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18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瑞杰，男，1984年10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飞，北京市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段少良，北京市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高升，男，1979年6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争，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瑞杰因与上诉人袁高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商）初字第25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黄占山、法官刘海云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瑞杰在一审中起诉称：2013年2月，孙瑞杰与袁高升相识，袁高升对孙瑞杰宣称其享有北京和谐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称圆通公司）中发分部的“承包经营权”，并有意对外转让。2013年4月26日，孙瑞杰与袁高升签订了《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袁高升将其享有的圆通公司中发分部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孙瑞杰，孙瑞杰支付袁高升转让费22万元，自2013年5月1日该分部承包经营权归孙瑞杰享有。依据双方约定和协议性质，袁高升承诺到圆通公司为孙瑞杰办理“承包经营权”变更手续，将其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变更到孙瑞杰名下。协议签订前后，孙瑞杰陆续支付了袁高升转让费22万元。2013年5月1日，袁高升将中发分部交接给孙瑞杰，但袁高升并未为孙瑞杰在圆通公司办理承包经营权变更手续并将承包经营权变更至孙瑞杰名下。由此，因袁高升的违约行为，导致孙瑞杰受�中发分部进行承包经营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此，孙瑞杰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孙瑞杰与袁高升于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转包协议》；2、袁高升赔偿孙瑞杰经济损失22万元；3、诉讼费用由袁高升承担。
袁高升在一审中答辩称：孙瑞杰无法经营与袁高升无关，是因为孙瑞杰拖欠圆通公司费用，圆通公司不给孙瑞杰快递单、信封、发票等物料。孙瑞杰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法定解除、约定解除的条件和情形。在协议中，袁高升并未向孙瑞杰承诺办理承包经营权变更手续。在签订《转让协议》后，袁高升已将所有业务转交给孙瑞杰，并协助孙瑞杰做好了业务衔接工作，孙瑞杰也已实际经营，袁高升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双方签订的协议的目的也已正常实现。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4月26日，袁高升与孙瑞杰签署了《转让协议》，其上载明：袁高升自愿将名下的圆通公司中发分部的经营权以总金额（含交付圆通公司的5万元押金）2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孙瑞杰。袁高升名下圆通公司中发分部的经营范围，东西方向为：中关村大街以东至中关村东路之间所有区域；南北方向为：北三环西路以北至知春路之间的所有区域。袁高升承诺：自2013年5月1日起，与圆通公司之间不再有任何承包经营关系。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后生效，同时袁高升与孙瑞杰均认同此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同日，袁高升与孙瑞杰签署《转包协议》，其上载明：经双方协商，自2013年5月1日起，袁高升将承包的圆通公司下属中发区域经营权转包给孙瑞杰，2013年5月1日前的圆通所有债权债务由袁高升承担，2013年5月1日开始的所发生的圆通业务由孙瑞杰承担。袁高升将协助孙瑞杰做好业务衔接工作。本协议一式三份，袁高升、孙瑞杰、圆通公司�执一份。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关于该《转包协议》，孙瑞杰称系袁高升带领其去圆通公司办公室签署的，但并未将该协议交给圆通公司工作人员。
2013年4月10日，孙瑞杰向袁高升交付2万元；4月15日交付5万元；4月26日交付5万元；4月27日交付5万元；5月12日交付5万元。以上共计22万元。
另查，2013年1月30日，袁高升与圆通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圆通公司同意袁高升承担中关村公司区域的圆通速递市场运作，同意袁高升使用圆通注册商标、标志、圆通网络从事快递业务，有权使用带有圆通速递注册商标的各类包装物及用于各种经营活动的各种商标载体；圆通公司必须将与袁高升所签的各类约定上报上海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备案；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即自2013年1月1日始至2013年12月31日止。袁高升按照约定履行本协议，享有续签协�的优先权；袁高升在合作期间不得私自处理所经营区域的圆通商标使用权给第三方经营，一经发现，圆通公司将按第十一款规定办理。袁高升办理更换合作方的程序，必须事前向圆通公司提出更换合作方的申请。圆通公司接到袁高升申请报告，应对第三方进行考查，以决定是否接纳其合作。在考查时，应先办理过渡认定手续。若圆通公司没有办理过渡认定手续，则表示圆通公司不承认第三方的特许人身份。
一审诉讼中，袁高升称其在孙瑞杰支付最后一笔5万元转让款当天将5万元押金条、袁高升与圆通公司所签《合作协议》原件都交付给了孙瑞杰。孙瑞杰对此不予认可，其称未从袁高升处收到押金条及《合作协议》，其向该院提交的《合作协议》复印件是在2013年10月从圆通公司处取得的。目前，袁高升称圆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其无法协助孙瑞杰继续经营中�分部。关于《转让协议》和《转包协议》的有效期限，孙瑞杰和袁高升均称并未约定截止日期。袁高升称：如果孙瑞杰守约，到2014年是可以继续做的，如果孙瑞杰违反圆通公司的规定，圆通公司有权不让其继续经营。
一审诉讼前，孙瑞杰曾以袁高升存在欺诈、孙瑞杰存在重大误解为由在海淀法院起诉过袁高升，诉讼请求是：1、撤销双方于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2、袁高升退还孙瑞杰22万元；3、袁高升承担诉讼费。海淀法院经审查认为：结合双方签约过程及履约情况可见，孙瑞杰与袁高升二人系在圆通公司办公场所签订的相关协议，且在协议内容中也明确写明了袁高升负责经营的中发分部的地域范围，在此情况下，孙瑞杰对袁高升转让中发分部的性质及权限有义务也有能力进行了解核实，据此，袁高升对其进行欺诈的可能性较小；在签约之后，孙瑞杰称其实际经营至2013年11月份，在此期间经营正常，且与圆通公司多次进行正常结算，据此可以认定，袁高升所出让的中发分部经营权确实存在，且孙瑞杰作为受让者实际使用了包括袁高升经营期间剩余运单在内的经营资源，孙瑞杰所称袁高升对其存在欺诈、其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缺乏依据，也与双方签约、履约经过不符。最终，海淀法院于2014年5月22日作出（2014）海民初字第12297号民事判决，驳回孙瑞杰的诉讼请求。孙瑞杰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后又于2014年8月11日申请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6539号民事裁定，准许孙瑞杰撤回上诉，双方当事人均按一审判决执行。
一审诉讼中，孙瑞杰提交了一段其于2014年7月28日下午与圆通公司经理喻法根的交谈录音，喻法根称，中发分部是属于圆通公司的，袁高升并没有转让权。袁高升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诉讼中，孙瑞杰提交了袁高升于2013年4月27日出具的两张《收条》，两张《收条》均载明，“今收到李斌圆通转让订金5万元正”。两张《收条》上均有郑×作为证人的签名。孙瑞杰在其中一张《收条》上注明：“如果圆通公司2013年6月1日前没有与孙瑞杰签订协议授权，袁高升将退还孙瑞杰22万元转让费。”孙瑞杰称，袁高升看到了其注明的内容并签字确认。袁高升对此不予认可，并称自己不认识郑×。诉讼中，孙瑞杰申请证人郑×、王×、孙×出庭作证。证人郑×陈述证言称：2013年4月27日，袁高升作为老板带着郑×去送货，袁高升在第一张《收条》注明“李斌”有误，第二张《收条》又写错了，之后孙瑞杰在《收条》上注明了退款条件，孙瑞杰和袁高升让郑×作证，郑×就在收条上签了名；2013年11月10日，郑×和孙瑞杰去公司找喻总买运单，喻总�不让干了，也不卖单子了。证人王×陈述证言称：2013年11月10日，当时王×和孙瑞杰、郑×、孙×一起去找喻总买运单，喻总说不让孙瑞杰干了，说公司要直营，收回经营权。证人孙×陈述证言称：2013年11月10日，孙×、孙瑞杰等人去圆通公司找财务要物料，财务让去直接找喻经理，喻经理说要直营不卖给孙瑞杰了。孙瑞杰认可上述证人证言，袁高升对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诉讼中，一审法院曾通过函件及电话与圆通公司联系，圆通公司称中发分部目前由其直营，其并不了解本案相关情况，无法配合该院调查。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孙瑞杰与袁高升签署的《转让协议》、《转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一、关于对双方争议事实的认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多处事实存在不一致表述，对此，该院逐一评述如下：其一，关于5万元押金条。《转让协议》明确约定，22万元转让款中包含交付圆通公司的5万元押金，孙瑞杰虽称其未收到押金条，但却分5次支付了全款，且最后一次付款为5万元，明显与交易常理不符，故该院对袁高升所述其已向孙瑞杰交付押金条的事实予以采信。其二，关于《合作协议》。袁高升转让的是圆通公司中发分部的经营权，《转包协议》的签署地点位于圆通公司，孙瑞杰作为受让方，不论其是否从袁高升处取得《合作协议》的原件，其有义务也有能力了解袁高升与圆通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内容。其三，关于《收条》。对于“如果圆通公司2013年6月1日前没有与孙瑞杰签订协议授权，袁高升将退还孙瑞杰22万元转让费”这句话，系孙瑞杰自行书写，在并无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郑×所述证言，无法达到证明袁高升认可上述内容的证明标准，孙瑞杰主张此内容为双方的合意，该院不予采信。其四，关于孙瑞杰向该院提交的录音文件，因对话人身份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存在疑点，该院对此亦不予确认。
二、关于合同履行及解除。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并未约定经营权转让的截止期限，《转让协议》、《转包协议》目前尚处于有效期内，袁高升作为涉案22万元转让款的收取方，负有确保孙瑞杰长期经营中发分部的合同义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中发分部已由圆通公司直营，涉案协议继续履行存在现实困难，且袁高升明确表明不能为孙瑞杰协调经营事宜，因此，孙瑞杰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对于其要求解除《转让协议》、《转包协议》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袁高升辩称孙瑞杰拖欠圆通公司费用，但其并未就此提交证据，而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转让协议》、《转包协议》仅对袁高升、孙瑞杰两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约束。因此，袁高升以第三方圆通公司为由提出的上述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合同解除之后的法律后果。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转包协议》约定，“袁高升、孙瑞杰和圆通公司各执一份”，根据该约定，袁高升作为与圆通公司合作的一方以及涉案经营权的转包方，应当向圆通公司交付此协议，并向圆通公司告知其转包情况，而且，根据袁高升与圆通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袁高升应当向圆通公司提交申请并办理过渡认定手续。但是，袁高升并未履行上述义务，明显违反协议约定。承包经营过程中，孙瑞杰缺乏与圆通公司沟通谈判的基础，承包经营�处于不确定状态，袁高升对此负有过错。但是，需要指出，孙瑞杰称其不能继续经营系袁高升未向圆通公司进行备案这一原因直接导致，但并未就此提交有效证据，故该院对该因果关系不予确认。对于孙瑞杰而言，该院认为，其在签署《转让协议》、《转包协议》之时，应当已了解受让经营权的权利来源、权利性质及有效期限。袁高升与圆通公司合作的截止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在未征得圆通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孙瑞杰能否顺利经营中发分部至2013年底，以及2014年能否获得继续经营的权利，均处于不确定状态，孙瑞杰对此风险应有明确认知，但是，根据现有证据，孙瑞杰接手经营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一直未催促袁高升向圆通公司办理备案手续，对风险的发生持放任态度，且其终止经营之时亦未与袁高升进行协商，因此，孙瑞杰对于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现状负有主�过错。本案中，袁高升收取的22万元转让款中包含5万元押金，依据前文认定的法律事实，孙瑞杰已取得5万元押金条，其要求袁高升向其退还此部分费用，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其余17万元转让费，鉴于孙瑞杰实际经营已半年有余，综合考虑协议约定、双方履约情况以及过错程度，该院认定，对于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事实，孙瑞杰与袁高升的责任比例分别为75％、25％，因此，对于孙瑞杰要求袁高升返还42500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对其超出该金额的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1、解除孙瑞杰与袁高升于2013年4月26日签署的《转让协议》与《转包协议》；2、袁高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孙瑞杰返还合同款42500元；3、驳回孙瑞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孙瑞杰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孙瑞杰已收到5万元押金条错误。本案中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袁高升向孙瑞杰交付了5万元押金条，袁高升仅是个人陈述，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他间接证据《转让协议》、“银行转帐凭证”并不能证明孙瑞杰系在收到5万元押金条后才支付转让费。二、一审法院以17万元转让费作为双方承担过错责任的基数错误。孙瑞杰实际支付袁高升转让费22万元，而袁高升没有按照约定将经营权变更至孙瑞杰名下，袁高升没有履行主要合同义务是协议不能履行的根本原因，故孙瑞杰因履行合同所支付的转让费22万元全部为孙瑞杰遭受的损失。该转让费虽包含押金5万元，但是该5万元押金条并未交付给孙瑞杰，即使孙瑞杰取得押金条，但是由于袁高升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将该债权（即请求�还押金的权益）转让给孙瑞杰的事实通知圆通公司，那么孙瑞杰也无法向圆通公司主张归还押金，综上，孙瑞杰根本无法享有该押金权益，一审法院应以全部转让费22万元作为双方承担过错责任的计算基数。一审法院对于双方过错的认定比例基本公允，但是计算基数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在袁高升向孙瑞杰返还合同款42500元基础上，改判袁高升再行支付孙瑞杰125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高升负担。
袁高升针对孙瑞杰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答辩称：孙瑞杰在一审审理中进行了大量虚假陈述，孙瑞杰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不能采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孙瑞杰的上诉请求。
袁高升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对于《转让协议》、《转包协议》的认定有误。合同自双方签署后，孙�杰实际与圆通公司业务接洽后，上述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一审审理中已经查明，孙瑞杰实际经营圆通公司快递业务长达半年以上，也就是说，圆通公司中发分部的经营权已经完全交付给孙瑞杰。孙瑞杰在经营后因自身原因无法继续与圆通公司合作，袁高升不应承担责任。另，袁高升认为一审判决确定的转让款返还比例缺乏法律和证据依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瑞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瑞杰负担。
孙瑞杰针对袁高升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答辩称：一、《转让协议》、《转包协议》并未履行完毕，因为根据上述合同性质，袁高升要给孙瑞杰办理变更手续，但袁高升并未履行此义务，孙瑞杰一直以袁高升的名义进行工作，名称一直未变更到孙瑞杰名下。二、关于责任比例划分的问题，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现有证据做出的�定，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孙瑞杰认可一审法院对于责任比例的划分，但认为责任比例的计算基数应当是22万元。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袁高升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孙瑞杰与袁高升签订的《转让协议》及《转包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双方在二审期间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转让协议》、《转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二、若前述协议应予解除，双方责任如何确定。
针对焦点一，本院认为，《转让协议》及《转包协议》中均未约定袁高升为孙瑞杰办理经营权转让的截止期限，双方在上述协议签订后，也未就此形成一致意见，现中发分部已由圆通公司直营，袁高升亦表示不能为孙瑞杰协调办妥经营权转包事项，故《转让协议》及《转包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该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据此判令合同解除，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焦点二，一方面，根据袁高升与圆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圆通公司办理更换合作方的程序，袁高升必须事前向圆通公司提出更换合作方的申请，圆通公司接到申请报告后，对第三方进行考察”；根据袁高升与孙瑞杰签订的《转包协议》约定，“袁高升、孙瑞杰和圆通公司各执一份”。袁高升作为转包方以及与圆通公司的合作方，应负有向圆通公司交付协议并提出更换合作方申请的义务。袁高升未履行上述义务，存在过错。袁高升虽主张一直敦促孙瑞杰办理转包手续，系孙瑞杰故意拖延，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孙瑞杰虽主张其�直催促袁高升办理转包手续，但亦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孙瑞杰实际经营中发分部半年有余，放任合同履行的不确定状态，对于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负有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协议约定、双方履约情况及过错大小，最终确定孙瑞杰与袁高升的责任比例分别为75％和25％，并无不当。另一方面，针对返还款项的计算基数问题，孙瑞杰上诉称其未收到5万元押金条，主张返还款项的计算基数应为22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孙瑞杰与袁高升明确约定22万元转让款中包含交付给圆通公司的5万元押金，在袁高升未向孙瑞杰交付5万元押金条的情况下，孙瑞杰即分5次向袁高升支付转让款，有悖交易惯例，且孙瑞杰未能举证证明其曾经向袁高升索要押金条，故一审法院对袁高升所述已向孙瑞杰交付押金条的事实予以采信，并在计算返还基数时将该笔5万元款项予以扣除，即以17万元作为计算基数，亦无不当，本院对于孙瑞杰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孙瑞杰、袁高升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四千六百元，由孙瑞杰负担三千七百一十一元（已交纳），由袁高升负担八百八十九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九百七十六元，由孙瑞杰负担一百一十三元（已交纳），由袁高升负担八百六十三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 明 宇
审 判 员 黄 占 山
代理审判员 刘 海 云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昕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