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丰民初字第19295号
原告赵吉，男，1983年9月16日出生。
被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六号路6号。
法定代表人李爱民，总裁。
委托代理人王占奇，男，1979年2月22日出生。
原告赵吉与被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天元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曹静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赵吉，被告华创天元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占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吉诉称：一、2014年3月12日，原告到被告处上班，工作岗位为销售业务员，双方约定具体薪资待遇时，除基本工资外，原告享有月度通讯费补贴标准400元。2014年3月至2014年10月任职期间，原告工作认真负责、尽忠职守，先后多次接受任务外派出差，往来通讯不断。在职期间，被告对相关通讯补贴报销事宜未做详细说明，原告多次询问，被告均以延迟报销事宜相回复，导致个人先后提交的部分话费发票始终未能报销。2014年10月21日，双方协商办理离职手续，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载明的相关款项仅限于代通知金、经济补偿金、当月结算工资三部分，并未包含其他相关费用。当时双方有先后三次出差的差旅费用未予结算，同时，入职约定的个人通讯补贴也没有履行结算。对此，原被告双方均予以承认。鉴于此种情况，原告于2014年11月6日，与被告协调解决差旅费用报销问题，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2014年12月23日，原告考虑到销售人员年度结算问题，主动联系到被告有关人员，被告知因公司财务封账等原因，暂时不能完成其他款项的结算。直到2015年4月23日，原告再次与被告协商解决报销款项，被告又以公司财务制度改革为由，拒绝支付个人通讯补贴部分。被告的上述反复行为违反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及其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相关权利。据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无奈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二、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对本案证据认定存在随意性、片面性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内容表述认定问题：仲裁委员会认定，根据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所载内容，原告与被告已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终局性处分，而原告事后主张通讯费，于法无据；此种说法，原告对此并不认同；原告曾当庭辨明，签订该项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原告与被告之间尚存在通讯费用、差旅费用两项尾款没有结清；协议签订后，双方往来联系的短信息，可作为事实证明，这一证据表明，从始至终原告并没有放弃通讯费用的追索。仲裁委员会无视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支持了被告的不合理主张，已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2、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相关条款有效性认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之规定，由于原告在被告处任职期限超过半年，依法应获得相应的离职代通知金、经济补偿金双项合法补偿，故协议书中载明之离职代通知金、经济补偿金两项条款，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之规定，劳动者有依法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故协议书中载明之原告离职当月应得工资条款，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在被告存在故意拖欠并拒绝支持原告依法应得通讯补贴的客观事实面前，协议书中“双方再无任何劳动争议”一款显然不能成立；该条款若成立，由于协议中约定的数额少于劳动者依法应获得的补偿数额，这对原告而言显失公平；原被告双方在订立协调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之时，被告涉嫌故意隐瞒了应予以支付的差旅费、通讯费等款项，事后又多次拖延并拒绝支付通讯费，故该协议书属于在存有欺诈情形下订立；对于其中不合法的部分条款，人民法院应加以否定；原告事后主张通讯费，属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现原告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2014年3月至2014年10月通讯补贴28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华创天元公司辩称：原告是2014年3月12日至2014年10月21日在我公司工作，双方于2014年10月21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签订了解除协议书。原告在2014年4月至6月提交了73.93元的通讯费，我公司已按照财务程序进行报销，这是他在职期间提交的通讯费票据。关于原告其他的票据应不予支付，理由如下：第一，原告在职期间没有提供相关通讯费票据，按照公司规定，原告的岗位是销售员，他确实享有每月400元的通讯补贴，但是试用期减半，我公司规定了通讯费的限额，是实报实销的，同时不能转结到下月，更不能拿亲戚朋友的票据进行报销；第二，双方在签订解除协议时也已经明确了双方结清所有款项，而且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结果。
经审理查明：赵吉于2013年3月12日入职华创天元公司，任销售业务员，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2014年11月18日，华创天元公司与赵吉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自2014年10月21日起解除劳动合同，赵吉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华创天元公司要求其他任何费用或要求华创天元公司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赵吉主张其离职时尚有差旅费用和通讯费用没有结清，就此提交其2014年12月23日与华创天元公司员工的短信记录为证，内容为“我：黄玲同志，近期预定一个具体时间吧，我们把余下的账面清理一下；黄玲：因最近年底财务封帐，你的报销款还未下来；我：等候你的通知”。华创天元公司对上述短信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可赵吉离职时存在尚未报销的差旅费用，主张赵吉离职时差旅费用的票据已经提交，公司报销审批流程在离职后才完结，故系赵吉离职后才予以支付。
赵吉主张华创天元公司与其约定通讯费用定额报销，额度为每月400元，只需要提供当月的通讯费发票即可，不要求必须是本人通讯费发票，就此提交16张2014年3月至2014年10月期间通讯费发票为证。赵吉认可其在职期间只使用一个手机号，而其提供的16张通讯费发票中有五张通讯费发票系该手机号产生。华创天元公司对赵吉上述通讯费发票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提出他人的通讯费发票与赵吉无关，赵吉的通讯费发票原件在个人手中，说明其未在当月也未在离职时向公司提交上述票据，故根据公司规定不予报销。华创天元公司另主张根据其《销售分公司通讯费管理规定》，赵吉作为销售业务员每月通讯费限额报销，限额为每月400元，试用期减半，超支部分自理，不足限额时实报实销，且不转结下月；赵吉在职期间向公司提交了三张通讯费发票，金额共计73.93元，公司同意予以报销；双方于离职时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赵吉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向公司主张任何费用，就上述主张提交《销售分公司通讯费管理规定》及2014年3月至2014年5月通讯费发票为证。赵吉表示未见过《销售分公司通讯费管理规定》，对通讯费发票真实性不持异议，认可系其在职期间提交；并认可其差旅费票据系离职前向公司提交，离职时未向公司提交通讯费票据；主张通讯费票据均系发生月次月才能打印，其在职期间一直出差，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印通讯费发票，其本案中提供的通讯费票据均系离职后打印；主张双方所签《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未包含通讯费用问题。
另查，2015年5月18日，赵吉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华创天元公司支付2014年3月12日至2014年10月21日期间通讯费2800元。2015年8月27日，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15）第2162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华创天元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报销赵吉二〇一四年三月至五月期间的通讯费七十三元九角三分；二、驳回赵吉的其他仲裁请求。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通讯费发票、短信记录及京丰劳人仲字（2015）第2162号裁决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赵吉虽然对华创天元公司提交的《销售分公司通讯费管理规定》不予认可，但就其关于通讯费用可以使用他人发票进行定额报销的主张，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对赵吉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赵吉与华创天元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均应履行约定的义务，即赵吉不应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华创天元公司要求其他任何费用。赵吉于离职前向华创天元公司提交的差旅费用票据及通讯费用票据，系其离职前已经向华创天元公司主张的费用，华创天元公司应当予以报销，故华创天元公司应向赵吉支付2014年3月至2014年5月期间通讯费73.93元，赵吉超出之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据此判决如下：
一、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赵吉二〇一四年三月至二〇一四年五月期间通讯费七十三元九角三分。
二、驳回赵吉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赵吉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曹 静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全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