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38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济宁高新区万丽富德广场l号楼东单元二十七层。
负责人：王焕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健，山东全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元莉，女，199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山东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厚，男，1984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山凯运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梁山县。
法定代表人：张秀芳，经理。（未到庭）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含杰，男，l98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
以上三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阳善，梁山公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盐湖区支公司，住所地山西运城市。
负责人：张韩民，经理。
原审被告：高静，女，l99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因（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与被上诉人赵元莉、刘永厚、刘含杰、梁山凯运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运达公司）、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盐湖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保险公司）、高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3民初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予以改判人寿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赵元莉、刘永厚、刘含杰、凯运达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关于人寿保险公司主张的特别约定“本车结合使用的挂车暂未购买，如购买后，未约定挂车车架号，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内容能否免除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责任的问题，人寿保险公司有充分的证据和事实法律依据，证明该特别约定内容合法有效，人寿保险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保险责任。一审中，人寿保险公司举证保险单、投保单证明：本案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凯运达公司没有与人寿保险公司约定挂车车架号，因此，人寿保险公司主张在本案中不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一审判决第8页以人寿保险公司没有采用能够明显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字体对该特别约定内容进行强调或提示为由，认定该特别约定内容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人寿保险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是有意选择性回避保险单上特别内容部分的字体已经加大加粗的客观事实；就保险单的内容字体颜色，常人一看，特别约定内部分字体的颜色明显不同于其他内容，能够区别与其他区部分。另外，就上述特别约定内容免除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责任，也有投保人单独加盖公章的投保人声明，且人寿保险公司举证的投保人声明上“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的内容已向本人（投保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所以，人寿保险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了第2款及《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足以认定人寿保险公司已就特别约定免责内容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该特别约定合法有效，对投保人产生法律效力。综上，截至本案事故发生时，投保人没有与人寿保险公司约定挂车车架号，人寿保险公司依法依约不承担保险责任。二、刘永厚驾驶的涉案车辆鲁HQL6**号、鲁ROK**挂号重型半挂货车，实际车主为刘含杰，挂靠在凯运达公司名下，由于该车属于重型半挂货车，因此，人寿保险公司要求以上人员提供本案事故发生时，该车装载货物的运货单等资料，以证实本案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超载，保险免责情形。如存在违反安全装载情形规定，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三、关于赵元莉的残疾赔偿金标准问题。一审中，赵元莉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能够证明其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判决的证据。人寿保险公司认为，赵元莉的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处理，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四、关于人寿保险公司主张的因刘永厚在增驾A2车型的实习期内驾驶主挂车免除保险责任的问题。人寿保险公司认为，刘永厚在增驾A2车型的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禁止性规范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原审中，人寿保险公司举证投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示范条款、投保人声明，依法足以证明人寿保险公司已就该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因此，人寿保险公司在本案中，依法依约不承担保险责任。第一，刘永厚在增驾A2的实习期内，驾驶鲁HQL6**号主车牵引鲁ROK**挂号重型半挂货车的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2第1款“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这是交通行政法规关于驾驶员实习期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第二，刘永厚的行为违反了人寿保险公司与凯运达公司之间《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二）5项之约定，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第三，一审中，人寿保险公司举证的上述投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示范条款、有投保人公章的投保人声明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人寿保险公司已就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已作了认定。再者，该免责条款内容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法规禁止性规定，根据上述证据链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保险人将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收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中，人寿保险公司将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并就该免责条款已经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因此，人寿保险公司认为，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对投保人即凯运达公司产生了法律效力，刘永厚在实习内牵引挂车，人寿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据以往判决，类似驾驶人实习期驾驶主挂车违反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均判决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五、原审判决对“实习期”的理解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不符，也与交警部门的认识不一。本案中刘永厚的驾驶证的实习期应为，增驾A2准驾车型后的l2个月实习期。否则，《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就不会规定，实习期不得驾驶机动车牵引挂车，本案交警部门也不会在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依据该条款作出处罚。关于实习期概念的理解，人寿保险公司认为，应该尊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2款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l2个月为实习期。因此，本案中，刘永厚增驾A2，刘永厚驾驶证所处的实习期应为刘永厚增驾A2后，上述法规规定的其所持A2证的l2个月实习期，对此，其驾驶证副本也明确记载了实习期的起止时间。六、关于一审判决认为保险合同中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理解的问题。在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示范条款》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约定的关于驾驶人“实习期内驾驶牵引车的机动车”，人寿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就知道，驾驶员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也可说，实习期内，可以依法驾驶机动车，但是驾驶的机动车不得同时牵引挂车。否则，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人寿保险公司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和保险条款约定，主张刘永厚增驾A2实习期不能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是依法抗辩强调其不能在增驾A2车型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对此，人寿保险公司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第一，人寿保险公司将其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并就该免责条款已经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依法该免责条款就是合法有效的。刘永厚违反这一禁止性规定，人寿保险公司依法就应免责。而驾驶人实习期内能否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已有明确规定，结论是禁止性的。第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可以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和具备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的资格不能划等号。刘永厚驾驶证增驾A2车型后，可以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但有个法律前提，那就是依法必须过了法定的实习期，道路交通行政法规明确禁止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第三，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相关规定，A2的准驾车型为牵引车，准驾的车辆：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刘永厚增驾的目的就是要驾驶牵引车，而行政法规只是禁止其在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并不是否定其实习期满后可以驾驶A2车型的资格。驾驶人实习期内不能驾驶牵引车的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作出了禁止性规定。综上，人寿保险公司认为，刘永厚增驾A2车型后，其可以在实习期内驾驶牵引车等机动车，但不得牵引挂车，否则，就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的禁止性规定。刘永厚增驾A2准驾车型的实习期满后，其可以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牵引车)，但不得在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一审判决只记载挂车鲁ROK**挂无保险，但当庭车主并末提供挂车驾驶证，法院即认定挂车无保险，没有法律依据。人寿保险公司要求车主提供挂车行驶证，以便二审法院和人寿保险公司能够核实挂车是否存在入保问题。若挂车有保险则需要主挂根据保额进行数额分摊。七、最后，人寿保险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人寿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承担保险责任，是对上述赵元莉、刘永厚、刘含杰、凯运达公司的种种严重违法行为的一种鼓励和纵容，是严重的枉法裁判，违背法理和正义，通过这个判决，使违法者因自己的违法过错行为而获利，一审法院如此判决，是在向社会传播一种错误的司法审判理念和价值，最终，必不能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本案中，刘永厚违反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刘含杰其明知刘永厚驾驶证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仍令刘永厚驾驶该车辆，事故发生后，意图非法恶意转嫁风险，涉案车辆违法挂靠等上述种种严重违法行为买单，该判决显失公正，严重侵害人寿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人寿保险公司已将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并就该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关于人寿保险公司所主张的特别约定内容，该特别约定内容不是格式条款，而是凯运达公司在为涉案车辆投保时双方自行的约定，一审中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没有此项内容，不属于格式条款，对该特别约定内容的解释不应适用对格式条款的相关法律规定。关于机动车驾驶员驾驶证实习期的概念，及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能否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相关法律规定，详见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2条，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4、75条的明确规定，人寿保险公司认为根据该法规本案刘永厚驾驶证增驾A2正处于实习期，该实习期起止时间、事故认定书及刘永厚的驾驶证复印件一审中已经提交。因此，刘永厚在发生事故时属于实习期，违反了上述法规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双方关于保险免责条款的约定。因此，在本案中，人寿保险公司依法依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该免责条款，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谓的按狭义理解的问题，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失公平正义。
赵元莉辩称：刘永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同意一审判决。
刘永厚、刘含杰、凯运达公司辩称：一、人寿保险公司诉称的关于其主张的特别约定“本车结合使用的挂车暂未购买，如购买后，未约定挂车车架号，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观点缺少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并明确认定人寿保险公司主张的该免责条款系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采用的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保险单时应当附格式条款，并且应当向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说明格式条款的合同内容，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特别约定、或者其它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说明，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出提示和明确说明的，根据保险法第十七的约定，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在一审庭审中，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单、投保单，所用的字体与其它内容所用的字体无异，未采用能够明显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字体，对该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强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符合客观事实具有合法性。2、根据人寿保险公司所主张的特别约定内容“本车结合使用的挂车暂未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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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约定挂车车架号”，本案中被保险标的车辆结合使用的是重型厢式半挂车，而并非一个单独的挂车，对此，被保险人首先对特别约定的被保险车辆结合使用的车体理解上存在歧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做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再根据被保险标的车辆使用的性质，并非只能单独结合使用一辆重型厢式半挂车，所以该特别约定不符合客观实际，显然该特别约定排除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享有的权利，免除了保险人应承担的义务，加重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应属于无效条款。所以人寿保险公司主张的该项免责条款，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违反了法律规定，不能成立，该免责约定对于被保险车辆不产生约束力。二、涉案车辆从事物流运输，发生交通事故时，如存在超载，公安交警部门会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并进行处罚，本案中刘永厚驾驶的涉案车辆不存在超载违法的保险免赔情形。且人寿保险公司应在一审庭审中也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车辆存在超载情形。所以人寿保险公司的该项观点缺少事实依据。三、增驾A2实习期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实习期的含义，即“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可见，第三款的“实习期”仅针对“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而言。结合法条字面含义及上下文理解，此处的“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亦仅指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机动车牵引挂车，而本案驾驶人刘永厚初次申领驾驶的时间为2010年11月24日，“实习期”已过。规定“增驾实习期”的系《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该规定是公安部制定的关于指导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的部门规章，并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也不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因此，“增驾实习期不得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的规定并不属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保险人未证明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符合法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于非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的规定作为免责条款的，保险人应尽到法律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即除了在保险单、投保单和特别约定提示投保人注意外，保险人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做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真正了解保险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因有关实习期的现行规定存在不一致，故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容易产生歧义，因此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明确说明义务比较其它免责条款更应为告知的明确、详尽，即保险人应当将保险条款中的实习期到底系何种含义的实习期向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做出明确说明，如保险人只尽到提示义务，不能免除保险人相对应的保险责任。所以该条免责条款应认定为无效免责条款，对于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不产生效力，再根据保险法的不利解释原则，对于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做出有利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解释。在本案中，有关实习期的免责条款系保险公司所拟定，并非与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而制定的合意条款，对于实习期的理解，依据现行规定存在争议，即使该条款对合同双方产生法律效力，但在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已将条款中的实习期已向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明确说明为包含“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和增驾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的两种实习期的含义时，该免责条款不能仅因为保险人履行了提示义务而免除保险人的商业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责任。在本案中，刘永厚所持的A2驾驶证，所对应的准驾车辆为牵引车，准驾车辆为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刘永厚已经取得了A2机动车的驾驶证，已经说明驾驶人已经取得了与A2驾驶证准驾车型相符的驾驶资格。实习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驾驶人熟悉相应车型的性能、运行等驾驶情况，如其在实习期内不能驾驶准驾车型车辆，则失去了实习期设立的目的和意义。根据A2驾驶证增驾实习期间，驾驶的机动车牵引挂车的处罚办法，其违法行为记分中，一次记3分，属于交通违法中处罚较轻的违法行为，从违法记分的处罚中，也足以证实了A2增驾实习期间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的规定只是部门的规章规定，其性质完全有别于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的规定，所以，人寿保险公司认为的在订立的保险合同中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的规定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时，只需尽到提示义务，而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和本案的人寿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一审庭审中，人寿保险公司举证的对其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所提交的证据也不具有客观全面性，因涉案被保险车辆系单位车辆，不但应有单位的公章，还需应有单位人员的签字，才足以说明保险人尽到了提示义务。而在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欲证明其尽到了提示义务的证明中，明显缺少被保险人单位人员的签字，不能排除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人员为了收取相应的保费，而放任了自己对于保险免责条款应尽的责任，导致了对于其所使用的免责条款未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从而导致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未了解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且在一审庭审中，人寿保险公司也没有有效的证据证实其所使用的免责条款已作为附件交付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以人寿保险公司借此免责条款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缺少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本案事故发生时，刘永厚驾驶的机动车所牵引的车辆行驶证载明车辆的类型为“重型厢式半挂车”，而保险条款中载明的是驾驶的机动车牵引挂车的情形，“挂车”与“重型厢式半挂车”半挂车显然不是同一类型。而被保险人对该项免责条款中的挂车理解的是单独的全挂车，与重型厢式半挂车系两个载体，与保险人对于挂车的理解产生了严重歧义，所以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解释，对于保险条款产生歧义有两种解释的，应做出有利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解释。所以本案事故不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赔情形，人寿保险公司应依法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关于保险合同中实习期驾驶的机动车，驾驶的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不应包括牵引车，而是牵引车之外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这一认定符合客观实际，结合A2驾驶证所对应的车型其中包括列车，也就是牵引车之外的机动车所牵引的挂车，这一点，在A2准驾的车型中，已进行了明确的载明，所以一审法院这一认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所规定的实习期并不包含增驾实习期，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的相关规定，并不能对抗《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对于《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系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这一理解完全没有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所规定的实习期即初次申领驾驶证后的12个月，期间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系法律规定中的禁止性规定，如保险人将此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时，可以只尽到提示义务，而对于《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的增驾实习期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时，因《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的规定并非法律、行政规定中的禁止性规定，对此免责条款保险人应尽到明确的说明和告知义务，否则，不能成立。在一审庭审中，人寿保险公司没有有效证据证实对于其免责条款履行了法定的明确告知义务，所以，现人寿保险公司将该免责条款混淆为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于理解错误，无任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五、自取消了挂车的交强险后，法律已规定在牵引车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发生交通事故后，由承保牵引车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先行承担第三者的赔偿责任。在一审中，人寿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挂车投有商业三者险，所以人寿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六、本案事故发生后，刘永厚系涉案车辆的驾驶员，其并没有指示任何人为其冒名，在整个事故处理的过程中，也没有离开事故现场，在交警队对于自己驾驶车辆的行为，并未做任何隐瞒。人寿保险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的投保单，保单回执、保险条款等证据无法证实人寿保险公司对实习期履行了法定的明确告知说明义务，对被保险人不应产生合同效力，因为人寿保险公司所提交的保险条款并没有保险人方的签字和公章，所以，该保险条款不能作为本案保险合同的一部分，保单回执下面应有被保险人签字的一联，不是被保险人方所书写，也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人寿保险公司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对此加以证实和说明。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中华保险公司、高静未作陈述。
赵元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刘永厚、刘含杰、凯运达公司、中华保险公司、高静赔偿赵元莉医疗费201431.1元；2.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刘永厚、刘含杰、凯运达公司、中华保险公司、高静赔偿赵元莉残疾赔偿金、护理费、今后治疗费，待鉴定后确定；3.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刘永厚、刘含杰、凯运达公司、中华保险公司、高静赔偿赵元莉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2900元；4.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刘永厚、刘含杰、凯运达公司、中华保险公司、高静赔偿赵元莉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人寿保险公司、刘永厚、刘含杰、凯运达公司、中华保险公司、高静承担。诉讼过程中，赵元莉将各项诉讼请求明确为：医疗费共计211116.92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00000元，剩余111116.92元，残疾赔偿金272096元，误工费47071元，护理费20656元，今后治疗费1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财产保全保险费共计4450元。
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赵元莉提交的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门诊发票，其中日期为2017年2月13日的医疗费发票四份，发生在其住院期间，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其他发票无相关病历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赵元莉提交的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住院费发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3.赵元莉提交的鉴定意见书一份，刘永厚、刘含杰、凯运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中伤残等级有异议，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对该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4.赵元莉提交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发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但该费用并非赵元莉因该事故造成的必要合理损失，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5.赵元莉提交的其父母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工资发放明细、扣发工资证明，人寿保险公司、刘永厚、刘含杰、凯运达公司、中华保险公司、高静对此均有异议，对其提交的两份营业执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其提交的工资发放明细及扣发工资证明，虽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工资情况，但上述证据可证实两护理人员的工作情况，其以在外务工为收入来源，应认定为城镇居民；6.刘含杰提交的车辆行驶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道路运输证复印件，人寿保险公司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不予认可，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而且上述证据已经交警部门查明认定，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7.人寿保险公司提交投保单二份、投保人声明一份，刘含杰、刘永厚、凯运达公司对上述证据中凯运达公司加盖的公章无异议，但认为其中手写部分并非本案公司人员所写，因此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且对于公司作为投保人，加盖公章应视为对上述证据所载内容的认可，因此对上述两份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2日3时48分许，刘永厚驾驶鲁HQL6**号/鲁R0K**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沿国道220线由北向南行驶至272.4公里处时，与对行的高新远驾驶的鲁AZA7**号轻型普通货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鲁AZA7**号轻型厢式普通货车驾驶人高新远、乘车人马昌芹、高长朕当场死亡，乘车人赵元莉受伤，两车损坏。该事故经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清区大队现场勘查，集体研究作出济公交认字[2017]第2017021207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刘永厚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高新远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马昌芹、高长朕、赵元莉无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赵元莉被送往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接受治疗，经检查被主要诊断为颅脑损伤。赵元莉住院治疗19天，支出医疗费共计206643.42元。赵元莉出院后前往山东省立医院复查，支出医疗费520元。赵元莉住院期间由其父亲赵安海和母亲李俊娥护理，出院后由其父亲赵安海护理。刘含杰为赵元莉垫付医疗费100000元。
诉讼过程中，赵元莉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时间、护理期限及人数、今后治疗费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技术室委托至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该鉴定机构作出烟富司鉴[2017]临鉴字第7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赵元莉左眼盲目构成八级伤残，左眼眶壁骨折后遗眼球内陷构成十级伤残，右肩部损伤构成十级伤残，左下肢损伤构成十级伤残。2.赵元莉伤后误工时间为300日。3.赵元莉伤后护理期限为120日（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余时间1人护理）。4.赵元莉今后治疗费可拟定为约需人民币18000元左右。赵元莉为此支出鉴定费2700元。
另查，鲁HQL6**号车登记车主为凯运达公司，实际车主为刘含杰，两者系挂靠关系，事故发生时由刘永厚驾驶，刘永厚系刘含杰雇佣的司机；鲁HQL6**号车在中华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一份，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限额100万元，含不计免赔）一份，事故均发生在保险期间；鲁R0K**挂号车登记车主为山东郓城凯运运输有限公司，实际车主为刘含杰，该车未投保任何保险，经一审法院释明，各方当事人均不追加山东郓城凯运运输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
鲁AZA7**号轻型厢式普通货车登记车主为马昌芹，事故发生时由高新远驾驶。高静为马昌芹及高新远的女儿。
2016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012元。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当事人应根据过错大小承担事故责任。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清区大队作出济公交认字[2017]第2017021207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刘永厚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高新远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马昌芹、高长朕、赵元莉无事故责任，对该认定书的结果，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涉案事故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刘永厚的责任比例为50%，高新远的责任比例为50%。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问题。首先，关于赵元莉所乘坐的鲁AZA7**号轻型厢式普通货车方的责任主体，该车的所有人及驾驶人均因该事故死亡，虽高静作为其法定继承人，但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实高静继承了马昌芹及高新远的遗产，赵元莉主张高静因该事故所获得的死亡赔偿金为遗产，但根据法律规定，高静因该事故应取得的死亡赔偿金系其个人财产，并非本案死者的遗产，因此赵元莉要求高静赔偿其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鲁HQL6**号/鲁R0K**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方的责任承担问题，鲁HQL6**号车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合法有效，中华保险公司主张刘永厚在A2增驾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系无证驾驶，其只同意垫付相关费用。刘永厚虽然是在实习期，但其已经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该情形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因此对于赵元莉的损失中华保险公司应首先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
关于鲁HQL6**号车投保商业三者险的人寿保险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人寿保险公司主张该车在投保商业三者险时未购买结合使用的挂车，其购买后未约定挂车车架号的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单，虽该投保单上载有其主张的抗辩事由，但该条款所用字体与投保单中其他内容所用字体无异，未采用能够明显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字体对该条款进行强调或提示，因此该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对人寿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人寿保险公司主张的刘永厚在A2增驾实习期内驾驶主挂车的问题，各级法律规定，A2驾驶证的准驾车型为牵引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车。虽然根据法律规定及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约定，实习期内不得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且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已经采用加粗的字迹进行明确提示，且有凯运达公司加盖公章的投保人声明证实人寿保险公司对上述条款进行提示及明确说明。但此处的实习期应作狭义的理解。根据刘永厚提交的驾驶证，其为增驾至A2车型，其增驾后的变化及目的应为可驾驶牵引车，但牵引车通常情况下为与挂车结合使用，若增驾后只可单独驾驶牵引车，不能增驾挂车，则失去了增驾的目的。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关于保险合同中“实习期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不应包括牵引车，而是牵引车之外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因此人寿保险公司的此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赵元莉交强险范围外的损失由人寿保险公司按责任比例赔偿。
关于赵元莉保险范围外的损失，因刘含杰系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刘永厚为其雇佣司机，凯运达公司系鲁HQL6**号车的挂靠单位，因此，对赵元莉保险范围外的损失应由刘含杰按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凯运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含杰已经垫付的100000元医疗费，应在赔偿款中予以扣除。
关于赵元莉主张的各项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赵元莉主张医疗费211116.92元，其中207163.42元有其提交的医疗费发票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剩余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赵元莉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根据其住院病历记载，赵元莉住院19天，按每天50元计算，一审法院认定其住院伙食补助费为950元；3.赵元莉主张交通费900元，根据其治疗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其该费用为500元；4.赵元莉主张残疾赔偿金272096元，根据鉴定意见书，赵元莉的损伤构成一处八级伤残，三处十级伤残，关于伤残赔偿金的计算标准，虽人寿保险公司、刘永厚、刘含杰、凯运达公司、中华保险公司、高静对其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均有异议，但赵元莉父母均在城镇打工，而且事故发生时赵元莉亦不在其户籍所在地，其主张伤残赔偿金按城镇居民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其残疾赔偿金为244886.4元（34012元*20年*36%）；5.赵元莉主张误工费47071元，根据鉴定意见书，其误工时间为300天，但根据法律规定，其误工时间应计算至定残前一天为190天，按照2016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一审法院认定其误工费为17704.2元；6.赵元莉主张护理费为20656元，根据鉴定意见书，赵元莉需要护理时间为120天，其中住院期间19天两人护理，按照2016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一审法院认定其护理费为12952.02元；7.赵元莉主张今后治疗费18000元，有其提交的鉴定意见书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8.赵元莉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赵元莉因该事故身体遭受重大创伤，给其精神造成一定痛苦，其主张该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但其主张的数额过高，一审法院酌定该费用为3000元；9.赵元莉主张鉴定费2700元，有其提交的鉴定费发票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10.赵元莉主张财产保全保险费1750元，其虽提交发票证实其费用支出情况，但该费用并非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必要、直接损失，对其主张的该费用，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盐湖区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赵元莉医疗费10000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误工费9218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赵元莉医疗费98581.7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75元、今后治疗费9000元、残疾赔偿金72701.18元、误工费4243.1元、护理费6476.01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由刘含杰赔偿赵元莉残疾赔偿金49742.02元、鉴定费135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由赵元莉向刘含杰返还垫付款10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五、由梁山凯运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三项内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六、驳回赵元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34元，由赵元莉负担4491元，由刘含杰、梁山凯运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543元。
二审中，赵元莉提交毕业证书、实习单位出具的证明、所在的学校出具的证明，证实赵元莉在毕业前夕一直在外打工。人寿保险公司质证称，第一，赵元莉发生事故时系在校学生，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并且实习期满之后在该单位是否继续工作没有证据证明，因此不同意赔偿误工费。第二，赵元莉提交的证明从证据形式上讲不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关于单位出具证明和证据形式的要求。对于毕业证书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的约定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单，虽该投保单上载有其主张的抗辩事由，但该条款所用字体与投保单中其他内容所用字体无异，未采用能够明显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字体对该条款进行强调或提示，因此该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故，人寿保险公司主张的该项免责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实习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该条款的实习期应理解为初次申领证后的实习期，而不包括增驾准驾车型后针对增加的准驾车型又设定的实习期，本案中肇事司机的情形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准驾车型的规定，A2驾驶证对应的车型为牵引车，准驾车型为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系列车，故驾驶员申领A2驾驶证即为了驾驶牵引挂车、半挂车。由于增加的准驾车型与初次申请驾驶证的准驾车型并不一样，确定实习期就是为了让驾驶员熟悉相关驾驶车辆的驾驶情况，如果实习期内不能驾驶与准驾车型相符的车辆，就失去了实习期的意义，故增加准驾车型后规定实习期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公安部的相关规章制度与相关法律并不冲突，而是一种补充。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管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品的机动车；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但该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本案中驾驶员的情形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故，人寿保险公司主张的该项免责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车辆是否超载。本案中，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涉案车辆存在超载行为，人寿保险公司虽主张涉案车辆可能存在超载行为，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根据赵元莉提交的毕业证书、实习单位出具的证明、所在的学校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赵元莉在本次事故发生时已连续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故，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赵元莉的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30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维敬
审判员 赵玉兰
审判员 陈 勇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