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10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嘉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锦日路299号3幢115室。
法定代表人：李祖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颖浩，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雁君，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1楼大堂102部位及相邻公共部分和25、26楼。
负责人：冯强，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云章，上海中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1368号。
法定代表人：叶德庆。
原审第三人：汤秀章，女，1982年5月15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
原审第三人：郑建龙，男，1978年4月8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
原审第三人：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原宏优仓储（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198号1305-3室。
法定代表人：陈才。
原审第三人：上海阔冠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南亭公路1176号563室。
法定代表人：张丽章。
原审第三人：上海茂如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国定支路26号3151室。
法定代表人：李红翠。
原审第三人：上海健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金展路2229号4号楼467室。
法定代表人：林平华。
原审第三人：上海红树叶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阮巷2164号B区。
法定代表人：王仲明。
原审第三人：郑玉林，男，1969年5月20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
原审第三人：黄春梅，女，1973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
上诉人上海嘉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原审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宁公司）、原审第三人汤秀章、原审第三人郑建龙、原审第三人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珂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阔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阔冠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茂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如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健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特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红树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树叶公司）、原审第三人郑玉林、原审第三人黄春梅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5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嘉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颖浩、陈雁君，被上诉人渤海银行的委托代理人谷云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昆宁公司、汤秀章、郑建龙、政珂公司、阔冠公司、茂如公司、健特公司、红树叶公司、郑玉林、黄春梅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嘉丰公司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涉案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00万元资金系被上诉人主动扣划，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昆宁公司和被上诉人之间的贷款无任何关系，上诉人既非借款人，也非担保人，没有任何还款义务，即使昆宁公司违约，被上诉人也应从法律途径解决，而非从上诉人处擅自划款；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2500万贷款与本案争议无关，该贷款的发放早已经被上诉人审核，与本案涉案款项无关，无法倒推出被上诉人自上诉人账户中划款500万已得到上诉人授权的结论。原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于2012年9月12日扣划上诉人账户中500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已经承认；上诉人从未授权过被上诉人可以扣划该500万，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证明上诉人出具过划款授权，被上诉人作为商业银行，应有更严格的操作流程和证据材料保管责任，被上诉人理应保管好客户的授权文件，并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从“银行未经授权擅自划转客户资金将受监管部门重罚”推导出被上诉人不可能有违规操作划款行为的论证以果推因，缺乏逻辑；被上诉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三十条的禁止性规定，擅自将上诉人钱款划转出去，是侵权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存款5,000,000元，并支付从2012年9月12日起，以5,000,000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归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5年5月18日为878,417.8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渤海银行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必须建立在上诉人具有独立人格，公司资产独立于第三人财产的基本前提下，而本案中上诉人不具有独立人格，上诉人的财产不能独立于郑建龙、汤秀章及政珂公司等原审第三人，形成了人格混同。根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只需提供证明上诉人人格不独立的初步证据，举证责任转移到上诉人一方，上诉人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人格独立于第三人。现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上诉人既然人格不独立，沦为郑建龙、汤秀章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则被上诉人划款行为有据可依。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昆宁公司、汤秀章、郑建龙、政珂公司、阔冠公司、茂如公司、健特公司、红树叶公司、郑玉林、黄春梅均未作陈述。
嘉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渤海银行返还嘉丰公司存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000,000元；2、渤海银行支付从2012年9月12日起，以5,000,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归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5年5月18日为878,417.80元（利息计算方式：以5,000,000元为基数，年利率6.55%，日利率6.55%/365，从2012年9月12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18日，共979天，利息=本金X天数X日利率=5,000,000X979X6.55%/365=878,417.80元）3、本案诉讼费由渤海银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31日，昆宁公司与渤海银行签订编号为渤沪分流贷（2011）第2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渤海银行向昆宁公司提供不超过2,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合同项下贷款额度的有效期自2011年9月13日至2012年9月12日，贷款用途为购买钢材。合同第16条违约事件约定：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对其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变化……发生任何潜在违约事件即构成违约事件；一旦发生任何违约事件或情形，贷款人有权宣布所有已提用的贷款和应计利息及本合同项下产生或未付的全部其他款项立即到期并立即行使本合同及担保合同/文件项下贷款人享有的全部其他权利和救济措施。同日，政珂公司（原宏优仓储公司）、阔冠公司、茂如公司、健特公司、红树叶公司与渤海银行签订了编号为渤沪分最高保（2011）第153号《最高额保证协议》（法人）。汤秀章、郑建龙、郑玉林、黄春梅与渤海银行签订了编号为渤沪分最高保（2011）第154号《最高额保证协议》（自然人），同意向渤海银行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以担保昆宁公司按时足额清偿其在主合同及具体业务合同项下产生的全部债务。2011年9月13日，渤海银行向昆宁公司在渤沪分流贷（2011）第29号合同项下放款1,000万元，贷款起息日为2011年9月13日，贷款到期日为2012年9月12日。2012年9月12日16点47分36秒，嘉丰公司涉案账户自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转入500万元。同日，19点44分42秒，自嘉丰公司涉案账户转账入昆宁公司还贷账户500万元。之后，渤海银行系统自昆宁公司账户自动扣款10,185,325.83元以归还渤沪分流贷（2011）第29号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其中本金1,000万元，利息185,325.83元，至此贷款结清。2012年9月12日，案外人A公司与渤海银行签订编号为渤沪分流贷（2012）第68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渤海银行向A公司提供额度为2,5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额度有效期自2012年9月12日至2013年9月11日。同日，昆宁公司与渤海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协议（不动产）》一份，该协议约定，昆宁公司愿意以其名下位于上海市普陀区XX路XX弄XX号XX层房屋为A公司上述借款向渤海银行提供抵押担保。同时，昆宁公司、政珂公司还与渤海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协议（法人）》一份，约定：为保证A公司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昆宁公司、政珂公司同意向渤海银行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汤秀章、郑建龙及案外人李祖璇等与渤海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协议（自然人）》，同意就A公司上述借款向渤海银行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2年9月12日18时13分，渤海银行向A公司发放了2,500万元借款，贷款起息日为2012年9月12日，贷款到期日为2013年9月11日。贷款到期后，A公司未能按约还本付息，故渤海银行于2013年9月22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A公司还本付息，并要求昆宁公司承担抵押责任、昆宁公司、政珂公司、汤秀章、郑建龙、李祖璇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2013）浦民六（商）初字第816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渤海银行全部诉请，该判决系生效判决。
另查明，涉案纠纷发生时（即2012年9月12日），嘉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汤秀章，股东为汤秀章及李祖璇，其中汤秀章持股比例为90%、持股比例为10%。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祖璇。
再查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A公司与嘉丰公司系有直接关联关系的企业，其关系为高管人员关联及出资人关联（高管及出资人均涉及汤秀章和李祖璇）。昆宁公司与A公司亦系关联企业，昆宁公司为A公司的担保人。
一审法院认为，嘉丰公司在渤海银行处开立结算账户，双方间依法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按照双方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确定。嘉丰公司在渤海银行处开立存款账户，渤海银行应当依照嘉丰公司的指示或授权进行转账结算、现金收付等交易，以维护其资金的自主支配权。本案中嘉丰公司账户内的资金由渤海银行转账至昆宁公司的账户以归还昆宁公司在渤海银行处当天到期的贷款。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渤海银行的转账行为是否经过嘉丰公司的同意或授权，从而认定渤海银行是否应当返还嘉丰公司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嘉丰公司主张渤海银行未经其同意擅自将其账户上的500万元划走，故要求渤海银行返还。渤海银行辩称，其对涉案资金的转账操作系经嘉丰公司实际控制人即郑建龙、汤秀章夫妇授意而为，是嘉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违背诚实信用，拒不补办相关转账手续，才导致其授意未形成书面凭证及材料，且渤海银行未实际获得该500万元资金，转账资金已用于归还嘉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汤秀章为保证人的昆宁公司的贷款，故渤海银行不负有返还义务。对此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结合了以下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首先，本案纠纷是在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发生的。本案系商业银行钢贸贷款风险持续加大，钢贸案件大规模爆发背景下发生的一起经济纠纷。随着2005年以来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逐步开展，特别是在2008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商业银行较多通过联保互保等担保方式发放钢贸贷款。本案涉案的昆宁公司的贷款即由政珂公司、阔冠公司、茂如公司、上海XX公司、红树叶公司等五家公司组成联保小组，并由汤秀章、郑建龙、郑玉林、黄春梅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案中所涉的嘉丰公司及昆宁公司、政珂公司、阔冠公司、茂如公司、健特公司、红树叶公司及案外人B公司、A公司等均为中小民营钢贸企业、这些公司间互为保证人，且部分公司间存在着出资人混同、高管人员混同等情形。
其次，从证据角度而言，根据庭审调查的情况，一审法院注意到以下事实：第一、从涉案500万元资金的走向看，该笔资金自B公司转入嘉丰公司账户，再由嘉丰公司账户转账入昆宁公司还贷账户以供系统自动扣款，可见涉案资金并非为渤海银行非法占有，而是用于归还昆宁公司的贷款，系统最后的扣款行为系渤海银行依据其与昆宁公司的贷款合同依法行使合同权利的行为。第二、从涉案资金的流转时间来看，2012年9月12日16点47分涉案资金自B公司转入嘉丰公司账户。同日19点44分，自嘉丰公司账户转账入昆宁公司还贷账户。A公司2,500万元贷款发放于当日的18点14分。而2012年9月12日系昆宁公司涉案贷款的最后到期日。截至19点44分，昆宁公司还贷账户上还有500万元缺口，且银行工作时间即将结束，若没有涉案资金入账，必然导致昆宁公司贷款逾期。第三，从原嘉丰公司、昆宁公司及A公司的利益关系来看，嘉丰公司的股东为汤秀章及李祖璇，其中汤秀章持股90%且为嘉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李祖璇持股10%且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昆宁公司系当日A公司2,500万元贷款的抵押人。若昆宁公司涉案贷款逾期，则汤秀章必然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李祖璇为法定代表人的A公司当日2500万元的贷款放款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故由其两人投资的嘉丰公司为昆宁公司先行垫付还款有利益动因。第四，从嘉丰公司对涉案交易主张权利的方式来看，自涉案转账交易发生至嘉丰公司起诉法院主张权利间隔了近一年半之久，嘉丰公司称其一直在与渤海银行协商，但渤海银行予以否认，对此嘉丰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至此，嘉丰公司对涉案纠纷主张权利的方式异于常理。最后，从渤海银行的企业性质来讲，渤海银行作为一家从事金融行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经营行为受到人民银行及相关监管机构严格的监管和控制。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必须维护单位或个人对其账户内资金的自主支配权。未经客户同意或授权擅自对嘉丰公司账户进行大额资金的转账操作将受到监管部门的重罚及司法机关的追溯，商业银行明目张胆擅自扣划客户资金实属鲜见亦缺少理性基础。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嘉丰公司主张渤海银行未经其授权扣划资金系消极事实，但嘉丰公司仅提供账户明细以证明渤海银行未经其授权无故划款500万元的事实并不充分。考虑到本案中涉案资金的金额巨大、走向复杂等特殊因素，在渤海银行就划款事宜进行辩解并提供一定证据后，举证责任转移至嘉丰公司，嘉丰公司应就双方争议的焦点进一步提供证据，方能完成其举证责任。但嘉丰公司并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渤海银行就其“本案转账交易系经嘉丰公司实际控制人授权交易”的主张所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在无证据证明存在渤海银行内部工作人员涉嫌相关犯罪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更倾向于采信渤海银行系经嘉丰公司授权自嘉丰公司账户划款以归还昆宁公司到期贷款的主张。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嘉丰公司要求渤海银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昆宁公司、汤秀章、郑建龙、政珂公司、阔冠公司、茂如公司、健特公司、红树叶公司、郑玉林、黄春梅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放弃抗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嘉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948元、公告费560元，两项合计53,508元，由嘉丰公司负担。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认定，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嘉丰公司成立于2003年，股东为俞某，2010年，经两次股权转让，嘉丰公司股东变更为汤秀章和李祖璇，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汤秀章（涉案纠纷发生时，即2012年9月12日，嘉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都是汤秀章）。2013年5月，嘉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工商登记变更为李祖璇，而嘉丰公司的监事为李祖璇，执行董事为汤秀章。宏优仓储（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股东为刘某和汤秀章，2013年6月，公司名称经工商登记变更为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才。B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2009年10月经股权转让，B公司的全部股份由夏某持有，且法定代表人经工商登记变更为夏某。在企业信息检索网站上，B公司的联系人是郑建龙，服务范围是螺纹钢和建材加工等。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其股东为郑建龙、汤某，法定代表人是郑建龙，2007年1月经工商登记变更为汤某。另，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报告》记载，郑建龙的配偶为汤秀章，夏某是C公司的员工，渤海银行编号为渤沪分最高保个人（2011）第4号的《最高额保证协议（自然人）》上，李祖璇和汤某均签字表示其二人系合法夫妻关系。B公司、C公司的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和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缴纳情况，嘉丰公司、C公司、B公司、政珂公司申请工商登记变更的指定或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C公司、B公司、嘉丰公司的单位结算账户开户委托书，以及嘉丰公司、B公司分别与渤海银行签订的银企对账服务协议可以证明，刘某既是嘉丰公司、政珂公司、B公司、C公司员工，还是嘉丰公司的监事；王小红同时是嘉丰公司和B公司的财务，夏某是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100%持股的股东，同时还是嘉丰公司和C公司的员工，B公司的注册资金均由C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建龙提供。李某同时是政珂公司的财务和B公司、C公司的员工。嘉丰公司、政珂公司、B公司、C公司的办公地址均为杨浦区XX路XX号XX楼，其经营业务均为钢材、金属材料，其实际控制人均为汤秀章、郑建龙夫妻。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称其账户内的资金由被上诉人擅自转账至昆宁公司的账户以归还昆宁公司在被上诉人处的到期贷款，是被上诉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的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理应归还涉案5,000,000元资金及利息的上诉请求，是建立在上诉人具有独立人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上诉人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根据在案证据，本院作出如下评判：1.人员方面，上诉人嘉丰公司与B公司、C公司、政珂公司的高管、财务负责人、出纳会计、工商手续经办人、对外联系代表交叉任职，其实际控制人均为郑建龙、汤秀章夫妇；2.经营业务方面，嘉丰公司、B公司、C公司、政珂公司、昆宁公司均经营钢材、金属材料等业务，对外宣传时信息混同；3.办公地点方面，嘉丰公司、B公司、C公司、政珂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址均在杨浦区XX路XX号XX楼；4.财务方面，上述各公司的资金支配无法区分，资金往来无需债务抵消，均受郑建龙、汤秀章夫妇控制。上述公司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产混同，办公地点相同，对外代表均为郑建龙或汤秀章，实属公司人格混同，不具有独立人格。
就公司人格否认的主张，因公司内部账目、财务、业务流程私密性较强，外人难窥其明细，若固守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会导致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负担的不均衡，此时应根据当事人对证据的接近程度和取得证据的难易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方，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已提交了证明上诉人人格不独立的初步证据，此时举证责任转移到上诉人一方，上诉人在原审中和二审中都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人格独立，上诉人既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具有独立人格，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或其他关联公司财产，则本院根据上述评判认定上诉人不具有独立人格。故嘉丰公司、B公司、C公司、政珂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互相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财务不独立，其公司财产均受郑建龙、汤秀章夫妇控制，公司财产亦无法独立于郑建龙、汤秀章夫妇的个人财产。本案中郑建龙、汤秀章夫妇是昆宁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的连带保证人，现涉案贷款到期，根据《最高额保证协议》的约定，郑建龙、汤秀章夫妇有义务归还贷款，而上诉人的财产无法独立于其实际控制人汤秀章的财产。郑建龙、汤秀章利用实际控制的公司，逃避银行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其行为背离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初衷，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公司实际上沦为股东违法逃债、谋取私利的工具，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刺破公司面纱，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被上诉人自上诉人账户内将资金划转至昆宁公司的账户用于偿还到期贷款是维护自身债权的合法行为，有据可循，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履行保障储户存款安全义务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嘉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948元、公告费200元由上诉人上海嘉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聪
代理审判员 王 涛
审 判 员 贾 沁 鸥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鲍陆文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
……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