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20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军。
委托代理人：刘战平，湖北鹏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号招银大厦**楼。
负责人：温天相，该事务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伊苓，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伟，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军因与被上诉人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5）鄂硚口民二初字第00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原审诉称，因被告杨军丈夫高建涉嫌刑事犯罪而委托原告指派律师作为高建的辩护人，双方于2014年1月27日在原告处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协议签订当日，由被告一次性支付。被告在支付了100000元后以无力支付代理费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剩余款项，但原告仍然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辩护人的义务，多次安排律师会见高建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并获得高建的高度评价。但被告不仅不感恩，反而以其他律师收费低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的合同，并以代理事项未办理终结为由要求原告退款。因合同中明确约定由于被告原因解除合同的，原告所收的费用不予退还，且被告并未按照合同支付全部款项。合同终止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办理相关的手续，但被告一直未办理，反而为实现退费目的四处诋毁原告声誉。现原告起诉至本院，请求：1、判令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有效，原告依约收取的代理费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的代理费人民币10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杨军原审辩称，1、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已经解除，原告也未履行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的代理义务，故原告要求确认委托代理合同有效及支付剩余代理费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委托代理合同》中的价格本身违背湖北省律师协会的收费标准，故该收费金额是无效的；3、被告就原告在整个代理行为中违反了律师法及相关规定的行为，已经向武汉市司法局进行投诉，要求武汉市司法局对原告进行处罚并退还律师费，故在本案中不提起反诉。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杨军爱人高建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2014年1月2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原告指派李伊苓律师及有资质的助理人员担任高建案件在侦查、审查起诉、一审（如有）阶段的辩护人。关于代理费双方约定：代理费为人民币200000元，于协议签订当日由被告向原告一次性支付。合同第五条约定：“原告接受委托后，如发现被告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证据或无故终止代理关系，原告有权终止代理合同，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被告杨军于合同签订当日向原告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李伊苓个人账户转款人民币100000元，原告向被告出具金额为100000元的收据一张。后原告指派律师于2014年3月20日、3月26日在看守所会见高建并制作会见笔录。3月27日，被告以手机短信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已经收取的代理费，3月28日，原告指派的律师到看守所会见高建并告知杨军要求终止委托代理合同。后原告指派的律师分别于3月31日、4月9日到看守所会见高建。4月9日后原告没有指派律师继续为高建提供法律服务。现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代理费，遂起诉至原审法院，诉请如前。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会见笔录五份及被告提交的短信、招商银行业务证明书、收费收据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双方合同效力的问题，被告虽辩称原告的收费标准过高、收费未入账、没有开具合法票据等问题违反相关规定，但该事由不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该合同有效。关于双方的代理合同是否解除及何时解除的问题，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且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原告虽称其系在4月9日才知晓被告要求解除委托合同，但从被告提交的2014年3月27日短信内容及原告提交的3月28日的会见笔录可知，原告在3月27日已收到被告杨军要求解除双方委托代理合同的通知，故该合同已于2014年3月27日解除。双方虽然约定合同签订当日由被告一次性交纳代理费200000元，但在合同签订当日被告实际交纳代理费100000元，且原告向被告出具金额为100000元的收据，可视为双方以实际行为将代理费的支付方式由一次性变更为分期支付。原告已收取100000元代理费，并履行了部分代理义务，故该行为有效，但因该合同已解除，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继续支付剩余100000元代理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与被告杨军在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有效，原告依约收取被告杨军代理费的行为有效。二、驳回原告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负担。
杨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费超过17.5万元部分无效。根据湖北省物价局和湖北省司法厅于2006年11月24日联合颁布的《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暂行）》附件《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代理刑事案件的收费不得超过17.5万元。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费为20万元，已经超出17.5万元的最高幅度标准。故依照《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上述代理费超过17.5万元部分无效；2、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代理费的行为，法律上属于履行合同的行为范畴，该履行行为本身并未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不属于是否产生法律约束力的范畴，即该履行行为本身无是否影响的法律评价。被上诉人此项诉讼请求混淆了合同的履行“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导致诉讼请求不明确，故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费超过17.5万元部分无效，驳回被上诉人依约收取上诉人代理费行为有效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且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27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根据湖北省物价局和湖北省司法厅于2006年11月24日联合颁布的《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暂行）》附件《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代理刑事案件的收费不得超过17.5万元。而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费为20万元，已经超出17.5万元的最高幅度标准。故双方约定代理费超过17.5万元的部分无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属于地方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范畴，故不能作为法院裁判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且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上诉人杨军于委托合同签订当日仅向被上诉人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100000元，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也向杨军出具金额为100000元的收据。之后，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履行了委托代理职责。2014年3月27日，杨军以手机短信通知委托代理律师解除合同。故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4年3月27日解除并无不当。因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已收取100000元代理费，并履行了部分代理义务，原审判决认定该行为有效，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杨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杨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静
审判员 王 伟
审判员 李 娜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廖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