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商终字第5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丽媛，女，198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韩峰，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仇萍，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学健，男，1991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徐雅楠，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丽媛因与被上诉人李学健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4）槐商初字第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7月13日，曹丽媛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王笑言签订《委托购车合同》，约定乙方委托甲方购买上海大众品牌新桑塔纳车型一部，配置为1.6L风尚版，车辆原价为8.99万元，车辆折后价为6.8万元，颜色为黑色；甲方承诺在购车合同签订之日第二天算起车辆提取时间为30天，并且提车地点为上海大众正规4S店面提取车辆，享有新车质保及其他相关手续；若到达合同签订日期甲方没有办理好相关手续，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退款申请，并且甲方将支付乙方折后购车款全款5%的违约金，甲方必须在三个工作日内将购车款退还给乙方并且包括违约金在内；甲方在收取乙方购车款后除签订本合同以外还应签写收款证明；双方并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并由王笑言、李学健在上述合同的落款甲方处签字捺印。合同签订之后，曹丽媛当即交付了6.74万元的购车款，并由王笑言出具收款条一张。
原审法院认为，曹丽媛主张李学健与案外人王笑言之间是合伙关系，二人一起与曹丽媛签订了委托购车合同，曹丽媛与李学健之间委托关系成立，且李学健收到了购车款。李学健则主张在曹丽媛委托王笑言购车一事中其仅起介绍作用，并未参与合同条款的商议与签订，故其与曹丽媛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庭审情况，李学健与王笑言之间不具备合伙关系的法律特征，李学健虽在《委托购车合同》落款甲方处签字捺印，但《委托购车合同》明确约定甲方在收取乙方购车款后除签订本合同以外还应签写收款证明，而李学健并未签写相应收款证明，曹丽媛亦未举证证明李学健收到了购车款，故曹丽媛依《委托购车合同》要求李学健退还购车款67400元并支付违约金3370元，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曹丽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9元，由曹丽媛负担。
上诉人曹丽媛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李学健与王笑言之间不具备合伙关系的法律特征，我方与李学健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错误，我方与李学健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首先，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明采信了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委托购车合同原件”、“收款条原件”及“证人证言两份”，因此对这些证据中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认可，对我方主张的证明目的也就理所当然的认可。然而，一审法院却又做出了与以上所采信的证据相反的事实认定，是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在这些被采信的证据中，已经能够十分清晰的证明：李学健就是本案所涉《委托购车合同》的甲方（受委托方）的一员，其理应承担该合同的违约还款责任。第一，在《委托购车合同》的甲方落款处有李学健的签字（其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认可），这是最为直接的证据。第二，《收款条》是写在《委托购车合同》的背面，而且日期为同一日，可以看出签订《委托购车合同》与收款为同一时间，同时进行。虽然《收款条》上只有甲方的一名成员签字，没有李学健的签名，但这与“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并不相违背（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个人合伙”必须所有合伙人签字），相反这种“由一人签字即可代表两人的意思”的行为更能体现出李学健与王笑言为合伙关系的事实。第三，在既是我方同事又是李学健同事的刘坤的证人证言中提到刘坤作为介绍人，其从始至终见证了整个事实：李学健不仅有在朋友圈发布低价代购大众汽车的事实；在本案所涉的委托合同纠纷中李学健也是“确定代购价格”、“签订《委托购车合同》”和“收取购车现金”的直接参与人；而且在其后合同无法履行时李学健还有曾经承诺退款的事实。基于以上三份一审法院所采信的证据，再与我方在一审起诉状中关于“李学健称跟王笑言一起合伙从事代购汽车生意，凡是上海大众系列的汽车都可以购买到有优惠折扣的新车”的陈述相印证，完全有理由相信李学健与我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仅凭“李学健与王笑言不具备合伙关系特征”来推定李学健与我方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认定不严谨、不合理。李学健与王笑言是否具备合伙关系特征，不应成为本案诉讼的焦点。因为本案的争议是委托合同纠纷，而李学健与王笑言的关系是内部合伙关系，至于他们之间是如何约定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我方作为局外人无法掌握，所以只要我方提供出李学健与王笑言合伙为我方代购汽车的初始证据就已足矣。这点，我方已经在一审中进行了举证，并被一审法院采信。相反，李学健如果主张自己并非与王笑言合伙，并不是该涉案委托合同的甲方，其必须举证，然而李学健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却无法证明其观点，也未被一审法院采信。一审中我方的证据明显优于李学健的证据，依据“证据占优者胜”的原则，理应认可我方陈述的事实。3、一审法院就我方提交的微信截图和李学健网上宣传截图的证据不予采信错误。首先，这两份证据均为我方对原始截图的打印件，并未有修改。而且在一审中，我方曾提交原始手机截图给法官查看，并亲自用手机在百度上搜索查询结果递交给法官查看，李学健对此也未提出异议或要求鉴定，因此真实性应该没有异议。其次，从这两份证据的内容上看：上面既有李学健的手机号码（其予以认可），也有“一起合伙做生意”、“拿车有折扣”等描述，这与我方在起诉状中陈述以及证人刘坤的证言描述完全一致，因此，从这几点也可以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争议为委托合同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一审法院依据审理合伙纠纷的法律条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来审理本案，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起诉状中我方陈述：李学健曾亲口说过其与王笑言合伙代购汽车的事情，而且很多证据（比如《委托购车合同》上甲方落款的签名、刘坤的证人证言描述和李学健网上宣传截图等）也都印证了这一事实存在的合理性和真实性，这些证据已经足以让处于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地位的我方认为，李学健就是与王笑言一块儿合伙给我方代为购车的合伙人之一，我方与李学健之间存在着委托合同关系。至于李学健与王笑言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合伙关系、利润如何分配等合伙特征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他们之间内部约定，跟我方没有任何关系，我方作为善意第三人，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再去收集更多的证据。所以，一审法院没有必要追究李学健与王笑言之间是否具备合伙关系的法律特征，这应该是另案审理合伙纠纷的重点，而非本案委托合同纠纷的审理关键。三、针对李学健收到我方款项的事实在一审判决书中明确采信了我方提交的证人证言，其中刘坤提交的书面证言和当庭陈述中均明确表示我方将款项先交予李学健，李学健清点后又交给其合伙人王笑言，因此，可以证明李学健收到了购车款。在一审第一次开庭中，李学健曾承认在网上作过宣传的事实，虽然其当庭表示的是代王笑言宣传，但从我方提交的网上宣传截图证据的内容上看并没有“代王笑言宣传”的描述，而是描述的“一起合伙做生意，本人拿车有折扣，有想法的电话在线等”，说明李学健和王笑言是合伙从事代购买车的事实，因此，李学健应为适格的被告。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李学健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二审审理期间，李学健提交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4）历城刑初字第127号刑事判决书，在该刑事判决书中载明，被告人王笑言因涉嫌诈骗犯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后，除了供述了公安机关已经掌握的其诈骗被害人董太群、赵静、刘亚龙、王耀刚、王宁、董成波、黄河、孙越、樊海勇、宿昊、郭见军的犯罪事实以外，还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其诈骗被害人张赛、杨为清、徐良、徐伟、刘旭、曹丽媛6人共计901425元的犯罪事实。
曹丽媛提交录音光盘及电脑截图两份，拟证明自己找过李学健要钱，李学健也同意还钱，委托代买车都是曹丽媛与李学健直接接触，李学健是合同相对方，依法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对此，李学健认为自己未承诺替王笑言还钱，只是为了暂时安抚曹丽媛，提出可以帮忙找王笑言父母帮助曹丽媛向王笑言要钱，自己在购车过程中仅起到介绍或见证作用，并未收取款项。
本院认为，曹丽媛提交的委托购车合同中，在合同首部甲方处载明的是王笑言，虽然李学健在合同落款甲方处也签字按手印，但是由于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在收取乙方购车款后除签订本合同以外还应签写收款证明，而签写相应收款证明的是王笑言，王笑言在其诈骗案件中亦认可自己诈骗曹丽媛的事实，故原审法院对于曹丽媛依委托购车合同要求李学健退还购车款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曹丽媛认为其与李学健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李学健收到了购车款应予返还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9元，由上诉人曹丽媛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明华
代理审判员 韩 梅
代理审判员 高 静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姚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