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40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马月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向荣，国信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庆运，男，196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炳辉，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粤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耿庆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4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广东粤合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4840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证据采信不当，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上诉人一审举证充分，款项流向的银行凭证及代付人出具的书面说明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提交上海森鸿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森鸿公司）出具的《关于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代付款项的说明函》、万某出具的《关于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代付款项的说明函》、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上海森鸿公司付款的银行承兑汇票、万某银行流水及交通银行网上转账电子回执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该等证据完全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已经通过委托支付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提供了借款。（二）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款项为股权转让性质，其抗辩依法不应成立。首先，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相关询问笔录存在明显错误，各询问笔录之间相互矛盾。乔某、万某的询问笔录与上海森鸿公司、乔某、万某出具的书面说明对涉案款项系受上诉人委托还是余小波个人支付的问题存在不一致的表述；同时，乔某与万某二人的询问笔录对此也存在不同的陈述。其次，涉案款项是上诉人提供的，而非余小波个人支付，被上诉人主张款项为余小波个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不具备合理性。上诉人对此已提交银行凭证，同时万某也认可上诉人已偿还款项，而被上诉人和乔某皆未能证明系余小波个人偿还垫付款。上诉人作为集体所有制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财产拥有独立所有权，涉案款项实际由上诉人提供。一审法院仅凭案外人的询问笔录便将款项的来源和性质作出与书证反映事实不同的认定，明显错误。第三，被上诉人声称款项为股权转让款，但未能提供任何股权转让协议、股权交割证明以及各当事人为山东胜利钢管有限公司股东等相关证据，仅凭询问笔录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二、一审法院在证据交换、追加证人和被告等方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及法院未将依申请所调取的证据提供给上诉人，仅在开庭时短时间内出示，侵犯了上诉人的质证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案中，依申请调取的询问笔录作为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皆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将其提供给上诉人，而仅仅在开庭时短时间出示给上诉人，导致上诉人无法充分、全面审查证据、核实证据内容，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权利。（二）一审法院不予接纳上诉人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不当。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乔某、万某等人的询问笔录，以证明被上诉人的等5人共收到乔某、万某汇款2500万元，系乔某、万某代余小波个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非借款。但是，乔某、万某的询问笔录与上海森鸿公司、乔某、万某出具的书面说明对涉案款项的相关事实存在明显不一致；且乔某与万某二人的询问笔录对此也存在不同的陈述。因此，乔某与万某知晓案件相关情况，二人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有利于法庭查明涉案款项的来源及性质，该事实对本案非常关键。上诉人直至庭审时才得以查看被上诉人申请法院所调取的证据。上诉人于庭后向法院提交《证人出庭通知书》，申请乔某、万某出庭作证，作为反驳被上诉人证据的新证据，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的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法院未按照该规定通知乔某、万某出庭，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提出的追加被告申请作出任何处理，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中，上诉人向法院提出了追加被告申请，请求法院依法追加江泳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然而法院对该申请既未裁定驳回，也未通知被申请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对追加被告申请作出审查处理即迳行作出判决，违反法定程序。
被上诉人耿庆运答辩称：一、广东粤合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本案不能直接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也就是说广东粤合公司并未提交符合该条规定的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被上诉人收到款项的凭证不是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金钱系种类物，占有即所有。广东粤合公司与上海森鸿公司之间具有款项往来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收到的涉案款项系广东粤合公司提供，以及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借贷合意。2、《关于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代付款项的说明函》属于无效证据。（1）上诉人提交的上海森鸿公司、乔某、万某出具的《关于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代付款项的说明函》与公安机关侦查的材料明显相悖，且上述《关于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代付款项的说明函》的形成时间晚于公安机关侦查材料的形成时间，明显属于虚假证据。（2）乔某、万某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交了余小波个人出具的委托代付款函，明确记载了委托支付款项的收款主体、金额、笔数与汇款事实完全一致，甚至于有一笔向闫德泉的汇款被退回也与余小波出具的个人委托代付款函、余小波的笔录一致。（3）余小波的询问笔录也证实了涉案款项与上诉人无关，系余小波的个人行为。（4）对于涉案款项的性质，乔某、余小波均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做出了一致性的陈述，系股权转让款。乔某、万某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提供了余小波个人委托付款函的情况下，仍然提供虚假内容的证明，足以证实其不遵守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甚至涉嫌帮助伪造证据罪。因此，上海森鸿公司、乔某、万某在本案中提供的说明函，不具有证明力，应当不予认可。3、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在并未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据等债权凭证的情况下，应当说明借贷发生的原因、具体接洽人员、商谈的具体经过；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并无业务等联系，上诉人主张其2014年1月向被上诉人共出借2500万元巨额款项，但两年多未主张权利，亦未陈述存有利息、偿还期限等约定；被上诉人收取涉案2500万元款项是2014年1月22日，而上诉人主张其于2014年1月20日向上海森鸿公司支付了1500万元，2014年1月23日支付1000万元，如果需要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何必费此周折，不能直接给付？上述情况均与常理严重不符。4、上诉人提交的其向上海森鸿公司转款的银行凭证，显示涉案款项为货款，并非借款。上诉人称其通过上海森鸿公司、乔某、万某支付款项的原因是其资金不足。一审时，法院曾要求上诉人提交其涉案账户在2014年1月22日前后三个月的资金流水，证明其无足额资金，但上诉人拒不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上诉人关于涉案款项性质和其无足额资金的陈述不能成立。二、涉案款项为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清楚。1、公安机关向余小波出示了股份转让协议，余小波向公安机关认可了股份转让协议的存在。因涉及商业秘密，被上诉人不便让非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主体的上诉人查看。但余小波与被上诉人方之间应有股份转让协议，存在股权转让事实的问题不容置疑。2、乔某是上海森鸿公司的股东、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万某也认可涉案款项的支付系受乔某指示、安排，其对具体事项不是很清楚，因此如万某的陈述与乔某的陈述不一致之处，应以乔某的陈述为准。3、被上诉人收取涉案款项的合法性不但得到了余小波的认可，而且被上诉人也提交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乔某的陈述也佐证了涉案款项系余小波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综上，上诉人意图混淆概念，涉案款项是余小波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领受涉案款项合理、合法。三、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1、法院调取的证据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平等出示，未侵害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上诉人在太原中院的案件中已经对余小波的询问笔录进行了质证，在本案一审开庭时，却称从未见过，属于诉讼不诚信行为。2、证人出庭作证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上诉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不应得到准许。《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提供书面证言、使用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所谓“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是指有以下情形：(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二)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三)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因此，证人仅在具有正当理由并经法院许可时，才能免予出庭作证。上诉人既然提交乔某、万某的证人证言就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二人出庭作证，与上诉人是否提交反驳证据无关。3、追加被告申请应在法庭辩论终结之前提出，上诉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判决已经做出的情况下提出追加被告申请，不应得到准许，法院无需理会。且上诉人申请追加江泳为被告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明显属于故意拖延诉讼的不诚信行为。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将追加被告的申请提交给一审法院，其上诉理由更加缺少事实理由。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广东粤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耿庆运立即向广东粤合公司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耿庆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广东粤合公司主张耿庆运向其借款400万元，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上海森鸿公司出具的《关于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代付款项的说明函》，其中载明：“我司于2014年1月22日向万某（交通银行账号：62×××08）支付800万元，该笔款项系我司受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委托，代为转付万某，由万某代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2日向耿庆运（中信银行账号62×××29）支付400万元、于2014年1月23日向赵晖（中信银行账号62×××42）支付400万元。我司于2014年1月23日向万某（交通银行账号：62×××08）支付500万元，该笔款项系我司受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委托，代为转付万某，由万某代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向韩爱芝（中信银行账号62×××00）支付50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1300万元，该等款项全部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所有，并实际由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向上述各收款人提供。”2、万某出具的《关于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代付款项的说明函》，其中载明：“本人万某（身份证号码：），于2014年1月22日向耿庆运（中信银行账号62×××29）支付400万元、于2014年1月23日向赵晖（中信银行账号62×××42）支付400万元、向韩爱芝（中信银行账号62×××00）支付50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1300万元。以上全部款项系本人受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委托，代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向各收款人支付。该等款项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所有，并实际由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向上述各收款人提供。”3、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3份，证明广东粤合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上海森鸿公司分别支付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合计1500万元。4、广东粤合公司向上海森鸿公司付款的银行承兑汇票，证明广东粤合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上海森鸿公司支付1000万元。5、万某银行流水及交通银行网上转账电子回执，证明上海森鸿公司将涉案款项转付给万某，由万某向耿庆运最终支付，同时证明万某于2014年1月22日向耿庆运支付400万元。
耿庆运对广东粤合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说明函有上海森鸿公司盖章及乔某签名，但是与耿庆运证据有冲突；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有万某签名并按指模，但是与耿庆运证据有冲突；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款项的用途记载显示是货款，财务账本也显示广东粤合公司与上海森鸿公司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对证据4，耿庆运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广东粤合公司有可能是拼凑汇款，请法院认定；对证据5，对于耿庆运等5人收到乔某、万某2500万元的事实是认可，但是该款是借款耿庆运不认可，至于乔某、万某款项来源请法院认定。
耿庆运向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报案，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于2016年4月15日作出《立案告知书》，认为：张必壮、宋喜臣、韩爱芝、王坤显、胜利钢管有限公司被虚假诉讼案一案，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现立为虚假诉讼案。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耿庆运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乔某、万某、余小波的侦查资料。一审法院根据耿庆运的申请，向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收集了以下证据：该大队对乔某、万某、余小波的侦查资料及其他相关在案资料。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乔某进行询问而作的询问笔录中，乔某陈述了如下事项：1、乔某系上海森鸿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余小波急需资金向胜利管道公司的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请求乔某帮忙垫付。3、乔某个人及通过其下属万某于2014年1月向宋喜臣、赵晖、耿庆运、王坤显、韩爱芝汇款2500万元。4、上述2500万元余小波个人也已经陆陆续续地偿还了。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万某进行询问而作的询问笔录中，万某陈述了如下事项：1、万某系上海森鸿公司出纳。2、其接受乔某的安排，万某个人及操作乔某账户向宋喜臣、赵晖、耿庆运、王坤显、韩爱芝汇款2500万元。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余小波进行询问而作的询问笔录中，余小波陈述了如下事项：1、余小波系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的实际大股东、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2、余小波与张必壮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3、余小波个人委托乔某、万某向宋喜臣等5人支付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的银行转账凭证六份，记载了乔某向宋喜臣汇款400万元、乔某向王坤显汇款400万元、乔某向王坤显汇款400万元、万某向赵晖汇款400万元、万某向韩爱芝汇款500万元、万某向耿庆运汇款400万元，上述银行转账凭证乔某、万某均陈述其系接受余小波的个人委托向宋喜臣等5人汇款2500万元。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的由余小波出具的《委托代付款函》一份，《委托代付款函》载明：“乔某、万某先生：因业务需要，烦请二位代我先行垫付分别向胜利管道的耿庆运汇款400万元；向闫德泉汇款400万元；向赵晖汇款400万元；向韩爱芝汇款500万元；向王坤显汇款800万元（分二笔）；向宋喜臣汇款400万元；以上汇款账号后告，代我先行垫付款项由我个人偿还二位，请大力协助为盼！”。
耿庆运在诉讼中还提供了2014年度胜利油气管道控股有限公司年报、敬乐投资有限公司证明、银豪国际有限公司证明各一份，以证明：王坤显系喜利有限公司、韩爱芝系冠星有限公司、宋喜臣系盈乐投资有限公司、赵晖系敬乐投资有限公司之控制人，耿庆运系银豪国际有限公司之董事、股东，上述5人系胜利油气管道控股有限公司的间接股东，收取涉案2500万元股权转让款符合常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广东粤合公司诉请耿庆运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借贷关系不成立，理由：一、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乔某、万某、余小波的侦查资料及其他相关在案资料合法真实，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乔某、万某、余小波进行询问而作的询问笔录，以及该大队调取的银行转账凭证六份、由余小波出具的《委托代付款函》一份，均证明了乔某、万某两人认可2014年1月其向宋喜臣、赵晖、耿庆运、王坤显、韩爱芝汇款2500万元系受余小波的个人委托，且款项的性质属于股权转让款，而余小波亦陈述宋喜臣、赵晖、耿庆运、王坤显、韩爱芝收到的涉案2500万元，系其个人委托乔某、万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二、广东粤合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上海森鸿公司分别支付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合计1500万元，由于上述银行转账凭证记载了1500万元款项的用途是货款，且广东粤合公司与上海森鸿公司之间一直有业务和资金往来，广东粤合公司主张上述2500万元为借款与银行转账凭证记载款项的用途是货款相冲突。三、广东粤合公司未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据等债权凭证予以佐证双方之间是借款关系，只是简单说明宋喜臣、赵晖、耿庆运、王坤显、韩爱芝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其借款，但对宋喜臣、赵晖、耿庆运、王坤显、韩爱芝与广东粤合公司的关系、因何具体原因向其借款未能说明合理理由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相反，耿庆运在诉讼中提供了2014年度胜利油气管道控股有限公司年报、敬乐投资有限公司证明、银豪国际有限公司证明各一份，证明了宋喜臣、赵晖、耿庆运、王坤显、韩爱芝系胜利油气管道控股有限公司的间接股东，收取涉案2500万元股权转让款符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广东粤合公司与耿庆运双方借贷关系不成立，广东粤合公司主张耿庆运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广东粤合公司于案件开庭后申请证人乔某、万某出庭作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案件开庭时广东粤合公司并未申请两人出庭作证，两人也未有出庭作证，且本案中乔某、万某两人曾向公安机关作出陈述，该陈述真实有效已被法院采信，故广东粤合公司于案件开庭后申请证人乔某、万某出庭作证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接纳。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广东粤合公司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38800元，由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时，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被上诉人耿庆运收到的款项来源于万某的账户转款。
上诉人广东粤合公司对其主张出借2500万元给耿庆运等人及通过上海森鸿公司转款的原由解释称，其公司与张必壮代表的山东胜利钢管公司没有直接的财务款项往来，但是广东粤合公司总经理余小波与山东胜利钢管公司的董事长张必壮相互认识，被上诉人耿庆运等五人是山东胜利钢管公司的其他高管人员，他们提出资金周转需要，向余小波沟通了借款的事宜，由于广东粤合公司在当时没有足够的资金，加上广东粤合公司与上海森鸿公司存在长期的贸易往来，滚动结算，因此，广东粤合公司与上海森鸿公司进行沟通，由上海森鸿公司代为支付涉案的2500万元。广东粤合公司在2014年1月20日先行支付上海森鸿公司1500万元，上海森鸿公司将款项转至乔某、万某的个人账户，再支付给耿庆运等人，随后，2014年1月23日广东粤合公司又支付了1000万元给上海森鸿公司，款项的金额相对应，时间相吻合。
被上诉人耿庆运不认可广东粤合公司的上述说法，认为如果上诉人一直坚持其具有国资背景，想必其具有严格、规范的制度，其内部应有资金审批单，其完成资金流转后应补齐相应的债权凭证，但事实上不是如此；上诉人仅仅是在利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出来后，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就可提起诉讼的条件，违背事实，恶意诉讼，在上诉人的实际大股东，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余小波明确陈述是其个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在涉案款项直接支付人乔某明确陈述是替余小波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上诉人仍然违背事实作虚假陈述；上诉人关于其在2014年1月22日前后不具有相应资金的情况不属实，一审法院已经责令其提供前3个月的资金流水，但是上诉人拒不提供。
二审庭审上，上诉人强调一审法院只是在开庭时出示向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询问笔录供当事人短时间内浏览，侵犯其质证权。被上诉人回应称，上诉人在山西太原另案诉讼时已经知晓余小波的涉案笔录内容。上诉人解释，其认可知道余小波询问笔录的内容，现指的是乔某、万某的询问笔录在本案一审庭审时才得以查看，故才在庭后申请乔某、万某出庭作证；但表示二审阶段不需要再看一审调取的乔某、万某的询问笔录。
另核，本案一审判决书作出的时间是2017年6月28日，耿庆运委托代理人签收一审判决书的时间是2017年6月28日，广东粤合公司委托代理人签收一审判决书的时间是2017年7月12日。期间，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9日收到广东粤合公司《追加被告申请书》，广东粤合公司认为“若法院认定申请人代余小波向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成立，那么江泳持有的股票应当属于申请人所有”，申请追加江泳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对此，被上诉人耿庆运认为，其远在山东却早于上诉人收到判决书，上诉人在广州接到法院通知领取判决书的情况下，却迟迟拒绝领取文书并滥用诉权提出追加被告的申请。二审庭审上，上诉人解释，余小波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有提及江泳持有了股票，为保护国有资产不受损失及减少诉累，才申请追加江泳，以追查财产去向及方便法院查清事实。
二审庭审后，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收到广东粤合公司的《关于将涉案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司法机关的申请书》和《中止审理申请书》。该公司认为，其作为集体所有制参股企业，余小波作为案发当时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未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也未经过公司决策机构的同意，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将2500万元资金挪作他用，涉嫌挪用资金罪或相关刑事犯罪，申请本院将本案涉及的余小波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其他司法机关；并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待刑事犯罪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广东粤合公司与耿庆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首先，广东粤合公司提起诉讼主张出借钱款给耿庆运等人，但其公司与耿庆运等人之间既没有借款合同或借据、欠条等直接书证，也没有直接转款给耿庆运等人的转账凭证，其对于相关多个主体之间的转款能否足以形成链条证实属于耿庆运等人向其借款应承担举证责任。其次，耿庆运等五人于2014年1月22日、23日先后收到乔某、万某的转款共计2500万元，而乔某、万某账户在该两天虽有收到上海森鸿公司的转账，但乔某作为上海森鸿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万某作为上海森鸿公司的出纳，其二人账户与上海森鸿公司之间发生多次款项往来，在该期间的转款数额也无法与争议款项数额相对应。另一方面，广东粤合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23日先后支付上海森鸿公司2500万元，但其提供的5份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均显示用途为“货款”，而广东粤合公司与上海森鸿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滚动结算。因此，仅凭上述转款情况不足以认定耿庆运等人收到的款项属于广东粤合公司的借款。第三，广东粤合公司提供的上海森鸿公司和乔某、万某出具的《关于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代付款项的说明函》，其中上海森鸿公司称2014年1月22日向乔某支付1200万元、向万某支付800万元，并系代广东粤合公司转付，该说辞与乔某、万某银行流水入账数额不一致，也与其收到广东粤合公司的转款用途备注不相吻合。另一方面，虽然乔某、万某向广东粤合公司出具说明函称代广东粤合公司向各收款人支付款项，但其二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作了不同内容的陈述。公安机关对余小波、乔某、万某的询问笔录中，乔某、万某两人认可2014年1月其向宋喜臣、赵晖、耿庆运、王坤显、韩爱芝汇款2500万元系受余小波的个人委托，且款项的性质属于股权转让款，而余小波亦陈述宋喜臣、赵晖、耿庆运、王坤显、韩爱芝收到的涉案2500万元，系其个人委托乔某、万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上述陈述与公安机关调取的余小波出具的《委托代付款函》、耿庆运提供的2014年度胜利油气管道控股有限公司年报、敬乐投资有限公司证明、银豪国际有限公司证明等书证相互印证，证明耿庆运等人收取涉案2500万元属于股权转让款的抗辩合理有据。综上，结合本案双方举证及陈述情况，综合判断证据证明力大小，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双方当事人借贷关系不成立，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广东粤合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本院认为，广东粤合公司提供乔某、万某的书面说明，在一审案件开庭前并未申请该两人出庭作证，且一审法院已经调取乔某、万某两人之前向公安机关所作相关陈述的笔录，故一审法院对广东粤合公司于案件开庭后申请证人乔某、万某出庭作证的申请不予接纳，并无不妥。另，广东粤合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后才申请追加江泳作为本案被告，经审查江泳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广东粤合公司若认为“江泳持有的股票”应当属于其所有，其可另循途径解决。故广东粤合公司主张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二审庭审后广东粤合公司申请将本案涉及余小波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其他司法机关以及本案中止审理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中，首先，本案审理的是广东粤合公司主张宋喜臣基于民间借贷关系承担还款责任的纠纷，余小波有否涉嫌挪用公司资金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其次，从一审法院调取的淄博市公安机关侦查材料显示，公安机关已经向余小波、乔某、万某等人询问广东粤合公司内部情况及该公司与上海森鸿公司往来情况，现广东粤合公司在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中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必须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余小波犯罪嫌疑线索材料，故本院对广东粤合公司要求将本案涉及余小波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其他司法机关的申请不予采纳。若广东粤合公司另有证据显示余小波未经公司决策机构同意而私自挪用公司资金构成涉嫌犯罪，其可另行报案或控告。再次，余小波是否涉嫌挪用资金犯罪亦不影响本案中对广东粤合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定处理，故本院对广东粤合公司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广东粤合公司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邹迎晖
审判员 吴 湛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陆艳婷
林洁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