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28民终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知龙，男，生于1947年10月4日，土家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农民，住利川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川市众旺农资，住所地：利川市。经营者：李洪英，女，生于1967年5月1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居民，住利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蹇守林，湖北利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陈知龙因与被上诉人利川市众旺农资（以下简称众旺农资）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6）鄂2802民初2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知龙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赔偿损失52800元；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的杜邦福星是过期农药，被上诉人出售该药时没有出示过期农药检测报告和向上诉人明示所售农药为过期农药。被上诉人不承认上诉人所用杜邦福星是在其门市上购买纯属狡辩。原审判决只认定上诉人没有举出购药发票等证据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不要求被上诉人作为销售者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偏袒被上诉人，损害消费者权益，明显有失公平。过期的杜邦福星农药与梨树减产绝收是否有因果关系和被上诉人销售的杜邦福星是否失去药效，只能是相关专家通过科学手段检测得出，法院没有资格和权利得出这一定论。原审法院做出认定越俎代庖，不尊重客观事实，为被上诉人说话，纯属丧失了中立裁判者的立场。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购销台账证明，除徐地碧和向树芝外，其他人并没有在被上诉人处购买过杜邦福星等农药，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五中除徐地碧、向树芝外，其他人并没有在被上诉人处购买过杜邦福星等农药，但原审判决也予以采信，不尊重事实，枉法认定。被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交购进杜邦福星的购货发票、台账及产品合格证书，其购进的杜邦福星本身来源就不合法，应当是假药，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销售的过期杜邦福星不必然失效没有依据。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我国现行《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产品侵权责任采用的是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同时存在的二元归责原则，对产品销售者适用过错原则，同时，该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是过错推定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特殊形态）。作为本案，上诉人就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举证后，被上诉人就法定的免责事由进行举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过期的农药必须送省级以上检测机构检测后符合销售条件并注明“过期农药”字样方能销售，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提交经法定程序的检测报告及相关证据来证明其销售的产品合法。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作出的判决不公，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结合本案事实予以改判。众旺农资辩称，上诉人陈知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完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销售超过保证期的杜邦福星农药，而是将40瓶超过保证期的杜邦福星农药销售给了向树芝等十人。2、上诉人果园发生的梨黑心病所致损失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3、被上诉人销售给向树芝等十人的超过保证期的40瓶杜邦福星农药未失去效能。梨黑心病的发病原因并不是使用超过保证期的杜邦福星农药所致，超过保证期的杜邦福星农药并不必然失去效能。4、在利川市销售杜邦福星农药的门市不止被上诉人一家，加之可以网上购买、邮寄购买、外地购买，上诉人是否购买、在哪里购买、购买了多少杜邦福星农药无法确定。5、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被上诉人处购买并使用了超过保证期的杜邦福星农药，也不能证明使用了超过保证期的杜邦福星农药与发生梨黑心病导致减产或绝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造成损失的具体数额。6、利川市农业局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的《鉴定书》认定调查点发生梨黑心病是多因一果，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没有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销售了超过保证期的杜邦福星农药。上诉人诉求的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关。7、上诉人诉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首先要证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销售了超过保证期的杜邦福星农药，还须证明其损失与被上诉人销售的农药有因果关系，然后才能认定被上诉人有过错。陈知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28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利川市“众旺农资”经营者李洪英在湖北省利川市都亭街道办事处腾龙广场开设门店销售农药、种子等农资。李洪英于2015年购进了“氟硅唑”（杜邦福星）80瓶，该批农药的有效使用期为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1日以后，李洪英以每瓶100元的价格出售了40瓶过期的杜邦福星农药给利川市城区附近的果农王兴达、向树芝等人，共获得销售收入4000元。因李洪英销售过期的杜邦福星农药前未到规定农药检验机构检验，也未注明“过期农药”字样。2016年7月8日，利川市农业局下达了利农（农药）罚（201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李洪英作出了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000元，罚款4000元的决定。原告陈知龙系湖北省利川市凉务乡双井村果农，其种植有约6亩梨树。由于利川市凉务乡双井村的梨树大面积发生黑心病，造成梨园减产或绝收，部分果农于2016年5月20日向利川市农业局申请了农业生产事故鉴定。利川市农业局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了《农业生产事故田间现场鉴定书》，认定我市栽种的梨树品种为“长十郎”，在我市易感染梨黑心病，其从萌芽到落叶均易感染此病，侵染规律是风雨传播，特别是低温、阴雨、高湿和高温高湿传播更快。在药剂防治上，要适时、适量、对症用药，用药不当或错过防治时期，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均有利于黑心病的发生；我市今年3月至5月间雨水多发，月降雨日达10日以上、月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这种气候条件利于梨黑心病的发生。梨黑心病的发生是多因一果。原告以在被告处购买了过期杜邦福星农药，导致梨树绝收为由提起诉讼，坚持要求被告赔偿，而被告以没有向原告出售过期的杜邦福星农药、原告的损失与其没有因果关系为由，拒绝赔偿。为此，本案无法进行调解。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原告应就其在被告处购买了过期的杜邦福星农药、使用过期的杜邦福星农药与梨园减产或绝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作为销售者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未提交在被告处购买杜邦福星农药的发票、凭证或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被告处购买了过期的“杜邦福星”农药，而被告又未承认其向原告销售了杜邦福星的事实。在本市销售杜邦福星的农资门市不止“众旺农资”门市一家，即使原告确实在被告处购买了过期的杜邦福星，但是其梨树感染黑心病、减产绝收的损失并不必然是因使用过期杜邦福星导致，过期杜邦福星也不必然失去药效；利川市农业局行政处罚案件中也没有认定被告向原告销售过期杜邦福星的事实；被告已明确指出了40瓶过期杜邦福星的购买者为向树芝等人。由于原告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知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0元，依法减半收取560元，由原告陈知龙承担。二审中，上诉人陈知龙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六份证据材料，本院组织了质证。二审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产品销售者，通常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从事商品销售活动的商业组织或者个人，包括商品批发商和零售商。产品销售者与消费者基于“契约关系”连接在一起，订立契约的价值在于明确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保证产品符合质量标准是销售者的义务，对产品质量问题提出质疑或对其所遭受的损害请求赔偿，则是消费者的权利。本案中，上诉人陈知龙向被上诉人众旺农资主张产品销售者责任，应当举证证明其与众旺农资之间存在产品销售契约关系也即买卖关系，本案在一、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陈知龙均未提交证明其在被上诉人众旺农资购买过涉案“氟硅唑”（杜邦福星）农药的发票、凭证及其他有效证据，其持有的“氟硅唑”包装瓶既不能证明其何时购买了具有该包装的“氟硅唑”产品，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众旺农资系该包装“氟硅唑”的唯一销售者，因此，其主张与被上诉人众旺农资之间存在涉案“氟硅唑”买卖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因证明双方存在“氟硅唑”买卖关系的证据不足，上诉人陈知龙主张被上诉人众旺农资承担其所诉销售者责任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其相关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陈知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元，由上诉人陈知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 斌审判员 王颖异审判员 韩艳芳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 洁书记员 杨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