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4民终213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卢月红，女，197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甫，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航，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向勇，男，1959年12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松涛，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卢月红为与被上诉人向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402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卢月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甫、被上诉人向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松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勇于2016年3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卢月红返还向勇款项2000000元，并赔偿损失200000元；2.诉讼费由卢月红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份，向勇同卢月红协商购买嘉兴市循环经济研究院（以下简称经济研究院），为表示诚意，向勇分3次将200万元汇入卢月红的账户。然而向勇汇款后，卢月红却迟迟未同向勇签订合同及履行相关义务，并且也拒不退还相关款项。卢月红在一审中答辩称：向勇因受让冯文明投资设立的民办企业单位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以下简称生产促进中心），于2015年10月28日委托常莎出面与冯文明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冯文明的收款卡号为卢月红的交通银行卡62×××04。2015年10月29日，向勇及常莎向冯文明出具了《股份转让协议证明》,在该证明中向勇表示愿意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200万转让款,2015年11月2日向勇按《股份转让协议》的承诺向冯文明指定的收款卡支付了200万元。因此,本案讼争的款项系向勇支付给冯文明的生产促进中心的股份转让款，并非其向卢月红购买经济研究院的转让款。请求驳回向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日,向勇通过农业银行向卢月红转账100万元,转账单上注明“买入嘉兴循环经济研究院股份部分款”。同日，向勇通过招商银行向卢月红转账二笔，每笔50万元，转账单上摘要“买入嘉兴循环经济研究院股份部分款”。2015年7月10日，向勇通过招商银行向冯文明转账50万元，转账单上摘要“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2015年7月14日，向勇通过招商银行向冯文明转账50万元，转账单上摘要“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经济研究院于2014年12月8日由嘉兴市民政局发证，系民办非企业单位，至今法定代表人为卢月红。生产促进中心于2014年12月8日由嘉兴市民政局发证，系民办非企业单位，至今法定代表人为冯文明。卢月红与冯文明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因向勇系在大陆地区有居住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系含涉港因素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系因合同引起的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可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向勇与卢月红之间虽就买卖经济研究院股份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向勇在转账给卢月红200万元款项时表明买入经济研究院股份部分款,该行为视为一种要约。卢月红接受向勇款项后没有承诺转让经济研究院股份,认为是向勇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200万生产促进中心转让款，因此双方之间的转让经济研究院股份合同关系不成立，卢月红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向勇款项，其理应退还款项。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向勇要求赔偿20万元损失过高，应从其主张权利2016年3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的利息损失。卢月红辩解向勇支付给其的200万元是向勇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200万元生产促进中心转让款。因经济研究院与生产促进中心系二个不同的主体，向勇否认该200万元是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200万元生产促进中心转让款,其是否应该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200万元生产促进中心转让款与本案系二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卢月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向勇200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以20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向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9400元,由向勇负担2218元，由卢月红负担22182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卢月红不服一审法院前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向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向勇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向勇汇入卢月红账户的200万元系向勇受让生产促进中心股份的转让款，一审将该款项定性为向勇购买经济研究院的款项，属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本案事实经过：2015年6月30日，冯文明为甲方、向勇代理人常莎和潘海龙为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以200万元的价格将生产促进中心转让给乙方。后潘海龙、向勇各向冯文明支付了100万元。8月3日，双方办理生产促进中心的移交手续。10月25日，潘海龙、向勇、常莎签订协议，决定潘海龙退出其于前述6月30日签订的协议，后冯文明将潘海龙支付的100万元归还潘海龙。10月28日，冯文明和常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冯文明以200万元的价格将生产促进中心100%的股权转让给常莎，该款项须打入冯文明的指定账户（户名：卢月红，账号：62×××04），常莎承担冯文明应当缴纳的所得税。2015年11月2日，向勇将转让款200万元分三次打入卢月红的账户。第二，卢月红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向勇汇入卢月红账户的200万元系向勇受让生产促进中心股份的转让款。2015年10月28日签订转让协议后，次日即29日，向勇、常莎、冯文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说明》一份，明确向勇认可其愿意代替常莎支付200万元转让款。11月2日，向勇即向协议中约定的卢月红账户汇入200万元，上述事实在时间和逻辑上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关于一审中卢月红提供的2015年10月2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认定问题。虽然该证据系复印件，但一审中证人俞某的证言可以证明该协议的真实性。且该证据并非孤证，10月29日由常莎、向勇、冯文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说明》明确提及了冯文明和常莎在前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至于向勇提出“和卢月红协商购买嘉兴市循环经济研究院，为表示诚意，向勇分三次将200万元汇入卢月红的账户”的陈述不能成立。整体购买经济研究院应当有一个协商的过程，向勇目前仅提供了一份录音证据和汇款时的摘要来证明200万元与购买经济研究院存在关系，但录音证据一审未予采信；汇款摘要系向勇自己填写，收款人收款时看不到，故并不具有邀约的效力。除此之外，向勇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卢月红之间就购买经济研究院进行过磋商。在此情况下，向勇仅为了表示诚意直接打款200万元，不符合商业惯例，且经济研究院是不可转让的。并且，从2015年11月2日打款到2016年3月3日起诉，期间向勇未向卢月红进一步主张经济研究院的股权转让事宜，也没有主张退还200万元，不符合常理。其次，一审对本案性质的认定错误。一审以合同纠纷认定案件的性质，又以不当得利为依据进行说理，有违法律规定。向勇答辩称：第一，向勇汇给卢月红的200万元系为购买经济研究院而支付的诚意金，该事实有如下证据证明：1.向勇提供的三份汇款证明上均明确注明“买入嘉兴循环经济研究院股份部分款项”，该备注卢月红是能看到的，款项的性质也不因卢月红的认识错误而改变；2.苗伟汇给向勇的汇款明细上也明确注明“收购循环经济研究院”；3.苗伟、向勇、卢月红三人在2015年10月27日的谈话录音中也明确有商谈购买经济研究院的事实，在录音中卢月红一直在谈论经济研究院的政府职能和前景，并谈到了股份的转让，向勇明确表示需要筹集现金；4.苗伟的证言可以证实；5.常莎的证言可以证实；6.卢月红的证人俞某在一审陈述中也承认2015年10月27日苗伟、向勇、卢月红三人会面的事实。上述证据表明诉争的200万元系用于购买经济研究院的。第二，卢月红占有该款项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向勇支付的200万元系用于购买经济研究院，但最终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卢月红占有该款项无法律依据。第三，常莎与冯文明协商购买生产促进中心的合同纠纷与本案并非一个法律关系。向勇并不清楚冯文明与卢月红系夫妻关系，且冯文明和卢月红系两个不同单位的法人，并将两个单位出售给不同的人，因两者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常莎和冯文明均非本案当事人，故该事实不是本案审理范围。若冯文明认为向勇承诺支付的款项未支付，应另案起诉向勇，卢月红无权扣留向勇用于购买经济研究院的款项。第四，向勇承诺替常莎向冯文明支付200万元的生产促进中心股份转让款是有条件的，但常莎与冯文明的转让合同最终未签订，生产促进中心也未进行交付和办理过户，故付款条件未成就，该款项不应支付。2015年11月8日，冯文明让俞某将提前打印好的转让协议交由常莎签字，但由于冯文明修改了协议条款，故常莎不同意，协议最终未签订。当日俞某同时拿来《股份转让协议说明》，因向勇同意替常莎付款，而其平时不在嘉兴，故为后续工作的方便，尽管转让协议未签订，向勇仍在该协议说明上签字，但该协议说明上的日期“2015年10月29日”是提前打好的，是不真实的。一审中，俞某在其证人证言中陈述称双方见面时间是星期六、星期天，但2015年10月29日是星期四。故向勇签字的日期实际是在支付购买经济研究院的200万元之后。第五，卢月红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协议未签订，涉案200万元系用于购买经济研究院。具体而言：1.俞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2015年10月27日苗伟、向勇、卢月红见面会谈的事实；2.俞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向勇在转让协议说明上签字的时间是2015年11月8日；3.俞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冯文明曾修改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协议，致使协议未签订；4.卢月红提供的《关于终止嘉兴市清洁生产中心转让协议》可以证明，冯文明应退还向勇100万元，卢月红对此也予以认可。在此情况下，向勇不可能再出200万元再次购买生产促进中心；5.冯文明、常莎、潘海龙、向勇签订的关于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协议中，收款账号为冯文明的账户，故若向勇系替常莎付款，则应直接款汇冯文明的账户并注明系购买生产促进中心；6.卢月红提供的常莎在生产促进中心工资单和报销凭证上签字的证据，时间上系从2015年8月开始至年底结束。该时间段恰恰是其与潘海龙合作购买并管理生产促进中心的时间段。常莎在2015年底退出生产促进中心，生产促进中心至今仍在冯文明控制之下；7.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冯文明无权出售生产促进中心。二审中，向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卢月红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5年10月底、11月初向勇和卢月红之间的微信、短信往来记录。证明：向勇和卢月红在微信、短信中从来没有提及经济研究院，表明不存在向勇购买经济研究院的事实。2.常莎审批的证书年费报销凭证。证明：至2015年11月25日常莎仍实际控制生产促进中心，财务方面由其审批。向勇质证意见：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的证据，不应予以采信。证据1中，卢月红在2015年11月28日的短信中称“向教授你好请月底前把余款打到我账上谢谢”，但卢月红在二审中对“余款”无法作出解释，因此，该证据不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反而能够证明诉争款项并非用于购买生产促进中心。证据2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并且该证据系常莎审批签字，涉及生产促进中心相关事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证意见：向勇未对证据1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中的短信聊天记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双方诉争事项无涉，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认定。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5年6月30日，冯文明与向勇、常莎、潘海龙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冯文明以200万元的价格将生产促进中心转让给向勇、常莎、潘海龙。后，向勇、潘海龙分别向冯文明支付100万元。2015年8月3日，冯文明与常莎签订《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移交手续》，其中包括移交签字权、公章及财务。2015年10月16日，冯文明与潘海龙、向勇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冯文明仍然担任生产促进中心的法人，但不再参与生产促进中心的经营和具体工作，生产促进中心的日常运行由常莎负责，转让后的生产促进中心的债权、债务均由潘海龙、向勇承担。潘海龙、向勇、常莎签订《关于终止嘉兴市清洁生产中心转让协议》（向勇、卢月红确认签订时间是在2015年10月28日前），称：冯文明（甲方）常莎、潘海龙、向勇（乙方）四人在2015年6月30日就生产促进中心转让一事签订了《转让协议》，继后于2015年10月16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在转让过程中，彼此由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由此，经友好协商，决定终止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上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均作废，因转让而打入冯文明卡的款项也相应退还。卢月红确认冯文明同意上述《关于终止嘉兴市清洁生产中心转让协议》并已将潘海龙前期支付的100万元退还，但向勇前期支付的100万元尚未退还。2015年10月29日，冯文明与向勇、常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说明》，载明：“冯文明、常莎在2015年10月28日就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转让一事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向勇教授愿意代替常莎支付给冯文明贰佰万元。特此说明。”同日，卢月红通过短信向向勇提供了其交通银行账户，账号为62×××04。2015年10月31日，向勇发送短信给卢月红，称：“已经汇款100万给你的交通银行账户，本计划还有100万再要汇出给你，无奈银行公司账户周末不可提款，也不能汇款，所以，要到周一从公账上提款后才能再汇出给你，抱歉！”2015年11月2日，向勇发送短信给卢月红，称：“今天下午3点多又汇款两个50万，共100万，请查收。”2015年11月23日，卢月红发送短信给向勇，称：“向教授你好请月底前把余款打到我账上谢谢。”卢月红系2015-2016年浙江省清洁生产审核机构推荐名单中生产促进中心的联系人。2015年1月至6月，卢月红作为生产促进中心委托代理人与多家单位签署了清洁生产审核咨询合同书。2015年8月起，生产促进中心工资发放、财务报销由常莎签字确认。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常莎的社会保险由生产促进中心缴纳。上述事实有卢月红在一审中提交的《转让协议》、《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移交手续》、《补充协议》、《关于终止嘉兴市清洁生产中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说明》、浙经信资源[2015]214号文件、清洁生产审核咨询合同书、生产促进中心工资发放表、财务报销凭证、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及其在二审中提交的短信往来记录为证。本院认为，向勇在一审中明确其主张卢月红应当返还200万元并赔偿损失的理由是其与卢月红就经济研究院的转让未达成协议，在此情况下卢月红占有200万元已没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故一审围绕卢月红取得并占有2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进行说理，并无不当。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卢月红取得并占有向勇支付的200万元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向勇主张其汇给卢月红的200万元系用于购买经济研究院，在其与卢月红就经济研究院的转让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卢月红占有200万元已没有合法依据。但向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主张，理由如下：第一，尽管向勇提供的转账凭证显示汇款摘要为“买入嘉兴循环经济研究院股份部分款”，但该摘要系向勇单方所写，并无证据证明卢月红对此收悉，且向勇在2015年10月31日、11月2日发送给卢月红的短信中也未提及所汇款项系用于购买经济研究院；第二，即便向勇在一审中提供的关于2015年10月27日涉向勇、卢月红、苗伟的录音证据可以采纳，该录音中向勇与卢月红也未就经济研究院的转让方式、价款、付款方式及期限等内容进行商谈并作出约定；第三，向勇在向卢月红汇款200万元后至本案起诉前，没有证据显示其与卢月红就所谓经济研究院的转让有过进一步的磋商、谈判，此亦不符合常理。其次，根据卢月红提供的证据，其主张向勇向其汇款200万元系代替常莎支付生产促进中心转让款这一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理由如下：第一，向勇、卢月红均确认冯文明与常莎确有就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进行过商谈，且冯文明提供过转让协议的文本，根据2015年10月29日冯文明与向勇、常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说明》，上述事实发生于2015年10月28日。向勇对《股份转让协议说明》的签订时间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其相关意见不予采信。根据《股份转让协议说明》，向勇愿意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生产促进中心转让款200万元，该事实清楚且明确；第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冯文明与常莎、潘海龙、向勇于2015年6月30日签订的生产促进中心《转让协议》及后续的《补充协议》因各方意见分歧而终止后，2015年10月28日，冯文明向向勇、常莎一方提供了生产促进中心转让协议文本，2015年10月29日，冯文明与向勇、常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说明》，同日，卢月红通过短信向向勇提供了汇款账号，2015年11月2日，向勇向卢月红账户汇款200万元，整个过程紧密且连贯；第三，常莎理应在《关于终止嘉兴市清洁生产中心转让协议》签订后退出生产促进中心并不再负责其日常运行工作，但根据现有证据，2015年12月常莎仍在生产促进中心相关财务凭证上签字确认，其社会保险亦由生产促进中心缴纳至本案起诉前，由此亦可印证冯文明与常莎之间存在转让生产促进中心这一事实以及本案诉争的200万元系向勇根据《股份转让协议说明》代替常莎支付的生产促进中心转让款；第四，卢月红与冯文明系夫妻关系，且曾在生产促进中心参与工作，故其将其银行账户提供给向勇作为生产促进中心转让款收款账户，并无不合理之处。因此，本院认为，向勇关于卢月红取得并占有其支付的200没有合法根据，已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其据此要求卢月红返还200万元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卢月红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402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向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向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张 涛代理审判员  黄春燕代理审判员  张鑫杰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赵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