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文中行终字第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砚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
委托代理人冯在照，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李先品，砚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自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丽仙。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丽芬。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丽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丽超。
委托代理人王绍成（系曾自昌之女婿，曾丽芬之丈夫），男，砚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审原告曾自昌、曾丽仙、曾丽芬、曾丽福、曾丽超不服原审被告砚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支付社会保险待遇行政决定上诉一案，原审被告砚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服砚山县人民法院（2014）砚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赵金凤（生前系曾自昌之妻，曾丽仙等四人之母）死前系文山华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职工，2013年12月3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2013年12月22日原告与肇事车主李绍元达成了交通事故赔偿协议，李绍元赔偿原告方丧葬、死亡赔偿金共计433300元。2014年6月18日，经文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赵金凤为工伤。原告依据相关规定向被告申请工伤待遇支付申请，被告依据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四十六条和《文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2012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以及2013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息计算办法通知》规定，赵金凤一次性死亡补助为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发（20×24565）491300元；丧葬费补助金以死亡时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6个月（6×2827）16926元，两项共计508262元，扣除李绍元支付给原告的433300元，被告补足给原告75259元，该款于2014年7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转到原告账户完毕。原告认为被告补助支付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第三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被告应该给原告对赵金凤工伤保险费用全额支付。要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支付决定。
一审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主要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本案需要审查的是被告对原告应得到的工伤保险待遇，在原告已经得到了第三方的侵权赔偿后，被告仅就差额部分支付给原告行为是否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有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其中经劳动能力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的，享受伤残待遇”。第三十八条第（八）项“因工死亡的，其遗嘱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第四十二条“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劳动者在因工伤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形下，依法享有社会保险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烈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费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最高人民法院3003年《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二款，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结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职工发生工伤案件，认定为工伤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就应该对职工应该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支付，这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也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义务。除医疗费外，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禁止兼得侵权赔偿和工伤待遇赔偿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因此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二款是规范用人单位以外的侵权第三人与被侵害职工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非常明确地规定带动者向第三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应予支持。所以，在工伤事故与第三人侵权发生时，受害职工可以分别依照不同的法律获得救济。该案赵金凤死亡因交通事故造成，交通肇事方为侵权第三人，是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构成工伤，原告有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和对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虽然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性质的不同，互不排斥，不可替代。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原告作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之绩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关，即使社会保险经办机关已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因侵权责任造成的工伤，工伤职工具有双重主体身份，即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和人身侵权的受害人。在这种情形下，被告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因原告获得侵权方赔偿，免除被告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被告依据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四十六条“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并自愿参加其他商业保险的，依法分别享受有关待遇，用人单位及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同时依法购买强制性保险或者被第三人侵权行为导致工伤的，在获得其他保险或者经济赔付后，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扣除原告获得第三方赔付金额后，决定支付差额部分给原告，是适用法律法规不当，对被告作出对原告的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审批决定，依法应予撤销。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合法，本院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撤销被告砚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7月7日对原告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支付审批决定。由被告重新作出对原告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支付审批决定。
被告砚山县人社局不服，上诉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指导思想错误，最终作出错误的判决。具体表现如下：一、一审法院机械地、断章取义地适用法律条款，不是法律人的法律思维。判决书中详细地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并以此作为“因第三人侵权而致的工伤应当双赔”的法律依据和\\\论证依据，看似法律依据明确，论证充分，实则是机械地、断章取义地适用法条的体现。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其立法本意是对享受工伤待遇的强制性条件规定，与怎样实现工伤待遇无关，更不是寓意双。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第（八）项“因工死亡的，其遗嘱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赔和因工死亡补助金”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规定，其立法本意是对因工死亡享受的待遇种类或项目的规定，与怎样实现工伤待遇无关，也并不寓意双赔。3、《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明确具体的排除双赔，既补差。此条款应当作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而不是撤销上诉人得出的《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支付审批表》的依据。二、一审法院对法律条款的理解错误，适用法律规则错误，从而决定了判决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判决确认“……不因原告获得侵权方赔偿，免除被告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是错误的。”其错误之处在于：1、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作出的解释为程序性规定，并非原审判决书中解读的“两款内容并行不悖，包含两个方面的请求权”的实体性规定。2、将司法解释理解为“两款内容并行不悖，包含两个方面的请求权”是法律适用规则的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已明确了“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其要义已明确排除了重复赔偿，“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目的仅是保障工伤者权益的实现。（2）将法释（2003）20号第十二条理解为“两款内容并行不悖包含两个方面的请求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排除重复赔偿的规定相矛盾。从法律效力等级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属于特别法，最高法院的法释（2003）20号属于一般法，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规则，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从法律的时间效力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于2010年10月28日颁布，最高法院的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于2003年12月24日通过，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属于新法，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本案也应当适用《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因此，上诉人机关适用《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四十六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是一致的，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三、一审判决指导思想错误。一审法院机械地、断章取义地适用法律条款和对法律条款的理解错误以及适用法律规则错误的根源在于判决的指导思想错误，过度追求保护“弱者”的利益，而不顾及法律的基本规定和基本精神。本案中主要体现为不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基本规定及工伤保险基金作为公众基金而非纯商业保险的根本情况。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机械地、断章取义地适用法律条款，对法律条款的理解错误，适用法律规则错误，指导思想错误，最终作出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4）砚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上诉人2014年7月7日作出的《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审批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被上诉人曾自昌、曾丽仙、曾丽芬、曾丽福、曾丽超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五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得到支持。上诉人诉称认为本案是因第三人（交通肇事人）侵权而致的工伤，工伤保险不应当全额赔偿，而只应在第三人赔偿的基础上进行补足差额。答辩人认为，这是上诉人对法律的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职工发生工伤案件，认定为工伤案件后，社会保险机构就应该支付职工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这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也是社会保险机构的职责和义务。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和用人单位以外的侵权人与被侵害职工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侵权之债是否成立，并不影响工伤保险的赔付，反言之，社会保险机构已经给予工伤保险赔偿后，也不能因此就免除侵权人的侵权责任。因此，这是两个不同性质，但又互不排斥、互不替代的法律关系，其形成的两个法律责任承担主体也不相同，不可互相替代。上诉人将其理解成“双倍赔付”，显然是一种误读。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该得到支持。二、上诉人作出工伤保险赔付行政行为的计算标准错误。应当按照2013年度的工资标准计算支付，而不能按照2012年的标准支付。虽然发生工伤事故是在2013年，但由于上诉人未在2013年及时给予支付，而是于2014年才作出支付的行政行为。据此，应当按照其作出实际赔偿的上年度，即2013年的工资标准计算赔偿。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砚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证明其作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复印件）：
第一组法律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云政（2011）225号46条规定、《工伤保险条例》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摘要、砚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砚政颁发（2011）8号、文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文人社发（2013）82号。用以证明被告行政执法主体适格合法。对曾自昌等五原告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补差符合国家法律政策规定，且曾自昌等五原告没有提出异议。
第二组事实证据：1、砚山高速公路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认定工伤决定书；3、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协议书；4、赔偿收条；5、文人社（2013）82号；6、待遇支付审批表；7、工伤转款协议、工商银行业务回单。用以证明被告依法认定工伤后，依据《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支付审批表》进行差额测算补偿，于2014年7月8日就差额部分75259元补差额完毕。
曾自昌等五原告人为证明其请求被告全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补偿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社会保险费完费证；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3、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不予受理通知书；4、赵金凤系华博贸易有限公司员工且发生意外车祸事故证明；5、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6、死亡医学证明书；7、认定工伤决定书；8、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支付审批表。上列七份证据用以证明赵金凤造成工伤死亡的原因，被告就工伤保险待遇补差给原告的事实。
上述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
经本院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对一审原告、一审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查，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八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砚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曾自昌等五人作出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支付审批行为，属法律授权行使的行政行为，其行政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有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其中，经劳动能力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的，享受伤残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劳动者在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形下，依法享有社会保险待遇”。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规定，被上诉人曾自昌之妻赵金凤在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上诉人已对工亡人赵金凤认定为工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本案并不存在无法确认第三人或者第三人不予支付医疗费用的追偿情形。据此，工亡人赵金凤之夫曾自昌及子女曾丽仙、曾丽芬、曾丽福、曾丽超等五人应依法享受其母赵金凤的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支付。被上诉人曾自昌等五人依法向上诉人申请支付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工伤待遇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4日作出的法释（2003）20号《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二款“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上诉人曾自昌等五人与案外第三人李绍元于2013年12月22日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经协商达成的民事赔偿人民币433000元的行为，是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李绍元对赵金凤造成人身损害行为的民事赔偿，虽然产生人身损害赔偿的事实与本案提起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支付属于竞合关系，但两者间并非属于本案行政法律法规调整范畴。因此，在案外第三人发生的人身损害的民事赔偿行为与上诉人应当支付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支付事实发生竞合时，工亡人赵金凤的直系近亲属也应该依法享有除人身损害民事赔偿的请求权和享有对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全额待遇支付的请求权，二者虽然都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所调整，互不排斥，不可替代。因此，即使工亡人赵金凤的近亲属已与案外第三人就人身损害达成民事赔偿协议，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侵犯人身权之债是否成立，也不能因为五被上诉人与第三人达成的民事赔偿而免除上诉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对曾自昌等五人履行支付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的行政义务。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依据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四十六条“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并自愿参加其他商业保险的，依法分别享受有关待遇，用人单位及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同时依法购买强制保险或者被第三人侵权行为导致工伤的，在获得其他保险或者经济赔付后，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对五被上诉人扣除已获得第三人人身损害赔付的433000元后，对曾自昌等五人作出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支付差额部分的行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其行政决定仅补足差额部分属于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和适用法律不当，行政决定依法应予撤销。曾自昌等五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理由成立，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作出的行政决定行为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撤销上诉人对曾自昌等五人作出工伤保险费一次性待遇支付审批决定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砚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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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审 判 长 彭新华
审 判 员 张 萍
代理审判员 王汉水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