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杭萧行初字第142号
原告张国泉。
委托代理人盛建坤。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河庄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永丰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施锋。
委托代理人丁志军。
委托代理人陈洁涛、徐锋。
原告张国泉不服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河庄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河庄街道）拆迁行政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7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补正材料后，本院于同年9月14日立案受理，于同年9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5日、5月26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国泉及其委托代理人盛建坤、被告河庄街道委托代理人丁志军、徐锋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国泉诉称：原告系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闸北村18组22-1户村民，依法享有位于河庄街道J-43-闸北村-D-0802号宅基地使用权。2015年5月，原告的宅基地因政府征用被依法划入被告征迁范围，原告理应享有本次拆迁应得的合法权益。原、被告于2015年8月份签订了《河庄街道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原告事后却被告知因其另有新审批宅基地，其位于河庄街道J-43-闸北村-D-0802号宅基地上的房屋（即案涉房屋）按附房标准予以赔偿。原告认为，自己户口一直位于河庄街道闸北村，也从未申请过新宅基地，被告将原告房屋以附房标准赔偿系滥用行政权力，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此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责令被告与原告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按主房标准赔偿原告拆迁的相关损失。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原告张国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户口本，证明原告户口一直位于河庄街道闸北村；2.土地使用权证书，证明原告对J-43-闸北村-D-0802号宅基地享有使用权；3.闸北村“两委”会议记录（2011年5月24日），证明原告并没有获得新宅基地；4.房屋退还协议，证明陈建华将案涉房屋使用权退还给原告；5.离婚协议书，证明原告于1994年申请的宅基地所建房屋因离婚已协议约定归前妻陈小芬及儿子所有。
被告河庄街道辩称：一、原告已经自愿与被告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同意协议里载明的补偿方案，该协议不存在任何欺诈和胁迫，也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二、退一步讲，即使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案涉房屋也不能认定为主房。原告此前已将河庄街道J-43-闸北村-D-0802号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与同村村民孙正兴的建房审批指标进行置换，原告与其前妻陈小芬利用该指标审批建房，且实际已经建造并居住。2005年9月18日，孙正兴又将案涉房屋及宅基地转让给同村潘达。原告与陈小芬离婚后，原告又于2011年1月14日以“无房户、住房困难户”的名义在河庄街道闸北村小区联建房中申请地基并建造了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因原告已在闸北村联建小区申请地基并建造房屋，如原告在其他地方还有宅基地及房屋则已经违反“一户一宅“的规定，故超出部分在拆迁补偿时不能按照《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政策》及其解释享有主房待遇。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河庄街道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原、被告之间就案涉房屋达成了拆迁补偿协议；2.建房审批表，3.授权委托书，4.收款收据，证据2-4证明原告于2011年以无房户名义在闸北村小区申请宅基地并建房居住；5.房屋转让协议书，6.河庄街道闸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闸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7.张国泉的申诉书，证据5-7证明原告已将案涉房屋转让给孙正兴，后孙正兴又转让给潘达，原告已不享有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8.房产评估报告，证明协议约定的房屋补偿金额系根据房产评估报告并结合附房补偿标准确定；9.大江东发改审〔2015〕42号批复、规划图纸，证明案涉拆迁项目已履行相应审批手续，并明确了拆迁范围；10.征地房屋补偿冻结公告，证明案涉拆迁项目土地征收范围及补偿冻结期限。法律、法规依据：《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政策》、《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和安置政策解释》。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1.张国泉户1994年3月7日申请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2.闸北村“两委”会议记录3份（会议日期分为为2011年5月24日、6月13日及7月20日）；3.闸北村委会主任郑建龙的调查笔录；4.借条和收据（来源于原告妹妹张玉英）。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根据被告要求在空白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协议内容均是被告在案件诉讼后添加的，且实际签字时间是2015年8月28日左右，被告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对证据2、4三性有异议，认为证据2建房审批表非原告本人签字，原告从未向闸北村委会提交建房审批报告，也从未缴纳过建房的相关费用；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授权委托书上的名字是原告本人所签；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也只是涉及房屋使用权的转让，孙正兴和潘达在闸北村都拥有宅基地，均不能通过转让房屋获取宅基地使用权，故该协议不能证明原告将案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对证据6三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只是将案涉房屋使用权转让给孙正兴，但并没有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案涉房屋由原告转让给孙正兴，孙正兴转让给潘达，潘达转让给陈建华，后陈建华又转回给原告，原告拥有案涉房屋的完整所有权；对证据8三性有异议，认为评估公司从未进入过案涉房屋，评估报告中除主房面积与实际一致外，其余棚的面积、装修及附属物种类与实际均不符，同时评估报告的实际形成时间应该在本案起诉后，而并非记载的2015年7月10日；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所有的案涉房屋位于本次征迁范围内，原告理应获得补偿的权益；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涉案房屋的宅基使用权一直由原告享有，原告即使在补偿冻结公告发布后转让回房屋所有权，也应享有相应的房屋征迁权益。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土地使用权证颁发于1991年，且原告已将案涉房屋转让给案外人，并重新申请建房，该证书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对证据3三性有异议，认为系复印件，没有与原件核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即使协议真实，也只能证明原告从陈建华处受让案涉房屋，并不能排除原告已经在闸北村另行审批建房的事实，且该证据恰恰证明原告一户两宅的事实；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
原、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三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在1994年审批宅基地时有严格的审批流程，被告认为原告在闸北小区另有宅基地，但在相应的审批报告中并没有土管部门和镇政府的审批意见；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根据2011年5月24日、6月13日会议记录内容，闸北村委会对是否给予原告宅基地并没有作出新的审批，而在2011年7月20日的会议记录中，明确要求潘达缴纳有偿使用费，但被告并没有提交潘达缴纳有偿使用费的证据，原告申请新宅基地的要件并不具备，故被告关于原告已经有新宅基地的主张缺乏依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闸北村委会主任郑建龙在审批宅基地时存在违法违规情形；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借条和收据仅是原告兄妹之间的协议，因原告实际并没有获取新的宅基地，宅基地转让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2011年7月20日会议记录，当时村委会意见是由潘达缴纳有偿使用费，故不管是原告还是潘达对案涉房屋宅基地都不享有权利；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闸北新村南苑新建的房子是以原告名义审批建造的；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闸北新村南苑新建的房子是以原告名义审批宅基地，后由张玉英在该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因原告已对获得的宅基地作出处分，故被告对案涉房屋按附房认定并无不当。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4、5及被告证据1、5、6、8-10，经审查，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内容真实，来源合法，本院均予以采信；被告证据2-3及本院调取的证据1-4，经审查，该两组证据均符合证据三性，且证据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于2011年以无房户名义在闸北村申请获得一处宅基地，后其将该处宅基地私下有偿转让给张玉英建造房屋，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均予以采信；原告证据2，经审查，符合证据三性，但根据原告此前已将案涉房屋转让他人及原告又先后申请过两处宅基地的事实，该证据对原告欲证明其仍享有案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的事实不具有证明效力；原告证据3，经审查，与本院调取的证据2中2011年5月24日闸北村“两委”会议记录内容一致，符合证据三性，但根据已采信的相关证据，该会议记录中关于张国泉宅基地收回审批的意见并非最终决定，故该证据对原告欲证明的事实不具有证明效力；被告证据7，经审查，该证据内容系原告自己的陈述，其中关于原告未申请获批宅基地的内容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张国泉系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闸北村18组22户村民，其在闸北村原建有两层楼房一幢（即案涉房屋，宅基地地号为J-43-闸北村-D-0802）。1994年，张国泉将案涉房屋转让给本村的孙正兴，孙正兴随后将该房屋转让给潘达，后潘达又转让给陈建华。1994年3月7日，张国泉以户主名义（户内成员包括张国泉、陈小芬和张斌斌）在闸北村审批110平方米宅基地建造房屋，后张国泉与陈小芬离婚，双方协议约定将该房屋归陈小芬和张斌斌所有。2011年，张国泉以无房户名义向闸北村提交建房审批表，后经闸北村委会讨论在闸北村新农村小区获得宅基地一处。同年，张国泉将新获得的宅基地私自有偿转让给了本村的张玉英，由张玉英建房居住，而张玉英在闸北村另建有房屋。
河庄街道因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教育项目，需要在河庄街道闸北村征收集体土地245亩。2015年6月4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杭大江东土征冻字（2015）第05号征地房屋补偿冻结公告，该公告载明：本次征地四至范围为：东至横岔路直河，南至江东大道绿化带，西至临鸿南路，北至闸北村现有中心横路。冻结期限为24个月，自2015年6月4日起至2017年6月3日止。案涉房屋位于此次征地补偿范围内。2015年6月18日，陈建华与张国泉签订房屋退还协议，约定陈建华将案涉房屋退还给张国泉。2015年8月8日，在经浙江恒基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且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张国泉与河庄街道就案涉房屋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河庄街道）根据拆迁工作要求，需拆除乙方（张国泉）附房186.83平方米，以及其他附属设施；甲方支付乙方补偿和奖励款项共计126274元（其中附房及装修补偿83295元，附属物及室外装修评估补偿42979元）；协议未对张国泉进行安置；协议同时对付款方式、腾房日期及争议解决等作了明确约定。现张国泉以河庄街道就案涉房屋未按主房标准安置补偿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另查明：张国泉2011年在闸北村新农村小区获得的宅基地不属于本次征收范围。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的约定履行。原告认为被告对案涉房屋征收应当按主房标准进行安置补偿，本院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本案中，原告虽系案涉房屋的原所有权人，但因原告先前已将该房屋转让他人，并又在闸北村重新申请获得宅基地，即便原告此后又重新受让回案涉房屋，已明显违背土地管理法关于“一户一宅”的规定，同时原告重新受让房屋的行为亦发生在案涉征地房屋补偿冻结公告发布之后，故被告根据实际情况对案涉房屋以附房标准进行补偿且不作安置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认为案涉房屋评估与实际不符，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对其该部分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同时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协议时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受欺诈、胁迫及乘人之危的情形，故原告要求撤销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国泉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国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郭 权
人民陪审员 周桂珍
人民陪审员 何汉潮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楼丹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