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沈和民四初重字第00003号
原告：孟庆侠（居民身份证号：×××025），女，××年××月××日出生，蒙古族。
委托代理人：孟庆军，男，××年××月××日出生，汉族。
原告：刘志成（居民身份证号：×××036），男，××年××月××日出生，蒙古族。
委托代理人：孟庆军，男，××年××月××日出生，汉族。
原告：刘圆圆（居民身份证号：×××046），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孟庆军，男，××年××月××日出生，汉族。
被告：黄康泰（居民身份证号：×××336），男，××年××月××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项文清，男，××年××月××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素华，女，××年××月××日出生，汉族，系被告黄康泰之妻。
原告刘建与被告黄康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1年12月3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6月5日作出（2012）沈和民四初字第17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告刘建提出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3日作出（2012）沈中民三终字第133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该案发回重审后，因查明原告刘建已于2012年10月3日死亡，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4条的规定，通知刘建的继承人即配偶孟庆侠和儿子刘志成、女儿刘圆圆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耿玉发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陈忠瑞主审，人民陪审员韩皓宇参加评议，于2013年5月22日、2013年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孟庆侠委托代理人孟庆军，原告刘志成委托代理人孟庆军，原告刘圆圆委托代理人孟庆军，被告黄康泰委托代理人项文清、张素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诉称：2008年11月1日，被告与刘建经联系协商达成石材买卖协议。在沈阳北站附近北京街被告的库房，由刘建提供石材经被告验货无误后，被告当即收货并支付部分货款，剩余400，000元货款，由被告为刘建出具欠据一张，经刘建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无付款行为。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石材款400，000元及利息；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庭审中，三原告以被告已于2010年春节偿还40，000元为由，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给付360，000元货款，并放弃利息主张。
被告辩称：一、合同纠纷产生的简要过程和根本原因。2008年11月1日，原告声称有红山文化的石器，欲卖给收藏家黄康泰先生，并拉货至黄的库房，双方按惯例商定：被告于事后自行验货，如符合原告所说则付款与原告，如不符合原告所说则原告拉回原货。应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如是真货”的情况下应予付款的金额出具欠条一张。后原告又说家庭困难请被告给“拿点钱”，被告当即付现金人民币四万元，并在欠条上写明“-（4万）”。后期被告验货发现原告提供的石器根本不符合“红山文化石器”的约定，遂要求原告拉回货物返还货款，未果。二、合同纠纷案的诉讼时效。买卖合同发生的当月，被告即已明确告诉原告，货不符实，要求原告拉货返款。原来书写的欠条已经作废，被告不再履行付款义务。此后到原告起诉至法院止，时间已达三年之久。原告称“找不到被告、被告不接电话”，这与诉状中“原告多次催要”相悖。由于原告没有提供任何主张权利的证据，在事实上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在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被告曾于2010年3月20日接到原告号码为152××××2355的手机打来的电话，双方商谈了解决欠条问题的条件和办法，并予以履行。但是原告于庭审中矢口否认自己的言行，称是他人冒充其本人所为。如果原告方继续坚持否认上述双方协商过程的发生，那么从2008年11月1日至2011年12月30日，原告没有任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情形，故本案应适用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法院应当判定原告方超过了诉讼时效期，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合同纠纷业已解决。2010年3月20日，原告打电话给被告，称其母亲重病住院急需用钱，请求被告予以帮助。在电话中说，只要被告给付五万元解决急需，货也不拉回了，欠条完全作废。被告答应了原告的请求，在当日向原告指定的其亲属周东新账户汇款三万元，于3月21日，又向周东新账户汇款两万元。被告接到汇款后又提出尚欠外债三万元，请被告再予帮助解决，则欠条一事“永不再要”。被告出于朋友义气及解决合同纠纷的良好愿望，在3月22日向原告指定的李宇账户汇款三万元。在接到这笔汇款后，原告向被告发来短信，称“这件事以后我们之间的欠条完全作废，一笔勾销，永不再要……如有虚假由我一人负责，刘健”。此后，原告没有再与被告联系商谈过此事。说明合同纠纷已然解决，双方的权利、义务均已终止。以上事实有被告的汇款单据及原告发来的短信充分证明。现在，原告用没有销毁的“欠条”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四、1.是不是手机户主不能影响事实的认定。原告以不是号码为152××××2355手机户主的“理由”否认双方商谈过程及结果，这是没有道理的。手机只是一种通讯工具，当事人双方通话协商解决一些事物，既可以使用本人为户主的手机，也可以临时使用他人的手机，也可以使用公用电话，这并不妨碍当事人双方对所谈事务的事实认知和商谈结果的法律效用。原告方在庭审中出示的其经常使用的手机（号码为137××××2415）机主恰恰就不是原告本人。原告提供的152××××2355机主情况的证据，不能证明在2010年3月20日至22日期间，该机主不是原告，也不能证明原告在这个期间没有使用过该机与被告通话及发送短信。2.第三人李宇冒充的问题。原告认定案外人李宇冒充其本人骗取被告的钱财，又自认可以用李宇骗取的五万元冲抵所谓货款，不符常理，不能自圆其说，也没有任何证据。实际上是原告本人让被告先为其亲属周东新汇款五万元后，才又让给李宇汇款三万元。如果是李宇本人冒领，何不让被告把钱先转到自己的账户上呢？被告与李宇互不认识，从无接触，原被告双方的合同纠纷的内容及被告的联系方式李宇怎么知道？原告的亲属周东新收到汇款五万元，李宇收到汇款三万元，为什么原告却说是李宇冒领了五万元，而不承认周东新收到的汇款？原告称案外人李宇冒充骗财是利用“短信方式”没有任何证据。被告与原告是多年的交易伙伴和朋友，仅这次通话商谈就在三天之内进行多次，且“欠条完全作废”的短信是被告款项到达原告指定账户之后才发出的。
经审理查明：原告孟庆侠与刘建系夫妻关系，二人婚生子女为原告刘志成、原告刘圆圆。刘建之父刘振海于1991年3月死亡，刘建之母王凤兰于2002年11月死亡，刘建于2012年10月3日死亡。
刘建生前与被告发生类似于红山文化石器的买卖业务往来，因向被告出售石器，被告于2008年11月1日向刘建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欠刘健肆拾万元正（整）400，000元正（整）-（4万）欠款人黄康泰2008.11.1”。欠条字迹中“-（4万）”系圆珠笔书写，其余内容系碳素笔书写。就该“-（4万）”之意思，双方均认可系被告给付原告的货款。但在给付时间上，原告主张系2010年春节前后，被告抗辩系欠条出具当时所写。双方除口头陈述外，均未能提供其他直接证据佐证。
另查明：被告抗辩“出于朋友帮忙，在刘建急需用钱的情况下，经与其电话及短信息沟通后，共分三次向刘健指定账户汇款合计80，000元。此后，刘建发短信承诺债务清结”，并当庭提供了其于2010年3月20日、2010年3月21日先后向户名为周东新、卡号为×××3018的账号汇入3万元和2万元、于2010年3月22日向户名为李宇、卡号为×××5712的账号汇入3万元的汇款单三张及2010年3月22日其手机收到的发自手机号码为152××××2355的短信息，内容为“黄老板，因母亲有病黄老板可没少帮助我，在这里我先谢谢了，这件事以后我们之间的欠条完全作废，一笔勾销、永不再要，以上所有的事完全属实，如有虚假，有我一人负责。刘建”。据此，被告抗辩刘建电话通知让其向周、李二人汇款，且已经短信确认收到汇款，并保证欠条永远作废。而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且表示不认识周东新。对于李宇，原告则自认刘建生前与其有业务往来，并曾欠李宇5万元，李宇确曾冒用刘建名义向被告要款5万元，并在庭审中认可该5万元可视为被告还款。
又查明：原告否认刘建生前使用过上述152××××2355手机号码，为此，原告向法庭提供了于2012年11月9日向该手机号码存入10元话费所取得的发票，该发票载明该手机号码的客户名称为杨永生。
再查明：被告抗辩出具欠条之时并未检验所供货物，后来发现供货不合格。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而被告就此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
上述事实，有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欠条、公证书，被告向法庭提供的银行汇款单、手机短信照片、石材照片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已经开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刘建与被告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石器交易所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被告接收刘建提供的石器，并为其出具欠条，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悉接收他人货物并出具欠条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即应视为双方已确认对所交易石器折合的货款金额，且对暂时赊欠货款达成合意。
关于被告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本案诉争欠条中并未明确约定货款给付期限，在双方未就此达成补充协议，亦无法根据交易习惯确定履行期限的情况下，属履行期限不明，原告作为债权人可随时要求履行，但应给予作为债务人的被告合理的准备时间作为宽限期。因此，本案纠纷的诉讼时效应从刘建在向被告主张权利，遭到明确拒绝之日起算。而从举证责任角度讲，该项抗辩属被告提出，故被告应对原告向其主张权利遭到其明确拒绝的事实提供证据。现除其口头陈述外，并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故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抗辩“出具欠条之时并未检验所供货物，后来发现供货不合格，应予退货，不应支付其货款”。首先，在买卖合同交易中，买受人对交易标的物的种类、数量、品质等应尽合理的注意义务。而根据交易标的物的性质以及买受人的知识、经验、检验能力分析，被告接收货物后，能够及时检验；依生活经验法则，在交易标的物未经检验的情况下，买受人一般不会出具欠据。即便出具欠据，通常会对检验问题作出特别约定；其次，在未约定检验期间的情况下，若如被告所言其确系在欠条出具后才进行检验并发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其亦应在发现标的物质量问题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通知出卖人。若双方因质量问题发生争议，协商不成，买卖人亦应积极收集、保全已尽通知义务之证据并及时寻求公力救济。否则超出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规定的期间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被告虽于诉讼中抗辩刘建所供石器存在质量问题，并抗辩曾于发现质量问题后通知过刘建，但除其口头陈述外，其提供的三张石材照片，无法证明石材来源、质量问题，更不能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已就质量问题通知过刘建。故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抗辩“出于朋友帮忙，在刘建急需用钱的情况下，经与其电话及短信息沟通后，共分三次向刘建指定账户汇款合计80，000元。此后，刘建发短信承诺债务清结”。首先，接收被告所汇款项之人均非刘建，故被告应对其主张的该汇款行为系接受刘建指示而为提供证据佐证。短信中的“黄老板，因母亲有病黄老板可没少帮助”的“没少帮助”以及“这件事以后我们之间的欠条完全做废”的“这件事”，语意不详，况且，刘建母亲已于2002年11月死亡，不足以推定刘建指示被告向他人汇款；其次，发出债务清结意思表示的152××××2355号手机短信，虽署名“刘建”，但在原告否认刘建曾使用过该手机号码以及使用该号码的手机给被告发送过此短信的情况下，因该信息储存于被告手机，故被告还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刘建曾使用过该手机号码或使用过该号码的手机给被告发送过此短信。被告虽向法庭提供了其手机中的号码分类，显示其将该号码与原告自认刘建曾使用的137××××2418手机号码分类存入“巴木场刘建”名下，但因手机号码的拟名、存入、分类，属手机持有人的单方行为，不足以据此推定被告的抗辩成立。故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不予支持。
综上，在被告接收货物并出具欠条后，在无合法拒绝履行抗辩权的情况下，就所欠货款应如约给付。关于给付货款的金额，虽本次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给付所欠货款36万元，但庭审中，原告已自认其债权人李宇确曾冒用刘建名义从被告处获款5万元，并认可该款项视为被告还款，因此，无论被告是否存在给付对象错误问题，原告不利于己的陈述符合权利处分原则，虽被告仅举证证明支付给李宇30，000元，但应产生冲抵50，000元货款的法律后果，因此，被告还应给付原告310，000元货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康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孟庆侠、原告刘志成、原告刘圆圆货款310，000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负担1，350元，由被告负担5，9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耿玉发
代理审判员 陈忠瑞
人民陪审员 韩皓宇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侯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