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2民终27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望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
法定代表人：谢东伟，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建平，男，苗族，生于1979年7月5日，住湖南省沅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东，男，汉族，生于1983年12月1日，住湖南长沙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晓，女，汉族，生于1972年6月9日，住重庆市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重庆兴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余海都，男，汉族，生于1974年7月12日，住重庆市丰都县。
上诉人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闫晓、原审第三人余海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3民初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望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3民初99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望建公司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中止审理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上诉人已在举证期内就余海都伪造上诉人印章申请了鉴定，并提供了相关资料。一审法院当庭审查认为涉案印章与上诉人印章直观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不存在同一性。根据《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余海都伪造上诉人印章，并在影响本案判决的重要证据《借款合同》上加盖了该印章，已涉嫌犯罪，一审法院应当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侦查。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闫晓不是本案的实际出借人，本案实际的权利义务的处分是余海都和案外人张玉峰完成，是余海都与张玉峰之间的往来款结算，实际借款人是余海都，与上诉人无关。结合法庭当庭查实的情况，闫晓只是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实际放款账户为张玉峰，所谓本金和利息归还均是通过张玉峰本人或实际控制的账户进行。事实上余海都与张玉峰有合伙、内部承包、借贷、担保等诸多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一审法院以余海都与张玉峰、恒社房地产公司的经济往来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为由避而不谈，其实是怠于查明案件事实。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建立借贷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还款义务。《借款合同》无望建公司签章，合同落款处所盖望建公司印章系余海都私刻。闫晓不是实际的出借人，实际出借人系张玉峰。闫晓与余海都不认识，更不知晓望建公司与余海都的关系。余海都对内系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经济承包人，余海都仅负责为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承揽业务，对外系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的业务员，余海都对外无权签订任何合同。望建公司并未授权或者委托余海都签订本案中《借款合同》，余海都的借款与望建公司无关。另外，根据合同法四十九条的规定，望建公司认为闫晓的借款行为不是善意的，且存在重大过失。闫晓与余海都第一次见面，在未审查余海都的身份和印章真实性的情况下，就凭余海都一面之词认定余海都有权代理望建公司签订350万元的借款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也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闫晓基于与余海都签订的《借款合同》相关约定将借款转入望建公司的账户，望建公司只是受余海都的委托被动收悉该笔款项，望建公司收款当日立即将该款项转至实际借款人余海都账户。仅凭望建公司收到闫晓资金，就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是不合理的。后望建公司向闫晓支付部分利息49.50万元的行为，也是受余海都的委托，其他315万元本金皆是余海都个人自行归还的，对此闫晓是予以认可的，不能反证闫晓就是善意的，尽到了注意义务。4.闫晓主张借款金额和利息错误。根据闫晓提交的《借款合同》，只有2014年3月28日的350万元借款约定了借款期限及利息计算方式。2014年4月4日的200万元借款，如果说《收款收据》能够证明双方达成了借款合意，但并未就借款期限及利息计算方式达成合意，且《余海都、望建集团有限公司与张玉峰（闫晓）及恒社房地产有限公司财务说明》中也没有就该部分借款的期限和利息达成合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该200万元借款的利息计算时间至少应当是闫晓要求还款时，即起诉之日（2016年3月23日）开始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因此，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将余海都的个人借款行为认定为望建公司的行为并判决由望建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明显与事实不符。综上，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闫晓辩称，1.关于法律程序问题，即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了充分的认证，即使余海都私刻印章涉嫌犯罪成立，也仅仅与本案有关联，不是同一犯罪事实，所以一审法院适用民间借贷相关规定是正确的。2.关于本案借款事实的问题。一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足以证明闫晓与上诉人借款关系的成立。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有望建公司的印章，余海都的签名。余海都本人是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的承包人，借款的用途是用于公司打保证金。其次，被上诉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上诉人的对公账户转账了550万元，在转账之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据，收据上有公司的财务印章、出纳和余海都的签名。上诉人在一审中对财务印章是没有异议的。因此，闫晓在一审中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佐证望建公司向闫晓的借款事实。2015年9月27日账目核对后，账目已经非常清晰，闫晓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本案的借款由来。在2014年决算中也明确是欠闫晓的钱，而不是欠张玉峰的钱。3.利息问题，一审法院对利息问题说得非常清楚，计算公式也进行了列明，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余海都未到庭答辩。
闫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望建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35万元以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于2011年6月23日成立，登记负责人为陈海明。2011年10月经长沙市公安局印章治安管理中心批准刻制了望建公司单位专用章（9）和望建公司合同专用章（9），2011年11月4日陈海明在望建公司领取了望建公司单位专用章（9）、望建公司介绍信专用章（9）以及望建公司财务专用章（9）和望建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治国私人印章各一枚。
2013年10月29日，望建公司作为甲方（发包人），余海都作为乙方（承包人），双方签订《分公司经营承包合同》，甲方将组建成立的重庆分公司经营管理承包给乙方经营，由乙方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承包期限为2013年10月1日-2016年9月30日。合同中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对于印章管理载明“合同期内甲方刻制望建（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公章9号章、合同印章9号章和财务专用章9号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枚。”“印章一律由甲方委派人管理，并在遵守印章管理条款原则下，在分公司承包人监督下按用印审批程序正确用印”。
2014年3月28日，闫晓在重庆农商行九龙坡石桥分理处通过张玉峰（系闫晓姐夫）账户（尾数1147）向望建公司在重庆工行加州支行的尾数为6731账户转账350万元。转账后，闫晓和张玉峰均前往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办公室，闫晓和余海都签订《借款合同》，合同首部甲方（贷款人闫晓），乙方（借款人余海都），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投标保证金，借款金额350万元，期限5个月，每月月利率和资金管理费共3%；约定全部借款进入望建公司在工行加州支行的账户；乙方提供望建公司和余海都的全部资产作为担保。合同尾部甲方闫晓签字，乙方余海都签字并加盖了望建公司行政章（9）。闫晓当场取得收款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闫晓交来借款叁佰伍拾万元整。收据核准人余海都，出纳梁华，加盖了望建公司财务专用章（9）。2014年4月4日，闫晓在农业银行重庆高新区南方花园支行通过张玉峰（系闫晓姐夫）账户（尾数6275）再次向望建公司重庆工行加州支行的尾数为6731的账户转账200万元。当日，闫晓取得收款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闫晓交来借款贰佰万元整。收据核准人余海都，出纳梁华，加盖了望建公司财务专用章（9）。以上借款后，闫晓在2014年6月4日前收到望建公司重庆工行加州支行尾数为6731的账户转账还款495000元。
2015年9月27日，余海都、张玉峰、闫晓三人就有关账务进行对账。由望建公司提交了一份从余海都处取得的当日账单显示，其中由本案闫晓亲笔记载的关于余海都借款列表为：“2014.3.28借350万2014.4.4借200万2014.3.31转350万元利息105002014.4.11转200万利息6万2014.4.28转350万利息1050002014.4.28转200万利息6万2014.6.4转550万利息165000元”。经对账后，三方共同制作一份《余海都（望建集团有限公司）张玉峰（闫晓）及恒社房地产有限公司账务说明》，该说明第一条载明“望建公司向闫晓借款550万元，还欠款贰佰叁拾伍万元（2350000.00元）本金，利息未结算。”该说明还对张玉峰、恒社房地产公司、望建公司等之间的账务进行了清理。该账务说明上由闫晓、余海都、张玉峰签名，其中余海都注明为望建公司代理人，张玉峰签名后备注恒社房地产公司。
另查明，恒社房地产公司系张玉峰担任法定代表人，其在重庆石柱县开发石柱恒宇天街房地产项目。2014年3月14日恒社房地产公司将前述项目的《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恒社房地产公司将恒宇天街项目工程发包给望建公司施工。2014年4月15日，望建公司作为发包方、张玉峰作为项目施工责任承包人，双方签订《望建公司建设项目施工内部承包责任书》，望建公司将恒社天街项目工程施工承包给张玉峰个人。
在本案诉讼期间，望建公司代理人提交余海都在2016年4月1日书写的《情况说明》和2016年4月5日书写的《借款的情况说明》各一份，在两份说明中余海都称他和张玉峰2008年相识，2014年他商量向张玉峰借款550万元用于工程招投标代打保证金，月利率4分。张玉峰安排闫晓向望建公司尾数6731的账号（该账号系望建公司为自己作为经营承包人设立并由自己控制的账户）转款后，张玉峰要求他和闫晓之间签订了借款合同，在借款合同上加盖的公司印章是自己私刻的，总公司对此不知情。同时其作为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承包人，在2014年4月《望建公司建设项目施工内部承包责任书》签订后，在工行石柱支行开设户名为望建公司尾数6660的银行账户，该账户为张玉峰实际控制。
一审法院追加余海都作为第三人后，余海都在庭审中称借款合同是在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办公室签订的，收款收据也是在办公室出具的，但是合同上加盖的望建公司印章是自己授意下刻制的，为张玉峰控制使用。
审理期间，望建公司申请对涉案借款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和望建公司在2011年10月交付给重庆分公司印章的同一性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审查，两个印章在直观上存在明显差别，不存在同一性，加之余海都的说明已经认可加盖的印章是私刻的，故一审法院未采纳望建公司的鉴定申请，也未启动该印章鉴定程序。同时一审法院也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印章与望建公司在2011年10月交付重庆分公司的印章不是同一枚。
审理中，望建公司和余海都均未陈述借款的清偿情况，诉讼中闫晓自认已经收到借款利息49.50万元，并分别在2014年5月20日、7月9日、11月7日、11月10日、2015年3月27日收到归还本金200万元、12万元、50万元、30万元、23万元，小计31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在于涉案借款关系的主体。首先关于出借人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望建公司和余海都虽然称本案借条载明的经济往来系余海都和张玉峰之间，但是就借款合同书面载明出借人，收款收据缴款人的记名均系闫晓，且在其2015年9月对账时，闫晓作为当事人之一在《账务说明》上签字，同时闫晓提交的张玉峰书面证明，表明张玉峰对该借款的出借人认可系闫晓，关于出借能力，闫晓提交的银行流水反映其有相应经济能力，望建公司辩称闫晓的银行流水系张玉峰借闫晓之名设立账户又无任何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中出借人为闫晓。
关于借款人认定，闫晓主张望建公司为借款人，望建公司和余海都均辩称余海都为借款人。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本案借款合同首部借款人打印名称虽为余海都，但是尾部乙方借款人签章处，既有余海都个人签名，还有望建公司印章。虽然余海都陈述该印章系其私刻，其也确实和望建公司提交的印模不是同一枚，但是该公章是在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办公地点使用的，故该印章对外的效力在本案中不能轻易否定。至于余海都庭审中辩称该印章为案外人张玉峰使用，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且与余海都庭前自书的相关说明内容不一，故一审法院对余海都该辩称不予支持。第二，涉案借款全部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进入了望建公司单位账户。虽然余海都和望建公司均称该账户系望建公司为承包人余海都开设的账户，账户由余海都控制，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该辩称属实，仅表明望建公司和余海都的内部关系，且并无证据证实作为借款人的闫晓在借款前对此事实是明知的或者应当知道。第三，涉案借款均由望建公司财务出具专门的收据，该收据使用的望建公司财务专用章（9），望建公司对此并无异议。虽然望建公司辩称财务人员系余海都之妻，但是该财务收据系在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办公室出具的，望建公司对该财务专用章真实性并无异议，故该收据确定的法律关系主体系闫晓和望建公司。第四，借款后利息的偿还，就望建公司尾数6731账户交易看，借款后，该单位账户向闫晓直接付款至少三次计27万元。第五、在2015年9月对账时，由余海都执笔形成的《账务说明》书面显示看，名称冠以望建公司，说明第一项内容也直观显示望建公司向闫晓借款，尾部对账人余海都签名为望建公司代理人。以上事实表明，余海都作为望建公司承包人，在公司办公室使用公司印章与闫晓签订借款合同，闫晓借款款项进入公司账户并由公司财务在办公室出具收款收据，此后公司账户支出了借款利息，这均足以让闫晓有理由确信本案借款人系望建公司。至于望建公司内部对承包人的制约以及账户管理等辩称，只能反映其内部管理关系，不能当然推断出借人对该诸多内部管理是明知或应当知道的，因此，即使余海都加盖的公司印章系其私刻，只是余海都违反内部管理规定的问题，但不能影响该行为对外的法律效力。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为望建公司，应当对涉案借款承担清偿义务。至于望建公司和余海都辩称，望建公司、余海都和案外人张玉峰、恒社房地产公司的经济往来，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相关人员可另行解决，本案不予调整。
庭审中，望建公司和余海都均未陈述涉案借款的偿还情况，一审法院结合2015年9月闫晓、余海都、张玉峰三人签字的《账务说明》以及闫晓的自认，认定本案借款本金已经偿还315万元，尚欠本金为235万元，给付了利息49.50万元。对于此前偿还本金的应付利息，虽然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每月月利率和资金管理费共3%，但因本案利息支付时间和本金清偿时间难以对应计算，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按照年利率24%（即月利率2%）计算。经计算，按照闫晓自认的本金清偿时间，至2015年9月27日止，望建公司欠付的利息总额为350万元×2%×（6天÷30天）+550万元×2%×（46天÷30天）+350万元×2%×（49天÷30天）+338万元×2%×（118天÷30天）+288万元×2%×（3天÷30天）+258万元×2%×（167天÷30天）+235万元×2%×6个月=1137893元。扣减已经支付利息49.50万元后，截止2015年9月27日止尚欠借款利息为642893元。关于此后尚欠本金235万元的利息依法按照年利率24%（即月利率2%）计算至本案借款清偿之日止。望建公司在庭审主张本案余海都私刻印章涉嫌犯罪，要求一审法院中止案件审理，移送公安机关，一审法院认为，即使余海都私刻印章涉嫌犯罪，但该行为仅与借款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犯罪，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对望建公司要求中止审理的请求不予支持。如望建公司坚持认为余海都涉嫌犯罪，可以自行向相关机关控告。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望建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尚欠闫晓至2015年9月27日止的借款利息642893元。二、望建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尚欠闫晓借款本金235万元以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9月28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0720元，由望建公司负担。
二审中，望建公司举示：1.记账流水、账务往来、算账说明。佐证张玉峰与余海都、闫晓、重庆恒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往来，本案涉及的550万元借款实际为余海都与张玉峰的个人借款。2.银行流水。余海都个人账户向闫晓、张玉峰以及张玉峰的妻子闫玲支付了多笔费用，佐证是余海都与张玉峰的个人借款。望建公司转账支付给闫晓的款项不是借款，系劳务费，不能证明闫晓与望建公司发生借款关系。
闫晓质证认为，1.虽然账务往来、对账表均写的余海都借款，但双方的借款合同、交易凭据足以佐证系闫晓与望建公司借款。其次，对账表的真实性有异议，都是复印件，同时余海都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余海都要否认很简单。第一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一审提交了的。2.银行流水是新证据，但没有原件予以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给闫玲和张玉峰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望建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也佐证望建公司向闫晓支付了部分利息，望建公司账目上反映系劳务费与客观事实不符，只是望建公司单方在账目上的反映。
余海都未到庭未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借款的出借人认定问题。虽然望建公司主张因本案的借款系从张玉峰本人或实际控制的账户支付，2015年9月27日《账务说明》上，闫晓只签有“情况属实”字样，且张玉峰与余海都有合伙、内部承包、借贷、担保等诸多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闫晓只是经办人，实际借款人系张玉峰。但借款合同以及收款收据缴款人载明的出借人均系闫晓，且在2015年9月27日对账时，闫晓系作为当事人在《账务说明》上签字确认，同时张玉峰也认可该借款的出借人系闫晓，至于款项实际从张玉峰账户上进行转账不影响出借人系闫晓的认定，故本案借款中的出借人为闫晓。
二、关于本案借款的借款人认定问题。虽然在借款合同上加盖的望建公司印章与望建公司提交的印模不一致，余海都也承认系其私刻，但该借款合同在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办公室签订，印章在望建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办公地点使用，闫晓是无法分辨印章真伪的，也没有能力和义务进行审查，且收款收据上加盖了望建公司财务专用章，足以使闫晓有理由相信是与望建公司发生的借款关系，而不是与余海都个人。其次，闫晓的借款进入了望建公司的账户，并在借款后从望建公司的账户至少支付了三次利息。虽然望建公司主张均系受余海都的委托，银行流水反映望建公司支付闫晓的是劳务费。但闫晓对余海都与望建公司的关系是不清楚的，望建公司对内账目明细上反映的类别不足以否认与闫晓之间的借款关系。因此，应当认定本案的借款人为望建公司。
三、关于利息问题。虽然2014年4月4日的200万元借款只有收款收据，没有利息的约定，但结合双方第一次借款已经约定借款利息，以及余海都与望建公司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足以证明双方对2014年4月4日的200万元借款约定应支付利息。虽然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每月月利率和资金管理费共3%，但因本案利息支付时间和本金清偿时间难以对应计算，一审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按照闫晓自认的本金清偿时间，按年利率24%计算相应利息恰当，本院予以确认。
四、本案是否应中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问题。虽然余海都自认私刻印章，但该行为仅与借款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犯罪线索，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望建公司要求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理由和申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五、二审中，望建公司申请人民法院依职权向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调取余海都就本案借款事实相关的供述等证据，本院认为，因余海都已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对借款的发生进行了陈述，余海都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本院对望建公司要求调查取证的申请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望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743元,由望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江莉
审判员 李洪武
审判员 向 亮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俊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