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渝高法行申字第0049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雷在秀。
上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光敏。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号。
法定代表人董建国，局长。
雷在秀、杨光敏因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五中法行终字第0028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雷在秀、杨光敏申请再审称，一、本案讼争的房屋土地依据1952年《重庆市巴县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地基性质为“国有”，1996年村镇房屋登记中土地性质应该登记为“国有土地”。二、1952年重庆市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重庆市巴县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国有土地”概念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国有土地”概念属同一概念。三、原重庆市南岸区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简称南岸区城乡建委）擅自将房屋宅基地登记为“集体土地”性质并未告知产权人，也未向产权人颁发产权证书。请求法院依法再审本案，撤销1996年原南岸区城乡建委作出的村镇房屋登记行为。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原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石梯子村迎合坪社的房屋九间登记户主为杨海云（已去世），雷在秀系杨海云长子杨恩华（已去世）之妻，杨光敏系杨海云之孙女。1952年重庆市巴县人民政府依据1950年11月10日政务院第18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向杨海云颁发渝巴地字第1973号《重庆市巴县国有土地使用证》，其房屋的地基性质记载为“国有”。1991年5月4日，该房屋所涉宗地经原重庆市巴县人民政府审批后准予以“集体土地”登记发证。1996年7月15日，南岸区城乡建委将原迎龙乡通基坡村迎合坪社房屋（产权人为杨恩华、杨光敏）登记为村镇房屋，并将房屋宅基地性质确定为“集体土地”。原南岸区城乡建委对农村房屋权属登记职权已转由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负责行使。上述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
关于雷在秀、杨光敏再审申请提出本案讼争的房屋登记的土地性质应当依据1952年《重庆市巴县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地基性质“国有”确定为“国有土地”的再审理由是否成立。本案中，杨海云个人持有的五十年代《重庆市巴县国有土地使用证》，是依据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和《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第十七条“城市郊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对分得国有土地的农民，由市人民政府发给国有土地使用证，保障农民对该项土地所有权。对私有农业土地者发给土地所有证保障其土地所有权”的规定由重庆市巴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改革时的“土地证”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明确其宗旨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保障农民已取得土地的所有权。1950年11月25日内务部《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一条“根据共同纲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27条，‘保障农民已有土地的所有权’，及土地改革法第30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的规定，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为切实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巩固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应一律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以下简称土地证》，同样，对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土地房屋，也发给所有证，发新证时，应根据土地改革法第30条之规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第八条同时规定“各大城市郊区，已实行土改者，应遵照政务院郊区土改指示：‘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使用’的原则，由各大行政区，依据具体情况，于土改完成后，发给土地使用证。农民原有之土地，则发给所有证”。
土地改革后，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国家逐步引导农民将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由初级社普遍转为高级社，1962年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据《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初级阶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参加统一经营，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对入社的土地评定产量，根据产量规定土地报酬。转入高级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该条规定也就是说个人不再拥有土地所有权。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开展“四固定”运动即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和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196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再次明确：社员的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但仍归各户长期使用，长期不变。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首次从宪法的角度明确土地公有制，实行国家和集体双重所有，同时也结束了农村和城市私宅土地公私混合所有制。1989年7月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国家与集体土地权属的划分以1962年“四固定”时政策依据为标准，其中第九条规定“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权证的土地，现在仍由村或乡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成员使用的，属于农民集体所有”。1995年3月11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规定土地权属划分原则，其中第四条规定“依据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有关规定，凡当时没有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实施一九六二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未划入农民集体范围内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同时第十九条规定“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实施《六十条》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依照第二章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除外”。因此，除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外，其余土地应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根据上述规定，1991年原重庆市巴县人民政府将讼争房屋使用土地性质登记为“集体土地”；1996年原南岸区城乡建委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城乡建委﹤关于在我市开展乡村房屋产权登记发证工作的请示﹥的通知》，将诉争房屋登记为村镇房屋且将房屋宅基地性质确定为“集体土地”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海云五十年代所颁发的《重庆市巴县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原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石梯子村迎合坪社的土地（包括宅基地等），在六十年代即依据当时“四固定”国家政策将原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全部转为集体所有，而个人仅对房屋拥有所有权。因此，以前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村民的各种土地证自然失效，雷在秀、杨光敏所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其宅基地应属“国有土地”的证明力。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雷在秀、杨光敏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适用法律正确。雷在秀、杨光敏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雷在秀、杨光敏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雷在秀、杨光敏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邬继荣
代理审判员 王 乐
代理审判员 谭秋勤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熊其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