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324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浙江东海岸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兴建路807号。法定代表人：方盛兆，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耀东，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昱，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海洋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长峙岛海大南路1号。法定代表人：沈佳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浙江六和（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银坊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千岛路171号建设大厦A座1201室自东向西起第二间。法定代表人：周国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浙江六和（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乐利平，男，1966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浙江六和（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浙江东海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岸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浙江海洋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洋大学资产经营公司）、浙江银坊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坊公司）、乐利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75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东海岸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东海岸公司以海洋大学资产经营公司、银坊公司、乐利平违反《和解协议》的约定为事实依据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东海岸公司的起诉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完全在于原一审法院作出（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函决定恢复对东海岸公司财产的强制执行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之规定。正因为原一审法院作出（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函决定恢复对东海岸公司财产的强制执行没有事实依据，因此，东海岸公司有理由认为，原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东海岸公司的起诉是建立在原一审法院没有事实根据的错误决定的基础之上；（二）在海洋大学资产经营公司、银坊公司、乐利平出于对《和解协议》的反悔，请求强制执行东海岸公司的财产时，东海岸公司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和解协议》项下的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东海岸公司有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当海洋大学资产经营公司、银坊公司、乐利平出于对《和解协议》的反悔而向一审法院提出恢复对东海岸公司财产强制执行的请求时，依据《和解协议》第八条第（1）项之约定，东海岸公司有权要求将该协议项下的财产按协议约定的价格抵偿给海洋大学资产经营公司、银坊公司、乐利平，并有权要求海洋大学资产经营公司、银坊公司、乐利平支付财产抵偿所产生的差价及违约金。而东海岸公司依据《和解协议》所享有的上述权利只能通过民事诉讼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之后才能作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因此，东海岸公司有理由认为，当海洋大学资产经营公司、银坊公司、乐利平对《和解协议》反悔时，东海岸公司有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东海岸公司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法律救济根本不违反法律规定；（三）原一审裁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以恢复执行。”因此，从根本上讲，因执行和解协议而产生的纠纷与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事项属同一诉讼标的，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并没有改变，诉讼标的也没有改变，和解协议不具有消灭生效判决既判力的效力。原二审裁定对前述裁定的观点予以支持，驳回了东海岸公司的上诉请求。然而，原一、二审裁定的上述观点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一方面，本条司法解释仅仅规定了缔结和解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法律后果，并没有表明执行和解协议产生的纠纷与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事项属同一诉讼标的。原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对司法解释任意作出扩张性再解释，已明显超出其职权范围。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关于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后果仅仅是恢复执行的规定，表明和解协议不能作为执行依据，其确定的给付内容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恰能说明法律对和解协议的定位，仍然将其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私法上的协议，属于民事合同之一种。既然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公法上的确定力和执行力，因其所产的争议当然可以提交审判机构判定；（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与（2010）浙舟商初字第7号案在诉讼标的、当事人、诉讼请求等各方面均存在差异，原审裁定认定本案与（2010）浙舟商初字第7号案构成重复起诉的错误显而易见；（五）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法律文件可以证明如下事实，即执行程序中缔结的和解协议具备不容质疑的可诉性。和解协议作为当事人之间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独立于原法律文书的民事合同的效力，债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约定义务时，可以依此提起诉讼，请求对方按照和解协议履行，或者赔偿因不履行而带来的损失。由此可见，原审裁定武断驳回东海岸公司就和解协议履行问题提起的诉讼，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文件精神相悖；（六）涉案《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达成的民事契约，按照约定，各方将采取至少为期两年的和解事项。在东海岸公司如约履行后，乐利平等违反合同约定的“两年内不得申请恢复执行”的约定，在其自身违约的情形下，谎称东海岸公司不签订或不履行合同，这种行为既违反双方合法的约定，更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应当给予否定性评价。前已述及，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可诉性，仅是为了防止滥诉而应当采取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在个案中，应当结合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处理，而不能一概予以驳回起诉。不论执行案件如何，已经构成违约行为，更给东海岸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东海岸公司的此次起诉，依法符合受理条件，并应当获得支持，否则，势必鼓励执行中假借和解而实际损害他人的这种不诚信行为，更有悖于执行和解制度设计之初衷。综上，原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规定之情形，应予再审。东海岸公司虽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申请再审，但未提交新的证据。海洋大学资产经营公司、银坊公司、乐利平提交书面意见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东海岸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东海岸公司在其作为被执行人的（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案被恢复执行后，能否依据曾与申请执行人达成的《和解协议》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后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均可以对方存在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事由，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是否恢复执行，由执行法院审查决定。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当事人未申请恢复执行，或者虽申请恢复执行但未获执行法院准予的，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本案执行法院根据海洋大学资产经营公司、银坊公司、乐利平的申请，作出了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2010）浙舟商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的决定。在（2010）浙舟商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仍处于执行程序的情况下，东海岸公司依据其在执行程序中曾与被执行人达成的和解协议提起诉讼，事实上将造成对同一案件的第二次起诉，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30条规定，“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在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有错误的，应当及时指令下级法院纠正，并可以通知有关法院暂缓执行”。东海岸公司如认为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执行（2010）浙舟商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不当，可以依照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寻求权利救济，请求撤销恢复执行决定。综上，东海岸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浙江东海岸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毛宜全审 判 员 周伦军审 判 员 汪 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吴之翔书 记 员 李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