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三亚民再终字第9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三亚市吉阳区榆红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红村。负责人:黎亚炳，该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黎叶，海南祥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聪，海南祥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蒲明司，男，1992年7月30日出生，黎族，公民身份号码为4602001992********，住海南省三亚市吉阳镇榆红村*组**号。委托代理人:李盛华，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三亚市吉阳镇榆红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简称榆红五组）与被申请人蒲明司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于2012年7月27日作出（2012）城民一初字第2055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榆红五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25日作出（2012）三亚民一终字第710号民事判决（简称二审判决）。榆红五组仍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海南高院）申请再审。海南高院于2014年11月18日作出（2014）琼民申字第34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并中止原审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榆红五组的负责人黎亚炳及委托代理人黎叶、被申请人蒲明司的委托代理人李盛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蒲明司于2012年6月25日起诉称：其母亲黎亚目及本人出生在榆红五组，系该村小组的成员。1992年6月4日，其母亲黎亚目与父亲蒲进劝登记结婚，于1992年7月30日生育蒲明司。蒲明司从出生以来就与其家人在榆红五组生活、居住、生产，也在该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积极参加村民选举等集体活动。2012年5月，榆红五组向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每人应得款项为80370元，但该村小组以其母亲是外嫁女为由，拒绝向蒲明司及其母亲发放该款。蒲明司系该村的村民，应当享有与其他成员同等的权利。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一、蒲明司具有榆红五组村民集体资格；二、榆红五组向蒲明司支付征地补偿款8037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榆红五组承担。榆红五组辩称：蒲明司的母亲黎亚目于1990年嫁到三亚市下洋田社区，其丈夫于2000年左右去世。后来，黎亚目带蒲明司回到榆红五组盖房子生活，盖房子的用地是榆红五组给黎亚目的。对征地补偿款发放的事情，是经村民开会决定的。该决议的内容是，在榆红五组有承包地的村民就可以分，也就是在承包经营权证上有名字的村民就能分到征地补偿款。黎亚目没有承包经营权证书，榆红五组就没有分给黎亚目及她的儿子蒲明司。一审法院查明:蒲明司及其母亲黎亚目出生在榆红五组，从小在该组居住、生活，户籍也一直在该组。1992年6月24日，黎亚目与三亚市下洋田居民蒲进劝登记结婚，分别于1992年7月30日、1998年7月18日生育男孩蒲明司、蒲明皇。2003年，蒲进劝去世。榆红五组就分一块宅基地给黎亚目建房居住。黎亚目婚后在其丈夫蒲进劝的户籍处没有承包地及享有任何福利。2008年，榆红五组的棕榈滩土地陆续被征用，该小组于2012年5月向本村每个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80370元。因黎亚目已于1992年6月出嫁，故榆红五组以其是外嫁女为由，拒绝向其及儿子蒲明司支付上述款项。在诉讼中，榆红五组对向本村每个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80370元的数额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征用补偿费使用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以支持。土地补偿款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消灭的补偿，应属全体村民共同享有。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员，都享有村民同等待遇，参与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蒲明司是否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能否参加榆红五组征地补偿款分配的依据。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应以是否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具有依法登记的常住户口及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并考虑农村土地承包具有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为基本判断标准。本案中，蒲明司的母亲黎亚目出生在榆红五组，其户籍一直登记在榆红五组，从未迁移。其与蒲进劝结婚后并没有成为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城市中也没有固定的正式工作，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农民的基本身份。且黎亚目在丈夫蒲进劝去世后，就在该村分配的宅基地上建房居住生活，尽到了村里的各种义务并接受该组的管理，应与其他的榆红五组的村民享有同等的权利，故应认定黎亚目具备榆红五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征地补偿款的资格。黎亚目生育的儿子蒲明司随母亲落户于榆红五组，自然成为该村小组的村民，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剥夺其作为该村村民的资格。村民大会决议也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涉及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征用补偿费使用、分配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内容，应当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不得以妇女结婚等为由，侵害妇女的权益。故榆红五组不分配蒲明司征地补偿费的决议已侵犯了蒲明司的合法权益，不受法律保护的。蒲明司主张榆红五组支付征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如下：榆红五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蒲明司支付土地征用补偿款8037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5元，由榆红五组负担。榆红五组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一审查明2008年榆红五组的棕榈滩土地陆续被征用，榆红五组以蒲明司为“外嫁女”为由拒绝向其发放征地补偿款80370元及榆红五组对向每一位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事实没有异议等不是事实。2008年因国家建设需要，榆红五组已向村民发包的棕榈滩土地被国家依法征用，经村民表决，榆红五组依法制定合法的分配方案，即5％的征地补偿款归集体所有，其余部分按1997年土地承包时的实际面积将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发放给失地的农户，而不是向村里的每一位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此外，榆红五组是以蒲明司没有承包地被征用，而不是以蒲明司为“外嫁女”为由，未向其发放征地补偿款。因此，一审判决对本案中被征用土地的性质以及征地补偿款发放的情况存在查明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中明确规定“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我省明确于2006年制定并颁布了《海南省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应依据该《办法》进行分配。但一审判决仅适用了该司法解释条款的前部分而忽略后部分的规定，就认定榆红五组指定的分配决议无效且蒲明司应当享受涉案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权利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此外，本案中被征用的土地为榆红五组向村小组村民发包的承包地，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不属于集体收益款，不存在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或违背男女平等原则的情况，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驳回蒲明司的诉讼请求。蒲明司辩称:（一）一审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蒲明司出生在榆红五组，并一直在榆红五组居住生活、生产，所提交的户口本、合作医疗、证明等相关证据都能够证实蒲明司系榆红五组的合法村民，完全具备榆红五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蒲明司有权参与分配土地补偿费。因此，蒲明司要求获得该村征地补偿款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二）榆红五组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榆红五组的分配方案剥夺了蒲明司享有征地款项的权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规定。《海南省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是下位法，所涉及土地款项分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征地的土地款项应当归全部集体成员所有。土地补偿费不是一种个人的收益，榆红五组陈述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不属于集体收益款，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榆红五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榆红五组的上诉请求。二审判决查明：一审判决查明除榆红五组以蒲明司是“外嫁女”之子女为由拒绝支付征地补偿款外，其他事实属实，予以确认。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土地的性质是否为承包地；蒲明司是否具有参与征地补偿费分配的权利。一、关于涉案被征收土地的性质是否为承包地的问题榆红五组上诉主张涉案被征收的土地为承包土地，该土地已发包并全部被征收，本次征地补偿款全部向以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农户和承包人作为分配对象，每个承包人应领取的款项为8037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榆红五组对于被征收土地的性质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榆红五组并未提出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榆红五组的该项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蒲明司是否具有参与征地补偿费分配的权利的问题从蒲明司的母亲黎亚目出生、户籍、生活状况及基本生活保障情况等方面综合考虑，黎亚目具有榆红五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应认定作为具备榆红五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黎亚目有权参与分配涉案征地补偿款。蒲明司系黎亚目之子，跟随母亲生活、居住，其基于出生自然取得了榆红五组村民成员资格。因此应认定作为具备榆红五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蒲明司有权参与分配涉案征地补偿款。榆红五组通过村民会议方式形成决议，其中决议蒲明司不能参与涉案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侵犯了蒲明司的合法权利，违反法律规定，该决议中关于蒲明司不能参与分配的内容应认定为无效。综上，二审判决认为，榆红五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0元，榆红五组负担。榆红五组申请再审称：（一）榆红五组从未向村民发放过80370元的征地补偿款。1.蒲明司主张榆红五组于2012年5月向本村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80370元，其提供的谭亚闷个人银行存折无法证实榆红五组发放过80370元的事实。存折记载的存款无法说明是榆红五组发放的款项，蒲明司无法提供证据相互印证，且存折记载的存款无论是单笔存款金额、存款时间均无法与榆红五组发放的款项相吻合，蒲明司在庭审中对于是否发放了该款项，发放数额多少及如何发放等问题的回答亦是含糊不清。2.榆红五组集体所有土地被征用后，于2012年5月24日根据1997年承包责任田的实际耕种面积，按18万元/亩并以家庭承包户为单位发放征地款；2013年2月发放征地补偿款19000元/人和春节补助款8000元/人。榆红五组提供上述历年发款的村民会议记录、领款表等资料，无论是单笔还是多笔款项合计，均没有体现出榆红五组曾向村民发过80370元/人，榆红五组其他村民（包括蒲明司的外婆家人）都也没有领取过80370元/人。3.二审判决在审理过程中尚未下判决前，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另案即上诉人王瑶与被上诉人榆红五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纠纷[案号为（2013)三亚民一终字第483号]已作出判决，认定王瑶主张榆红五组向村民发放80370元/人没有事实根据，并驳回王瑶的诉讼请求。该案与本案蒲明司主张的事实和诉求基本一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应对本案有拘束力。在本案中，蒲明司主张的80370元没有事实根据，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违背了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具有拘束力的法律适用原则。（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008年，榆红五组位于棕榈滩（已向村民发包的承包地）被国家依法征用。榆红五组依法制定合法的分配方案，即5%的征地补偿款归集体所有，其余部分按1997年土地承包时的实际面积将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发放给失地的农户，并经村民表决通过。榆红五组并非以蒲明司为“外嫁女”的子女为由不向其发放征地补偿款，而是由于蒲明司没有承包地被征用。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不属于集体收益款，不存在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或违背男女平等原则的情况,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依法查明事实，撤销(2012)三亚民一终字第71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蒲明司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蒲明司辩称：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谭亚闷提供的银行存折及村民证言等都能证明村民小组发放过征地补偿款。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蒲明司在榆红五组生活，具有村民资格，但没有任何收益，所以享有获得征地补偿款的资格。榆红五组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经再审审理查明：蒲明司的母亲黎亚目出生在榆红五组，从小在该组居住、生活，户籍也一直在榆红五组。1992年6月24日，黎亚目与三亚市下洋田居民蒲进劝登记结婚，分别于1992年7月30日、1998年7月18日生育男孩蒲明司、蒲明皇，蒲明司、蒲明皇户籍登记在母亲黎亚目户籍中。2003年，蒲进劝去世。榆红五组分一块宅基地给黎亚目及蒲明司、蒲明皇建房居住。黎亚目婚后在其丈夫蒲进劝的户籍处没有承包地及享有任何福利。从2008年开始，榆红五组的棕榈滩土地陆续被征用，被征收土地包括水田、虾塘、林地、菜地、住宅地及园地。2012年5月15日，榆红五组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对棕榈滩项目征用109.71亩水田土地款1860410元的分配事项进行讨论，并形成会议决议。该会议决议载明：到会人员一致提议，按照1997年土地承包时分配的实际面积发放，按照惯例榆红五组扣除5%归集体所有，水田土地款共有49户，总面积109.71亩，每亩18万元，总额19747800元，榆红五组扣除5%为987390元，农户实际领取水田款为18760410元。根据该会议决议，榆红五组制作了一份《榆红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棕榈滩项目农户领取水田土地款表》。该表载明的栏目有户主姓名、（农户水田）总亩数、每亩金额、村小组扣除5%的金额、应领金额、银行账号、领款人签名。所统计，该表登记领款农户有49家，均提供银行账户并已在领款人处签名，其中谭亚闷的水田面积为0.94亩，实际领取160740元；苏永就的水田面积为0.89亩，实际领取152190元；黎庆雄的水田面积为2.77亩，实际领取473670元；黎亚书的水田面积为2.02亩，实际领取345420元；黎庆华的水田面积为2.35亩，实际领取401850元。同日，榆红五组向三亚市吉阳区榆红村民委员会申请拨付征地补偿款，三亚市吉阳区榆红村民委员会予以同意。2012年5月24日，榆红五组向谭亚闷在三亚市农村合作联社红沙信用社开立存折的账号付款160740元。一审时，蒲明司举出谭亚闷的该份存折，用于证明谭亚闷一家两口人，共分得征地补偿款160740元，主张榆红五组按每一村民取得80370元的标准分配棕榈滩项目征地补偿款。榆红五组对蒲明司的该主张予以否认。另查明：王瑶因与榆红五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于2013年2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其本人为榆红五组村民，榆红五组从2012年5月及2013年2月向每位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80370元和27000元共107370元，但仅向王瑶发放8100元，因此诉求榆红五组向其支付征地补偿款99270元。本院于2013年8月28日作出（2013)三亚民一终字第483号民事判决查明，因棕榈滩项目政府征用榆红五组的土地，被征用土地属该小组的承包责任田；2012年5月24日，榆红五组按家庭承包责任田的实际耕种面积，以每亩18万元向每户发放了征地补偿款。该判决同时认定，土地补偿款属村民家庭承包责任田的征地补偿款，遂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即驳回王瑶诉求榆红五组向其支付征地补偿款80370元的诉讼请求。2015年1月2日，三亚市市委、市政府实施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撤镇设区，原三亚市吉阳镇人民政府改为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2015年1月20日，本院作出（2014）三亚民再终字第9—1号民事裁定，中止本案诉讼。2015年5月6日，本院恢复本案审理。本院再审认为：在本案中，榆红五组对蒲明司具有榆红五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为榆红五组是否应向蒲明司发放征地补偿款80370元。根据案件查明情况，榆红五组在其位于棕榈滩的土地被征用后，对棕榈滩水田征地补偿款于2012年5月15日通过村民会议方式形成决议予以分配，向以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土地承包农户作为分配对象予以发放，其分配款金额以每亩18万元按承包水田土地实际面积计算，各户户主领取分配款金额不相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蒲明司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来看，蒲明司在本案中所诉款项是榆红五组于2012年5月15日经村民小组会议决议向49户发放的水田征用补偿款。但是，蒲明司主张榆红五组应向其支付征地补偿款80370元，为此提供了谭亚闷个人银行存折，其上记载征地款160740元，该存折无法证实榆红五组向每一个村民发放过80370元的事实，根据领款表中载明的参与分配农户人数和所领取款项总额计算也不能得出每一个村民得到80370元的结果，且榆红五组对此不予认可。因此，蒲明司主张榆红五组向每村民发放80370元，无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海南省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自治组织没有条件调整数量与质量相当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土地征地补偿费应当按不少于7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民。根据榆红五组所举《关于五组领取棕榈滩项目土地赔偿款的申请》、《榆红五组村民会议决议》、《榆红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棕榈滩项目农户领取水田土地款表》等证据可认定，榆红五组2012年5月15日通过村民会议决议予以分配的对象是棕榈滩水田征地补偿款，而水田属于村民家庭承包责任田的范围。在本院（2013)三亚民一终字第483号民事判决中，也已查明因棕榈滩项目对榆红五组所征用的土地属该小组的承包责任田，并驳回了王瑶主张榆红五组向其支付2012年5月发放的征地补偿款80370元的诉讼请求，据此可认定榆红五组在棕榈滩被征用的水田土地补偿款属村民家庭承包责任田的征地补偿款，榆红五组经过村民会议决议，将棕榈滩被征用的土地补偿款向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后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农户和承包人发放，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蒲明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榆红五组棕榈滩有承包经营的水田被征用，榆红五组根据村民小组决议未向其支付水田征地补偿款，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在蒲明司诉求榆红五组向其支付水田征地补偿款8037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榆红五组主张其不应向蒲明司支付征地补偿款80370元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2）三亚民一终字第710号民事判决和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2）城民一初字第205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蒲明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10元，由蒲明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朝审判员 陈莹明审判员 蔡西河qq2mkanawm0rykky57案件唯一码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刘乔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