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商终字第30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伍国良，男，197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俏俊，浙江民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法康，男，196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星、郝碧佳，浙江星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迪虎，男，1960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上诉人伍国良、黄法康为与被上诉人杨迪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伍国良就委托杨迪虎办理房屋拆迁安置与国家经济赔偿等相关事宜与杨迪虎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伍国良支付杨迪虎总金额50万元，其中预付协调费用15万元，分两次支付给杨迪虎，于2012年10月9日支付10万元，于2012年11月8日支付5万元；杨迪虎在办理相关事宜过程中，接待费用总控制在2万元之内；杨迪虎尽力在2013年1月9日办理伍国良的委托拆迁安置、国家经济赔偿事宜，在伍国良正式拿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杭州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的落实政策的官方文件，并正式取得国家经济赔偿款项后，伍国良一次性支付杨迪虎35万元；若杨迪虎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伍国良委托办理上述事宜，扣除合同约定的招待费用2万元，余款13万元一次性返还给伍国良。合同签订后，伍国良分别于2012年10月9日和2012年12月21日向杨迪虎交付款项10万元、5万元，杨迪虎出具收条认可收悉上述款项。2013年1月13日，黄法康向伍国良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就伍国良拆迁补偿事宜配合伍国良做好工作，帮助伍国良取得拆迁房和过渡费补偿。2013年6月25日，黄法康再次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载明：伍国良委托本人出面协商之事，本人六月份与政府协调确定基本解决方案，争取七月份能与政府协调到位，伍国良能得到实际补偿利益。另查明，黄法康分别于2012年10月12日、2012年12月21日收取杨迪虎款项10000元、40000元，黄法康出具收条认可收悉上述款项。2013年1月27日，黄法康出具收条两份，认可收到伍国良代黄法康垫付的款项计5万元。2013年1月13日、2013年2月14日，黄法康收到伍国良价值35520元、20390元的营养品，2013年3月24日、2013年6月25日，黄法康分别收取伍国良费用及交通费10000元、5000元，黄法康出具收条认可收悉相关物品或款项。2013年2月8日，伍国良出具确认书一份，内容载明：伍国良确认杨迪虎付给黄法康10万元，代杨迪虎垫付给黄法康的5万元也已分两次返还给伍国良，经双方协商伍国良与杨迪虎签订的协议延迟至2013年5月31日。还查明，2014年3月12日，伍国良出具收条，认可收到杨迪虎33000元，杨迪虎承诺剩余17000元于2014年3月底之前付清。后，案外人睦德锁出具收条，代伍国良向杨迪虎收取7000元，伍国良认可上述事实。2015年1月5日，伍国良出具材料，载明“原件遗失，5万资金结清，10万由杨迪虎交黄法康，经伍国良确认”等内容。原审法院认为：伍国良与杨迪虎签订的委托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杨迪虎承诺在2013年1月9日前完成伍国良委托事宜，逾期未完成应返还伍国良13万元。根据杨迪虎提交的伍国良出具的确认书，双方同意延迟完成委托事宜履行时间至2013年5月31日。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伍国良已按约向杨迪虎交付15万元前期协调费用，但杨迪虎并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委托事宜，故应依约返还伍国良相应款项。伍国良2015年1月5日出具的材料明确载明，其与杨迪虎之间5万元资金已结清，10万元款项由杨迪虎经伍国良确认交付黄法康，且杨迪虎也提交了伍国良或伍国良认可的案外人睦德锁出具的收条，应认定杨迪虎已依约履行了返还款项义务。黄法康分别于2013年1月13日出具承诺书，承诺帮助伍国良拿到政府合法纪要或拆迁房和过渡费补偿，2013年6月25日再次出具承诺书，承诺七月份协调到位，伍国良能得到实际补偿利益。并先后收取了杨迪虎经伍国良确认转交的10万元及价值55910元的礼品、10000元咨询费及5000元交通费，但其并未履行承诺的相关事宜，未完成相应的委托事务，其收取的报酬应予以返还，故原审法院对伍国良主张黄法康返还17091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杨迪虎在接受伍国良委托后，委托黄法康办理相关批文事宜，相应转委托事宜已经伍国良同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之规定，转委托经同意的，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杨迪虎直接或间接将收取伍国良的15万款项中的10万交付给黄法康，故应对黄法康返还伍国良10万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伍国良主张其还以现金方式、购买保健品等方式向黄法康支付现金83万元，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故原审法院对其相应主张不予支持。伍国良主张杨迪虎、黄法康共同支付自2012年10月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其相应主张与其交付款项的数额及时间不符，利息计算方式也缺乏法律依据，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情判令黄法康支付以17091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伍国良起诉日即2015年4月10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杨迪虎对其中100000元本金计算的利息部分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黄法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伍国良款项17091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7091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4月10日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杨迪虎对黄法康应返还款项中的10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以100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4月10日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三、驳回伍国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485元，由伍国良负担2583元，由黄法康负担1902元，杨迪虎对黄法康负担部分在1175元范围内承担共同责任。宣判后，伍国良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杨迪虎、黄法康承诺帮助伍国良拿到政府合法纪要或拆迁房和过渡费补偿之后，伍国良以现金、购买保健品等方式向杨迪虎、黄法康预付报酬共计人民币83万元，因其未完成相应委托事务，全部数额应予返还。对此事实，伍国良在一审中提交了相应证据，黄法康对自己书写的共计38万元收条事实在一审庭审质证中对收条证据三性都予以认可，但原审法院未支持该部分诉讼请求，明显不合理。杨迪虎与黄法康所称转让资金一事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该说法应不予认可。本案除了购买保健品数额之外，实际金额就有48万元，原审法院判决不当。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伍国良申请法院调取黄法康在保健品公司嘉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的消费记录，但是法院最终未行使职权成功调取，导致伍国良权利未依法获得保障。综上，对杨迪虎、黄法康应返还伍国良的金额，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伍国良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杨迪虎发表答辩意见称其与伍国良之间的委托关系已经终止，伍国良与黄法康之后的委托事宜与其无关，故请求驳回伍国良的上诉请求。黄法康发表答辩意见称：伍国良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黄法康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2013年1月13日，黄法康接受杨迪虎的转委托，委托事项是帮助伍国良《依法归还申诉人一九九八年拆迁安置房改房申诉书》上面领导签字，并接受了杨迪虎转交的款项。之后黄法康协助伍国良顺利拿到了下城区领导作出的要求妥善处理的签字及批件，伍国良也已经拿到政府根据其自身条件安排的经济适用房，黄法康已经圆满完成了协助杨迪虎办事的承诺，因此不应退还报酬。二、退一步说，即使黄法康没有完成协助杨迪虎的事项，也是由于伍国良自身原因导致，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委托事项没有办成是因为伍国良自身不符合房屋拆迁安置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受托人黄法康也不应退还委托费用。三、再退一步讲，黄法康在办理委托事务时，要经常请一些人吃饭和送礼，并且经常陪伍国良一起去参加协调会和争取拆迁费用，为此也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即使没有完成委托事项，也不能全额退还费用，要扣除必要费用之后，退还剩余费用。而本案事实上，有些礼品已经退还给伍国良，有证人可以证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伍国良的原审诉讼请求。伍国良发表答辩意见称：一、伍国良是委托杨迪虎为其办理拆迁安置和国家经济补偿等事宜，杨迪虎在事先未征得伍国良同意的情况下转委托给黄法康。伍国良并不清楚杨迪虎与黄法康之间是如何约定的，但根据杨迪虎与伍国良签订的协议书以及黄法康本人出具的承诺书得知，只有在伍国良拿到拆迁安置房和国家补偿后委托事宜才算完成，因此，杨迪虎和黄法康均未完成委托事宜。二、委托事宜没有完成并不是伍国良的原因，而是杨迪虎、黄法康没有能力以及尽心尽力办理委托事宜。根据伍国良与杨迪虎的协议书约定，如果不能完成委托事宜，杨迪虎应返还伍国良已经支付的协调费。另外，伍国良支付给黄法康的费用也是经杨迪虎同意的，因此，杨迪虎应与黄法康一起返还伍国良已经支付给黄法康的全部费用。三、伍国良与杨迪虎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招待费用应控制在2万元之内，而且黄法康与杨迪虎并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已产生招待费。四、伍国良并没有拿走任何礼品和财物，关于这一点黄法康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五、黄法康收取杨迪虎多少款项伍国良并不清楚，根据黄法康在2013年6月25日向杨迪虎出具的承诺书明确写明要帮助伍国良实在的补偿利益，而领导出具的批示伍国良在之前并没有看到，而且该批示不是正式的文件，实际问题没有解决，下城区政府没有帮伍国良安排拆迁安置问题，伍国良在2013年1月28日出具的确认书，根据伍国良本人陈述，该确认书除了其签名外，其他内容均不是本人书写，因此确认书中内容并不属实。杨迪虎发表答辩意见称：一开始伍国良是委托杨迪虎办理拆迁补偿费用等相关事宜，后来杨迪虎把情况和黄法康说明，黄法康同意协助杨迪虎办理，并让相关领导在对应文件上签字。经过杨迪虎支付给黄法康的是5万元，还有5万元是伍国良自己支付给黄法康的，之后杨迪虎也与伍国良确认过该5万元是伍国良自愿支付的，伍国良并出具了确认书。在这之后伍国良与黄法康之间的账目包括送礼品之类的情况杨迪虎是不清楚的。而后杨迪虎与伍国良之间的所有账目均已经结清，并有相应的凭证，伍国良也已经确认。杨迪虎自始至终是没有委托过黄法康，都是黄法康与伍国良之间在联系。二审期间，伍国良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一份，用于证明伍国良与杨迪虎之间的委托关系并没有终止，至2014年6月20日双方仍一直在协商办理委托事宜。2．交通银行、工商银行明细清单一份，用于证明伍国良现金支付黄法康22020元，为其消费、购买营养品19446元的事实。3．嘉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准经销商申请书、服务协议、营业守则十二项禁止、经销商及准经销商须知，该组证据用于证明伍国良自身无法购买嘉康利营养品，只能由作为嘉康利会员的黄法康购买，而且伍国良出钱购买的营养品均被黄法康收取。杨迪虎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是杨迪虎委托黄法康处理相关事宜的情况。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杨迪虎无关。黄法康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2-3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予以确认，但是与本案无关。二审期间，黄法康向本院提交证据发票一组，用于证明黄法康为办理委托事宜花费的差旅费支出。伍国良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组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这些费用的支出是在办理案涉的委托事宜。杨迪虎放弃质证。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伍国良提供的证据1中的电话录音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2仅能证明伍国良的个人消费情况，并不能证明是支付给黄法康以及为其购买相关营养品的事实，故与本案无关，对其关联性亦不予认定。证据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黄法康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个人发生的交通、住宿等消费支出，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些消费支出系为了完成案涉委托事项，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黄法康是否应向伍国良返还相关款项以及伍国良能否就其主张的款项得到全额返还的问题。关于黄法康是否要返还相关款项的问题。根据黄法康出具的承诺书，最终的委托事项是要伍国良能得到拆迁补偿事宜的实际补偿利益，但伍国良称其至今并未取得相关补偿利益，而黄法康虽主张其已经完成委托事项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认定黄法康并未完成承诺书载明的委托事宜并无不妥，黄法康对其收取的相关费用应及时返还于伍国良。同时，黄法康未能提供其为案涉委托事宜而支出费用的相关证据，故对其要求扣除相关费用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伍国良主张其以现金、购买保健品等方式向黄法康支付款项合计达83万元，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伍国良于2015年1月5日出具的材料记载以及黄法康出具的其收到款项和营养品的收据，原审法院酌情判令黄法康返还款项17091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伍国良、黄法康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8350元，由上诉人伍国良负担4285元，上诉人黄法康负担4065元。上诉人伍国良、黄法康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施 迎 华审 判 员 袁 正 茂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书 记 员 张  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