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民终32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顾祖国，男，1961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锡新，上海申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
法定代表人：蒋根宝，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建东，男，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爱娟，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顾祖国因与被上诉人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商初字第01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顾祖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锡新、被上诉人长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建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顾祖国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判决长城公司自2014年6月20日起以124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24%承担利息至付清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事实和理由：本案背景为长城公司承接姜堰市新东方房地产胜利华庭项目（以下简称胜利华庭项目）后，指派其泰州分公司经理谢某作为驻姜堰负责人组织领导该工程施工，由葛某担任项目经理，并于2012年3月1日在姜堰市建筑工程管理处进行备案登记。在此期间，长城公司先后将泰州分公司公章和长城公司行政章交给谢某，以便其可以在该项目建设中全权代表长城公司管理工程。在该项目施工期间，财务管理相当混乱，经费往来有时从总公司账户或泰州分公司账户流转，有时从谢某个人账户和项目部会计董小明个人账户流转。施工期间，与发包方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交涉，施工资金不足部分的筹集，项目部相关费用支出审批等许多重大事项，均由谢某作为泰州分公司经理来决定审批盖章。自2013年至2015年期间，长城公司除收取该项目管理费外，其余胜利华庭项目具体经营决策均由谢某负责。谢某在胜利华庭项目中行使的职权，高于长城公司股东兼胜利华庭项目经理葛某的职权。胜利华庭项目因工程项目浩大，资金缺口较多，在缺少资金面临停工的情况下，谢某及葛某2013年6月即向总公司求助。在此情况下，长城公司动员其员工推荐、介绍外来人员出借款项给泰州分公司，并将所得借款交给谢某，以泰州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谢某则将借款转到董小明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工程材料费和人工费。本人也听从长城公司负责财务管理的副总经理赵俊飞的劝说，并由赵俊飞之子将本人带至泰州工地，在谢某以经办人的身份出具盖有泰州分公司公章的借条后，本人将100万元汇入谢某个人银行卡，并约定借期6个月至1年。借款到期后，由赵俊飞与泰州分公司进行结息，结算本息为124万元，并征得本人同意，续借6个月至1年，由赵俊飞将124万元的借条转交给我。上述借款再次到期后，本人又向赵俊飞及长城公司实际负责人蒋建新索要借款。开始，赵俊飞、蒋建新二人许诺本人先向谢某索要，如谢某不能如期归还，则由长城公司负责偿还。但本人向谢某索要无果，遂将长城公司和谢某作为共同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由于长城公司处处否认本案基本事实，捏造证据、隐瞒真相，并和谢某恶意串通，主张案涉借款人为谢某个人，本人才撤回对谢某的诉讼。但一审最终判决有误，具体而言：一、在证据认定方面。1.一审采信本人证据1、2、6、7，即确认了谢某作为经办人，以泰州分公司的名义向本人借款的事实及该笔借款用于胜利华庭项目的事实，这两点事实对于认定谢某的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有重大影响，但一审裁判理由中却回避了所借款项用于胜利华庭项目的事实。2.一审未采信证据3中的公示牌照片及外埠施工企业备案表，但照片中有明显的胜利华庭项目部分建筑群体，未能体现拍照时间和拍照地点是因本人取证水平有限。且只有姜堰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和长城公司才有外埠施工企业进姜备案表原件，本人无法提供，一审可前去核实。3.一审亦未采信葛某和董小明与本人通话的录音，但二者是长城公司工作人员，本人无法要求其到庭作证，如对二者证言有异议，一审也可前去核实，而不能简单否定。4.一审未采信本人证据5，但本人不持有泰州分公司及江苏虹桥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桥公司）订立的施工合同原件，原件只能由长城公司提供，一审也可向虹桥公司核实。5.一审未采信长城公司提供的证据3中的行政章交接材料及证据4中的审计报告，但本人认可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可进一步证明泰州分公司实际存在并经营运作，也印证了谢某能够保管使用长城公司行政章，在胜利华庭项目中行使了相当于长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在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举证的复印件，对方当事人认可，在未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法院应予采信。6.一审认定本人对赵俊飞的证言不持异议，但本人在庭审中虽未能充分发表质证意见，但已表示异议。其书面证言内容与2013年6月20日的借条相悖，且其本人未到庭接受质询，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二、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1.长城公司确实设立了泰州分公司。2.胜利华庭项目在建过程中，长城公司认可谢某对外使用“南通长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公章，泰州分公司在实际运作经营。3.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确实向本人借了100万元，谢某作为经办人接收，并由该分公司向本人出具借条。4.案涉100万元借款确实用于了胜利华庭项目。本人申请一审调取案涉100万元资金的去向及胜利华庭项目原始会计账册，但未予准许，导致事实未查清。5.本人当时是将款项出借给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而非谢某个人。6.谢某有权代表长城公司对外筹集资金用于胜利华庭项目。一审庭审后，本人也向法院提交了谢某对外使用泰州分公司或总公司行政章的证据，表明其在胜利华庭项目中行使的职权相当于长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案涉借款被实际用于胜利华庭项目，项目完工后，长城公司以收取管理费的方式从中获利，不应再串通谢某抵赖案涉借款本息。三、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一审审理期限超过六个月，且不明不白更换承办法官。本人申请法院调取案涉款项的用途和去向、胜利华庭项目原始会计凭证，一审未予采纳，也未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一审庭审中，法官打断本人发表质证意见，并剥夺了本人向对方的提问权利。四、关于谢某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名义向本人借款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的问题。1.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虽未登记注册，但实际对外承接工程。该分公司在泰州设立银行账户，向总公司缴纳管理费，与总公司有经济往来，已实际对外经营，其未依法登记的责任应由长城公司而不应由本人承担。长城公司委任谢某为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经理，谢某与长城公司虽未订立劳动合同，但也未见挂靠合同或承包合同，谢某持有两枚印章，以泰州分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代表总公司收取挂靠工程的管理费，分管的胜利华庭项目会计账簿待工程结束后全部交给总公司，其中的行政隶属关系非常明显，二者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谢某为胜利华庭项目筹集资金，完全在其职权范围内，无需长城公司另行授权或审批，其以泰州分公司的名义向本人借款的行为应是职务行为。2.谢某的行为即使不构成职务行为，也应构成表见代理。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在实际运作经营，谢某无权代理行为的后果已让被代理人无异议接受，即能证明本人在借款过程中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也达到了必要的审慎标准。何况，案涉借条上借款人处注明为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本人也要求谢某注明借款用途，本人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借款的，未违背交易常理及缺少应有的警觉。只要无权代理者的代理行为没有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失，且维护了被代理人的利益，在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时，无须拘泥于审慎和合理注意义务的要求。
长城公司辩称：案涉借款人谢某并非我公司员工，我公司也未设立泰州分公司。谢某向顾祖国借款之前未得到我公司的授权，借款之后也未得到我公司的追认，案涉借款系发生于顾祖国与案外人谢某之间，与我公司没有关系。故谢某的借款行为应是其个人行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顾祖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长城公司归还借款124万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利息（自2014年6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息24%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城公司系由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名称变更而来，2011年，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了胜利华庭项目，由葛某担任项目经理。
2013年6月21日，谢某通过长城公司原副总经理赵俊飞介绍，以谢某为经办人、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为借款人向顾祖国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条，约定月息2%，6-12个月内归还，用于姜堰项目，借条中加盖了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印章。同日，顾祖国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将100万元汇入谢某个人账户，谢某收到该款后，又将100万元转入了董小明账户。
由于前述借款未能按期归还，2014年6月20日，顾祖国与谢某对本息进行结算后，由谢某重新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借款本金为124万元，用期6-12个月，年息20%，如到期不还，年息按30%计算。在该借条的借款人处由谢某签名并加盖了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印章。
2014年12月18日，顾祖国书写了一份还款承诺交由谢某确认，内容为“如在借期内不能及时归还，从借款之日起按年息30%计算”，谢某在该承诺下方载明“同意上述条款，借款人：谢某”。
2015年8月13日，谢某又以担保人名义向顾祖国出具承诺一份，内容为：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所借顾祖国人民币于2015年9月30日前全部还清，此款用于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工地，此款本人承担担保责任。
另查明，1.长城公司于2009年9月14日经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备案登记后刻制了一枚名称为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编号为32××××22的法定名称章，2010年3月2日经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备案登记后刻制了一枚名称为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编号为32××××25的其他专用章。2012年5月22日，谢某在长城公司领用了该编号为32××××25的其他专用章；
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的信息库中无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登记信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谢某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是否构成职务行为，如不构成职务行为，能否认定为表见代理？
一、顾祖国主张谢某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构成职务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职务行为分为职务代表和职务代理，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负责人以法人或其他组织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构成职务代表，该行为视同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身的行为，行为后果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本案中，长城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均多次陈述谢某系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经理，谢某在庭审中包括公安机关的询问中也认可该身份，虽然第二次庭审中长城公司认为之前的陈述有误，谢某实际上是长城公司的投资公司明城公司南京分公司的经理，但在缺乏相应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尚不足以推翻之前的陈述，故应当认定长城公司存在以泰州分公司名义以及谢某作为其经理在该区域对外发展业务的行为。但由于泰州分公司未经备案登记，不属于依法设立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故谢某的行为不能构成职务代表。
其次，职务代理系根据代理人所担任的职务而产生的代理，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主要受劳动法律关系或行政法律关系的约束，且代理人需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从事经营活动。本案中，谢某向顾祖国借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代理，取决于谢某的身份情况以及其是否具有长城公司的授意。虽然法院认定长城公司存在以泰州分公司名义以及谢某作为其经理在该区域对外发展业务的事实，但在长城公司认为其既不为谢某缴纳社会保险也不向谢某发放工资，否认谢某系其员工的情况下，根据顾祖国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谢某与长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者行政隶属关系，而谢某以分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事前未取得长城公司授权，事后亦未得到公司追认，无法认定谢某对外借款的行为系履行长城公司职务的行为，也无法认定谢某具备代理长城公司对外进行融资的权限，故该行为亦不能构成职务代理。
二、谢某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名义向顾祖国借款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行为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行为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对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合理信赖存在善意无过失。顾祖国与谢某在借款之前并不相识，也无其他业务往来，而本案借款金额达100万元，顾祖国在向谢某出借款项时理应对其是否具备代理权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虽然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印章是否私刻对于顾祖国而言无法直接作出判断，要求其辨别印章的真伪固然过于严苛，但顾祖国仅以谢某持有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印章以及赵俊飞的儿子介绍谢某为泰州分公司的经理即认定谢某具有代表长城公司对外融资的权利，而忽略了对于泰州分公司是否依法登记设立、是否具有经营场所、谢某是否为胜利华庭的项目经理、谢某与长城公司的关系以及其有无取得长城公司公司授权予以必要的审慎与核实，其于订立合同时对合同相对方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且本案借款交付的对象系谢某个人，而非长城公司，若如顾祖国所述，赵俊飞让其将借款一定要交付给谢某，这一违背交易常理的行为应当足以引起顾祖国的警觉。结合谢某以借款人名义出具的2014年6月20日的借条、2014年12月18日的还款承诺以及2015年8月13日以担保人名义出具的承诺，可以看出顾祖国在出借款项时并不能确认合同的真正相对人，故顾祖国信赖合理性上不符合善意无过失的要件。
综上，谢某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名义向顾祖国借款的行为既不符合职务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不构成表见代理，顾祖国向长城公司主张偿还案涉借款本息，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驳回顾祖国对长城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顾祖国提交如下证据：1.胜利华庭项目部彭连德与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于2013年8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谢某一直使用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印章对外签订合同，并用这枚章向三个人一共借了一千多万元，另两人葛某、赵俊飞均是长城公司总公司的副总，故长城公司明知该分公司的存在。2.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向长城公司缴纳管理费票据的照片打印件一组，包括一张收据和两张发票，证明泰州分公司确实存在并实际运营。3.谢某与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11年12月15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从泰州市姜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取的外埠施工企业进姜备案表、建设工程开工安全生产条件复核表、生产安全许可证各一份，证明谢某系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经理，系胜利华庭项目中长城公司驻姜堰负责人，并在姜堰相关部门备过案，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印章在备案中曾使用过。
长城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我公司从未设立过泰州分公司，补充协议中所显示的泰州分公司印章系他人私刻，对我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何况该协议系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组票据均为复印件，所反映的内容不清楚，且顾祖国不能说明该组证据的合法来源。3.对证据3中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因系复印件。对外埠施工企业进姜备案表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以谢某为驻姜负责人，彭连德为现场负责人，是因为胜利华庭项目系谢某和彭连德承包挂靠经营，不能据此认定谢某即为我公司员工。对建设工程开工安全生产条件复核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印章系私刻，我公司对该印章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
顾祖国还申请证人葛某出庭作证，本院经审查依法予以准许。葛某称，其是长城公司股东，任治安科科长、副总。长城公司属于松散型的公司，不管分公司具体的经营借贷事宜，只收取每个项目的管理费，各个项目的启动资金都是由分公司经理和承包人运作的，由分公司自负盈亏。长城公司设立过泰州分公司，与谢某签订了安全协议书以及承包缴纳管理费的责任书，但未经工商登记备案。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有相应的印章，对外借款、签订分包合同都是用该印章。该印章原先由原泰州分公司经理张国民保管，后移交给谢某，之后该印章均是由谢某管控。赵俊飞和顾斌参与了张国民将泰州分公司印章和业务交由谢某负责的交接手续。其还听说长城公司原来交给张国民一枚公司刻的公章，后张国民为了业务方便，向长城公司请示要刻一枚泰州分公司的印章，公司予以默许，故出现这枚泰州分公司印章。泰州分公司在姜堰未设立账户，好像每次收取工程款都是转到明诚建筑劳务公司的账户，其他款项不知道是打到哪个账户。胜利华庭项目是由谢某洽谈的，中标后由长城公司签订了合同。其在胜利华庭项目任项目经理，负责工程质量、安全、工期事宜，资金由谢某和承包人彭连德负责。谢某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经理的名义对资金进行协调以及和甲方有关事务的沟通。在这个项目中，长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是谢某，财务则由承包人的会计董小明负责，该项目的资金都是通过董小明账户流转的，长城公司都有账目。由于该项目缺少资金，谢某遂开会讨论，问其有没有朋友可以借钱，之后其也出借了接近1000万元。赵俊飞也对外融资了300多万元，其中包含顾祖国的案涉款项。借款手续都盖有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章，没有分公司的章没有人敢借。赵俊飞2012年时还是长城公司的财务老总，现是聘用的财务顾问。谢某与泰州分公司借的钱只有谢某与彭连德、赵俊飞知道，长城公司蒋总不知道。钱是谢某与赵俊飞经手的，其对于顾祖国100万元借款到期之后，结算124万元，再次出具借条的具体经办情况不清楚。胜利华庭项目开始进场时就有外埠施工企业进姜备案表，是其本人办理的，建管处和招标办都有存档。顾祖国一审中提交的照片就是项目部的广告牌和公示牌。顾祖国一审提供的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与虹桥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其也见过，系承包人张国华以泰州分公司的名义对外承包业务，长城公司对此知晓，因为虹桥公司要求长城公司在合同上加盖了印章。胜利华庭项目有账册，彭连德做不下去之后，由长城公司接管，保存在总公司处。其本人与长城公司之间存在与本案类似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正在审理中。其当庭提供了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与张国华2013年7月15日签订的挂靠责任书原件、彭连德与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2013年8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原件，供法庭和长城公司予以核实。
顾祖国对此质证认为：葛某的证人证言证实了谢某在长城公司所担任的职务以及泰州分公司向顾祖国借钱的大概经过，其和长城公司虽也存在借贷纠纷，但其证言客观可信，有其他证据印证。
长城公司质证认为：葛某与其公司之间存在着与本案类似的民间借贷纠纷，且已起诉到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该起纠纷仍在审理中，葛某与本案判决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故对其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且其证言内容不客观，泰州分公司是否依法设立应以工商登记为准。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顾祖国提供的补充协议虽是复印件，但与证人葛某提供的原件核对无误，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应予确认。管理费的相关票据为复印件，长城公司不予认可，即使其形式上具有真实性，但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谢某承包协议书虽为复印件，长城公司表示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但长城公司庭审中认可谢某与其存在挂靠关系，故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长城公司对外埠施工企业进姜备案表形式上的真实性、建设工程开工安全生产条件复核表的真实性、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形式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上述证据及葛某的证人证言能否达到当事人的证明目的，在后文裁判理由部分综合阐述。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款项的借款主体应当如何认定，其中主要涉及谢某的身份应当如何认定，其是否有权代表长城公司对外借款？
本院认为，谢某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的行为既不构成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案涉借款主体应当认定为谢某个人而非长城公司。具体而言：
首先，谢某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名义向顾祖国借款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一审认定长城公司存在以泰州分公司名义及谢某作为其经理在该区域对外发展业务的行为，长城公司未对此提起上诉，对于该节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葛某的证人证言亦能从侧面佐证该事实。但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未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未领取营业执照，不符合企业分支机构的法定形式，故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外埠施工企业进姜备案表虽将谢某列为长城公司驻姜负责人，但并无证据证明长城公司存在向谢某发放工资或者缴纳社会保险等符合劳动隶属关系的行为，不能证明谢某系长城公司工作人员。顾祖国二审提交的谢某与长城公司的前身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11年12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进一步证明，谢某与长城公司之间应为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故即使谢某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负责人名义实际对外发展业务，其行为也不能构成职务行为，其对外借款的行为后果不应由长城公司承担。
其次，谢某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名义向顾祖国借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表见代理的成立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行为人无代理权；二是签订合同之时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三是相对人主观上须为善意无过失；四是行为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应具备合同有效的一般条件，即不具有无效和可撤销的内容。按照上述判断标准，本案中谢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谢某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谢某（乙方）与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甲方）的协议中明确约定：“承包期内乙方及乙方所聘人员的一切工资、劳保、福利等待遇均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泰州分公司印章，仅用于工程资料和银行存取款往来，不得用于签订材料购销合同及对外出具借、欠款手续等”、“乙方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表明谢某系工程承包人，挂靠于长城公司，工程相关费用由其独立承担，自负盈亏，协议中还特别明确谢某不得以泰州分公司印章对外出具借、欠款手续，故应当认定谢某并无代理长城公司对外借款的权限。何况，长城公司事后也未对谢某的借款行为进行追认。谢某虽存在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实际对外发展业务的行为，但顾祖国称谢某在胜利华庭项目中实际行使着相当于长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其对外借款无需长城公司另行授权，依据不足。2.关于谢某向顾祖国借款时，是否具有使顾祖国相信其具有代理长城公司权限的事实或理由。顾祖国提供的其中一张胜利华庭工地公示牌所载明的日期为2014年8月7日，该日期在案涉借款发生之后，其中载明的负责人及成员中并没有谢某的名字，并不能证明其在出借款项时，即通过该公示牌知晓谢某的身份。所谓的外埠施工企业进姜备案表、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等证据亦非谢某在借款时当即向顾祖国出示，均是顾祖国在款项出借后、诉讼过程中取得，即使其中部分材料加盖了泰州分公司印章，也不能证明顾祖国在借款之时即据此相信谢某具有代理权。顾祖国称其是通过长城公司副总经理赵俊飞的儿子介绍得知谢某是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经理，并由谢某在借条上加盖了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印章，但并无证据其当时看到了谢某的相关授权手续，且这也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让顾祖国相信谢某具有代理权的外观表象，不能证明谢某当然具有对外借款的权限，还需考量顾祖国主观上是否善意无过失。3.顾祖国具有过失。案涉借款额度较大，但在借款过程中，顾祖国并未向长城公司核实谢某的身份及代理权限，也未审查长城公司泰州分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更是听信他人将款项转入谢某个人账户而非长城公司账户，存在明显过错。故谢某的对外借款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顾祖国要求长城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本付息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碍难支持。
综上所述，顾祖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146元，由上诉人顾祖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戴志霞
代理审判员 刘丽云
代理审判员 李晓晴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