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内01刑终56号
原公诉机关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国强，男，196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7月29日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5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呼和浩特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孙学勤、王和平，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占武，男，195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7月29日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5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沈心宇，内蒙古泽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伟民，曾用名高维明，男，1963年9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8月18日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李云，内蒙古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国强、刘占武、高伟民犯诈骗罪一案，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6）内0102刑初2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国强、刘占武、高伟民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本案，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5月，被告人刘国强得知内蒙古自治区开展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项目。2012年7月，被告人刘国强伙同被告人高伟民、刘占武以刘占武的内蒙古昕奇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建设”根堡村蔬菜集配中心”，伪造虚假的项目申报材料进行申报。在2013年项目验收时，被告人刘国强、高伟民、刘占武将验收人员带至本市赛罕区根堡村同创科技园内布置的假现场进行验收。在2012年12月6日、2013年12月12日两次骗取国家农产品流通试点专项补贴款100万元。案发后，被告人刘占武退还赃款人民币50万元、高伟民退还赃款人民币32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刘国强、刘占武、高伟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申报材料、验收场所，在申报国家农产品流通试点专项补偿款，骗取专项补偿款人民币1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刘国强在诈骗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被告人刘占武、高伟民均起辅助作用，故应当认定刘国强为主犯，其他二被告人为从犯。对于被告人刘占武、高伟民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刘国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二、被告人刘占武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三、被告人高伟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四、涉案赃款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置，继续追缴被告人刘国强违法所得人民币188350元。
原审被告人刘国强上诉称，1、本案违反法定侦查程序，应由公安机关侦查。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本案侦查程序违法，三被告人涉嫌犯诈骗罪，应由公安机关侦查。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刘国强在申报项目过程中，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不构成诈骗罪，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刘国强无罪。
原审被告人刘占武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没有参与刘国强、高伟民伪造申报材料，且原审判决没有考虑退赃情节对其从轻处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刘占武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也未实施欺骗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即使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原审判决量刑也没有考虑刘占武退赃情节，予以从轻处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原审被告人高伟民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没有与同案犯共谋和非法占有专项补贴款的目的，也没有伪造申报材料，故原审判决认定其诈骗罪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高伟民没有参与伪造申报材料和验收场所，也没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和行为，高伟民不构成诈骗罪，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经审理查明，2011年底，上诉人刘国强从呼和浩特市商务局流通科科长刘某1和副科长周某1处得知内蒙古自治区开展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项目专项补贴的消息后，为取得项目补贴款遂找到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根堡村村长高伟民协商筹备进行申报该项目补贴。2012年7月，上诉人高伟民将其所在根堡村种植农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的相关材料交给了刘国强，由刘国强负责制作并向呼和浩特市商务局提交了没有实际规划建设的”根堡村蔬菜集配中心”申报材料。2012年12月，呼和浩特市商务局以申报该项目主体不合格为由通知刘国强变更申报主体。上诉人刘国强和高伟民商量后，由高伟民介绍找到该村内蒙古昕奇绒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绒毛公司）的法人代表上诉人刘占武说明情况后，商定由该公司变更名称”内蒙古昕奇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产品公司）为主体重新申报，该材料有刘占武签字并盖有农产品公司的公章。为了能够顺利骗取到国家专项补贴款，在重新申报材料过程中，刘国强虚构了两份租赁合同并以蔬菜局的名义出具了四份虚假的证明文件。高伟民不仅提供了合作社和农产品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虚假证明，还和刘占武还提供了一些与该申请项目无关的虚假施工合同和发票。2012年12月3日，上诉人刘占武将绒毛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农产品公司。2013年初，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和财政局的相关人员组成验收组在上诉人刘国强、高伟民的指引下，来到高伟民所在合作社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科技局合作的同创科技园区布置的假现场进行验收，上诉人刘占武也在现场。三上诉人申报的项目验收通过后，于2012年12月25日、2013年12月5日获得国家农产品流通试点专项补贴款共计人民币100万元，该款转入”农产品公司”的账户。随后，上诉人刘占武按照上诉人刘国强的安排，将上述款项中的188350元转至刘国强指定的三个账户并给上诉人高伟民合作社账户转款人民币32万元。上诉人高伟民得款后，将其中的26万元用于购买了与该申请项目无关的蔬菜大棚卷帘机，6万元用于其他生活开销。上诉人刘占武将余款投资自己经营的蔬菜大棚和农业设施建设。案发后，上诉人刘占武退还赃款人民币50万元、上诉人高伟民退还赃款人民币32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干部任免审批表、干部履历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蔬菜副食品局出具的证明，证实上诉人刘国强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于1996年至今任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蔬菜局副局长。
2、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出具的证明，证实上诉人高伟民是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根堡村村委会主任，是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即自2013年1月至2018年1月。
3、根堡蔬菜集配中心项目申请资料，证实上诉人刘国强以农产品公司为申报主体于2012年7月12日，向呼和浩特市商务局递交该补贴项目资料。申请单位和建设单位均为农产品公司，具体负责人、联系人均为刘占武，项目总投资1140万元等。
4、内蒙古财政厅、商务厅关于2012年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内财贸[2012]636号文件，证实该补贴项目要求承办企业资质条件为公司企业和申报材料要求等。
5、昕奇公司相关材料，证实2012年11月15日，绒毛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变更企业名称为农产品公司。另证实该公司于2012年7月即以变更后的农产品公司名称申请该补贴项目。
6、内蒙古自治区现代流通综合试点项目竣工验收报告，证实农产品公司申请的”根堡村蔬菜集配中心”项目，经呼和浩特市商务局、财政局组织进行验收顺利通过。
7、国库科（中心）直接支付凭证财政零余额资金清算，证实于2012年12月26日、2013年12月12日，内蒙古国库收付中心分两次汇入农产品公司账户人民币70万元和30万元共计人民币100万元。
8、殷某个人出具的证明和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蔬菜局出具的证明，证实殷某是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蔬菜局办公室主任，负责管理该局公章，给刘国强拿来的文号为20、21、22、23的为农产品公司申报涉案项目证明文件加盖了单位公章，未经赛罕区蔬菜局局长南某审批，也未存档。
9、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证实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根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共同合作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培训基地。
10、土地承包合同，证实法人为上诉人高伟民代表的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根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承包金河镇根堡村土地。
11、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科技局情况说明，证实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生产力促进中心是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科技局的二级单位，与根堡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的”同创农业科技示范培训基地”和”根堡村蔬菜集配中心”无关。
12、印章查询情况，证实”农产品公司”的公章于2013年3月15日由《新欣制章服务部》刻制；而专用印章、财务专用章于2012年12月6日由《广源制章工艺厂》刻制。
13、孟某的证明，证实2013年8月26日，农产品公司给合作社的基本账户转款人民币32万元；同年8月29日，合作社又转入山东潍坊一公司人民币26万元。
14、银行明细及相关凭条，证实农产品公司的内蒙古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于2012年12月26日、2013年12月12日分别进账人民币70万元和30万元；2013年7月10日，刘占武三次转入刘国强指定的三个账户共计人民币188350元；2013年7月12日，刘占武转入高伟民合作社账户人民币32万元；其余款项均被上诉人刘占武使用。
15、企业印章印模备案表，证实2012年12月5日，上诉人刘国强作为被委托人保管绒毛公司两枚印章。
16、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刘国强和其说要成立根堡合作社蔬菜直销点，其于2012年7月2日就开始租房子并进行装修；后刘国强带着商务厅和财政厅的工作人员验收完毕，其开始从美通市场购买蔬菜正常营业；另证实刘国强给过其人民币2万元的租房及装修门店补贴，还让其使用合作社的营业执照。
17、证人辛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4月份左右，刘国强让其花了4万多元人民币以农产品公司的名义买了一辆箱式货车，后刘国强给其人民币5万元，其留下1.7万余元，余款全部给了一个姓吴的人。另证实其销售蔬菜和合作社无关。
18、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6月左右，刘国强让其用身份证给办理了一张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其将卡办好后交给了刘国强，其并没有使用。2015年8月份左右，刘国强妻子让其向检察机关谎称刘国强分三次分别给其人民币4万元、2万元、2.1万元作为装修蔬菜店的款项。
19、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其系刘国强的侄子，其没有给刘国强做过任何”根堡村合作社蔬菜集配中心”申报材料或预决算等事宜，也没有收过刘国强任何费用。
20、证人任某的证言，证实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科技局与合作社合作的同创科技培训基地于2012年5月份开工并于2013年8月份竣工试运行。”根堡村合作社蔬菜集配中心”虽位于同创科技培训基地但根本就是刘国强伙同他人虚构的虚假项目，刘国强等人用于监督与验收的项目地址虽然也是同创科技培训基地，但其根本没有同意刘国强他们借用该基地作虚假项目验收。
21、证人高某证言，证实其系高伟民的弟弟，其与高伟民、巴某1、巴某2、付某、张某1六人均为合作社的股东。”根堡村合作社蔬菜集配中心”系虚假项目，与农产品公司并非两款牌子一套人马，与该公司申报的项目也没有关系。经高伟民委托其代为保管购买回的卷帘机，该卷帘机由刘占武拿走一部分，其他村民也有使用的。大约在2012年11月左右，刘国强让其找人打扫过同创科技培训基地的库房并摆上刘国强拉来的箱式蔬菜，其还帮刘国强挂过一块写有”根堡村蔬菜集配中心”字样的牌子。
22、证人张某2、巴某3、李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至2013年，根堡村建设的政府项目蔬菜温室有800至900多座，由政府给施工建设并给予一部分补贴。政府建大棚与村委会没有关系，是巨华集团和永华集团两家公司建设的，每家盖了400多座温室，没走过村委会的帐。
23、证人牛某的证言，证实赛罕区蔬菜局赛蔬发2012第20号、21号、22号、23号文件是刘国强让其起草的，这四份文件不涉及重大问题，没有经过局长南某审批也不需要审批，刘国强是分管领导，非重大事项的文件也可以直接盖章。
24、证人荣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5月10日，内蒙古全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44项目部与呼市金桥开发区根堡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不涉及农产品公司。对于施工合同上盖有”内蒙古昕奇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该施工合同与验收报告书没有任何关系。
25、证人南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蔬菜局局长，刘国强是副局长，负责菜农的市场和销售。其并不知道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商务厅关于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中央补贴资金的有关项目，刘国强从来也没有向其汇报过”根堡村蔬菜集配中心”的这个国家补贴项目。关于赛蔬发[2012]第20号、21号、22号、23号这四份文件其没有签发过。
26、证人赵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7、8月份，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的刘某1告知其，商务部有个关于蔬菜配送这方面的项目，其他旗县没有这类项目，看赛罕区辖区有没有。其就将刘国强引荐给刘某1和周某2。
27、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的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项目专项工作中，其主要负责项目的初审和申报工作。由商务厅和财政厅联合进行验收。对刘国强送来的合作社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上报商务厅，后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的副处长张某3通知其说合作社的营业执照不符合标准，需要换成流通企业，其又告诉了刘国强，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刘国强将申报材料中合作社的所有名称全部换成了农产品公司重新上报。后来刘国强带领其与周某2、还有财政局的干部到该建设项目现场通过验收。案发后，其才知道该项目建设现场是刘国强伪造的。
28、证人周某2的供述，证实2012年，财政部、商务部针对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发放补贴。最初申报的单位是合作社，经过初审提出合作社不符合申报要求，要求提供具有法人资质的企业进行申报，然后刘国强把农产品公司换上了。当时没有注意到农产品公司于2012年12月5日才颁发的营业执照，对该公司与合作社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证明，其没有具体落实。2012年秋天，刘国强带验收组人员去的就是根堡村，第一次看的是一个工地正在做地基，刘国强和企业的人告诉其这个工地建设的就是蔬菜集配中心。当时根堡蔬菜集配中心这个项目还没有经过自治区商务厅和财政厅确认为补贴项目。后来组织了一个验收组，由其和刘某1，市财政局经贸科科长王某、副科长刘某3组成，在初验材料上签字也是其等4人共同签署的。案发后其才知道所去现场是刘国强伪造的。
29、上诉人刘国强的供述，证实2011年底，呼和浩特市商务局流通科刘某1科长和周某2副科长告诉其，国家有蔬菜配送中心的项目补贴，问其管辖范围内有无这样的项目，后其与根堡村合作社的高伟民商量筹备申报该项补贴。2012年7月份，合作社提供材料，由其向呼和浩特市商务局提交了申报材料。2012年12月份，商务局提出要求将合作社变更为公司企业，于是高伟民找来农产品公司的刘占武，但是刘占武公司名称还是绒毛公司，当时为了符合申报标准，其让刘占武变更公司名称后，其拿上农产品公司的印章，重新制做了一套申报材料，该申报材料里所述10亩的蔬菜集转中心，包括修建办公室、蔬菜配送室、无公害蔬菜检测室1000平米，微型节能冷库10座等建设内容以及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等内容都是为了申请补贴款所捏造的，并且出具合作社与农产品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虚假证明。为了应付验收，高伟民带我们几个人到根堡村的同创培训中心院内，告诉验收人员同创就是根堡蔬菜集派中心。后来。专项补贴款人民币100万元分两次打到了农产品公司账户上，其让刘占武为其指定的三个账户上共打款188350元，给高伟民打款32万元，余款留给了刘占武，至于各自的款项如何花销，其不清楚。
30、上诉人刘占武的供述，证实2012年的5、6月份，刘国强告诉其商务部门有蔬菜配送的专项资金，根堡村村长高伟民的合作社办不成，但其公司能办，其认为是好事，就表示同意办理，全部事项由刘国强办理。同年7、8月份，刘国强告诉其绒毛公司不符合条件，需要变更成农产品公司，但在申报材料中已用变更名称后的农产品公司这个事实由刘国强负责，其在审批表上签过字。其实际于2012年12月份才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农产品公司，公章也是刘国强刻的，公司的账户也是刘国强开的。资金批下来之前，刘国强跟其说合作社和农产品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补贴款下来后也有合作社的一部分。商务局验收项目时，没有去其农产品公司，而是去了高伟民合作社所在地，刘国强把其也叫到了验收现场。后来，国家将补贴款共计人民币100万元分两次打到其农产品公司新开的账户上，刘国强指使其给他指定的三个账户打款共计188350元，给高伟民打款32万元，其余款项其用于蔬菜大棚和其他建设上了，案发后，其自愿退还了人民币50万元。
31、上诉人高伟民的供述，证实2012年5月份，刘国强告诉其内蒙古商务厅有农村蔬菜集配中心的专项资金，其将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材料件都提供给刘国强，还把位于科技局院里的奶站装修了一下，用于蔬菜集配中心的场地。2012年7、8月份，刘国强称合作社不能申报，必须换成公司企业。其遂将刘国强介绍到刘占武那里,至于他们两人如何商量，其不清楚。过了几天刘国强又找其说刘占武的公司是绒毛公司，经营范围不符合条件，让其以合作社的名义出一份证明，证明合作社和绒毛公司是合伙关系。刘国强还对其说如果商务局有人问，就说合作社和昕奇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商务部门来了几个人验收，其和刘国强把验收组成员领到同创科技园区看了看，他们说挺好，就走了。同年12月份，国家将补贴款拨下来后刘国强让刘占武给其合作社账户上打了人民币32万元。其用人民币26万元购买了蔬菜大棚卷帘机，6万元用于村委会其他开销。
32、扣押财物清单，证实案发后，上诉人刘占武主动向检察机关退还赃款人民币50万元，上诉人高伟民主动向检察机关退还赃款人民币32万。
33、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三上诉人刘国强、刘占武、高伟民的基本身份情况。
以上证据，经原审当庭举证、质证并经二审依法审查，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一致证实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各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上诉人刘国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本案侦查程序违法，三被告人涉嫌犯诈骗罪，应由公安机关侦查”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刘国强最初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在后期的侦查阶段，检察机关认为该案涉及的国家补贴项目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蔬菜局没有直接关系，刘国强虽为蔬菜局副局长，但其犯罪行为并非利用职务便利，其伙同他人实施的诈骗行为合并由检察机关侦查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故依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由检察机关侦查并案处理，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刘国强提出的”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无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提出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刘国强在申报项目过程中，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不构成诈骗罪，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刘国强无罪”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刘国强得知国家有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项目专项补贴的信息后，遂为取得补贴款，伙同上诉人高伟民、刘占武申报虚假项目，通过伪造申报材料，故意夸大项目实施，私自占用同创科技培训基地并伪造布置验收现场的方式通过验收并骗领到国家专项补贴款人民币100万元，后由三上诉人分别用于各自经营项目或进行其他花销，上诉人刘国强不仅参与整个虚报项目骗取补贴款的过程，还负责指挥，在共同的犯罪中起主要，故其不仅构成诈骗罪，还应认定为主犯，且该项目至案发也没有建设成功。可见上诉人刘国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刘占武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没有参与刘国强、高伟民伪造申报材料，且原审判决没有考虑其全部退赃的从轻处罚情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提出”刘占武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也未实施欺骗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即使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原审判决量刑也没有考虑刘占武退赃的从轻处罚情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刘占武虽没有直接参与制作申报材料，但其实施的协助刘国强变更公司名称，提供不属于该项目建设的虚假材料等虚构事实的行为和共同参与了呼和和浩特市商务局、财政局验收虚假项目场地的隐瞒真相的行为，均系积极配合同案犯实施的诈骗行为，且其明知该项目补贴款是专款专用的情况下仍由三上诉人分配使用，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上诉人刘占武具有的积极退赃情节，在原审判决量刑时已充分体现，本院不再考虑，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高伟民提出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没有与同案犯共谋并非法占有专项补贴款的目的，也没有伪造申报材料，原审判决认定其犯共同诈骗罪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无罪”及辩护人提出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高伟民没有参与伪造申报材料和验收场所，也没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和行为，故高伟民不构成诈骗罪，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高伟民明知该补贴项目为蔬菜集配中心项目，仍在刘国强的指挥下实施了向刘国强提供与申报项目不符及虚假的材料，在呼和浩特市商务局、财政局组织验收过程中，积极参与伪造验收现场等一系列行为，其主观目的就是为了骗取补贴款，高伟民的该种主观目的最终由刘占武给其分配的部分补贴款而得以实现。综上，上诉人高伟民具有与上诉人刘国强、刘占武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国强、刘占武、高伟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共同骗取国家农产品流通试点专项补偿款人民币1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上诉人刘国强在实施整个诈骗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上诉人刘占武、高伟民均起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杜子洋
审判员 赵佳娜
审判员 田小芳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侯汭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