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刑二终字第76号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费方荣，原系江苏省盱眙恒丰制丝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本案于2014年4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5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徐宗新，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金礼良，原系杭州余杭亭趾长征绸厂、杭州金润丝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本案于2014年1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谢俊，浙江泽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费方荣、金礼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一案，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2015）浙杭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费方荣、金礼良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范红森、傅忆文出庭执行职务。费方荣及其辩护人徐宗新、金礼良及其辩护人谢俊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费方荣采用收取“开票费”、虚假走账等手段，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以江苏省盱眙恒丰制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公司）名义为被告人金礼良实际控制的杭州余杭亭趾长征绸厂（以下简称长征绸厂）、杭州金润丝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润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64178764元，税额合计人民币9399733.05元。同期，被告人金礼良采用相同手段，以长征绸厂、金润公司名义为王锋花（已判）实际控制的杭州励臻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臻公司）、杭州杰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9412698.93元，税额合计人民币1367657.11元。
原判还认定，2013年1月至9月间，被告人费方荣以恒丰公司名义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1157份，金额合计人民币84006661元，税额合计人民币10920865.93元。
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均分别被恒丰公司、长征绸厂、金润公司、励臻公司、杰讯公司用于申报抵扣税款。
原审根据上述犯罪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被告人费方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金礼良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判令被告人费方荣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20320598.98元，被告人金礼良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10767390.1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费方荣提出，其开给金礼良的发票均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是先现金交易后开票，不存在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也有真实的收购，没有虚开；开票是恒丰公司单位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要求改判无罪。费方荣的辩护人提出，恒丰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均系单位行为，并非费方荣的个人行为；恒丰公司与金礼良的两家企业存在真实货物交易，也有收购蚕茧的事实，开票行为系违规而非犯罪，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费方荣的行为不构罪，且判决费方荣退赔违法所得于法无据。辩护人同时还提出费方荣即使构成犯罪，也系从犯，原判量刑畸重，要求减轻处罚。辩护人还向本院提交了恒丰公司2012年年终股东分红表,公司股东徐锦祥、章某、吴某、朱某的银行账户明细,恒丰公司在2011-2013年期间多次购买机器配件凭证，许建英证明2013-2014年间多次卖给恒丰公司包装纸、袋的书面证词,盱眙县黄花镇人民政府《关于盱眙县恒丰制丝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及公司安全生产检查与隐患排查登记表,恒丰公司关于年生产白丝产量、产值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
上诉人金礼良及其辩护人提出，长征绸厂、金润公司与费方荣的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往来，系先现金购货后补开发票，补开发票有虚开虚增部分，即使部分开票数额高于实际交易数额，也不能全部认定为虚开；一审将虚开的进项、销项发票税款总额认定为退赔违法所得错误；金礼良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要求减轻处罚。在二审法庭上金礼良还当庭提出其行为亦系单位行为。
出庭检察员提出,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在案资金回流情况及恒丰公司、长征绸厂、金润公司等三家公司的实际产能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显示的金额存在巨大差距，农副产品收购发票的农户信息、产品品种和收购价格均虚假，且产能与蚕茧收购明显不成比例等，足以证实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均系虚开；金礼良的检举行为尚不构成立功，两被告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检察员也向法庭提交了侦查机关补侦收集提取的恒丰公司虚开的蚕茧收购发票、收取货款收据、蚕茧出、入库单、恒丰公司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记录运货出车情况笔记本、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清单、关于金礼良检举揭发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人费方荣、金礼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有公安机关收集提取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公司、企业资金虚假走账流程、扣点情况的公司记账凭证、相关公司、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明细，国税机关证明用于申报抵扣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清单及情况说明，以及证人吴某、章某、周某、俞某、张某、姚某、历某、古某、马某、方某、孙某、李某、钟某、童某、陈某等人的证言，同案犯王锋花供述等证据证实。费方荣、金礼良亦有供述在案，所供能相印证并与上述证据反映的情况相符。另查明，恒丰公司以从农户收购蚕茧名义为自己虚开的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并用于申报抵扣税款的事实，有出庭检察员、费方荣的辩护人向本院提交并经二审法庭开庭质证，检、辩双方均无异议的虚开的农副产品收购发票、恒丰公司股东2012年年终分红表、盱眙县黄花镇人民政府《关于盱眙县恒丰制丝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恒丰公司关于年生产白丝产量、产值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以及收集在案的国税机关稽查局提供的农副产品收购发票抵扣税款清单及国税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安机关查证农户身份信息证实出售蚕茧农户身份虚假的相关电子数据，恒丰公司年度用电量及缴纳电费记录，恒丰公司工商登记及相关税务报表资料，以及证人吴某、朱某、章某、夏某证言等证据证实。费方荣对恒丰公司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并用于申报抵扣税款的事实亦供认不讳，与前述证据反映的情况相符。
关于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1）恒丰公司与金礼良实际控制的长征绸厂虽有业务关系，但采用现金支付方式交易量并不大，相关证据证实用现金支付货款仅人民币400余万元。恒丰公司的相关记账凭证、银行账户明细、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显示，恒丰公司实际开给金礼良两家企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达人民币9200余万元，而本节事实仅认定涉及双方货款虚假走账，全部货款回流部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根据恒丰公司股东的证言、同类公司的用电量对比，以及费方荣的供述，恒丰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与公司的实际产能严重不符。同理，根据证人历某等证言、企业用电量、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证据，证实长征绸厂、金润公司在2008年年销售总额仅人民币1742.8万余元，然而在资金、设备、人员、用电量等均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财物报表显示企业年销售额却逐年成倍上升，2012年增至人民币8910.99万余元。显然，长征绸厂、金润公司的年产值、纳税申报虚假，与企业实际产能也严重不符。况且，恒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将所谓的货款通过私人账户扣除5%-5.2%后又返回金礼良，该交易行为不符常理，明显规避法律。因此，原判认定有资金回流部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具有确实、充分的事实依据。费方荣、金礼良及其辩护人提出涉案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补开，而非虚开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2）出庭检察员向本院提供并经庭审质证均无异议的恒丰公司虚开并用于申报抵扣税款的1157份蚕茧收购发票，这些发票不仅没有该时间段收购人出具给农户对应的原始收购付款凭证、公司记账凭证等证据印证，且经公安机关查证发票项下的农户信息全部系虚假，发票项下的产品品种、价格均系干茧价格，与费方荣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及证人夏某证言、公司部分蚕茧出、入库单记载的价格也不一致。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恒丰公司用于申报抵扣税款的蚕茧收购发票系虚开。恒丰公司在生产过程中虽有从农户收购蚕茧及农户提供信息不完整或没有登记的客观情况，但不影响对该节事实的认定。辩护人提出该行为是违规开票的行政违法行为，不是犯罪行为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3、在案相关证据，包括费方荣的辩护人、出庭检察员向本院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相关证据，证实恒丰公司是依法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有一定的生产经营，公司股东均参与经营管理且每年均有盈利分红。恒丰公司以收购蚕茧名义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并用于申报抵扣税款获取的非法收益，在案证据尚不能证实系被费方荣个人占有，恒丰公司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行为应属单位行为。但费方荣以恒丰公司名义为金礼良实际控制的两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虚假走账，收取票面额5%-5.2%的“开票费”系费方荣个人所得。金礼良实际控制的两家企业或是独资，或是股东挂名，抵扣税款的非法收益、收取票面额8%的“开票费”等，实际上均系金礼良个人所得，原判认定费方荣、金礼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个人犯罪并无不当。费方荣及其辩护人提出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系恒丰公司单位犯罪的意见予以采纳。但费方荣、金礼良及其辩护人提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亦属单位犯罪，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予采纳。（4）费方荣、金礼良虚开进项发票，同时又虚开销项发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以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合计计算虚开数额。原判认定费方荣虚开税额人民币2032.059万余元；认定金礼良虚开税额人民币1076.739万余元，符合法律规定。费方荣、金礼良对虚开的税款数额和实际骗取的国家税款数额均应承担刑事责任。在案证据还证实费方荣、金礼良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收取票面额5%-5.2%和8%的“开票费”，非法所得分别为人民币320.89万余元和75.3万余元。恒丰公司及金礼良两家企业分别使用虚开的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申报抵扣，骗取的国家税款，以及两被告人收取的“开票费”等非法所得，应依法追缴。原判责令两被告人均按虚开数额退赔，且未判决将其他违法所得追缴，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费方荣、金礼良及其辩护人分别对退赔违法所得数额提出的意见予以采纳。（5）费方荣作为恒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谋取非法利益，指使他人以恒丰公司名义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又指使他人为本公司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并用于申报抵扣税款，在虚开共同犯罪中费方荣的地位及决策作用明显。费方荣的辩护人提出费方荣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显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6）金礼良在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检举他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线索，但侦查机关均未查实，金礼良的检举不构成立功。金礼良及其辩护人提出金礼良具有立功表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费方荣、金礼良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应依法惩处。江苏省盱眙恒丰制丝有限公司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骗取国家税款，且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告人费方荣作为恒丰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恒丰公司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犯罪行为也应承担责任，予以二罪并罚。原判认定费方荣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金礼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准确，对金礼良的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费方荣及其辩护人提出费方荣的行为不构罪，要求改判无罪的意见不能成立，金礼良及其辩护人要求减轻处罚的理由不足，均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提出的部分意见予以采纳。但原判认定恒丰公司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系费方荣个人行为的证据尚不足，且处罚不当，应依法予以改判。同时，原判对费方荣、金礼良实施虚开犯罪的非法所得，判决责令退赔数额不当，应一并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被告人金礼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二、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被告人费方荣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第三项，即“责令被告人费方荣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20320598.98元，被告人金礼良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10767390.1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被告人费方荣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4月8日起至2034年4月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四、追缴金礼良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骗取的国家税款计人民币9563993.38元；追缴费方荣违法所得人民币320.89万元、金礼良违法所得人民币75.30万元，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钊华
代理审判员 金家胜
代理审判员 储盛楠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耀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