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30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快速公交场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全德，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华，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国桃，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雄，男，195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锦标、吴建萍，福建嘉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负责人：李绪堂，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军、唐小妹，福建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市快速公交场站有限公司（下称公交场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玉雄、原审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下称都邦保险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2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交场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玉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原审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错判。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关于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均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对于运输合同的定义认识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客运合同的本质是使旅客在相应特定的环境中，在一定时间内产生位移，位移是实现运输的目的，通过特定的交通工具，将旅客安全正点送达目的地是承运人最主要合同义务。当且仅当还在交通工具这一载体上，还在实现位移合同目的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方能适用客运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界定。客运合同是在旅客凭客票登车时方才开始履行，并于旅客下车后，完成位移的合同目的，结束合同履行。刘玉雄下车后，已脱离了运输工具这一承运人运输义务履行的特定环境，客运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客运合同成立生效，但未关注到客运合同何时开始履行，何时履行完毕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承运人应是具备运营资质，利用运输工具，负责旅客或货物运输的主体。公交场站公司系快速公交各个场站站点动营公司，仅承担BRT道路场站与设施的维护管理，并无运输的职责，公交场站公司的经营范围并无运输旅客工作内容，厦门市市政园林局［2008］11号会议纪要已明确公交场站公司并非快速公交车辆的运营公司。在2012年营改增工作推进中，厦快站［2012］82号文中湖里区国税局曾明确作出认定，公交场站公司并无BRT运营车辆的职能也无运输资质，取得的票务收入不属于交通运输收入，应是提供货运客运场站服务收入。原审法院以客运发票抬头载明是公交场站公司为由认定公交场站公司系本案的承运人，忽视了承运人的法律定义，直接导致了适用法律错误。在适用《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时，必须严格界定何为运输过程。刘玉雄系在站台上行走时被第三人男孩绊倒受伤，此时刘玉雄已下车，运输行为已终止，刘玉雄已完全脱离了作为运输工具的快速公交车。原审法院认为乘客仍未通过闸机，运输过程未结束，将通过场站和开启闸机前视为运输过程的一部分的认定，无事实或法律依据。当刘玉雄离开运输工具后，其已经到达目的地，承运人已经将客运合同履行完毕，客运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离开了运输工具的刘玉雄，已经完全没有权利主张自己还在运输过程中。本案应适用《侵权法》有关规定，区分厘清各方的过错程度后，进而分配各方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公交场站公司于事故发生前，已安排充足人员对客流进行疏散，在站台醒目处张贴安全警示标语，事故发生后及时给予救助，已在合理限度内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刘玉雄在事故发生前有心绞痛的情况，在上下车及站台人群拥挤的情况下应更注意行走时的环境，但刘玉雄并未遵守下车和站台安全警示提示，东张西望，快速行走，进而被后车门下车的男孩绊倒，刘玉雄存在重大过失。第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判。根据医嘱所有建议休息的时间仅为107天，非原审法院认定的128天，原判误工时间认定错误。事故发生当日的影像诊断为“左侧第6肋骨骨折”，8天后复诊时却显示新见左侧第2、3、4肋骨骨折，因此第2、3、4肋骨骨折系因其他原因另行受伤所产生的。第三，原审错误判决颠覆了目前通行的运输与场站分离、各自独立运营、独立承担责任的经营模式，脱离了社会现实，背离了立法精神。
被上诉人刘玉雄人辩称，第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属运输合同且事故发生在运输过程中，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公交场站公司否定其承运人身份没有事实依据。公交场站公司系BRT的车票售票人，发票抬头为“厦门市快速公交场站有限公司客运定额发票”，加盖公交场站公司的发票专用章，依法应认定公交场站公司为运输合同的承运人。至于公交场站公司亲自运输还是转交厦门市快速公交运营公司运输，系其内部如何合作分工及分配票款利益，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影响公交场站公司应承担承运人责任。厦门BRT实行全封闭管理，不同于一般公共交通工具，其运输过程应当是指从进站之时起至出站之时止，旅客通过BRT闸机进站时，运输过程开始。乘坐BRT快速公交下车后不能如公交车下车直接与外界沟通，需要通过具有封闭性的车站出站才能到达外界，BRT快速公交的各个车站属于BRT快速公交运输的组成部分。旅客未出站前，与公交场站公司未结算运输费用，运输合同尚未终止。只有旅客通过出站闸机等具有出站性质的出站口后，运输过程才告结束。刘玉雄在场站内受伤，发生于运输合同过程中。公交场站公司应承担严格责任和全部赔偿责任，其主张刘玉雄存在重大过失不能成立。刘玉雄在前行过程中被前方下车并突然向左行走的男孩绊倒，刘玉雄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刘玉雄有权选择合同之诉。本案刘玉雄明确提起运输合同之诉，公交场站公司认为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处理本案，没有依据。第二，原审法院对误工费和伤残等级的认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公交场站公司关于误工费和伤害结果的异议不能成立。通常医生开具医嘱证明，只能医嘱休息一周或两周。复诊时再由接诊医生根据患者康复情况诊断是否需要继续休息。由于医疗预约等原因，不可能每次复查与前次休息时间结束时段完全吻合。从医嘱连续性可看出，每次医嘱均要求在家休息，不可能存在后续的治疗需要休息，中间无须休息的情况。公交场站公司否定医嘱证明中未能涵盖的部分休息天数，没有依据。刘玉雄摔倒后手臂和脚碰伤，医生对患者描述部分加以注意诊断，对肋骨骨折欠缺注意，且初诊报告单没有经过复核。初诊与复查相隔一周，期间刘玉雄在家休息，再次发生肋骨骨折的概率小。公交场站公司没有证据否定复查结论与本案事故的关联性，原审判决认定刘玉雄构成十级伤残符合事实。第三，因运输工具和运营模式不同，可能导致承运人承担责任的情形不同，公交场站公司列举的其他交通工具不具有可比性。刘玉雄请求驳回公交场站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刘玉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公交场站公司赔偿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等共计131815.07元（人民币，下同），都邦保险公司在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向刘玉雄支付前述保险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9日，刘玉雄购买公交场站公司出售的车票后乘坐BRT在卧龙晓城站下车，在出站前行过程中被前方下车并突然向外走出的一名男孩绊倒后摔倒在卧龙晓城站的三层站台层未能起身。后刘玉雄被公交场站公司工作人员扶下站台并由120送往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下简称中山医院）治疗，当日被中山医院诊断为“左侧第6肋骨骨折，建议短期随访”并建议“休两周”。2015年4月27日，刘玉雄至中山医院复查，《影像科诊断报告单》显示“左侧第6肋骨骨折后改变，新见左侧第2、3、4肋骨骨折后改变，左上肺纤维灶”。后刘玉雄多次至中山医院复查：2015年5月5日结论为“肋骨骨折”，建议为“休息半月；2015年6月4日结论为“左第6肋骨骨折”，建议为“休息一周”；2015年6月12日结论为“左第6肋骨骨折”，建议为“休息一周”；2015年6月23日结论为“左侧第6肋、2-4肋骨折”，建议为“休一周，随访”；2015年6月29日结论为“胸骨多发骨折”，建议为“休息两周”；2015年7月15日结论为“左第6肋、左2-4肋骨折”，建议为“全休两周”；2015年7月31日结论为“左侧肋骨骨折”，建议为“休息半个月”；2015年8月14日结论为“多发肋骨骨折”，建议为“定期随访，休息两周”；2015年11月23日《影像科诊断报告单》显示“左侧第2、3、4、6多发肋骨骨折后改变，左侧纤维灶”。为此，刘玉雄共支付医疗费（扣除医保承担部分）2945.12元。2015年9月14日，刘玉雄将交通发票31张（金额：975.7元）等索赔材料移交公交场站公司，后公交场站公司将上述材料移交至都邦保险公司。2015年11月24日，刘玉雄委托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并支付鉴定费700元。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刘玉雄因交通事故致左第2、3、4、6肋骨骨折等损伤，经非手术等治疗与恢复后胸廓无畸形、双肺呼吸动度正常、无胸膜摩擦音等，构成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
另查明，刘玉雄于2014年8月25日就职于漳州科技职业学院，其应发工资按每学期总额分成6个月逐月计发，发放工资时间为本月发放上月工资，未能完成教学任务、缺勤及暑假期间没有完成学校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则按学校规定予以扣发。2014年9月4日至2015年5月4日，刘玉雄工资卡每月所得工资分别为2143元、7598.1元、8376.95元、8383元、8012.9元、8391.45元、8413.9元、6110.75元、6060.9元。其2015年1月至4月的个人所得税分别为343.8元、343.8元、343.8元、177.7元。2015年5月5日至2015年8月26日，刘玉雄工资卡未再发放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事故是否发生于公交场站公司运输过程中的问题。首先，公交场站公司系车票售票人，且客运定额发票抬头载明的亦为“厦门市快速公交场站有限公司”，故乘客有充分理由相信公交场站公司系运输合同承运人。至于公交场站公司系亲自运输亦或转交他人运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均不影响其相对于乘客的承运人地位及依据运输合同所应承担的责任。公交场站公司与公交运营公司的内部分工及责任划分应由二者自行处理，而不得对抗作为运输合同相对人的乘客。其次，依据《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由此可知，自乘客取得车票至使用车票开启BRT闸机再至通过站台走入车辆内部均视为运输过程的一部分，由此可推断乘客自车辆内部走出直至通过BRT闸机走出站台亦应视为运输过程的一部分。本案中，刘玉雄虽已离开车辆内部，但仍未通过闸机走出站台，故运输过程仍未结束。
二、关于刘玉雄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问题。重大过失系指置于特定情境的普通人应当给予最低限度的注意而未能给予。本案中，刘玉雄在前行过程中系被从前方下车并突然向左走出的男孩绊倒，刘玉雄所应给予的最低程度的注意系道路前方的通行情况，至于从侧面突然出现的人群虽为其高度注意即可预见之情况，但并非刘玉雄最低程度的注意义务。置普通公众于事故发生之情境可知，被突然从侧面移出的人绊倒亦有发生之可能。因此，刘玉雄虽存在一定过错，但并不构成重大过失。
三、关于刘玉雄损失金额确定的问题。刘玉雄的损失金额如下：1、残疾赔偿金：鉴于医疗诊断的复杂性，且原告两次影像诊断相隔时间仅为8天，故刘玉雄主张按第二次诊断报告为准确定伤残情况，原审法院予以认可。结合原审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607元及刘玉雄的十级伤残情况计算得出的残疾赔偿金数额为85214元，但因原审法院责令刘玉雄提供2015年8月25日重新上班后的工资情况，刘玉雄拒不提供并述称其重新上班的月工资为7900元，故原审法院推定刘玉雄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并未减少，原审法院将残疾赔偿金调整为75000元。2、医疗费：刘玉雄主张按照医疗费发票金额扣除医保承担部分计算医疗费，原审法院予以认可，据此计算出的医疗费总额为2945.12元。3、误工费：刘玉雄受伤前于2014年8月25日至2015年4月19日就职，根据此段期间刘玉雄的实际工资数额可计算出刘玉雄的日平均工资为（2143＋7598.1＋8376.95＋8383＋8012.9＋8391.45＋8413.9＋6110.75＋6060.9）元÷237日=267.89元／日。刘玉雄关于工资数额应包含个人所得税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刘玉雄于2015年4月19日受伤，于2015年8月25日恢复上班，此间医嘱建议休息的时间总和虽与刘玉雄主张的休息时间不完全等同，但因医嘱持续要求休息，故刘玉雄主张按128天计算误工时间原审法院予以认可，据此得出刘玉雄的误工损失为267.89元／日×128日=34289.92元。4、护理费：结合刘玉雄的伤残情况，其确有护理必要，护理期限原审法院酌定为15日，按照35元／日的标准计算，刘玉雄的护理费为525元。5、交通费：因刘玉雄已将交通费发票移交公交场站公司，故对交通费发票的票面金额975.7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因刘玉雄于庭审中述称其发票金额均有虚开，故原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500元。6、营养费：因医嘱并未要求“加强营养”，结合刘玉雄的伤残情况，原审法院酌定营养费为200元。7、鉴定费：刘玉雄因申请伤残等级鉴定支付的鉴定费700元系刘玉雄的合理损失，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刘玉雄可主张的赔偿金额合计为114160.04元。
四、关于都邦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首先，根据公交场站公司与都邦保险公司的“公众责任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根据与他人的协议应承担的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即使没有这种协议，被保险人仍应承担的责任不在此限”。都邦保险公司已对该条款尽提示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本案中，刘玉雄依据运输合同要求公交场站公司赔偿，公交场站公司基于此产生的合同责任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故都邦保险公司无需就此次事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其次，《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第三者直接请求权的条件有二：一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二是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本案中，公交场站公司对刘玉雄的赔偿责任并未确定，且公交场站公司于事故发生后积极联系保险公司要求赔偿，故亦不存在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情形。因此，刘玉雄直接要求都邦保险公司向其支付保险赔偿金并不符合法定的第三者直接请求权条件。
综上所述，刘玉雄在公交场站公司运输过程中受伤，且刘玉雄对此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公交场站公司应赔偿刘玉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合计114160.04元。刘玉雄要求都邦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公交场站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玉雄114160.04元；二、驳回刘玉雄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此外，公交场站公司另提交如下证据：1.厦门市市政园林局［2008］11号会议纪要、公交场站公司厦快站［2012］82号《关于快速公交系统票务和申报纳税有关问题的请示》、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厦府办［2008］197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快速公交系统票务和申报纳税事项的通知》、厦门市财政局厦财企［2008］29号《厦门财政局关于BRT票务收入分配有关事项的通知》，证明根据主管部门的认定，公交场站公司的收入系提供货运客运场站服务收入，并非运输收入，公交场站公司无运营车辆和运输资质；2.《关于公众责任险续保的事宜》，证明公交场站公司不是营运车辆的经营主体，无法投保承运人责任险、意外险，公交场站公司并非本案诉讼主体。刘玉雄质证认为，公交场站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并非新证据，不同意质证，且公交场站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联性，内部管理的材料不能作为与乘客间的权利义务的依据。本院认为，公交场站公司是否为本案的诉讼主体，应结合本案综合证据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刘玉雄持公交场站公司出售、并载明“厦门市快速公交场站有限公司客运定额发票”的车票乘坐BRT快速公交，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及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审法院认定刘玉雄是运输合同的旅客，公交场站公司是运输合同的承运人的事实及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公交场站公司二审时提供的相关文件，涉及的是该公司与运营公司间关于票务的分配以及与保险公司间的保险问题，公交场站公司是否具备运营资质和运输工具并非合同法调整的范围，不足以成为对抗其作为运输合同承运人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公交场站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其并非运输合同的承运人，依据不足。公交场站公司认为其并非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刘玉雄下车后，只有通过公交场站公司进行封闭性管理的站台、扶梯、BRT闸机，才能完成对车票的结算，此时双方间的运输合同才属履行完毕。刘玉雄购买的车票中包含了从进入闸机到走出闸机整个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因此公交场站公司不仅要保障旅客在乘车过程的安全，还应当保障旅客从进入BRT闸机到步出BRT闸机完成车票结算前上下车及通过站台、上下扶梯整个过程的安全。刘玉雄在站台上受伤，有选择依据《侵权责任权法》提起侵权之诉或者依据《合同法》提起合同之诉的权利，在刘玉雄明确表示本案系选择合同之诉提起诉讼后，公交场站公司仍坚持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权法》进行处理，不符合法律赋予原告所享有的程序选择权中的有关起诉权的规定。客运合同中，法律强调的是对旅客人身生命的特别保护，因而法律对承运人实行无过错责任制度，进而才能有效地保护旅客的人身安全，促使承运人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旅客的安全。刘玉雄在出站前行过程中被前方下车并突然向外走出的男孩绊倒摔伤，对于刘玉雄而言属突发状况，公交场站公司认为刘玉雄存在重大过失，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刘玉雄系在运输合同履行中受伤，公交场站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玉雄受伤后，进行必要的医疗诊治，根据医生的医嘱持续休息期间的误工费应当由公交场站公司承担。刘玉雄关于医嘱证明的休息时间与实际休息时间不完全等同的说明，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支持。虽然刘玉雄在受伤当日的影像报告中只有“左侧第6肋骨骨折”的结论，但由于医疗诊断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在其左侧肋骨已骨折的情形下，八天后第二次复诊时发现同侧第2、3、4肋骨骨折不应视为是其因其他原因受伤所致。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综上，公交场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36元，由公交场站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超
审 判 员 林 勤
代理审判员 苏 鑫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郭美娜
附：相关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