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11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岭，男，195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针织厂，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周振煌，厂长。
委托代理人邱曙东。
委托代理人莫丽静。
上诉人戴岭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5）杨民一（民）初字第3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岭，被上诉人上海针织厂委托代理人邱曙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戴岭于1979年3月进入上海第二印染厂工作，双方签订了期限自1994年10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至2003年6月，戴岭连续请病假满半年，上海第二印染厂按人民币456元／月（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的标准发放戴岭病假工资。2003年2月，因企业亏损，上海第二印染厂制定《人员安置分流方案》，并经该厂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提供了内部退养、息养、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停薪留职等方案供职工选择。其中：“距法定退休年龄三年以内（含三年），且本企业工作满10年的职工，可申请办理企业内部退养手续，期限至法定退休年月止。退养期间，企业按月支付生活费320元，并按市有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公积金……对于工伤、残疾、长病等难以就业的人员，可由企业给予息养：经市、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劳、大部分丧劳及持有残疾证的人员由企业给予息养，由企业按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基本生活费和缴纳社会保险费、公积金，对符合条件的可按有关规定办理提前退休或退职……由于本人未选择本方案上述办法进行分流安置的人员，可办理停薪留职……”。2003年11月，上海第二印染厂将戴岭从其主业分离，参照息养待遇按456元／月支付戴岭生活费至今。2012年7月之前，戴岭未就其待遇向上海针织厂提出异议。戴岭亦未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7年7月，上海第二印染厂并入上海针织厂。
原审法院再查明，2015年3月16日，戴岭向上海市杨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上海针织厂支付2003年6月至2015年3月16日期间病假工资差额58，408元，未获仲裁支持。
戴岭诉称，戴岭于1979年3月进入上海第二印染厂印花车间工作。2003年6月起戴岭长病假休息在家，单位一直按456元／月病假工资标准发放至今，但这并不符合病假工资应按当年最低工资80%支付的相关规定。戴岭之前不知晓人员分流安置，2003年人员分流之前，戴岭已连续6个月病假，故自动转为长病假，上海针织厂对此也是认可的。按上海针织厂仲裁期间所述，2003年戴岭转入壳体托管并按息养人员待遇归类，根据人员安置分流方案，工伤、残疾、长病假等难以就业人员才给予息养待遇。上海针织厂确实按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工资并缴纳四金，故应视为其认可戴岭系长病假。既已归类，自当按照相应标准补足差额，不应将鉴定作为借口，而且时隔多年已无法还原当时的病情。戴岭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上海针织厂支付2003年6月至2015年3月16日病假工资差额58，418元。
上海针织厂辩称，不同意戴岭的诉请。戴岭确是上海第二印染厂职工，于2003年初请休病假，至当年6月已满半年。2003年2月，该厂制定方案并经职代会讨论，出台了人员安置分流方案以缩编人员，下岗、病假人员从生产岗位退下，转至壳体。戴岭当时已按456元／月领取病假工资，本应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后方可确认其长病假待遇。戴岭因故未作选择，上海针织厂考虑到社会和谐因素，停发工资易引发不稳定，故按戴岭原先的病假工资数额发放至今。2012年7月前，戴岭对此待遇从未提出异议。2012年7月，戴岭向上海针织厂提出病假工资差额，单位领导已向其作解释，要求戴岭去做劳动能力鉴定，只要丧失劳动能力，可以补足差额。但直至本案审理期间，戴岭也未去鉴定。且鉴于上海针织厂已无生产能力、效益欠佳，故不认可戴岭长病假待遇。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海第二印染厂因亏损实行主辅分离，将富余人员分流安置，并经职代会讨论通过，提供内部退养、息养、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停薪留职等方案供职工选择。戴岭因故并未选择上述方案中的任何一种。后因合并，戴岭与上海第二印染厂建立的劳动关系由上海针织厂承继。2003年6月之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戴岭客观上脱离了单位的管理，并无提供劳动，既未履行病假手续也未经劳动能力鉴定确认。在此情况下，结合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分流富余人员的实际情况，上海针织厂没有径行解除合同，而是保留劳动关系，每月支付戴岭生活费并缴纳社会保险至今，上述做法不违反相关的规定和政策。戴岭自认其曾自2005年始多次要求单位安排岗位未果，结合2003年至2012年7月前的十余年间戴岭从未就待遇问题向单位提出异议等情形，戴岭称对人员分流安置方案、企业改制情况一无所知，显然有违常理，难以采信。戴岭主张按照职工疾病休假期间病假工资不低于当年上海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80%的标准，由上海针织厂补足2003年6月至2015年3月16日病假工资差额，且不愿按照制度规定去做劳动能力鉴定，于法无据，实难支持。综上判决如下：戴岭要求上海针织厂支付自2003年6月起至2015年3月16日病假工资差额58，418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戴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戴岭上诉称，戴岭自2003年6月起申请长病假在家，上海针织厂自2003年6月至今每月支付戴岭病假工资456元。上海针织厂称因国家统一要求对转入壳体的人员进行管理，而戴岭当时正领取长病假工资，本应先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才可确认，但上海针织厂从未联系过戴岭，故应视为默认了戴岭长病假的事实。因上海针织厂的不作为导致戴岭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现要求上海针织厂支付戴岭2003年6月至2015年3月16日的病假工资差额，暂计58，418元。
上海针织厂辩称，企业转制有明确的相关规定，但对于戴岭已作了人性化操作，按其原先的病假工资每月456元支付至今。如果要享受长病假工资待遇是需要进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的。2012年7月，上海针织厂已向戴岭释明要求其进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但戴岭一直未鉴定，故不同意支付其主张的病假工资差额。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审理中，戴岭进行了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于2015年11月16日出具了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上海针织厂支付了戴岭2015年12月的病假工资共计1，616元，并为戴岭办理了退休手续，戴岭于次月起开始享受退休养老待遇。
本案审理中，上海针织厂表示愿意补足戴岭2015年11月16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的长病假工资808元；另外考虑到戴岭重病且经济困难，且曾于原审庭审和本院庭审中答应如戴岭鉴定结论出来后可有情操作，向上级领导申请补发部分长病假工资等情况，自愿支付其补助款共计20，000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2003年6月起，戴岭未向单位提供劳动，也未履行病假手续，且直至2015年11月才进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并于当月得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结论。故戴岭要求上海针织厂按照不低于当年上海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80%的标准支付2003年6月至2015年3月16日期间的病假工资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上海针织厂根据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分流富余人员的实际情况，同戴岭保留劳动关系，每月支付生活费并缴纳社会保险，该做法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上海针织厂愿意根据鉴定结论出具的时间，补足戴岭2015年11月16日至2015年11月30日的长病假工资808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海针织厂考虑到戴岭的病情以及曾经对其的承诺而自愿支付其补助款20，000元于法不悖，本院予以认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5）杨民一（民）初字第316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上海针织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戴岭2015年11月16日至2015年11月30日病假工资人民币808元；
三、被上诉人上海针织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戴岭补助款人民币20，000元。
本案一、二审案件共计受理费人民币15元，由上诉人戴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树良
审 判 员 姜 婷
代理审判员 傅 珺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莫敏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