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16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四季青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采荷一区采荷商场。
法定代表人：蒋爱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文强，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富阳祥兴帽厂。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永丰村俞家。
法定代表人：俞国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重天、巴萍萍，浙江萍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四季青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季青公司）与上诉人杭州富阳祥兴帽厂（以下简称祥兴帽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8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首先，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该院确认如下：四季青公司与祥兴帽厂在2004年至2015年期间有纺织品面料的业务往来。2015年5月19日，四季青公司法定代表人到祥兴帽厂处对账，并出具“对账函”，载明：“08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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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厂在09年1月19日付5万，已同余厂长对过确认，余下40194.94元+现代箱包厂7107.00……”。2015年9月10日，祥兴帽厂代表人俞国强向四季青公司发出函件一份，载明：“我按你司账上数据从2008年尚欠你金额为40194.94元、7107元(现代箱包厂)，共计47301.94元。……”四季青公司自2009年2月至2015年1月7日共计向祥兴帽厂开具票面金额为953421.70元的增值税发票，祥兴帽厂俱已抵扣。祥兴帽厂在2009年3月至2015年期间，共向四季青公司支付货款96万元。其次，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该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认定如下：1、货款单价的确定。祥兴帽厂主张双方对于面料的单价是口头约定的，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单价非双方约定的单价，比约定的单价高。而四季青公司则主张双方货物的单价就是根据增值税发票来确定的。根据双方提交的送货单据，以及庭审陈述，可以确认送货时并未填写单价，而祥兴帽厂对于四季青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予抵扣。该院认为祥兴帽厂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单价，并未举证证明，且祥兴帽厂已将发票抵扣，该行为应视为其同意四季青公司在发票上所列的单价。2、双方对于2008年之前的货款有无结算。对于祥兴帽厂提交的“对账函”，四季青公司主张，“08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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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厂在09年1月19日付5万，已同余厂长对过确认，余下40194.94元+现代箱包厂7107.00……”该部分内容仅指2008年的结算，不包括2008年之前的货款结算。而祥兴帽厂则主张该部分指截止2008年的账目。该院认为，双方的业务往来从2004年一直延续，四季青公司亦称祥兴帽厂一直拖欠货款，根据一般的交易规则和惯例，双方对账应会将之前的欠款数额结算在内，且四季青公司对账函的余下部分也均是将前一年的欠款数额结算在内。其次，四季青公司自认2008年的送货数额与付款数额结算后，祥兴帽厂应支付30706.49元，该数额与40194.94元毫无关联，四季青公司称是写错了，但未能说明发生错误的可信理由。第三，四季青公司在“对账函”中，表述为：“已同余厂长对过确认，余下40194.94元+现代箱包厂7107.00”，说明“余下40194.94元+现代箱包厂7107.00”这一数额是经双方确认，而非单方的意见，不应当存在写错的可能。第四,四季青公司提交的由祥兴帽厂出具的“对账函”中，祥兴帽厂亦确认“从2008年尚欠你金额为40194.94元、7107元(现代箱包厂)，共计47301.94元。”该内容应理解为截止2008年底尚欠四季青公司货款47301.94元，囊括了之前的货款结算，且说明该结算数额双方均予确认。综上事实，该院认为四季青公司法定代表人在2015年5月19日向祥兴帽厂出具的“对账函”中，表述的“余下47301.94元+现代箱包厂7107.00”，应囊括了2008年之前的货款结算，而非仅指2008年的货款结算，且双方对于到2009年1月19日为止祥兴帽厂尚欠四季青公司货款47301.94元的结算数额均予以确认。3、2009年2月24日开具的面额为71927.20元的发票所载明的货款是否已结算在2008年的欠款内。祥兴帽厂主张该发票所记载的货款已在2008年的结算中计算过一次，但四季青公司则主张是按增值税发票的开票时间来结算的，没有结算两次。该院认为双方的货款数额是由增值税发票所载数额确定的，而该发票在2009年2月24日开具，该货款无法在2009年1月19日前结算，故祥兴帽厂的抗辩该院不予采信。2016年10月12日，四季青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祥兴帽厂立即支付货款255975.86元。
原审法院认为：祥兴帽厂向四季青公司购买纺织品面料，理应支付货款，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的，祥兴帽厂应在四季青公司催讨后的合理期限内支付。故四季青公司要求祥兴帽厂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合理有据。双方发生的买卖往来历时久远，期间多次发生供货，也多次支付货款，双方对于欠款的结算，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确认，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故此，该院认为祥兴帽厂欠四季青公司的货款数额应为40723.64元，即截止2009年1月19日欠款47301.94元加2009年1月19日之后产生的货款953421.70元，扣减祥兴帽厂已付的960000元。综上，四季青公司的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富阳祥兴帽厂支付杭州四季青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货款40723.6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杭州四季青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40元，按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570元（预收5033元），由杭州四季青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160元，杭州富阳祥兴帽厂负担40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宣判后，四季青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首先，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2015年5月19曰，原告……出具对帐函，……2015年9月l0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函件一份。原告……自2009年2月至2015年1月7日(应27日)共向被告开具票面余额为953421.70元的增值税发票……。被告在2009年3月至2015年期间，共向原告支付货款96万元”。一审法院作出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上述事实，认定是错误的。首先，双方出具的对帐单是三份，不是二份。如果认定三份对帐单，就会发生自相矛盾的结果。所以一审法院故意回避了祥兴帽厂在2015年7月29日出具的一份对帐单，因为该份对帐单中，祥兴帽厂认为多付四季青公司货款11786.18元。四季青公司在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对帐单，祥兴帽厂在2015年7月29日和2015年9月10日出具的二份对帐单中，双方既没有在对方的对帐单上签名或盖章确认，更没有对该对帐单全部内容的确认。如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确认欠款的数额，祥兴帽厂只需确认四季青公司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对帐单，没有必要在2015年7月29日和2015年9月10日二次出具给四季青公司对帐单。由此证明，双方的意思一直未表示一致，至今都没有认可对方出具的对帐单。一审法院以部分对帐单中断章取义的局部内容，主观认定双方当事人对欠款金额没有争议，并以此作为判定本案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错误的。其次，四季青公司自2004年2月27曰起至2015年1月27日期间开具的46份增值税发票，以及祥兴帽厂付款的74份进帐单和3份记帐回执，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最直接的原始证据。但一审法院仅以四季青公司自2009年2月至2015年1月7日(应为27日)期间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2015年5月19日四季青公司的对帐单，作为认定2009年2月之前四季青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货款已结清的依据。以上事实认定，违背了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原则。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其次，原告自认2008年的送货数额与付款数额结算后，被告应支付30706.49元……，且原、被告对于到2009年1月19日为止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7301.94元的结算数额均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将四季青公司在2015年5月19日对帐单中的局部内容作为诉讼中的自认认定，因此作出了错误的裁判。根据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自认必须为明确的意思表示；自认必须具有合法性；自认必须发生在诉讼过程中才具有自认的效力。因此，一审法院将四季青公司在2015年5月19日对帐单中的局部内容作为本案诉讼过程中的自认认定，适用法律导错误。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四季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祥兴帽厂答辩称：关于2015年7月29日对账单的证明效力。本案对账单是由四季青公司自行出具结算并且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四季青公司对其真实性是确认的，因此一审法院对2008年之前的欠款数额认定是正确的。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四季青公司在对祥兴帽厂的证据进行质证时明确承认2008年祥兴帽厂实际欠款为30706.49元，一审法院对于该数额的认定是根据四季青公司的确认，适用法律正确。
祥兴帽厂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依法撤销。一、根据四季青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证据(2003年至2015年1月共计52份)以及祥兴帽厂的转账交付凭证(2003年至2015年1月共计96份)，以发票金额作为双方货物买卖对账依据来结算，祥兴帽厂的货款已全部结清，不存在欠款事实。首先，关于祥兴帽厂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支付给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供销社纺织品经营部（以下简称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的款项，是否系实际交付给四季青公司的货款。这一问题在第一次庭审中，四季青公司法定代表人蒋爱玉在回答祥兴帽厂代理人问题时明确，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与四季青公司确系由其同时掌控，并且确实存在由蒋爱玉指示祥兴帽厂将应付货款转至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的情况。同时，四季青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也提交了2003年期间由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由上述两点，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与四季青公司存在一个承继的关系，两家公司实际为同一主体，祥兴帽厂转账至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的货款应当作为总的支付货款计算在内，货款的交易结算应当一并处理。由此，根据所有提供的发票，四季青公司共提供货物价值2948974.78元，而祥兴帽厂的转账凭证共计2981831.66元，由此，祥兴帽厂支付的货款数额超出发票金额，祥兴帽厂不存在欠款事实。二、关于2008年之前的货款结算以及2015年5月19日对账的问题。2008年之前账目结清的前提是2009年2月24日开具的71927.20的发票所载货款已结算在内。四季青公司在第二次开庭时提交的证据清单(2)发货清单中，其中编号为27、28的销货清单中，明确2009年2月24日开具的71927.20的发票实际发货时间为2008年11至12月，属于2008年的货款。在祥兴帽厂所列的明细中，在2009年所列的发票一栏中注明了“08年余下”的字样。其“余下”所指的其实是08年之前的账目存在货款已结清但实际发票未开的情况，故该71927.2元不应当作为09年之后的应付货款进行结算。一审判决认为“发票在2009年2月24日开具，该货款无法在2009年1月19日前结算”的认定是片面的，与本案实际交易习惯和交易事实不符，无法体现交易双方的真实结欠数额。故此，不论是依据2003年至2015年的结算方式，还是依据2009年之后的结算方式，祥兴帽厂均不存在结欠货款的情况，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四季青公司的诉讼请求。
四季青公司答辩称：一、祥兴帽厂上诉称2003年至2015年1月的52份付款凭证和同期的96份发票，作为双方对账依据来结算，其货款已全部结清，不存在欠款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1、四李青公司一审证据清单3中的3号证据(营业执照)证明，四季青公司是在2003年11月25日成立。2、四季青公司一审证据清单2中的l号证据(四张出库单据)证明，双方之间的第一笔交易是发生在2004年1月3日。3、四季青公司一审证据清单1中的l号证据(第l张增值税发票)证明，双方之间的第一笔交易开票日期是2004年2月27日。4、四季青公司一审证据清单l中的2号证据(第1张交通银行对帐单)证明，祥兴帽厂支付四季青公司的第一笔货款的日期是2004年7月9日。上述四个事实相互印证，双方发生交易的时间均是在2003年11月25日四季青公司成立之后。因此，祥兴帽厂以2003年起就将货款支付四季青公司，其货款已全部付清，不存在欠款事实的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证据能证明。二、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与四季青公司是否为同一主体？祥兴帽厂称“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与四季青公司存在一个承继的关系，两家公司实际为同一主体”。该上诉理由是自相矛盾的。祥兴帽厂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中有2份工商公示信息：1份是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的工商登记信息，该信息证明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是集体分支机构(企业法人是：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供销社)，住所地为杭州市江干区；另l份是四季青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该信息证明四季青公司，是私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为杭州市江干区采荷一区采荷商场。该2份证据已证明此系二个不同的主体，不同的住所地，不存在任何的承继关系。祥兴帽厂以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的负责人与四季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蒋爱玉，应认定为同一主体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祥兴帽厂称2009年2月24日，四季青公司开具71927.20元发票的货款，已在2008年结算中结清。该上诉的理由焦点是：四季青公司与祥兴帽厂在商品交易中发生的货款，应按发货的时间结算？还是按开票的时间结算？四季青公司与祥兴帽厂12年的商品交易惯例证明：四季青公司向祥兴帽厂多次交货后，过1至2个月左右(甚至更长时间，四季青公司一审证据清单2可证明，)再向祥兴帽厂开具增值税发票，并附一份有单价的记帐联向祥兴帽厂结算。然后祥兴帽厂按其资金状况支付部分货款，从未有在发货的同时付款，更没有预先支付货款的情况。四季青公司的发货凭证、增值税发票及进账单证明，祥兴帽厂没有一次在开具增值税发票之前就已结清货款的事实。综上所述，祥兴帽厂的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祥兴帽厂的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四季青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03年四季青经营部与祥兴帽厂之间的增值税发票额与货款支付明细表，拟证明四季青经营部在2003年向祥兴帽厂供货396248.26元，该年度祥兴帽厂支付货款300000元。2、2002年1月29日-2002年12月25日四季青经营部给祥兴帽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5份，拟证明四季青经营部给祥兴帽厂供货436207.56元。3、2001年6月25日-2001年12月27日四季青经营部给祥兴帽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3份，拟证明四季青经营部给祥兴帽厂供货284153.80元。以上证据经质证，祥兴帽厂对证据1、2、3真实性无异议，但本案是从2003年开始计算货款的，四季青公司不应将2003年之前的送货凭证拿出来。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均涉及四季青经营部与祥兴帽厂之间的买卖事宜，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祥兴帽厂为证明其于2003年1月-2003年11月共分8次向四季青经营部支付货款30万元，于2004年1月-2006年1月共分10次向四季青经营部支付货款325000元，共计支付625000元，以及该625000元应当算作支付四季青公司货款的事实，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本院依法向中国农业银行大源支行调取了汇票存根7份、信汇凭证6份以及转账支票5份。上述18份银行票据经双方质证，祥兴帽厂无异议，四季青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票据均系支付给四季青经营部，不是支付给四季青公司，且其中2006年1月22日的35000元是支付给富阳染色厂的，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鉴于四季青经营部与祥兴帽厂之间也存在买卖往来，故该证据不能证明所涉款项625000元应当算作支付四季青公司货款的事实，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除将一审查明的“四季青公司自2009年2月至2015年1月7日共计向祥兴帽厂开具票面金额为953421.70元的增值税发票”纠正为“四季青公司自2009年2月至2015年1月27日共计向祥兴帽厂开具票面金额为953421.70元的增值税发票”外，其余事实均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四季青公司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对账函”载明“08年账--
贵厂在09年1月19日付5万，已同余厂长对过确认，余下40194.94元+现代箱包厂7107.00……”，该部分内容所涉款项47301.94元是否仅系2008年的货款结算，而不包括2008年之前的货款结算。本院认为，四季青公司、祥兴帽厂之间的业务往来从2004年持续至2015年，四季青公司亦称祥兴帽厂一直拖欠货款，根据一般的交易规则和惯例，双方对账应会将之前的欠款数额结算在内，该“对账函”的余下部分也均是将前一年的欠款数额结算在内，且四季青公司在一审中自认2008年的货款数额与付款数额结算后祥兴帽厂应支付30706.49元，该数额与40194.94元并不相同，因此四季青公司上诉称该47301.94元仅系2008年的货款结算数额，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鉴于祥兴帽厂2015年9月10日向四季青公司出具“对账函”确认“从2008年尚欠你金额为40194.94元、7107元(现代箱包厂)，共计47301.94元。”据此，原审认定截止2008年底祥兴帽厂尚欠四季青公司货款47301.94元，囊括了之前的货款结算并无不当。至于祥兴帽厂上诉称其向四季青供销社经营部支付的625000元就是支付四季青公司的货款，实际不存在本案欠款事实一节，本院认为，四季青公司在二审期间也提交了四季青供销社向祥兴帽厂开具合计金额为1116609.62元的增值税发票，鉴于四季青经营部与祥兴帽厂之间也存在买卖往来，故对祥兴帽厂的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对于祥兴帽厂上诉称2009年2月24日开具的面额为71927.20元的增值税发票所载明的货款已结算在2008年欠款内一节，本院认为，该发票系在2009年2月24日开具，而双方货款金额是根据增值税发票所载数额确定，故该发票所载明的货款无法在2009年1月19日前结算，本院对祥兴帽厂的该上诉主张亦不予采信。综上，祥兴帽厂、四季青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29元，由上诉人杭州四季青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负担3711元，上诉人杭州富阳祥兴帽厂负担8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明贵
审判员 祖 辉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