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长民二（商）初字第1334号
原告唐姣。
委托代理人沈新学，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番禺路支行。
负责人朱为群。
委托代理人钱前，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海涛，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唐姣诉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番禺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8月28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洪一帆独任审判。2013年10月10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姣及委托代理人沈新学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后因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4年1月10日进行证据交换，于2014年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唐姣及委托代理人沈新学，被告委托代理人钱前、贾海涛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因与本案情况相似的案件处于二审阶段，为了保持案件审理结果的统一性，本案于2014年2月27日中止审理，并于2014年7月24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姣诉称，2009年3月至2009年8月期间，原告分五笔在被告处做理财产品共计人民币（以下同）19，700，000元。被告当时的行长龚远静在银行理财接待室和行长室与原告分别就五笔存款签订存款协议。但协议到期时，被告以龚远静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应先刑后民拒绝向原告支付存款本息。现龚远静刑事案件经审判已结案，龚远静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挪用储户存款是利用职务之便的犯罪行为。原告除已取回本金10，351，000元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还的5，160，000元外，被告尚余4，189，000元本金没有返还。因被告在考核用人制度及客户账户管理方面存在弊端，给原告带来严重损失，根据最高院（1998）7号司法解释规定，被告应承担法律责任。原告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返还4，189，000元存款；2、被告向原告支付3，692，500元利息。审理中，原告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以10，000，000元为本金，自2009年6月5日至2011年12月4日止；以8，000，000元为本金，自2009年7月13日至2011年12月4日止；以4，189，000元为本金，自2011年12月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明材料：
1、2009年6月5日建行转账凭条一张（金额为3，000，000元）、建行存折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的明细对账单一张，证明2009年6月5日存入建行存折（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10，000，000元，其中7，000，000元是续存；
2、2009年7月13日建行转账凭条两张（金额分别为5，000，000元和2，500，000元）、建行进账单一张（金额为500，000元），证明2009年7月13日存入建行存折（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8，000，000元，其中6，000，000元是续存；
3、建行存折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的明细对账单一张，证明2009年8月7日存入建行存折（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1，700，000元；证据1-3证明共存入建行19，700，000元；
4、农行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一份（卡号XXXXXXXXXXXXXXXXXXX），证明一中院退还5，160，000元；
5、建行存折一份，证明2009年4月16日被划走“唐姣投资款”5，500，000元；
6、《存款协议》、《大额存单保管单》及存折一组，证明原告存款时签订了协议，被告用欺骗的手段把银行存折拿走。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番禺路支行辩称，因原告在被告处存款的操作程序正规，认可原告在被告处的存款金额。同时，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可原告损失的本金金额为4，189，000元。但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双方不构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告与龚远静签订的《存款协议》和《大额存单保管单》系龚远静个人伪造，约定的内容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若原告认为双方系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应起诉全部本金，而不是只起诉剩余的本金损失。因此，被告不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2、不构成表见代理，若构成表见代理需同时符合善意和无过失。本案中的《存款协议》和《大额存单保管单》非常粗糙，约定的内容（不得提前支取、查询和挂失、要求原告交付存折和密码）都是非正常的；协议和存单上对利息无约定，原告实际在存款当日获得利息，利率明显高于一般的银行利率，且利息系通过其他途径转入原告账户；原告于2009年6月5日存款时，应当知晓存折内余额仅3，000元，与先前存款金额不符，但未提出异议；原告在接受公安询问时表示知道钱款会转出账户；原告与龚远静签订协议的地点有两次在银行大堂和咖啡厅。因此，原告的行为无善意且存在过失，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3、被告未对原告构成侵权。生效刑事判决中未认定被告和龚远静串通，被告对龚远静仅系职务安排，被告在本案中的操作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和银监会规定；原告的损失系因将存折和密码交给龚远静所造成的，是原告对龚远静个人的信任导致的，原告还在银行大堂和咖啡厅与龚远静私下进行沟通，被告并无内部监管问题；原告在知晓龚远静离职后，经过两个月才到公安机关报案，其中两个多月时间原告因其行为导致损失扩大。因此，被告对原告的损失不构成侵权。综上，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原告主张的利息没有法律依据。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刑事判决书》，证明：（1）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原告实际经济损失为9，349，000元，扣除原告已经取得的退赃5，160，000元，原告实际损失为4，189，000元；（2）案外人龚远静实施诈骗所涉《存款协议》及《大额存单保管单》均系伪造，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与被告无关；（3）原告的损失是由原告自行根据龚远静的要求将存折密码设为111111，并将存折交给龚远静所致，与被告无关；
2、《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关于免去龚远静职务的通知》、《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审批表》、《关于同意对龚远静作违规解除劳动关系的批复》、《员工证件财务移交清单》，证明：（1）龚远静在2009年6月25日已经离职；（2）所涉8，000，000元交易系龚远静在离职后发生，原告应当知晓系龚远静个人行为；
3、《司法审计报告》及附卷，证明：（1）原告应当知道本案所涉交易并非正常银行业务，龚远静的行为系个人行为；（2）本案所涉8，000，000元交易系2009年7月13日完成，当时龚远静已离职，说明原告的损失是其个人行为所致；（3）所涉文件均十分粗糙且无任何理财方面的约定。存款协议等均约定了“不提前支取、征询、挂失或转账”，违背常理；（4）存款协议未约定利息，原告却在存款当天收到高额利息，且系由案外人谢晓峰转账至原告个人账户内，与一般储蓄中利息存入存款人账户内不相符；
4、《询问笔录》，证明：（1）原告知道其存入银行的资金将要转出账户；（2）2009年7月13日的8，000，000元交易及2009年8月7日的1，700，000元交易发生时，龚远静已经离职，原告与龚远静是在银行大堂和银行外真锅咖啡厅签订的协议，说明相关后果系龚远静个人行为所致；（3）部分款项归到案外人公司账户，不是正常银行业务；
5、《建行柜面业务应知应会手册》、转账凭条，证明：（1）因原告提供相应存折及密码，案外人将相应款项转账；（2）柜面操作流程符合相应规定。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7，000，000元及6，000，000元系续存；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已经收到该1，700，000元钱款；证据4-5，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原、被告已形成储蓄合同关系，存款协议和大额存单保管单上的落章都是伪造的，且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相应的后果不应由被告承担。且原告先到柜台存款，再签订存款协议和大额存单保管单，两者关系是独立的；龚远静行为没有构成表见代理，原告作为有投资常识的人，理应发现投资瑕疵。
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被告负责人刻公章对外签订协议，应由被告负责；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在同一天形成这些文件，对于龚远静的离职既说个人辞职又说违规离职，且无离职审计内容；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原告认为交易过程都很正常，一直到1，700，000元的利息没有收到才觉得有问题；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在事发后，原告急于追回钱款，所以龚远静让其提供公司账号还钱原告没有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且龚远静在没有原告身份证原件的情况下就能进行转账，说明被告柜面操作流程非法。
本院经审核，对双方当事人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双方就证明内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在事实认定部分予以综合评判、认定。
经审理查明，案外人龚远静自2005年3月起至2009年6月间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愚园路支行和被告处任行长。龚远静与案外人刘某某等人为实施诈骗，自2007年9月起至2009年8月间，先后虚构银行高息理财业务等，通过资金中介人大肆宣传，诱使多名被害人到龚远静所在支行办理上述虚假业务。为此，龚远静与刘某某还通过他人先后私刻了被告的公章用于诈骗。
2009年3月18日至2009年8月7日期间，原告经中介人解晓峰、吕英介绍，至被告处开立个人活期账户，并于开户当日以转账或本票的方式向开立的账户存入相应款项。同时，原告与龚远静在被告处或其他地点，由原告根据龚远静的要求设置存折密码，并将未修改密码的存折交予龚远静，龚远静则冒被告名义，用私刻的公章与原告签订《存款协议》，并向原告出具《大额存单保管单》。《存款协议》上载明了原告存款账号，且约定原告“自进款之日起，在3个月内，不论任何原因，对该笔款项不提前支取、征询、挂失或转账；若违反上述约定，原告愿意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被告承诺到期无条件兑付本息。如不能按时兑付本息，银行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大额存单保管单》上载明“存款期三个月，中途不挂失，不提前支付，不可转让，不可质押；保管单一式两份，一份由银行保存，一份由所有人保管；存款到期凭保管单到存款行，换取存单，无条件领取本息；此保管单不可提前支取，不能挂失，不可转让，不可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2009年3月18日，原告在被告柜台开立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并存入7，000，000元（分别为本票5，650，000元、转账1，350，000元）。随后，龚远静与原告在被告行长办公室签订《存款协议》，并出具《大额存单保管单》，均载明原告在上述账号存入7，000，000元，存款约定期限为2009年6月17日止。同日，龚远静通过他人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利息420，000元。2009年6月，龚远静通过他人转账方式向原告返还7，000，000元。
2009年4月15日，原告在被告柜台开立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并存入6，000，000元（分别为转账5，000，000元、转账1，000，000元）。随后，龚远静与原告在被告行长办公室签订《存款协议》，并出具《大额存单保管单》，均载明原告在上述账户存入6，000，000元，存款约定期限为2009年7月14日止。同日，龚远静通过他人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利息540，000元。2009年7月，龚远静通过他人转账方式向原告返还6，000，000元。
2009年6月5日，原告在被告柜台将上述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存折换折，并存入10，000，000元（分别为转账3，000，000元、转账5，000，000元、转账2，000，000元）。随后，龚远静在被告行长办公室与原告签订《存款协议》，并出具《大额存单保管单》，均载明原告在上述账户存入10，000，000元，存款约定期限为2009年9月4日止。同日，龚远静通过他人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利息900，000元。
2009年7月13日，龚远静与原告在被告大堂内见面后，原告在被告柜台开立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并存入8，000，000元（分别为本票500，000元、转账5，000，000元、转账2，500，000元）。随后，龚远静在咖啡店内向原告交付《存款协议》及《大额存单保管单》，载明原告在上述账户存入8，000，000元，存款约定期限为2009年10月12日止。同日，龚远静通过他人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利息720，000元。
2009年8月7日，原告在被告处开立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并存入1，700，000元（分别为转账630，000元、转账1，070，000元）。随后，龚远静在咖啡店内向原告交付已盖章的《存款协议》及《大额存单保管单》，均载明原告在上述账户存入1，700，000元，存款约定期限为2009年8月14日止。同日，龚远静通过他人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利息51，000元。此后，龚远静通过他人转账方式向原告返还1，700，000元。
在原告存入上述款项后，龚远静将存折交给案外人并告知密码，让案外人将上述款项从原告存折中转出，用于支付利息、中介费、归还欠款以及个人使用等。
另查明，2009年6月5日，原告对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存折进行换折，该存折当时显示余额为3，000元。
被告提交的《柜面业务应知应会手册（2007年版）》第19条规定：办理哪些个人储蓄业务需要客户提交有效身份证件？……（3）大额款项转账、现金存款。200，000元以上的转账收入、转账支出、现金存款等大额款项转移，应审核和登记客户有效身份证件。（4）他人代为账户所有人办理业务，银行应审核代办人、账户所有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并在取款凭条登记代办人和账户所有人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名称、号码等。
被告提交的转账凭条上，其背面关于户主姓名、户主证件名称、户主证件号码、代理人姓名、代理人证件名称、代理人证件号码栏内均为空白。
另根据生效刑事判决查明以下事实：
1、2009年6月25日，龚远静向被告提出辞职，被告的人事部门、建行上海长宁支行均在当日同意其辞职，建行上海市分行亦在当日批复建行上海长宁支行同意解除与龚远静的劳动关系。当日，龚远静向被告移交了证件、财物。2009年6月26日，建行上海长宁支行发出《关于免去龚远静职务的通知》，龚远静亦收到了被告开具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
2、2011年7月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沪一中刑初字第2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龚远静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六、追缴被告人龚远静、刘某某合同诈骗违法所得人民币八千三百八十二万元发还给被害人（单位）……”。该判决已生效。
3、由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审计报告》显示，2009年3月至8月间，原告先后将共计14，700，000元资金存入被告处，后收回本金14，700，000元及利息1，011，000元；2009年6月至7月间，原告共计将18，000，000元资金存入被告处，至案发收回本金6，020，000元和利息1，620，000元。
4、原告为上述刑事案件中认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之一，其被认定的损失为9，349，000元（18，000，000元-收回的本金6，020，000元-利息2，631，000元）。2011年12月5日，原告获得发还的赃款5，16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并为本院采信的（2011）沪一中刑初字第21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司法审计报告、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对解晓峰与龚远静的讯问笔录、被告《业务凭证》、《关于同意对龚远静作违规解除劳动关系的批复》等证据以及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被告对原告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程度及应承担的责任？
一、原、被告之间构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
原告在被告处先后开立账户，通过转账或本票方式将资金存入其在被告处所开立的账户，被告亦确认原告的存款手续符合规定，故双方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原告对被告享有请求还本付息的债权，被告出具的存折则作为原告对其享有债权的凭证。虽然案外人龚远静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其持有的原告存折及密码，将原告账户内的存款进行划转，用于在刑事犯罪活动中支付利息、偿还欠款及个人使用等。但原告仍有权以储蓄存款合同为基础，享有至被告处提取存款之权利。
二、原、被告在本案中的过错及过错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被告存在重大过错。
1、被告在履行对员工的内部管理职责中存在过错。龚远静利用职务便利，私刻被告公章，虚构银行理财业务，冒用被告名义签订《存款协议》，出具《大额存单保管单》，使原告交出存折并确保其在约定的期限内对存款不支取、不查询，进而控制原告的存款账户，被告对龚远静实施的上述犯罪行为未能予以有效监管。同时，办理相关理财业务时应至专门柜台及经授权的工作人员办理，但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就此已尽了充分的提示、说明义务，亦无证据证明原告明知龚远静作为行长的授权范围。本案中，龚远静在工作时间多次与原告办理业务，而被告疏于监管，亦未能对龚远静的上述行为进行有效监管。
2、被告在履行对其经营及办公场所的监督管理职责中存在过错。被告自己出具的证明材料显示，龚远静于2009年6月25日离职，且于当日完成相应的离职手续。本案中，龚远静分别于2009年7月13日和8月7日在被告大堂内与原告办理业务，该行为属于非银行工作人员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的行为，但被告对其经营场所内发生的上述异常情况未尽到有效监管责任。此前，龚远静多次与原告在行长办公室内签订协议并办理业务。行长办公室属于被告的行政办公区域，被告应有效区分和隔离行政办公区域和业务经营区域，并向储户进行明确的告知和提示，但本案中，被告对龚远静和原告在行长办公室内进行的多次业务办理均未尽到有效监管责任。
3、被告业务办理流程不规范，未尽到对储户存款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通过柜面进行转账的业务，银行有义务核查业务办理人与存款人身份信息是否一致，若不是存折户主亲自办理业务，银行应当审核代办人与存折户主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并要求代办人提供相应的存折户主与代办人的身份证明。本案中，原告存入被告处的存款在存款当日、次日或随后几天内，由他人在持有原告存折、密码的情况下，通过柜面代为转账的方式多次进行划转。对此，被告辩称在柜面代为转账时应审核存折户主的身份证原件，并提交了《柜面业务应知应会手册（2007年版）》的复印件。被告对其在本案涉及的刑事犯罪发生时间段内是否有相应的代办取款审核义务的具体规定、内容是否同上述2007年版的规定，并未完成其举证责任。本院认为，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对其业务操作流程制定专门规范，现被告仅提供2007年版规定，未提供本案发生时的规定，本院对被告作出拒证推定。即使依据被告提供的上述2007年版手册中的规定，被告柜员在受理他人代账户所有人办理业务时，应审核代办人、账户所有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并在取款凭条登记代办人和账户所有人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名称、证件号码。但被告提交的转账凭条显示，被告并未按上述规定登记存折户主或代办人的姓名、证件名称及证件号码。其次，根据龚远静的陈述，被告在办理代为转账业务时，并不需要存折户主的身份证，仅需要代办人身份证，因此被告在业务规定和具体操作上亦存在不一致。被告在审核代办业务操作中的不规范显而易见，且被告对频繁发生非存折户主办理大额转账业务的情况未尽到审核义务，在保障储户存款安全方面，存在明显重大过错。
（二）原告亦存在一定过错。
原告以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为基础起诉本案被告，原告已自认其与被告之间系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在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建立及履行过程中，原告存在以下过错：
1、原告将存款账户的实际控制权放任给他人。存款人持有的存折及密码系对银行享有债权的重要凭证，应由存款人妥善保管。在银行对储户资金的通常操作中，不会对特定账户资金进行由银行内部向外部划转的操作，其内部发生的借贷记账亦不需要储户的存折密码。本案中，原告与龚远静之间对于存折和密码的操作方法与银行通常做法并不一致，由原告将存折原件交给龚远静，并根据龚远静要求设置了密码，该行为系原告对自己账户控制权的放任。而原告对于存折换折时，其存折账户内资金金额的大幅异常减少并未提出异议，亦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2、原告对龚远静的违规操作行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原告将系争款项存入活期账户，龚远静在冒被告名义出具的《存款协议》、《大额存单保管单》上分别载明的“不提前支取、征询、挂失或转账”、“不挂失、不提前支付、不可转让、不可质押”，原告未对上述与存款规则相悖的要求提出质疑；《存款协议》未明确约定利息，原告称系龚远静口头承诺，本案中实际给付利息的利率分别为三个月6%、三个月9%、7天3%，远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上限，明显违反相关规定；且该利息均于存款当日自他人账户转入原告其他账户内，明显有别于银行在存款到期时将利息存入存款账户内的常规操作；龚远静向原告支付到期存款的方式系由他人账户转入原告的其他账户内，有别于存款人于到期日在存款账户内提取本金的常规操作。原告对上述非常规的行为均未提出异议，显然有悖常理。
原告对龚远静作为被告负责人的信任远超过对被告的信任。虽然龚远静是被告行长，但银行内具体金融业务的操作不能由未经授权的个人进行。原告知道也应当知道相关业务的办理应当在银行柜台或有授权的业务经理处进行，而不是由行长直接办理，但原告均与龚远静办理业务。龚远静离职后，原告曾与龚远静在咖啡店内交付《存款协议》和《大额存单保管单》，且原告曾向龚远静个人主张系争债务，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原告自身过错。
（三）原、被告过错行为与原告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
1、被告对他人代为转账的审核不规范，在代办人仅持储户存折、密码的情形下，未审核储户身份证件、代办人身份证件、委托手续、储户与代办人的关系，允许代办人多次对储户账户内大额资金进行划转。被告对储户存款安全保障义务的重大缺失，是龚远静等人可以轻易将原告钱款进行划转的主要原因，也是龚远静犯罪行为中所利用的被告监管中的重要漏洞。同时，被告在履行其对员工及场所的监管职责中亦存在过错，被告应对其就此造成原告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2、原告为获得高额利息，轻信作为被告负责人的龚远静，向其交付存折并按照其要求设置密码，使龚远静等人获得原告存款账户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可以将钱款进行转账。同时，原告就系争存款的资金运作在主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知晓，明知或应当知道龚远静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或违背常理，知晓该等资金的运作并非银行常规业务，但基于龚远静的行长职务及书面文件上盖有被告的公章，而相信被告可以进行一定范围内的非常规资金运作，进而对种种非正常的操作行为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原告应就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被告的监管不严和对转账操作不规范，导致储户对银行业务的理解产生偏差，且本案中龚远静个人的犯罪行为是超过原告认识和预知范围的。因此，对原告的损失，被告应承担主要责任，原告承担次要责任。
3、对本案特殊情况的考量。龚远静离职后，原告分别又存入8，000，000元和1，700，000元，与龚远静进行了相应的两次业务办理，并在被告场所外进行协议交付。对此，本院认定龚远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告在不知晓龚远静已离职的情况下，基于对双方以往交易习惯的信任，其有理由相信与之前办理的业务相一致，故而依照龚远静的要求进行交易操作，对此，原告虽具有一定的过错，但被告对其经营场所管理不严，就龚远静离职后仍在被告场所内与原告办理业务这一非银行工作人员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的行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显然具有较为明显的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对于2009年8月7日，原告与龚远静在咖啡店内交付相应协议之部分损失，由于在刑事案件审理中已明确该笔存款已予以返还，原、被告均予以认可，且原告本案诉请的损失范围并不包括该笔存款，本院对该部分不再予以论述。
综上，针对原告先后存入被告处的18，000，000元，扣除已返还的6，020，000元、已获得的利息2，631，000元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还的赃款5，160，000元，其实际经济损失为4，189，000元。综合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及其与损失的因果关系，结合本案原、被告过错行为有别于龚远静犯罪引发的其他案件的具体情节之不同，对于原告的经济损失，本院认定由原告自行承担30%的责任，被告承担70%的责任，即原告自行承担1，256，700元，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2，932，3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原、被告之间系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故原告以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提出利息主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被告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据此，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番禺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唐姣人民币2，932，300元。
二、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番禺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唐姣利息（以人民币6，370，000元为本金，自2009年6月5日至2011年12月4日止；以人民币5，096，000元为本金，自2009年7月13日至2011年12月4日止；以人民币2，932，300元为本金，自2011年12月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
三、驳回原告唐姣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970.50元，由原告唐姣负担人民币元20，091.15元（原告已预缴），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番禺路支行负担人民币46，879.35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斯慧民
代理审判员 洪一帆
人民陪审员 李云申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许 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