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06民初2081号
原告仇长梅，女，汉族，1971年8月29日生。
委托代理人仇长桂（系仇长梅之夫），汉族，1968年7月16日生。
被告南京大运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81号。
法定代表人房国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红君，江苏兆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大件康福德高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81号。
法定代表人柯逢豹，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红君，江苏兆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仇长桂，男，汉族，1968年7月16日生。
原告仇长梅诉被告南京大运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运公司）、南京大件康福德高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件公司）、第三人仇长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仇长梅委托代理人暨第三人仇长桂，被告大运公司、大件公司委托代理人马红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被告诉辩意见
原告仇长梅诉称：2011年5月-2015年3月，原告与大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被派遣至大件公司开出租车。根据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而两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的社会保险都是个人将钱交给公司后，公司再代为缴纳。两被告违反了劳动法中单位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强制性义务，侵害了劳动者的权益。原告经仲裁程序后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大运公司退还原告2011年5月-2015年3月工作期间单位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31134.616元；2、大件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大运公司和被告大件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有关社保费用的诉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以及关于《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该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应当由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处理；2、原告2016年3月8日申请劳动仲裁，其在仲裁前一年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3、原告是本案第三人所聘用的驾驶员，与两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大件公司没有收取过原告的社保费用，而大运公司仅仅是应原告本人的要求为其代缴纳社保。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仇长桂辩称：两被告所述没有道理。原告与大件公司之间签订了承包合同，同时也与大运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原告的确是我聘请的二驾，但原告并没有与我成立劳动关系，原告是为大件公司提供劳动。请法院依法判决。
审理查明的事实
一、双方无争议事实
2011年4月13日，仇长梅与大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期限为2011年4月13日-2012年4月13日，仇长梅被派遣至大件公司从事出租汽车驾驶。同日，第三人仇长桂向大件公司提交聘用报告一份，载明主驾仇长桂聘用仇长梅为二驾。2011年5月13日，仇长梅与大件公司签订出租车营运承包合同（2），承包期限为2011年5月14日-2016年5月13日，该合同约定仇长梅为运营车辆的第二驾驶员，系作为承包运营该车辆的第一驾驶员所聘用，仇长梅每月向第一驾驶员交纳承包定额，再由第一驾驶员向大件公司交纳承包金定额为7000元。2011年5月13日，仇长梅、仇长桂与大件公司签订出租车驾驶员聘用协议书，期限为2011年5月14日-2016年5月13日，约定仇长桂为车辆承包责任人，仇长梅为仇长桂聘用的人，大件公司作为鉴证方，另约定仇长梅与大件公司的劳务人事代理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后，需由仇长梅自行承担应由企业缴纳的社保费与个人缴纳的两部分费用。2011年5月-2015年3月期间，仇长梅将其社保中单位缴纳部分和个人缴纳部分的钱款向大运公司缴纳现金，大运公司向仇长梅出具收据后，再将该款交至大运公司，由大运公司向社保部门缴纳仇长梅的社保。2015年4月起，仇长梅社保中单位应缴纳部分由大运公司承担，仇长梅仅承担其社保中个人缴纳部分。2014年9月-2014年12月期间仇长梅每月向大运公司缴纳1015.2元社保费（其中含个人缴纳部分252元、单位缴纳部分763.2元），2015年1月-2015年3月期间仇长梅每月向大运公司缴纳1008元社保费（其中含个人缴纳部分252元、单位缴纳部分756元）。
2005年5月10日，南京市市政公用局和物价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关于规范南京市出租汽车企业“公车公营”的营运收费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宁公用字（2005）138号（以下简称2005年138号文），明确企业营运收费必须执行行业指导标准，企业向驾驶员收取的管理服务费、租赁承包方和安全风险保证金标准属于政府管理的收费项目，由市物价局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管理。企业营运收费的定额依据本意见的原则确定，具体包括营运车辆折旧费、经营权有偿使用分摊费、相关规费税费、车辆保险费、维修工时费、运营服务费、营运管理费、规定由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险费，以及合理经营利润等。企业收取营运收费定额后，不得再向驾驶员收取其它费用。企业收取营运收费定额后，不得再向驾驶员收取其他费用。
2005年5月25日，南京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发布了《关于发布南京市出租车行业2005年营运收费指导标准的通知》宁客管租字（2005）44号（以下简称2005年44号文），明确营运收费标准即指导企业向驾驶员收取劳动定额的标准。标准按照每辆出租车2名驾驶员计算，其中标准车正常工作时间内的营运收费标准为6200元/月，包括加班定额的营运收费标准为7200元/月。各企业可根据2005年度的营运收费标准确定营运承包期内各年度的劳动定额，并以此约定劳资双方在营运风险、社会保险等相关方面的经济责任。本着风险共担的原则，各企业在执行营运承包合同过程中，若某年度的行业指导标准与本单位劳动定额的差值大于5%，则应对劳动定额进行相应的调整。
2015年3月31日，南京市物价局和南京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我市市域经营权出租汽车企业租赁承包费标准、实施返空费政策、实行市域出租汽车经营权无偿使用有关事项的通知》宁价服【2015】73号、宁交客【2015】130号（以下简称2015年73号文），明确规定出租汽车企业应依法为驾驶员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法由驾驶员个人承担的部分，可由企业据实收取，代为缴纳。
2016年3月1日，仇长梅向南京市鼓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同诉讼请求。2016年3月8日，该委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受理决定，向仇长梅出具仲裁时间确认书，仇长梅遂起诉至法院。
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大件公司、大运公司是否应退还仇长梅2011年5月-2015年3月期间的社保费用。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是否系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的问题。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保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但本案系劳动者全部缴纳了社保中个人和企业应缴纳部分，并主张用人单位退还单位应缴纳部分的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的法定义务，因此，仇长梅的诉讼请求实质是其已经代用人单位缴纳社保后向单位主张其个人损失，该请求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其次，（2005）年44号文虽未明确规定每辆出租车必须配备两名驾驶员，但从该文的内容看，每月的劳动定额承包金是按照每车两名驾驶员来进行测算的。因宁公用字（2005）138号文规定，出租汽车企业向驾驶员收取的承包费定额中包含了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故结合上述两个文件规定，本院认定出租汽车企业按标准向承包人收取的劳动定额承包金中包含了企业应当承担的两名驾驶员的社会保险费。从仇长梅与大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中可以看出，仇长梅无须向大运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费，该费用应由仇长梅的实际用工单位即大件公司直接代扣。再次，从南京市相关文件规定可以看出，仇长梅的社会保险费中属于单位承担的部分应由大件公司承担，而大件公司并未承担，相反是由仇长梅承担的，故仇长梅主张大件公司返还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部分，并无不当。故大件公司应向仇长梅退还单位应当缴纳部分的社会保险费。其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仇长梅在与大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时即应知道自己的社会保险费应由大件公司承担，故其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计算。仇长梅直至2016年3月1日才提起仲裁，故其2015年3月之前的退还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2015年4月起，大运公司已经承担了仇长梅社保中单位应当缴纳的部分，故仇长梅只有2015年3月的单位应缴社保部分756元的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应予支持，故该费用应由大件公司应予返还，大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京大件康福德高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仇长梅2015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756元；
二、被告南京大运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三、驳回原告仇长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桂占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石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