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06民初14801号
原告罗胜好，女，汉族，1946年1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代理人何永盛，男，汉族，1970年11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系原告儿子。
被告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太子路l号新时代广场29楼，组织机构代码192441811。
法定代表人许永军。
委托代理人黄璜，男，汉族，1987年7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系被告员工。
第三人何永强，男，汉族，1968年3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代理人何永盛，男，汉族，1970年11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镇横坑河西南二巷2号301，身份证号码440321197011053717，系第三人弟弟。
原告罗胜好与被告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第三人何永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何永盛、被告委托代理人黄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1月8日，原、被告签订了《购房合同》，合同编号：深(宝)房现买字(2011)第424号，双方约定，被告将14F号房售予原告，该房建筑面积65.93平方米，成交总价876,643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己于2011年1月8日向被告交付了首期房款526,643元，于2011年4月份办理了银行按揭，支付了余款35万元，但被告未开具相应的发票。事由原告购买的大户型改善本家族生活环境并传承后代，由原告儿子何永盛出资购买，被告将其(附：8、9栋B单元E+F户型宣传单，建筑面积153.74平方)拆分为14E号房(已办理何永盛《房地产证》)与14F号房出售，需要办理两份《房地产证》，碰巧深圳限购房政策落实，导致14F号房《房地产证》连续的更名，2010年12月10日签订《深圳市房地产认购书》(以下简称：认购书)，签约人为何永盛，签约前原告已经明确告知被告销售人员韩梅，原告系深圳观澜原居民，家庭成员已经有老式农民房(非商品房)不能转让更名，韩梅解说限购令是以家庭为标准，只要办一张假离婚证即可几百块钱的事，再不行就换家里成年人的名字，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房产证一定可以办好的。到了2011年1月8日签订《购房合同》时就第一次更名为原告罗胜好，因为家庭成员何永盛签订《认购书》时也知道购买B单元E+F户型需要办2个《房地产证》，被告的销售人员韩梅也承诺《房地产证》可以办好，所以写谁名字都没关系，只要是原告罗胜好的家族成员即可，可是全款支付以后，开始办理《房地产证》时，递交相关资料以后，由于房产局核查原告家庭情况属于不符合范畴，办理《房地产证》暂缓了，被告要求原告办理离婚或等深圳限购房政策的调整以后再办理《房地产证》，原告不同意离婚方式，认为不合适，担心这是违法行为!只能选择等限购房政策的调整，一等就是5年了，原告儿子何永盛多次与被告协商，于2016年4月份原告与被告的合同部协商，被告合同部工作人员开具申请直系亲属更名申请书范本，让原告申请更名，再反馈至被告申请，等被告开会决定，由于更名涉及到税费，手续繁琐，被告方拒绝更名申请，让原告离婚后再办《房地产证》，原告愿意承担因为更名造成的税费、误工等损失，被告依然拒绝办理直系亲属的更名。鉴于上述理由，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为原告无偿办理2011年1月8日签订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和路西侧招商澜园9栋第14层B单元14F号房(以下简称：14F号房)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一手房现售)》(以下简称：《购房合同》)变更签约人(买方)，更名为原告直系亲属本案第三人何永强，并办理《房地产证》：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答辩称，一、原告所称的限购房政策及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精神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补充通知颁布于2010年9月30日，而原告签订的认购书的时间为2010年12月10日，合同签订则延后于2011年1月8日，无论是哪一时间点，限购政策都已颁布并实施一段时间。原告作为购房者应当已清楚了解政策，不存在原告所称碰巧政策落实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标准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版本已在第15页全文打印限购政策的内容已经审核，并作了风险提示。第16页原告也全文手抄了声明，承诺因不符合政策条件而进行的房产交易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愿承担全部责任。同时，被告的销售人员也没有教唆原告突破国家政策的行为。综上，原告无法办理房产的房产证的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二、限购政策自颁布至今仍在被严格执行，仅允许夫妻之间而非扩大到直系亲属之间的更名，否则视为转让，且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应的税费。如果原告这种更名主张得到认可，无疑可能导致类似行为的大量出现。使限购政策出现巨大漏洞和突破口，只要寻找一些特定理由房产就可以在家庭直系亲属间二次调配与转让。市场秩序可能被破坏，国家也可能面临被偷税漏税的风险。
第三人答辩称，第三人在签订合同的以后已经明确告知销售人员已经有农民房（绿本），销售人员说绿本不影响办理房产证，可以买。开始认购书写的是我的名字，后来可能销售人员了解到绿本不可能写，所以就更改了我母亲的名字。当时我方告知销售人员，我的父亲也有两套房子。销售人员也说没有关系，然后让我去蛇口伪造了一份我父母亲的离婚证，后来离婚证已经丢失。因为假离婚证办不了，销售人员又说可以真的去办理离婚。但是我的父母亲不愿意离婚，因年纪大了，不能违背国家的政策，这些办理会受到牵连。销售人员开始时称可以更名，但是国土局已经备案了，就不能更名或者让我方在政策改变后再办理房产证。第三人今年年初在国土局了解到，被告根本没有在国土局备案。被告让我去招商局写一份申请书，称可以将房产转让到我哥哥的名下。后来被告开会后说档案已经查封，找出来很麻烦，就不愿意再帮我们更名。
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8日，原、被告签订了《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深(宝)房现买字(2011)第424号，双方约定，被告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和路西侧招商澜园9栋第14层B单元14F号房售予原告，该房建筑面积65.93平方米，成交总价876,643元。
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首期房款526,643元。2011年4月，原告向被告支付剩余房款35万元。
原告称因受被告工作人员误导签订涉案合同，现因深圳市限购政策导致涉案房产无法登记在原告名下，故要求被告办理涉案房产的更名手续，将涉案房产变更登记至第三人何永强名下。被告对此说法不予确认，称被告工作人员并无误导行为，原告作为成年人在作出购房这一重大决策时应自行关注相关政策，涉案房产无法更名系原告自身原因造成，被告不应承担责任。
以上事实，有《深圳市房地产认购书》、《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收据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
原、被告签订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原告承诺因不符合政策条件而进行的房产交易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愿承担全部责任。首先，原告主张被告销售人员告知其涉案房产可以办理房产证故而签订了涉案合同，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被告对此亦不予确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购买涉案房产时应对各项限购政策先行了解，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更应尽审慎注意义务，认真查阅房屋买卖合同各项条款。综上，现涉案房产非因被告过错导致无法办理更名过户手续，原告要求被告无偿配合办理相关手续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胜好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6,283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 冰 清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欢书记员梁诚（兼）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