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赣行申26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在地址：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大道1290号。
法定代表人宋有志，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松，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医疗生育保险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杨斌，江西赣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甘礼德，男，195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南丰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英娥，女，195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南丰县。
原审第三人黎川县人民法院，所在地址：黎川县日峰镇京川大道206号。
法定代表人张松涛，院长。
甘礼德、黄英娥诉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10行终31号行政判决。市人社局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甘礼德、黄英娥系甘传荣的父母。甘传荣系黎川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甘传荣住在黎川县人民法院安排的单位宿舍。该宿舍位于黎川县人民法院审判大楼第五层507号，黎川县人民法院食堂位于审判大楼第四层，甘传荣的办公室位于审判大楼第三层。2016年6月1日，黎川县人民法院受理了黎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的两件计生行政非诉执行案件。2016年6月2日，经黎川县人民法院审核批准，指派甘传荣、郑辉、陈亮三人于2016年6月3日乘坐单位公务用车前往南昌、抚州两地对计生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被申请执行人的存款进行查询工作。2016年6月3日早上7时30分至40分左右，甘传荣在其住所宿舍突发疾病。经单位同事发现后，单位同事于7时46分拨打“120”急救电话，黎川县中医院医务人员到发病现场进行医治，经抢救无效后死亡。2016年6月14日，黎川县人民法院作为申请人向市人社局提起了对甘传荣死亡的工伤确认申请。同年8月3日，市人社局作出了抚人社伤不认字[2016]第4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决定认为甘传荣突发疾病死亡时不在工作时间不在工作岗位，不予认定工伤，也不能视同工伤。之后，甘礼德、黄英娥认为其儿子甘传荣死亡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1、撤销市人社局作出的抚人社伤不认字[2016]第4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2、判令市人社局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确认甘传荣于2016年6月3日突发疾病死亡为工伤。
一审法院认为，市人社局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在第3点事实方面认为陈亮在之前的调查询问时回答其在2016年6月3日早上是开私家车上班的。之后，黎川县医保局吴松电话询问时其回答为2016年6月3日早上是坐公交车上班的。因此，陈亮上班的说法前后矛盾，其三人准备集中出差的说法缺乏依据。经查，根据甘礼德、黄英娥提交的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出差审批单和市人社局提交的（2016）赣1022行审35、36号行政非诉执行审查案件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郑辉的调查笔录，2016年6月16日黎川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能证实黎川县人民法院指派郑辉、甘传荣、陈亮三人于2016年6月3日乘坐单位公务用车去南昌、抚州两地办案的事实。故市人社局认为郑辉、甘传荣、陈亮三人准备集中出差的说法缺乏依据，与事实不符。另根据甘礼德、黄英娥提交的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出差审批单、黎川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2016年6月早餐登记表和市人社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抚州市职工工伤事故情况快报表、甘传荣去世调查情况，郑辉、陈亮、罗群、江娇的调查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不排除甘传荣于2016年6月3日早上吃完早餐后回其住所宿舍换法官制服去南昌、抚州两地办案的事实；且甘传荣的住所宿舍和办公室是在同一幢楼层的五层和三层，其吃完早餐后回住所宿舍换法官制服的情形，也不排除该情形具备《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的属性。综上所述，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本案是对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甘礼德、黄英娥要求法院责令市人社局确认甘传荣于2016年6月3日突发疾病死亡为工伤的诉讼请求，因工伤确认是属于由市人社局所行使的行政职权进行确认的范筹，不属于本案行政审判的范围，故对该项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市人社局于2016年8月3日作出的抚人社伤不认字[2016]第4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二、责令市人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三、驳回甘礼德、黄英娥要求确认甘传荣于2016年6月3日突发疾病死亡为工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市人社局负担。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市人社局具有对本辖区内的劳动者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被上诉人甘礼德、黄英娥于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出差审批单、第三人黎川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结合上诉人市人社局于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2016）赣1022行审35、36号行政非诉执行审查案件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郑辉的调查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郑辉、甘传荣等三人于2016年6月2日受第三人黎川县人民法院指派，需于2016年6月3日乘坐单位公务用车前往南昌、抚州两地办案的事实。上诉人市人社局在其作出的抚人社伤不认字[2016]第4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中，仅以对陈亮的调查中认为“陈亮关于2016年6月3日是如何上班的说法前后矛盾”，即作出“郑辉、甘传荣等三人需于2016年6月3日准备集中出差的说法缺乏依据”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故对上诉人市人社局上诉提出“原判认定‘2016年6月2日，经黎川县人民法院审核批准，指派甘传荣、郑辉、陈亮三人于2016年6月3日乘坐单位公务用车前往南昌、抚州两地对计生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被申请执行人的存款进行查询工作’没有事实依据，黎川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不能证明上述事实”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同时，根据被上诉人甘礼德、黄英娥于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2016年6月早餐登记表和上诉人市人社局于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抚州市职工工伤事故情况快报表、甘传荣去世调查情况、郑辉、陈亮、罗群、江娇的调查笔录等证据材料，确实不能排除甘传荣于2016年6月3日早上吃完早餐后回其住所宿舍换法官制服去南昌、抚州两地办案的事实，且甘传荣的住所宿舍和办公室是在同一幢楼层的五层和三层，上诉人市人社局并未能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或依据来完全排除甘传荣死亡时一定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故上诉人市人社局在本案现有证据情况下直接得出“甘传荣突发疾病死亡时不在工作时间不在工作岗位，不予认定工伤，也不能视同工伤”的认定，并因此作出抚人社伤不认字[2016]第4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系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另原判并未明确表明甘传荣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即“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的规定，故对上诉人市人社局上诉提出“原判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认为甘传荣符合上述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市人社局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提出“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市人社局负担。
社局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1、黎川县法院是甘传荣生前所在单位，与甘传荣存在特殊的亲密关系。一审依据黎川县法院出具的孤证认定关键事实是不恰当的，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71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其他亲密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当事人有利的证言。（七）其他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材料。”2、黎川县法院的证明材料不具有合法性。黎川县法院证实甘传荣、郑辉、司机陈亮三人办理行政执行案件时，甘传荣在从事预备性工作中突发疾病死亡，而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案件的执行只能由法院的执行局办理，可见黎川县法院的证明材料是虚假的。3、黎川县法院始终也没有提供甘传荣所要查询的案件最终由其他法官完成的证明材料。可见，这个所谓的执行案件就是子虚乌有的。4、黎川县法院的证明材料也存在疑点重重、漏洞百出，且与其它证人陈述有重大矛盾，不应该采信。主要反应在下列方面：（1）与郑辉、陈亮等人的陈述不相符。其中，郑辉在接受调查时，并未明确6月3日早晨出差的事实。而陈亮在如何来单位上班前后矛盾。结合该二位证人的陈述，难以得出甘传荣当天准备出差的事实。（2）极不符合常理，且经不起推敲。从案发时间看，当时是夏季，天气热，一般人起床早，如果他们确是出差办案，从黎川县前往南昌、抚州，路途遥远，通常都会在早晨七点之前出门。而本案中，甘传荣发病时间是七点四十五分左右，时间快到八点竟然还没有出门，而且发病时上身赤裸，显然还未起床，这一点也不像出差。如果确实出差，都会穿好衣服再出门，哪里有吃完早饭再回宿舍的原因和习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原审据此认为甘传荣符合上述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申请人认为，甘传荣的情形并不符合上述条件，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理由是：1、甘传荣发病当天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其与郑辉、陈亮三人准备去出差办案。原审以“不排除甘传荣是在当天准备出差”作为理由，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2、退一万步说，即使甘传荣当天确实准备出差，但其个人发病引起的死亡，也不应该认定为工伤，因为其死亡时间和地点都与工作无关。其发病时既不在工作地点，也不在工作时间，也不是受到事故伤害。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只有当甘传荣在工作地点、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扫尾性工作时，受到事故伤害才能认定为工伤，这里“受事故伤害”是一个要件。甘传荣虽然是在出差前发病，但是却不在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更没有受到任何事故伤害（其死亡是自身发病造成的）。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甘
甘礼德、黄英娥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原审认定再审申请人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做出对甘传荣死亡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所依据的第3点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充分。郑辉、甘传荣、陈亮三人是在接受黎川法院的指派后，准备于2016年6月3日早上乘坐单位公务用车前往南昌、抚州两地出差办案，并以原告提交的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出差审批单、黎川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8日出其的《情况说明》，结合再审申请人市人社局向法院提交的(2016)赣1022行审35、36号行政非诉执行审查案件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郑辉的调查笔录等证据，确认可以充分证实郑辉、甘传荣等三人于2016年6月2日受黎川县人民法院指派，需于2016年6月3日乘坐单位公务用车前往南昌、抚州两地办案的事实。黎川县法院与甘传荣之间是正常的单位用工关系，并不存在特殊的亲密关系，其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是对案件事实所做的客观说明，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并且其陈述的内容有其他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再审申请人申请提出黎川县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不具有合法性、所证明的内容不符合事实等再审理由并不存在。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认定不能拘泥于狭义的时间和空间。①对“工作时间”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因工作所需的时间。由于甘传荣当日7点30分左右要出差，因此在其吃完早餐返回宿舍更换法官制服（因工作所需才返回宿舍更换法官制服)的时间内都应认定为工作时间。②对“工作场所”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因工作所需涉及的区域以及自然延伸的合理区域，由于甘传荣所居住的宿舍因和办公室同在一栋审判大楼的相邻楼层，可以作为特殊的、临时的工作场所，7点30分后，他吃完早餐返回宿舍在宿舍为出差做相关预备性工作就应认定是在工作岗位及工作场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应当认定工伤”，且《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伤害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切实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没有确切证据排除甘传荣当日有公出差办案存在需回其住所更换制服的可能，其死亡时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特殊情形已做了改变和延伸，就应当认定其于2016年6月3日在其宿舍更换法官制服时死亡是在工作时间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是在为出差做准备，完全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而认定为工伤。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撤销做出的抚人社伤不认字(2016)第4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黎川县人民法院未作答辩。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的，可以视同工伤。黎川县人民法院与甘传荣之间是单位用工关系，其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是对案件事实所做的客观说明，且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根据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出差审批单和（2016）赣1022行审35、36号行政非诉执行审查案件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郑辉等人的调查笔录，2016年6月16日黎川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认定黎川县人民法院指派郑辉、甘传荣、陈亮三人于2016年6月3日乘坐单位公务用车去南昌、抚州两地办案的事实正确。市人社局认为黎川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系虚假材料没有事实依据。市人社局仅以陈亮的证词前后不一致就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依据不足。
综上，市人社局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 芬
审 判 员 陈雯雯
审 判 员 章 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钱强森
书 记 员 张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