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3民终21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国智，女，197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立明，乐清市乐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清市石帆下贾岙马山砂石场，住所地乐清市石帆街道下贾岙村。代表人：叶文权，该砂石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童，浙江海昌（乐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芳芳，浙江海昌（乐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叶文顺，男，196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原审第三人：叶文雷，男，197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原审第三人：叶文权，男，197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石帆街道下贾岙村。原审第三人：王以昌，男，196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原审第三人：朱阿乐，男，196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上诉人姚国智因与被上诉人乐清市石帆下贾岙马山砂石场（以下简称砂石场）、原审第三人叶文顺、叶文雷、叶文权、王以昌、朱阿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6）浙0382民初4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国智上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确认姚国智于2014年1月16日与砂石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砂石场返还姚国智169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69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6%自2014年1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砂石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认定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林童、苏芳芳律师作为砂石场的代理人并享有代理权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明显属于偏听偏信本案纠纷背后的实际操作人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的一面之词。庭审中，姚国智及原审第三人多次明确提出林童、苏芳芳律师没有代理资格和代理权，不能参与诉讼活动，但一审法院没有采纳。2、一审庭审中，林童律师当庭明确陈述自己是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委托的。3、一审法院没有将砂石场执行事务合伙人叶文权作为代表人身份出庭，而是将其以第三人身份出庭是违法的。4、原审法院没有让叶文权作为砂石场代表人出庭，但判决书中又将其列为砂石场执行事务合伙人也是错误的。叶文权在2011年11月11日的股东会中已经辞去执行事务合伙人职务，其从没有代表砂石场委托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砂石场的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叶文顺等也当庭说明砂石场股东根本没有召开会议商议本案委托事项，也没有同意委托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砂石场的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对证据的认定错误，明显偏袒本案纠纷背后的实际操作人。1、一审判决书第七页“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2012年10月份，叶文顺以他人名义将一批牙板出售给新矿山”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既然认定该证据，那么送货单显示送货人是曾玲，证明显示应是砂石场股东联系，应收账款也是由老股东收取。故此，不能认定叶文顺以他人名义将一批牙板出售给新矿山。2、一审法院对姚国智提供的证据八认定错误。原审第三人对证据八没有异议，可以证明报告的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该批牙板没有在股权转让合同的清单之列。说明当时约定股权转让没有包括该批牙板，该批牙板仍属于老矿山老股东所有。该报告是在叶文顺被刑事拘留前向乐清市公安局快递寄送，可以向公安机关查证。3、原审第三人对证据九没有异议，证明出纳月报表、资产负债表相互印证，在该月支付叶文顺牙板款169000元已经作为付出，在会计账目中也已经入账作为应付已付账款，跟本案具有关联性。砂石场在之后的生产中也将牙板材料使用了。4、对于林童律师在原审提供的证据四，姚国智及原审第三人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并没有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予以认定。黄炉海不是砂石场实际控制人，但约定在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时，法定代表人由老股东一方担任，总经理由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选派人选担任，但并没有真实实施，故没有证据证明黄炉海是砂石场合法的实际控制人。（二）原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导致查明的关键事实错误。1、老股东也认为牙板不在清单之列，说明牙板属于老股东。2、2012年11月11日，叶文顺已经告知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炉海，其也同意支付，故砂石场将应属于老股东的牙板款169000元付至其银行账户，并非叶文顺擅自个人将该169000元划走归自己个人。（三）原审法院最终认定要求确定与砂石场签订协议无效，属砂石场主体不适格是错误的。姚国智认为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砂石场的主体适格。1、从2014年1月16日调解协议书开头看，甲方代表人签名的是黄炉海，盖章的是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其代表的是砂石场；乙方代表签名的是姚国智。协议书是黄炉海自称代表砂石场而炮制，以达到威胁姚国智非法获取款项用于自己的违法开采石矿的目的。这可从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开头部分看出。申诉单位为砂石场，系原案受害单位，说明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就是以黄炉海为首的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自称砂石场签订协议，但又没有砂石场印章和获得砂石场新老股东同意。姚国智由于担心丈夫被公安刑事拘留，又遭黄炉海威胁恐吓，签订了该调解协议书。2、从调解协议书内容看，相关内容包括印章交付、财务结算等，这只能是砂石场的行为，不应为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或其他个别股东。一审认定该协议主体为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明显是错误的。3、签订协议者均没有受双方委托，协议无效。甲方砂石场、乙方砂石场老股东均没有受到委托。4、2014年1月16日调解协议书无效，砂石场获取的169000元应返还并赔偿利息损失。砂石场辩称：一、关于姚国智提出的原审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与砂石场全体合伙人2011年9月2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原砂石场合伙人同意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入伙，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转让对价。后来砂石场全体合伙人在办公室召开会议，主持人是浙江银行混凝土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炉海，记录人是胡立明，会议内容就涉及砂石场原负责人叶文权辞去合伙事务执行人职务以及由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指派人员担任砂石场总经理事项。之后，2011年1月8日叶文权还递交了书面辞职申请。2014年1月18日，叶文权将其持有的砂石场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财务章及发票等材料向新股东进行了移交。由此可见，砂石场实际负责人已变更为黄炉海，黄炉海以砂石场的名义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不存在程序违法。二、关于涉案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砂石场认为该调解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签订该调解协议书的背景事实是：2011年股份转让后，叶文顺作为砂石场的原控制人，将砂石场部分配件私自卖掉并将部分资金占为己有，姚国智既是砂石场的出纳，又是叶文顺的妻子。砂石场合伙人要求叶文顺将占有的款项返还给砂石场，叶文顺一直不予返还。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就以职务侵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叶文顺被批准逮捕。叶文顺的兄弟提出要通过和解解决该纠纷，双方在此基础上才签订了本案的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对相关款项的返还、股份工商变更登记以及公章交接等均进行了约定。姚国智就是按该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将相关款项返还给砂石场的。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也是按照这份协议的约定向公安机关提出对叶文顺从轻处理的要求。姚国智现在主张其系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签订该调解协议书，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该主张明显不能成立。叶文顺述称：砂石场人代理人提供的委托书上的印鉴是无效的，已经作废。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仅获得砂石场的股份，并不享有合伙人资格，不能代表合伙体进行合伙事务的管理。黄炉海没有资格指定砂石场的代理人。会议记录上有关让黄炉海担任总经理的说法当时只是一个提议并没有得到全体合伙人的一致通过。目前工商登记的合伙事务执行人仍是叶文权。关于本案争议的169000元牙板款，叶文顺认为该款项属于老合伙人所有。关于涉案调解协议书的效力，从协议书约定看，双方当事人是姚国智与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但是砂石场所有股东都没有委托他们来处理相关事务。叶文雷、叶文权、王以昌、朱阿乐未作陈述。姚国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姚国智于2014年1月16日与砂石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砂石场返还姚国智169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69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6%自2014年1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暂算至2016年1月13日利息损失为24572元；诉讼费由砂石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国智系砂石场出纳，叶文顺、叶文雷、叶文权、朱阿乐、王以昌系砂石场老股东。黄炉海系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3、4月间，叶文顺等人与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协商股份转让事宜，2011年9月24日，叶文顺、叶文雷、叶文权、朱阿乐、王以昌与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达成股份转让协议（附有清单，并注明所列皆以现场现状为准），叶文顺等人将45%股份以540万价格转让给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同年10月1日，双方办理交接手续，但一直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2012年10月，叶文顺以湖南省双峰兴隆公司的名义以25.88万元的价格向砂石场出让一批牙板（该批牙板系叶文顺从砂石场拉出，新老股东对拉出的时间有争议），2012年11月1日，叶文顺以支付上述牙板款的名义从砂石场银行账户划走16.9万元至自己个人账户。2013年9月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等新股东向乐清市公安局举报叶文顺职务侵占，2013年12月26日，叶文顺被刑事拘留，2014年1月24日，叶文顺被逮捕，2014年1月30日，叶文顺被取保候审。2014年1月16日，姚国智与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调解协议书，甲方为砂石场新股东黄炉海等（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乙方为砂石场原股东叶文顺等，约定：双方相互配合，在2014年1月20日前办理好原砂石场执照、印章及基本户等移交手续，甲方明确新的法定代表人后，双方要及时办理法人、股权变更手续；双方有关账款问题，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提议，并在2014年1月20日前双方账款交割清楚；乙方积极配合做好砂石场今后开采的相关工作；甲方应在2014年1月20日前，就双方原来的财务问题，向公安及司法部门做好沟通，体谅乙方人家庭的实际困难，并要求上级部门对乙方当事人从轻处理。姚国智在该协议乙方代表人处签字，黄炉海、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在该协议甲方代表人处签字、盖章。2014年1月16日，姚国智向砂石场汇款16.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1月16日的调解协议书中签字的是姚国智、黄炉海，盖有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印章，且写明甲方为砂石场新股东黄炉海等（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故与姚国智签订该份调解协议书的相对方是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现姚国智要求确认其与砂石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属被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姚国智的诉讼请求。在调解协议书未被确认无效或撤销前，姚国智无权要求砂石场返还16.9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故该项诉请，亦应驳回。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姚国智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171元，由姚国智负担。二审期间，姚国智、叶文顺、叶文雷、叶文权、王以昌、朱阿乐没有围绕姚国智的上诉理由依法提供证据材料。二审期间，砂石场围绕姚国智的上诉理由依法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1年11月8日叶文权的辞职书，用以证明砂石场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叶文权已经于2011年11月8日提出辞职申请的事实。2、2014年1月16日砂石场新股东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出具的谅解书，用以证明姚国智按照调解协议约定将相关款项返还给砂石场后，砂石场的大股东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出具了要求对叶文顺从轻处理的谅解书。对砂石场二审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姚国智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砂石场主张的待证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姚国智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其内容与姚国智提出的砂石场代理人资格的争议问题有关，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仅复印件，未经乐清市公安机关盖章确认，在姚国智不认可的情况下，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本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以外，另认定：2011年11月8日，叶文权向砂石场递交了辞职书。2011年11月11日，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炉海主持召开了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入股以来的第一次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会议记录。该次股东会会议记录记载“一致意见：同意叶文权辞去砂石场执行事务合伙人一职。同意刘仁智为登记改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确认林童、苏芳芳律师为砂石场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争议。姚国智以砂石场工商登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叶文权，林童、苏芳芳律师提交的砂石场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已经作废为由主张林童、苏芳芳律师不能代理砂石场出庭参加本案诉讼。本院认为，砂石场工商登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虽然仍是叶文权，但现已查明早在2011年11月8日，叶文权就已经向砂石场递交了辞职书，同时在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入股后砂石场于2011年11月11日召开的股东会上，全体股东已经一致同意叶文权辞去砂石场执行事务合伙人一职。此外，叶文权在2014年1月18日也实际向砂石场移交了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以及发票等相关资料。由此可以认定砂石场新老股东实际已认可叶文权不再是砂石场的负责人，同时认可由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选派人员担任改制后公司负责人的事实。在砂石场新老合伙人的内部纠纷中，应尊重新老股东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即认定叶文权已不再是砂石场负责人。在砂石场与善意第三人发生的外部纠纷中，则应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认定工商登记的负责人为砂石场的负责人。本案属于砂石场合伙人内部纠纷，一审法院根据上述实际情况确定砂石场大股东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以砂石场名义委托代理律师的合法性，并确认林童、苏芳芳律师作为砂石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并无不当。姚国智就此提出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调解协议书效力的争议。姚国智以其在签订涉案调解协议书时受到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炉海的胁迫以及调解协议书的双方签约人均不具有代理权为由主张该调解协议书无效。本院对该问题评析如下。1、关于调解协议书主体的认定问题。首先，调解协议书列明了双方主体，即甲方“砂石场新股东黄炉海（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乙方“砂石场原股东叶文顺等”。调解协议书甲方落款处加盖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黄炉海在甲方代表人栏处签字，乙方落款处由姚国智代表人栏签字确认。其次，调解协议书引言明确约定“因甲、乙双方在砂石场转让移交及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纠纷，现经双方代表充分沟通协商，已达成互相谅解，并形成如下协议”。第三，调解协议书的具体内容主要涉及新老股东有关股份转让的移交、变更手续、财务账款交割以及就叶文顺涉嫌犯罪问题与有关单位做好沟通等内容。因此，从调解协议书列明的主体、签约具体人员的身份、引言表述以及具体内容分析，该调解协议书的双方主体应为砂石场新股东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和以叶文顺为代表的砂石场老股东。2、关于姚国智是否有权代表砂石场老股东签订该调解协议书的问题。首先，姚国智作为砂石场老股东代表签订该调解协议书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化解其丈夫叶文顺可能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风险，因此其作为叶文顺的妻子在叶文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为了叶文顺的利益可以代表叶文顺对外前签订调解协议。其次，砂石场工商登记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叶文权也在上述调解协议签订后的2014年1月18日向砂石场新股东移交了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发票等资料，认可并实际履行了调解协议书第一条有关印章的移交手续。第三，姚国智等在调解协议书签订当天也已经按约将包括本案争议的169000元牙板款在的相关款项移交给砂石场。最后，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调解协议书相对方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既是砂石场出纳又是叶文顺妻子的姚国智有权代表砂石场老股东签订该调解协议书。姚国智有关其无权签订涉案调解协议书以及该调解协议书对老股东不发生效力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姚国智、砂石场是否本案适格当事人的问题。根据上述分析，涉案调解协议书的乙方为砂石场以叶文顺为代表的老股东，姚国智仅是以叶文顺为代表的老股东的代理人，并非调解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其无权以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名义主张调解协议无效，但其作为签订调解协议书的实际行为人，有权以自己在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为由主张其签约行为无效。因此，姚国智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同时，因为砂石场是姚国智支付169000元款项的收款人，针对姚国智提出要求砂石场返还169000元的诉讼请求而言，砂石场作为被告也是适格的。4、关于姚国智提出的其签订调解协议书时受到胁迫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姚国智虽然提出受到胁迫的主张，但一、二审期间并未就此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院对姚国智有关受到胁迫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上述分析，姚国智代表砂石场老股东与砂石场新股东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就新老股东手续、财务交接并就叶文顺有关问题达成谅解签订调解协议书，上述调解协议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姚国智在其已实际向砂石场履行了包括本案169000元牙板款在内的款项的交付义务以及叶文权已实际向砂石场新股东就印章等相关资料履行交接义务后，又在调解协议书签订后两年左右以自己无代理权、签订调解协议时受到胁迫为由主张调解协议无效，并要求砂石场返还169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姚国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71元，由上诉人姚国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俊审 判 员  杨建珍代理审判员  叶 恒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周翰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