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123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红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侠，北京市营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杨伟红，女，1967年2月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淑清，河南子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粥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伟红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33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百粥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侠，被上诉人杨伟红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百粥乡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3308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四、五、六项并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杨伟红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百粥乡公司提交《支出凭单》证明百粥乡公司已支付给杨伟红养老保险补偿28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1000元，2015年5月工资2200元，以上款项共计51200元。支出凭单有杨伟红本人签字确认。在仲裁阶段，杨伟红矢口否认支出凭单中的签字是其所签并申请笔迹鉴定，鉴定结果显示确实为杨伟红本人的笔迹。但是在一审阶段，杨伟红全盘否认了自己在仲裁阶段的陈述，认为该支出凭单的内容是百粥乡公司变造的。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杨伟红应就其观点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而在本案审理中，杨伟红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其观点或者主张。百粥乡公司认为在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采信百粥乡公司的证据，由杨伟红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仅凭杨伟红的陈述就否定支出凭单的效力，对证据规则视而不见，故百粥乡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背离了法律的规定，对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
杨伟红答辩称，不同意百粥乡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同意一审判决。
杨伟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7200元；2.确认杨伟红与百粥乡公司于2015年1月10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未休年假工资32068.97元；4.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周六日加班工资35632.18元；5.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28200元；6.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农民工失业一次性生活补助金8000元；7.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拖欠工资2280.46元。
百粥乡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不支付杨伟红：1.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差额2250元；2.2003年9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706元；3.2014年及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705.7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伟红于2003年9月7日入职百粥乡公司，月工资标准为3100元。2014年2月之前，百粥乡公司仅为杨伟红缴纳了2010年1月份的养老保险，未缴纳失业保险。2013年8月前杨伟红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
双方均认可于2015年5月25日解除了劳动关系。杨伟红主张系因百粥乡公司未足额支付其加班工资及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而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百粥乡公司主张杨伟红以个人原因为由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该公司向杨伟红支付了离职经济补偿、养老保险补偿和2015年5月份的工资。百粥乡公司提交了一张《支出凭单》，显示填写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记载内容为“即付杨伟红养老保险补偿28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1000元，15年5月工资2200元款，计人民币伍万壹仟贰佰元整，￥51200.-”（加粗部分为手写），“领款人”处有杨伟红的签名，“主管审批”人为百粥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杨伟红称该凭单系其领取2015年5月之前的工资时签署，但当时其签字时仅有“￥200.-”的内容，其他部分均�空白，现百粥乡公司提交的凭单内容系变造而来，日期、付款内容等均是后来手写添加的，其离职时未从百粥乡公司领取到任何款项。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百粥乡公司提交向杨伟红支付工资及上述补偿款项的账册，百粥乡公司称2015年5月25日向杨伟红支付的上述51200元为现金，系公司法定代表人齐红普个人给的，并没有入公司的账目。
杨伟红主张其工作期间存在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为此提交了考勤簿、交班凭证、餐费发票等，其中考勤簿上加盖了百粥乡公司的发票专用章，交班凭证及餐费发票上未显示有杨伟红的相关信息。百粥乡公司对杨伟红主张的加班事实不予认可，对考勤簿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交班凭证及餐费发票不能证明杨伟红存在加班。
杨伟红主张其每年应享受法定带薪年休假10天，在职期间未休过年假，百粥乡公司称2013�起杨伟红每年可以享受10天年休假，在职期间均已休完。根据百粥乡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表显示，杨伟红已休2014年年假5天。
2015年2月，杨伟红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2015年4月1日，朝阳仲裁委裁决确认2003年9月7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杨伟红与百粥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2015年5月26日，杨伟红就本案争议再次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2016年5月31日，朝阳仲裁委作出裁决：1.确认2015年1月10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百粥乡公司与杨伟红存在劳动关系；2.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差额2250元；3.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2003年9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706元；4.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2014年至2015年未休年假工资3705.75元；5.驳回杨伟红的其他仲裁请求。杨伟红及百粥乡公司均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杨伟红与百粥乡公司均认可双方于2015年1月10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予以确认。
杨伟红于2015年5月25日离职，根据百粥乡公司的陈述，该公司同意支付杨伟红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社会保险补偿及2015年5月份工资，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杨伟红是否已实际收取了涉案款项。百粥乡公司依据其提交的《支出凭单》主张杨伟红已领取了51200元的款项，但在一审法院要求其提交公司相关账册时，其称该笔款项未计入该公司的支出账目，该种解释显然不合常理，故仅凭一张《支出凭单》而无任何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百粥乡公司关于已支付杨伟红相关款项的主张。杨伟红要求百粥乡公司支付其2015年5月1日至5月25日期间的工资2280.46元（3100元/21.75天*16天）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7200元（3100元*12），数额均不高于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本案中，2003年9月7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杨伟红与百粥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百粥乡公司有为杨伟红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现百粥乡公司未依法履行义务，依照本市关于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相关规定，经核算，百粥乡公司应向杨伟红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金12523.7元及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706元（958元*7）。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杨伟红主张其存在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但其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百粥乡公司安排其加班而未支付相应加班费，故其要求百粥乡公司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杨伟红主张百粥乡公司未安排其休2014年之前的年假，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百粥乡公司亦不负有对此事实举证的法定义务，故对杨伟红要求百粥乡公司支付其2008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的未休年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折算，杨伟红2014年度及截至2015年5月25日应享受的年假天数合计为13天，现杨伟红已休5天，则百粥乡公司应支付杨伟红未休年假工资2280.45元（3100元/21.75元×8天×200%）。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杨伟红与百粥乡公司于2015年1月10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百粥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杨伟红2015年5�1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的工资2280.46元；三、百粥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杨伟红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7200元；四、百粥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杨伟红自2003年9月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金12523.7元；五、百粥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杨伟红自2003年9月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706元；六、百粥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杨伟红未休年假的工资报酬2280.46元；七、驳回杨伟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百粥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对方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百粥乡公司就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1：2014年5月到2015年4月的工资表共计24张，用以证明2014年5月到2015年4月杨伟红的工资发放情况，其中2015年1月与2月存在错发工资的情况；证据2：支出凭单2页，用以证明百粥乡公司补发了杨伟红2015年1月与2月错发工资的差额。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杨伟红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在一审中提交过，二审不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2不是新证据，在一审中未提交，且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百粥乡公司提交的证据1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经提交；证据2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畴，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杨伟红于2015年5月25日离职，根据百粥乡公司的陈述，该公司同意支付杨伟红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社会保险补偿及2015年5月份工资，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杨伟红是否已实际收取了涉案款项。百粥乡公司依据其提交的《支出凭单》主张杨伟红已领取了51200元的款项，但在一审法院要求其提交公司相关账册时，其称该笔款项未计入该公司的支出账目，该种解释显然不合常理，故仅凭一张《支出凭单》而无任何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亦难以采信百粥乡公司关于已支付杨伟红相关款项的主张。杨伟红要求百粥乡公司支付其2015年5月1日至5月25日期间的工资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数额均不高于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院予以确认。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本案中，2003年9月7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杨伟红与百粥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百粥乡公司有为杨伟红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现百粥乡公司未依法履行义务，依照本市关于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核算具体数额时，已将百粥乡公司于2010年为杨伟红缴纳一个月养老保险的事实考虑在内，一审法院核算的百粥乡公司应支付的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金数额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不持异议。关于杨伟红2014年度及截至2015年5月25日应享受的年假天数以及百粥乡公司应支付杨伟红未休年假工资数额，一审法院认定清楚。
综上所述，百粥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丽新
审 判 员 高 娜
代理审判员 李 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 慧
书 记 员 刘 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