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89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德富，男，1976年4月29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瑾，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岩，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虞飏，女，1970年12月7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江苏盛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德富因与被上诉人虞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6民初4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于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方德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虞飏偿还方德富借款223700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23700元为基数，自2009年11月1日起至2017年8月17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2.判令虞飏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其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债务为虞飏与杨定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这一事实正确，但一审判决认定其向虞飏主张欠款时超过诉讼时效有误。1.其与杨定清在执行笔录中没有明确约定债务的履行期限，同时与杨定清达成和解协议后一直通过电话等方式督促杨定清履行债务，案涉债务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未查清方德富与杨定清执行和解协议的全部内容，双方没有明确就案涉债务约定履行期限，案涉债务履行期限应自2017年其提起一审诉讼之日届满，尚未超过诉讼时效。2.其一直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督促杨定清履行债务，杨定清也同意履行，即使认定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了还款期限，诉讼时效也应中断。即使法院认定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了还款期限，案涉债务也因方德富的主张权利以及杨定清的同意履行债务而使诉讼时效中断。3.在2011年方德富与杨定清签订执行笔录后，2012年2月27日杨定清通过银行转账向方德富还款5万元，2015年2月杨定清又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向方德富还款5万元，共计还款10万元。由此可见，在案涉执行笔录约定的2个月筹款期限届满之后，杨定清也一直向方德富履行还款义务。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方德富也多次通过短信督促杨定清还款，杨定清在短信中也一直同意还款。2015年10月中旬以及2016年5月中旬，其还至杨定清住址当面催款，杨定清对此也表示承认。4.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其中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由于本案二审上诉时间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虞飏辩称，1.案涉款项并非方德富所讲是民间借贷，案涉款项是方德富与杨定清合伙做沙石料生意，因合伙的沙石料生意款项没有及时要到，后来杨定清考虑到与方德富之间的师生关系，以打欠条的方式对合伙期限产生的对外债权作了担保。该部分事实有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1年1月20日的开庭庭审笔录为证，对该事实方德富也明确确认，案涉款项并不是民间借贷款项，是方德富与杨定清之间合伙做生意对外沙石料的债权。杨定清打欠条的作用就是做担保，如此数额巨大的民间借贷，也应当有银行转账记录，本案明显与民间借贷不相符。2.关于调解执行协议书，在协议书上也约定的很清楚，杨定清承担的责任是两个月内贷款给方德富，而不是说到江宁法院执行款执行到位后再给方德富。如果是夫妻共同债务，是民间借贷的话，方德富在第一次起诉时就应当知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时就应当起诉其。当年方德富起诉杨定清时为什么没有起诉其，唯一能够合理解释的就是案涉款项不是民间借贷，就是杨定清对方德富沙石料对外债权进行担保。3.即使该笔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从目前案件所有证据来看，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方德富的上诉请求。
方德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虞飏偿还借款223700元，并自2009年11月1日起至2017年8月17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方德富与案外人杨定清系师生关系。2009年11月，杨定清向方德富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共借方德富人民币叁拾贰万叁仟柒佰元整（323700），用于宁杭高铁购砂。2010年12月29日，方德富将案外人杨定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杨定清归还该笔借款。该案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杨定清于2011年3月10日前归还10万元，于同年5月30日前归还10万元，于同年6月30日前付清余款123700元及本案诉讼费；2.若不能按期付款，方德富可申请执行全部未归还的借款。调解协议生效后，因杨定清未按协议履行义务，方德富于2011年4月18日向本院申请执行,该案案号为（2011）六执字第864号。因案外人王根正须根据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调解书向杨定清等给付货款45万元却未履行，2011年6月23日，在一审法院主持下，方德富与杨定清、王根正达成协议，约定由王根正代杨定清履行调解协议。后因王根正未按约定代为履行相应的义务，同年7月26日，杨定清就如何履行调解协议表示，其在两个月内想办法筹钱履行给付义务。方德富表示同意其两个月内筹钱。后该案以和解方式结案。
一审另查明，虞飏与案外人杨定清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4年9月16日离婚。本案欠款发生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诉讼中，方德富表示，2011年7月，杨定清向其支付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方德富主张的欠款是否是虞飏与案外人杨定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所涉债务系杨定清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债务，故应认定人为虞飏与杨定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二、方德富主张的欠款是否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起计算。而诉讼时效可因提起诉讼、申请执行而中断。本案方德富于2010年12月29日提起诉讼，2011年4月18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根据有方德富签字确认的相关执行笔录，2011年7月26日，杨定清就如何履行调解协议表示，其在两个月内想办法筹钱履行给付义务。方德富表示同意其两个月内筹钱。故如方德富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应于宽限期届满后的两年内向虞飏主张权利。而方德富于2017年7月10日提起诉讼，虞飏抗辩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时，诉讼中方德富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存在足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方德富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方德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56元,减半收取计2328元，保全费1920元，由方德富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方德富提交了二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方德富建设银行的交易流水、2015年2月15日银行承兑汇票、2017年9月6日方德富与杨定清通话录音，证明杨定清一直在向方德富履行还款义务，2012年2月27日、2015年2月，杨定清共向方德富还款10万元。第二组证据为，2013年11月14日至2014年方德富以及方德富妻子与杨定清的短信通信截图、移动号码缴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证人汪某、余某、陈某、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2017年11月8日方德富与杨定清通话录音，证明方德富一直通过短信、电话、当面催款等方式向杨定清主张案涉债权，杨定清也同意还款，至方德富提起一审诉讼之日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同时，方德富申请余某和陈某出庭作证，余某陈述：其对方德富与杨定清之间欠款一事基本上不知道；2015年10月中旬左右，方德富让其帮忙开车送到杨定清处去，到了地点方德富下车上楼去了，具体位置其不清楚，关于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上写的具体地址是方德富事后告诉其。陈某陈述：2016年5月份左右，方德富跟其说出去要钱，刚好顺路，其和方德富到扬子二单，然后方德富就去了，去了之后大概五到十分钟方德富就下来了，方德富说人不在家，他们就走了；情况说明上写向杨定清要钱，是在写的时候方德富告诉他的。虞飏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通信录音证明案涉款项不是民间借贷，是方德富和杨定清一起合伙做沙石料生意对外形成的债权，上述证据不能达成方德富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中两个证人作证的内容因与情况说明中的内容不相符，认为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对短信通信截图及移动号码缴费发票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能达成证明目的；对录音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录音也能够反映出本案的款项不属于民间借贷。
虞飏提交两份证据，1.江宁区人民法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杨定清与王根正案涉合伙做生意的债务当时在江宁区人民法院也申请了执行，但未能执行到位，即使案涉款项是夫妻共同债务，该笔钱也没有用在夫妻共同生活中；2.王根正本人出具的说明，用以证明案涉款项实际上是方德富、杨定清等三人合伙作沙石料产生的款项，案涉款项不是借贷，杨定清向方德富等二人打了条子，案涉款项就是三人合伙做生意形成的债权。方德富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两份生效的法律文书王根正欠付杨定清款项，其中有一部分系杨定清欠付方德富，也就是说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立相对性的债权债务，也就不存在刚才虞飏所称的三个人合伙的问题。
对于一审查明事实，除方德富对杨定清归还10万元款项时间提出异议外，对一审法院其它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纠纷方德富曾于2010年12月29日起诉至法院，要求杨定清归还款项，方德富与杨定清于2011年1月20日达成调解，法院出具了调解书，该纠纷已于该日形成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生效调解书。方德富以诉讼方式向杨定清主张权利，基于当时方德富与虞飏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方德富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权利主张而产生中断，该中断的效力及于虞飏。因该纠纷于2011年1月20日以调解方式结案，则对虞飏的诉讼时效应从该日的次日起重新起算诉讼时效期间。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方德富与杨定清之间的纠纷以调解方式结案后，方德富向杨定清主张权利能否产生对虞飏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权利人将失去胜诉权利。时效制度意义在于促使权利人关心自己的权利，及时行使权利，避免久远债务对现实经济秩序的冲击。即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保护权利人的胜诉权，而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已使得权利人的胜权诉得到了保障，则所涉债权的诉讼时效的效力即告终结，也不存涉及胜诉权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法律规定对于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形成之后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表述为执行时效，且明确执行时效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的规定，表明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并非同一概念。即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形成后，权利人受申请强制执行时效的约束，即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已不存在涉及胜诉权的诉讼时效制度的概念。若权利人已通过诉讼取得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并获得胜诉，此后如仍存在与胜诉权相关的诉讼时效期间，则该期间的存在无任何意义。
方德富与杨定清之间的债务纠纷已于2011年1月20日达成调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已定纷止争，方德富已获得了胜诉，此时方德富对杨定清的权利主张体现为要求杨定清自动履行生效调解书，或申请法院对调解书给付内容强制执行。虞飏对方德富二审中提交的电话录音真实性不持异议，表明方德富存在向杨定清主张权利的事实，而方德富向杨定清主张权利的行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会产生执行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方德富起诉杨定清之前向杨定清主张权利，之所以会产生对虞飏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是基于方德富的权利主张对杨定清的诉讼时效产生中断，而该中断的效力及于虞飏，故对虞飏的诉讼时效亦产生中断的效力。现方德富与杨定清之间的纠纷因调解结案，此后方德富向杨定清主张权利仅产生执行时效的中断，故此时方德富向杨定清的主张权利并不必然产生对虞飏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方德富与杨定清之间的纠纷因调解已形成生效法律文书，此时方德富应直接向虞飏主张权利，而本案中方德富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除本案诉讼外曾向虞飏主张过权利。此外，虞飏与杨定清在2014年9月16日离婚，自离婚之日起算至方德富2017年7月10日起诉至法院时，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尚未施行，此时方德富的主张权利也已超出二年诉讼时效的保护期限。方德富与杨定清之间的纠纷因达成调解而定纷止争，此时方德富若认为债务系虞飏与杨定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向虞飏及时主张权利，方德富与杨定清调解后至本案起诉时已达六年之久，因其怠于向虞飏行使权利致其丧失胜诉权，亦符合诉讼时效制度之本意。故方德富于2017年7月10日起诉至法院时已超出了诉讼时效的保护期间，一审法院以方德富超出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方德定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方德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56元，由上诉人方德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德清
审判员 罗正华
审判员 毕宣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刘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