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0民终17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小宁，女，199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清华，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青岛北路38号财富大厦五楼。负责人：王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霞，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小宁因与被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威海安邦财险）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7)鲁1002民初1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小宁上诉请求：撤销（2017）鲁1002民初169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王小宁未收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其中的免责条款不生效；2.驾车逃离事故现场属于逃逸，行为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情形，王玉朋弃车逃离现场的行为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情形，威海安邦财险未就“弃车逃离现场”免责情形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生效；3.威海安邦财险抗辩王玉朋存在饮酒驾车的免责情形，应负举证责任，但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王小宁，举证责任分配错误；4.原审法院将王小宁在另案中复印的、显示有“王小宁”签字字样的文件以及投保人声明作为安邦保险提交的证据在判决中予以论述是错误的；5.原审法官电话询问盛海春，并将与盛海春的通话内容写入判决，不符合法定调取证据的形式，盛海春的陈述不准确、不客观，不应作为证据使用；6.依据威海安邦财险的电话回访录音，不能认定王小宁收到保单，不能推断王小宁签字的真实性，威海安邦财险未在电话回访中对“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形属于免责事项进行解释说明，不产生提示的法律效力。威海安邦财险答辩称，1.交警部门已经认定王玉朋的行为属于事故逃逸，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认定。王玉鹏在事故发生当天有机会、有条件报警的情况下没有报警，第二天到案后仍能检查出血液中有酒精含量，显然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离开事故现场的，根据道路交通法第70条的规定，弃车逃离事故现场属于逃逸。2.本案的保险合同保单的形成是王小宁在购买车辆时同时购买的，购买方式是电话投保，威海安邦财险客服人员电话回访时，王小宁承认保单拿到，都弄好了，客服人员还就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进行了提示和说明，作为取得有效驾驶证的驾驶人，应当对法律的基本规定以及驾驶员的基本义务和被禁止的行为有详尽的了解，对逃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是明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选择逃逸是为了规避更大的法律责任，客服人员对违反法律规定发生事故威海安邦财险不承担责任等责任免除事项作了提示，尽到了提示义务，威海安邦财险不应当进行理赔，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3.一审中王小宁提交的事故认定书是最终生效的事故认定书，盛春海警官的陈述只是比较简单，没有错误。4.王小宁在上诉状中提到即使威海安邦财险对王小宁做到了提示义务，也不能够免责，说明威海安邦财险在客服回访中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王小宁也承认威海安邦财险尽到了提示义务。王小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在车辆损失险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108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8日，原告在荣成市顺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了生产日期为2015年10月19日的鲁Ｋ×××××号汽车，并在该店投保被告公司的车辆损失保险（保险限额为108600元），保险期间至2016年11月17日。原告投保时，该车辆属于贷款抵押车辆，车辆损失第一受益人为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0月26日23时15分，王玉朋（原告之夫）驾驶鲁Ｋ×××××号车辆，超速行至荣成市石岛环湖西路与环湖北路交叉路口处时，与姜学建酒后驾驶的鲁Ｋ×××××号轿车（搭载乘客周本龙、刘静）相撞，造成二车损坏、双方驾驶员及车上乘客均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认定，王玉朋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交警部门还认定，事故发生后，王玉朋在完全有条件报警的前提下，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报警义务，在其亲属的协助下，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期间故意隐匿去向，于次日8时45分在荣成市人民医院被公安机关查获，被查获时，其血液酒精含量为4.84㎎/ml。鲁Ｋ×××××号轿车发生事故后起火烧毁，被告将涉案车辆损失确定为100000元。原告与被告协商理赔车损事宜未果，遂成诉。另查明，2017年6月15日，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书面贷款结清证明，证明原告已经将贷款还清，同意注销鲁Ｋ×××××号车辆抵押登记。诉讼中，原告主张王玉朋事发后并未逃逸。理由为在事故发生后，王玉朋头部严重受伤，神智不清，因找不到自己的手机，让路人打电话报警，并同时通知了原告。在涉案车辆因撞击冒烟起火时，王玉朋欲找水灭火，不久晕倒在路边，被其亲友找到后，送往荣成市人民医院救治。原告提供证人尹某、孙某的证言，证明事发当晚，在接到原告的求援电话后，二证人迅速赶往现场，在案发地点五六十米外的绿化带中找到王玉朋，后赶往荣成市人民医院救治，期间王玉朋神智不清，但未闻到酒味。质证后，被告认为，根据荣成市人民医院门诊病历记载，王玉朋就诊时的症状为：“头、胸部外伤后疼痛、流血1小时，（车祸）伤及头面部，胸部及右膝部，伤后无昏迷史，感患处疼痛，伴有伤口出血，未经处理急来诊……青年男性，神志清，额面部可见长约7㎝伤口，深达皮下，渗血明显…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右膝拒不略压痛，无红肿，屈伸活动自如”。被告认为，王玉朋有条件自行去交警报案或在就医途中报案，但故意隐瞒行踪，属于恶意逃逸行为。诉讼中，办理该交通事故的警官盛海春陈述：“发生事故时涉案车辆起火，交警部门赶到现场之后，发现王玉朋不在现场，当即联系了车辆的联系人叫王小宁，该称不知道王玉朋去哪里了，说是她对象（王玉朋）开车去威海了，我们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小宁，让她和老公只要一取得联系，马上联系交警部门，她都谎称不知道，但公安部门调查荣成市人民医院的监控记录后发现，凌晨在交警部门与王小宁通话的时候，王玉朋就在荣成市人民医院急诊室，而且能够独立行走，神智清醒。交警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给王玉朋之后，王玉朋不服，经过复议，维持了原认定结论。”对办案民警的陈述，原告认为，在接到交警部门电话时，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故因心存顾虑，未告知交警部门行踪。被告提供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该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属于免除被告保险责任的情形。质证后，原告认为，该条款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并未送达给投保人，投保人对其中的免责事项并不知道，对原告不发生效力。被告提供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副本）、投保人声明。保险单尾部载有：“本人确认投保勾选险种，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王小宁”；投保人声明中载有：“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王小宁”。质证后，原告认为，该两份单据上的签字为4S店工作人员所签，并非本人签字。被告提供被告公司客服人员对原告购买保险后的电话回访录音资料，该录音中，原告承认投保单上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在2016年10月26日，处于保险期间内。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王玉朋的行为是否构成逃逸，被告的免责条款是否对原告有效。一、关于王玉朋事发后离开现场是否属于逃逸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判断保险事故发生后驾驶员离开现场是否合理，应当结合生活经验和通常情理予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本案中，保险事故发生在公共道路上，产生了四人受伤、二车毁损的严重后果，驾驶员王玉朋应当立即报警。根据荣成市人民医院门诊病历记载，王玉朋在事故发生后未发生昏迷，原告自述王玉朋在受伤后立即借电话拨打原告的电话求救，表明事故发生后王玉朋未丧失自我意识和求生意识，具备报警的条件；其次，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报警也是车主兼知情人王小宁的义务，即使原告无法确定拨打自己电话的人身份是否是交警，但对于发生事故是明知的，原告完全可以自己拨打110、122、119报警电话，也可以在去医院救治的途中报警，便于交警部门查清事实，但原告夫妇面对交警部门数次电话联系，选择隐匿行踪逃避调查，直至第二天上午被公安机关查获，结合9个小时之后王玉朋血液仍存留酒精含量的事实，原告及王玉朋对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违法，要遭受处罚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社会常识是明知的，对于可能面临的不利于自己的后果选择了逃避，是主观上不敢当场面对交警部门的调查而非王玉朋伤势严重所迫。因此，原告夫妇在车辆相撞后并未采取合法措施，自行离开现场，其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的，属于逃逸。该行为影响了保险公司和公安机关对事故和车辆的勘查，导致事故发生原因与车辆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存在不确定因素，王玉朋是否存在酒驾等是否属于免责的情形也无从查清。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有义务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保险责任，应当证明自己符合理赔条件，且不属于被告的免责范围。原告只能证明事发后9个小时王玉朋血液酒精含量不构成被告免除保险责任的数值，无法证明事发当时的含量，在被告质疑的情况下，未能完成充分举证的责任，依法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二、关于原告主张未收到保险条款，该免责条款不生效的问题。原告提供了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卡，该卡上正面记载有保险单号、投保人姓名、产品名称、保险期间、险种及保险限额等内容，背面为联系电话、网址等内容，未附有保险条款。被告提供了有书写原告名字字样的的商业险保险单和投保人声明书，但原告否认该签字为其本人所签。本院认为，消费者在汽车销售公司购车，并在汽车销售公司投保保险属于社会普遍现象，应予尊重。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与被告之间有保险销售协议，可以视为被告的保险代理人。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售给原告保险时，有义务告知原告投保的险种、费用，及应当交付给原告保险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签字或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盖章行为的追认。根据本案被告提交的商业险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书，签字行为无论是否是原告本人所为，原告已经交纳了保险费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结合原告在保险销售电话录音中自认投保单上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的事实，原告抗辩未收到保险条款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的保险条款中，已经对责任免除部分做了颜色加重处理，尽到了提示义务，故原告之主张与法律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之主张与法相悖，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小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6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威海安邦财险为证实其向王小宁交付了保险单及保险条款，提交了王小宁在威海安邦财险处投保的机动车辆交通强制责任保险保险单（副本）、涉案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和交强险发票（业务联）、商业险发票（业务联），该两份保单显示的投保确认时间、收付确认时间、打印时间相差不超过两分钟，用以证实威海安邦财险同时将两份保单及相应发票交给王小宁，而非王小宁所称只交付了交强险保单未交付商业险保单。王小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据只能证实双方间订立保险合同，不能说明威海安邦财险交付了保单和保险条款。本院审理查明，交通事故发生后，经荣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王玉朋驾驶机动车肇事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威海安邦财险客服人员对王小宁进行电话回访时，当王小宁被问到“保单是否拿到”时，王小宁称：“我没有看，保单应该拿到了，都弄好了”；当被问到“投保单是您本人签字吗”时，其称：“嗯，对”；当被问到“您是否清楚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等相关内容”时，其称：“嗯，不太清楚，我这还没有看呢”，接着客服人员简单介绍了保险责任，并以饮酒和无证驾驶为例，就何种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威海安邦财险不负责赔偿进行了说明，并告诉王小宁“具体内容可以参考保单后的保险条款内容，若你详细了解也可以拨打95569进行咨询”，王小宁称：“恩，好的。”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对威海安邦财险是否向王小宁交付了保险单及保险条款的事实存在争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威海安邦财险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王小宁在威海安邦财险客服人员电话回访时当被问到是否收到保单，称“应该收到了”，在被告知关于责任免除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考保单后的保险条款内容时，王小宁称“恩，好的”。由此可见涉案商业险保险条款是附在保单后面的，王小宁认可收到了保单，在电话回访被告知应注意有关保险条款后，并未对威海安邦财险交付保单和保险条款的事实提出异议。结合涉案商业险的保险与交强险的保单及相应发票均是同一时间段形成并打印的，以及王小宁认可收到交强险保单的事实，本院对王小宁收到涉案商业险保单及保险条款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情形；2.免责条款是否生效。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荣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发生道理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对王玉朋的行为属于肇事后逃逸进行了认定，故王玉朋“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上诉人王小宁上诉状中关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属于逃逸、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弃车逃离现场”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如上所述“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涉案商业险保险条款中关于免责条款部分的字体已做了加黑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威海安邦财险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免责条款已生效。综上所述，王小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2元，由王小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王玲丽审判员  刘志敏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姜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