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民终81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斌，男，194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委托代理人：郭凡，湖南麓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强，男，194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代理人：伍福华，湖南唯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可群，女，1951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代理人：伍福华，湖南唯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桔园路7号城开大厦4楼。
法定代表人：吴文超，董事长。
上诉人刘国斌因与被上诉人刘国强、彭可群、原审第三人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雨民初字第03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国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定性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提起诉请的理由为，其认为原审第三人城开公司于2005年所拆迁的上诉人的房屋应为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认为，假设2005年被原审第三人拆除的房屋为被上诉人所有，原审第三人未经被上诉人同意拆除其所有的房屋，且未对被上诉人进行补偿，即原审第三人对被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侵害，这是明显的侵权行为，本案应定性为侵权纠纷，由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主张因房屋被非法拆除的损失进行赔偿。二、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对本案证据效力的认定错误，导致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4份证人证言（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7）来证明涉案房屋应为其所有，而上诉人认为根据拆迁部门和房产部门存档的《自拆自建安置协议》及《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足以证明本案房屋与被上诉人无关。对于两组出现根本矛盾的证据，一组全部是证人证言，且所有证人都未出庭作证，一组是由国家基层组织依职权制作并由相关部门进行存档，明显具有公信力的书证，一审法院却认为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大于由国家基层组织依职权制作的书证，对本案证据的证明力的认定明显违反了我国民诉法的规定，从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证据存在矛盾。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上户主的签名为“刘国兵”，上诉人将自己名字签错不合常理，而据此否定《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而在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常住人口登记卡》中，明确显示上诉人的曾用名为“刘国兵”。据此，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刘国强、彭可群辩称：一、原审法院对案件的法律关系把握准确，法律适用正确，应予以维持。双方所发生的争议是就位于长沙市火焰社区火焰商贸城七区10栋3号的房屋所有权归属于谁，而发生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该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就是所有权归属之争，原审法院根据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确定案涉法律关系及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与法律相符。在确定案由及案涉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原审法院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此外，答辩人与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以及答辩人能否通过向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主张侵权责任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之原则，答辩人并未向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提出任何主张，则原审法院对答辩人与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侵权法律关系不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审法院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正确。首先，原审法院对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于2005年所拆迁的房屋到底归属于谁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并非仅仅依据证人证言，同时还有答辩人从长沙市国土局调取的被拆迁房屋周边邻居（张寿云、刘安平）的《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该两份《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清楚的显示被拆迁的房屋属于答辩人所有。正如被答辩人所言，该证据由职能机关保存并出具，应具有最高的证明力。其次，被答辩人的《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一方面该份《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为复印件，且被答辩人无法出示原件；另一方面，该份《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复印件中载明的登记人“胡元君”在接受人民法院询问调查时，明确指出，该份《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复印件中所示的房屋应当归属于答辩人，而不是被答辩人。“胡元君”作为与案件各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的证人，其在接受人民法院调查询问时所做陈述，具有相当大的证明力。再次，被答辩人虽声称其在火焰村五组有房屋且正好是被拆迁的房屋，却对该房屋的基本情况一问三不知，对房屋周边的情况也是回避法庭询问。最后，被答辩人户籍并未在火焰村，不符合被拆迁对象的条件。且被答辩人亦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其在火焰村五组拥有房屋。因此，虽然原审法院对被答辩人曾用名这一事实的认定略有瑕疵，但并不影响对被拆迁房屋所有权归属的认定，更不会影响对安置房屋（即位于长沙市火焰社区火焰商贸城七区10栋3号的房屋）的所有权归属的认定。
刘国强、彭可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位于长沙市火焰社区火焰商贸城七区10栋3号的房屋（原名：F区39栋3号）归刘国强、彭可群所有；2、由刘国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国强与彭可群系长沙市火焰社区居民(原长沙市高桥火焰村村民)。刘国强于1973年取得建（73）第531号《长沙市建筑许可执照》，在长沙市××郊区火焰村无底塘建有房屋一栋。1974年，刘国强与彭可群结婚。1976年,因市政建设的需要，相关部门对火焰村无底塘的所有村民进行整体拆迁安置，拆除了刘国强、彭可群在无底塘的房屋并安排刘国强、彭可群在火焰村五组罗家洲建设安置房屋。刘国强、彭可群在火焰村罗家洲所建设的安置房屋具体坐落在村民刘海泉的房屋之南、村民张振明的房屋（后出售给了村民刘安平）之西、村民张寿云的房屋之北。
2005年，因城市规划改变，相关部门对火焰村部分村民的房屋进行了拆迁及安置。在拆迁安置过程中，拆迁单位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与刘国斌签订《自拆自建安置协议书》一份，根据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拆迁了刘国斌房屋一栋（有证面积112.2平方米），将火焰小区F区39栋3号（现更名为火焰社区火焰商贸城七区10栋3号）房屋安置给了刘国斌，该房屋现未办理产权权属证书。据该院调取的资料中的“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该表清理登记人为胡元君）显示，被拆迁房屋位于刘海泉房屋以南、刘安平房屋以西、张寿云房屋以北，宅基地总面积65.6平方米，户主为“刘国兵”。本案诉讼中，刘国斌陈述其曾在火焰村拥有房屋，但未能说明该房屋位置及权属情况。
本案中，2015年7月2日，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当事人诉争房屋系分配给刘国强。其后在本案诉讼过程中，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又出具《更正声明》一份，载明上述《证明》有误，本案所涉房屋系分配给刘国斌。
另查明，彭可群在火焰村五组另有房屋一套，且已拆迁安置。
刘国强、彭可群于2014年4月14日以刘国斌、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为被告诉至该院，请求判令：一、确认刘国斌与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签订的《自拆自建安置协议书》无效；二、刘国斌承担该案诉讼费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该院对“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的清理登记人胡元君进行了询问，胡元君陈述：1、其原系火焰村计生专干，该登记表系胡元君登记的；2、该表格中房屋实系刘国强、彭可群的，户主信息错误；3、其自1983年嫁到火焰村后未见过刘国斌在村里居住，刘国斌不在村里居住，未在村里建房；4、该登记表上签名为“刘国兵”，与刘国斌姓名不符。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刘国强、彭可群撤回了起诉。后刘国强、彭可群于2015年7月6日诉至该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国强、彭可群主张其原有房屋已被拆迁安置，替换为长沙市火焰社区火焰商贸城七区10栋3号，并请求确认上述房屋归刘国强、彭可群所有，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本案焦点在于，被拆迁房屋（位于刘海泉房屋以南、刘安平房屋以西、张寿云房屋以北）的权属问题。因被拆迁房屋没有建筑规划许可、产权证明等权属证明，该院根据已有证据确认该房权属。为证明该房屋归刘国强、彭可群所有，刘国强、彭可群提供了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证明》、案外人村民张寿云、刘安平的《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案外人村民张振明的证人证言、该院对清理登记人胡元君的询问记录等予以佐证。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否认了之前出具给刘国强、彭可群的《证明》，并出具了《更正声明》，但根据民事行为禁反言的原则，该院对《更正声明》不予采信。刘国斌户籍不在火焰村，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火焰拥有住房符合拆迁安置条件，同时，《自拆自建安置协议书》载明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拆迁了刘国斌房屋面积为112.2平方米，而“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登记面积为65.6平方米，相互矛盾，而且户主签名为“刘国兵”，刘国斌将自己的名字签错不合常理。故该院采信刘国强、彭可群证据，被拆迁房屋系刘国强、彭可群所有。刘国强、彭可群房屋经拆迁已被本案诉争的火焰社区火焰商贸城七区10栋3号房屋替换，刘国强、彭可群请求确认上述房屋归刘国强、彭可群所有，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彭可群另行安置了一套房屋，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该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长沙市火焰社区火焰商贸城七区10栋3号的房屋（原名：F区39栋3号）归刘国强、彭可群所有。本案受理费4300元，由刘国斌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刘国斌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委托租赁、管理合同；证据二：供水合同、税费发票；证据三：数字电视登记表、发票；证据四：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上诉人对本案涉诉房屋一致占有、使用、收益，且上诉人的行为得到当地社区的认可。
被上诉人刘国强、彭可群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本案的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一、合同是由刘剑与长沙市高桥火焰大市场签订，与本案无关。二、高桥火焰大市场与其签订该份合同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占有是合法的。更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于上诉人。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同上。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同上。证据四、三性均有异议，合同的双方均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合同是否真实签订并履行无从得知，也不能通过该份证据的合同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另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至四发表意见：该四份证据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
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二、三、四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能够证明涉案房屋自2006年起由上诉人占有并使用。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系刘国强、彭可群所有是否恰当。上诉人刘国斌为证明涉案房屋为其所有，提供了《自拆自建安置协议书》、《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等证据。虽然《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的户主签名为“刘国兵”，但根据刘国斌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该卡记载刘国斌的曾用名为“刘国兵”，故刘国斌在《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上的户主签名为“刘国兵”合乎常理。被上诉人刘国强、彭可群为证明该房屋归其所有，提供了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证明》、案外人村民张寿云、刘安平的《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案外人村民张振明的证人证言、胡元君的询问记录等证据。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刘国斌提供的证据系相关机关保存的证据,能直接证明涉案房屋权属的归属问题,而刘国强、彭可群提供的相关证据仅能间接证明涉案房屋权属的归属问题,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证明》虽能直接证明该房屋的权属,但其后又出具了《更正声明》,否定了此前出具的《证明》。此外，涉案房屋自2006年起由刘国斌占有并使用，被上诉人在本案起诉之前一直未就涉案房屋主张相关权益。综上分析，本院认为，刘国斌提供的证据比刘国强、彭可群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更强，因此，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系刘国强、彭可群所有不妥，刘国强、彭可群主张涉案房屋系其所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刘国斌上诉称本案定性错误,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刘国强、彭可群的诉讼请求，确定本案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国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民初字第0363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国强、彭可群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合计8600元，由刘国强、彭可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豪杰
审 判 员 曾庆军
代理审判员 黄 琦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胡小博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