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2民初29019号
原告：陈彤，男，汉族，1977年12月9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
原告：顾宇峰，男，汉族，1977年11月3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
原告：陈轶斌，男，汉族，1978年1月18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
原告：胡红雷，男，汉族，1979年10月1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琪，上海市六角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丁轶峰，男，汉族，1979年5月21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朋，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仁，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上海掌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刘羽鸿，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玮贞。
第三人：刘羽鸿，男，汉族，1970年1月9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东新路小辛庄78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启增。
第三人：周启增，男，汉族，1955年10月28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桃林路XXX弄XXX号XXX室。
原告陈彤、顾宇峰、陈轶斌、胡红雷与被告丁轶峰、上海掌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掌腾公司)，第三人刘羽鸿、周启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文星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彤，原告陈彤、顾宇峰、陈轶斌、胡红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琪，被告丁轶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朋、孙仁，被告掌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玮贞，第三人刘羽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启增、第三人周启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名原告共同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登记在被告丁轶峰名下的被告掌腾公司32.76%的股权归四原告所有，四原告各持股8.19%；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丁轶峰负担。事实和理由：四名原告与被告丁轶峰于2016年4月9日签订《公司发起人协议》和《补充协议》，就共同设立掌腾公司达成了一致，约定四名原告与被告共同持有掌腾公司70%的股权，其中丁轶峰持有19.60%股权，四名原告分别持有12.60%的股权，并约定四名原告的股权由丁轶峰代持。在四名原告的参与下，掌腾公司成立。2017年2月20日，因掌腾公司另两名第三人增资，丁轶峰代持和实际持有掌腾公司70%的股权变更至45.50%，其中四名原告所持有的比例各为8.19%。之后，因丁轶峰有意对外转让其名下掌腾公司股权，向掌腾公司股东声明退出、对外虚假宣传等，四名原告无奈通知丁轶峰解除股权代持协议，但丁轶峰拒绝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涉诉。
被告丁轶峰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公司发起人协议》与掌腾公司不具有关联性，丁轶峰为了将自己的产品早日推向市场，曾在不同时期与多人签订了多份不同的发起人协议，但均因种种原因而未成立公司。由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已无履行必要，对当事人各方不再具有约束力。掌腾公司的设立并非基于《公司发起人协议》，原告不能依据该协议获得丁轶峰持有的掌腾公司股权。掌腾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设立，《补充协议》于2016年10月28日签订，丁轶峰已以货币形式完成了人民币(币种下同)7,000,000元注册资本的认缴，《补充协议》不能证明股权代持关系存在。另外，《补充协议》中约定，以“人力和技术入股”，根据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不得以劳务出资，如果以技术出资，需要评估作价并且办理转移手续。因此，原告未实际出资，并非掌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补充协议》实际上为《股权赠与协议》，虽然《补充协议》中载有原告股权由丁轶峰代持的意思，但真实情况是丁轶峰为鼓励技术团队将自己70%的股权拿出一部分赠与技术团队，该赠与股权继续由丁轶峰代持，技术团队只需要以人力及技术作为对丁轶峰赠与股权行为的回报。《补充协议》也未明确股权何时交付，根据技术团队成员的工作表现情况，丁轶峰可以随时撤销该赠与行为。
被告掌腾公司辩称，《发起人协议》是针对掌腾公司签订的，但对签署的背景不清楚，对于丁轶峰称其对外签署很多发起人协议的情况并不知情。掌腾公司认可丁轶峰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以及丁轶峰退出公司的声明，确认丁轶峰不再代持相应股权。《发起人协议》签订后，陈彤一直担任掌腾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其他三名原告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掌腾公司重大会议、重大事件的决策均由四名原告和丁轶峰参与，并且每次的会议记录均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股东。
第三人刘羽鸿、周启增共同陈述，对于原告诉请及事实理由均无异议。两名第三人于2016年3月、4月左右认识丁轶峰，丁轶峰向第三人介绍核心技术与方案。由于丁轶峰一直表示有技术团队(包括四名原告)的支持，并将四名原告介绍给第三人，所以第三人才对其给予信任。2016年5月30日掌腾公司设立，刘羽鸿、周启增作为主要投资人，章程虽约定了股东需以货币出资，但丁轶峰并未实际出资。第三人一直以为掌腾公司是由四名原告、两名第三人和丁轶峰共同设立的。之后，丁轶峰告知第三人四名原告的股权由丁轶峰代持，但事实上第三人也没有见过代持协议。周启增要求四名原告显名，丁轶峰曾表示同意，各方曾就该股权问题也曾在掌腾公司内部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丁轶峰已同意将股权转让给原告，但在实际操作时丁轶峰又反悔。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证如下：
1.原告提供的《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曾达成补充协议。丁轶峰认为，《补充协议》的原件和复印件一致，但原告主张签署日期为2016年4月9日与原件不一致，故不予认可。掌腾公司和第三人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原告能提供《补充协议》原件，被告未对协议内容提供相反证据，且协议签署日期与被告所主张日期一致，不排除原告起诉时误写了协议签署日期。因此，上述证据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对于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纳。
2.原告提供的网页截屏一组，证明丁轶峰在掌腾公司持股时，同时担任其他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丁轶峰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掌腾公司和第三人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
3.原告提供的解除股权代持协议通知和邮寄凭证一组，证明四名原告已解除了与丁轶峰之间的代持股关系。丁轶峰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掌腾公司和第三人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原告能提供该组证据的原件，被告虽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
4.掌腾公司提供的丁轶峰与刘羽鸿之间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一份，证明丁轶峰首先提出解除原告与其之间的代持股关系。丁轶峰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掌腾公司和第三人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就刘羽鸿的手机进行了公证，丁轶峰对该证据虽不予认可，但认可微信显示的确实是刘羽鸿的手机号码，且未提供相反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5.丁轶峰提供的2016年4月9日由丁轶峰、陈彤、陈轶斌、张双健、顾宇峰、胡红雷六人签订的《公司发起人协议》，证明丁轶峰与其他人也签订过很多发起人协议。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表示该证据上“陈彤”的签名并非原告本人签署。本院认为，丁轶峰提交的协议中并未明确标的公司的名称，庭审中丁轶峰也表示最终公司并未设立，协议也未实际履行。掌腾公司提供的证据也显示，丁轶峰在与刘羽鸿微信聊天中也仅提到其认可的为公司成立前的“五人协议”，而该证据中为六人签订的协议，能够印证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即使该份协议存在，也不能证明与掌腾公司之间的关联性，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采纳。
经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一)
2016年4月9日，丁轶峰作为甲方(管理股东)、陈彤作为乙方(合伙人)、陈轶斌作为丙方(合伙人)、胡红雷作为丁方(合伙人)、顾宇峰作为戊方(合伙人)，共同签订《公司发起人协议》，记载：第一章公司宗旨与经营范围。1.1本公司的中文名称：掌腾公司。……第二章股份比例。各发起人股比情况如下：甲方：占注册资本的28%；乙方：占注册资本的18%；丙方：占注册资本的18%；戊方：占注册资本的18%。第三章发起人的权利、义务。3.1发起人的权利。……3.1.7在本公司成立后，按照国家法律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第四章……4.2在本公司设立时，各方同意各自股份由管理股东代持。4.3各方承诺与管理股东一致行动，公司治理体系下各项表决保持与甲方表决意志的一致性；本条为不可撤销之约定，各方在公司股东大会会议中保持“一致行动”：各方在股东大会中通过举手表决或书面表决的方式行使职权时保持与甲方投票的一致性。4.4甲乙丙丁戊五方决策的规则：重大决议(包括股份变更、投资等)必须4人及以上人数同意的决议才能事实，包括甲方代为行使的签署重要文件的权利。4.5引入投资人股东时，各方同意同比例稀释股份，以便扩张业务。……第六章本协议的解除。只有当发生下列情形时，本协议方可解除：6.1发生不可抗力事件：……。6.2各方协商一致意见解除本协议，并已就协议解除后的善后事宜做出妥当安排。……
2016年10月28日，丁轶峰作为甲方(管理股东)、陈彤作为乙方(合伙人)、陈轶斌作为丙方(合伙人)、胡红雷作为丁方(合伙人)、顾宇峰作为戊方(合伙人)，共同签订《补充协议》，记载：甲乙丙丁戊五人，共同引入刘羽鸿、周启增的投资，成立掌腾公司。其中，刘羽鸿以现金出资占22.50%的股份，周启增以现金出资占7.50%的股份，甲乙丙丁戊以人力和技术入股，五人共占70%的股份。乙丙丁戊方四人的股份暂时委托甲方代持。为了公司战略考虑，在掌腾公司刚成立时，乙丙丁戊方四人各占12.60%的股份，合计50.40%的股份委托甲方代持。其他条框依旧按照主协议执行。本补充协议一式五份，各方各执一份。落款处有五方的签名，并加盖了掌腾公司的公章。
2017年9月3日，陈彤、顾宇峰、陈轶斌、胡红雷向丁轶峰发出《解除股权代持关系的通知》，记载：……鉴于目前您名义持有掌腾公司45.50%的股权，您为我们四人代持的掌腾公司股权比例分别应为每人8.19%，共计32.76%。鉴于您目前实际已不参与公司经营，您之前通过网络媒体的不当言论已经极大损害了各位掌腾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共同认为我们四人在掌腾公司的股权不应再由您代持。我们四人共同向您发出通知：自2017年9月3日起解除您与陈彤、顾宇峰、陈轶斌、胡红雷四人在掌腾公司的股权代持关系，请您在接到本函件后三天内前往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协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2017年8月24日，丁轶峰向刘羽鸿发送微信：……诚然，按照公司成立前的5人协议，我是有不可撤销的控制权的。对于目前现状，我思考再三，决定放手，以成人之美。我对该项目灌注了四年多的心血，我也希望掌腾越来越好。……我也可以把股权全部转让给刘总您来分配给团队，之前公司未付的工资和报销您还是可以还给我的对吗。剩余我的12.74%的股份按之前50,000,000元估值637，我愿意以股值的1.2/10，即764000元全部转让给您。至于目前45.50%是否需要全部转让给您，由您来分配，看您意思。毕竟大家都不希望我控制这个45.50%的表决权。我退出，让给大家。……刘羽鸿回复：小丁，你和陈彤几个发起人股东的事我多次阐明我的观点，尽快确认个人股权，由于是你们当初讨论的方案，应由你们自己解决，我原则上不介入，但不能再拖了，我也发过微信向陈彤表达过我和周老师的态度了，他也向你转发了。其他一些事情希望你当面来向我解释和沟通。
(二)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
掌腾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设立，注册资金为10,0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刘羽鸿，股东为丁轶峰、刘羽鸿、周启增，认缴出资额分别为7,000,000元、2,250,000元、750,000元，出资时间为2036年4月30日之前。
2017年2月20日，掌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形成如下决议：一、同意股东刘羽鸿受让丁轶峰持有的本公司21.38%的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股东周启增受让丁轶峰持有的本公司3.12%的股权，其他股东放弃有限购买权。二、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00,000元增加至15,000,000元。三、股权转让且注册资本增加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丁轶峰认缴出资额6,825,000元，出资比例为45.50%；刘羽鸿认缴出资额6,582,000元，出资比例为43.88%；周启增认缴出资额1,593,000元，出资比例为10.62%。之后，掌腾公司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庭审中，四名原告称，由于公司设立前是创业团队，丁轶峰说股权暂时由其代持，故四名原告基于对其的信任，就未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
首先，《公司发起人协议》与掌腾公司是否具有关联性。丁轶峰认为，掌腾公司的设立并非基于《公司发起人协议》，原告不能依据该协议获得丁轶峰持有的掌腾公司股权。丁轶峰早期为了将自己的产品早日推向市场，曾在不同时期与多人签订了多份不同的发起人协议。原告、掌腾公司和第三人均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公司发起人协议》明确记载，原告和丁轶峰共同设立的标的公司为掌腾公司，且掌腾公司于《公司发起人协议》签订之后即设立。另外，原、被告五人又与刘羽鸿、周启增认缴了掌腾公司股权后，签订了《补充协议》，按照掌腾公司实际设立的情况，再次明确和调整了各自的股权比例。经过庭审调查，两名第三人均表示四名原告在掌腾公司设立后即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因此，无论从签订时间和协议内容、以及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均与掌腾公司具有关联性。四名原告和丁轶峰签订的《公司发起人协议》和《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成立，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该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按照约定、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其次，《补充协议》的性质是否为股权赠与。丁轶峰抗辩，《补充协议》性质为股权赠与，该协议也未明确股权何时交付，丁轶峰可以随时撤销该赠与行为。原告、掌腾公司和第三人均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公司发起人协议》和《补充协议》系四名原告和丁轶峰就掌腾公司设立所签订的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的法律文件。在两份协议中，四名原告和丁轶峰表示了设立掌腾公司的共同意思，认缴了一定比例的股权，并约定由丁轶峰作为显名股东。因此，从两份协议内容来看，其性质应为公司设立协议和股权代持协议。丁轶峰主张《补充协议》中的标的为尚未交付的股权，其可以随时撤销赠与行为，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原告是否有权要求显名。本院认为，据《补充协议》记载，该协议的签订系因五人共同引入刘羽鸿、周启增的投资。庭审中，两名第三人均认可四名原告的股东身份，且表示公司全部决策均由四名原告、两名第三人和丁轶峰共同作出。《补充协议》和两名第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虽然《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四名原告为“隐名股东”，但仅是相对于工商登记上的“显名”而言。于公司内部四名股东并非“隐名”，其他股东知晓四名原告的存在，并对四名原告的股东身份予以认可。由于四名原告认缴了一定比例股权，并在公司内部实际享有股东身份，即为公司的股东，故本院对于四名原告要求对其掌腾公司股东的身份予以确认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虽然，2016年10月28日丁轶峰、陈彤、陈轶斌、胡红雷和顾宇峰确定了各自持股的比例为12.60%，但由于当时的注册资金为10,000,000元，之后本案当事人也未再签订书面协议确定相应的持股比例。目前，掌腾公司的注册资金已变更至15,000,000元，丁轶峰也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将登记在其名下持股比例进行了变更。2017年8月24日，丁轶峰在与周启增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其实际持有的股权比例为12.74%，可以推定登记在丁轶峰名下的45.5%股权中，有32.76%的股权为四名原告持有。现四名原告要求确认各自持股比例为8.19%，周启增和刘羽鸿也对该持股比例亦予以认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登记在被告丁轶峰名下的被告上海掌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45.50%的股权中，有8.19%为原告陈彤所有，8.19%为原告陈轶斌所有，8.19%为原告胡红雷所有，8.19%为原告顾宇峰所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3,056元，由被告丁轶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文星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 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6gt;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