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绛民初字第606号
原告：范金海，男，193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世荣，男，山西天下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绛县支行。
负责人：梁红卫，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璇，女，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峰，男，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金海与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绛县支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金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世荣、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绛县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璇、周俊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金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自2015年起每月按社会统筹标准支付原退休待遇；2、要求被告赔偿2002年以来的工资损失1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60年4月参加工作，1972年1月原告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大交办事处任会计，1982年4月，绛县开展打击经济、刑事犯罪期间（俗称严打），原告遭他人陷害被追究刑事责任。1983年5月，被告以（83）绛人银字第3号文件向运城中心支行报告请示开除原告公职。之后被告却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开除公职。因原告一直申诉，绛县人民法院于1989年4月再审后对原告免于刑事处分，同时绛县人民法院出具《司法建议书》一份，要求相关单位按照有关政策做好原告的善后工作。后经原告数次申请，绛县工商银行曾多次向运城地区中心支行请示恢复原告公职无果。2002年7月，绛县人民法院向被告单位和工商银行绛县支行出具了《司法建议书》。直到2007年5月，工商银行运城支行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给原告的恢复公职申请予以回复：“因原告原在人民银行工作，绛县设有人民银行机构，应由人民银行负责处理”。为此，原告多次再到被告单位要求解决公职待遇。期间，运城中级法院又于2011年12月1日以（2011）运中刑二终字第146号《司法建议书》建议被告单位参照1982年10月29日劳动人事部《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中几个问题的解答》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对范金海恢复工作及待遇问题予以考虑解决，同时要求被告单位将处理结果函告本院。之后，原告便依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绛县人民法院、运城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又数次向被告单位请求恢复公职。几年来，被告却以领导变动无法解决为由，长期不能给原告一个明确答复。原告申请仲裁委员会仲裁，而后依法提起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绛县支行辩称：1、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应当依法驳回起诉。中国人民银行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指定或制定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原绛县人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其性质就是国家行政机关，被答辩人作为国家干部，在1983年因犯贪污、收贿被贵院判有期徒刑三年，原绛县人行依据（1983）法刑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作出开除被答辩人的决定，属于行政机关内部人事调整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因被答辩人作为国家干部原绛县人行对其作出的内部人事调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并且贵院及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建议书亦认定被答辩人要求恢复工职及待遇问题属于行政调整范畴，而非民事调整范畴，而贵院现以劳动争议受理明显错误。亦与上述司法建议相违背，并且依据1957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所受纪律处分不服的应当复议或者申诉。故本案属于行政调整范畴，为人事争议，应当由山西省人事争议仲裁委对本案进行人事仲裁。2、被答辩人申请劳动仲裁已过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劳动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被答辩人自1983年被开除至申请仲裁已隔32年之久，早已超出仲裁的时效，其次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的仲裁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出仲裁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确已超过劳动仲裁期限，贵院应当予以驳回。即便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本案纠纷发生自1983年至原告起诉已过32年，早已超出最长时效保护期，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不予保护。3、从被告主体问题来说，被告主体不适格，无义务为其补发工资及待遇。根据运地银联发字（86）第1号人行绛县支行新设答辩人机构从绛县工商银行在编人员划走15%作为工作人员，借用绛县工行的办公室等说明答辩人作为新设机构，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人事关系，其次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绛工商银人字94第6号文件显示，绛县工商银行承认被答辩人系其工作人员，并未恢复其职位，向运城地区人行请示建议恢复被答辩人职位，这个属于当事人的自认，并且答辩人对此事实予以认可。且贵院于2002年7月3日下发的司法建议书上亦将工商银行列为建议主体，说明真正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关系的，应当是绛县工商银行而非答辩人，故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无义务为其支付退休工资和补发工资。4、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绛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劳仲委对以被答辩人无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与理由对其申请不予受理，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现在向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已经过仲裁，根据劳动法第97条规定，劳动争议事项必须经仲裁委先行仲裁，才能起诉至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5、被答辩人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应当驳回，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退休待遇无明确的数字，补发工资10万余元亦不是明确数字，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属于诉请不明，应当驳回起诉。原告方诉状中所称的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通知的不是被告单位，而是运城人行。综上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
原告范金海提供了如下证据：一、1980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给范金海发的会计工作证，证明范金海是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二、1994年12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绛县支行关于范金海同志复职的请示与2007年5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运城分行关于对范金海申请恢复公职请求的回复。1、证明范金海1960年4月参加工作，1983年5月10日人行给予范金海开除公职处分；2、工行绛县支行关于范金海同志复职的请示中同意恢复范金海的公职；3、运城工行关于范金海恢复公职的请求的回复中，认为1984年至1986年人、工两行分设以前原告提出的恢复公职请求属于历史遗留。依据1986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中国工商银行办公室《关于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县支行信访工作划分问题的通知》银办发（1986）38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同时依据198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关于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机构分设中人员划分的方案》的通知（84）晋银发字第7号第六条的规定，绛县设有人民银行机构，应由人民银行负责处理。三、198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关于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机构分设中人员划分的方案》（84）晋银发字第7号、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中国工商银行办公室《关于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县支行信访工作划分问题的通知》银办发（1986）38号文件证明内容：从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机构分设后范金海应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单位的人员。四、1989年4月10日绛县人民法院（1989）法刑监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内容：根据《刑法》第185条、第63条之规定判决撤销了本院（1983）法刑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对范金海作出免予刑事处分。五、1989年4月25日绛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司法建议、2002年7月3日绛县人民法院给中国人民银行绛县支行的《司法建议书》。证明内容：范金海原系绛县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多年来原告以事实不符应宣告无罪为由提出申诉。经复查所判事实不符，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对范金海免于刑事处分，希有关单位按照有关政策做好改判后的善后工作。第二次建议书明确指出范金海要求恢复公职及待遇问题属行政调整范畴，建议人行参照1982年10月29日劳动人事部《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中几个问题的解答》若干问题的解答意见中的有关规定精神，并结合对范金海作出的免予刑事处分的实际情况重新予以考虑解决。以上建议请研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函告本院。人民银行绛县支行既没有研究处理也没有函复法院。六、绛县法院（2011）绛刑再审字第1号刑事裁定书。运城中院（2011）运中刑二终字第146号刑事裁定书。证明内容：原告对绛县法院（1989）法刑监字第3号作出的免予刑事处分刑事判决不服，以自己无罪为由向中级法院申诉，运城中院指令绛县法院再审。绛县法院作出了（2011）刑再字第1号刑事裁定，原告范金海不服，又提出上诉，运城中院作出了运中刑终字第146号裁定。充分证明原告为了无罪判决得到恢复公职的目的一直奔走在两级法院之间。七、2011年12月1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中国人民银行运城市中心支行（2011）运中刑二终字第146号《司法建议书》证明内容：根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劳动人事部《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中几个问题的解答第二条，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缓刑除外），即办理开除手续。该案范金海免予刑事处分，建议你行参照该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对范金海恢复工作及待遇问题予以考虑解决。八、几个相关法规依据。1、1982年10月29日劳动人事部《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中几个问题的解答》劳人干（1982）160号；2、1983年1月24日劳动人事部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若干问题的解答意见劳人劳（1983）2号；3、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第24条，证明目的：免予刑事处罚可以不开除公职。九、由中国人民银行绛县支行行长杨文勇签字的收到范金海递交的申请书时间是2012年9月20日。按照杨行长的请求，原告范金海于2014年5月又给支行杨行长递交申请恢复公职资料一套。证明目的：范金海一直在找人行请求恢复公职问题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十、原告多年来申请恢复公职申请书，运城工行韩保印给范金海申请恢复公职申请书上签字证明范金海在2007年的时候在找人行、工行恢复公职问题。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作如下质证：一、范金海的工作证无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其工作证上载明职务为会计，而刑事判决书上载明为么里办事处负责人，足以证明其工作证因职务变更已经作废。更无法证明范金海自被开除后再未与其他单位建立工作关系，故我方认为该工作证与本案无关。二、证据二亦无原件予以核对不予认可，且该文件内容上载明绛县工行已认定范金海系其干部，并建议运城工行恢复范金海的职务。对运城工行的回复意见真实性有异议，其所加盖的公章为运城工行人力资源部，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且根据该回复在载明的关于人行、工行县支行信访工作划分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已调离银行系统的职工，应当由工商银行负责处理，根据该回复，工商银行并未否认范金海系其员工，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三、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四、该判决恰能证明原告身份系国家干部，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且能够证明范金海只是免于刑事处分，而并不是无罪。五、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1989年4月25日的司法建议书说的是有关单位，并非针对我行提出的司法建议。2002年司法建议书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请求法院予以核实，且该司法建议书亦发给了中国工商银行绛县支行，而且该建议书对范金海的诉讼请求，应当属于行政调整范畴，亦能证明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六、对真实性无异议。七、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该建议书的受送达单位是运城市中心支行，而非本案被告。故对范金海犯罪行为予以开除并无不当。其建议是对范金海恢复工作及待遇予以考虑，并不能证明与人行具有人事关系，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八、1982年10月29日劳动人事部《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中几个问题的解答》劳人干（1982）160号。可以看出范金海的职务是自然撤销的，范金海不符合第二条的条件。根据该问答的第六条，因此即使范金海符合恢复条件其亦经过考试考核，不应当通过人民法院直接判决。1983年1月24日劳动人事部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若干问题的解答意见劳人劳（1983）2号与本案无关联性，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第24条不应当适用，其开除行为是1983年开除的，与本案无关。九、对恢复公职的申请书只有杨文勇的签字，是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绛县支行的意见，且签字不能说明绛县支行同意恢复工职，亦不能证明绛县支行收到过该份申请书，其恢复工作的材料均系复印件，并且其中的干部履历表亦能证明干部身份，并且干部档案的抬头为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而非绛县支行，无法证明其与绛县支行存在人事关系。更不能证明向人行送达过相关材料，并且原告自1983年被开除至今已经32年，根据民法通则137条规定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无中止、中断、延长等情形，故其已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申请恢复工职材料记录时间为2004年5月，请求恢复工职的申请书杨文勇签字为2012年，即使按这两个时间计算，其已远远超过诉讼时效。韩保印签字亦证明范金海与工行存在的人事关系。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绛县支行当庭提供一份运地银联发字（86）第1号文件（复印件），证明被告为新设机构，与原告不存在关系。1、绛县人行的领导从工商银行正副行长中选拔。2、绛县人行的工作人员从绛县工商银行的在编人员中划取。3、绛县人行的办公用房由绛县工商银行向其提供使用。以上均说明被告系从1986年起才新设的机构，并非原与范金海存在人事关系的原绛县人行。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作如下质证：1、被告未提供证据原件。2、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而且绛县一直设有中国人民银行绛县支行，并非被告所说的新设机构。本院认为，被告当庭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60年4月在被告单位参加工作，1971年成为人民银行职员。在1982年打击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期间，1983年2月，绛县法院以原告犯有贪污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83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绛县支行根据这个判决开除了原告的公职。原告不服刑事判决认为自己无罪一直申诉。1989年绛县法院再审撤销了（1983）法刑字第3号判决书，对原告免予刑事处分，并出具一份司法建议书，希有关单位按照有关政策做好改判后的善后工作。期间，1984至1986年人行和工行机构开始分设，人员也进行了划分。原告在法院、人行、工行之间奔走请求恢复公职。工行于2007年5月书面答复，根据两行划分的方案（84）晋银发字第7号第六条规定，绛县设有人民银行机构，应由人民银行负责处理。原告随向运城人行反映情况，至今无果。2002年7月3日，绛县法院第二次给人行绛县支行出具司法建议书，建议人民银行参照1982年10月29日劳动人事部《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中几个问题的解答》若干问题的解答意见中的有关规定精神予以考虑解决。2011年12月1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给人行运城市中心支行出具了一份《司法建议书》，建议人行参照上述劳动人事部的文件精神对范金海恢复工作及待遇问题予以考虑解决。原告分别于2012年、2014年向人行绛县支行的杨文勇行长递交《恢复公职申请书》，2015年由于杨行长工作变动，原告感到没有希望的情况下，遂提起劳动仲裁，劳动部门以没有具体仲裁请求为由不予受理，故原告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开除公职的处分是在法律程序没有终结的情况下作出的，当人民法院对原告范金海作出了免予刑事处罚后，应该按照1982年10月29日劳动人事部《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中几个问题的解答》等相关法律法规妥善处理。1987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级人民法院处理刑事申诉暂行规定第十三条“对再审改判无罪或免于刑事处分的当事人的善后工作，原来有工作的，由原审人民法院移交原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落实。原告范金海在被告单位工作了23年，由于原告被判刑责被告单位开除了原告，接着人行、工行机构分设等原因，被告单位没有给原告恢复公职，原告工作没得到落实，生活无出路，以致影响了原告享受社会养老待遇。成为生活困难的老人。原告要求享受养老待遇，解决今后的生活问题，虽属于社会保险争议纠纷，因原告年事已高，且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金，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出的补偿2002年以来应得的工资损失。本院认为，自原告被免予刑事处罚后，被告单位应参照相关法律规定安排适当工作，给予生活出路，而不是置之不理，其行为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此项诉请应予以支持。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多年来为自己无罪申诉的同时向被告单位及其上级部门申请恢复公职，有被告单位负责人接受申请的签字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原告之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属地管辖原则，原告经绛县人事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到法院诉讼并无不当。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绛县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范金海经济补偿95220元。
二、驳回原告范金海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绛县支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于晓军
审判员 张 虎
审判员 姚春红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杨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