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9民终22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辉，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卓英，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长川，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彪，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权，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文辉、张卓英因与被上诉人黄彪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6）粤0902民初1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文辉、张卓英上诉请求：1.撤销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902民初1404号民事判决；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不服金额为272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案件主体、基本事实不予查清认定，即作判决，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原审判决认定“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未在乙方栏处加盖印章，与常理不符。”这一认定明显错误。关键在于庭审当时双方共同举证的核心证据汽车寄租协议，在该汽车寄租协议第二页，上诉人李文辉只在乙方代表人一栏签名，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在协议签订日期处加盖了XX公司公章。盖章于协议签订时间处，符合平时盖章“骑年盖月”的要求。盖章于协议签订时间处着重于明确此日期不可更改不可变更，这对于租赁类合同有特殊意义。在协议签订时间处后也就无需再重复于乙方栏处加盖印章。原审判决无视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在协议签订日期处加盖了XX公司公章这一基本事实，仅以未在乙方栏处加盖印章就否认了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应为本案被告的事实，认定两上诉人为本案适格被告，非法加重了两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应予纠正。退一步而言，即使无法直接认定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应为本案被告，也应当就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在协议签订日期处加盖了XX公司公章这一基本事实予以查清，依法追加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第三人，或者派员、具函至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要求其说明加盖公章是何种性质，在查清此基本事实再作判定。二、原审判决无视双方合同约定，违背双方共同合意，判决上诉人赔偿，依法无据。无论本案适格被告是两上诉人还是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的乙方都无需承担车辆灭失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即合同甲方）与九洲公司（即合同乙方）签订的《汽车寄租协议》第4条约定：“在寄租期间，如客户（租车人）使用发生事故，或车辆遭恶意欺诈（如非法转让、抵押、被盗抢等）违法事件，乙方有义务作为事件处理的主体与相关单位及个人沟通，甲方有义务给予配合。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将事件妥善处理。事件处理期间发生的实际费用应由违法人全额支付（如出现费用无法追回的情形，甲方、乙方按依法向有关部门报案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的方式处理，甲乙双方相互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此款约定可知，在车辆出现本案所涉欺诈、盗抢事故时，甲乙双方相互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出现本案所涉欺诈、盗抢事故时，合同乙方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在签订协议时，双方已经就车辆可能被非法�让、抵押、被盗抢等特殊情况有充分估计和预期，并就此达成共识作出了特殊约定“甲乙双方相互不承担任何责任”。协议中约定对出现此类情况时，乙方的义务仅为“有义务作为事件处理的主体与相关单位及个人沟通，”绝不包括要承担车辆灭失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无视协议中对此类特殊情况的特殊约定，径行判决，属于严重错判，应予纠正。三、应当由真正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涉案汽车是梁某（原审过程中，黄彪撤回了对梁某的起诉）以茂名市XX服务队中心名义出租给张某春，然后张某春将车辆倒卖。张某春己涉嫌刑事犯罪被抓捕、依法判决。原审判决中也提到，茂南区人民法院己生效的(2016)粤0902刑初418号刑事判决判决主文第八项：“责令被告人张某春、余某飞、赵某退赔被害人茂名市XX服务中心人民币272000元”结合本案中甲乙双方签订的《汽车寄租协议》第4条约定：“在寄租期间，如客户（租车人）使用发生事故，或车辆遭恶意欺诈（如非法转让、抵押、被盗抢等）违法事件，乙方有义务作为事件处理的主体与相关单位及个人沟通，甲方有义务给予配合。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将事件妥善处理。事件处理期间发生的实际费用应由违法人全额支付（如出现费用无法追回的情形，甲方、乙方按依法向有关部门报案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的方式处理，甲乙双方相互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此款约定可知，甲方车辆灭失的赔偿责任及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应当是“实际费用应由违法人全额支付”。这一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完全符合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补充意见：一、上诉人在本次车辆灭失的事故中没有存在任何的过错，不是责任的承担人。�上诉人主张的赔偿责任主体错误。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事实上是过错归责纠纷，民法对赔偿的责任问题是无过错责任和过错责任。若是无过错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具有法定情形。若是过错归责，行为人要承担责任必须是有过错。涉案车辆的灭失造成的结果是由（2016）粤0902刑初418号刑事判决书被告张某春、余某飞、赵某造成，其造成的价值损失正是被上诉人的标的272000元，被上诉人主张的标的就是刑事判决的价值。刑事判决确认由张某春、余某飞、赵某赔偿，指定赔偿到茂名市xx租赁服务中心，而茂名市XX服务中心并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该赔偿金实际应该归物权所有人，既是被上诉人应当强制执行张某春、余某飞、赵某应当承担的责任之后，被上诉人再向茂名市XX服务中心索取，才是本案正确的索赔方法。如按一审判决就造成被上诉人与茂名市XX服务中心任�一方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明显错误。二、本案中，涉案车辆汽车寄租协议第8条明确了双方的利益分成权利义务，对于涉案车辆对外产生的利益被上诉人享有75%，上诉人享有25%，根据该条款的规定约定，双方存在合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租赁关系，并不是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支付租金的租赁关系。根据合作人对利益风险共担原则，如果车辆的损失由上诉人承担，那么被上诉人应当自行承担损失的75%，上诉人只应承担损失的25%，否则违反了利益风险共担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请求如前所述，请予支持。黄彪辩称：一、原审判决对案件的主体和法律的适用正确，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错误。1.原审判决充分说明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承担责任，是由李文辉承担责任的理由。被上诉人认为该理由是正确充分的。2.张某春等涉嫌的是刑事犯罪，是诈骗案件。本案是汽车租赁合同关系，尽管两案有关联，但是有区别刑事和民事的责任。本案的合同主体是黄彪和李文辉，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和本案的事实，李文辉在本案的适格主体必须承担责任。汽车寄租协议第8点约定的是对收益进行处分，并不是对责任进行划分。根据公平原则而言，被上诉人一部全新的车辆交付给上诉人李文辉，李文辉就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也就是汽车寄租协议的第3条，有效的控制租车风险，而不是按照收益的比例进行责任承担，按照比例承担的话是侵犯了被上诉人的权益。二、上诉人认为合同违背双方共同合意不是客观事实。从汽车寄租协议第三点约定，控制租车风险由李文辉承担。从民法的公平原则审查，被上诉人在对失去车辆的实际占有，要被上诉人再对车辆进行管理客观性是不可能的。故此，根据合同公平原则，上诉人李文辉两人承担责任的主体才是双方的意思表示。三、本案真正承担主体就是上诉人，理由按照第一点意见。黄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黄彪与被告李文辉于2015年7月30日签订的汽车寄租协议；2.被告李文辉支付车辆租金27000元（按450元/天计算，自2016年3月6日计至实际还车或赔偿损失时止，以上金额为暂计至2016年5月5日，合同解除后为占用费）和交通违章费用1000元给原告；3.被告李文辉赔偿车辆损失308400元及利息（利息其起诉之日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时止）给原告黄彪；4.被告张卓英对以上被告李文辉的责任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30日21时07分，黄彪（甲方）与李文辉（乙方）签订汽车寄租协议，双方约定：一、黄彪（甲方）同意将自用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寄租在李文辉（乙方）以转租给客户使用；二、因黄彪（甲方）的小轿车寄租给承租方管理运营，李文辉（乙方）在租赁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归黄彪（甲方）；三、李文辉（乙方）有义务严格审查租车人的相关证明材料（如身份证、驾驶证等、护照、居住证），有效控制租车风险；四、在寄租期间，如客户（租车人）使用发生事故，或车辆恶意欺诈（如非法转让、抵押、被盗抢等）违法事件，李文辉（乙方）有义务作为事件处理的主体与相关单位及个人沟通，黄彪（甲方）有义务给予配合；五、寄租期间为壹年，自2015年7月30日至2016年7月29日止；六、在寄租期间，车辆出租时所产生的租金每月结算一次，李文辉（乙方）应每月20号至30号向黄彪（甲方）付清租金中应得的收放款部分；实际分配比例（按实际租金计）为：黄彪（甲方）分配75%作为租车报酬，李文辉（乙方）分配25%作为管理费。合同签订地：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当日，黄彪将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交给李文辉。而自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4月25日期间，李文辉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的7笔租车报酬合计17880元给黄彪。经李文辉确认其在约定的寄租期满后，无法将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交还给黄彪。另查明，黄彪系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于2015年7月16日购买该车，支付了价税款280000元。李文辉系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梁某签订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赁合同，双方约定：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将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自2016年3月6日16时20分起出租给梁某，租金为600元/天。2016年3月7日，梁某将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以茂名市XX服务中心出租给张某春，随后张某春将该车交卖给余某飞，余某飞伙同赵某将该车开到广州市番禺区卖给彭某辉。经茂名市电白区发展和改�局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的价值为人民币272000元。2017年1月25日，经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902刑初418号刑事判决，判决主文第八项：责令被告人张某春、余某飞、赵某退赔被害人茂名市XX服务中心人民币272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李文辉与张卓英于2015年5月20日登记结婚，黄彪与李文辉签订汽车寄租协议是在李文辉、张卓英婚姻存续期间。2016年9月30日，黄彪向一审法院申请对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于2016年3月时的价值进行鉴定。2017年6月23日，黄彪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上述的鉴定。黄彪于2016年10月1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梁某的起诉。2016年10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902民初1404号之二裁定，准许黄彪撤回对梁某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李文辉与黄彪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履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李文辉与黄彪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的行为是个人行为，理由如下：一、从汽车租赁合同的形式上，已载明了黄彪（甲方）、李文辉（乙方）、寄租车辆、寄租期间的权利义务、寄租期间租金分配等内容，由此可见与黄彪发生车辆租赁合同关系的是李文辉。二、合同上的乙方栏并没有加盖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的印章，虽然李文辉系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于双方签订合同的地点在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如果李文辉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应由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在乙方栏处加盖印章，而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未在乙方栏处加盖印章，与常理不符。三、汽车租赁合同条款上亦未注明与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有任何相关的信息。四、黄彪与李文辉履行合同的行为亦只发生在黄彪与李文辉之间，如黄彪履行汽车租赁合同的约定将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交给李文辉出租及李文辉按照汽车租赁合同的约定向黄彪支付了自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4月25日期间租车报酬的行为，与茂名市XX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没有发生关系。五、李文辉接收黄彪交给的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后，将该车以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的名义出租给他人，是另一法律关系，其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李文辉与黄彪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全面切实履行合同，黄彪与李文辉均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李文辉、张卓英抗辩李文辉签约行为是职务行为，不应由李文辉个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主张，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黄彪、李文辉签订的汽车�赁合同，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双方约定的车辆寄租期限已经届满，且黄彪、李文辉对车辆寄租的期限没有重新进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根据黄彪与李文辉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的约定，在寄租期间，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出租时所产生的租金每月结算一次，实际分配比例（按实际租金计）为：黄彪分配75%作为租车报酬，李文辉分配25%作为管理费，而黄彪诉请李文辉支付2016年3月6日至2016年5月5日期间的车辆租金27000元，其未能提供证据佐证李文辉在此期间收取的车辆租金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彪诉请李文辉支付交通违章费用，其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本案中，黄彪、李文辉双方应根据汽车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并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在合同期间已经届满，且没有重新进行约定的情况下，李文辉应将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返还给黄彪，但李文辉现无法将该车辆返给黄彪，而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的价值为人民币272000元，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的价值为人民币2720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李文辉无法将该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返给黄彪，其应赔偿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的损失人民币272000元给黄彪。李文辉与黄彪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并将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以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的名义出租给他人的行为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该行为发生在李文辉与张卓英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规定，李文辉、张卓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债务明确约定为李文辉的个人债务或属于婚�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黄彪请求李文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欠的上述债务，应由李文辉、张卓英共同偿还的主张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文辉、张卓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粤K**宝马牌3系小型轿车的损失人民币272000元给原告黄彪。二、驳回原告黄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346元，由原告黄彪负担1215元，被告李文辉、张卓英负担5131元。保全费227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李文辉、张卓英负担。被告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行支付给原告，原审法院不再另行退收。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行审理。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文辉与黄彪签订《汽车寄租协议》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二、李文辉、张卓英主张免赔是否有合同依据。三、黄彪应否按利润分配比例自负损失。一、关于李文辉与黄彪签订《汽车寄租协议》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本案中，李文辉虽然是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在签订《汽车寄租协议》的时候，李文辉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该民事活动，《汽车寄租协议》全文没有提及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并且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李文辉亦是以个人的名义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彪支付租车报酬，李文辉上述行为不符合“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的规定，不能证明李文辉以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黄彪从事本案的民事活动。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虽然在《汽车寄租协议》上“合同签订地”处加盖了公章，但该行为不足以推翻李文辉为《汽车寄租协议》一方当事人的事实，因此可以认定李文辉与黄彪签订《汽车寄租协议》的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即使李文辉与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存在隐名代理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黄彪亦可选择李文辉或茂名市XX租赁有限公司承担义务，而黄彪在本案中选定了李文辉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也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李文辉主张签订《汽车寄租协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李文辉、张卓英主张免赔是否有合同依据。黄彪作为甲方与李文辉作为乙方签订的《汽车寄租协议》�4条约定“在寄租期间，如客户（租车人）使用发生事故，或车辆恶意欺诈（如非法转让、抵押、被盗抢等）违法事件，乙方有义务作为事件处理的主体与相关单位及个人沟通，甲方有义务给予配合。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将事件妥善处理。事件处理期间发生的实际费用应由违法人全额支付（如出现费用无法追回的情形，甲方、乙方按依法向有关部门报案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的方式处理，甲、乙双方相互不承担任何责任”李文辉主张按照该条款的约定，其可免除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条款约定的意思是当车辆发生事故或者发生违法事件后，在处理事故或者违法事件过程中所发生的实际费用因某种原因无法追回的情况下，甲乙双方相互不承担责任。该条款仅指处理事故或者违法事件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双方相互不承担责任，�没有约定车辆灭失造成的经济损失李文辉可免于赔偿的意思表示。因此，李文辉主张免赔，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黄彪应否按利润分配比例自负损失。黄彪提供其自有的车辆给李文辉对外出租，但双方没有约定出资数额、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宜，黄彪也不参与李文辉的经营管理，双方虽然约定了租金收入的分配方案，但不足以认定双方构成个人合伙关系。李文辉要求黄彪按租金收入的分配方案比例承担本案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46元，由上诉人李文辉、张卓英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庞健军审 判 员  江剑兵代理审判员  莫 婵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郑富华书 记 员  区成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