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9民终1229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巨贤，男，1973年10月30日生，汉族，忻府区秦城乡尹村人。
委托代理人岳美琴，山西天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补还，男，1957年3月22日生，汉族，忻府区秦城乡尹村人，务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忻府区秦城乡尹村。
法定代表人和秀春，职务主任。
上诉人王巨贤因与被上诉人张补还、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府区人民法院（2016）晋0902民初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巨贤及委托代理人岳美琴、被上诉人张补还、被上诉人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和秀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1年前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张补还的父亲张金全承包了秦城乡尹村约20亩耕地，当时原告张补还系张金全的家庭成员。由于历史原因，被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没有与村民签订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1991年原告张补还从父亲张金全名下拨出10.01亩耕地，并在村委承包地台账（又名社员股金登记簿）上单列账户。原告张补还常年在外经商，便委托本村王吉喜代耕。后王吉喜身体不适不再代耕，于1998年去世。1995年村民王成献（当时承包村中机井浇地）未经原告张补还或王吉喜同意耕种了原告张补还承包地。1996年，王成献自称原告张补还委托其耕种所有承包地，时任村委会计王俏林未经核实、未经村委会议研究决定，便将村委承包地台账户主张补还变更为王成献。后来，王成献将前述10.01亩承包地中唐北节1.2亩、唐南节0.9亩、陈家墓1.5亩、莲花沟1亩、宅子地0.8亩共计5.4亩归自己耕种，将南长畛1.13亩过户给其长子王淑贤，将卖盐道2.28亩过户给李文田，将北神坨（马芝堰）1.2亩土地过户给毛贵鱼，兑换了方家坟1.2亩土地。
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按照承包地台账制定了《土地归户卡》，并据此分别与毛贵鱼、王成献、王淑贤、李文田签订了《忻州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后毛贵鱼、王成献、王淑贤、李文田分别领取了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毛贵鱼的《土地归户卡》载明：用地总面积2.72亩，前述北神坨（马芝堰）1.2亩没有登记在其中。土地使用者为李文田的《土地归户卡》载明：用地总面积17.58亩，其中包括前述卖盐道2.28亩。土地使用者为王成献的土地使用证载明：用地总面积22.69亩，其中包括前述唐北节1.2亩、唐南节0.9亩、陈家墓1.5亩、莲花沟1亩、宅子地0.8亩共5.4亩，另外包括与毛贵鱼兑换的方家坟1.2亩土地。土地使用者为王淑贤的土地使用证载明：用地总面积4.63亩，其中包括前述南长畛1.13亩。此后，毛贵鱼等四人先后去世，涉诉耕地由其后辈继续耕种。王成献2015年5月初十去世后，前述5.4亩土地由其第四子王巨贤管理至今，其中对莲花沟1亩土地王巨贤弃耕。2009年原告张补还回村居住，发现原有承包地由他人承包耕种，便先后找村委、乡政府反映寻求解决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民事行为。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由于历史原因被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与包括原告张补还父亲张金全在内的村民均没有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但不能否认张金全承包了尹村约20亩耕地的客观事实，原告张补还作为张金全家庭成员，实际取得了承包经营权；1991年原告张补还从父亲名下拨出10.01亩耕地并在村委承包地台账上单列账户，之后原告张补还将10.01亩承包地交由他人代耕，据此明确了原告张补还承包地是10.01亩。原告张补还作为尹村村民对承包地疏于管理，但原告张补还不认可曾经主动交回承包地，被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坚持不曾收回原告张补还承包地，也没有按照政策法律规定对原告张补还承包地进行“小调整”，时任村委会计王俏林也当庭承认修改村委台账是其个人行为。第三人王巨贤坚持是因原告张补还撂荒被村委收回承包地又重新发包给他们，但是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由于王俏林的工作失误，造成原告张补还承包地台账被变更为王成献，之后该10.01亩耕地又被调整分配给王成献在内的四户村民。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耕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第二轮土地承包是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延续。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文件“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承包政策，“小调整”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政府和县级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如需调整，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被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没有核查承包地台账是否登记有误，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的情形，如承包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承包户绝户的、承包人自愿放弃承包地等情形。被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对村委承包地台账原告张补还名下10.01亩进行“小调整”，却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政府和县级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也没有将该土地重新分配情况通知原告张补还，便分别与毛贵鱼等四人签订了《忻州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及“小调整”耕地的约定应当认定无效，原告张补还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了侵犯。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第三人王巨贤作为王成献的继承人与土地耕种人，基于无效合同对涉诉耕地耕种至今，应承担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将原属原告张补还的承包地返还原告张补还。故对原告张补还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成献与被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唐北节1.2亩、唐南节0.9亩、陈家墓1.5亩、莲花沟1亩、宅子地0.8亩共计5.4亩耕地的约定无效；二、第三人王巨贤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张补还王巨贤返还唐北节1.2亩、唐南节0.9亩、陈家墓1.5亩、莲花沟1亩、宅子地0.8亩共计5.4亩耕地。案件受理费80元，由第三人王巨贤负担。
王巨贤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之父王成献与被上诉人尹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唐北节等5块土地共计5.4亩的约定无效是完全错误的。1、上诉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就耕种被上诉人诉求的土地；2、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真实、合法有效。村委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收回了被上诉人的承包地，于1998年8月5日与上诉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发包方尹村村委会和王俏林盖章。该土地承包合同忻州市农村合作经营管理站鉴证编号000070062，市经管站盖章。一审法院认定小调整没有报县级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属重大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承包合同无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张补还的请求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四、一审法院对时效的认定所适用的法律错误。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存在严重错误，从而导致判决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客观审理，依法改判，驳回张补还的无理讼请求。
二审法院和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巨贤与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对被上诉人张补还1991年取得10.01亩承包地的事实均认可，上诉人主张其后取得被上诉人10.01亩中是因被上诉人长年不在将承包地转给王吉喜耕种，后王吉喜因为生病不能耕种转给其父王成献耕种，并和其父王成献一起去村委办理了10.01亩承包地的过户手续，但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交的答辩状中陈述取得10.01亩承包地是因张补还主动将承包地交回村委，村委将承包地承包与其父王成献的，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如何取得10.01亩承包地经营权的陈述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其取得承包地经营权的来源合法，且时任村会计王俏林出具的证明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庭审中陈述和证明，均证实当时是王成献提出将10.01亩承包地过户到自己名下的，张补还当时不在场，不知情。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如需调整，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上诉人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均未能提供调整土地经过上述程序的证据。故原审法院认定王成献与忻府区秦城乡尹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的5.4亩耕地的约定无效，并无不当，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时效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巨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俊春
审判员 李小荣
审判员 徐 飞
二〇一七年二月四日
书记员 赵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