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民终17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加州，男，194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素燕，女，1973年1月9日，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系黄加州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益新，男，1967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士云，男，193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峰，浙江国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加州因与被上诉人黄益新、黄士云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2民初7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加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进而得出错误的判决。理由如下：一、一审关于“60年代，被上诉人父辈于涉案房屋所在地建造猪栏，之后被上诉人逐渐予以加盖，直至修建涉案房屋，并居住使用至该房屋被拆除”的认定错误。1、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证实涉案地块在60年代并非空地，原本是上诉人父亲所有的整块房屋的其中一部分。2、一审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划龙桥村《情况说明》错误。3、一审认定“60年代由被上诉人父辈建造猪栏”，严重违背客观的历史发展事实。4、一审对被上诉人申请的两位证人的证言给予采信错误。5、一审认定的“民国地籍图黄永魁部分”5381-1地块为“田”，而非“宅”，与本案无关。6、上诉人诉请事实与庭审陈述并无实质差异，一审认为不一致是错误的。7、一审认定上诉人几十年未主张权利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免除被上诉人举证责任，而认定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诉争房屋系由其或其父辈修建，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违背基本的举证规则。
黄益新、黄士云辩称，1、上诉人诉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3项规定，起诉必须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上诉人起诉时不仅应说明起诉的事实，还应明确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然而上诉人至今只是提出了事实，并未提出相应诉请所依据的法律条文故对其请求应予驳回。2、上诉人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7、39条，与上诉人的诉请相关，符合本案实际，不存在适用错误的情况。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所有权，应由其负担相应主张的举证责任。其仅提供了档案局的档案材料，并不能充分证明所有权归属，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4、上诉人父亲曾经是地主阶级，按照当时的土改政策和相关规定，地主在城市、郊区的土地、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等予以没收，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依据，与当时法律规定不符。5、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系由其父辈所建造，并提交了普查清册。实际上上诉人对“宅”的认识是错误的，按照汉语词典、康熙词典，宅的注释是住所和用于家庭居住的房屋，并不是统称的地上建筑物。6、上诉人称涉案房屋系其父辈所建，而从位置看，是在靠近大门10米左右，地主家不可能这么设置猪圈。另外，涉案房屋有5个门，门的高度都不统一，规格、材料都不一样，与上诉人称由其父亲统一所建这一点也是不符的。7、实际上，一审时曾有一位证人黄某到庭陈述涉案房屋猪圈设立当初的事实。8、一审采信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划龙桥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正确，是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所得出的认定。9、涉案房屋在修建猪栏前是一块菜地，一审出庭作证的老人的证言可以证明上述事实。涉案房屋修建时间、规格、标准都不一样，正是5户分开修建的结果。上诉人称涉案地块5425包括涉案的房屋，如其所说，这地块是住所，那么在土改的时候把周围的地块都分了，就剩涉案房屋这一块没有分，也与当时土改实际情况不符。10、上诉人诉称90年代被上诉人分配的房屋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但涉案的猪圈没有办。原因是90年代被上诉人作为农民，对于修建猪圈是否需要办理许可证、房产证是一概不知的。另外黄加州一审时称涉案房屋系其父辈的遗产，这是错误的，因为遗产必须是合法的财产，也不存在由黄加州父亲因孙子黄健结婚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涉案房屋权利的事实。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上诉请求。
黄加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化龙桥后路80弄内被告占有的房屋（拆迁调查编号为483-1号，部位编号为③，建筑面积7.61平方米）归原告所有，并享有该房屋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权益。（价值约6万元）；2.被告立即腾空上述房屋、返还原告；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父亲黄永魁（又名黄永奎）于解放前后系地主，其解放前在温州市鹿城区划龙桥后路80弄内建有占地面积约1.3亩的房屋。1950年，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根据改革条例等规定，地主在城市、郊区的土地、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等予以没收。黄永魁作为地主，亦为改革对象之一。60年代，被告父辈于涉案房屋所在地上建造猪栏，之后被告逐渐予以加盖，直至修建成涉案房屋，并居住使用至该房屋被拆除。现因城中村改造，涉案房屋被政府纳入拆迁征收范围。原、被告亦因涉案房屋权属问题发生纠纷，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另查明，一、根据原告提供的民国时期地籍查询图，标注黄永魁所有的部分即5381-1范围内为“田”，非“宅”。二、2016年7月21日，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划龙桥村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划龙桥后路80弄内的拆迁编号为481-1号、483-1号、483-2号、483号、484号房屋至今分别属于村民黄益新、黄士云、黄益新、黄士云、黄士云、黄益明、黄益新、黄士云、黄锡林、黄艮旺所有使用，该房屋原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猪栏，后逐渐加盖成房屋使用至今，在建造猪栏之前，该宗地实际上为一块空地，并无其他任何建筑物。三、被告已与拆迁部门签订协议，并腾空涉案房屋。现该房屋已被拆除。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就涉案房屋归其所有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诉请均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根据民国时期地籍查询图及土地面积勘测定界报告书，涉案房屋应系原告所有，该房屋后被被告或其父辈所占用。但原告于庭审陈述涉案房屋修建之前原为猪栏，系原告父辈将该猪栏借与被告或其父辈使用。原告诉请的内容与庭审陈述并不一致，且被告及其父辈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已长达几十年，原告一直未予主张权利，于情于理均不合，故原告仅根据地籍查询图与土地面积勘测报告，并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系原告所有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系原告父辈将猪栏借与被告或其父辈使用，但原告未举证证明涉案房屋系原告或其父辈所修建。故原告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加州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原告黄加州负担。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无新的证据提交，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三份《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拟证明土地面积为1.3亩许的5425地块被分成了甲、乙、丙、丁等九块。上诉人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待证的事实，且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为，将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分户清册作为本案的证据，更有利于查明本案的事实，故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结合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分户清册，上述分户清册可以证明5425地块并非只有上诉人的5425丙宅基地，还包括宅基地5425丁、辛等。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户主姓名为黄士魁（上诉人的父亲黄永魁）的《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可以作为确认房屋权属的依据。该分户清册载明，黄士魁有坐落于划龙桥地号为5425丙宅基土地面积为0.13亩的房屋一间。上诉人主张该分户清册记载的宅基土地面积为1.3亩，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黄加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伟达
审 判 员 蔡蓓蓓
代理审判员 曾 慧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姜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