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7民终11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锦娟，男，196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闽侯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福建省建昌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顺昌县城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张积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锦和，男，福建省建昌建设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汪侦鑫，男，196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夷山市环岛西路***号，现住武夷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新华，福建武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锦娟、福建省建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侦鑫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15）武民初字第1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锦娟、建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1.汪侦鑫返还刘锦娟、建昌公司工程款230555元，并从2013年2月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2.汪侦鑫返还刘锦娟、建昌公司代扣税费94194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超出合同约定范围进行审理是错误的。1、案涉《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第四条约定：“工程价款按本项目土建施工与建设单位核定的建筑面积结算，包干价每平方米84元，不再增减任何其他费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终字第8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讼争工程系建昌公司承包。刘锦娟作为施工班组代表将水电工程部分以每平方米84元的价格发包给汪侦鑫，并没有作出增加工程量进行结算的协议和承诺。原审判决凭汪侦鑫自称口头协议增加了工程量而进行审理，超出了审理范围。2、从2011年11月29日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至起诉之日止，汪侦鑫从未提出有关增加工程量的主张，其主张不仅没有依据，也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委托鉴定及采信鉴定结论均是错误的。1、鉴定程序不合法。本案中，鉴定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已超过法定30天期限，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解除和终止委托，该鉴定结论无效。2、案涉鉴定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三）、（四）、（五）、（六）、（七）项规定的情形。具体为：①鉴定书没有提供委托鉴定的材料。②没有说明使用了何种技术手段。③鉴定人员没有到现场实地勘验。④没有说明鉴定过程。⑤鉴定意见不明确。如：第五条其他情况说明第3点“由于提供的资料不够完整且一些材料已预埋，现场无法直接看见…，该部分法院请法院判定”，说明该鉴定没有充分的依据和明确的意见。⑥没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资格的说明，未附鉴定资格证书；⑦没有鉴定人员的签名，仅有盖章。3、鉴定结论严重不实。①鉴定的最基本要求是现场勘验，审查图纸，采集现场计量工程数据。但本案没有按照规定进行鉴定，而是按照汪侦鑫一方提供的《工程结算书》载明的数据抄袭，故鉴定结论不客观、不真实。②合同明确约定84元的包干价是“依据图纸设计要求的全部内容”，实际施工范围没有超出B区12#、13#、14#号楼的界限范围，原始施工图与竣工图都是一致的，合同约定84元的包干价已经在所有的工程量中。鉴定机构没有鉴定84元包干价的具体工程量范围，直接以刘锦娟与武夷山金川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川公司)合同约定包干价1035元扣除84元，再将所有水电项目作为增加的工程量，该做法毫无根据。③双方当事人已确认共有28套房屋没有施工，鉴定中没有扣除该部分工程量，鉴定结论必然不真实。④鉴定对象错误。案涉《工程结算书》仅是建昌公司申报决算的预算材料，金川公司没有采纳并据此结算支付，双方是另行协商达成了“合同结算确认书”，涉及价款是否虚报均与汪侦鑫无关，汪侦鑫无权要求刘锦娟、建昌公司将申报取得的工程款划归给其所有。鉴定机构也没有权利对《工程结算书》进行复核审查。鉴定机构在2016年11月18日出具《关于无法出具造价鉴定成果的情况说明》，之后又作出鉴定书，前后行为矛盾。4、案涉《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第二条约定“依据图纸设计要求的全部内容”作为包干范围，且双方没有增加工程结算的约定。一审法院进行鉴定的程序是违法的，且在鉴定机构已经超期鉴定，并作出无法出具造价鉴定成果的结论后，仍不解除和终止委托。5、福建联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审公司)出具鉴定书时，已明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够完整，一些材料已预埋，现场无法直观看见，但联审公司仍引用《工程结算书》的数据，稍加改动价格，形成结论，并未将税金等费用计入费用等，显然不具有客观性。三、一审法院对合同约定工程量的认证观点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认定建筑面积按15143.45平方米计算是错误的。根据《合同结算确认书》，金川公司审定建筑面积为14785.10平方米。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应以“金川公司核算后的面积”，一方面又把15143.45平方米当做核算后的面积，该面积来源汪侦鑫编制“12-14#楼结算审核分析表”标注的面积，该分析表没有刘锦娟、建昌公司的签名盖章，没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证据采用，且与金川公司最终审定的建筑面积相互矛盾。2、鉴定机构没有对28套房屋的工程量进行鉴定并扣除，没有区别包干与增加工程量的重叠竞合关系。鉴定结论应将该28套房屋面积和价款全部扣除。即总施工面积为13249平方米，总包干价应为1112916元。3、本案若需证明是否存在工程增量，鉴定机构必须在现场逐一勘验，区分出84元的包干范围包含了哪些内容，未施工的28套房屋具体包含哪些减少的材料，才能证明存在增加工程量。况且即使存在增加工程量，汪侦鑫基于包干为结算原则，其无权要求刘锦娟、建昌公司支付增加工程量的价款。刘锦娟、建昌公司是在支持反诉请求的基础上才自愿按照50%即每平方米42元计算单价。四、一审法院对合同约定之外是否增加工程量的认定观点是错误的。1、即使案涉工程存在变更和增加工程量，但变更或增加工程量部分的工程款并不是要归汪侦鑫所有。案涉《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明确约定汪侦鑫承包工程范围是“依据图纸设计要求的全部内容，……且直接费包干，不再增减任何其他费用”。因此，汪侦鑫主张存在增加工程量的事实，则其不仅要提供原始施工图和竣工图不一致的依据，还要提供双方有约定结算的依据。2、一审法院认为刘锦娟、建昌公司应支付增加工程量的款项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包干价表示不再增减任何费用，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3、金川公司的相关通知及“12-14#楼结算审核分析表”，均系单方制作的材料，不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要件，与“合同结算确认书”的审核结果不一致，不具有证明力。原判决采信该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显然错误。五、一审法院对鉴定机构的认证观点是错误的。1、原判决认为“鉴定书”未附资质证明材料，但不能以此否定鉴定机构在资质方面的合法性是错误的。首先，法律对鉴定的要求是十分严谨的，隐匿资质就应推定没有资格执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当审查鉴定书是否附资质证明材料，没有附资质证明则说明本案鉴定程序不合法。其次，鉴定人员的资质既未出示质证，也未合理说明鉴定结论未附理由的依据。再次，鉴定机构在接受委托时提交资质证明，只能证明其接受委托时的资质状况，不因此而推定之后其仍具备鉴定资质。2、原判决认为“鉴定虽历时较长，但期间存在提交资料、向双方了结情况、补充鉴定资料等情形，本院亦未解除委托，不宜以鉴定历时较长为由不予采纳鉴定意见”，该观点也是错误的。首先，本案鉴定已委托过一次被否决了，所有鉴定材料在第一次委托鉴定时就已经收集齐全，一审法院委托联审公司进行鉴定时已将所有材料移交，法院组织鉴定机构向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的时间在2016年10月14日，当时鉴定人员说明了无法鉴定的理由。鉴定机构于2016年11月18日出具《关于无法出具造价鉴定成果的情况说明》，之后未再组织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更没有补充鉴定资料等情形，原判决罗列的情况不真实。其次，鉴定机构没有申请延长期限并得到批准，一审法院理应及时解除或终止委托。再次，刘锦娟、建昌公司于2017年3月14日收到《工程鉴定意见书征求意见稿》后，于同年3月17日提交了书面意见书，但未得到解释答复，同年5月2日，刘锦娟、建昌公司才收到《工程鉴定书》。3、全案实际围绕着金川公司的材料进行审查，而金川公司的实际代表人是汪侦鑫，鉴定机构在金川公司与刘锦娟、建昌公司的其他案件中是单方聘用关系，所作的《修缮工程预算价》内容就是针对讼争的12-14#楼，应属于利害关系人。4、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合法。鉴定机构已明确王侦鑫提供的资料不够完整且一些材料已预埋，现场无法直观看见为鉴定前提，足以证明其无法作出明确的鉴定结论。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鉴定机构只能做出明确的鉴定结论，而不是将不确定的结论交给法院判定。六、汪侦鑫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鉴定人应当回避。1、汪侦鑫系建昌公司聘用的项目经理，工程施工期间是金川公司的工程部负责人，其具有双重身份。其从金川公司取得资料作为证据，来源不合法。2、联审公司与本案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应当回避。一审法院委托联审公司进行鉴定显属不当，联审公司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采用。七、原判决未支持刘锦娟、建昌公司的反诉请求是错误的。1、讼争水电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工程价款按本项目土建施工与建设单位核定的建筑面积结算，包干价每方平方米84元，不再增减任何其他费用”。已经明确B区12#、13#、14#三栋楼的施工包干价为每平方米84元，建设单位最终核定为14785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84元计算，总工程价款为1241940元，刘锦娟、建昌公司在主张返还不当得利时，附条件提出按照包干价50%即每平方米42元扣减未施工的28套房屋范围内的工程量。在工程未结算的情况下，汪侦鑫共领取1407977元，多领工程款230555元，属于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并从2013年2月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占用资金的利息损失。2、承包施工是经营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汪侦鑫是纳税义务人，汪侦鑫取得的工程款均应承担相应的税费，本工程税率为8%，汪侦鑫无异议，讼争水电合同虽然没有约定税收承担的问题，但根据纳税法定原则，汪侦鑫作为利益取得人应当纳税。税收是以汪侦鑫取得的价款为依据，纳税是法定义务，不需要合同进行约定，刘锦娟、建昌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了代扣代缴了税收的事实，鉴定方没有对税费问题进行鉴定，并不代表汪侦鑫可以免予承担税费。
汪侦鑫辩称：讼争工程存在增加工程量的事实，一审法院的审理是合法的。案涉工程于2011年10月29日竣工验收，直到2013年1月31日才审核确认，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1月31日开始起算，汪侦鑫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同意一审法院的处理意见。请求驳回刘锦娟、建昌公司的上诉请求。
汪侦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锦娟、建昌公司支付汪侦鑫工程余款计214574元及从2013年2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刘锦娟、建昌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汪侦鑫返还多领工程款230555元，并从2013年2月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2．汪侦鑫按照实际取得的工程款承担8%的税费9419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22日，建昌公司与案外人金川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由建昌公司承建武夷山市仙店人家财富广场B区4#、5#、10#、11#、12#、13#、14#楼及相连之裙楼工程项目土建、装饰、水电、防水、消防等全部工程施工。2009年11月30日，建昌公司与刘锦娟签订“班组承包施工合同”，约定由刘锦娟向建昌公司承包施工，项目名称为“武夷山仙店人家财富广场B区12#、13#、14#楼”，工程范围为“按施工图纸完成土建、水、电、装饰”，刘锦娟包工包料单价为每平方米1035元，合同还对其他内容作出约定。2010年6月10日，刘锦娟与汪侦鑫签订“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一份，载明依据刘锦娟与金川公司签订的武夷山仙店人家财富广场工程项目建设施工承包合同订立本合同，工程承包内容为：“武夷山市仙店综合住宅区B区12#、13#、14#楼工程项目水电安装，消防等分部工程，依据图纸设计要求的全部内容；各套内照明安装采用普通白炽灯，卫生间、厨房、阳台等给排水等只负责按图要求预埋管线（沿楼地面的给水管采用明管布设的方式布置）；其他设施待客户二次装修时自行安排；所有的给排水及强弱电工作内容只施工至外墙勒角外一米处；电梯不包括在内，应预埋管和预留孔（弱电只预埋管道）。”建筑面积按福建省05建筑定额建筑面积计算规划计算（建筑面积以金川核算后面积为准）。工程价款按本项目土建施工结算，包干价每平方米84元，直接费包干，不再增减任何其他费用。工程款支付按土建单栋施工至外架拆除后，水、电、消防安装完成量占到总量的95%时，刘锦娟付给汪侦鑫总价的80%工程款，单栋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90天内，刘锦娟支付该栋楼水、电安装总工程款的95%，余款5%保修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年全部付清，时间由竣工验收合格之日算起。合同签订后，汪侦鑫进行了案涉工程的水电施工，刘锦娟先后支付了水电工程款1407977元。案涉工程中，B区14#楼有28套房屋共计1536.15平方米，因业主要求自行安装室内水电，经刘锦娟与汪侦鑫协商，水电有部分未施工。因汪侦鑫认为因工程发生合同外增加工程量，故尚欠部分工程款未付，经协商未果而诉至法院。另查明，建昌公司2011年7月28日编制“武夷山仙店人家财富广场B区12#13#14#楼工程结算书”报至建设单位“武夷山金川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载明工程造价为18401926元；金川公司编制“12-14#楼结算审核分析表”载明案涉工程“合同内面积”为14785.10平方米，“施工单位申报面积”为15238.90平方米，“丈测面积”为15143.45平方米；2013年1月31日，金川公司与建昌公司签订“合同结算确认书”，载明经双方友好协商，就建昌公司承包的仙店人家财富广场B12-14#楼工程最终达成以下结算协议，其中工程合同金额为15302578元，额外增补金额为2517422元，最终结算总金额为17820000元；根据汪侦鑫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联审公司对“武夷山仙店人家财富广场B区12#、13#、14#楼水电工程合同外增加、更改工程量及价款”进行造价鉴定，经鉴定，联审公司于2017年4月10日出具“工程鉴定书”，载明经鉴定造价为人民币1555649元，其中合同价为1280068元，设计变更通知单增加、更改的价款为275401元。
一审法院认为，汪侦鑫起诉要求刘锦娟、建昌公司共同支付尚差的水电工程款项，对此建昌公司辩称其与汪侦鑫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汪侦鑫无权向建昌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汪侦鑫系与刘锦娟订立“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并未与建昌公司直接发生水电安装施工合同关系，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汪侦鑫与建昌公司形成前述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汪侦鑫仅能向其合同相对方即刘锦娟主张支付尚差的水电工程款，而无权要求建昌公司支付相应工程款。关于本案“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程量问题，汪侦鑫认为应以15238.90平方米的工程总面积进行计算，并核减尚未完全施工的28套房屋水电工程价款40549元，经计算为1239518.60元，刘锦娟、建昌公司则认为应按建昌公司与金川公司签订的“合同结算确认书”载明的合同金额“15302578元”除以1035元/平方米的单价，确认面积为14785平方米，以此来计算水电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刘锦娟与汪侦鑫签订的“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第三条关于“建筑面积以金川核算后面积为准”的约定，金川公司审核后的案涉工程建筑面积，是据以计算本案水电工程价款的依据。本案中汪侦鑫提供了金川公司出具的“12-14#楼结算审核分析表”载明三个不同面积：一是“合同内面积”为14785.10平方米，二是“施工单位申报面积”为15238.90平方米，三是“丈测面积”为15143.45平方米。根据“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的约定，应以金川公司核算后的面积，即以“丈测面积”15143.45平方米作为计算合同内水电工程款的依据，经计算为1272049.80元（15143.45平方米×84元/平方米）。本案中双方均确认案涉房产中有28套房屋水电工程仅完成部分，并未全部施工完毕，对此汪侦鑫陈述根据其核算可扣减40549元，但刘锦娟表示只认可按包干价50%即42元/平方米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汪侦鑫认为只应扣减40549元没有相应依据，一审法院采纳刘锦娟关于该28套房屋（总面积1536.15平方米）按42元/平方米计算的辩解意见，故应在合同价范围内扣减64518.30元工程款。综上分析，案涉水电工程合同内价款为1207531.50元（1272049.80元-64518.30元）。关于汪侦鑫在“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之外，是否存在增加变更工程量问题，汪侦鑫认为根据其提交的相关设计修改、补充通知单，金川公司出具的“结算审核分析表”，刘锦娟、建昌公司提交的工程结算书、合同结算确认书等，均可证实提交审核的水电、消防部分增加了326308元和配电箱差价45721元（由于建设变更品牌引起的费用差价）；刘锦娟和建昌公司则认为，“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已经明确以包干价结算，汪侦鑫的施工范围并未超出合同包干面积范围，也不存在合同外增加工程量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刘锦娟与汪侦鑫签订的“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有明确的施工范围，而汪侦鑫提供的金川公司相关通知，金川公司编制的“12-14#楼结算审核分析表”，可看出施工过程中确有存在增加、变更水电工程量的情况，福建联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鉴定书”亦确认增加、更改工程量的事实，结合“工程鉴定书”，可以确认案涉水电工程增加、更改工程价款为275401元。关于汪侦鑫所主张的配电箱差价45721元，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配电箱品牌变更所产生的实际差价，联审公司出具的“工程鉴定书”亦表示“配电箱材料价差不应计取”，故对汪侦鑫的该部分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汪侦鑫负责施工的合同内及增加、变更水电工程总价款为1482932.50元，扣除刘锦娟已支付的1407977元，尚余74955.50元未予支付。关于汪侦鑫要求对尚欠工程款从2013年2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汪侦鑫在本案中主张的款项为增加变更工程量产生的工程款，对此当事人并未约定付款时间和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对是否增加变更工程量一直存在争议，对该部分工程款始终未进行结算，汪侦鑫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对增加变更工程量提交竣工结算文件，故支持以尚欠的74955.5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即2015年10月23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对汪侦鑫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刘锦娟、建昌公司要求汪侦鑫返还多领工程款230555元，并从2013年2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因根据查明事实，汪侦鑫的水电总工程款为1482932.50元，而其已领工程款为1407977元，并未超额领取，故刘锦娟、建昌公司的该项反诉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刘锦娟、建昌公司要求汪侦鑫按照实际取得的工程款承担8%税费94194元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汪侦鑫与刘锦娟签订的“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对工程价款约定为“直接费包干”，合同中并无汪侦鑫应承担相关税费的约定，福建联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因增加、更改产生的水电工程价款275401元也明确只是计取“人工、材料和机械费用”，因此刘锦娟、建昌公司要求汪侦鑫按工程款8%计付税费没有合同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刘锦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汪侦鑫支付工程款74955.50元，并从2015年10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汪侦鑫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刘锦娟、福建省建昌建设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查。综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联审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二、关于汪侦鑫主张案涉《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之外增加、变更施工项目的工程价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三、关于刘锦娟、建昌公司诉请汪侦鑫返还多领取工程款的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四、关于汪侦鑫是否应按实际取得工程款承担税费94194元的问题。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联审公司具有鉴定资质，其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工程鉴定书》符合法律规定。且经审查，该鉴定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刘锦娟、建昌建设公司对此鉴定结论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有效反驳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据此，一审法院采信上述鉴定结论并作为计算案涉《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之外增加、变更施工项目的工程量及工程价款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刘锦娟、建昌公司主张联审公司出具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刘锦娟、建昌公司在一审时未提出过诉讼时效抗辩，其于二审中提出，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汪侦鑫就案涉水电工程施工项目的范围超出其与刘锦娟于2010年6月10日签订《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约定施工项目范围的事实清楚，根据联审工公司出具《工程鉴定书》的鉴定意见，可以认定案涉《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之外增加、变更施工项目的工程价款应为275401元。而根据案涉《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约定，《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建筑面积以金川公司核算后面积为准，工程价款则按每平方米84元的标准计算，故一审法院以金川公司丈测面积15143.45平方米为依据，计算出案涉《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为1272049.80元是正确的，因案涉房产中涉及28套房屋水电工程项目未全部施工，一审法院采纳刘锦娟扣减64518.30元工程款的意见，认定案涉《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为1207531.50元并无不当，综上，汪侦鑫应获得案涉水电工程的工程款为1482932.50元，而刘锦娟仅向汪侦鑫支付水电工程款1407977元，显然，刘锦娟、建昌公司主张汪侦鑫多领取案涉水电工程工程款的事实不成立，刘锦娟、建昌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四。本院认为，刘绵娟于2010年6月10日与汪侦鑫签订《水电安装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合同》并未约定由汪侦鑫负担案涉工程项目有关税收费用，而是明确约定汪侦鑫是按固定“直接费包干”单价计算工程款，刘锦娟、建昌公司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由汪侦鑫承担纳税义务，明显不符合刘绵娟与汪侦鑫之间的约定，刘锦娟、建昌公司主张汪侦鑫应承担税费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锦娟、建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96元，由上诉人刘锦娟、建昌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乐 芳
审判员 陈君精
审判员 陈志勇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叶晓桐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