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商终字第6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工业园区，组织机构代码：70451450-1。
法定代表人：詹伟建。
委托代理人：李卫民，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东方大明珠珍珠首饰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凤祥路，组织机构代码：738422963。
法定代表人：章姣英。
委托代理人：陈黎明，男，195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丽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诸暨市东方大明珠珍珠首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明珠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4）绍诸商初字第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董伟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帆、王萍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佳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卫民、被上诉人大明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6月1日，中信银行诸暨支行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中信银行诸暨支行与被告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的履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担保期间自2011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保证担保主债权的最高额度为55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等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012年4月10日，中信银行诸暨支行与被告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一份，约定中信银行诸暨支行向被告提供贷款50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2年4月10日至2012年7月10日，贷款利率为7.93%，合同还对双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合同订立后，中信银行诸暨支行向被告发放贷款500万元。2012年7月10日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汇付被告500万元，同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将500万元汇入同行开户的被告另一帐户，归还中信银行诸暨支行的500万元到期贷款。另查明，原告佳丽公司与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詹伟建。原告佳丽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詹伟建与被告大明珠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章姣英之间还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2012年7月10日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汇给被告500万元款项的事实，有证据佐证，应予认定。但该款项的性质原被告存在争议。原告认为该款是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受原告委托，代为被告向银行归还的借款，为此向被告行使追偿权。被告认为该款项是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归还被告的借款，与本案无关联性。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及原告法定代表人詹伟建与被告及被告法定代表人章姣英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原告及原告法定代表人詹伟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章姣英2013年5月23日出具的对账单，载明双方之间往来的借款、货款作一对账梳理，确认原告及法定代表人詹伟建尚欠被告法定代表人章姣英借款、货款共计68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的计算方式、归还日期。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受原告委托汇给被告500万元款项的时间是2012年7月10日，而原告及法定代表人詹建伟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章姣英出具对账单的时间是2013年5月23日，浙江东方神州有限公司汇款给被告在前，原被告双方法定代表人对账在后，如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汇给被告的500万元款项是原告代为被告归还银行的贷款，理应在对账单上体现，但在对账单上没有说明，这一行为不符合通常的交易习惯及日常的生活常理。且2012年4月10日詹伟建出具给章姣英欠条上载明被告在中信银行的500万元由其归还，可以佐证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汇给被告的500万元款项不是原告代为被告归还银行的归款，而是双方其他的经济往来款项。据此原告的诉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佳丽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佳丽公司承担。
上诉人佳丽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不公，具体理由如下：一、2012年7月10日上诉人通过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汇至被上诉人500万元这一事实清楚，亦被一审判决所认定。该款项汇入的账户与借款合同中约定的结算帐户和还贷帐户一致，是用于代偿被上诉人的贷款，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且银行证明加以证实，故该款项应被认定为代偿款。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2013年5月23日出具的对账单虽载明双方间往来的借款、货款作一对帐梳理，但实际上仅是对双方间的二笔款项事宜作总结安排，双方在对账单尾部明确说明“三笔借款、货款的原有出借、收货凭据，在本对账单签署后全部作废，由双方共同销毁”，可见该对账单仅是对所涉及的往来款项进行结算，只是使相关的凭证失效，而与对账内容无关的凭证仍具有效力，故对账单并未消灭代偿款的债权。三、2012年4月10日詹伟建出具给章姣英的欠条上载明被上诉人在中信银行的500万元由其归还，仅反映詹伟建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对资金的筹集作出安排，由詹伟建筹集资金代为归还，并不表明该500万元应由上诉人来承担债务，不能证明500万元不是代为被上诉人归还银行的贷款。四、被上诉人主张该500万元系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的借款，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此前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享有500万元的借款债权，但被上诉人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也不能说明相应借款事实。从法院调取的中信银行对被上诉人的500万元转贷情况材料看，上诉人分别于2011年12月底、2012年4月10日、2012年7月10日三次通过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汇款至被上诉人的还贷账户代偿贷款，被上诉人仅有二次将发放的500万元贷款划转至上诉人处记录，总的款项往来仍应是上诉人的资金流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并未能解释净流入的500万元系其他何种性质的款项支付归还。同时，詹伟建陈述，原审由被上诉人提交的2012年4月10日出具的欠条并不是原件，即使是原件，2012年4月10日被上诉人在中信银行的500万元由詹伟建归还也仅仅反映了其对于资金作出的安排。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大明珠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辩称：本案上诉人诉称其于2012年7月10日委托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替被上诉人归还中信银行贷款500万元要求追偿之主张完全是偷换概念，捏造事实。实质是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詹伟建蓄意制造的一场诉讼欺诈，其目的是妄图通过诉讼逃避自身在（2013）绍诸商初字第1720号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及（2013）绍诸商初字第1721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将要对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章姣英承担本金68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债务。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诉请追偿由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2012年7月10日代为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500万元款项，实质是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归还向被上诉人所借488.105万元借款本金及三个月的11.895万元利息的合计数。借款真实过程是：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急需用款，无偿借用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账户平台，由上诉人担保，在2012年4月10日至7月10日以被上诉人名义向中信银行贷款500万元使用。否则，如是两家企业之间的借款，其借款利率绝不会出现等同银行贷款利率。二、上诉人及詹伟建对被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章姣英从来只负债务而不存在债权，在双方4次借贷时间点，甚至受到章姣英诉讼追讨时从未主张有500万元追偿权。第一次，2012年4月10日向章姣英购珍珠欠货款200万元，并由詹伟建出具欠条确认，并表明大明珠公司在中信银行的500万元借款由詹伟建归还。第二次，2012年9月4日向章姣英借款300万元，由詹伟建出具借条确认，加上2012年4月10日所欠200万元货款，债务总额已达500万元。如上诉人在2012年7月10日曾替被上诉人向中信银行归还了500万元贷款，为何不在写此借条时互相冲销该500万元代偿款？第三次，2013年4月9日又向章姣英购珍珠欠货款180万元，写有欠条。至此，上诉人及詹伟建欠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章姣英的债务本金为680万元。第四次，2013年5月23日签对账单确认欠章姣英680万元债务，却仍未提出要冲抵。因此客观上并不存在上诉人替被上诉人归还500万元的贷款。第五次，2013年6月3日章姣英起诉上诉人及詹伟建追讨债务，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及詹伟建只抗辩债务未到期，但未提出500万元追偿权可冲销原告债务的主张。三、关于对被上诉人净流入500万元系借款辩称的驳斥。综合五次往来转账后，被上诉人净流入的金额为511.105万元。第一次，2011年12月30日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转账给大明珠公司500万元，用途为“借款”。第二次，2011年12月31日大明珠公司转账给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500万元，用途为“货款”，实质是归还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2011年12月30日500万元借款，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三次，2012年4月10日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转账500万元给大明珠公司，用途为“划转”，但并非借款，实质该500万元是詹伟建支付章姣英在湖北岳阳合伙公司的股份转让款。且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詹伟建承认2012年4月10日“划转”500万元当天，还向章姣英购买珍珠，写下200万元的欠条，且当时对账单中约定所欠货款将收到7.5%的月利息，如该笔500万元为借款，为何当时没有进行冲抵，而愿意多支付月利息？第四次，大明珠公司于2012年4月12日转账488.105万元给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支票用途一栏所填是购珠，此次实为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的借款。第五次转账，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10日转账给大明珠公司500万元，用途为“付珠款”，此款真实用途是用于归还2012年4月12日向被上诉人归还488.105万元的借款及3个的利息11.895万元。此次转账与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2012年4月12日转账出借488.105万元借款本金与上诉人归还借款利息11.895万元构成一个完整的回路。综上，因本案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章姣英在未到对账单约定归还时间时，以预期违约为由起诉本案上诉人及詹伟建，上诉人才挑起本案的诉讼，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对于2012年7月10日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汇给被上诉人500万元款项并无异议，但对于该款项性质双方存在争议。上诉人认为该款是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受上诉人委托，代为被上诉人向银行归还的借款，并为此向被上诉人行使追偿权。被上诉人主张该款项是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归还被上诉人的借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根据审理所查明的事实，对于该500万元的性质，本院作如下分析：
一、本案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案由为追偿权纠纷，其基于的理由是其作为被上诉人与中信银行诸暨支行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担保人身份，已代为偿付相应的借款。但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一般是由担保人直接向债权人偿付而履行相应的担保义务，并不是由担保人直接向债务人汇付相应款项后再由债务人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本案是由案外人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汇付款项后由被上诉人归还中信银行诸暨支行的借款，与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的一般方式并不相符，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其作为担保人代为履行担保义务后要求追偿权的理由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且根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被上诉人在中信银行诸暨支行的转账凭证，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汇付款项的账户，与被上诉人之间亦存在多次款项往来，因此上诉人仅以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认为其通过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打入该账户的500万元应视为其作为担保人替被上诉人归还了银行贷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詹伟建、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章姣英于2013年5月23日对双方往来借款及货款进行对账梳理，该对账行为发生在案外人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汇款之后，且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通常会在对账中提及所存在的其他债权债务，但是该对账单中并没有体现本案上诉人所主张的500万元代偿款债权。且在该对账单中，双方亦约定了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需按月利率7.5%支付利息，上诉人未就自己主张的500万元担保追偿权提出抵冲，而是根据对账约定支付高额的利息，与日常交易习惯不符。
三、2012年4月10日，本案所涉的贷款发放之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詹伟建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章姣英出具的欠条中载明中信银行借款由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詹伟建归还，与被上诉人认为该部分借款由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所使用的主张相互印证。被上诉人虽主张该份欠条系复印件，但詹伟建本人在一审庭审中已认可该份欠条虽系复印件，但是确系由其本人出具。因此被上诉人主张该节事实的陈述盖然性显然大于上诉人的主张。
四、上诉人主张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应是上诉人的资金净流入的500万元。但是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分析，被上诉人账户净流入的资金并非为500万元，而是511.895万元。关于多余的11.895万元，上诉人并没有作出合理解释。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 伟
代理审判员 张 帆
代理审判员 王 萍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