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襄阳中民二终字第003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俊峰，男
委托代理人林胡磊，湖北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用林，男，系受害人孙辉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春菊（曾用名邹然菊），女，系受害人孙辉之母。
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乔大芝，襄阳市襄城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西路万达广场A区第A幢A2单元23层。
代表人刘立刚，浙商财产保险湖北分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徐俊峰因与被上诉人孙用林、邵春菊、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3）鄂襄城民一初字第01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7月17日7时36分，徐俊锋驾驶其所有的车牌号为鄂FJT5**的轿车（车载王艳）由东向西行驶至襄阳市襄城区卧龙镇卧新路朝阳村1组路段时，与对向孙辉驾驶的车牌号为鄂FTB5**的两轮摩托车相撞，造成孙辉、徐俊锋受伤、双方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襄城大队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襄公交认字（2013）第100130B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徐俊锋驾驶车辆有妨碍其他车辆行驶的行为及超速行驶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30公里，公路为每小时40公里”之规定，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孙辉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鄂FTB5**两轮摩托车超速行驶，未戴安全头盔、未确保安全行驶，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30公里，公路为每小时40公里”和第五十一条：“摩托车驾车人及乘车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之规定，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王艳无责任。
原审另查明：事故发生后，孙辉被立即送至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并于2013年8月9日办理出院手续后转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继续住院治疗。孙辉在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3天，共支付医疗费152259.77元。出院诊断为：1.全身严重多发伤，左股骨干开放性骨折，双上肢开放性骨折；2.创伤失血性休克；3.左下肢血管，损伤闭塞；4.Ⅲ级脑外伤，硬膜下出血，头皮裂伤软组织开放性损伤；5.左眼视神经损伤，左眼眶外伤；6.急性肾功能衰竭；7.肺部感染；8.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出院医嘱：院外继续治疗。孙辉在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徐俊锋垫付医疗费20000元。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13日向襄阳市中心医院汇款10000元。孙辉于2013年8月9日转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继续治疗，住院15天。因尚欠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费，医院未出具出院小结。孙用林、邵春菊现主张孙辉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54710.28元，剩余部分不再另行主张权利。孙辉于2013年8月24日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同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出具死亡诊断：1.车祸伤，颅内弥漫性脑肿胀，右侧额颞下硬膜外血肿；左侧股骨干骨折，双上肢骨折，左侧视神经损伤，右眼眶外伤；2.脓毒症：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左侧皮肤软组织感染；3.低蛋白血症。湖北省人民医院出具居民病伤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实孙辉于2013年8月24日因车祸伤，右额颞部硬膜外血肿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2013年8月26日，襄阳市公安局卧龙派出所出具死亡证明，证实孙辉于2013年8月24日死亡。2013年8月26日，襄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公（襄）鉴（尸）字（2013）S084号法医学死亡原因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孙辉因交通事故致严重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孙辉出生于1995年，殁年18周岁。
原审还查明：徐俊锋驾驶的鄂FJT5**的轿车在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购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均从2012年11月6日零时起至2013年11月5日24时止。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者险限额为200000元，未购买不计免赔率险。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下列免赔率免赔：（一）负次要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5％，负同等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10％，负主要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15％，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20%……”
原审又查明：孙用林与邵春菊于1995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孙辉。邵春菊结婚证上使用的名字为邵春菊，因户口登记时将其名字误登为邹然菊，后户口本和身份证使用的名字均为邹然菊。本案审理过程中，徐俊锋对邵春菊的身份问题提出异议，邵春菊为此重新办理了新的户口本，并将名字更正为邵春菊，曾用名一栏为邹然菊。孙用林与邵春菊常年在外务工。孙辉生前自2011年7月30日始在浙江省台州博业机械有限公司工作，并自2012年3月30日始居住在该公司内部宿舍。
原审法院认为，发生本案交通事故的事实成立。徐俊锋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造成孙辉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孙用林、邵春菊作为死者孙辉的近亲属，有权请求二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邵春菊的姓名因户口登记时误登为邹然菊，新办理的户口本已将其名字更正为邵春菊，且曾用名一栏为邹然菊，故邵春菊与邹然菊应系同一人，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对此不持异议。徐俊锋对邵春菊的身份提出异议，认为其不是适格的主体，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事故的责任划分，庭审中徐俊锋和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均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认为徐俊锋和孙辉均超速，违反的规定基本一致，孙辉还无证驾驶，事故认定对徐俊锋的责任划分过重。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襄城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本案事故形成的原因分析为：徐俊锋驾驶车辆有妨碍其他车辆行驶的行为及超速行驶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孙辉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两轮摩托车超速行驶，未戴安全头盔、未确保安全行驶，也是事故的原因之一。从交警部门的事故分析看，除超速行驶外，徐俊锋驾驶车辆还有妨碍其他车辆行驶的行为。比较而言，徐俊锋的过错程度明显大于孙辉，故交警部门认定徐俊锋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孙辉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与事实和法律相符，予以采信。综合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定徐俊锋对造成孙辉死亡的后果承担70%的赔偿责任。因本案肇事车辆在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投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对于孙辉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先由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浙商财产保险湖北分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进行赔偿；仍有不足的，依法由徐俊锋予以赔偿。对孙用林、邵春菊各项损失，评析如下：1.关于医疗费：孙辉受伤后在襄阳市中心医院治疗，支付医疗费152259.77元；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支付医疗费54710.28元，有医疗机构的收款凭证、住院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证实，故孙用林、邵春菊主张医疗费206970.05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孙用林、邵春菊主张孙辉住院伙食补助费780元（20元／天×39天），因孙辉生前在襄阳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共住院治疗38天（23天＋15天），对住院伙食补助费，支持760元（20元／天×38天），超出部分不予支持。3.护理费：孙用林、邵春菊主张孙辉两次住院期间的护理天数共39天。庭审中，被告认为孙辉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在重症监护室，对在该院住院期间的护理费用不应支持。孙用林、邵春菊已自愿放弃对孙辉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期间的护理费用的主张，故对孙用林、邵春菊主张的护理费只计算孙辉在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的费用，即支持护理天数为23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孙用林、邵春菊主张孙辉住院期间由其二人护理，应依二人的收入损失计算护理费，其中邵春菊月工资为2600元，孙用林月工资为6000元，护理费按照二人工资标准计算共计6878.4元（邵春菊86.6元／天×24天＋孙用林200元／天×24天）。因二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二人的收入状况，以及因护理孙辉而导致实际减少的收入，故对二人依误工主张护理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二人主张的护理费应依法参照2013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计算。二人还主张护理人员为2人，但医疗机构对护理人员未出具明确意见，按一人护理计算护理费。故对孙用林、邵春菊主张的护理费，支持1488.64元（2013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23624元／年÷365天／年×23天），超出部分不予支持。4.误工费：孙用林、邵春菊主张孙辉住院期间误工费4373.07元（3364元／月÷30天／月×住院39天）。因二人提交的博业机械请假单显示孙辉因家里有事，需请假回家一个月，请假时间自2013年7月2日至2013年8月2日。同时提交了加盖台州博业机械有限公司及该公司行政人事部公章的证明，证实孙辉自2013年7月2日因事请假回家，至2013年7月25日，共23天未回厂上班，请假期间按照公司规定，不给予发放工资。按照孙辉所在公司的规定，请假期间不给予发放工资，故二人主张孙辉生前请假期间的误工费，不予支持。孙辉生前向公司请假一个月，应于2013年8月3日回公司上班，而因本案事故导致其未能按时上班，故孙辉因本案事故实际误工天数应为22天（自2013年8月3日至2013年8月24日）。孙用林、邵春菊提交的孙辉的工资表显示其2013年四月份工资为3200元、五月份工资为3370元、六月份工资为3522元，其月平均工资为3364元，故对二人主张的孙辉生前的误工费，支持2466.93元（3364元／月÷30天／月×22天）。5.死亡赔偿金：孙用林、邵春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孙辉的死亡赔偿金，并提交了孙辉生前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9月1日）、在公司宿舍居住的证明，庭审中，二被告均认为，孙辉生前在台州博业机械有限公司工作不满一年，孙辉的居住证明不应由其公司出具，且孙辉生前所在公司地址根据行政区划应属农村，孙用林、邵春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孙辉在城镇工作并在城镇居住，对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庭后，孙用林、邵春菊补充提交了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月湖派出所出具的孙辉于2012年3月30日至2013年8月20日期间在台州博业机械有限公司务工，居住在公司内部宿舍的证明和台州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出具的台州博业机械有限公司登记在台州经济开发区内的证明以及孙辉2011年7月30日至2012年8月30日的劳动合同，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孙辉生前在城镇居住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孙用林、邵春菊主张死亡赔偿金416800.00元（2013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40元／年×20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6.丧葬费：孙用林、邵春菊主张丧葬费20184.00元（3364.00元／月×6个月）计算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对孙用林、邵春菊主张的丧葬费，支持17589.50元（2013年度湖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5179元／年÷12×6）。7.交通费：孙用林、邵春菊主张交通费4372.60元（庭审时请求交通费3652.60元＋庭后为补充证据产生交通费720元），并提供了相关的交通费票据。综合考虑孙辉生前住院的时间、地点以及孙辉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对交通费，酌情支持300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孙辉的死亡确给孙用林、邵春菊精神和心理上造成重大伤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孙用林、邵春菊可依法要求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害。二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损害产生的后果以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综上，孙用林、邵春菊因其子死亡遭受的损失为：医疗费206970.05、住院伙食补助费760元、护理费1488.64元、误工费2466.93元、死亡赔偿金416800元、丧葬费17589.50元、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669075.12元。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称先前垫付的10000元医疗费应予以扣减，庭审中孙用林、邵春菊和徐俊锋均称保险公司没有支付医疗费，10000元钱又返回保险公司了。经查，浙商财产保险公司提交的电子回单显示付款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其支付宝账户于2013年8月13日向收款人襄阳市中心医院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10000元。而孙辉于2013年8月9日已从襄阳市中心医院办理完出院手续。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用于支付孙辉的医疗费，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据此，本案孙用林、邵春菊的各项损失依法应由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首先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内赔偿10000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120000元。超出交强险限额赔偿之外的损失为549075.12元，孙用林、邵春菊应自担164722.54元（549075.12元×30%），徐俊锋应赔偿孙用林、邵春菊各项损失共计384352.58元（549075.12元×70%）。因徐俊锋在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故应先由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徐俊锋承担。根据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约定，徐俊锋负主要事故责任，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免赔15%，故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170000元（200000元×85%）。在商业三者险赔付后，还剩余214352.58元依法由徐俊锋予以赔偿。徐俊锋主张其在孙辉住院期间垫付的20000元医疗费，孙用林、邵春菊应予返还，孙用林、邵春菊在起诉时也主张对徐俊锋在孙辉住院期间先行支付20000元可抵本案被告支付的费用，故扣减徐俊锋垫付的20000元医疗费后，徐俊锋还应赔偿194352.58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孙用林、邵春菊各项损失共计12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孙用林、邵春菊170000元；二、徐俊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孙用林、邵春菊各项损失共计194352.58元；三、驳回孙用林、邵春菊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07元，由孙用林、邵春菊共同负担671元，由徐俊锋负担1436元。
宣判后，徐俊峰不服原审上诉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错误。一审期间，孙用林、邵春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孙辉在城镇工作一年以上。从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看，“孙辉”签名系伪造的。同时，原审判决未让保险公司负担诉讼费，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孙用林、邵春菊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未作答辩。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原审判决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孙辉死亡赔偿金的依据是否充分。一审期间，孙用林、邵春菊提供了孙辉生前就职单位台州博业机构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公司证明、孙辉的请假单、工资条、劳动合同，及台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月湖派出所的证明，以证实孙辉在台州博业机构有限公司务工，工作期间住在该公司内部宿舍。徐俊峰对前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证实。据此，原审判决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孙辉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二审期间，上诉人徐俊峰主张孙用林提供的证据系伪造，劳动合同、公司证明及请假单上的“孙辉”笔迹一致，均系其个人的分析判断，缺乏证据证实，故其主张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一审诉讼费的负担，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因其承保了徐俊锋驾驶的肇事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徐俊锋上诉主张浙商保险湖北分公司应负担诉讼费，不符合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条款之规定，对其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诉讼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2元，由上诉人徐俊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杜丹丹
审判员 施永建
审判员 柳 莉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彭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