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
法定代表人：刘明忠，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冯仁义，该××法律专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之红，住湖南省宁远县。
委托代理人：关锦华，广东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锦河，住广东省阳东县。
原审被告：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负责人：梁国胜。
委托代理人：冯仁义，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法律专员。
原审被告：华南造船厂（江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法定代表人：李郁，该××总裁。
委托代理人：陈焕年，广东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素贞，广东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之红、陈锦河，原审被告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以下简称华通江门分公司）、华南造船厂（江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船厂）船坞建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14）广海法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华通公司、华通江门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冯仁义，李之红的委托代理人关锦华，华南船厂的委托代理人陈焕年、林素贞到庭参加诉讼。陈锦河经本院依法送达传票，未出席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之红在一审时诉称：2012年，案外人林某乙介绍其与华通公司的何平某，谈好了在华通公司在华南船厂的船坞改造工地挖土方和运泥土的价钱。其聘请了工人，利用自己的挖机，完成了何某布置的工作，价款为48，100元。但华通公司一直没有支付。请求判令华通公司、华通江门分公司、陈锦河支付工程价款48，1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损失（自2013年5月24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李之红在原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载明李之红工作时间的收据39张；2.《“船台改造工程合同”补充协议》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3.华南船厂项目部2-5月份工资汇总表；4.工作联系单；5.《华南船厂码头冲孔桩施工合同》；6.江门市江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新会区人民法院调查函的复函》；7.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8.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3）江新民二初字第429、430、431号案件开庭笔录一份。
另李之红申请证人林某乙出庭作证，经原审法院准许，证人林某乙于2014年5月16日出庭作证。
华通公司、华通江门分公司在一审时共同辩称：1.涉案船坞改造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陈锦河，不是华通公司。2.华通公司与李之红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亦未委托或授权何某与李之红签订合同，华通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3.李之红的所有收据都没有华通公司的盖章或委托代理签名。
华通公司在原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华通公司与陈锦河签订的《施工合作合同》；2.陈锦河向华通公司出具的《申请书》；3.（2013）江新法民一初字第870号民事判决书；4.（2013）江新法民一初字第87号民事裁定书；5.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证明书；6.（2014）江新法立民申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
华通江门分公司在原审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材料。
华南船厂在一审时辩称：1.何某是华通公司的项目经理，其行为应由华通公司承担。2.李之红与华通公司之间形成劳务关系。3.华通公司应依照《“船台改造工程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本案争议款项。4.李之红不同意追加华南船厂为被告，因此华南船厂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
华南船厂在原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2012年10月30日由华通公司向华南船厂出具的《申请工程进度款》；2.《钢支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3.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4.《船台改造工程合同》；5.《“船台改造工程合同”补充协议》；6.通告函。
陈锦河在一审时辩称：1.船厂改造工程是其本人接下来的工程。2.其与李之红不存在合同关系，李之红是华南船厂找来做工的，其不知情。3.何某在李之红提交的证据上的签字只是证明李之红在船厂里做工，不是证明李之红为其做工。李之红提交的收据上有华南船厂员工梁某的签名，证明李之红是为华南船厂做工。
陈锦河在原审举证期限内申请证人蔡某出庭作证，经法庭准许，证人蔡某于2014年4月29日出庭作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20日，陈锦河以个人名义向华通公司出具了一份《申请书》，内容为因陈锦河欲承包华南船厂船台改造工程并谈好承包条件，华南船厂同意陈锦河个人承包，由于陈锦河无资质，申请以华通公司名义与华南船厂签订施工合同，施工合同的权利义务由陈锦河个人承受。
2011年8月25日，陈锦河与华通公司签订《施工合作合同》，约定华通公司同意以自身名义与华南船厂签订《船台改造工程合同》，将该工程的实施、完成及其缺陷修复工作实际由陈锦河承包，由陈锦河组织施工、自负盈亏，华通公司收取工程价款的1%作为企业管理费。
2011年8月23日，华通公司以陈锦河为代理人，与华南船厂签订《船台改造工程合同》（合同编号：SCSJM11／C0006），约定华通公司承建华南船厂厂区的船台改造工程，包括土石方工程、坞体桩基础工程、坞体工程等。该合同签订以后，由陈锦河实际组织施工，并聘请何某、蔡某等人协助其在船台改造工程工地进行施工管理。
2012年7月19日，华通公司与华南船厂签订《“船台改造工程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编号：SCSJM11／C0006-03），约定华通公司自2012年7月19日全面接手履行《船台改造工程合同》，并约定陈锦河以及华通公司授权的任何人的债务和责任由华通公司承担。何某以华通公司项目经理的名义向华南船厂申请工程进度款，并从事其他与该工程有关的管理行为。
陈锦河为证明李之红与华南船厂之间成立合同关系，申请证人蔡某出庭作证，证人蔡某当庭作证其听到华南船厂的员工梁某说李之红是梁某请过来，看到梁某在记载李之红工程量的收据上签字确认，何某事后再补签。由于证人蔡某仅听说李之红是梁某请来，没有亲自见证李之红与梁某之间协商的过程，故原审法院对蔡某关于李之红是由梁某请来的证言不予采信。
李之红为证明其与华通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申请证人林某乙出庭作证，证人林某乙当庭作证，何某需要挖机运泥，其亲自介绍李之红与何平某。由于证人林某乙证明系其本人亲自介绍李之红与何平某，并出庭接受了各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原审法院对其证言予以采信，结合何某在记载李之红工程量的收据上签字确认的事实，应认定李之红是由何某请来运泥。
2012年8月，李之红到华通公司在华南船厂船坞改造工地，就运走船坞改造工程中产生的淤泥一事与何某进行协商，达成了口头协议。2012年8月13日至2012年9月21日，李之红聘请了工人，利用自己的PC120挖机完成某交代的有关工作。该协议履行一部分后，由于淤泥不便运出华南船厂厂区外，华南船厂提供了空地，因此，何某与李之红约定将履行方式更改为将淤泥在空地处平整。
关于李之红的工程量，李之红提供了收据39张，其中有29张收据由梁某签字确认时间，由何某签字核准，有10张收据仅有何某签字核准。39张收据记载平整场地工时292.5小时，运泥1.5小时。此外，何某还签字确认了拖车费400元，该拖车费为李之红租车将其挖机运至船厂工地的租车费。关于39张收据，华通公司表示没有其盖章或委托代表签名，不清楚其交易，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发表意见。陈锦河认为收据上“何某”的签名代表华南船厂，不代表陈锦河，不确认以上收据的证明力。原审法院认为，李之红提交了该39份收据的原件相核对，而且陈锦河以及证人蔡某均确认收据上“何某”的签名为何某所签，故对李之红的39张收据予以采信，认定李之红平整场地工时292.5小时，运泥1.5小时，拖车费400元。
根据《船台改造工程合同》1.4.3.3的约定，华通公司应完成土方开挖、清运、包括填平厂内部分区域以及将多余部分外运处理等，故应认定李之红完成的工作属于船坞改造工程范围之内。
李之红主张与何某协商达成了PC120挖机一个台班（8个小时）报酬为1300元的协议，但李之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经原审法院调查，同时期PC120挖机在华南船厂工地附近的市场价为一个台班1300元，即每小时162.5元。李之红对运泥的部分只主张每小时15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故李之红的报酬可以认定为48，156.25元［（292.5×162.5）＋（1.5×150）＋400=48156.25］。李之红仅请求48，10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争议的合同主体问题。本案事实表明，何某与李之红就运走船坞改造工程中产生的淤泥的工程达成了口头协议。判断本案合同的主体，需要认定何某的行为究竟代表哪一方当事人。根据《“船台改造工程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2012年7月19日以后，华通公司全面接手履行陈锦河挂靠华通公司与华南船厂签订的《船台改造工程合同》，何某为华通公司项目经理。因此，可以认定何某的行为是履行华通公司项目经理的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其行为后果应由华通公司承担。而且在李之红提供的何某签字确认的工时确认单上有“华通桥梁有限公司”的抬头，经调查，是合同履行过程中，李之红聘请的工人所写。结合何某以华通公司项目经理的名义对外从事船坞改造工程有关的管理行为的事实，可以推定何某向李之红披露了华通公司，因此，应认定华通公司为本案合同的主体。
陈锦河在原审庭审中承认何某是其聘请的人，并主张何某只负责对工程的监理，无权代表其签订本案合同，对李之红与何某订立的合同不予追认。由于本案何某并未向李之红披露陈锦河，在陈锦河事前未授权、事后不追认何某与李之红订立的合同的情况下，该合同不能约束陈锦河。
华通公司与陈锦河以李之红所提供的收据上华南船厂职工梁某确认李之红工作时间的签名为由，主张华南船厂为本案合同的相对方。梁某对李之红工作时间的确认行为，不能否认何某与李之红之间订立合同的事实，亦不能否认何某在李之红收据上核准确认的事实。陈锦河申请的证人蔡某，并未亲眼见证其所欲证明的李之红与梁某之间订立合同的过程，其证言亦不足以证明梁某与李之红订立合同关系。故对华通公司与陈锦河关于华南船厂为本案合同的相对方的主张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船坞建造合同纠纷。华通公司通过其项目经理何某与李之红达成了运泥土、平整场地等工作的口头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华通公司与李之红达成了运泥土、平整场地等工作的协议，华通公司为定作人，李之红为承揽人，李之红按照约定完成了工作成果，华通公司应在李之红交付工作成果时（即2012年9月21日）支付工作报酬，并承担迟延支付的违约责任。因此，华通公司应清偿拖欠李之红的工作报酬48，100元及违约损失。李之红请求华通公司支付自2013年5月24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应予支持。
华通江门分公司既没有与李之红成立合同关系，亦未存在任何过错，故李之红要求华通江门分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华南船厂、陈锦河与李之红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对李之红承担合同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华通公司支付李之红报酬48，100元及违约损失（自2013年5月2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李之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3元，由华通公司负担。
华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广州海事法院（2014）广某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李之红对华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李之红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华通公司与李之红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进而认定华通公司应向李之红承担清偿责任，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完全错误的。陈锦河以华通公司名义与华南船厂签订《船台改造工程合同》，并雇佣何某、蔡某等人进行施工管理。华通公司只是为履行与陈锦河的协议而在相关结算资料上盖章。在《“船台改造工程合同”补充协议》签订之后，陈锦河仍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方，其与何某、蔡某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何某安排李之红做工，故应认为是何某及其雇主陈锦河与李之红之间成立合同关系。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为陈锦河与李之红，而非华通公司与李之红，应由陈锦河承担涉案合同责任。
李之红答辩称：华通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依法应承担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华南船厂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二、华通公司是《船台改造工程合同》和《“船台改造工程合同”补充协议》的相对方，在施工期间，合同主体从未变更。三、华通公司是涉案分包合同的当事人，与李之红存在分包合同关系。四、李之红和华南船厂均信赖华通公司的资质才与其确立合同关系，合同履行过程中，华通公司没有向任何人披露陈锦河与其存在挂靠关系。五、华通公司与陈锦河串通，在事后补签申请书、施工合作合同，编造挂靠关系。六、本案不是必要共同诉讼，华通公司无权追加华南船厂作为本案被告。
除本案合同当事人的认定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华通公司在二审庭审中主张，在《“船台改造工程合同”补充协议》签订之前，陈锦河与华通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在该补充协议签订之后，华通公司为涉案船台改造工程的真正承包人，其与陈锦河之间存在转包关系。
另，本案原由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受理，于2013年10月15日裁定移送原审法院审理。陈锦河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交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确认送达地址为江门市蓬江区农林横路13号602，电话号码为139××××1913。在原审法院审理期间，陈锦河亦确认诉讼文书送达地址同上。陈锦河参加了原审诉讼活动，并签收了本案上诉状。本院依陈锦河确认的地址以邮政司法专递的形式向其送达本案相关诉讼文书，被邮局退回，理由为“无法联系，逾期”，“多次电联无人听”。本院多次联系陈锦河确认的电话号码，亦无人接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的规定，本院诉讼文书已有效向陈锦河送达。
本院认为，本案为船坞建造合同纠纷。李之红为涉案船坞、船台改造工程进行土方开挖、清运、平整场地等工作，并就其工作成果主张报酬，故本案纠纷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李之红为承揽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结合庭审调查，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之红与华通公司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华通公司是否应对李之红的工作报酬承担支付责任？
各方当事人之间并未就涉案船台改造事项签订书面合同，而系以口头方式进行约定，故本案合同权利义务应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结合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认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华通公司授权陈锦河与华南船厂签订《船台改造工程合同》，何某与李之红就船台改造工程中的运泥、平整场地等事项进行联系，并达成口头协议。虽然，陈锦河确认何某由其雇请，也没有其他证据显示何某为华通公司的正式员工，但是，华通公司确认其为涉案船台改造工程的承包人，该工程由其负责；《华南船厂码头冲孔桩施工合同》显示何某以华通公司名义对外进行涉案船台改造工程的业务联络；《申请工程进度款》也显示华通公司盖章确认其为该船台改造工程承建单位，何某为项目经理。李之红有理由相信何某有权代表华通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应认定何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有效，本案合同的定作人为华通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的规定，李之红已完成相关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华通公司有义务支付报酬。李之红请求华通公司支付被拖欠的工作报酬48，100元及其违约损失，依法有据，应予支持。
综上，华通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3元由华通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以星
代理审判员 莫 菲
代理审判员 辜恩臻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潘万琴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