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45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2号B段。
负责人：施刚，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民峰，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长民，男，1976年1月4日出生。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北京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朱长民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28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北京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282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朱长民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朱长民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交易期间持卡人及真卡不在交易现场。
第一，诉争交易发生在2016年5月14日17:46，朱长民认可的本人消费交易发生于2016年5月14日18:26，两笔交易间隔40分钟，存在由第一笔交易场所驱车到达第二笔交易场所的可能。因此根据朱长民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诉交易发生时朱长民持有涉案信用卡，即不能够证明信用卡与朱长民人卡未分离。第二，涉诉交易为POS消费交易，持卡人只要掌握该银行卡即可完成，非本人操作并不等同于伪卡盗刷。即使认定诉争交易发生时，朱长民未在交易地点，但是不能够排除当时银行卡在该地点进行交易使用。因此，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涉诉交易系伪卡盗刷交易，一审法院基于现有证据认定为涉诉交易期间朱长民及真卡均不在交易现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进而认定由工行北京分行承担责任缺乏依据。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盗刷或者伪卡存在的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应由朱长民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应驳回朱长民诉讼请求，或者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朱长民负有对伪卡盗刷交易的举证责任，因此在伪卡存在甚至是人卡未分离这一事实不清情况下，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至少应有证据证明或者推断出伪卡盗刷，工行北京分行才可能承担责任。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在案件有经济犯罪嫌疑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盗刷或者伪卡存在仍处于事实不清的状态，若涉诉交易确为第三人盗取，则应属于经济犯罪。一审法院根据并不充分的证据作出一审判决，是对举证责任分配、民刑交叉方面法律适用错误。
三、涉诉交易必须使用信用卡才可以完成，如若是盗刷交易，也是犯罪分子盗取朱长民的信用卡信息，朱长民作为信用卡唯一持有者在信用卡保管环节必然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众所周知，持卡人系信用卡的保管者，在信用卡合同关系中，持卡人的附随义务即在于妥善保管银行卡介质。在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是伪卡交易，在卡介质方面工行北京分行并无过错。同时，涉诉交易的完成以正确的银行卡信息作为必要条件，在朱长民作为卡片唯一保管者的情况下，即使本案存在“伪卡”交易，其交易使用的银行卡介质信息来源也只能是朱长民，朱长民对介质信息泄露负有完全责任，工行北京分行并未泄露朱长民的信息，不应承担责任。
四、一审法院关于工行北京分行应承担核实签名真伪的义务，工行北京分行在涉案交易中存在违约行为的认定并不能成立。
涉诉交易为POS消费交易，属银行的离柜业务。因此，客观上，发卡行对于离柜业务只能对交易的电子信息进行审核，只能核对进行交易的银行卡信息与发放的银行卡信息是否一致，并无法对POS签购单签名进行核实。发卡行不核实POS交易签名不但是国内及国际的通行惯例，也是为了维护维护银行卡交易的便利性。本案涉诉交易商户所使用的POS机具并非工行北京分行发放，该笔交易收单机构为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在此种情况下要求工行北京分行核实POS签购单上签名的真伪更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交易惯例。因此核实POS签购单上签名的真伪的责任主体应是收单机构及商户，而非发卡行。一审判决关于发卡行应承担核实签名真伪义务的认定并不能成立。如涉诉交易确非朱长民本人或其授权的交易，则朱长民应向收单机构或商户主张权利，而非向作为发卡行的工行北京分行主张。
朱长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工行北京分行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工行北京分行主张从第一笔交易场所到第二笔交易场所存在驱车前往的可能性，不符合实际，两笔交易间隔40分钟，盗刷发生在下班晚高峰，40分钟不可能实现从第一笔交易场所到第二笔交易场所的移动。二、朱长民作为持卡人可以保证在使用信用卡过程中在监管范围内，但无法验证POS机是否安全。工行北京分行应当确保信用卡的使用安全。三、在朱长民与工行北京分行的协议中约定以签字生效为准，在盗刷发生的第一时间朱长民通知工行北京分行的客服，在签字明显不符的情况下，工行北京分行仍然进行了支付，应由工行北京分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朱长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工行北京分行承担朱长民因信用卡被盗刷的损失3万元及因此而产生的利息、罚息；2．判令工行北京分行赔偿朱长民因信用卡盗刷诉讼而产生的误工损失3000元；3．诉讼费由工行北京分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2日，朱长民向工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信用卡一张。2016年5月14日17点46分，该卡发生POS交易3万元，交易场所为北京卓信互联科技；同日17点48分，该卡发生POS交易10030元，交易场所为永泽自营店。朱长民对该两笔交易不予认可，称非本人持卡交易。2016年8月10日，该卡发生退货，退货交易金额10030元，朱长民与工行北京分行在庭审中均认可该笔退货交易系调账，由朱长民向银联申请拒付并得到退款。
工行北京分行向法庭提交了消费金额3万元的POS消费签账单复印件，在该签账单尾部的持卡人签名无法辨认，但可以确定由两个字组成。
2016年5月15日，朱长民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牛街派出所报案，称信用卡被盗刷。公安机关向朱长民出具了受案回执。
2016年7月5日，朱长民归还了涉案信用卡项下欠款。根据该卡交易明细显示，涉案3万元的交易未产生逾期利息、罚息、滞纳金等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朱长民在工行北京分行申领信用卡，与工行北京分行之间形成信用卡法律关系，朱长民与工行北京分行之间的合同具有混合契约的性质，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存款法律关系、委托结算法律关系与消费信贷等法律关系的混合。朱长民作为持卡人有权请求发卡行在存款余额或透支额度内提供消费信用、转账结算、提取现金等服务。
在庭审过程中，朱长民与工行北京分行均认可本案涉诉交易为POS交易，POS交易需实体卡片才能进行，朱长民向法庭提供了用卡记录、报警记录等证据初步证明涉案交易期间持卡人及真卡均不在交易现场，则工行北京分行应当提供对账单、签购单等证据证明其关于涉案交易系真卡交易或授权交易的事实主张。在工行北京分行提交的涉诉交易POS签购单上，交易人所留下的签名与卡主朱长民的名字明显不同，在签名外观具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工行北京分行仍然对该笔交易进行了放款处理。且朱长民与工行北京分行均认可该信用卡的交易凭证为仅凭签名交易，在签名作为交易的唯一凭证情况下，核实签名的真伪，至少形式上的真伪，是发卡行理应承担的义务。故工行北京分行在涉案交易中存在违约行为。因此，朱长民要求工行北京分行赔偿损失3万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该笔交易产生后，朱长民在免息期内归还了上述款项，该笔3万元的交易未产生相关利息、罚息，故朱长民要求赔偿相关利息、罚息的请求，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就朱长民主张的误工费的诉讼请求，因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朱长民损失3万元；二、驳回朱长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补充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5月12日，朱长民向工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信用卡一张，卡号为×××。2016年5月14日17点46分，该卡发生POS交易3万元，交易场所为北京卓信互联科技；2016年5月14日17点48分，该卡发生POS交易10030元，交易场所为永泽自营店；2016年5月14日18点26分，该卡发生POS交易15元，交易场所为北京港佳好邻居连锁便利店有限责任公司，朱长民称该笔交易为其本人交易，并提交了便利店的消费凭证。在二审中，工行北京分行、朱长民均认可永泽自营店在安徽省合肥市。
本院认为：朱长民与工行北京分行签署信用卡领用合约后，朱长民取得信用卡，并开通了相关信用卡功能，工行北京分行与朱长民之间成立信用卡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该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工行北京分行作为发卡行有保障信用卡不易被复制的义务。
本案中，朱长民名下的×××的信用卡2016年5月14日的17点46分、17点48分、18点26分分别在北京、合肥、北京通过POS机进行交易，因POS机交易需要实体卡片才能进行交易，在40分钟内朱长民无法持一张卡完成北京到合肥再到北京的POS机交易，且朱长民提交了用卡记录、报警记录、证人证言等初步证明2016年5月14日的17点46分、17点48分朱长民及真卡均不在交易现场的证据，本案争议的2016年5月14日的17点46分的涉案信用卡交易应为伪卡交易。工行北京分行称朱长民有可能在40分钟内完成上述三笔交易，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涉案信用卡属于凭签名确认交易的信用卡，持卡人通过POS机进行交易时需在POS签账单上签名确认。按照信用卡交易惯例，工行北京分行允许其所发行的信用卡在涉案的POS机上使用，经相关机构授权使用涉案POS机的商户至少应对POS签账单上的签名与信用卡上持卡人签名是否一致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商户未按照相关规定和约定进行审核的，其后果应由发卡行对持卡人负责。发卡行工行北京分行基于对商户及收单机构的信任完成付款，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发卡行对持卡人承担。本案中，POS签账单上的签名由两个字组成，与信用卡签名处“朱长民”的名字明显不符，在此情况下，工行北京分行进行了付款结算，且工行北京分行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伪卡交易中朱长民存在明显过错，伪卡交易的后果应由工行北京分行承担。
综上所述，工行北京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红建
审 判 员 孙兆晖
审 判 员 赵婧雪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王 宇
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