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柯商初字第4118号
原告：浙江耀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号**号楼***室。
法定代表人：许红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姬旭，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县三牛皮塑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后童村。
法定代表人：王彩芬，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陆国庆、夏燕燕，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耀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日公司）为与被告绍兴县三牛皮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牛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1月23日起诉来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根据耀日公司之申请依法作出（2015）绍柯商初字第4118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并已执行。本案诉讼过程，原告向本院申请追加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政府（以下简称杨汛桥镇政府）为本案被告，本院经审查于2016年1月20日裁定驳回该申请。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程序，由代理审判员林长华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复杂，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遂于2016年2月22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员傅蓉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林长华、人民陪审员潘金华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6日、3月29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耀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姬旭，被告三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夏燕燕二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耀日公司起诉称，2002年绍兴县江桥福利综合厂（以下简称江桥福利厂）向中国建设银行绍兴县支行（以下简称建行绍兴县支行）贷款400万元。后建行绍兴县支行诉至本院，本院于2002年6月7日作出（2002）绍经初字第756、757、758、759号民事调解书。因江桥福利厂未履行上述调解书中的义务，建行绍兴县支行向本院申请执行。目前上述债权经合法转让，原告为江桥福利厂合法债权人。近日，原告得知江桥福利厂已转制为被告。依照法律规定，被告理应对被告江桥福利厂拖欠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对（2002）绍经初字第756、757、758、75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由江桥福利厂履行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即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3,883,679元及上述借款本金截至起诉之日的利息4,300,084.78元，之后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三牛公司当庭答辩称：一、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承担清偿责任的理由是，江桥福利厂已经转制为三牛公司，但事实上，江桥福利厂并没有转制为三牛公司，理由如下：1、江桥福利厂的工商注册登记情况显示其经营状态为“吊销未注销”，江桥福利厂只是因为没有参加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剥夺了经营资格，但江桥福利厂并未被注销，江桥福利厂现仍依法存续，而三牛公司同样也依法存续，二者是相互独立的法人，双方之间没有转制关系；2、所谓改制或转制，是指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是指企业所有制的改变。2002年江桥福利厂的性质是“集体企业”，类型是非公司企业法人，目前亦是如此。现有事实状态证明，江桥福利厂并没有转制；3、三牛公司是由三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江桥福利厂不是三牛公司的股东也不是投资人，三牛公司与江桥福利厂之间并无关联；4、三牛公司从未出具相应的承诺同意受让江桥福利厂的债权，同意承继江桥福利厂的债务；5、三牛公司的全部财产均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江桥福利厂的债务与三牛公司无关；6、是否存在转制，不是仅凭一份环保审批材料即可认定的，而是应该根据转制的特征、转制的流程，也就是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去综合认定，对此，应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原告应该举证证明，江桥福利厂与三牛公司之间的转制是怎么转的，如何转的，是什么样的转制方案，三牛公司有没有无偿占有江桥福�厂的公司财产，如果有，三牛公司又占有了哪些财产。但原告并没有对此予以证明；一份环保审批材料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7、再退一步讲，原告起诉所依据的所谓的“转制”行为发生在2002年8月，至今已有13年之久，如果原告的主张确实成立，其请求权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而且，本案原告的债权已经经过了诉讼程序、执行程序，现重新起诉三牛公司实际上是对同一个债权的再一次确认，违反了一事不再审原则，如果要启动诉讼程序也应先通过执行异议等前置程序。综上，原告起诉被告要求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请求法庭予以驳回。
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耀日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本院（2002）绍经初字第756、757、758、759号民事调解书、（2002）绍执字第2352-2355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建行绍兴县支行与江桥福利厂之间的借贷关系及案涉债权已经执行并转让给原告的事实；
2、原绍兴县环境保护局项目审批申请表、《报告》、江桥福利厂营业执照、三牛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系由江桥福利厂转制而来的事实；
3、申请报告、绍县工商企案吊字2005处罚决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江桥福利厂故意不参加年检致被吊销，故原告无法得知转制的事实；
4、被告2002年度的年检报告、附件、企业经济户口信息申报表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在未签订合同、未履约的情况下自2002年8月22日设立以来，2002年对外的销售额或者营业收入有2,027万之多，充分说明被告是承袭了江桥福利厂的销售额，其转制的身份可以得到佐证的事实；
5、“三牛”商标的备案材料一份，用以证明“�牛”商标于1995年注册取得，此商标于2002年9月以转让的形式向国家商标局备案，但是未提供转让合同以及转让对价的事实;
6、《财产转让合同》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在以当时法院评估的价值为基准的情况下受让江桥福利厂财产，同时额外自愿承担江桥福利厂拖欠绍兴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江桥分理处（以下简称江桥分理处）的债务，以及绍兴三牛皮革有限公司拖欠绍兴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绍兴县农村信用社）的债务，说明被告与江桥福利厂存在转制的事实；
7、公司基本情况、年检资料中企业其他基本情况、绍兴三牛皮革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打印件以及江桥福利厂2003年的年检报告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的三个股东与江桥福利厂具有密切关系,亦即被告的股东系江桥福利厂的原班人马的事实；
8、情况说明一份，来源于�兴电力局柯桥分局的电力档案，用以证明被告系江桥福利厂转制而来的事实在这份情况说明中再次由被告及杨汛桥镇政府予以确认的事实；
9、土地权属情况说明及被告用地图纸各一份，来源于绍兴电力局柯桥分局电力档案，用以证明被告占用江桥福利厂的土地及江桥福利厂名下的土地在国土部门的用地图纸上备注了被告的名称的事实，同时江桥福利厂的电力档案与被告的电力档案系在同一卷，也可以佐证二者的转制关系；
10、《债权转让协议》二份、《债权转让合同》及清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受让案涉债权之事实.
针对耀日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被告三牛公司经质证认为：
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其上之债务人并非被告；对证据2、3中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其余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企业是否转制应根据事实认定，并不能凭环保部门的意见来认定，环保部门不是认定是否转制的部门，所以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均系江桥福利厂的资料，与被告无关；对证据5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显示被告所有的”三牛”商标并非通过转制方式取得，不能证明江桥福利厂转制为三牛公司；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财产转让合同》项下的厂房、设备存货都已经抵偿给江桥分理处，并非江桥福利厂的财产，然被告和案外人之间的财产转让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转制”事实；证据8的真实性由法庭核实；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情况说明上面写的是演变�不是转制，不等同于转制，因为被告从银行购买的厂房、设备原来系江桥福利厂所有，整个工艺流程是原来的，所以是演变而来；其次该说明载明相关回收装置是2003年5月开始投产，若被告是从江桥福利厂转制而来，应该写从1995年投产至今，所以不能证明被告系江桥福利厂转制而来的事实；证据9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绍兴中院）执行裁定书中明确载明将所有地上的建筑物抵债给江桥分理处，该分理处取得了地上建筑物后也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而被告购买了地上建筑物，被告当然有权使用这个土地，不存在被告占用江桥福利厂土地的情形，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0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关联性有异议，与被告无关。
为证明自己的反驳主张，被告三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列证据材料：
11、江桥福利厂基本情况一份，用以证明江桥福利厂的性质为镇办集体企业，经营状况为吊销未注销，其与被告系独立的法人主体，二者不存在转制关系的事实；
12、绍兴中院查封物品清单五份，用以证明江桥福利厂的全部财产在2002年3月23日、2002年5月16日已被绍兴中院查封，江桥福利厂的全部财产已经不能随意处分、不能转移的事实；
13、绍兴中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绍中评（2002）第082号江桥福利厂《单项资产评估报告摘要》、绍中评（2002）第006号江桥福利厂《单项资产评估报告摘要》、（2002）绍中法执字第104号、105号、106号民事裁定书、和解协议书、（2002）绍中法执字第121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江桥福利厂所有财产已绍兴中院通过执行全部抵偿给债权人，江桥福利厂已无可以处分的财产，无可以转制的财产，不具备转制条件的事实；
14、（2002）绍执字第2352-2355号民事裁定书、（2003）绍中执字第126、127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江桥福利厂的全部财产是通过执行法院以合法的执行程序处置完毕的，并不是转制给被告的，被告也没有占用江桥福利厂的财产，同时证明，江桥福利厂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客观上并不具备转制的条件，无法进行转制的事实；
15、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款支付凭证、情况说明、《财产租赁协议》各一份、拍卖成交确认书二份，用以证明被告通过合法的、有偿的方式向第三人购买了原江桥福利厂的资产，被告没有占有江桥福利厂之财产，双方不存在转制关系的事实；
16、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系由三个自然人发起设立的事实；
17、《注册商标转让合同》、收款收据、核准转让注册商�证明、农村信用社汇票申请书存根各一份，用以证明江桥福利厂将其持有的”三牛”商标有偿转让给被告，且被告已经支付了全部转让款的事实;
18、绍兴市柯桥区地方税务局钱清分局（以下简称钱清地税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因江桥福利厂结欠税款致其法定代表人童幸木被列入黑名单，生活受限，为此王彩芬为代江桥福利厂缴纳2002年5月31日前所欠的税款和滞纳金1,362,100.16元，王彩芬对江桥福利厂享有1,362,100.16元的债权，同时说明2013年江桥福利厂仍作为独立的纳税主体存在，证明江桥福利厂和三牛公司是两个企业法人的事实。
针对三牛公司在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耀日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举证目的，该证据与江桥福利厂给环保局所打的报告、整个环保审批以及原告方提供的证据相吻合；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查封清单只能证明被告的现状，并不能说明法院查封了江桥福利厂的所有财产，同时第5分查封清单被查封人由被告的现股东及财务负责人洪坑法签名确认，能够印证被告由江桥福利厂转制而来；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因为仅能说明江桥福利厂的部分资产被抵掉的，并不能说明江桥福利厂的财产全部被抵掉，且民事裁定书载明“对剩余部分的债务领取了债权凭证”，说明和解的一方当事人认为江桥福利厂并非无可处置财产；对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说明本次执行程序的终结，而不是整个执行的终结，同时裁定书明确载明被执行人是暂无财产可以执行，并非全部财产已经执行完毕；证据15中的《财产租赁协议》，因系复印件，对证据三�均有异议；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系打印件无法确认设立信息；对证据17，转让合同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具体由法庭予以查明；对于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商标权属于无形资产转让，必须使用地税局无形资产专用发票，而不是用收据，收据是可以随时填写的，地税局的专用发票是有时间限定的，而且该收据的左下角明确写着的不可用于经营性的收款，这与无形资产转让开具的发票是不符的；同时因为江桥福利厂和被告的关系，此收据并不是支付凭证，无法证明该款项是否实际交付；对于汇票申请书存根，因为这份证据被告是当庭提交的，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应该作为本案的证据，若作为证据，该份证据仅仅是被告或江桥福利厂自行填写的一份申请书，不是支付凭证，且无银行盖章确认或回执，故对真实性有异议，也无法达到被告的�明目的；对证据18，首先其超过举证期限，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若作为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以及法律规定地任何一种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若要作为证据，形式上类似于证人证言，因为钱清地税分局没有出庭，也不具有任何证明力。
另，本案诉讼过程，本院依原告之申请依法向绍兴市柯桥区国土局调取了浙江省（98）第27号批文项下土地使用权利档案（证据19）以及向钱清地税分局调取了江桥福利厂于2013年12月27日所缴的1,3621,00.16元税款的具体应税科目以及应税时间等信息。同时调取了该笔税款的缴纳凭证，即pos机签购单各一组（证据20）。
针对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材料，原告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江桥福利厂名下的土地被被告占用的事实。对证据2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江桥福利厂拖欠的税款由被告代为缴纳的事实，因为王彩芬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税金明细的项下第3页第10行，有一个项目为土地使用税，可以证明江桥福利厂名下是有土地的事实。
针对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材料，被告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首先，该证据显示江桥福利厂的土地属于国有划拨土地，所以该土地取得是无偿，土地使用也是无偿的；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也不是企业的资产，本身并没有价值，不存在被告占有江桥福利厂财产的说法；其次，被告使用土地是合法使用的，绍兴中院的三份裁定已经明确将地上建筑物全部裁定给江桥分理处，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地上建筑物的实际使用权应该是绍兴县农村信用联合社信用联合社。江桥分理处曾为该土地缴纳过167,240元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也可证明江桥分理处为土地的合�使用人。被告是从江桥分理处受让厂房，当然也有权使用这些土地。最后，绍兴中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的效力是高于绍兴县土地管理局颁发的物权凭证，在已有以物抵债的情况，这个土地合法的使用权人应为江桥分理处。原告所述的面积实际大于法院调取的面积，被告本身亦向当地村委租赁一部分土地。对证据2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江桥福利厂结欠的税款形成时间是1998年到2002年1月31日；因江桥福利厂在当时没有能力支付，亦可证明江桥福利厂的资产情况是资不抵债，因为欠税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童幸木为列为黑名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由王彩芬支付了该笔欠税，但是并不能证明江桥福利厂转制为被告的事实。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经审核，认证认为：
证据1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应的证据10对本案之证明力亦予认定；证据2、3、4、5、6，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且上述证据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之依据，然均不能达到原告之证明目的，理由另行评述；证据7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该份证据与证据16可以互相印证，证明被告的设立及股权结构等事实，然亦不能达到原告之证明目的；证据8、9，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然亦无法达到原告之证明目的；证据11、12、13、14，经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此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江桥福利厂企业工商登记情况、其名下财产执行处置以及案涉债权已经执行等事实，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15经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对其关联性及合法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中的拍卖成交确认书、付款凭证无法确认是否为被告购买江桥福利厂之财产，故无法确认其与本案之关联性；情况说明所载之财产转让情况已有证据6所证明，故无需确认其对本案的证明力；《财产租赁协议》系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对该组证据对本案之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7，虽系当庭提交，然与证据5中所载的相关内容相符，被告所欲证明的系经受让取得“三牛”商标之事实，可以由证据5加以证明，至于其是否实际支付转让价款，系其与江桥福利厂之关系，而与本案无关，因此本院确认该组证据中的转让合同及核准注册商标证明之真实性及对本案之证明力，而对收款收据及汇票申请书存根对本案之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18该份情况说明系由钱清地税分局出具，其所载明的关于江桥福利厂欠税情况及缴纳情况与证据20相互印证，同时证据20经原、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证据18中关于江桥福利厂欠税情况及缴纳情况及证据20的真实性及对本案的证明力；证据19经原、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及对本案之证明力。
根据上述证据认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02年6月7日，本院依法作出（2002）绍经初字第756、757、758、759号民事调解书，上述调解书第一项均载明：“江桥福利厂提前归还建行绍兴县支行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应予2002年8月底前履行完毕；自2002年4月21日起的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付。”后建行绍兴县支行就上述40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之债权向�院申请强制执行。2002年11月12日，本院作出（2002）绍执字第2352-2355号民事裁定书，以被执行人目前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人又申领了债权凭证，该案已无继续执行的必要为由，终结该次执行。2010年7月28日，本院作出（2002）绍执字第2352-2355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确认建行绍兴县支行的上述债权经多次转让，于2009年9月25日转让给原告，并经建行绍兴支行之申请，裁定变更原告为该案之申请执行人。
2002年3月23日，绍兴中院依（2002）绍中经初字第73、74、75号民事裁定，依法查封江桥福利厂名下厂房及机器设备。2002年5月16日，绍兴中院依（2002）绍经初字第178、179号民事裁定，依法查封上述已查封的江桥福利厂名下财产的剩余价值。2002年8月13日，绍兴中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依绍兴中院之委托，对江桥福利厂被查封的房产、机器设备（除抵押给农行的部分外）�存货进行评估（具体财产可见该评估报告所负明细表），并作出绍中评（2002）第082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上述财产评估值为24,510,116.58元，其中房屋建筑物（不含土地使用权）清算价格为12,739,209元，机器设备清算价格为8,967,855元，存货清算价格为2,323,052.58元。2002年8月26日，绍兴中院作出（2002）绍中法执字第104号、105号、106号民事裁定书，将绍中评（2002）第082号《资产评估报告》所评估之资产分别折价抵偿给江桥分理处，用以清偿（2002）绍中经初字第73、74、75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江桥福利厂结欠该分理处之债务。
2002年8月30日，绍兴县农村信用社、江桥分理处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财产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上述（2002）绍中法执字第104号、105号、106号民事裁定书所载之抵债财产作价2,451万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于合同签�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因无力一次性支付价款，要求向甲方借款2,451万元，并以所借资金支付上述价款；甲方对上述裁定书中载明的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保留所有权，待乙方有一定资金能力，即有资金支付办理甲方转让给其的房屋的权证及房屋占用范围内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所需费用时，由甲方出具书面的解除所有权保留的意见书；乙方愿意负责偿还绍兴三牛皮革有限公司欠该分理处的300万元借款；江桥福利厂财产抵偿不足部分的贷款债务462万元（含利息），即上述第1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抵偿不足部分债务，乙方愿意负责偿还。偿还日期、金额由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合同尚约定了其他事项。
2002年9月16日，绍兴中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依绍兴中院之委托，对江桥福利厂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绍兴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绍兴县支行）的1700型开布机、燃煤加热炉、研磨机、1700离型纸验收机等机器设备进行评估，并作出绍中评（2002）第006号《单项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江桥福利厂抵押给农行绍兴县支行的机器设备（除海关监管期内及已出售外，详见该评估报告所付明细表）评估价格为3,503,300元。2002年9月20日，江桥福利厂与农行绍兴县支行达成和解协议，后绍兴中院依该和解协议作出（2002）绍中法执字第121号民事裁定，确认江桥福利厂以上述抵押财产按评估价值抵偿其所欠农行绍兴县支行之债务，剩余部分债务农行绍兴县支行领取债权凭证，并终结该次执行。
2002年9月21日，被告与江桥福利厂签订《注册商标转让合同》一份，约定江桥福利厂将其所有的“三牛”组合商标，商标注册证第1003877号，作价10万元转让给被告。2002年11月1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上述商标转让注册。
另查明�2002年8月16日，江桥福利厂向绍兴县环境保护局打《报告》称，其为镇办福利企业，现转制为私人股份制企业，要求重新审领工商行政管理执照，经营生产项目不作变更，企业名称改名为绍兴三牛皮塑有限公司，改制后现不增加设备和增加项目投资，原企业的皮革项目已作过环境评定，并合格，现该企业转制领照，望县环保局在审领程序中予以方便。杨汛桥镇政府在该《报告》上盖章并批注“请予办理”。同日，绍兴县环保局在被告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表中有关部门意见一栏加盖项目审批专用章，并注明意见为同意转制并重新登记设立“绍兴县三牛皮塑有限公司”，同时注销“绍兴县江桥福利综合厂”，经营范围、地址不变；2002年8月19日，被告向绍兴县环保局申请变更，在项目申请表载明：调查情况为企业因转制需要，要求重新登记设立“绍兴县三牛皮塑有限公司”�同时注销“绍兴县江桥福利综合厂”，经营范围、地址不变；项目性质为变更；科室意见一栏载明同意转制并重新登记设立“绍兴县三牛皮塑有限公司”。2002年8月20日，江桥福利厂向绍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申请报告》一份，称其为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民政福利企业，现因形式发展所趋，进行企业转制，需要变更原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变更事项取消原主营合成皮革项目，其他登记事项仍按原不变。杨汛桥镇政府盖章并同意申请。
2011年5月14日，被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其由江桥福利厂演变而来，并说明其溶剂DMF回收装置自2003年5月投产至今未发生任何生产安全事故。杨汛桥镇政府盖章并确认情况属实。
再查明，江桥福利厂成立于1984年6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童幸木，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因未参加2004年度年检，于2005年8月17日被吊销，目前状况为吊销未注销。被告成立于2002年8月22日，公司类型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董国庆、洪坑法、王彩芬，法定代表人为王彩芬。经浙土字（98）0278号《绍兴市建设用地呈报表》批准，江桥福利厂名下有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竹园童村的国有划拨土地一宗，面积30,075平方米，该宗土地现为被告占有使用。王彩芬与童幸木系夫妻。
2013年12月27日，王彩芬通过刷卡向钱清地税分局代缴江桥福利厂拖欠的税金及附加、滞纳金等计1,362,100.16元。
现原告以被告三牛公司系江桥福利厂改制而来,且接收江桥福利厂财产为由，要求被告对江桥福利厂之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遂成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被告三牛公司是否为江桥福利厂改制而来，相应的证明责任由谁承担？二、被告是否接收江桥福利厂财产，其是否需对江桥福利厂的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三、原告的案涉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针对上述焦点问题，本院分述如下：
一、被告三牛公司是否为江桥福利厂改制而来，相应的证明责任由谁承担？
原告主张被告系江桥福利厂改制而来，且要求责令被告提交改制协议等文件，否则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被告辩称予以否认。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作为权利主张方，应对被告系由江桥福利厂改制而来之对应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且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改制”关系。理由如下：
其一、原告应当对被告与江桥福利厂之间存在改制关系承担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要求被告对江桥福利厂结欠其经受�而来的债权之基础，在于其主张被告系由江桥福利厂改制而来。因此作为权利主张者，原告应对被告与江桥福利厂之间是否存在改制关系之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另，原告在诉讼过程中要求本院责令被告提交其与江桥福利厂之间的改制协议等文件，被告否认存在该等证据，对此，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持有该等证据，因此，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仍应对上述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其二、被告与江桥福利厂之间不存在企业改制关系。所谓企业改制或转制是指平等民事主体间对企业产权制度进行的改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企业改制之形式包括企业公司制改造、股份合作制改造、企业分立、债转股、企业出售、企业兼并。第一、被告与江桥福利厂均系工商注册登记的�立的民事主体，二者之间不存在产权承续或主体承续之关系，也不存在主体并立或分立之关系，更不存在相互出资之关系，不符合企业改制的形式表现；第二、行政审批程序中的“改制”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企业间是否存在改制关系的依据。如上所述企业改制是平等主体之间对企业产权制度的进行的改造，因此，判断企业之间是否存在改制关系之基础在于企业之间在产权、主体、出资等方面是否存在关联。所以，江桥福利厂、三牛公司提交给绍兴县环保局的《报告》、绍兴县环保局所作的审批意见及三牛公司之电力档案均不能作为认定企业之间是否存在改制关系的依据；第三、被告自愿承担江桥福利厂结欠他人之其他债务以及被告之法定代表人王彩芬代江桥福利厂缴纳所欠之税费，系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对自身权利之处分，而不能据此认定系双方存在改制关系；王�芬于2013年代江桥福利厂缴纳税款，表明江桥福利厂其时仍有缴税义务，仍系独立缴税主体，进一步佐证其与被告之间的独立关系；至于被告及王彩芬与江桥福利厂之间是否因债务之承担、税费之代缴而产生债权债务之关系，以及上述债务承担及税费代缴之因由，与本案无涉，且原告亦未举证证明上述债务承担及税费代缴系因企业改制所致，更未举证证明税费代缴系王彩芬个人行为亦或其职务行为。
二、被告是否接收江桥福利厂财产，其是否需对江桥福利厂的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原告主张被告接收江桥福利厂之财产，需对江桥福利厂之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被告辩称其系从他人处有偿受让江桥福利厂财产，不存在接收江桥福利厂财产之事实，无需对其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所举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存在接收江桥福利�财产之情形，被告无需对江桥福利厂之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理由如下：
其一、被告取得江桥福利厂之财产，系有偿取得，并非无偿接收。企业即便存在改制之情形，改制后企业对改制前企业之债务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之范围，尚需以改制之形式及改制企业之间是否存在财产接收关系为基础。从被告设立的时间、被告法定代表人与江桥福利综合厂法定代表人之关系、被告受让江桥福利厂抵债给农行绍兴县支行之财产的方式及资金来源看，被告之设立应存在接收江桥福利厂之财产的目的，然而，首先，被告接受财产之方式系通过受让江桥福利厂抵债给案外人的财产，该财产其时已不属于江桥福利厂，而系他人之财产，被告系从他人处受让取得，且存在对价，并非无偿；其次，被告取得江桥福利厂之注册商标，亦系通过转让而来，存在对价，并非无偿；再次，被告受让上述财产是否实际支付对价，系其与案外人及江桥福利厂之债权债务关系，而与本案无关，不能据此认定其系无偿接收财产。若被告未支付相应对价，案外人及江桥福利厂可循合法途径求偿，原告亦可就其结欠江桥福利厂之债务在原告案涉债权之范围代位向其求偿，然此与本案无关；最后，经本院及绍兴中院之执行程序，可知江桥福利厂其时并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其与被告之间其时并无进行改制的财产基础。
其二，原告所举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接收江桥福利厂之财产。首先，被告确占有使用江桥福利厂名下土地，然其占有使用上述土地系因受让江桥福利厂抵债给他人的厂房所致，并非无因，且该宗土地登记权利人仍为江桥福利厂，并非被告，不存在接收财产之事实；鉴于该宗土地系国有划拨土地且其上建筑物已经司法处置之故，是�实际产生使用费尚存疑问；且即便产生占有使用之费用，亦系被告与江桥福利厂或其他权利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据此认定二者之间存在财产接收关系；其次，江桥福利厂2003年度年检报告显示其尚有部分货币资金、对外债权、对外长期投资收益等，然，此系江桥福利厂之单方报告，无法证明上述财产已被被告接收；若上述权益性资产确实存在，亦可进一步表明在2003年之时，江桥福利厂与被告之间亦系独立之主体；再次，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接收江桥福利厂的环保资质，且该环保资质之取得，就在案证据而言，因系行政审批之故，而非改制之故；最后，被告系通过受让取得“三牛”，存在对价，并非无偿接收。因此，原告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接收江桥福利厂之财产。
三、原告的案涉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对于原告之诉请主张，被告辩称原告之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且原告之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对此，本院认为，其一，所谓诉讼时效系以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前提，如上所述，在案事实不能认定被告应对江桥福利厂之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亦即不能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案并无认定诉讼时效经过与否的前提条件，无需亦无法作出认定；其二，本案与江桥福利厂和建行绍兴县支行因案涉债务所涉之诉，二者在诉讼主体、请求权基础等并非同一，因此，本案并不构成重复起诉。
综上，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与江桥福利厂之间存在改制关系，且不能证明被告无偿接收江桥福利厂之财产，原告作为权利主张方，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且在案证据表明，被告与江桥福利厂之间并不存在改制关系或存在需为江桥福利厂之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改制关系，原告之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耀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9,08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74,086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69,086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09×××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傅蓉蓉
代理审判员 林长华
人民陪审员 潘金华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赛赛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
（一）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二）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三）企业分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四）企业债权转股权纠纷；
（五）企业出售合同纠纷；
（六）企业兼并合同纠纷；
（七）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其他民事纠纷。
第五条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转让部分产权，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