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1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新源模具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县东城街道办事处石包村，组织机构代码：62201192-7。
法定代表人：陈秀昀，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琳，重庆博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兵工物资西南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组织机构代码：20280575-5。
法定代表人：况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熊泽俊，男，1956年8月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光永，重庆长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欣久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县东城街道办事处石包村，组织机构代码78421843-7。
法定代表人：陈明忠，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琳，重庆博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新源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兵工物资西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工西南公司”）、重庆欣久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2013）九法民初字第13513号民事判决书。新源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欣久公司均有多年的买卖关系。2008年11月26日，欣久公司向兵工西南公司出具《代付款说明》，载明：欣久公司代新源公司支付贵公司货款201200元，其权力由新源公司享受。同日，兵工西南公司向新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201200元，货物名称为低压聚乙烯。2008年12月20日，欣久公司向兵工西南公司出具《代付款说明》，载明：欣久公司代新源公司支付贵公司货款30万元，其权力由新源公司享受。2008年12月23日，兵工西南公司向新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30万元，货物名称为低压聚乙烯。2009年4月24日，欣久公司向兵工西南公司出具《代付款说明》，载明：欣久公司代新源公司支付贵公司货款129262.5元，其权力由新源公司享受。同日，兵工西南公司向新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129262.5元，货物名称为低压聚乙烯和PET切片。新源公司已经对以上三张增值税发票进行纳税抵扣。2010年，兵工西南公司与欣久公司签订《购销合作协议》，约定兵工西南公司授予欣久公司2010年度信用额度20万元，若欣久公司的月采购量连续3个月低于20万元或1个月内双方未发生任何一笔购销业务，兵工西南公司有权终止信用额度，欣久公司应在终止后5日内向兵工西南公司结清全部欠款，否则承担所欠金额的0.5%／日的违约金。
2011年7月1日，兵工西南公司与欣久公司签订《对账确认书》，载明：经核对，截止2011年6月30日，欣久公司欠兵工西南公司货款426346.85元。同日，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签订《对账确认书》，载明新源公司截止2011年6月30日欠兵工西南公司10900元。新源公司认可在2011年5月14日向兵工西南公司购买货物10900元。两张《对账确认书》上均有两公司共同的财务人员李春美签字。新源公司及欣久公司称李春美系新源公司的财务人员，兼任欣久公司的财务人员。
2012年1月18日，兵工西南公司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该案案号为：2012九法民初字第01897号），请求新源公司及欣久公司共同支付货款727080元及违约金。兵工西南公司在诉状中载明：新源公司在兵工西南公司处购货1452155元，仅支付货款725075元，尚欠货款727080元。该案审理过程中，兵工西南公司撤回对欣久公司的起诉，兵工西南公司在该案调解笔录中称“因为我方已经撤回对第一被告欣久公司的起诉，我们与欣久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会另行起诉，今天只解决我方与新源公司于2011年7月1日对账确认书确定的合同双方就买卖关系所涉及的款项”，新源公司在该案调解笔录中称“对账确认书中尚欠兵工西南公司货款10900元无异议，新源公司同意当庭支付，兵工西南公司不得再就双方已经对账的货款进行起诉”。后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1.新源公司给付兵工西南公司货款10900元；2.兵工西南公司自愿放弃其他的诉讼请求。
2012年5月7日，兵工西南公司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该案案号为：2012九法民初字第06061号），要求新源公司及欣久公司共同给付货款426346.85元及违约金。该案诉状中载明：欣久公司多次在兵工西南公司购买ABS树脂、聚丙烯、聚乙烯等化工原料，未及时付清货款，欣久公司在兵工西南公司处提货后多次要求兵工西南公司将增值税发票开给新源公司，现欣久公司尚欠兵工西南公司货款426346.85元，而欣久公司与新源公司为关联企业，由共同的股东出资设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该案审理中，兵工西南公司为证明欣久公司与新源公司财产混同，举示了多方面的证据。后兵工西南公司撤回起诉。
另查明，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的住所地均为同一地址，欣久公司长期租用新源公司的厂房；从2005年至2011年，陈明友兼任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明友与王朝平系夫妻关系，陈秀昀为二人之女；朱长萍与王朝生系夫妻关系，王雅丽系二人之女。新源公司的股东情况如下：1997年9月至2004年6月20日，股东为陈文贵和陈明友（时任法定代表人）；2004年6月20日，陈文贵部分股权变更登记为王朝平持有，部分股权变更登记为陈明友持有；2012年2月14日，陈明友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陈秀昀（现任法定代表人），王朝平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王雅丽。被告欣久公司的股东情况：2005年12月29日起至2010年4月9日，股东为陈明友（时任法定代表人）和曹正海；2010年4月9日曹正海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王朝平；2011年9月2日陈明友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陈明忠（现任法定代表人），王朝平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王朝生。
一审审理中，兵工西南公司认为三张《代付款说明》及新源公司对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的抵扣情况说明了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当时欣久公司出具《代付款说明》为债的加入，后因欣久公司未能付清货款，兵工西南公司有权要求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共同偿还货款。2011年7月1日，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的《对账确认书》中确认的10900元的货款，仅仅为2011年5月14日新源公司在兵工西南公司的提货金额的对账，在（2012）九法民初字第01897号案件调解时也仅仅针对这笔款项的支付进行调解。兵工西南公司之所以没有在其与新源公司的对账单上列明本案涉案的426346.85元，是因为兵工西南公司知道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为关联企业，对账时陈明友同为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且李春美同为两被告的财务人员在《对账确认书》上签字，于是兵工西南公司仅在与欣久公司的《对账确认书》上载明该笔欠款，实为对账错误。欣久公司从2007年10月至2011年5月在兵工西南公司处购买低压聚乙烯、塑料、切片等化工原料708.419吨，货款7787745元，加上欣久公司承诺代付款630462.5元，共计应付款为8418207.5元，共付款7991860.65元，尚欠426346.85元，该金额与兵工西南公司于2011年7月1日对账确认书上的金额一致。
兵工西南公司一审诉称，新源公司向兵工西南公司购买低压聚乙烯、切片等化工原料，其中兵工西南公司向新源公司开具了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00179831、00175939、00165363），新源公司已经将该三张发票进行纳税抵扣。欣久公司曾向兵工西南公司承诺代新源公司付款，但欣久公司未能付款，故兵工西南公司现请求：1.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共同给付兵工西南公司426346.85元；2.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共同给付逾期付款利息（以426346元为基数，从2011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该案诉讼费用由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负担。
新源公司一审辩称，1.确认新源公司已将该三张发票进行纳税抵扣，但是该三张发票对应的货物并非新源公司购买的，根据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第八条，兵工西南公司不能仅仅以发票作为确定买卖关系的依据；2.该三张发票对应的货物系欣久公司购买的，兵工西南公司应欣久公司的要求将发票的购买人写为新源公司，兵工西南公司实际与欣久公司形成买卖关系。3.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在2011年6月30日对账确认新源公司欠兵工西南公司的款项为10900元。兵工西南公司在2012年5月向九龙坡区法院起诉，要求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支付货款727800元，后经法院调解，新源公司支付兵工西南公司10900元（已经履行），兵工西南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故兵工西南公司不能再起诉新源公司。4.即便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构成买卖关系，该三张发票的开具时间为2008年11月、2008年12月及2009年10月，其三笔债权均已超过诉讼时效。5.兵工西南公司起诉的逾期付款利息没有法律依据。
欣久公司一审辩称，该三张发票对应的货物均为欣久公司购买，因两被告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因此要求兵工西南公司将发票直接开给新源公司。同时欣久公司与兵工西南公司已经对账，欣久公司欠兵工西南公司货款426346.85元。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争议货款426346.85元（三张增值税发票共计金额为630462.5元，其中欣久公司已付204115.65元）系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抑或欣久公司之间形成的买卖关系。新源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应遵循严格的财经纪律。该案原告举示的三张增值税发票均由新源公司进行抵扣，且发票上明确记载了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和价格，虽然欣久公司出具的代付说明没有新源公司公司盖章确认，但是可以佐证证明就三张增值税发票所对应的买卖关系系原告与新源公司之间形成的。代付人即欣久公司未向兵工西南公司完全履行代付货款的义务，作为该笔货款对应货物的购买人，新源公司应当承担支付货款责任。欣久公司在《代付款说明》、《对账确认书》及庭审中均认可欠兵工西南公司426346.85元，因此欣久公司亦应承担给付兵工西南公司426346.85元的责任。
新源公司抗辩称，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在2011年7月1日对账确认新源公司欠兵工西南公司的款项为10900元，且已由法院调解支付，新源公司不再欠兵工西南公司货款。2011年5月14日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存在10900元的货物买卖关系。且2011年7月1日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欣久公司签订的两份《对账确认书》均由同一财务人员李春美签字，且在对账当时新源公司、欣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住所地、股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同一性，容易让人认为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系混同的。欣久公司在《代付款说明》、《对账确认书》及庭审中均认可欠兵工西南公司426346.85元，因此欣久公司亦应承担给付兵工西南公司426346.85元的责任。
（2012）九法民初字第01897号案件的调解协议中，兵工西南公司称“今天只解决我方与新源公司于2011年7月1日对账确认书确定的合同双方就买卖关系所涉及的款项”，该案件的调解协议仅仅针对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之间《对账确认书》中确认的10900元的货款欠款。因此兵工西南公司有权就欣久公司承诺代付的426346.85元货款起诉要求作为该货款对应货物的购买人即新源公司承担付款责任。
新源公司抗辩称，即便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构成买卖关系，该三张发票的开具时间为2008年11月、2008年12月及2009年10月，其三笔债权均已超过诉讼时效。该院认为，2011年7月1日原告兵工西南公司与两被告签订的两份《对账确认书》均由同一财务人员李春美签字，且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住所地、股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同一性，容易让人认为两被告公司系混同的。而兵工西南公司与欣久公司的《对账确认书》包含了新源公司欠兵工西南公司的货款426346.85元。该院认为，应当认定兵工西南公司已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诉讼时效应自2011年7月1日中断，后兵工西南公司在2012年1月18日及5月7日两次起诉新源公司、欣久公司亦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兵工西南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兵工西南公司起诉请求新源公司、欣久公司给付逾期付款利息。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未约定付款时间，新源公司应在收货后向兵工西南公司付款，欣久公司在承诺代付货款后一直未向兵工西南公司完全履行付款义务。新源公司、欣久公司一直未完全履行付款义务给兵工西南公司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兵工西南公司要求新源公司、欣久公司给付逾期付款利息（以426346元为基数，从2011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之规定，判决：一、新源公司、欣久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给付兵工西南公司426346.85元。二、新源公司、欣久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给付兵工西南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426346元为基数，从2011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该案案件受理费12580元，由新源公司、欣久公司共同负担。
新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3）九法民初字第1351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针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仅凭“三张增值税发票”便认定原审原告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而对原审原告前案起诉状自认的“应欣久公司要求开票至新源公司”的事实不予置评。首先，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特别举示了原审原告在前案［案号（2012）九法民初字第06061号］中的民事诉状，原审原告自认“被告重庆欣久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在原告处提货后多次要求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被告新源模具有限公司”，一审判决未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仅凭三张增值税发票抵扣的事实便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欣久公司解释“代付说明”出具的原因是：该三批货物系欣久公司购买，欣久公司为新源公司提供产品配套，为避免二次开票及减少税金，欣久公司提出将发票直接开具给新源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而原审被告欣久公司也自认自己是购货单位并收取了全部货物。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货物购买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将原审原告与二原审被告分别进行的《对账确认书》认定为原审原告与欣久公司的《对账确认书》包含了上诉人新源公司所欠货款，“实为对账错误”属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判决未正确适用“一事不再审”的诉讼原则以及“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在无买卖合同及统一对账的情况下未对三笔购销业务分案处理，属于程序错误。上诉人曾在（2012）九法民初字第01897号案件中，撤回对欣久公司的起诉，与新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在调解协议中明确，上诉人将欠款10900元及案件受理费支付给原审原告以后，原审原告放弃对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履行了该生效调解协议，原审原告以相同事由向法院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调解协议中“今天只解决我方与新源公司于2011年7月1日对账确认书确定的合同双方就买卖关系所涉及的款项”，是指双方2011年7月1日之前的买卖关系的全部款项。即便上诉人与原审原告存在三张发票对应的货物购销关系，本案原审原告已超过诉讼时效，新源公司从未授权或确认欣久公司代其付款，欣久公司单方作出付款行为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其次，新源公司只对最后一笔业务进行了对账，并未对三张发票对应货款进行对账，亦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被上诉人兵工西南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并非只依据三张增值税发票就认定了双方的买卖关系，我方已履行了发货义务，三张增值税发票含有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且三张发票已经抵扣，更确认了双方之间就这三张发票所涉货物是买卖合同关系；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的工作人员大部分相同，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主观认识错误才与欣久公司对账，并不能否认与新源公司形成买卖关系的实质，结合发票的买方单位和在税务机关的抵扣，可以确认三张发票所涉货物是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买卖关系，货物的交付事实已由上诉人的财务人员李春美确认，欣久公司只是代新源公司付款，对账错误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确定付款时间，开发票的时间并不等于必须支付货款的时间。
被上诉人欣久公司二审答辩称，发票对应的货物是其购买的，兵工西南公司要求欣久公司出具代付款说明，在（2012）九法民初字第06061号案件中兵工西南公司已经自认，该笔货款应由欣久公司给付。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针对买卖合同主体问题，首先，兵工西南公司为证明其与新源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在一审中不仅举示了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还举示了部分送货单、收条、提货单等送货凭证，有新源公司工作人员王朝生的签字确认。其次，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均明确记载了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单价及总价，新源公司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的行为，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应视为买受人对购买上述名称、规格、数量、价格货物的认可即对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可。再次，针对上诉人新源公司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兵工西南公司在前案即（2012）九法民初字第06061号一案的民事诉状中，自认欣久公司提货后多次要求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新源公司，本案买卖合同的买方应为欣久公司的上诉主张，由于在（2012）九法民初字第06061号一案中，兵工西南公司自愿撤回对该案两被告的起诉，该案未经实体审理，兵工西南公司在该案诉状中的陈述，是否是事实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兵工西南公司在本案中作出与前案不一致的陈述，本案的事实应结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现有证据的证明效力综合认定。本案中，欣久公司出具的《代付款证明》，明确载明“我单位代新源公司支付贵公司货款…其权力由新源公司享受”，该《代付款证明》有确认新源公司是买卖合同权利主体，欣久公司自愿承担合同项下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该《代付款证明》虽然没有新源公司的签字或盖章确认，但新源公司对增值税发票进行税务抵扣的行为，实质上已对欣久公司基于《代付款说明》作出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可。欣久公司辩称其出具“代付说明”的原因是该三批货物系欣久公司购买，欣久公司为新源公司提供产品配套，为避免二次开票及减少税金，欣久公司提出将发票直接开具给新源公司。但该辩称意见仅有其单方陈述，上诉人新源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前述送货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代付款说明等证据，能够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买卖合同的主体是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一审法院认定新源公司作为该笔货款对应货物的购买人，其应当承担支付货款责任并无不当。
针对上诉人新源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将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欣久公司分别进行的《对账确认书》认定为兵工西南公司与欣久公司对账中包含了新源公司所欠货款，属认定事实错误，且未正确适用“一事不再审”的诉讼原则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欣久公司出具的《代付款说明》载明的内容，欣久公司自愿代新源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属债的加入，但该债的加入意思表示，系欣久公司单方面作出，结合兵工西南公司在本案中要求新源公司和欣久公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诉请，该债的加入为并存的债务承担，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债务关系，即欣久公司加入了该债务关系，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另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1年7月1日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欣久公司分别签订《对账确认书》时，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陈明友，两公司的股东均为陈明友、王朝平，两公司办公场所一致，欣久公司为新源公司提供产品配套，新源公司财务人员李春美兼任欣久公司财务，代表两公司与兵工西南公司分别对账。兵工西南公司一审陈述其正是基于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在诸多方面的混同，才造成了其未明确区分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只在对账总金额一致的情况下就完成对账，属对账错误。本院认为，公司之间人格混同，是指两个或多个公司之间表征人格的因素或特征高度混同的一种公司存在状态。本案中，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存在法定代表人、股东、业务、财务人员等诸多混同状态，使交易相对人难以区分准确的交易对象，且本案债务系新源公司与欣久公司的共同债务，对账行为系对债务金额的确认，并不导致债务主体的变更，一审法院据此判令两公司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定兵工西南公司与欣久公司的《对账确认书》属对账错误，兵工西南公司与新源公司在（2012）九法民初字第01897号案件调解协议中，并未解决本案所涉426346.85元货款，故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并未违反“一事不再审”的司法原则。
针对上诉人新源公司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本案买卖关系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因此该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兵工西南公司向新源公司主张权利时起算。而且，上诉人陈述该三笔业务发生于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但2011年7月1日，兵工西南公司与欣久公司、新源公司共同的财务人员进行对账，债务人欣久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的行为，并未有变更原债务人的意思表示，应当视为对原共同债务的重新确认，其后兵工西南公司分别于2012年1月18日及5月7日两次起诉新源公司、欣久公司亦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本案兵工西南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580元，由上诉人重庆新源模具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熊学庆
审 判 员 谢天福
代理审判员 任志勇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媛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