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汉江中民二终字第000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现代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台商投资管理区*号708。法定代表人游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灿江，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俊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全德。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启顺，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湖北现代贝祥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沙嘴办事处光湖路**号。法定代表人游守明，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袁四华。原审被告赵益民。委托代理人肖云，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北现代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俊伟、李全德以及原审被告湖北现代贝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祥公司）、袁四华、赵益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2014）鄂仙桃民二初字第00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魏天红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任婕、胡煜婷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城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灿江，被上诉人刘俊伟、李全德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启顺，原审被告袁四华，原审被告赵益民的委托代理人肖云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贝祥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1年11月3日，贝祥公司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签订了《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贝祥公司将位于仙桃市南城新区刘口工业园中加科技城8-3#一栋二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4125㎡的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发包给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施工，合同包干价为450万元，结算时不再作调整，如合同外另增加工程凭现场有效凭证再依合同约定的取费标准进行调整。合同工期自2011年11月4日至2012年3月11日止，工程竣工验收领取《备案证》满三个月，办完合同外工程结算手续，质量合格后付工程款总额95%，另5%作为质保金在领取《备案证》两年内无质量问题时付清。贝祥公司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委托代理人袁四华分别在合同上盖章签字。同日，贝祥公司、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袁四华又签订《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协议》，协议约定在袁四华按工程价款450万元的1%交付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4.5万元管理费的基础上，同意袁四华以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的名义（使用该公司的证照）承包由贝祥公司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签订的《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承包合同》项目的施工建设，享有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三方分别在合同上签字、捺印、盖章。2012年8月28日，城市公司仙桃现代中加科技城工程项目部（实为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与刘俊伟签订《内部经营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将承接的贝祥公司8-3#29号楼装饰工程的二次装修工程转包给刘俊伟，工程价款不额外支付，价款数额以贝祥公司发包给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450万元总价款中审减项目对应的价款555683.06元为准。合同对工程资金管理进行了约定，所有工程款必须进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设立的专门账户，该款项只针对本工程专款（拨款）。城市公司仙桃现代中加科技城工程项目部、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在转发包人一栏盖章，代表人赵益民签字，刘俊伟在转承包方一栏签字捺印。2012年10月16日，贝祥公司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又签订《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装饰工程）补充协议》。同日，贝祥公司、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袁四华亦签订《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装饰工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袁四华向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按工程实际造价的1%缴纳管理费的基础上依然借用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名义（使用其相关证照）承包由贝祥公司发包的该室内装饰工程，该工程造价为52.8万元。协议还约定袁四华不得将工程再进行转包或部分转包，否则承担相应责任。上述协议签订后，袁四华委托赵益民参与该两项装饰工程的经营管理，实际施工人为刘俊伟、李全德。袁四华授权交赵益民经办后再与刘俊伟结账。2013年10月11日，贝祥公司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就《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装饰工程）补充协议》项下的工程结算汇总，双方确认除原合同内造价52.8万元之外，合同外另增加的工程量价款为32799.70元，工程造价实际增加到560799.70元，加上刘俊伟依《内部经营承包合同书》约定的8-3#29号楼装饰工程的二次装修工程从整个土建安装工程中扣减项目应由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对应支付的装饰款555683.06元，刘俊伟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的实际结算总工程款额为1116482.76元。2012年12月21日，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向贝祥公司开具105600元建筑业统一网络代开发票，贝祥公司经赵益民转给刘俊伟10万元，余款5600元未支付。2013年2月5日，刘俊伟向贝祥公司借支20万元，同年7月转为工程领款。2013年7月19日，贝祥公司通过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再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90400元给刘俊伟。2013年11月20日，贝祥公司通过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再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136759.22元给刘俊伟。2014年1月26日，贝祥公司以财务会计游新美的名义从农民工应付工资中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277841.53元给刘俊伟。刘俊伟以上述方式共领取工程款805000.75元，另有工程尾欠款311482元未领取。刘俊伟、李全德因催讨无果，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令贝祥公司、城市公司、袁四华、赵益民支付工程款311481.53元及土建工程装修尾欠款277841.53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判令城市公司和赵益民双倍支付装修工程定金23万元（定金20万元的双倍为40万元，已还17万元）等。原审另查明，刘俊伟没有参与贝祥公司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签订的《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总土建装饰工程的决算。该总工程由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形式上承包。其约定的包干价450万元经贝祥公司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汇总，决算价格为4356072.96元，加上双方签订的《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装饰工程）补充协议》约定的工程造价52.8万元及另增加的工程量价款32799.70元，双方约定的两项工程的实际价款为4916872.66元。自2012年1月19日起至2014年1月25日止，贝祥公司经过有关授权分15次向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刘俊伟、赵益民、袁四华和应由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农民工总共支付和代付4916872.66元。依照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的约定，贝祥公司将8-3#综合楼土建装饰工程和二次装饰工程的工程款付讫。原审还查明，2012年8月30日，赵益民向李全德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李全德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还款日期为2012年9月25日。”借条下方注明：此款为中加科技城8-3、7-29#楼二次装修定金。赵益民在借款人上签字。原审还查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于2005年4月在仙桃市注册，隶属于城市公司，具备法人资格，后决议解散，2013年6月21日由仙桃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原审还查明，李全德是刘俊伟所接工程建设的合伙人。原审认为，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虽系具备建筑工程和装饰工程资质的企业法人，其与贝祥公司签订的系列土建装饰工程协议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但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签订上述合同的真实目的在于收取管理费，该公司将上述承包的工程全部转包给并不具备装饰工程资质的自然人袁四华，虽经过了发包方贝祥公司的认可，但违背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故贝祥公司、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袁四华、刘俊伟签订的上述协议均为无效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刘俊伟、李全德的施工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且交付使用，虽合同无效，但其参照合同约定的价款主张补偿损失的请求，于法有据。袁四华以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的名义承包上述工程后并没实际施工，其将工程又交付刘俊伟建设属于事实上的再转包，袁四华抗辩又将该工程实际再转包给帅业权、赵益民合伙承包缺乏依据，故其形成了上述无效合同中刘俊伟、李全德主张权利的相对人。依照无效合同应当返还财产和不能返还应当折价补偿的原则，袁四华应对刘俊伟、李全德的经济损失承担责任。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收取了袁四华的管理费用后向袁四华出借建设资质，应对袁四华的转包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故刘俊伟、李全德要求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袁四华支付尾欠工程款311482元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因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已退出了企业法人市场，应由其开办单位城市公司履行价款支付义务。根据债权主张的相对性原则，贝祥公司已对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完全履行了工程款支付的义务，不再承担本案中刘俊伟、李全德经济损失的补偿责任。赵益民不是合同约定的承包人，是袁四华以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名义承包工程的管理人员，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故赵益民不构成适格的被告主体的抗辩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纳。赵益民收取李全德20万元款项，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不予认可，又无相关人员授权，其定金收取也无记账依据，约定的内容亦不符合定金的要件，该款应认定为借款，由赵益民个人偿还。该借款本应由李全德另行主张，但考虑其发生在工程建设期间，与本案具备一定的关联，本着诉讼经济原则，该院一并支持。但其要求按定金双倍返还23万元的请求则不予支持。刘俊伟、李全德要求以未付的工程款277841.53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息的请求，当事人虽没约定，且协议无效，但不影响刘俊伟、李全德应获取孳息的权利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该利息应从建设工程实际交付之日起作为起算点计算。上述277841.53元工程款系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在土建安装工程中审减对应的未付工程款，该工程的实际交付日期不明，可以袁四华在竣工验收完毕委托刘俊伟领款的授权委托书为依据，该委托书的出具日期为2014年1月25日，故应以2014年1月25日始以277841.5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实际履行还款义务之日止。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刘俊伟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签订的《内部经营承包合同书》无效。二、袁四华清偿刘俊伟、李全德工程尾欠款311482元，并从2014年1月25日始，以277841.53元为本金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实际履行还款义务之日止。城市公司对上述工程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赵益民偿还李全德工程借款3万元。四、贝祥公司不承担本案责任。五、驳回刘俊伟、李全德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逾期履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24元，由刘俊伟、李全德负担3370元，袁四华、城市公司各负担2877元。城市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内部经营承包合同书》对土建安装工程款中减项未约定，未得到发包方认可，刘俊伟、李全德也未举证证明，故不存在工程款减项问题，城市公司不应支付该款。第二，城市公司按结算单金额已将全部工程款支付给了刘俊伟及袁四华，且已超额支付，城市公司无需承担任何清偿责任。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城市公司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俊伟、李全德承担。刘俊伟、李全德答辩称，一是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中的减项装饰工程客观存在，该工程由刘俊伟、李全德施工完毕并已投入使用。1.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袁四华以及贝祥公司三方于2012年10月16日签订的《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装饰工程）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按增减项后总造价收取管理费，说明三方均认可装饰工程存在增减项；刘俊伟与城市公司仙桃现代中加科技城工程项目部、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签订的《内部经营承包合同书》关于合同价款约定为8-3#楼并附土建合同减项表。因此，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中的减项装饰工程在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内。2.袁四华于2014年1月24日向贝祥公司出具的《证明》和授权委托书，已明确袁四华与贝祥公司签订的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装饰工程由两部分组成，即土建工程中的减项装饰工程部分和装饰合同部分。3.《内部经营承包合同书》的附件《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可以印证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中的扣减项装饰工程。4.贝祥公司于2014年1月26日向刘俊伟支付的277841.53元就是应付土建部分减项装饰款的50%。二是贝祥公司已向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付讫8-3#综合楼土建装饰工程和二次装饰工程的工程款，而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及其负责人和现场管理人员袁四华、赵益民尚欠311482元工程款未支付。三是城市公司将其仙桃分公司承包给袁四华，应对袁四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请求驳回城市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贝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袁四华辩称，该项目工程款由赵益民支付，袁四华没有参与管理和经营，只是配合签字，刘俊伟、李全德应找赵益民、帅业权要钱。赵益民辩称，对于原审判决没有意见，请求二审予以维持。二审期间，城市公司、刘俊伟、李全德、贝祥公司、赵益民均未提交新的证据。袁四华提交赵益民出具的证明以及刘俊伟出具的承诺书各一份，第一份证据以证明袁四华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不应当承担由城市公司承担的还款责任；第二份证据以证明涉案工程合同的债权债务应该由刘俊伟自己承担，不应由袁四华承担。对此，城市公司认为，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有异议，两份证明只能证明袁四华、赵益民与刘俊伟之间的关系，与城市公司无关。刘俊伟、李全德认为，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查明的事实没有矛盾，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只能说明赵益民是袁四华的人；对第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承诺书记载的内容不能达到袁四华的证明目的，因袁四华没有提出上诉，其提出的新的主张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些证据是不合法的。赵益民认为，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第二份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与赵益民无关。本院认为，袁四华提交的第一份证据系赵益民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只能在赵益民与袁四华之间产生效力，对刘俊伟、李全德并无约束力，即该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二份证据系刘俊伟出具的承诺书，是就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的装饰安装工程对外的债权债务的承诺，该承诺不能约束刘俊伟、李全德与袁四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该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除对“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于2005年4月在仙桃市注册，隶属于城市公司，具备法人资格，后决议解散，2013年6月21日由仙桃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的事实变更为“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系城市公司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已于2013年6月21日被仙桃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外，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4年1月24日，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向贝祥公司出具《证明》，确认刘俊伟承建的仙桃市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装饰工程总价为1116482.76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原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合同总价为450万元，其中扣减555683.06元（见减负汇总表）作装饰款，从土建工程款中扣出支付，二是装饰部分在原土建合同基础上增加52.8万元（合同余额）由贝祥公司支付，结算金额为560799.70元。上述《证明》由袁四华签名并加盖有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印章。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二审只针对城市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情况，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土建工程中减项装修工程认定及城市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第一，关于涉案土建工程中减项装修工程的认定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刘俊伟依其与城市公司仙桃现代中加科技城工程项目部（实为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签订的《内部经营承包合同书》进场施工，施工结束后，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向贝祥公司出具《证明》明确刘俊伟承建的仙桃市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装饰工程总价为1116482.76元，分别为在原现代中加科技城8-3#综合楼土建安装工程合同总价450万元中扣减555683.06元作装饰款；在原土建合同基础上增加的装饰工程量计款560799.70元。贝祥公司据此直接转款给刘俊伟。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系城市公司的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关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城市公司承担。因此，城市公司关于土建安装工程款中对减项未约定，未得到发包方认可的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城市公司责任的承担问题。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刘俊伟、李全德依刘俊伟与城市公司仙桃现代中加科技城工程项目部（实为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签订的《内部经营承包合同书》参与装饰工程的实际施工，袁四华借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的名义承包工程。根据合同相对性法理，贝祥公司向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刘俊伟、赵益民、袁四华和应由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农民工付款的后果均应由城市公司承担；相对于刘俊伟在本案中所处地位而言，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与借名人袁四华之间形成内部法律关系，城市公司仙桃分公司与刘俊伟之间形成外部法律关系。城市公司认为其已按结算金额将全部工程款支付给了刘俊伟及袁四华，本院认为，就内部关系来看，城市公司或贝祥公司支付给袁四华的工程款311482元，在袁四华未转付给刘俊伟之前，该工程款仍在城市公司与袁四华内部之间流转；就外部关系而言，只要袁四华未将其收取的工程款311482元转付给刘俊伟，城市公司对袁四华的付款行为就不能产生消灭其与刘俊伟、李全德之间债务的法律后果。因此，城市公司仍应在应付而袁四华未转付的范围内对刘俊伟、李全德承担责任；城市公司关于已将全部工程款支付给了刘俊伟及袁四华，其无需承担任何清偿责任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24元，由上诉人湖北现代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天红代理审判员  任 婕代理审判员  胡煜婷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谢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