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22民初4069号原告：王彬，女，197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鑫，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被告：杭州敦煌革裘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桐庐县城南街道青山路79号。法定代表人：王木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明君，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华，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王彬与被告杭州敦煌革裘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煌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鑫，被告敦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明君、王振华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11月25日、12月11日、12月18日，本院组织当事人就有关证据进行了补充交换和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6983.8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5年3月进入敦煌公司工作，工作岗位为缝纫工。2017年2月，被告通知原告，表示公司经营困难需要裁员，公司决定将原告予以裁撤，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但之后，被告并未按照法律规定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原告于2017年5月23日向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王彬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桐庐县失业登记（失业保险缴费）证明书1份、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1份，证明原告非因本人意愿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原告以及其他同时起诉的9人是在2017年2月17日至20日之间陆续到公司去盖章的，钟宝妹、华平娟、朱银华、吴迎君的证明书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木增盖的，原告及其他人员的证明书是公司财务经公司领导同意盖的。2.桐庐县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单、原告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证明原告的工资情况、缴纳社保费用的情况以及具体缴费金额等。3.仲裁裁决书复印件1份，证明2017年6月19日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案涉事宜作出裁决，原告不服该裁决。4.经济补偿金计算明细清单1份，证明原告等10人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情况。被告敦煌公司答辩称：原告诉称“被告在2017年2月通知原告，表示被告经营困难需要裁员，决定将原告予以裁撤，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这并不是事实。事实上，被告生产经营正常，是当地的重点企业、纳税大户，从未进行过裁员，不存在经营困难的情况。原告是被告公司的缝纫车间老员工，生产骨干，被告不可能裁撤原告。敦煌公司开工日为春节后的2017年2月12日（正月十六），开工日的前几天及当日，被告有关工作人员分别打电话或发微信联系原告等职工，叫原告来上班。事后经了解是因为有杭州虹利皮革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利公司）的招聘并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原告到了该公司工作。桐庐县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单证明虹利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7年2月和3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费。上述原因才使原告在劳动合同未到期（劳动合同的期间为2016年3月6日起至2017年3月5日止）的情况下无故旷工，主动离职的。由于原告的无故旷工，主动离职严重影响了被告的生产计划，致使采购单位为杭州盈禾进出口有限公司的7000件服装不能按时赶上货船海运，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不得不采取空运，导致被告产生经济损失167825元。原告诉称被告于2017年2月通知原告，说公司经营困难需要裁员，但原告在劳动仲裁申请书上却表示通知时间是2017年1月份，原告的说法前后矛盾，说明被告并无此通知，是原告无中生有。原告提供的桐庐县失业登记（失业保险缴费）证明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不能证明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上述证明书是在被告公司领导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拿着空白的证明书到被告财务处盖取的，且证明书并未明确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及终止时间，证明书上的内容也不是被告公司人员填写的，故这些证明书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敦煌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劳动合同终止的时间为2017年3月5日，但原告在2017年2月中旬就离开公司的事实。2．索赔函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等人主动离开公司后，被告公司生产受到影响，导致货物延迟交付，给被告造成了相应的损失。3．2017年2月、3月份被告的职工考勤表复印件，证明被告在2017年2、3月份还是将原告名字列在考勤表上的。4.桐庐县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单复印件，证明虹利公司在2017年2月份就为原告缴纳了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的事实。5.被告的缝纫车间组长徐忠霞和自动离职的职工余定珠于2017年2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3页（徐忠霞手机上的这些聊天记录已删除），证明被告是挽留过原告等人来公司上班的事实。6.被告的缝纫车间主任华明英和原告王彬于2017年2月14日、2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页，证明被告叫王彬来公司上班的事实。7.车间主任华明英与余定珠于2017年2月14日微信聊天通话的光盘（附通话内容书面整理记录），证明被告是叫原告等人来上班的。这次起诉的各原告是一个小团体，余定珠在车间做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定的号召力，起到带头作用，故这份证据均作为10起案件中被告提供的证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二份证明书是原告等人在2017年3月份拿着空白的证明书到被告公司财务处来盖章的，其目的是为了要去劳动部门领取失业保险金，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3均无异议。对证据4，被告发给职工的工资都是通过银行支付的，对金额没有异议，每月从工资中扣掉的社保费只要是按桐庐县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单进行统计的应该是对的。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原告在劳动合同上签名时，合同的部分内容是没有填写的。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仅凭一份索赔函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更不能证明被告的损失与原告有关。对证据3，原告认为该考勤表是被告事后补的，被告公司考勤是由门卫大爷进行考勤的，这份考勤表的内容与被告在庭审中的有关陈述有出入，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公司在2017年2月12日开工，原告等人在2017年2月13、14日期间是陆续来过公司的，但考勤表中显示原告等人在2017年2月12日后均未来上班，故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去虹利公司工作是在被告裁员以后，实际上班是在2017年3月4日左右。对证据5，该证据系复印件，不能认定系余定珠本人和徐忠霞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证据三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仅就内容来看，没有表述让余定珠什么时候来上班，其中有一句还讲到“老板实在太过份了”，且只涉及余定珠，不能推定与其他起诉的原告有关。对证据6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是华明英和王彬之间的微信联系，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华明英所发的这句“明君叫你一个人来”，最多只能证明叫王彬一个人来，不能证明被告叫其他已起诉的原告一起回来上班。对证据7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余定珠只知道当时华明英是楼下车间负责总检验的，并不知道后来华明英已是被告公司的车间主任，华明英与余定珠聊天的行为不能代表被告。该微信对话只发生在华明英和余定珠之间，不能证明被告通知过其余起诉的9位原告来上班。余定珠在对话中讲“他（王木增）说这些人最好一个都不要去了”，华明英回应“木增讲话是这样的”，余定珠在对话中还说“（王木增）今天这样讲，做去一点不味道了”，由此可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木增在2017年2月14日开大会时讲过要辞退公司职工的话。经审核，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3予以认定。对证据1，原告从当地劳动部门拿来空白的证明书到敦煌公司盖章，是为了用于领取失业保险金，原告陈述其在敦煌公司盖章时，这二份证明书上的名字是在盖章前由原告填写的，其他有关手写或勾选内容均是在盖章后形成的。本院认为，这二份证明书并不能有效证明原告离开敦煌公司系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所致。证据4所涉及的原告工资情况（包括被告从原告的工资中代扣代缴的社会保险费），本院结合证据2经审核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4、6、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该证据系复印件，且无其他证据印证该复印件所涉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对证据3，该考勤表系被告单方制作的，本院不作认定。对证据5，被告未提供原始资料，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原告进入敦煌公司工作，劳动合同每年一签。2016年3月6日，原、被告又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限自2016年3月6日至2017年3月5日，原告在缝纫车间从事缝纫工作。2017年2月中旬，原告不再继续在敦煌公司上班。后被告在原告提供的桐庐县失业登记（失业保险缴费）证明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盖了公司印章。原告尚未去领取失业保险金。2017年5月3日，原告等11人向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共同提请仲裁，本案原告的裁决请求为：要求敦煌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6983.58元。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桐劳人仲案字[2017]第010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了王彬等11人的仲裁请求。2017年7月4日，原告等10名申请人共同向本院提起劳动争议之诉。本院受理后经审查认为不宜一并起诉，经释明后，原告等10人分别提起劳动争议之诉。另查明，原告从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间12个月的工资等共计38621.72元，月平均工资为3218.48元。被告已为原告缴纳了2015年3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原告离开敦煌公司后到虹利公司上班（原告称其是在2017年3月4日左右到该公司上班）。虹利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7年2月起的社会保险费用。本院认为：原告于2015年3月进入敦煌公司工作，依2016年3月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终止日期为2017年3月5日。原告称被告于2017年2月中旬裁员辞退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被告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但被告辩称原告系在劳动合同未到期前自动离职，不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原、被告对是哪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发生争议，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确定举证责任。原告为证明被告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关系，提供了盖有敦煌公司印章的桐庐县失业登记（失业保险缴费）证明书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该证据虽可印证原、被告在事实上已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但这二份证明书是用于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材料，且依原告陈述，除原告名字是在盖章前由原告所写外，其他手写或勾选内容是在盖章后形成的，故该证据并不能有效证明劳动合同的解除是被告提出来的。另被告提供的敦煌公司职工华明英与离开公司的王彬、余定珠之间进行联系的微信内容亦不能反映本案劳动合同的解除是由被告单方面向原告提出来的。综上，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申请缓交），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王彬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俞明荣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章 涛?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ArabicDash?-8-??*ArabicDash?-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