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20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凌益芬，男，1977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银珍，女，1981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晴，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建群，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镜波，男，197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伟棠，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门市业益磁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法定代表人：凌益芬。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晴，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建群，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凌益芬、李银珍因与被上诉人汤镜波、原审被告江门市业益磁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益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7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凌益芬、李银珍于2003年5月30日登记结婚，现婚姻关系仍存续；凌益芬系业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25日，凌益芬作为借款人向汤镜波出具《借据》，载明其向汤镜波借款200000元，借款期限4个月，凌益芬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陈伟东在担保人处签名捺印。另凌益芬在该借据还书写“转账壹拾伍万贰仟，现金支付肆万捌仟”字样。同日，汤镜波向凌益芬转账152000元。借款发生后，凌益芬分别于2015年10月28日、2015年11月30日、2016年2月29日各转账12000元、12000元、20000元至汤镜波。对于双方所争议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如下：关于现金48000元有无交付的问题。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据中明确载明借款金额为200000元，凌益芬亦亲自书写转账152000元，现金支付48000元的字样，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经营公司，理应知晓签订该借据所带来的法律后果，而汤镜波亦显然具有交付该现金48000元的资金能力，故原审法院认定汤镜波已实际交付该48000元给凌益芬，凌益芬抗辩无理，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凌益芬所述的其于2016年1月16日转账支付至汤镜波的13200元。因汤镜波否认收到该笔款项，且原审法院根据凌益芬提供的银行账号查询，其名下的账户在该日期并无该笔款项转出，故其所主张的该笔转账，缺乏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诉讼中，汤镜波申请撤回对陈伟东、凌旺的起诉，原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已另行出具民事裁定书。此外，汤镜波申请对凌益芬、陈伟东、李银珍、业益公司、凌旺的财产进行保全并提供了担保，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6)粤0114民初738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凌益芬、陈伟东、李银珍、业益公司、凌旺价值200000元的财产或冻结等值的银行存款，实际轮候查封登记在凌益芬名下的位于中山市南区××街××花园××房(查封价值200000元)。汤镜波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1、凌益芬向汤镜波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26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2、陈伟东、凌旺、李银珍就上述债务向汤镜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业益公司就上述债务与凌益芬共同向汤镜波承担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凌益芬、陈伟东、李银珍、业益公司、凌旺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凌益芬于2015年6月25日向汤镜波借款200000元，汤镜波亦完成了借款的实际交付，双方借贷关系已依法成立并生效。现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已届满，故汤镜波诉请要求凌益芬还款，合法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凌益芬所支付至汤镜波的44000元的性质。原审法院认为，其一、涉案借据并无约定利息，如有利息约定，完全可在借据上明确；其二、该笔款项分三次支付，在支付时间、金额上并无规律可循，并不符合民间借贷利息的交付习惯；其三、汤镜波主张涉案借款存在口头月息4分的约定，凌益芬每月所应支付至陈伟东的400O元担保费由其代为收取，其收取的担保费亦已交付至陈伟东及抵扣其它借款，但却均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并无约定利息，凌益芬所支付的4400O元系归还借款本金，未还款项156000元，凌益芬理应予以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凌益芬应从借款逾期之日即2015年10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给汤镜波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凌益芬、李银珍系夫妻关系，本案借款发生在该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现凌益芬、李银珍并无举证证明涉案债务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债务为凌益芬、李银珍的夫妻共同债务，李银珍应与凌益芬共同偿还。至于业益公司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责。原审法院认为，因汤镜波并未举证证实涉案款项系用于业益公司的生产经营，故其据此主张该公司对涉案债务承责，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凌益芬、李银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156000元给汤镜波；二、凌益芬、李银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述借款利息(从2015年12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给汤镜波；三、驳回汤镜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诉讼保全费1520元，由汤镜波负担1280.4元，由凌益芬、李银珍负担4539.6元。判后，上诉人凌益芬、李银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借款本金中的现金48000元并未实际交付。原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中的现金48000元，汤镜波已经交付给凌益芬，其理由是《借据》中“现金支付48000元”是凌益芬亲笔所写，且汤镜波具有支付能力。原审判决对该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原审判决错误理解了《借据》中“转账壹拾伍万贰仟、现金支付肆万捌仟”的含义，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是汤镜波应提供款项的方式，而非对收到款项的事实的确认；其次，汤镜波主张已经支付了该笔款项，由于该笔款项属于现金交付，在凌益芬否认的情况下，汤镜波理应提供相关的支付凭证，例如凌益芬出具的收条、或者汤镜波该笔款项的取款记录等等，但汤镜波一直无法提供。事实上，汤镜波一直在隐瞒本案的客观事实，包括凌益芬已偿还部分款项、双方未约定利息、伪造担保人签字等等，现又隐瞒未交付现金48000元的事实，其非法企图显而易见。二、对于凌益芬已偿还的13200元，原审法院未予认定。原审判决只认定了凌益芬分别于2015年10月28日、2015年11月30日、2016年2月29日通过ATM转账偿还的12000元、12000元、20000元，合计44000元用于偿还本金，未认定2016年1月16日通过同样方式偿还的13200元。但凌益芬确实偿还了该笔本金，原审法院调取的汤镜波《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流水记录可以明确证明该事实；同时，汤镜波在庭审之中亦明确承认过凌益芬已偿还的金额达48000元。即使按汤镜波承认的事实认定，凌益芬已经偿还的本金也应为48000元，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44000元。三、本案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7点指出：“对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请求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如夫妻一方不能证明该债务已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审判人员根据案件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定同时存在以下情形的，可按个人债务处理：（1）夫妻双方不存在举债的合意且未共同分享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2）该债务不是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3）债务形成时，债权人有理由相信该债务不是为债务人的家庭共同利益而设立。”本案的借款人为凌益芬，李银珍并非本案借贷关系中的当事人。同时，对于该项款项，凌益芬没有经过李银珍同意，李银珍事先也不知悉。此外，该笔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也未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李银珍未享受到该款项带来的利益。因此，对于本案所涉的债务，李银珍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存在多项事实认定错误，凌益芬、李银珍上诉请求：1、变更原审判决的第一项为：凌益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94800元给汤镜波；2、变更原审判决的第二项为：凌益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述借款利息（从2015年12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给汤镜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汤镜波承担。被上诉人汤镜波答辩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凌益芬、李银珍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凌益芬提出借据中48000元并未实际交付是没有依据的，不符合事实，该借据真实有效，且汤镜波已实际支付借款20万元。汤镜波已于2015年6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加现金支付的方式支付给凌益芬，在支付现场凌益芬及担保人陈伟东、凌旺均有签名，凌旺为凌益芬的弟弟，汤镜波与凌益芬不认识，陈伟东是介绍人，汤镜波一个人不可能强迫陈伟东、凌益芬、凌旺签名确认。汤镜波当场通过银行转账152000元给凌益芬，现金支付48000元给凌益芬，共20万元，该金额与借款金额20万元是一致的。凌益芬收到现金及银行转账后亲笔在借据上注明转账152000元，现金支付48000元，表明已经如数收到汤镜波的20万元出借款。二、凌益芬没有向汤镜波偿还13200元。凌益芬及其代理人就本案一直采用拖延的诉讼策略，凌益芬在本案没有提供转账记录，转账记录都是由一审法院调取，待一审法院调取银行转账记录后，凌益芬也不提供任何的本人银行账号信息，一审法院再次向银行调取凌益芬的银行账户信息，最后调取的银行账户信息显示自2016年1月1日到2016年1月31日止，凌益芬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交易记录。由于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凌益芬并没有准备任何转账凭证作为证据，汤镜波只是凭记忆大概记得凌益芬的还款期数，明确表示凌益芬的还款金额与银行转账凭证并经双方确认为准，提供还款凭证及账号证明，该举证责任本该由凌益芬承担，但凌益芬谎称无法提供，一审法院出于对事实负责，再次向银行调取账户信息，共调取了两次银行记录，该账户信息显示凌益芬没有发生任何转账，汤镜波也没有确认收到偿还款13200元，凌益芬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带来的法律后果。三、本案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凌益芬、李银珍夫妻向汤镜波共同偿还借款。汤镜波与凌益芬、李银珍素不相识，凌益芬、李银珍说他们非常熟悉是朋友关系，不属实，凌益芬是陈伟东介绍给汤镜波认识的，汤镜波多次到江门考察凌益芬的还款能力，汤镜波到凌益芬家里和业益公司考察，李银珍是知情的。凌益芬为表明款项用于夫妻开设的业益公司的经营使用，特在借据中注明凌益芬将业益公司的厂房及机械设备作为信誉抵押，并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地块租赁合同自愿交给汤镜波作为抵押物。凌益芬、李银珍共同经营的业益公司，凌益芬与李银珍均为该公司股东，凌益芬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为该公司资金周转问题，凌益芬向汤镜波借款，汤镜波解决了凌益芬的燃眉之急，帮助凌益芬度过难关。凌益芬、李银珍从公司经营中获得利益回报后，凌益芬就拒绝偿还利息、本金，否认已收到的款项，并采取拖延诉讼策略导致汤镜波的出借款无法依约收回。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适用正确，凌益芬已经通过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的上诉，开庭不提供转账记录，浪费司法资源，盼二审法院尽快判决。原审被告业益公司答辩称，与凌益芬、李银珍的意见一致。本院确认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原审法院2016年12月14日开庭笔录记载：“被（芬）代：我分五期每次通过ATM机存款12000元（共60000元）至原告账户，由于我方丢失了存款单，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上述款项系归还借款本金。……原代：由于时间过久，我方只确认收到被告凌益芬支付的4期的利息每期12000元共计48000元。记不清楚支付款项的具体时间。”原审法院2017年1月18日质证笔录记载：“审：原告汤镜波诉被告凌益芬、李银珍、江门市业益磁材有限公司纠纷一案，庭审后，被告补充提交银行流水1份，现组织双方对此进行质证，原、被告有无异议？原代：无异议。三被代：无异议。审：被告陈述银行流水所要证明的内容？三被代：证明我方已还款57200元，系归还本金，分别为凌益芬于2015年10月28日向原告转账12000元、于2015年11月30日转账12000元、于2016年1月16日转账13200元、2016年2月29日转账20000元。审：原告的意见？原代：除了2016年1月16日的转账我方不能确认是否为被告转入外，其余款项我方均已收到。”再查明，二审庭询时，凌益芬、李银珍称现在仍是夫妻关系，李银珍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汤镜波是否已向凌益芬实际交付借款20万元；二、凌益芬向汤镜波所借款项是否属于凌益芬与李银珍的夫妻共同债务；三、凌益芬、李银珍已偿还款项的数额。针对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借据》是证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的确立以及款项交付最为直接、有效的证据。凌益芬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据》，明确表示向汤镜波借20万元，还在《借据》上注明“转账壹拾伍万贰仟，现金支付肆万捌仟”。凌益芬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上述《借据》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签署《借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汤镜波提交的证据证实汤镜波已于2015年6月25日向凌益芬转账152000元，该转账证据与《借据》形成证据链，原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并考虑汤镜波的经济能力，认定汤镜波已完成借款20万元的实际交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凌益芬向汤镜波借款20万元发生于凌益芬和李银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凌益芬和李银珍并无明确约定涉案债务属于凌益芬的个人债务，凌益芬和李银珍也未约定夫妻个人财产制且为汤镜波所知晓，凌益芬、李银珍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涉案借款为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或者凌益芬与汤镜波串通虚构债务，且李银珍陈述其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为凌益芬、李银珍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焦点三，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故应当由凌益芬、李银珍就其主张的还款承担举证责任。其次，凌益芬、李银珍一审期间提交银行流水拟证明已还款57200元，分别为2015年10月28日转账12000元、2015年11月30日转账12000元、2016年1月16日转账13200元、2016年2月29日转账20000元。原审法院根据凌益芬提供的银行账号查询，凌益芬名下账户在2016年1月16日并无转出13200元，故原审法院认定凌益芬、李银珍还款44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凌益芬、李银珍主张其在2016年1月16日还款13200元，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最后，虽然汤镜波在一审开庭时曾确认收到凌益芬支付的四期利息每期12000元共计48000元，但凌益芬、李银珍之后提交的证据与汤镜波的上述自认不相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的规定，凌益芬、李银珍主张已还款48000元，本院不予采纳。在此前提下，原审法院判决凌益芬、李银珍归还借款156000元给汤镜波，并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凌益芬、李银珍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元，由上诉人凌益芬、李银珍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湛审判员 邹迎晖审判员 吴晓炜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邝俊能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