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2民终3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滕映杰，男，1965年2月1日生，汉族，广西柳州市人，个体工商户，住广西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金新，广西典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网，广西典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秀兰，女，1965年1月30日生，汉族，广东茂名市人，个体工商户，户籍所在地：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住广西柳州市鱼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韬，广西仁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滕映杰因与被上诉人余秀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3民初3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滕映杰上诉请求：一、撤销(2016)桂0203民初347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涉诉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是错误的。一审依据是被上诉人的20万元借条、银行转账114.1万元的凭证、案外人张某转账凭证、上诉人的转账39.8万元凭证，就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本金为114.1万元，是明显错误的。1、以20万元借条确认借款114.1万元，在数额上不相对应当事人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以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为前提和基础。本案中，“借条”是双方确认存在借贷关系的凭证，但是数额只是20万元，只能证明双方有创设或者确认2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合意，而没有创设或者确认114.1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意，即尚有94.1万元没有证据证明款项的性质。故，一审以20万的借条，认定与该借条无关、没有债权凭证的94.1万元也是借款，显然是错误的。2、“借条”落款的2014年10月8日，双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关系，此后转变为债权债务关系。“借条”落款的2014年10月8日是本案法律关系转折的关键时间节点，此前为资金往来关系，此后为债权债务关系。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形成过程的特征看，双方实际上并非典型的借贷关系，而是以“借条”形式确认欠款事实，其“借条”实质上是“欠条”，双方为转化的债权债务关系。理由是：在此之前，双方之间有多笔资金往来，从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中可知，其转到上诉人账户上的资金既包括被上诉人本人转账的资金，也包括其所称的第三人张某转到上诉人账户的30万元。而上诉人也有转账给被上诉人部分资金。总之，双方互有往来，但双方的资金往来并不是借贷关系。至2014年10月8日，双方就资金往来的数额进行结算之后，确认了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20万元款项未支付，双方便按民间习惯立了一张“借条”由被上诉人收执。由此可见，案涉的“借条”，其实质是对双方结算之后上诉人应付给被上诉人20万元这一事实的确认文书，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创设新的借贷关系的“借条”。被上诉人是基于此“借条”而享有债权请求权，故双方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转化而来的债权债务关系。3、写下“借条”之后，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交付借条所载款项。如前述，“借条”只是对此前结算事实的确认，并不创设新的借贷关系，故被上诉人并没有向上诉人交付所“借”的款项，只是请求上诉人支付所欠的20万元。在法律上“借条”与“欠条”主要的区别之一是，“借条”创设一个全新的借贷关系，并有与之相对应的资金的现实转移，即从出借人转移到借款人处。而“欠条”只是对已经存在的事实状态进行确认，并不创设一个全新的法律关系，故被上诉人无法举出其已经支付20万元借款的证据。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反映了双方平时资金往来时的习惯是通过银行转账，但“借条”上的20万元，并没有任何转账记录与之对应，这一事实状况也印证了其“借条”实为“欠条”的事实。4、双方在2014年10月8日之前的资金往来不能认定为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举证的银行交易汇清单上，摘要一栏备注有“借款给滕”“临时借款”等字样，代理人认为，这些内容只是转账人单方的备注内容，是转账人在转账时的单方行为，并不是与上诉人之间达成的借款合意，不能据此认定所转款项为出借款。现实中，通过银行账户转账一笔资金到另一账户，可以是货款、借款、还款、预付款、代付款等，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发生了资金往来关系，在没有借条等作为佐证时不能证明该笔资金往来系借款。二、一审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17条的理解适用错误。第16条，适用于原告仅依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第17条，适用于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具体到本案中，对于20万元借条的审查判断，应当适用第16条。而对于94.1(114.1-20)万元的定性，应当适用第17条。第17条，被告的举证责任也只是“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一审中，上诉人并没有主张被上诉人的“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而是说转账系一般经济往来，不能认定为借款。一审判决混淆了“偿还借款或者其他债务”和“其他经济往来”的区别，“其他经济往来”的含义如前所述。一审对法律理解错误，导致错误地分配了举证责任，从而错误地判决上诉人败诉，应当纠正。三、关于上诉人应当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数额及利息问题。如前述，被上诉人有债权凭证的只是20万元，即，双方只有20万元的借贷关系合意。而该20万元，上诉人已经全部归还，无需再支付任何资金给被上诉人。理由是：上诉人在2014年1O月8日之后，已经通过光大银行转账七笔还款22.5万元给被上诉人。借条确认上诉人应在一个月内还清欠款，双方还口头约定每月利息按2.5％计算。后上诉人未能一次还清，拖欠五个月分七次归还(最后一笔为2015年3月10日支付)，共付给被上诉人本金20万元，每月利息5000元，五个月利息共2.5万元。本息合计共22．5万元。至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终结。至于一审法院认定自2014年10月8日之后滕映杰偿还余秀兰借款为275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数额，上诉人只提供的证据只证明2014年10月8日之后还了22.5万给被上诉人。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查明，依法公正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余秀兰辩称：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明确，且该借条及转款凭证真实、合法、有效，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并得到了一审法院的认定，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确认。2、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余秀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滕映杰归还余秀兰借款人民币66.1万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滕映杰支付给余秀兰利息，借款利息按照66.1万元的基数起算从2016年9月27日至债务履行完毕止（按照银行同期的贷款利息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滕映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余秀兰、滕映杰系同学关系。滕映杰因资金周转向余秀兰借款，余秀兰分别于2014年5月26日、7月1日通过银行向滕映杰转款人民币400000元、441000元，2014年6月15日通过案外人张某转款人民币300000元，合计1141000元。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2014年10月8日，滕映杰以质押的形式向余秀兰补写《借条》交由余秀兰收执，要求借款200000元，以桂Ｂ×××××宝马520Li小型客车作质押，但双方未办理质押手续。借款期限为1个月，即2014年10月8日至2014年11月8日，但没有约定利息。
滕映杰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转账向余秀兰还款，于2014年5月29日还款13000元、2014年8月8日还款10000元、2014年8月11日还款30000元、2014年8月14日还款20000元、2014年8月23日还款50000元、2014年11月15日还款50000元。滕映杰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转账向余秀兰还款，于2014年10月19日还款10000元、2014年10月31日还款20000元、2014年11月3日还款100000元、2014年11月12日还款50000元、2015年1月31日还款15000元、2015年3月10日还款30000元。滕映杰向余秀兰还款合计398000元。
由于滕映杰未能按期偿还余秀兰借款，经催收未果诉至法院，余秀兰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滕映杰从2014年5月29日至2014年7月1日，先后3次向余秀兰借款人民币1141000元，有余秀兰的转账凭证和委托案外人张某转账凭证，滕映杰的还款转账凭证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滕映杰认为余秀兰、滕映杰之间不是借贷关系是其他经济往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余秀兰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滕映杰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滕映杰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滕映杰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余秀兰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滕映杰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余秀兰、滕映杰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因此，对滕映杰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借款本金问题，滕映杰3次向余秀兰借款本金人民币1141000元，滕映杰偿还余秀兰借款398000元，尚欠余秀兰借款本金743000元，现余秀兰主张661000元，这是余秀兰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滕映杰认为2014年10月8日滕映杰补写《借条》给余秀兰是对双方债权债务的确认，“借条”实为“欠条”的性质。“借条”与“欠条”的法律关系不同，借条一般反映为法律上的借款合同关系，借条则是借款合同的凭证；而欠条则是往往是当事人之间的一个结算，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债权债务关系。产生的原因也不同，借条一般是基于借款事实而产生，但是欠条则可能是多种法律关系产生的后果。如果滕映杰认为，2014年10月8日滕映杰补写《借条》给余秀兰是对双方债权债务的确认，那么滕映杰自2014年10月8日之后偿还余秀兰借款为275000元，与《借条》本身确定的200000元数额不相符。因此，对滕映杰认为“借条”实为“欠条”性质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
关于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规定：“（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余秀兰主张从2016年9月27日起，以661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债务履行完毕止，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余秀兰、滕映杰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余秀兰主张滕映杰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有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滕映杰应归还余秀兰余秀兰借款人民币661000元；二、滕映杰应支付余秀兰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从2016年9月27日起，以661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止）。案件受理费10410元（余秀兰已预交），减半收取5205元，由滕映杰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滕映杰提供如下证据：1、《公证书》及手机微信记录，拟证明本案40万元、44.1万元的借款沈妍已经写了借条给被上诉人；2、转款凭证，拟证明44.1万元的借款转给了沈妍。
被上诉人余秀兰质证认为：1、对真实性有异议，这只是截取手机聊天的一部分，不能反映本案的真实情况，不能以这部分来认定真实性，应当以全部的聊天记录来进行认定。2、对转款凭证没有异议，但这只是上诉人另行转给沈妍的，而且上诉人对外称与沈妍是夫妻。3、手机聊天内容后面有一段也说明了这笔钱是上诉人用。
被上诉人余秀兰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鱼峰法院（2016）桂0203民初1808号民事判决书、裁定书及该案中的证据借条、转账凭证；2、余秀兰与滕映杰微信聊天记录，第一张出自余秀兰的手机，其余出自滕映杰手机；3、沈妍与余秀兰的通话记录、来亩多与滕映杰的通话记录；4、滕映杰发给余秀兰的微信内容；以上证据拟证明余秀兰是单独借款给滕映杰，本案借款是滕映杰个人使用的。
上诉人滕映杰质证称：1、该证据与本案无关。2、艾尔贝斯公司在银行都有贷款，每笔债务中，我都是担保人。3、沈妍打电话给余秀兰是她们的事，与我无关。
被上诉人余秀兰在二审中申请证人来某、张某出庭作证：来某陈述称：2015年时，滕映杰在艾尔贝斯公司担任财务，来某当时是厂长，沈妍以厂里面要贷款为由向余秀兰借款500多万用于厂里面运作。滕映杰也向余秀兰借款100多万元，用于何处来某不清楚，余秀兰曾到厂里面向滕映杰追讨借款，滕映杰让来某将滕映杰名下的宝马车开给余秀兰作为抵押，来某还给过滕映杰5万元归还余秀兰借款的利息。来某名下集美郡房子委托滕映杰将这个房子处理掉，先还余秀兰的借款。
张某陈述称：认可本案中余秀兰委托其于2014年6月15日向滕映杰转款300000元的事实。
上诉人滕映杰质证称：证人来某与沈妍存在利害关系，原为夫妻。其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反而证明上诉人代理沈妍和沈妍的公司管理财务，代沈妍偿还债权债务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仅仅是证人听说的，并未直接证明双方有借贷关系，而且在时间上也不吻合。
本院对证据及证人证言的分析和认定：关于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问题，对方当事人均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问题，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分析。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余秀兰自2014年5月26日起至2014年6月15日转账给滕映杰共计1141000元、滕映杰自2014年5月29日起陆续还款共计398000元，并于2014年10月8日出具200000元《借条》。关于上诉人滕映杰认为2014年10月8日其出具的200000元《借条》的性质为当日双方就资金往来的数额进行结算之后确认了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20万元款项未支付的主张。首先，该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且被上诉人余秀兰不予认可，滕映杰未能对该主张进一步举证，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其次，余秀兰在2014年10月8日之前转给滕映杰的金额达1141000元，而滕映杰在2014年10月8日前仅偿还了123000元，双方的资金往来也不能和该借条的金额对应。第三、关于滕映杰所借款项的去向问题，滕映杰认为自己替案外人沈妍借款，借款应当由沈妍负责偿还的主张。滕映杰虽然提供与余秀兰的一条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沈妍另行向余秀兰出具了借条，余秀兰抗辩称该条聊天内容的目的为迫使滕映杰还款的主张有一定逻辑上的合理性，且本案中除该条聊天记录外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沈妍另向余秀兰出具借条，该证据属孤证，其性质并不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认，其证明力不足，无法单从该证据推论出沈妍向余秀兰出具过借条。另外，综合滕映杰以自己名义出具借条并通过自己账户向余秀兰转账还款的事实，本院认为，滕映杰为案外人沈妍所借款项的主张并不为债权人余秀兰所认可，其将款项转给沈妍的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不影响其与余秀兰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第四，滕映杰于2014年10月8日出具的《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滕映杰在签订该《借条》后偿还给余秀兰的金额达275000元，远大于借条的本金约定，可以推断其借款的本金不仅仅为借条所载金额。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滕映杰应当对所收到的1141000元款项负偿还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滕映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10元，由上诉人滕映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智文
审 判 员 古龙盘
代理审判员 罗贵琼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黄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