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223民初797号
原告程某。
委托代理人王亚平，一般授权。
被告戴某（又名代伶苏）。
委托代理人陈晓，湖北乾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原告程某与被告戴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立新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亚平、被告戴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晓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2月份，原、被告在网上聊天相识并恋爱，同年4月上旬订婚，9月过门同居，未领取结婚证。订婚、过门，被告向原告索要彩礼现金80000元，大小聘礼37400元，亲属请客送礼4000元，合计人民币121400元（还有不少人情开支未计算在内）。被告与原告同居期间，无端吵闹不停，不愿与原告生活，两人在一起生活不过个把多月。2015年以来，被告与原告断绝往来，多次要原告到她家算账。原告去了被告家，被告父亲拳打原告，不让原告进门。经原告报警，天城派出所出警调解，被告只同意返还彩礼40000元，与被告索去的彩礼数额悬殊，原告不同意。后经崇阳县天城司法所调解，被告对司法所的调解不接受。综上，原告与被告订婚、过门，被告索去原告彩礼、聘礼十多万元，原告生活在农村，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既然被告不愿与原告结婚，就应当退还原告礼金。被告索去礼金数额较大，不能只退少部分。为此，特具状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被告返还原告给付的订婚彩礼现金80000元；二、被告返还原告聘礼等礼金41400元。
原告为证明其诉称的事实成立，支持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基本情况。
2.媒人汪某证明材料一份。证人汪某出庭作证证明被告戴某与原告程某订婚、过门同居，媒人汪某见证戴某索去程某彩礼、聘礼等礼金共计人民币117400元的事实。
被告戴某辩称，一、原告诉称不属实，彩礼清单不属实。原告诉称的“主礼”、“大礼”、“小礼”金额实际为：1、订婚聘礼“主礼”2000元、“大礼”400元×14户=5600元、“小礼”200元×8户=1600元，2、过门“主礼”1000元、“大礼”200元×14户=2800元、“小礼”100元×8户=800元；3、喝茶只收了8000元，4、请客送礼是正常开销不能算作礼金。二、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同居生活，并已举行婚礼，视为已办理结婚登记，不符合《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和第（二）项“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三、原告诉称应返还的财产是附条件的赠与，两人已按农村习俗举行了婚礼视为已结婚，其结婚的目的已经实现，原告不能随意主张撤销赠与。四、原、被告婚姻关系维持不到一年，损失较大为女方，在物质、时间、金钱上，女方损失巨大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女方在同居期间已怀孕并流产，且长时间未能再孕，对身体损伤极大。五、原、被告之间订婚订金40000元，过门20000元，买金19300元。我方已经返还了30000元的现金，另外花了20000元购置嫁妆（床及组合柜一套、空调一个、碗一套、梳妆台一套、羊绒被一床、被絮四张、被单四件套一件），现在只剩一点金饰了，金饰可以退还给原告。综上，被告对原告诉称的财产不予返还。
被告为证明辩称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原告亲手书写的算账纸一份。证明订婚、过门原告给付的礼金的实际金额。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证人汪某系原告姨妈，证人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对其证明内容中订婚、过门礼金的数额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这个算账纸只是原告在被告家算账的草稿，而且上面还有改动，不能作为证据。
结合原、被告发表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无异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予以采信。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因证人系原告姨妈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对其证言的效力应区别对待：（对原、被告双方就订婚订金40000元、过门20000元二项大笔数额款项，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并采信。（有异议的部分，对购买金饰的20000元现金，被告辩称购买金饰只花费19300元，且和男方一起去店里购买，并不是原告给被告现金再去买的金饰；订婚、过门的“主礼”、“大礼”、“小礼”数额均少于原告诉称的数额。对有异议的部分，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补证，故本院对该证据有异议的部分不予采信。原告自认购买金饰价值19300元，订婚“主礼”2000元，过门“主礼”1000元，订婚及过门的“大礼”、“小礼”共10800元，“喝茶钱”8000元。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承认系其所写，但有多处改动内容不实。该证据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依法确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可认定本案如下事实：
原告程某与被告戴某自由恋爱相识后，于2014年4月按农村习俗举行了订婚仪式。订婚时，原告向被告给付彩礼现金40000元、购买金饰19300元、“主礼”2000元、向被告亲戚给付“大礼”5600元、“小礼”1600元。同年9月，原、被告未经结婚登记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原告又向被告给付彩礼20000元、“主礼”1000元、向被告亲戚给付“大礼”2800元、“小礼”800元。2015年双方感情破裂，长期分居生活后，被告同意返还金饰就此了结，原告不同意。为此，双方经天城派出所出警调解、天城司法所调解无果，故原告起诉来院而引起本案诉讼。同时查明，被告购置了床及组合柜一套、空调一个、碗一套、梳妆台一套、羊绒被一床、被絮四张、被单四件套一件，且已经返还原告30000元现金。
本院认为，原、被告未经结婚登记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其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订婚是男女双方为达到结婚目的所做的事先约定，该行为亦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赠送彩礼行为是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附条件的赠与。根据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第50条的规定，“婚姻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订婚后到举行婚礼后，虽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双方并未登记结婚，且共同生活时间短。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向被告给付的大额现金及贵重物品被告应酌情返还。被告辩称举行婚礼后同居生活视为已办理结婚登记，该情形不适用婚约财产返还的相关法律规定，及附条件赠与结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不得随意撤销赠与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实际，以缔结婚约为目的而给付的彩礼包括现金63000元（彩礼60000元、主礼3000元）、金饰（19300元），合计价值82300元。原、被告诉争订婚结婚的“大礼”、“小礼”、婚礼宴请、“喝茶钱”等花销，属赠与或双方家庭共同消费，不属本案婚约财产范畴。本院综合考量被告与原告同居期间怀孕并流产、被告已返还30000元、另购置嫁妆、被告同意全部返还原告所给金饰等具体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戴某返还原告程某彩礼款人民币5000元；
二、由被告戴某返还原告程某黄金首饰（若不能返还原物，则折价赔偿人民币19300元）；
三、被告戴某现放于原告程某家的嫁妆归原告程某所有；
四、驳回原告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诉讼费1360元，由原告程某负担910元，被告戴某负担450元。
上述给付内容，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立新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书记员 方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