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51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天桥区吉芝奴服饰经营中心，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济南之江商城*期*号楼*楼***号。
经营者张林燕，该中心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传英，女，汉族，1969年7月5日生。
委托代理人汤莉，南京市鼓楼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济南市天桥区吉芝奴服饰经营中心（以下简称济南吉芝奴中心）因与被上诉人王传英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的（2015）鼓民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济南吉芝奴中心的经营者张林燕、被上诉人王传英及其委托代理人汤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王传英与济南吉芝奴中心之间曾经存在劳动关系，王传英于2014年8月在济南吉芝奴中心工作，双方签订了试聘协议一份，期限为3个月，至2014年10月31日止，约定工资标准为每月底薪1500元，工资以银行卡方式支付。在职期间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提成按销售回款金额1%标准计算。2014年10月28日，济南吉芝奴中心向王传英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王传英与济南吉芝奴中心确认王传英离职时间为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0月王传英的工资中被扣除了1500元。
2014年11月24日，王传英向南京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事项同诉请。同年12月3日南京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出具了不予受理仲裁决定书。王传英遂诉至原审法院。
双方对事实、诉讼请求存在争议的部分：
（一）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是否违法
王传英主张济南吉芝奴中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提交通知书一份。2014年10月28日，济南吉芝奴中心向王传英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约定试用期限至2014年10月31日届满，由于你未遵守公司财务规章，损害公司利益，严重违反本单位的规章制度。你与本公司试用期将届满，经公司领导商议决定不再续签双方劳动合同，……你应在收到本协议通知后3天内办理好所有工作的移交手续，从2014年10月30日起解除劳动合同，逾期不办理手续者责任自负。”并称，因济南吉芝奴中心没有制定过、亦未公示过规章制度，也没有通知过工会，故解除劳动关系违法。
济南吉芝奴中心对上述通知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试用期合同到期解除为合法解除，且王传英试用期表现不好，无须支付赔偿金。但济南吉芝奴中心未能举证证明单位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了规章制度，且经过公示，解除前也没有通知过工会。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为遏制用人单位恶意使用试用期，《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一条作出了针对性的规定，即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王传英与济南吉芝奴中心签订的试聘协议约定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0月31日，而济南吉芝奴中心在2014年10月30日，即试用期尚未届满之前，就以“未遵守公司财务规章，损害公司利益，严重违反本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而济南吉芝奴中心没有制定过、亦未公示过规章制度，其解除劳动合同行为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关于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及试用期的规定；其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前，应当履行将理由通知工会、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等义务。本案中，济南吉芝奴中心单方解除合同，并未履行通知工会义务，亦应认定其解除劳动合同违法。
（二）赔偿金的起算时间问题
王传英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12年9月举证如下：
证据一、授权书、供应商更改函。日期为2014年1月1日的商标持有人授权书中，吉芝奴公司、佛山市戴芝蒂内衣有限公司在授权人下方盖章。2014年9月30日发给江苏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的供应商更改函中称，关于“吉芝奴”和“戴芝蒂”品牌的销售，现因业务转移，从2014年10月1日起将合作门店的财务结算流程委托给佛山市戴芝蒂内衣有限公司，佛山市戴芝蒂内衣有限公司承担原吉芝奴公司所有相关责任及风险，并将质量保证金转到佛山市戴芝蒂内衣有限公司名下。吉芝奴公司、佛山市戴芝蒂内衣有限公司在下方盖章。证明两个名牌有关联，两家公司为关联公司，以及王传英的入职时间。
证据二、证人史海燕证言。证人称其于2012年10月由时任督导的王传英招聘至淮安万达百货公司担任导购一职，当时公司有“吉芝奴”和“戴芝蒂”两个品牌，经理为谭文辉。2014年夏天时两个品牌分立经营，谭文辉负责“戴芝蒂”，专门经营终端客户，如加盟店、个体批发业务；吉芝奴则由张林燕负责，经营商场零售业务。史海燕认识张林燕时，后者是“戴芝蒂”的培训师。2014年夏天之前，所有的报表、考勤表都寄往亚都大厦，即谭文辉处。之后王传英告之要寄往鑫桥市场，即王传英所在的“吉芝奴”品牌处。
证据三、银行卡交易明细4份。日期为2012年10月20日的交易明细中载明，谭文辉汇给王传英2641元，证明其入职时间应为2012年9月，次月即10月才发工资。日期为2013年3月21日的交易明细中载明，谭文辉汇给王传英2868元，证明其工作单位和工资来源没有变。日期为2014年8月21日的交易明细中载明，谭文辉汇给王传英4925元。日期为2014年10月21日的交易明细中载明，张林燕汇给王传英4400元，证明虽然2014年8月我与与济南吉芝奴签订了试聘协议，但仍然是谭文辉发给我工资，济南吉芝奴中心与南京吉芝奴中心是一家单位。
证据四、邮件2份。2013年10月7日吉芝奴公司要求各分公司上报9月份工作总结的邮件中，有谭文辉、王传英、娄培珍的名字。2014年3月7日吉芝奴公司发出的各事业部工作总结上交情况公示的邮件中，有谭文辉、张林燕、王传英、娄培珍的名字。证明济南吉芝奴中心与原用工单位是关联企业，以及王传英的入职时间。
证据五、照片3张。2015年4月6日的照片中有吉芝奴公司董事长周秋槟、“戴芝帝”品牌江苏区域经理谭文辉，张林燕与他们一起去巡店的照片，证明张林燕与吉芝奴公司及南京吉芝奴中心有关联，张林燕接手济南吉芝奴中心与之前的业务有延续性。
济南吉芝奴中心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厂家有两个品牌产品，王传英是与我济南吉芝奴中心签订的试用期合同，不能证明我与南京吉芝奴中心有什么联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我认为入职时间只能从试聘协议之时起算；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王传英入职时间只能从试聘协议之时起算，2014年8月份工资是谭文辉汇给王传英的，9、10月份是我自己给她发的工资。因为我创业前期没有那么多钱发工资，当时是向谭文辉借款发的8月份工资，只是没有借款协议，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没有约定利息；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之前我与广州总公司是有关系的，区域代理合同中也规定要与厂家沟通，并提交区域代理销售合同一份，其中第一条D项规定，代理商须安排3人以上进行品牌销售和跟踪，因此我们员工也会与吉芝奴公司有电子邮件往来；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我是江苏吉芝奴区域代理商，董事长来巡店当然要去，但我对接手之前的账不认，我只认接手之后的账。
济南吉芝奴中心为主张其解除劳动关系合法，提交辞职信一份，内容为“由于本人原因递交辞呈”，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8日，下方有南京吉芝奴服饰销售中心印章。证明王传英已经与南京吉芝奴中心解除劳动关系了，她是辞职后才到我济南吉芝奴中心这里来的，所以我对之前的账是不认的。王传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是我写给张林燕的，她和我们说是品牌更改转场用的，在谭文辉处也有一份，并写明辞职信只是品牌划分后转社保关系用的，并非真的辞职。
审理中，济南吉芝奴中心未能举证证明王传英的原用人单位向其支付了经济补偿金。
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首先，“吉芝奴”和“戴芝蒂”两个品牌经营上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史海燕的证人证言及银行卡明细反映出的时间上看，王传英于2012年9月就在南京吉芝奴中心工作，原单位有“吉芝奴”和“戴芝蒂”两个品牌，经理为谭文辉，张林燕是“戴芝蒂”的培训师。2014年夏天时两个品牌分立经营，谭文辉负责“戴芝蒂”，专门经营终端客户，如加盟店、个体批发业务。吉芝奴则由张林燕负责，经营商场零售业务，作为商场零售业务的督导王传英随后到济南吉芝奴中心。分立前与广州吉芝奴公司往来的邮件中，均涉及到谭文辉、张林燕、王传英、娄培珍等人。综合王传英举证的银行卡明细、授权书、供应商更改函、史海燕的证人证言、吉芝奴公司的内部邮件、吉芝奴公司董事长周秋槟来江苏“巡店”的照片等证据来看，“吉芝奴”和“戴芝蒂”两个品牌在经营上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其次，“吉芝奴”和“戴芝蒂”两个品牌在财务上也存在关联性。王传英2012年9月份的工资系谭文辉发放。而在2014年8月18日王传英与济南吉芝奴中心签订了试聘协议后，其8月份工资仍然由谭文辉发放。济南吉芝奴中心虽然辩称该代发工资行为是借款，但未能举证证明借款合同，亦未能举证证明借款的期限、金额、利息等借款合同成立生效的要件。故济南吉芝奴中心主张其向谭文辉借款代发工资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再次，辞职信产生的时间与“吉芝奴”和“戴芝蒂”两个品牌分立经营时间吻合印证了两品牌分立经营的事实。虽然8月18日的王传英向南京吉芝奴中心出具的辞职信载明为“本人原因递交辞呈”，但与上述试聘协议的期限，以及谭文辉仍然向其支付工资的事实不符合，且济南吉芝奴中心出具了盖有南京吉芝奴中心的王传英的辞职信原件，印证了南京吉芝奴中心与济南吉芝奴中心之间存在关联，不仅不能证明是向原单位辞职的事实，反而印证了存在因用人单位分立的原因导致王传英工作调动，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而济南吉芝奴中心未能举证证明原单位已经给予劳动者以经济补偿，故王传英主张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从王传英提交的银行卡明细中看，谭文辉首次向其支付工资的时间在2012年10月，故其主张入职原单位时间在2012年9月的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王传英与济南吉芝奴中心确认王传英的月工资为1500元，故王传英主张违法解除的赔偿金7500元（月工资1500元×2.5个月×2倍）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三）加班工资问题
王传英主张自2014年8月起，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2014年8月双休日加班5天，9月4天，10月4天，合计13天，故双休日加班工资应为1793.10（1500元÷21.75天×13天×200%）。王传英与济南吉芝奴中心确认试聘期间合计支付了加班费1100元。王传英未提交之前原单位加班的初步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入职济南吉芝奴中心后的加班费已给付1100元，尚欠693.10元，且原单位加班工资应与原单位结算。故王传英主张双休日加班费693.10元以外部分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四）克扣的费用问题
济南吉芝奴中心称，2014年10月王传英的工资中扣除了预支备用金1500元，但未能提交给付王传英预支备用金的相关证据。王传英则主张该笔款项为克扣其工资。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济南吉芝奴中心称2014年10月王传英的工资中扣除的是预支备用金1500元，但未能提交给付预支备用金的相关证据。故王传英主张克扣工资的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但其主张的另外600元没有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故王传英主张返还1500元以外部分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五）年终奖问题
王传英主张应按惯例支付2014年的年终奖。济南吉芝奴中心则认为其入职仅3个月，年底单位才有年终奖，且这是额外的福利，单位没有在规章制度中加以明确，王传英不符合年终奖发放的条件而不应支付。
原审法院认为，年终奖通常在年终才予以发放，而王传英入职被告处仅3个月，离职时间并不在年底，且双方并未对年终奖加以约定。故王传英主张给付年终奖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六）关于销售提成的问题
王传英主张销售提成没有给付，但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济南吉芝奴中心主张销售提成已经全部给付，并提交回款表工资表各一份，工资表中有底薪、社保补贴、车房补贴、电话补贴、餐补、考勤、奖金提成、个人费用申报、周六加班等项，其中2014年8月至10月的奖金提成合计1920元；回款表中载明的2014年8月至10月的销售金额合计192123.17元，按1%标准计算提成为1921.23元，与王传英工资表中对应的提成金额相差1.23元。王传英对工资表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虽然与其银行卡中收到款项金额相符，但之前没有见过工资表，对其构成有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试聘协议中约定提成按销售回款1%计算，而根据销售回款表中的销售金额与工资表中提成金额与上述计算标准相差1.23元，而之前在原单位的销售提成应向原单位主张。故王传英主张销售提成1.23元以外部分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七）关于代通知金问题
王传英主张支付代通知金。济南吉芝奴中心主张试聘协议到期解除，不应支付代通知金。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代通知金系合法解除过程中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工资。本案中，王传英主张违法解除，故其主张代通知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
审理中，济南吉芝奴中心主张王传英在单位拿的11批产品没有付款，合计金额为1406.75元，要求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并提交应收款明细一份，但明细中没有王传英签字。王传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称没有其签字，是济南吉芝奴中心单方制作的材料。原审法院认为，济南吉芝奴中心提交的应收款明细中没有王传英签字确认，其真实性、关联性原审法院不予确认，其主张扣除相关费用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此外，济南吉芝奴中心还提交缴费单位名称为南京劳务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缴费清单，要求扣除多缴纳的11月份的社保费用。因社保缴纳问题并非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范围，原审法院对此不予理涉。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二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济南市天桥区吉芝奴服饰经营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王传英赔偿金7500元、加班工资693.10元、销售提成1.23元，合计8194.33元；二、济南市天桥区吉芝奴服饰经营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王传英1500元；三、驳回王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济南市天桥区吉芝奴服饰经营中心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
原审宣判后，济南吉芝奴中心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王传英于2014年10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携带单位装修款11882元，离职前多次通知王传英付款给杨伏只，未果，离职后确认仍未支付，最后于2014年12月1日再次发短信通知，但短信无回应，电话不接。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被上诉人占用装修款长达七个月时间。被上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务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触犯了我国的刑法。此事为上诉人与王传英解除劳动劳动合同的根本原因之一。（二）王传英在上诉人工作期间，少货现象极其严重，少货金额达12927.2元。王传英管理失职，且一直未给上诉人结果，上诉人决定开除王传英。此为解除劳动合同的根本原因之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支付被上诉人任何费用。
被上诉人王传英辩称：上诉人上诉状所述不是事实，即使像上诉人所述，当时作出的处理应该不是直接开除，上诉人应该直接报案，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王传英在2012年9月份就到南京吉芝奴中心工作，后又到被上诉人处工作，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新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请求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法院应该予以支持，因此计算赔偿金的工龄应该连续计算。上诉人没有公示过相关规章制度，直接以被上诉人未遵守规章制度、损害公司利益要求解除，属于违法解除。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中，当事人双方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无争议事实部分不持异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无争议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济南吉芝奴中心提交了四组证据。证据一、豪门装饰有限公司报价单两张，以及银行转帐电子回执。上诉人认为，其于2014年8月19日将4232元的装修款汇给了王传英，2014年7月29日又汇了10000元装修款备用金，两项共计14232元。该款项系用于装修镇江万达和镇江商业城的场地费用。但王传英直到2014年12月12日仍没有把上述款项跟装修公司进行结帐。装修公司为此扰乱了上诉人三天的正常营业，损失达到10000元以上。证明王传英挪用单位公款长达7个月时间。证据二、商场结算汇总表、上诉人单位的罗培珍和有关商场的聊天记录。上诉人意在证明，其商场库存情况已经公示，导购也全部收到。王传英负责的五个商场少货204件，金额为12927.2元。证据三、商场督导导购提成奖惩方案。上诉人意在证明，王传英属于上诉人商场的督导，其负责导购的管理以及商场库存的准确情况。商场督导导购提成方案也明确了商场督导的工作职责。少货的，应从商场督导工资里面扣除。王传英少货情况是事实，但是上诉人实际上并没有扣除。证据四、配货验收单，上诉人意在证明，王传英在职期间存在少货现象，损害了公司的利益，配货单上面的经手人是王传英。证据五、张林燕与王传英之间的手机录音，上诉人意在证明，少货事情是事实，而且王传英也答应2014年10月30日之前给予回复。
王传英质证后，就上诉人提交的四组证据分别发表意见如下：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钱是工程款，是要跟杨伏只结算，之所以不结，因被上诉人预计到2014年10月底上诉人要赶被上诉人走，所以就扣下来了，但是被上诉人在2015年2月份将该款已经给了上诉人。2、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每个月都要盘点，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底就接到开除通知，第二天和另外一个同事到上诉人单位问张林燕原因。张林燕没有讲少货的情况。聊天记录中提及的江阴和新世界不是由被上诉人负责，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3、对于证据三，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没有见过，没有公示过。4、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以认可。证据上没有被上诉人本人的任何签名，证据系上诉人单方面打印的单据，从单据的内容看也达不到王传英在职期间少货的证明目的。5、关于证据五。被上诉人认为，手机录音中的声音是被上诉人和另外一个同事与张林燕就货品问题进行的沟通，录音也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以上事实有报价单两张、银行转帐电子回执、商场结算汇总表、聊天记录、商场督导导购提成奖惩方案、配货验收单、手机录音以及当事人双方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济南吉芝奴中心解除与被上诉人王传英的劳动合同是否违法；二、上诉人济南吉芝奴中心是否需要向被上诉人王传英返还1500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上诉人济南吉芝奴中心解除与被上诉人王传英的劳动合同是否违法。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争议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王传英于2012年9月入职南京吉芝奴中心。2014年8月1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为期3个月的试聘协议。2014年10月28日，上诉人济南吉芝奴中心以被上诉人王传英未遵守公司财务规章，损害公司利益，严重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与王传英的劳动关系。对此，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违反规章制度的事实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上诉人提供的配货验收单、商场结算汇总表，均没有被上诉人王传英的签字确认，故该配货验收单、商场结算汇总表不能作为认定王传英侵占货物的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以及手机录音中，所能反映的是双方对少货情况的沟通，被上诉人并没有承认其侵占了货物。被上诉人王传英在收到上诉人转交的工程款后，未能及时转移结算确为不当，但其已在原审法院的组织下，将该款项交还给了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行为并未实际给上诉人造成损害。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损害公司利益，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2014年10月28日，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严重违反本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但上诉人未能提供其解除与被上诉人劳动合同时已通过合法程序制订的规章制度。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缺乏相应的依据。因上诉人解除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解除双方劳动合同违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据已查明的事实，济南吉芝奴中心原属于南京吉芝奴中心旗下的一个品牌，于2014年夏季分立，由张林燕负责经营。被上诉人王传英原为南京吉芝奴中心的员工，后随品牌分立到济南吉芝奴中心任商场零售业的督导。上诉人未举证证明王传英在劳动关系转换时获得了原单位南京吉芝奴中心相应的经济补偿，故被上诉人王传英在南京吉芝奴中心的工作年限应当合并计算为济南吉芝奴中心的工作年限，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工作年限及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经济赔偿金75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济南吉芝奴中心是否需要向被上诉人王传英返还1500元。本案中，上诉人主张1500元是王传英在南京吉芝奴中心工作时，由南京吉芝奴中心给付给王传英的备用金。上诉人扣除王传英1500元是应南京吉芝奴中心的要求，但上诉人未提供南京吉芝奴中心委托其收取该款项的委托手续，故上诉人直接扣除被上诉人王传英1500元不当，原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15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济南吉芝奴中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军
代理审判员 王晓燕
代理审判员 雒继周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杨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