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民终22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严腾达，男，198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宜才，1971年12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丰都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江，男，1977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上诉人严腾达为与被上诉人朱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5民初2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严腾达上诉称：一、朱江一审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从涉案借条的内容可以看出，严腾达是向朱江本人借款45万元，借款时间是2014年6月30日，这就要求朱江首先要举证证明，2014年6月30日严腾达向其本人借款的事实存在。而朱江在一审的《起诉状》表述：“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严腾达陆续找本人借款总额达到45万元，约定还款日为2015年6月30日，在此期间本人多次联系催促严腾达还款，但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朱江在起诉状中对借款的具体时间、借款的形式(是否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现金的方式借款)均没有明确表述，在庭审中并没有提供与借条载明的借款时间相吻合的借款事实证据加以证明，且违背交易习惯，违背常理，缺乏借款事实的基本必备的构成要件。同时验证了该借条的虚假性，形成在严腾达受到诱导、胁迫的状态下为其出具的借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案件必须同时具备两方面的证据要件：①出借人必须提供借贷债权凭证；②必须举证证明实际借款的基本法律事实(即：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本案中朱江仅提供了上述借款45万元的借条，无法提供借款事实的发生证据，起诉状中的借款时间与借条上约定的借款时间明显不相符，朱江在一审中无法提供借给严腾达45万元的借款事实存在。显然是朱江采取引诱、胁迫的手段迫使严腾达为其出具虚假的借条，其提起的是一起民间借贷典型恶意的虚假诉讼。二、一审诉讼主体错误应当依法驳回。本案一审被告应当是鸿永祥公司，而不是本案的严腾达。2013年9月2日--2013年12月31日、2013年9月13日-2013年12月13日、2013年10月15日--2014年1月15日三个不同时间段签订的《资产管理协议》均是由严腾达与朱江妻子刘黎霞签订。刘黎霞将上述作废的协议内的投资款项作为投资资金与鸿永祥公司签订新的资产管理协议。据此，前三份《资产管理协议》中当事人严腾达与刘黎霞的债权债务均予以清算．圆满的划上句号。由此，严腾达与朱江妻子刘黎霞签订的上述三份作废《资产管理协议》，均是刘黎霞个人投资委托严腾达个人的交易行为，与朱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事后刘黎霞自愿将余下的资金转入与鸿永祥公司合作贵金属买卖交易，转入鸿永祥公司后，朱江与其妻子刘黎霞均各自与该公司签订了《资产管理协议》，严腾达只是作为公司的代表在双方的《资产管理协议》上签字，朱江及其妻子自愿将协议委托款项打到严腾达个人账户上，由严腾达代表公司为其专业操作服务，依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只能是代表公司的职务(授权)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虽然严腾达是公司3个股东之一，按照我国《公司法》的明确规定，公司的人格权、财产权独立于它的股东，不得混同，哪怕是一人公司或者自然人独资公司也不例外，同样严格遵循这一基本法律制度。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当事人的相对性规则”和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确定诉讼当事人主体资格的相关规定，故不得由朱江代替刘黎霞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三、一审认定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张冠李戴、法律关系混淆的错误明显。严腾达作为鸿永祥公司指定的代表与朱江及其妻子刘黎霞又签订了3份代为操作贵金属买卖交易协议，其行为依据公司法规定只能认定为公司的职务行为，给朱江及其妻子的利润承诺条款以及本金保底条款是由该公司承诺的，依法应由鸿永祥公司承担责任，没有证据证明朱江及其妻子在与公司合作期间，严腾达以个人的名义为其承诺保证其投资利润和本金保底的任何承诺。在朱江及其妻子刘黎霞与鸿永祥公司签订的3份《资产管理协议》期间，该公司有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协议约定的贵金属买卖属于行业亏损阶段，在此阶段只有严重亏损，根本没有盈利。按照有关金融法的规定，任何金融、商业投资，对于投资者来说，高利润必然伴随着高风险，这是法律和客观规律公知的事实，只获利而不承担相应的金融风险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严腾达认为原审法院没有证据证明将与鸿永祥公司三方协议产生的义务转化为严腾达个人债务，判决由严腾达个人承担还款义务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朱江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朱江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江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严腾达返还朱江4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严腾达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9月2日，朱江之妻刘黎霞与严腾达签订资产管理协议1份，约定刘黎霞将50000元委托给严腾达进行合法的贵金属市场买卖，委托期限为2013年9月2日至2013年12月31日，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13%以下的，该部分全属刘黎霞所有；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13%以上的归严腾达所有；该利润划拨至朱江尾号为06094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同月13日，朱江之妻刘黎霞与严腾达又签订资产管理协议1份，约定刘黎霞将100000元委托给严腾达进行合法的贵金属市场买卖，委托期限为2013年9月13日至2013年12月31日，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10%以下的，该部分全属刘黎霞所有；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10%以上的归严腾达所有；该利润划拨至朱江尾号为06094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同年10月15日，朱江之妻刘黎霞与严腾达再次签订资产管理协议1份，约定刘黎霞将50000元委托给严腾达进行合法的贵金属市场买卖，委托期限为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1月15日，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10%以下的，该部分全属刘黎霞所有；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10%以上的归严腾达所有；该利润划拨至朱江尾号为06094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协议签订后，刘黎霞于同年9月2日、13日、16日分别向严腾达转款50000元，同年9月18日向严腾达转款5000元。2013年10月10日至11月5日期间严腾达向朱江尾号为06094的中国工商银行卡支付利润38000元。2013年12月16日，朱江及其妻刘黎霞与严腾达协商废止上述3份协议，将上述协议内的投资款项作为投资资金与武汉鸿永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永祥公司)签订新的资产管理协议。同日，严腾达作为鸿永祥公司代表与朱江签订资产管理协议1份，约定朱江将250000元委托给鸿永祥公司进行合法的贵金属市场买卖，委托期限为2013年12月16日至2014年6月16日，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10%以下的，该部分全属朱江所有；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10%以上的归鸿永祥公司所有；该利润划拨至朱江尾号为06094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同日，严腾达作为鸿永祥公司代表与朱江之妻刘黎霞签订资产管理协议1份，约定刘黎霞将150000元委托给鸿永祥公司进行合法的贵金属市场买卖，委托期限为2013年12月16日至2014年6月16日，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6%以下的，该部分全属刘黎霞所有；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6%以上的归鸿永祥公司所有；该利润划拨至朱江尾号为06094的中国工商银行卡。2014年2月4日，严腾达作为鸿永祥公司代表与朱江签订资产管理协议1份，约定朱江将50000元委托给鸿永祥公司进行合法的贵金属市场买卖，委托期限为2014年2月4日至2014年3月4日，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8%以下的，该部分全属朱江所有；每月所得利润为委托资金8%以上的归鸿永祥公司所有；该利润划拨至朱江尾号为06094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协议签订后，刘黎霞于同年12月24日、25日分别向严腾达转款36750元、10000元。朱江于同年12月15日向严腾达转款128500元，于2014年2月4日向严腾达转款50000元。2014年1月15日至3月17日期间严腾达向朱江尾号为06094的中国工商银行卡支付利润89000元。2014年6月30日，严腾达收回上述3份资产管理协议书，向朱江出具借条1张，内容为：严腾达于2014年6月30日向朱江本人借款450000元，还款日定为2015年6月30日。嗣后，因严腾达未按约还款，朱江多次催要未果，故提出以上诉请。另查明，鸿永祥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16日。2014年4月8日，该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严腾达，自然人股东为严腾达。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9月、10月朱江之妻与严腾达签订的资产管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协议签订后，朱江之妻实际支付155000元投资款，严腾达按约向朱江指定账户内支付利润38000元。同年12月，朱江及其妻与严腾达约定废止上述3份协议，将上述协议内的投资款作为投资资金与鸿永祥公司签订新的资产管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协议签订后，朱江及其妻向严腾又实际支付225250元投资款，严腾达按约向朱江指定账户内支付利润89000元。2014年6月30日，严腾达与朱江及其妻协商后收回与鸿永祥公司签订的3份协议，将协议产生的义务转为严腾达个人债务，并向朱江出具借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借条中约定借款金额为450000元，朱江及其妻实际投资款为380250元，故法院认定严腾达所欠债务应为380250元。严腾达依协议向朱江账户内支付的利润127500元系其自愿支付，向朱江之妻支付的其他款项与本案无关。综上，朱江要求严腾达偿还借款38025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严腾达偿还朱江借款380250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朱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25元（已减半），由严腾达负担。此款朱江已预交，严腾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所负担的款项直接支付给朱江。二审期间，严腾达向本院提交鸿永祥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签订的贵金属交易合同一份，拟证明鸿永祥公司具备贵金属交易资质，涉案的资产管理协议合法有效。还提交工商信息一份，拟证明鸿永祥公司在签订资产管理协议时有两个股东，严腾达不是法人，其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还提交交易报表一份，拟证明资产管理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亏损的事实。朱江质证认为，鸿永祥公司于2014年变更为严腾达的个人独资公司，借款关系是朱江与严腾达个人之间，与鸿永祥公司无关。对严腾达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定如下，严腾达提交的与案外人之间交易合同与本案无关。提交工商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鸿永祥公司的交易报表系单方制作，并未经审计，且鸿永祥公司经营亏损情况与本案债务纠纷无关。对严腾达提交三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3年9月2日、9月13日、10月15日，朱江之妻刘黎霞与严腾达签订的资产管理协议，以及2013年12月16日、2014年2月4日朱江、刘黎霞与鸿永祥公司分别签订的三份资产管理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协议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此时无论是刘黎霞与严腾达之间，还是朱江、刘黎霞与鸿永祥公司之间均系合同关系，且严腾达、朱江均认可严腾达支付的38000元和89000元是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履行的，故该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亦符合合同约定。嗣后，双方就上述合同产生分歧，严腾达于2014年6月30日向朱江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应视为严腾达、朱江就终止上述协议后的结算，此时双方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严腾达虽然认为该“借条”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由严腾达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严腾达于2014年6月30日向朱江出具借条时，鸿永祥公司已变更为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严腾达，自然人股东为严腾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借贷合同，款项用于企业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朱江有权选择企业或该企业法定代表人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朱江仅起诉严腾达，主张严腾达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严腾达认为其出具借条是履行职务行为，应由鸿永祥公司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严腾达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25元，由严腾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欣审判员 龚治国审判员 李 行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书记员 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