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少民终字第064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1，男，1936年4月2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女，1943年11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2，女，1992年8月28日出生。
上列三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杨娜，女，1958年12月18日出生。
上列三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徐×5（徐×1之子），1966年3月3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3，男，1999年6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兼徐×3之法定代理人（原审被告）何××（徐×3之母），1968年9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徐×1、刘××、徐×2因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4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6月，徐×1、刘××、徐×2诉至原审法院称：徐×1、刘××系徐×4之父母，徐×2系徐×4之女，何××系徐×4之妻。徐×4于2008年7月5日因交通事故不幸去世，火化后何××不顾徐×1、刘××、徐×2失去亲人的痛苦，单方持有徐×4的骨灰存放证，导致徐×1、刘××、徐×2至今未能对徐×4祭奠。徐×4的骨灰寄存三年期满后，徐×1、刘××、徐×2至今不知骨灰安葬在何处。何××一方虽然提交过2011年5月28日的骨灰安放证，但是徐×3取出骨灰的时间是2011年8月14日，日期前后矛盾。我方认为何××提供的骨灰安安放地是虚假的，要求何××提供徐×4骨灰的实际安放地。鉴于何××、徐×3的行为有违公序良俗，故诉至法院，要求：1、何××、徐×3立即将徐×4的骨灰安葬地点提供给徐×1、刘××、徐×2，不得妨碍徐×1、刘××、徐×2对徐×4进行祭奠。2、何××、徐×3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50万元。3、何××、徐×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何××、徐×3辩称：徐×1、刘××、徐×2所述双方的亲属关系均属实。徐×4是2008年7月5日去世的，后事是由何××办理的。2008年8月25日在东郊殡仪馆火化，此后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2011年8月14日徐×3将骨灰取走，当天就安葬在河北省三河市京东卧龙陵园（以下简称卧龙陵园）。因为何××、徐×3与徐×1、刘××、徐×2矛盾很深，徐×1、刘××、徐×2多次以各种理由起诉何××、徐×3，故何××、徐×3起初没有把徐×4的安葬地点告诉他们。后来徐×1、刘××、徐×2诉至法院，要求提供骨灰安葬地点，一审法院判决给付徐×1、刘××、徐×2精神抚慰金6万元。何××、徐×3不服提起上诉，在该案二审开庭过程中，何××、徐×3已经将安葬地点卧龙陵园的地址提供给徐×1、刘××、徐×2。墓地是可以公开祭奠的，何××、徐×3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妨碍徐×1、刘××、徐×2进行祭奠活动，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也已经判决过，故不同意徐×1、刘××、徐×2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交相应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何××、徐×3已提供卧龙陵园管理处的造墓证及骨灰存放费发票，该陵园亦出具材料证明徐×4骨灰的安葬时间，故徐×1、刘××、徐×2主张何××、徐×3已将徐×4骨灰遗失一节，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作为徐×4的近亲属，均享有对徐×4的祭祀权。彼此之间应当尊重对方的权利，相互通知、相互协助。何××、徐×3虽未及时告知徐×1、刘××、徐×2徐×4的安葬地点，但其已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06350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将具体安葬地点告知徐×1、刘××、徐×2，徐×1、刘××、徐×2主张卧龙陵园安葬的并非徐×4一节，未提供任何证据，法院不予采信。现徐×1、刘××、徐×2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表明何××、徐×3有妨碍其祭奠的行为，故其此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2月判决：驳回徐×1、刘××、徐×2之诉讼请求。
判决后，徐×1、刘××、徐×2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卧龙陵园××号单穴所安葬的骨灰不是徐×4的，要求何××、徐×3立即将徐建伯的骨灰安葬地点告知徐×1、刘××、徐×2，并赔偿徐×1、刘××、徐×2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何××、徐×3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徐×1、刘××系徐×4之父母，徐×2系徐×4之女。1995年7月6日，徐×4与何××登记结婚，二人婚后生育一子徐×3。2008年7月5日徐×4去世，其遗体于2008年8月25日在北京市东郊殡仪馆火化，骨灰寄存在北京市东郊殡仪馆骨灰堂，寄存人为何××。2011年8月14日徐×3将徐×4的骨灰从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取出。
2012年徐×1、刘××、徐×2曾将何××、徐×3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何××、徐×3立即将骨灰存放证提供给徐×1、刘××、徐×2，不得妨碍徐×1、刘××、徐×2对徐×4进行安葬和祭奠，并赔偿精神损失赔偿金10万元。2012年12月1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何××、徐×3给付徐×1、刘××、徐×2精神损害赔偿金6万元，驳回徐×1、刘××、徐×2的其他诉讼请求。何××、徐×3不服，上诉至我院。在我院二审审理期间，何××称已将徐×4的骨灰安葬于卧龙陵园墓地，并提交骨灰安放证证明。徐×1、刘××、徐×2对此不予认可，称骨灰安放证书没有编号，也没有安葬日期，该证书有造假嫌疑。我院二审经审理后认为，“何××、徐×3已将徐×4骨灰从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取走进行安葬，但未通知徐×1、刘××、徐×2，侵犯了徐×1、刘××、徐×2的祭奠权，致使其精神上受到损害，何××、徐×3应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于2013年4月1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在原审法院审理期间，何××、徐×3称已将徐×4的骨灰安葬在卧龙陵园××号单穴，其二人提供的《骨灰安放证书》载明“兹有徐×4为安葬骨灰盒，在本公墓认定××号单穴级墓。安葬日期：2011年8月14日，发证日期：2011年5月28日。”何××、徐×3还提供开票日期为2011年5月28日的骨灰存放费发票一张，金额为5000元。徐×1、刘××、徐×2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发证日期早于安葬日期，不可能不安葬就发放安葬证，安葬在卧龙陵园的骨灰并非徐×4的骨灰。经原审法院向卧龙陵园管理处核实，该园出具书面证明，内容为：“徐×4家属于2011年5月28日在本陵园，购买××号墓穴，徐×4骨灰已于2011年8月14日安葬。交款时间就是发证日期，骨灰安葬时以（已）填写安葬日期。特此证明！”
在本院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各持己见，虽经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调查令回执、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朝民初字第21738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06350号民事判决书、骨灰安放证书、发票、西长安街派出所证明、卧龙陵园管理处证明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否则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中，何××、徐×3已提供卧龙陵园管理处的造墓证及骨灰存放费发票，该陵园亦出具书面材料证明徐×4骨灰的安葬时间与具体地点，徐×1、刘××、徐×2虽不认可上述内容，并上诉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对徐×1、刘××、徐×2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为2500元，均由徐×1、刘××、徐×2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季怡
代理审判员 刘立杰
代理审判员 施 忆
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钱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