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0民终5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立第二医院，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光明路**号。
法定代表人：林治军，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女，系该单位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玳源，山东英良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芬，女，193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晶，女，195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林，男，196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丽，山东圣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威海市立第二医院因与被上诉人张玉芬、蔡晶、蔡林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6）鲁1002民初4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威海市立第二医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认定威海市立第二医院存在过错有误，一审法院未予考虑威海市立第二医院关于对该鉴定意见的相关理由，且张玉芬、蔡晶、蔡林对患者蔡学礼的死亡也存在过错，一审法院也未予考虑。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张玉芬、蔡晶、蔡林答辩称，威海市立第二医院的上诉理由在一审中已经重复提过多次，鉴定机构也予以补充回复，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责任比例适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玉芬、蔡晶、蔡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威海市立第二医院赔偿各种经济损失194,471.98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13日，老年男性患者蔡学礼，因“乏力、怕冷1年、加重咳嗽、咳痰半月”入住威海市立二院内分泌科，内分泌科依据既往史、现病史及查体初步诊断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上呼吸道感染、××、××、腰椎间盘突出症，并给予“左甲状腺素片”替代治疗，并抗感染治疗，期间患者每晚回家居住。26日上午查房，患者自述25日晚咳嗽、咳痰加重，痰中带血、喘憋明显，病情加重，内分泌科即给予听诊、抽取血常规及肺部CT等多项检查，××，遂商请该院呼吸内科会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建议立转呼吸内科进一步治疗，家属表示同意，当天中午患者即转入同一楼层的呼吸内科病房。
转入后，呼吸内科立即组织抢救，考虑病情危重，随时有生命危险，××危通知书，患者家属知情后签字。经综合病史、体征和肺部CT平扫、血常规、生化检验和血气分析等各种辅助检查，呼吸内科诊断患者患有脓毒血症、××、I型呼吸衰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电解质紊乱、低钠低氯血症、高纤维蛋白原血症、××症。下午5：30分许，经呼吸内科负责人王辉主持，白班医生孙大朋和夜班医生孙冬梅在患者床边进行了值班交接。27日凌晨01：20、04：30，患者血氧饱和度分别降至62%、60%，孙冬梅先后两次与王辉通电话，王辉在家里用电话给予了指导，经抗感染、化痰、补充电解质、机械通气、心电监护治疗，调整呼吸参数、给予呼吸兴奋剂等治疗以后，患者血样饱和度升至85%左右，病情逐渐进展。凌晨06：40，患者突然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值班医生给予胸外心脏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08：52，患者再次出现心率下降、血压测不出，继续给予心脏胸外按压、呼吸兴奋剂、多巴胺升压治疗，经抢救后仍无自主呼吸，09：36，患者被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为多器官功能衰竭、重症脓毒血症、××、I型呼吸衰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电解质紊乱、低钠低氯血症、高纤维蛋白原血症、低蛋白血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腰椎间盘突出症。
原告张玉芬为患者妻子，原告蔡晶为患者之女，原告蔡林为患者之子。患者亲属认为，××危抢救过程中，被告工作人员未尽医护职责，诊疗措施不当是患者死亡的全部原因，威海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后进行了调查和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原告遂诉诸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委托了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经该中心审查，被告存在以下医疗过错行为：自10月27日01：15-06：40，患者血氧饱和度一直在60%-80%之间波动，处于低氧呼吸衰竭状态，患者发生了机械通气指征，在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未能很好地改善患者缺氧情况时，应行气管插管或者气管切开实施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但被告给予的却一直是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及吸氧治疗，对机械通气适应证把握错误，使用迟延；根据被告医疗核心制度手册规定，××人的抢救应该有主治医师以上人员在场，但夜间被告参加抢救患者的人员仅为孙冬梅住院医师和两名护士，其他人员未能及时到场；呼吸兴奋剂主要适用于中枢抑制为主、通气量不足引起的呼吸衰竭，不宜用于以肺换气功能障碍为主所致的呼吸衰竭，患者为I型呼吸衰竭，××障碍者，不宜使用呼吸兴奋剂，而被告在患者出现排痰增多情况时没有积极查找呼吸衰竭原因，施行替代性治疗，而是多次应用呼吸兴奋剂，不符合诊疗常规。
同时，该中心也审查了患者自身病情和病史，发现患者既往有××史、眼椎间盘突出症病史、××病史等二十余年，入院时年龄高达八十五岁，临床诊断有五项之多，××的特征和后果，××是一组主要累及肺间质和肺泡腔，××，临床表现为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伴弥散功能降低、××变，最终可发展为弥漫性肺纤维化和蜂窝肺，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
经综合考虑，××与被告的上述医疗过错行为在患者蔡学礼的死亡中起同等作用。
鉴定期间，医、患双方分歧较大，且多次提出新的意见，鉴定前后持续了一年之多，鉴定文书送达以后，双方均表示不满，并分别进行了书面质询，鉴定机构审查后进行了书面回复，坚持了原来的意见。
另查，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如下：死亡赔偿金34,012.00元×5年，丧葬费63,562.00元÷2，鉴定费1.5万元，交通费1,896.00元，住宿费265.00元，汇款手续费50.00元，资料复印费22.50元，共计219,074.5元，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的责任比例为60%，并另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6万元，合计186,961.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司法鉴定文书、病历和各种票据等在案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医疗损害责任，属于侵权责任法调整的范畴，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该法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鉴于诊疗活动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医疗过错一般交由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审查，虽然双方对本案的鉴定意见均有异议，但其各自提交的证据和理由均不足以推翻现有结论，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对患者蔡学礼虽有救治，但其诊疗行为有过错，且与蔡学礼的死亡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鉴定意见确定被告医疗过错行为是造成患者蔡学礼死亡的同等原因，所以一审法地院将被告承担的责任比例调整为50%，即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9,537.25元（219,074.50元×50%）；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法律规定，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予以赔偿，而且应当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方式、侵权情节、影响范围等因素综合考虑，本案一审法院酌定为2万元。侵权责任法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数额，虽然体现了完全赔偿的原则，但这并不能化解医、患之间所有的恩怨，医方体谅患方失去亲人的痛苦，不断改进诊疗工作，患方尊重医方的工作和付出，承认医学的局限性，用沟通和理解替代猜疑和敌视，尽快了结纠纷，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告慰。不计成本的交涉和诉讼是不明智的，也是无益的，死者已矣，唯愿生者安康与和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威海市立第二医院赔偿原告张玉芬、蔡晶、蔡林医疗损害损失109,537.25元；二、被告威海市立第二医院赔偿原告张玉芬、蔡晶、蔡林精神损害赔偿金2万元。以上两项，共计129,537.2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医疗行为本身就是具有危险性的存在，而且医疗活动还具有未知性、特异性及专业性的特点，故借助于专业鉴定人员的意见，有利于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对医院的医疗过错及因果关系作出合理评判。本案中，关于患者蔡学礼的死亡后果和威海市立第二医院对其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参与度，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就此出具了鉴定意见。鉴定过程中亦充分听取了医、患双方的意见。威海市立第二医院对上述鉴定意见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述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存在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方面的证据，故上述鉴定意见应予以采信。虽然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认定，并非全为技术问题，但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该案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出具的鉴定意见，应作为判断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大小的主要参考依据。××与威海市立第二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在患者蔡学礼的死亡中起同等作用的情况下，认定威海市立第二医院应承担50%的责任较为适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威海市立第二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91元，由威海市立第二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永祥
审 判 员 方 波
审 判 员 潘 慧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姜雅群
书 记 员 唐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