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鼓民初字第429号
原告：李波，男，197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原告：李京京，女，1987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彧，江苏熙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鼓楼医院，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韩光曙，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该院医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玫玫，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波、李京京与被告南京鼓楼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波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彧，被告南京鼓楼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黎玫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波、李京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两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67224.61元，其中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个人承担部分的医疗费57155.61元（住院费用51267.68元、门诊费用4887.93元、挂号费1000元）以及2014年9月22日至2017年1月21日期间的护理费162400元、交通费8069元、住宿费6000元和营养费33600元；2、被告赔偿两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和鉴定费。事实和理由：原告李京京于2013年12月11日经江苏省中医院检查发现怀孕并住院保胎治疗，随后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在街道医院建小卡，并进行正常的产前孕检程序。2014年4月18日，两原告本着响应国家优生优育政策及法律规定的想法，于李京京怀孕22+6周时自行前往解放军第454医院进行产前四维彩超检查，四维彩超结果显示存在以下异常：1、脐带囊肿；2、双肾盂分别分离5.5mm、4.8mm；3、胎儿颅后窝深6.5mm；4、胎儿一侧侧脑室后角宽约7.3mm。由于存在神经发育异常的可能性，故彩超结果建议咨询产前诊断。2014年4月21日（怀孕23周），李京京前往被告处建立孕产期大卡，并向被告提供了南京4**医院四维彩超检查报告单，报告单上明确告知胎儿有神经发育异常征兆。但被告并未引起重视，产前诊断检查后虽在孕产期大卡上写明“高危生长”，却未对胎儿进行深入畸形排查及诊断。至李京京生产前，被告仅为李京京做过一次不带有排畸功能的生长超声检查，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检查肝脏，且在发现羊水已达180上限时也未做任何提示和建议。2014年8月2日，李京京在被告处产下一男婴李宸希，于8月5日出院。住院期间被告未对新生儿进行详细体检，未发现异常情况，致李宸希出生一个多月时才发现左侧外耳畸形、骶尾部皮肤窦道、房间隔缺损、生长发育迟缓、肝右叶占位等多发畸形，以及运动、智能等功能性异常，均需要长期治疗。两原告认为，整个孕检期间，被告明知李京京曾长期吃药保胎，可能存在胎儿畸形和发育异常的情况，仍未能按照《母婴保健法》、《江苏省产前超声检查操作规范》、《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及配套文件《超声产前诊断技术规范》、《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的要求对李京京进行更全面、更深层次的检查，甚至没有进行中期及晚期的常规超声检查，且在两原告多次要求复查的情况下被告仍采取漠视态度，致两原告丧失了选择终止妊娠的机会，侵犯了两原告的优生优育选择权和知情权，给两原告带来了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压力。现原告李京京已因此患有××，无法正常工作。
被告南京鼓楼医院辩称，1、被告对原告李京京的产前检查符合相关产前诊断的标准，因产前检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根据现有的医疗技术水平，以及受到孕妇和胎儿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能诊断出胎儿全部的异常，被告对此进行了书面告知，而李宸希出生后出现的缺陷是在产前检查中无法进行诊断的；2、原告李京京的畸形筛查彩色超声检查是在解放军第454医院做的，根据同城互认的原则，被告针对该彩超提示的异常，给李京京做了高危生长的彩超，数据显示是正常的，在胎儿出生后也没有发现有454医院彩超提示的相关畸形的症状；综上，李宸希存在的缺陷是其自身基因缺陷造成的，被告的诊疗行为符合规范，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查明，2014年8月1日，原告李京京因“停经37+5周，阴道流液2小时”入住被告南京鼓楼医院产科，高危因素记录：胎膜早破、××，入院诊断：G1P0妊娠37+5周待产LOA，胎膜早破，××；入院后予以胎心监测、监测血糖血压、观察胎心胎动及产程发动情况、抗生素预防感染等。8月2日03:15，李京京自产娩出一男婴李宸希，体重3015g，Apgar评分1分钟9分、5分钟10分；产时记录：2014年8月2日03:30～04:00母婴早接触、早允吸，新生儿记录：左耳廓粘连畸形（根据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新生儿出生情况记录：新生儿无畸形；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建议南京市儿童医院筛查听力）；8月5日母婴出院。
2014年9月22日，李宸希因“发现外耳畸形50天，臀背部窦道20天”入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儿科。入院诊断：外耳畸形、隐形脊柱裂？。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发育较同龄儿落后，予康复、营养神经等治疗。李宸希脑保护疗程结束，于10月3日出院。出院诊断：外耳畸形、先天性背部皮肤窦道、房间隔缺损、肝血管瘤？、髋关节发育不良？。后李宸希因“发育迟缓”分别于2014年10月23日至10月30日、11月24日至11月29日入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行康复等治疗。
2014年11月29日，李宸希因“B超发现肝右叶包块2月余”入住南京市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入院诊断：肝右叶占位、血管瘤？，左侧外耳畸形，房间隔缺损，先天性背部皮肤窦道，发育迟缓。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考虑合并畸形较多，手术风险极大，经医患沟通，两原告要求转院治疗，12月6日李宸希出院。出院诊断：肝右叶占位，左侧外耳畸形，房间隔缺损，骶尾部皮肤窦道，第一二腮弓综合症，发育迟缓。
2014年12月9日，李宸希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肿瘤科，12月22日在全麻下行“肝脏肿瘤切除术”，术后出现肠梗阻症状，12月27日在全麻下行“肠粘连松解术”，2015年1月1日李宸希出院。出院诊断：××变，先天性外耳畸形（左侧），皮肤窦道（骶尾部），生长发育迟缓，先天性卵圆孔未闭，肠梗阻伴粘连，1月19日病理报告（2014年12月22日送检）：（肝）肝细胞腺瘤，部分细胞形态与肝母细胞瘤细胞形态相互重叠。
2015年1月29日，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诊断李宸希：发育迟缓、外耳畸形、先天性背部皮肤窦道、房间隔缺损、肝脏结节增生、听力障碍，建议：长期康复治疗。李宸希于2015年1月22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先后多次入住该院进行康复治疗。
另查明，李宸希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分子诊断中心接受基因检测，报告载明（送检日期：2014-12-18，检测日期：2014-12-26，标本唯一编码：14F2447）:1、检测结果：检测到22qll.21致病性拷贝数据缺失，22qll微缺失综合征；22qll.21缺失，大小:2.5Mb；染色体位置:chr22:18,900,473-21,461,788；Xp22.ll-p21.3重复，大小:829kb；染色体位置:chrX:24,568,836-25,398,488。2、结果提示：本检测使用覆盖全基因组的寡核苷酸探针技术检测全基因组范围内的微小缺失和微小重复（拷贝数变异），探针覆盖整个基因组包含多种己知的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以及隐形遗传病位点。本例检测到22号染色体长臂（22qll.22）2.5Mb致病性微缺失，位于22qll微缺失综合征致病关键区，可导致DiGeorge综合征、Velocardiofacial综合征（腭心面综合征VCFS）等，××，腭咽部发育异常，免疫缺陷，低钙血症，认知和精神异常等。另检测到Xp22.ll-p21.3829Kb临床意义不明微重复，请结合临床。
当事人对上述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南京医学会对本病例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原告预交鉴定费2200元。分析意见认为：孕妇李京京末次月经2013年11月6日，单胎妊娠，2014年4月18日在外院行系统超声检查，4月21日起至南京鼓楼医院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根据所提供的系统超声检查报告，无明显异常提示；在医方产前检查过程中，无考虑进一步行产前诊断（系统超声、羊水穿刺染色体检查等）的依据。患儿出生后逐渐发现左侧外耳畸形、骶尾部皮肤窦道、肝右叶占位、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等异常，第一二腮弓综合症、交叉肺动脉、髋关节发育不良有待进一步证实。患儿所存在的多发畸形及听力、运动、智能等功能性异常，均为与自身因素有关的先天性异常。患儿所涉先天性异常尚无法在产前检查过程中通过超声检查等现有的检查手段明确诊断。其中部分异常可通过出生后的体格检查发现，如左侧外耳畸形、骶尾部皮肤窦道，而其它异常难以在新生儿在院期间发现，需在随访观察或出现临床表现后通过相应检查而发现。本例患儿逐渐发现了相关异常并进行了相应诊治。医方已发现左侧外耳畸形并在《新生儿记录》中有明确记录，但在《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中“是否有畸形”记录为“无”，关于畸形的告知记录不详，且在患儿住院期间未能发现骶尾部皮肤窦道，有一定缺陷，但未由此造成不良后果。鉴定意见为：医方有一定缺陷，但与患方所述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两原告认为该鉴定书未能客观地指出被告的过错，申请江苏省医学会重新鉴定。被告对该鉴定书没有异议，认为不需要进行重新鉴定。
2、因原告不服南京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并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委托江苏省医学会对本病例再次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意见认为：（一）诊疗行为分析。1、孕妇孕23+4周于2014年4月21日至南京鼓楼医院门诊建立大卡进行产前检查，医方根据孕妇既往产检情况，建议其至专家门诊就诊，而据医患双方陈述：当日孕妇实际就诊于医方遗传专科门诊，其综合454医院B超（2014-04-18）等结果提示，记录“高危超声”，鉴定会现场：医方诉其当时即建议患方行高危超声，但孕妇未做，而患方提出医方当时判断胎儿结构并无明显异常，是让其1个月后才复查此高危B超，医方也未能就此提供当时即开具检查申请单的证明。2、根据孕妇李京京保健手册推算，其孕28+5周于2014年5月27日行医方首次超声检查，提示：胎儿测量值与末次月经估算孕龄吻合，内容包括：胎儿颅后窝、双侧侧脑室前后角、双侧肾盂等，但有关胎儿脐带情况未见描述，医方同时结合454医院超声检查结果，判断患儿为高危生长，建议随访。3、据孕妇李京京保健手册记载：孕妇孕34+4周（2014-07-07），医方开始指导其预约38周B超（医方第二次超声检查），但直至8月2日03:15（孕37+6周）胎儿娩出，孕妇最终也未能行此超声检查。4、胎儿娩出后，新生儿记录“左耳廓粘连畸形”，但据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新生儿出生情况记录“新生儿无畸形，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建议南京市儿童医院筛查听力”。5、2014年8月7日新生儿于小市卫生服务中心访视时，其记录“左耳廓粘连”，9月22日患儿因“发现外耳畸形50天，臀背部窦道20天”入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儿科，住院期间陆续发现“外耳畸形、先天性背部皮肤窦道、房间隔缺损、肝血管瘤？、髋关节发育不良？”，并因“发育迟缓”多次在该院行康复等治疗，后因“B超发现肝右叶包块”又转至南京市儿童医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诊治，期间行基因检测（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14-12-26）：检测到22号染色体长臂（22qll.22）2.5Mb致病性微缺失，位于22qll微缺失综合征致病关键区，可导致DiGeorge综合征、Velocardiofacial综合征（腭心面综合征VCFS）等，××，腭咽部发育异常，免疫缺陷，低钙血症，认知和精神异常等。6、医方诊疗行为中存在以下过错：（1）医方于孕妇孕24周前未能对外院提出的胎儿脐带囊肿问题进行复查；（2）孕妇孕28+5周行医方首次超声检查，未见医方描述有关胎儿脐带情况；（3）根据产科孕前和孕期保健指南，医方于孕妇孕30～32周期间，未能对孕妇进行超声检查；（4）医方已发现左侧外耳畸形并在《新生儿记录》中明确记录，但在《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中“是否有畸形”，记录为“无”。（二）因果关系分析。根据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分子诊断中心基因检测结果提示，患儿李宸希出生后逐渐发现的左侧外耳畸形、骶尾部皮肤窦道、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生长发育迟缓、肝右叶占位等多发畸形，以及其所存在的运动、智能等功能性异常，均属与自身因素有关的先天性异常，××因考虑与所证实的基因缺失有一定关联，并非医方诊疗行为所致，故与医方诊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由于医方在孕妇孕23+4周来院建卡产检时，已知晓其于外院检查中发现胎儿有脐带囊肿可能，且评估需行高危超声的情况下，未能于孕妇孕24周前（胎儿出生干预的界线）进行此高危超声，并同时对外院提出的胎儿脐带囊肿可能的问题进行复查，××，及使家属知情，存在一定过错。××发现，××本身也无法通过超声予以明确，但由于医方工作的不细致，致使患方失去了一次有可能发现胎儿异常的重要机会。后续孕妇于医方产检过程中，其在孕28+5周行医方首次超声检查时，仍未见医方针对外院所提及的胎儿脐带异常情况作相关描述，医方同时结合外院超声检查结果，判断患儿为高危生长，也未见采取积极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另根据产科孕前和孕期保健指南，医方应在孕妇孕30～32周期间对其进行超声检查，医方也未做。综合考虑，××本身之间无因果关系，但与孕妇孕期未能进一步去明确胎儿可能存在的异常畸形，决定是否需要终止妊娠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鉴于该患儿所涉及的先天性异常，并不能在产前通过胎儿超声检查明确诊断，虽然孕晚期超声有可能会发现胎儿肝脏存在的异常，但对于异常性质仍然无法作出明确认定，故不能据此判断是否需要终止妊娠，因此建议其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患儿目前存在伤残，但系本身基因缺陷所引起，与医方过错行为无因果关系，故不宜评定。专家意见为：医方诊疗行为中存在的过错与产妇孕期未能进一步去明确胎儿可能存在的异常畸形，决定是否需要终止妊娠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为轻微因素。两原告对该鉴定书予以认可，但认为鉴定书遗漏了被告未及时告知原告的两处体外畸形致原告治疗延误的过错。被告该鉴定书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不存在鉴定书记载的过错。
3、医疗费发票、出院小结、住院费用清单，两原告提交该组证据证明李宸希于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多次入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进行治疗，其中因脑性瘫痪、发育迟缓的康复治疗花费27155.45元、因肺炎心脏保护治疗花费6635.63元；于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1月1日因肝右叶占位先后入住南京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治疗花费17476.60元；另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多次门诊花费4887.93元（其中2014年11月28日在南京市儿童医院上、中腹部及盆腔CT检查费用1111.10元）、挂号花费1000元（其中2014年11月28日在南京市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挂号费4.50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所有费用的支出与被告没有关联性。
4、铁路车票若干，两原告提交该组证据证明李宸希在上海治疗期间多名家人陪同花费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往返交通费1349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李宸希至上海治疗应由其父母陪同，故只认可两原告的交通费用744元。
5、住宿费发票，两原告提交该证据证明李宸希在上海治疗期间需要多名家人照顾，而医院仅允许一名家长陪护，故花费住宿费6000元。被告认为李宸希系住院治疗，陪护人员应在医院陪同，不会产生住宿费。
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江苏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被告存在以下过错：李京京在被告处建卡产检时，被告已知晓其于外院检查中发现胎儿有脐带囊肿可能，且已评估需行高危超声，但被告未能于孕24周前进行此高危超声，也未对胎儿脐带囊肿可能的问题进行复查；在李京京孕28+5周时，被告为其行首次超声检查，判断胎儿为高危生长，但被告仍未针对外院提示的胎儿脐带异常情况作相关描述也未采取积极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在李京京孕30～32周期间，被告亦未能对其进行规定的超声检查。被告存在的上述过错，使两原告失去了有可能发现胎儿异常的重要机会，侵犯了两原告的知情权和优生优育选择权。鉴于李宸希出生后逐渐发现的左侧外耳畸形、骶尾部皮肤窦道、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生长发育迟缓、肝右叶占位等多发畸形，以及其所存在的运动、智能等功能性异常，均系与自身因素有关的先天性异常，并不能在产前通过胎儿超声检查明确诊断，仅在孕晚期行超声检查时有可能发现胎儿肝脏存在的异常，但亦不能对异常性质作出明确认定，不能据此判断是否需要终止妊娠。综上，本院对于江苏省医学会关于“医方诊疗行为中存在的过错与产妇孕期未能进一步明确胎儿可能存在的异常畸形，决定是否需要终止妊娠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原因力为轻微因素”的意见予以采信，故本院据此确定被告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对于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范围。本院认为，有缺陷孩子的出生侵害了父母的知情权和优生优育选择权，使父母丧失了选择终止妊娠的机会，父母因此而必须养育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既造成了父母的精神痛苦，也导致父母养育孩子费用的增加。但是，由于医院诊疗活动的特点以及医疗水平和技术条件的局限，胎儿的缺陷并非都能通过产前检查诊断出来，故医院只能就其可能或者应当发现的缺陷部分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通过对李京京的产前超声检查可能发现的胎儿缺陷仅限于肝脏的异常，故被告的赔偿范围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还应包含两原告为李宸希治疗肝脏疾病花费的相关费用，具体费用确定如下：
1、原告提交医疗费票据证明的医疗费57155.61元，××治疗的住院费用为17476.60元、门诊费用1111.10元以及挂号费4.50元，共计18592.20元。
2、原告主张2014年9月22日至2017年1月21日护理费162400元（其中上海治疗期间5600元/月×1个月×2人=11200元、南京康复治疗期间5600元/月×27个月×1人=151200元），数额过高，本院酌定护理费每天80元，一人护理，自2014年9月22日计算至肝脏肿瘤切除手术后3个月（共180天），共计14400元。
3、原告主张2014年9月22日至2017年1月21日营养费33600元（40元/天×30天×28个月），数额过高，本院酌定营养费30元/天，自2014年9月22日计算至肝脏肿瘤切除手术后3个月（共180天），共计5400元。
4、原告主张2014年9月22日至2017年1月21日交通费8069元，数额过高，本院根据李宸希因肝脏疾病在南京、上海就诊的情况酌定为1500元。
5、原告主张李宸希在上海治疗期间因多名家人轮流护理花费住宿费6000元，本院考虑医院允许一人在病房陪护的情况，对该费用不予支持。
综上，两原告的损失认定为医疗费18592.20元、护理费14400元、营养费5400元、交通费1500元，合计39892.20元，被告承担10%的赔偿比例为3989.22元，另综合被告的过失行为性质和程度以及原告的精神痛苦，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共计33989.2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京鼓楼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波、李京京各项损失共计33989.22元。
二、驳回原告李波、李京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236元、南京医学会鉴定费2200元，合计4436元，由原告李波、李京京承担3992元，被告南京鼓楼医院承担444元（两原告已预交，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加付44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辛 靓
人民陪审员 陈耀芳
人民陪审员 李胜玉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刘春龄
履行告知书
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是每一位当事人应尽的法律责任。
如未在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将依法采取以下强制措施：
1.扣押、冻结、划拨、拍卖被执行人的财产；
2.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人员名单；
3.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境；
4.采取罚款、搜查、拘留等强制措施；
5.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
以上强制措施，可以同时采取。希望当事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觉履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