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陕02行初21号原告：曹侠，女，汉族，1966年3月10日生。被告：宜君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陕西省宜君县宜阳北街9号。法定代表人：曹全虎，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孙小勇，该县政府法制办主任。委托代理人：闵菊花，陕西秦中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俊校，男，汉族，1963年11月16日生。委托代理人：王耀华，陕西宜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侠因不服宜君县人民政府林权行政登记行为，于2016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立案后，于2016年6月15日向被告宜君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张俊校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曹侠，被告宜君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孙小勇、闵菊花，第三人张俊校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耀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宜君县人民政府于2010年5月5日向第三人张俊校颁发了君林证字（2009）第002993号林权证。原告诉称，2009年3月8日，原告与沈福明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从沈福明处承包耕地100亩，荒地50亩，核桃树100余棵，住房3间，窑洞3孔，烤烟炉3间，并约定承包经营期限为21年，即从2009年3月8日起到2029年12月10日止。合同签订后，原告取得了上述土地、房屋等的使用权，并实际对土地进行了耕种。但在2010年原告承包的土地中一部分被张俊校强占，为此，原告曾多次找其交涉均无结果。2014年4月初，张俊校又一次准备强行耕种，被原告拦下。张俊校称其在2010年5月5日就取得了宜君县林业局颁发的（2009）第002993号林权证。被告在没有调查相关地块实际使用权属情况，在该块土地上并没有任何林木的前提下就发放林权证，这不仅是公权力的滥用，更是严重的侵害了原告对该土地的使用权。该行政行为的作出不仅在事实认定上是错误的，而且给没有任何林木的土地颁发林权证，也证明其审核程序严重违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依法撤销君林证字（2009）第002993号林权证。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土地承包合同，证明本案争议土地已经转包到原告名下，来源合法。证据2：民事调解书、行政裁定书，证明争议的20亩土地是原告合法承包的。被告辩称：1、原告与第三人的林地纠纷应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先行解决承包地林木、林地的权属纠纷问题；2、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及《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原告的救济渠道应当是到发证机关或其上级提出申请，而非直接到法院诉讼；3、被告在颁发林权证时依据《森林法》及《林木林地登记管理办法》进行登记，程序合法，不存在撤销事由；4、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司延林、沈福明、曹侠就本案所涉及土地进行转包，曹侠已不是该土地的权利人。证据2：宜君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文件，证明被告向张俊校发放的林权证是严格依照程序而颁发的林权证，合法有效，工作人员不存在滥用职权。证据3：林权登记申请表。证据4：宜君县森林、林木、林地林权界定表。证据5：宜君县集体林林地承包合同。证据6：林权勘界公示资料。证据3—6的证明目的同证据2。证据7：调查及处理意见报告，证明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被告无权撤销颁发给张俊校的林权证。证据8：2014年4月22日原告向宜君县人民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状，证明原告此次起诉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证据9：（2014）宜君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裁定书。证据10：2013年4月26日宜君县城关镇政府作出的张俊校和司延林的林权争议调解处理书。证据11：2012年君民初字00017号判决书，证明沈福明和司延林的合同已经解除，曹侠与该土地没有关系。第三人述称：1、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完整，审查严格，并在颁发之后进行了公示；2、第三人与原告并没有土地纠纷，更没有强占行为；3、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2015）君民初字86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第三人对原告所诉争的20亩土地使用权属明确，归第三人使用。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证据2—6不认可，认为界定、发证时没有通知原告，没有经过原告同意，本案争议土地已经承包出去了，不能再次承包，公示表也没有见过，不予认可；对被告证据7认为处理意见不对；对被告证据8、9，原告无异议；对被告证据10认为该土地已经转包给了原告，司延林无权进行再次承包；对被告证据11不认可，认为该民事案件在二审时经过调解，司延林和沈福明的承包合同继续履行，原告在合同期限内依法享有各项权利。第三人对被告提交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相同。原告和被告对第三人提交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证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原告也提交了相同的证据，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6，该五份证据是被告用以证明其作出行政行为程序是合法的，是被告在颁发林权证过程中产生的材料，能够证明被告颁发林权证的程序性事项，但在上述五份证据中林权登记申请表和宜君县森林、林木、林地林权界定表中的四至部分没有原告曹侠的签字，通过实地查看，第三人林权证登记的地块北邻原告的承包地，上述的申请表和界定表不符合合法性的要求，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7，因不是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证据，而是对原告的信访问题作出的答复意见，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的要求，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8、9，原告无异议，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0，因该证据是在被告作出行政行为之后产生的证据，不能用于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且该证据能证明的事实是在被告颁发林权证时，其中部分地块的权属存在争议；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1，因该判决书已被本院的（2012）铜中民二终字第0005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故不予确认。原告证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因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内容一致，且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因该证据属于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且被告与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第三人证据：第三人提交的（2015）君民初字第00086号民事调解书，是对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民事纠纷的处理，与本案的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关联性，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曹侠承包的土地经过多次转包：首次发包是水塔村杨沟村民小组发包给本村村民姜永俊，姜永俊转包给秦庆明，秦庆明转包给司延林，司延林转包给沈福明，沈福明又转包给曹侠。在水塔村杨沟组与姜永俊的承包合同和姜永俊与秦庆明的转包合同中，均对承包地块的四至、面积有明确的说明：东至峁头，路下八亩到沟底，南至河底，西至土窑以西上菜籽怀承包地边，北至梁后大块地下沿；面积为120亩弃耕地及零星荒坡30亩共有土地150亩。在秦庆明与司延林的转包合同中约定为：“一切土地面积及经营权限以原合同为依据”。在司延林与沈福明的转包合同和沈福明与曹侠的转包合同中，承包土地的表述中没有载明四至，只对面积及附着物进行了明确：耕地100亩，荒地50亩及核桃树、房屋等。沈福明与曹侠签订转包合同的时间为2009年3月8日。被告依第三人的申请，于2010年5月5日向第三人颁发了君林证字（2009）第002993号林权证，但在第三人申请表及被告所属林业部门的界定表中，均无原告作为邻界权人的签字确认。另查明，2013年第三人张俊校与司延林因本案争议的土地在宜君县城关镇政府的协调下达成协议。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林权登记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位置、四至界限、林种、面积或者株数等数据准确;（二）林权证明材料合法有效；（三）无权属争议；（四）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但在本案中争议地块北邻原告的承包地，而在第三人的申请表及被告的界定表中均没有原告的签字确认，不符合法定情形；同时虽然在曹侠的转包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四至，但通过整个转包的过程来看，所有转包合同中约定的总亩数均为150亩，一脉相承，故可以参照最初的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四至，该四至所包括的范围与第三人林权证中载明的范围存在交叉，即本案争议的约二十亩的土地。原告的转包合同签订于第三人的林权证颁发之前，说明被告在给第三人颁发林权证时，第三人所申请的林地已经存在权属争议，但由于第三人在填写申请表以及被告的林业部门在勘界时并未让原告签字确认而没有发现该权属争议。被告也未按照《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对第三人提交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予以公告，不符合法定程序。另，2013年司延林与张俊校达成的调解协议也说明了被告在给第三人颁发林权证时不符合《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无权属争议”的要求。故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关于被告及第三人辩称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因原告在2014年起诉后，被告所属的林业部门答应给予协调处理，原告撤诉后久等无果，再次提起诉讼，原告提出的理由属于正当理由，故本案不宜认定为原告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及第三人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宜君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君林证字（2009）第002993号林权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宜君县人民政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万元审 判 员  罗世平代理审判员  寇雪慧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书 记 员  何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