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1203民初53号
原告：杜军，男，197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阜南县鸿物料转运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安徽省阜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安徽坤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闫龙林，男，196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静，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和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阜阳市颍东区北京东路南侧中铁一局综合楼802、803室。
法定代表人：闫国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祥爱，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宁紫，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黄立敬，男，196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城。
原告杜军与被告闫龙林、安徽和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2015）东民一初字第01362号民事判决。闫龙林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6日作出（2016）皖12民终字第2296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本案于2017年1月4日进行立案登记，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7年3月3日、2017年5月3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原告杜军的委托代理人杨伟、被告闫龙林及其委托代理人范晓静、被告和顺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祥爱、郭宁紫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庭审中被告闫龙林以黄立敬系本案利害关系人为由，申请追加黄立敬为本案的第三人，本院予以准许。第二次庭审时，原告杜军的委托代理人杨伟、被告闫龙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静、被告和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祥爱、郭宁紫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黄立敬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闫龙林、和顺公司支付拖欠原告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50万元及利息1740万元（暂按两分月息计算到2015年9月5日，要求被告支付到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2、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杜军起诉时称，2010年11月5日，被告闫龙林经蒋秀超、黄立敬之手向原告借款15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双方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后原告多次催要，被告闫龙林一直以资金紧张为由拖欠支付。而被告闫龙林在借款时又系被告和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本案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2017年5月，原告杜军重新向本院作了新的陈述：其与蒋秀超是好朋友。2010年11月5日前，蒋秀超找他帮忙借款。说是黄立敬由于投资需要借钱。他从众多亲戚朋友那里凑了150万元，在2010年11月5日转给了蒋秀超。他当时和蒋秀超说，信不过其他人，要借就算是蒋秀超借。蒋秀超于是就给他打了一个150万元的借条，约定月息3万元。至于后来怎么用的这个钱他不清楚。后来他多次催要，蒋秀超一直以各种理由不还。直到2015年本案起诉之前，黄立敬将有闫龙林签名、和顺公司盖章的借据给他，告诉他借给蒋秀超的钱实际被黄立敬转给闫龙林、和顺公司用了，让他起诉闫龙林、和顺公司，不然就要不到钱。无奈之下，他只有起诉闫龙林、和顺公司，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杜军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原告的身份证；安徽和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工商行政注册登记材料；借条两张、转账凭证三张；原一审开庭笔录中黄立敬、蒋秀超的出庭证言等。
被告闫龙林辩称：他和黄立敬合伙投资宿州房地产项目，因为资金不够用，黄立敬便要他写借据方便去借款，但杜军的借款始终没有到账。后来黄立敬又以原条据丢失为由，欺骗他还补打了几张借据。因不放心，2016年1月他找黄立敬写过说明。其认为：1、两份借条中的第二份借条即仅有闫龙林个人签字的借条，“注明：原件收回有效”，因原借条未收回，故该份借条无效；2、黄立敬汇至被告闫龙林账户的500万元系黄立敬的合伙投资款，并不包括杜军出借的150万元，原、被告之间无借贷关系；3、第一份借条未约定利息，原告杜军也未实际支付150万元借款，原告的利息主张不应得到支持；4、即使借贷关系存在，被告闫龙林也系职务行为，其个人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闫龙林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2010年7月16日闫龙林、周琴与黄立敬签订的《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及黄立敬的汇款凭证、2016年1月6日黄立敬出具的证明等。
被告和顺公司的辩称与被告闫龙林前三点辩解意见相同。其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黄立敬没有书面答辩。但其在原一审庭审中作证和庭前问话笔录中辩称，他和闫龙林是朋友关系，也有合伙投资关系。2010年11月份前后，闫龙林因工程投标需要资金找其商量借钱，其通过蒋秀超向杜军借款，后杜军将150万元借款汇入蒋秀超账户，蒋秀超又将该笔借款汇入其账户。2010年11月10日他将500万元汇入闫龙林账户，其中包含杜军出借的150万元借款。第一张150万元的借条是闫龙林在他汇款前先出具的，是写给杜军的。当时口头约定利息3分。后在2015年8月，因原借条没有注明利息，其以原条据丢失为由，又让闫龙林给杜军出具了一张数额为150万元的借条，两张借条是同一笔。为此，2016年1月他向闫龙林写了说明，说明如有两笔，其愿承担责任。
对于各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交的证据，本院综合认证如下：对原告所举原告的身份证、安徽和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工商行政注册登记材料等证据，二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所举第二张仅有闫龙林签名的150万元借条，二被告提出异议，借条中已“注明：原件收回有效”，因原借条未收回，该借条又系受黄立敬欺骗所书写，故该份借条无效；对于原告所举2010年11月5日两张银行转账凭证，能够证明杜军将150万元出借款转入蒋秀超账户，蒋秀超又于当天将该款转入黄立敬账户，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所举原一审开庭笔录中黄立敬、蒋秀超的出庭证言，因黄立敬、蒋秀超系利害关系人，本院对其证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分采信；对于被告所举2016年1月6日黄立敬出具的证明，黄立敬庭前对其予以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所举第一张有闫龙林签名、和顺公司盖章的150万元借条，2010年11月10日黄立敬向闫龙林转款500万元的银行凭证，被告所举2010年7月《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及黄立敬的汇款凭证，对方有异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
经审理查明：原告杜军和蒋秀超是朋友关系，蒋秀超和黄立敬是亲戚关系，黄立敬和被告闫龙林是合伙投资关系。2010年10月份，因需要投资资金闫龙林找黄立敬商量借钱，黄立敬找到蒋秀超，蒋秀超又找到杜军，让其帮忙借款。2010年11月5日，杜军将150万元出借款汇入蒋秀超�户，杜军出借款时向蒋秀超表示，信不过其他人，要借就算是蒋秀超借的。杜军亦认可蒋秀超当时给其出具了一个150万元的借条，约定利息为月息3万元。蒋秀超在接到出借款后当即将该笔借款汇入黄立敬账户。2010年11月10日，黄立敬将500万元款项汇入闫龙林账户。在黄立敬向闫龙林转款500万元前，被告闫龙林于2010年11月5日先出具了借条一张，借条中载明：“今借杜军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00），2010年11月5日”；闫龙林在借条上签名，和顺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印章。该借条一直由黄立敬保管，直至2015年本案起诉前交给杜军。
2015年8月，黄立敬找到闫龙林，以原条据丢失为由，让闫龙林重新出具了借条。�借条中载明：“今借到杜军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00），利息叁分，注明：原件收回有效，2010年11月5日”，闫龙林在借条上签名。2016年1月6日，黄立敬给闫龙林出具证明，内容为：“原闫龙林写给杜军壹佰伍拾万元的借据被我丢失了。如出现原借条，有我承担一切责任。黄立敬2016年1月6日。”
2017年5月，杜军在向本院陈述时自认，蒋秀超曾还款10万元。
另查明：闫龙林在2009年4月3日至2012年11月27日、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4月17日期间，两次担�和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为该公司股东。现和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闫国林。
2010年7月，闫龙林、周琴与黄立敬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从2010年6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前，向宿州嘉城置业有限公司投资10400万元。其中按约定黄立敬应投资4078.43万元。闫龙林与黄立敬账户间有大量资金往来，二人之间账目没有清算。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借贷款项的交付为合同生效的要件。《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原告主张作为民间借贷的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应对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被告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本证和反证的举证证明标准作出了区分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依据上述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使法官的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反证则只需要使本证对待证事实的证明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高度可能性是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低限度要求，举证责任人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之后，所举证据的证明效果必须至少达到足以令法官信服的高度概率。本案中，原告杜军并未将150万元出借款直接交到被告手中或将此款转入被告的账户，其主张150万元出借款是通过蒋秀超、黄立敬的账户间接汇入闫龙林的个人账户。但黄立敬与闫龙林系合伙投资关系，原告主张黄立敬在2010年10月10日向闫龙林所转500万元中包含本案所涉借款150万元，闫龙林则辩称该款系投资款，并提供了2010年7月其与黄立敬签订的《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及黄立敬的汇款凭证，证明黄立敬在向闫龙林转款500万元时除杜军主张的借贷关系外，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本院由此不能确信500万元中包含本案所涉借款150万元。原告杜军对黄立敬向闫龙林所转500万元的具体资金来源、用途、去向又不能作进一步举证，故本院对黄立敬向闫龙林所转500万元中包含本案所涉借款150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再者，杜军在向蒋秀超出借该款时，明确表示，信不过其他人，要借就算是蒋秀超借。原告杜军自认还持有蒋秀超出具的150万元借条。原、被告之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借贷合意，本案原、被告之间借贷关系不存在。第三人黄立敬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怠于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720元，由原告杜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金麟
审 判 员 王华荣
人民陪审员 周 莉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高昊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国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