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2民终6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郝凤国，男，汉族，1963年4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运泽，系大连瓦房店市长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衡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普兰店市沙包镇沙包村。法定代表人：季娜，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存，男，系该公司职员，住普兰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靖宗，系辽宁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启平，男，汉族，1965年7月25日出生，住瓦房店市。原审第三人：黄传斌，男，汉族，1958年7月25日出生，住普兰店市。上诉人郝凤国因与被上诉人大连衡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锐公司）、原审第三人李启平、黄传斌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6）辽0281民初3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郝凤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运泽，被上诉人衡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存、许靖宗，原审第三人李启平、黄传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郝凤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租金277600元及利息40000元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是被上诉人在大连长兴岛承揽案涉建筑工程，租用上诉人的塔吊，上诉人的塔吊就在被上诉人施工的工地干活，上诉人有和被上诉人签的合同，合同上的承揽方是代签合同人李启平自己书写上为衡锐公司，一审庭审中，李启平承认，承租人一栏衡锐公司是李启平书写的，如果李启平是受黄传斌旨意，代签合同，李启平明知工程是黄传斌承包的，还能写上承租人为衡锐公司是不切实际的。二、一审中，被上诉人衡锐公司始终强调被上诉人黄传斌是工程的承包方，但没有合同，也没有其它证据能证明。原审法院只因上诉人的合同，承租人没有加盖公章，则不认为衡锐公司是承租方，那么在政府备案表使用人一栏中和开工记录中，衡锐公司为何加盖公章确认使用人为衡锐公司呢？由此证明被上诉人衡锐公司就是案涉塔吊的实际承租人。原审以(2015)瓦民初字4681号案件为依据来认定黄传斌为工程的承包人，该案是以调解方式结案，并自动履行了，也未进入实体审理，一审法院引用该调解书作为依据认定黄传斌为承包关系太牵强。被上诉人衡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本案涉及两个民事法律关系，第一个为上诉人与李启平代签订的塔吊租赁法律关系，第二个为李启平代黄传斌签订租赁合同取得塔吊后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施工法律关系，两个法律关系不能混淆；二、上诉人以塔吊在使用过程中的备案登记及场所来认定租赁人为本案被告，没有依据。案涉塔吊在备案登记中显示也不是由本案上诉人所有，而是由一家案外公司所有。三、依据原告提交的塔吊租赁合同，应当以落款处加盖印章或具有法定授权的人签字才能作为确认合同主体的依据，依据合同第13条，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显然应当以落款处出租方和承租方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本案中李启平并非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或授权人，无权代表被上诉人签署合同，该合同不得对�被上诉人。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论是上诉人收取押金，还是收取部分的租赁费用，均是与李启平之间进行的，从未有任何的被上诉人履行合同的痕迹，在上诉人租金被拖欠的情况下，上诉人也从未以任何形式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原审第三人李启平述称，本案跟我无关。原审第三人黄传斌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案涉工程是我干的，李启平是给我记帐的，他没有权利对外写任何手续，我也没有委托他，但是工程干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手续，所以后期他写了告诉我，当时我不知道，本案的工程开发商没有跟我签合同，不是我们不签订合同，而是开发商不跟我们签合同，开发商与被上诉人是一家公司，即使是被上诉人付款，也是从我的工程款中扣除，这个工程被上诉人跟我还没有结算，被上诉人还欠我的钱，上诉人给我干活，我给被上诉人干活。郝凤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衡锐公司向其支付租金277600元及利息4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李启平签订塔吊租赁合同，主要内容有，工程项目名称：长兴湾13号地A区，租赁物：旅顺QTZ63（5512）塔吊壹台，租金每日600元，租赁日期自2013年8月1日开始，至报停日止，按实际天数计算，押金叁万元。该合同中并未加盖被告单位公章，原告称“第三人李启平说不用盖，其就没有让加盖”。第三人李启平称“其系代第三人黄传斌签订的该合同，合同中承租方大连衡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原告书写上去的”。QTZ63起重机械安装开工备案表载明“使用单位大连衡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产权单位大连兴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被告衡锐公司称开工备案表中使�单位之所以为其，是因第三人黄传斌挂靠其承揽工程，其为配合第三人黄传斌施工而登记特种设备，实际使用人为第三人黄传斌。另查明，原告自认因该合同收取第三人李启平押金30000元，第三人李启平向其支付过租金130000元（包括押金）。再查，第三人黄传斌在庭前调查中称“案涉工地是其实际施工的，相关主体已给付其4000万元左右，还差其2000万左右。第三人李启平是其手下干活的，主要负责管材料、记账、工人开工资、购买材料，第三人李启平的工资是其支付的。其实际施工过程中被告衡锐公司不向其支付工资”。最后查，在（2015）瓦民初字第4681号案件中，原告张文霞起诉第三人黄传斌、李启平、被告衡锐公司支付在案涉工地干活期间的工资，第三人黄传斌称案涉工地工程是其承�的，认可第三人李启平向其出具的欠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塔吊租赁合同关系。首先，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塔吊租赁合同来看，承租方系以李启平代的方式签署，该合同中并未加盖被告单位公章。而李启平称系代第三人黄传斌签订，第三人黄传斌亦认可李启平系其干活人员；其次，第三人黄传斌认可其为案涉工地实际施工人，相关主体已支付其部分费用；再次，从案涉塔吊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来看，塔吊的使用管理及租赁费的支付，被告并未实际参与；最后，开工备案表中载明使用单位为被告，但不能仅以此推定被告租用原告塔吊，且按原告所述，其为案涉塔吊实际所有人，但登记在其他单位名下，则原告对于作为特种设备的塔吊需借他人资质持有及使用是明知的，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原告，在进行经营活�时就应明确交易的相对方，而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合同签订的相对方为第三人李启平代，原告应在当时确定第三人李启平所代表的主体，原告若在签订合同时认为第三人李启平所代表的主体为被告，应要求被告加盖公章予以确定，而原告并未如此，现原告主张合同的相对方为被告，有违市场经营活动原则。综上，不能认定原、被告存在塔吊租赁合同关系。而原告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主体，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郝凤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64元，原告郝凤国已预付，由原告郝凤国负担。二审时上诉人提供�份脚手架承包合同复印件，该证据载明的双方是衡锐公司及案外人中航长城万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衡锐公司落款处有李启平的签字，拟证明本案的实际施工方为被上诉人衡锐公司。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原审第三人李启平、黄传斌认可该合同系李启平签字，但认为李启平系黄传斌雇佣，当时是用衡锐公司的名义，实际是由黄传斌实际施工。本院认为，该合同的经手人李启平认可该合同系其借用衡锐公司名义签订，其系黄传斌雇佣，黄传斌也认可其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加之该证据系复印件，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上诉人仅以此证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为被上诉人衡锐公司依据不足，故本院对其所举的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案涉塔吊租赁合同法律关系。首先，案涉塔吊租赁合同系李启平经手与上诉人签订，该合同中虽列明承租方为被上诉人衡锐公司，但并未盖有衡锐公司印章仅有李启平在承租方处签字，在一、二审庭审中第三人李启平及黄传斌均认可李启平系黄传斌雇佣，黄传斌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黄传斌已经收到部分工程款项，上诉人是给黄传斌干活的事实，且上诉人亦认可因案涉塔吊租赁合同收取李启平押金3万元，李启平曾向其支付过部分租金，故本案的租赁合同从签订及履行过程来看并非存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其次，上诉人无据证明李启平系被上诉人员工，李启平亦认可其并非被上诉人员工，特别是在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上诉人要求李启平加盖被上诉人印章时李启平始终未加盖，上诉人也未核实李启平的身份，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仍旧相信李启平有权代表被上诉人不符合常理，故在此情况下李启平亦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再次，开工备案表中虽登记使用单位为衡锐公司，但其上亦登记案涉塔吊系案外公司所有，并非上诉人所有，且结合第三人黄传斌及李启平陈述，上诉人是给黄传斌干活，黄传斌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以及上诉人收取李启平押金、李启平向上诉人支付部分租金的事实，仅以该开工备案表载明的使用单位为衡锐公司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系实际租赁方。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案涉塔吊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64元，由上诉人郝凤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明审判员  宁 宁审判员  王慧莹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