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行申904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陆友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城港路**号。
法定代表人：曹金海，区长。
再审申请人陆友清诉被申请人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港闸区政府）房屋拆除行为违法及补偿一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2015）通中行初字第00055号行政裁定，驳回陆友清的起诉。陆友清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2015）苏行终00693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陆友清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白雅丽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耿宝建、王展飞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二审法院查明，案外人陆鹤山与陶炳英系夫妻关系，陆友清系其儿子。1994年12月20日，陆鹤山取得南通市港闸区土地管理局颁发的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陆鹤山，地址秦灶乡凌石桥村4组，土地类别居住，用地面积218.43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面积90.25平方米。1996年4月20日，陆鹤山取得南通市港闸区房屋产权管理办公室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所有权人陆鹤山，房屋三间，层数一层，建筑面积85.44平方米。
2002年12月1日，南通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镇公司）与陆鹤山签订《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载明：因外环北路整治工程建设需要，拆除陆鹤山合法建筑面积6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载定合法用地面积124.3平方米的私房。“被拆迁房屋用途性质”后未填写“居住”“营业”等内容。拆迁公司给予陆鹤山被拆迁房屋建筑造价补偿、区位补偿、一次性停业损失等补偿款共计72219元。陆鹤山在协议落款乙方处签字。
2008年3月20日，南通市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陆友华（陆鹤山）签订《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载明：因石桥路东侧、永怡路两侧地块工程建设需要，拆除乙方坐落于秦灶村××组，合法建筑面积85.4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载合法用地面积124.3平方米的私有房屋。被拆迁房屋用途性质私有。协议落款乙方处有“陆友华、陈佳陆、陆友清代”字样。
2011年3月3日，南通市港闸区监察局（以下简称区监察局）、港闸区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拆迁安置管理办）作出《关于纠正陆鹤山户拆迁补偿错误的决定》，主要内容为：经有关单位协调会意见，决定对秦灶街道原秦灶村××组陆鹤山户，在2002年外环北路两侧改造过程中弄虚作假，将违章房按合法建筑面积获取拆迁补偿的错误行为，明确由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秦灶街办）和城镇公司共同纠正。
2011年3月10日，城镇公司与陆鹤山（重新）签订《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载明：因外环北路整治工程建设需要，拆除陆鹤山总建筑面积63平方米私有房屋（即2002年12月1日补偿安置协议中的房屋）。陆鹤山户应得附属物等补偿款8785元。
2011年3月11日，陆鹤山在他人拟就的一份“栓查”（其实是“检查”）上签字确认。该检查内容为：“兹有秦灶村××组村民陆鹤山在2002年外环北路两侧改造过程中弄虚作假，将违章房按合法建筑面积获取拆迁补偿款，这是违反拆迁政策和有关规定的，这是我的错误，这次区纪委、区拆迁办、秦灶街办、城镇公司对我拆迁补偿的错误进行了纠正，我退请组织上对我宽大处理。今后不再为此事进行上访。秦灶街办秦灶村××组村民：陆鹤山”。同年3月15日，秦灶街办开具“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结算凭证”，载明：收到陆鹤山交来收取超标准支付的补偿款差额人民币76227.76元。同年3月19日，秦灶街办、城镇公司向区监察局、区拆迁安置管理办出具《关于纠正陆鹤山户拆迁补偿错误处理结果的报告》，主要内容为：“陆鹤山在2002年12月6日已领取拆迁补偿款为人民币72219.16元，减去本次（2011年3月10日）签订的违章房屋拆迁补偿填料8785元，应退还63434.16元，加上定期利息共计76227.26元，已由陆鹤山在2011年3月15日将此款汇至秦灶街道财政所，待后转至区城建开发总公司”。
另查明，陆友清提供的秦灶街办于2014年4月2日向港闸区政府发出的《关于对陆鹤山、陆友清户的情况说明》载明：“陆鹤山、陆友清户为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秦灶村××组村民，1987年在南通县秦灶乡凌石桥村宅基地和建筑占地分户清查表中记载陆鹤山名下合法建筑面积158平方米（五间正屋）。此后，1993年确权时登记在陆鹤山名下的合法面积为85.44平方米。陆鹤山未经批准擅自在外环北路边建违章房三间用于经营小百货。陆友清来信申请要求对外环北路的被拆违章房作合法补偿和安置（房屋已拆除）。因其提供不出产权登记和审批手续，但坚称该房为合法建筑，我街道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重新调阅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认真研究：早在2011年时区监察局监察二室接到陆友清举报称2002年外环北路的拆迁房屋（本次陆友清申请产权登记的房屋，污水管道改造拓宽工程）是违章建筑，不应作合法补偿。当时区监察二室会同区拆迁推进办和秦灶街办进行认真调查，发现2002年外环北路旁拆迁房屋产权登记人为陆鹤山，土地使用证登记人也是陆鹤山，实际与产权登记和土地使用登记对应的房屋在另一处，已在2008年被拆迁，区监察局和区拆迁推进办最终一致认定外环北路的房屋为违章，2002年拆迁时所得合法补偿予以追回，并与陆鹤山按违章用房重新签订了补偿协议。其父陆鹤山当时也认可（有书面材料为证）。综上所述，陆鹤山、陆友清其申请书实际是就房屋登记事项向我街道投诉，且其违章用房不具备办理房屋登记的资格和条件。故我街道对其申请书无法定答复义务”。
再查明，陆友清与港闸区政府对涉案房屋于2002年被城镇公司拆除的事实均无异议。
又查明，现无证据证明城镇公司系港闸区政府名下的公司或由港闸区政府主管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陆友清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在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未届满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起诉期限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是指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和诉权的情形。本案并不适用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陆友清早在2002年或者最迟在2008年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房屋被拆除的事实。故即使涉案房屋系由港闸区政府实施拆除行为，陆友清就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也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二、关于陆友清主张港闸区政府违法拆除其房屋的行为是否存在，港闸区政府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补偿义务的问题。首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陆友清对涉案三间房屋享有所有权。故陆友清主张其享有三间房屋所有权的事实不能成立。其次，根据2002年12月1日和2011年3月10日由城镇公司与陆鹤山前后签订的两份《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涉案房屋由城镇公司实施拆除，陆友清与港闸区政府对此亦无异议。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城镇公司系港闸区政府所属公司或者由港闸区政府主管。故陆友清主张涉案房屋系由港闸区政府实施拆除的事实不能成立。再次，涉案房屋被拆除是基于达成的民事协议所进行的履行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鉴于陆友清没有证据证明港闸区政府对涉案房屋实施了拆除行为，故其要求港闸区政府给予补偿的请求亦无事实根据。综上，陆友清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陆友清没有证据证明港闸区政府对涉案房屋实施了拆除行为，相反有其他证据证明系案外人实施了对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故陆友清要求判令港闸区政府拆迁行为违法并给予其补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陆友清的起诉。
二审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实和理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陆友清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裁定。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1.本案诉争的房屋系港闸集建字第03-13-4-2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所登记的63平方米房屋，而非港闸集建字第03-13-4-28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所登记的84平方米房屋；2.被申请人在对再审申请人补偿后，又推翻补偿协议，于2011年3月15日取回补偿款，故起诉期限应从取回补偿款之日起算，且应适用5年起诉期限的规定。
本院认为，首先，陆友清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诉争房屋系陆友清所有，且城镇公司与陆友清之父陆鹤山先后于2002年12月1日、2011年3月10日签订两份《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两份协议均载明拆除陆鹤山总建筑面积63平方米私有房屋。陆友清亦非协议补偿安置对象。陆友清在同一被拆迁标的已对陆鹤山予以补偿安置的情况下，再行提出补偿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其次，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诉争房屋为协议拆除。陆友清与港闸区政府对诉争房屋于2002年被城镇公司拆除的事实均无异议，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城镇公司隶属于港闸区政府或为港闸区政府主管，故城镇公司的行为不应由港闸区政府承担法律责任，陆友清以港闸区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事实根据，被告主体不适格。再次，陆友清在庭审中自认其于2003年知晓诉争房屋被拆除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陆友清于2015年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据此，陆友清请求判决确认港闸区政府拆迁行为违法并予以补偿，本院不予支持。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陆友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陆友清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白雅丽
审 判 员 耿宝建
审 判 员 王展飞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沈 堃
书 记 员 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