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63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蕙兰，女，汉族，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1041。
委托代理人：郑榕坤，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现利。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韦柱堂，男，汉族，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2798。
委托代理人：王定忠，广东国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马国光，男，汉族，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701X。
一审被告：孙红英，女，汉族，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5345。
上诉人江蕙兰因与被上诉人韦柱堂、一审被告马国光、孙红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涌民一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韦柱堂一审时诉称，2011年3月23日，由于江蕙兰业务周转需要，韦柱堂与江蕙兰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江蕙兰向韦柱堂借款75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2011年3月24日至2014年4月7日；利息按每月15%0计，于每月23日前付清当月利益，如逾期归还本息的，承担借款本金25%的违约金；律师费依6%计由江蕙兰承担等。马国光在合同上签名确认为该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债权届满日后两年内，保证范围是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前述全部债权的费用。在《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之后，2011年3月24日，韦柱堂委托案外人陈某将借款75万元汇入江蕙兰指定的银行账户，后来江蕙兰因资金周转困难一直没有按约定还本付息。该款到期拖欠至今未还。马国光与孙红英是夫妻关系，马国光所承担的债务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因此孙红英对马国光的连带保证债务份额承担夫妻共同责任。请求法院判令：一、江蕙兰、马国光、孙红英立即返还借款75万人民币，并承担该款利息（按月利率15%0计自2011年6月4日起至付清时止，起诉之日暂计10万）；二、江蕙兰、马国光、孙红英共同承担违约金187500元；三、江蕙兰、马国光、孙红英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江蕙兰一审时辩称，涉案《借款合同》并未成立，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一项确认是江蕙兰所签，手印也是江蕙兰按的，但是合同只有借款人签名，没有出借人签名，合同并未生效，且江蕙兰也并未持有该份合同。江蕙兰虽然收到案外人陈某汇款750000元人民币，但是该汇款没有注明是借款，用途只注明是往来款，该笔款项是江蕙兰经营东莞市�平俊兴毛织厂期间与陈某的业务往来款，并不是江蕙兰向韦柱堂的借款，与本案没有关系，韦柱堂并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向江蕙兰交付借款。涉案借款可能是马国光所涉借款的一部分，该案已经法院审结。
马国光、孙红英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状及任何证据。
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韦柱堂出具了《借款合同》及《借据》各一份，《借款合同》及《借据》中江蕙兰均在借款人处签名及捺印，保证人处均有马国光的签名样式。其中《借款合同》载明：鉴于江蕙兰因正常业务周转的需要，向韦柱堂借款。韦柱堂与江蕙兰、马国光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协商一致，自愿签订该借款合同，共同遵守履行：1、韦柱堂借给江蕙兰人民币750000元；2、借款期限自2011年3月24日至2014年4月7日止；3、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月利率为15‰，利息按月归还，江蕙兰应于每月23日前付清该月利息；4、江蕙兰应在本合同签订的借款期限内归还全部借款本息；5、马国光自愿为该次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责任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前述全部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债权届满日后两年内；6、江蕙兰不按期归还利息或到期不归还本金的，韦柱堂有权责令江蕙兰归还全部本息，并加收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借款本金20‰／月计算）；7、为保证本合同的顺利履行，若出现上述情况，江蕙兰自愿向韦柱堂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借款本金的25%计算）。《借据》中注明江蕙兰的收款银行账号：32×××42，开户行：建行银行东莞市横沥支行。
2011年3月24日，案外人陈某通过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向江蕙兰（收款人江蕙兰，银行账号：32×××42，开�银行：建设银行东莞市横沥支行）转账750000元，用途一栏注明：往来。
另查，韦柱堂提交其2013年10月23日的人口信息查询结果，显示马国光的妻子为孙红英。
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韦柱堂申请证人陈某（身份证号码：××）出庭作证，拟证明韦柱堂委托陈某将案涉借款转至江蕙兰的银行账号。陈某主要陈述：其与韦柱堂是朋友关系，素有生意往来，受韦柱堂的委托将其在兴业银行广州支行的750000元转至江蕙兰的账户上，其与江蕙兰并不认识，也没有生意往来。韦柱堂确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江蕙兰认为证人陈某与韦柱堂系朋友关系，其证言不足以采信，认为涉案借款应当由韦柱堂本人转给江蕙兰，因此借贷关系不成立。
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江蕙兰确认《借款合同》及《借据》中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借贷关系并未成立，韦柱堂未在《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签名，且江蕙兰未收到韦柱堂提供的涉案借款750000元；江蕙兰确认收到案外人陈某转账750000元，但提出该款项为江蕙兰经营东莞市常平俊兴毛织厂期间与案外人陈某之间的生意往来款，由于东莞市常平俊兴毛织厂已经倒闭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江蕙兰提出申请要求对《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的“签约时间：2011年3月23日”进行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韦柱堂承认《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的“签约时间：2011年3月23日”及“截止时间：2014年4月7日”均是后来补写的，但无法明确具体补写的时间，后江蕙兰提出撤回鉴定申请。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韦柱堂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据》及银行转账凭证、证人陈某证言等证据及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附卷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韦柱堂与江蕙兰是否存在借贷�系；二、江蕙兰是否应当同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给韦柱堂；三、马国光、孙红英是否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
关于焦点一。韦柱堂主张与江蕙兰存在借贷关系，提供了《借款合同》、《借据》、银行转账凭证及证人陈某证言等证据，江蕙兰确认签名的真实性并确认收到陈某转账750000元，但提出《借款合同》并未成立，出借人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名，且签约时间及借款截止时间均是后来补写，陈某转账给江蕙兰因双方有生意往来。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和《借据》均为打印材料，从日常生活经验而言，《借款合同》和《借据》形成在先的可能性较大，而出借人处亦注明了韦柱堂，江蕙兰应当清楚其上记载的内容及出借人，同时证人陈某的证言、银行转账凭证及《借据》中江蕙兰的账号信息等证据中多处信息均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认定韦柱堂与江蕙兰之间成立借贷关系，韦柱堂诉请江蕙兰归还借款人民币750000元，而江蕙兰未抗辩曾归还过借款本金，因此，对韦柱堂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韦柱堂诉请江蕙兰支付涉案借款的利息及违约金。涉案《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内（2011年3月24日至2014年4月7日）利息为月利率15‰，逾期利息按借款本金20‰月计，江蕙兰自愿按借款本金的25%支付违约金，江蕙兰辩称违约金过高应当予以调解，利息及违约金总额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韦柱堂诉请涉案借款期限内（2011年6月4日至2014年4月7日）的利息以借款本金7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一审�院予以支持；对于韦柱堂诉请江蕙兰支付借款期限外的利息及违约金即逾期利息的问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超出部分的利息和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韦柱堂要求马国光、孙红英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马国光、孙红英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状及证据，视其放弃对韦柱堂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及对其陈述的事实进行抗辩的权利。马国光在《借款合同》、《借据》中签名，应当清楚保证责任方式、保证期限、保证范围等内容，并知道相应的法律后果，涉案债务仍在保证期限内，韦柱堂诉请马国光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韦柱堂提供的证据显示查询时间为2013年10月23日马国光与孙红英两人为夫妻关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发生时两人是否为夫�关系，因此，对于韦柱堂要求孙红英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法》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上述法条的规定，判决：一、江蕙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韦柱堂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750000元、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5‰计，从2011年6月4日起计至2014年4月7日止）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从2014年4月8日起计至借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二、马国光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韦柱堂的�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137元（韦柱堂已预缴），由江蕙兰、马国光负担。
江蕙兰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江蕙兰与韦柱堂不存在借贷关系，案涉合同未成立。虽然江蕙兰在合同上签字，但韦柱堂未签字，也没有“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因此该合同并未成立。且借款合同和借据上所载日期及内容是后来补充，非江蕙兰的意思表示。二、陈某的汇款与本案无关。江蕙兰曾开办毛织厂，与陈某有生意往来。只是该企业注销后没有保留相关资料，无法证实，但这是案外纠纷，江蕙兰没有举证义务。陈某汇款单中“用途”注明是“往来”，而非“借款”，可见汇款与本案无关。陈某主张是代韦�堂转账，没有证据证明。三、韦柱堂表示其曾在另案起诉马国光，要求归还本案款项，因得不到法院支持才提起本案诉讼。可见韦柱堂也不认为江蕙兰欠款。韦柱堂至今未出示该案文书，一审法院应责令其提交。四、韦柱堂与陈某串通制造本案诉讼。综上，江蕙兰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韦柱堂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韦柱堂承担。
被上诉人韦柱堂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被告马国光、孙红英未到庭进行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过阅卷和法庭调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韦柱堂与江蕙兰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
韦柱堂提交了《借款合同》、《借据》、陈某的转账记录及证人证言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及款项已实际交付，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江蕙兰主张借款合同因缺乏韦柱堂签名、日期及内容为后来补充及其未持有合同等原因而未成立；并主张借款未实际交付。首先，江蕙兰确认《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韦柱堂虽未在《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签名，但其持有两份文件的原件，且文件上均以打印字体注明了出借人为韦柱堂。江蕙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据》前应对上述文件记载的内容及出借人等进行审核。既然其已在上述文件上签名，则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现其主张借款合同因上述原因而未成立，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陈�的汇款金额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一致，汇款时间与《借款合同》及《借据》约定的借款起始时间一致，加之陈某已证明其是代韦柱堂向江蕙兰支付案涉汇款，足以证明陈某是受韦柱堂委托向江蕙兰交付借款。江蕙兰主张陈某的汇款为案外交易，与本案无关，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若案涉款项确未交付，江蕙兰应当积极要求韦柱堂交付借款或索要借据销毁，但未有证据证明江蕙兰曾存在上述行为，其怠于维护自身权利的行为不符合常理。综上，本院认为韦柱堂已实际向江蕙兰交付了案涉借款，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对江蕙兰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江蕙兰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上述援引法律条文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300元，由上诉人江蕙兰承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善华
审判员 郭婧儿
审判员 何 飞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吴斯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