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冀01民终74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志杰，男，汉族，1971年8月28日出生，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秀山，男，汉族，1968年12月1日出生，现住石家庄市裕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中山东路176号。法定代表人：唐利军，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马志杰因与被上诉人许秀山、石家庄市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纪元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民初188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志杰上诉请求：请求贵院依法撤销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民初1886号民事裁定，予以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未予查明，对本案适用法律错误，以致做出了错误的裁定。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否定上诉人的诉权行使无任何依据，应当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纪元公司签订的《石家庄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予以司法确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纪元公司签订《石家庄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被上诉人纪元公司收取房款后向上诉人完成了房产交付等事实确认是正确的，但一审法院依“无争议即无裁判”来判断上诉人主张的确认合同有效之诉无裁判介入的必要并对诉权的行使给予程序性否定是错误的。第一、确认合同效力之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法[2011]41号）的案由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就是在双方无争议的情况下的诉讼程序，因此“无争议即无裁判”只是一种理论观点，并非是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不能以此作为裁判依据；第二、上诉人的起诉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条、第119条、第124条的规定，本案所涉的房产难道与上诉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吗？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难道不是归属法院受理范围及法院管辖的依据吗？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诉权的行使给予程序性否定是错误的，应依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纪元公司签订的《石家庄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依法予以司法确认。二、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相对性剥夺上诉人诉权行使无任何依据，上诉人依法享有确认二被上诉人之间合同无效的诉权，一审法院依“二被告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以及能否最终得到履行，仅涉区及该合同相对方的履行利益”为由认定上诉人对二被上诉人的合同不产生诉的利益、无权提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无非是按合同相对性对案件予以理解。但是在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及产生的行为侵害到作为第三方的上诉人利益等情形的时候，法律就不会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二、三、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3、15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35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杨伟鹏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再审案）均对合同及行为无效的情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或评判。本案中正是由于被上诉人以签订房产买卖合同为借贷资金进行的“担保行为直接导致上诉人的不动产权益行使受阻而引起。无论是侵害国家利益还是侵害上诉人的个人利益，亦或是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上诉人均依法享有确认二被上诉人之间合同无效的诉权。三、一审法院在未予查明二被上诉人的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片面认为“本案涉及一房数卖的争议”、“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缺乏民事诉讼的实效性”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二被上诉人的法律关系事实的情况下片面认为“本案涉及一房数卖的争议”、“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缺乏民事诉讼的实效性”是错误的。第一、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借贷还本付息清单及凭证、预售商品房备案合同书及第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相结合，足以证实了二被上诉人是以签订房产买卖合同为借贷资金进行的“担保”,二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因此谈不上“一房数卖”的争议问题；第二、本案是否具有民事诉讼的实效性及是否按照一审裁定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一房数卖”的裁判标准进行诉讼解决的诉权在于上诉人，人民法院只能根据诉求进行审理，遗漏或超限裁决均属不合法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单独提起请求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缺乏民事诉讼的实效性”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完全是在顾左右而言他。四、一审法院建议原告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处理没有任何依据。第一、纪元公司目前没有能够清偿的资产就认为构成刑事犯罪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本案事实方面尚不存在一房数卖的问题；第三、本案涉嫌刑事案件问题已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蓝拓国大商务中心业主与本案相同类诉讼出具的裁定中予以了否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无论是以“无争议即无裁判”为由还是以合同相对性为由剥夺上诉人的诉权及诉权行使的行为均是不合法的，应予纠正；上诉人主张的诉请所依据的证据是充足的、法律依据是充分的，应予得到支持。被上诉人许秀山、石家庄市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作答辩。马志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李存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纪元公司签订的《石家庄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依法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7月16日原告与被告纪元公司签订《石家庄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同日将全部购房款予以给付，约定原告购买蓝拓国大商务中心0402号商铺。2013年8月12日被告纪元公司将上述房产交付原告实际占有。后原告得知二被告为民间借贷，对蓝拓国大商务中心0402号商铺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已网签备案。二被告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告已经合法购买蓝拓国大商务中心0402号商号商铺，并已合法占有，二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恶意损害原告的行为是无效的。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起的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应予驳回。理由如下：首先，就民事诉讼而言，诉权的赋予应当以存在争议为前提，“无争议即无裁判”是司法遵循的一项基本理念。原告与被告纪元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原告基于主张的买卖行为对纪元公司享有合同债权，有权要求纪元公司履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纪元公司收取房款后向原告完成了房产交付，已通过实际履行行为表明其对与原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不持异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稳定。因此，原告确认其与纪元公司合同有效之诉显无裁判介入的必要，对该项诉权的行使应当给予程序性否定。其次，关于原告确认二被告之间合同无效的诉权行使问题。原告只能就其自身与纪元公司的合同履行产生的民事争议向人民法院提出相应主张，对于他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其无权进行主张。二被告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以及能否最终得到履行，仅涉及该合同相对方的履行利益，因此，本案原告对二被告的合同不产生诉的利益，无权提出确认二被告买卖合同无效之诉。最后，按照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本案涉及“一房数卖”的争议，原告与第二被告均持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实质上是对诉争房屋所有权的最终归属持有争议。原告及第二被告如欲取得房屋所有权，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一房数卖”的裁判标准进行诉讼解决，而不是提起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基于此，原告单独提起请求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缺乏民事诉讼的实效性。考虑到纪元公司目前没有能够清偿的资产，其实施的“一房数卖”有涉嫌合同诈骗的可能，本院建议原告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马志杰的起诉。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或对法律关系发生争议需要通过法院居中裁判解决争议是诉讼发生的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纪元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纪元公司已经收取了上诉人的房款，并向上诉人实际交付了涉案房屋，同时被上诉人纪元公司并未否认其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效力，亦通过实际交付涉案房屋的行为表明愿意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故合同双方对合同效力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确认其与纪元公司合同有效之诉显无裁判介入的必要，对该项诉权的行使应当给予程序性否定”的裁定正确。二、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即应当是一方或双方合同相对人提起的，请求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或者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的诉讼。就本案而言，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买受人以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导致其无法取得房屋为由，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现该涉案房屋由上诉人实际占有使用，其不存在无法取得房屋的情形，一审中上诉人也未提出切实证据证明二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故上诉人要求确认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无效于法无据。另一方面，现涉案房屋并未向任何买受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物权仍属于被上诉人纪元公司。该公司依据所拥有的物权与另一被上诉人许秀山签订合同对于上诉人来说，属于他人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该合同在未实际履行结束之前，因涉案房屋物权没有转移，故并未实际侵犯上诉人利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二被告的合同不产生诉的利益，无权提出确认二被告买卖合同无效之诉”的裁定正确。综上，马志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淑然审判员  姜瑞祥审判员  黄良涛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书记员  孙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