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肇中法行初字第43号
原告怀集县怀城镇珠洞村钱屋一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钱屋一社）。
法定代表人钱棣卿，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罗桂晃。
委托代理人祝建文，广东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怀集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江启宁，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成前卿，怀集县人民政府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干部。
委托代理人欧启信，怀集县人民政府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干部。
第三人怀集县怀城镇平南村高车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高车二社）。
法定代表人严荣新，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徐维汉。
原告钱屋一社与被告怀集县人民政府、第三人高车二社山林权属行政裁决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30日进行庭前证据交换，于2014年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钱屋一社的法定代表人钱棣卿及委托代理人罗桂晃和祝建文，被告怀集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成前卿和欧启信，第三人高车二社的法定代表人严荣新及委托代理人徐维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钱屋一社诉称，争议山场大地名称浪浊，小叫地名称路敌凹，四至为东至地灶直上山顶；南至山顶、脊；西至山脚，面积约136亩。争议山场只是大地名浪浊山场范围内其中一小部分。一、第三人提供的山林权属证明明显不在争议山场四至范围内，第三人以其他山场的山林权证来争夺我社所有的山场。第三人提供的第09XX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一份，该山权林权证座落在平安村，地名为浪浊，与争议小地名“路敌凹”不符，其四至中南至和北至都系陈啓林，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陈啓林所属怀城镇升平村双二队，双二队在争议山场交界处并没有山场，双二队在浪浊冲尾、浪浊黄泥冲有山场与第三人的山场交界，可见，该山权林权证的山场位于浪浊冲尾和浪浊黄泥冲，虽在大地名浪浊山场范围内，但不在本争议范围内。第三人提供的1963年《山林土地所有证》一份，该山林权证的地名同样座落在平安，同属大地名浪浊，其四至中东至和西至均为“平南”，与争议山场相邻的珠洞大队第五生产队的《山权林权证》相悖，珠洞大队第五生产队的山权林权证西至壹队岭嘴界，即与我社的权属证相连。珠洞大队第五生产队的该块山场座落在争议山场北面的交界位置，对此事实，被告、我社以及相邻的高第村、幸福社均无异议。第三人提供的1984年《自留山证》一份，该证的持证单位和户主有问题，自留山证山权单位是单位而不是持证单位。第三人在土改时称天华组，体制下放时已称高车第二生产队，属平南大队管辖。1984年还会出现土改时的名称“天华合作组”？该《自留山证》不是真实、合法的。既然属自留山，按理应该是山权单位或集体组织发包给各农户、家庭自行植树造林的山地，各农户、家庭只有使用权，不享有所有权，难道山权单位、集体组织将山场自己发包给自己？二、我社持有的山权林权证与争议山场地形相符，证据确实充分，合法有效，应受到国家法律保护。我社持有1963年《山林土地所有证》、1982年证号为第X号的《山权林权证》（续五页），并提供证号为4号、32号的《山权林权证》、1987年10月16日订立的《怀集县山林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作为旁证。本案争议山场的四至其中一至与怀城镇珠洞村第五经济合作社山场相连，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我社持有的两份山权林权证均与珠洞五社交界，充分说明我社的山林权证座落在争议山场范围，而且地形、地名相符。相反，第三人的山林权证没有任何一至与珠洞五社交界，这也说明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权证不在争议山场四至范围内。三、我社多年来对争议山场实行了有效的经营管理，第三人则从来没有经营管理过争议山场。1991年11月24日，由钱向荣承包怀城镇高第管理办事处（即现怀城镇高第社区居民委员会）山场而签订的《协议书》；1997年10月13日，由钱向荣承包怀城镇高第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浪浊山场签订的《承包茶竹山场协议》；1998年7月1日，与温某签订现争议山场的《承包管理林业合同》；1999年8月15日，由温某将争议山场转包给梁某的《协议书》，以上证据充分说明我社对争议山场实行了有效的经营管理。第三人未能提供在争议山场上经营和管理事实的任何证明材料及依据，只是口头辩称有经营管理事实。自土改和体制下放以来至2004年争议前，“路敌凹”一直由我社及村民经营管理，砍伐树木，种植茶竹，几十年来没有争议过。直至2004年10月22日，邓文弟等人在“路敌凹”砍伐茶竹与我社发生争议，虽经村委会、司法所、派出所和人民法院处理未果，才引起本案发生，也就是说，从2004年开始第三人才提出权属主张。根据看《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有关规定，退一万步讲，即使第三人对争议山场有权属，但几十年以来，其从来没有履行经营管理职责，而我社则一直管理山场，第三人也再无权提出权属之争。四、被告以均分山场方式了解本案山场纠纷，去息事宁人，是严重侵害我社农民集体利益的行为。综上所述，被告处理本案山林纠纷没有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在我社权证清楚、管理充分的情况下作出均分山场的处理决定是十分牵强，错误的。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怀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怀府裁决（2012）5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山林权属处理决定。
原告提交9份证据：
1、承包管理林业合同。
2、证明（高第社区2009年5月18日出具）。
3、证明（怀城镇升平村委会2005年11月18日出具）。
4、承包责任山表。
5、1999年8月15日，温某与梁某签订的协议书。
6、《关于我社浪浊路敌凹山场的四至说明》。
7、大坑公社珠洞大队大壹生产队《山权林权证》（续5页）。
8、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
9、珠洞村委会2010年12月27日出具的证明。
被告怀集县人民政府答辩称，原告钱屋一社与第三人高车二社共同争议“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一案，始发于2004年10月间，案经怀城镇法律服务所调解，但调解未果。原告于2006年11月2日向我府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书面提出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申请。经我府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立案调解，但调解未果，故我府于2010年7月6日依法作出怀府裁决（2010）4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第三人不服，向肇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市政府审理，于2010年11月8日依法作出了肇府行复（2010）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广宁县人民法院审理，于2011年5月5日依法作出了（2011）肇宁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和《行政判决书》均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撤销怀府裁决（2010）4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判由我府重新作出裁决。我府重新开展处理后，经调解，但也调解未果，故于2012年7月4日重新作出怀府裁决（2012）5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肇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市政府审理，于2012年9月23日作出了肇府行复（2012）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怀府裁决（2012）5号处理决定；原告又不服，遂向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府对本案重新调处后，再次召开了由争议双方当事人代表参加的调解协商会议，并重新收集和核实有关权属证据材料，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表现在几方面。一、原告除了在我府第一次作出裁决前提交的1963年、1982年山林权属证和4份经营管理事实依据及3份旁证外，还重新提交了由怀城镇珠洞村民委员会盖章认可的关于体制变化情况的证明一份。二、第三人除了在我府第一次作出裁决前提交的1952年、1963年、1984年山林权属证和所陈述的经营管理事实外，还重新提交了盖有怀集县人民政府公章的1984年《自留山证》原件（在我府第一次裁决前，第三人只提交复印件，未能提供原件）1份和由怀城镇平南村民委员会盖章认可的证明2份，以及提交了2001年（农历）8月20日，第三人与邓永强签订的《承包茶竹山场合同》1份。三、因体制变革的原因，原告从原幸福公社平安大队演变为大坑山公社珠洞大队管辖，后合并归怀城镇管辖。在演变期间，曾称过平安大队第壹生产队、珠洞大队大壹生产队、珠洞钱屋经济合作社和钱屋一经济合作社，即上述所有的称谓均是与原告同一主体关系，第壹与大壹是谐音，意思相同。四、第三人重新提供了1984年《自留山证》1份，该证盖有怀集县人民政府公章，属合法有效证据。按该证四至看，能证实该证四至山场在争议山场范围内，但除了东至幸福大队（即现怀城镇高第村山场界）、南至顶、北至脚等三至能在实地核实确认外，其西至朱洞佬（即原告）的位置无法再实地确定具体界线。按原告提供的权属证据看，除了北至珠洞五队与现争议北至相符外，其余东、南、西等三至均无法在争议山场实地核实，但能证明其山场在争议山场范围内。由于争议双方的权属证据均证实在争议山场范围内，但各方证据四至在争议山场范围内的面积都无法确定，故此，应认定争议双方的权属证据属重叠证。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由我府按照各方均分的原则，结合山场的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确定争议双方山林权属，是正确的。五、肇府行复（2010）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2011）肇宁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怀集县政府凭申请人（指原告）提供的怀城镇高第村委会《怀集县山林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以及怀城镇高第村民委员会、怀城镇高第管理区办事处分别与珠洞钱向荣签订的《协议书》、《承管茶竹山场协议书》，未经鉴证机关鉴证，就认定申请人持有的《山林土地所有证》、《山权林权证》的南至有误，作出有利于申请人的变更。高第居委会与珠洞钱向荣签订的《协议书》没有明确的四至范围，怀集县府却以其证明现争议山场与高第社区居委会的山场交界，属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述认定的事实已产生法律效力。我府对案件重新开展调处后，原告依然未能提供其山场与高第社区居委会山场交界的有效证据。第三人虽然提供了浪濁山场范围内签订的《承包茶竹山场合同》管理事实依据，但没有明确的四至。故此证实，争议双方的经营管理事实依据不够明确。综上所述，争议双方当事人均能提供合法有效的与争议山场有关的山林权属证据，按双方权属证据四至核对争议山场四至，能证实在争议范围内，但无法确定双方山场界线的具体位置，故认定为重叠证。为此，我府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将争议山场按双方各半处理，各方具体的山场位置由我府结合争议山场自然地形的实际情况，确定争议双方山林所有权的四至位置是正确的。请求人民法院维持怀府裁决（2012）5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
被告提交了两卷（第一卷包含证据1-14，第二卷包含证据15-22）共22份证据：
1、该案调处工作综合报告。
2、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3、申请人的申请书及说明材料和证明。
4、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据。
5、申请人提供的山场图及旁证依据。
6、申请人提供的经营管理事实依据。
7、被申请人提供的答辩书。
8、被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据。
9、争议山场四至图及各当事人自认的山场图。
10、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证明及委托书。
11、旁证证明及附图证明材料。
12、社会调查取证材料及协商会议记录。
13、该案的有关通知和告知书。
14、怀城法律服务所移交的调解材料。
15、适用法律条款。
16、该争议案的调处综合报告。
17、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18、行政复议决定书。
19、广宁县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书。
20、召开协商会的会议记录材料。
21、珠洞村钱屋一社的体制变化情况说明。
22、平南村高车第二社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
第三人高车二社答辩称，我社依法拥有地名浪濁冲的山林所有权，应受法律保护。在1952年土改时，我社当时称柑洞乡平南村天华组，并以户主天华组的名义填领了由怀集县人民政府确权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壹份。其中一栏为：“座落平安村，地名：浪濁，面积15亩，东至迳，南至新然组，西至顶，北至陈啓林”。另一栏为：“座落平安村，地名浪濁，面积30亩，东至迳，南至陈啓林，西至顶，北至陈啓林。”合作化时，也是由平南村天华合作社经营管业。1963年体制下放时，我社属幸福公社平南大队管辖，称高车第二生产队。由平南大队将地名浪浊冲山场下放固定给我社集体所有。我社又填领了怀集县人民政府确权颁发的《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座落：地名：浪浊冲，山林面积10亩，东至平南，南至顶，西至平南，北至脚”。之后，一直持证管业。1984年10月8日，我社又以平南乡高车村天华合作组为户主，填领有《自留山证》一份。一栏为：“座落地名浪濁埇，面积10亩，东至脚，南至朱洞佬，西至顶，北至双山佬。”另一栏为：“座落地名浪浊埇，面积30亩，东至幸福大队，南至顶，西至朱洞佬，北至脚。”该证经过怀集县人民政府加盖公章确认颁发。原告之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1963年填领的“座落浪浊，地名路敌凹”的《山林土地所有证》属于林权确定权属确有错误，应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予以注销。原告与我社在体制下放时属不同的体制下放单位，根本无权将我平南大队的山林土地填为己有。因此，原告的体制下放证的山场来源不清，填证错误。原告在1982年填领的《山权林权证》中“地名路敌凹”一栏也离开了土改基础，也属错误之证，同样依法予以注销。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
第三人高车二社提交了13份证据：
1、1953年10月《分配山场合同部》。
2、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
3、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
4、自留山证。
5、陈某、王某、陈某的证明。
6、严某禧等原生产队干部证明。
7、严某屏的证明。
8、严某的证明。
9、严某新的证明。
10、邓某的证明。
11、承包茶竹山场合同。
12、原柑洞乡党支部书记陈某证明材料。
13、2013年12月20日平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6、9、11、13、14、15、21无异议；证据7、8、16、22有异议；证据10，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2，部分内容有异议；证据17、18、19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证据20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4、5、6、11、12有异议；证据2、3、10、13、14、16、20、21不是证据；证据7-9、15、18、19、22无异议；证据17是错误的，已被撤销。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4、5三性有异议；证据6、9不属于证据；证据7真实性异议；证据8合法性有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4三性有异议；证据5-12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13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根据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审质证，对当事人认可，或虽提出异议，但无充分理据予以证实的证据，本院均认定为有效证据。
经审理查明：争议山场大地名称浪濁、浪濁冲，小叫地名称路敌凹。其中原告钱屋一社称路敌凹，第三人高车二社称浪濁、浪濁冲。分别座落在怀城镇珠洞村和闸岗镇龙山村行政区域内，四至（依日出为东）：东至地灶直上山顶；南至山顶、脊；西至坳脊；北至山脚，面积约136亩，山场属有林地。
2004年间，第三人将“浪濁冲、路敌凹”山场的杂竹发包给他人砍伐，受到原告的村民阻止，从而引致双方争议，经怀集县怀城镇法律服务所调解未果，原告于2006年11月2日向被告怀集县人民政府提出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申请。被告于2010年7月6日作出怀府裁决（2010）4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的山林权属确权给原告集体所有。第三人不服，向肇庆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肇庆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8日依法作出了肇府行复（2010）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怀府裁决（2010）4号处理决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三）项5目的规定，决定撤销了怀府裁决（2010）4号处理决定，责令被告重新调处作出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将案件移交广宁县人民法院审理，经广宁县人民法院审理，于2011年5月5日依法作出了（2011）肇宁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肇庆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肇府行复（2010）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广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1）肇宁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后，各方当事人没有提起上诉，被告重新调处本案纠纷。在被告两次调处期间，原告提交了其持有的1963年《山林土地所有证》壹份和1982年证号为第X号《山权林权证》（续五页）壹份，并提供了其他单位持有的证号为第4号的《山权林权证》壹份、证号为第32号的《山权林权证》壹份、1987年10月16日订立的《怀集县山林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壹份，作为争议山场的权属证明。第三人提交了其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第09XX号壹份、1963年《山林土地所有证》壹份、1984年《自留山证》壹份主张争议山场的权属。原告及第三人均提交了各自认为其在争议山场有经营管理事实的证据。经过重新调处，被告于2012年7月4日作出怀府裁决（2012）5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1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七条；《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决定如下：“一、争议山场大地名称浪濁、浪濁冲，小叫地名称路敌凹，其中，申请人称路敌凹，被申请人称浪濁、浪濁冲，分别座落在怀城镇珠洞村和闸岗镇龙山村行政区域内，四至（依日出为东）：东至地灶直上顶；南至山顶、脊；西至坳脊；北至山脚，面积约136亩。其中：东至怀城镇高第村山场界；南至山脊、顶；西至正山脊界（即与钱屋一社山场界）；北至山冲脚界，面积约72亩，该四至山场范围内的山林权属归怀集县怀城镇平南村高车第二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详见附图）。其中：东至正山脊界（即与平南高车二社山场界）；南至山顶、脊；西至山坳；北至山脊直落山脚界（即与原珠洞五队山场界），面积约64亩，该四至山场范围内的山林权属归怀集县怀城镇珠洞村钱屋一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详见附图）。二、撤销申请人持有的1963年《山林土地所有证》，地名为路敌凹一栏的全部内容，即四至：东至山脚；南至平南；西至山顶；北至五队，面积4亩。撤销其持有的1982年证号为第X号《山权林权证》（续五页），地名为路敌凹一栏的全部内容，即四至：东至山脚；南至平南（望天罗高顶落）；西至山顶；北至珠洞五队岭咀落，面积8亩。撤销被申请人持有的1963年《山林土地所有证》，地名：浪濁冲两栏的全部内容，即四至：东至平南；南至丁（顶）；西至平南；北至（脚），面积10亩。撤销其自持的1984年《自留山证》，户主：天华合作组，地名为浪濁冲一栏的全部内容，即四至：东至幸福大队；南至顶；西至朱洞佬；北至脚，面积30亩。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本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按《处理决定》所确定的山林权属四至范围，重新向本政府山林权证机构办理山林权属证。”原告不服该决定，向肇庆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肇庆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9月23日作出肇府行复（2012）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作出的怀府裁决（2012）5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告在土改时，属平安乡平安村管辖，称钱屋组；在体制下放时，属幸福公社平安大队管辖，称钱屋第一生产队；在落实“三山”时，属大坑山乡珠洞大队管辖，称钱屋第一生产队；2002年间，大坑山乡合并归怀城镇管辖，故从2002年后称怀城镇珠洞村钱屋一经济合作社，直至现在。第三人在土改时，属柑洞乡平南村管辖，称天华组；在体制下放时，属幸福公社平南大队管辖，称高车第二生产队；在落实“三山”时，属幸福公社平南大队管辖，称高车第二生产队；到90年代后，被合并归怀城镇管辖，称怀城镇平南村高车第二经济合作社，直至现在。
因原告体制变革的原因，原从幸福公社平安大队管辖演变为大坑山公社珠洞大队管辖，后又合并归怀城镇管辖，期间，曾称平安大队第壹生产队、珠洞大队大壹生产队、珠洞村钱屋经济合作社和钱屋一经济合作社，均与现原告同一主体关系，第壹和大壹系谐音，意思是相同的。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山场座落在怀集县行政区域内，争议双方均是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告怀集县人民政府有权处理本案的山林权属争议，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原告持有1963年《山林土地所有证》壹份和1982年证号为第X号《山权林权证》（续五页）壹份。第三人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第09XX号壹份、1963年《山林土地所有证》壹份、1984年《自留山证》壹份。原告及第三人均持有涉及争议山场的权属证明，双方的权属证明所填写的四至不能在争议山场上确定完整的位置，但能证明在争议山场上，故此被告认定为重证，按照各方均分的原则，结合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确定权属，符合《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对同一林权均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当事人共同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各方均分的原则，结合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的规定。原告提供其他单位持有的证号为第4号的《山权林权证》壹份、证号为第32号的《山权林权证》壹份、1987年10月16日订立的《怀集县山林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壹份作为旁证，其中4号《山权林权证》部分山场位于争议山场北面，32号《山权林权证》部分山场与平南的山场交界，4号和32号《山权林权证》不能证明原告拥有争议山场，而1987年10月16日订立的《怀集县山林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未经鉴证机关鉴证，不作本案的旁证使用。原告及第三人均提供了各自的经营管理事实证据，但双方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实是对争议山场的经营管理事实。原告提供的怀城镇高第村民委员会、怀城镇高第管理区办事处分别与珠洞钱向荣签订的《协议书》、《承管茶竹山场协议书》，不是原告的经营管理行为，不能作为原告的经营管理事实证据。第三人提供的2001年（农历）8月20日与邓永强签订的《承包茶竹山场合同》，因无明确的四至范围，不能证实在争议山场内，不能作为第三人经营管理事实的证据。被告依法作出怀府裁决（2012）5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自然地形将争议山场划分为两个小山场，分别确权给原告及第三人，处理得当，原告请求撤销怀府裁决（2012）5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怀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怀府裁决（2012）5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得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怀集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4日作出的怀府裁决（2012）5号《关于“浪濁冲、路敌凹”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钱屋一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启智
代理审判员 张国良
代理审判员 吕翠华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何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