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44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都天佑，男，1986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星，男，199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超，男，198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家盛，男，198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冠中，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茗，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飞龙，男，1985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康，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因与被上诉人谭飞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8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向谭飞龙返还借款本金180400元、利息15300元及逾期利息（以2547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21日起至2016年1月19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2447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0日起至2016年1月27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2377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8日起至2016年1月30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2277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31日起至2016年2月23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22540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24日起至2016年3月21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2094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2日起至2016年3月30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2044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31日起至2016年4月19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20290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0日起至2016年4月29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18190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30日起至2016年5月19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180400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20日起至本金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谭飞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借款合同》并未约定借款是分期发放的，根据民间借贷惯例及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谭飞龙应一次性发放全部借款，但谭飞龙却分多次发放借款，最后一笔款项的发放日期为2015年9月21日，故借款期限届满日也应为2015年12月20日，逾期利息也应从该日起算。二、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支付的款项应先抵扣本金而非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此亦为双方所认可，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对偿还本息的顺序无特别约定是错误的。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在2016年3月22日现金付款时，要求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出具的收条是明确载明归还本金的，不但可以证明其付款时真实意思是还本金，还可以证明先还本再付息的顺序是得到谭飞龙的认可的。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在转账付款时都会载明是“还钱”或“还”，而非“付息”或“支付利息”，2016年4月30日转账时直接备注了“还本金”，亦可佐证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在付款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还本金。即使先抵扣利息，也应区分借款期内利息和逾期利息，而按一审判决计算，则逾期利息的偿还顺序优先于本金。
谭飞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大部分事实都是正确的，但一审判决认定谭飞龙已经收到了其中一笔16000元款项有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时间是从谭飞龙划至指定账号当天开始计算，因此双方约定的月利率3%应当予以支持。且双方约定的利息是按月支付，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支付给谭飞龙的款项应当先予抵扣每个月的利息。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
谭飞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共同向谭飞龙支付欠款255000元及利息（从其应付利息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3%/月计算，并按拖欠利息每日10%计算罚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2日，谭飞龙向都天佑名下62×××68账户转账40000元。之后，谭飞龙又向都天佑名下该账户转账多笔款项，分别为：2015年6月17日转账20000元，2015年6月19日转账20000元，2015年6月24日转账10000元，2015年6月26日转账10000元，2015年6月29日转账10000元，2015年7月1日转账20000元，2015年7月2日转账50000元和30000元，2015年8月31日转账20000元，2015年9月20日转账5000元，2015年9月21日转账20000元。谭飞龙共计向都天佑名下该账户转账255000元。谭飞龙为证明上述款项是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共同向其所借，提供了《借款合同》及《划款委托书》，其中《借款合同》编号为2015年借字第2号，显示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向谭飞龙借款255000元，借款用途为经营周转，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具体时间从谭飞龙资金划至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指定的账户的当天开始计算。借款月利率3%，按月支付，如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未按期支付利息，应按拖欠利息每日百分之十计算违约金。《划款委托书》显示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从谭飞龙处借款255000元，并签署了编号为2015年借字第2号的《借款合同》，授权谭飞龙将该资金划账至都天佑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同德支行62×××68账户。都天佑、刘志超、程家盛对《借款合同》签名的真实性认可，对于借款总金额不认可，陈述当时借款时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其中一份为打印版，另一份首页下划线位置是留空的，均在谭飞龙处，谭飞龙提交的《借款合同》签订时首页下划线位置是留空的，手写部分是谭飞龙之后所写，实际借款金额应为210000元。《划款委托书》上的借款金额也是谭飞龙为了诉讼后补的。都天佑、刘志超、程家盛确认收到谭飞龙转账的255000元款项，但陈述2015年8月31日、9月20日、9月21日的三笔转账并非借款，而是与谭飞龙间业务交流的款项，且该三笔款项与其他款项的支付时间相差甚远，不符合交易习惯。都天佑、刘志超、程家盛未能举证证明2015年8月31日、9月20日、9月21日的三笔转账是何业务。
都天佑、刘志超、程家盛为证明所辩称事实，共同提供了如下证据及陈述：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都天佑与谭飞龙是从2015年8月27日添加微信好友的，晚于涉案借款出借时间，不合常理；2.借款合同（无原件），拟证明涉案借款本金总额为210000元，且没有载明借、还款时间，应从转账时间起算；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案外人谭国龙是实际出借人，谭飞龙仅是名义上的出借人，涉案借款本金总额实为210000元，都天佑曾多次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偿还利息，并向谭国龙指定的其母亲麦桂好名下的账户转账偿还利息及部分本金；4.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其中显示由都天佑直接转给谭飞龙的为2015年6月24日转300元，摘要为“转账”；2016年1月20日转10000元，摘要为“还你一万，还有两万”；2016年1月28日转7000元，摘要为“收钱7000”；2016年1月31日转10000元，摘要为“再还你10000”；2016年2月24日转2300元，摘要为“还钱”；2016年3月31日转5000元，摘要为“还你5000”；2016年4月20日转1500元，摘要为“转账”；2016年4月30日转21000元，摘要为“还本金20000本金1000”；2016年5月20日转1500元，摘要为“还钱1500”），拟证明都天佑通过支付宝多次转账给谭飞龙及谭国龙母亲麦桂好归还借款及利息；5.收条（显示2016年3月22日谭飞龙收到都天佑归还的本金16000元）和取款记录，拟证明都天佑在2016年3月22日向谭飞龙现金还款16000元。除证据4外，谭飞龙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对于证据5中的收条，谭飞龙因不认可其签名的真实性，申请了笔迹鉴定，经一审法院摇珠确定鉴定机构并依法委托，鉴定机构以“检材与所提供样本不具备可比性”终止鉴定，经释明相关法律后果后，谭飞龙出于尽快实现债权的考虑自愿撤回鉴定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涉案借款实际的出借人，谭飞龙提供了《借款合同》、《划款委托书》及相应的转账记录，均显示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共同向谭飞龙借款。都天佑、刘志超、程家盛虽辩称涉案借款实际由案外人谭国龙出借，但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认与谭飞龙及案外人谭国龙有关，且其提供的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中向谭飞龙转账的款项大部分摘要为还钱，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确由谭飞龙出借。其次，关于涉案借款的本金数额，谭飞龙提供的《借款合同》及转账记录均显示涉案借款本金为255000元。都天佑、刘志超、程家盛虽然提供了另一份《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无原件，且其陈述的2015年8月31日、9月20日、9月21日的三笔转账是其他业务交流的款项亦无证据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本金为255000元。再次，关于涉案借款的起算时间，因谭飞龙提供的《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的具体时间从谭飞龙资金划至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指定账户的当天开始计算，因此具体的借款时间应从谭飞龙各笔转账到达都天佑账户之日起计算。最后，关于还款数额，对于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中直接转给谭飞龙的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其中摘要为还本金的款项，均是都天佑自行备注，未得到谭飞龙确认，应视为双方对此并无特别约定，因此，支付宝转账部分应先行抵扣利息。对于其他转账，都天佑、刘志超、程家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涉案借款有关，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对于收条，都天佑提供了相应的取款记录，谭飞龙虽否认收条的真实性，但其自愿撤回笔迹鉴定申请，应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收条中所载的都天佑于2016年3月22日向谭飞龙还本金16000元。陈伟星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核证、质证，亦无提供反驳的证据，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综上，结合谭飞龙与都天佑、刘志超、程家盛的陈述和双方的证据，一审法院将涉案的借款金额和还款金额进行汇总，并据此计算{[58600元-（40000元×36%÷365天×101天+20000元×36%÷365天×96天+20000元×36%÷365天×94天+10000元×36%÷365天×89天+10000元×36%÷365天×87天+10000元×36%÷365天×84天+20000元×36%÷365天×82天+80000元×36%÷365天×81天+20000元×36%÷365天×21天+5000元×36%÷365天×1天）]÷（255000元×36%÷365天）≈159天,2015年9月21日+159天=2016年2月27日}，得出都天佑已还完2016年2月27日前的利息。因此，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尚欠谭飞龙239000元本金及以255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28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22日的利息和以239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又因双方对利息及罚息的约定超出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为尚欠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谭飞龙返还借款本金239000元及利息（以255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28日起至2016年3月22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239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25元，保全费1795元，合计6920元（谭飞龙已预付），由谭飞龙负担434元，由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负担6486元。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2.还款应先抵扣利息还是抵扣本金。
关于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的具体时间从谭飞龙资金划至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指定账户当天开始计算，故借款时间应从谭飞龙各笔转账到达都天佑账户之日起计算。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以最后一笔借款发放时间为逾期利息起算时间的惯例或意思表示。故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主张逾期利息应从2015年12月20日起算，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还款应先抵扣利息还是抵扣本金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没有对偿还本金和利息的顺序作出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还款应当先抵扣利息再抵扣本金。都天佑虽然在向谭飞龙转账时自行注明了“还钱”、“还”、“还本金”等内容，但上述内容并未得到谭飞龙的确认，不能证明双方已就还款先抵扣本金达成了一致意见。2016年3月22日收条虽注明收到都天佑归还的本金16000元，但仅能证明该笔16000元还款应抵扣本金，而无法证明其余还款均应抵扣本金。一审法院认定其余还款应当先抵扣利息再抵扣本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主张的即使先抵扣利息也应区分借款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问题，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04元，由上诉人都天佑、陈伟星、刘志超、程家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莉
审判员 吴 湛
审判员 吴晓炜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丽娜
陆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