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411民初4009号
原告：广州宝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保税区广保大道***号物资大厦*座首层***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764010989X。
法定代表人：黎启东，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任永舟、黄少鹏，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莞市南城东迎货运代理服务部。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白马先锋路*号A3铺。组织机构代码：L4025471-0。
经营者：杨斌，男，1978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袁良平、肖巧玲，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州浙信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116-130号林安货运市场十街1009-1023档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1061124154T。
法定代表人：项志鸿，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涂吉伟，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宝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力公司）诉被告东莞市南城东迎货运代理服务部（以下简称东迎服务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被告东迎服务部申请追加第三人广州浙信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信公司）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通知第三人浙信公司参加诉讼。2016年2月9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宝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引舟、黄少鹏，被告东迎服务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良平，第三人浙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吉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宝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东迎服务部向原告赔偿货物损失400041.2元，及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案件受理之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份，原告委托被告负责将一套数控自动车床连同配件货物（以下简称涉案货物）从东莞运往浙江中达轴承有限公司位于嘉兴的工厂（以下简称中达公司），对应托运收据编号为0011556，被告承运卡车编号为粤Ｓ×××××、赣Ｃ×××××、浙Ｆ×××××。然而，当涉案货物抵达中达公司工厂后，发现货物存在严重损坏情况，中达公司因此最终拒绝接受货物。由于涉案货物损失是在被告负责的运输期间发生的，为此，被告作为承运人理应就货物因此遭受的损失400041.2元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是，虽经原告多次通过函文、邮件等方式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但被告均予以拒绝。鉴此，原告依法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审理中，原告表示：如果第三人确实是本案的承运人，请求法院判决第三人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东迎服务部答辩称：1、我方与原告之间系货运代理关系，而非货物运输合同关系。2、没有证据证明货物交付时存在损坏。3、即使有货损，损失金额也无法确定。4、如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系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托运单备注第2点已注明：托运必须办理保险，否则仅按运费5倍赔偿。现在证据并不能有效证明原告办理了保险并将保价告知我方，故即使发生货损，我方也仅需按运费5倍赔偿。5、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原告有损失。6、第三人已向法庭承认其是该货物的承运人，货物交付时如有损坏，应由实际承运人承担相应责任。总之，原告主张货物损失，证据严重不足；如确有货损，其又在事发一年多后向我方支付相关费用；其称已参加保险且定全损，却不向保险索赔57万元，而仅向被告索赔40万元，有悖常理；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收货人已向其主张权利或拒付货款。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第三人浙信公司答辩称：我方是涉案货物的实际承运人，我方赞同被告的答辩意见，同时补充答辩：1、涉案货物于2013年12月23日中午进入中达公司，外包装良好，如果有损坏，收货人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但中达公司的王先生没有异议，而是确认货物良好，意味着交货时涉案货物完好无损。2、2013年12月25日，在进行开箱检验和委托公估时没有要求被告和我方进行参与；原告提供的公估报告出具机构没有显示资质，对其报告结论我们均不认可。3、原告提供的公估报告中描述只有“受到很大的外力，例如翻倒”才能导致涉案货物的严重损坏，但在涉案货物交付时外包装（木箱）是完好的，据此，我方有理由怀疑原告通过诉讼方式达到骗保骗赔目的。
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
1、委托书复印件1份；
2、开票日期为2014年2月28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联1份；
3、原告与浙江中达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约》1份，原告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23日，中达精密公司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28日；
4、北京华泰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出具的检验报告（英文，编号：M14SHZJR004）1份，及原告就报告主要内容的自行翻译文本，庭审后原告补充提交了北京华泰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检验师赵佳茹的保险从业人员证件复印件。
5、订货单（合同）、发票及修理单证一批，以证明涉案货物损失400041.2元。
6、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8月邮寄给被告的函及投递单。
7、原告的工作人员于2014年1月21日向唐超林作的笔录2页（唐超林在第2页上签字，第1页无唐超林的签字）。
8、华证行（海事）有限公司（办事地点在香港）于2014年7月30日出具的检验报告及2016年7月25日出具的补充报告（英文），以及原告就报告主要内容的自行翻译文本。庭后，原告提交了由周炳朝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的有权办理内地使用的公证书的香港律师）出具的华证行（海事）有限公司注册证书、商业登记证书、公司章程、公证报告及补充报告文本等证明。
9、《东迎物流货物流程》1份。
10、运输保险保单（英文）1份。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主要质证意见为：证据1系套改的，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发票上注明的是货运代理费，因此原、被告之间是货运代理关系；对证据3，与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证据副本复印件不一致，说明原告是为了骗保骗赔而伪造的；对证据4，原告没有提供北京华泰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的相关资质，也没有提供翻译人的资质，对公估内容亦有异议；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被告未曾收受，因此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7，唐超林确曾是被告的员工，该份笔录的第1页没有唐超林的签字，第2页中也没有显示唐超林承认存在货损；对证据8，华证行（海事）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没有相关资质，原告也没有提供翻译人的资质，故对该份报告不予认可，且评估的机器设备的型号与涉案货物原告销售给中达公司的货物的生产厂家、型号均不一致；对证据9，说明的运输情况与第三人向被告陈述的一致；对证据10，系英文文档，原告未提供翻译，我方看不懂。对于原告在庭审之后提交的证据，因超过举证期限，我方不愿质证。
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一致。
被告提供了如下证据：
11、浙信物流东莞分公司托运单1份。
12、第三人对涉案货物运输经过的描述。
13、开票日期为2014年2月28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存根联1份，内容同原告提供的证据2，证明被告收受原告的费用为货运代理费，双方之间是货运代理关系。
14、被告的2013年12月21日的托运单1份，其中备注2条载明：“托运方应对所托货物办理保险并交纳保险费，因承运方过错发生货损货差，承运方在保价限额内依据保险公司所定条款赔偿。未办理保险的，以托运方运费的5倍以内计算赔偿额。”
15、原告于2015年2月4日向被告支付2400元费用的银行凭证复印件，庭审后补充提供了原件。
16、《送货单原件签收函》1份，送货单（由中达公司人员签收）的复印件1份。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主要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1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也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对证据12、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4的真实性表示不能确定，即使是真实的，备注的内容也不能约束原告；证据15如果是真实的，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是运费。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并且强调：被告提供的证据16中的送货单均系原告制作，由驾驶员带到中达公司，由中达公司的工作人员确定货物完好并签字后由驾驶员带回。
第三人未提供证据。
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综合本案的质证意见、抗辩意见以及相关陈述，本院对证据2、6、7（其中的第2页）、9、11、12、13、14、15、16予以认定；对证据1、3，因其真实性无法判断，故不予认定；对证据5，无法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亦不予认定；对证据10，因原告未提供中文译文，本院不予认定；对其余证据的分析评判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结合庭审中当事人（代理人）的相关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13年12月21日，原告委托被告将2件货物自东莞市运往位于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达公司，显示的收货人为“倪志伟”，运费为2400元。当日16时许，被告以粤Ｓ×××××汽车到原告处提取涉案货物共2件。被告将上述货物转托给第三人运输，运费为1150元。当日晚上，第三人将上述货物装上赣Ｃ×××××号汽车，从东莞市出发，次日（12月22日）晚上到达第三人的杭州办事处卸其他货物（杭州货物），第三日（12月23日）凌晨3、4点到达第三人的海宁办事处，上午8时卸货，将上述货物转入浙Ｆ×××××号汽车运往嘉兴，约中午12时到达中达公司，由中达公司的王姓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确认货物情况良好后签收。上述签收后的送货单最终交给了原告。当日16时许，中达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原告反映涉案货物有损坏。被告于2014年2月28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应税劳动名称为“货运代理”，发票金额为2400元，原告于2015年2月4日向被告支付了2400元。2015年8月，上海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接受原告及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香港）有限公司委托，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赔偿本案涉案货物的损失577500元。
就本案的重大争议，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的性质。被告始终抗辩称原、被告之间是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然而，根据其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11、14，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系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将部分运输义务转委托给第三人履行，且运输费用均已结算完毕。被告开具给原告的增值税发票上注明应税劳务为货运代理费，并不反映原、被告之间上述合同关系的实质。
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2015年8月，原告通过律师发函被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故至原告起诉时，本案诉讼时效未过。被告抗辩称其未收到上述律师函，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涉案货物在运输期间是否发生损坏。本案第三人将涉案货物运至收货人中达公司，中达公司的工作人员已在载明“货物情况良好”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并收受了涉案货物，应推定涉案货物交付给中达公司时是完好的。现原告又提出涉案货物在交付前即在运输中发生损坏，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理由如下：
首先，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即北京华泰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的检验报告的证明效力的认定。该份报告的文本系英文，原告同时提供了中文译文，被告虽然提出异议，但未指出翻译的不当之处，故本院推定原告提供的该份检验报告的中文译文与英文同义。但该份报告中没有检验机构的相关资质，庭后原告补充提交了北京华泰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检验师“赵佳茹”的保险公估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但仍因其与检验报告分离，与评估报告之间的关联性尚待核实；从原告提供的北京华泰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中记载的经营范围上看，其应无对保险标的出险原因的判断资质；假设其有相关资质，从报告的内容看，检验师根据其所见的涉案货物的损坏状况，即得出“货物在内陆运输期间受到严重损坏”（中文译文）的结论，却未见其分析的过程及排除其他可能的判断；并且，也无证据表明检验之时通知了被告或第三人到场，故其结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本院对该份检验报告中有关货物损坏的原因的结论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8即华证行（海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的证明效力的认定。该份报告文本系英文，原告同时提供了中文译文，被告虽然提出异议，但未指出翻译不当之处，故本院同样推定原告提供的该份检验报告的中文译文与英文同义。但该份报告（中文译文）没有表明检验机构的相关资质尤其是在中国内地判定保险标的受损原因的资质，译文中也无检验师的名字及其相应资质，故其所得出的损坏原因的意见（报告的中文译文显示：“根据我们调查，我们意见是，设备所遭受的损坏应归结于该设备被其他坚硬物体碰撞，接着铝箔袋从木箱上掉落到一边，很大可能发生在王孝良先生驾驶最后一辆车（车牌号：浙Ｆ×××××）于2013年12月23日在海宁仓库接货到交付给收货人工厂之前”），本院无法采信。
第三，涉案货物的交付时间为2013年12月23日中午12时许，而中达公司向原告提出涉案货物损坏是在当日16时许，目前尚不能完全排除在此期间涉案货物发生损坏的其他可能。并且，现上述货物已不在收货现场（原告称运回东莞进行维修），已无法对相关物件进行重新检验。
综上，本院认定本案原、被告之间系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能令人信服地得出涉案货物的损坏发生在公路运输期间的结论，故其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宝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7301元（已减半），由原告广州宝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
审判员 吴海峰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沈月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