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杭商外终字第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建达发箱包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幼红。
委托代理人：蔡宏谋。
委托代理人：上官宝山。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丝瑞宝覆膜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荣信。
委托代理人：慕鲁菁。
委托代理人：楼守忠。
上诉人泉州建达发箱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达发公司）与被上诉人丝瑞宝覆膜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瑞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2）杭萧商外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丝瑞宝公司、建达发公司自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发生买卖业务往来，由丝瑞宝公司供应给建达发公司箱包面料，共计价款1452390.85元，丝瑞宝公司已开具金额为1439709.55元的增值税发票，建达发公司已支付983601.34元，扣除扣款12681.30元，尚欠丝瑞宝公司货款456108.21元未付。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建达发公司作为买受人，未全面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丝瑞宝公司要求建达发公司支付未付货款456108.21元并赔偿该款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建达发公司关于双方自2012年6月份起不存在买卖关系以及不欠货款的抗辩，依据不足，不予采信。至于建达发公司抗辩的2012年3月份丝瑞宝公司供货存在质量问题从而要求在货款中扣除或另行赔偿，因建达发公司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且扣款或另行赔偿款项也超出了本案诉争货款范围，建达发公司未提起反诉，故对其关于质量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建达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丝瑞宝公司价款456108.21元，并赔偿该款自2012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指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8210元，由建达发公司负担。
判决后，建达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没有管辖权而审理本案，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当事人的法定诉权，二审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合同纠纷案件在原、被告对于管辖法院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由合同履行地或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本案中，根据丝瑞宝公司的陈述，在买卖活动中均由其送货至建达发公司，合同履行地应为福建泉州洛江区。丝瑞宝公司提供的一份《付款协议》，援引其中“如果发生纠纷协商不成的，应提交乙方所在地法院申请仲裁”来主张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但是一方面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另一方面该条款属于约定不明。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实际上，建达发公司在原审中已提出管辖权异议，但由于一审法院并没有出具书面的裁定书，建达发公司无法提起上诉，不得已继续参加庭审，但不能据此认为接受一审法院的管辖。二、丝瑞宝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其诉讼请求。一方面，丝瑞宝公司提供的主要证据即传真对账单的真实性无法得以证实，其提供的通话清单既无法体现是传真还是打电话，更无法体现对话的内容，建达发公司在质证时已明确提出异议。另一方面，丝瑞宝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表现在：对账单为传真件；订购合同、送货单、通话清单、付款协议均为复印件，没有建达发公司或其工作人员的签章；通知函并不是发给建达发公司的；快递详单要么未经快递公司的盖章确认，要么无法体现寄件的内容；上述证据也无从证明“张阿星”为建达发公司的工作人员。丝瑞宝公司提供的证据在真实性和关联性存在诸多疑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仍然认定其提供的材料能够互相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与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责任”规定不符。三、在丝瑞宝公司无法完成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推论其诉求得以成立的做法错误。一审法院以建达发公司认可与丝瑞宝公司在2012年6月之前有过交易就据此推定此后经“张阿星”签名的对账单、送货单、订购合同等证据材料均为建达发公司的行为。但是，建达发公司虽认可其与丝瑞宝公司2012年6月前的交易，并不是基于丝瑞宝公司提供的2012年6月前的《订购合同》和对账单，且2012年6月份之前的《订购合同》和对账单也同样没有建达发公司或其工作人员的签章，无法证明是建达发公司的行为。丝瑞宝公司对其诉讼请求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即使建达发公司的反驳不成立，也不能就此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建达发公司。一审法院推断双方之间存在交易且该交易即与丝瑞宝公司提供的2012年6月前的相关合同与单据相互呼应，该认定是不成立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仍然对本案审理，剥夺了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法定权利，正确的做法是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可以进行审理，但由于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缺乏真实性、关联性，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据此，建达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杭萧商外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书，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或判决驳回丝瑞宝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丝瑞宝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建达发公司现提出的管辖异议不能成立，理由：1、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的依据是双方一致同意的付款协议，该协议第4条约定“如果发生纠纷协商不成应提交乙方所在的人民法院申请仲裁“，乙方就是丝瑞宝公司，该约定在表述上有瑕疵，但约定的真实意思是明确的，即由萧山区人民法院来管辖。2、法律赋予当事人对管辖权有权提出异议，但也明确管辖异议应在提交答辩状期内提出，本案在2012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到第一次开庭时间2013年1月5日已过了答辩期，无论在庭审之前还是庭审中，建达发公司从未提出过管辖权异议。3、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2款明确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本案一审中两次开庭，建达发公司均应诉答辩，其无权再要求二审法院移送本案。三、一审判决的证据确实充分，查明的事实清楚：1、建达发公司认可的事实是，双方从2011年9月起发生业务往来，截止2012年5月，建达发公司收到丝瑞宝公司交付的货物和发票共计967951.17元，正因为其对供货无异议，其支付了货款983601.34元。2、双方有分歧的是：建达发公司认为此后6、7、8三个月没有收到过丝瑞宝公司的供货。一审时丝瑞宝公司已充分完成了举证任务，其中有：四份送货单（2012年6月18日、2012年6月30日、2012年8月11日、2012年8月15日），该四份送货单均是原件，有实际数量和交货日期，上面不但有建达发公司的人员签收，还有第三方物流公司驾驶员的签字；两份快递凭证（2012年7月13日亚风速递、2012年6月2日顺风快递），寄送的是样布。以上送货单和快递单不但可以证明交货情况，且可以与对帐单相互印证，还可以与订购合同及6月份之前的送货单、订购合同、对帐单相互印证。3、建达发公司支付的最后一笔货款是8月10日的30万元，如果按照其讲法6月份之后丝瑞宝公司未供货，其为何在8月又多付货款，这恰恰是因为6月份之后丝瑞宝公司还在继续供货。建达发公司承认6月份之前双方的交易往来，但又不提供6月份之前相关凭证，不符合交易习惯，因为双方之间不是即时清结的交易，故肯定存在相应的交易凭证，丝瑞宝公司已经提供，而建达发公司却不提供，故一审法院判决由其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是推定，而是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作出的认定，是正确的。4、关于张阿星的签名，张阿星是双方业务的主要联系人，他到过丝瑞宝公司也提交了名片。建达发公司承认双方之间在6月之前有义务，而其中3月份的4张订单正是张阿星签字的；双方之间的订购合同主要通过传真，但还有两份是张阿星签字的原件；丝瑞宝公司将发票寄给建达发公司时，收信人明确写的是张阿星，退回的发票也是张阿星办理的；况且，丝瑞宝公司不仅提交了对帐单，还提交了送货单可以印证。综上所述，丝瑞宝公司认为原审判决是正确的，建达发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后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管辖权问题；二、建达发公司是否欠付丝瑞宝公司货款的事实认定。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管辖权问题。丝瑞宝公司于2012年12月1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依据其起诉时提交的证据--
付款协议书，其中约定如发生纠纷协商不成则“应提交乙方（即丝瑞宝公司）所在地的法院申请仲裁”，该付款协议书虽为传真件，但其中约定“传真件有效”，故原审法院据此受理本案。建达发公司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原审法院对本案于2013年1月5日和2013年5月17日进行了两次开庭审理，建达发公司均到庭应诉答辩，直至法庭辩论终结，建达发公司从未对本案提出管辖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和第二款“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建达发公司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丝瑞宝公司和建达发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双方均认可彼此之间自2011年9月起存在箱包面料的买卖关系，且建达发公司认可截至2012年5月其收到丝瑞宝公司提供的货物及开具的相应增值税发票计金额967951.17元，争议在于2012年6月、7月、8月双方是否继续发生了货物交易。丝瑞宝公司作为交货及主张货款的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为此，丝瑞宝公司提供了一系列证据，其中包括（1）2012年6月至8月的订购单、2012年6月至8月期间的送货单和快递单；（2）2012年10月的总对账单、2012年3月、4月、5月、6月的月对账单、2012年6月至8月期间所涉货款的增值税发票和邮寄凭证、2012年8月建达发公司付款的凭证；（3）2012年6月之前的订购单、送货单、增值税发票；（4）付款协议、名片、通话清单等。上述证据虽然有部分传真件或复印件，单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是这些多个证据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印证，并且跟双方的陈述以及市场商事交易习惯结合起来，能够形成证据链来证明事实。首先，上述证据中的订购单、对账单、付款协议等系传真件，其中付款协议上有建达发公司的公章、总对账单有相应的电话通讯记录印证、月对账单的内容与总对账单能够对应，均显示来自于同一个传真电话，建达发公司也认可该电话号码系其公司的传真号码，而且丝瑞宝公司与建达发公司分属两地、相隔有距，在交易往来中采用传真方式也符合当前商事交易常理。虽然建达发公司全部否认上述传真件的真实性，但是其并没有提出合理的理由或者其他证据表明这些单据是虚假或伪造的；其次，丝瑞宝公司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内容从建达发公司下订单
--丝瑞宝公司送货--双方对账--丝瑞宝公司开具发票并邮寄发票--
建达发公司收取发票（或退回发票）、付款，显示了完整的合理的交易过程，其中，涉及2012年6月至8月期间，6月份送货单和快递单显示的供货数量与6月份对账单上的供货数量能对应，6月、7月、8月的送货单和快递单显示的供货数量与总对账单中6月、7月、8月的供货数量能对应，供货单上的货物品名、颜色、数量与订购单上的货物品名、颜色、数量能基本对应，供货单显示的数量结合订购单显示的单价所得金额与对账单显示的货款金额以及增值税发票金额能对应。送货单、快递单上显示有签收人，对账单上显示有确认人。第三，双方自2011年9月开始进行交易，建达发公司认可截至2012年5月的交易金额达967951.17元，丝瑞宝公司提供了2012年5月之前的部分订购单、送货单、对账单和增值税发票，印证了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表明2012年6月至8月期间的交易过程与之前一贯做法相同，其中送货单上的签收方及对账单上显示的确认人张阿星也是前后一致。建达发公司已认可双方之间2012年5月之前存在交易的事实，其既对丝瑞宝公司提供的以上证据一概否认，但自己又不能说明双方交易的具体情况，包括其公司经办人、订货方式、货物签收及货款结算情况等。由于两公司之间并非长期业务关系，又隶属两地，所涉货物需要通过长途运输，货物数量及所涉金额较大，并非即时清结的交易，建达发公司辩称全部都是通过口头方式而没有任何单据凭证，有违常理。此外，建达发公司既然主张双方的交易至2012年5月终止，交易金额是967951.17元，其也认可收到了丝瑞宝公司开具的涉及该金额的增值税发票，表明其应付款的金额已经确定，但是在2012年8月最后一次付款时却向丝瑞宝公司多付了款项，其行为恰可印证丝瑞宝公司主张的双方仍在继续交易的事实。因此，根据以上几方面因素，按照综合判断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可以认定丝瑞宝公司主张的2012年6月至8月间向建达发公司交货的事实，以及建达发公司尚欠丝瑞宝公司相应货款的事实。建达发公司提出原审判决认定证据及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丝瑞宝公司和建达发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丝瑞宝公司已经向建达发公司交付了货物，建达发公司应当向丝瑞宝公司付清所欠的货款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损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建达发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10元，由泉州建达发箱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斐
审 判 员 缪 蕾
代理审判员 ＸＸ力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季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