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124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连云港远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港市海州区通灌路国安商城一期3-21、3-29号房。
法定代表人：仲跻跃，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永荣，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目军，连云港远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青岛海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52号28层A1B1F1。
法定代表人：贾彬，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利，山东鹏程Ｘ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秀燕，山东鹏程Ｘ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连云港远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泰国际）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海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外物流）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5）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远泰国际的委托代理人高永荣、宋目军，被上诉人海外物流的委托代理人张利、王秀燕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海外物流一审起诉称：远泰国际自2015年2月底至4月中旬委托海外物流在青岛口岸办理运出口、报关、拖车等业务。海外物流接受委托后，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并分别于2015年3月至6月，向远泰国际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然而远泰国际至今未支付海运费53700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32940元)及运杂费133650元。远泰国际的违约行为，给海外物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远泰国际支付海外物流USD53700元、运杂费133650元以及2015年6月11日至今的利息。
远泰国际答辩称：1、双方之间不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海外物流仅以提单上的发货人为远泰国际及相关单证以远泰国际名义作出认为双方存在货运代理关系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实践中，进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收货人、提单载明的托运人，以及接受发货人、收货人委托的货运代理人等都可能成为货运代理合同的委托人。因此，提单上的发货人并不必然是货运代理合同的缔约人。2、远泰国际所举证据证明本案货运代理合同的相对方为FORESTINTERNATIONALCO.JEDDAH,SAUDIARABIA（以下简称森林公司）与海外物流。远泰国际作为森林公司的贸易代理人，代其履行向海外物流出具货物运输的有关单证、代付货运代理费等义务，货物从哪个工厂购买，出口给国外的哪个公司，向海外物流支付货运代理费的数额、时间都听凭森林公司总经理JAMAL的指令。除了远泰国际以外，森林公司还委托了其他公司作为其贸易代理人，相关代理合同也是森林公司直接与海外物流商谈确定，由贸易代理人具体履行合同项下的部份义务。说明海外物流对与其订立货运代理合同的相对方为森林公司是明知的。综上，海外物流未举证证明其与远泰国际存在货运代理关系，远泰国际却举证证明森林公司与海外物流之间成立贷运代理合同关系。远泰国际作为森林公司的贸易代理人履行货运代理合同项下的部份义务，并非货运代理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货运代理合同产生的费用。3、经与森林公司核实，海外物流主张的数额有误，且其不当履行造成森林公司的损失。提单号为COSU6103619500的业务中，森林公司已支付相应费用1080美元。海外物流代理的提单号为APLU660091965业务中，因海外物流电放提单迟延，在目的港产生海关滞港罚款费折合25600美元。上述费用损失应当从海外物流主张的金额中予以扣减。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至2015年4月，远泰国际委托海外物流代为办理三票货物的出口货运代理相关事宜。该三票货物均已运抵目的港，海外物流为远泰国际垫付海运费USD53700元，运杂费人民币133650元。上述欠费远泰国际至今未予支付，具体货物出运及费用信息如下：
提单号为COSU6103619500的货物，从青岛港运至沙特阿拉伯吉达港，开航日为2015年2月26日，该票货物出运产生海运费USD13500，人民币42067元。
提单号为APLU660091944的货物，从青岛港运至达曼港，开航日为2015年4月18日，该票货物出运产生海运费USD17000，人民币63425元。
提单号为APLU660091965的货物，从青岛运至新加坡，开航日为2015年4月18日，该票货物出运产生海运费USD23200，人民币28158元。
上述三票货的提单所记载的托运人均为远泰国际，入货通知书记载的信息均由海外物流通知远泰国际。
另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海外物流向本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5年8月6日作出（2015）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250号民事裁定，于2015年8月13日对远泰国际的帐号予以查封，已足额冻结48万元人民币。海外物流为此支付保全费人民币2878元。
一审法院认为，远泰国际委托海外物流代为办理涉案三票货物的出运手续，海外物流接受远泰国际的委托并按照约定办理了上述事宜，涉案三票货物均已顺利出运，海外物流、远泰国际之间形成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项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海外物流要求远泰国际支付应付欠款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阿里的证言，该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案外人森林公司的公司信息以及阿里与森林公司的关系，且阿里的证人证言没有有效的书面证据予以印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据此，海外物流有权根据提单选择向远泰国际进行索赔。
海外物流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晚于实际垫付的时间，视为海外物流放弃部份实体权利，并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连云港远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青岛海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海运费欠款USD53700，运杂费欠款人民币133650元及自2015年6月1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连云港远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74元，诉讼保全费2878元，由连云港远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远泰国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海外物流作为主张方应负证明其与远泰国际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义务，一审中，海外物流提供的提单以及向远泰国际开具的发票不能证明远泰国际为货运代理合同的委托人。本案货运代理合同的相对方为森林公司和海外物流，货运代理合同缔约过程中的参与人是森林公司和海外物流的业务代表，两位代表在商谈记录中确定的内容符合合同成立的条件，远泰国际只是作为森林公司的贸易代表履行货运代理合同中的相关义务，远泰国际与海外物流不存在合同关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海外物流的诉讼请求，由海外物流承担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海外物流答辩称，海外物流自成立之日起就与远泰国际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关系，涉案三票货物的委托基于以上交易惯例，远泰国际口头委托海外物流办理报关及海上货运代理业务，海外物流接受委托后，分别委托第三人进行出口报关及预订舱位，且向第三人支付了相关的海运费和运杂费。远泰国际庭审中认可自海外物流处领取了提单，提单记载的托运人、报关单记载的收发货人均是远泰国际，入货通知书记载的是海外物流通知的远泰国际，海外物流为远泰国际海上货运代理行为真实存在。海外物流服务对象是远泰国际而不是森林公司。双方之间形成了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应当驳回远泰国际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远泰国际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提供下列证据：
1、购货合同书复印件9份，均载明远泰国际受加墨（jamal）先生委托以自己名义向购货合同书所载明的九个企业订购覆膜胶合板和胶合板，以此证明，内销合同是受加墨（jamal）先生的委托进行采购的，远泰国际只是森林公司的贸易代理，且向对方表明身份，印证货运代理合同是森林公司自己和海外物流签订的。
海外物流质证认为，远泰国际只提供了复印件，对此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海外物流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供了与本案相关的9份货物报关单，上述报关单中记载的合同号与远泰国际提供的上述9份购货合同书的合同号一致，从其履行代理合同的主张看，其经手保管过上述9份购货合同书，能够对合同书的记载事项进行甄别，海外物流没有依据地直接否定上述购货合同书复印件的理由不成立，对于该9份购货合同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从远泰国际提供的9份购货合同书中证明目的来看，上述证据证明了两个事实，一是远泰国际以自己的名义与卖方签订了购货合同书，二是购货合同书中记载了其受托签订购货合同书的前提。第一个证明事项与本案审理中远泰国际主张自己未参与货运代理合同的订立，自己不是货运代理合同当事人的事项恰好相反，反而印证了远泰国际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的事实。这与海外物流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相一致。第二个证明事项，因海外物流不认可远泰国际在与其订立货运代理合同中事先告知了为森林公司或加墨（jamal）先生代理人的身份，因此，远泰国际是否事先告知其代表森林公司或加墨（jamal）先生与海外物流订立货运代理合同属于待证事实，依照上述证据无法直接予以认定。
2、加墨（jamal）先生应远泰国际要求出庭作证。加墨（jamal）为巴基斯坦公民，山东迈金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金公司）法定代表人，迈金公司系经山东省人民政府于2009年批准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沙特阿拉伯的森林公司（FORESTINTERNATIONALCO.）。加墨（jamal）陈述，远泰国际是森林公司的贸易代理，帮助买货、卖货、付款、接货、制作单证、出口单据等，海外物流是森林公司的货运代理，森林公司、迈金公司和新明公司与海外物流有长期的货运代理关系。开始时，货运代理业务是加墨（jamal）与海外物流的经理ＸＸ及其助理商谈的，加墨（jamal）向海外物流表明了其为迈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森林公司经理的身份。费用由加墨（jamal）安排支付。一般是每一批单子海外物流进行报价，但没有书面协议。涉案的三票货物每一批都分开谈的，是口头协议。这三票货物没有单独表明身份。
远泰国际认为，加墨（jamal）的证言证明，不管是森林公司还是迈金公司，和海外物流公司的关系很长了，他们互相熟悉，也表明身份。不需要在这三票货物时重复表明。
海外物流认为，加墨（jamal）的证言证明其在订舱时未表明身份，而且联系海外物流订舱的不是加墨（jamal）而是远泰国际的张凯丽、仲跻跃，我方联络人是经理ＸＸ。
本院认为，加墨（jamal）为森林公司委派的迈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迈金公司批准证书仅能证明森林公司是真实存在的公司，森林公司委托加墨（jamal）签署迈金公司设立时的相关文件，未能证明其与森林公司存在其他关系，加墨（jamal）除其当庭陈述外，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代表森林公司或迈金公司与海外物流协商过货运代理事项，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认定。
海外物流在本案审理中提供了以下证据：
1、提单的入货通知书原件1份，海关报关单原件3份，报关代理协议原件1份，报关公司费用确认清单原件2份，增值税发票及付款凭证各2份。证明海外物流受远泰国际的口头货运委托，后又委托了其他人进行了报关并垫付了相关费用。
2、其他货代公司出具的证明及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等。证明2015年2月、4月海外物流委托其他货代公司为涉案货物预订舱位并垫付了相关费用。
远泰国际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海外物流垫付钱没有异议，争议的是谁该付这部分钱，有异议的是我方是否是委托人，海外物流没有证据证明我们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关系。
本院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海外物流受托履行了本案所涉三票货物的货运代理义务及垫付了受托事务项下费用的事实予以确认，但上述两组证据均非货运代理合同，证据中没有直接反映货运代理合同的当事人是谁。
3、远泰国际张凯丽和海外物流聂晶电子邮件的截图。邮件中显示提单号和涉案三票货物中的一票货物（19500）的提单号相同。证明海外物流与远泰形成了货运委托代理关系，这只是诸多邮件中的一封，一直存在入货往来关系。
远泰国际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邮箱地址是张凯丽的地址，证据能证明海外物流间接接到加墨（jamal）的指令，说明加墨（jamal）发指令给被上诉人方了，然后由我方来进行具体履行。
本院认为，在本案的审理中，远泰国际对于其实际履行了涉案三票货物的交货、换单等事务没有异议，但是一直主张其是作为森林公司的代理人履行上述义务，其并非委托合同的委托方。该组证据仅是证明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远泰国际是否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在该证据中没有直接显现。
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海外物流与远泰国际是否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
海外物流在受托办理涉案三票提单的货运代理业务中，因未与委托人订立书面货运代理合同，在与委托人达成口头协议即开始履行受托事务，在履行完代理事务并垫付了相关费用后，以远泰国际为委托人并要求远泰国际偿还代垫费用提起本案诉讼。审理中，海外物流与远泰国际对委托人是谁认识不同，产生争议。双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各自提供了证据，从上述证据中可以确定的事实为，海外物流受托办理了涉案三票货物的报关、订舱业务并代垫了海运费USD53700元，运杂费等人民币133650元，报关单显示的收发货人、提单记载的托运人均为远泰国际，海外物流将入货通知书发送给远泰国际，远泰国际自海外物流处取得了提单。双方虽然提交了证据但却未能证明货运代理合同的缔约过程，双方均未能证明于何时、何地、与何人商谈达成了口头协议。但鉴于货运代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本院根据当事人双方举证证明的事实及举证责任的承担认定合同的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海外物流作为本案的原告，首先负有证明合同当事人的责任，海外物流在本案的审理中提供提单、报关单、入货通知以及远泰国际自认自海外物流接收提单的事实作为己方证据，上述证据均为货运代理合同履行的证明，而非合同缔结的证明。实践中合同的履行存在合同当事人亲自履行、第三人代为履行和受托人代理履行等情形，因此不能将履行人等同为合同当事人。但通常来讲，海上运输合同的托运人自己或者委托他人办理货物的报关及订舱事务，货运代理合同具有受托人（无论经过多少次转委托）为海上运输合同托运人服务的特征，至少海外物流在本案中提供了证明为远泰国际托运货物服务、双方存在合同关系的初步证据，远泰国际负有排除其为合同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远泰国际在本案中除否定其为合同当事人外也否定了其为第三人代为履行，远泰国际主张其为森林公司的代理人，受托为森林公司的货物订立买卖合同及受托履行本案所涉货运代理合同。但远泰国际提供的阿里、加墨（jamal）两人的证言除证人陈述外，未能证明该两人有权代表森林公司，特别是该两人的证言中陈述其在委托海外物流的过程中就本案所涉三票货物未表明代表谁缔结合同，从提单、报关单记载的托运人、经营单位均为远泰国际来看，在合同缔结时，上述信息作为货运代理合同不可或缺的内容已经通知了海外物流，海外物流有理由相信是为远泰国际提供服务。远泰国际提供的9份购货合同书也表明，远泰国际虽受加墨（jamal）委托，但仍以自己的名义订立了购货合同书，这也印证了远泰国际为合同缔约人的事实。与上述购货合同书不同的是，在购货合同书中远泰国际以书面形式明确表述了其代理人身份，而在本案所涉货运代理合同中，未有人向海外物流表明远泰国际代理人的身份，结合本案中远泰国际自海外物流接受入货通知指令，接受提单等合同履行行为，远泰国际应为本案所涉货运代理合同的委托人，其有义务偿还海外物流为履行货运代理合同代垫的费用。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判决结果应当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74元由连云港远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童
审 判 员 董 兵
代理审判员 王 磊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李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