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四中民（商）特字第00189号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印度斯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HindustanCleanenergyLimited），住所地印度共和国新德里市尼赫鲁广场黛维卡大厦6楼16A室。
代表人RajinderSingh，高级法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维众，北京市世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严静安，北京市世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苏旺路318号1幢。
法定代表人刘志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白麟，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星。
申请人印度斯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洁能源公司）申请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仲）于2015年2月25日作出的CIETAC-
SH016／2015号仲裁裁决（以下简称016号裁决）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崔智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冀东、审判员高晶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清洁能源公司申请称：请求撤销016号裁决，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该裁决存在程序瑕疵
1、中国贸仲不是涉案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机构，无权管辖本案。016号裁决所依据的仲裁条款为我公司于2011年11月14日向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维公司）签发的《担保书》相应约定：“双方之间因本担保书发生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与一切索赔、争议、争论或分歧，应提交在上海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由三名仲裁员按照相应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对合同条款的解释，应当充分考虑合同订立时的特定环境以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2011年11月涉案仲裁条款达成之时，双方约定的“在上海的贸仲”唯一的指向就是当时的中国贸仲上海分会，该仲裁机构是双方明确选定的仲裁机构，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会产生任何歧义或发生任何误解。我公司在首次收到中国贸仲发出的涉案仲裁通知后随即于2013年11月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仲裁案应由中国贸仲上海分会予以受理，并在随后的仲裁程序中不断提出管辖异议，但均未被仲裁庭采纳。但是我公司在整个仲裁程序中从未承认中国贸仲对本案的管辖权。中国贸仲仲裁庭于2014年4月8日作出有关管辖权的决定，认定其对本仲裁案有管辖权，相应决定是错误的，也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二中民认（仲协）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不符。其次，即使是从中国贸仲自己制定的仲裁规则来看，仲裁庭的这一裁决也完全违背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005年修订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CIETAC规则（2005）》，该规则2012年修订版本以下简称《CIETAC规则（2012）》）第2.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行仲裁，或者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在深圳进行仲裁，或者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在上海进行仲裁；如无此约定，则由申请人选择，由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行仲裁，或者由其华南分会在深圳进行仲裁，或者由其上海分会在上海进行仲裁；作此选择时，以首先提出选择的为准；如有争议，应由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从前述条文可以看出，当事人约定或选择的仲裁机构及仲裁地点必须具有一一对应性，有且只能有三种固定的方式，即在北京由中国贸仲仲裁、在深圳由中国贸仲华南分会仲裁、在上海由中国贸仲上海分会仲裁。因此，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了“上海”，那么根据《CIETAC规则（2005）》，案件也应由中国贸仲上海分会进行仲裁。
2、仲裁庭所适用的仲裁规则与仲裁条款中的约定不符。本案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适用“相应的仲裁规则”。该“相应的仲裁规则”指的应该是当事人合同订立时中国贸仲适用的规则。该仲裁条款签订于2011年11月，当时中国贸仲适用的仲裁规则是《CIETAC规则（2005）》。该规则的第4.2条规定：“凡当事人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均视为同意按照本规则（即《CIETAC规则（2005）》）进行仲裁”。该规则的第4.1规定：“本规则统一适用于仲裁委员会及其分会。”因此，基于以上两个条款，当双方当事人签订仲裁条款时是希望将争议提交中国贸仲上海分会管辖并且适用《CIETAC规则（2005）》。然而，中国贸仲却不顾我公司多次反对，坚持适用《CIETAC规则（2012）》。《CIETAC规则（2012）》是2012年2月3日通过，2012年5月1日才正式施行。这两个时间点都晚于仲裁条款签订的时间。我公司和赛维公司从未约定过适用最新的仲裁条款。如果双方有这样的意图，应明确写明“按照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中国贸仲坚持适用《CIETAC规则（2012）》的行为是没×依据的，并且严重违背了双方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的原意以及中国贸仲自己的仲裁规则。退一步来说，即使中国贸仲认为本案应适用提交仲裁申请时的仲裁规则，也应该适用《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3版）》（以下简称《SHIAC规则（2013）》）。如理由一中所述，当事人选定的仲裁机构是中国贸仲上海分会，而中国贸仲上海分会于2013年5月1日已经施行了自己制定的《SHIAC规则（2013）》。所以，在提交仲裁申请时（即2013年10月11日）有效的仲裁规则应当是《SHIAC规则（2013）》，而非《CIETAC规则（2012）》。
3、作出涉案裁决的仲裁庭的组成程序严重违反仲裁规则，剥夺了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的权利。中国贸仲在首席仲裁员邢修松先生于2014年10月13日辞任后的第三天（2014年10月15日）即直接任命顾耀良先生为首席仲裁员。该任命是基于《CIETAC规则（2012）》第25.4条，原文如下：“双方当事人未×按照上述规定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我公司认为，仲裁庭适用了错误的条款，任命程序严重违反了仲裁规则。事实上，在替换首裁时，应当适用该规则第25.2条、25.4条及第31.3条。《CIETAC规则（2012）》（在此提及并不代表我公司认可该规则适用于本案）第25.2条规定：第三名仲裁员由双方当事人在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后15天内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员为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25.4条规定：双方当事人未×按照上述规定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31.3条规定：仲裁员因回避或更换不能履行职责时，应按照原选定或指定该仲裁员的方式和期限，选定或指定替代的仲裁员。当事人未按照原方式和期限选定替代仲裁员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替代的仲裁员。根据前述规定，在前任首席仲裁员邢修松先生辞任后，中国贸仲应该按照选任邢修松先生的方法，即先由双方当事人在收到通知后15天内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在双方未×共同选定的情况下，再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予以指定。但是，中国贸仲却在邢修松先生卸任后的第三天，既未经征询双方的意见，又未给予双方选定首席仲裁员的任何机会，而直接任命了顾耀良先生。这样的操作严重违反了仲裁规则所设定的更换仲裁员程序。在我公司对首席仲裁员顾耀良先生的任命程序提出异议后，中国贸仲在2014年10月31日发出《对仲裁程序诸多事项的决定》，额外给予双方15天协商确定首席仲裁员，如果双方没×达成合意，则顾耀良先生继续任命为首席仲裁员。首先，这一决定充分表明，中国贸仲承认了仲裁庭的组成不符合《CIETAC规则（2012）》的规定。其次，我公司必须强调，这样的决定不足以弥补这个巨大的程序瑕疵。由于顾耀良先生上任后，即发出了非常仓促的开庭通知，对我公司在仲裁程序中陈述意见、安排证人十×，因此赛维公司根本不会有动力与我公司就任命新的首裁达成一致，而只会被动等待顾耀良先生被继续任命为首席仲裁员，这对我公司是极其不公平的。正确、公平的救济措施应当是先撤销顾耀良先生的任命，再根据《CIETAC规则（2012）》第25条的规定选任或委派中国贸仲主任任命首席仲裁员，而且应事先明确，如双方未×达成一致，将指定顾耀良先生以外的其他人为首席仲裁员，以打消仲裁相对方故意不积极协商的心态。我公司在2014年11月7日将上述符合仲裁规则的正确的治愈程序瑕疵的方法告知了中国贸仲，但其未听取我公司的意见。
4、仲裁庭开庭时间的确定程序也违反了仲裁规则。《CIETAC规则（2005）》第30.1条规定：“仲裁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日期，经仲裁庭决定后，由秘书局于开庭前20天通知双方当事人。”该条款实际上要求仲裁庭应该至少在发出开庭通知前20天就已经组成了，因为不组成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在本案中，顾耀良先生的任命在双方收到中国贸仲在2014年10月31日发出的决定的15日后方才生效。换言之，仲裁庭直到2014年11月15日才正式组成。因此，根据上述仲裁规则，开庭时间不应该早于2014年12月5日。然而，中国贸仲实际确定的开庭时间是2014年11月24日。这样的安排明显地违反了他们自己的规则。
5、在本案仲裁庭正式组成前，该仲裁庭不顾前仲裁庭拟定的程序安排，仓促地决定开庭审理，致使我公司的关键证人未×出庭，我公司未×充分陈述意见。《CIETAC规则（2012）》第33.5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发布程序令、发出问题单、制作审理范围书、举行庭前会议等。”2014年8月12日，当时已成立的仲裁庭（以邢修松为首席仲裁员）向双方当事人发出了一号程序令（草稿）（以下简称《程序令草稿》），该份《程序令草稿》拟定的程序符合国际商事仲裁的惯例，安排了较为严密的证据交换及证人作×2。我公司对《程序令草稿》的大部分内容已表示认可。虽然《程序令草稿》没×明确具体日期，但明确安排了仲裁庭与仲裁双方沟×证人事×（如第7步为“每一方确认其希望质询哪些证人”），这也与国际商事仲裁惯例相符，因此我公司预期仲裁庭会给予我公司充分的时间与证人沟×，并根据证人的日程安排决定证人出庭作×1的时间，至少不会在短期内开庭。然而，中国贸仲在2014年10月15日（即《程序令草稿》发出后2个月，双方尚未就仲裁流程和日期达成一致的前提下）突然任命顾耀良先生为首席仲裁员，并在未与我公司协商的情况下同时宣布在2014年11月24日开庭。这样仓促的安排完全违背了我公司的预期。程序令是仲裁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程序性文件，新组成的仲裁庭无视已经发给双方的程序令，突然跳跃性的安排开庭，直接导致我公司没×时间为案件答辩做准备，而且直接导致我公司的关键证人无×出庭作×1。该关键证人参与了×、订×、保×的谈判和签署的整个过程，对案件过程十分清晰，他的缺席严重影响了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我公司在仲裁庭审中的意见陈述，对最终的仲裁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我公司在开庭前的2014年10月17日、11月7日、11月19日多次向中国贸仲发函就该等仓促的安排表示异议，要求延期开庭，并在开庭时及庭后的2014年12月15日的代理意见中也再次提出这一重大缺陷，但均未得到合理回应和补正，仲裁庭的这种决定导致我公司不能充分陈述意见，有悖程序正义。需要强调的是，本案的争议金额高达1600万美金，在涉案金额如此巨大的情况下，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应被给予充分陈述的机会才能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顾耀良先生于2014年10月15日被任命，开庭通知在同时发出。显然，在开庭通知发出时，新任首裁并不了解本案争议的金额，也没×审阅相关的案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前仲裁庭准备的程序令）。
二、016号裁决在实体处理上存在若干问题
1、《担保书》项下我公司的担保义务尚未产生。《担保书》中明确规定赛维公司应按照《担保书》第三条的要求签发一封书面索函以触发我公司在《担保书》项下的义务。然而，赛维公司在仲裁过程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按照要求向我公司签发书面索函。赛维公司所有的沟×都仅向被担保人（即EnertecTradingFZE）作出，而从未与我公司进行过沟×。因此，《担保书》项下我公司的担保义务尚未发生。
2、赛维公司的仲裁申请不能被视为一封有效的索函。在仲裁过程中，赛维公司主张仲裁申请应当与《担保书》第三条规定的书面索函具有相同的效力。事实上，仲裁申请并不符合《担保书》第三条中对于索函的要求，原因如下：①仲裁申请是提交给中国贸仲的，而非我公司；②仲裁申请并不是以挂号信的形式向我公司签发的；以及③仲裁申请并未注明《担保书》且未注明要求偿付的金额。因此仲裁申请不应被视为一封有效的索函。
3、《担保书》在仲裁申请提出之前已经过期了。由于《担保书》没×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此封《担保书》的保证期间应为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主合同约定的最后一期付款日是2012年12月24日，因此《担保书》在2013年6月24日已经过期，而赛维公司在4个月后才提交了仲裁申请。
综上，中国贸仲不是涉案仲裁条款所约定的仲裁机构，其对本案没×管辖权，仲裁庭适用了错误的仲裁规则，且仲裁庭组成违反法定程序，我公司因仲裁庭原因未×安排关键证人出庭，亦未×陈述意见。此外，实体方面，争议所涉《担保书》项下的担保义务从未产生。即使义务已产生，其在赛维公司提交仲裁申请之前就已经过期。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第（三）和第（四）项的规定，016号裁决应当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赛维公司答辩称：清洁能源公司提出的各项撤裁事由均不能成立，我公司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请求：
一、中国贸仲对仲裁程序具有管辖权。首先，《担保书》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机构是中国贸仲。《担保书》仅由英文书就，其第13条约定：“Anyandallclaims，disputes，controversiesordifferencesarisingbetweenthePartiesoutoforinrelationtoorinconnectionwiththisBondshallbesubmittedforarbitrationbeforeChinaInternationalEconomicandTradeArbitrationCommission（“CIETAC”）inShanghaibythreeArbitratorsappointedinaccordancewiththecorrespondingrulesofarbitration．”上述仲裁条款的含义足够明确：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应提交仲裁解决，仲裁机构是中国贸仲，仲裁地点是上海，仲裁员应有三位，应适用相应的仲裁规则。因此，中国贸仲在仲裁程序中作出的具有管辖权的决定完全正确。退一步讲，哪怕双方当事人对于上述仲裁条款的含义有所争议，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5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合同使用的词句看，仲裁条款明确使用了“beforeChinaInternationalEconomicandTradeArbitrationCommission（“CIETAC”）”的词句，没×任何词句指向上海贸仲。上海贸仲的官方英文表述是“ChinaInternationalEconomicandTradeArbitrationCommissionShanghaiCommission”；中国贸仲对于其上海分会的官方表述是“CIETACShanghaiSub-
Commission”。上述仲裁条款中的几个介词或介词短语，即“before”、“in”、“by”和“inaccordancewith”均用于修饰“arbitration”。其中，“inShanghai”的意思是指“arbitration”应在上海进行，即仲裁地在上海。清洁能源公司先将上述英文仲裁条款进行中文翻译，得出“在上海的贸仲”这样的错误表述，并以此为由主张“在上海的贸仲”指向的只可能是上海贸仲。清洁能源公司的该等主张系基于不准确的中文翻译，对仲裁条款使用的词句进行了曲解。从合同的目的看，双方当事人在订约时的意思表示至少不是将争议提交给中国贸仲之外的其他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而按照清洁能源公司的主张，对争议具有管辖权的是上海贸仲。上海贸仲是独立于中国贸仲的仲裁机构，有其自己的仲裁规则。在订立仲裁条款时（2011年11月24日），中国贸仲与上海贸仲之间的“分家之争”尚未产生，当时上海贸仲还并不存在，因此仲裁条款的真实目的只可能是约定中国贸仲作为仲裁机构。从诚实信用原则看，结合上述仲裁条款所使用的词句、订立时间和背景，清洁能源公司关于中国贸仲不具有管辖的主张明显是事后找理由，罔顾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其次，即使将仲裁条款理解为约定中国贸仲的上海分会管辖，清洁能源公司的撤裁理由也不能成立。根据2015年7月15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就涉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及其原分会等仲裁机构所作仲裁裁决司法审查案件请示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在上海贸仲更名为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之前签订仲裁协议约定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的，上海贸仲对案件享有管辖权；同时，该批复第三条规定，“本批复施行之前，中国贸仲或者华南贸仲、上海贸仲已经受理的根据本批复第一条规定不应由其受理的案件，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后以仲裁机构无权仲裁为由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根据批复第三条，清洁能源公司关于中国贸仲对案件不具有管辖权的撤裁理由也不应被人民法院支持。
二、仲裁程序不存在仲裁规则适用错误。首先，在不存在当事人相反约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在案件受理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当事人既然选择了中国贸仲作为仲裁机构，那么理应按照中国贸仲的规定为仲裁程序适用相应的仲裁规则。《CIETAC规则（2012）》第74条规定，“本规则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本规则施行前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及其分会／中心秘书处管理的案件，仍适用受理案件时适用的仲裁规则；双方当事人同意的，也可以适用本规则”。在本案中，我公司于2013年10月11日提交仲裁申请，中国贸仲于2013年10月18日受理案件，当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是《CIETAC规则（2012）》。因此，中国贸仲和仲裁庭均认定，仲裁程序应适用《CIETAC规则（2012）》。在不存在当事人相反约定的情况下，适用在案件受理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一直是中国贸仲的明文规定和实践做法。除了上述《CIETAC规则（2012）》第74条之外，中国贸仲1995年、1998年、2000年、2005年、2015年的仲裁规则中均有类似规定。而具体到本案中，当事人对于仲裁规则适用问题并未作出相反约定。仲裁条款有关仲裁规则的表述为“…shallbesubmittedforarbitration…inaccordancewiththecorrespondingrulesofarbitration”，中文意思是，“……应提交仲裁……（并）符合相应的仲裁规则”。清洁能源公司主张，“该‘相应的仲裁规则’指的应该是当事人合同订立时贸仲适用的规则”，但没×说明理由。我公司认为，从仲裁条款使用的词句看，当事人对于何为“相应的”仲裁规则，并未进行明确具体的约定。从条款目的看，当事人约定在提交仲裁时应“符合相应的仲裁规则”，其本意不是在仲裁规则的适用问题上作出任何具体限定，而是仅笼统地约定仲裁程序应当按照仲裁规则进行。如果当事人的真实目的是适用在合同订立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即《CIETAC规则（2005）》，那么当事人本可以在仲裁条款中明确作出这样的约定，因为《CIETAC规则（2005）》在当时是明确存在的。由此可见，仲裁条款并未明确约定适用《CIETAC规则（2005）》，也没×就如何适用仲裁规则一事作出任何特殊约定，因此，正如前述，仲裁程序应当按照中国贸仲的明文规定和一贯实践，适用在案件受理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即《CIETAC规则（2012）》。
此外，清洁能源公司虽然主张适用《CIETAC规则（2005）》，但始终未×指出在案涉仲裁程序中适用《CIETAC规则（2005）》与适用《CIETAC规则（2012）》之间到底有何实质不同，其在哪些方面因适用《CIETAC规则（2012）》而在程序上遭受了不利待遇。
三、仲裁庭的组成符合仲裁规则。首先，中国贸仲指定顾耀良先生接替邢修松先生担任首席仲裁员，完全符合仲裁规则。《CIETAC规则（2012）》第31.3条规定，“仲裁员因回避或更换不能履行职责时，应按照原选定或指定该仲裁员的方式和期限，选定或指定替代的仲裁员”。相关案件事实是：2014年7月3日，邢修松先生由中国贸仲指定为首席仲裁员。在此之前，双方当事人被邀请于仲裁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后的15天内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中国贸仲指定首席仲裁员。但双方当事人未×共同选定或委托指定首席仲裁员，因此中国贸仲指定邢修松先生为首席仲裁员。该等程序完全符合《CIETAC规则（2012）》第25条规定。2014年10月13日，邢修松先生提出辞职。2014年10月14日，中国贸仲通知双方当事人：邢修松先生自2014年10月13日起不再担任首席仲裁员；由于邢修松先生系由中国贸仲指定，因此根据《CIETAC规则（2012）》第31.3条，中国贸仲将另行指定其他人士接替担任首席仲裁员。2014年10月15日，中国贸仲通知双方当事人：根据《CIETAC规则（2012）》第31.3条，中国贸仲决定指定顾耀良先生接替邢修松先生担任首席仲裁员。我公司认为，中国贸仲指定顾耀良先生担任首席仲裁员的程序完全符合《CIETAC规则（2012）》第31.3条的规定。由于邢修松先生不能继续履行首席仲裁员的职责，根据第31.3条，替代首席仲裁员应按照“原选定或指定”的方式和期限产生。邢修松先生系由中国贸仲指定，因此，新任首席仲裁员也应由中国贸仲指定。中国贸仲指定顾耀良先生继任首席仲裁员，实质上是根据仲裁规则行使其管理仲裁程序的固有权力。
其次，清洁能源公司对于第31.1条的理解错误，不应获得支持。清洁能源公司认为，在产生新任首席仲裁员时，应重复《CIETAC规则（2012）》第25条的程序，即，首先由双方当事人尝试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指定，如果不能成功，则再由中国贸仲指定。我公司认为，该等主张没×法律依据，如果获得支持，将为以后其他案件树立恶例。第一，根据《CIETAC规则（2012）》第73条以及中国贸仲的长期实践，中国贸仲享有对仲裁规则的解释权。在仲裁程序中，中国贸仲已多次告知当事人，根据第31.3条，中国贸仲有权直接指定顾耀良先生作为替代首席仲裁员。换言之，中国贸仲已经对第31.3条的含义作出解释，即，如果原仲裁员系由中国贸仲指定，则中国贸仲有权直接指定替代仲裁员。只要中国贸仲对于仲裁规则的解释不与国家法律规定相冲突，就应当被人民法院所尊重和支持。清洁能源公司认为第31.3条应具有的含义，只是其自身的主观理解。第二，中国贸仲对于第31.3条的解释符合法理和仲裁制度的基本价值。就首席仲裁员的产生而言，如果原首席仲裁员系根据《CIETAC规则（2012）》第25.4条指定（正如本案中的情况），则说明当事人已经在首席仲裁员的产生程序中发表过意见，并且结果是双方无×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贸仲直接指定替代的首席仲裁员，既不会剥夺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同时也能确保仲裁的效率。相反，如果前任首席仲裁员是当事人共同选定的，说明当事人在确定继任者时将有可能再次达成一致，也有可能无×达成一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仍应首先请当事人尝试共同选定，在不能达成一致时，再由中国贸仲指定。由此可见，清洁能源公司对于第31.3条的解读不符合法理，也有悖于仲裁制度中的效率价值。第三，清洁能源公司对于第31.3条的解读相当于创设新的仲裁规则。清洁能源公司主张，在确定替代首席仲裁员时，应重复《CIETAC规则（2012）》第25条的程序。但实际上，第25.2条规定“第三名仲裁员由双方当事人在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后15天内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而在邢修松先生辞职时，早已超过了“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后15天”的期限，因此客观上是无×重复的。如果清洁能源公司认为，双方当事人可以在收到中国贸仲关于决定重新产生首席仲裁员的通知后的15天内尝试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指定，那么该等主张在《CIETAC规则（2012）》上毫无依据，无异于创设新的仲裁规则，显然不能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
再次，中国贸仲给予当事人额外15天协商替代首席仲裁员人选，与仲裁庭组成程序是否符合仲裁规则一事不相关。中国贸仲给予当事人额外15天进行商讨的目的，是给予当事人机会以共同选择其他人士替换顾耀良先生担任首席仲裁员，而不是针对顾耀良先生作为首席仲裁员的产生程序本身进行否定或变更。正如前述，中国贸仲指定顾耀良先生继任首席仲裁员，符合仲裁规则，仲裁庭的组成合法有效。而嗣后中国贸仲给予当事人额外15天进行商讨一事，与关于仲裁庭组成是否合法的问题完全不相干。清洁能源公司提出，中国贸仲给予当事人额外15天进行商讨，表明中国贸仲“承认了仲裁庭的组成不符合《CIETAC规则（2012）》的规定……这样的决定不足以弥补这个巨大的程序瑕疵”，该等主张完全没×事实依据。中国贸仲给予当事人额外15天商讨替代顾耀良先生的人选一事，本质上是中国贸仲在其职权范围内对仲裁程序作出的灵活有效管理，体现出仲裁机构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和对仲裁效率的平衡。清洁能源公司还提出，“由于顾耀良先生上任后，即发出了非常仓促的开庭通知，对申请人在仲裁程序中陈述意见、安排证人十×，因此仲裁相对方［赛维公司］根本不会有动力与申请人就任命新的首裁达成一致，而只会被动等待顾耀良先生被继续任命为首席仲裁员，这对申请人是极其不公平的”。我公司认为，清洁能源公司的该等主张罔顾事实，不应被法院采信，因为开庭通知是仲裁庭下达的，不是顾耀良先生的个人行为，开庭通知也并不仓促，而且清洁能源公司的上述理由围绕的仅仅是关于双方当事人未×在额外15天的商定期内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指定其他人士接替顾耀良先生的问题，无论如何，这与前述仲裁庭的组成是否合法一事没×关联。
四、开庭时间的确定程序符合仲裁规则。首先，开庭通知已于开庭前约40天通知到当事人，完全符合仲裁规则中关于提前20天通知的规定。在仲裁程序中，仲裁庭于2014年10月15日确定首次开庭的日期（2014年11月24日）并通过中国贸仲当日的函件通知到双方当事人，该等通知距离开庭日期还有将近40天。因此，开庭时间的确定程序完全符合仲裁规则。
其次，正如我公司此前所述，在邢修松先生辞职之后，中国贸仲于2014年10月15日指定顾耀良先生继任首席仲裁员，因此，仲裁庭于2014年10月15日开始继续行使其职权。2014年10月15日当日，仲裁庭确定了开庭日期并通过中国贸仲通知了当事人。清洁能源公司认为“顾耀良先生的任命在双方收到贸仲在2014年10月31日发出的《决定》的15日后方才生效”，该等主张显然与前述案件事实不符，由此推算出的最早开庭时间也是错误的。
再次，清洁能源公司并未在仲裁程序中及时、明示地提出过开庭时间违反提前20天通知要求的异议，应视为已经放弃提出该等异议的权利。
五、仲裁程序中不存在清洁能源公司未×陈述意见的情况。首先，清洁能源公司已经获得合理机会陈述意见，不存在由于不属于其负责的原因而导致未×陈述意见的情形，其撤裁理由不具有事实基础。我国法律规定的撤裁理由包括：“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陈述意见的”；“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CIETAC规则（2012）》第33条规定，仲裁庭应给与双方当事人陈述与辩论的“合理机会”。而清洁能源公司认为其只要未×“充分陈述意见”就构成撤裁理由，这反映出其对于我国法律和仲裁规则的理解存在严重错误。事实上，如果法律规定每个当事人都有权在仲裁程序中“充分陈述意见”，那么仲裁制度将毫无效率可言。在实践中，仲裁庭往往会对当事人陈述意见的程度进行限制，例如规定“证据关门”期限等。只有在当事人未被给予合理的陈述意见的机会、或者由于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而未×陈述意见的，才有可能导致仲裁裁决的撤销。本案中，清洁能源公司已经获得合理机会陈述意见，不存在由于不属于其负责的原因而导致未×陈述意见的情形。案件事实表明，清洁能源公司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参加了开庭并当庭发表意见，还提交了两轮庭后书面意见。具体到清洁能源公司希望通过证人作×1的事项，即导致合同订立的商业交易的背景和当事人为什么不希望将《担保书》的引言赋予约束力，清洁能源公司至少也已经在相关书面意见中阐述了观点。因此，清洁能源公司关于未×陈述意见的撤裁理由不具有事实基础，不能成立。
其次，清洁能源公司所谓的关键证人，对于案件审理的影响并不大，其出庭与否都不会实质性地影响清洁能源公司发表意见的机会。虽然前任仲裁庭的1号程序令草稿拟定了提交书面证人证言的环节，清洁能源公司也曾于2014年11月14日向新任仲裁庭申请提交书面证人证言，并于2014年11月20日获得仲裁庭的准许，但清洁能源公司在案涉仲裁程序中始终未提交过书面证人证言。此外，在前任仲裁庭的1号程序令草稿发出后至顾耀良先生上任时长达2个月的时间内，清洁能源公司并没×按照1号程序令草稿的要求向仲裁庭申请证人出庭。这说明清洁能源公司自己也知道，所谓的关键证人，其作用实际上并不关键。即使申请人的关键证人的确由于时间仓促无×出庭，申请人完全可以使用“远程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这在中国贸仲的条件下是完全可行的。清洁能源公司也可以向仲裁庭申请再次开庭，以达到安排证人出庭的目的，但清洁能源公司在仲裁过程中并没×申请再次开庭。这说明清洁能源公司并未积极促使其所谓的关键证人参×。清洁能源公司提出的几个“主要实体问题”均不需要证人出×证言或出庭作×1，通过书面证据即可以审理清楚。事实上，仲裁庭正是在清洁能源公司证人没×出庭的情况下逐一对这些实体问题进行了审理和认定。由此可见，清洁能源公司夸大了其所谓关键证人未×出庭对其构成的影响，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关于陈述意见权利被侵犯的主张十分牵强。
再次，清洁能源公司主张仲裁庭关于开庭的安排是“仓促的”、“跳跃性的”，该等主张与事实不符。《CIETAC规则（2012）》第33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可以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审理案件”；第35.1条规定，“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请求延期开庭，但应于收到开庭通知后5天内提出书面延期申请；是否延期，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庭于2014年10月15日确定开庭日期为2014年11月24日。正如前述，开庭日期的确定程序本身符合仲裁规则，给当事人预留了将近40天的准备时间。在确定开庭日期的当时，仲裁程序已经经过1年多时间，争议迟迟得不到审理和解决。仲裁庭在符合仲裁规则的前提下决定尽早开庭，符合当时的客观需要，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体现。此后，清洁能源公司提出延期开庭的申请，仲裁庭经过审理后认定该等申请不具有正当理由。仲裁庭在《裁决书》中指出，“在当前仲裁程序的情形下，仅仅宣称要求获得一个陈述意见的合理机会，并不能构成延期开庭的正当理由……自仲裁程序启动至今的一年多时间里，［清洁能源公司］本可以阐述案件，包括确保其证人有时间参加庭审以经受盘问和交叉盘问……在不存在迫不得已的理由致使需要延期开庭的情况下，［清洁能源公司］关于延期进行开庭审理的申请不能被接受”。由此可见，仲裁庭系依据法律和仲裁规则赋予的职权，在是否延期开庭一事上作出了认定。不论当事人内心是否感到满意，仲裁庭的该等认定都应当获得尊重并为法律所支持。清洁能源公司还主张，其一直按照前任仲裁庭的1号程序令草稿拟定的时间表准备案件，新任仲裁庭确定的开庭时间“完全违背了［清洁能源公司］的预期……直接导致［清洁能源公司］没×时间为案件答辩做准备”。清洁能源公司的该等主张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事实上，双方当事人均就1号程序令草稿发表过意见，但彼此分歧较大，未曾达成一致意见。我公司曾明确指出不同意1号程序令草稿拟定的复杂而漫长的仲裁程序，并提出了一个更为简明且符合中国贸仲一般实践做法的程序性建议，清洁能源公司对此完全知情。由此可见，清洁能源公司所谓的一直根据1号程序令草稿拟定的时间安排准备案件，只是其一厢情愿且不切实际的做法，由此带来的风险只能由其自身承担。正如前述，新任仲裁庭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仲裁规则尽早确定开庭日期的做法，没×任何程序性的瑕疵。无论清洁能源公司如何看待仲裁庭关于开庭日期的安排，这都与清洁能源公司是否被剥夺发表意见的机会一事无关。因此，清洁能源公司关于开庭安排“仓促”的理由不能成为合法的撤裁事由。
此外，清洁能源公司主张新任首裁没×审阅相关案件材料即发出开庭通知，该主张纯属主观臆测，毫无事实依据，在法律上也不属于法定的撤裁事由，因此不应被支持。
六、清洁能源公司声称的“主要实体问题”不是法定的撤裁理由。根据《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不包括案件实体问题。因此清洁能源公司在《撤裁申请》中提出的“主要实体问题”不应在本案中予以考虑。根据《裁决书》的记载，针对清洁能源公司提出的“主要实体问题”，仲裁庭早已逐一进行过审理和认定。三位仲裁员均在《裁决书》上签字。正如前述，清洁能源公司在案涉仲裁程序中曾采取多种方式为仲裁的推进设置障碍。在获得实体上不利的仲裁结果后，清洁能源公司罔顾在《担保书》中的承诺，即“仲裁结果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终局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同意放弃任何针对仲裁裁决提起上诉的权利”，以曾经在仲裁程序中提出过、并且已由中国贸仲和／或仲裁庭作出决定和／或裁定的部分事由，又向人民法院提起撤裁程序。清洁能源公司该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不应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
综上，清洁能源公司提出的各项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
经审查，本院认为：本案申请人（仲裁程序中的被申请人）清洁能源公司系在印度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016号裁决系中国贸仲按涉外仲裁程序审理作出的涉外裁决。关于涉外仲裁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该法2012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
本案中清洁能源公司申请撤销016号裁决，其理由主要可以区分为程序瑕疵与实体错误两部分。如前所述，按照法律规定，本院只是就仲裁期间是否可能存在特定错误依法进行审查，除此之外均不属于本院的职责范围，本院依法无权进行审查。清洁能源公司主张016号裁决存在诸如担保书项下担保义务尚未产生、仲裁申请不能被视为有效所函、保证期间已经过期等实体错误，均不属于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审查范围，故本院对该部分事项不予审查。
关于中国贸仲管辖权问题，本案所涉担保书系由英文书写，其原文为“Anyandallclaims，disputes，controversiesordifferencesarisingbetweenthePartiesoutoforinrelationtoorinconnectionwiththisBondshallbesubmittedforarbitrationbeforeChinaInternationalEconomicandTradeArbitrationCommission（“CIETAC”）inShanghaibythreeArbitratorsappointedinaccordancewiththecorrespondingrulesofarbitration”。本院审查期间，双方对于上述英文的语义作出不同表述，清洁能源公司主张上述条款的核心意思为发生争议后应“提交在上海的中国贸仲进行裁决”，并进一步解释“在上海的中国贸仲”应理解为中国贸仲上海分会；而赛维公司则主张，上述条款的核心意思为发生争议后应“提交中国贸仲进行裁决，仲裁地在上海”。本院认为，上述条款中约定的仲裁机构明确指向“CIETAC”，即中国贸仲，该英文表达与中国贸仲上海分会的英文简称有显著区别。退一步说，即便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确实是中国贸仲上海分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就涉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及其原分会等仲裁机构所作仲裁裁决司法审查案件请示问题的批复》第三条之规定，对清洁能源公司以此为由要求撤销016号裁决的申请亦不应予以支持。此外，中国贸仲在本案中适用《CIETAC规则（2012）》，以及在原首席仲裁员辞任后重新指定首席仲裁员并确定开庭时间等事项，亦不存在明显的程序错误，故本院对清洁能源公司以此为由要求撤销016号裁决的意见不予采信。至于清洁能源公司所述仲裁庭仓促决定开庭时间，致其关键证人未×出庭一节，证人是否出庭与当事人是否有机会陈述意见没×必然关联，因此该项意见亦不属于可以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项，本院对此不予审查。
综上，清洁能源公司申请撤销本案016号裁决的各项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相应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裁定如下：
驳回印度斯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HindustanCleanenergyLimited）提出的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CIETAC-
SH016／2015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0元，由印度斯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崔智瑜
审 判 员 高 晶
审 判 员 冀 东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王 静
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