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洱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洱民初字第454号
原告：李永丰，男，1976年9月6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
原告：杨桂兰，女，1979年12月26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
委托代理人李四涛，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何加新（又名何小四），女，1966年6月17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
委托代理人：何唐标，男，1968年2月17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
被告：李品然，男，1953年9月13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
被告：李金沛，女，汉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
被告：张某甲，男，2000年10月16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
法定代理人：张满高，男1973年9月9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系张某甲父亲。
法定代理人：孙红英，女，1973年2月21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系张某甲母亲。
被告：何某甲，男，2001年1月21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
法定代理人：何江松，男，1977年12月10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系何某甲父亲。
法定代理人：杜七美，女，1975年5月8日生，白族，农民，系何某甲母亲。
被告杨向春（又名杨小红），男，1968年12月15日生，白族，农民，云南省洱源县人。
原告李永丰、杨桂兰诉被告何加新等人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永丰、杨桂兰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四涛，被告何加新、李品然、李金沛、张满高、孙红英、何江松、杜七美、杨向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原告诉称，请求判令几被告连带赔偿因杨伟东死亡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150880.50元。事实与理由是，事发当天，被告何某甲和张某甲来约二原告的儿子杨伟东出去玩，没过多久就接到电话说杨东伟在距离村子不到一公里的一个水塘里溺水死亡。当时二原告正送货到广东，急忙坐飞机赶了回来，但杨东伟已经溺水死亡。导致杨东伟溺水死亡的水塘位于村洞涧山脚下，面积大约20平方米，原来水深1.4至1.5米，但杨东伟出事时突然被人挖至2米至2.5米深，且周围未设置任何防护措施和警告标志。挖水塘的人是本村的何加新（即何小四），目的是为了灌溉方便。水塘所在的地块的主人是李品然和李金沛夫妇，是他们借地给何加新的。杨东伟遭受不幸，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但上述被告却对此不闻不问，连声问候也没有。他们对杨东伟的死亡负有赔偿责任。
被告何加新、何唐标辩称，为了灌溉需要，他们借了李品然家的地挖了水塘。该水塘不属于公共场所，也不存在危险性，他们的行为不违法，对杨东伟的死亡他们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李品然、李金沛辩称，2002年他家分到八分沙坝地，是一块荒地。他们把地块借给何加新家耕种，他们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张满高、孙红英辩称，他们儿子张某甲和何某甲原来在老协会打台球，是杨伟东来约他们两去摘梅子吃，并没有相约去游泳。事发后，他们曾经到原告家去慰问，但原告方不理不睬。张某甲没有触犯法律，他们没有赔偿责任。
被告何江松、杜七美辩称，原告的儿子是约他儿子何某甲去摘梅子吃的。出事时何某甲并不在现场，所以和他们没有关系。
被告杨向春辩称，他雇请挖机开挖水塘是事实，杨东伟溺水与他有一定关系，但责任大小他不清楚。
原告举证：1、证人杨本高出庭陈述：他与原告是姻亲关系，事发当天他接到女儿的电话，赶到事发现场看到杨东伟溺水死亡他很心寒，他叫杨光校给原告李永丰打电话，当时救人的两个人都在现场。杨东伟溺水死亡的水塘水深多少不清楚，其周围没有警示标示。2、证人杨光校出庭陈述：他是李永丰的父亲，他接到孙子杨东伟溺水死亡的电话后，赶到事发现场，给李永丰打电话。赶到现场时有两位老人救杨东伟，有个老人还呛着水，差点出事。该水塘宽窄4-5米，水深多少不清楚，其周围没有警示标示。水塘的地是李品然家的，是何家新开挖的。3、水塘及其四周的照片十五张及现场示意图一张，以证明水塘的状况、深度及没有设立防护栏、警示标志的情况。被告方未举证。
本院依职权向洱源县公安局右所派出所调取了何秀等人的询问笔录。1、何秀陈述：事发当天他和村里一男的正在田里做活，15时许，有两个小娃娃跑来说去救人，杨东伟被淹着了。他们一起跑到水塘边，看见有一小娃娃面朝下背朝上漂在水面上，他们就跳到水里去救，但没料到水太深，他跳下去还没有落到底，还呛了几口水，被另外那人拖到水塘边。后来，叫他们的小孩找来棍子把漂在水面的小孩拔到水塘边，并把他拖上岸。2、赵四堂陈述：当天他在做活，两个小孩跑来说去救人，他和何秀就赶紧与两个小孩去救人，到水塘边时看见小孩已飘在水面上，他们赶紧下水要把小孩拉到水塘边，但下水后何秀水性不好，连头都淹在水里，我赶紧把他拉到水塘边。然后用木棍把小孩拔到水塘边，再抱着他把他抬到水塘边，发现已经没有呼吸了。小孩是赤身，衣服放在水塘边，他们把衣服盖在小孩身上，还摘了几枝杨柳盖在身上。3、当事人何某甲、张某甲的询问笔录，当事人陈述了事发经过。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对公安机关制作的何某甲及张某甲的询问笔录，原告认为其陈述不实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形式要件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证据证明的效率结合确认证据予以认定。其余证据各方无异议，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和确认的证据证明的案件法律事实是：何某甲、张某甲和杨伟东系同校学生。2013年5月18日下午，三人在村里台球室玩，后相约一起去村东山摘吃梅子，15时许，何某甲和张某甲发现杨东伟漂在山脚下的水塘里，两人跑去叫附近田里做活的何秀和赵四堂来救人，他们一起跑到水塘边，看见杨东伟赤身面朝下背朝上漂在水面上，何秀和赵四堂就跳到水里去救，但没料到水太深，何秀跳下去还没有落到底，还呛了几口水，被赵四堂拖到水塘边。后来，他们用棍子把漂在水面的杨东伟拔到水塘边，并把他拖上岸，发现已经没有呼吸，溺水身亡。杨东伟的衣服放在水塘边，他们把衣服盖在杨东伟身上，还摘了几枝杨柳盖在身上。该纠纷经村、镇调解未果原告方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杨伟东溺水死亡的水塘位于梅和村东面洞涧山脚下的田坝里，该水塘的地面原属李品然和李金沛夫妇的荒地，2002年借给何家新家使用，何家新家为了灌溉需要开挖了水塘。2013年5月因杨向春户在水塘边有一亩多田，为灌溉需要，经何家新同意雇请挖机将水塘加宽挖深。该水塘周围未设置任何防护措施和安全警告标志。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几方对杨伟东的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特定场所的所有人、管理人、经营者或者受益人对自己所从事领域内可能存在的危险负有义务采取必要的、具期待可能性的防范措施，以保护第三人免受侵害，没有尽到此义务因而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权益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涉诉水塘位于梅和村东山脚的田坝中，系何家新和杨向春户开挖，可以认定何家新和杨向春户为该水塘的使用人和受益人，应当对水塘存在的危险负有防范义务，但何家新和杨向春开挖水塘后，没有设置何防护措施和安全警告标志，致使水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故对杨东伟的溺水死亡，何家新和杨向春户应承当民事赔偿责任，对何家新和杨向春户责任划分问题，因杨向春请挖机将水塘加宽挖深，增大了危险性，应承担主要责任。因杨东伟不注意安全，自身溺水死亡，其死亡的主要责任在于自身，且其属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对其监护不力，应承担主要责任。综合本案各种导致杨东伟溺水身亡的原因力大小，对于杨东伟溺水身亡的经济损失，由被告何家新承担10%的赔偿责任，被告杨向春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由原告方自行负担。关于杨东伟溺水身亡的经济损失范围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参照《2013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计算标准》予以计算：1.丧葬费22540.5元；2.死亡赔偿金108340元，合计人民币130880.50元。因杨东伟对其死亡的主要责任在于自身，故原告方提出精神抚慰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由何某甲、张某甲和田主人李品然、李金沛夫妇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何家新提出“该水塘不属于公共场所，也不存在危险性，他们的行为不违法，对杨东伟的死亡他们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无充分证据证明，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何加新赔偿原告李永丰、杨桂兰人民币13088元（即杨东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30880.50元×10％＝13088元）；
由被告杨向春赔偿原告李永丰、杨桂兰人民币19632元（即杨东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30880.50元×20％＝26176.10元）；
驳回原告李永丰、杨桂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一、二条赔偿款项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完毕。
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100负担，被告何加新和杨向春各负担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连书
人民陪审员 何建新
人民陪审员 李碧胜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宋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