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3民终27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蓉，女，汉族，1932年7月27日出生，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北，系胡蓉次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峥，贵州遵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瑚玫，女，汉族，1959年6月4日出生，住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燕，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蓉因与王瑚玫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的（2017）黔0303民初3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胡蓉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3民初3076号民事判决；二、发回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重审；三、改判为撤销《赠与合同》。事实和理由：一审法官为权势所迫，偏袒对方当事人。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赠与行为发生之后赠与合同才能生效，虽有赠与合同，但没有赠与行为，房屋至今都没有过户。因此，一审援引法律不当。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证明被上诉人未尽赡养义务，而且判决强制其履行赡养义务。上诉人经济困难，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撤销赠与合同。
被上诉人王瑚玫答辩称：将房屋赠与给我，是父亲的遗愿。上诉人胡蓉不存在财产不足，生活窘迫的问题。虽然我自己已身患重症，对于赡养母亲，有时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仍然时常问候母亲并邮寄衣物。
上诉人胡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原、被告签订的《赠与合同》；2、诉讼费用由一审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审原告胡蓉与王逢仁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名子女，即王庆北、王某1、王瑚玫、王瑚瑰。王逢仁因病于2011年8月3日去世。位于遵义市××××号住房（产权证号：遵房权证遵义市字第××号）原系一审原告胡蓉与王逢仁的夫妻共同财产。2012年10月18日，在贵州省名城公证处的见证下，胡蓉、王某1、王庆北、王瑚瑰在《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上签字，表示放弃对前述房产的继承权，该公证处据此作出（2012）黔遵名证字第0713号《继承权公证书》，内容为因王逢仁的妻子胡蓉、儿子王某1、王庆北、女儿王瑚瑰均自愿放弃前述房产的继承权，故被继承人王逢仁遗留的上述财产由其女儿王瑚玫继承。同日，胡蓉与王瑚玫签订《赠与合同》，双方约定：一、赠与人胡蓉自愿将遵义市××××号住房（产权证号：遵房权证遵义市字第××号）中属于其本人所有的那一半房屋赠与受赠人王瑚玫一人单独所有（与王瑚玫配偶无关）；王瑚玫表示自愿接受胡蓉赠与的上述房屋；二、胡蓉的赠与行为是胡蓉的真实意思表示，绝不反悔；三、受赠人自行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上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涉及的相关税费由受赠人承担。该公证处据此作出（2012）黔遵名证字第0714号《公证书》，证明胡蓉与王瑚玫签订的前述《赠与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属实，该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名并公证后成立。前述《赠与合同》签订后，双方至今尚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9月，一审原告住进养老院。2017年7月，一审原告另案提起赡养纠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赡养费，并每周与一审原告通话一次，每月探望一审原告一次。一审法院作出（2017）黔0303民初30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审被告每月支付一审原告赡养费800元，驳回一审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原告同时以一审被告未尽赡养义务和一审原告实施赠与行为的目的自始没有实现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原告要求撤销涉案《赠与合同》，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分析一审原告是否依法享有任意撤销权或法定撤销权。
关于任意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位于遵义市××××号的房屋所有权中由原告所有的份额虽然尚未办理转移登记，所有权尚未转移，但涉案《赠与合同》已经公证，故一审原告对该《赠与合同》不享有任意撤销权。
关于一审原告是否享有法定撤销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一审原告行使撤销权的理由主要为一审被告未尽赡养义务和一审原告实施赠与行为的目的自始没有实现，以及一审原告因赠与行为导致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原告主张一审被告未履行赡养义务，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原告提供了调查笔录2份，但被调查作为证人未出庭作证，对其证言难以采信，且即便被调查人所述属实，也仅能反映一审原告入住养老院之后的情况，不能体现一审被告入住养老院之前的情况，何况一审被告未能与其他子女一样经常看望一审原告，系事出有因（其自身患有重病及在北京帮助照顾女儿和外孙），更不能据此否定一审被告以其他方式关心和问候一审原告。至于一审原告的控告信，系一审原告自行制作，难以认定其内容的真实性。另外，一审法院虽作出（2017）黔0303民初3078号民事判决，要求一审被告每月支付800元的赡养费给一审原告，但该判决仅对一审被告经济上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了明确，并未认定一审被告存在不尽赡养义务的行为，对一审被告因患病长期在北京治病的事实也予以确认，该判决同样不能达到一审原告的证明目的。相反，一审被告提供了短信聊天记录及通话记录和录音，能够证明一审被告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关心和问候一审原告，证人付某、李某的证人证言也能够相互印证。综上，一审原告以一审被告未尽赡养义务为由而要求撤销涉案《赠与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一审原告主张涉案《赠与合同》系附保留条件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涉案《赠与合同》已经双方签字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自成立时即发生法律效力，一审被告是否持有该合同原件，不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另外，合同中并无涉及受赠人义务的内容，且一审原告关于“附保留条件的合同”的表述并无法律依据。一审原告的此项主张不能成立。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一审原告虽提供了其就医产生的医疗费发票、病历材料等，尚不足以证明一审原告因将涉案房产的部分所有权赠与给一审被告，导致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另外，一审被告于2014年11月26日出具的收条中提及的“第三层楼房退还父母”并不能与涉案房产相对应，其内容不能体现一审被告放弃受赠房产的意思表示。一审原告据此两项理由要求撤销《赠与合同》，同样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一审原告胡蓉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上诉人胡蓉（一审原告）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八份医院病历资料，证明生病期间王瑚玫未予照料；2、市妇联接待记录，证明到市妇联反映情况；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因王瑚玫不尽赡养义务，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判决王瑚玫履行义务；4、房产登记资料，证明王瑚玫家庭财产状况；5、个人收支情况及依据，证明由于疾病和入住养老院，支出大于收入，生活困难。胡蓉还申请证人王某1、卢某、王某2、唐某出庭作证证明王瑚玫未尽赡养义务。
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被上诉人王瑚玫（一审被告）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短信及通话记录，证明由于自己生病无法尽赡养义务；2、申请证人鲁某证明胡蓉与王瑚玫母女发生纠纷。
本院认为，双方提交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属于有效证据。本院认定，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303民初3078号民事判决可以作为认定王瑚玫对胡蓉未尽赡养义务的主要证据。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在赠与合同中没有关于撤销赠与的合同约定。因此，围绕胡蓉诉请撤销赠与合同是否符合法定的条件的问题，双方的争执焦点集中在：一、赠与合同的性质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二、胡蓉诉请撤销赠与合同是否符合法定的条件。
关于赠与合同的性质。赠与合同是当事人一方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的意思表示，经他方接受而生效的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而非实践合同，即赠与合同自受赠人表示接受该赠与时生效，以便对赠与人有所约束。同时规定了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条件，以保护赠与人的利益。
关于胡蓉诉请撤销赠与合同是否符合法定的条件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所谓“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指赠与合同不仅以书面形式订立，而且还由公证机构进行了有效证明。对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一般而言不得撤销。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但需满足四个条件：
第一、需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扶养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扶养是指平辈之间的相互扶养，比如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而非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关系。广义的扶养包括赡养、扶养以及抚养。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中的扶养，应理解为广义上的扶养，因为基于合同和法律都可产生扶养关系。本案中，王瑚玫对于自己的母亲胡蓉的负有赡养义务，因此，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中所规定的负有扶养义务的人。
第二、须受赠人拒不履行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王瑚玫是否尽到自己的扶养义务是判断胡蓉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权基础是否具备的关键。根据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合胡蓉、王瑚玫共同的其他亲属的证词，本院认定，王瑚玫作为受赠人没有尽到作为子女所应尽的义务。因为如果王瑚玫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依据一般理性人的判断标准，其母亲胡蓉不会因此而提起赡养权纠纷的诉讼，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更不会判决王瑚玫履行给付抚养费的义务。
第三、须受赠人有扶养能力。从举证情况看，胡蓉年老多病，收入少，支出多，经济困难。而王瑚玫具备经济上的扶养能力。
第四、满足权利行使的时限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赠与人行使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1年内行使。2017年7月6日，胡蓉以王瑚玫未尽赡养义务为由提起诉讼，同日又提起本案诉讼。2017年9月15日，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303民初3078号民事判决确定王瑚玫应对胡蓉尽赡养义务。以生效判决为依据，胡蓉行使权利未过期。
综上所述，不论从经济条件考虑，还是弘扬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出发，王瑚玫都应对胡蓉履行赡养义务。从行使法定撤销权的条件看，主张撤销赠与合同具备事实基础和法律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3民初3076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2012年10月18日胡蓉与王瑚玫签订的《赠与合同》。
一审案件受理费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被上诉人王瑚玫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汝坤
审 判 员 马天彬
审 判 员 袁晶晶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 张辉云
书 记 员 胡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