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藏0103民初1219号原告孙雅章，男，196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深圳市。委托代理人王林林，西藏博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秦炜，西藏博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法定代表人苏生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成伟，男，197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系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职工。委托代理人王汀，男，197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系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职工。原告孙雅章与被告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雅章的委托代理人王林林，被告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汀、王成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称：2015年，被告推出了英大1号伞形证劵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产品（以下简称母信托），在母信托基础上对应成立了大概30期的子信托，经原、被告协商并签订了子信托中的第22期信托业务，即《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劵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根据该《信托合同》，原告出资3000万元作为一般信托资金。被告按照1:2的比例提供6000万元作为配资与原告提供资金结合，形成《信托合同》中的信托资金，由原告根据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进行投资。原告就被告提供的配资向被告支付信托报酬及保管费用。2015年7月1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2015）19号文件，称被告的英大1号伞形证劵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属违规进行证劵交易，予以禁止。在此情形下，2015年9月10日，原告提出终止该《信托合同》的申请。截止《信托合同》终止期限共计85天。经核算被告向原告出具《清算报告》，该报告显示，被告每项都多收了31天的信托收益、信托保管费、信托报酬。原告认为《信托合同》的终止并非原告个人原因，而是因被告推出的产品违反了证劵交易的规定，先行丧失了履行合同能力。被告应当按照实际履行天数即85天收取相关费用，其多收取的31天费用是对原告权益的侵害。《信托合同》终止后，被告又向原告出具了《清算报告》，该报告显示，被告又收取了信托报酬及信托管理费等共计1779.15元。原告认为，在双方合同终止后，被告已经全额收回配资，对于原告来说已经不存在被告给原告配资的情况，被告无权继续收取信托报酬及管理费，已经收取的款项应当返还给原告。综上，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返还多收取的31天信托利益382191.78元；2、被告向原告返还多收取的31天信托报酬费用15287.67；3、被告向原告返还多收取的31天保管费10191.7元；4、被告向原告返还浮动信托报酬17203.33元；5、被告向原告返还原被告第二次清算的全部费用1779.15元；6、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顾问费83835.5元；7、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34699.26元；8、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工商登记信息》1份，证明被告主体适格；2、《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文件》原件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信托关系，配资比例为1:2，《信托合同》第14.1.2.4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该条款加重原告的责任，系无效条款；3、《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情况说明》各1份、《电话录音整理记录》7页、录音光盘1张，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伞形信托已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列为整顿清理的业务，被告已经没有履行能力。录音内容证明原告是在不平等情况下签字同意支付第二次清算费用；4、《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第22期清算报告》（以下简称《清算报告》）原件2份，证明信托单元存续期间为85天，被告按照116天计算，多收取了31天的信托利益、固定信托报酬、保管费等，第二次清算收取的费用系无理收费。被告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2015年6月15日，原被告签订了《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型证劵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文件》（以下简称《信托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应依约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支付信托报酬、保障优先级信托受益人信托收益在内的合同义务。该合同主要约定原告作为一般委托人，认购被告的涉案信托单元项下3000万份一般受益权；信托单元优先级单位的最高年化收益分配参数为7.7%，保管费年费率为0.2%，固定信托报酬年费率为0.7%，浮动信托报酬费率为0.002%；优先信托单位：一般信托单位份数为2:1，项目预警线0.90，平仓线0.85；被告对各期信托财产分别计算固定信托报酬和浮动信托报酬，并收取管理费；经一般受益人申请，受托人同意，并满足第14.1.2.4款的条件时可以提前终止《信托合同》，即为信托单元提前终止日；信托单元提前终止时优先信托单位的最高信托利益=1元×[1+Q1/365×MAX（上一次信托利益计算日至信托单元提前终止日之间的天数+N天，92）]，其中第一个信托利益计算日为信托单元成立日，N一般为31天，但如果信托单位提前终止日距离信托单位正常注销日不足31个自然日的，则N为自信托单位提前终止日（含）至信托单位到期日（不含）的天数；信托单元提前终止时，受托人固定信托报酬按信托单元实际存续天数加31天且最低不少于92天的标准计算，浮动信托报酬计算至信托单元正常注销日，保管费按照信托单元实际存续天数加31天且最低不少于92天的标准计算；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范围中包含投资顾问费。《信托合同》签订过程中，原告在合同上签名并按手印，在手抄条款上亲自写明其已详阅并充分理解信托文件和其他备查文件，同意受上述法律约束并自愿承担投资本信托计划的一切风险。2、根据被告与优先级委托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型证劵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文件》以及与保管人光大银行签订的《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保管协议》，优先级委托人和保管人在一般委托人申请提前终止后，优先级信托利益和保管费均明确约定按照增加31天计算，且该约定与原被告签订的《信托合同》内容一致。3、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信托单元优先级信托单位信托资金规模不低于6000万元，且各项信托费用年费率与优先信托单位最高年化预期信托收益率之和不高于8.6%/年。被告与撮合交易的深圳市汇通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22]期之投资顾问协议》，约定固定投资顾问费为0.6%，每日计提的固定投资顾问费金额=本信托计划优先级信托资金总额×固定投资顾问费费率/365。继而，在与优先级信托单位签订的信托合同中，协议双方同意将优先信托单位最高年化收益率由7.7%下调为7.5%，信托报酬由0.7%下调为0.3%，由此，再加上未变动的保管费0.2%和新增加的投资顾问费0.6%，信托费用加优先级最高年化收益之和为8.6%。按照上述约定原告应当支付投资顾问费。4、涉案信托单元是根据原告申请提前终止并清算完毕的，客观证据均显示原告对被告按照《信托合同》计收的有关费用明确了解、认可。现原告要求退还信托利益、信托费用，有违合同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2015年6月15日，原告向涉案信托单元专户转入3000万元，优先级委托人转入6000万元，当期信托计划于2015年6月18日成立。因2015年下半年证劵市场波动巨大，当期信托计划连续突破预警线。被告于2015年8月18日、8月25日连续向原告发出《增强信托资金追加通知书》。2015年9月1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提前终止申请书》，申请书裁明，其作为B类一般受益人，申请于2015年9月10日提前终止涉案信托单元，并保证在该日之前完成信托财产变现。因原告的申请符合《信托合同》提前终止的相关约定，为避免时间延长给原告造成损失，被告在收到《提前终止申请书》后，即同意终止该信托单元，该信托计划于2015年9月10日终止，信托计划存续期间为85天。2015年9月15日，被告出具《清算报告》，显示优先级信托单位信托收益按116（85+31）天计算为1430137.32元，被告按116天计收了固定信托报酬57205.4元、保管费38137.32元，浮动信托报酬17203.33元，投资顾问费83835.5。随后，被告又与原告签署了《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22信托单元补充协议》，约定鉴于该信托单元项下持有的股票资产由于停牌未能按期变现，各方同意就本信托单元无法变现的股票资产在未变现操作之前应计提收取的费用包括信托报酬和托管费（即保管费），与原被告在《信托合同》中约定的费率一致。2015年12月1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信托利益提取申请书》，请求提取信托利益69万元，并保证提取上述信托利益后，不再提取信托利益。停牌股票处理完成后，2016年2月4日，被告出具第二次《清算报告》，分配原告161545.51元，并收取信托报酬1067.2元，保管费711.95元，合计1779.15元。此外，优先级信托收益和保管费、投资顾问费已经于2015年9月16日分别向优先级信托受益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和保管人光大银行、投资顾问深圳市汇通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综上，在涉案信托单元清理全过程中，原告从未对被告依约处置信托财产、计收信托收益、收取信托报酬、费用等事宜提出过异议。现原告在领取了全部收益后，又要求退还信托收益和信托费用，没有合同依据，更违反诚实信用原则。5、证监会发布的管理性规范文件不影响《信托合同》效力，《信托合同》系有效合同。2015年7月12日，证劵会发出《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劵业务活动的意见》，要求证劵公司、证劵投资者严格按照证劵账户实名制要求开立证劵账户，要求信息技术服务机构清理整顿。对违法从事证劵活动的行为证监会将予以查处。但是，上述意见并未如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将涉案信托单元列为违规项目应予以禁止的内容，原告的陈述肆意扩大、误读了证监会意见。《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劵业务活动的意见》在法律效力层级上仅为部门规范性文件，甚至不属于部门规章，且从内容上看，也仅为管理性规范文件，而非效力性规范文件，因此，无论该意见内容如何规制证劵类项目的实际操作，均不可能对《信托合同》效力产生否定性影响。2015年9月17日，证监会发出的《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劵业务活动的通知》，正式要求各证监局确认涉嫌场外配资的账户，但是仍然明确，清理“不要单方面解除合同、简单采取一断了之的方式”。由此可见，证监会也未将伞型信托合同列为无效合同予以处理。就涉案信托类型的效力问题，目前已有生效判决认定该类型《信托合同》有效。在2016年11月25日证监会发布的对场外配资中证劵违法违规案件作出行政处罚的公告，被告及涉案信托单元也未被认定为违法违规。即使证监会在2015年9月17日停止了伞型信托运行，但是本案中，原告在2015年9月10日即自行申请提前终止信托计划，故，原告不能因在后发生的政策变化而否定在先签订的《信托合同》的效力。6、优先级受益人、保管人收取的信托收益和保管费、投资顾问收取的投资顾问费不属于被告收取的费用，原告诉请被告返还相应信托收益和保管费，突破合同相对性，不应得到支持。被告在涉案信托单元项下，属于集合信托计划的受托人，负有合同约定的分配委托人资金、支付受益人信托报酬、支付信托费用的法律义务和合同义务。对优先级受益人、保管人收取的信托收益和保管费、投资顾问费，系优先级受益人、保管人、投资入顾问依据合同约定收取的信托收益和保管费、报酬，被告已经向优先级受益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保管人光大银行支付、投资顾问深圳市汇通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7、被告收取固定信托收益和浮动信托收益约定明确。《信托合同》约定原告申请提前终止《信托合同》，被告依约按照信托单元实际存续天数加31天计收固定信托收益。浮动信托报酬是根据当日成交金额计收的费用，属于交易费用，并不因信托计划提前终止而导致该部分费用增加，不存在多收31天的情况。且原告也未举证或说明其要求返还浮动信托报酬的具体理由和计算依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返还信托收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8、投资顾问费是原告在涉案信托计划项下特别认可应支付的费用，涉案《合作协议》、《投资顾问协议》合法有效，属于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信托费用，被告计收并向投资顾问支付投资顾问费依据充分，原告要求退还投资顾问费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9、被告在本案中不存在违法违约收取费用的情况，故对原告不负有返还财产的责任，因此，原告要求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基础。综上，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没有事实基础，其诉讼请求应全部予以驳回。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文件》原件2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建立信托合同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被告作为受托人，有权接受一般委托人提出的提前终止信托计划申请，并按照实际存续天数加31天计收、分配信托利益、信托报酬和信托费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作为优先级受益人，有权在一般委托人申请提前终止时依约收取信托单元实际存续天数加31天的信托利益；2、《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保管协议》原件1份，证明信托保管人光大银行有权在一般委托人申请提前终止时依约收取信托单元实际存续天数加31天的保管费；3、《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22期证券投资类集合信托计划成立公告》原件1份，证明涉案信托计划在2015年6月18日成立，信托单元实际存续天数从该日起算；4、《提前终止申请书》原件1份，证明原告作为B类一般受益人，自行于2015年9月10日提出终止申请，要求提前终止《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文件》，并保证在该日之前完成信托财产变现；5、《清算报告》原件2份，证明第一次清算优先级信托单位信托收益按照116（85+31）天计算为1430137.32元，被告按116天计收了固定信托报酬57205.4元、保管费38137.32元，浮动信托报酬17203.33元，投资顾问费83835.5元。第二次清算分配原告161545.51元，并收取信托报酬1067.2元，保管费711.95元，合计1779.15元。6、《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22信托单元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原件1份，证明信托单元项下持有的股票资产由于停牌未能按期变现，原告同意并认可自终止日次日至二次清算完毕，保管费、信托报酬按照原合同标准执行；7、《信托利益提取申请》原件1份，证明原告认可《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文件》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并向被告提出申请，请求提取信托利益69万元，并保证提取上述信托利益后，不再提取信托利益；8、《中国光大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原件1页，证明2015年9月6日，涉案信托单元项下，被告向优先级受益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支付信托收益，向保管人光大银行支付保管费，向投资顾问支付投资顾问费；9、《证监会对场外配资中证券违法违规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各1份，证明被告及涉案信托计划项目未被证监会认定违法违规，《信托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原告主张返还信托收益、信托报酬、信托费用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10、《合作协议》、《投资顾问协议》原件各1份，证明优先信托单位信托资金规模不低于6000万元，且各项信托费用年费率与优先级信托单位最高年化预期信托收益率之和不高于8.6%/年。固定投资顾问费为0.6%，每日计提的固定投资顾问费金额=优先级信托资金总额×固定投资顾问费费率/365。被告与优先级信托单位签订的信托合同中，双方同意将优先信托单位最高年化收益由7.7%下调为7.5%，固定信托报酬由0.7%下调为0.3%，再加上未变动的保管费0.2%和新增加的投资顾问费0.6%，信托费用加优先级最高年化收益之和为8.6%。经审理查明：原告作为委托人，被告作为受托人签订了文件编号为TTC0-I-A-YD01-201411-(2202)号的《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文件》（以下简称《信托文件》），该文件包括六部分，即《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i期信托单元认购风险申明书》（以下简称《认购风险申明书》）、《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第i期信托单元委托人授权委托书》、《第i期信托单元增强信托资金追加协议》、《第i期信托单元远程委托人投资指令传递服务协议》。双方在《信托文件》中约定原告认购被告的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22期信托单元，该信托单元投资限制种类为第i期信托单元正常投资限制，信托受益权类别为一般受益权，一般信托单位3000万份，优先信托单位与一般信托单位面值均为1元，认购价格均为1元；预期存续期间为22期信托单元成立日起至满12个月，优先信托单元的最高年化收益分配参数（R1）为7.7%，固定信托报酬年费率为0.7%，浮动信托报酬年费率为0.002%，保管费年费率为0.2%，不同配资比例对应的预警线与平仓线为优先信托单位份数：一般信托单位份数=2:1、预警线：0.90、平仓线：0.85；保管人为光大银行，证券经销商为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优先受益权是指在受托人扣除第i期信托费用和其他负债后的第i期信托财产为限分配第i期信托利益时，可以优于第i期一般受益权取得信托利益的第i期受益权类型，享有优先受益权的委托人为优先受益人；一般受益权是指在受托人以扣除第i期信托费用和其他负债后的第i期信托财产为限分配第i期信托利益时，只能在全部第i期优先收益权项下信托利益足额分配后，方有权取得信托利益的第i期受益权类型；被告经营信托业务，收取信托报酬；被告收取的信托报酬包括固定信托报酬和浮动信托报酬；被告对各期信托单元财产分别计算固定信托报酬和浮动信托报酬；被告每日应计提的固定信托报酬=优先信托单位总份数×1元×固定信托报酬年费率÷365；被告每日应计提的浮动信托报酬=信托单元当日成交金额×浮动信托报酬费率（当日成交金额包含当日股票、债券、基金的买入及卖出交易的成交金额）；若信托单元因任何原因导致提前终止的，则被告的固定信托报酬按信托单元实际存续天数加31天收取，浮动信托报酬计算至信托单元正常注销日。被告对各期信托单元财产分别计算保管人的保管期，保管费每日计提，每日应计提的保管费=优先信托单位总份数×1元×保管费年费率÷365，若信托单位因任何原因而导致提前终止的，则保管费按信托单元实际存续天数加31天收取；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包括受托人的信托报酬、保管银行收取的保管费、投资顾问费、信托计划终止时的清算费用等；信托单元终止，被告应负责信托财产的保管、清理、变现、确认和分配。该合同第11.2款优先受益权项下信托利益的计算载明“除非发生第14.1.2.4款规定情形，每份优先单位的最高信托利益按如下方式计算：第i期信托单元信托利益计算日，每份第i期优先信托单位最高利益=1元×（1+R1÷365×上一次信托利益计算日至本次信托利益计算日之间的天数）。其中，第一个信托利益计算日为第i期信托单元成立日。如发生第14.1.2.4款规定情形，每份优先信托单位的最高信托利益按如下方式计算：第i期信托单元提前终止日，每份第i期优先信托单位最高信托利益=1元×{1+R1÷365×MAX[（上一次信托利益计算日至第i期信托单元提前终止日之间的天数+N天），92]}。其中,第一个信托利益计算日为第i期信托单元成立日；第i期信托单元提前终止日是指第14.1.2.4款各项条件均获满足之日。N一般为31天，但如果信托单位提前终止日距离信托单元正常注销日不足31个自然日的，则N为自信托单元提前终止日（含）至信托单元到期日（不含）的天数。R1为第i期优先信托单位的最高年化收益率，遵照《第i期信托单元认购风险申明书》中的约定执行。”第11.3款一般受益权项下信托利益的计算之第11.3.2款载明“无论第i期信托单元因何种原因终止时，第i期一般受益权项下的信托利益为第i期信托财产总额减去第i期信托单元应当承担的信托费用和其他负债并支付全部第i期优先受益权项下最高信托利益后的第i期信托财产余额。”第14.1.2.4款载明“第i期一般受益人申请，经受托人同意可以提前终止，该种情形下的提前终止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第i期信托财产完全变现且第i期信托财产净值高于或等于按照第11.2款、11.3款计算的第i期信托单元终止日全部第i期优先信托单位信托利益总和；（2）、第i期一般受益人提前十个工作日向受托人提出提前终止第i期信托单元书面申请；（3）、按照第11.2款规定计算并支付第i期优先信托单位最高信托利益；（4）、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规定；（5）、受托人在接到第i期一般受益人书面申请五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确认。”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另，原告在该《信托文件》的《认购风险申明书》手抄条款上写明：“本人已详阅并充分理解信托文件和其他备查文件，同意受上述法律文件约束并自愿承担投资本信托计划的一切风险。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未向本人承诺信托财产本金不受损失，未承诺最低收益。”原被告还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信托单元优先级信托单位信托资金规模不低于6000万元，且各项信托费用年费率与优先级信托单位最高年化预期信托收益率之和不高于8.6%/年；该协议的签署视为双方对于信托合同中所列各项信托费用的费率及支付方式已达成一致，被告无需对各项信托费用的计算及支付细节对原告做其他附属说明。2015年6月18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被告作为受托人签订了一份文件编号为TTC0-I-A-YD01-201411-（2201）号的《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文件》，约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认购被告的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22期信托单元，优先信托单位6000万份，预期存续期间为信托单元成立日起至满12个月，优先信托单元的最高年化收益分配参数（R1）为7.5%，固定信托报酬年费率为0.3%；其他内容与上述《信托文件》基本一致。2014年12月，被告（受托人）与光大银行（保管人）签订了《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保管协议》（以下简称《保管协议》），约定由光大银行按照本《保管协议》和《信托文件》的规定，办理信托资金保管，信托资金的划拨及会计核算，信托财产估值、信托费用的核算和扣划，信托收益计算和分配等服务，对被告的投资运作及资金划拨行使监督权，并按约定及时、足额收取保管费等。2015年4月，被告与深圳市汇通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22]期之投资顾问协议》（以下简称《投资顾问协议》），约定被告自涉案信托计划成立日开始至终止日聘请深圳市汇通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投资顾问；投资顾问费即为委托人需向投资顾问支付的投资顾问费，受托人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向投资顾问支付投资顾问费，固定投资顾问费费率为0.6%，计提方式为每日应计提的固定投资顾问费金额=本信托计划优先级信托资金总额×固定投资顾问费费率/365。2015年6月18日，被告发出英大1号22期证券投资类集合信托计划于2015年6月18日成立，规模为9000万元，光大银行任保管人，被告任受托人的《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22期证券投资类集合信托计划成立公告》（以下简称《成立公告》）。2015年9月10日，原告作为B类一般受益人向被告发出《提前终止申请书》，申请于当日提前终止本案所涉信托单元，保证在该日之前完成信托财产变现。2015年9月15日，被告向原告发出涉案信托单元的《清算报告》，载明涉案信托单元于2015年6月18日成立，本次清算日期为2015年9月10日，存续天数为85天，优先级信托单位信托收益1430137.32元、分配61430137.32元、次级信托单位分配15290083.5元、固定信托报酬57205.4元、保管费38137.32元、投资顾问费83835.5元、浮动信托报酬17203.33元。之后，原被告签订了一份《信托合同补充协议》，约定鉴于涉案信托单元项下持有的股票资产由于停牌未能按期变现，双方同意自涉案信托单元终止日次日至二次清算完毕期间依照原合同，按实际存续天数计提保管费和信托报酬，从信托财产中列支。此后，原告向被告发出《信托利益提取申请书》，申请于2015年12月18日提取信托利益共计69万元，并保证提取上述信托利益之后，不再提取信托利益。2016年2月4日，被告向原告发出涉案信托单元的《清算报告》，载明：该信托于2015年6月18日成立，第一次清算日期为2015年9月10日，存续天数为85天。本次清算日期为2016年2月2日，存续天数为145天，次级信托单位分配161545.51元，并收取信托报酬1067.2元，保管费711.95元，合计1779.15元。另查明：2015年7月12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提出各证监局应当督促证券公司规范信息提供外部接入行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当严格落实证券账户实名制，进一步加强证券账户管理，强化对特殊机构账户开立和使用情况的检查，严禁账户持有人通过证券账户下设立子账户、分账户、虚拟账户等方式违规进行证券交易。各证券公司在为客户开立证券账户时，对客户申报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保证同一客户开立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的姓名和名称一致。证券公司不得将客户的资金账户、证券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对通过外部接入信息系统买卖证券情形，证券公司应当严格审查客户身份的真实性、交易账户及交易操作的合规性，防范任何机构或者个人借用本公司证券交易通道违法从事交易活动。证监会《关于加强证券公司信息系统外部接入管理的通知》发布前的存量可以持续运行，按照有关规定逐步规范，但不得新增客户、账户和资产。2015年9月17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要求各证监局督促证券公司仔细甄别、确认涉嫌场外配资的相关账户。信托产品账户清理的范围包括：1、在证券投资信托人份额账户下设子账户、分账户、虚拟账户的信托产品账户；2、伞形信托不同的子伞委托人（或其关联方）分别实施投资决策，共用同一信托产品证券账户的信托产品账户；3、优先级委托人享受固定收益、劣后级委托人以投资顾问等形式直接执行投资指令的股票市场场外配资。该通知同时要求，各证监局应当督促证券公司按既定部署开展清理整顿工作，积极做好与客户沟通、协调，不要单方面解除合同、简单采取“一段了之”的方式，应当与客户协商采取多种依法合规的承接方式，可以采取将违规帐户的资产通过非交易过户、“红冲蓝补”等方式划转至统一投资者的帐户，或者取消信息系统外部接入权限并改用合法交易方式等方法处理。2016年11月25日，证监会发布了《证监会对场外配资中证券违法违规案件作出行政处罚》，依法对杭州恒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福诚澜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在场外配资中证券违法违规案件作出了行政处罚。还查明：2015年9月15日《清算报告》中优先级信托单位信托收益1430137.32元、固定信托报酬57205.4元、保管费38137.32元，均是按照116天收取。2015年9月16日，被告向深圳市汇通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投资顾问费83835.5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双方签订的《信托文件》合法有效，本案所涉信托单元于2015年6月18日成立，于2015年9月10日终止。上述事实由《信托文件》、《合作协议》、《保管协议》、《认购风险申明书》、《投资顾问协议》、《成立公告》、《提前终止申请书》、《清算报告》、《信托合同补充协议》、《信托利益提取申请》、《对账单》、《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证监会对场外配资中证券违法违规案件作出行政处罚》等证据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虽《信托文件》系格式合同，但被告在与原告签订《信托文件》时，不仅在《信托文件》的组成部分《信托合同》中明确载明信托费用、保管费、优先信托单位信托利益、一般信托单位信托利益的计算方式，还在《认购风险申明书》中以合理方式提请原告注意《信托合同》中信托费用的计算与支付条款内容，并特别在手抄条款部分，让原告予以表述，原告也表述其同意受《信托文件》约束并自愿承担一切风险。由此可以认定，原告对《信托文件》的内容是知悉并理解的，且同意接受相关条款。该《信托文件》中不存在免除被告责任，加重原告责任、排除原告权利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关于《信托文件》的部分条款无效的主张不予采信。原被告签订的《信托文件》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对其效力予以确认。双方应当按照《信托文件》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和《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虽要求严格落实证券账户实名制，对违法从事证券活动的行为证监会将予以查处，并要求清理、整顿相关的信托产品帐户，但未明确将涉案信托项目列为违规项目，且上述意见和通知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规，仅是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证监会依法对场外配资中证券违法违规案件作出的行政处罚中也不包括被告及其涉案信托项目。加之在证监会发出上述通知之前原告就已经申请提前终止涉案信托单位，双方已经终止了《信托文件》，故原告关于被告先行丧失履行《信托文件》能力的主张不成立，本院对《电话录音》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在2015年9月10日自愿申请提前终止涉案《信托文件》，根据双方在《信托文件》中的约定，优先信托单位的信托利益，固定信托报酬、保管费应按信托单元实际存续天数85天加31天收取，被告还应负责向优先级信托单位分配信托利益，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向投资顾问支付投资顾问费。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多收取的31天信托利益382191.78元、固定信托报酬15287.67元、保管费10191.7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信托文件》中关于浮动信托报酬按照涉案信托单元日成交金额×浮动信托报酬费率0.002%计算至信托单元正常注销日的约定，被告收取浮动信托报酬符合该约定，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浮动信托报酬17203.33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第二次清算费用1779.15元的诉讼请求，双方在《信托合同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因涉案信托单元项下持有的股票资产由于停牌未能按期变现，自该信托单元终止日次日至二次清算完毕期间按实际存续天数依照原合同计提保管费和信托报酬，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顾问费83835.5元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各项信托费用年费率与优先级信托单位最高年化预期信托收益率之和不高于8.6%，被告无需对各项信托费用的计算及支付细节对原告做其他附属说明。加之本案中的优先级信托单位信托收益1430137.32元和固定信托报酬57205.4元均是按照被告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文件》中优先信托单元的最高年化收益率7.5%，固定信托报酬年费率0.3%计算，在此基础上增加的投资顾问费率0.6%，并未超过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8.6%，且被告已于2015年9月16日向深圳市汇通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投资顾问费83835.5元，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4699.26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雅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51.88元（原告孙雅章预交），依法减半收取4625.94元，由原告孙雅章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索朗卓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秦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