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0006号原告晏勇俊，湖北博天通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熊茂垠（特别授权代理），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东，自报无职业。委托代理人周友华（特别授权代理），湖北乾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晏勇俊诉被告李东公司设立纠纷一案，原告晏勇俊诉至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被告李东在答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3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案件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3年1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罗松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寒、人民陪审员廖剑辉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月1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因代理审判员张寒、人民陪审员廖剑辉工作调整�本院决定由审判员罗松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宋汉仙、周玲莉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14年5月29日、同年9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晏勇俊及其委托代理人熊茂垠，被告李东的委托代理人周友华到庭参加诉讼。证人李某、范某出庭接受质询。本案审理中，被告李东向本院申请司法鉴定，因无法提供检材，鉴定不能。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申请给予90天调解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该90天调解期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晏勇俊诉称，我从事多年通讯器材及配件等批发、零售业务，在汉川注册成立湖北博天通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博天公司）。为了扩大业务，在武汉挂靠武汉普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武汉普创公司）以其名义进行经营，拥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建立成熟的品牌、渠道并拥有众多的客户群。李东原在武汉成立了武汉博大深蓝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博大公司），其为法定代表人。我与李东通过发展业务关系时认识。2010年初，李东认为与我合作可以达到资源整合、共同发展的目的。遂提出双方共同出资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对经营品牌、客户、渠道等资源进行整合，这样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大的优势。我对李东所描绘的美好经营理念予以认同。2010年4月15日，我与李东签订了合资协议，约定由我出资2，000，000元（人民币，下同），李东出资3，000，000元，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并约定我所租的办公地点在到期后取消不再续约，人员及所代理的品牌由合资公司的操盘人决定调整，我的售后亦转由新的合资公司操作�协议签订后，确定合资公司暂定名为“武汉博大·普创公司”，操盘人及法定代表人为李东。根据所签协议，我以现金、应收款及存货共2，000，000元作投资款，李东于2010年4月28日向我出具了收条。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应收款均为良性。为了便于合资公司的高效运转，我还主动承担了部分收款的义务，足见我与李东的合资诚意及对合资公司的良好期望。同时，我还将既有代理品牌、渠道及客户等宝贵资源交由李东操盘。但所谓的合资的真实情况是，我将钱、物等共计2，000，000元投资款交给李东后，合资公司并没有成立，至于李东所承诺的3，000，000元也并没有到位。李东对我所派遣的人员，在我将资金及各项资源移交给李东后，即以各种名义将他们予以排挤出局。为了迷惑我，李东还不定期将毫无关联的“武汉博大深蓝通讯器材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发给我，并以其�司的名义任命我公司的人员为一个根本没有成立的“武汉博大·普创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通过种种欺诈行为，占有了我的资金、渠道及多年经营维护的客户资源并达到了将我排挤出局的目的，李东从中获取了持久的巨额利润而我并没有从中获取所谓合资公司的任何形式的分红或利息收益。在我感到受骗后，遂多次找到李东，要求其归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李东偿还了其中的750，000元投资款，但此后李东一直躲避我。且为了达到赖账目的，竟将其所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武汉博大公司也一并注销。我认为，李东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我的利益，使我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所期待的利益落空，投资款无法追回，各项损失巨大。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合资协议；2、李东返还投资款1，25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的计算时间从2010年4月28日计算至判决实际执行完毕之日）；3、李东赔偿渠道、品牌、客户资源损失200，000元；4、本案的受理费用由李东承担。原告晏勇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晏勇俊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李东身份信息及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表，拟证明晏勇俊身份信息及其所经营公司的信息、李东个人及房产信息。当事人双方主体适格；证据二：合资协议、收条（2份），拟证明晏勇俊与李东签订的协议内容及所投资的金额。晏勇俊因成立公司已出资及李东收到投资款的事实。晏勇俊诉请中损失的依据及李东违约的依据；证据三：收条、任免通知、企业信息，拟证明晏勇俊垫付货款的金额、人员职务任免的记载、李东原公司的信息。李东虚假任免人员的事实，所任职公司并不存在。李东为逃避债务注销公司及违约的事实；证据�：证明，拟证明晏勇俊与李东签订协议的情况及晏勇俊出资的情况。晏勇俊与李东签订协议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晏勇俊出资的财产系个人财产，与武汉普创公司没有关系；证据五：解除合资协议的函告、EMS邮件详情单、邮件签收单，拟证明晏勇俊解除协议的意思表示及告知李东的情况。晏勇俊要求解除合同已根据法律的规定通知李东；证据六：农行的对账单一份（2011年9月27日网银转账300，000元、2011年11月2日网银转账100，000元、2011年12月27日网银转账150，000元），拟证明李东向晏勇俊退还部分出资款项的事实。款项发生是在晏勇俊和李东个人之间所发生。公司没有成立后，李东向晏勇俊退款的事实，双方所签订的合资协议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公司行为。双方主体适格；证据七：电子邮件一份，拟证明李东向晏勇俊所发的邮件中记载收到了晏勇俊向李东出具的372，298元�单据，李东注明该数额应当扣除李东所欠晏勇俊200，000元的款项。该372，298元，晏勇俊实际上收到李东转退款172，298元；证据八：活期存款交易明细，拟证明双方签订协议后，晏勇俊指定一名叫“范某”的人向李东指定的个人账户打款485，693.48元。这是晏勇俊根据协议向李东所支付的部分现金款项，该款项总共有三笔组成，分别是2010年4月23日300，000元，2010年4月28日175，693.48元，2010年4月29日10，000元。双方的合作是个人之间的合作而并非是公司之间的合作；证据九：证人证言（证人李某），拟证明双方在签订协议之后，证人李某作为晏勇俊的代表派到李东处参与经营，但是李东仅仅要求证人李某配合收取了应收款、移交了所经营的渠道和晏勇俊固有的客户以及通讯器材的品牌以后，李东即将证人李某排挤出局，达到了自己非法占有晏勇俊的既有资源以及资金的目的；证据十：证人证言（证人范某），拟证明结合证据八证明范某向李东所指定的账户打款的事实，双方之间的合作是个人而非公司；证据十一：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书、银行转款明细（5份）、银行流水单（2份），拟证明晏勇俊的公司人员曾向吴金玲的同一账号转款，双方所提交的转账凭证是业务往来凭证，均不能作为还款或欠款凭证。被告李东辩称，本案双方均不是适格主体。我认为合资双方是两个公司，并不是两个个人。我与晏勇俊仅仅是公司的代表，双方实际上是一种合伙的关系。晏勇俊中途退伙应当承担相应的债务及亏损责任。晏勇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被告李东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收条（3张）一份，拟证明双方签订合资协议后发生不能合作的事由，李东给晏勇俊退款750，000元，货款转退还股金162�393元。晏勇俊收到李东应收款转退还股金372，298元；证据二：资产状况表（截至2012年6月30日），拟证明到2012年6月30日具体的财务、库存、应收账款、亏损的情况，晏勇俊所收的750，000元已经扣除，另外两笔162，393元、372，298元没有扣除；证据三：双方往来的邮件，拟证明双方准备将合伙企业的资产进行处理，同时证明晏勇俊知道合伙企业亏损的情况；证据四：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拟证明李东除之前退还晏勇俊750，000元现金外，还有250，000元的转款，合计退还现金款项1，000，000元。经庭审质证，被告李东对原告晏勇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因没有提供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并认为晏勇俊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与本案没有关系。李东的身份信息无法核对，并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李东是本案适格的�告。本案被告是武汉博大深蓝通讯器材有限公司。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表无法核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二中合资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资协议是双方签署的，协议中甲方李东作为武汉博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的行为应该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乙方晏勇俊是代表武汉普创公司签订的。认为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应该两个公司。对收条（2份）上的签字无异议，收条是李东本人所签，但是是在双方发生矛盾后晏勇俊逼迫李东签字，签字的时间是2012年4月28日，李东以及武汉博大公司都没有收到晏勇俊2，000，000元的资产。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晏勇俊的证明目的；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李东收到晏勇俊垫付八达货款股金200，000元。但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晏勇俊的证明目的。特别是李东作为武汉博大公司的股东，可以决定人员任免，也有权根据经营情况解散公司，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不能证明是为了逃避债务而注销公司，不能证明李东违约；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武汉普创公司是出现在双方合资协议中的利害关系人。据晏勇俊所说，其原来挂靠武汉普创公司，双方之间有利害关系。该份证据的证明力较弱，不能在需要有武汉普创公司这块牌子的时候出现，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写证明脱离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晏勇俊作为武汉普创公司代理人其代理权是有效的，不认可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合资协议不是由晏勇俊单方面发出通知就能解除的；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反映是李东转款，除了三笔款项以外还有网银转款，该证据不能实现证明目的；证据七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些数据都可以自己修改，该方案只是单方提出的一种设想，不能认定李东实际�款为172，298元；证据八中银行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从明细上不能看出转款给李东的个人账户，不能实现证明目的；证据九证人李某与晏勇俊有利益关系，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都是受晏勇俊管理的工作人员，其证言的真实性、证明力不强，不能证明晏勇俊主张的是李东将证人李某排挤出去，达到非法占有资源和资金的证明目的。证人是个人原因主动要求离职，不存在排挤。不认可证人证言的关联性；证据十不能实现晏勇俊的证明目的，证人范某清楚地表明2010年左右对外是以普创的名义开展业务，2011年是以新公司名义开展业务。从而证明本案主体不适格。证人陈述受晏勇俊安排将款项打给周军，确认周军是李东的财务人员，恰好证明是跟李东所在的公司产生法律关系。不能证明晏勇俊向李东打款485，693.48元。不能证明应收账款、支票都交给了李东�不能证明相关的应收账款已经转让给准备新成立的公司；证据十一中银行转款明细（5份）、银行流水单（2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晏勇俊所述是两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这个就是合资协议生效后合伙期间的资金往来。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书是单方出具，不能实现证明目的。双方是合伙关系，应共同承担经营的风险。原告晏勇俊对被告李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并认为三份收条恰恰证明双方签订合资协议之后，晏勇俊按照协议的约定完成了出资义务，否则不可能存在李东向晏勇俊退还出资的情况。晏勇俊向李东出资的额度是2，000，000元加上200，000元，共计2，200，000元；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合伙企业并没有成立，李东所提的资产状况表是单方制作；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不符合�据的提交形式。这只是李东单方面为推卸责任的意思表示，不能证明晏勇俊同意李东的观点。李东在邮件中表述的各位股东，更进一步说明，这是李东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证据四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该份凭证是李东的公司（武汉博大公司）与晏勇俊的公司（湖北博天公司）之间发生业务往来的凭证。该款项没有说明是李东向晏勇俊还款，李东不能以吴金玲打款的事实来证明李东打款的事实，更不能证明李东还款的事实。针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经认证认为：原告晏勇俊提交的证据一虽系复印件，但均为相关行政部门制作的证照或出具的档案资料，其内容可以证明双方的身份情况，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五可以证明晏勇俊向李东发出了解除函告，且李东已签收该函告，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六不能反映是李东转款，该证据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七记载的内容“已确认收到八达等应收款372297-200000（代垫八达200000）”与2010年4月28日李东向晏勇俊出具的收条“今收到武汉普创晏勇俊垫付八达货款股金贰拾万元整”的内容相吻合，该证据具有证明力，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八、十是对晏勇俊出资情况的进一步说明，能印证李东向晏勇俊出具的收条“今收到武汉普创晏勇俊注入博大深蓝股金贰百万元整”的内容，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九因证人与晏勇俊之间有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弱，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李东提交的证据二系单方制作，且晏勇俊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反映的内容与晏勇俊接受退款的客观事实相符，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四，首先，就该250，000元晏勇俊未出具书面收条予以确认，与之前的交易习惯不符；其次，李东在庭审中陈述双方一直合作到晏勇俊起诉前，不排除该款项是双方合作期间的往来款项；最后，该款付款方为“吴金玲”，李东未证明与“吴金玲”之间的关系，以及“吴金玲”付款的用途。故李东认为该250，000元是退款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晏勇俊系湖北博天公司法定代表人，湖北博天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李东系武汉博大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武汉博大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武汉博大公司于2012年6月26日注销。2007年期间，晏勇俊以挂靠的方式与武汉普创公司合作，对外以武汉普创公司的名称开展业务。2008年期间，晏勇俊办理了个体工商户，字号为武汉普创通讯手机铺。武汉普创通讯手机铺在晏勇俊与李东合作前已办理了注销。晏勇俊从事通讯器材及配件等批发、零售业务。李东在华中通讯广场从事手机业务。双方认识后，2010年4月15日，晏勇俊与李东经协商签订合资协议。合资协议由李东草拟，排头为“甲方武汉博大深蓝李东、叶黎明，乙方武汉普创晏勇俊”。双方约定，武汉普创出资200万元（现金＋良性应收款＋良性库存）注入武汉博大深蓝，占有合资公司40%的股份；武汉博大深蓝以300万元净资产（现金＋厂家预付＋良性应收款＋良性库存）与武汉普创融合，占有合资公司60%的股份；新的合资公司采取博大深蓝、博大普创两块牌子操作产品和渠道；武汉普创公司人员中有2人在新公司任职（财务部及业务部），其余人员由新公司操盘人判定去留。武汉普创现代理品牌由公司操盘人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如有合适的资源原则上采取软着陆方式替换；关于合作的时间安排：⑴库存盘点，约定2010年4月30日双方人员共同盘点库存。⑵现金盘点，约定2010年4月30日双方人员共同盘点库存。⑶应收账款确认，�定从4月20日起双方人员共同参与，以4月30日的实际数据位准（为保证进度，建议在后期的经营中，如公司原始报表的数据有重大出入，则公司财务报表需做相应调整，同时相关股东应相应补交投资款或退还投资款）。⑷人员、渠道交接在2010年4月20日前开始。⑸双方股权关系在2010年5月1日起确立；其他⑴考虑到同一管理和成本因素，武汉普创的原办公地点到期原则上不再续约。⑵武汉普创原售后基金需要单独移交，转由新合资公司操作，如后期操作中因前期所销售商品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导致机器返回从而带来的重大损失时，则需普创负责处理。⑶其他未定事宜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三份，自双方股东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合资协议尾部，李东在甲方股东代表处签名；晏勇俊在乙方股东代表处签名。协议签订后，晏勇俊指示范某（本案证人，同时系武汉普创通讯手机�负责人）向李东指定的个人账户汇入部分款项。2010年4月28日，李东向晏勇俊出具收条二份。二份收条分别记载“今收到武汉普创晏勇俊注入博大深蓝股金贰百万元整”。“今收到武汉普创晏勇俊垫付八达货款股金贰拾万元整”。2，000，000元资金的组成分三部分，货币资金573，338.38元、应收账款1，151，269.62元、存货275，392元。合作开始后，由李东作为操盘手找经销商销售手机。前期，账面资金持平，双方亦未分红。后因市场变化较快，经营状况每况愈下。2011年9月起，李东向晏勇俊协商清盘事宜。2011年9月27日，李东向晏勇俊转款400，000元；于同年11月3日转款100，000元，于同年11月30日转款100，000元；于同年12月28日转款150，000元。晏勇俊出具收条一份，记载“今收到武汉博大深蓝退还股金七十五万元整”。为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晏勇俊在该收条上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4月28日”。2012年4月28日，晏勇俊又向李东出具《收条》二份，一份收条记载“收到博大货款转退还股金162，393元”；一份收条记载“收到博大应收款转退还股金372，298元”。双方就退款一事协商未果后，2013年8月2日，晏勇俊向李东邮寄解除合资协议的函告，要求解除双方于2010年4月15日签订的合资协议。李东于同月5日签收该函告。此后，晏勇俊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晏勇俊解释收条“今收到武汉普创晏勇俊垫付八达货款股金贰拾万元整”的含义是指，八达差欠我的货款较多，我为了维护与八达的关系垫付了200，000元现金，该笔款项不包括在总投资款2，000，000元内。200，000元应由八达还给我。我总共投资了2，200，000元，李东出具的收条也是2，200，000元。本院认为：晏勇俊与李东签订的合资协议，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晏勇俊与李东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晏勇俊与李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三、晏勇俊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晏勇俊与李东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本院认为，合资协议排头虽然是“甲方武汉博大深蓝李东、叶黎明，乙方武汉普创晏勇俊”，但在合资协议尾部签名的仅有晏勇俊和李东。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晏勇俊系武汉普创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且武汉普创公司出具说明“晏勇俊对外挂武汉普创公司名义所签合同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武汉普创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合资协议中乙方应为晏勇俊个人；其次，李东在签订合资协议时，系武汉博大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合资协议签订后，武汉博大公司于2012年6月26日办理注销。因此，签订合资协议时，无论甲方是武汉博大公司还是李东个人，在本案诉讼中，李东均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再次，合资协议排头甲方处虽列明有叶黎明，但叶黎明并未在该合资协议上签名，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叶黎明授权李东签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资协议仅约束晏勇俊与李东；最后，武汉普创公司、叶黎明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亦不具有追加为当事人的理由。综合上述分析，晏勇俊与李东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晏勇俊与李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判断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要从双方签订合资协议的目的以及协议履行的情况来分析。合资协议的内容含有“出资”、“合资公司”、“40%”、“60%”、“股份”、“新公司”、“双方股权关系”、“新公司任职（财务部及业务部）”等字样，这些内容的出现显然与个人合伙所需约定的内容不符。从协议履行的情况看，所有的经营活动均由李东一人负责，晏勇俊并没有参与经营。这又与合伙通常由全�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事务不同。并且，合资协议履行之初，李东还以公司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任免通知。因此，本案双方签订合资协议的目的是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因双方没有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也没有进一步着手实施实质性的公司筹办事务，双方之间的关系仍停留在设立公司的合作者阶段，故双方之间的关系为公司设立法律关系，本案案由应认定为公司设立纠纷。晏勇俊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本院认为，因李东无证据证明其已出资3，000，000元，晏勇俊以李东延迟履行债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向李东发出解除通知。李东签收解除通知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解除通知已发生效力。现晏勇俊诉请解除双方在2010年4月15日签订的合资协议，本院予以支持。协议解除后，李东理应向晏勇俊返还出资款。晏勇俊出资的2，000，000元由三部分组成，1、货币资金573，338.38元；2、应收账款1，151，269.62元；3、存货275，392元，另外还有代八达垫付的欠款200，000元。李东向晏勇俊退还的出资也分三部分，1、现金750，000元；2、货款162，393元；3、应收款372，298元。经计算，晏勇俊出资的现金、货款合计848，730.38元（573，338.38元＋275，392元），李东退还的现金、货款合计912，393元（750，000元＋162，393元）。实际上，李东未退还的仅是应收账款部分。晏勇俊以应收账款出资实质上是债权出资，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除身份之债以外的债权出资，但债权作为一种相对权，就本案来说是得请求相对人做出一定给付行为才能实现的权利。在双方未对应收账款共同估价、1，151，269.62元应收账款能否全额给付的情况下，如判令李东按债权金额全额退还，有违公平原则。本案拟退还的债权出资还涉及到债权转让等相关法律问题，因此，晏勇�就本案的主张，条件尚不成就。双方可在本判决生效后共同向债务人行使一定的权利，或者由晏勇俊自行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故晏勇俊要求李东返还投资款1，250，000元及相应利息并赔偿损失200，000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晏勇俊与被告李东在2010年4月15日签订的合资协议；二、驳回原告晏勇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50元、邮寄费20元，合计17，870元，由原告晏勇俊承担8，935元，被告李东承担8，93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罗松人民陪审员宋�仙人民陪审员周玲莉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杨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