印件，在王德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王德才的名字作为另一股东。在没有征得王德才任何允许的情况下在平阴工商分局注册登记，公司的有关文件均由于泽军一人签字，王德才没有在公司注册中出过一分钱，全部注册资金由于泽军一人出资。……”据此，原审法院作出（2009）平民孔二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认定“……奥信公司系被告于泽军冒用王德才名义并出资注册成立，王德才不具备奥信公司股东资格。奥信公司虽仅有股东于泽军一人，但其已实际交付出资，符合《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故认定奥信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判决于泽军对奥信公司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泽军不服，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11月15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济民二商终字第408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但公司的组织形式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登记系公司登记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审判决审查奥信公司股东的实际出资情况，以王德才未实际出资为由，直接认定奥信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显属不当。……”撤销了一审中关于“于泽军对奥信公司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该项判决。2011年11月16日，金顶立公司向被告平阴工商分局举报，要求被告查处原告股东于泽军提交虚假材料获取工商登记的行为。被告于2011年12月9日立案，经调查、告知、听证、核审等手续，认定原告在设立登记过程中，冒用王德才名义签字，提交虚假登记材料骗取工商登记，并于2012年8月1日作出济平工商企处字（2012）10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奥信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被告平阴工商分局是本辖区内的公司登记主管机关，依法具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责和行政职权。被告平阴工商分局自受理举报后，履行了调查、告知、听证、核审、处罚、送达等手续，对本案被告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的合法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奥信公司申请设立登记时应当依照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提交申请材料，参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登记主管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性是否承担相应责任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2001）第67号）规定：“……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是否真实的责任应由申请人承担。……”。本案中，原告奥信公司在申请设立登记时，应当向被告平阴工商分局提交具有真实性的股东签字文件，这是申请人的法定义务，但根据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及于泽军自书《证明》，原告奥信公司在申请设立登记时提交的公司章程等相关材料上“王德才”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且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取得过王德才的授权或事后得到过王德才的追认，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原告承担。对于原告奥信公司主张被告无证据证实原告是在第三人王德才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王德才”的签名注册成立的，原审法院（2009）平民孔二初字第86号民事案件中，第三人王德才已就其签名的真实性申请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原告工商登记材料中公司章程及关于制定公司章程和选举监事的决议上全体股东签字处“王德才”签名笔迹不是王德才本人所写。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此鉴定意见均无异议，且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于泽军已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明确认可原告注册成立时的注册资金50万元均系于泽军一人出资，其在王德才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王德才的名义作为股东进行注册，王德才未实际出资，亦未参与经营这一事实，原告虽主张于泽军向第三人王德才出具《证明》系受胁迫所写，但原告并无证据予以证实该主张，故对于原告的以上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奥信公司申请设立登记时，依据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成立的条件之一是股东数应在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以上事实，原告在申请设立登记时就不符合公司成立的条件。原告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的申请材料上的股东签字不真实，该种违法行为自公司成立至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均未采取有效措施自行纠正，故被告平阴工商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原告奥信公司违法情节严重，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其中第（七）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即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规定行政处罚种类。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对原告主张被告以行政处罚的形式作出撤销公司登记的行为明显不当的观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与2007年吊销原告营业执照的行为属于重复处罚，根据原告奥信公司提交的平工商企处字（2007）第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认定，被告作出该处罚决定的原因是原告未按期接受年度检验，该种处罚系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非因同种理由、适用同一法律条款作出的同种处罚，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重复处罚的情形，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平阴工商分局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济平工商企处字（2012）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济南奥信数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奥信公司负担。
上诉人奥信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一）在证据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查上，一审法院违反了证据认证的基本原则。1、被上诉人提交的11号证据奥信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两份、20号证据于泽军2008年12月10日证明、24号证据2012年2月21日对王德才的询问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加以采信。被上诉人提交于泽军2008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是王德才在受到可能承担虚假注册资本责任恐吓后亲笔书写并逼迫于泽军抄写形成，与其它多份证据存在矛盾，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加以采信。（1）关于于泽军“持有王德才身份证复印件注册奥信公司”的陈述，与公司设立登记的要求完全不符。根据公司设立登记的基本要求，持有投资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根本无法办理公司设立登记。（2）奥信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显示，奥信公司申请登记时，受托人于瑞锋持投资人于泽军和王德才的身份证办理相关手续，并向登记机关留存身份证复印件，登记机关对此进行审核，于瑞锋书写“与原件一致”。如果王德才未将身份证原件交付于瑞锋，则奥信公司根本不可能登记成立。工商档案材料作为国家机关制作的对外公示的档案材料，其证明力显然优于于泽军书写的上述《证明》。（3）关于于泽军“持有王德才身份证复印件注册奥信公司”的陈述，与奥信公司得以开立验资临时账户的要求完全不符。奥信公司申请设立时，股东的出资形式是现金，于泽军、王德才分别出资40万元和10万元，现金缴存于中国农业银行平阴县支行孝直办事处，账号：144701040000945。按照《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实施细则》规定，开立验资临时账户需向银行提供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投资人为个人的，需提供投资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果王德才未将身份证原件提供给银行，则奥信公司无法开立验资临时账户，奥信公司也根本不可能登记成立。（4）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对王德才的《询问笔录》与上述《证明》存在明显矛盾。该《证明》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12月10日，之后，第三人王德才即将该《证明》取走并亲自提交给了平阴法院，而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于2012年2月21日14时30分至15时27分形成的对王德才的《询问笔录》中，王德才坚称其直到2010年8月10日才得知于泽军冒用其名义注册了奥信公司，该说法与上述《证明》的形成时间存在明显矛盾。
在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于2012年6月19日举行的听证会上，奥信公司代理人多次要求王德才对上述《证明》及《询问笔录》当面质证，王德才拒绝质证，并提出要在适当的时间作出陈述。而从被上诉人2012年6月22日形成的《听证报告》来看，被上诉人亦认可多次联系王德才本人，其一直未作出任何陈述。由此可见，上述《证明》及《询问笔录》在提交法院之前始终未经质证，更未排除诸多合理怀疑及相互之间的矛盾。在行政诉讼程序中，王德才被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收到法院的开庭传票后始终拒绝出庭应诉，致使上述《证明》和《询问笔录》至今未得以质证。一审法院虽然找到王德才并形成《调查笔录》，但该《调查笔录》的内容与之前的陈述又明显不一致，相当于否定了其之前在平阴工商分局所作的《询问笔录》的内容。2、被告提交的证据6听证笔录、证据7奥信公司听证意见，不能采信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鉴于王德才列席听证会却始终不发表质证意见，会后亦未能作出任何陈述，该两份证据应视为未经质证的证据，当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加以采信。3、证据21平阴县人民法院（2009）平民孔二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不能采信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首先，一审判决属于未生效判决，二审判决通过改判已经否定了一审判决的内容；其次、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举证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该民事判决依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予以认定，而不能也无权对奥信公司的企业性质作出事实认定。因此，在本案中，平阴工商分局作为行政机关，不能将民事判决作为其施以行政处罚的依据。（二）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上逻辑混乱，前后矛盾。1、证据29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2011年12月1日作出的《关于对奥信公司举报问题的答复》，非但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对上诉人奥信公司工商处罚适当，反而证明平阴工商分局不应当对奥信公司施以处罚。该证据显示，平阴工商分局于2011年12月1日明确答复举报人金顶立公司奥信公司的设立过程是合法的。2、证据10秦业田2012年6月15日出具的证明，作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时，被一审法院认定为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据；同样还是这份证据，当它的编号变更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时，一审法院却认为“秦业田证实其于2005年某天与王德才交谈过程中得知王德才是原告股东之一，但秦业田曾是原告公司职工，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且无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对秦业田的该份证言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同时认为，一审法院对于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定的理由并不成立：首先，就身份关系而言，证人秦业田与王德才、于泽军、张振忠，于1985年同时进入第一机床厂技术部工作，四人都是曾经的同事，到现在已认识近30年，他们相互之间并无亲疏之别。虽然秦业田曾是奥信公司的兼职员工，但这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在本案审理时，秦业田与奥信公司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何来利害关系之嫌？诚如此推论，一审法院为什么不因为王德才曾与于泽军合作而认定王德才与于泽军存在利害关系？从而认定王德才的说法并不可信。一审法院这种双重标准、选择性认定证据的做法显然违反了行政诉讼证据认证的基本规则。其次，该证人证言并非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奥信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的记载及工商注册流程，还有王德才作为出资人开立验资临时账户的流程，均能够证明王德才对于其作为奥信公司股东之事自始明知。（三）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有失公正，致使本应由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了上诉人。对于于泽军2008年12月10日《证明》的形成过程，上诉人虽然无法举证证明系受胁迫所写，但上诉人通过其他证据足以证实上述《证明》中关于用王德才身份证复印件注册公司的内容是虚假的。而王德才本人亦始终未就其身份证原件如何被用来进行奥信公司注册登记并开立临时验资账户作出任何解释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应当发生转移，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作为行政机关，负有证明奥信公司非通过合法手段获取王德才身份证原件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提交的42份证据全部认定为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据，却并未阐明应予采纳的任何理由。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法律适用问题，一审判决亦未说明任何理由。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一）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而一审判决居然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却并未论述如此认定的理由。奥信公司的设立登记行为发生在2005年6月，因此平阴工商分局就奥信公司所谓虚假登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时应当适用修订前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即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56号）。但是其在作出撤销奥信公司登记的行政处罚时，适用的法律居然是修订后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即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51号国务院令，违反了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因此平阴工商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时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奥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金顶立公司不能以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与本案诉讼，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错误追加第三人，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判。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错误追加第三人，导致作出不公正、不合法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作出的济平工商企处字（2012）10号行政处罚决定；由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辩称：一、答辩人做出行政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依法应予维持。1、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交了包括对王德才的《询问笔录》、于泽军自书的《证明》、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平阴县人民法院（2009）平民孔二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济民二商终字第408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诉人在设立登记过程中冒用王德才名义，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工商登记的事实。2、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对行政处罚的种类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其中第（七）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规定的行政处罚属于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范围。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答辩人援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法不溯及既往”、“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是针对前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且前后规定不一致而言的，如果前后法律、法规对相关事宜均有规定且规定没有发生变化，则不能以“法不溯及既往”来否认新法的适用。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进行过修改，但修订前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办理公司登记时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取得公司登记，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吊销营业执照。”修订后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照修改前后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在当事人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工商登情节严重应承担法律责任方面，法律规定没有差别。且上诉人违法行为虽然开始于《公司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修订前，但其一直未予自行纠正，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工商登记行为导致的后果一直持续到答辩人做出行政处罚后，故答辩人适用修订后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进行处罚，并无不当。3、答辩人做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一审时，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证实答辩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相关程序，包括立案、调查、告知、听证等，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程序合法。4、答辩人做出的行政处罚适当。《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审查答辩人的行政处罚是否适当，关键要看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上诉人设立登记的时间是2005年6月，行为发生在200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之前。依据当时公司法第十九条、二十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必须符合法定人数，即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上诉人注册的是有限责任公司，从形式上看只有于泽军、王德才两名股东，如果于泽军不冒用王德才的名义，那么就只有他一名股东，根本不具备公司登记设立的条件。上诉人设立时冒用他人名义，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属于直接影响公司能否成立的违法行为，是“足以影响或导致公司有效成立之基础条件根本丧失的违法行为”，当然属于情节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由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是公司成立的基础，直接影响着股东间的权利、义务。冒用他人名义签署公司章程，并提供虚假章程，相对于提供其他虚假材料更具有违法的严重性。股东会决议也是公司设立登记的必要条件，是否有股东会决议直接决定公司是否具备登记设立的条件。如果不冒用王德才的名义，依据当时《公司法》的规定，将不可能形成股东会决议，也就不能设立公司，冒用他人名义签署股东会决议也具有严重的违法性。上诉人自2005年6月设立登记至2011年12月9日案发，6年多的时间内未主动纠正其违法行为，其骗取公司登记的行为不但欺骗了工商企业登记机关，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登记管理秩序，且严重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给他人重大经济损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的辩解否认不了王德才《询问笔录》、于泽军《证明》的真实性。王德才的《询问笔录》中尽管有2010年时间上的误差，但不能以时间误差否认其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于泽军的《证明》是于泽军在另一起民事案件中亲笔书写的证据，是其对相关事实的自认。该《证明》中所记载的内容也已经被平阴县人民法院（2009）平民孔二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济民二商终字第40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该两份判决确认的事实是“诉讼中于泽军承认其在王德才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王德才的名义作为股东进行注册，认定奥信公司系于泽军冒用王德才名义注册的”。对终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当然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证明》系被胁迫形成。2、上诉人以于瑞峰持王德才身份证办理登记及以王德才名义开立银行账户为由，推断王德才对奥信公司成立知情的结论不能成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进行的是形式审查，当事人申请登记提交材料的真实与否，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申请人承担，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登记主管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性是否承担相应责任问题的答复》中均有明确的规定。同时，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设立公司登记必须提交身份证原件。登记材料中“与原件一致”的字样是于瑞峰所写，于瑞峰并非答辩人的工作人员，于瑞峰写“与原件一致”并不意味着其一定持有王德才的身份证原件。即便其持有王德才身份证原件，也并不意味着王德才对其登记公司的事情知情或者同意。对王德才是否知晓、是否同意他人以其名义注册公司，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此处并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为“举证责任应当发生转移，答辩人作为行政机关，负有证明奥信公司非通过合法手段获取王德才身份证原件的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原则，如果举证责任倒置，应有法定事由。本案虽然是一个行政诉讼，但在公司设立登记过程中是否获得了王德才的同意或者授权，是一个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可混为一谈。上诉人主张王德才知情，甚至是经过了王德才委托授权，其有义务举证证实委托关系的成立，否则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开立临时验资账户，是当事人根据银行的要求办理的。开立银行验资账户与办理工商登记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无论验资账户如何开立，也无论是否提供了王德才的身份证原件，均不能用开立银行账户的行为来证实王德才对设立公司登记是知情的、授权的。与设立公司登记同样的道理，如果上诉人主张王德才知情或者授权，其负有举证证明委托关系成立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还意图通过秦业田的证言证实王德才知情。实际上，在本案中，秦业田的证言根本不足以采信。首先，从证据的形式看，秦业田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传来证据的真实性取决于来源的真实性。秦业田证言中讲是听王德才所说，但王德才的证言已经证实其根本不知道公司登记注册的事情，也不是公司的股东。只是在另一起民事案件涉及到他，收到法院传票时才知晓被别人冒用名义注册公司。秦业田的传来证据和王德才的证言矛盾，不足以采信；其次，秦业田的证言与于泽军的《证明》相矛盾，于泽军参与了整个公司的注册登记活动，最清楚公司注册登记的情况，其亲笔书写的《证明》中明确王德才不知情，在秦业田的传来证据和于泽军的《证明》发生矛盾时，当然不能采信秦业田的证言；再次，秦业田曾在上诉人处工作，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依法也不应采信。3、上诉人认为相关证据没有经过质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的观点不能成立。无论是在行政处罚程序还是一审诉讼程序中，相关证据均经过了举证、质证，在质证中相关当事人不发表质证意见，并不等于没有质证。上诉人将质证与是否发表质证意见等同，认为没有发表质证意见就是没有质证，属于对法律规定的质证含义的误读。本案中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过了原被告等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从程序上不存在任何问题。4、金顶立公司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错误追加第三人，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判”的观点不能成立。本案中，金顶立公司与上诉人存在经济上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本案判决结果对其所主张的经济上的合法权利将产生利害影响，因此，平阴县人民法院一审将其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第三人的规定。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平阴工商分局济平工商企处字（2012）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两份送达回证；2、平阴工商分局济平工商企听字（2012）10号听证告知书两份；3、奥信公司对听证告知书的回复；4、平阴工商分局平工商听通字（2012）002号听证通知书；5、奥信公司延期听证申请；6、平阴工商分局听证笔录；7、奥信公司听证意见；8、奥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于泽军身份证复印件；9、王月红、郝红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10、秦业田2012年6月15日出具的证明；11、奥信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两份；12、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13、申请人授权委托意见；14、企业（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15、奥信公司章程第1、7页；16、奥信公司股东会关于选举执行董事及聘任经理的决议；17、全体股东2005年6月8日证明；18、奥信公司股东会关于制定公司章程和选举监事的决议；19、鲁金司法鉴定中心（2010）文鉴字第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检材共十页；20、于泽军2008年12月10日证明；21、平阴县人民法院（2009）平民孔二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22、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济民二商终字第408号民事判决书；23、2012年3月23日平阴工商分局对于泽军的询问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24、2012年2月21日平阴工商分局对王德才的询问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25、平阴工商分局济平工商企询字（2012）001、002号询问通知书；26、快递回执单四份；27、2012年2月20日平阴县孝直镇孝直村委会证明；28、2011年11月16日金顶立公司举报材料；29、2011年12月1日平阴工商分局对举报问题的答复；30、2011年12月6日金顶立公司情况反映材料；31、案件来源登记表；32、立案审批表；33、案件延期审批表两份；34、调查终结报告；35、行政处罚建议审批表；36、案件审核表；37、审议委员会案件审阅表；38、审议委员会案件审批表；39、听证报告；40、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41、发文稿纸；42、平阴工商分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六十九条。
上诉人奥信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平阴工商分局平工商企处字（2007）第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吊销企业名单；2、奥信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3、秦业田2012年6月15日证明；4、平阴工商分局济平工商企处字（2012）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平阴工商分局留存的原告奥信公司成立时形成的原始档案（编号为GG00014号）、平阴县人民法院（2009）平民孔二初字第86号民事卷宗。
上述证据均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并随原审卷宗移送本院。经开庭审理，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除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秦业田2012年6月15日提供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外，其他均同一审分析意见。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奥信公司是否存在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工商登记的行为。二是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认定奥信公司虚假登记的情节属于情节严重是否成立。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提交的于泽军自书的《证明》、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对王德才的《询问笔录》、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平阴县人民法院（2009）平民孔二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济民二商终字第408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奥信公司提交虚假材料的事实。上诉人认可公司章程、股东决议等材料上“王德才”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的事实，但认为王德才对注册公司的事实知情，因此，其不存在骗取登记的行为。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王德才知道用其名义注册公司的事实。其次，即使王德才知道用其名义注册公司的事实，也不能推翻公司章程、股东决议等材料上“王德才”的签名是伪造的事实。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认定奥信公司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根据上述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采取其他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只有情节严重的情形，才撤销公司登记或吊销营业执照。本案中，上诉人登记时提供的公司章程等材料上“王德才”的签字非本人所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但是上诉人注册资本到位，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的注册资本存在被抽逃资金，从而影响交易安全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法律保护民商事主体的交易安全，促进民商事主体进行交易。上诉人自2005年7月6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作为民商事主体从事了交易。从保护与上诉人交易的相对方的交易安全考虑，不能轻易的以撤销上诉人公司登记而否定上诉人法人人格。若此，上诉人自公司成立后至被撤销公司登记期间的交易则归为无效，对交易相对方不公平。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在撤销上诉人公司登记前，曾于2007年以上诉人未参加年检为由吊销了上诉人营业执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因此原因而解散，并应进行清算，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因此，在上诉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再撤销上诉人公司登记的行为在法律上并无意义。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均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只有情节严重的才予以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而撤销公司登记与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幅度是相同的，亦证明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在吊销了上诉人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再撤销上诉人公司登记在法律上并无意义。上诉人在2005年7月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虽然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在2人以上50人以下，但同年10月27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可以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于2012年对上诉人进行处罚时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实施，从维护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相对方合法利益角度考虑，被上诉人未提供因上诉人提供虚假材料侵害交易相对方合法权益或影响交易秩序的证据，故认定上诉人违法行为情况严重，撤销其公司登记，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欠当。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平阴工商分局作出的济平工商企处字（2012）1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欠当，应予改判。但是，上诉人提供虚假材料进行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应根据过罚相当的原则，依法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平阴县人民法院（2012）平行初字第32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阴分局作出的济平工商企处字（2012）10号行政处罚决定；
三、被上诉人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阴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阴分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极峰
审 判 员 王大伟
代理审判员 单 蕾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李志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