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628民初182号原告：向克远，男，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农民。委托代理人向某怀（特别授权），男，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大同小学教师。被告：姚绍雄，男，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农民。委托代理人向某裕(特别授权)，男，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农民。原告向克远诉被告姚绍雄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克远的委托代理人向某怀，被告姚绍雄的委托代理人向某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克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2014年12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关于秀洞村十三组向克远与二组姚绍雄“扣岭”山林土地权属调解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被告在出售地名“扣岭”林地林木时，趁原告不注意，非法将在该地相邻属于原告的林地林木一并出售给姚某振、曹某明。同年l0月，原告发现自己承包经营位于地名“扣岭”的茶油山林木被人砍伐，立即前去阻止。原、被告双方在“扣岭”发生林地争议，大同乡政府于2014年12月26日组织双方调解。乡政府工作人员调解时，因原告在该地有县政府颁发的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800508—1／1号宗地号为Ol069号地名“扣岩对门”的《林权证》，被告在该地有县政府颁发的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800282-1／1号宗地号为01075号地名“扣岭”的《林权证》，便错误将其作为原、被告在争议地林地权属的依据，采取威胁逼迫的方式要原告让步，原告在无奈之下与被告签订《关于秀洞村十三组向克远与二组姚绍雄在“扣岭”山林土地权属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约定被告从争议山场“扣岭”划1.44亩林地给原告。2015年3月24日，原告与县人民政府因林权颁证纠纷发生行政诉讼，县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县政府向被告颁发上述《林权证》没有权源依据，程序违法，便于2015年5月27日以(2015)锦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撤销了被告持有的上述《林权证》，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因原告的上述《林权证》登记“扣岩对门”与被告的上述《林权证》登记“扣岭”存在重复，且林地四至范围图移位，四至、面积与实际根本不符，属登记错误。2016年5月16日，经锦屏县大同乡林业工作站核实调查上报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经核实后，对申请人持有的锦府林证字第5226280800508-1／1号林权证予以撤销作废。因此，原、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失去成立了基础和条件。协议约定被告从“扣岭”林地划1.44亩林地给原告，是基于被告持有关于登记“扣岭”林地的上述《林权证》，但该《林权证》被县法院依法撤销后，被告对“扣岭”林地一幅已不享有任何权属，也就无法再从“扣岭”林地划1.44亩给原告，致使原被告签订的上述《调解协议》无法履行，该《调解协议书》的目的无法实现。同时，因原告登记“扣岭”林地的《林权证》也因错误登记，被县人民政府依法撤销，使该《调解协议书》失去存在的依据。被告辩称：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调解协议》不存在合同解除的情形。大同乡人民政府为解决原、被告关于“扣岭”林地纠纷，在秀洞村民委参与，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达成《调解协议》，且在协议签订之后，被告于2014年12月30日支付给原告修筑道路损坏林木的补偿款3500元，《调解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以履行，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合同情形。二、依法成立的《调解协议》受法律保护，对原、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性质。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被告出售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800282-1／1号《林权证》，地名“扣岭”林地林木给姚某振、曹某明，同年l0月，原告认为自己承包经营的位于地名“扣岭”的茶油山林木被人砍伐，立即前去阻止，原、被告双方在“扣岭”发生林地争议。2014年12月26日，原告向克远与向某裕签订《调解协议书》，协议中的甲方为原告向克远、乙方为被告姚绍雄的代理人向某裕。2014年12月30日，原告向克远向向某裕出具《收条》，收到向某裕代被告姚绍雄支付的3500元。2015年5月27日，本院以(2015)锦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被告持有的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800282-1／1号宗地号为01075号地名“扣岭”的《林权证》。2016年5月18日，经原告向克远申请，原告持有的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800508—1／1号宗地号为Ol069号地名“扣岩对门”的《林权证》，被撤销作废。另查明，本院于2015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了原告向克远诉被告姚绍雄、第三人向某裕合同纠纷一案，2016年5月6日，本院以（2015）锦民初字第5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撤销《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查明了向某裕代理被告姚绍雄与原告向克远签订《调解协议书》。以上事实，有本案涉及的证据，以及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庭审笔录，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一、原、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调解协议书》内容：乙方从争议山场“扣岭”划1.44亩林地给甲方等内容来看，甲、乙之间在该协议中设立了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该《调解协议书》应定性为合同。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向某裕受被告姚绍雄委托，与原告签订《调解协议书》，民事责任由被告姚绍雄承担，协议的双方应为原、被告。原告向克远与向某裕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意思表示真实，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调解协议书》自签订之日成立并生效。二、原、被告双方的合同是否应当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调解协议书》成立时的基础是原告有县政府颁发的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800508—1／1号宗地号为Ol069号地名“扣岩对门”的《林权证》，被告有县政府颁发的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800282-1／1宗地号为01075号地名“扣岭”的《林权证》，之后，两证已经被依法撤销，被告无法继续履行划1.44亩林地归原告的内容，《调解协议书》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发生两证被撤销的情形，对签订合同时的原、被告来说，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属不可抗力，两证被撤销的情形使得原、被告在《调解协议书》中目的不再能实现。为此，原告诉称，解除《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解除原告向克远与被告姚绍雄于2014年12月26日签订的《关于秀洞村十三组向克远与二组姚绍雄在“扣岭”山林土地权属调解协议书》。案件受理费六十元，减半收取三十元，由原告向克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预交上诉费六十元，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刘建忠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开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