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陕0502行初23号
原告刘建渭，男，1955年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现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居民。
被告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法定代表人沈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冬红，女，该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王军旗，男，该局民警。
原告刘建渭诉被告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以下简称临渭公安分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建渭及被告临渭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冬红、王军旗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临渭公安分局的法定代表人沈军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临渭公安分局因原告刘建渭到北京上访，认定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临公（杜）刑罚决字[2017]7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刘建渭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刘建渭诉称，原告于2017年7月23日去石家庄市办事后，于25日上午10时左右到北京中央军委信访接待站咨询一下孩子退役安置的问题。当天下午准备乘火车回家，下午六点半左右路过天安门广场北边人行道时，碰到警察查验身份证后说了一句“涉军”，警察就让原告到府右街派出所接受询问，原告如实说是去中央军委群众来访接待站咨询有关问题，现已完结准备回家路过天安门，不是非访。当时警察说“没人说你非访，但你必须要做分流，也就是你必须马上离开北京”。之后将原告送到久敬庄，晚上被临渭区信访局接走。27日晨坐火车到渭南后交给了临渭公安分局杜桥派出所。杜桥派出所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并在拘留所对原告进行了人权侵害及人身侮辱，使原告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损害。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罚决定依据的证据严重不足。被告的唯一证据是北京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对于训诫书，《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己明确说明了“训诫是类似于警告的轻微处罚。违反了集会游行示威等法律行政法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既然北京公安机关没有现场采取处置措施，仅给予训诫，那么训诫书就可以证明，原告路过天安门广场没有干扰公共秩序。而且北京公安机关的训诫书也充分说明了原告路过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行为已经被北京公安机关处置完毕。那么被告拘留原告也违反了一事不二理的法律规定和原则。关于处理原告的权限问题，《公安机关处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了：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又明确规定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必须由行为地公安机关移交。被告方并没有北京公安机关的移交手续。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进京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各地方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就无权进行任何处理。”被告不但处置原告的程序严重违法，还公然违抗中央政法委的政令。原告是傍晚6点半左右路过的天安门广场，而被告却篡改原告是早晨8点到天安门广场，虽然看似一早一晚，可有天地差别。傍晚六点半各政府部门都己下班，天将黑时，原告不可能去上访吧?而早上却不同了，早上八点各部门正在上班，而可能是上访的大好时机。就凭这一点就应该撤销临公(杜)行罚决字(2017)7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对行政拘留处罚人在处罚前已经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应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折抵行政拘留一日”，原告是7月25日下午六点四十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至7月27日下午整整两天。应该折抵而没有折抵，被告明显违法。被告拘留原告，唯一的证据是原告的陈述与辩解和训诫谈话，而训诫谈话也仅仅是原告的陈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有其它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做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治安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公安机关不得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而加重惩罚。”原告始终没见到当时陈述和申辩后的意见书，也没见到复核结果，而且还以原告的陈述为依据加重处罚，被告的处罚又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原告的眼镜是今年4月去香港旅游所配，价值2800元，水杯是高级保健杯，价值300元。在7月27日下午被告将原告送到拘留所时，原告就把这两样东西留在了拘留所办公室。拘留结束后，原告问拘留所要东西时，拘留所工作人员说，已让办案民警拿走。这些物品至今未见归还。被告致使原告个人财物损失，原告要求赔偿。根据法律规定，被行政拘留人的体检费由政府负担，但被告在拘留原告体检时却让原告家人付了300余元体检费，原告要求赔偿。原告对被告出具的北京公安机关训诫书真实性有质疑，训诫书本应是原告提供，但原告却一直未见到训诫书，被告却持有，原告怀疑此训诫书来源不正常。综上所述，被告不但办案程序严重违法，又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且不符合中央政法委的政令。因此，请求依法判令：1、撤销被告做出的临公（杜）行罚决字[2017]7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被告对损害原告人身权利和名誉权的行为作出赔偿；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刘建渭提交的证据有：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2、临渭公安分局临公（杜）行罚决字[2017]7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3、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一份；4、2017年7月23日西安北至石家庄的火车票一张；5、照片一张。
被告临渭公安分局辩称,一、刘建渭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案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刘建渭因其子退伍安置问题伙同他人多次到渭南市委、市政府上访，在得到明确答复且告知不许以此问题赴省进京越级上访的情况下，仍于2017年7月25日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带走训诫，后被临渭区信访局工作人员接回渭南后移交我局。原告明知在国家禁止区域内上访属于违法行为，仍不听劝告，越级在国家禁止的区域内进行非正常上访，这一违法事实有原告的陈述等证据足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该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二、对原告刘建渭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准确、定性准确、处罚恰当。原告明知在国家禁止的区域内进行上访，属于非正常上访，政府工作人员明确告诫其不要在禁止区域内上访，而原告不听劝解，仍然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以达到引起上级重视的目的，其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在此次处罚前被告就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履行了告知义务，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是准确恰当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人户籍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由违法行为人户籍地公安机关管辖。原告的违法行为发生地虽在北京，但其常住地在临渭区杜桥辖区，原告以其反映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为由，越级到国家禁止上访的区域中南海地区附近进行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带离并经由临渭区信访局移交被告管辖，属于法律规定的由户籍地公安机关适宜管辖的情形。按照法律规定，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给予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处罚恰当。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受理案件、调查取证程序合法，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恰当，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
被告临渭公安分局提交了以下证据：1、受案登记表一份；2、行政处罚审批表一份；3、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4、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5、询问笔录两份；6、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一份；7、渭南市临渭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处置信访违反行为移交通知书一份；8、中共渭南市委信访室关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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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退伍士兵家长来市委上访情况的说明一份；9、渭南市临渭区信访局情况说明一份；10、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一份；11、执行回执一份；12、通告（知）记录一份；13、原告刘建渭身份信息详单一份。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本院对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结合本案情况综合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建渭于2017年7月23日乘车去石家庄，7月24日下午乘火车到达北京。7月25日早又去北京中央军委办公厅信访局来访接待室反映其子退伍后的安置问题。当日18时47分原告刘建渭在中南海周边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验身份时进行了训诫，后临渭区信访局接访人员将其接回。2017年7月27日渭南市临渭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具了渭临联办函[2017]21号移交通知书，将刘建渭案件移交至被告处理。被告于当日受案并对原告进行询问、处罚前告知，原告要求公安机关复核。后被告作出临公（杜）刑罚决字[2017]7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原告行政拘留10日，并交拘留所执行完毕。原告刘建渭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刘建渭去北京上访的行为是否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被告行政处罚的行为是否合法。对于上述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举的证据来看，可以确定的是：原告刘建渭在2017年7月25日早上去中央军委信访局来访接待室反映其子工作安置问题，后又在中南海周边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根据上述法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可以看出，信访人应当依法向有权处理的本级机关或者上级机关提出，即不得越级上访，且走访的信访人应当到指定场所。本案中刘建渭未按上述规定依法上访，而是到北京越级上访，且在2017年7月25日18时被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从训诫书记载内容来看，能够证明原告刘建渭在中南海周边因反映纠纷被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实施了上访行为。中南海周边是我国党和国家机关的重要办公场所所在地，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原告在此实施信访行为属越级上访，应属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被告临渭公安分局是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治安管理工作的职能机关，具有进行立案、传唤、调查，并依法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被告对原告涉案行为的受理、处罚行为符合上述规定，该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请求对其人身权、名誉权损害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建渭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建渭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卫民
审 判 员 张 鑫
人民陪审员 刘稳良
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李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