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13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华，男，195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铁西区。
委托代理人：蔡韫，系辽宁普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彬，男，197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代理人：肖戈霏，系辽宁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宇驰，男，197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于洪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光辉畜牧场（工商登记名称为沈阳光辉实业总公司），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
法定代表人：马俊革，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庆君，男，195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张玉华与被上诉人周彬、姚宇驰、沈阳市光辉畜牧场（以下简称“光辉畜牧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张玉华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4年11月4日作出的（2014）于民三初字第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扬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马晨光（主审）、何阳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玉华原审诉称：2004年9月14日，姚宇弛代我与光辉畜牧场签订一份“场地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所属的原光辉大修厂610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租给乙方，租赁期限从2004年9月14日至2024年9月14日，租金为85000元，协议期满，甲方有权收回场地，地上物部分归乙方所有，由乙方自行处理，甲方不作任何补偿。该“场地租赁协议”乙方姚宇弛的签名系周彬父亲周洪祥所签。2004年9月13日，我在中国银行及农业银行分别取款73000元、24999元，交付给光辉畜牧场85000元，光辉畜牧场按协议乙方的名称，开出付款人为姚宇弛的收款收据。“场地租赁协议”、“收款收据”原件均在我处。租赁的场地由我占有使用至今。2005年4月28日，畜牧场将收款收据原件由法人代表杨德政在该收据背面记载“2005年4月28日，姚宇弛本人自愿将2004年9月14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的乙方代表改为其亲属张玉华，原款是姚从张借的款，特此记录，以免后患。”2005年10月11日，畜牧场将“场地租赁协议”原件，经厂长同意并由副厂长董庚斌将乙方“姚宇弛”名字划掉，改为我的名字，由我签字按印。从上述的事实及证据可以看出，我是实际出资人，又实际占有使用该租赁物，并且“收款收据”及“场地租赁协议”已经由姚宇弛改为我的名字，所以从形式到内容我是“场地租赁协议”的承租人。姚宇弛虽然签订协议时，是乙方代表，但协议签名不是本人亲笔签字，即未出资又没有参与经营，并且已将协议及收据改为张玉华的名字，因此姚宇弛不是承租人。周彬即未签订协议，又没有参与经营，与“场地租赁协议”无并，不是经营者。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我方为2004年9月14日“场地租赁协议”的承租人，由姚宇驰、周彬、光辉畜牧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姚宇驰及周彬原审均辩称：张玉华此次诉讼属于重复诉讼，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理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张玉华隐瞒了重要事实，本案诉争的事实，已经两审法院审理，并依法作出（2013）于民一初字第00724号民事判决书、（2014）沈中民二终字第007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对本案诉争事实已经进行了认定，且该判决已生效。张玉华起诉的主体及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诉讼标的与（2013）于民一初字第00724号民事判决书、（2014）沈中民二终字第00726号民事判决书的诉讼主体相同。（2013）于民一初字第00724号民事判决书、（2014）沈中民二终字第00726号民事判决书中在法院“经审理查明”部分已经明确写明“2004年9月14日，姚宇驰（乙方）与光辉畜牧场（甲方）签订“场地租赁协议”，双方约定……”；”2004年9月13日，光辉畜牧场开具了付款人为“姚宇驰”的收款收据”；“2005年10月11日，张玉华将“场地租赁协议”中“姚宇驰”名字划掉，改为自己的名字”。同时，两审判决均认为，2004年9月14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合法有效，具有约束力，即法院已经认定了合同相对方。上述事实均为法院认定的事实，根据民诉意见第75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无需证明，可以直接作为依据。《场地租赁协议》合同双方为姚宇驰与光辉畜牧场，85000元也为我们交纳，收款收据付款人一栏也为姚宇驰名字。同时，光辉畜牧场在（2013）于民一初字第00724号、（2014）沈中民二终字第0072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也表示没有与张玉华签订《场地租赁协议》，张玉华也没有向光辉畜牧场交纳租金。张玉华提交的《场地租赁协议》中，系将姚宇驰的名字划掉后填写上自己名字，该行为系无效行为，对姚宇驰不发生任何效力。张玉华在事实与理由中提出“2004年9月14日姚宇驰代张玉华与沈阳市光辉畜牧场签订一份《场地租赁协议》”，但是其提供的董庚斌的《说明》中第一点说明却说明“该协议协商过程都是周洪祥与甲方光辉畜牧场协商确定的。协议的乙方代表是周洪祥指定的。”通过董庚斌该陈述，足以证明乙方代表系我们一方，并不能证明是姚宇驰代张玉华签订。张玉华应对自己提供的证据中对其不利的内容承担不利后果。
光辉畜牧场原审辩称：2004年9月14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合法有效，现已履行了十余年。如姚宇驰同意，我们没有意见，如姚宇驰不同意变更，我们也不给变更。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玉华系周彬岳父，姚宇驰系周彬表弟。2004年9月14日，姚宇驰（乙方）与光辉畜牧场（甲方）签订“场地租赁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将所属的原光辉大修厂610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出租给乙方；租赁年限从2004年9月14日至2024年9月14日；租金为8.5万元；协议期满，甲方有权收回场地，地上物部分归乙方所有，由乙方自行处理，甲方不做任何补偿。该“场地租赁协议”乙方“姚宇驰”的签字系周彬父亲周洪祥所签。2004年9月13日，光辉畜牧场开具了付款人为“姚宇驰”的收款收据。2005年4月28日，光辉畜牧场场长杨德政在该收款收据背面记载“2005年4月28日，姚宇驰本人自愿将2004年9月14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的乙方代表改为其亲属张玉华，原款是姚从张借的款，特此记录，以免后患。”2005年10月11日，张玉华将“场地租赁协议”中“姚宇驰”名字化掉，改为自己的名字。现该收款收据及“场地租赁协议”的原件在张玉华处。另查明，该场地出租时，场地上原有1050平方米房屋一处，所有权人为光辉畜牧场；该房屋及场地由张玉华及周彬共同使用；姚宇驰未使用过该场地及房屋。“场地租赁协议”签订后，光辉畜牧场为该房屋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书（填发日期记载为2003年3月18日），该证书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周彬。2013年7月24日，光辉畜牧场向原审法院提交“对房屋所有权证（村房字第0621035**号）宣告作废”，其内容为“由于我场工作人员工作不负责任，…对村房字第0621035**号房屋，经核查无档案…，现对2003年3月18日办理的村房字第0621035**号房屋所有权证宣告作废。”再查明，张玉华曾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租赁场地内的房屋所有权，但被驳回诉讼请求，张玉华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张玉华提供的租赁合同、（2013）于民一初字第00724号民事判决书、（2014）沈中民二终字第0072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并经开庭质证，可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姚宇驰与畜牧场于2004年9月14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因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本案中，2004年9月14日租赁合同载明合同双方为姚宇驰及畜牧场，该合同对其有约束力。张玉华在租赁合同乙方处改为自己名字，没有经过姚宇驰同意，亦没有追认，合同没有发生变更或转让。姚宇驰与畜牧场间的租赁合同并没有解除。因此，张玉华要求确认其为租赁合同主体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董庚斌书写的说明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董庚斌没有出庭作证，也没有提出不出庭的合理理由，故对此证不予认定。张玉华提出的调取董庚斌的申请不属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故不予处理。而且在董庚斌也出具了说明，该说明中载明：该协议协商过程都是由周洪祥与畜牧场协商确定的，协议的乙方是周洪祥指定的。2005年10月11日，周洪祥与张玉华共同口头申请合同乙方改为张玉华等。即使董庚斌所诉为真实的，也是周洪祥与张玉华提出变更申请，并不是姚宇驰提出的申请。关于畜牧场原场场长杨德政在收款收据书写的说明问题。收款收据上载明：2005年4月28日，姚宇驰本人自愿，将2004年9月4日签订租赁协议的乙方代表更改为其亲属张玉华（原款是姚从张借的款），特此记录，以免后患。但2013年9月3日询问笔录上写明：当时是副场长董庚斌一手办理的，我是法定代表人，所以签的字，姚宇驰不在场，我从来没有见过姚宇驰，其书写的内容是听董庚斌所说，董说董庚斌是他同学的孩子等。杨德政书写说明，并不知道姚宇驰是否同意更改。关于姚宇驰、周彬辩称重复诉讼的问题。张玉华曾以所有权确认纠纷诉至法院，而本案张玉华以确认其为租赁合同主体为由诉至法院的，并不是同一个理由，故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为维护社会经济流转的稳定有序，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体现诚实信用的民事交易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玉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张玉华承担。
宣判后，张玉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2004年9月14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虽承租人及收款收据当时写的是姚宇驰的名字，但没有证据证明姚宇驰实际缴纳了承租费8.5万元，而我方出示的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存折三页证明我方于2004年9月13日取款73000元、24999元，其中85000元交给光辉畜牧场，因此事实上场地租赁费是我方交的；2、我方在一审出示的证据能够证明，收款收据及场地租赁协议已变更为我方名字。收款收据背面，畜牧场场长杨德政的记录和签字证明了更改名字是经过姚宇驰同意，并经光辉畜牧场同意。董庚斌出具的说明则证明租赁协议的乙方和同畜牧场的协商都是周洪详指定和参与的，与姚宇驰无关，且2005年1月11日是周洪详和我方共同要求改为我方名下。故租赁协议的签订和交款都不是姚宇驰亲自所为，我方有理由相信董庚斌可以代表姚宇驰变更合同及收款收据的名字，原审事实认定片面；3、光辉畜牧场已经事实变更承租人为我方，原场长杨德政、副场长董庚斌以及我方出示的高压供电合同均能证明；4、原审查明“该房屋及场地由张玉华及周彬共同使用是错误的，周彬只是将几个化工用的大桶放在场内，无生产及经营，我们之间也无任何合作协议。同时查明“我方将场地租赁协议中姚宇驰名字划掉”是错误的，是董庚斌划掉的，并要求我方另签的。综上，我方实际交纳了承包费，合同、收据原件在我方处，我方对场地占有使用至今并更名，应为场地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周彬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内容并无不当。1、关于张玉华提出租赁费85000元系其缴纳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因为收款收据为姚宇驰名字，且即使张玉华提供的取款凭证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其曾有过取款行为，不能证明该款用于缴纳租赁费。2、关于张玉华提出的收款收据背面有杨德政记录的主张，于法无据。张玉华取得法院对杨德政的询问笔录系通过隐瞒法官私下取得，证据来源不合法，而该笔录中证明该背面变更记录并未经过姚宇驰同意更改，同时合同签字并非董庚斌签署，他人也无权未经姚宇驰允许擅自变更。3、张玉华反复强调董庚斌的证实，但证人董庚斌并未出庭作证，又无不出庭的合法理由，所出具的证实真实性无法确定，且即使证实内容真实，也不能推断变更系经姚宇驰同意。4、张玉华提供的高压供电合同并没有证明合同相对人或者财产权属的效力。5、张玉华提出《场地租赁协议》上“姚宇驰”的名字是董庚斌划掉的，并不是其自己划掉的，无论“姚宇驰”三个字系谁划掉，只要未经姚宇驰同意，均不发生效力。6、我方始终认为张玉华此次诉讼属于重复诉讼，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理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光辉畜牧场辩称：姚宇驰与我方于2004年9月14日签订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了10年，现仍继续履行，因此不同意变更合同的承租人。
被上诉人姚宇驰未出庭。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张玉华提出应当确认其为场地租赁合同的承租人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八条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姚宇驰先行同光辉畜牧场就本案诉争场地签订租赁合同，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光辉畜牧场无权将合同相对方由姚宇驰变更为张玉华。虽然光辉畜牧场原场长杨德政曾在收款收据上记载：“2005年4月28日，姚宇驰本人自愿将2004年9月14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的乙方代表改为其亲属张玉华（原款是姚从张借的款），特此记录，以免后患。”但张玉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姚宇驰有自愿将乙方代表更名为张玉华的意思表示，姚宇驰本人亦陈述对该变更不知情。故在姚宇驰没有同意变更合同相对人的情况下将该租赁合同相对人由姚宇驰变更为张玉华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于张玉华要求确认其为承租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张玉华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玉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扬
代理审判员 马晨光
代理审判员 何 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卢智慧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