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知民初字第1325号
原告：深圳市华鼎星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大浪社区华宁西路星辉科技工业园E栋六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3Ｗ。
法定代表人：奚邦籽，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胜攀，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静，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台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下村社区第三工业区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46。
法定代表人：施宣明，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培韡，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迈世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8号2号楼12B，统一社会信用代码：×××06Ｕ。
法定代表人：刘雪萍，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国鹏，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深圳市华鼎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鼎星公司）诉被告台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均公司）、被告迈世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世亚公司）ZL20112009xxxx.X专利权权属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07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胜攀、熊静、台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培韡、迈世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国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台均公司将20112009xxxx.X号专利权转让给被告迈世亚公司的行为无效；2、判令被告迈世亚公司将20112009xxxx.X号专利权转让给原告；3、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一家致力于触摸屏周边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于一体的新型高科技企业。2014年12月12日原告与台均公司就触摸屏相关有形及无形财产买卖事项达成合意，并签订了《设备、成品、原料买卖及厂房转租合同》和《专利实施授权合同》等两份合同。
双方签订的《专利实施授权合同》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及“专利权质押”两部分内容。其中，第五条第一项约定，“台均公司以人民币390万的价格质押其名下所有专利给乙方”：第三项进一步约定，“专利质押款390万在台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监督下，由原告直接支付给村委，由村委代付台均公司拖欠的工人工资、房租、水电及物管等费用，剩余部分再转交台均公司”；合同第七条约定，“本合同签订至其后的15日内，台均公司须办理质押手续”；第八条第一项还约定，“台均公司违反约定的，视为该专利卖断给乙方，甲方应及时配合乙方办理专利转让手续”。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村委足额支付了专利质押款人民币390万元，但台均公司至今仍拒不依照合同约定办理质押手续，显然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前述合同第八条第一项有关违约责任的约定，台均公司应将合同签订日2014年12月12日之前其名下所有专利转让给原告。
经查询，台均公司为逃避其合同义务，不仅未及时办理专利质押手续，而且擅自将合同签订日之前其名下的绝大部分专利转让给了其关联公司，即迈世亚公司。两被告均为同一自然人施宣明实际控制的公司，台均公司将依约定应质押或转让给原告的专利转让给迈世亚公司，属恶意串通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两被告之间的转让合同属无效合同，迈世亚公司非法受让的相关专利应转让给原告。
原告为维护其合法利益，特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台均公司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台均公司没有和原告签合同。台均公司与迈世亚公司不存在串通的故意，也不可能侵犯原告的利益。台均公司与迈世亚公司约定转让专利权的时间及办理转让专利权的时间都是在原告所谓的与台均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2014年12月12日）之前，台均公司与迈世亚公司在转让专利权时，根本不可能预见台均公司在之后将与原告签订何种合同，也就不存在侵害原告权益的可能性。
二、台均公司转让专利权给迈世亚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专利权转移登记的背景是：台均公司当时资金周转困难，本案的案外人施某祯（迈世亚公司的股东）、施某协（迈世亚公司的股东）、刘雪萍（迈世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为担保人，为了代台均公司偿还巨额债务，变卖了自己的北京房产为台均公司还债，为了弥补三个担保人的财产损失，两被告达成协议，由台均公司将相关专利及股权转让给迈世亚公司。
台均公司和台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宣明为了赔偿上述案外人的损失，将台均公司名下的专利权转给迈世亚公司，同时，施宣明将其名下的迈世亚公司的股权转给三个案外人。只是因为施宣明和案外人都是台湾人，办理股权变更需要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批准，所以股权变更手续耗时较久。
三、原告无权要求直接将专利权转让给原告。原告与台均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任何合法有效的专利权转让合同，也没有签过授权合同。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迈世亚公司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第一，台均公司与迈世亚公司之间的转让专利行为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也未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该专利转让行为合法有效。首先，台均公司与迈世亚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专利转让手续（即专利著录事项变更申报）的申报时间为2014年12月8日（转让合同签订时间是2014年11月4日），而原告与台均公司签订的《专利实施授权合同》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2日。也就是说，台均公司向迈世亚公司转让专利时，原告与台均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尚未实际发生。因此，台均公司将专利转让给迈世亚公司的行为也就不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可能。其次，案外人施某祯、施某协和刘雪萍曾为台均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后因台均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无力偿还贷款。鉴于此，各方在贷款银行的主导下，经协商一致，三个案外人将其用于抵押担保的房产进行处置，用所得价款为台均公司偿还银行贷款，而台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宣明将迈世亚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三个案外人，台均公司将34项专利转让给迈世亚公司，其中34项专利作价人民币2500万元。因此，台均公司将专利权转让给迈世亚公司是案外人主动处置抵押物为台均公司偿还银行债务的协议安排，是台均公司对案外人的补偿，而不是无对价的转让，该专利转让的行为并未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合法有效。且自《协议书》签订之日起，施宣明就不再是迈世亚公司的股东，迈世亚公司也不在施宣明的控制之下，台均公司与迈世亚公司也就不存在串通的可能。因此，台均公司与迈世亚公司之间也不可能存在恶意串通转让专利的行为。
第二，原告要求迈世亚公司将专利权转让给原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如前所述，迈世亚公司的股东已为涉案专利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涉案专利是迈世亚公司通过合法的方式受让所得，是迈世亚公司合法拥有的财产。其次，吴某斐代表台均公司与原告签订《专利实施授权合同》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或效力待定）。因此，在未获得台均公司追认之前，该《专利实施授权合同》无效，原告不能依据《专利实施授权合同》主张权利。最后，原告对专利据以主张权利的合同条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条款。原告对涉案专利主张权利的依据是《专利实施授权合同》的约定，而该《专利实施授权合同》约定台均公司将专利质押给原告，在台均公司违约时，该专利就归原告所有，这样的约定属于流质，违反了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应属无效。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案经法庭审理及庭审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本案争议的专利为ZL20112009xxxx.X号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名称为“传感器、触控模组及触控电子装置”，该专利授权公告日是2011年10月19日，原专利权人为台均公司，2014年12月17日该专利的专利权人变更为迈世亚公司，现专利权人为迈世亚公司。
原告提交一份《委托书》，该委托书系台均公司向吴某斐出具的委托书，委托事项：1、委托吴某斐与买受人华鼎星公司就财产买卖事项谈判，确定买卖标的及价格；2、在与买受人（原告）签订的买卖合同上，代表台均公司签字。该委托书有加盖台均公司的公章及施宣明的签名，施宣明的签名时间为2014年12月11日，吴某斐的签名时间为2014年12月11日。原告认为，该委托书的授权明确，证明吴某斐随后与原告签订两份合同得到台均公司的授权。台均公司对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委托书仅授权吴某斐就台均公司的财产买卖事项进行谈判、确定买卖标的及价格，并在买卖合同上代表台均公司签字。授权内容十分具体和明确。台均公司对买卖合同之外的其他权利与义务的内容并未进行授权，吴某斐无权代表台均公司进行除此之外的签约，这也是在合同中需要约定“合同签字盖章生效”的原因。同时，原告起诉本案的理由系因台均公司违反所谓的专利授权合同，而不是违反买卖合同，而该委托书仅与买卖合同纠纷相关，所以该委托书与本案无关。
2014年12月12日，吴某斐代表台均公司与原告签订一份《设备、成品、原料买卖以及厂房转租合同》。合同约定：卖方以人民币390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有设备、成品、原料、电力配置卖给买方。其中合同第一条约定“卖方保证对设备、成品、原料、电力设备及所有可移动固定资产拥有所有权，保证其不侵犯任何知识产权；卖方确定属实后，卖方保证将厂内现有生产设备、成品、原料、电力设置以及其他所有乙方拥有的动产及不动产（总共有包括仓库在内的三栋厂房、一栋写字楼），全数物品转卖给买方，卖方不可带走厂内除附件一以外的任何物品。卖方现有所有定单，由买方承接生产，买方为国内唯一生产制造及可销售的厂商，并无偿合法使用卖方现有名下的所有专利”。合同第四条约定“卖方委托授权承办人签署合同后，受托承办人与买方再到卖方工厂、仓库确认所有物品，确认无误后，在卖方受托承办人监督下，由买方将人民币390万元支付给村委，村委出具收条，受托承办人在收条上签字确认支付事实。该款由村委代付卖方拖欠的工人工资费用”。台均公司称，其一无法确认是否为吴某斐本人签名，也没有骑缝签名；其二原告提供的合同内容不完整，缺乏合同约定的附件（合同第8条有注明）；其三该合同第九条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但该合同并未盖章只有签字，因此合同即使真实存在，也因缺乏生效要件而未生效。另外，该合同不涉及专利转让问题，与本案无关联性。因此，台均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2014年12月12日，吴某斐代表台均公司与原告签订一份《专利实施授权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所有专利权以排他形式授权乙方使用。其中合同第五条是对专利质押方式的约定，第1款“甲方提出以人民币390万元的价格，质押甲方名下所有专利给乙方，如附件二（附件二所列不是甲方全部专利G2专利除外，只要在甲方名下的专利，都确认为质押范围），且双方须向专利登记机关作质押备案，备案手续办理完毕，且同日签订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第五条第2款约定“解押保证，未来甲方有能力偿还乙方质押款项后，乙方需无条件且无异议主张配合甲方解押”。第五条第3款约定“专利质押手续完成后，专利质押款390万在甲方代表人或其授权的监督下，由乙方直接支付给村委，由村委代付卖方拖欠的工人工资、水电及物管等费用，剩余部分再转交甲方”。第七条是对手续履行的约定“本合同签订之日后的15日内，甲方须按《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办法》的规定办理质押手续。质押金额为人民币390万元，在合同完成备案手续日后的3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第八条约定了违约责任：1、“甲方违反约定的，视为该专利卖断给乙方，甲方应及时配合乙方办理专利转让手续”；2、“乙方违反约定的，许可失效，乙方应及时配合甲方办理备案撤销手续”；3、“因违约产生的所有直接、间接损失、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合同第十一条对合同生效进行了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且备案完成日生效”。原告认为，原告向下村村委支付390万元人民币（该款系台均公司指定支付，用于购买台均公司的原材料），村委代台均公司支付员工工资，台均公司将其名下所有的专利质押给原告。合同约定“甲方（台均公司）提出以人民币390万的价格质押甲方名下所有专利给乙方（原告）”。台均公司称：其一、对《专利实施授权合同》吴某斐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没有骑缝签名。合同内容不完整，原告未提交相关的专利清单及缺乏了合同约定的附件2。同时，该份合同仅对专利权作约定，未对专利申请权进行约定。从内容看，该份合同是一份杂糅了许可使用专利、借款及质押专利的合同；该合同内容对台均公司不公平，台均公司在未获得任何对价的情况下，需要将名下的所有专利许可给原告使用，且还需先将专利权质押给原告。其二、没有证据证明吴某斐获得了台均公司的特别授权，可以就台均公司的专利事宜代表台均公司签署该份合同。且，该合同第十一条明确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且备案完成日生效，但本案合同既未盖章，更未备案，因此该合同也不生效。其三、该合同第八条第一项约定台均公司将专利质押给原告，在台均公司违约时，该专利就归原告所有，该约定属于流质条款，违反了物权法第211条的规定，属于无效的约定。其四、合同约定原告的付款时间是在备案完成后，但本案没有备案原告却付款，也与情理不符。综上，台均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原告提交一份《合作合同》，该合同系施宣明与原告华鼎星公司于2015年08月13日签订。该合同第一段记载“鉴于台均公司与乙方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了《设备、成品、原料买卖及厂房转租合同》以及《专利实施授权合同》，为了进一步明确双方专利实施许可的权利义务，签订本合同”。该合同中有三处涂改（将甲方之一的迈世亚公司、根据《合同法》、《专利法》的规定进行了涂抹），该合同中的施宣明签名与委托书中的施宣明签名不完全一致。原告认为，该合同证明台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宣明再次确认了吴某斐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两份合同的真实性，台均公司对已签署的《设备、成品、原料买卖及厂房转租合同》及《专利实施授权合同》再次进行了确认。台均公司认为，该合同多处有涂改，且施宣明的签名与委托书不同。该合同仅有一方签名，而不是双方签名，没有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对合法性也不予确认，合同落款时间为2015年08月13日，而原告起诉时间是2015年07月份，当时台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不可能再与原告签订合同，且当时已就专利产生了纠纷，在该份协议中，却对该等内容只字未提，也与情理不合。对关联性也不予确认，该合同内容是双方生产经营的合作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
原告提交其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有：陈建军于2016年11月18日出具的声明1张、陈建军转账记录、银行流水3张、奚邦籽的平安银行电子回单3张和深圳市公明下村出具的收据1张。原告称：声明以及陈建军转账记录与银行流水能够证明陈建军代原告向村委支付了合同款人民币490万元。其中：1、2014年12月12日陈建军向村委支付了人民币100万元，由于该笔款支付时间是星期五，村委的实际到帐日期是2014年12月15日，款项流转过程在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中有详细记录；2、2015年01月06日陈建军向村委支付了人民币390万元。平安银行电子回单和收据能够证明奚邦籽代原告向村委支付了合同款290万元（奚邦籽分别于2014年12月12日、2014年12月15日、2014年12月17日分三笔支付100万元、100万元、90万元）。深圳市公明下村村委于2015年03月06日出具向原告（奚邦籽支付的款项）开具了一份收据（收到290万元）。原告认为，以上证据证明原告通过陈建军及奚邦籽向村委支付了合同款共计人民币780万元，原告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被告认为，收据是由第三方出具，台均公司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三份平安银行电子回单因为没有原件，不予确认。即使是真实的，在用户备注一栏已注明“设备和产品转让款”，即为买卖合同项下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同时，原告法定代表人转款与原告转款在法律上是完全不同概念，原告也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转款，存在未依约履行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转款能够代表原告，原告法定代表人也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390万元款项，而只支付了290万元款项，存在违约事实。对陈建军的付款记录和声明真实性台均公司无法确认。同时，声明和证据2存在矛盾，证据2约定的是质押金额在办理完备案后一次性支付，而原告却在未办理备案的情况下就委托第三方代为支付合同款项与合同约定不符、与情理不符，不应采信。
原告提供两被告企业登记基本信息，反映台均公司与迈世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施宣明，迈世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6年10月09日发生变更，变更为刘雪萍，但在与原告合同签订合同及履行过程中，迈世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都是施宣明。证明涉案专利转让时，台均公司与迈世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施宣明，施宣明至今仍是台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被告属于关联企业。台均公司在与原告签订合同后即将其授权专利全部转让给迈世亚公司，属于恶意串通，逃避合同义务的行为，应属于无效行为，迈世亚公司非法受让的专利应当转让给原告。施某协、刘雪萍是台均公司的高管（施某协是公司监事，刘雪萍是公司董事），他们与台均公司及施宣明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关系。在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显示施某祯系施某协的胞弟。施宣明、施某协、施某祯三人是亲兄弟。由此可见台均公司和迈世亚公司之间的专利转让行为系恶意。
两被告认为，对原告提交的两被告企业基本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迈世亚公司与台均公司不是关联关系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不同。虽然案外人施某协和刘雪萍是台均公司的高管，但是他们也为台均公司偿还银行借款支付了款项，为获得专利支付了对价，为此不存在恶意转让的情形。
迈世亚公司认为：《设备、成品、原料买卖及厂房转租合同》是原告与台均公司之间关于设备、成品、原料买卖以及厂房转租的合同，与迈世亚公司无关，也与本案无关。对《专利实施授权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该合同的质证意见与台均公司的意见相同。另外，该合同是原告与台均公司之间的合同，与迈世亚公司无关。同时，从该合同的内容来看，合同约定台均公司将专利质押给原告，在台均公司违约时，该专利就归原告所有，这属于流质，违反了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该约定无效。此外，根据合同落款，该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12月12日，在台均公司向迈世亚公司转让专利的时间之后。对《委托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委托书与本案无关。对该委托书的质证意见与台均公司的意见相同。从委托书的内容来看，台均公司仅委托吴某斐与原告签订财产买卖合同，并不包括《专利实施授权合同》，因此，即使该委托书真实，吴某斐也无权代表台均公司签订《专利实施授权合同》。如该《专利实施授权合同》未获得台均公司的追认，则该合同对台均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对《合作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该合同的质证意见与台均公司的质证意见相同。首先，该合同是原告与台均公司之间的合同，与迈世亚公司无关，也与本案无关。其次，该合同的签订时间也明显不合理。该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08月13日，而原告在2015年07月份已经就该案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显然不合常理。对收据以及转账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台均公司的意见相同。另外，即使该收据和转账流水真实，该收据及转账流水也是案外人奚邦籽、陈建军与深圳市公明下村股份合作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与台均公司和迈世亚公司无关。无法确认声明是否是陈建军本人所出具，且陈建军出具声明是作为证人，其应出庭作证。对《台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专利清单》、《台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专利著录变更情况》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台均公司相同，另外，该专利著录变更情况所记载的登记生效时间并非台均公司和迈世亚公司签订专利转让合同和向知识产权局办理专利著录事项变更申报的时间。对两被告企业基本信息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虽然施某协和刘雪萍为台均公司的高管，但高管是不需要为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因此施某协和刘雪萍代台均公司承担了银行债务后，台均公司以专利作价补偿施某协和刘雪萍也是合理合法的。其他质证意见与台均公司的相同。在台均公司、施宣明与迈世亚公司的股东签订《协议书》以后，施宣明就不再是迈世亚公司的股东，迈世亚公司也不受施宣明的控制。
两被告提交一份《授信额度合同》。证明：2014年04月11日，台均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广发银行向台均公司（甲方）提供最高达人民币2500万元的授信额度。
两被告提交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明：案外人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于2014年04月11日分别与广发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三人各自所有的房产共计7套为台均公司向广发银行贷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经银行评估，案外人用于抵押的7套房屋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4,083.193万元。
两被告提交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为甲方（台均公司）与乙方（施宣明）、丙方（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于2014年10月31日签订的协议。证明：台均公司、施宣明与案外人就案外人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主动处置房产替台均公司偿还银行贷款，以及台均公司、施宣明如何弥补案外人损失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其中内容有：1、施宣明同意将其持有的100%迈世亚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2、台均公司同意将其所有的、登记在其名下的34项专利权转让给迈世亚公司。
两被告提交《委托书》。证明案外人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为了替台均公司偿还债务，委托第三人陈某某出卖了三个案外人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名下7套房产。
两被告提交《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及房产证。证明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将其名下7套房产已经卖给其他人。两被告提交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等凭证。证明案外人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替台均公司还清了银行借款。两被告提交《授信业务结清证明》及注销申请。证明台均公司已经于2015年08月26日还清了银行借款人民币2500万元。
迈世亚公司补充提交《关于迈世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该批文时间为2016年08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和发证时间为2016年08月25日。证明：施宣明已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其拥有迈世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刘雪萍。
被告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信息。证明台均公司与迈世亚公司之间转让专利的著录事项变更申报时间为2014年12月08日，在原告与台均公司签订合同之前。
原告对两被告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1只能证明广发银行给予台均公司一定金额的授信额度。此份合同并非借款合同，并不能证明广发银行是否实际发放贷款，以及还款期限。
被告提交证据2只是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为台均公司的授信合同提供抵押担保，与本案没有关联。而且，该所谓的抵押行为是否实际履行亦不得而知。
被告提交的证据3（协议书），协议三方当事人均为紧密的关联关系，乙方施宣明是台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丙方中的施某协、刘雪萍是台均公司的高管，丙方中的施某祯是施某协的胞弟。因此，该协议书的三方当事人均为利害关系人，协议书内容造假的可能性高，可能相互串通，利用虚假合同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该协议书的内容不符合常理，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其一，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该授信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生效日（合同签订日为2014年04月11日）起至2015年04月10日止，按理说，还贷的期限至少要到2015年04月10日，为什么会在半年前的2014年10月31日就匆忙签订这份所谓的协议书来讨论解决还贷的问题。协议书写明“……无法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期限尚未到，哪来的“无法按时”。其二，即使按两被告主张的台均公司向广发银行借款2500万元，案外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等三人签订的《最高抵押合同》第二条第一款中明确约定了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2500万元，也就是说担保责任限额是不可能超过2500万元的，为何在本协议书第三条第1款确定丙方（即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的损失为4083.93万元，显然不符合常理。其三，台均公司股东中有多家风投公司进入，该公司应该为一个法人治理完善、管理非常规范的公司，公司在签订如此重要的合同且将公司重要资产34项专利权转让给公司高管，理应由公司股东会决议，但台均公司并未向法庭提交股东会决议，这进一步证明该协议书不具备真实性。迈世亚公司股东的实际变动与协议书的约定不符也证明该协议书的内容不真实。在协议书第二条第1款约定乙方施宣明将其持有的迈世亚公司股份在2014年12月30日向转让给丙方，其中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持股比例分别为施某祯49.35%、施某协28.90%、刘雪萍21.75%。但实际情况是，施宣明在2016年10月9日才将其股份转让给刘雪萍，刘雪萍占有100%股份，该实际履行情况与协议中的约定完全不同。该协议书仅签字页有当事人各方签字，并未经过公证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见证，且合同正文部分并没有签字，因此，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
对被告提交证据4（委托书）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合法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提交的证据4中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均委托陈某某作为其代理人负责房屋的买卖甚至是房屋所售价款的收取，但陈某某又是涉案房产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1号楼21层A座2507、2508、2509、2510的买受人，明显左手倒右手，严重违背常理。其次，7套房产的总售价2408万元，总价款未达最高抵押登记的2500万元，且该价格亦远低于广发银行对7套房产的评估价。
对被告提交证据5（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不确认，此房屋买卖合同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所售的7套房屋中，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1号楼21层A座2503、2505、2507、2508、2509、2510的售价分别是3550000元、3020000元、3025700元、3547100元、2219910元、2219910元，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8号2号楼10层11A的售价为6500000元，合计24082620元，不仅远低于广发银行对7套房屋的评估价4083.193万元，甚至还低于最高抵押额2500万元，这显然违背常理，进一步证明这些合同不具真实性。此外，即使这些合同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是否实际履行。
对被告提交证据6（还款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符合常理。其一，被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陈某某将卖房款为台均公司偿还借款，因此，仅凭该证据无法认定其与台均公司提供的证据3中的协议书存在关联。其二，按协议书的约定，作为丙方的三案外人应当是先将相关房产出售，再以房款代台均公司还款，但原告注意到，陈某某的多笔还款时间发生在房屋买卖合同之前，这显然与协议书的约定不符。其三，该11次还款记录中，2014年12月18日的银行回单摘要中并没有注明是替台均公司还款，而2015年01月27日的140万元的银行回单摘要中明确载明为“台均科技银承”，即这笔款项针对的是银行承兑汇票，与贷款无关。其四，陈某某的还款次数为11次，时间跨度从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04月21日，长达4月个之久，还款额从人民币800万元至1.69万元不等，不符合常理。最后，按被告所主张陈某某代收了三案外人7套房屋的卖房款，然而，买卖合同的总金额只有24082620元，不可能替台均公司还款25638354.9元。基于以上诸多不合常理之处，原告认为陈某某的还款行为与本案无关联。原告认为，房产属于抵押贷款，根据银行的交易规则，房产抵押后，必须先把房产抵押款一次性付清后银行才会解除抵押。
对被告提交证据7（结清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首先，该结清证明的开具时间并非还清借款的时间，不能将其与证据6的还款凭证相关联；其次，该结清证明明确指出“借款合同金额2500万元”，但被告却拒不提交该借款合同，因此无法确认借款合同是否与本案有关联。
对被告提交证据9、10（批复、批准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显然，施宣明并没有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股权按施某祯49.35%、施某协28.90%、刘雪萍21.75%的比例转让，而是100%的转让给了刘雪萍，这进一步证明所谓的协议书不真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专利权权属纠纷。原告主张其与台均公司签订的《设备、成品、原料买卖以及厂房转租合同》和《专利实施授权合同》，原告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台均公司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将涉案的专利转让给原告。两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设备、成品、原料买卖以及厂房转租合同》不涉及专利的问题，原告主张的《专利实施授权合同》，其合同的签订人吴某斐没有台均公司的授权，该合同对台均公司没有约束力，该合同也不是专利权转让合同，合同中涉及专利权质押也违法《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规定，属于无效的约定。两被告还认为，台均公司将涉案专利转让给迈世亚公司，符合法律规定，且在原告与台均公司签订合同之前。
本院对案件当事人争议的问题进行如下分析：
本案争议的《设备、成品、原料买卖以及厂房转租合同》及《专利实施授权合同》对台均公司有无约束力。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2014年12月11日，台均公司向吴某斐出具的《委托书》，委托事项：1、委托吴某斐与买受人深圳市华鼎星科技有限公司就财产买卖事项谈判，确定买卖标的及价格；2、在与买受人（原告）签订的买卖合同上，代表台均公司签字。该委托书有加盖台均公司的公章且有台均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宣明的签名。2014年12月12日，台均公司与原告签订《设备、成品、原料买卖以及厂房转租合同》，该合同内容为：台均公司将其厂内现有生产设备、成品、原料、电力设置以及其他所有的动产及不动产，以人民币390万的价格转卖给原告。该合同虽没有台均公司盖章，但有吴某斐的签名，由于该合同内容与台均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事项一致，故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对台均公司和原告均有约束力。但是，该合同并不涉及专利权的许可或者转让的等问题。原告主张的《专利实施授权合同》，其签订时间虽然与《设备、成品、原料买卖以及厂房转租合同》签订时间为同一日，也是吴某斐签名，但该合同的内容是专利许可使用以及专利质押等问题，该内容与台均公司给吴某斐的委托书委托事项不符，事后也没有得到台均公司的追认，且合同对生效条件进行了明确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且备案完成日生效），因此该合同并未生效，也不能代表台均公司的意思表示，对台均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原告主张的《专利实施授权合同》是否存在表见代理的问题。本案当事人虽然未就吴某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提出主张，但因《专利实施授权合同》没有台均公司的盖章，只有吴某斐的签名，故本院对此也作出分析。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首先，原告并没有主张，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在2014年12月12日之前，原告与台均公司之间存在商业往来关系，即吴某斐曾经代表台均公司与原告之间签订其他经济合同；其次，吴某斐代表台均公司是根据台均公司向吴某斐出具的委托书，而委托书的委托事项是明确的，并不涉及专利权转让的问题；再次，《专利实施授权合同》是解决专利许可的问题，如果对于《设备、成品、原料买卖以及厂房转租合同》发生违约，也应当是在《设备、成品、原料买卖以及厂房转租合同》中约定，出现在《专利实施授权合同》中不符合常理。故吴某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另外，原告要求被告转让涉案专利的依据是《专利实施授权合同》第八条约定的“甲方违反约定的，视为该专利卖断给乙方，甲方应及时配合乙方办理专利转让手续”，该约定属于流质条款，我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因此，该约定也违反了物权法的规定。
原告提交一份《合作合同》以证明台均公司确认《设备、成品、原料买卖以及厂房转租合同》及《专利实施授权合同》的真实性。台均公司对该合作合同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该合作合同内容是原告为台均公司加工及供应产品（IC）的问题，并非专利权质押或者转让；该合同有三处涂改（将甲方之一的迈世亚公司名称、根据《合同法》、《专利法》的规定进行了涂抹）；该合同中的施宣明签名与原告提交的委托书中施宣明签名不一致，而委托书中的施宣明签名与施宣明在迈世亚公司提交的《授信额度合同》及《协议书》的签名均一致，现台均公司对该合同真实性提出异议，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该合同不具有证明力，即不能以该合同证明台均公司确认专利权质押或者转让的事实。
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反映，案外人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于2014年04月11日分别与广发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三人房产为台均公司向广发银行贷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同日，台均公司与广发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授信额度合同》，广发银行向台均公司提供人民币2500万元的授信额度（即借款）。台均公司与施宣明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于2014年10月31日签订的协议，施宣明同意将其持有的迈世亚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台均公司同意将其所有的、登记在其名下的34项专利权转让给迈世亚公司。案外人施某祯、施某协、刘雪萍于2015年08月26日替台均公司还清了银行借款。台均公司与迈世亚公司之间转让专利的著录事项变更申报时间为2014年12月08日，在原告与台均公司签订合同之前，该专利的专利权人于2014年12月17日变更为迈世亚公司。上述事实，证明迈世亚公司的股东刘雪萍和案外人施某祯、施某协为台均公司还清了银行借款，台均公司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将涉案专利权转让给迈世亚公司，符合法律规定，且时间发生在原告与台均公司之间签订合同之前。施宣明在台均公司和迈世亚公司的身份，不能否定上述已经建立的法律关系及发生的事实，且上述事实在原告与台均公司买卖关系之前，不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如果原告与台均公司在签订买卖合同时，原告不知道两被告之间就专利权转让等问题，也只是存在台均公司隐瞒重大事项（专利权转让）的可能，原告应当另寻途径进行解决，故原告主张两被告恶意串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专利实施授权合同》，代表台均公司签字的吴某斐没有得到授权，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就（盖章、专利实施合同备案后生效），事后也未被台均公司追认。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合同条款内容也违反了法律规定。涉案专利权已经在原告与台均公司签订合同之前，由台均公司转让给迈世亚公司（两被告签订转让协议及专利变更申报时间均在原告与台均公司签订合同之前）。即使按照原告对其与台均公司之间的合同的理解，合同约定的质押物（涉案专利权）也已经由台均公司转让给迈世亚公司，原告的主张也无法履行，台均公司对原告的违约责任，也只能通过寻求其他途径解决。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市华鼎星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于 春 辉
审判员 欧 宏 伟
审判员 周 建 康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余再丰（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