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03刑初490号
公诉机关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金宪乐，男，1961年7月13日出生于上海市，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居民，家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6年11月3日被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7年6月30日再次被取保候审在住所地。
辩护人潜勇，浙江国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单位绍兴柯桥金相利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钱清纺织服装集聚区湖安路以西。
诉讼代表人马玲娟，女，1968年10月22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汉族，初中文化，系绍兴柯桥金相利针纺织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家住绍兴市柯桥区。
被告人田张兴，男，1965年10月14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汉族，小学文化，系绍兴柯桥金相利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家住绍兴市柯桥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6年11月2日被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7年6月30日再次被取保候审在住所地。
辩护人沈沛敏，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以绍柯检公刑诉[2017]5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被告人金宪乐、田张兴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6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顾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马玲娟，被告人金宪乐、田�兴及辩护人潜勇、沈沛敏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至2014年2月，被告人金宪乐以个人名义向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采购布匹，后被告人金宪乐让金华名田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浦某宏有针织厂、浙江三琴针织有限公司、杭州银硕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代其向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且在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与上述4家公司无实际经营业务发生的情况下，要求被告单位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被告人田张兴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田张兴为收回货款，在明知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与上述4家公司无实际经营业务发生的情况下，仍虚开了开票单位为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受票单位为金华名田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浦某宏有针织厂、浙江三琴针织有�公司、杭州银硕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上述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571578.40元，税额合计83049.82元。事后，金华名田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浦某宏有针织厂、浙江三琴针织有限公司、杭州银硕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已向税务部门申报抵扣相应税款共计83049.82元。
案发后，被告人金宪乐经公安民警电话传唤后，主动到绍兴市公安局柯某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投案，如实供述上述事实。
为证明指控的事实，公诉人当庭提交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金宪乐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单位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及被告人田张兴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金宪乐系自首。诉请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处。
被告人金宪乐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
被告单位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对指控的事实没有意见,自愿认罪。
被告人田张兴辩称和金宪乐做生意时其不知道他是公司的业务员或中介，其只认识金宪乐，起诉金宪乐是凭绍兴市柯某区福全派出所的笔录。等到开发票时其才知道金宪乐是金华名田服饰有限公司的业务员，还出示有委托书，其是根据委托书开具发票的。起诉指控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是否构成犯罪由法院依法判决,其自愿认罪。
辩护人潜勇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在量刑上，被告人金宪乐有自首情节，并自愿认罪。在上虞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金宪乐调查时，被告人金宪乐已如实供述涉案事实。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通过被告人金宪乐与其他四家公司均有业务�来，建议对被告人金宪乐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辩护人沈沛敏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张兴为浦某宏有针织厂、浙江三琴针织有限公司、杭州银硕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本案的证据体系中缺乏浦某宏有针织厂、浙江三琴针织有限公司、杭州银硕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三家受票单位的相关证据，被告人金宪乐与上述三家公司之间的关系没有证据证明，不能排除被告人金宪乐是这三家公司业务员的可能性；其次，该三家公司的发票系被告人金宪乐为证明自己是业务中介而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提交，与其在公诉机关的供述矛盾；第三，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已经退回侦查机关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在审查起诉中又发现新的犯罪事实的，应当移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对已经查清的犯罪事实，应当依法提起公诉。该三起事实公安机关未立案调查，仅在公诉机关最后一次讯问笔录中提及，公诉机关对该三笔事实提起公诉违反法定程序；2、公诉机关指控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开给金华名田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32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证据不足，且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首先，被告人金宪乐是否是金华名田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兼职业务员、是否挂靠，存疑；其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人田张兴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被告人金宪乐在诉讼、调解过程中提出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民事案件的主审法官也是知晓的并认为开具发票是没有问题的，被告人田张兴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开票行为一定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3、被告人田张兴主动投案，虽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辩解，但也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
经审理查明，2012年至2014年2月，被告人金宪乐以个人名义向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公司”）采购布匹，后被告人金宪乐让金华名田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田公司”）、浦某宏有针织厂（以下简称“宏有针织厂”）、浙江三琴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琴公司”）、杭州银硕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硕公司”）代其向“金某公司”支付货款，且在“金某公司”与上述4家公司无实际经营业务发生的情况下，要求被告单位“金某公司”实际负责人被告人田张兴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田张兴为收回货款，在明知“金某公司”与上述4家公司无实际经营业务发生的情况下，仍虚开了开票单位为“金某公司”，受票单位为“名田公司”、“宏有针织厂”、“三琴公司”、“银硕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上述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571578.40元，税额合计83049.85元。事后，“名田公司”、“三琴公司”、“银硕公司”已向税务部门申报抵扣相应税款，“宏有针织厂”的涉案发票已认证通过（税额14759.25元）。
案发后，被告人金宪乐于2016年6月30日接受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调查、于同年9月29日、10月9日接受绍兴市公安局柯某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询问时，主动如实供述介绍“金某公司”为“名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绍兴市公安局柯某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6年10月12日决定对“金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立案。被告人田张兴于2016年10月11日接受绍兴市公安局柯某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询问时，主动如实供述“金某公司”为“名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后辩称开票时以为被告人金宪乐为“名田公司”的业务员。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潘某的证言，证实其从2012年开始担任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负责代理“金某公司”起诉金宪乐拖欠公司货款及诉讼之后的相关工作，主要是和该公司的田张兴联系，其代理过程中所作出的决定都是经田张兴授权的。“金相利公司”将与金宪乐之间的债务纠纷起诉到上虞区人民法院。调解过程中，金宪乐的委托代理人提出要“金某公司”开具发票。经过法院的调解，田张兴同意开票。当时双方没具体说明发票开到哪个单位，由谁付款。在调解的付款期限快到时，田张兴通过其问金宪乐货款之事。金宪乐告诉其，需“金某公司”开票，其才付款。其将该情况告诉田张兴，田张兴让对方拿来开票资料。后发票开好后由其�给李某晓。在此过程中，田张兴通过其向金宪乐提出过要补签一份购销合同，用来印证“金某公司”给“名田公司”所开的发票。该份合同是“金某公司”拟好后邮寄给“名田公司”，对方盖章后再寄回“金某公司”。民事诉讼过程中，其一方所提交的指示单和码单是金宪乐和“金某公司”交易时的凭证。码单上写了“金宝利公司”，其问田张兴该公司的情况，田张兴告诉其该公司是金宪乐开的。但起诉前，其查询了这个公司是没有登记的，其也告诉过田张兴这个公司是不存在的，因诉讼的主体是很重要的。庭审中，对方还提出“宏有针织厂”、“三琴公司”、“银硕公司”为金宪乐付款之事，其问过田张兴，说是这三家公司和民事诉讼无关的。对该三家的开票情况其不清楚。田张兴让其凭金宪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起诉。另指示单上的“王某”是金宪乐的老�；
2、李某晓的证言，证实其于2007年至2014年在“名田公司”担任业务员。该公司于2014年上半年已破产。2014年时，金宪乐说“金某公司”要开发票过来，让其公司抓紧将货款支付给“金某公司”。后有个人来其公司将发票给其，其收到“金某公司”开给其公司的发票后交给了财务，一共有3张，金额30万元左右。发票上所涉货物是其公司从金宪乐处购买的，而不是从开票公司“金某公司”处购买的。其不知道金宪乐和“金某公司”之间的关系。在拿到发票前，其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家公司。附卷的购销合同是财务做账时需要才补签的，“金某公司”填写之后邮寄到其公司，其公司敲章后再寄回去；
3、马玲娟的证言，证实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是其和田张兴一起经营的，其是法定代表人，田张兴实际管理公司；
4、被告人金宪乐供述的主要内容有：其于2014年以个人名义从田张兴的“金某公司”购进针织布，并销售给“名田公司”、“宏有针织厂”、“三琴公司”、“银硕公司”。由于其欠“金某公司”货款，而“宏有针织厂”、“三琴公司”、“银硕公司”也欠其货款，其就让上述三家公司帮其支付货款给“金某公司”，“金某公司”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上述三家公司，开票的事情是其和田张兴联系的，田张兴也同意的，涉及发票4张，价税合计251578.10元，税额合计36554.12元。
其与“金相利公司”之间的货款纠纷起诉到上虞区人民法院后，经过调解，其尚欠“金某公司”32万元货款，其没有现金支付（但调解时其还没想好让谁付钱，也没有说清让田张兴的公司开票给“名田公司”，但田张兴是知道要开给别的公司的，而不是开给其个人）。调解之后，其就让“名田公司”将�其的货款支付给“金某公司”，但“名田公司”要其开发票并通过公司账户走账。其就提出让“金某公司”开具发票到“名田公司”，开票的事情其联系潘某。后“金某公司”共开具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名田公司”，并且还伪造了一个购销合同。“名田公司”还出具了委托书，委托其办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业务，其与“名田公司”、“金某公司”的业务都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后来“名田公司”给“金某公司”汇款15万元，余款未支付。其曾想开个公司，名字叫“金保利公司”，后因手续繁琐没有开，也没有登记，在与“金某公司”做业务时，其也用过“金保利公司”的名字，码单上也有写过；
5、被告人田张兴的供述。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其公司原为“绍兴县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后改名为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2013年至2014�期间，其和金宪乐做生意，金宪乐欠其49万元货款，其公司向上虞区人民法院起诉。经过调解，金宪乐需支付货款32万元，其公司开具发票。后其公司共开具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无直接业务往来的“名田公司”，价税合计32万元。为了做账需要，双方还补签了一份购销合同。其是与金宪乐个人做生意的，不知道他是“名田公司”的业务员。在开发票前，其都不知道“名田公司”，到开发票时，其才知道金宪乐与“名田公司”有业务往来。
其在审查起诉阶段第一次供述，证实金宪乐提出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名田公司”寄来委托书，金宪乐也说是“名田公司”的业务员，上虞区人民法院也做其思想工作，其因急于要回金宪乐欠其的32万元，也就同意了。其不知道“名田公司”，也没有与对方发生业务，其是将货物卖给金宪乐，金宪乐再将货物卖给“名田公司”。32万元货款已收回，其中15万元是“名田公司”转账给其公司的，17万元是上虞区人民法院汇到其公司账户的。上述款项全部用于公司经营了。其余和侦查阶段的供述基本一致；
其在审查起诉阶段第二次供述，证实金宪乐没有和其说过他是“名田公司”的业务员，但是有该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开票资料，身份证复印件等，其就认为金宪乐是“名田公司”的业务员，所以为了开发票而补签的合同上其也写了“名田公司”。合同对应的码单是按照之前和金宪乐交易时的码单套了调解书中的32万元金额，收货单位和时间是按照合同上的单位和时间写的。其做生意时只认识金宪乐，不认识“名田公司”，所以其公司催收货款是向金宪乐催收的，其认为有了委托书、开票资料、税务登记证等材料，金宪乐就是“名田公司”的业务员，其公司的生意就是和“名田公司”做的，货款也应该是“名田公司”支付。其余和侦查阶段供述内容基本一致；
其在审查起诉阶段第三次供述，证实其以“金某公司”名义和金宪乐个人做生意，开始金宪乐给其一张名片，上面写了“金保利公司”，所以码单上也都写了“金保利公司”，直到起诉前，其才知道“金保利公司”是没有登记的。金宪乐和其公司做生意期间，是有支付货款的。其不知道“宏有针织厂”、“三琴公司”、“银硕公司”，开票时，金宪乐拿了这三家公司的委托材料过来，其认为他是这三家公司的业务员。这三家公司有支付款项给其，金宪乐叫其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这三家公司。因为其和金宪乐做过生意，其公司就开给“银硕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三琴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宏有针织厂”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金宪乐给其哪�公司的委托书，其就开具对应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6、绍兴市公安局柯某区分局民警出具的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金宪乐、田张兴的到案时间、经过，二被告人均系自动投案；
7、增值税专用发票、汇款凭证、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证明、绍兴市公安局柯某区分局民警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金某公司”于2014年7月26日共开给“名田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价税合计32万元，税额46495.73元；“金某公司”于2012年6月12日开给“银硕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价税合计2万元，税额2905.98元；“金某公司”于2012年4月24日开给“三琴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价税合计13万元，税额18888.89元；上述发票均已申报抵扣；“金某公司”于2012年4月24日开给“宏有针织厂”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价税合计101578.40元，税额14759.25元，涉案发票已认证通过；
8、开票资料、委托书，证实“名田公司”委托金宪乐代为办理开票事宜，注有“开票专用”字样，并附有开票资料、税务登记证等证明；
9、购销合同、出库码单，证实“金某公司”与“名田公司”于2014年1月3日签订购销合同1份，合同约定了货物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并附有相应的出库码单；
10、定作指示单、销售码单，证实被告人金宪乐一方要求“金某公司”按指示单生产针织品；销售码单显示单位一栏为“金宝利”或“金宝丽”，部分码单上联系人为“金宪乐”或“王某”；
11、公司基本情况登记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实被告单位“金某公司”的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马玲娟，投资人为马玲娟、田张兴；
12、记账凭证、单笔查询明细、转账回单，证实“名田公司”向“金某公�”汇款15万元，通过法院执行账户汇入“金某公司”17万元；
13、证明，证实“名田公司”为金宪乐代付货款15万元给“金某公司”，二公司之间无任何业务关系，亦无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人金宪乐系中共党员；
14、庭审笔录、调解笔录、调解协议笔录、民事调解书、执行异议申请书，证实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15日立案受理“金某公司”与金宪乐某作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1月28日该纠纷调解结案，同日“金某公司”同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庭审过程中，“金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潘某称，“金某公司”与金宪乐存在针织品定作的事实，且金宪乐是以“金宝利公司”的名义与“金某公司”发生业务，后经查询，“金宝利公司”没有登记。“金某公司”开给“宏有针织厂”、“三琴公司”、“银硕公司”共4张发票，是“金某公司”根据被告人金宪乐的指示开给金宪乐的上述三家业务单位的，“金某公司”与该三家公司之间并无真实业务。经“金某公司”统计，金宪乐共欠货款49万余元，该数额已经扣除该三家公司已支付的货款金额。经过调解，确定金额为32万元，被告代理人提出要求开具金额为32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代理人同意开具；
关于辩护人沈沛敏提出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张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宏有针织厂”、“三琴公司”、“银硕公司”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不合法的意见。经查，首先，关于公诉机关对该起事实的指控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三百八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提出具体的书面意见，连同案卷材料�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根据该规定，公诉机关在发现被告人田张兴有其他犯罪事实需要侦查，有权自行侦查。公诉机关经审查后认为所涉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向本院提起公诉，程序合法。
其次，关于公诉机关对该起事实的指控是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第一，被告人金宪乐的供述证实，其于2014年以个人名义从田张兴的“金某公司”购进针织布，并销售给“名田公司”。由于其欠“金某公司”相关货款，而“宏有针织厂”、“三琴公司”、“银硕公司”欠其货款，其就让上述三家公司帮其支付货款给“金某公司”，“金某公司”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上述三家公司，开票的事情是其和田张兴联系的，田张兴也同意的，涉及发票4张，价税合计251578.10元，税额36554.12元。第二，民事诉讼的庭审笔录证实，“金某公司”以金宪乐为被告起诉，“宏有针织厂”、“三琴公司”、“银硕公司”是金宪乐的业务单位，统计欠款数额时亦将该三家公司已付货款从金宪乐所欠货款总额中予以扣除，“金某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之间无真实的交易，并对金宪乐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汇款凭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第三，潘某的证言证实，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其询问过田张兴关于“宏有针织厂”、“三琴公司”、“银硕公司”是否与所涉民事诉讼有关，田张兴称没有关系。虽该三家公司的发票系被告人金宪乐为证明自己是业务中介而在民事诉讼中提交，但金宪乐一方对作为业务中介具体联系何人，如何联系，所联系的公司业务总量有多少，如何结算中介费等均语焉不详，可见，作为业务中介的说法可信度不高；相反，被告人金宪乐在�事诉讼过程中所作的以个人名义和“金某公司”发生业务，该三家公司是其业务单位并代付货款，该三家公司和“金某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关系的供述和民事诉讼庭审过程中“金某公司”的陈述一致，两者之间能相互印证。上述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田张兴主观上明知交易对象是被告人金宪乐，并非是作为被告人金宪乐业务单位的“宏有针织厂”、“三琴公司”、“银硕公司”，仍为没有业务往来的上述三家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采纳辩护人沈沛敏的该辩护意见。
关于辩护人沈沛敏提出的公诉机关指控“金某公司”虚开32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名田公司”的证据不足，且被告人田张兴主观上无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金宪乐的供述证实，其�个人名义与“金某公司”做生意，其从“金某公司”购进针织布，并销售给“名田公司”。因“金某公司”的货款无法支付，其就让“名田公司”代为支付。“金某公司”与“名田公司”之间无真实业务。李某晓的证言证实，其公司从被告人金宪乐处购买货物，而非“金某公司”。其按照被告人金宪乐的要求在收到“金某公司”的32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了15万元货款给“金某公司”。民事诉讼的庭审笔录证实，“金某公司”以被告人金宪乐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所欠货款。“名田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证实，“名田公司”委托被告人金宪乐代为办理开票事宜，并未提及被告人金宪乐为该公司业务员。被告人田张兴在侦查阶段供述证实，其公司是与被告人金宪乐个人做生意，并非是“名田公司”。后其翻供称以为被告人金宪乐系“名田公司”的业务员，其�翻供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且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矛盾，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的在案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金宪乐与“名田公司”发生购销业务，并非系“名田公司”业务员；被告人田张兴明知“名田公司”与“金某公司”之间并未实际发生业务，仍以“金某公司”名义开具32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名田公司”。公诉机关对该起事实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田张兴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本身没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不影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罪名的成立。不采纳辩护人沈沛敏的该辩护意见。
本院认为，被告人金宪乐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单位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田张兴是被告单位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案发后，被告人金宪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属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田张兴能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后又翻供，在判决前仍未能如实供述主要罪行，不符合自首条件。不采纳辩护人沈沛敏认为被告人田张兴的行为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被告单位绍兴柯某金某针纺织品有限公司、被告人金宪乐、田张兴能自愿认罪，酌情予以从轻处罚。采纳被告单位及二被告人要求从轻处罚的意见。根据被告人金宪乐、田张兴的犯罪情节及认罪悔罪表现，依法予以宣告缓刑。采纳辩护人潜勇建议对被告人金宪乐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的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三�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金宪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缴纳）；
二、被告单位绍兴柯桥金相利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罚金限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田张兴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审 判 长 鲁琴芳
人民陪审员 沈保罗
人民陪审员 俞祖法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何 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