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河市民一终字第51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秀超，男，1971年5月14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南丹县。
委托代理人：徐婷婷，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炳任，男，1969年12月26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宜州市。
委托代理人：吴运学，宜州市德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吕良城，男，198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代理人：韦春和，广西铁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兰桂和，男，1978年11月13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南丹县。
上诉人杨秀超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宜州市人民法院（2014）宜民初字第2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祝贺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郑燕华和代理审判员黄忠任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刘清华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杨秀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婷婷，被上诉人韦炳任及其委托代理人吴运学，被上诉人吕良城的委托代理人韦春和，被上诉人兰桂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被告韦炳任购买得宜州市龙头乡羊洞村羊洞屯的桉树并欲砍伐，次年11月韦炳任与被告吕良城协商砍伐事宜，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尔后吕良城组织了原告杨秀超、被告兰桂和等工人进行伐木，并约定包吃住及按日付给每人每天工钱120元，韦炳任未参与其中，期间吕良城向韦炳任预支了部分费用，但至今双方没有结算。2013年12月21日下午，杨秀超在砍伐木头的过程中被兰桂和砍倒在岭坡上的木头滑下撞伤，杨秀超受伤后被送至河池市中医院住院治疗，同年12月31日，韦炳任（甲方）与杨秀超之妻王秀群（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内容为：“甲方2013年12月请南丹县八圩乡八圩村平村屯杨秀超到宜州市龙头乡洋洞村砍伐木头，2013年12月21日下午在砍伐木头工作中被工友兰桂和砍倒的木冲伤。由于伤情严重需由河池市中医院转到河池市人民医院进行手术抢救，由于甲方没带有资金交住院押金，经与杨秀超家人协商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一、由杨秀超家人（乙方）筹借资金为甲方垫交到河池市人民医院住院押金若干万元（以押金单为凭）。二、甲方在乙方支付押金后十五天内一次性支付清给乙方代甲方交付的押金。三、如乙方不代甲方支付押金造成延误不能为杨秀超进行手术治疗后果由乙方负责。四、如甲方超期不支付给乙方代甲方支付的押金款，由甲方支付给乙方违约金叁万元（30000元）。五、甲方与工头吕良成之间的责任由甲方与吕良成自行处理。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七、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甲方：韦炳任、吕良城，2013年12月31日。乙方：王秀群，2013年12月31日”。同日杨秀超转入河池市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1、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并血气胸；2、两肺挫伤；3、胸背部软组织挫伤。期间韦炳任付给杨秀超生活费3000元；杨秀超缴纳医院治疗费29141.67元，杨秀超与韦炳任均认可该治疗费29141.67元中杨秀超只出7000元。2014年7月23日杨秀超到河池市一品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鉴定，结论为八级伤残。杨秀超2010年至2013年12月在外务工，其中2012年2月至2013年9月在南丹县吉朗铟业有限公司务工。杨秀超与其妻子育有两个女儿，长女已成年，次女杨万于2002年5月3日出生，杨秀超父亲杨胜龙出生于1941年9月21日、母亲唐凤云出生于1945年7月8日，杨胜龙和唐凤云现均健在，两人共生育有四个子女。因赔偿问题，杨秀超于2014年12月5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韦炳任、吕良城、兰桂和连带赔偿经济损失112271.31元，具体为：1、治疗费29141.67元；2、误工费14325.16元（214天×66.94元／天）；3、护理费6158.48元（31天×2人×66.94元／天＋30天×66.94元／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6200元（62天×100元／天）；5、伤残程度鉴定费700元；6、残疾赔偿金40746元（6791元／年×20年×30%）；7、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5年4月28日，杨秀超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韦炳任、吕良城、兰桂和连带赔偿误工费25680元、护理费16560元、残疾赔偿金139830元。2、韦炳任、吕良城、兰桂和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34680元、营养费5000元、后续治疗费674元。3、韦炳任、吕良城、兰桂和赔偿医疗费29141.1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200元、鉴定费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共计273465.16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一、韦炳任与吕良城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二、杨秀超与吕良城、兰桂和以及韦炳任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三、杨秀超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四、杨秀超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韦炳任与吕良城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的问题。本案韦炳任欲砍伐林木与吕良城协商砍伐事宜，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在砍伐林木的过程中，组织民工进场及日常工作的安排、管理，民工的生活、劳动报酬的支付均由吕良城负责，韦炳任没有参与；吕良城辩称其与其他民工一样亦是按日领取报酬120元，但韦炳任作为林木所有权人并未亲自参与管理也没有委托他人管理及监督，民工出工与否、劳动强度如何韦炳任一概不知，期间吕良城虽然向韦炳任预支了部分费用，但双方至今没有进行结算，只能说明两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无法证实吕良城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吕良城的辩解亦无其他证据进行佐证，证人覃某证实其与吕良城各承包韦炳任的一半山岭，韦炳任按每立方米付给报酬110元，比较客观及符合当地林木砍伐市场的通常做法，吕良城辩解其是按日计算报酬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也不符合常理，两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合同的基本特征。所谓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2、标的物具有特定的性质，满足定作人特殊的要求；3、承揽人的工作具有独立性，不受定作人指挥管理。因此双方的法律关系应属承揽合同关系，韦炳任为定作人，吕良城为承揽人。二、关于杨秀超与吕良城、兰桂和以及韦炳任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的问题。杨秀超与兰桂和应吕良城之邀到宜州市龙头乡洋洞村砍伐木头，工作由吕良城安排，吃住由吕良城负责，工资按日计算向吕良城支取，工作上存在安排与被安排、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关系，符合雇佣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韦炳任与杨秀超和兰桂和之前并不相识，亦未洽谈过任何砍伐事宜，工作上也不存在安排与被安排、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关系，不符合雇佣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所谓雇佣合同，是指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由雇主给付报酬的合同。雇佣合同具有如下显著特征：1、以完成一定的劳动为标的，至于工作成果则不是合同标的；2、雇员的工作不具有独立性，受雇主的指挥管理。杨秀超受伤后其妻子与韦炳任、吕良城订立的“协议书”，目的是约定怎样垫付杨秀超的转院治疗费问题而非劳动关系问题，杨秀超认为其系韦炳任的雇员，因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不予支持。综上，杨秀超、兰桂和与吕良城之间形成雇佣合同关系，吕良城是雇主，杨秀超和兰桂和是雇员，杨秀超、兰桂和与韦炳任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三、杨秀超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兰桂和作为雇员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致木头滑下撞伤另一雇员杨秀超，没有证据证实兰桂和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杨秀超作为雇员，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应由雇主吕良城承担赔偿责任；韦炳任与吕良城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韦炳任与杨秀超、兰桂和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韦炳任作为定作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杨秀超的损失应当由吕良城负责赔偿。四、关于杨秀超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杨秀超作为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造成经济损失，其作为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义务人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杨秀超主张要求赔偿如下：1、治疗费29141.67元。庭审中杨秀超认可其只支付7000元，韦炳任无异议，因此认定治疗费的损失为7000元。2、误工费2568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的规定，杨秀超2013年12月21日受伤住院治疗，2014年2月29日出院，医生建议全休一个月，同年3月25日进行复诊，医生又建议全休一个月，2014年7月23日申请鉴定，可以认定为持续误工，误工天数应以214天计算。杨秀超受伤当时每天按120元计算工钱，出工一天计算一天工资，不出工则无报酬，且砍伐木头亦为阶段性工作，杨秀超从事该工作并非持续固定的以及没有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证明，故杨秀超主张误工期间以每天120元计算与事实不符，误工费应按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为14325.16元（214天×66.94元／天）；3、护理费16560元。杨秀超没有证据证实其受伤后是由王秀群和杨有利进行护理，故其要求按杨有利、王秀群的误工标准赔偿护理费16560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杨秀超住院期间确需他人护理，护理费应按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为6158.48元（31天×2人×66.94元／天＋30天×66.94元／天）；4、残疾赔偿金139830元。杨秀超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经查，杨秀超2010年至2013年12月在外务工，其中2012年2月至2013年9月在南丹县吉朗铟业有限公司务工，2013年12月21日杨秀超受伤时已离开南丹县吉朗铟业有限公司，已经不在该公司居住及生活，没有证据证实其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故其要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为40746元（6791元／年×20年×30%）。5、被抚养人生活费34680元。杨秀超的次女杨万于2002年5月3日出生，父亲杨胜龙于1941年9月21日出生，母亲唐凤云于1945年7月8日出生，杨秀超的伤残程度为八级伤残。则杨万的生活费为1821.9元【（5206÷3×7÷2）×30%】、杨胜龙的生活费为1106.25元【（5206÷3）×7＋（5206÷2）×1】÷4×30%、唐凤云的生活费为2668.05元【（5206÷3）×7＋（5206÷2）×1＋5206×4】÷4×30%。一审法院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5596.2元（1821.9元＋1106.25元＋2668.05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内，故本案残疾赔偿金应为46342.2元（40746元＋5596.2元）。6、营养费5000元。酌情支持1500元。7、后续治疗费674元，吕良城无异议，予以确认。8、住院伙食补助费6200元，杨秀超住院61天，应支持其住院伙食补助费6100元（61天×100元／天）。9、伤残程度鉴定费700元，各方均无异议，予以支持。10、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杨秀超因伤构成八级伤残，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但请求过高，酌情支持9000元。综上，杨秀超的损失为91799.84元（7000元＋14325.16元＋6158.48元＋46342.2元＋1500元＋674元＋6100元＋700元＋9000元），扣除韦炳任支付的3000元，杨秀超的实际损失为88799.8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吕良城赔偿给原告杨秀超经济损失88799.84元。二、驳回原告杨秀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02元，由被告吕良城负担1754元，原告杨秀超负担3647元。一审判决后，上诉人杨秀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有：一、一审认定的法律关系错误。被上诉人吕良城与其他民工一样提供的是一种劳动力，砍伐木头的燃油系韦炳任购买，上诉人受伤后，被上诉人韦炳任曾支付3000元生活费，并与上诉人的老婆签订了协议，以上均证实被上诉人韦炳任是雇主，上诉人杨秀超和被上诉人吕良城、兰桂和都是雇员。二、一审按农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上诉人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已在城镇打工居住一年以上，有南丹县吉朗铟业公司的证明为证。三、上诉人在南丹县吉朗铟业公司的平均月收入为3000元，砍伐木头的每日工资为120元，一审不支持上诉人的误工费不公平。四、一审计算的护理费错误，认定的营养费明显偏低。一审不完全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五、上诉人杨秀超是2015年7月6日提起上诉，新的赔偿标准于2015年8月18日实施，故上诉人二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残疾赔偿金为148014元，杨万的生活费为15797元，杨胜龙的生活费为9027元，唐凤云的生活费应为13540元。
被上诉人韦炳任答辩称，一、被上诉人韦炳任与吕良城约定按每立方米110元支付报酬，至于组织民工进场及日常工作的安排、管理等，都是由吕良城负责，与韦炳任无关。吕良城的工作具有独立性，不受韦炳任的指挥管理，民工出工与否、劳动强度如何韦炳任一概不知。因此，韦炳任与吕良城之间应为承揽合同关系，韦炳任是定作人，吕良城是承揽人。上诉人杨秀超、被上诉人兰桂和与吕良城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吕良城是雇主，杨秀超、兰桂和是雇员。二、杨秀超虽然于2012年2月至2013年9月在南丹县吉朗铟业公司务工，但杨秀超已于2013年11月底离开该公司，并前往宜州市龙头乡羊洞村羊洞屯务工，应属于离开或者没有连续性在城镇居住及生活，一审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一审法院按照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误工费及护理费符合规定。
被上诉人吕良城答辩称，吕良城和韦炳任之间是雇佣关系。
被上诉人兰桂和答辩称，其就是来打工砍木头，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期间，上诉人杨秀超提交证据如下：1、南丹县吉朗铟业公司于2015年5月3日出具的居住证明一份（原件），南丹县吉朗铟业公司2016年1月1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原件），施工工程合同两份（复印件）。前述证据拟证明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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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杨秀超一直在南丹县吉朗铟业公司务工，每月工资3600元。2、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原件），案外人韦福庆的房产证一份（复印件），拟证明上诉人杨秀超结束在南丹的工作后，计划到金城江务工，因此就提前来金城江租房子。
经质证，被上诉人韦炳任认为，1、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没有上诉人杨秀超与南丹县吉朗铟业公司的劳务合同，房屋出租房也未出庭作证，因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吕良城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被上诉人兰桂和认为，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韦炳任、吕良城、兰桂和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杨秀超受伤后，韦炳任共支付给其生活费3000元、医疗费22141.67元（29141.67元-7000元=22141.67元）
综合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杨秀超的具体损失数额是多少？3、本案赔偿责任如何分担？
本院认为：一、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经查，本案当事人之间均未订立书面合同，且对口头约定的内容各方陈述也不一致，因此应从各方当事人的实际行为推断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1、韦炳任和吕良城之间。从林木砍伐情况看，韦炳任并未参与日常管理工作，砍伐人员的工作亦不是韦炳任安排，从杨秀超和兰桂和的陈述看，二人也认可是由吕良城安排工作，并从吕良城处预支部分报酬，故吕良城、杨秀超主张与韦炳任之间为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韦炳任主张将林木砍伐工作交由吕良城完成，并按砍伐木头的立方与吕良城结算，工人和日常工作均由吕良城安排，再结合杨秀超和兰桂和的陈述，一审据此认定韦炳任和吕良城之间为承揽关系，吕良城并未提出上诉，视为其认可，故本院对一审法院的认定予以认可，即韦炳任为定作人，吕良城为承揽人。2、吕良城和杨秀超、兰桂和之间。经查，吕良城、杨秀超、兰桂和均认可，杨秀超和兰桂和是吕良城找来做工的，二人的日常工作也是由吕良城安排，并从吕良城处预支工钱，故一审认定吕良城和杨秀超、兰桂和之间为雇佣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吕良城为雇主，杨秀超和兰桂和为雇员。杨秀超认为事故发生后，韦炳任与杨秀超妻子签订的协议书可以证明，杨秀超与韦炳任为雇佣关系，本院认为，从协议书的内容看，只是约定韦炳任需为杨秀超垫付住院押金，但对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未有明确约定，故仅凭该份协议书，不能认定韦炳任和杨秀超之间为雇佣关系。
二、关于杨秀超的具体损失数额是多少的问题。1、对于一审认定的后续治疗费67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100元、伤残程度鉴定费700元，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本案杨秀超已提供有在南丹县吉朗铟业有限公司务工的证明，且其在二审期间也提交了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因此可以认定杨秀超在受伤前，已在城镇务工一年以上，故本案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此时2015年的损害赔偿标准尚未公布，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应按《201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相关损失，上诉人二审请求按照2015年的赔偿标准计算损失并申请变更部分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残疾赔偿金，杨秀超为八级伤残，故本案残疾赔偿金应为139830元（23305元／年×20年×30%=13983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杨秀超的被扶养人为三人，分别是：次女杨万（2002年5月3日出生），母亲唐凤云（1945年7月8日出生），父亲杨胜龙（1941年9月21日出生），故杨万的生活费应为16188.9元（15418元／年×7年÷2×30%=16188.9元），唐凤云的生活费应为13876.2元（15418元／年×12年÷4×30%=13876.2元），杨胜龙的生活费应为9250.8元，（15418元／年×8年÷4×30%=9250.8）。综上，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39315.9元（16188.9元＋13876.2元＋9250.8元=39315.9元）。杨秀超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34680元，是其自行处分自己的权利，应予准许，故本院依法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34680元。5、误工费。虽然杨秀超受伤前是在城镇务工，但其没有固定收入，也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故一审法院按照农、林、牧、渔标准计算误工损失有法律依据。杨秀超因本案事故构成八级伤残，误工费可以计算至定残前一天，一审计算的误工费14325.16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杨秀超请求误工费25680元过高，超出部分不予支持。6、护理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根据杨秀超住院及全休天数、受伤情况、伤残程度等，计算护理费6158.48元，酌情支持营养费1500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杨秀超主张营养费5000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过高，超出部分不予支持。7、对于住院期间的医疗费，有医院票据为证，应为29141.67元。综上，本案杨秀超的损失应为242109.31元（医疗费29141.67元＋后续治疗费67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100元＋伤残程度鉴定费700元＋残疾赔偿金13983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4680元＋误工费14325.16元＋护理费6158.48元＋营养费1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元=242109.31元）。杨秀超认为自己的损失应为273465.16元，对于超出部分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赔偿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1、吕良城作为雇主，对于雇员杨秀超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的伤害，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2、韦炳任作为定作人，在将砍伐木头这一工作承揽给吕良城之前，应就砍伐工作要求及应注意的安全事项等进行培训，但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看，吕良城并未组织相关培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韦炳任应在选任过失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杨秀超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安全意识淡薄，对于事故的发生亦有过错，也应承担一定责任。4、虽然杨秀超是被兰桂和砍到的木头滑下撞伤，但由于兰桂和作为雇员，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伤害，即使兰桂和对事故的发生有过失，但在没有证据证明其有重大过失或故意的情况下，应由雇主吕良城承担赔偿责任，兰桂和无需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综上，根据本案实际案情，本院酌情由吕良城承担60%，韦炳任承担20%，杨秀超自己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由吕良城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杨秀超主张由韦炳任、吕良城、兰桂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本案杨秀超的损失共计242109.31元，韦炳任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48421.86元（242109.31元×20%=48421.86元），扣除韦炳任已经支付的25141.67元（生活费3000元＋医疗费=22141.67元），韦炳任还应支付23280.19元（48421.86元-25141.67元=23280.19元）。吕良城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145265.59元（242109.31元×60%=145265.59元）。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杨秀超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于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宜州市人民法院（2014）宜民初字第21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宜州市人民法院（2014）宜民初字第21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被上诉人韦炳任赔偿上诉人杨秀超各项损失共计48421.86元，扣除韦炳任已支付的25141.67元，韦炳任还应赔偿23280.19元；
四、被上诉人吕良城赔偿上诉人杨秀超各项损失共计145265.59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5402元，由上诉人杨秀超负担1080.4元，被上诉人韦炳任负担1080.4元，被上诉人吕良城负担324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23元（上诉人杨秀超已预交），由上诉人杨秀超负担204.6元（余款818.4元由本院退回上诉人杨秀超），被上诉人韦炳任负担204.6元，被上诉人吕良城负担613.8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 贺
审判员 蒙江浩
审判员 黄忠任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
书记员 刘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