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豫10行终1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吴丽红，女，汉族，现住禹州市。
委托代理人崔海水，男，汉族，住河南省林州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禹州市公安局。住所地禹州市东区轩辕大道。
法定代表人俎军民，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侯艳超，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闫忠禹，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吴高峰，男，汉族，住禹州市。
上诉人吴丽红因与被上诉人禹州市公安局及第三人吴高峰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不服襄城县人民法院（2016）豫1025行初7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丽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崔海水，被上诉人禹州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侯艳超、闫忠禹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吴高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襄城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6年4月11日15时左右，禹州市公安局110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接吴丽红报警称，在褚河镇吴湾小学有人将其欠条抢走烧了。接警后，该局民警与报警人联系了解情况后告知其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双方可自行协商或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4月15日，吴丽红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禹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撤回了起诉。2016年11月8日，原告吴丽红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不履行法定保护公民财产合法权益法定职责的不作为行为违法。
襄城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禹州市公安局在接到原告的报警后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处警，根据被告的处警登记及接处警记录、接警录音、出警民警情况说明等，足以证实被告禹州市公安局已履行了法定职责。原告吴丽红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丽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吴丽红负担。
上诉人吴丽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适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即一审判决将被告电话告知作为认定被告已履行了法定职责的事实根据，构成适用法律、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判决认为“被告禹州市公安局在接到报警后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处警并已履行了法定职责”的观点违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为：1.《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报案都应当接受。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报案可以用书面或者口头方式提出。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报案人。报案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制作受案登记表，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书面告知报案人。3.《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中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4.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三十一条、《公安机关110接处警工作规范(试行)》第三十二条、《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四十八条均有明确规定。5.《河南省公安机关110接处警工作细则》第五十五条与《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三十一条同。上诉人认为由于被告在接到原告的报警后既未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三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四十八条规定向原告送达受理案件的凭证《受案回执单》，也未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公通字(2002)13号第四十八条、公通字(2003)3l号第三十二条等规定制作有原告及其他当事人、见证人签名的《询问笔录》、《受案登记表》、《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110处警现场情况登记表》、《110处警现场处置备案单》，同时还未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向原告送达不立案的书面通知，更没有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三项、《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三十一条、豫公通[2013]278号第五十五条规定出警到案发现场与报案人见面和向原告送达书面告知材料。甚至拒收原告书面申请的行为未对申请人作出书面理由说明。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接到报警后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职责”因缺乏上述诸个有原告签名的事实证据而违背事实和法律，原告以被告不向自己出具相关法定的行政行为文书和拒绝受案、立案为由提起的不作为诉讼的理由成立。一审判决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因缺乏具体行政行为文书这一载体而错误，原判将被告单方“伪造”的“证据”作为被告已经履行法定送达、受案、立案、书面告知等相关材料的法定职责的证据行为构成了认定事实错误，原判结果因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强制性规定而违法。(二)原判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错误。因为1lO报警单和拒收书面申请的凭证及照片足以证明原告已经完成了该条规定的举证责任。足以证明原告曾有多次向被告提出报案的申请行为。(三)原判认证错误，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四十三条错误。因为被告处警登记及接处警记录、接警录音、出警民警情况说明等不是原告签名的受案笔录或《接受案件回执单》，更不是不予受理书面告知材料和相关证据，因此不具有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关联性。因被告未提交执法记录仪并公示，且其记录内容有反证可证不真实，故一审法院采信被告不具有“三性”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行为，因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二款、第四十三条三款及司法解释规定而违法违规。二、原判将不作为案件按作为性案件审判，缺乏应有的具体行政行为材料。原判决缺乏被告已经电话告知原告相关事实的主叫电话号码通话记录单和可以电告、不出具书面材料的法律依据。三、被告答辩的理由已经超出了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审查范围，且没有法律依据及相关行政行为材料支持，违反了前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因此其答辩理由因违法而不成立。四、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和被上诉人均将非书面的告知行为作为履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及《行政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告知标准和形式的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确认被告的不作为行为违法，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
被上诉人禹州市公安局辩称，一、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1.原告吴丽红所述，4月11日上午“欠条”被第三人烧毁，下午报的警，并非事发当时。2.下午我局褚河所民警接到警情后，电话告知其属于民事纠纷，告知去法院处理，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已按照公安机关常见警情处置细则的规定履行了法定义务。报警人吴丽红称该事发生在2016年4月11日上午9点30分，而吴丽红真正的报警时间是2016年4月11日下午15时左右，非当时报警，详见一审提交的证据清单，110接处警记录。3.我局接警后立即与报警人取得联系，并详细询问了事件发生经过，当时处警人员告知其属于经济纠纷，双方可以自行协商或到法院进行起诉。二、我局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义务。接警后，我局处警民警两次与吴丽红联系了解情况，吴丽红称当时没有及时报警，事发时没有第三人在场。经了解报警时间与事情发生时间间隔5个多小时，被烧“欠条”已经不存在，导致该欠条的真伪无法辨别，处警民警通过电话告知吴丽红可向法院起诉，2016年4月15日，吴丽红已向法院起诉，禹州市人民法院已受理为民事案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原告吴丽红由于某种原因自行撤诉。我局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三、欠条复印件与烧毁的原件在民事诉讼的庭审中发现不一致，被烧毁的欠条真实性无法认定，原告出具的欠条复印件上下笔迹不同，得不到合理解释，原告提供不出证据证明第三人吴高峰借其8万元钱，第三人否认有该笔借款，也不认可曾向原告打过欠条，笔迹并非是本人书写。本案中不排除谎称欠条被烧毁的可能。因此，该诉讼中是否有该笔借款的事实无法查证。原告上午欠条被烧，下午报警，公安机关在处理警情时，因时过境迁，无法查证，电话告知双方可以自行协商或到法院起诉。已尽公安职责，我局依法行政，不存在不作为，不存在违法行政，没有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所谓8万欠条是因原告的疏忽大意、原告本身过错造成，不是行政赔偿范围。综上，一审原告所诉我局的行政不作为和行政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第三人吴高峰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陈述。
本案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吴丽红向本院提交禹州市法院作出的(2016)豫1081刑初749号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当庭答辩的理由不成立，其理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禹州市公安局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欠条被烧毁后去禹州市法院要求追究烧毁人的刑事责任，不是刑事自诉案件的受案范围，也与本案无关。
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所举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上诉人吴丽红所提供的手机通话记录及其本人二审庭审陈述，被上诉人在接到上诉人电话报警后，两次电话联系上诉人，了解警情后，在电话中告知上诉人所报警情属经济纠纷，上诉人和第三人可自行协商或到人民法院起诉。
本院认为，《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一条规定：“对危及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求助和对正在发生的民警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处警民警接到110报警服务台处警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对其他非紧急报警、求助和投诉，处置民警应当视情尽快处理。”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以外的非紧急求助，110报警服务台接警工作人员应当告知求助人向所求助事项的主管部门或者单位求助，并视情予以必要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由。”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上诉人提交的手机通话详单可以认定，上诉人报警所称的第三人吴高峰借口看一下欠条，而将上诉人欠条烧毁的行为发生于2016年4月11日上午，上诉人吴丽红通过本人手机拨打110报警的时间是2016年4月11日下午。处警民警在电话联系上诉人、了解警情后，根据警情，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告知上诉人其所报案件属经济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双方可自行协商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行为，应视为被上诉人已依法履行了相关职责。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对其报警进行处理和告知的行为系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违法行为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无事实根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事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针对报警行为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丽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婷
审判员 袁 野
审判员 刘丽君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津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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