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3）鄂刑监一抗字第00008号
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唐某甲，曾用名唐某，女，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因涉嫌合同诈骗于2010年9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0日被逮捕；2011年7月1日被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
辩护人张某某，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吴某某，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乔某某，男，汉族，初中文�程度，无职业。因涉嫌合同诈骗于2010年8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日被逮捕；2011年7月1日被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犯合同诈骗罪一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1年7月1日作出（2011）岸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检察机关未提出抗诉；被告人亦未提出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害人马某乙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9月29日作出武检二审刑抗（2011）1号刑事抗诉书，以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为由，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该院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2011）武刑抗字第00002号再审决定，指令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7�作出（2012）鄂江岸刑再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维持该院（2011）岸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武岸检刑抗（2013）1号抗诉书，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被告人未提出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8日作出（2013）鄂武汉中刑再终字第00002号刑事裁定，驳回抗诉，维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2）鄂江岸刑再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和（2011）岸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8月6日作出鄂检刑抗（2013）9号刑事抗诉书，对本案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7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刘勇、钟华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以及唐某甲的辩护人张某某、吴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武岸检刑诉（2010）770号起诉书指控，2009年3月，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经他人介绍认识被害人马某乙。2009年4月初，唐某甲谎称其具有“武汉三O三地下军用仓库工程”的发包权，乔某某冒充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局长助理“曾某某”，与马某乙签订《承接三O三工程施工业务合作协议》。马某乙于2009年4月6日和7日分别交付唐某甲工程介绍费共计180万元（人民币，下同）。唐某甲将其中的15万元分给乔某某，其余用于偿还债务。嗣后不久，马某乙发觉受骗，至2010年2月陆续从唐某甲处追回40余万元。马某乙于2010年7月报案后，公安机关先后抓获乔某某和唐某甲。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成合同诈骗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原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3月下旬，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经预谋，在北京经胡某介绍认识被害人马某乙后，由乔某某自称系中建五局局长助理曾某某，并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建局”在武汉地区有“武汉三O三地下军用仓库”工程，中建五局已获得该工程的总承包权，并可以将工程的部分项目分包给马某乙。嗣后，乔某某指使他人伪造“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与乙方“（罗氏）国际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乔某某冒充“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代表曾某某”，唐某甲作为乙方“（罗氏）国际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该协议。唐某甲随后将该协议书提供给马某乙，以证明其拥有“武汉三O三地下军用仓库”工程的转包权，并同意将该工程转包给马某乙。2009年4月初，唐某甲、乔某某与马某乙在武汉市江岸区兴源宾馆商谈有关“武汉三O三地下军用仓库”工程转包的具体事宜。期间，马某乙于2009年4月6日向唐某甲交付工程介绍费55万元，唐某甲随即将其中的15万元分给乔某某，35.5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2009年4月9日，乔某某伪造“中建五局合同专用章”，并冒用中建五局法定代表人鲁某某的名义，与马某乙签署了《承接三O三工程施工业务合作协议》。数日后，马某乙发觉受骗，遂向唐某甲追索被骗款。截止2010年2月，唐某甲共退还马某乙49万元。2010年8月13日，乔某某在云南省马关县艺通网吧内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9月13日，公安机关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富丽华酒店7010房将唐某甲抓获。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马某乙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09年3月，唐某甲、乔某某经胡某介绍认识马某乙后，唐�甲谎称其具有“武汉三O三地下军用仓库”工程的发包权，并由乔某某冒充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局长助理“曾某某”，与马某乙签订《承接三O三工程施工业务合作协议》，唐某甲于2009年4月初在武汉市江岸区兴源宾馆以收取中介费的名义骗取马某乙钱财。关于唐某甲、乔某某骗取马某乙钱款的经过，马某乙2010年7月6日所作陈述为“180万元是在兴源宾馆913房间以现金形式分二次交给唐某甲（120万元）和乔某某（60万元）”；2010年7月7日所作陈述为“2009年4月6日下午或晚上，在兴源宾馆913房间，我付了60万元现金给唐某甲，钱是放在一个硬纸箱里面，这个纸箱是五粮液酒箱，钱都是一百元面值的，十万元一扎，唐某甲没有给我写收条，当时乔某某也在场。第二天下午或者是晚上，还是在这个房间，我付了一百二十万现金给唐某甲，钱还是放在装五粮液酒的纸箱里面，钱都是一百元面值的，唐某甲写了一张收条给我，是写在A4复印纸（半截）上，唐某甲签了名，当时在场的只有我和唐某甲两个人”；2010年9月18日所作陈述为“下午在我913房，我把60万元现金经清点给了唐某甲，乔某某也在场，没有让其打收条，我弟弟也在场。唐某甲下午出去了一趟，她拿上我给的钱，我弟马某甲将唐送下楼，还帮其把钱装上唐叫的车，我没下去，乔某某也没下去……下午2点，在我房间将120万元现金及酒茶等礼品都给了唐某甲，我弟马某甲、外甥等人都在场，她拿了后，上来一个司机是武警服装，帮忙拿，我弟、我外甥都和她们一起下楼去帮了忙的”。
2.证人马某甲、答某某的证言，均证实2009年4月初马某乙在武汉市江岸区兴源宾馆被唐某甲、乔某某以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财物。证人肖锡永的证言与证人马某甲、答某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关于�告人唐某甲、乔某某骗取马某乙钱款的经过，证人马某甲2010年8月4日证言为“签完合同，我们把带的钱共180万元和礼品从楼上房间拿到楼下，直接放到他的军车上……我、唐某甲、乔某某三个人一起下楼，用的是酒店的行李车，是我当着唐和乔的面把钱物放到他们车上的，我哥没有下楼，在楼上”；证人马某甲2010年9月30日书写的证言为“马某乙让我把他随身所带的60万元现金搬到客厅让唐某甲过目后带走，我和唐某甲出门时遇到一个当兵的来接唐某甲，后来我看见他们把钱装在一辆军车上随后他们开走了……没办法，只好让唐某甲把十万一扎的一百二十万元整现金过目后和几箱酒、茶叶等其他礼品，一起装在酒店的小推车上，送到楼下放到在那等候的一辆军车上带走了”。证人答某某2010年9月30日书写的证言为“听他们说军事303工程保密级别极高，就没让律师和我�与此事。后来钱和物品都交给了唐某甲，看见一辆军用小车给装走了。”
3.证人胡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9年3月底介绍唐某甲及冒充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局长助理“曾某某”的乔某某与马某乙认识，唐某甲以能使马某乙获得“武汉三O三地下军用仓库”部分工程施工权为由，要求马某乙支付中介费、公关费、进场费500万元。
4.证人沈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4月中旬的一天，其接到唐某甲的电话后赶至北京市永兴花园酒店，在该酒店内唐某甲称其以找马某乙做三O三工程为由从马某乙处索取55万元。唐某甲随后写下于次日偿还马某乙120万元的书面承诺。截止马某乙报案，沈某经手的唐某甲偿还马某乙的款项共计49万元。“马某”（马某乙）出具的收条亦能与上述证言相印证。
5.证人邓某的证言，证实其从未对唐某甲、乔某某说过“武汉三O三地下军用仓库”工程，2009年从�在湖北省武汉市接待过唐某甲、乔某某，亦未收取二人任何钱物。
6.证人岳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4月6日其账号为×××3091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收到一笔金额为10万元的汇款。
7.中国工商银行（汇款）个人业务凭证（专用）两张，户名为沈某、账号为×××5839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活期历史明细清单，户名为岳某、账号为×××3091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个人活期发生额明细，证实唐某甲于2009年4月6日分别给沈某、岳某汇款25.5万元、10万元。
8.合同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公证书、授权委托书、承接三O三工程施工业务合作协议，证实乔某某、唐某甲伪造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与（罗氏）国际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有关承接武汉三O三地下军用仓库工程的协议。随后乔某某冒用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代表鲁某某的名义与马某乙签订了有关承接三O三工程施工业务的合�协议。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合同专用章复印件，中建路桥建设公司出具的证明、照片、笔迹材料亦能与上述书证相印证。
9.收条、承诺。收条内容为“收条今收到马某乙壹佰捌拾万元正，已被中建五局303武汉工程所用，护照G12640753收款人唐某甲2009.4.7号”。承诺内容为“承诺明天上午12：00之前交120万元正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偿还唐某甲2009.4.14号担保人沈某2009.14／4”。
10.由马某乙提供并经唐某甲当庭认可的唐某甲于2009年4月13日书写的材料一份，证实其伙同乔某某以“武汉三O三地下军用仓库”工程为名骗取马某乙钱财。该材料中写道“经证实乔某某冒充曾某某、鲁某某签字，并私刻中建五局合同章、行政章，并收到120万元现金。之后四人一起到长沙……以上所说属实，我承认与乔某某电话：135××××3419、邓某及沈某、于某某利用以上所说工�进行诈骗”。
11.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破案报告及办案说明，证实此案的破获情况及唐某甲、乔某某被抓获的经过。
12.唐某甲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当庭供述及辩解，其多次供认在明知乔某某冒充“曾某某”，且其所在（罗氏）国际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并未取得“武汉三O三地下军用仓库”工程施工权的情况下，以可使马某乙获得该工程的施工权为名，收取马某乙中介费55万元，并将其中的35.5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将15万元分给乔某某。
13.乔某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及辨认笔录。其多次供认伙同唐某甲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事实，亦多次称其未耳闻或目睹过唐某甲收取被害人马某乙钱款的过程。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指控罪名成立，该院予以确认。
关于犯罪金额的认定，因被告人唐某甲书写的收条（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7日），与其所书写的承诺（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14日）及2009年4月13日书写的材料中对犯罪金额的表述相矛盾；被害人马某乙关于支付款项的陈述前后相矛盾；证人马某甲关于其目睹、参与的马某乙将钱款交付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的过程前后证言不一致；证人答某某的证言未直接、明确地证明款项支付情况。故公诉机关对诈骗数额为180万元的指控证据不足，本案犯罪金额应认定为55万元。被告人唐某甲在公安机关立案前退缴大部分赃款，且在一审审理期间，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能自愿认罪，对两被告人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据此，判决：一、被告人唐某甲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0年9月13日起至2014年3月1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乔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0年8月13日起至2014年2月1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的犯罪金额为55万元错误，本案的犯罪金额应当认定为18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一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本案原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数额是180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其量刑起点应在十年以上。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该院再审认为，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指控罪名成立。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裁定驳回抗诉，维持该院（2011）岸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
宣判后，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以原抗诉理由提出抗诉。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判决、再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签订虚假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巨大，其�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关于本案所涉及的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犯罪金额的认定问题。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诈骗的犯罪金额为180万元，而非55万元，并以被害人马某乙的陈述及原审被告人唐某甲出具的180万元收条作为主要证据，以此认定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的犯罪金额。但马某乙作为被害人，案发后在公安机关先后所陈述的向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支付款项数额的具体情节前后矛盾，对其陈述中所存疑点不能做出合理性解释，这与常理不符；且证人马某甲关于将钱交付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这一过程的证言前后不一致；证人答某某的证言未直接、明确的证明款项支付情况。因此，在不能形成证据锁链的情况下，指控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诈骗金额180万元的事实存疑，证据不足，故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的诈骗金额为55万元并无不当。关于本案合同诈骗罪的定罪量刑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3月1日颁布的《关于办理诈骗罪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作出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虽然在性质、危害方面有类似之处，但仍是两个不同的罪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两者的追诉标准亦有所不同。鉴于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且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原审根据其犯罪的具体情节和社会危害后果依法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原审按数额巨大的标准在三年至十年的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对于抗诉机关提出的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抗诉意见和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意见的理由，该院不予采纳。对原审被告人唐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对原审被告人唐某甲应当比照适用犯罪中止的辩护意见，因不符合法律规定，亦不予采纳；对原审被告人唐某甲及其辩护人的其他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据此，裁定：驳回抗诉，维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2）鄂江岸刑再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和（2011）岸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诈骗被害人马某乙180万元。原裁定认定本案犯罪金额为55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合同诈骗数额为180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原裁定认为二被告人诈骗数额为“数额巨大”错误。原审被告人唐某甲在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实际分得165万元，原审被告人乔某某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实际分得15万元，原审均以合同诈骗罪判处二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明显量刑不均衡，对原审被告人唐某甲量刑畸轻。
原审被告人唐某甲当庭辩称，其只收了马某乙55万元。180万元收条是马某乙非法拘禁她时逼迫她写的，120万元的承诺和两页纸的犯罪经过也是马某乙逼迫所写。
原审被告人唐某甲的辩护人提出，1.180万元收条证据存疑，与120万元承诺以及唐某甲书写的犯罪经过矛盾，与被害人马某乙的陈述、证人马某甲、答某某的证言也不能相互印证，不能形成证据锁链，没有资金来源以及资金去向的相关客观证据予以佐证，属于存疑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唐某甲在马某乙报案前就已退还57万元，得到马某乙认可的有49万元，原审认定的也是49万元，即使按照原审认定的事实，马某乙的实际损失只有6万元，原审认定唐某甲、乔某某诈骗数额巨大，各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定罪准确，量刑适当。3.唐某甲的认罪悔罪态度诚恳，其对犯罪数额的异议不影响认罪悔罪的态度。4.本案的起因源自乔某某告诉唐某甲三O三工程，案发前，唐某甲单独归还了49万元，乔某某分文未退，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
原审被告人乔某某当庭辩称，其没有单独收受马某乙的财物，只有唐某甲给了他15万元；他不清楚唐某甲究竟拿了马某乙多少钱，只听唐某甲说过唐某甲拿了马某乙55万元。
本案再审期间，抗辩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判决、再审一、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且认定事实的证据均经本院再审庭审举证、质证，其来源合法、有效，所证内容客观、真实。本院再审予以确�。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犯罪金额的认定和量刑问题，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关于抗诉机关提出的原审认定犯罪金额为55万元错误，应当认定为180万元的抗诉理由。经阅卷及开庭审理，涉及180万元的证据有唐某甲署名为收款人的180万元收条、被害人马某乙的陈述、证人马某甲的证言。但上述证据存在如下问题：其一，被害人马某乙关于钱款支付过程的多次陈述不一致。其二，180万元收条记载“今收到……180万元……2009年4月7日”，该记载内容中的“今收到”以及落款日期与马某乙多次陈述的2009年4月6日给了唐某甲60万元，2009年4月7日给唐某甲120万元的情况不一致。该收条还记载“已被303工程所用”，该记载内容与实际情况亦不吻合。该收条记载的数额“180万元”与落款日期为2009年4月13日，落款人为唐某甲的一份两页纸的犯罪经过上记载的“并收到现金120万元”情况不符；与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14日的还款承诺记载的“承诺明天上午12：00之前交120万元正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偿还”的情况亦不吻合。其三，证人马某甲的证言前后不一致。其四，180万元的资金来源和资金去向均无客观证据予以印证。马某乙称两天内分两次给付的180万元全是“家里的”（马某乙自己和他亲戚家里的）现金。关于资金去向目前只有唐某甲自认的55万元资金去向清楚且有客观证据予以印证。综上，本院认为，涉及180万元的证据存疑，不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故本案不宜以180万元的收条、马某乙的陈述和马某甲的证言作为证据来认定本案的犯罪金额。
关于原审被告人唐某甲自认的55万元的犯罪金额。唐某甲自认收了马某乙55万元，历次供述一致。唐某甲的供述与乔某某的供述、沈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唐某甲供述的资金流向亦有客观证据予以印证。本院认为，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原审以唐某甲自认的55万元认定犯罪金额，符合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在本院再审期间，抗诉机关亦未针对抗诉理由提出新的证据。因此，抗诉机关认为本案的犯罪金额应认定为180万元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抗诉机关提出的原审对本案的犯罪金额认定为“数额巨大”错误，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的抗诉理由。本院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合同诈骗罪有别于诈骗罪，二罪虽均以诈骗数额为追诉标准，但二罪的追诉标准差距较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规定诈骗罪的追诉标准是3000至10000元以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确定我省诈骗罪数额认定标准的通知》（鄂高法发（2012）9号）确定为5000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第十七条规定合同诈骗罪的追诉标准是2万元。法释（2011）7号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该解释明确是针对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量刑幅度作出的规定，而没有针对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进行规范。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数�特别巨大”作出规定，我省目前亦尚未确定统一标准。根据司法解释关于侵财型犯罪（如抢夺罪、盗窃罪、诈骗罪等）认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一般呈“十倍制”的规律，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巨大”的标准可掌握为20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可掌握为100万元以上。在认定本案犯罪金额为55万元的情况下，原审认定本案的犯罪金额系“数额巨大”，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抗诉机关认为本案的犯罪金额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的抗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关于抗诉机关提出的原审对二被告人没有区分主从犯，应当认定唐某甲为主犯，并区别量刑的抗诉意见。本院认为，因乔某某称其是受唐某甲指使，而唐某甲否认并称其是被乔某某蒙骗。虽然有证据证实唐某甲明知乔某某冒用曾某某的名义，并对马某乙误信乔某某即为曾某某，进而增加合同真实性，最终受骗起到很大作用，但本案是因乔某某告知唐某甲有所谓的“三O三工程”，其本人认识曾某某而起，且乔某某假冒曾某某、制作假合同、私刻假公章亦是导致马某乙受骗的关键因素。且马某乙发现受骗后，仅有唐某甲退还49万元，乔某某在实际分得15万元的情况下分文未退。原审虽未区分主从犯，但其量刑也是综合平衡二原审被告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唐某甲全部退赃、乔某某分文未退、二被告人均自愿认罪等具体情节确定的。原审对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量刑符合法律规定和量刑规范化的要求。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唐某甲、乔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签订虚假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再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原审对其余赃款未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适用法律不当，但因检察机关未对此提出抗诉，本院再审不能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第二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刑再终字第00002号刑事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徐翠华
代理审判员 邓泽民
代理审判员 郑 娟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