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益法民二终字第1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段国星（又名段国兴）。
委托代理人刘梅嫔，系段国星之妻，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王益峰，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曾利。
段国星与曾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赫山法院）于2013年1月28日作出（2012）益赫民二初字第53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曾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19日裁定撤销（2012）益赫民二初字第539号民事判决，发回赫山法院重审。赫山法院于2014年7月16日作出（2013）益赫民二重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段国星、曾利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段国星的委托代理人刘梅嫔、王益峰、上诉人曾利到庭参加了诉讼。双方当事人在审理过程中经庭外和解未能达成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段国星诉称：段国星从事收割机制造业，曾与曾利达成收割机购销协议。曾利于2008年4月15日收取段国星收割机1台，价值15800元（含益阳交货价14300元及运费1500元）；同年6月26日曾利收取收割机2台，价值27600元（每台含益阳交货价12300元及运费1500元）；同年8月13日前曾利自提收割机8台，价值104800元（每台含益阳交货价12300元及运费800元）；同年8月14日曾利收取收割机2台，价值27600元（每台含益阳交货价12300元及运费1500元）。以上共13台收割机，曾利仅支付货款77250元，其余货款经段国星催要未果。故请求判令：1、曾利支付段国星余欠货款99050元；2、赔偿段国星逾期付款损失31696元及其它损失4960元。
曾利反诉称：1、曾利在2008年8月14日之前共向段国星购买10台收割机，后于2011年7月7日退回1台，已付款134400元。2、双方约定段国星承担运费及每台10**元三包服务费，曾利已垫付8台收割机运费共6400元，段国星9台收割机三包服务费未支付曾利（其中已销售5台及厍存4台）。3、因段国星未按国家规定供应配件，曾利通过自行定制配件造成6000元的损失应由段国星承担；4、段国星已于2012年9月16日收到曾利通过案外人张铭辉退回的2台耕耘机，应返还曾利退货款5360元（每台含单价2600元及运费80元）。综合以上数额，请求判令段国星给付曾利运费6400元、三包服务费9000元、额外配件损失6000元、退货款5360元，合计26760元。
原审确认如下案件事实：段国星曾系原个体工商户益阳市赫山区段记农机厂业主（该厂已于起诉前注销），从事农机生产，与曾利之间有农机买卖业务往来。段国星于2008年4月15日向曾利销售1台带振动筛的收割机，约定益阳交货价为14300元，曾利于该日通过农业银行支付段国星货款15800元；2008年6月26日，段国星向曾利销售2台不带振动筛的收割机，约定益阳交货价为12300元／台，曾利于该日通过农业银行支付段国星货款24550元。曾利对以上3台收割机于2008年6月26日出具收条确认收货，在收条中除注明上述第1台收割机系“08年4月送到”外，另2台未明确送货方式。此后双方之间又发生多次业务往来。曾利于2008年8月14日出具1份与段国星的运费往来条据，载明共收取段国星10台收割机，其中曾利在同年8月13日之前分两批到段国星处自提6台收割机（未载明具体日期），运费800元／台，已由曾利垫付4800元运费，三包服务费1000元／台（未结算）；于同年8月13日曾利又自提2台收割机，载明此2台收割机应付货款20000元，曾利扣除运费1600元及付款手续费50元后，于次日存入段国星农业银行账户18350元；同年8月14日曾利再次收取段国星2台收割机（未明确送货方式），虽然曾利已注明付款20000元，但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段国星在庭审中只认可收到18350元。段国星主张上述收条及运费往来条据，能够证明自2008年4月15日起至同年8月14日止，共向曾利交付13台收割机。而曾利主张运费往来条据中载明的2008年8月13日前自提的6台收割机中，已包含上述收条中载明的同年4月15日的1台及6月26日的2台，此3台不应重复计数，在以上时间段共收取段国星10台收割机，且在2008年8月14日之前已不欠段国星货款，而是段国星欠曾利运费及三包服务费。庭审中双方均认可：1、已协商将2008年4月15日交易的收割机于2011年7月7日退回段国星，但段国星未退回货款；2、曾利购入的收割机中有6台协商后调价到10000元／台，其中有4台属于2008年8月14日前交易；3、交易的收割机曾利已对外销售5台，段国星均已委托曾利进行售后服务，三包服务费1000元／台。
另查明：1、段国星、曾利均末向法院提交书面合同，但曾约定运费由段国星支付；2、曾利现担任多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经营农机销售的公司包括吉安市华星农机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农机公司）共有两个；3、除2008年6月26日前交易的3台收割机及协商调价的4台收割机已明确价格外，其他各台均未明确价格，段国星主张12300元／台，曾利主张不超过10000元／台，双方均未申请司法鉴定；4、双方于2008年8月30日之后另发生有其他农机买卖业务，曾利主张于2008年9月1日、同年10月10日等日期均有付款行为。
原审认为，段国星、曾利虽未提交书面合同，但双方均认可存在收割机购销业务，且均有履约行为，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无证据证明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存在，应认定双方之间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依法予以保护，双方应当在结算清楚后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段国星、曾利在本案中存在以下几个争议焦点：1、双方是否均有诉讼主体资格；2、如何确定双方至2008年8月14日止交易的收割机数目及总价款；3、如何确定曾利在本案中已支付的货款及未支付的货款数额；4、如何确定曾利垫付的运费及因售后服务发生的三包服务费；5、段国星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及其他损失，曾利主张的配件损失及退货款，如何定性；6、本诉及反诉是否均超过诉讼时效。针对以上焦点，原审分述如下：
一、关于双方的诉讼主体资格。段国星、曾利之间发生农机交易时，段国星系益阳市赫山区段记农机厂业主，该厂属个体工商户，即使该厂未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的规定，段国星亦应为本案当事人。曾利辩称段国星已新成立益阳段记农机制造有限公司，应以该公司名义起诉，但并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已承受上述农机厂的权利义务，故不予采纳。曾利又辩称自己系代表华星农机公司与段国星进行交易，应由华星农机公司承担有关责任。曾利现担任多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华星农机公司系其中之一，无证据证明曾利在本案中与段国星发生的交易，属于华星农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故应按曾利的个人行为进行处理。对曾利的该项辩称亦不予采纳。
二、关于双方至2008年8月14日止交易的收割机数目及总价款。
1、从曾利出具运费往来条据的目的分析，条据主要用于对2008年8月14日之前交易的收割机运费进行结算，虽然涉及收割机数目，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收货收据。条据中载明在2008年8月13日之前有6台曾利自提的收割机未结算运费（8月13日的2台已结算），因未载明具体日期，此6台应当包含2008年8月13日之前所有未结算运费的收割机数目。双方于2008年6月26日交易的2台收割机未结算运费，段国星又无证据证明此2台收割机独立于上述6台之外，故此2台收割机包含在上述6台末结算运费的收割机数目内，更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及高度盖然性规则。双方于2008年4月15日交易的1台带振动筛的收割机，虽发生于2008年8月13日之前，但曾利在收条中已注明“08年4月送到”，明确系段国星送货，故不属于上述6台曾利自提的收割机之一。据此，2008年8月13日之前共交易有7台收割机，加上同年8月13日自提的2台及同年8月14日收取的2台，双方自2008年4月15日起至同年8月14日止共交易至少11台收割机。
2、2008年4月15日交易的1台收割机约定价格14300元，同年6月26日交易的2台约定价格12300元／台，其他8台中有4台经双方协商后调价至10000元／台；段国星主张另4台按交易习惯为12300元／台，但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已形成按此价格交易的习惯；现曾利提出每台不超过10000元的单价无明显过低，在段国星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酌情确定另4台未明确价格的收割机为10000元／台。上述11台收割机价款合计118900元（14300元＋12300元×2台＋10000元×8台），扣除2011年7月7日退回的1台收割机价款后（于2008年4月15日交易，约定价格14300元），总价款为104600元。
三、关于曾利在本案中已支付的货款及未支付的货款数额。曾利提交的银行存款单可以证明，其于2008年4月15日支付段国星15800元，同年6月26日支付24550元，同年8月14日支付18350元，以上三笔均通过农业银行用以支付2008年8月13日之前的货款。但曾利对同年8月14日收到2台收割机，主张另支付了20000元，而段国星只认可收到18350元，曾利无充分证据佐证，采信段国星认可的数额。故曾利自2008年4月15日起至2008年8月14日止，共支付段国星77050元。因段国星在庭审中认可曾利共支付货款77250元（含汇款手续费）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曾利在庭审中认为2008年8月14日之前已不欠段国星货款，且双方于2008年8月30日之后另有其他业务往来，故曾利于2008年9月1日、10月10日等日期支付的款项，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结合上述第二项内容计算的收割机总价款，曾利在本案中未支付的货款为27350元（104600元一77250元）。
四、关于曾利垫付的运费及因售后服务发生的三包服务费。曾利已明确垫付运费的收割机有6台共4800元，系2008年8月13日之前自提，同年8月13日自提的2台已在货款中扣除运费，同年8月14日收到的2台曾利无证据证明系曾利垫付，故曾利垫付的运费只认可4800元。段国星系收割机生产者，按国家三包规定可以委托曾利（销售者）进行售后服务，但应当支付有关费用。曾利将段国星生产的收割机已销售5台，根据双方的约定，此5台收割机段国星已委托曾利进行售后服务，按1000元／台计算，共发生三包服务费5000元。其他收割机的售后服务如何约定，曾利未能举证明确，双方可按国家三包有关规定另行处理。
五、关于段国星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及其他损失，曾利主张的配件损失及退货款，如何定性的问题。段国星、曾利在交易上述11台收割机后，曾就货款、运费、三包服务费及农机质量等进行协商，直至曾利于2011年7月7日退回1台20**年4月15日交易的收割机。在扣除此台收割机的货款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曾利应当按通常交易习惯于退回之日支付剩余货款。曾利至今未支付余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段国星有权要求曾利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损失额的计算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加收30%一50％）标准计算。因本案经一审、二审及重审，时间跨度较大，考虑公平原则，重审期间不计入逾期期间，逾期付款损失自逾期之日起计算至重审立案之日止为宜。在本案涉诉收割机范围内，曾利至2011年7月7日止未支付的货款为27350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6.65%）为基础，酌情确定逾期罚息利率为加收40％，按以上逾期期间计算后的逾期付款损失为5403元。段国星主张的其他损失4960元，无充分证据证明符合法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曾利反诉主张的6000元配件损失，其损失额亦无充分证据证明，曾利可根据国家三包有关规定另行主张权利。曾利主张已于2012年9月16日通过案外人张铭辉退回段国星2台耕耘机，因所退耕耘机不属本案诉争范围，不予审查。
六、关于本诉及反诉是否均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涉诉的11台收割机，段国星、曾利直至2011年7月7日协商退回1台后，方最终确定争议的款项数额，至2012年9月25日本案一审立案止，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曾利反诉亦是如此，所主张的运费、三包服务费、配件损失等诉求，亦属于与本案涉诉收割机有关的争议内容，适用本诉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同样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对双方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案中曾利应当支付段国星的货款为27350元，并支付段国星逾期付款损失5403元，段国星应当支付曾利运费4800元，并支付曾利三包服务费5000元，对双方诉讼请求中超出以上数额的部分不予支持。关于段国星要求曾利赔偿其他损失4960元的诉讼请求，曾利要求段国星支付额外配件损失6000元及退货款5360元的反诉请求，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曾利支付段国星货款27350元，并赔偿段国星逾期付款损失5403元，两项合计32753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段国星支付曾利运费4800元，并支付曾利三包服务费5000元，两项合计98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段国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曾利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14元，财产保全费1100元，两项合计4114元，由段国星负担3121元，曾利负担99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70元，由曾利负担298元，段国星负担172元。
宣判后，段国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段国星在2008年4月15日至2008年8月14日期间与曾利有收割机买卖业务，段国星累计发货13台收割机（5台送货、8台自提）予曾利。赫山法院在认定收割机交易台数、单价、逾期付款损失期限、库存的六台收割机价格再次协商的时间和内容等事实错误，影响案件正确判决，导致段国星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并且段国星销往曾利处的收割机由段国星派人从事三包维修工作，负担运费，不存在一审判决支付曾利三包费、运费9800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2013）益赫民二重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改判曾利支付段国星货款72050元、逾期付款损失33539元、其他损失4960元，共计110549元；2、段国星不须支付曾利运费、三包服务费9800元；3、诉讼费用由曾利承担。
曾利答辩称：1、运费往来条据所记载的权利义务主体非常清晰，是曾利向段国星索要款项，付款义务人是段国星，收款权利方是曾利。2、段国星作为供货厂家，有售后服务的义务。3、耕耘机作为2012年9月26日前货款往来的一部分，应在本案中一并判决。
曾利提起上诉称：1、曾利不欠段国星货款，段国星倒欠曾利的退货款、运费、服务费。2、段国星在2008年应承担的运费和三包服务费至少明确为9800元，按公平原则，段国星同样应支付5年的逾期利息4562元。3、段国星生产的产品因质量差，企业规模小，上不了国家农机补贴目录，早在2010年就全面停产收割机，无法正常供应配件，曾利需代位履行五年内配件供应义务，代位履行费6000元，法院应予支持。4、在2012年9月26日立案前退回段国星的两台耕耘机，价值5360元，实际为双方买卖合同的一部分，法院应予裁决并判令段国星退回5360元。曾利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2013）益赫民二重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2、曾利不承担段国星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合计32753元；3、支持曾利追回2008年4月15日已支付段国星的货款15850元，该货物因质量原因已于2011年7月7日退回；4、支持曾利的反诉请求，支持曾利讨要2008年8月13日前垫付的费用9800元及五年的逾期付款损失4562元；5、支持曾利向段国星追要已退回段国星的货物款5360元；6、曾利不承担其它诉讼费993元；7、一、二审诉讼费由段国星承担。
段国星答辩称：曾利的上诉理由均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请求二审驳回曾利的上诉请求，支持段国星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段国星持曾利于2008年6月26日出具的收条、于2008年8月14日出具的运费往来条据向曾利主张13台收割机的货款。根据两张条据载明的内容，在段国星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及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运费往来条据中载明的2008年8月13日之前曾利自提未结算运费的6台收割机，包括了2008年6月26日收条中记载的未结算运费的2台收割机正确，故段国星提供的曾利出具的两张条据，只能证明双方自2008年4月15日起至同年8月14日交易了11台收割机，对段国星主张交易了13台收割机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段国星对4台收割机的价格有异议，主张按交易习惯为12300元／台，曾利主张不超过10000元／台，段国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已形成按12300元／台价格交易的习惯，且双方均未申请司法鉴定，一审酌情按10000元／台计算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段国星、曾利在交易上述11台收割机后，曾就货款、运费、三包服务费及农机质量等进行协商，直至曾利于2011年7月7日退回1台20**年4月15日交易的收割机，一审确认从该收割机退回之日，开始计算余下货款的逾期付款损失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在双方未提交书面合同的情况下，根据运费往来条据记载的“三包服务费1000元／台（未结算）、6台运费4800元暂由曾利垫付”，一审认定曾利垫付的4800元运费由段国星承担正确，段国星未提供证据证明段国星销往曾利处的收割机由其派人从事三包维修工作，故一审判决由段国星支付曾利5台已售收割机的三包服务费5000元正确，二审予以维持。段国星主张的其他损失4960元，无充分证据证明符合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由曾利负担，对该4960元，不予支持。综上，对段国星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段国星提供的曾利出具的两张条据，能证明双方自2008年4月15日起至同年8月14日交易了11台收割机，扣除2011年7月7日退回的1台收割机的价款，余下10台收割机的价款为104600元。对该104600元是否已支付，曾利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曾利举证证明已付款项小于段国星认可已支付货款77250元的情况下，一审确认曾利已付77250元，未支付货款为27350元正确。曾2008年8月30日之后曾利支付的款项，曾利在庭审中认为2008年8月14日之前已不欠段国星货款，段国星亦认为与本案无关，双方于2008年8月30日之后另有其他业务往来，故一审认定曾利在2008年8月30日之后支付的款项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正确。曾利逾期付款，应承担逾期付款损失，一审判令曾利支付逾期付款损失5403元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对曾利提出其不应支付段国星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共计32753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曾利应付段国星的货款，一审判决已扣除2011年7月7日退回的1台收割机价款（于2008年4月15日交易，约定价格14300元），故对曾利要求段国星支付退回收割机货款1585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认定段国星应支付曾利运费、三包服务费共计9600元正确，二审予以维持。曾利在一审中并未就其垫付运费及三包费主张逾期付款损失，二审对该主张，不予审查，对曾利就其垫付的9800元主张逾期损失4562元的主张不予支持；曾利主张于2012年9月16日，段国星收到曾利通过案外人张铭辉退回的2台耕耘机，段国星应退回曾利5360元。因该案系段国星就2008年8月14日止交付的收割机主张货款，曾利应基于收割机的货款是否支付、运费、质量问题提起反诉，故一审认为退耕耘机不属于本案诉争范围，不予审查，并无不当，故对其要求段国星退回货款5360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曾利反诉主张的6000元配件损失，其损失额无充分证据证明，曾利可根据国家三包规定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对曾利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3253元，由段国星承担1990元，曾利承担126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立群
代理审判员 刘文煜
代理审判员 彭 青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肖锦云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