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武海法事字第00077号原告：芮世福，男，汉族，1946年7月23日出生，住址：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委托代理人：张海涛，安徽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本奇，安徽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宗英，女，汉族，1948年1月3日出生，住址：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委托代理人：张海涛，安徽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本奇，安徽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省蚌埠市南方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怀远县城关镇行政办公大楼**楼西侧。组织机构代码：74488929-5。法定代表人：徐成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吴福洪，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新毅，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芜湖市运达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安徽省芜湖县陶辛镇水韵村。组织机构代码：66142204-0。法定�表人：汪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胡文质，男，汉族，1947年9月2日出生，住址：安徽省芜湖县。被告：胡文质，男，汉族，1947年9月2日出生，住址：安徽省芜湖县。原告芮世福、周宗英与被告安徽省蚌埠市南方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被告芜湖市运达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公司）和被告胡文质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潘绍龙、熊文波、皮伟宁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2015年12月3日开庭审理时，原告芮世福、周宗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海涛、彭本奇，被告南方公司委托代理人马新毅，被告运达公司委托代理人胡文质，以及被告胡文质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芮世福、周宗英诉称：芮道元、崔新凤是夫妻，芮香梅、芮香萍是芮道元、崔新凤的女儿，是芮世福、周宗英的孙女。胡帮杰是芮水英与胡华庆（胡文质）之子，是芮世福、周宗英的外孙。2010年6月25日22：58时许，南方公司所属“皖南方99”轮从上海装载集装箱开往武汉途中与运达公司所属“运达28”轮在长江下游南京水道148号黑浮下500米下行分道内发生碰撞，导致“运达28”轮沉没。芮道元、崔新凤、芮水英当时在“运达28”轮上担任船员工作，芮香梅、芮香萍、胡帮杰跟随父母一起上船。2010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事局作出2010年第52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称“运达28”轮船体中部破裂沉没，芮道元、崔新凤、芮水英、芮香梅、芮香萍、胡帮杰等9名随船人员全部落水失踪，经多方寻找至今下落不明，被宣告死亡；“皖南方99”轮对该起事故负全责。事故发生时间为夜间，“运达28”轮只有两名当班船�在舱面工作，其余人员应在船舱内休息。可以推定该船上死者的遗体都应在沉船舱内。事故发生后，运达公司与胡文质对“运达28”轮的打捞持消极态度，并在2010年12月19日背着芮世福、周宗英、崔德玮、奚连娣，与南方公司达成放弃打捞的协议条款，已严重侵害了芮世福、周宗英、崔德玮、奚连娣等人合法权益，致其精神上很大痛苦。当芮世福、周宗英、崔德玮、奚连娣等人得知放弃打捞的协议条款后，于2012年2月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2013年9月9日，武汉海事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放弃打捞的合同条款无效，目前该判决书已经生效。“运达28”轮沉没在长江下游南京段航道内，按照现有科技水平，在长江航道上打捞“运达28”轮是有可能的。芮世福、周宗英、崔德玮、奚连娣等人认为，由事故的肇事者和其他侵权责�者负责打捞沉船、寻找死者遗体，理应成为一种生命的仪式，是对生命的尊重。我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和善良风俗中，生者对死者的吊唁和缅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死者近亲属对死者的祭奠、吊唁、告别等作为身份权的内容，是属于侵权法中保护的民事权益。南方公司、运达公司、胡文质放弃打捞的做法，无疑是对生命的亵渎，违反了公序良俗，已侵害了死者近亲属即原告的其他人格利益，而这种其他人格利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人格权范畴。综上，原告芮世福、周宗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确认南方公司、运达公司、胡文质放弃打捞的行为已构成对死者芮水英、芮道元、崔新凤、芮香梅、芮香萍、胡帮杰等亲属即原告芮世福、周宗英享有的�于遗体之上的人格权利的侵权；2、判令被告南方公司、运达公司立即打捞“运达28”轮沉船，在该船船舱内搜寻上述死者遗体的下落，并承担全部打捞费用；3、判令被告南方公司、运达公司、胡文质向原告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0万元；4、判令被告南方公司、运达公司、胡文质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南方公司在法定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庭审中辩称：1、在本案中，南方公司没有侵权行为，对尸体没有进行打捞，不构成对原告人格权的侵犯，并且南方公司在事故后已经组织多家打捞公司进行了打捞；2、2012年，在武汉海事法院组织下，原告与南方公司达成协议，并且2012年12月10日，南方公司根据协议的要求已经委托打捞公司再次进行了打捞；3、2012年12月10日，南方公司委托打捞公司打捞完毕至2015年7月原告再次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2年诉讼时效；4、事故发生后，相关保险公司对沉船损失已经进行了赔偿，沉船所有权应属保险公司，南方公司无权进行打捞，所以原告的起诉主体存在错误；5、事故后，原告与被告达成的赔偿协议中对船损、人损、精神抚慰金已经进行了赔偿，原告也出具了《责任解除书》，所以原告无权再向南方公司主张权利，并且原告所主张的50万元精神抚慰金过高。被告运达公司在法定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庭审中辩称：其一，打捞随船沉没人员的遗体与打捞船舶是两回事，原告所称的打捞是混淆概念。赔偿协议中关于放弃打捞的条款，针对的是船舶、货物等财产，根本未提到遗体问题。运达公司从未提到或者同意放弃打捞遗体。赔偿协议中明确提到，南方公司已经对所有死亡人员进行了赔偿，也即签订该协议时，原告已经获得了赔偿款，同时也表明原告�经默认了其亲属死亡的事实，包括之后，原告等人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都表明了对无法打捞遗体是明知的，默认的。其二，原告在诉状中也自认，按照现有科技打捞是有可能的，原告对打捞不能是认可的。不考虑随船人员在船舶沉没时是在船上还是掉入江中，事发至今已超过5年，仅遗体经过5年的时间早已腐烂，也无法确认是否存在。从伦理道德上，运达公司就打捞问题已做了较大的努力，且就打捞沉船问题，南京扬子船务打捞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打捞公司）也特别作出了探摸报告，明确说明打捞难度大，无打捞价值。此外，法律上没有强制运达公司打捞遗体的规定，更没有要求运达公司为原告打捞亲属遗体的规定。综上，运达公司认为原告所述的事实以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即不存在侵权的事实，也不存在所谓的精神抚慰。被告胡文质在法定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庭审中辩称其答辩意见与被告南方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告芮世福、周宗英为支持自己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0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事局作出的2010年第052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用以证明船舶碰撞事故发生的事实。证据二、2010年12月29日，南方公司与运达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书》。用以证明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赔偿协议，并且在协议中约定放弃对沉船的打捞。证据三、武汉海事法院（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18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之间达成的《赔偿协议》中有关放弃对沉船打捞的条款无效。证据四、2014年5月29日，安徽省芜湖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原告与事故中死者的身份关系。被告南方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2年12月6日，原告与南方公司、运达公司和胡文质签订的《民事调解协议》；2012年12月10日，打捞公司出具的《探摸报告》。用以证明南方公司和运达公司就打捞问题与原告进行协商以及南方公司已经根据协议内容对沉船进行了打捞，南方公司已经履行了义务，双方已经解决了争议。证据二、2010年11月25日，打捞公司出具的《探摸报告》；2010年7月3日，重庆江豪水下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的打捞费发票；2010年7月6日，重庆江豪水下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条。用以证明事故发生后，南方公司已经委托不止一家打捞公司对沉船进行打捞，但因船体断裂，无打捞价值；南方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打捞义务。证据三、2011年9月27日，原告芮世福、周�英及被告胡文质等人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的《申请书》；2010年12月29日，南方公司与运达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书》；2010年8月19日，芮世福、黄宗英、崔德玮、奚连娣等与南方公司签订的《6.25重大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2011年12月15日，芮世福、黄宗英、胡雪梅、胡帮俊等人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南方公司、运达公司和芜湖津盛农村合作银行火龙岗支行签订的《赔偿协议书》；2010年12月16日，原告芮世福向南方公司出具的《收据》和《责任解除书》。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与南方公司之间就碰撞沉船事故船损、人损均处理完毕，原告出具了责任解除书，解除南方公司及一切关联方、利益方的索赔，且该船已经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该船船体属保险公司所有，南方公司没有权利对该船进行打捞�原告起诉南方公司属主体错误；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已经包含在人损赔偿协议之中，无理由再次索赔，且50万索赔数额过高。证据四、2010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事局作出的《“运达28”沉船处置专家评审会会议纪要》。用以证明“运达28”轮无法打捞。被告运达公司和被告胡文质为了支持其抗辩理由，在法定期限内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2012年11月7日，芜湖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芜民一初字第00932号民事判决书；2013年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芜中民二终字第00093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5月29日，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芜中民再终字第00011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事故发生后，有关财产和人员的赔偿分配情况。对于原、被告各方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根据庭审过程中原、被告相互之间的质证意见，并结合不同证据之间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根据原、被告提交的上述有效证据，本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2010年6月25日22：58时许，“皖南方99”轮从上海装载168TEU集装箱开往武汉途中，在长江下游南京水道#148黑浮下游约500米下行通航分道内与从湖南岳阳载运黄砂驶往江苏常州的“运达28”轮发生碰撞，导致“运达28”轮船体中部破裂沉没，船上9人全部落水失踪。2010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事局作出2010年第052号《内河交通事故结论书》，认定“皖南方99”轮当班大副因困乏进入睡眠状态，导致该轮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从上行通航分道错误驶入下行通航分道，与沿下行通航分道正常航行的“运达28”轮发生碰撞，是此次碰撞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皖南方99”轮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05）》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应承担本次碰撞事故的全部事故责任。“运达28”轮事故发生前随下行船舶沿下行通航分道正常航行，发现“皖南方99”轮横越分隔带进入下行通航分道期间，曾用甚高频电话联系和探照灯照射，临近采取用车避让措施，由于该轮左侧有来船，右侧临岸，无法单凭自身努力来避免本次碰撞事故的发生，因此，“运达28”轮在本次碰撞事故中不承担事故责任。2010年11月25日，打捞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事局出具一份《探摸报告》，称打捞公司于2010年11月24日派工程船及潜水员到事故现场，对沉没的“运达28”轮进行探摸。该报告探摸结论称：1、沉船位置：N31°59'693”E118°39'631”；2、沉船横向沉没于�中，船头向江北侧；3、沉船处水深为27米；4、沉船左侧船头面梁向后约20米处断裂；5、右舷艉部只探摸到最上面一层建筑，高度约2.5米；6、全船约三分之二左右已被泥沙掩埋，因船体断裂，打捞难度较大，已无打捞价值。本院同时查明，芮世福与周宗英系夫妻关系，与胡文质属儿女亲家。事故中落水失踪的9名人员中，芮道元、崔新凤、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胡庆华、胡帮杰七人与芮世福、周宗英是亲属关系：芮道元是芮世福与周宗英之子，与崔新凤属夫妻关系，芮香梅、芮香萍系芮道元、崔新凤所生之女，为芮世福和周宗英之孙女；芮水英是芮世福与周宗英之女，与胡庆华属夫妻关系，胡帮杰系芮水英、胡庆华所生之子，为芮世福和周宗英之外孙。胡庆华系胡文质之子。根据胡文质的申请，武汉海事法院于2011年6月24日分别作出（2011）武海法宣字�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胡庆华、胡帮杰死亡。根据芮世福的申请，武汉海事法院于2011年6月28日分别作出（2011）武海法宣字第4、5、6、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芮香萍、芮香梅、芮道元、崔新凤和芮水英死亡。“运达28”轮船舶所有人为胡庆华，船舶经营人为运达公司。“皖南方99”轮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均为南方公司。2010年8月19日，南方公司与芮世福、周宗英签订五份《6.25重大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分别对事故中死亡的芮水英、芮道元、崔新凤、芮香萍、芮香梅等五人的赔偿数额和赔偿期限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五人的赔偿数额分别为563378元、585000元、483874元、443874元、443874元。协议书中同时明确上述赔偿款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赡养费、抚养费、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和车旅费等所有费用。2010年12月29日，南方公司与运达公司签定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1、“运达28”轮船籍港为芜湖，总吨1893吨，净吨1017吨，主机功率1060KW，船舶种类为干货船，船舶所有人为胡庆华，船舶经营人为运达公司；2、南方公司与运达公司共同认定，涉案事故中沉没的“运达28”轮已无打捞价值和必要。“运达28”轮的经营人和所有权人共同认可放弃打捞“运达28”轮的决定，同时共同放弃对“运达28”轮所有权及因该轮沉没前后船舶所载货物及随船所有相关财产权利的权利；3、南方公司同意赔偿运达公司因涉案事故所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总计为456万元。赔偿款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范围：（1）“运达28”轮船舶全损的损失；（2）“运达28”轮船舶沉没前后船舶所载货物的损失；（3）“运达28”轮船舶沉没后随船所有相关财产的损失；（4）“运达28”轮船舶沉没前后所有可能�生的经营损失；（5）“运达28”轮船舶沉没前后可能给其他人带来的一切损失。上述南方公司应支付的赔偿款，将在南方公司向南方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得到实际理赔后的次日一次性支付给运达公司或其代理人；4、“运达28”轮的船舶经营人及所有人的法定继承人，在此协议生效并实际取得文述赔款后，共同同意完全解除对“南方99”轮的所有人、经营人、保险人、船长、船员及其一切关联方、利益方，就涉案事故引起的一切索赔；5、运达公司承诺：运达公司对文述赔款项享有完整的请求权，保证绝对有权就文述事故向南方公司提出上述索赔、接受文述款项及签署《收据》和《责任解除书》。如有他方就文述事故向南方公司提出相同性质的索赔、要求、责任或诉讼，运达公司保证负全责并赔偿南方公司因此而遭受的全部损失并无条件为南方公司消除损害。运达公司收到文述赔款后，“运达28”轮船舶所存残值及因该船沉没前后船舶所载货物及随船所有财产相关财产权利的权利通归南方公司所有；6、此协议经南方公司和运达公司或其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后即生效。芮世福和周宗英以南方公司、运达公司以及运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文质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赔偿协议书》，该行为侵害了其继承权由，于2012年2月28日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当日，武汉海事法院以（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18号案立案。在武汉海事法院审理（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18号案过程中，芮世福、周宗英与南方公司委托代理人陈为友、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汪立以及胡文质，于2012年12月6日签订一份《民事调解协议》，该协议约定：1、南方公司、运达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前对涉案“运达28”轮落水人员芮道元、崔新凤、芮香萍、芮香梅、芮水英、胡帮杰等尸骨组织打捞一次；2、南方公司和运达公司履行打捞义务后，无论是否打捞成功，芮世福、周宗英即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撤诉，各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该协议签订后，打捞公司于2012年12月10日向本院出具一份《探摸报告》，称该公司于2012年12月10日派工程船及潜水员对“运达28”轮进行探摸，探摸结论称：1、沉船位置为N31°59'693”E118°39'631”；2、沉船横向沉没于江中，船头向江北侧；3、沉船处水深27米；4、根据探摸情况，全船被泥沙淹埋，无法打捞。但是，在打捞公司出具《探摸报告》后，芮世福、周宗英并未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撤诉。2013年9月9日，武汉海事法院作出（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1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南方公司、运达公司及运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文质在芮世福、周宗英不知情、未参与的情况下，私自达成赔偿协议，对“运达28”轮进行处分，属于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因而判决认定南方公司与运达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书》中，除1、3、4条款以外，其他条款无效。该判决书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原告芮世福、周宗英作为涉案船舶碰撞事故中死亡人员的亲属，有权向相关责任人主张权利。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以及原、被告各方的诉辩理由，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原告芮世福、周宗英是否有权要求事故责任人履行打捞涉案事故中死亡人员遗体的义务；被告南方公司、被告运达公司和被告胡文质是否应该承担搜寻、打捞死亡人员遗体的义务；被告南方公司是否已实际履行对死亡人员遗体进行搜寻、打捞的义务；原告芮世福、�宗英要求被告南方公司搜寻、打捞死亡人员遗体的请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原告芮世福、周宗英是否有权要求被告南方公司赔偿精神慰抚金五个方面。其一，原告芮世福、周宗英是否有权要求事故责任人履行打捞涉案事故中死亡人员遗体的义务人身权益，是指与主体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和利益，不仅包括生命权，同时还包括人格尊严权等。人的生命因侵权行为丧失以后，直接导致死者人身权益的损害，责任人不仅应该根据法律规定赔偿受害人相应的赔偿金，还应该有效维护受害人人格尊严。人格尊严除了死者的姓名、名誉和肖像等权利以外，还应该包括对死者遗体的有效尊重。对死者遗体的有效尊重，不仅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是死者亲属享有的一项与死者人身权益相关联的重要权利。该项权利的基本�容要求责任人必须有效保证死者遗体的存在、完整，以便死者亲属能够对死者进行符合社会道德要求和民族传统习惯的收殓、安葬和祭奠等仪式，从而寄托哀思。如果非经死者亲属的许可，责任人对死者遗体的遗弃或者未尽到诸如搜寻、保管、收殓以及交付给死者亲属等义务，将直接导致死者亲属的感情创伤、精神痛苦和人格贬损，均构成对死者亲属的不法侵害，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涉案事故中，芮道元、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在事故中死亡属实。作为上述死亡者的直系亲属，原告芮世福、周宗英除了有权要求责任人承担相应的财产赔偿责任以外，同时有权要求责任人充分尊重死者遗体和死者亲属的情感，履行诸如搜寻、打捞、保管、收敛以及将遗体交付给死者亲属等义务。虽然原告芮世福、周宗英在事故后于2010年8月19日通过与被告南方公司签�的《6.25重大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对芮道元、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的死亡，达成双方认可的具体死亡赔偿金的意思表示，但是，该协议书在内容上仅涉及死亡赔偿数额、赔偿内容和赔偿期限，并未涉及对死者遗体如何处置。由于死亡赔偿金相对应的是原告芮世福、周宗英因芮道元、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死亡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而死者遗体的处置相对应的则是对死者人格权益的有效维护以及对死者家属情感的有效尊重，两者不能混同，也不能相互代替。所以，在原告芮世福、周宗英与相关责任人对死者遗体处置未能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原告芮世福、周宗英有权要求事故责任人履行搜寻、打捞事故中死亡亲属的遗体的义务。被告南方公司和被告胡文质认为对死者遗体没有进行搜寻、打捞，不构成对原告人格权益侵犯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涉案事故发生后，原告芮世福、周宗英已于2011年2月21日通过向本院起诉的形式向相关责任人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时，相关责任人并没有向原告明示不履行搜寻、打捞死亡人员遗体的义务，亦即相关责任人怠于搜寻、打捞死亡人员遗体的行为对原告人格权益的损害一直处于延续中。所以，被告南方公司认为原告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二，被告南方公司、被告运达公司和被告胡文质是否应该承担搜寻、打捞死亡人员遗体的义务芮道元、崔新凤、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胡庆华、胡帮杰等人死亡，系“皖南方99”轮与“运达28”轮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船舶碰撞事故所导致。被告南方公司作为“皖南方99”轮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条例》第10条的规定，应对该轮在经营过程中，导致他人损害，根据其责任大小，承担侵权责任。被告运达公司作为“运达28”轮经营人，被告胡文质作为“运达28”轮所有人及胡庆华的法定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10条的规定，同样应该对该轮在经营过程中，根据其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事局2010年第052号《内河交通事故结论书》的责任认定，“皖南方99”轮应承担本次碰撞事故的全部事故责任，“运达28”轮在本次碰撞事故中不承担事故责任。所以，基于船舶碰撞侵权法律关系，被告南方公司应该对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导致原告芮世福、周宗英的权利损害，承担全部责任，被告运达公司和被告胡文质不承担责任。本院前面已经述及，涉案船舶碰撞事故不仅侵害原告芮世福、周宗英因芮道�、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的死亡所导致的财产权益，同时也侵害原告芮世福、周宗英因芮道元、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死亡所形成的人格权益，因而被告南方公司应对原告芮世福、周宗英上述权利的不法侵害，承担包括赔偿财产损失和打捞死亡人员遗体在内的全部责任。由于原告芮世福、周宗英与被告南方公司签订《6.25重大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未涉及对死亡者的遗体如何处置，更未涉及原告芮世福、周宗英对因芮道元、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的死亡所享有的人格权益的放弃。所以，被告南方公司应承担搜寻、打捞芮道元、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遗体的义务。其三，被告南方公司是否已经实际履行搜寻、打捞死亡人员遗体的义务芮道元、崔新凤、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胡庆华、胡帮杰等七人以及其他两名船员随“运达28”�沉没以后，根据该轮的技术标准以及在船人员的生活条件，决定了该轮在沉没过程中，仍有部分死亡人员的遗体可能留存在船舱之中。虽然2010年11月25日，打捞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事局出具一份《探摸报告》，在确定沉船位置、水深的同时，称全船约三分之二左右已被泥沙掩埋，因船体断裂，打捞难度较大，已无打捞价值；以及打捞公司于2012年12月10日向本院出具一份《探摸报告》，在再次确定沉船位置、水深的同时，称全船被泥沙淹埋，无法打捞。但是，打捞公司出具的上述两份《探摸报告》均涉及的是对沉船的打捞无法实施，并未涉及对死者遗体的已实际进行了搜寻和打捞。现实中，在部分死亡人员的遗体可能留存在船舱之中的情况下，对沉船的有效打捞虽然并不失为搜寻、打捞死亡人员遗体的一种方式，但并不能因沉船打捞存在困难，进而认定对死�人员遗体的搜寻、打捞成为不可能，更不能因沉船打捞存在困难，进而对死亡人员遗体置之不理。庭审中，被告南方公司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通过有效的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已经履行了对死亡人员遗体的搜寻、打捞义务。所以，被告南方公司认为其已经履行对死亡人员遗体的搜寻和打捞义务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原告芮世福、周宗英要求被告南方公司打搜寻、捞死亡人员遗体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任何权利的实现都有一定的程度和范围。根据涉案事故发生的过程，并结合事故水域的具体水文环境，在船舶沉没以后，部分死亡人员的遗体仍有可能存在于船舱之中，但是，由于事隔多年，受水流、泥沙及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不仅沉船本身会出现解体、移位或者被泥沙掩埋等情况，而且死亡人员的遗体也会出现解体�散失等情况。在上述不利情况下，即使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对沉船进行搜寻、打捞，仍可能存在一无所获的巨大风险，更遑论对死亡人员遗体进行有效的搜寻、打捞。毫无疑问，尊重遇难者尊严，有效维护遇难者家属的合法权益，是法律的宗旨所在，但是，仍需考虑在实现受害人权益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巨大风险和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同时，船舶航行的特殊性和长江航道的复杂性，导致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船员以及其他人员在各类海损事故中死亡，如果置打捞死亡人员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巨大风险和必须付出的巨大经济代价于不顾，一味追求实际效果，这样不仅有违船舶航行的传统习惯，同时也不利于长江流域航运经济正常、有序地发展。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鉴于以上原因，对于原告芮世福、周宗英要求被告南方公司打捞芮道元、崔新凤、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胡庆华、胡帮杰遗体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五、原告芮世福、周宗英是否有权要求被告南方公司赔偿精神慰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被告南方公司除了应当对芮道元、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的死亡向原告芮世福、周宗英承担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以外，还应该对原告芮世福、周宗英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精神抚慰金的义务。虽然被告南方公司�原告芮世福、周宗英于2010年8月19日签订《6.25重大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分别对事故中失踪死亡芮水英、芮道元、芮香萍、芮香梅四人的赔偿数额和赔偿期限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并明确上述赔偿款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赡养费、抚养费、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和车旅费等所有费用。但是，上述赔偿金仅涉及芮水英、芮道元、芮香萍、芮香梅死亡给原告芮世福、周宗英造成的财产损失和精神痛苦，并未涉及因怠于对芮水英、芮道元、芮香萍、芮香梅遗体的搜寻、打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从事故发生至今，被告南方公司仍未履行对芮水英、芮道元、芮香萍、芮香梅四人遗体的有效搜寻、打捞，无异对原告芮世福、周宗英的精神造成严重感情创伤、精神痛苦和人格贬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被告南方公司应该给予精神抚慰。由于事故后被告南方公司根据与原告芮世福、周宗英达成的协议，积极履行了赔偿死亡赔偿金等义务，同时，由于原告芮世福、周宗英的请求权仅限于芮水英、芮道元以及部分限于芮香萍、芮香梅、胡帮杰，所以，对于原告芮世福、周宗英要求被告南方公司赔偿50万元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本院认为过高。结合被告南方公司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及事故后的处理态度，并考虑原告芮世福、周宗英与芮水英、芮道元、芮香萍、芮香梅、胡帮杰不同的血缘关系，同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认为，由于被告南方公司未及时、有效地搜寻、打捞事故中芮水英、芮道元、芮香萍、芮香梅、胡帮杰等死亡人员的遗体，构成对原告芮世福、周宗英人格权益的侵犯，应该赔偿精神抚慰金17.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芮世福、周宗英要求被告安徽省蚌埠市南方航运有限公司、被告芜湖市运达航运有限公司和被告胡文质搜寻、打捞芮道元、崔新凤、芮香梅、芮香萍、芮水英、胡庆华、胡帮杰遗体的诉讼请求；二、被告安徽省蚌埠市南方航运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芮世福、周宗英精神抚慰金17.5万元；三、驳回原告芮世福、周宗英要求被告芜湖市运达航运有限公司、被告胡文质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芮世福、周宗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安徽省蚌埠市南方航运有限公司负担（原告芮世福、周宗英预交的案件受理费本院不再退还，被告安徽省蚌埠市南方航运有限公司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在履行赔偿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收款人：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号：05×××69-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缴款人采用银行转账、银行汇兑等方式缴款的，应在银行凭据用途栏注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单位编码“103001”。上诉�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潘绍龙审判员  皮伟宁审判员  熊文波二○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邓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