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陕1002民初598号原告：刘大为，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灵（系刘大为之父），男，汉族。被告：辛建英，男，汉族。委托�讼代理人：杜安生，陕西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大为与被告辛建英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大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灵、被告辛建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安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大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辛建英偿还原告刘大为借款1,700,000元，并从2013年8月29日起按月息5%支付利息35,000元（暂计至2014年8月29日）；2、被告辛建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管高奇、王淑芳夫妻不熟悉，2013年8月23日在被告辛建英承诺为管高奇夫妻作担保的情况下，原告刘大为于当日为管高奇夫妻二人借款1,700,000元，约定月息5%，借款一个月。当日管高奇夫妻给原告出具了借据，被告同时给原告出具了连带责任保证书。借款期满后，借款人未能如期偿还借款，在原告多次向保证人即被告催讨下，于2014年12月29日仅还利息900,000元（暂计至2014年8月29日），后原告多次催讨均无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据合同法、民诉法、担保法之相关规定，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中，原告说明，其向管高奇夫妻提供借款的日期是2013年8月29日，诉状中写的2013年8月23日是笔误；原告说明，截止2014年12月29日管高奇向其归还利息900,000元，是与管高奇对清的；还说明，借条左上角“此款月息按5%计”是自己书写的，利息是与管高奇约好的；原告认为在本案中没有必要追加管高奇夫妻为被告，自己有权直接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管高奇夫妻追偿。被告辛建英辩称：一、被告并未与原告签订书面保证合同，原告起诉无据。原告�称：“原告与管高奇、王淑芳夫妻二人不熟悉，2013年8月23日在被告辛建英承诺为管高奇夫妻作担保的情况下，原告刘大为于当日为管高奇夫妻二人借款1,700,000元，约定利息5%，借款一个月。当日管高奇夫妻给原告出具了借据，被告同时给原告出具了连带责任保证书”。这一诉称与事实不符。事实是2013年8月29日，原告刘大为和被告管高奇已将借款事宜说好后，管高奇夫妇才来找到被告辛建英，声称因经营需要资金，他们夫妇与刘大为多年打交道，以前就借过款，都已还了，信誉很好。现在再借1,700,000元，要寻一个担保人。所以提出让辛建英为其担保，并再三表示到期后如若不还，全部责任由他们负，况且他们的高奇家电价值几千万元，完全能还得了1,700,000元借款。担保只是个形式，应付一下刘大为，叫辛建英放心，不会让辛建英承担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高奇家电公司与辛建英所在农行的业务关系，就为其作了担保，但只是写了一份简单的担保书。从借条、收条、担保书看，均系2013年8月29日出具，既不是2013年8月23日当日管高奇夫妻为原告出具借据，也不是被告辛建英于当日出具了连带责任保证书，更不存在被告辛建英与原告刘大为及债务人管高奇、王淑芳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我国《担保法》第六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十三条还规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这就清楚地规定了保证合同的订立必须是保证人与债权人以书面形式订立的，而本案被告辛建英仅仅是应债务人管高奇要求，为其书写了一个担保书，但并未向原告即债权人书写担保书，更未与债权人刘大为订立书面�保合同。同时，这一担保书既没有写明保证形式，也没有写明保证期限，更没有保证范围等等，原告起诉无据。据此，被告辛建英依法并未与原告刘大为建立担保合同关系，从而依法亦不承担担保责任。二、原告高息放贷违法，借据约定无效，被告不承担保证责任。原告诉称：“原告刘大为于当日为管高奇夫妻二人借款1,700,000元，约定利息5%，借款一个月”。这一约定，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显属非法高利贷。最高人民法院原《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9月1日起施�，不溯及既往。）经查，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一年以内各项贷款利率为年息5.6%（现行同期贷款利率仅为4.35%），而本案原告约定利率为月息5%，即年息竟高达60%，是法定利率5.6%的10.7倍多，显属非法高利贷。按照原告起诉状的计算，从2013年8月29日借款之日起至2014年8月29日止，年息竟高达102万元。且原告已认可收到管高奇支付利息90万元（究竟已付多少利息应由管高奇出具收条证明），这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贷。对此非法借贷及高息，依法应属无效，被告辛建英对违法借贷理应不承担保证责任。三、原告起诉已逾保证期间，被告依法免除保证责任。我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被告辛建英并未与原告刘大为签订担保合同也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债务人管高奇给原告出具的《借条》及《借款延期申请书》载明，债务人管高奇、王淑芳夫妇借款1,700,000元期限为一个月，即2013年8月29日至9月28日。期满后，债务人管高奇又向原告申请延期一个月至2013年10月29日前归还。据此，根据上述担保法的规定，本案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即2013年8月29日至2013年10月29日两个月，期满之日起再依法延长六个月保证期间，即2013年10月29日至2014年4月29日。然而，原告刘大为不但在保证期间内从未向被告辛建英要求过承担保证责任，而且自从债务人管高奇借款后至2015年10月9日原告第一次起诉之前，原告从未向辛建英主张过担保权，更未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诉请被告辛建英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注意到，原告在其第一次起诉状中已承认只是“多次向管高奇讨要本息”，只字未提向担保人辛建英主张过保证责任。而这次起诉将“向债务人管高奇讨要本息”刻意改变为“在原告多次向保证人即被告催讨下，于2014年12月29日仅还利息900,000元”。这不但前后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在逻辑上也不能成立。既然是多次向被告辛建英催讨，那么就应当是辛建英为其还款，但实际上是谁归还了900,000元利息，原告有意回避，恰好说明了原告心虚理亏，牵强附会的心态，所以，原告直至2015年10月9日和这次2016年1月20日才向人民法院具状起诉，均早已超过保证期间近一年半和两年之久，远远超过了保证追诉时效，据此，应免除被告辛建英的保证责任。综上所述，被告辛建英并未与原告刘大为签订书面保证合同，未建立保证关系，且原告高息放贷，获取超过国家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十多倍，显系非法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而更重要是原告起诉早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故被告辛建英应依法免除保证责任，更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此，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辛建英的诉讼请求，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刘大为提交的证据有借条、担保书、收条、借款延期申请、电话通信记录流水单、牛小帆证言、王红涛证言、照片打印件；被告辛建英提交的证据有2015年10月9日原告的起诉状、民事裁定书。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借条、担保书、借款延期申请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借条中的利息是原告单方标注，借条中并没有约定利息，担保书、借款延期申请不是担保合同；对于收条的真实性，被告不能确定；对于通话记录没有证明文件亦�有加盖公章、也没有经办人签名，不符合形式要件，不能证明电话号码的机主，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即使这些通话与被告有关，也只能反映出是2015年5月通过话，这个时间已超过保证期限；证人证言，没有附证人的身份证明，无法核对身份，不符合形式要件，两份证言不能证明何时何地向被告催要1,700,000元的事实，而且只是说2013年10月以后，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和具体说了什么，两份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照片上的人像是被告辛建英，其他两个人是不是管高奇夫妻不认识，而且现在照片也能合成，所以照片不能说明与本案有何关系。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起诉状、民事裁定书，是之前自己按民间借贷起诉的材料，后来自己撤诉了，这次是按保证合同起诉的，自己可以向管高奇要钱，也可以向担保人辛建英要钱，自己一直都在主张权利。为查明事实，本院就原告的证人证言进行了核实，证人牛小帆、王红涛到庭后出示了身份证、签署了证人作证保证书。两位证人说明，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证人证言属实，是自己书写的，并就有关事实进行了补充说明。被告就本院对两位证人的调查笔录进行了质证，认为两个证人与原告是多年的朋友，关系密切，也与原告是一起放款的合伙关系，与原告有一定的利益关系，所以证明力较差；证人说在2013年年底到2014年年前去被告办公室找过被告，但说不清具体的办公室位置，没有银行其他人证实，完全是孤证；从证言的内容看，他们找被告是因听说被告是农行行长，可以批贷款，让管高奇通过银行贷款给原告还款，说明他们找被告是为了催促管高奇还款，并没有要求辛建英承担担保责任；证言中存在一些与事实不符的矛盾之处，证人王红涛陈述其在2013年7月还是9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和刘大为去辛建英办公室要账，这与事实不符，刘大为和管高奇的借款合同是到2013年10月才到期，岂能在7月、9月向辛建英主张债权，显然与事实不符；按照刘大为的说法，截止2014年12月29日管高奇给他还了900,000元，双方对此是说清的，那么，在此之前，原告的利息是正常收取，原告搞的就是借贷经营，不可能在利息正常清偿时催款，更不可能在正常清偿时向辛建英要求还款，这能说明原告在2015年4月以前，并没有向被告主张过保证责任，之后才开始打电话联系被告；被告明确向法庭表示，2015年4月之前原告没有向其主张还款或担保的责任，更没有听说这两个证人去找过他，以上这些理由，被告认为两个证人的证言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法院定案依据。通过对原被告证据的审查，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本案证据的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供的借�、担保书、借款延期申请，被告提供的起诉状、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均予认定，能够证明本案的借款、担保、借款延期、原告前一次起诉情况等案件主要事实；原告提供的收条，与借条、被告出具的担保书及借款延期申请形成证据链，能够证实被告向管高奇提供了1,700,000元借款；原告提供的照片，无法显示照片形成的时间、地点，也无其他证据佐证与本案有何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被告虽有异议，两个证人及原告本人关于找被告的具体时间、次数及见面后的谈话内容等事实的陈述不尽一致，但证人与原告对于2014年春节前夕找到被告后的谈话内容描述基本相同，都提到，辛建英说年前没有贷款指标，春节后再为管高奇办贷款向原告还款这一事实，故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原告与证人王红涛、牛小帆等人在2013年10月底至2014年春节前，找过被告；关于原告找到被告后，两人是否谈到担保责任的问题，在有连带担保责任的借贷关系中，对债权人来说，债务人和保证人的还款责任是同样的，本案中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其还有其他债权债务等法律关系，故原告的证人证言虽然没有精确到原告在此期间向被告主张过担保责任，但就原被告在本案中的法律关系而言，原告向被告主张的就是担保责任；被告提出的其他理由，系自己的分析，并无证据支持。综上，原告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原告在2013年10月底至2014年春节前这段时间向被告主张过担保责任的事实。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2013年8月29日，管高奇、王淑芳向原告刘大为出具借条一张，主要内容为：我叫管高奇，男，现年47岁，身份证号612501196608101616，住商州区金陵寺镇管坪村五组。爱人王�芳，女，现年47岁……。本人因生意周转困难，特向刘大为借款1,700,000元，期限2013年8月29日至2013年9月28日，特请辛建英为本次借款的担保人，若到期不能归还，我本人愿付全部责任。借条尾部，管高奇、王淑芳分别签名。借条上的姓名、借款金额及身份证号上分别按有手印。该借条左上角，原告刘大为书写“此款月息按5%计。刘大为。8.29”。同日，管高奇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大为现金1,700,000元。当日，被告辛建英向原告出具担保书一份，载明：我叫辛建英，商洛分行职工，现为管高奇贷款1,700,000元担保。落款处有辛建英姓名及身份证号和手机号1390914****。2013年9月30日，管高奇向原告书写借款延期申请一份，主要内容：我叫管高奇，因前期在刘大为处借款1,700,000元，由于周转困难，特申请延期一个月，时间2013年9月30日至2013年10月29日。同日，被告辛建英在该借款延期申请上书写“同意担保”，并在其姓名处按印。此后，因管高奇到期未还清借款，原告遂向管高奇催款，并从2013年年底左右开始向被告催款。截止2014年12月29日，管高奇向原告还款900,000元，之后再未还款。2015年10月9日，原告刘大为具状起诉管高奇、王淑芳及辛建英，要求归还1,700,000元及利息、辛建英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向辛建英送达了应诉手续、诉状副本等，因管高奇、王淑芳下落不明，本院向管高奇、王淑芳公告送达应诉手续、诉状副本等。2015年11月25日，原告刘大为以管高奇夫妻下落不明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审查后，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2015）商州民初字第01375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刘大为撤回起诉。原告又于2016年4月再次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管高奇、王淑芳向原告刘大为借款1,700,000元，被告辛建英为该笔借款向原告出具有担保书，并在借款期限届满后，同意继续担保，原告持上述证据向被告主张保证责任，原被告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且该保证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保证合同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因原被告没有约定保证的方式和保证担保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应就管高奇、王淑芳向原告刘大为1,700,000元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对全部债务即主债权、利息等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700,000�，并从2013年8月29日起，按月息5%支付全部借款的利息，对此，本院认为，该月息5%系原告自己在管高奇借条中书写的利率，并无证据证明该利率得到债务人管高奇、王淑芳的认可，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该笔借款应视为没有约定利息，据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项的规定，对原告主张的该笔借款利息可从逾期还款之日即2013年10月30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于原告自述截止2014年12月29日收到债务人管高奇利息900,000元如何认定的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先还利息再还本金的原则，以年利率6%计算，该900,000元从2013年10月30日起至2014年12月29日，为14个月，可确认在此�间已还利息为119,000元即本金1,700,000元×月利率（6%÷12）×14个月，剩余781,000元（900,000元－119,000元）用于归还借款本金，故被告应就剩余借款本金919,000元（1,700,000元－781,000元）及从2014年12月30日起的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以原告只在2015年5月份给其打过电话让其帮忙寻找管高奇，向管高奇催收借款，原告从未在2015年4月份之前向自己催要过借款为由，认为原告起诉已逾保证期间、被告免除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因原告有证人王红涛、牛小帆的证言能够证明原告最迟在2013年年底至2014年春节（农历2014年正月初一为公历2014年1月31日）期间，开始向被告主张权利，该时间段按照本案主债务期间届满之日2013年10月29日起计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间内，且此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权利，故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在答辩状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9月1日施行，不溯及既往的意见，因该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公告公布，从2015年9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本案系2016年4月5日由本院立案审理的一审案件，应适用上述规定，被告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辛建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原告刘大为借款919,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2月3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15元，由原告刘大为负担7665元，被告辛建英负担12,7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 明人民陪审员  李淑珍人民陪审员  田万民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