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赣民二终字第1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鸣芳。
委托代理人游仁甫，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旭荣。
委托代理人黄欣，华农骏通农牧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金龙，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鸣芳为与李旭荣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宜中民二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周鸣芳的委托代理人游仁甫，被上诉人李旭荣的委托代理人黄欣、朱金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12月27日李旭荣与周鸣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鸣芳将其所持有的江西恒兴源化工有限公司（下称恒兴源公司）5%的股权以8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旭荣。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788万元。2010年12月28日，李旭荣将股权转让款875万元存入周鸣芳账户。之后，周鸣芳将李旭荣多支付的87万元股权转让款退回李旭荣，但周鸣芳并未将恒兴源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李旭荣。
2011年3月10日，李旭荣与邦睿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下称邦睿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旭荣受让邦睿公司持有的恒兴源公司5%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918.75万元。同年4月1日，周鸣芳将股权转让款918.75万元通过户名为李旭荣的银行账户转入邦睿公司账上。
2011年4月8日，李旭荣（乙方）与周鸣芳（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鉴于乙方于2011年3月27日（此处日期双方存在争议，李旭荣认为3月27日系笔误，应为3月10日；而周鸣芳认为不存在笔误，就是27日）与邦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邦睿公司将其持有的恒兴源公司出资161.8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的股权转让给李旭荣。周鸣芳现持有恒兴源公司出资额1545.21万元（占恒兴源公司注册资本的47.7285%），为恒兴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鸣芳同意为李旭荣与邦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事宜向李旭荣作出相应的保证和承诺。周鸣芳向李旭荣作出的保证和承诺如下：一、业绩保证。1.周鸣芳承诺恒兴源公司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2011年会计年度净利润不低于2600万元，2012年会计年度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2.如未达到上述业绩，自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周鸣芳将按以下公式确定的现金额补偿给李旭荣：当年现金补偿金额=股份转让金额×（1-考核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考核当年承诺实现的净利润）。二、股权回购。若恒兴源公司在国内A股市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周鸣芳同意李旭荣向其提出回购李旭荣所持有的恒兴源公司全部股权及部分股权的要求：（1）恒兴源公司在2011年、2012年未能达成补偿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净利润指标的70%的；（2）恒兴源公司出现重大诚信问题，尤其是恒兴源公司出现李旭荣不知情的账外现金销售收入时；（3）恒兴源公司的管理层发生重大的变化；（4）恒兴源公司核心业务发展重大变化；（5）恒兴源公司与周鸣芳及其关联方进行有损于恒兴源公司利益或李旭荣的交易或担保行为；（6）恒兴源公司被托管、清算或进入破产程序；（7）李旭荣发现周鸣芳作出的声明、承诺与保证存在重大的隐瞒、遗留或者错误的；（8）恒兴源公司未能在2014年12月31日或各方协商同意的其他时间通过证监会国内A股公开发行并上市审核的；（9）李旭荣认为恒兴源公司满足股票上市条件、但周鸣芳或其他股东不赞成进行公开发行的。三、周鸣芳同意股权回购款的计算公式为：回购金额=股权转让金额×（1＋12%×N）-李旭荣已累计分得的红利（N为李旭荣持有恒兴源公司股份的年数，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四、周鸣芳应当在收到李旭荣提出要求回购股权的书面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或双方协商同意的其他时间向李旭荣付清全部款。
2011年4月8日，周鸣芳还向李旭荣出具《承诺书》，载明：鉴于周鸣芳与李旭荣于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周鸣芳已于2011年12月28日收到了李旭荣的股权转让款788万元。由于周鸣芳本人因素，无法履行前述协议的相关条款义务，为此，周鸣芳特向李旭荣作出如下承诺：一、确保邦睿公司将持有恒兴源公司161.875万股以788万元的价款转让给李旭荣（占恒兴源公司总股本5%）；二、上述股权转让款及邦睿公司与李旭荣股权转让所涉相关费用全部由周鸣芳支付，如股权转让协议价款超出788万元，超出部分由周鸣芳补足，并保证自李旭荣与邦睿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20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三、《承诺书》作为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再补充，与《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承诺书》还就李旭荣享有的相关股东权利，及若周鸣芳违约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4月29日，李旭荣通过受让邦睿公司在恒兴源公司5%的股权，成为恒兴源公司的股东，并在江西省丰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持股比例为5%。
恒兴源公司提交给江西省丰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司经营状况》、《损益表》显示：2011年度恒兴源公司的净利润为906.864203万元；2012年度恒兴源公司的净利润为亏损150.078325万元。恒兴源公司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没有通过国内A股公开发行的审核，也未能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并公开发行股票。李旭荣在成为恒兴源公司股东后，至今没有分得过公司红利。
2014年8月26日起，李旭荣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以及书面函告等方式，多次与周鸣芳协商股权回购及业绩补偿事宜。2015年3月27日，李旭荣通过发电子邮件，送达《告知函》给周鸣芳，要求周鸣芳回购股权。2015年5月7日，李旭荣又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律师函》给周鸣芳，要求周鸣芳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在2015年5月29日之前以1260.8万元的价格回购李旭荣持有的恒兴源公司的全部股份，并支付业绩补偿款712.35万元，但周鸣芳至今未支付股权回购款及业绩补偿款。
另查明，恒兴源公司因增资导致股份稀释，李旭荣现持有恒兴源公司4.0001%的股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2010年12月27日，李旭荣与周鸣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李旭荣与邦睿公司2011年3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周鸣芳在2011年4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是否有效；三、2011年4月8日，周鸣芳与李旭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是否有效；四、李旭荣要求周鸣芳以1260.8万元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恒兴源公司的全部股权之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五、李旭荣要求周鸣芳支付709.53万元业绩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2010年12月27日李旭荣与周鸣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2010年12月27日，李旭荣与周鸣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李旭荣以788万元的价格购买周鸣芳所有的恒兴源公司5%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皆系李旭荣、周鸣芳本人亲自签署，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中约定系周鸣芳与李旭荣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损害恒兴源公司及他人的利益，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2010年12月28日，李旭荣将875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周鸣芳之后，周鸣芳退还李旭荣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87万元，李旭荣已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支付788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故不认可周鸣芳提出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未实际履行而不具有约束力的辩称理由。周鸣芳收到李旭荣支付的788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未履行将其名下恒兴源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李旭荣系其自身存在违约行为。
（二）关于李旭荣与邦睿公司在2011年3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周鸣芳在2011年4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李旭荣与邦睿公司2011年3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周鸣芳在2011年4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江西省丰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李旭荣通过受让邦睿公司在恒兴源公司5%的股权而成为恒兴源公司股东，2011年3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对2011年4月8日的《承诺书》，周鸣芳不否认其真实性及合法性。该《股权转让协议》及《承诺书》的内容亦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及《承诺书》应认定合法有效。综合《股权转让协议》及《承诺书》的内容，以及周鸣芳在《承诺书》中明确表示：“周鸣芳收到李旭荣股权转让款788万元，转让标的为恒兴源公司5%的股权。因周鸣芳本人的因素，周鸣芳无法履行其与李旭荣在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故周鸣芳确保邦睿公司将恒兴源公司的161.875万股（占恒兴源总股本的5%）股份以788万元转让给李旭荣。李旭荣与邦睿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及相关费用由周鸣芳支付。股权转让款超出788万元的，超出部分由周鸣芳承担”。李旭荣与邦睿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受让邦睿公司在恒兴源公司的股权，是周鸣芳对未履行其与李旭荣在2010年12月27日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之补救。李旭荣与邦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918.75万元，根据周鸣芳在《承诺书》中的承诺，李旭荣与邦睿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款超出788万元的部分130.75万元由周鸣芳承担。据此，周鸣芳支付130.75万元差价不是垫付股权转让款而是其履行《承诺书》约定义务的行为，且该行为周鸣芳已经履行完毕，故周鸣芳无权要求李旭荣返还130.75万元。再则，自2011年4月1日周鸣芳将股权转让款918.75万元通过户名为李旭荣的银行账户转入邦睿公司之后的2年内，周鸣芳从未向李旭荣提出过返还垫付款项的要求，周鸣芳现在向李旭荣主张返还130.75万元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对周鸣芳反诉要求李旭荣归还其垫付的股权转让款130.75万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三）关于2011年4月8日周鸣芳与李旭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对于周鸣芳与李旭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首部载明：“鉴于李旭荣于2011年3月27日与邦睿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邦睿公司将其持有的恒兴源公司出资161.8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转让给李旭荣”。对于日期“2011年3月27日”双方存在争议，李旭荣认为“27日”为笔误，2011年3月27日应当为2011年3月10日，而周鸣芳则认为就是2011年3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笔误。纵观李旭荣与邦睿公司的股权转让过程：2011年3月10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旭荣受让邦睿公司所有的恒兴源公司5%的股权。之后，邦睿公司获得股权转让款。同年4月29日，李旭荣成为恒兴源公司股东，所占股权比例与2011年3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一致，皆为5%。故李旭荣陈述其仅在2011年3月10日与邦睿公司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与邦睿公司没有签订过其他《股权转让协议》是合理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首部书写的“鉴于乙方（指李旭荣）于2011年3月27日与邦睿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即是指双方2010年3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在《﹤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周鸣芳为李旭荣受让邦睿公司在恒兴源公司的股权作出了业绩保证和股权回购承诺。《﹤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是周鸣芳本人签署，其中的保证和承诺是周鸣芳的真实意思表示。作为恒兴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鸣芳对李旭荣作出的保证和承诺是为李旭荣创设的一种附条件的权利，也对李旭荣受让恒兴源公司股权具有一定的担保功能。当条件成就时，李旭荣可根据双方的约定要求周鸣芳履行业绩补偿及回购股权的义务。业绩保证和股权回购承诺皆要求恒兴源公司取得更大的利润或拥有更大的发展前景，反之，当恒兴源公司出现亏损、不能达到周鸣芳承诺的良好发展前景及出现其他损害李旭荣作为股东而享有权益的情形时，才会触发周鸣芳进行股权回购和业绩补偿的条件。故《﹤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股权回购和业绩承诺，不仅不会损害恒兴源公司及其他第三人的利益，反而对周鸣芳管理恒兴源公司具有一定的督促作用。《﹤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李旭荣与周鸣芳都应当按照该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四）关于李旭荣要求周鸣芳以1260.8万元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恒兴源公司的全部股权之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周鸣芳的陈述及恒兴源公司交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司经营情况》及《损益表》显示，恒兴源公司经营总体上亏损，2011年度恒兴源公司的净利润仅为906.864203万元；2012年度恒兴源公司则亏损150.078325万元。上述业绩均未达到周鸣芳承诺的“2011年度净利率不低于2600万元、2012年度净利率不低于5000万元”之净利率指标的70%。恒兴源公司的经营状况已经触发了周鸣芳与李旭荣在《﹤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之第（1）种情形，即“恒兴源公司在2011年、2012年未能达到补偿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净利润指标的70%的”。因恒兴源公司至今没有通过国内A股公开发行的审核，更加未能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并公开发行股票，恒兴源公司的现状也触发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股权回购条件之第（8）种情形，即“恒兴源公司未能在2014年12月31日或者各方协商同意的其他时间前通过证监会国内A股公开发行并上市审核的”。故李旭荣有权要求周鸣芳按双方约定的计算公式“回购金额=股权转让金额×（1＋12%×N）-李旭荣已累计分得的红利（N为李旭荣持有恒兴源公司股份的年数，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计算的金额回购李旭荣所持有的恒兴源公司的5%股权。2011年至2015年，李旭荣已持有恒兴源公司股权长达5年，没有分得过恒兴源公司任何的红利，故周鸣芳回购股权的价格为1260.8万元【788万元×（1＋12%×5）-0元】。
自2014年8月26日起，李旭荣多次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以及书面函告等方式与周鸣芳协商股权回购事宜。周鸣芳至今不支付股权回购款，损害了李旭荣的权利，故李旭荣要求周鸣芳以1260.8万元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恒兴源公司的全部股权的诉讼请求，已具备了相应的协议依据，且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以支持。
（五）关于李旭荣要求周鸣芳支付709.53万元业绩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周鸣芳作出的业绩承诺，即恒兴源公司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2011会计年度净利润不应当低于2600万元，2012会计年度净利润不应当低于5000万元。若未到达上述业绩，自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出具起10个工作日内，周鸣芳应当按双方约定的计算公式补偿给李旭荣。李旭荣举证2011年度、2012年度恒兴源公司《公司经营情况》及《损益表》，证明恒兴源公司2011年度、2012年度均未达到约定标准并要求给予业绩补偿。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约定的业绩补偿条件是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依据，而上述《经营情况》及《损益表》是恒兴源公司出具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年审材料，并非由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且李旭荣和周鸣芳都不提出要求对2011、2012年度恒兴源公司的净利润进行审计鉴定申请，故李旭荣仅举证《公司经营情况》及《损益表》不足以确定恒兴源公司在2011、201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数额，故李旭荣依据《公司经营情况》及《损益表》上的金额计算，要求周鸣芳补偿709.53万元，不符合协议的约定，该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1、周鸣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李旭荣支付股权回购款1260.8万元，以回购李旭荣持有的恒兴源公司的全部股权；2、驳回李旭荣其他的诉讼请求；3、驳回周鸣芳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002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45020元，由李旭荣负担50422元，由周鸣芳负担9459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284元，由周鸣芳负担。
周鸣芳上诉称：1、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因违反公平原则而无效。因为该协议内容之一是股权回购，而回购的股权转让人并非周鸣芳，李旭荣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也并非给周鸣芳，对周鸣芳而言，在无任何收益的情况下承诺回购股权，无疑是凭空设置了重大义务及法律责任，违反了《合同法》第四条关于公平原则的规定。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该协议应认定无效，原审判决有效错误；2、周鸣芳已经支付股权款130.75万元。退一步说，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首部记载，周鸣芳回购的股权款也应该是161.875万元，而不是1260.8万元，原审判决加重了周鸣芳回购股权的责任；3、因周鸣芳履行了《承诺书》义务，致使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所以李旭荣的诉请与该《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法律上的关联；4、《﹤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首部明确记载是2011年3月2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而原审法院却认定3月27日系笔误，是3月10日签订的协议错误；5、2015年9月6日双方签字确认的《调解协议》已经送至原审法院，但原审法院不制作民事调解书，违反法律规定；6、原审判决认为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具备相应的协议依据错误，不能证明周鸣芳同意以1260.8万元价款回购股权；7、原审法院判决周鸣芳支付回购股权款，却未判决李旭荣将股权返还给周鸣芳，有失偏颇。故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旭荣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旭荣承担。
李旭荣答辩称：2011年4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原审法院认定合法有效正确；回购股权是周鸣芳的义务，原审判决周鸣芳承担正确；原审法院认可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证据的效力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与本案诉讼请求有法律上的关联；原审判决不存在不公平，转让股权并不是李旭荣取得回购的前提条件。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2011年4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原审判决是否加重了周鸣芳回购股权的责任（包括：周鸣芳应支付多少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多少股权转让款）；三、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与李旭荣的诉请是否有法律上的关联；四、2011年4月8日李旭荣和邦睿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首部载明的日期是否系笔误；五、原审判决是否有失偏颇。
二审庭审中，周鸣芳、李旭荣提交的新证据均是2015年9月6日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周鸣芳提交该份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为李旭荣与周鸣芳之间的短信和电子邮件构成协议依据，对双方已经签字确认的《调解协议》却不认定，有失偏颇。李旭荣提交该份证据证明：周鸣芳已确认以1260.8万元回购恒兴公司5%股权，虽然该协议未制作调解书，但该协议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该《调解协议》未制作民事调解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周鸣芳在原审中认可收到李旭荣2015年3月27日所发短信，并承认其于3月28日回复短信。经查，短信内容没有涉及周鸣芳同意以1260.8万元回购股权的事实。
另查明，2011年3月10日，恒兴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不仅有关于邦睿公司转让5%股权给李旭荣的内容记载，而且还特别注明李旭荣作为列席会议新股东参加股东会。同日，该公司章程也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不仅有李旭荣持有恒兴源公司5%股权的记载，而且李旭荣作为持有5%的股东在该章程中签字认可。
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一、关于2011年4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问题。李旭荣与周鸣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是关于周鸣芳为李旭荣受让邦睿公司持有的恒兴源公司5%股权所作的业绩保证和股权回购承诺。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不损害恒兴源公司及他人利益，不存在违反公平原则，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原审判决该协议合法有效于法有据，应予维持。
二、关于原审判决是否加重了周鸣芳回购股权的责任问题（其中包括：周鸣芳应支付多少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多少股权款）。从现有证据来看，周鸣芳向邦睿公司支付李旭荣受让的恒兴源公司5%股权的转让款918.75万元系其履行《承诺书》中的承诺，其支付的超出788万元的部分130.75万元（即918.75万元-788万元=130.75万元）也是其履行该《承诺书》中关于超出部分由其补足的约定，并非本案周鸣芳应支付的回购股权款。此外，161.875万元是周鸣芳与李旭荣在《﹤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首部载明的邦睿公司在恒兴源公司的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5%），不是周鸣芳应支付的回购股权款。周鸣芳应支付的回购股权款在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有明确的计算方式，双方对回购股权的条件在该协议中也明确约定。原审法院根据恒兴源公司的现状及经营状况，认为周鸣芳回购股权条件已经成就，并根据双方约定计算公式，计算出周鸣芳应支付1260.8万元回购李旭荣持有的恒兴源公司5%股权。该判决有合同依据，并未加重周鸣芳回购股权的责任。周鸣芳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三、关于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与李旭荣诉请是否有法律上的关联问题。从本案的履行情况来看，周鸣芳履行《承诺书》中的承诺，向邦睿公司支付918.75万元，李旭荣受让邦睿公司在恒兴源公司5%股权。恒兴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李旭荣成为该公司5%股东。正因为李旭荣成为了恒兴源公司的股东，才完成了双方在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义务；从2011年4月8日周鸣芳出具的《承诺书》内容来看，周鸣芳认可该《承诺书》系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再补充，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效力；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约定来看，周鸣芳是为李旭荣作为恒兴源公司股东所作的业绩保证和股权回购的承诺。李旭荣的诉请虽是因为周鸣芳未达到在《﹤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而要求周鸣芳承担的业绩补偿和回购股权。但纵观本案合同的履行情况，双方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与2011年4月8日周鸣芳出具的《承诺书》、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与李旭荣的诉请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关联。周鸣芳上诉称李旭荣的诉请与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法律上的关联的理由不能成立。
四、关于2011年4月8日李旭荣和周鸣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首部载明的“2011年3月27日”是否系笔误问题。从现有证据来看，除在《﹤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首部载明“鉴于乙方（指李旭荣）于2011年3月27日与邦睿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外，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旭荣与邦睿公司于2011年3月27日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其次，在2011年3月10日，李旭荣与邦睿公司不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而且在该日恒兴源公司还召开了股东会，李旭荣作为新股东列席会议，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也有邦睿公司转让5%股权给李旭荣的内容。恒兴源公司章程也于同日进行了修改，修改的公司章程记载李旭荣系该公司5%的股东，且李旭荣作为持有恒兴源公司5%的股东在章程中签名。此外，该公司的工商登记也显示李旭荣持有5%的股份。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首部载明的日期（即2011年3月27日）系笔误，实际日期应为2011年3月10日并无不当。
此外，原审法院根据李旭荣的诉请，判决周鸣芳向李旭荣支付回购股权款，本身就具备返还股权之意思，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有失偏颇。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448元，由周鸣芳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建艳
审 判 员 肖玉华
代理审判员 汪娣娣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蔡 静
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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