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保民四终字第1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负责人臧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小波，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良，男，198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雄县。
委托代理人高立柱，河北高立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因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2013）雄民初字第31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小波，被上诉人马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高立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4月17日，马良为京K391**号自用轿车在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处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其中商业三者险限额为200000元。保险期限均为2012年4月17日至2013年4月16日，被保险人为马良。
2012年6月20日22时许，马良驾驶京K391**号轿车沿雄县快速公路由南向北行驶到东槐路口处时，将行人魏峰、魏朝阳、刘新苓撞倒，并将停放在公路上的一辆摩托车和冀FPF2**号轿车撞坏，造成魏峰当场死亡，魏朝阳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刘新苓受伤，三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马良肇事后弃车逃逸，后于2012年6月21日到雄县交通警察大队投案。雄县交通警察大队雄公交认字（2012）第5005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马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魏峰、魏朝阳、刘新苓无责任。2013年4月7日，雄县人民法院（2013）雄刑初字第02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马良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马良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缓刑四年。
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已向马良支付交强险赔偿金110000元，商业三者险赔偿金200000元至今未付。经雄县交通警察大队调解，马良一次性赔偿刘新苓各项费用共计500000元，赔偿魏峰、魏朝阳丧葬费、死亡及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680000元，已赔付完毕。
以上事实，有（2013）雄刑初字第021号刑事判决书、交强险保单、神行车保系列产品保险单、马良驾驶证、身份证、行驶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魏峰及魏朝阳尸体检验意见书及庭审笔录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马良与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签订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予以确认。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辩称马良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保险条款第七条约定的免责事由，商业三者险不应当赔偿。原审法院认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即应履行赔偿义务。保险条款第七条虽约定有免责事由，但应首先考虑马良交通肇事后，弃车逃逸的行为是否相应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赔付风险和赔偿负担。结合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合理转移被保险人的经营风险，为事故受害人提供必要的救济保障等因素综合分析，马良交通肇事后弃车逃逸的行为，影响及于事故发生后，不溯及以前，只应对逃逸行为扩大损害的部分担责，对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本应承担的保险责任赔付风险和赔偿负担并未造成实质上的加重。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以前述保险条款第七条规定为由免除自己责任的辩解，违反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的规定。本案中，马良的肇事弃车逃逸行为并没有给保险人造成新的损失，与保险公司的理赔并无必要的关联性，保险人不能以此为由免除赔偿责任。且上述保险条款是格式条款，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无证据证实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该条款向马良做出了明确提示、说明，故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所辨，不予采纳。
马良虽与受害人达成赔偿协议并已履行，但应在保险限额内对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予以重新核定。本案中，事故造成的损失有：1、受害人魏峰、魏朝阳的丧葬费按河北省2012年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职工年平均工资（36166÷2×2）计算为36166元；2、死亡赔偿金，按河北省2013年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8081元×20年×2人）计算为32324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50000元×2人）。以上合计459406元。对上述损失，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已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马良110000元，此赔偿款应优先赔付二受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金10000元，剩余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349406元，由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马良200000元，剩余部分由马良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马良保险金2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判决后，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第七条及该条第（一）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是错误的。本案中，作为关键证据的保单正面具有“明示告知”的文字，字体醒目。其内容为“请投保人详细阅读保险单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该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义务”。同时保单及所附保险条款系被上诉人提交法庭的，也证明了其对保险条款的内容是明知的。另外依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针对交通肇事逃逸的，上诉人提示后不再负有另行明确说明的法律义务。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义务缺乏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的明确约定和具体的法律依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赔付的范围和基础是合同约定的内容，赔付的依据是发生了符合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而不是只要发生事故，保险人就需要赔偿。其次，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参照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承担赔付责任。被上诉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直接影响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客观上加重了保险赔付责任的后果和风险。三、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免责条款，违反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的规定”，有失公允。一审判决忽视意思自治，忽视合同具体约定，排除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明确约定，直接适用法律原则性规定，有违审判原则。综上，一审判决存在诸多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马良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商业第三者险合同条款第七条约定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是正确的。首先，上诉人提供的保险单正面“明示告知”及具体内容和后面所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内容，标示不明显，字号也小，无法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其次，被上诉人作为不具有保险专业知识的人，对保险条款的阅读与理解能力有限。二、上诉人对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的理解错误，不应认定三者险合同第七条约定的免责事由合法有效。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
另查明，本案保险单背面所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及其他险种保险条款，包括免责条款在内，在字号上均采用较小号字体，对免责条款没有以加粗、加大（字号）、加黑文字等方式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明显标识。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依据有关保险免责条款能否免除本案保险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就本案而言，保险合同中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加以规定，即被保险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对于此类免责条款保险人应否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是本案争议的关键所在。本院认为，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同于法定免责条款。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法定免责条款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违反法定免责条款的法律后果是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而保险人无需对法定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缘于法律对此已作出规定。而当事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根据该规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并不当然对私法上的民事合同产生影响。保险人如果未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向投保人进行提示和说明，投保人即使知道该禁止性规定的内容，也无从知悉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规定，保险合同中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还应履行提示义务。此处的“提示义务”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要求，即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识作出提示。保险人通过字体、符号等明显标识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提示，目的是引起投保人对“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存在关联性的注意，以使投保人知晓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仅受到行政、刑事处罚，还不能得到保险人的民事赔偿，达到促使投保人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减少交通事故，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而本案中，保险单所附商业第三者险合同条款第七条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列为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属于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只有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义务，保险免责条款才能生效。而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在保险单上全部用较小字号打印保险条款内容，对免责条款并没有用加大、加粗、加黑文字等明显标识作出提示，不足以引起常人注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要求，上诉人对该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义务，故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 月
审 判 员 郑金梁
代理审判员 王洪月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何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