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民终字第14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云霞。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天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柳。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晓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爱珠。
委托代理人：张建安。
上诉人沈云霞、徐天顺、徐柳因与被上诉人蒋爱珠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3）杭江民初字第1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沈云霞系蒋爱珠的女儿。徐天顺与沈云霞系夫妻关系，徐柳系沈云霞、徐天顺之子。
2001年因杭州铁路分局所有的大桥新村房屋属于拆迁范围，该房屋承租人蒋爱珠（乙方）与拆迁人杭州市城站广场改建工程指挥部（甲方）签订《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其中载明：“一、乙方房屋座落大桥新村77号、产权性质公、房屋用途住宅、使用面积24.39平方米。乙方有正式户口且常住2人。合计安置2人。二、甲方在三里亭小区安置乙方使用面积33平方米（其中易地安置2人，已增加使用面积8平方米），安置时间2003年3月10日。……”在该协议书第九条载明：2002年3月支青回杭，徐天顺、沈云霞二人，协议面积根据支青回杭政策，调整为安置面积56平方米。在2003年6月的《杭州市城站广场改建工程房屋拆迁安置表》载明：蒋爱珠为户主，本市户口家庭成员徐天顺、沈云霞、徐柳，协议安置面积56平方米。分配房屋三里亭苑xxx室，使面60.24平方米换算建筑面积为78.98平方米，房屋性质由蒋爱珠租用。
2004年12年30日蒋爱珠（乙方）与上海铁路局杭州铁路分局（甲方）（以下简称铁路杭州分局）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载明：“1、甲方同意将座落在杭州市江干区三里亭苑四区xx幢xx单元xx室的住宅出售给乙方；该住宅建筑面积为78.98平方米（其中乙方个人出资扩面5.559平方米），按规定可享受成本价购房的建筑面积73.421平方米，核定的总售价人民币39261.88元。……”，该合同还确定以成本价的1%698.97元支付维修养护费。2005年11月24日沈云霞实际支付上述购房款及维护费用计39960.85元。自扩面面积5.559平方米出资款计14946.27元由蒋爱珠于2003年9月15日缴付给杭州市城站广场改建工程指挥部。
2008年5月22日蒋爱珠办理了杭州市江干区三里亭苑四区xx幢xx单元xx室产权所有的登记手续。
另，沈云霞、徐天顺曾享受过国家房改政策，购买过房改房。
2013年12月3日，沈云霞、徐天顺、徐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三里亭苑四区xx幢xx单元xx室的房屋为沈云霞、徐天顺、徐柳与蒋爱珠共有，沈云霞、徐天顺享有37平方米，徐柳享有26.26平方米；2、蒋爱珠返还房款1374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蒋爱珠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杭州市江干区三里亭苑四区xx幢xx单元xx室房屋原来系铁路杭州分局所有的大桥新村77号房屋拆迁安置而来的自管公房。后蒋爱珠于2004年参加房改与铁路杭州分局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购买了该套住房，并于2008年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上述房屋产权是明确的。对沈云霞、徐天顺、徐柳的诉请及主张，该院认为，首先原大桥新村77号房屋拆迁安置并未改变房屋的产权性质，房屋产权在拆迁前、安置后都属于铁路杭州分局，沈云霞、徐天顺、徐柳以其为拆迁安置人口来主张所有权以及按份所有的面积没有法律依据。其次，涉案房屋产权发生变化是因为蒋爱珠作为公有住房的承租人根据政策参加房改，通过买卖取得所有权；沈云霞、徐天顺、徐柳虽系公有住房的同户居住人，但不因此享有房改购房的资格并对房改后的房屋享有产权；且沈云霞、徐天顺也另外享受过房改政策，购买过房改房；最后案涉房屋的购房款虽大部由沈云霞支付，但资金来源并不能改变房屋产权性质，产权确定仍应以《公有住房买卖合同》及房屋产权登记为准，故沈云霞、徐天顺、徐柳以此主张房屋产权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沈云霞、徐天顺、徐柳不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对其第一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于沈云霞、徐天顺、徐柳第二项诉讼请求，经该院征询意见，沈云霞、徐天顺、徐柳表示如产权未能得到支持，购房款暂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有鉴于此该院对购房款不予处理，如有纠纷，双方可另案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于2014年3月18日判决：驳回沈云霞、徐天顺、徐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沈云霞、徐天顺、徐柳负担。
宣判后，沈云霞、徐天顺、徐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自扩面积5.559平方米出资款计14946.27元由被上诉人蒋爱珠缴付，违背客观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涉案房屋系以被上诉人为户主的租赁公房，相关安置补偿等外部法律关系上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进行符合法律上的要求，而原审法院在上诉人对此款项的实际缴付主体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仍仅凭发票的名义付款人及对票据的保管事实，认定被上诉人缴付，结论显属草率。上诉人在庭审中详细陈述了该扩面款的缴付时间、地点、具体过程和诸多细节，而被上诉人未当庭陈述缴付事实，其代理人对此款项来源、缴付等过程的陈述也漏洞百出，经不起上诉人任何反驳。况且，上诉人庭审还陈述到，入住新分配房后，被上诉人一直陈述其年岁己高，不可能再来出钱买房等等。结合其后2005年购房款及维修费用等由上诉人支付的客观事实，上诉人尽管手头没有支付该扩面款的书面凭证，但由上诉人缴付扩面款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且上诉人的陈述符合家庭日常生活经验。二、原审法院回避重要案件事实的认定，直接导致有关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原审中上诉人在诉状及庭审中陈述，被上诉人未经同意，隐瞒有关情况，擅自以其名义办理涉案房产登记。原审法院一方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说明”一份，客观真实，能够反映客观真实的情况；另一方面却对被上诉人是否擅自办理涉案房屋产证未置可否。被上诉人擅自办理房产证的事实，恰恰能够说明在家庭内部关系上，对于通过房改购得的涉案房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形成共有的客观事实，上诉人从未放弃过对所购房屋的共有产权。如果所购房屋产权属于被上诉人单独所有，为何被上诉人向房管部门申请办理产证时还要隐瞒有关事实，到原产权单位骗取有关说明。原审法院明明注意到了被上诉人擅自予以房产登记的事实，却对此不作任何评判，直接影响对上诉人等是否形成对涉案房屋的共有的事实判断。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l、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以其为拆迁安置人口来主张所有权以及按份所有的面积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属于拆迁安置人口是事实，但上诉人主张对涉案房屋的共有权并非仅仅根据这一事实，原审法院如此认定以偏概全。除了上述事实，还有上诉人等的同住事实及上诉人支付全部房改购房款的事实，才决定了上诉人等具有对涉案房屋的共有条件。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产权是被上诉人蒋爱珠作为承租人根据政策参加房改，通过买卖取得所有权，也即否认了上诉人参加房改的资格。这一判断既认定事实有误，又属适用法律与政策有误。根据《杭州市市区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购买公有住房的对象是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和新分配住房的职工。结合民法理论，承租人是与出租人建立了租赁关系的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租住公房被拆迁安置入住涉案公房，其享有的安置权益是合法的，当然是拥有涉案公房承租权的承租人。被上诉人蒋爱珠是公房承租人，其仅以户主名义承租，并不影响三上诉人也同属公房承租人的认定。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四人均属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的拆迁分配公房的承租人员，均依法有购买涉案公房资格。其次，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四人实际同住于涉案公房，户口也在该房，也属合法的拆迁安置人员，按拆迁政策，户内每人安置12平方米，上诉人徐柳增加8平方米，重要的是该房产的实际取得即房改购房核算购房面积时也是利用了上诉人等所有人员的人口及安置面积，也就是说，不是被上诉人一个人在买房，而是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在一起买房，被上诉人只是房改购房的作为登记承租人的一个代表而已。涉案房屋实际面积56平方米，远远高于规定的被上诉人一人的面积。最后，上诉人沈云霞缴纳了全部房改款，物权法有“谁投入，谁受益”的利益个体化原则，本案不论在房屋购房款的出资上，还是实际同住人的权益转化而来的购房优惠，都是确定谁投入谁受益的有利事实。如果认定房屋是被上诉人单独所有，是与物权取得原则相悖，也有违“缓解居民住房困难，不断改善住房条件的”房改目的。在被上诉人通过房改取得涉案公房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己经对该房构成法律上的共有。上诉人等有权主张房屋产权共有。被上诉人仅仅是所有人的一个代表。2、原审法院又以上诉人沈云霞、徐天顺另外享受过房改政策，购买过房改房为由，认定上诉人沈云霞、徐天顺在本案无房改购房的资格且不能享有本案房屋的产权。原审法院如此认定，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上诉人沈云霞夫妇确实参加过杭州市建德市房改，但享受面积未到，且建德市与杭州市区不属于同一房改政策适用范围，故原审法院的认定错误。再退一万步说，即使上诉人沈云霞夫妇在杭州市市区房改受有限制，也不影响上诉人徐柳的房改权利和对房改后房屋的共有权主张。3、原审法院错误适用物权法。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对物权的归属具有推定的效力。在一般情况下，物权登记在谁名下，就应推定谁为物权权利人，但当登记人之外的其他人对物权权属提出主张时，该登记并非想当然认定物权权属的唯一证据，而应在审查权属异议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后，据实作出认定。案涉房屋虽然系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购买，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权利人也为被上诉人，但如上所述，所涉房屋事实上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共有财产，故本案案涉房屋应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一审以产权证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认定上诉人单独拥有房屋产权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蒋爱珠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扩面的14946.27元的扩面款系由被上诉人出资的事实清楚。被上诉人提供的公房安置超协议使用面积部分价格结算单和发票联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能证实被上诉人付款的事实。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恰当，判决公正合理。根据《杭州市市区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等一系列有关公有住房出售的政策的规定，公有住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购买的。只有具备公房承租人主体资格的人，才符合房改房购买的条件。本案诉讼参与人中，只有被上诉人蒋爱珠才具有购房的主体资格。上诉人断章取义，只对《杭州市市区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四条的上半部分做了陈述，故意删除了对被上诉人有利部分。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于1995年8月7日发布的杭房改办（1995）97号文件，关于“承租人放弃购买，可由同户居住的直系亲属购买”的规定停止执行的通知，对《杭州市市区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四条购买人主体资格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被上诉人蒋爱珠对本案房屋是依法购买，而不是上诉人所说的“擅自”购买。上诉人强调出资就等同于购买，是违背了公有住房出售应当适用的特定的法律原则的，故意混淆了公有住房出售与一般商品买卖的基本属性，于法无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房屋原系上海铁路局杭州铁路分局所有的大桥新村77号房屋拆迁安置而来的公房，后蒋爱珠以参加房改的方式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虽然拆迁安置时，沈云霞、徐天顺、徐柳与蒋爱珠均属安置人口，并在计算安置面积时被计算在内，但在拆迁安置后房改前，案涉房屋的性质仍为公房，承租人仍为蒋爱珠，沈云霞、徐天顺、徐柳仅是作为蒋爱珠的户内人员对该房屋共同居住使用。后案涉房屋由蒋爱珠基于公房承租人的身份参加房改，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的事实清楚。关于沈云霞、徐天顺、徐柳提出的其对案涉房屋也享有房改购房资格，蒋爱珠参加房改后其三人与蒋爱珠对该房屋即形成法律上共有的上诉理由，一方面，其三人是否享有房改购房资格并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查范围；另一方面，沈云霞、徐天顺、徐柳主张的共有关系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不符，也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沈云霞支付购房款及维护费用共计39960.85元的事实仅能证明该笔款项来源于沈云霞，但资金来源并不能作为认定房屋权属的依据。蒋爱珠通过房改购买案涉房屋后，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证是其法定权利，无论其是否告知沈云霞、徐天顺、徐柳，均不影响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所有权。对于案涉房屋自扩面5.559平方米的出资款，蒋爱珠提供有付款户名为其的发票证明该款系由其支付，且该发票由其保管；沈云霞虽然主张该款系由其支付，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亦未能提供证据反驳蒋爱珠的主张。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该款系由蒋爱珠支付，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沈云霞、徐天顺、徐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文玲
代理审判员 毕克来
代理审判员 丁 晔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吴梦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