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连民终字第019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同彩，；，港务局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曹立志、金菊，江苏苍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婷，中海船务职员。
委托代理人程岩，江苏明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程雷。
上诉人程同彩诉被上诉人惠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连云区人民法院（2015）港商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同彩及其委托代理人金菊，被上诉人惠婷的委托代理人程岩，第三人程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一审查明，第三人程雷与程同彩系父子关系。2010年，程同彩全款465736元购买连云港隆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公司“）开发的海客瀛洲B5-1203室房产一套。2012年10月份，程同彩向隆鑫公司提出退房申请，该房产经连云港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于2012年12月28日组织实施退购商品房随即摇号抽签，由第三人程雷购买成功。后程同彩与隆鑫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该房屋经摇号已签约至程雷名下，现程雷计划办理公积金贷款，需财务配合将原先程同彩的房款收据收回并换为程雷的票据，并开具首付款发票以供贷款使用。2、待公积金贷款到账后退还该套房产多出的房款至程同彩账户。3、若因程雷个人信誉、提供的资料虚假等原因造成无法办理公积金贷款的，在我司通知客户3日内需一次性付清全款或直接将程同彩所交房款转至程雷名下。后第三人程雷成功申请了30万元公积金贷款，并于2013年3月29日由建设银行支付至隆鑫公司账户，隆鑫公司于2013年4月3日将程同彩之前支付的30万元购房款退回至原告程同彩中国银行账户。2013年4月7日，经第三人程雷经办，将上述账户中的30万元转账至惠婷中国银行账户。2014年2月10日，惠婷与第三人程雷签订婚前协议一份，约定，1、夫妻财产制：两人目前共同财产共50万元整（其中夫公积金贷款剩余25万元，妻拿出婚前个人财产其中25万元整）用于日后两人生活各种开销，并在婚后两人的收入公开透明，开销支出虽归妻管但是夫有知情权，夫不得擅自挪用共同财产以做他用，包括补贴前妻孩子和父母，婚后两人所有收入和50万元共同财产由妻全权支配，一旦发生丈夫有隐藏补贴两人之外家庭的举动，导致婚姻破裂则丈夫净身出户。立约人同意并于婚后就约定财产制生效，以产生对抗第三人之效力。目前就住的海客瀛洲B5-1203室在办理房产证时加上妻子的名字，夫自愿将产权一半赠与妻子，此房屋属夫妻两人共同财产。2、自由（零用金）：妻每月提供人民币1000-1200元供夫做生活费。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惠婷与第三人程雷于2014年3月12日在连云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4年10月22日，双方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自愿离婚；双方婚后无子女；双方无共同房产；双方无共同财产；双方无共同债权债务，个人债权债务个人自理；双方各自衣物，用品，饰品等归个人所有。女方偿还男方人民币二十三万元整（已付）。
对于为何由第三人程雷将程同彩账户上的30万元转入被告惠婷账户，原告称是因其年纪较大，不懂得转账手续，故其委托第三人转账，将该30万元借给惠婷。第三人程雷同意程同彩意见。在本院询问程同彩是否知道惠婷准备用着30万元何时及购买何种国债时，程同彩称其对理财不懂，一直都是惠婷在做理财。程同彩同时称当时因惠婷正与程雷谈朋友，故没有要求惠婷出具借条。惠婷则称是第三人程雷履行婚前协议的行为。
对于程同彩为何将其购买的海客瀛洲房产办理退房手续，由第三人程雷办理公积金购买，程同彩及第三人称在第三人与惠婷结婚前，惠婷不愿意与程同彩夫妻一起住，第三人名下没有房产，惠婷提出要第三人和程同彩商量，由程同彩将房屋退房，由第三人购买。惠婷则称在其与第三人准备结婚时，第三人程雷和程同彩在惠婷的要求下商量由女方出房子，男方出装修，但是男方没有钱，要套用公积金贷款来装修。后来计划变了，就没有装修惠婷的房子。
对于婚前协议中所载明的男方将海客瀛洲房产加上女方名字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第三人称没有实际履行，该房产目前尚未办理产权证，加不加惠婷的名字还在考虑中。惠婷则称是没有履行，因为产权证还没有办下来，两人就分开了。
一审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借贷人民币等有价证券的行为，原告基于借贷关系主张返还借款的，应当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就本案而言，对于程同彩与惠婷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的问题，虽然程同彩已经举证证实存在其中国银行账户向惠婷中国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的事实，但是惠婷并没有向程同彩出具借条，而程同彩声称是因为惠婷正与其儿子程雷谈恋爱，基于彼此信任就没有要求惠婷出具借条，且称惠婷是借用该笔款项购买国债，但其并不知道惠婷准备用该款项购买何种国债、准备何时购买国债。同时程同彩自己称是退休工人，30万元对其来讲应属金额较大之款项，故一审认为，程同彩将对其而言金额较大的30万元在其并不了解惠婷具体详细的用途，惠婷并未与程同彩儿子结婚，双方之间并未有深厚亲情、友情的情况下，且不要求惠婷出具借条，即将该30万元出借给惠婷，明显与常理不符，故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一审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对于第三人程雷将程同彩账户上的30万元转账给惠婷中国银行账户上的性质该如何认定的问题，一审认为，该30万元应视为惠婷与第三人程雷之间的经济往来，而不应视为惠婷与程同彩之间的经济往来。理由如下：第一、本院在上文中已经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的合意；第二、根据惠婷与程雷签订的婚前协议中注明的“两人目前共同财产共50万元整（其中夫公积金贷款剩余25万元，妻拿出婚前个人财产其中25万元整）”等内容，同时程雷转账30万元的行为发生在其与惠婷签订婚前协议之前，且该30万元是程雷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后退还给程同彩的款项，与程雷的公积金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性，而双方在签订婚前协议时，与“目前夫公积金贷款”有关联性的款项只有这一笔30万元；第三、惠婷与程雷在离婚协议中注明惠婷已经支付程雷23万元，连同之前支付的2万元，共计25万元，而虽然程雷与惠婷均称程雷的工资卡长时间在惠婷处，且惠婷从中转账金额有26、27万元左右，但是惠婷与程雷相处（谈朋友及结婚）有两三年时间，程雷也称其工资卡放在惠婷处后其并未其他经济收入，故在双方相处两三年时间内，在其并无其他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不可能不从惠婷处拿钱从事消费，再加上其与惠婷两人的共同消费，在离婚时再支付程雷25万元，明显不合常理。该25万元应理解为惠婷对程雷之前转账的30万元的清算。第四、在惠婷提供的录音中可知，惠婷曾经写过欠条给程雷，对此程雷在录音中亦表示确认，故惠婷在收到这30万元后并没有向程同彩出具借条或欠条，而程同彩也没有要求惠婷出具借条或欠条，故基于以上理由，一审认定，程雷向惠婷转账30万元的行为应视为程雷与惠婷之间的经济往来，而非惠婷与程同彩之间经济往来。一审爱判决：驳回原告程同彩要求被告惠婷偿还借款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4年12月22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保全费2270元，由原告程同彩承担（已交纳）。
上诉人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其理由为，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并且款项实际出借，应当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2013年4月3日，连云港隆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上诉人的30万元购房款退还至上诉人中国银行帐户，之后，被上诉人称其购买国债需要向上诉人借款30万元，当时，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即上诉人之子）正在谈恋爱，碍于面子和出于双方关系的考虑，上诉人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而是直接委托原审第三人将该笔30万元款项于2014年4月7日直接汇至被上诉人中国银行帐户，被上诉人收到款项三日后即购买了国债，并且，至今仍然收取该笔款项购买国债的利息。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以购买国债为由向其当时的男朋友的父亲（即本案上诉人）借款30万元，上诉人也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该笔借款，被上诉人在收到该笔款项的三日后购买了相应的国债，这一系列的事实均由银行流水明细予以证实，因此，虽然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出具借条，但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成立，一审法院却因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出具借条，以上诉人在出借款项时不知道被上诉人准备购买何种国债、何时购买国债，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儿子还未结婚，双方关系不亲等的理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虽然签订了所谓的婚前协议，但是任何一方，均未履行该协议，并且，婚前协议上约定的所谓的原审第三人应出资的款项25万元，与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30万元，也没有任何的关联性。2014年2月10日，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婚前协议，约定双方各出资25万元共计50万元用于两人日后的生活开销。此时，距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已经长达近一年时间，并且在该婚前协议签订之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的30万元仍然用于购买国债，由被上诉人按期收取利息，并且，根据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双方虽然签订了婚前协议，但是并没有按照婚前协议所约定的双方各拿出25万元共计50万元用于共同生活开销，该婚前协议实际上并未履行，被上诉人试图将婚前协议中约定的由男方出资25万元与其向被上诉人所借的30万元混为一体，显然不能成立。三、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由被上诉人支付给原审第三人的23万元款项，系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就其二人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行结算，与上诉人出借的30万借款，属于不同的款项。原审第三人在与被上诉人交往期间，工资卡一直放于被上诉人处，并且根据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银行流水明显，在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结婚之前，仅一年多的时间里，被上诉人从原审第三人的银行卡中就取得了近27万元的款项，而被上诉人偶然给原审第三人的生活费不超过1000元左右，且双方在交往期间并没有大的开销，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婚姻关系仅仅维持了七个月，因此，双方才会在离婚时，针对被上诉人一直占有的原审第三人的工资进行了处理，在原审第三人同意让步的情形下，签订离婚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支付原审第三人23万元，且已经实际支付完毕，该笔款项与婚前协议中约定的原审第三人应出资的25万元款项完全不相关，更别提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30万元借款了。但一审法院竟然认为，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相处期间，原审第三人的工资卡一直由被上诉人保管，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从而推测原审第三人不可以不从被上诉人处拿钱消费，再加上二人的共同消费，由此推定离婚协议上约定的被上诉人支付原审第三人23万元只能是返还婚前协议中约定的25万元，不可能是返还原审第三人的其他款项，该推定明显与事实不符，且没有证据支持，违反法律规定。并且，据原审第三人陈述和其与被上诉人两人之间的真实情况，其二人在共同生活期间，既没有孩子要抚养，也没有其他大额支出，包括购买车辆或者房屋，其二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如何花掉原审第三人高达近27万元的工作收入，可见，一审认定的所谓的事实明显违背常理。
被上诉人惠婷答辩认为，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无事实法律依据：1、一审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观点。2、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婚前协议能证实被上诉人答辩观点成立，一审时候提供的录音证实上诉人与第三人陈述不属实。3、上诉人的上诉状事实理由部分均是建立在推测基础上，且无证据证明其观点，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4、一审判决本案认为部分已对本案做了认定分析，上诉人上诉观点不能支持。
原审第三人程雷答辩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同时，其认为被上诉人想将两笔混为一笔，惠婷偿还的是婚姻中我的工资等，婚前协议是惠婷和我吵架，惠婷自己起草让我签字，我是出于和好的目的签字，婚前协议不可能履行。
在本案二审审理中，上诉人程同彩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证据1：惠婷中国银行交易明细一份，证明2013.4.7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30万元，被上诉人当时陈述是用于购买国债，根据此明细反映在2013.4.10被上诉人将该笔款项用于购买国债，与上诉人一审陈述一致，并非被上诉人一审陈述该款项是用于与第三人婚后共同生活所用。
被上诉人惠婷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请法庭核实，假如该明细清单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为，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之间有特殊关系，如果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用此款买国债在情理中。第二，上诉人与第三人配合套取公积金，一审上诉人自认将购房款赠与第三人16万首付，这得到第三人确认，剩下的30万退到上诉人账户，事实上该款是第三人公积金，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录音，和第三人对该款占有使用的事实，证实第三人不是代表上诉人汇款给被上诉人。这一事实得到第三人自认，所以该份清单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观点。
第三人程雷质证认可上诉人的举证意见。
证据2：被上诉人向程雷出具的借条一份，借款金额40万，该借条证明被上诉人惠婷与程雷之间曾经就惠婷占有程雷的工资款进行过结算，但是因为双方有恋爱关系，所以对此款项数额约定与实际有差距。
被上诉人惠婷质证认为，对借条三性有异议，这份借条没有借款人签名，所以不能是一份证明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有效证明，且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相关债权债务的事实，且程雷在录音中自认有借条也都撕毁，所以此证据是虚假的。
第三人程雷质证同意上诉人举证意见。
除上述证据外，双方当事人在本院二审审理中未提供其他证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意见，结合一审判决及二审举证情况，本院将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上诉人程同彩与被上诉人惠婷之间是否产生借贷法律关系。2、上诉人程同彩银行卡支付给惠婷的30万元与被上诉人惠婷、第三人程雷离婚协议涉及的23万元是否具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首先应当审查是否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这是确定当事人之间民事行为基础法律关系的前提。一方当事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又无相应的证据证明且另一方当事人不认可的情况下，是否认定借贷关系，应当根据案件证据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本案中，上诉人程同彩以借贷为由向被上诉人惠婷主张权利，但其除提供汇款凭证之外，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惠婷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此，就借贷合意而言，上诉人不能提供相应的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在此情况下，一般而言，如双方之间除该汇款关系无其他法律关系存在的情况下，依据该汇款凭证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汇款与还款的一般债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本案中，该汇款由程同彩之子程雷具体办理，程雷与被上诉人惠婷之间存在恋爱及婚姻的关系，且程雷与惠婷在结婚之前签订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在该婚前财产协议中涉及确认为程雷的一笔25万元的款项，因此，程同彩经程雷汇款给惠婷的30万元与程雷、惠婷婚前协议中涉及的25万元是否存在关联性，是确定涉案30万元是程同彩与惠婷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还是程雷与惠婷之间的婚前财产关系的焦点问题。如，婚前协议中涉及的25万元与程同彩的汇款30万元无关，则惠婷应当返还该30万元，无论是否有直接证据证明二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反之，则惠婷不应返还该30万元，该30万元虽然经程同彩帐户汇出，但相对于惠婷而言，应当视该款为程雷财产。
虽然程同彩及程雷均主张程雷与惠婷之间的婚前财产协议未实际履行。但本院认为，就该婚前协议书的整体内容而言，因其部分内容存在不当之处，即使实际履行其不当部分也不会得到法律保障。但该协议涉及的事实部分，如程雷与惠婷共同确认双方存在各25万元合计50万元的共同财产，且该50万元由惠婷实际管理，程雷与惠婷均予以签字认可，由此，本院可以确认，在双方签订婚前协议之时，即2014年2月10日之前，惠婷存在接收和管理程雷25万元款项的事实。而对该25万元的形成，惠婷与程同彩、程雷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惠婷认为，该25万元系程同彩30万元汇款扣除其他消费5万后形成。程同彩、程雷均主张该25万元系惠婷保管的程雷工资收入形成，与程同彩银行卡汇款无关。对此，本院认为，在婚前协议中，对所涉的程雷的25万元财产部分的表述为：夫公积金贷款剩余款25万元。一审法院据此认为就该25万元的表述来看，与程同彩、程雷主张的工资收入定性显然不同，仅与程同彩汇款30万元存在关联，因为该30万元系程同彩交付购房款后由程雷公积金贷款30万元冲抵后的退款。就一审法院的这一判断结论，本院在元其他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为该判断有证据证明，且符合一般判断逻辑，并无不当。因为，根据经验法则，本案中虽然30万元经程同彩银行卡汇出，但事实上，该银行卡当时由程雷持有并知晓密码，结合程同彩将首付款16万余元赠与程雷等情形，本院认为，通过程同彩银行卡经程雷办理汇款惠婷的30万款项，不能形成汇款即借贷的唯一可能，还可能存在其他关系，因此，直接按照借贷关系确定该款证据缺乏借贷合意，从而导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缺乏依据。
关于程同彩、程雷认为的惠婷还管理程雷婚前26－27万元的工资收入问题。一审认为可能存在消费减少的问题，而上诉人认为即使存在消费，但全部消费显然不当。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该工资收入与上诉人程同彩银行卡汇款30万元均由被上诉人惠婷管理，这是各方均认可的事实，但是否可以直接确认该工资收入与程雷、惠婷之间婚前财产协议中所涉的“夫公积金贷款剩余款25万元”存在关联，是本案应当审查的问题，而就现有证据而言，显然不能使本院形成二者存在关联的内心确信。至于是否存在26、27万元工资收入，或是否存在消费减少，只要没有证据证明该工资收入就是程雷、惠婷婚前财产协议所指的25万元，则该工资收入是否存在，是否减少，均与本案所审理的内容无关，本案不应予以理涉。
关于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问题。对于证据1，该证据只能证明惠婷购买国债的事实，不能证明其购买国债的款项为借款系该款为程同彩、惠婷之间唯一的法律关系；对证据2，因该证据上无惠婷签名，故不能证明该证据上所涉款项为惠婷确认的明确的债务。故上述两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程同彩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上诉人程同彩已预交），由程同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安述峰
审判员 谭晓春
审判员 王 霞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马书悦
法律条文附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