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30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掌南，女，1956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婷，女，1995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广华，杭州市华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林，男，195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林森，男，195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力，男，196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薛芳斌，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邵红芳，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姚掌南、王婷因与被上诉人王惠林、王林森、王惠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王某1与王某2系夫妻关系，生育子女为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及王某3、王某4。原瓶窑镇羊山湾15号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王某1。1981年2月20日，王某1立分家书，载明：房屋分配，长子南边一间，次子北边一间连灶间，三子中间一间及屋前一间；该分家书还对母亲负担及家用具分配作了约定；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在分家书上签名捺印。后王某1与王某2分别于2009年4月、2011年2月死亡。2011年7月28日，王惠林以瓶窑镇上窑街柴上渡26号老房三间建于50年代，房屋即将倒塌，属严重危房为由，向瓶窑镇城建办及里窑社区申请补修老屋，瓶窑镇城建办原则同意按原样维修。同年下半年，王惠林与王林森、王惠力及王某4共同出资，对该房屋进行翻建，并由王某3管账。2012年5月30日，王惠林与王婷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外窑街8组将户籍迁入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上窑街8组羊山湾15号。2012年7月19日，姚掌南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胡林10组费家头13号将户籍迁入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上窑街8组羊山湾15号。王惠林与姚掌南、王婷登记为非农业家庭户。2016年1月22日，王惠林户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签订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载明：王惠林户坐落在瓶××镇南山村××号，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565.31平方米﹝其中：合法房屋建筑面积476.63平方米﹞，常住在册人员3人﹝非农﹞，户型为中户；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应支付王惠林户房屋、装修和附属物、过渡费、搬家费、奖励费及补助等费用共计1274334元；安置方式为两户一联，安置地点在余杭区瓶××镇南山村农居点的规划区块内。2016年1月29日，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签订协议书，约定：瓶窑镇上窑街柴上渡26号老房因拆迁分房屋基地一块，原有房屋三兄弟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每人一间，新基地经协商每人一间，王林森东面一间，王惠林中间一间，王惠力西面一间。事后，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与王某4对上述拆迁房屋补偿款予以了分配，但就安置房分割，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发生争议，遂向杭州市余杭区瓶××镇南山村村民委员会请求调解。2016年3月14日，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1、柴上渡26号拆迁集体土地安置户名为王惠林，经协商政府统一安排宅基地﹝集体土地﹞由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共同建造使用；2、本房屋为B户型，具体分配方案：王惠林分得第一层加地下室二间﹝含楼梯间﹞，王惠力分得第二层加地下室一间﹝独立一间﹞，王林森分得第三层加阁楼。王惠林建造至二楼楼层面，王惠力建造至三楼楼层面；屋顶、外立面由三人共同出资建造，其余由王林森出资建造。宅基地分得后，三兄弟再协商建房事宜。建房按南山村委规定建造，每层建好后，下层建造者必须按时建造。如未按规定建造的，视作放弃建房权利。3、王林森、王惠力补偿王惠林人民币各10000元。姚掌南、王婷以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在2016年3月14日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及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违法为由，于2017年2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于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承担。另查明，王惠林与姚掌南系夫妻关系，双方共同生育一女即王婷，王惠林与姚掌南、王婷一直共同居住并生活至今。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本案中，王惠林与姚掌南系夫妻关系，双方共同生育一女王婷，王惠林与姚掌南、王婷一直共同居住并生活至今，姚掌南、王婷对案涉房屋的由来及由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和王某4共同出资进行翻建，以及房屋拆迁后对补偿款的分配事实，应该而且有理由相信是知情的；王惠林出面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签订的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姚掌南、王婷也并无异议；因此，王惠林与王林森、王惠林之间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并对案涉房屋所作出的处分与分割，符合日常家事代理，并未损害姚掌南、王婷的利益，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姚掌南、王婷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所约定的内容，也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存在。因此，姚掌南、王婷据此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姚掌南、王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姚掌南、王婷负担。
宣判后，姚掌南、王婷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一、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调解协议系对安置房的分割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从补偿安置协议书可看出，本次征用采用的安置方式为迁建安置，并非调产安置，依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相关规定，所谓的迁建安置是指补偿人按照被拆除房屋重置价格结合成新对被补偿人予以补偿后，由村民委员会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用地手续，在规划确定的农居点分配给被补偿人相关宅基地，并由被补偿人按统一的规格标准自建住宅进行安置。故补偿人提供的仅仅是农村宅基地，而非统一建成的安置房，这也是迁建安置和调产安置的本质区别。从调解协议书第1条内容也可看出，三被上诉人系对“政府统一安排的宅基地（集体土地）”进行分割，且案涉调解协议签订时，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安置房。故无论是从法律政策还是合同内容或实际情况来看，案涉调解协议的标的物均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而非安置房。如按原审法院所认定的案涉协议标的物是安置房，则该协议因标的物不存在而无效（甚至于合同根本就不成立）。二、原审法院遗漏另一重要事实。被拆迁房屋系上诉人（包括被上诉人王惠林）唯一居住场所，而被上诉人王林森、王惠力系城市居民，且各自另有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中本身即涉及两块内容，其中之一为对被拆迁房屋价值的补偿，第二块即对失去房屋的人员居住问题的安置解决。被上诉人王林森、王惠力并非该房屋常住人口，并不属于政府确认的被安置人员。三、原审法院法律适用存在严重错误。案涉调解协议书的实质是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进行转让，是原合法使用权共有人之一将部分宅基地使用权以“共建”的模式分割转让给其他城市居民等农村集体外成员。依据我国农村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是不允许私下转让的，更不允许将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城市居民等集体外成员，调解协议书所约定的“共建”模式实质是转让农村土地使用权，为法律明令禁止，故该协议书违法无效。原审法院确认合同有效，变相支持了集体土地使用权的非法转让行为。四、原审法院仅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惠林存在配偶子女的身份关系及共同居住等事实，即推论上诉人应知被上诉人王惠林违法处置宅基地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安置补偿协议中明确载明，常住在册人员3人（非农），户型为中户，安置地点在余杭区瓶××镇南山村农居点的规划区内，故调解协议所涉宅基地使用权系包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惠林在内三人共同享有是毋庸质疑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被上诉人王惠林未经其他共有权人同意的擅自处分行为是无效的，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亲属，被上诉人王林森、王惠力对王惠林的家庭情况是明知的，但其并没有征求上诉人意见，更没有要求上诉人参与协商并签字，故被上诉人王林森、王惠力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综上，原审法院在缺乏证据的基础上，仅凭主观判断，认定上诉人应知协议签定事实明显武断，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裁判原则，同时置我国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于不顾，对于明显的违法转让宅基地的行为不予制止，故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请；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惠林答辩称：一、王惠林虽系城镇户口，但户口所在地在符合拆迁范围内，享有安置土地的权利。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前，拆迁机构未通知王惠林参加相关会议，2016年1月22日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相关单位未出具评估依据，导致王惠林在不明真相情况下使家庭权利受到侵犯，且王惠林当时也未拿到拆迁安置协议，系在2016年4月19日才拿到。三、因王林森、王惠力恶意阻挠拆迁，村委会要求王惠林与王林森、王惠力尽快解决纠纷，三人才会在2016年3月14日签订案涉协议。王林森、王惠力串通，侵犯了王惠林的合法权利，该二人均系城镇居民户口，案涉协议应属无效，另王惠力与村长存在利害关系。综上，要求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王林森、王惠力答辩称：一、双方协议共同建造房屋并对其进行分割，并不是对宅基地进行分割。二、王惠林与王林森、王惠力签订协议时，姚掌南在现场，王惠林签订该协议，构成家事代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姚掌南、王婷向本院提交杭州市余杭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本案所涉的宅基地系对姚掌南、王婷、王惠林的安置，王林森、王惠力不属于安置人员。被上诉人王惠林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被上诉人王林森、王惠力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交原件供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被上诉人王惠林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王惠林出于无奈才签订2016年3月14日的协议；2、分配协议（2012年4月23日）一份，欲证明该协议系虚假，王惠林并没有签字、捺印。上诉人姚掌南、王婷认为：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法核实。被上诉人王林森、王惠力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属于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证，且与本案无关，王林森、王惠力主张权利的方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虽然没有王惠林、王林森、王惠力的签名，但捺印均出自三人，也证明了双方对老房如何分配进行了协商。本院认为，证据1，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信；证据2，鉴于王林森、王惠力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王林森、王惠力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各方当事人均确认瓶窑镇上窑街柴上渡26号老房即为原瓶窑镇羊山湾15号房屋，为表述方便本院统称为“诉争房屋”。
本院认为：本案中，诉争房屋的原登记所有权人为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的父亲王某1，且王某1于1981年2月20日就诉争房屋所立的分家书中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均分得诉争房屋的相应部分，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对此亦签字捺印，另在2011年对诉争房屋以王惠林名义申请名为修补而实为翻建时，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以及案外人王某4系共同出资，之后因诉争房屋拆迁获得的补偿款也在该四人之间进行实际分配，故综合考虑诉争房屋的由来以及相关拆迁分配事宜，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户籍情况，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在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实际上系三方对在因诉争房屋拆迁所得的土地上共同建造房屋达成合意，同时约定房屋建成后的使用分配方案，并不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处分。姚掌南、王婷以案涉人民调解协议涉及农村宅基地的转让为由主张协议违法，与各方当事人二审中确认该协议所涉用于建房的土地为集体建设用地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姚掌南、王婷一直共同居住并共同生活，姚掌南、王婷对诉争房屋的相关情况理应知情，姚掌南、王婷对王惠林出面处理与诉争房屋相关的事项比如进行房屋翻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等并无异议，亦予以印证，故原审法院认定王惠林与王林森、王惠力之间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符合日常家事代理并无不当，且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协议内容亦未侵害姚掌南、王婷的合法权益，故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姚掌南、王婷具有法律约束力。另，王林森、王惠力并非拆迁协议确定的安置人员，不影响其基于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享有相关权利。综上，姚掌南、王婷要求确认王林森、王惠林、王惠力于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姚掌南、王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亮
审 判 员 李国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