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民终8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运娥，女，1963年7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代理人：卢安龙，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庆祝，贵州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镜舒，女，1997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委托代理人：ＸＸ龙、冉香云，贵州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运娥因与被上诉人尹镜舒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3民初6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运娥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3民初678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等必要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上诉人代收的30万元不是不当得利。1、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主要事实未查清。（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尹镜舒与徐洪不认识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可证实被上诉人尹镜舒与案外人徐洪认识；涉案30万元是被上诉人一方通过银行柜台填写汇款单据主动汇入，系被上诉人主动为之，没有任何原由，不当得利的结果是断然不会发生的。客观上也说明了该笔款项是上诉人代徐洪收款。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亲自到庭参加诉讼，导致相应的事实无法查清；（2）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尹镜舒发现转账错误后遂要求被告李运娥返还30万元不当得利”与事实不符。涉案款项30万元需要在银行柜台填写汇款单据，明确核对收款账户的卡号及客户名才能成功汇至指定账户，故被上诉人尹镜舒不可能错误汇款；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其原本准备将该30万元汇至名叫“罗成”的账户，该“罗成”与上诉人李运娥的姓名差别巨大，手填汇款单据是不可能写错的，且被上诉人亦未向法庭提交“罗成”的银行账号，不符合常理；从被上诉人汇款至本案起诉时中间间隔了10个多月，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也从未找过上诉人，被上诉人称其在汇款次日向公安报警亦无书面证明材料。综上，本案30万元不存在错误汇款；（3）本案被上诉人并不是该30万元的所有人，该30万元系案外人徐洪（已故）的借款人支付给徐洪的款项；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李运娥收款后已多次通过现金方式将该30万元支付给了徐洪，上诉人没有因此而获得不当利益，根据法律规定不构成不当得利，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利息更是于法无据；3、一审对上诉人申请被上诉人出庭参加诉讼的请求不予理睬；单方面采信了未经质证的被上诉人之父尹道富笔录，程序违法；4、本案应将尹道富作为诉讼主体。
尹镜舒辩称：1、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徐洪不认识，更没有经济往来，且被上诉人与徐洪是否认识与本案无关；2、上诉人收到30万元没有证据证明是代案外人徐洪收款，徐洪与尹镜舒的父亲是在一起汇款的，那就不可能将钱汇入上诉人的账户；3、上诉人辩称因徐洪要钱很急所以才借用其银行账户，如果属实上诉人就不可能间隔一二个月才将款项付给案外人，从而证实了不当得利的客观事实；4、从尹镜舒的银行账户付款给上诉人是客观事实。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尹镜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李运娥向原告尹镜舒返还不当得利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从转账之次日起即2016年11月29日起至还清不当得利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期限计算，暂算至2017年9月11日为10403.7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邮政储蓄逻辑集中系统显示：2016年11月28日原告尹镜舒通过卡号为62×××68的帐户网点柜面转账30万元到被告李运娥卡号为62×××75的帐户，被告李运娥收到该笔款项后未主动归还原告尹镜舒，被告李运娥于2016年12月1日起在清镇市云岭中路营业所自助银行分七次取走现金共计2万元，于2016年12月2日在贵州省分行分四次取走现金共计2万元，于2016年12月3日在贵阳市分行转账5万元，于2016年12月4日在贵阳市分行转账3万元，于2016年12月9日在贵阳市××支行一次性取款2万元，于2016年12月13日在贵阳市××支行一次性取款2万元，于2016年12月18日在贵阳市××路支行自助服务区分三次取走现金共计9000元，于2016年12月20日在贵州省分行转账5万元，于2016年12月22日在贵阳市分行转账5万元，于2017年1月8日在修支行自助银行分二次取走现金共计6000元，于2017年1月9日在修支行自助银行分三次取走现金共计7500元，于2017年2月21日在修支行取款16400元，于2017年3月1日在修支行自助银行取款1000元。截止2017年3月1日该账户余额为107.29元。从2016年11月28日到2017年3月1日期间，被告李运娥的前述帐户并无其他进账。原告尹镜舒发现转账错误后遂要求被告李运娥返还30万元不当得利，因遭到被告李运娥拒绝，原告尹镜舒遂诉至法院，请求如前。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依法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对原告尹镜舒请求被告李运娥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30万元的诉请，有邮政储蓄银行的转账凭证显示被告李运娥已收到该款项，故对原告尹镜舒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对原告尹镜舒请求被告李运娥支付利息从转账之次日起即2016年11月29日起至还清不当得利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诉请，该院对从2016年11月2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予以支持。对被告李运娥辩称该款系徐洪借用被告李运娥的帐户接收款项的主张，因徐洪已故，原告尹镜舒与徐洪不认识，被告李运娥无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该院对被告李运娥辩称该款系徐洪借用其帐户接收款项的主张不予采信。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李运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尹镜舒人民币3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6年11月2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956元，减半收取2978元，由被告李运娥承担（原告已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原告）。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运娥申请证人江某出庭作证。证人江某证实两年前其介绍徐洪认识李运娥，其与徐洪、尹道富一起在麻将馆打过麻将，徐洪与尹道富关系比较熟。其听徐洪说他让尹道富帮忙筹钱。李运娥与徐洪是合伙做生意的，听徐洪说他们准备做食堂。徐洪去世后，证人将徐洪的联系方式删除了。其不认识尹镜舒，徐洪金顶山的房屋是通过尹道富租的，从常理看尹镜舒与徐洪之间应该是认识的。
上诉人李运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上诉人李运娥与案外人“陈芳”的手机通话录音与微信朋友圈截图。拟证明尹镜舒认识案外人陈芳，徐洪与陈芳、李运娥认识，所以尹镜舒和李运娥是有关联的；2、2017年7月15日收款人徐洪签字的《收条》一份。拟证明李运娥是用自己的账户替徐洪收款，并非不当得利；3、李运娥的丈夫何建全书写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徐洪借李运娥账号收款后，李运娥已将该款项付给了徐洪，后徐洪又找到何建全，称尚有5300元余款未付，何建全代李运娥付给徐洪5300元后并书写了前述《收条》，并要求徐洪在该《收条》上签名的事实；4、客户名称为刘雄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一份。拟证明李运娥收到案涉30万元以后，将其中的五万元转账给卖菜的老板刘雄；5、上诉人李运娥的《记账本》2页。拟证明徐洪在李运娥处拿钱的流水账及徐洪本人签名，与前述徐洪签名的《收条》可以相互佐证，说明《收条》是真实的。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分别进行了质证，认为：1、案外人陈芳未出庭作证，故对于通话录音及微信朋友圈截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能证实尹镜舒认识李运娥；2、提交的《收条》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已经超出了举证期限，法院应不予采信，逾期举证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因为徐洪已经死亡，对徐洪签字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证据规则排除该证据；3、何建全的情况说明是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收条与情况说明的字体是相同的，即使该两份证据是原件，但该两份证据均出自同一个人，证明收条与情况说明均是虚假的；4、根据何建全的陈述，李运娥代收的款项是尹镜舒欠徐洪的钱，但是证人江某说是徐洪借款，两者之间相互矛盾；5、徐洪在7月15日已经生病严重，无法写字，但是李运娥提交的《收条》字迹工整，显然不符合常理；6、上诉人提交的《记账本》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从字迹上看，该《记账本》上徐洪的签名至少是两个人以上，徐洪在《记账本》上的签名与前述《收条》的签名字迹是不同的，《记账本》上的“洪”字与《收条》上的“洪”字不一样；7、上诉人称其将收取的款项分批支付给徐洪，但是他们之间存在其他合作或者合伙做生意关系，所以上诉人并没有将尹镜舒汇入的30万元支付给徐洪；8、上诉人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说明该5万元是李运娥自己的钱，证明了其并没有将收取的30万元支付给徐洪。
被上诉人尹镜舒向本院提交了加盖有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头桥派出所印章的《证明》一份。该《证明》中称尹镜舒曾于2016年12月5日到该派出所报案，称其将30万元人民币错汇在他人账户上。
上诉人对该《证明》质证认为：1、单位出具证明应该有该单位的负责人签字，故该证据缺乏合法性；2、应该有报案记录的复印件才能证实被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3、汇款时间是2016年11月28日，汇款金额较大，不会在8天以后才报案，从《证明》记载的报案时间上看不符合常理，汇款后应该马上询问对方是否收到而不是间隔这么长的时间才报案；4、被上诉人尹镜舒在一审、二审期间都没有说清这笔款实际应该汇给谁。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运娥向本院申请调取新证据，本院依法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客车站支行调取了2016年11月28日尹镜舒汇款30万元至李运娥账户的《入账汇款凭单》。该《入账汇款凭单》系人工填写，汇款方式为账户汇款，收款人姓名为李运娥，收款账号系李运娥的银行账号；汇款人姓名为“尹镜舒”，汇款人电话经被上诉人确认后系尹镜舒之父尹道富的手机号码，汇款人卡号为尹镜舒的银行卡；该汇款的代理人姓名为“徐洪”，代理人电话亦为徐洪的手机号码，在该《凭单》尾部“客户签字”后的签名为“徐洪（代）”。
上诉人李运娥质证对该《入账汇款凭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份证据证实是尹道富与徐洪一起汇的款，徐洪用尹道富的卡将30万元转给李运娥。同时辩称因徐洪有一个情人，钱是徐洪拿给他情人装修房屋，不想让他老婆知道，所以借用上诉人李运娥的银行卡收款。
被上诉人尹镜舒质证对该《入账汇款凭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1、该《入账汇款凭单》上徐洪的两处签名完全不一样，所以无法核实是否是徐洪本人填写；2、既然该30万元是偿还徐洪的借款，就应该直接给徐洪，无需再向第三人转账；3、尹镜舒将实际收款人的账号、户名、金额写在纸条上交给其父亲尹道富，当时尹道富在麻将馆打麻将，文化程度不高，因此请徐洪帮忙办理银行业务，徐洪在此过程中将实际收款人的账号、户名掉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综合一审、二审在案证据，本院补充查明：涉案30万元系案外人徐洪作为代理人汇至上诉人李运娥的邮政银行账户内；案外人徐洪已于2017年8月21日死亡，其户口于同年9月7日被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后巢派出所注销。
本院查明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故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在本案中，综合被上诉人尹镜舒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本院二审中调取的《入账汇款凭单》等证据，证明了被上诉人尹镜舒于2016年11月28日向上诉人李运娥的邮政银行账户内汇款30万元的事实，上诉人李运娥对收到该30万元亦无异议。关于上诉人李运娥在一审、二审中所持“该30万元系案外人徐洪借用其邮政银行账户收款，其在代收该30万元后已多次通过现金方式将该款支付给了徐洪，上诉人没有因此而获得不当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首先，因案外人徐洪已故，上诉人所持该项诉称的真实性现已无法核实；同时，对于上诉人提交的《收条》《记账本》等证据中案外人徐洪签名的真实性，本院亦无法核实；其次，从上诉人收到涉案30万元汇款后的多次取款或转账记录中，并无证据显示该30万元已经支付给了案外人徐洪；上诉人辩称该30万元已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了案外人徐洪，但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该项诉称；第三，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涉案30万元是“他人（名字不清楚）欠了徐洪的钱，徐洪找到欠款人后，他人需要归还徐洪的借款，但是欠款人需要通过邮政银行的账户转账，当时徐洪没有邮政的银行账号，徐洪和李运娥是朋友关系，因此徐洪就借了李运娥的邮政银行的卡去收款。”但根据本院二审期间调取的邮政储蓄银行《入账汇款凭单》显示，该30万元汇款的代理人即为徐洪，即该30万元是徐洪代尹镜舒从银行汇出的。按照一般生活常理，该30万元如系徐洪向债务人清收的欠款，其完全可以直接从银行取走现金，无需通过上诉人李运娥的银行卡代为收取。对此，上诉人李运娥又辩称是因为徐洪拟将该30万元拿给其他人装修房屋，且不想让其家人知晓，故借用上诉人李运娥的银行卡收款，但上诉人李运娥对其该项抗辩亦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依法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被上诉人尹镜舒请求上诉人李运娥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30万元，并提交了邮政储蓄银行的转账凭证证明李运娥已收到该款项，故对尹镜舒的该项诉请应予支持。上诉人李运娥对其收到该30万元的事实并无异议，且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取得该30万元具有法律依据，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将该30万元支付给了案外人徐洪，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56元，由上诉人李运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 桢
审判员 唐玉平
审判员 刘 华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龙真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