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再终字第022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1，女，1939年7月30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沈×1（史×1之夫），1943年7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沈×2（史×1之子），1972年2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1，男，1967年4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史×2（张×1之母），1937年9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6号。
法定代表人马彤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立生，男，1962年3月4日出生，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干部。
上诉人史×1因与被上诉人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委公司）、被上诉人张×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原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再初字第00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史×1及其法定代理人沈×1、委托代理人沈×2，中联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立生，张×1及其委托代理人史×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1原审诉称，2001年1月，我母亲潘×1购买北京市海淀区692号房屋（以下简称692号房屋）。2007年1月，我母亲去世。老人过世后，我的大姐史×2和我的大弟弟史×3拒绝按法定继承解决母亲遗留的房产。2008年10月，我发现692号房屋的产权人已变更为史×2之子张×1，因该房已由我母亲潘×1实际购买，中联委公司与张×1再次签订692号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已侵犯我的合法继承权，我不承认潘×1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中联委公司与张×1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案诉讼费由张×1、中联委公司承担。
张×1原审辩称：1、涉案692号房屋所有权人是中联委公司，2007年7月6日中联委公司取得大产权证；潘×1于2007年1月4日病逝，其生前不是692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故692号房屋不是她的遗产，不存在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史×1既没有法定继承权又不是相关利益人。史×1不是拆迁被安置人，不是签约的任何一方，所以其没有诉讼主体资格；2、立案时，史×1没有提供潘×1是692号房屋所有权人的证据，仅提供了中联委公司2007年3月12日开具的证明，该证明不属实，当时潘×1已经去世两个月，中联委公司也知道这个情况，其怎么可能为去世的人开具产权证？史×1于2008年10月16日到海淀法院立案，当时潘×1已经去世1年9个月了，立案的依据不足。综上，692号房屋不是潘×1的私有财产，也不是她的遗产。潘×1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是意向合同，该合同已被中联委公司收回。根据拆迁安置协议，我是被拆迁安置人，我具备购房资格，且我具有优先购买涉案房屋的资格，我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史×1起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中联委公司原审辩称，我公司负责拆迁潘×1的原三居室住房，给潘×1在异地安置了3套房，其中海淀区691号房屋（以下简称691号房屋）安置的是潘×1与沈×2、赵×1，692号房安置的是潘×1与张×1，海淀区6121号房屋（以下简称6121号房屋）安置的是潘×1与史×4。潘×1同张×1一起居住。2001年进行房改房，所以我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了预售，691号房屋由沈×2购买，692号房屋由潘×1购买。因为我公司尚未取得大产权，所以在房管局不做备案。此后，我公司继续做大产权手续，购房的事情就暂停下来了。2007年7月6日大产权正式办下来，此后，我公司又开始继续启动购房工作。因潘×1已经去世，按照当时国管局房改售房的文件，购房人在购房中去世，可以由其共同被安置人购买，张×1是房子的共同被安置人，他有权利继续购买692号房屋，我公司将该房卖给张×1的行为不存在问题，故不同意史×1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史×1、史×2、史×3、史×5系潘×1与史×6之子女。史×6去世后，1998年10月15日，潘×1（被拆迁人、乙方）与中央国家机关三里河联建办公室（拆迁人、甲方）签订了三份《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因拆迁潘×17-4-5正式住房三间，潘×1取得3套安置用房的使用权，分别为北京市海淀区691号1居室（安置潘×1及外孙子26岁、外孙媳28岁）、692号2居室（安置潘×1及外孙32岁）、6121号1居室（安置潘×1及孙子28岁）。
2001年1月9日，中联委公司（甲方）与潘×1（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692号楼房一套，总建筑面积74.51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以2000年度成本价格出售给乙方，乙方首付款5万元，最终以测绘部门测定的建筑面积计算价为准（超过规定面积部分不享受工龄优惠，其价格暂按1485元计价），其余房款在产权证发放时收齐。公共维修基金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9.4元，甲乙双方各交纳50%。契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海淀区房地产交易部门存留一份。
2001年1月9日，史×2、史×3为潘×1向中联委公司交纳692号房屋首付款5万元。
2001年1月9日，中联委公司（甲方）与沈×2（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691号楼房一套，总建筑面积54.52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以2000年度成本价格出售给乙方，乙方首付款4万元，最终以测绘部门测定的建筑面积计算价为准（超过规定面积部分不享受工龄优惠，其价格暂按1485元计价），其余房款在产权证发放时收齐。公共维修基金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9.4元，甲乙双方各交纳50%。契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海淀区房地产交易部门存留一份。
2007年1月4日，潘×1因病去世。
2007年3月12日，中联委公司出具书面证明1份，证明内容为：“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1998年购买的北京市海淀区9号楼的房屋所有权证已办理完毕，其中692号住户潘×1的产权证正在办理中。特此证明”。
史×2、史×3曾向中联委公司提交两份遗嘱。一份遗嘱有2002年1月12日“潘×1”签字、2006年1月31日吴×签字、2006年2月12日史×7签字，内容为：“我和你们的爸爸史×6辛辛苦苦一辈子，从国家福利分房得到了三里河二区7-4-5三居室住房一套。1997年10月，住房拆迁，按一次到位的办法，我分到三套住宅，其中一室一厅一套（6121）给二儿子史×5使用，另外一室一厅一套（691）给二女儿史×1使用。我现在住二室一厅一套（692），2000年公房出售，由大女儿史×2和大儿子史×3各出一半购房钱，将我住的二室一厅买下，并享受史×6的工龄折扣。该房屋产权归史×2和史×3所有，各占百分之五十。我百年之后，这套房子由史×2和史×3协商解决。你们兄弟姐妹从小一起长大，几十年和睦相处，我和你们爸爸都感到自豪。几年前，你们爸爸突然去世，给全家带来巨大悲痛，你们兄弟姐妹患难与共，帮我渡过了最困难的日日夜夜，使我深深感到你们现在都大了，不再是孩子了。虽然你们爸爸不在了，但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们也能够为我分忧。这次拆迁，我没要28万元，也是考虑给你们每家留一点家产，帮助你们的子女多少改善一点住房的条件，这本来是件好事。由于住房涉及到各家的切身利益，出现一点矛盾，也在所难免。希望你们以几十年的兄弟姐妹情谊为重，互相照顾，互相谅解，妥善解决好住房问题，今后几十年还要像以前那样和睦相处，不要因住房问题而引起矛盾和隔阂。这样，我和你们爸爸也就不会有什么牵挂了”。
另一份遗嘱系有2003年6月28日“潘×1”签字、子女史×2、史×3、史×5签字、2006年1月31日吴×签字、2006年10月4日潘×2签字，内容为：“我和你们爸爸史×6辛辛苦苦一辈子，从国家福利分房得到了7-4-5三居室住房一套。1997年10月，住房拆迁，按一次到位的办法，我分到三套住宅，其中一室一厅一套（6121）给二儿子史×5使用，另外一室一厅一套（691）给二女儿史×1使用。我现在住二室一厅一套（692），2000年公房出售，由大女儿史×2和大儿子史×3各出一半购房钱，将我住的二室一厅买下，并享受史×6的工龄折扣。该房屋产权归史×2和史×3所有，各占百分之五十。我百年之后，这套房子由史×2和史×3协商解决。你们兄弟姐妹从小一起长大，几十年和睦相处。几年前，你们爸爸突然去世，给全家带来巨大悲痛，你们兄弟姐妹帮我渡过了最困难的日日夜夜，使我感到你们现在都大了，不再是孩子了。虽然你们爸爸不在了，但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们也能够为我分忧。这次拆迁，我没要28万元，也是考虑给你们每家留一点家产，帮助你们的子女改善一点住房的条件。今后，希望你们以几十年的兄弟姐妹情谊为重，互相照顾，互相谅解，还要像以前那样和睦相处，这样，我和你们爸爸也就不会有什么牵挂了。上面是我的遗嘱，你们阅读以后，每个人在上面签个字，这也作为你们对我的嘱咐的承认和对我的一个承诺”。
2007年5月8日，史×2、史×3向中央国家机关三里河联建办公室及中联委公司提交更名申请，内容是：我们分别是史×6和潘×1的长女史×2和长子史×3。我们的父亲史×6离休前曾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商业部工作，1992年因公出差去世。母亲是家庭妇女，今年1月4日因病去世。我们父亲在世时，从国家福利分房，得到5号三居室住房一套。1998年10月，三里河住房拆迁。我们母亲考虑子女各家都需要房子，于是采纳了一步到位的方案。母亲委托史×2向拆迁办提出安排两个一间一套、一个两间一套，共三套住房的要求。拆迁办依据原有的三居室住房并考虑到我们的实际困难，同意了这个要求。总拆迁协议上共安置了三套住房，协议的乙方写的是母亲潘×1一个人的名字，母亲委托史×2代她签的名。对于三套房子的安排，母亲在4个子女面前曾多次明确说：“楼上的房子（指6121）是给嘉伦的，对门的房子是给史×1的（史×1将房给其子沈×2使用），我现在住的房子是给史×2和史×3的”，后来又留下了亲笔签字的遗嘱。所以，对这套房子更名为我们姐弟两人是很合理的。因为母亲早已决定这房子给我们两家，所以，她把有关房子的所有资料和证件都给了我们，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些证据，这是房子更名为我们两个人的有力支持。2001年公房出售，首付款就是我们两家付的，没有其他任何人参与此过程，单据和资料上有我们两个人的签字，这是更名为我们两人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当拆迁办把分给母亲的三套房子落实以后，母亲立即对房子作出了上述安排。在落实谁交暖气费时，史×5和史×1两家提出把母亲安排给他们的房子更名，拆迁办特意征求了我们母亲的意见，在得到母亲认可之后才同意把一套更改为史×5的妻子张×2的名字；另一套更改为史×1儿子沈×2的名字。其实我们母亲的三套房子有两套是在她在世时进行了更名，剩下的这套在母亲去世以后进行更名，所以，现在我们提出的更名申请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当时之所以没更名，主要是考虑房子在父亲去世后转到了母亲名下，若拆迁后把三套房子都转到子女名下，母亲心理上有失落感，影响晚年生活，所以决定把母亲所住的二室一厅的房子暂用她的名字，待到母亲百年之后，再更名就水到渠成。何况母亲还留有亲笔签字的遗嘱，明确对拆迁后分给她的三套房子作了具体安排。在当时，三套房子、四个子女，如何安排，作母亲的确有难处。我们作为长子、长女在父亲不在时更应该为母亲分忧。于是，我们主动提出优先照顾另一对姐弟的方案，即他们在拆迁时每家立即得到建筑面积近70平方米的一套新房，而我们的房子先由母亲居住，将来，我们每家只能分到建筑面积近40平方米，还要共用厨房、厕所。对这个方案，母亲曾深感欣慰。在此，我们申请永定路西里二室一厅一套住房（692）更名为史×2和史×3，将2001年1月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中乙方改为“史×2、史×3”。
2007年7月6日，中联委公司取得9号楼22套住房（包括692号房）的大产权证。
2007年11月25日，史×2、张×3、张×1、张×4签订家庭协议：按照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证明材料和潘×1的遗嘱，北京市海淀区692号住宅的产权属于史×2和史×3，两人各占一半。上述692号住宅是拆迁安置房屋，根据1998年10月15日中央国家机关三里河联建办公室与潘×1签订的编号为0354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该692号住宅安置潘×1和张×1二人。为了维护张×1的拆迁被安置权益，经家庭成员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史×2将692号住宅出售后分得的净收入全部给张×1；2、如果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证明材料无效，潘×1的遗嘱不能落实，史×2和史×3没有得到692号住宅的产权，全家一致同意并支持张×1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己拆迁被安置的合法权益。
2007年11月26日，史×2、史×3、张×1达成君子协议，约定：按照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出具的证明材料和潘×1的遗嘱，北京市692号住宅的产权属于史×2和史×3。为了保证潘×1遗嘱的落实，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永定路西里9号楼692号住宅的产权史×2和史×3各占一半。2、经三方协商，借用史×2的儿子张×1的名字申领该住宅房产证，但此房产权与张×1无关，拿到产权证以后，由史×3保管。3、拿到产权证并经产权单位同意上市之后，尽快将该住宅出售，从出售所得的收益中，扣除该房各项支出（如购房款、国家规定的税款、章力无房补助款、物业费、暖气费等）后得到的净收入，平均分给史×2和史×3。4、协议一式五份，史×2、史×3和张×1各持一份，经协议签署三方一致同意，将此协议同时送德高望重的两位长辈史×7和蒋乐民各一份，请他们作为见证人对协议的执行和落实情况进行监督。5、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直到史×2和史×3各自得到售房净收入的一半后，本协议自动失效。史×7、蒋乐民作为监督执行人在协议上签字。
同日，史×2、史×3、张×1向中央国家机关三里河联建办公室、中联委公司出具保证书，内容是：按照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证明材料和潘×1的遗嘱，北京市海淀区692号住宅的产权属于史×2和史×3，两人各占一半。关于购买该住宅的有关问题，史×2和史×3双方的家庭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由史×2的儿子张×1办理该住宅的购房手续，并签订了相应的协议，以保证潘×1遗嘱的落实。今后遇到的新问题，继续协商解决，不找贵单位仲裁。
2007年12月21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发出《关于同意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按房改成本价出售拆迁安置公有住房的函》，同意中联委公司出售拆迁安置公有住房。售房范围为651号等47套。2007年的售房成本价、各项折扣办法及截止时间，按《关于2003年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的价格及政策的通知》执行。
2008年6月20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向中央国家机关三里河联建办公室、中联委公司发出《关于撤消对潘×1692更名事宜的函》，内容是：2007年4月25日，根据贵办的要求，潘×1的家属到我社申请住房更名。他们的房已购买（已交费）应视为私房，按道理我社已对他们住房没有处置权。潘×1的住房不在我社管理范围之内，拆迁安置工作与我社无关。但贵办要求其家属找原单位出证明，我社只能依据潘×1的遗嘱，同意为其子女更名，并就潘×1的住房给贵办及房地产公司发过两次函。现因其他子女有异议，且矛盾升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社决定收回两次函告，声明此事不由我社解决，请贵办按有关规定及相关程序办理。
2008年6月30日，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出具遗嘱真实性调查：2008年6月27日至2008年6月28日，经申请人史×2、史×3申请，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对申请人母亲潘×1生前的遗嘱（2003年6月28日）真实性和见证真实性做了调查。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分别于2008年6月27日及2008年6月28日向遗嘱见证人吴×及潘×1等进行调查，确认以下事实：1、遗嘱见证人吴×、潘×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与遗嘱继承人无直接利害关系，签字属实；2、遗嘱内容由见证人吴×、潘×2与立×的真实意思一致；3、遗嘱见证人吴×、潘×2遗嘱为潘×1本人签字；4、立×潘×1死亡证明真实。经查，潘×1生前所立的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吴×、潘×2书面确认潘×1本人亲自将遗嘱交给其让在遗嘱上签字，遗嘱上是潘×1本人签字。
2008年6月30日，中联委公司与张×1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中联委公司将坐落于北京市692号房屋一套总建筑面积73.06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以1485元／平方米成本价格出售给张×1，总房价款86696.9元，公共维修基金价款2279.47元。该契约注明签订时间为2001年1月9日。
2008年6月，中联委公司与沈×2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中联委公司将坐落于北京市691号房屋一套总建筑面积54.22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以1485元／平方米成本价格出售给沈×2，总房价款共计64763.5元，公共维修基金价款1691.66元。该契约注明签订时间为2001年1月9日。
2008年11月11日，中联委公司发出关于收回原《房屋买卖契约》的函：中联委公司于2008年9月2日已完成拆迁安置户40套房屋产权证的制证工作，在完善各项手续后进行发证。购房合同以2008年6月份重新签约的《房屋买卖契约》为准。2001年以1485价参加购房人在交首付款时所签约的《房屋买卖契约》意向合同书将予以收回。因考虑2001年购房人继续享受1485元／每建筑平方米的价格，所以我们对当年原购房人在2008年重新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依然保留2001年1月9日的时间。
2009年4月15日，史×2、史×3、张×1签署关于解除《君子协议》的决定，决定解除2007年11月26日签订的君子协议。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月坛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张×1户口于1992年9月20日由2610号迁入5号，于2002年11月15日迁至692号；沈×2于1992年11月2日户口由28-2号迁入西城区5号，于1998年6月5日本址分户，于2001年2月13日户口迁丰台1**号；赵×1于1994年5月24日由宣武区96号迁入西城区5号，1998年6月5日本址分户，于2000年7月5日迁丰台区307号。
原审诉讼中，法院依法传唤史×3、史×5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史×3认为：张×1和中联委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是有效的。史×2、史×3和张×1按照中联委公司的要求出具了保证书和史×2家庭协议，认可涉案692号房屋的一半给史×3、另一半给张×1。这既符合潘×1的意愿，又认可了张×1的权益，这两个证据把潘×1的真实意愿、中联委公司的用心、史×2、史×3、张×1的承诺及史×2作为母亲对张×1的真心实意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为以后692号房屋的分割提供了依据。史×3认可张×1作为拆迁安置人的身份。2007年史×2、史×3提交的更名申请表示其要按照潘×1的意愿更名为史×2和史×3。2007年6月25日，史×5的女儿史冬玉已经办理了6121号房屋的购买手续，问起张×1的购房手续什么时候办理，中联委公司的王梅让史×2、史×3找法律部门为潘×1的遗嘱出具真实性调查证明后，中联委公司认可并给张×1办理了购房手续，中联委公司是对史×3一半房屋权利的保护。潘×1的遗嘱是真实的。2001年潘×1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是无效的，不能按照合同法追认为有效，因为国管局2007年12月21日批准的是中联委公司2007年的售房方式，并没有追认中联委公司2001年违规售房所签的潘×1等18份契约合法，认可692号房屋的合法购房人是张×1而不是潘×1，故潘×1从未取得692号房屋的合法购房权。潘×1遗嘱中涉及的更名依据是有效的。中联委公司认可将承租人潘×1更名为史×3、史×2，其才有资格委托张×1办理购房手续，潘×1的遗嘱不是购房的直接依据。潘×1认可692号房已由史×2、史×3买下，潘×1认为房子的产权归史×2、史×3所有。综上，史×3认为，潘×1拆迁安置了三套房，是承租人，其他人没有承租权，潘×1有权对三套房的承租权进行处置。有证据证实，把692号房屋给史×2和史×3是潘×1的真实意愿，潘×1遗嘱与张×1无关。
证人史×5认为张×1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是有效的，应当保护张×1692号房的拆迁安置权利，该房并无他人份额。2003年6月28日潘×1的遗嘱是老人的一个愿望，但是当时692号房屋并没有产权归属。2001年潘×1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因当时中联委公司没有大产权证和小产权证，签约只是一个意愿，是为了买房人享受购房价的优惠。如果法院判定692号房屋为潘×1的遗产，史×5也要求保留自己应得的份额。
以上事实，有《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房屋买卖契约》、付款凭证、中联委公司证明、遗嘱、更名申请、家庭协议、君子协议、保证书、《关于同意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按房改成本价出售拆迁安置公有住房的函》、《关于撤消对潘×1692更名事宜的函》、遗嘱真实性调查、中联委公司关于收回《房屋买卖契约》的函、解除《君子协议》的决定、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及法院谈话笔录、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潘×1作为被拆迁安置人，得到了三套公有住房使用权。2001年房改售房时，潘×1同意691号、6121号房屋分别以他人名义购买，但其仍以自己的名义与中联委公司签订692号房屋买卖契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潘×1交纳了5万元首付款后死亡，房屋买卖契约未履行完毕，房屋所有权亦未登记在其名下，故潘×1并未实际取得692号房屋的所有权。但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潘×1在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可由相关权利人承继。诉讼中，通过各方当事人举证及陈述可见，潘×1生前是否留有遗嘱、遗嘱的效力如何，直接影响潘×1与中联委公司所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承继主体的确定。该项事实的不确定，以及涉案诉争房屋为拆迁安置房，进而实施房改相关政策如何执行亦处于未确定状态，导致中联委公司与张×1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效力属于待定状态，故史×1要求确认该买卖房屋契约无效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其该项诉讼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史×1要求确认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张×1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的诉讼请求。
史×1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
史×1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对于缴纳房款的事实认定错误，且遗漏了部分重要事实、偏袒被告。中联委公司一房两卖，将诉争房屋分别卖给了潘×1和张×1，剥夺了史×1的合法继承权；原判审理程序有误，将史×3、史×5作为证人出庭错误；原判前后矛盾、对于同一套住房却出现了两份购房合同，且对“遗嘱”的效力不予确认，适用法律有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决中联委公司与潘×12001年1月9日签订的购房契约合法有效；判决中联委公司与张×12008年6月签订的购房契约无效；对原判中提及的两份“潘×1遗嘱”的效力依法进行确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支付。
张×1辩称：原判结论正确；中联委公司2001年售房时，并未取得692号房屋的产权，故2001年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在潘×1去世后，中联委公司才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故张×1是692号房屋唯一的拆迁被安置人，是唯一的购房人，是692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合法有效；史×1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请求：驳回史×1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确认中联委公司与张×1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合法有效。
中联委公司辩称：本案与其无关。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期间，史×1、张×1均陈述，潘×1的继承人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诉争房屋有一继承诉讼，该诉讼正在审理中。
上述事实，有原审判决所列证据及二审中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潘×1作为被拆迁安置人，于1998年得到了三套公有房屋的使用权。2001年房改售房时，潘×1同意691号房屋、6121号房屋以他人名义购买，以自己名义与中联委公司签订692号房屋买卖契约。该房屋买卖契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692号房屋首付款支付后，潘×1去世，其时该房屋买卖契约并未履行完毕，亦未进行产权登记，故潘×1尚未取得692号房屋的所有权。潘×1去世后，其房屋买卖契约项下的权利义务可由相关权利人承继，因此潘×1生前是否留有遗嘱、遗嘱的效力如何，直接影响潘×1与中联委公司所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承继主体的确定，从而导致中联委公司与张×1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由于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史×1原审请求是“依法判令中联委公司与张×1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且潘×1的继承人就本案诉争房屋另有继承诉讼，故确认“潘×1遗嘱”效力的问题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原判据此认定“史×1要求确认该买卖房屋契约无效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其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之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史×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史×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斌
代理审判员 阎 炜
代理审判员 黄晓丰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张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