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74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利民，男，197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尉国强，杭州市经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余华，男，198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女，198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三新家园东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宋俊杰，浙江厚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章利锋，男，1975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上诉人蒋利民为与被上诉人张红、沈余华、章利锋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5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4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9月30日，沈余华、蒋利民与章利锋作为借款人共同向案外人尉国强出具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如逾期，自愿承担违约金按借款额20%计，并承担利息从借款日起每天千分之一。此后沈余华向尉国强归还了借款20万元。2013年8月29日，沈余华、蒋利民、章利锋又出具借款确认书，确认至今尚欠尉国强120万元，承诺于2013年12月30日还清。后沈余华仅归还了20万元。2016年4月18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江商初字第32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蒋利民、沈余华、章利锋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尉国强借款100万元，支付利息10万元。后尉国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号为（2016）浙0104执2254号，法院扣划蒋利民案款1113400元向尉国强履行还款义务。另查明，沈余华与张红于2006年2月14日结婚，于2012年8月2日解除婚姻关系。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两人以上的，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本案中，涉案债务为蒋利民与沈余华以及章利锋的共同债务，由于三人当庭确认该笔债务实际属沈余华所借，沈余华愿意独自承担该笔借款，故沈余华应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蒋利民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为张红与沈余华于2012年8月2日已解除婚姻关系，而蒋利民与沈余华、章利锋于2013年8月29日重新出具借款确认书，变更了借款期限等内容，而张红并未在该借款确认书中签字确认，故应认定张红并非为共同借款人，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依照《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16年10月9日判决：一、沈余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蒋利民款项1113400元；二、沈余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蒋利民自2016年7月7日起以款项11134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三、驳回蒋利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7410.5元，由沈余华负担。宣判后，蒋利民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案涉债务应为张红、沈余华的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以2013年8月29日出具的变更了借款期限等内容的借款确认书中没有张红签字为由否认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本案中，鉴于实际借款发生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当时张红与沈余华仍为夫妻关系，蒋利民也不知张红与沈余华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故案涉债务显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例外情形，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2013年8月29日蒋利民、沈余华、章利锋三人出具的变更了借款期限等内容的借款确认书虽无张红签字，但由于确认书并非新的借款协议，而是婚姻存续期间发生债务的延续，故原审法院以张红未签字为由否认其为共同债务人不能成立。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规定以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5条关于“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债权”的规定，沈余华于2013年8月29日出具借款确认书后，效力应及于张红，张红关于诉讼时效已过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蒋利民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张红、沈余华、章利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张红答辩称：一、案涉债务如果成立也不属于沈余华与张红的共同债务。1、尽管协议书中涉及的债务发生于婚姻存续期间，但张红并不知情，也未签字确认，并未用于共同生活。2、2011年9月10日的借款协议书中出借人是蒋利民的代理人，其本身从事法律工作，比一般人更懂得协议书所产生的后果，更懂得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时出借人应当注意的法律风险，但该笔借款中出借人没有通知张红，故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3、2013年8月29日出具的确认书，同样没有通知张红，没有张红签字，且该协议书形成于张红与沈余华离婚之后。案涉款项的出借人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在出具借款协议书、借款确认书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均未将张红列为债务人，说明其并不认为这是夫妻共同债务。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沈余华并未欠蒋利民款项，双方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蒋利民取得追偿权是在2016年7月，而沈余华与张红2012年已离婚。二、关于时效问题。出借人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确认书产生了新的债务，当时已经离婚不应确认为夫妻共同债务，再基于蒋利民取得追偿权的时间，其对张红没有追偿的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沈余华答辩称：沈余华于2004年开办联华超市，生意较好，张红系看中沈余华家境富裕才与之结婚。2011年后因拆迁导致超市生意受到很大影响，2011年9月因需要支付供应商货款向尉国强借款140万元，由于不认识尉国强，经蒋利民介绍认识后，约定沈余华、蒋利民、章利锋三人共同向尉国强借款，期间也向蒋利民借了很多钱。2012年8月张红提出为规避债务而假离婚，商定将部分钱、贵重物品和车子都转至张红名下，2012年11月超市停业。超市经营期间，张红的妹妹是出纳，所有供货商款项都由其结算，故为超市经营和维系生活所借款项张红都是知情的。不料张红离婚后假戏真做，背叛了沈余华，沈余华出于气愤进行了报复，为此还承担了刑事责任。这段婚姻中，沈余华努力赚钱甚至借款让张红维持奢华的生活，案涉借款应当认定为沈余华与张红的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章利锋答辩称：借钱时章利锋和蒋利民就是帮沈余华做个担保，签好字就离开了。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款项是否构成沈余华与张红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查明的事实，沈余华、蒋利民和章利锋于2011年9月30日与尉国强签订借款协议书取得140万元借款，后因沈余华未能按期归还全部借款而由相同主体于2013年8月29日就剩余欠款签署了借款确认书，虽然借款协议书形成于沈余华与张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借款确认书形成于沈余华与张红离婚之后，但借款确认书并未产生新的债务，而是对于之前借款协议书中剩余欠款的确认，是借款协议书的延续。至于蒋利民，则是在向尉国强清偿了上述债务后，取得了对沈余华等人的追偿权，其在本案中主张的，仍是基于借款协议书而产生的债务，故在张红未举证证明尉国强与沈余华、蒋利民、章利锋明确约定案涉借款为个人债务，或该借款及收益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况下，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案涉欠款为张红与沈余华的夫妻共同债务，至于尉国强在另案向蒋利民、沈余华、章利锋主张权利时未要求张红承担责任，系对其权利的自主处分，并不能作为否定案涉债务系张红与沈余华夫妻共同债务的依据，蒋利民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并不存在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情形，张红提出的时效抗辩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认定案涉债务不构成沈余华与张红夫妻共同债务不当，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5608号民事判决；二、沈余华、张红于本判决送达后十日内支付蒋利民款项1113400元；三、沈余华、张红于本判决送达后十日内支付蒋利民自2016年7月7日起以款项11134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一审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741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821元，均由沈余华、张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袁 正 茂审 判 员 夏 明 贵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范 晨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