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阳西法民初字第1135号
原告：关天林，男，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区，公民身份号码：×××0410。
被告：卢双仕，男，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公民身份号码×××1014。
被告：郑玉英，女，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公民身份号码×××0066。
原告关天林诉被告卢双仕、郑玉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4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简晓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关天林，被告卢双仕、郑玉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关天林诉称：原告关天林在阳江市××经济开发试验区闸坡镇经营力岸对虾养殖场，两被告共同在阳江市阳西县程村镇经营海大虾料服务站。原告与被告卢双仕（同学关系）原本并无多少货款纠纷，主要矛盾是2013年6月1日经被告（海大公司经销商）从海大公司电白虾苗场购买的120万尾虾苗（货值12960元，其中被告留用17万尾虾苗1836元，至今也未归还或从货款中扣减）遭遇质量损害事故，是因供货方工人对装袋虾苗把氮气当氧气充入。故该批虾苗全部死亡致使原告虾塘下半年无法养虾损失巨大。而海大公司及被告先是同意赔偿后又推诿拖延，致使信任破裂矛盾激化。原告与被告2011年所有的饲料，虾药都是以现金价格的方式交易，货款按当年最�一张供货单作为结清全年的货款（2011年10月份同被告结清当年所有的饲料、虾药款）。当年被告在经营中因回笼资金少，资金周转十分困难，被告得知当年卖虾获利客观，请求借款周转，承诺在下半年度饲料款中扣除，并给予价格优惠。出于帮同学一把的考虑，2011年11月2日以汇款的方式在邮政汇款70000元给郑玉英（系卢双仕的妻子），但被告并没有把原告2011年11月2日在邮政转账汇款给郑玉英的70000元汇款计算在2012年的货款中抵扣。被告在江城区人民法院原告在法庭上只承认2012年4月22日至201年13年1月4日收到原告的货款300000元，并没有承认2011年11月2日的70000元汇款。为证实这笔汇款，原告于2015年2月10日下午到闸坡邮政核对转账打印账户交易明细（客户）单据（为证实此账号账户为郑玉英），被告在阳江市中级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阳中法民二终字第31号也确认了此�汇款。原告于2015年4月23日已履行了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阳中法民二终字第31号的义务。但被告抵赖退还2011年11月2日的70000元汇款给原告，也没有在货款中抵扣。被告为抵赖退还这70000元，在法庭上承认收到的这70000元汇款为2011年的货款。为了证明被告想把这70000元汇款作不当得利款项，原告核对了与被告2011年全年的供货单据共38单，合计货款302107.5元。201年双方约定结算货款按九五折计价折后全年货款287002元（当娘在被告处购买虾料、虾药的客户可作证，其中2002元作为被告向原告支付介绍客户的劳务报酬），被告实际收款285000元。原告已于2011年10月6日向被告结清了2011年货款285000元，其中2011年5月8日付现金2万元（送货单NO：013824），6月4日付现金2万元（送货单NO：013831），6月20日付现金1万元（送货单NO：013834），6月29日汇款3万元（送货单NO：013834�，8月4日汇款3.5万元（送货单NO：1464502），8月18日付现金1万元（送货单NO：1464506），8月25日付现金1万元（送货单NO：1464509），9月5日汇款5万元（送货单NO：1464513），9月22日付现金2万元（送货单NO：1464518），10月6日汇款8万元（送货单NO：1464520），以上货款全由被告记录在送货单里。原告是与被告在2011年10月份结清全年货款的情况下，于2011年11月2日汇款70000元给被告郑玉英。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1、被告退还70000元的不当得利款项及利息给原告（利息自2013年6月5日起至付清不当得利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卢双仕、郑玉英共同辩称：卢双仕与关天林确是同学关系，两被告共同经营海大虾料服务站，与关天林长期存在货物买卖关系是事实，原告也因拖欠被告巨额货款货款不还而被被告诉之法院，这也是事实。案涉7万元正是关天林2011年向被告购买虾料时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的货款，而非不当得利。一、原、被告长期存在货物买卖关系，除了案涉的7万元，原告另多次通过银行向被告支付货款，这些款项全部是原告支付的所欠货款，而不是借口，更加不是不当得利。二、关天林经营对虾养殖场是被告经销虾饲料客户，常有买卖货物往来交易。关天林付款方式有时以现金付款，有时转账付款，经查核，2011年关天林以“605990012220380446”账号转账付款汇入郑玉英邮政储蓄账户有多笔，2011年6月29日汇入3万元，2011年8月4日汇入3万五千元，2011年11月2日汇入7万元，关天林所为的“不当得利”正是其中一笔货款。该汇款单据也是当时关天林转账给所欠被告货款的凭据。三、原、被告长期存在货物买卖关系，除了案涉的7万元，原告还多次通过银行向被告支付货款，这些款项全部是原告理应支付的所欠货款，而不是不当得利。如果有汇款即认定为不当得利，那么除了案涉的7万元，原告转账给被告的其他货款是否也应当认定不当得利，这明显不符合生活逻辑和常理，与（2015）阳中民二终字第31号案认定的事实也明显不相符合。四、2014年1月3日卢双仕作为原告向江城法院起诉关天林恶意拖欠的货款时，关天林作了答辩，并向阳江市中院上诉，关天林在向江城区法院和阳江市中院上诉期间两次答辩和庭审过程中，均未提出和举证所谓“不当得利”的事实。五、货款不是按当年最后一张供货单作为结算，而是另行结算，因2011年款项已经结算，按原告要求被告当年已将送货单原件全部交予原告处置。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三页编号为013821的送货单并非双方当年的结算单，双方是另行结算的。编号为013821的送货单、标号为②显示的日期为2010年4月11日的送货单，原告证据第20页、21页的送货单均涉嫌造假，原告伪造了原始证据。其中第38号单与原告在（2015）阳西法民初字第749号案件中提交的送货单明显不同，恳请法院调取749号案资料作为证据。如果原告不承认这些证据是伪造的，那么被告特别要求对原告证据第3页编号为013821等的送货单进行司法鉴定，确定该证据文字的形成时间、书写人，以证实该证据的虚伪性。六、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的2002元的劳务费没有依据。七、因饲料是有分种类的，不同种类价格不一样，原告诉称的9.5折没有依据。在江城法院起诉期间，原告提供一份关则影的证明，饲料是每满1吨减免500元，该计算与原告诉称的9.5折计算出的价格明显不一致，即便原告按照9.5折计算出的价格，该价格亦与送货单上的价格不一致，另外在我方起诉原告支付货款案中，原告陈述当期结清货款的话按照厂�开单价每包减免10元，药品按照九折计算。八、原告若多付了款项给我方，在江城法院和阳江中院审理期间，原告亦应提出抵消货款，但其当时并未提出，即便我方确实收多了货款，原告现在诉请也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九、原告诉讼期间是以最后一次送货单结算为由，若最后一次送货单结算的话应由我方作结算，但原告提供了一份2010年的结算单。2011年应有结算单，但原告现在只提供2010年的结算单过来。十、我方提供的送货单每一张均有原始码，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中只有第20号货单没有原始码，且该货单还是2010年。十一、双方生意来往均是自愿，若不是有便宜的话，原告根本不会向我方购买饲料。十二、原告陈述新添加的字迹是送货时自己添加的，但提交新证据时又称是诉讼前添加的，原告陈述前后矛盾，且送货单上的签收人亦是原告自己。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行为根本就是滥用诉讼权和浪费司法资源，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将其伪造证据的违法行为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经审理查明：卢双仕与郑玉英为夫妻关系，关天林与刘付结清为夫妻关系。卢双仕在阳西县××村镇经营海大虾料服务站，是该个体工商户的业主；关天林在海陵岛力岸经营对虾养殖场。卢双仕和关天林双方约定，卢双仕根据关天林养殖场的需求情况，按关天林的要求提供虾料、虾药。2012年至2013年期间，因关天林未能支付尚欠货款，卢双仕经催收未果，遂于2014年1月3日诉至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请求被告关天林、刘付结清等人支付尚欠货款174291元及利息。2014年9月1日，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对其二人2012年间至2013年间的货款纠纷作出（2014）阳城法民二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其后关天林、刘付结清不服该判决，向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关天林在该案二审期间向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客户）》一份，拟证明其于2011年11月2日以转账方式借款70000元给郑玉英，并要求该款项在尚欠货款中予以抵扣。2015年4月9日，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阳中法民二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但该判决以关天林主张郑玉英向其借款的问题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在该案中不作处理。为此，关天林诉至本院，请求如诉请。
诉讼中，关天林向本院提供38张送货单，拟证实其与卢双仕2011年期间的货款已于2010年10月6日前结清，2011年11月2日汇款70000元给郑玉英属于借款。其中卢双仕和郑玉英对原告提供的编号3-19号以及21-34号的送货单没有异议；对编号1送货单载明的内容为“全年九折计价：共302107.5×95%=287000，实付285000元（2011�10月”的字迹添加时间和添加人有异议；对编号2送货单中用铅笔和圆珠笔添加和修改的字迹添加时间和添加人存在异议，并认为该送货单是2010年发生的送货单，并非2011年的送货单；对编号20号的送货单中记载“退货单456”的字迹有异议，且认为该送货单并非2011年的退货单；对编号35、36、37、38号送货单中记载“上次，12444-760实算11684”、“18×156=2808，7172-2808实算4364”、“×156=468，5320-468=实算4852”以及“180、22.5、19、350、205、119，1066.5，3800元-1066.5实算=2733.5”的字迹添加人有异议。因卢双仕、郑玉英对关天林提供的部分送货单有异议，于2015年8月17日向本院申请对关天林提供编号为1、2、37、38号的送货单中记载文字的形成时间及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承认编号为1、2、35、36、37、38号送货单誊写部分以及用铅笔或圆珠笔添加的字迹由其自行添加�据此，卢双仕和郑玉英变更鉴定内容为：确认编号1、2、35、36、37号送货单由关天林添加字迹的形成时间以及编号20号单据由郑玉英书写的字迹的形成时间。因卢双仕、郑玉英对编号2的送货单提出异议，且该2号送货单记载的时间为2010年4月11日，因此关天林向本院申请鉴定编号2的送货单与其他单据形成的时间是否在同一时间段。本院根据原、被告双方的申请，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原、被告双方申请鉴定的事项进行鉴定。2015年10月30日，关天林向本院申请撤回鉴定。其后，卢双仕和郑玉英收到本院送达的缴纳鉴定费通知后未能按规定的时间缴纳费用，同时其二人也向本院申请撤回鉴定。
本案审理过程中，关天林为进一步证明编号2和20号的送货单发生在2011年向本院提供了2010年14张送货单。该14张送货单的样式各异，其中2010年3月18日、4月12日为笔记�单页纸张，2010年3月15日至4月12日送货情况书写在一张白纸上，2010年4月19日至5月28日的6张送货单采用一种形式的送货单，2010年8月9日至9月18日的5张送货单又采用与前几种形式不同的送货单。上述14张送货单记载0号料单价为150元每包、1号料的单价为150元每包、2号料单价148元每包、101号药品单价90元每包、102号药品单价88元每包。同时，关天林为证明其与卢双仕、郑玉英约定全年货款按9.5折结算，向本院提供曾某、梁某的书面证言以及其与关则影签订的协议，并同时向本院申请曾某和梁某出庭作证。卢双仕和郑玉英为证实其与买家结算后将送货单白色联交还给买家并单独进行结算，向本院申请证人陈某和温某出庭作证。
另查明，原、被告双方对送货单价格及退货情况没有异议的2011年编号1、4-19、19-34以及36-38号送货单记载的货款金额共为287876.5元，退货货款�4342.5元。2011年编号2的送货单原始记载送货总金额为7479元，经关天林自行修改的金额为7346元。编号20号送货单记载退货金额为456元。编号34号送货单记载“货号10／9，2#（散）60包，单价152，金额为9120元，下次补5包”，该送货单记载的总金额11460元包括该9120元。编号35号送货单记载“10／9，2#（散）5包，单价152，金额为760元”，该送货单记载的总金额12444元包括该760元。2011年关天林支付货款285000元给卢双仕和郑玉英（不包括本案70000元）。另，编号2号送货单的样式与2011年1和3至19号送货单的样式一致，其记载的101号、102号药品以及开口料的单价为100元、95元和206元每包，与2011年其他送货单和2010年的送货单记载的单价均不一致，但其记载的0号料的单价与2011年其他送货单记载的一致。编号20号送货单的样式与2011年其他送货单的样式以及关天林提供的2010年的送货单均不�致，该送货单货号处经涂改为12／8，其记载的2号料单价与2011年其他送货单记载的单价一致，与2010年记载的送货单记载的单价不一致。原告关天林于2011年11月2日给付的70000元钱款未抵扣2012年和2013年发生的货款。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关天林于2011年11月2日汇款70000元给郑玉英，双方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或不当得利以及两被告应否返还该款项给原告并计付利息。
关于被告郑玉英收到原告关天林于2011年11月2日汇款70000元是否属于借款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请求向其借款，用于日后抵扣贷款，其于2011年11月2日汇款70000元给被告郑玉英，该款是否属于借款。本院认为，借款关系的成立有两个条件：一是借款的合意；二是借款的交付。原告关天林虽提供转账凭证证实其已交付70000元款项给被告郑玉英，但原、被告双方自2010年间起至2013�间就存在稳定的交易关系，且资金来往较为密切，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原告主张2011年11月2日汇款70000元给被告郑玉英属于借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关于郑玉英收到原告汇款70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了利益。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成立要件为：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致他方受到损失；三是取得利益和受到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是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在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一方取得利益导致另一方受到损失的事实应由主张不当得利一方举证。“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属于消极事实，法律上没有明确该举证责任由谁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的“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应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确定。原告主张因被告方向其借款而预付70000元给郑玉英用于抵扣货款，而被告方主张该款项是2011年的货款，同时双方均承认原、被告双方2010年的货款已在当年结清以及除虾饲料和虾药买卖外双方没有其他经济交易，且原告关天林于2011年11月2日支付给被告郑玉英的钱款未抵扣2012年间和2013年间双方发生的货款，因此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关键在于2011年双方发生的货款金额以及原告支付的钱款为多少。两相对比是否产生差额。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结合本案是因履行合同而产生纠纷的实际情况以及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原告应就2011年给付钱款的多少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方应就2011年发生的货款金额多少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在2011年已支付了355000元（送货单上记载的货款为285000元以及2011年11月2月支付70000元）给被告方，该项事实有原告提供的38份送货单以及银行回执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至于2011年所发生的货款金额，原告关天林38份送货单拟证明，同时亦提供提供14份2010年送货单拟证明编号2和20号单发生在2011年。经审查，因被告方对关天林提供的2011年编号1、3-19、21-34、36-38号送货单上原始记载内容（非关天林添加的内容）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送货单记载的送货数量以及退货情况予以确认，并确认上述送货单记载的货款金额为283534元（原始记载金额287876.5元-退货货款金额4342.5元）。关于2011年编号35号送货单中的货款金额12444元应否扣减该760元的问题。根据原告关天林提供的编号34号送货单中关于“下次补5包”的记载以及编号35号送货单中对于2号料的货号“10／9”的记载与编号34号送货单的货号记载一致，再结合原、被告双方退货没有在送货单上修改货款总金额的交易情况，原告对此的解释也合符常理，因此原告关天林主张编号35号送货单的货款金额12444元应扣减760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编号2和20号送货单是否属于2011年送货单的问题。编号2的送货单虽记载的送货时间为2010年4月11日，但其样式与2011年部分送货单一致，同时与原告提供的2010年送货单样式不一致，且该送货单记载的部分货物的价格与2011年的一致，同时被告方撤回申请对该送货单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该送货单发生在2010年，故原告主张编号2的送货单发生在2011年，本院予以支持。因编号2的送货单中用圆珠笔眷写的部分由原告自行添加，被告方对其添加的内容予以否认，因此，本院对其添加内容不予认可，应按该单据的原始记载内容以认定货款金额为7479元。编号20号的送货单的样式虽与2011年其他送货单均不一致，与2010年记载的单价不一致，但其所记载“2#（散）”饲料单价与2011年其他送货单记载的同一种类的单价相一致，且被告方亦撤回申请对该送货单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故本院对该送货单发生在2011年予以确认，即认定退货款456元�综上所述，原、被告2011年共发生货款283534元＋12444元-760元＋7479元-456元=302241元。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按9.5折结算2011年货款并提供其与案外人关则影签订的《协议》和证人曾某、梁某地证言拟证明，但关天林与案外人关则影以及证人曾某、梁某与卢双仕之间的约定并不能当然适用于原告关天林和被告卢双仕之间的交易关系，且原告亦未能其他证据佐证其与被告卢双仕有此项约定，因此对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关天林主张其向被告方介绍客户而被告支付劳务费2002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约定若原告向被告介绍客户，被告需支付劳务报酬，且被告方对此亦表示否认，故本院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据前所述，2011年38份送货单记载的货款为302241元，原告已支付的款项为355000元（包括本案70000元），即支付的款项较之于2011年38份送货单记载的货款多52759元，即原告付款额与被告交付的货款差额为52759元。同时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付款余额在此后的交易中抵扣，故应认定该差额为不当得利。
关于原告关天林诉请两被告返还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关天林汇款给被告郑玉英的时间为2011年11月2日，并且原告认为该笔款项虽是其借给两被告的借款但是亦含有抵扣货款的含义在内，而被告于2014年1月3日才诉请原告支付尚欠货款，因此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之日应是2014年1月3日，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被告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郑玉英和卢双仕共同经营阳西县××村镇经营海大虾料服务站，原告请求其二人返还多收取的钱款，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两被告应返还的钱款应为52759元。基于被告方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一定的利息损失，现原告请求被告方支付利息，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7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较为适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卢双仕、郑玉英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多收取货款52759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7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给原�关天林；
二、驳回原告关天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75元，由原告关天林负担191元，被告卢双仕、郑玉英共同承担58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简晓华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柯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