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22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红良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戚墅堰区潞城街道政成村杨草头54号，组织机构代码55467937-7。
法定代表人:刘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凌，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本市东横街2号六楼，组织机构代码67301811-7。
负责人:李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志峰，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常州红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红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安诚保险常州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404民初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常州红良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苏0404民初3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上诉人主张的施救费用应由被上诉人赔付。1、一审法院对于施救时效性的理解过于片面。施救费用发生的场合并非一定是事故第一现场。本案中的交通事故发生后，为了疏散交通，上诉人的车辆第一时间被交警部门疏散到停车场，上诉人随即雇佣他人对车上货物进行驳载，因此发生的相关费用具有时效性。2、一审法院对于施救目的性和必要性的理解不准确。本案中上诉人的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车上载有重量接近36吨的各类货物。如果不马上进行驳载，势必造成货物延迟送达或货物变质造成的损失。车上载有36吨货物，如果不第一时间驳载，将会对车辆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且在车辆载有货物的情况下，交警部门无法进行正常的车辆检验，根据交通事故处理流程，车上货物进行驳载也是必须的。因此，上诉人对车上货物进行驳载具有必要性。至于上诉人本身是物流企业，也并不影响施救费用的成立。即使上诉人是物流企业，第一时间安排车辆和人员进行驳载也必定会产生费用，不能因此而免除保险公司责任。二、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车辆技术检验期间产生的停运损失，被上诉人免责理由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认为事故发生时上诉人违反有关机动车装载的规定，因此拒绝赔偿相关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的免赔理由不符合保险法的近因原则。首先，上诉人的车辆是否超载与上诉人的停运损失之间不具有保险法上的关联性。无论保险标的是否超载，只要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交警部门都需要对车辆进行检验，上诉人的车辆必修要在驳载后停留在指定地点，接受检验，直到有关部门作出检验结论。因此，上诉人的停运损失不是超载造成的，超载不是造成停运损失的“近因”，车辆必须进行检验才是停运损失的“近因”。其次，根据交警部门的检验结论，上诉人车辆的各项技术指标都达标。说明保险标的的轻微超载事实上没有对车辆性能造成损害，没有造成车辆检验时间的延长，也没有导致损失的扩大。2、被上诉人以车辆损失险第六条约定“被保险人因保险车辆不能使用所遭受的损失以及发生的费用”不负责赔偿为由拒绝理赔停运损失，其主张不能成立。首先，上述免责条款的约定并不明确。营运车辆的停止使用与一般非营运的停止使用不同，因停止使用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相差很大。“被保险人因保险车辆不能使用所遭受的损失以及发生的费用”是否包括营运企业的营运车辆不能正常使用所造成的营运损失？上诉人认为，该免责条款并没有明确将营运车辆的停运损失列为免赔事由，属于约定不明。被上诉人的拒赔理由不充分。其次，更重要的是，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没有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法院对这一争议焦点没有进行准确认定和说明。虽然被上诉人出具了由上诉人盖章的投保单。但上面没有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员签字，没有注明签订日期（上诉人的营运车辆每年都办理保险，被上诉人都无法证明投保单是哪一年签订的），也没有签订地点，甚至被上诉人都不知道上诉人的实际经营地址。事实上，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从来没有与上诉人接洽过保险业务，都是层层转包给社会中介人员办理的，而社会中介人员根本不具备保险知识，没有也不可能就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和说明。对此，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出示了相关证据，但一审判决中没有提及。再次，车辆损失险第六条的约定以及被上诉人对于该条款的理解，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的规定相冲突。虽然上述司法解释直接针对的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但从司法解释的精神来看，司法机关对于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停运损失时明确给予司法保护的，这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和公平原则。被上诉人主张的免责条款与这一司法解释的精神相违背。本案上诉人是物流企业，对于这种特殊的被保险人来讲，营运车辆停运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上诉人的车辆但凡遭遇事故，停运损失将是其遭受的最主要的损失之一。被上诉人作为保险公司，在计算和收取保险费时，将营运车辆区别对待，收取比一般车辆更高额的保险费。但在制定保险合同条款和损失理赔时，却将“停运损失”这一营运车辆发生事故后很难避免的重大、直接、主要的经济损失排除在赔偿范围以外，这种约定是明显有违公平原则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认定不清，对于相关法律适用错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诉人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安诚保险常州公司在法定期间内未作书面答辩。
常州红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安诚保险常州公司给付常州红良公司施救费用3400元；2、安诚保险常州公司赔偿常州红良公司营运车辆苏D×××××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苏D×××××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自2015年2月6日至2015年3月16日期间的车辆停运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安诚保险常州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州红良公司系车牌号为苏D×××××货车的登记车主，从事道路运输。常州红良公司为该车在安诚保险常州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限额25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基本险，并约定基本险不计免赔，保险期限为2014年12月18日零时起至2015年12月19日二十四时止。
2015年2月6日17时58分左右，陶维成驾驶苏D×××××重型半挂牵引车/苏D×××××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以下简称肇事车辆）（核载：32500KG，实载：35930KG），在太仓市沿204国道由南往北行驶至双凤镇凤林路交叉路口时，车前部与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丁伯康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丁伯康连车带人倒地受伤，二车不同程度损坏，发生交通事故。经太仓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丁伯康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陶维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庭审中，常州红良公司称事故发生后，肇事车辆被太仓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扣留，进行了车辆技术检验，至2015年3月16日检验报告作出后常州红良公司才将车辆提回。检验期间，因肇事车辆装有货物，常州红良公司遂通知他人将货物驳载至常州，常州红良公司称为此支付驳载运费3400元，并出示了三份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常州红良公司认为该费用系车辆施救费用应由安诚保险常州公司予以赔付；另，自事故发生之日起即2015年2月6日至常州红良公司车辆提回之日止即2015年3月16日期间的车辆停运损失亦应由安诚保险常州公司予以赔付。基于此，常州红良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常州红良公司在车辆技术检验期间，将货物驳载发生的费用是否为施救费用；2、常州红良公司在事故发生后至车辆技术检验完成期间的停运损失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因此施救费是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该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目的是鼓励被保险人积极施救，从而减少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损失，而判断施救费用是否必要合理，通常只能按照一个谨慎的未投保的所有人在危险发生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的措施这一标准来要求。本案中常州红良公司主张的车辆在技术检验期间因驳载货物发生的费用3400元为施救费用，法院认为，常州红良公司该费用的支出并非是发生在事故现场，不具有施救的时效性；亦非是出于防止或减少保险标的损失目的，不具有施救的目的性；更不具有施救的必要合理性，常州红良公司作为物流企业，并非常州红良公司自力不能为。因此对常州红良公司主张的施救费3400元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保险条款中约定的，“被保险人因保险车辆不能使用所遭受的损失以及发生的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条款并不属于法定的无效条款。因为保险是按照大数法则分散风险的一种技术手段，保险公司作为民事主体，获取利润是其经营的正当要求，应尊重并保护保险人的营利性，故不宜在个案中毫无原则的倾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将所有免除、限制保险人保险责任的条款均认定为无效条款。且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保险赔偿金数额往往远大于保险费，也有必要在制定保险条款时设定了责任免除条款、理赔条件和投保人、被保险人通知义务、保证事项等内容，以防止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降低承保风险。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之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关于常州红良公司所称安诚保险常州公司对免责条款未尽到明确告知说明义务，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法院认为，其一，因本案中常州红良公司并非向事故相对方主张权利，而是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主张权利，故不符合该司法解释的适用情况；其二，就该免责条款，安诚保险常州公司对该条款亦尽到了比普通合同条款更高的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常州红良公司主张的停运损失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常州红良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无争议。
二审另查明，涉案事故发生后，于2015后8月13日，太仓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受害人丁伯康的继承人丁桂弟、丁红明、丁红萍、陆惠芳四人为原告，常州红良公司、陶维成、安诚保险常州公司为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太仓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2015）太城民初字第00479号民事判决，判决：安诚保险常州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丁桂弟、丁红明、丁红萍、陆惠芳损失481169.75元，其中支付第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998.29元，支付常州红良公司40000元，支付丁桂弟、丁红明、丁红萍、陆惠芳420171.46元。安诚保险常州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该案二审中，常州红良公司、丁桂弟、丁红明、丁红萍、陆惠芳与安诚保险常州公司达成如下和解协议：1、安诚保险常州公司就该案撤回上诉；2、常州红良公司于2016年2月17日前向丁桂弟、丁红明、丁红萍、陆惠芳支付18558.5元。安诚保险常州公司在2016年2月17日前向丁桂弟、丁红明、丁红萍、陆惠芳支付401612.96元，向常州红良公司支付40000元；3、三方当事人在履行本协议后就该案交通事故赔偿事宜再无纠葛。
本院认为，首先，本案是保险合同纠纷，涉案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一条“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为无效。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的规定，在本案之前，常州红良公司与丁桂弟、丁红明、丁红萍、陆惠芳和安诚保险常州公司已就（2015）太城民初字第00479号案涉的赔偿事宜达成了和解协议；再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中，常州红良公司要求安诚保险常州公司赔付因涉案交通事故所致在车辆技术检验期间因驳载而产生的运费3400元和致车辆技术检验完成期间涉案车辆的停运损失。关于“驳载运费”问题，因涉案保险合同纠纷中仅涉及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车辆损失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基本险，而常州红良公司在诉讼中并未能举证证明驳载物系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故原审对常州红良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关于“停运损失”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车辆损失险》第六条第（八）项的约定，被保险人因保险车辆不能使用所遭受的损失以及发生的费用，保险人是不负责赔偿的。对该免责条款，安诚保险常州公司所提交的投保单，证明了安诚保险常州公司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已就免责事项向常州红良公司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而常州红良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安诚保险常州公司未就该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常州红良公司在诉讼中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上诉人常州红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常州红良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唯立
审判员 陈 卫
审判员 王 莹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骆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