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11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季某。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甲。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乙。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丙。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丁。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戊。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
以上七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培如。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己。
委托代理人张树民，
委托代理人朱培如。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庚。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某。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军华。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圣。
上诉人季某、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蔡某、张某己与上诉人张某庚、陆某、刘某继承、析产纠纷一案，均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3）崇山民初字第0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6日、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丁，张某己的委托代理人张树民及季某、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蔡某、张某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培如，上诉人陆某及张某庚、陆某、刘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军华、郭圣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张永丽（1964年左右去世）、卞月珍生育张某庚、蔡某、张德基、张某己四子女。张德基（2000年10月15日去世）、季某生育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五女。张某庚、王海如生育陆某一女，陆某、刘某系夫妇。上世纪三十年代，张永丽、卞月珍在吴家天潭（现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街道山港桥村十九组）建造房屋六间。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时期，王海如、张某庚、陆某（成分为贫农）领取江苏省（苏北）土地房产所有证字第472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该所有证载明：南通县紫琅区乐观乡第三村居民王海如、张某庚、陆某，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可耕地弍块叁亩一分，房产共计弍间，弍塊畝一分二厘为本户人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该土地房产所有证还载明房产座落吴家天潭，瓦房、草房各一间。1960年左右，因当时南通县东沙公社六大队因发展畜牧业，安排拆除王海如家朝南草房一间，调换其居住张永丽所建朝西瓦房一间，后王海如家居住于二间朝西瓦房内。1970年，卞月珍将户籍从上海迁入现在的南通市崇川区山港桥村，与王海如、张某庚一家共同居住。1978年王海如去世后（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卞月珍继续居住于讼争房屋内。1987年，宅基地和建筑占地分房清查登记时，上述房屋登记在卞月珍名下。
2009年8月11日，南通市通城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甲方）与张某庚、陆某、刘某（乙方）签订0013171号、0010393号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二份，二份协议拆迁实施单位一栏填写为南通市通城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一栏填写为张某庚、陆某、刘某，张某庚、陆某、刘某在协议上签名捺印。其中第0013171号协议载明：第一条、被拆迁房屋座落南通市观音山山港桥村，房屋所有权人张某庚、陆某，产权性质私有，拆迁总建筑面积46.6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46.6平方米，平房合法建筑面积46.6平方米，报备拆迁房屋用途性质居住，土地使用证载定合法用地面积86.24平方米；第二条、甲方向乙方支付下列拆迁补偿、补助、补贴费。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造价补偿额14574.3元、被拆迁房屋区位补偿额24232元、容积率因素调节或宅基地用地差值补偿额6183.84元、附属设施设备等补偿额3212元、搬家费补助费370元、过渡费补助额1110元、种田补贴2500元、一次性补偿10319.86元。乙方合计赢得补偿人民币62502元；其他约定事项：1.拆迁补偿方式实行货币补偿；2.乙方可以向政府部门申请购买低价位商品房，低价位商品房的地点在滨河四期，低价位商品房限定价1750元／㎡，乙方在规定享受的标准以内按限定价格购买，超过标准购买的按低价位商品房政策执行；3.乙方在2009年月日前腾空房屋交付的，甲方一次性奖励6000元，逾期交房取消奖励，并保证被拆迁房屋完好无损，水电费由乙方承担；4.乙方应当真实、详尽地告诉甲方拆迁员有关被拆迁房屋的情况，并保证本协议第一条所记录事项完全真实，若日后甲方或第三方发现乙方隐瞒事实，上述记载事项和事实不一致出现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倘使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全额追偿，若遇产权纠纷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第0010393号协议载明的其他约定事项：乙方在规定期间内交房享受政府区位补偿额46.6×530＝24698元。2013年10月26日陆某领取拆迁推进费11650元，2013年11月4日张某庚领取拆迁房屋超期过渡费14912元（2011年2月起至2013年8月止）。其余补偿款93200元、超期过渡费1677.6元，尚未领取。
通过审理，综合诉辩双方意见，原审认为本案主要争议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江苏省（苏北）土地房产所有证字第472号《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否具有证据效力；二、87表二与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效力大小；三、讼争房屋的权属；四、本案继承、析产的范围、原则及各方当事人享有的份额。对上述三个问题，原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江苏省（苏北）土地房产所有证字第472号《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否具有证据效力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张某庚、陆某、刘某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系当时南通县人民政府颁发，同时盖有南通县人民政府印章和徐超、赵洪程（1952左右先后任南通县县长）的签名章，经庭审质证，季某等八人未对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也未提供反驳证据，应确认其真实性；该所有证内容中除涉及土地私有的内容因依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已废止，违反现行宪法、法律规定无效外，涉及房产私有的内容与现行法律规定不冲突，应确认该部分内容合法性；该所有证指向的内容与讼争房产相关，应确认其关联性，故该所有证具有证据效力。
季某等八人提出土地房产所有证上无时间、同时盖有徐超、赵洪程的印章，用印的时间存在问题的意见，填写时间及用印均属当时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囿于土地房产所有证颁发时间较长，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无法核查，但上述意见并不能改变该土地房产所有证系南通县人民政府颁发并由南通县人民政府负责人签名的事实，故不能否认该所有证的真实性。
季某等八人提出1958年时张永丽才被划分为地主，其房屋1953年时不应当被没收分给贫农的意见，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政策，不仅可以没收地主的土地房产，也可以没收富农的房产土地。对张永丽的成分，二份58年三改中遗留房屋变化和处理呈报表一份载明为中农，一份载明为富农，虽然存在矛盾，但不排除其作为富农被没收土地房产的可能性，故该意见亦不能否认所有证的真实性。
季某等八人提出土地房产所有证可能系1958年后“三改”时期颁发，而该时期没收房产应一律退赔原产权人的意见，土地房产所有证所依据的共同纲领自1954年宪法实施后其效力自然终止，南通县人民政府不可能于1954年后颁发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同时该所有证依据的《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内容为“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因而应确认该土地房产所有证系建国后土地改革时期所颁发，该意见不能推翻土地房产所有证系土改时颁发的事实。
季某等八人提出土地房产所有证可能系王海如、张某庚、陆某作为家庭成员代表领取，所涉房屋应属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意见，根据颁发所有证所依据的《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王海如、张某庚、陆某系因土地改革取得土地房产所有权，且张永丽、卞月珍所遗房屋为六间，王海如等人登记仅其中二间房屋产权而非全部六间房屋产权，因而不能采纳王海如等人系作为家庭成员代表领取所有证的意见。
二、关于87表二与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效力比较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讼争房屋原系季某、张某庚祖遗房屋，始建于解放前，经历了“土改”、“三改”等历史时期，认定其权属不仅应依据现行法律，也应尊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法律政策规定，土改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系特定历史时期适用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所颁发，其应当作为物权来源的证据。87表二是《土地管理法》实施前对农村原有土地和房屋的清查和登记，由于1987年以前农村建房无须宅基地审批手续，因而87表二对1987年前农村所建房屋产权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有确凿相反证据的除外。故土地房产所有证与87表二均是在我国关于农村土地房屋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情况下而颁发、制定，均可以作为物权来源的证据，但二者均不具有《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登记的效力，不存在效力优劣的问题。
张某庚等提出1987年前的房屋权属和面积认定均应依照87表二的意见。在有相反证据如本案中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情况下，87表二是否作为产权依据，应当根据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后至1987年宅基地与土地清查前是否存在物权变更的事实而判定，如无证据证明期间讼争房屋物权变动，则仍应按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内容确定产权。
三、关于讼争房屋的权属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87表二将讼争房屋登记在卞月珍名下，但王海如、张某庚、陆某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领取了其中一间房屋（瓦房一间）的权属证书，在该所有证颁发至1987年农村土地清查登记前，未有证据证明发生该房屋物权变更的法律事实，因而应认定该一间房屋属于王海如、张某庚、陆某所有。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草房已在1960年左右时拆除，故另一间房屋不能以土地房产所有证确认其权属。根据该房屋原系张永丽、卞月珍所建，卞月珍自1970年居住于该房屋至1993年死亡等事实，以及本地区拆迁时产权可按87年宅基地登记底册认定的原则，原审法院确定该一间房屋属卞月珍所有。
张某庚等三人提出另一间房屋系所有证上的草房调换政府已没收的张永丽的朝西瓦房的意见。张某庚等三人未提供当时所调换房屋被没收的确定证据，证人赵某到庭作证时表示不清楚朝西瓦房权属，双方当事人提供的58年三改中遗留房屋变化和处理呈报表、关于处理58年三改房屋遗留问题的结论等证据存在多处矛盾，无法证实张永丽房屋拆改情况进而推断调换房屋时朝西瓦房的产权情况，因而调换成立的前提张永丽的瓦房已没收的事实无法确认，故该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四、本案继承、析产的范围、原则及各方当事人享有的份额。
根据张某庚、刘某、陆某与南通市通城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订立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观音山街道山港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拆迁推进费发放表等证据，法院确定房屋拆迁补偿款合计121439.6元，该款应由各方当事人析产、继承。两间房屋整体上系卞月珍、王海如、张某庚、陆某共有，作为一户签订拆迁协议，现房屋均已被拆除，两间房屋的面积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分别确定，结合按户安置补偿的拆迁原则，法院确定讼争房屋拆迁权益中50%属卞月珍遗产，由各方当事人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予以分割，50%属王海如、张某庚、陆某共有财产，现王海如已死亡，其份额由张某庚、陆某继承。
卞月珍死亡后，其遗产由张德基、张某己、张某庚、蔡某均等享有。张德基已死亡，其应继承卞月珍部分由季某、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共有。王海如死亡后，其遗产由张某庚、陆某继承。季某、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主张对应得财产，张某庚、刘某、陆某主张对应得财产共有，法院照准。季某、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享有卞月珍遗产的四分之一，即涉案拆迁权益的八分之一的拆迁补偿款15179.95元（121439.6／8）；张某己、蔡某分别享有卞月珍遗产的四分之一，即涉案拆迁权益的八分之一的拆迁补偿款15179.95元（121439.6／8）；张某庚、刘某、陆某享有卞月珍遗产的四分之一和应属王海如、张某庚、陆某部分，即涉案拆迁权益的八分之五的拆迁补偿款75899.75元（121439.6／8×5，含已领取的26560元）。
因被拆迁人尚未安置，故低价位商品房等拆迁权益可待安置后由双方当事人按上述原则协商解决或另案处理，本案暂不予理涉。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遂判决：一、原坐落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街道山港桥村十九组1987年宅基地建筑占地清查登记表登记于卞月珍名下的合法建筑面积46.6平方米的房屋因拆迁产生的补偿款、奖励、推进费等合计121439.6元，由季某、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享有15179.95元，蔡某、张某己各享有15179.95元，张某庚、刘某、陆某享有75899.75元。二、驳回季某、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蔡某、张某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940元，由、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蔡某、张某己负担1477.5元，张某庚、刘某、陆某负担2462.5元。
宣判后，季某、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蔡某、张某己与张某庚、陆某、刘某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季某、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蔡某、张某己上诉称，原审判决断章取义，有选择地采纳个别证据，采信张某庚等提供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无具体日期真伪不明的所谓“土地房产所有证”、社区证明、拆迁会议纪要及刘佩贤、赵某的证言等证据不当，但对季某等提供的村宅基地和建筑占地分户清查登记表即87表二、撤销刘某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行政判决书、拆迁公示上被拆迁人为卞月珍等事实只字不提，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未依照1950年实施，1987年底失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个别条款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南通地区土改时的政策，张永丽、卞月珍的房屋不属于没收后分给贫农之列，且张永丽、卞月珍是“三改”时才评为地主的，将地主身份的张永丽、卞月珍的房产分给贫农身份的女儿、女婿张某庚、王海如，根本不符合当时的政策和正常逻辑。即便“土地房产所有证”是真实的，在1987年底农村宅基地房产全面清查登记时，张某庚即应当依据该“土地房产证”申请登记，2003年区划调整后，崇川区进行宅基地登记时，张某庚一方是以卞月珍继承人名义进行登记的，也未依据该证登记，均表明张某庚方未对87表二中案涉房屋登记在卞月珍名下提出异议，87表二的效力高于所谓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效力，案涉房屋应根据87表二认定为卞月珍的遗产，由卞月珍的所有继承人按份分割。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季某等人的上诉请求。
张某庚、陆某、刘某上诉并答辩称，案涉拆迁房屋虽然几经周转，但最终房屋的所有权属于王海如、张某庚、陆某共同所有。87底册并非产权证，要确认房屋的产权还应要看房屋的历史演变及其他证据来印证。87底册的登记是基于当时卞月珍暂住在该房内。案涉房屋没有卞月珍的份额，也就不存在分割卞月珍的遗产。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改判驳回季某等人的诉讼请求。
针对张某庚等三人的上诉，季某等八人一并答辩称，案涉房屋为张永丽、卞月珍建造，卞月珍1970年回到南通，是该村在册的村民，直至其去世连续住在案涉房屋22年，张某庚等在1987年摸底登记的时候没有提出异议，2003年申领土地证时也是依据87底册卞月珍名下继承，拆迁公告时也是卞月珍名下的房屋，种种事实均表明该房屋的所有权应属于卞月珍，其去世后应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析产。请求驳回张某庚的上诉。
经双方庭审中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房屋权利主体如何认定？2、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如何分割？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关键是87底册和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张某庚一方提供了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的原件，该原件形式上存在瑕疵，如没有载明颁证时间、同时盖有两任县长赵洪程和徐超的印章，但根据徐超出具的书面证言，其对盖有本人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季某一方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否定该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的真实性，故该证的真实性仍应予以确认。对于该证的效力问题，该证颁发于我国土改时期，系原南通县人民政府对房屋所有人王海如、张某庚、陆某全家所有的瓦屋一间、草屋一间的土地及房屋权利进行的确认。虽然由于我国土地政策的变迁，房屋所占土地已被收为国家所有，草屋也已在1960年左右被拆除，但没有证据表明该证所载的瓦屋在办证后发生过产权变更的事实，国家也没有对该证进行废除，故房产所有权证载明的瓦屋一间产权仍应确认为王海如、张某庚、陆某所有。关于87底册的效力问题，87表二是在土地管理法实施前对农村宅基地和建筑占地及分户的清查，其目的是对当时的各户人口数额、房屋面积及所占用宅基地面积进行摸底登记，但其并非确认房屋权属的唯一依据，亦不能否定原所有权证的效力。
关于争议焦点2，原被拆迁房屋有两间，一间登记在王海如、张某庚、陆某领取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名下，另一间张某庚一方主张系原来的证载草房与张永丽调换而来。但对草房、瓦房调换的事实，张某庚一方未能提供相应证据，限于历史原因，该间房屋是否经过调换而来已无从考证。但双方一致确认该房屋系张永丽、卞月珍建造的祖产，在被拆迁前长期由卞月珍居住使用，在87摸底时登记在卞月珍名下，拆迁时亦以卞月珍名义进行，故在无其他证据证明房屋另有合法产权人的前提下，该房屋应认定为原建造人卞月珍所有。
综上，被拆迁房屋的其中一间由王海如、张某庚、陆某享有所有权，另一间由卞月珍享有所有权，在卞月珍去世后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原审对拆迁利益的分配并无不当。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40元，由上诉人季某、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蔡某、张某己负担1970元，由张某庚、陆某、刘某负担19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昌东
代理审判员 卢 丽
代理审判员 郭相领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新珠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