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34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才法，男，195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358号。
法定代表人崔峻，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塘河路8号东5楼501-505室。
负责人吴向阳，经理。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陆松祥、王伟亮，系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上诉人黄才法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一建公司）、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江分公司（以下简称省一建之江分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民初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4月28日，浙江传化天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天松公司）与省一建公司签订一份《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传化天松公司将年产8万吨聚酯树脂项目建筑工程（下称案涉工程）发包给省一建公司，并约定采用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的固定单价合同形式。2014年5月12日，省一建之江分公司与宋某签订一份《浙江一建之江分公司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宋某施工，约定：工程款支付方式按省一建公司与传化天松公司签订的施工总合同执行。宋某编制资金支付计划书并报省一建之江分公司批准同意，宋某按资金支付计划书支付材料款、劳务人工费，并同时提供材料结算书、材料发票和劳务结算书、劳务发票。宋某应选择价格合理、有资质的劳务公司进行劳务分包，按规定签订合同，同意优先与浙江天利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天利公司）合作。宋某应督促和检查劳务公司建立劳动用工制度，派专人监督项目民工工资发放情况，确保民工工资直接发放到本人手中，并将台账和工资清单交省一建之江分公司备案。2014年5月21日，省一建公司、省一建之江分公司与天利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省一建公司将案涉工程的劳务作业分包给天利公司，劳务内容为：泥工、木工、钢筋工、架子工、抹灰工、水电安装劳务作业；工作期限为2014年4月15日至2016年6月1日。采用固定劳务报酬方式，劳务报酬共计820万元。全部工作完成，经省一建公司认可后14天内，天利公司向省一建公司递交结算资料，双方进行劳务报酬的最终支付。天利公司应加强劳务承包范围内所有员工的日常管理，并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由天利公司引起的劳资纠纷由天利公司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经济费用。2014年6月，黄才法受宋某雇佣为案涉工程施工现场负责人，由宋某管理和安排工作。2015年12月29日，宋某出具结算单，内容为：黄才法在案涉工程中担任现场负责人，共出勤216天，省一建公司应支付黄才法工资150000元，扣除省一建公司已支付的75000元，尚欠75000元未付。黄才法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省一建公司、省一建之江分公司共同支付工资7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黄才法主张其与省一建公司、省一建之江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省一建公司与天利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省一建公司将案涉工程的泥工、木工等劳务作业工程分包给天利公司施工。而黄才法自述其并未与省一建公司、省一建之江分公司或天利公司签订过劳务合同，并称其系受宋某雇佣，由宋某管理和安排工作。黄才法提供的用以证明工资数额的结算单系由宋某个人出具，黄才法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宋某系代表省一建公司、省一建之江分公司，或省一建公司、省一建之江分公司授权宋某向黄才法出具工资结算单，且黄才法自述其已收到的报酬系从宋某处陆续领取。故黄才法未能证明其与省一建公司、省一建之江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现请求省一建公司、省一建之江分公司支付剩余工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才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38元，由黄才法负担。
宣判后，黄才法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省一建公司将其承包的案涉工程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省一建之江分公司，省一建之江分公司再转包给宋某个人，案涉工程实际由宋某施工完成，两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建筑法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对两被上诉人违法转包行为未予评价是错误的。上诉人在案涉工程施工现场工作，有工程班组负责人翁如富、马永超出庭作证，还有建筑工程结算专题会议纪要、宋某确认的工资结算单等证据为证。原审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案涉工程中各班组的农民工与天利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并由天利公司发放劳务工资的事实。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主要依据为上诉人未与案外人天利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也没有向天利公司领取工资，直接证据为省一建公司和天利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一审庭审中，承办法官要求两被上诉人举证，被上诉人明确答复“没有证据”。庭后一周，上诉人收到原审法院邮寄送达的前述《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要求上诉人质证。上诉人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两被上诉人将案涉工程非法转包给宋某，宋某属于两被上诉人的基层管理人员，不可能承担责任。两被上诉人不能以没有直接雇佣上诉人为由，拒绝支付应付的劳务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建设领域农民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工程总包单位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当承担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故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省一建公司、省一建之江分公司共同答辩称：两被上诉人并未违法分包，宋某和省一建之江分公司签订的是内部承包合同。因签订合同之时宋某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宋某委托其妻子周某签订了合同，周某系被上诉人单位职工。省一建公司把案涉工程分给省一建之江分公司施工，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这属于省一建公司的内部事务。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已将相关合同的原件交给一审法院。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未建立劳务合同关系，上诉人系受宋某的雇佣到现场进行管理，上诉人的工资应由宋某发放。
二审中，上诉人黄才法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两被上诉人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省一建之江分公司和宋某、周某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一份；
2、周某的劳动合同；
3、周某的社保证明。
以上三份证据拟共同证明案涉工程内部承包关系合法有效。
经质证，上诉人黄才法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宋某和周某不是夫妻关系，两人仅系同居关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就是宋某，不包括周某。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陈述承包人是宋某，并没有提到周某是共同承包人，包括一审证人、上诉人以及宋某本人均向法院陈述实际承包人就是宋某一人，均未提到周某也为共同承包人；另一方面，前述劳动合同的期限为案涉工程施工期间，工作内容和劳动报酬等重要内同均约定笼统，该合同显然系针对案涉工程特意拟定。基于以上情况，本院对两被上诉人主张的周某与宋某系共同承包人的事实不予认定。关于案涉工程承包关系是否合法，本院将在下文予以论述。
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黄才法的陈述，结合案外人宋某出具的结算单，应当认定黄才法系受宋某的雇佣，到案涉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工作，黄才法和宋某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两被上诉人与黄才法之间并未建立直接劳务关系。关于两被上诉人与宋某之间的关系，本院认为，虽然省一建之江分公司与宋某之间签订的合同名为“内部承包”，但根据合同约定，宋某作为承包人，须“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工期、包项目运作资金、包上交利费等全额风险，自负盈亏”，且需按照案涉工程施工结算总造价（不含甲供材料款）的2%向省一建之江分公司交纳管理费。根据以上约定，结合宋某并非两被上诉人职工的事实，应当认定省一建之江分公司与宋某系非法转包关系，而非内部承包关系。基于该认定，宋某雇佣黄才法的行为效力不能及于两被上诉人，宋某本人应当承担雇主责任。据此，黄才法本案中主张的未付工资应由宋某负责支付，黄才法要求两被上诉人支付工资依据不足，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为了方便当事人参与诉讼，采取书面质证方式对部分证据组织质证，并未侵害当事人的质证权利，程序上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黄才法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6元，由上诉人黄才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清荣
审判员 俞建明
审判员 余江中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