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合民一终字第051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市儿童福利院，住所地合肥市魏武路中段（丰乐生态园斜对面），组织机构代码48503420-8。
法定代表人：尹雪萍，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韦文津，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晟，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莉，安徽省司法厅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菊，合肥监狱狱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兵，合肥蜀山监狱狱警。
以上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郭海波，安徽永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因与被上诉人ＸＸ、杨莉、杨菊、杨兵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5）蜀民一初字第02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ＸＸ、杨莉、杨菊、杨兵原审诉称：ＸＸ、杨莉、杨菊、杨兵的母亲张良芳于2015年1月15日以全托方式入住合肥市儿童福利院位于合肥市蜀山区樊洼路合肥市老年公寓阳光新村特护区303室，全托每月护理费2287元。2015年6月8日夜间9时42分，杨兵接到合肥市老年公寓工作人员电话称其母亲摔倒了。杨兵赶到老年公寓后，发现情况严重，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把她送至省立医院急症科抢救，当晚0点左右转入神经内科47床继续抢救，10号上午11时转入ICU重症病房，11日上午9时20分张良芳不幸去世。安徽省立医院死亡原因为脑出血。因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的管理不善，在张良芳摔倒后，未能够得到护工的及时发现，也没有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抢救，只是通过电话通知了杨兵，耽误了张良芳的救治时间，导致张良芳死亡。综上所述，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因管理不善，未及时发现抢救张良芳，导致张良芳摔倒并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导致死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现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赔偿医疗费6078.45元、死亡赔偿金124192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误工费5576元、丧葬费25447元，上述费用共计241293.4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承担。
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原审辩称：1、起诉状对事件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张良芳居住在合肥市老年公寓，其所缴纳的费用系每月1837元是床位费而非护理费，其在公寓居住享有生活上的服务并无陪护服务。2、本案中张良芳并未摔倒，仅是在阳台晾衣服突发疾病致使肢体活动不便。3、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张良芳突发疾病状况处理得当，在通知家属时已告知家属其病情并告知其家属相关情况，在张良芳发病及送医过程中无过错。4、张良芳死亡原因系突发疾病，张良芳去世与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及其工作人员无任何关联性，故请求驳回ＸＸ、杨莉、杨菊、杨兵的全部诉请。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15日，张良芳之子杨兵与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签订《合肥市老年公寓试住协议》，约定：张良芳入住合肥市老年公寓特护区阳303房进行一个月试住观察，即自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2月14日止；试住护理区交纳保证金4000元等内容。《合肥市老年公寓试住协议》签订后，张良芳入住合肥市老年公寓特护区阳303房。为此，杨兵支付了4000元护理区保证金，并支付了1837元床位费。
《合肥市老年公寓试住协议》约定的试住期限到期后，双方未再签订协议，张良芳依然由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进行护理至2015年6月8日。在此期间，张良芳的子女共支付伙食费1710元、床位费及房费9038元。
2015年6月8日晚9时左右，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发现张良芳在房间阳台摔倒，后工作人员将张良芳扶到床上。当日晚9时40分许，张良芳之子杨兵接到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电话，告知老人倒地后赶到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杨兵赶到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当日晚11时余，张良芳被送到安徽省立医院就诊。安徽省立医院死亡记录载明：2015年6月9日，张良芳因“突发左侧肢体活动不灵4小时”入住安徽省立医院，入院诊断为：脑出血、脑梗塞；头颅CT示：右侧基底节区出血，中线居中，环池可见；入院后经完善相关辅助检查，诊断明确，给予止血，营养脑细胞，脱水降颅压，维持内环境稳定，防治感染等治疗，且张良芳脑出血量较大，病情较重，病程中，张良芳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低氧血症，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等情况，后经安徽省立医院抢救无效后，于2015年6月11日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为：脑出血、脑梗塞、中枢性呼吸衰竭、低钾血症等内容。
另查，张良芳于1934年2月10日生，生前曾做过左腿髋关节置换术、患过脑梗。张良芳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长子ＸＸ、长女杨莉、次女杨菊、次子杨兵。
再查，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对老人入住的房间阳台安置了监控摄像；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未提供张良芳老人摔倒当日的监控录像。
庭审后，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称张良芳老人倒地的前一日即2015年6月7日上午11：00开始至2015年6月9日期间监控设备因临时性死机导致NVR不能正常录像，并提供监控设备维护公司出具的故障证明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张良芳老人何时、何因摔倒？2、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对张良芳老人的死亡是否有过错？首先，关于张良芳老人何时、何因摔倒的问题。本案中，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虽提供病区交班记录、交接班记录，但两份记录笔迹大多为一人书写，且系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单方制作，张良芳老人摔倒的具体时间无法证实；而唯一能证实张良芳老人摔倒具体情况的监控录像却在张良芳老人摔倒的前一天出现临时性死机。监控设备的装设就是为了了解入住老人日常情况，而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却未能提供张良芳摔倒当日监控录像，其虽在庭审后提供了监控设备维护单位出具的临时性死机导致NVR不能正常录像的证明，但合肥市儿童福利院作为监控设备使用单位，却未能及时发现监控设备死机而不能录像，致张良芳老人摔倒的时间及原因不明，故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对此应承担相应责任。其次，关于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对张良芳老人的死亡是否有过错的问题。ＸＸ、杨莉、杨菊、杨兵主张张良芳死亡系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耽误抢救而致张良芳死亡，而安徽省立医院的死亡记录明确载明张良芳是因脑出血、脑梗塞、中枢性呼吸衰竭、低钾血症而死亡；综合考虑到张良芳死亡前的摔倒情况，且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未能提供张良芳摔倒当日监控录像，无法查实张良芳摔倒的时间及原因，该院酌定由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对张良芳的死亡后果承担25%的责任。
ＸＸ、杨莉、杨菊、杨兵主张医疗费6078.45元，但仅提供了医疗费票据复印件，无原件核实，故该院对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
张良芳于1934年2月10日出生，故其死亡赔偿金应为124195元（2014年度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39元／年5年）。
张良芳死亡后的丧葬费应为25447元（2014年度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0894元／年0.5年）。
综上，张良芳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共计149642元，由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承担25%的责任即37410.5元（149642元25%）。
张良芳因脑出血、脑梗塞、中枢性呼吸衰竭、低钾血症而死亡；综合考虑到张良芳死亡前的摔倒情况，而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未能提供张良芳摔倒当日监控录像，无法查实张良芳摔到的时间及原因，故该院对ＸＸ、杨莉、杨菊、杨兵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予以准许；该院根据张良芳死亡原因、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的过错责任、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合肥市儿童福利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ＸＸ、杨莉、杨菊、杨兵因张良芳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共计37410.5元；二、合肥市儿童福利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ＸＸ、杨莉、杨菊、杨兵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三、驳回ＸＸ、杨莉、杨菊、杨兵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919元，减半收取计2460元，由ＸＸ、杨莉、杨菊、杨兵负担1980元，由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负担480元。
合肥市儿童福利院上诉称：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能查清本案基本事实，在无任何事实及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错误适用过错推定要求上诉人承担相关赔偿责任，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系侵权案件，各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上诉人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原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被上诉人需要举证证明上诉人存在侵权行为或过错、损害结果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诉称张良芳因病情未得到及时发现和送医耽误救治而死亡，却未对这一说法提供任何证据。相反，在其提供的有限的张良芳就医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张良芳就医及时，且死亡原因为脑梗导致的中枢神经衰竭，与其主张的死亡原因大相径庭。此外，上诉人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张良芳的就医资料和死亡原因作出了分析，并充分举证说明了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事发当晚的处置恰当。然而，原审法院在各被上诉人未能就基本事实完成举证，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依法要求被上诉人就其主张举证，也未寻求相应的医学鉴定，径行酌定上诉人对张良芳的死亡结果承担25%的责任，上诉人对此无法理解。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依法查明本案关键事实。对上诉人提交的多组证据未依法认定。（一）原审法院无理排除上诉人申请的专家证人的证言，对老人的死亡原因未予查清。被上诉人提出张良芳因送医不及时而死亡的说法，却未举证证明。上诉人就安徽省立医院死亡记录复印件申请了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宋怡成作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了专业意见。该专家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张良芳就医资料，判断张良芳入院时病情稳定，无抢救必要；并结合脑梗的发病原因，判断张良芳系因血管老化突发脑梗、脑出血造成四肢活动不便并最终导致死亡。在被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其观点的情况下，该专家证言显然更具说服力。但在原审判决中，原审法院却对该专家证言效力不予认定，理由显然不成立。（二）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多组证据不予认定缺乏充足理由。除上述专家证言外，原审法院还否定了上诉人提供的多组证据的证明效力。首先，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或相关鉴定意见佐证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被上诉人杨兵否认证据上的签名系其本人签署，就对上诉人所举的《合肥市老年公寓入住老人潜在意外风险告知书》、《担保人知情承诺》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原审法院的该做法违背了民事诉讼最基本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次，原审判决以系“被告自行制作为”为由，对上诉人提供的《病区交接班记录》、《交接班记录》等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上诉人认为，其提交的上述证据系其工作人员真实的工作情况记录，在庭审时，上诉人提供了记录完整成册的原件供法院核对，原审法院对于上述证据证明效力不予认定，于法无据。此外，原审法院在从井岗派出所调取询问笔录的同时也调取了上海格瑞特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监控设备故障证明》及负责合肥市老年公寓监控系统维保的上述公司工作人员陶兴国书写的《情况说明》，上述两份证据合理地说明了关于监控故障的问题，原审法院却未在判决书中予以记载也未将其作为定案依据。三、原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并在本案中非法适用过错推定，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一）本案中，原审法院违背民事诉讼举证的基本原则，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明显不公。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诉状中声称张良芳发病后未得到及时发现送医，“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导致死亡”，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而对于有原件可查的《合肥市老年公寓入住老人潜在意外风险告知书》、《担保人知情承诺》，仅因被上诉人杨兵的当庭口头否认，不予认定。在被上诉人举证的《合肥市老年公寓试住协议》中有着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如出一辙的签名笔迹。原审法院酌定上诉人在本案中承担一定责任的原因并非查明了上诉人在本案中具有侵权行为或过错，而是依据原审法院制定的举证规则，原审法院认为“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未能提供张良芳摔倒当日监控录像，无法查证张良芳摔倒的时间及原因”。因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没有过错，所以应当承担责任。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该做法，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二）原审法院违背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错误地对上诉人进行过错推定。本案系普通侵权，不存在法定的过错推定事由。但原审法院却径行对上诉人适用过错推定的原则，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这样的认定严重违反了侵权责任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查清事实改判上诉人无责任，依法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ＸＸ、杨莉、杨菊、杨兵针对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的上诉答辩称：张良芳以全托方式入住老年公寓，在入住前，上诉人对张良芳进行体检，结论是基本健康，符合入住条件。上诉人提供的交接班与病区交接班记录中反映的张良芳摔倒时间相矛盾，可见上诉人未及时发现张良芳摔倒，且擅自移动张良芳导致病情加重，不符合护理常识。上诉人未提供监控录像，致使张良芳的摔倒情形无法查明，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上诉人申请的专家证人，对张良芳的身体状况并不知情，其陈述违反医学常识，亦与省立医院的抢救记录不符，上诉人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结合一审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一、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张良芳在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特护区房间内发生摔倒的事实以及因脑梗塞等疾病导致死亡的后果并无异议。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是否应对张良芳在合肥市老年公寓摔倒受伤后死亡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张良芳之子杨兵与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签订《合肥市老年公寓试住协议》后，张良芳入住合肥市老年公寓特护区试住观察，在试住期满后，张良芳仍继续居住在该特护区，并交纳相关费用。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合肥市老年公寓按照张良芳所在试住区域提供相应服务，双方在协议中并未约定服务的具体内容，但根据张良芳所居住的区域以及张良芳入住时的健康档案可知，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对张良芳入住其老年公寓时曾行过髋关节置换术以及存在脑梗病史的身体状况明确知情，且张良芳入住的区域属于特殊护理区，合肥市老年公寓作为提供综合服务性的老年居住场所的经营者，入住人员的身体、年龄特殊性决定了其应当对入住人员提供充分、安全的保障义务，其承担的义务应高于一般的住宿、餐饮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合肥市老年公寓应当配备必要的设施和人员在合理限度内保障入住人员免受人身损害，并要在入住人员病情突发时，具备专业人员基本处理能力并确保入住人员及时就医。合肥市儿童福利院主张其曾向杨兵出具过老人潜在意外风险告知书及担保人知情承诺，但该两份书证中反映的内容仅为在非服务不当的情况下入住老人出现意外情况时，免除养老机构的责任，该内容并不能当然免除合肥市老年公寓的安全保障义务。鉴于合肥市老年公寓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系基于合同而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合肥市老年公寓的护理人员在当晚九时许发现张良芳在房间阳台处摔倒，后将其移至房间内的床上，并通知老年公寓的医务人员到场，后于当晚九时四十分通知张良芳的家属，并于十一时送医救治。结合上述时间点，未有证据证明张良芳在突发脑梗塞摔倒时，被老年公寓的护理人员及时发现，且在老年公寓医务人员到场的情形下，未及时作出专业性的医学判断将张良芳尽快送医。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显然存在未将入住人员及时送医治疗这一违反合同约定服务义务的行为。本案中合肥市儿童福利院为证实其并无过错，提供了交接班记录证实其尽到护理责任，但该记录为护理人员自行书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合肥市儿童医院的监控设备因故障导致未能记录张良芳摔倒的过程，该监控设备虽因临时性死机所导致，但作为该设备的管理者，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未能及时发现设备故障并予以维修，即其本身亦未能提供必要的安全设施以防止入住人员出现人身损害，该行为违反合同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在能够提供监控设备这一客观便利的情形下因自身管理缺失导致无法提供，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ＸＸ、杨莉、杨菊、杨兵主张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承担侵权责任，与法有据。结合上述分析，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在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尽到合同约定义务的情形下，应对张良芳摔倒受伤未能及时送医导致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根据张良芳的死亡过程反映，其在送医后被确诊为突发脑梗塞等疾病，根据一般医学常识，脑梗塞系因脑血栓而形成，患者应及时就医以缓解病情，但在合肥市老年公寓不具备相应医疗条件的情况下，未能在第一时间将张良芳送医治疗，显然对患者的病情不利，一审判决结合张良芳的自身身体状况以及病情，酌定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对张良芳延误医治的后果承担25%的责任，合理适当，本院予以支持。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5元，由上诉人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虹
审 判 员 刘松柏
代理审判员 于海波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付兴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