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71民初25624号
原告：罗忠辉，男，汉族，1977年11月6日出生，住福建省浦城县，
原告：刘孟兰，女，汉族，1974年9月12日出生，住湖南省祁东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汉东，广东国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阳萍，广东国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张方，男，汉族，1947年11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
被告：雷建新，男，汉族，1967年11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
被告：罗沛根，男，汉族，1965年1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
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炜健，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苏月华，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罗忠辉、刘孟兰诉被告张方、雷建新、罗沛根清算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忠辉、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汉东，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炜健、苏月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请：一、三被告连带返还原告350000元投资资金及经济损失（从2015年6月14日开始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直至给付清为止），暂计至起诉日为32229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2015年期间，案外人朱裕强作为东莞泰康门诊部承包人、代表人与原告商谈共同投资东莞泰康门诊部事宜，案外人朱裕强称其是东莞泰康门诊部承包人全权代理和经营管理东莞泰康门诊部的一切事宜。对此，原告深信不疑。故于2015年6月14日在泰康门诊办公室原告与泰康门诊部签订了《合同书》，并且将35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给了东莞泰康门诊部，由案外人朱裕强代收。但是，案外人朱裕强在收受了350000元后，泰康门诊部却终止了经营活动，原告投入的350000元也不退回，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案外人朱裕强作为东莞泰康门诊部的承包人，有权代表东莞泰康门诊部签订合同，合同的相对方是东莞泰康门诊部。因此，合同不履行的情况下，东莞泰康门诊部应当承担返还责任，返还原告的投资资金350000元及利息。原告于是在2015年12月22日起诉了泰康门诊部。但法院以东莞泰康门诊部注销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后经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出具的证明显示，东莞泰康门诊部已于2015年12月11日办理了注销手续，其设置单位是“东莞市东成工业发展总公司”，原告在东莞市工商局查询得知，该设置单位已于2001年4月2日变更为“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东莞泰康门诊部未向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提交过有关设置单位变更的申请材料。东莞泰康门诊部登记的设置单位仍然是东莞市东成工业发展总公司。“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登记的股东有被告张方、雷建新、罗沛根，该公司已于2011年6月28日经股东、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投资各方同意注销。但注销后股东仍然以该公司的名义经营“东莞泰康门诊部”。原告认为，由于东莞泰康门诊部及设置单位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现已注销，但仍然以该公司的名义经营东莞泰康门诊部和进行门诊部许可证年度检验。三被告作为东莞泰康门诊部设置单位的投资者，应当承担为此产生的经济责任。以上事实，有法院民事裁定书、《医疗合作协议书》、《合同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银行转账单、工商信息查询证明、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证明等为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合情合理合法，恳请法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判如所请。
三被告答辩称，一、本案实际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依法应当驳回起诉。1、两原告曾就本案向东城立新派出所报案，公安部门对《合同书》进行鉴定后，确认该合同上的印章为伪造的公章，并以诈骗罪立案侦查，现朱裕强在公安部门处显示的状态为在逃。从朱裕强伪造门诊部的公章与两原告签订合作合同的行为完全可以看出，朱裕强并非真正想与两原告合作经营泰康门诊部，而是为了骗取两原告的投资款达到卷款潜逃的目的，朱裕强的上述行为明显存在诈骗嫌疑。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基于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在本案有明显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不应将其归入一般的经济纠纷案件予以处理，而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鉴于此，本案明显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二、退一步讲，如果本案不属于有经济犯罪嫌疑，两原告提供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其与朱裕强约定合作经营门诊部的事实；而且，即便存在该等事实，朱裕强与两原告罗忠辉、刘孟兰签订的《合同书》是朱裕强个人与两原告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书》的所有事项与门诊部无关。（一）两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朱裕强约定合作经营门诊部的事实。1、两原告提交的《合同书》经公安部门鉴定，上面所盖的印章为伪造的公章，且目前无法判断伪造公章的行为具体是朱裕强实施还是两原告实施。2、《合同书》上显示的甲方为朱裕强，亦有相关的签名确认，但在朱裕强在逃无法找到其本人确认的情况下，《合同书》上朱裕强的签字不排除并非是其本人所签，该合同的真实性令人质疑。3、虽然两原告提供了相关的转账凭证用于证明已经将35万元支付给朱裕强，但是，该合同中约定“乙方签约时支付甲方投入资金三十五万元整”，而两原告就该350000元却分了三次进行支付且并均未显示转账款项是作为投资款或合作款等相关信息，具体为：（1）2015年6月14日银行转账200000元，用途为管理费；（2）2015年6月17日银行转账100000元，未显示用途；（3）2015年6月18日银行转账50000元，未显示收款方以及用途。就上述两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朱裕强之间存在合作经营门诊部的约定，更无法证明其已按照该《合同书》向朱裕强支付了350000元。（二）即便存在两原告与朱裕强有约定合作经营门诊部并依约支付了350000元的事实，朱裕强与两原告罗忠辉、刘孟兰签订的《合同书》是朱裕强个人与两原告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书》的所有事项与门诊部无关。1、两原告提供的《合同书》上显示的甲方主体以及签署人均为朱裕强。2、两原告声称依照《合同书》的约定支付了350000元，但该350000元的收款方均为朱裕强，并非泰康门诊部。3、在泰康门诊部因朱裕强卷款潜逃而结束经营、且原告刘孟兰承诺以后发生任何事情与门诊部无关的情况下，两原告才以《合同书》的事宜向泰康门诊部主张返还350000元投资款。得知该情况后，门诊部的负责人曾迪清马上与两原告一同到东城立新派出所报案，经公安部门鉴定，《合同书》上的印章为伪造的公章，并以诈骗罪立案侦查。由此可见，案涉《合同书》完全就是朱裕强个人与两原告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书》及当中约定的共同经营事宜，门诊部事前毫不知情，也未经门诊部的同意；《合同书》上加盖的印章是伪造的，门诊部也没有收取过两原告的任何款项。因此，案涉《合同书》与门诊部无关。综上，两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朱裕强签订的《合同书》的真实性，亦无法证明案涉的350000元为《合同书》中所约定的款项。即便存在两原告与朱裕强有约定合作经营门诊部并依约支付了350000元的事实，朱裕强与两原告签订的《合同书》是朱裕强个人与两原告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书》的所有事项亦与门诊部无关。两原告主张由门诊部返还款项以及支付利息损失，无任何根据。三、两原告作为朱裕强聘请的门诊部工作人员，知道且应当知道朱裕强无权代理泰康门诊部签订《合同书》，其主张朱裕强作为门诊部的承包人，有权代表门诊部签订合同，该主张根本不成立。（一）从两原告提交《医疗合作协议书》的行为以及起诉状的主张，其实际知悉协议书的具体内容，同时结合《合同书》的内容可知：1、两原告在起诉状中声称朱裕强是泰康门诊部的承包人，说明其知悉朱裕强与泰康门诊部之间的关系。既然是承包，根据对承包的一般理解以及《合同书》中关于朱裕强与两原告之间合作经营的相关表述，不存在泰康门诊部与朱裕强、两原告同时合作的可能；如果是属于朱裕强将从泰康门诊部获得的承包权转给两原告，亦与泰康门诊部没有直接关系，不会存在由泰康门诊部与两原告签署《合同书》的可能。2、两原告明确知悉该《医疗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公章及相关证照使用的约定，即“朱裕强需要使用如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公章、印鉴等证照时，应向门诊部提供资料、说明理由，在门诊部的监督下合法使用公章、印鉴等证照；并约定朱裕强不得伪造公章、印鉴等以及与门诊部有关的任何文件。在《医疗合作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公章、印鉴、税务登记证等证照均由门诊部的主要负责人曾迪清进行保管，朱裕强需要经门诊部同意并在门诊部的监督下才能使用。”而朱裕强签订《合同书》的行为并没有在门诊部的监督下进行，明显不是代表门诊部作出。3、而且，根据对《医疗合作协议书》的整体进行了解，其中存在种种对朱裕强经营泰康门诊部的限制，实际上朱裕强只能基于经营管理泰康门诊部的需要时才可申请使用公章及相关证照，其中根本不会涉及到朱裕强以泰康门诊部名义对外签订如《合同书》此类的文件。（二）同时，两原告实际是朱裕强聘请的工作人员，门诊部的规模较小，其应当知悉门诊部的实际经营管理情况，在签订如《合同书》的文件时应当尽更加谨慎的调查及注意义务。况且，虽门诊部由朱裕强负责经营，但门诊部的主要负责人及院长曾迪清仍对门诊部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并经常在门诊部进行巡查，所有的证照及公章仍由曾迪清保管及管理，两原告不可能不知道。（三）而且，两原告除了一味地主张朱裕强有权代理泰康门诊部，但至今未见其提供任何泰康门诊部授权朱裕强对外签订合同的委托材料。实际上，泰康门诊部从来没有授权朱裕强签署《合同书》。（四）最后，两原告知道且应当知悉门诊部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有自身的收款账户，如果两原告认为《合同书》是其与泰康门诊部签的，在门诊部有自身收款账户的情况下，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的两原告又怎么会将350000元分3次支付给朱裕强？综上，两原告作为朱裕强聘请的门诊部工作人员，熟悉了解泰康门诊部的经营管理制度，根据目前的证据材料显示，其知道且应当知道朱裕强无权代理泰康门诊部签订《合同书》，泰康门诊部亦从来没有授权朱裕强签订《合同书》。实际上是朱裕强将其个人享有的泰康门诊部的部分经营权让与两原告，暂不论该处分行为未经门诊部允许而无效，该处分的行为完全就是朱裕强处分个人权利的行为，明显不是代表门诊部作出。四、经清算，泰康门诊部实际不存在任何的剩余资产，泰康门诊部的设置单位剩余资产亦只有18000元，如果泰康门诊部及或其设置单位需要就两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也只能在设置单位的清算剩余资产范围予以承担。1、泰康门诊部按照《医疗合作协议书》向朱裕强收取的管理费均用于门诊部的设备购置等日常经营投入，而收取的保证金则是作为朱裕强在经营期间依约合理使用医疗设备、按时支付房租租金、水电费以及员工工资等费用的履约保证金。2、朱裕强不但卷款潜逃，还损坏了门诊部的B超、体外碎石机、X光机等医疗设备，给门诊部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导致门诊部无法继续经营。在朱裕强潜逃后，上述保证金以及变卖门诊部设备所得款项均用于支付朱裕强拖欠的包括原告刘孟兰在内的门诊部员工工资以及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款项，泰康门诊部实际不存在任何的剩余资产。3、泰康门诊部的设置单位于2011年清算并注销登记，剩余资产为18000元。综上所述，在本案明显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即使本案没有经济犯罪嫌疑，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两原告完全无法证明其与朱裕强签订的《合同书》的真实性，亦无法证明其支付予朱裕强的350000元为《合同书》中所约定的款项；退一步说，即便可以证明存在该等事实，原告知道且应当知道朱裕强无权代理泰康门诊部签订《合同书》，该《合同书》仅是朱裕强个人与两原告签署的文件，门诊部亦没有收取两原告相关的投资款，该《合同书》的所有事项与门诊部无关，两原告主张由门诊部返还款项以及支付利息损失，无任何根据；最后，如果泰康门诊部及或其设置单位需要就两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也只能在设置单位的清算剩余资产范围予以承担。基于以上的事实及理由，对于两原告主张的350000元投资款及利息损失，两原告应当回归事实，在终止对门诊部以及相关主体的无理诉讼与纠缠的同时，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向朱裕强追偿。鉴于此，请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对本案依法作出恰当的处理。
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1日，东莞泰康门诊部（甲方）与案外人朱裕强签订了一份《医疗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方式为乙方经营管理责任制；经济性质为乙方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每月定额上交固定管理费给甲方；合作期限为从朱志强名下转入朱裕强名下，从2014年4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0日止。协议还就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两原告提交了一份案外人朱裕强（甲方）与两原告（乙方于2015年6月14日签订的《合同书》。合同第二条约定，甲乙双方共同拥有东莞泰康门诊部牌照经营权，双方共同负责引进门诊部的医疗设备、设施包括医疗用房的装修及所投固定资产；双方共同承担所需的费用；甲方持有百分之六十股份，乙方持有百分之四十股份；乙方投入资产600000元，合同到期后无息退还投入资金600000元；乙方签约时支付甲方投入资产350000元，剩余250000元一个月内付清给甲方。合同第十六条约定，合同期从2015年6月14日至2019年3月30日。合同还就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落款“甲方”一栏盖有“东莞泰康门诊部”印章。三被告对该份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合同书的印章为伪造印章。
原告罗忠辉于2015年6月14日向案外人朱裕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200000元；原告刘孟兰于2015年6月17日向案外人朱裕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150000元。
另，东莞泰康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为罗沛根，主要负责人为曾迪清，有效期限自2014年4月18日至2019年4月18日，设置单位为东莞市东成工业发展总公司。东莞康泰门诊部在2015年12月11日经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核准办理注销登记。
再，东莞市东成工业发展总公司于2002年9月19日变更为“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张方、雷建新、罗沛根，其于2011年6月28日注销，注销原因为股东、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投资方同意注销。
诉讼过程中，本院向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发函调查以下事实：东莞泰康门诊部与其设置单位东莞市东成工业发展总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何东莞市东成工业发展总公司在2011年6月28日注销后，东莞泰康门诊部直至2015年12月11日方办理注销登记？该期间内还办理了相关的校验手续？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回函称：“一、东莞市东成工业发展总公司为东莞泰康门诊部的设置单位，负责办理东莞泰康门诊部的医疗机构设置申请及执行登记申请等手续。二、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而医疗机构设置单位的变更或注销不在此列。设置单位的注销不属于法定需吊销、注销医疗机构的情形，我局不能以东莞市东成工业发展总公司已于2011年6月28日注销为由吊销、注销东莞泰康门诊部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三、医疗机构办理校验应当交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提交下列文件：（一）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此规定不要求提交设置单位存在的证明文件。因此，我局可按有关规定对该门诊部办理校验手续。”
根据三被告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向东莞市公安局东城公安分局立新派出所调取了原告罗忠辉、刘孟兰向该派出所就朱裕强涉嫌诈骗报警后该派出所关于该案的调查资料，包括：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拘留证、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文书、上网追逃人员登记表，两原告、三被告对调查取证资料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其中2015年8月18日东莞市公安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鉴定意见是《合同书》甲方栏‘东莞泰康门诊部’印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同一。”根据拘留证、上网追逃人员登记表显示，朱裕强因合同诈骗罪已经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并被登记为“刑拘在逃”。
庭审中，原告明确其系向三被告主张清算责任，诉请投资资金计算方式为：200000元+150000元=350000元；利息的计算方式：以350000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14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合同书》、《医疗合作协议书》、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证明、工商信息查询证明、银行转账单、民事裁定书、门诊部校验记录，被告提交的《医疗合作协议书》、朱裕强潜逃时发出的短信、《申请书》工资单，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复函，本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拘留证、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文书、上网追逃人员登记表，以及本院的庭前会议笔录、庭审笔录、问话笔录等附卷为据。
本院认为，本案为清算责任纠纷。
因三被告系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股东，故两原告在本案中要求三被告承担清算责任，但三被告承担清算责任的最基本前提系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对两原告负有债务。本案中，根据两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只能从表面上反映出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作为设置单位的东莞康泰门诊部与两原告可能形成合同关系，并不能直接证明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根据本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拘留证、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文书、上网追逃人员登记表，反映出原告所提交的《合同书》上“东莞康泰门诊部”的印章与样本印文不同一，而朱裕强亦因签订《合同书》及收取了原告相应款项而被公安机关以构成诈骗嫌疑列为上网追逃人员，且报案人员正是本案两原告，从此可见两原告亦系认为《合同书》的签订系案外人朱裕强的个人行为，并以报案的行为要求朱裕强就此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故《合同书》不应视为“东莞康泰门诊部”的意思表示。
退一步说，即使“东莞康泰门诊部”负有向两原告返还案涉投资款350000元的义务，但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第十六条规定：“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东莞康泰门诊部”系经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核准登记成立的医疗机构，系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民事主体，且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医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经登记机关核准后，收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规定以及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复函的内容可知，作为“东莞康泰门诊部”设置单位的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即使注销，并不当然导致“东莞康泰门诊部”注销的后果，“东莞康泰门诊部”应由其自身独立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故“东莞康泰门诊部”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其债务不应由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所承接。
综上，东莞市东成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对两原告不负有两原告所主张的案涉债务，对两原告在本案中所提出的全部诉请，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上述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忠辉、刘孟兰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7033.44元（两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罗忠辉、刘孟兰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莫 然
审 判 员 何雪梅
人民 陪 审员 温沛成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法 官 助 理 杨晓君
（兼书记员）
附相关法律条文：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二）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
（三）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五）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医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