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4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华生，男，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傅杰，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男，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公民身份号码：×××6510。
委托代理人：王新，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晓彬。
原审被告：珠海市鹤洲草原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金湾区。
法定代表人：钟华生，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黄桂荣，男，汉族，住珠海市金湾区，公民身份号码：×××4634。
原审被告：黄志平，男，汉族，住珠海市金湾区，公民身份号码：×××4011。
原审被告：珠海金绿洲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斗门区。
法定代表人：杨宗超，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李凤茹，女，××年××月××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原审第三人：梁宝华，男，现羁押于广东省韶关监狱，公民身份号码：×××4053。
上诉人钟华生因与被上诉人刘洪、原审被告珠海市鹤洲草原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洲公司）、黄桂荣、黄志平、珠海金绿洲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绿洲公司）、原审梁宝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孙永红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崔拓寰、李苗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林粤锴担任法庭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7月26日，刘洪与梁宝华作为乙方与自称代表鹤洲公司全体股东的钟华生作为甲方，签订了《框架协议》，约定了如下内容：现经甲方阐述及提议，乙方认同甲方的技术、理念，双方决定进行合作，并对鹤洲公司（股权改造前称鹤洲公司，改造后称合作公司）股权进行改造。1.合作内容及模式。双方合作的范围包括：以粮竹草为核心的草种研发、草类种植、繁衍及其衍生产业。合作模式：甲方以其现有的技术和产业链模式、知识产权及鹤洲公司粮竹草产业对外合作机会等无形资产入股，乙方以现金出资入股，双方共同对鹤洲公司进行股权改造。股权改造完成后，甲方投入劳务、无形资产，乙方投入资金并对合作公司进行必要管理，其他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合作公司将作为双方从事草原农业产业研究、宣传、开发、经营的唯一平台。2.双方出资及股权分配。甲方出资（略）。乙方出资：乙方负责合作公司投资额（含注册资金本）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拟用于合作公司收购此前鹤洲公司既有的固定资产，其余2000万元用于合作双方的注册资本金和投资款。乙方应予签订本框架协议之日起三日内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300万元作为本协议履行定金，并应当自定金支付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甲方指定账户再支付700万元投资款。其余2000万元视合作公司项目运作及相关融资逐步投入，具体进度另行协商。股权分配：依据上述拟出资情况，确定甲方占合作公司比例为56%，乙方占合作公司比例为44%。3.合作公司治理结构（略）。4.债权债务划断及资产买断。债务划断（略）。双方确定股权改造完成日（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之日）为基准日。鹤洲公司在基准日及基准日前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甲方（即鹤洲公司现有股东全体）负责承担；基准日后合作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作公司承担。双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后七日内对鹤洲公司现有资产（包括有形无形资产）进行清理造册，并由双方签字确认。经清理鹤洲公司现有资产净值大于等于400万元的，双方同意由合作公司作价1000万元进行收购；经清理鹤洲公司现有资产小于人民币400万元的，双方同意由合作公司按照该等资产净值2.5倍（2.5：1）进行收购。合作公司应当在股权改造完成日后九十日内，向甲方支付此前鹤洲公司所有资产的买断款。该款根据目前情况暂定为1000万元，乙方有权根据资产清理情况及本条第2款之规定进行调整。5.双方在合作公司的分工（略）。6.其他事项。双方应在本框架协议签订后，尽快完成资产清理、尽职调查和其他事项的磋商，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并据以申请鹤洲公司股权变更。正式合作协议生效之日起，本框架协议自行终止。……甲方另应提供鹤洲公司其他股东关于洽谈、签订双方正式协议的书面授权。
《框架协议》签订后，梁宝华退出了该合同的履行。刘洪依照钟华生的指示，于2011年8月9日向金绿洲公司账户转账120万元，于2011年11月16日向鹤洲公司账户转账180万元，鹤洲公司出具金额为120万元和180万元的《收款收据》两张给原告，载明是收到刘洪的投资款。之后，《框架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并未履行，双方亦未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
2013年7月22日，刘洪作为乙方与自称代表鹤洲公司现有全体股东的钟华生作为甲方，签订了《终止合作协议》一份，内容包括：1.双方签订原协议，是为了对鹤洲公司进行股权改造，……但由于各种原因，鹤洲公司至今未能进行股权改造、乙方也未能继续投入，乙方在整个合作过程并无过错，现双方同意终止原协议，不再就相关事项进行合作。2.对于乙方之前已经投入的300万元预付款及两年多的利息（关于2013年11月16日之前的利息按照年利率15%计算），甲方同意向乙方返还394.5万元，具体在2013年11月9日前向原告返还投资款本息160.5万元，在2013年11月16日之前再向原告返还投资款本息234万元；3.逾期未能偿还，视为甲方违约，甲方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年息28%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4.担保人珠海市鹤洲草原牧业有限公司为甲方在本协议的债务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终止合作协议》签订后，鹤洲公司也未在合同上签字盖章。
2011年1月12日之后至2013年12月20日之前，鹤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钟华生，之后变更为郑翠英。鹤洲公司的投资者是钟华生、黄志平、黄桂荣。
《框架协议》和《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处均注明“钟华生（代表鹤洲公司现有全体股东）”，关于“代表鹤洲公司现有全体股东”的含义，钟华生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其是鹤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框架协议》是钟华生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代表公司签订的，在第二次庭审中，称其代表合同签订的甲方即钟华生、黄志平、黄桂荣，此种表述是法律文书的偏差，根据实际履行情况，因钟华生未取得黄志平、黄桂荣的授权，因此《框架协议》是效力待定的合同，鹤洲公司分别于2011年8月9日和11月16日的收到两笔款，并向刘洪和梁宝华出具了收据，意味着鹤洲公司从事实上追认了钟华生以鹤洲公司的名义与刘洪、梁宝华签订的《框架协议》，合同的甲方应是鹤洲公司。
就《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甲方另应提供鹤洲公司其他股东关于洽谈、签订双方正式协议的书面授权”作何理解，原告和钟华生、鹤洲公司均认为，是表示在签订正式协议的时候，要有鹤洲公司其他股东的书面授权。
就《框架协议》的性质，原告称，原告注入资金给鹤洲公司，成为鹤洲公司的股东，钟华生、黄桂荣、黄志平对鹤洲公司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清理造价，再确认股东身份和股权，实质上就是对鹤洲公司增资扩股。钟华生认为协议内容是刘洪和梁宝华向鹤洲公司投资，是对鹤洲公司增资扩股，但与钟华生、黄桂荣、黄志平没有关系。
关于《框架协议》乙方出资部分为何要收购鹤洲公司的固定资产，原告认为，最终目标是为了增资扩股，其中原告出资的1000万元是用于支付给鹤洲公司的原股东，也就是对鹤洲公司的股东构成进行改造，也可以说是用来买原股东在鹤洲公司的股权。钟华生不认可，认为协议中没有反映。鹤洲公司不认可该款是买断原股东的投资，认为是原告对鹤洲公司的投资款。
关于涉案300万元的性质和具体用途，鹤洲公司称是刘洪和梁宝华对鹤洲公司的投资，也是定金，已经用于生产经营；原告认为之前是投资款，签订《终止合作协议》后是占用款。
关于鹤洲公司为何没有在《终止合作协议》上以担保人身份盖章，鹤洲公司的代理人表示不清楚；钟华生称是因为法律意识不强；原告称是基于对钟华生的信任，是否盖章都不影响合作的效力。
关于金绿洲公司为什么借账户给鹤洲公司使用，金绿洲公司称因为鹤洲公司的账户发生变更，金绿洲公司收取了120万元后转给了鹤洲公司。鹤洲公司对此予以认可。
以上事实，有《框架协议》、刘洪个人账户流水记录、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收款收据、《终止合作协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商事登记簿、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备案登记通知书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签约主体。其一，从内容看，《框架协议》约定了甲方以其现有的技术和产业链模式、知识产权及鹤洲公司粮竹草产业对外合作机会等无形资产入股，乙方以现金出资入股，乙方投入的资金，其中一部分收购鹤洲公司的固定资产，另一部分作为投资款，即是将鹤洲公司的固定资产由刘洪和梁宝华买断持有，并对鹤洲公司增资扩股，这必然导致鹤洲公司股份构成和股东组成的变更，因此，《框架协议》所指的股权改造，既包括对股东构成进行改造，也包括对股份构成进行改造，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应属于公司股东会的权力，因此，签订上述协议的甲方主体应是鹤洲公司的全体股东；其二，从签约双方的意思表示看，在《框架协议》和《终止合作协议》的首部，甲方钟华生的后面用括号注明“代表鹤洲公司全体股东”，表明签订合同的双方主体也认定合同甲方应该是鹤洲公司全体股东，而不是鹤洲公司或者钟华生；在《框架协议》的其他事项里也约定，“甲方另应提供鹤洲公司其他股东关于洽谈、签订双方正式协议的书面授权”，表明该《框架协议》是前期框架协议，在进行资产清理等其他事项后，才能签订正式协议，而且，签订正式协议要有鹤洲公司其他股东的书面授权，证明刘洪和钟华生认可正式的签约主体是甲方全体股东；在《终止合作协议》中，鹤洲公司是以担保人的身份提供担保，表明合同当事人均认可，鹤洲公司不是签订协议的甲方，而是甲方的担保人。综上，《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主体，无论从法律规定看，还是从签约方的意思表示看，都应是鹤洲公司的全体股东。
二、关于《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实际签约主体。上述协议的签字者是钟华生，事实上鹤洲公司的其他股东并未参与上述协议的签订，钟华生也未取得其他股东的授权，事后其他股东也未进行追认，因此，鹤洲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成为上述协议的签订主体。签订上述协议时，钟华生既是鹤洲公司的股东之一，也是鹤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华生是基于哪一身份签订《框架协议》，直接关系到协议效力的认定和责任承担，对此应作出认定。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上述两份协议的甲方主体是同一的，其次，如果钟华生作为鹤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协议，协议的甲方就应是鹤洲公司，但根据《终止合作协议》中签约的甲乙双方将鹤洲公司列为合同担保人来看，签约双方是将鹤洲公司作为合同甲乙双方之外的另外一方主体来对待，因此，钟华生不是以鹤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订协议，只能是以鹤洲公司的股东个人身份签订协议；其三，钟华生和鹤洲公司认为，钟华生代表全体股东签订合同，但鹤洲公司事后收取投资款300万元并向刘洪出具《收款收据》，表明鹤洲公司对钟华生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因此，合同主体实际为鹤洲公司。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乙方是向甲方指定账户付款，刘洪支付涉案300万元是依据合同甲方及钟华生的指示，鹤洲公司收款后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不构成对钟华生代理行为的追认，不发生合同主体变更为鹤洲公司的效力。综上，《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实际签约主体为钟华生，对于钟华生、鹤洲公司关于签约甲方主体是鹤洲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三、《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效力及责任承担。经查，《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均是由钟华生个人签订，没有取得鹤洲公司其他股东的授权，也未得到其他股东的追认，属于无权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对于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相关责任应由行为人即钟华生自行承担。
四、关于刘洪主张的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刘洪主张的本金和利息是源于《终止合作协议》的约定，因《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相关合同责任均由行为人即钟华生自行承担，而《终止合作协议》是刘洪和钟华生就《框架协议》终止履行后的相关责任后果进行的协商，对钟华生和刘洪具有约束力，因此，对于刘洪要求钟华生归还30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对于双方约定的2013年11月16日之前的利息共94.5万元，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对于2013年11月16日之后的利息28%，约定过高，原审法院调整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关于钟华生、鹤洲公司提出的刘洪在履行《框架协议》时有违约行为，无权要求钟华生支付300万元投资款本金及利息的辩解意见。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刘洪和钟华生已经在《终止合作协议》中就《框架协议》履行不能、刘洪对此无过错进行了确认，并就如何返还刘洪投资款300万元及支付利息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钟华生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相关义务，对相关辩解不予采纳。
五、关于刘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刘洪和第三人均确认梁宝华已退出合同履行，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对钟华生、鹤洲公司认为刘洪主体不适格的意见不予采纳。黄志平、黄桂荣、鹤洲公司、金绿洲公司均不是合同主体，对于刘洪要求黄志平、黄桂荣、鹤洲公司、金绿洲公司承担责任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钟华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刘洪返还人民币300万元；二、钟华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刘洪支付利息94.5万元；三、钟华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刘洪支付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300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11月17日起计算，计算至本判决判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四、驳回刘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54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5，547元，由刘洪负担864元，钟华生负担44，683元。
钟华生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草原农业产业化合作及股权改造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签约主体应是鹤洲公司的全体股东，该认定错误。1、《框架协议》的性质不是股权转让合同或增资扩股协议，而是公司资产转让合同。签订公司资产转让合同的甲方主体应是鹤洲公司，而不是鹤洲公司全体股东。2、一审中刘洪认为《框架协议》约定其出资1000万元是用来买原股东在鹤洲公司的股权，混淆了公司资产转让和股权转让的界限。3、《框架协议》主要约定乙方收购鹤洲公司资产，不能等同于正式对鹤洲公司进行增资扩股。4、虽然《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首部，甲方钟华生的后面用括号注明代表鹤洲公司现有全体股东，以及《终止合作协议》上将鹤洲公司列为担保方（未盖章），这属于合同当事人法律认识上的不足和法律文书上的偏差，不能推定合同甲方主体应是鹤洲公司全体股东。
二、一审判决书认定《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实际签约主体是钟华生，认定错误。《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实际签约主体是鹤洲公司，不是钟华生。1、钟华生于2011年1月12日之后至2013年12月20日之前，担任鹤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华生签订《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均发生在其任职期间，显然是基于其当时作为鹤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2、从《框架协议》约定内容来看，该《框架协议》的权利义务均指向鹤洲公司，而非股东个人。3、《框架协议》的甲方实际履行主体也是鹤洲公司。首先，180万元由刘洪直接转账汇入鹤洲公司账户，120万元由刘洪转账汇入金绿洲公司，金绿洲公司收取120万元后转给了鹤洲公司。鹤洲公司收到刘洪300万元，收款当日便以鹤洲公司名义出具2份收款收据予以认可，注明鹤洲公司收到刘洪交来投资款180万、120万元，鹤洲公司事实上认可《框架协议》的效力。其次，该300万元由鹤洲公司实际使用。
三、一审判决认定《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由钟华生个人签订，属无权代理行为，相关责任由钟华生自行承担，该认定不当。《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签约甲方，无论是应当签订的主体还是实际签订的主体，均为鹤洲公司。刘洪支付的300万元款项为资产转让款，已由鹤洲公司实际收取和投入使用，双方终止合作，理应由合同相对人和实际收款人鹤洲公司承担。钟华生对此不应承担责任。
四、一审判决钟华生向刘洪支付300万元本金和高额利息，判决不当，应予纠正。首先，合同甲方主体为鹤洲公司，相关合同责任应由鹤洲公司承担，不应由钟华生承担。其次，本案中刘洪存在违约在先行为，300万定金应由甲方鹤洲公司予以没收。依照《框架协议》约定，乙方应于签订框架协议之日起三日内（即2011年7月30日之前）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300万元作为本协议履行定金，并应当于定金支付之日起三个月内（即2011年10月30日之前）向甲方账户再支付700万元投资款。事实上刘洪于2011年8月9日才向鹤洲公司支付120万元，于2011年11月16日才向鹤洲公司支付180万元，远超过框架协议约定时间。至于后期的700万元，刘洪更是无力支付。刘洪逾期出资违约在先，导致框架协议无法履行。300万元约定为定金性质，刘洪违约在先，无权要求甲方支付。一审判决钟华生向刘洪支付300万元本金，支付2013年11月16日之前的利息94.5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300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11月1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来计算利息，判决不当，利息标准过高，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综上，钟华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2、改判钟华生无需向刘洪支付任何款项及利息。
被上诉人刘洪答辩称：本案的合作协议是股权改造的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原审被告金绿洲公司答辩称，本案争议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同意钟华生的上诉意见，钟华生的行为是公司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我公司只是代收刘洪和鹤洲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有关款项，事后我公司付给了鹤洲公司。我方不同意一审判决，是刘洪收购鹤州公司的股权。
原审被告鹤洲公司、黄桂荣、黄志平和原审第三人梁宝华二审均未作答辩。
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钟华生的上诉意见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院对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分析如下：
关于刘洪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刘洪和原审第三人梁宝华均确认梁宝华已退出合同履行，刘洪作为原告主体适格，本院对钟华生认为刘洪主体不适格的意见不予采纳。原审将梁宝华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合法。
二、关于《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签约主体的确定问题。
其一，从协议内容上看，《框架协议》约定了甲方以其现有的技术和产业链模式、知识产权及鹤洲公司粮竹草产业对外合作机会等无形资产入股，乙方以现金出资入股，乙方投入的资金，其中一部分收购鹤洲公司的固定资产，另一部分作为投资款，即是将鹤洲公司的固定资产由刘洪和梁宝华买断持有，并对鹤洲公司增资扩股，必然导致鹤洲公司股份和股东组成的变更，因此，《框架协议》所指的股权改造，既包括对股东构成进行改造，也包括对股份构成进行改造，签订上述协议的甲方主体应是鹤洲公司的全体股东；其二，从签约双方的意思表示看，在《框架协议》和《终止合作协议》的首部，甲方钟华生的后面用括号注明“代表珠海市鹤洲草原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表明签订合同的双方主体也认定合同甲方应是鹤洲公司全体股东，而不是鹤洲公司或者钟华生；在《框架协议》尾部甲方署名为钟华生，并没有加盖鹤洲公司的印章；在《框架协议》的其他事项里也约定，“甲方另应提供鹤洲公司其他股东关于洽谈、签订双方正式协议的书面授权”，表明该《框架协议》是前期框架协议，在进行资产清理等其他事项后，才能签订正式协议，而且，签订正式协议要有鹤洲公司其他股东的书面授权，证明刘洪和钟华生认可正式的签约主体是甲方全体股东；在《终止合作协议》第四条中明确约定“担保人鹤洲公司为甲方在本协议中的债务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综上，《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主体，无论从法律规定看，还是从签约方的意思表示看，都应是鹤洲公司的全体股东。
三、关于《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中甲方的实际签约主体问题。
上述协议的签字者是钟华生，鹤洲公司的其他股东并未参与上述协议的签订，钟华生也未取得其他股东的授权，事后其他股东也未进行追认，因此，鹤洲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成为上述协议的签订主体。签订上述协议时，钟华生既是鹤洲公司的股东之一，也是鹤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华生是以何种身份签订《框架协议》，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上述两份协议的甲方主体是同一的，其次，如果钟华生作为鹤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协议，协议的甲方应是鹤洲公司，但根据《终止合作协议》中签约的甲乙双方拟以鹤洲公司作为甲方在本协议中的债务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并且在协议签署栏有担保人“珠海市鹤洲草原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及“法人代表”的字样，只是鹤洲公司没有盖章签署而已。签约双方将鹤洲公司作为合同甲、乙双方之外的另外一方主体来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从法律上分析，保证是保证人以自己的信用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因而保证人只能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而不能是债务人自身。既然甲、乙双方拟以鹤洲公司作为的保证人，那么，鹤洲公司就不可能是债务人。钟华生不是以鹤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订协议，只能是以鹤洲公司的股东个人身份签订协议；再次，钟华生认为，钟华生代表全体股东签订合同，但鹤洲公司事后收取投资款300万元并向刘洪出具《收款收据》，表明鹤洲公司对钟华生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因此，合同主体实际为鹤洲公司。本院认为，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乙方是向甲方指定账户付款，刘洪支付涉案300万元是依据合同甲方及钟华生的指示，鹤洲公司收款后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不构成对钟华生代理行为的追认，不发生合同主体变更为鹤洲公司的效力。鹤洲公司仅仅是受合同甲方及钟华生的委托受领有关款项的单位，属于合同履行辅助人，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也不会因为受领款项变更为合同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钟华生认为合同主体变更为鹤洲公司，其应当对合同法律关系变更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钟华生未能提交合同主体发生变更的证据，故本院认定合同主体没有发生变化。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实际签约主体为钟华生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钟华生关于签约甲方主体是鹤洲公司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框架协议》的性质问题。
上诉人称是公司资产转让合同，显然与上述协议的约定不符，对该说法本院不予采信。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决定进行合作，并对鹤洲公司（股权改造前称鹤洲公司，改造后称合作公司）股权进行改造。甲方占合作公司56%的股权，乙方占合作公司44%的股权。并对董事会甲方指派2人，乙方指派3人的事宜作了安排。协议明确约定乙方负责合作公司投资额3000万元。甲方支付300万元协议履行定金。因此《框架协议》的性质是对鹤洲公司股权改造的协议。
五、关于《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效力及责任承担问题。
《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均是由钟华生个人签订，没有取得鹤洲公司其他股东的授权，也未得到其他股东的追认，属于无权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对于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相关责任应由行为人即钟华生自行承担。
六、关于钟华生是否应当返还刘洪本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
（一）关于钟华生是否应当返还刘洪本金300万元的问题。
《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相关合同责任均由行为人即钟华生自行承担，而《终止合作协议》是刘洪和钟华生就《框架协议》终止履行后的相关责任后果进行的协商，对钟华生和刘洪具有约束力。相同的当事人对同一事项进行约定，时间在后的约定与时间在前的约定不同的，应当视为双方通过达成新的约定变更了此前的约定。就本案而言，虽然2011年7月26日《框架协议》约定甲方支付300万元协议履行定金，但是2013年7月22日刘洪作为乙方与自称代表鹤洲公司现有全体股东的钟华生签订的《终止合作协议》第二条，甲方同意返还乙方此前已经投入的投资预付款300万元及利息。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达成了甲方返还刘洪300万元及利息的新的协议，双方重新确定了权利义务关系。该协议合法有效。关于上诉人上诉称因刘洪违约在先甲方可没收刘洪交的300万元定金的说法，本院认为，即使甲方有权没收刘洪交付的300万元定金，由于《终止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了甲方退还刘洪交付的300万元，应当视为甲方放弃了没收刘洪300万元定金的权利，在《终止合作协议》签订多年后，上诉人称刘洪交付的300万元不应退还，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禁反言原则。因此，一审判决钟华生归还刘洪300万元符合《终止合作协议》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利息问题。
双方约定的2013年11月16日之前的利息共94.5万元，并未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不属于明显过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对于双方约定2013年11月16日之后的利息为28%，该约定过高，原审法院调整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刘洪和钟华生已经在《终止合作协议》中就《框架协议》履行不能、刘洪对此无过错进行了确认，并就如何返还刘洪投资款300万元及支付利息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钟华生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相关义务。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正确，钟华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791元，由上诉人钟华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永红
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林粤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