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35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丽萍，自由职业。
委托代理人：刘晓军，湖北演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华，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郑萍，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运芝，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郑萍，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130号。
负责人：王国全，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费雪峰，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红明，自由职业。
上诉人邓丽萍为与被上诉人张建华、冯运芝、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及原审被告刘红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5）鄂洪山张民初字第00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潘捷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晏明、审判员万军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3日13时50分左右，刘红明驾驶鄂E×××××号小客车，沿武汉市洪山区文馨街由东向西行驶，行至文馨街金地小学前路段时，遇张某驾驶悬挂武汉C31288（黄牌）两轮电动摩托车载乘案外人胡方沿文馨街由西向东左转弯行驶，小客车前部与两轮电动摩托车发生碰撞，张某及案外人胡方受伤。后张某被送至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抢救，于2015年6月1日因抢救无效死亡。张某抢救期间共发生医疗费107668.63元，其中邓丽萍垫付18000元。2015年6月26日，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交通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红明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时，对路面情况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未确保安全行驶，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是此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张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违反禁止线指示，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是此事故发生的另一原因，据此认定刘红明和死者张某承担此事故同等责任，案外人胡方无责任。死者张某家属及刘红明均对上述事故认定申请复核，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于2015年8月3日作出复核结论，维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交通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2015年6月9日，武汉荆楚法医司法鉴定所受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交通大队委托，对张某的尸体进行了检验，并出具法医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张某系因交通事故致严重颅脑损伤合并失血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原审另查明，张某生前系汉口学院2011级在校大学生。张建华是张某的父亲，冯运芝是张某的母亲。邓丽萍是鄂E×××××号小客车的车主。邓丽萍是刘红明的继母，事故发生时邓丽萍将车辆借给刘红明使用。2014年6月27日，邓丽萍委托4S店为该车在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交强险保险限额为122000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为500000元，且投保了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限均为2015年1月29日至2016年1月28日，经邓丽萍申请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结论确认其为肇事车辆投保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上“邓丽萍”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
原审还查明，刘红明于2012年4月16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为C1，有效期为2012年4月16日至2018年4月16日。2010年9月10日，枝江市公安局查获刘红明有吸毒的违法行为，对其给予罚款500元的处罚，同时决定对其社区戒毒3年。2013年6月19日，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根据上述社区戒毒提示，依照《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123号令）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注销了刘红明的驾驶证。本案事故发生时刘红明的驾驶证处于注销状态。2015年6月26日，枝江市公安局作出撤销社区戒毒决定书，决定撤销对刘红明的社区戒毒决定。2015年6月27日，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根据枝江市公安局的函告恢复了刘红明的驾驶证。
原审法院认为，2015年5月23日13时50分左右，刘红明驾驶鄂E×××××号小客车，在武汉市洪山区文馨街金地小学前路段与张某驾驶的悬挂武汉C31288（黄牌）两轮电动摩托车相撞，并致张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属实。在该事故中，刘红明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时，对路面情况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未确保安全行驶，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是此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张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违反禁止线指示，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是此事故发生的另一原因，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刘红明和死者张某承担此事故同等责任、案外人胡方无责任并无不当。刘红明辩称自己依法取得了驾驶证，也没有吸食毒品，公安机关认定其无证驾驶和服用违禁药品驾车依据不足，但其关于驾驶证合法有效的辩称意见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所需药物所致的辩称意见也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张建华、冯运芝系张某的直系亲属，在张某因该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可依法主张权利。经庭审查明的事实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原审法院对张建华、冯运芝的经济损失依法予以确认，张某抢救期间的医疗费107668.63元、死亡赔偿金497040元（24852元／年×20年=497040元）、丧葬费21608.5元（43217元／年÷2）、处理事故人员的食宿费、交通费、误工费酌情认定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认定40000元等经济损失共计686317.13元。张建华、冯运芝主张处理事故人员的食宿费、交通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有部分要求过高，依法应予以酌减。因刘红明与死者张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故对于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的损失张某应自行承担50%。综上，对张建华、冯运芝要求刘红明等赔偿其经济损失616054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据实部分予以支持。张建华、冯运芝亲属张某因与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损失，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作为交通事故中鄂E×××××号小客车交强险的承保单位，依法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张建华、冯运芝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事故人员的食宿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120000元（其中医疗费10000元，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事故人员的食宿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10000元）。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系该交通事故鄂E×××××号小客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承保单位，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因刘红明在事故发生时有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情形，依据作为保险合同附件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作为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刘红明作为肇事司机应根据其在事故中的责任大小对张建华、冯运芝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应赔付张建华、冯运芝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事故人员的食宿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283158.57元［（686317.13元-120000元）×50%］。邓丽萍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同时也是肇事司机刘红明的继母，其应当知道刘红明没有驾驶资格，还将车辆借给刘红明驾驶并上路行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由于邓丽萍已为死者张某垫付医疗费18000元，故刘红明实际还应向张建华、冯运芝赔偿265158.57元，邓丽萍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邓丽萍关于其见过刘红明驾驶证原件，借用时尽到了注意义务，不应当承担责任的辩称意见，鉴于邓丽萍与刘红明系继母子关系，其应当知道刘红明曾因吸食毒品被作出社区戒毒决定，并因此被注销了驾驶证，故原审法院对其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邓丽萍关于保险公司提供了格式合同，且未就保险条款作任何说明，投保单上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保险公司不应免责的辩称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投保单上的签名虽非邓丽萍本人所签，但邓丽萍在答辩及质证过程中多次陈述其保险是在购买车辆时由4S店代办，且邓丽萍认可4S店代其投保所形成的保险合同的效力，因此，不能排除该签名是其委托的4S店工作人员所签，故邓丽萍以投保单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为由主张保险公司免责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无证驾驶属于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同时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在保险条款中已使用黑体字标识，并列专章，应视为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原审法院对邓丽萍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张建华、冯运芝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事故人员的食宿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120000元；二、刘红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张建华、冯运芝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事故人员的食宿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265158.57元；三、邓丽萍对刘红明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张建华、冯运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90元，由刘红明负担。
宣判后，邓丽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邓丽萍上诉认为：一、原审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认定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错误，且对精神抚慰金认定过高；二、原审认定投保时间错误，邓丽萍并未委托也不必要委托4S店购买保险，4S店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且投保单上的签名经鉴定不是邓丽萍本人所签，邓丽萍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完全不知情，免责条款无效，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三、刘红明因吸毒受到行政处罚是在取得驾照之前，邓丽萍也并不知道刘红明驾照被注销的情况，邓丽萍的借车行为并无过错，一审认定邓丽萍有过错并判决邓丽萍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对张建华、冯运芝的损失重新计算并改判由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赔偿张建华、冯运芝的全部损失，或者将该案发回重审。张建华、冯运芝及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均答辩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红明同意邓丽萍的上诉意见。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鄂E×××××号小客车的保险单载明该车辆在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日期为2015年1月28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原审认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否正确，精神抚慰金的金额是否合理；二、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责任；三、邓丽萍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一、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和精神抚慰金的金额问题。张某生前系汉口学院2011级在校大学生，张建华、冯运芝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张某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前在武汉市城区连续居住生活的事实，故原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原审根据本案具体情况，酌情认定精神抚慰金40000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维持。
二、关于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责任的问题。邓丽萍在原审过程中提交的答辩状载明其“在中国平安财险宜昌中心支公司购买保险时，是4S店代办的”，在对投保单发表质证意见时陈述“我买车的时候是4S店的工作人员帮我办的保险，我只负责交钱”。由此可知，在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购买保险并不违反邓丽萍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由4S店的工作人员代为办理投保相关手续，故原审认定邓丽萍委托4S店为该车在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正确。虽然经鉴定证明投保单上的签名不是邓丽萍本人所签，但由于投保行为系邓丽萍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也实际交纳了保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该投保单对投保人邓丽萍具有法律效力。由于该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部分第2项载明“本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和《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保险条款》”，故邓丽萍主张其未收到相关保险材料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于2015年8月3日作出的武公交复字（2015）第6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认定刘红明存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平安财险宜昌中心支公司在保险条款中将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列入了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部分，并以加粗的黑体字予以了标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本院认为平安财险宜昌中心支公司已经尽到了法律、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提示义务，邓丽萍认为平安财险宜昌中心支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主张上述免赔条款不生效，与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本院认定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作为鄂E×××××号小客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不承担商业保险的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部分的赔偿责任，由侵权人承担。对于邓丽萍主张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并由平安财保宜昌支公司承担商业保险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邓丽萍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2010年9月10日，枝江市公安局因刘红明的吸毒违法行为对其给予罚款500元的处罚，同时决定对其社区戒毒3年，虽然枝江市公安局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的2015年6月26日决定撤销刘红明的社区戒毒决定，宜昌市公安局“于2015年6月27日恢复了刘红明的驾驶证”，但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于2015年8月3日作出的武公交复字（2015）第6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认定“刘红明驾驶证于2013年6月19日已被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注销，至2015年5月23日其驾驶证仍处于注销状态，刘红明事发时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属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刘红明辩称其并未收到公安交管部门注销其驾驶证的通知，对驾驶证被注销的情况并不知情，本院认为注销驾驶证的通知是否送达了刘红明属于公安机关行政行为的范畴，不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审查的范围，且刘红明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接受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交通大队询问时，陈述其于2013年在深圳被查酒驾时得知其驾驶证被注销的情况，并在之后向宜昌市交管部门进行了反映。因此，刘红明在本案中不能以不知道其驾驶证被注销为由对抗民事诉讼案件中的赔偿权利人及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邓丽萍系刘红明的继母，基于双方的家庭成员关系，邓丽萍应当知道刘红明曾因吸毒被行政处罚并被注销驾驶证的事实，且经公安机关认定，刘红明在本次事故中存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及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故邓丽萍将其所有的鄂E×××××号小客车交由刘红明驾驶存在过错，邓丽萍主张其不知道刘红明在本次事故中存在上述违法行为的上诉意见，不能对抗本案中的赔偿权利人，原审判决邓丽萍对刘红明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90元，由邓丽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 捷
审判员 晏 明
审判员 万 军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