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初1051号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343号1-2楼。
负责人：杨红，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梦楠，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玮娜，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桂玲，女，1958年4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瑛，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三五〇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79号。
法定代表人：邹爱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雪，江苏东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东，江苏东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江头支行）与被告李桂玲、被告南京三五〇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五〇三投资公司）许可执行之诉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工行江头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玮娜，被告李桂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瑛，被告三五〇三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江头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2016）苏01执异251号《执行裁定书》；2、许可执行南京市鼓楼区校门口1号19幢4单元0402室房产（以下简称讼争房屋）；3、判令李桂玲和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共同承担原告律师费共计2962.96元。事实和理由：
1、李桂玲与三五〇三投资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讼争房屋的产权归属于被申请执行人三五〇三投资公司。首先，三五〇三投资公司依法成立于2010年12月，系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虽然其与南京际华三五〇三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五〇三服装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属独立法人，亦并非由三五〇三服装公司分立设立而来，对三五〇三服装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不具有任何法定承继的义务。工商资料显示，三五〇三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及资产经营等，（2016）苏01执异251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其设立目的在于负责管理三五〇三服装公司重组改制上市的剥离资产，与工商登记注册体现的事实不符。其次，2013年讼争房屋登记到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名下，房产划转登记属物权的转移和确定，物权转移行为并不等同于债权的概括转让。李桂玲没有举证证明其与三五〇三服装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依法转让给了三五〇三投资公司，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无须对李桂玲与三五〇三服装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尽管李桂玲提供了其与三五〇三服装公司之间签署的买卖合同或换购协议，但不能排除讼争房屋在协议签订之后仍然发生再次流转、变更，法律上不能、事实上也不能对抗、阻却讼争房屋的物权转移。再次，相关房产被划转登记至三五〇三投资公司而非登记给李桂玲，这一事实本身即有力地证明了李桂玲提交的买卖合同或换购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已解除或者变更。李桂玲提交的购房协议只能证明其与三五〇三服装公司之间曾经建立过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不能证明该债权关系依然存续或有效、不能证明其与三五〇三投资公司也就讼争房屋建立了买受关系，亦不能凭此即证明其对物权已经转移至三五〇三投资公司的讼争房屋仍然拥有物的主张权，更不能以此对抗工行江头支行对物权人依法产生的强制执行权利。
2、讼争房屋具备过户登记的条件，李桂玲未能证明自己及时向登记部门递交登记材料、申办产权登记，李桂玲系因自身原因导致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存在明显过错，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可以阻却执行的条件。《南京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后，须到市房产管理局和市土地管理局申办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南京市城镇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房屋核准登记后，因买卖、交换、赠与、继承、投资、企业合并等原因致使其权属发生转移的，应当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三十日内，由当事人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目前，鼓楼区校门口1号18、19、21幢房屋其他多数业主已经成功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李桂玲并未提供证据材料证明自己递交登记材料并办理过户登记。讼争房屋历时多年都未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本身就说明李桂玲和三五〇三投资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受关系；即使存在买受关系，李桂玲自身也存在明显过错，不能以此为由对抗本案的执行。
3、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李桂玲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及有关事实，本案足以排除工行江头支行的请求执行行为，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正确，工行江头支行无权撤销，讼争房屋也不应予以执行。事实与理由：
1、讼争房屋所属三期集资房系南京三五〇三服装总厂立项并集资建造，2009年在尚未办理初始登记的情况下而基于企业改制上市需要将其作为剥离资产通过关联企业间的划转行为划转至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涉案《南京市公有住房买卖契约》虽系三五〇三服装公司与李桂玲签署，但该合同合法有效，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承受划拨的房产，根据企业法人财产原则，其当然也受制于该合同法律拘束力而应承受合同的权利义务，讼争房屋登记在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名下并非因债的概括承受，工行江头支行所述与本案事实不符。
2、三五〇三投资公司系因上述的改制划拨行为而作为申请人办理了房屋权属初始登记，而非转移登记，故工行江头支行所谓房产因登记到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名下而发生了物权转移行为是错误的。不动产登记是房屋权属变动的生效要件，讼争房屋至今也并未发生除本案房屋买卖协议以外的物权变动行为。422套三期集资房房产除109套办理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变更至购房人名下，其余313套房产仍处于初始登记状态，不动产未发生任何转移，工行江头支行所述的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后，讼争房屋已经流转、变更等没有事实依据。
3、三五〇三投资公司设立的目的即为管理三五〇三服装公司的剥离资产，故其办理初始登记是为购房人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必不可少的环节，讼争房屋权利状态虽然是表现为登记于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名下，但是其承受三五〇三服装公司剥离资产的结果，其也必然承受原房屋买卖协议的合同权利义务，履行讼争房屋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
4、讼争房屋并不存在工行江头支行所述历经多年都未办理过户登记，李桂玲存在过错的情况。工行江头支行所谓的根据《南京市城镇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即当事人应在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并不适用于本案。讼争房屋虽然在2010年竣工交付，但因三五〇三服装公司2009年企业改制，讼争房屋并未办理房屋权属初始登记，买房人自然也无法申请权属登记。2013年12月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才通过企业改制划转行为办理了讼争房屋初始登记，自2014年起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开始陆续为三期集资购房人办理权属转移登记，已经办理109套，后因法院2015年3月查封保全而不得不中断办理。因办证手续由三五〇三投资公司统一办理，李桂玲2014年前后即已经提供相关的购房协议、出资证明、住房通知单、身份证等办证资料交付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其自身在办理过户手续上并无过错。
5、工行江头支行关于律师费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工行江头支行的诉讼请求，依法解除讼争房屋的查封。
三五〇三投资公司辩称，1、我方与三五〇三服装公司系关联公司，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三五〇三服装公司的剥离资产，在承继了三五〇三服装公司的名下房产后，理应承继三五〇三服装公司与职工签订的相关房屋买卖协议，履行为职工办理相关产权的义务。
2、讼争集资房项目在1998年立项，之后符合条件的职工在2006年公示后交纳首期集资款，2010年付清尾款后实际入住。
3、根据房产局要求，需要三五〇三投资公司集体分批办理权证。自2013年我公司取得讼争集资房产初始登记后，立即向职工发布公告，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用于办证。其中109套已经将权属变更办理完毕，相关权属已经登记至个人名下。李桂玲已经于2014年提交了全套的办证资料，在我方为其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期间，因工行江头支行申请查封导致相关进程中断，李桂玲作为买受人无过错。
4、工行江头支行关于律师费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工行江头支行的诉请，解除对讼争房屋的查封。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院受理的工行江头支行与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6日保全了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名下的位于南京市××校门××房产。2015年5月5日，本院作出（2014）宁商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三五〇三投资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行江头支行支付货款2874652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该判决生效后，工行江头支行于2015年11月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中，李桂玲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经审理，本院作出（2016）苏01执异2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讼争房屋的执行。
另查明，2005年，南京三五〇三服装总厂（2009年改制后更名为三五〇三服装公司）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获准在南京市××××号建设经济实用住房01、02、03、05、06幢（房屋坐落号后变更为校门口1号17幢、18幢、19幢、21幢、22幢）。李桂玲系三五〇三服装公司职工。2010年8月31日，李桂玲与三五〇三服装公司签订了《南京市公有住房售后换（退）购房买卖协议》、《南京市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李桂玲以其已购买并领取房屋所有权证的位于南京市××校门××西单元××室房产置换讼争房屋，并补交相关购房款。同日，三五〇三服装公司向李桂玲出具了收据和住房通知单。后李桂玲接收并入住讼争房屋。
2009年，南京三五〇三服装总厂改制并更名为三五〇三服装公司。三五〇三投资公司于2010年12月13日设立，设立目的是负责管理三五〇三服装公司重组改制上市的剥离资产。三五〇三服装公司三期集资房项目（即南京三五〇三服装总厂2005年获准建设的经济实用住房项目）于2013年6月24日划转至三五〇三投资公司管理。2013年12月31日，包括讼争房屋在内的422套三期集资建房初始登记至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名下。目前，422套房屋中已经有109套办理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登记至购房人名下。
本案审理期间，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提交《房改房登记收件单》、《南京市房产测绘受理单》，证明在南京市××校门××房产被查封前，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已经陆续为三期集资房购房人集体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工行江头支行认为，《房改房登记收件单》仅注明“校门口1号21幢1单元1601室等”148件，并没有具体交件的详单，且收件单收件日期为2015年2月6日，此时工行江头支行已经将保全申请递交法院，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此时递交材料办理过户是为了转移财产。《南京市房产局测绘受理单》未加盖公章，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测绘是在办理过户之前的手续，不能证明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已经为购房人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对此，本院认定如下：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提交的《房改房登记收件单》虽然没有表明其交件的148户房屋的详单，但能够证明在讼争房屋被查封之前，其确实就部分三期集资房权属转移登记事项向房产登记部门递交材料。
庭审中，工行江头支行提供2016年10月25日其支行与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转账凭证及发票各1份，证明工行江头支行委托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代理工行江头支行与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含本案（2016）苏01民初1051号在内]计27件，并于2016年11月29日向该所支付代理费8万元，该所出具了发票；同时，委托代理合同中注明，工行江头支行同意该所将上述案件转委托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李桂玲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案工行江头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而非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且收款单位也是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表示委托代理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工行江头支行和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收款人也是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且该组证据为律师事务所内部文件，与本案无关，并且律师事务所内部分工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委托代理合同、转账凭证及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南京市公有住房买卖契约》、《南京市公有住房售后换（退）购房买卖协议》、收据、三期集资建房交款清算单、住房通知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商登记资料、房产登记簿、房屋权属证书、房改房登记收件单、（2016）苏01执异251号执行裁定书、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交纳凭证及发票、庭审笔录等证据加以证实，证据经庭审质证，具有证明效力。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一、李桂玲对讼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二、工行江头支行要求李桂玲、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承担律师费有无相应的法律依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李桂玲对讼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本案中，李桂玲在讼争房屋被查封之前已经和三五〇三服装公司签订了书面的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支付全部价款并已实际占有讼争房屋。三五〇三投资公司获得三期集资房系基于三五〇三服装公司改制过程中关联企业之间的资产划拨，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应承继三五〇三服装公司在《公有住房买卖契约》中的义务，协助购房人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工行江头支行认为讼争房屋现登记在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名下，李桂玲系和三五〇三服装公司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李桂玲和三五〇三投资公司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无须对李桂玲与三五〇三服装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讼争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系由三五〇三投资公司集中办理，三五〇三投资公司在南京市××校门××房产被查封前已经为部分购房人办理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且已有109套房屋办理完毕。讼争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尚未办理即被法院查封，故李桂玲并非因其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综上，李桂玲对讼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工行江头支行请求执行讼争南京市鼓楼区校门口1号19幢4单元0402室房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工行江头支行要求李桂玲、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承担律师费有无相应的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因工行江头支行许可执行讼争房屋的诉请请求不能成立，故其要求李桂玲、三五〇三投资公司承担律师费亦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对其该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工行江头支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751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751元，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钮丽娜
审 判 员 曹 艳
审 判 员 龚 达
人民陪审员 朱倩倩
人民陪审员 吴春阳
人民陪审员 马 娅
人民陪审员 王德凤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郭旭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