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21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蓓兰，女，1961年2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霞，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庆明，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协成毛巾厂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川公路8050号。
法定代表人：王静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祖辉，上海市沪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蓓兰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协成毛巾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成毛巾厂）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39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蓓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霞、被上诉人协成毛巾厂的委托代理人沈祖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蓓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198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事实与理由：1981年1月1日张蓓兰进入协成毛巾厂处工作，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到2015年12月10日。协成毛巾厂突然通知张蓓兰单位因市政建设需要发生动迁，导致劳动合同解除，但是不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张蓓兰多次向协成毛巾厂主张上诉请求，未果。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二审法院，要求查明事实，依法判决，支持张蓓兰的诉讼请求。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与协成毛巾厂是上下级关系，张蓓兰于2006年4月9日留职停薪是经过XX公司批准和协调。协成毛巾厂在2015年拆迁，其他员工基本得到补偿，张蓓兰留职停薪期间，协成毛巾厂没有为其缴纳社保，虽然案外人为张蓓兰缴纳了社保，但是张蓓兰与协成毛巾厂仍有劳动关系，协成毛巾厂对劳动关系的解除有举证责任。双方劳动关系不因案外人缴纳社保而终止，故原审判决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张蓓兰曾经与协成毛巾厂联系，协成毛巾厂也表示看到张蓓兰的留职停薪报告，为张蓓兰协调解决。
协成毛巾厂辩称：2005年张蓓兰已经旷工离职，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张蓓兰一直在其他单位工作，其他单位为其缴纳社保，张蓓兰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留职停薪的报告，原件没有看到过，即使存在，也与协成毛巾厂无关，张蓓兰应当向XX公司主张。留职停薪最多也不超过三年，还要缴纳社保，2006年至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XX公司是否与协成毛巾厂有上下级关系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因此，不同意张蓓兰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
张蓓兰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协成毛巾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0,700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蓓兰曾系协成毛巾厂处员工，在协成毛巾厂处最后工作至2005年。2006年9月，张蓓兰至XX服务社工作，该单位为张蓓兰缴纳了2006年9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3年12月，张蓓兰至上海B服务社工作，由该单位为张蓓兰缴纳了2013年12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6年2月17日，张蓓兰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开始享受养老待遇。
张蓓兰作为申请人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申请人即协成毛巾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0,7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4月11日作出对申请人的请求不予支持的裁决。张蓓兰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蓓兰于2006年9月至案外人XX服务社工作，由该单位为张蓓兰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现张蓓兰主张与协成毛巾厂存在停薪留职关系、与协成毛巾厂劳动关系持续至2015年12月10日，显然与事实不符，故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张蓓兰主张协成毛巾厂于2015年12月10日解除劳动关系，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张蓓兰、协成毛巾厂的劳动关系早在2006年9月之前已终结，故原审法院对张蓓兰该主张不予采信。张蓓兰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一六年九月五日作出判决：驳回张蓓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
二审中，张蓓兰申请朱某1、朱某2、蔡某三名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朱某1出庭作证，旨在证明协成毛巾厂同意支付张蓓兰6万元，张蓓兰是停薪留职，属于补偿范围。申请朱某2、蔡某出庭作证，旨在证明XX公司与协成毛巾厂是上下级关系，协成毛巾厂有困难，XX公司来解决，停薪留职也是XX公司协调的。
协成毛巾厂对朱某1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朱某1陈述厂长是笼统地说，没有说到张蓓兰，没有公开名单，张蓓兰只是朱某1自己的推测。协成毛巾厂对朱某2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朱某2认可在协成毛巾厂工作至2002年，之后就由XX公司交金，朱某2陈述内容与本案无关。协成毛巾厂不认可蔡某证言的真实性，但是蔡某回答协成毛巾厂提问时，蔡某明确回答2009年从XX公司退休，与协成毛巾厂无关。
证人朱某1在被发问时回答“厂长就是笼统的说，包括留职停薪的，没有一个一个报名字，我认为张蓓兰是停职留薪的”，关于名单是否公开，朱某1回答“没有公开，就让我们一个一个签约”，厂长也没有具体说到张蓓兰名字。证人朱某2在被发问时回答：朱某2在协成毛巾厂工作至2002年，然后转制，由XX公司交金。证人蔡某在被发问时回答：不清楚协成毛巾厂与XX公司什么关系，2007年是由协成毛巾厂缴纳社保，后来是由XX公司缴纳，2009年在XX公司退休。综合上述三位证人证言，朱某1陈述事实并不能证明协成毛巾厂将张蓓兰归为公司支付补偿的人员范围内，仅为证人的推测，而朱某2和蔡某所提供的证言与本案讼争并无关联性，故对该三位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二审中，张蓓兰认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人民政府所保管的关于上海协成毛巾厂有限公司的拆迁补偿材料与本案有着利害关系，故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并要求法院出具调查令，调查单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人民政府，调查内容为上海协成毛巾厂有限公司的拆迁补偿材料、补偿人员名单。本院经审查认为，协成毛巾厂的拆迁补偿材料与协成毛巾厂是否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之间并无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对张蓓兰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协成毛巾厂是否应当支付张蓓兰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张蓓兰主张2015年12月10日协成毛巾厂突然通知张蓓兰因市政建设需要发生动拆迁，导致劳动合同解除。协成毛巾厂则不予认可，认为张蓓兰在协成毛巾厂处最后工作至2005年，协成毛巾厂并未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经查，张蓓兰在协成毛巾厂处最后工作至2005年，2006年9月，张蓓兰至XX服务社工作，该单位为张蓓兰缴纳了2006年9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3年12月，张蓓兰至上海B服务社工作，由该单位为张蓓兰缴纳了2013年12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6年2月17日，张蓓兰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开始享受养老待遇。
鉴于张蓓兰虽然主张协成毛巾厂于2015年12月10日解除劳动关系，但是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事实主张不予采纳。张蓓兰要求协成毛巾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蓓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张蓓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剑平
代理审判员 顾慧萍
审 判 员 李伟林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强 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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