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常民终字第19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国民。
委托代理人蒋建平，常州市武进区湟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亚芬。
委托代理人曾玉泉，常州市武进区前黄正和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上诉人甘国民因与被上诉人石亚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4）武前民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甘国民诉称，甘国民系多年的养蟹户，近几年连续获得武进区农业局颁发的优秀科技示范户证书，甘国民在养殖中使用的饲料和药成了附近养殖户想要购买的信得过的产品，甘国民于是应邀上门指导，为养殖户代加工蟹饲料，并继续从镇江公司批发蟹药供应给养殖户。从2012年4月19日开始，石亚芬连续向甘国民购买蟹饲料和蟹药，然后再卖给附近的养殖户，甘国民赊帐销售，不愁要不到货款。截止2012年8月10日，石亚芬共向甘国民购买饲料56270元，蟹药176676元，合计232946元，经结算，石亚芬于2013年1月31日向甘国民出具了一张上述金额的欠据。后，石亚芬支付了92710元，尚欠140236元。在甘国民催要时，石亚芬竟然称是为甘国民代销，不想付款。甘国民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石亚芬支付甘国民货款140236元，并承担该款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本案诉讼费用由石亚芬承担。
石亚芬辩称，1、甘国民、石亚芬之间不是代加工蟹饲料，而是蟹饲料买卖关系。2、甘国民主张的蟹药款176676元，其中包括甘国民经由石亚芬供给沈亚华的蟹药款43170元（包括37袋蟹饲料的货款）和蒋旭红的蟹药款53630元，这部分款项不应由石亚芬支付。3、甘国民出售蟹饲料属于违法经营，出售的蟹药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导致了石亚芬的损失，石亚芬保留起诉的权利。
原审经审理查明，甘国民、石亚芬均是渔业养殖户。从2012年4月至7月间，甘国民共向石亚芬供应其自制的蟹饲料计货款56270元（石亚芬后将其中的37袋蟹饲料转让给了另一与甘国民同样有往来的养殖户沈亚华）；同时，甘国民并向石亚芬供应由其经销的镇江益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蟹药计货款176676元，石亚芬又将其中部分蟹药供应给了养殖户沈亚华及蒋旭红（蒋旭红系另一与甘国民有蟹饲料买卖往来的养殖户），其中沈亚华为36599元，蒋旭红为53630元。2013年1月31日，石亚芬向甘国民出具欠据一份，载明共向甘国民购蟹饲料56270元，蟹药176676元。在往来过程中，石亚芬共向甘国民支付货款92710元（其中包括石亚芬向甘国民退蟹药的款项39910元），余款未付。甘国民为向石亚芬催要余欠款而起诉来院，要求处理。
以上事实，由甘国民提供的饲料送货单8张、蟹药送货单27张、2013年1月31日的欠款1张，石亚芬提供的由沈亚华及蒋旭红出具的证明、付款凭证3张及本院对沈亚华及蒋旭红调查笔录各一份等予以证实。
原审另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2日，甘国民与养殖户沈亚华进行了结算，结算后，沈亚华向甘国民出具了“结帐单”一份，确认结欠甘国民款项100000元，该结欠金额100000元包括了经由石亚芬向沈亚华转供的蟹药款36599元及蟹饲料37袋的货款5920元。
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2014）武前民初字第799号民事判决书和本院（2015）常民终字第664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实。
原审经审理后认为，甘国民、石亚芬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甘国民共向石亚芬供应蟹饲料56270元，蟹药176676元，合计232946元，石亚芬已给付甘国民货款92710元，还应给付甘国民货款140236元。上述货款232946元中，包含石亚芬转供给沈亚华的蟹药款36599元及蟹饲料37袋的货款5920元，共计42519元，该部分货款，因甘国民已经与沈亚华直接进行了结算，故不应再在石亚芬处重复计算，故该42519元应从欠款140236元中予以扣除，扣除后，石亚芬还应向甘国民支付货款97717元，石亚芬并应承担欠款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至于石亚芬转供给另一养殖户蒋旭红的蟹药款53630元，由于甘国民、石亚芬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代销关系，甘国民至今也没有就此款与蒋旭红结算，故该部分款项仍应由石亚芬支付。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石亚芬给付甘国民欠款97717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承担该欠款自2014年9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完毕；二、驳回甘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甘国民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以批发价供应给被上诉人自制的蟹饲料和镇江益生堂生产的蟹药，然后被上诉人再卖给沈亚华、蒋旭红等其他养殖户，对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代销关系是正确的。2013年1月31日，被上诉人出具了结欠上诉人蟹饲料和蟹药总金额的欠据，该欠据上既没有被上诉人已卖给沈亚华、蒋旭红等养殖户的名字以及具体出卖蟹饲料和蟹药的数量、金额，即没有涉及第三方，也没有写有该欠据上的总金额中包含沈亚华、蒋旭红在被上诉人处购买的货款，该欠据上记载的只是被上诉人结欠上诉人总货款，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一审法院认定该总货款中包含被上诉人卖给沈亚华的货款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与沈亚华发生了买卖关系，上诉人与沈亚华也有买卖关系，被上诉人辩称代上诉人转交蟹药，没有提供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代交的书面材料加以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承认自己还没有与沈亚华、蒋旭红结账，也没有向上诉人提供上诉人转交给沈亚华、蒋旭红多少蟹药的凭证，而后是在法庭参与下，被上诉人才让沈亚华蒋旭红结的帐，说明了上诉人根本不知道沈亚华、蒋旭红在被上诉人处买了多少药，各人结各人的账，各人收各人的款，是古老的交易习惯，然而一审法院违反了这一法则，偏袒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心不服判决，口也不服判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法院在审理阶段对沈亚华、蒋旭红进行了调查，确定沈亚华在被上诉人处转交购买了36599元蟹药和5920元蟹饲料。没有得到上诉人的质证和确认，据此直接判决该二笔款从上诉人的应收款中扣除，既对上诉人不公平，也违反了法律关于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2、买卖合同关系在于买方与卖方之间，不涉及第三方，更不能为第三方设定权利义务，一审法院违反合同法相对性原理，将欠据不涉及的沈亚华牵涉进来，有违法律规定。
综上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石亚芬在法定期限内未作书面答辩。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故本院对原审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生效的（2014）武前民初字第799号民事判决已确认：2013年2月2日甘国民与沈亚华结算的蟹药和蟹饲料款100000元中包括石亚芬向沈亚华所送交的蟹药款36599元及蟹饲料37袋的货款的事实。本案中，甘国民持2013年1月31日其与石亚芬结算单据向石亚芬主张欠款56270元＋176676元=232946元中剩余的140236元。石亚芬在诉讼中抗辩称：甘国民主张的蟹药款176676元，其中包括甘国民经由石亚芬供给沈亚华的蟹药款43170元（包括37袋蟹饲料的货款）和蒋旭红的蟹药款53630元，这部分款项不应由石亚芬支付。因甘国民与石亚芬结算日期在前，甘国民与沈亚华结算的日期在后，且上述生效判决已判决沈亚华向甘国民支付欠款100000元。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甘国民应当举证证明，相关由石亚芬供给沈亚华蟹药及蟹饲料的款项不包括在甘国民与沈亚华结算的100000元中。而甘国民在本案诉讼中，并无相反的证据推翻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上述事实。因此，甘国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上诉人甘国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4元，由上诉人甘国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唯立
审 判 员 陈 卫
代理审判员 潘 军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