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52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新洲，男，197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梅花，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珊，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卫，男，196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亚娟，女，198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
上诉人肖新洲因与被上诉人吴卫、邹亚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肖新洲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51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令诉讼费由吴卫、邹亚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未查明案件事实，导致错误判决。一、原审法院未将吴卫、邹亚娟纠缠上诉人长达16个小时并扬言“不还钱就带人大闹婚礼现场、败坏上诉人名誉、让上诉人结不成婚”的胁迫行为置于肖新洲在写下借条后4个小时内要举行婚礼这一特殊场景，属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依法改判。1.众所周知，中国人将结婚、举行婚礼称为“终身大事”，届时夫妻双方的亲戚朋友上司下属客户等齐聚一堂，送人情还人情。也就是说，婚礼中将展现出夫妻双方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人际网络。肖新洲及其妻子均是从外省来到广州，凭借勤劳智慧及长期累积的人脉才能在广州扎根生活。若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吴卫、邹亚娟带人大闹婚礼，败坏肖新洲名誉，必然会对肖新洲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后果：极有可能结不成婚，多年建立的人脉关系毁于一旦，日后的事业和生活将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长久以来树立的良好形象荡然无存。这种精神压力远大于肉体受伤，这将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2.当时，肖新洲的妻子怀孕尚不足三个月，不能受刺激。肖新洲已37岁，这是肖新洲的第一个孩子。若婚礼被破坏，不知会造成怎样的悲剧后果。3.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情况是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而使他人产生恐惧。将要发生的损害可以是涉及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健康等方面的，这种损害必须是相当严重的，足以使被胁迫者感到恐惧。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实施不法行为，直接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人为的损害和财产的损害，而迫使对方签订合同。这种直接损害可以是对肉体的直接损害，如殴打；也可以是对精神的直接损害，如散布谣言，诽谤对方。4.吴卫、邹亚娟作为肖新洲曾经的合作伙伴，恶意利用肖新洲在2015年5月1日举行婚礼的机会，带着七八位社会闲杂人员，贴身跟随并纠缠肖新洲长达16个小时，且以不还钱就带人大闹婚礼现场、败坏肖新洲名誉、结不成婚等言语相威胁，足以使肖新洲感到恐惧。在16个小时里，肖新洲曾多次报警求助，其中两次有报警回执，分别是2015年4月30日14：00佛山南海公安局大沥派出所回执号04301402《报警回执》及2015年4月30日19：23广州市公安局地铁分局黄沙站派出所回执号4401002015043019142210511《报警回执》，但均被警方以“属于经济纠纷，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为由拒绝处理，肖新洲求助无门。在2015年5月1日凌晨6点多，距离肖新洲中午11点的婚宴仅4个多小时，除按照吴卫、邹亚娟的意思，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写下借条外，别无它法。5.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条文释义，胁迫成立的四要件：（1）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2）胁迫者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3）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4）必须要有受胁迫者因胁迫行为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胁迫者订立的合同。6.吴卫、邹亚娟因欠案外人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以莫须有的“上诉人私自出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的家具却未分钱给被上诉人”为由，趁着肖新洲即将举行婚礼的时机，采取带着七八个社会闲杂，人员长时间纠缠且威胁恐吓“不还钱就带人大闹婚礼现场、败坏上诉人名誉、让上诉人结不成婚”的非法手段，使肖新洲心理上产生恐惧，违背上诉人的真实意愿，按吴卫、邹亚娟的要求写下借条。7.除四次报警(三次有报警回执)外，2015年5月1日肖新洲被胁迫写借条，从老家回广州后立即于2015年5月13日提起本案之诉。二、原审法院未查明《清算协议》是否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在无证据支持的前提下主观认定“结合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之间确有因《清算协议》产生的尚未了结的债权债务纠纷”，属案件事实未查清，应当依法改判。1.吴卫、邹亚娟声称“因上诉人违反《清算协议》的约定，将被上诉人共同出资72万元购买的家具未经被上诉人同意擅自出售给第三人，未退款给被上诉人，所以三方协商将72万元转换成借款，进而出具借条”，但无证据佐证。2.因吴卫、邹亚娟背信弃义，提前退租，导致肖新洲无力承担巨额租赁费用，被迫在2015年2月初提前搬离案涉场地。肖新洲因提前退租且未将案涉场地恢复原状，277425.38元租赁保证金无法退回。同时，因受空间限制，肖新洲无处安置案涉家具，不得不将上述家具暂时寄存在朋友处，吴卫、邹亚娟随时可以去查看并出售家具。3.因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约定三方共同租赁办公室，但以肖新洲名义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吴卫、邹亚娟擅自提前退租，已导致肖新洲除了277425.38元租赁保证金无法退回外，在《清算协议》签订前，吴卫尚欠肖新洲85709.96元办公费用；邹亚娟尚欠肖新洲157624.8元办公费用。一审庭审中，吴卫、邹亚娟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综上，根据《清算协议》，肖新洲根本不欠吴卫、邹亚娟款项，不仅如此，吴卫、邹亚娟尚欠肖新洲办公费用共计243334.76元。三、肖新洲从未向吴卫、邹亚娟借款，从未收到吴卫、邹亚娟支付的借款资金，根本不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四、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只存在合租办公场地及共用办公人员的关系，三人各自经营不同的小型公司，因考虑到办公费用成本较高，协商共用办公场地、前台、清洁工等，共同负担有关费用。2013年10月初，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经实地查看案涉场地，协商一致决定共同以1077425.38元的价格按原状承租案涉场地，作为各自公司、人员的办公场所，其中80万元作为案涉场地的装修和家私补偿，277425.38元作为租赁保证金、管理费保证金、水电费周转金。2013年10月16日，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搬入场地办公。2013年10月18日，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协商一致决定以肖新洲的名义与前任承租方广东联合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业主方广州富力兴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办理有关的租赁手续。自2013年10月16日至2014年7月18日期间，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均同意按三方分摊案涉场地租金、物业管理费、车位管理费、水电费、办公室共用人员工资及共同办公费用的方式进行合租。此时，吴卫、邹亚娟已欠付部分合租费用。2014年7月25日，吴卫、邹亚娟单方面通知肖新洲要提前搬离场地不再合租，并将已准备好的《清算协议》交给肖新洲，要马上签字。出于对吴卫、邹亚娟的信任，且肖新洲正在办公室会见客户，肖新洲未及细看即签署本案的《清算协议》。因吴卫、邹亚娟提前结束合租，使得肖新洲独自承担所有办公费用，因最终无力支付该笔巨额费用，不得不在2015年春节前夕向富力公司提出解约，搬离案涉场地时，将办公家具存放至朋友处，目前并未转让。五、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未就合租办公场地等事项进行最终结算，不存在由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转化为借贷关系的事实。首先，《清算协议》的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且对于吴卫、邹亚娟的实际付款金额，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根据《清算协议》的内容，吴卫、邹亚娟分别向肖新洲的农业银行华穗路支行账户(账号：28×××72)各支付36万元，但吴卫、邹亚娟在一审中没有证据证明其向肖新洲付款的事实。实际上；肖新洲的上述农业银行账户并未收到吴卫、邹亚娟支付的款项，而吴卫、邹亚娟实际向肖新洲支付的款项总额也未达到72万元。其次，《清算协议》不能直接导致吴卫、邹亚娟对肖新洲享有72万元的债权。根据《清算协议》，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合资“购买了前租价格80万元红酸枝办公家具”。退一万步说，即使按照吴卫、邹亚娟主张的其二人共出资72万元，但根据《清算协议》的内容，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出资的总账为107万。即使只对价值为80万元的家具进行分配，其他合租事项的盈亏暂不考虑的情况下，吴卫、邹亚娟按其出资比例，也不可能全额拿回自己的出资72万元。因此，吴卫、邹亚娟以《清算协议》为基础，要求肖新洲支付72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正是因为如此，吴卫、邹亚娟才通过采取极端手段的方式胁迫肖新洲出具案涉两张借条。事实上，《清算协议》虽名为“清算”，但实际上只约定家具的处理问题，对其他合租事项如租赁场地的保证金、欠付的合租费用等处理问题并未作出约定，因此该协议并非三方之间的最终结算方案。综上，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三方签订的《清算协议》不能直接转化为72万元的债权，案涉两张借条并无事实依据，不具备法律效力。
邹亚娟辩称：1.案涉债务，是经肖新洲与邹亚娟、吴卫协商一致，从《清算协议》中的72万家具款转化而来，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肖新洲之所以向邹亚娟出具两张金额共计66万元的借条及偿还6万元现金，是因为肖新洲违反了《清算协议》的约定，将由吴卫、邹亚娟共同出资72万购买的一套红酸枝办公家具，未经邹亚娟、吴卫同意而擅自出售第三人，且肖新洲将上述款项已挪作它用，暂时没有资金全额退还邹亚娟、吴卫；所以经三方协商一致后，决定将邹亚娟、吴卫购买家具的款项72万元转化为肖新洲向邹亚娟、吴卫的借款，邹亚娟、吴卫把案涉的《清算协议》签名确认作废，肖新洲向邹亚娟、吴卫出具2张金额合计为66万元的“借条”和偿还6万元现金。将购买家具款转化为肖新洲向邹亚娟、吴卫的借款，是三方经协商一致后的决定；出具两借条并偿还6万元现金，是肖新洲真实的意思表示，均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2.肖新洲称遭邹亚娟胁迫的情况，与其一审庭审时的陈述相反，且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肖新洲及其所申请出庭的证人，均在一审庭审时陈述“原、被告双方不存在肢体冲突”，上述事实有一审的庭审笔录予以证实；而且，根据证人张某的当庭证言证实：案涉“借条”是肖新洲亲手书写，在商谈及出具的过程中，邹亚娟、吴卫并没有实施暴力或语言威胁的行为：张某本人也是自愿签名作为案涉借条的担保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2条第1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足可证明，邹亚娟并无胁迫、殴打肖新洲的情况。其次，根据肖新洲申请的证人张某陈述：其是分别于2015年5月1日及5月3日两天分别替肖新洲向邹亚娟共支付了现金共6万元。如果肖新洲在5月1日因迫于结婚而是受邹亚娟胁迫，那在5月3日已经结婚完毕的情况下．就没必要继续向邹亚娟偿还欠款。上述情况足可证明，邹亚娟没有实施胁迫的行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并驳回肖新洲的全部上诉请求。
吴卫在二审期间没有提出答辩意见。
肖新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签订的《借条》，《借条》借款金额为150000元；2.诉讼费由吴卫、邹亚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新洲称其受到胁迫签订《借条》，对此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实：一、2014年7月25日由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共同签订的《清算协议》，约定：鉴于三方在2013年11月1日起共同出资租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1504室用于办公，购买了前租价格800000元红酸枝办公家具。为此，吴卫、邹亚娟分别出资360000元入账到肖新洲账户。该份协议中，三方协商一致，就相关清算事宜达成协议，对办公室及办公家具的处理作出了相关约定。该份协议由吴卫、邹亚娟于2015年5月1日备注“已作废”；二、肖新洲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11日”的《借条》（以下简称案涉借条），内容：今借到吴卫、邹亚娟现金150000元，定于2015年5月31日还清，此借款由张某担保，到期借款人如不能按时还清，所有借款届时由担保人负责偿还。该份《借条》中由借款人肖新洲及担保人张某签字确认；三、2015年5月1日邹亚娟出具的《收据》，内容：今本人邹亚娟于2015年5月1日收到肖新洲现金60000元整；四、2015年4月30日19时23分及2015年5月8日15时30分的《报警回执》（回执号分别为4401002015043019142210511及穗新023385**），证实吴卫、邹亚娟胁迫肖新洲签订案涉《借条》；五、证人温某的证人证言，称2015年4月30日下午四点左右肖新洲打电话让其帮忙购买结婚的东西，温某于下午四时五十分左右到了肖新洲楼下，当时见到有七、八个人围着肖新洲，并听见问肖新洲事情要如何处理，也听见问肖新洲什么时候给钱，直至晚上六、七点左右，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坐上温某的车，到花地湾地铁口站温某就离开了。后来晚上九点左右温某致电肖新洲，肖新洲称其在西朗地铁口，温某到了后发现还有其他人在场，肖新洲上车后两被告也上了车，后肖新洲下车。同时，温某表示其看到的是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等人一直在谈话，并没有什么拉扯或推拉的动作，还有几个人坐在那里；六、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确认案涉《借条》中的签名为其本人所为，称肖新洲在结婚当天凌晨打电话给其，让张某到广州火车东站，因为肖新洲及吴卫、邹亚娟均是张某的同学，所以张某到场从中调解，吴卫、邹亚娟确实叫了人，最后双方协商不成，吴卫、邹亚娟要求肖新洲先给几万，当时肖新洲没有带钱及银行卡，张某便去银行取了三、四万，加上肖新洲身上的现金凑了钱给吴卫、邹亚娟，于是吴卫、邹亚娟要求肖新洲出具欠条并由张某做了担保。同时，张某表示吴卫、邹亚娟是因三方合租办公室的事情产生纠纷，支付的60000元现金应该是与合伙办公室有关，听到涉及家具的问题，张某到达广州火车东站时还有四、五个人是吴卫、邹亚娟叫来的，他们在旁边站着，有时也不耐烦，不过一直在旁边等，且有时在催肖新洲，但该四、五人和吴卫、邹亚娟并没有对肖新洲有肢体接触。从张某到达肖新洲处至其离开时均无人报警。
吴卫、邹亚娟称案涉《借条》系肖新洲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由《清算协议》中的债权转化而来，对此，吴卫、邹亚娟提交肖新洲出具的另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15日”的《借条》，内容：今借到吴卫、邹亚娟现金510000元，定于2015年12月31日前还清，如不能按时还款，本人愿担当一切法律责任等。
一审庭审中，肖新洲明确表示其要求撤销的《借条》系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11日”金额为150000元的《借条》。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均确认该《借条》实际出具时间为2015年5月1日凌晨。同时，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确认肖新洲出具的两张《借条》金额共计660000元加上肖新洲支付的60000元现金共计720000元，数额对应的是《清算协议》中吴卫、邹亚娟的出资720000元，但吴卫、邹亚娟称系三方协商后对《清算协议》涉及的债权债务纠纷的处理，在肖新洲出具两张《借条》并支付60000元现金后在《清算协议》上备注了协议作废，而肖新洲认为计算方式不公平，受胁迫才写下案涉《借条》。
一审中，肖新洲确认在2015年4月30日下午至2015年5月1日凌晨，一直持有自己的手机，但手机从2015年4月30日下午两点多就开始没电，关机后开过一次机，期间向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双方认识的朋友借充电宝充了五分钟，凌晨打电话给张某。吴卫、邹亚娟亦确认在2015年4月30日下午至2015年5月1日凌晨与肖新洲在一起，也有找朋友到场，但认为只是双方就《清算协议》项下的债权债务的处理进行协商，不存在胁迫行为。
另查明，经肖新洲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地铁分局南沙站派出所调取回执号为4401002015043019142210511的《受理报警登记表》，该登记表记载简要情况为“2015年4月30日19时23分，报警人之前因与其朋友邹亚娟、吴卫因合作做生意有经济瓜葛没有处理，被其朋友邹亚娟和吴卫跟随。于是，报警人报警”。另外，经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新港派出所调取回执号为穗（新）02338599的《询问/讯问笔录》，该份笔录中，记载肖新洲于2015年5月8日报警记录，肖新洲在陈述中提及2015年4月30日吴卫、邹亚娟带四名男子到肖新洲家要求，肖新洲报了南海110，警察到场之后叫双方到楼下做了登记处理，后肖新洲到花地湾那里又在花地湾地铁黄沙派出所报警，处理的民警都认为是经济纠纷，让双方互相协商解决。其中在问及“对方的人有殴打和胁迫你吗？”、“你当时在滨××路工商银行那里写完欠条之后有报警吗？”时，肖新洲回答“没有，就只是纠缠我，我去哪里他们就跟着……”、“没有，当时写完之后我就离开回家准备婚事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肖新洲出具的案涉借条时是否存在受胁迫的情形，案涉借条是否符合可撤销的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肖新洲称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11日”的《借条》是在2015年5月1日凌晨受吴卫、邹亚娟胁迫签订的，尽管各方均确认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于2015年4月30日下午至2015年5月1日凌晨在一起，吴卫、邹亚娟也有带朋友到场，但从肖新洲提供的现有证据来看，两名证人均表示吴卫、邹亚娟跟随肖新洲，其他人在旁边坐着或站着等候，双方一直在协商谈话，而没有看到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发生拉扯或推拉等动作，没有肢体接触。另从调取的肖新洲于2015年4月30日19时23分以及2015年5月8日的报警记录来看，签订借条当日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的纠纷经黄沙站派出所介入后认定为“因合作做生意有经济瓜葛没有处理，被其朋友邹亚娟和吴卫跟随”，即使在2015年5月8日报警时肖新洲本人的陈述也确认吴卫、邹亚娟没有殴打和胁迫，只是纠缠，肖新洲去那里吴卫、邹亚娟就跟着。再者，肖新洲在案涉时间段全程持有自身手机，并可自由联系朋友或进行报警，结合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之间确有因《清算协议》产生的尚未了结的债权债务纠纷，吴卫、邹亚娟尾随和纠缠的行为虽不妥当，但并不存在肢体接触或人身攻击，亦没有使肖新洲丧失表达真实意思表示的能力，明显区别于“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做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胁迫行为。
综上，肖新洲要求撤销其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11日”的《借条》，缺乏理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肖新洲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300元，由肖新洲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肖新洲认为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11日的《借条》是在2015年5月1日凌晨受吴卫、邹亚娟胁迫签订。虽然各方均确认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于2015年4月30日下午至2015年5月1日凌晨在一起，吴卫、邹亚娟也有带朋友到场，但从肖新洲提供的现有两名证人证言来看，只反映吴卫、邹亚娟跟随肖新洲，其他人在旁边坐着或站着等候，双方一直在协商谈话，而没有看到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发生拉扯或推拉、肢体接触；另从调取的肖新洲于2015年4月30日19时23分以及2015年5月8日的报警记录来看，签订借条当日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的纠纷经黄沙站派出所介入后认定为“因合作做生意有经济瓜葛没有处理，被其朋友邹亚娟和吴卫跟随”，在2015年5月8日报警时肖新洲陈述确认吴卫、邹亚娟没有殴打和胁迫，只是纠缠，肖新洲去那里吴卫、邹亚娟就跟着。再者，肖新洲在案涉时间段全程持有自身手机，可自由联系朋友或报警，结合肖新洲与吴卫、邹亚娟之间确实存在因《清算协议》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该《清算协议》于2015年5月1日由肖新洲签署备注“此协议已作废”，由吴卫、邹亚娟签署备注“此单据已作废”，吴卫、邹亚娟尾随和纠缠的行为虽不妥当，但并不存在肢体接触或人身攻击，没有使肖新洲丧失表达真实意思表示的能力。因此，肖新洲认为吴卫、邹亚娟“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做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胁迫行为，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胁迫行为。纠缠的行为虽不妥当，但并不存在肢体接触或人身攻击，亦肖新洲请求撤销其与吴卫、邹亚娟签订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11日、借款金额为150000元的《借条》，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肖新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肖新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国雄
审判员 丁阳开
审判员 茹艳飞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谢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