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36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广播电视台，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中北路*号湖北经视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茂亮，台长。
委托代理人：王霞，湖北知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意洲，湖北知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游艺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毅，院长。
委托代理人：张伟，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捍卫。
委托代理人：汪秉寰，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汤保华。
委托代理人：汪秉寰，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杨献。
委托代理人：汪秉寰，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与被上诉人吕捍卫、原审原告汤保华、杨献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1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湖北广播电视台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19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维持该民事判决主文第三、四项；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吕捍卫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主要事实认定错误。关于吕捍卫的监护人问题。吕捍卫在接受湖北广播电视台采访前后的精神健康状况（思维正常、语言表述有条理）是正常的，接受采访时是法律意义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此时吕捍卫的民事活动无需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其二，假设吕捍卫在接受采访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范畴，吕捍卫的母亲杨献也是监护人，而且杨献还是此次吕捍卫入院治疗实际的护理人和实际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由此可见，吕捍卫的监护人不完全等于汤保华。一审法院将法律规定的，且实际履行监护职责的杨献排除在监护人的范围之外，最起码是片面理解监护人含义。拍摄过程中是否有监护人汤保华的陪同或同意不是吕捍卫接受采访的必要前提条件。关于吕捍卫是否主动接受采访的问题。湖北广播电视台认为，吕捍卫是否主动接受采访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如前所述，有证据证明吕捍卫在接受上诉人采访的前后是法律意义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接受上诉人采访时又有其母亲杨献这个实际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在场。本案吕捍卫或者监护人是否主动接受湖北广播电视台的采访，不影响民法意义上的合同成立。关于节目播放是否还要同意的问题。湖北广播电视台认为，播放是继续履行合同过程的延续。除非合同相对方提出修改或中（终）止合同，否则，相对各方均无需再次履行告知对方的义务。更何况没有证据证明，一审吕捍卫或其监护人从采访到节目播放，中间的30多个小时中提出过撤回承诺的意思表示。可见，湖北广播电视台对吕捍卫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治疗期间的进行采访并播放节目已征得吕捍卫本人或监护人杨献的同意。湖北广播电视台的报道是否构成了对吕捍卫名誉权的侵害问题。湖北广播电视台认为，湖北广播电视台的行为不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关于侵害名誉权的法律特征。第一、关于吕捍卫的隐私问题。吕捍卫（或者监护人）有事先同意接受采访的行为。同意采访就是对相关权利的放弃。吕捍卫（或者监护人）至今没有提出其接受采访是受胁迫、欺诈而作同意表示的。所以，一审法院关于湖北广播电视台“对吕捍卫进行了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描述”的说法没有依据。第二、关于吕捍卫的社会评价被降低，产生了一定的损害结果的问题。湖北广播电视台是正当行使舆论权利，是出于善意对涉及符合公共利益目的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湖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新闻报道行为不构成对吕捍卫名誉权的侵害。二、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判决主文第一项判令上诉人在湖北广播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问新闻》栏目中发表致歉声明，为吕捍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行为违法。判决主文第二项判令上诉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赔偿吕捍卫精神损害抚慰金0.01元的结论没有事实根据。吕捍卫第2项诉求的对象是“两被告相关负责人”，而并非“两被告”。“两被告相关负责人”和“两被告”并非同一概念。一审法院自行启动诉讼程序，代行当事人确定诉求，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判令湖北广播电视台为吕捍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实属判非所请。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湖北广播电视台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没有法律依据。新闻报道严重失实是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一审法院用“一定的影响”“一定的损害结果”的事实来认定湖北广播电视台的行为侵犯了吕捍卫的名誉权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更何况当事人放弃了对湖北广播电视台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张。
上诉人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辩称，同意湖北广播电视台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吕捍卫辩称，湖北广播电视台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吕捍卫及监护人达成采访协议，也未就播出告知吕捍卫及监护人，在编辑时也未对吕捍卫的隐私进行保护，对吕捍卫的社会评价造成了不良后果且负面影响较大；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汤保华、杨献辩称，同意吕捍卫的答辩意见。
上诉人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1984号民事判决；2、改判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无需向吕捍卫承担名誉权侵权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由吕捍卫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没有侵犯被上诉人的隐私权。2014年5月12日，应湖北广播电视台《问新闻》栏目要求，在征求吕捍卫及其母亲杨献同意后，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管床医师杨某参与接受采访。按照当时吕捍卫的精神状况，其身体已基本康复，符合出院条件，其本人有自主意识、能够独立判断接受新闻采访的行为后果，且整个采访并未出现违背患者或家属意志的拍摄情况。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师在采访中对吕捍卫病情的叙述也是客观、公正的，且与吕捍卫自己在采访中对自身病情的陈述是一致的，没有对吕捍卫的病情进行夸大、虚构或其他损害名誉的行为。在拍摄结束后，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还再三强调在节目后期制作上对涉及患者工作、生活、病情等隐私方面进行处理。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没有侵犯吕捍卫的名誉权。根据吕捍卫住院病历显示：患者吕捍卫长期饮酒达30年，2014年1月开始出现精神失常，表现猜忌、讲大话、自言自语、无故发笑、外跑不归等。工作能力下降，社会功能受损。因长期饮酒，入院时躯体状况差，体质消瘦，走路都需人搀扶，双手震颤，讲话吐词不清。由此可见，吕捍卫的社会评价降低是因为自身长期饮酒致使精神失常所致，并非是因为接受采访后造成个人名誉受损，社会评价降低。综上，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行为没有侵犯吕捍卫的名誉权，希望二审法院支持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湖北省广播电视台辩称，同意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吕捍卫辩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过错更直接，作为医院，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应当对吕捍卫的隐私保护更加注意；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向湖北省广播电视台提供患者病历进出播出，侵犯了吕捍卫的隐私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汤保华、杨献辩称，同意吕捍卫的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吕捍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湖北省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共同支付吕捍卫损害赔偿金0.01元；2、湖北省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相关负责人分别在湖北公共电视台、湖北网络广播电视网站《问新闻》栏目同一时段登告同一时长的道歉声明；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湖北省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4年4月24日起至2014年6月17日止吕捍卫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经诊断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2014年5月11日，湖北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问新闻》栏目记者通过其他媒体的素材前往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找到吕捍卫与其母亲杨献。对吕捍卫、杨献及吕捍卫的主治医师杨某（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师）进行询问，并对询问过程和吕捍卫的病历进行了摄像。2014年5月12日晚湖北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未告知并取得吕捍卫及汤保华、杨献同意的情况下，在湖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问新闻》播出“酒精惹祸，武汉一男子喝酒喝出精神失常”的新闻内容，并在湖北网络广播电视台的网站上传该期节目视频。节目播出后，吕捍卫要求湖北广播电视台删除该视频。湖北广播电视台于2014年5月14日删除该视频。
该期节目中，湖北广播电视台对前期拍摄的素材进行了剪辑，并通过加入主持人导语、旁白等，将整个事件连贯起来表述为“酒精惹祸，武汉一男子喝酒喝出精神失常”。首先，节目开始由主持人以“大家可能听说过喝酒喝出胃出血，甚至喝出人命的事，但是，您听说过，××的吗？这不，武汉的一位吕先生，××院”为导语引出吕捍卫的事件。同时播放吕捍卫的行走、站立、坐下等各种姿态以及医生探查吕捍卫病情的形态。该旁白将吕捍卫的身体状态表述为“身高1米77的他，现在体重只有80多斤，小腿还没有一般成人的小臂粗。医生介绍，经过治疗，现在吕先生基本已经康复，不久就可以出院”。同时，旁白介绍“但是，就在20多天前，××的可不轻”。而后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管床医师杨某讲述吕捍卫的病情为“胡言乱语，行为紊乱，不认识自己的妻子是谁”。旁白接着介绍“医生说，××的原因有点特别，是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镜头继续播放吕捍卫的动作形态。××症进行解释“长期大量饮酒之后，而导致了慢性的一个中枢神经性的一个变化，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精神产生一些异常”。随后旁白述“这喝酒喝出精神异常，吕先生到底喝了多少酒呢？”吕捍卫的母亲杨献称“他一天喝几次”，一天下来最多“那起码得一斤多”。旁白又表述“一天喝一斤多酒，这对一个爱酒的人来说，也不是太多，××呢？”杨献解释“起码喝了二三十年，三十年都不止”。节目后以“喝酒不吃饭，想戒戒不掉”为分标，期间播放了模糊处理的演员拍摄视频，意图表现吕捍卫患病前的喝酒状态。随后，节目以“发誓再也不喝酒，你信吗？”作为分标，并镜头特写吕捍卫的病历，尤其是其“初步诊断：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辅以旁白“医生说，吕先生这是患上了酒精依赖，久而久之就产生了酒精中毒，导致躯体和精神出现功能障碍。现在，××初愈的吕先生发誓再也不喝酒了”。并有吕捍卫述“要我喝酒我情愿在桌子底下爬三圈”。整个节目中未对吕捍卫、杨献的头像及吕捍卫的病历进行马赛克式虚拟处理。
一审法院还查明，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申请单上载明，医院认定本次陪送××患者入院者汤保华为承担其医疗看护职责的监护人。采访当日《问新闻》栏目记者询问摄像时，汤保华并不在场，也并未征得汤保华同意。吕捍卫进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时并未签署关于病历与××诊疗过程的“放弃该隐私”声明或其他文件。
一审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吕捍卫是否同意湖北广播电视台进行采访并播放节目持有争议。吕捍卫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治疗期间，湖北广播电视台记者通过其他媒体报道的素材，于2014年4月11日，对吕捍卫住院治疗期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了一系列拍摄，拍摄的内容是事件发生的自然过程，同时拍摄过程中未有吕捍卫治疗期间监护人汤保华的陪同，故本案中吕捍卫并非主动接受采访。湖北广播电视台在其摄像素材上进行剪辑，编辑成“酒精惹祸，武汉一男子喝酒喝出精神失常”的新闻，且在未经吕捍卫的监护人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即于2014年5月12日在湖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问新闻》中播出。播出的节目不仅涉及吕捍卫的隐私，而且通过导语和旁白将吕捍卫描述成一个住进精神病院的“神经病”。虽然其本意是具有社会公益性的报道，警示大众不要酗酒。但民法上的过错既包括故意过错，也包括过失过错。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良好的意图，并非意味着行为人一定没有过错。因湖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的收视率较高，播出的节目不仅涉及吕捍卫的隐私，而且以未经虚拟镜头和旁白的形式对吕捍卫进行了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描述，该节目内容传播到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吕捍卫的社会评价被降低，产生了一定的损害结果。故湖北广播电视台的行为侵犯了吕捍卫的名誉权，应当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患者在医疗期间所有阶段情节的书面记录和文件，既包括患者个人信息，也包括住院志、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等材料。但是，因病历中含有患者隐私的信息，故病历的管理又承担着保护患者隐私权的重担。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未经吕捍卫监护人汤保华的同意，向湖北广播电视台记者提供吕捍卫的病历。湖北广播电视台在编辑成“酒精惹祸，武汉一男子喝酒喝出精神失常”的新闻中未采取虚拟病历措施，进一步导致吕捍卫的社会评价被降低。依照卫生部《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四条规定：“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不得公开可用于识别个人身份的或者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造成不当侵害的信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法发（1993）15号）第七条：“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的规定，吕捍卫要求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侵犯其隐私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肖像权是公民支配自己肖像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条“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的规定，构成侵犯肖像权需要符合两个要件：一是未经许可使用公民的肖像，二是以营利为目的。本案中，湖北广播电视台未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杨献的肖像，故不构成对杨献肖像权的侵犯。本案中，汤保华未举证证明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对其进行了侵权行为，汤保华要求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对于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规定，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行为侵犯了吕捍卫的名誉权，应当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吕捍卫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吕捍卫损害赔偿金0.01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解答》第七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
一、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湖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问新闻》栏目中发表致歉声明，为吕捍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二、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赔偿吕捍卫精神损害抚慰金0.01元；三、驳回杨献、汤宝华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吕捍卫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承担25元，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承担25元（此款吕捍卫已垫付，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吕捍卫）。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湖北省广播电视台提交的两份调查笔录应属证人证言，两名证人均为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未到庭接受质询，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程序中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关于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是否侵犯了吕捍卫名誉权的问题；二、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超出吕捍卫诉讼请求范围的问题。
关于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是否侵犯了吕捍卫名誉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本案中，吕捍卫作为××患者在医院就诊期间，××情应当属于其个人隐私；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在采访及制作、××患者隐私的注意义务。吕捍卫作为××患者，尚未治疗痊愈出院之前，其意思表示不能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应当征询监护人汤保华的同意；而吕捍卫的母亲杨献作为看护人员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且在吕捍卫的病历中亦明确载明了汤保华为监护人，即使征得了吕捍卫本人及其母亲杨献的同意，在法律上仍应当视为未经吕捍卫的同意；故，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对吕捍卫的病情进行报道之前未征得其监护人汤保华的同意，在节目制作及播出中未屏蔽吕捍卫的个人身份信息，导致了吕捍卫的名誉受损，侵犯了吕捍卫的名誉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超出吕捍卫诉讼请求范围的问题。一审庭审中，吕捍卫当庭增加了诉讼请求要求消除影响，一审判决消除影响并未超出吕捍卫的诉讼请求范围。虽然吕捍卫诉讼请求为要求“两被告负责人”承担侵权责任，但吕捍卫起诉状明确列明的被告主体仍为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一审判决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承担责任并未超出吕捍卫的诉讼之本意，不属于程序严重违法。
综上所述，上诉人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湖北广播电视台负担25元，上诉人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兰
审判员 张 剑
审判员 汤晓峰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郑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