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11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卫,男,1972年7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康,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超,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家界新大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回龙路1号。
法定代表人:刘卫,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康,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超,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金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卓越皇岗世纪中心1号楼45层03-B单元。
法定代表人:刘志臣,该公司执行(常务)董事。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龚小婵,女,1974年1月30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
原审被告:丰镇市东南利成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工业区新标路丰美小区2号。
法定代表人:刘卫,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刘卫、张家界新大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深圳金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昌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龚小婵，原审被告丰镇市东南利成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1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卫、新大新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未查明闫怀舜出借资金的来源，导致本案认定事实存在多处错误。在原审期间，刘卫、新大新公司一再向法院提出本案借款是由金昌公司出借，闫怀舜是金昌公司的员工，闫怀舜是在替金昌公司履行出借义务。二审期间，刘卫、新大新公司向法院提交其代理人与闫怀舜的电话录音，从该录音可知，案涉6000万元款项的实际所有人为金昌公司，闫怀舜的出借行为是受金昌公司指派。在刘卫、新大新公司已提交电话录音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只需向深圳的社保机构调取闫怀舜的参保记录即可证明一切。经刘卫、新大新公司了解，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向社会公布了《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明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具有贷款业务资格的各类机构不得成为委托贷款的委托人，严禁商业银行接受筹集自他人处的资金发放委托贷款。这些规定虽然只是意见稿，但在公布前已实际在行业内部得到执行。金昌公司的行为是为了规避监管部门对其非法业务的监管。闫怀舜的出借行为和杨晓云的收款行为均是代表金昌公司，刘卫、新大新公司向杨晓云支付的2476万元应认定为还款。（二）原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1.刘卫与闫怀舜签订的《借款合同》并不属于闫怀舜、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和刘卫三方签订的《委托贷款协议》体系，《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对各方没有约束力。本案中，闫怀舜、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刘卫三方签订了《委托贷款协议》，该协议全面约定了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得到三方的共同履行。而《借款合同》与《委托贷款协议》的内容存在明显不一致，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对信托投资机构委托存贷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借款合同》要成为委托贷款关系的一部分，必须与《委托贷款协议》一致。《借款合同》签订于2013年3月27日，借款并没有于约定的日期出借到位。因此，闫怀舜与刘卫均是按照《委托贷款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借款合同》根本未履行。《委托贷款协议》系三方商定一致的，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必须经由三方协商一致方可变更，而《借款合同》并未有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的参与，明显不符合该原则。原判决既然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那么判决依据就只能建立在法律规定和三方协商一致的《委托贷款协议》基础之上。《委托贷款协议》没有约定逾期还款责任，原判决以并非三方商定的内容判令刘卫、新大新公司承担年24%的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2.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或遗漏重要当事人，应裁定驳回金昌公司的起诉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刘卫、闫怀舜和北京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委托贷款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的规定，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可知，本案适格原告应为受托人（北京银行深圳分行），而委托人想作为原告的话，必须以受托人（北京银行深圳分行）为被告，以借款人（闫怀舜）为本案的第三人。因此，本案的适格原告应当是受托放款银行，而非借款人。即使金昌公司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根据《委托贷款协议》的约定，刘卫应当通过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偿还贷款本息，受托人（北京银行深圳分行）有权采取包括提前收贷、要求赔偿、执行担保等一切救济措施。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原审法院应当追加金融机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放款银行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刘卫、新大新公司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因为即便刘卫、新大新公司向债权人支付了借款，但因未通过放款银行，银行仍旧会以全部借款金额向刘卫、新大新公司主张权利。3.案涉债权转让未经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同意，并且闫怀舜并未完成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依法不对刘卫、新大新公司发生法律效力。闫怀舜向金昌公司转让债权必须经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同意方可，否则，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可以依据《委托贷款协议》继续向刘卫催讨贷款。刘卫、新大新公司至今未接到闫怀舜本人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刘卫、新大新公司有理由对零对价转让债权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刘卫第一次接到债权转让的通知是在本案一审开庭前一天由金昌公司高总发出，而各担保人至今未接到通知。闫怀舜未履行完通知义务，债权转让尚不对各债务人生效。在一审庭审时刘卫不否认债权转让的真实性，是因为刘卫明知闫怀舜为金昌公司的员工，该笔借款实际出借人是金昌公司，在未接到闫怀舜通知的情况下，认可了债权转让。原判决若认为闫怀舜并非金昌公司的员工，而对6000万元债权零对价转让的事实又未作任何查明，该认定明显与现实生活逻辑存在不符之处。4.一审判决对借款本金及利息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刘卫在收款当日即已还款2106万元，其中2076万元经指示支付到杨晓云的账户，30万元支付至闫怀舜的账户。原判决已认定刘卫、新大新公司向闫怀舜还款30万元，该还款日期为借款支付当日，但当日依约尚未产生任何利息，该款项应认定为偿还本金，并按实际借款金额计算利息。刘卫、新大新公司后续支付的款项也应当在支付利息后扣减本金。原判决将该30万元认定为偿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确认了刘卫还款金额的基本事实后，刘卫实际借款金额为3894万元，按月息0.5%计算，在每期扣减后计算至2014年11月24日，借款本金应为34763051.8元，利息应为2102927元。5.新大新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金昌公司向法院提交的《借款合同》编号为YHS201303001号，而《张家界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合同编号为JCWD-
BJ-201303-01号，与《张家界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登记的担保主合同明显不一致，原判决无任何理由判令新大新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三）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在本案二审过程中，刘卫和新大新公司的代理人于2016年10月14日就出借资金的来源问题与闫怀舜进行了电话沟通。在录音中，闫怀舜承认借款本系金昌公司资金，其是金昌公司的员工。二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9日下午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刘卫和新大新公司的代理人在此次庭审中提交了录音证据，以证实闫怀舜的身份以及出借款项的真实来源。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金昌公司提交的3组证据进行了表述，但对刘卫和新大新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未作任何表述。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是重要的辩论权，原审法院对刘卫和新大新公司提交的证据未作认定或质证，剥夺了当事人合法的辩论权利。刘卫和新大新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
（一）关于出借资金来源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中，对于借贷关系的发生及借贷款项的支付等事实，金昌公司在原审期间提交了《委托贷款协议》《借款合同》及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加以证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闫怀舜在《委托贷款协议》和《借款合同》签订后，已于2013年3月29日通过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分两笔共计向刘卫转账6000万元，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且刘卫亦认可闫怀舜已于2013年3月29日通过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向其账户分两次转款6000万元的事实。因此，原判决对本案借贷事实的认定，具有事实依据。而闫怀舜出借资金的来源问题与本案借贷事实的认定之间无必然联系。在闫怀舜已通过其在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开立的账户向刘卫全额支付借款，且无其他有效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仅凭刘卫、新大新公司提交的电话录音，尚不足以证明闫怀舜出借案涉款项的行为是代表金昌公司或受金昌公司指示而为。
（二）对于杨晓云的收款行为是否代表金昌公司的问题。
本院认为，杨晓云并非本案借贷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刘卫、新大新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刘卫和张家界融皇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皇公司)向杨晓云的付款行为是受闫怀舜或金昌公司指定，或杨晓云是受闫怀舜、金昌公司委托而收取上述款项。且根据金昌公司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可以证实，在刘卫向杨晓云支付2076万元之前，刘卫与杨晓云之间已存在借款关系。此情形下，刘卫、新大新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刘卫向杨晓云支付的2076万元及融皇公司向杨晓云支付的400万元是用于归还本案借款，与查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如刘卫、融皇公司因上述款项往来而与杨晓云发生争议，可另循其他合法途径解决。
二、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
（一）关于《借款合同》是否已生效和履行的问题。
本院认为，其一，《借款合同》第十四条约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产生法律效力。”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看，《借款合同》已由闫怀舜和刘卫签字确认，表明该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其二，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在委托贷款合同关系中，通常会形成两种法律关系，即受托人（一般为银行）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形成委托法律关系。而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定，向借款人实际发放贷款，受托人与借款人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在委托贷款合同关系中，受托人仅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和指定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并非该法律关系中的实际权利人，实际权利人为委托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闫怀舜、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刘卫于2013年3月22日签订《委托贷款协议》，约定北京银行深圳分行根据闫怀舜的委托，将闫怀舜开立在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的账户内自有资金作为委托贷款本金，按照闫怀舜指定的金额、期限、利率等向刘卫发放贷款，收取委托贷款手续费。在发生刘卫未能按约定偿还借款等违约行为的情形下，闫怀舜或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均有权采取包括提前收贷、要求赔偿、执行担保等在内的一切救济措施。该约定内容表明，闫怀舜、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刘卫已就委托贷款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形成委托贷款合同关系。《委托贷款协议》约定闫怀舜和刘卫可另行协商确定委托贷款的担保问题，但并未明确约定具体借款期限、还款方法、借款用途、借款支付方式等内容。而《借款合同》第六条约定：“闫怀舜、刘卫与北京银行签订《委托贷款协议》，委托北京银行将上述借款汇入刘卫在北京银行开立的账户。”从上述事实看，《借款合同》是实际出借人闫怀舜与借款人刘卫对《委托贷款协议》约定内容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对闫怀舜与刘卫具有法律拘束力。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对信托投资机构委托存贷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所规定的两个协议的内容必须一致，针对的是受托方与委托方和借款单位分别签订协议的情形。本案中，三方当事人闫怀舜、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刘卫系直接签订《委托贷款协议》，故《借款合同》的内容是否与《委托贷款协议》内容完全一致，并不必然影响对《借款合同》性质及效力的认定。而且，在《委托贷款协议》和《借款合同》签订后，闫怀舜已通过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向刘卫支付了6000万元借款，表明《委托贷款协议》和《借款合同》约定的内容已得到当事人的履行。据此，刘卫、新大新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借款合同》未生效和未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二）关于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本院认为，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于1996年5月16日发布，该批复主要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对委托贷款协议纠纷中如何列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作了规定。而199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对上述批复涉及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如何确定问题作出了新的规定，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原判决适用该条规定认定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问题并无不当。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根据《委托贷款协议》的约定可知，在该协议签订时，刘卫已知悉北京银行深圳分行是受闫怀舜的委托向其发放贷款及北京银行深圳分行与闫怀舜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且从《委托贷款协议》第二条第10款第4项约定：“借款人发生逾期或其他违约，委托人书面要求受托人对借款人或/及担保人提起（或委托人以受托人为被告或第三人而提起）诉讼、仲裁或强制执行等法律程序的，或者委托人对借款人或/及担保人提起上诉法律程序而委托人需要加入该程序的，……。”及该协议第七条约定：“借款人未能按约定偿还应付款项，或者未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承诺、保证、义务或责任的，构成违约，委托人或受托人均有权采取提前收贷、要求赔偿、执行担保等在内的一切救济措施，……。”可知，委托人有权委托受托人或自行提起诉讼。因此，基于债权受让而成为本案借款合法权利人的金昌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刘卫主张权利。其二，刘卫、新大新公司申请再审主张人民法院应追加北京银行深圳分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所指向的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如前所述，金昌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刘卫主张权利，而本案是否追加北京银行深圳分行为本案第三人，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和最终处理结果均无实质影响。故原审法院经审查后决定不追加北京银行深圳分行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
（三）关于债权转让效力的问题。
本院认为，其一，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时，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债权的原权利人为闫怀舜，作为债权人，闫怀舜转让其享有的债权不需要征得受托人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的同意。其二，合同法第八十条所规定的债权转让通知的对象为债务人，故闫怀舜未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新大新公司等担保人，显无不当。其三，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在闫怀舜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金昌公司后，闫怀舜已于债权转让当日即向刘卫出具《债权转让通知》，告知刘卫债权转让事宜。金昌公司亦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债权转让通知回执》，证明刘卫已收悉《债权转让通知》。刘卫也在一审庭审中表示金昌公司已向其告知债权转让事宜，且其不对债权转让事实提出异议。综上，刘卫、新大新公司关于案涉债权转让依法不对其发生效力的主张，理据不足，均不能成立。
（四）关于原判决对借款本息及违约金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
本院认为，其一，承前所述，刘卫、新大新公司主张的2076万元不应认定为归还本案借款。虽然金昌公司确认刘卫在2013年3月29日闫怀舜向刘卫支付借款当天即偿还利息30万元，但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刘卫、新大新公司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闫怀舜已预先在借款本金中扣除利息，其主张该30万元应认定为借款本金，缺乏事实依据。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依据《委托贷款协议》和《借款合同》，案涉借款同时存在利息和逾期还款违约金的约定。从本案已查明事实看，因刘卫的给付并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故原判决将其已支付的款项用以抵扣借款利息和逾期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其三，本案中，闫怀舜与刘卫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法，而对于违约金计算标准是否过高，刘卫未提交证据证实，金昌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情况，故原判决综合本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实际损失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违约金计算标准予以适当调整，既符合法律规定，亦维护了刘卫、新大新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刘卫、新大新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原判决认定本息及违约金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五）关于新大新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签订后，闫怀舜与新大新公司于2013年3月28日签订《张家界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新大新公司自愿将其所有的坐落于张家界市永定区大庸府城的房屋抵押给闫怀舜,为刘卫向闫怀舜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在原审期间，新大新公司并不否认其提供担保的事实，只是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提出异议。从刘卫、新大新公司申请再审期间提交的《借款合同》及《张家界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等原审证据材料看，两份合同载明的合同编号一致，均为JCWD-
BJ-201303-01，非刘卫、新大新公司主张的《借款合同》编号为YHS201303001，而《张家界市房地产抵押合同》载明的主合同编号为JCWD-
BJ-201303-01。而且，《张家界市房地产抵押合同》载明的内容亦可与《借款合同》相对应，证明该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即为《借款合同》。刘卫、新大新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因上述两份合同编号不一致，新大新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与查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审法院是否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因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而应当再审的情形，是指原审开庭过程中不允许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等情形。本案中，刘卫、新大新公司均已到庭参加了原审庭审等诉讼活动，且发表了辩论意见，其辩论权利已得到充分行使和保障。原审法院未在判决书中对刘卫、新大新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进行表述，并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卫、张家界新大新置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颖新
审 判 员 奚向阳
审 判 员 钱小红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盛 强
书 记 员 王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