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徐少民终字第000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某某，医生。
委托代理人张守华，江苏世纪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某（曾用名杨某），（出生日期实为2007年1月18日），幼儿。
法定代理人王某，农民。
委托代理人张文海，徐州市铜山区利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丁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4）铜民初字第1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守华，被上诉人杨某某的法定代理人王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文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杨某某于2007年1月18日生于铜山县利国中心卫生院，该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记载杨某某××状况××，杨某某母亲与杨某某父亲的外婆为亲姐妹关系。
2007年11月中旬，杨某某因为感冒、腹泻等症状由其母亲王某带至利国镇寄堡社区卫生服务站治疗，后转至丁某某家中治疗。杨某某共计在丁某某家中治疗10余日，后治愈。杨某某母亲询问丁某某所用药物种类时，丁某某女儿丁兰××杨某某出具处方一张内容为：“5%GS200ml、庆大4万、维生素C1.0、维生素B60.1、氯化钠0.5、碳酸氢钠0.5、5%GS100ml、磷霉素2.0”。
2008年春节期间，因发现杨某某对于外界鞭炮声无反应，杨某某母亲发现其听力不好遂带杨某某就诊。2008年3月26日，杨某某至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ABR示双耳重度聋。2008年4月1日，杨某某被送往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门诊诊断为：“双耳听力下降3个月，患儿于3个月前因发热打庆大霉素后双耳家长发现听力下降，无中耳炎史，患儿足月顺产，现不会说话，无麻疹史。查：双耳外耳道正常，鼓膜完整。IMP：药物性耳聋。”2008年5月2日，杨某某至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门诊记录病史：“患儿出生至今不会说话，曾使用庆大霉素、链霉素针”，当日杨某某在该院接受脑诱发电位检查报告，诊断意见为：双耳重度聋，后医院“建议配助听器”。2008年7月29日，杨某某再次到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治，查杨某某精神好，双侧外耳道通畅，鼓膜完整。处理：选配助听器＋语训。
2009年5月8日，杨某某母亲至铜山区卫生局举报丁某某在家中非法行医行为。5月11日，该局至丁某某家中进行现场检查，记录如下：“接群众举报铜山县利国镇寄堡村卫生室工作人员丁某某在家中设置治疗场所，××病人开展诊断、诊疗、输液活动，造成病人药物性耳聋，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情况为：在丁某某家中东边屋内，查有病人宋计伍正在接受输液治疗，屋内摆放有输液沙发一个、操作台一个、台上放有药品，地上污物桶内存有使用的药品及一次性输液器等物品（因丁某某妻子在检查时均收走，具体无法详细记录）。丁某某在家中××病人开展输液活动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丁某某有乡村医师执业证书，在寄堡村卫生室工作。”当日，铜山卫生局对丁某某进行了询问，笔录内容为：“问：你是否在2007年11月份××一名叫杨某某的患××？答：记不清了。问：你平时在家中诊断××、××病人治疗吗？答：我在寄堡卫生服务站工作，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我是从卫生室中带的药，在自己家中输的液。看病都是我，打针我二女儿能打，是她打。问：你女儿是干什么的？答：我有三个女儿，二女儿、大女儿是护士，大女儿在利国医院，二女儿在村卫生室跟我干……问：这张处方是你二女儿开的吗？答：是我二女儿开的，但××谁开的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的也不知道……问：患儿（婴幼儿）杨某某是否在你家中看过病？答：我没有印象××杨某某看病，王某的嫂子的小儿杨志在我家中看过病，我印象特别深，多数是咳嗽、肺炎来看的。问：你在家中看病，有病人登记记录吗？答：没有登记记录”，后丁某某将杨志在家中看过病改正为在卫生室看过病。2009年6月18日，丁某某因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在家中开展诊疗活动被处以罚款叁仟元处罚。
2009年6月20日，杨某某将丁某某诉至铜山区人民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杨某某陈述处方是在就诊最后一日由丁兰出具，当时杨某某母亲询问丁某某××杨某某用药情况，丁某某让丁兰将使用药物××杨某某开具处方。丁某某陈述该处方系杨某某奶奶刘太芹在2008年5月份到丁某某家中，通过欺骗丁兰的方式而获取，庭审过程中丁兰与刘太芹二人当庭对质，但二人各自坚持自己意见。11月3日，杨某某申请对其耳聋成因、伤残等级、××器具及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2009年12月11日，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根据听觉系统所受影响的性质、原因和部位可将耳聋分为三大类：传导性耳聋、感音神经性耳聋、混合性耳聋。传导性耳聋是因外耳、中耳有病变，使声音传导过程发生障碍，而引起耳聋。感音神经性耳聋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经性聋，是指耳膜、听小骨正常，而内耳的位听神经系统等发生障碍。目前药物性耳聋是位听神经系统××最重要的致病原因，能引起耳中毒的药物很多，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氨基糖苷类等耳毒性抗生素……注射用庆大霉素业已造成数以万计的儿童耳聋，临床上亦有儿童常规日剂量一次静滴庆大霉素致耳聋的报道，庆大霉素目前是主要的致聋抗生素”，结合杨某某出生××状况××、无中耳炎病史等，该鉴定部门认定：1、被鉴定人杨某某耳聋成因系应用庆大霉素致药物性耳聋。2、被鉴定人杨某某目前构成四级伤残。3、被鉴定人杨某某目前双耳聋，高频有残余听力等，需配带助听器，若选用国产普及型，需人民币2000-3000元，每5-8年更换一次；若选用进口助听器，需人民币8000-12000元，使用年限5-8年（为患儿语言康复等早期宜选用进口助听器）。杨某某支付鉴定费60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杨某某以丁某某涉嫌非法行医罪为由主动申请撤诉，并要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铜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准许杨某某撤诉并将案件移送至铜山公安局。
2010年7月6日，铜山公安局就丁某某非法行医罪进行立案侦查。2011年3月11日，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丁某某陈述2009年5月的一天早上，杨某某的奶奶和另一个妇女到丁某某家中理论杨某某打针耳聋的事宜，其还陈述之后第三天下午，杨某某的母亲、姨、奶奶、外婆再次到丁某某家中理论此事，双方家人发生争执并报警。丁某某在该次询问中陈述没有××杨某某看过病也未治疗过。2011年10月24日，丁某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09年3、4月的一天早上，杨某某奶奶和另一个妇女到其家中，后来第四天下午，杨某某的母亲、姨、奶奶、外婆等人又到丁某某家中理论此事，双方发生争执。
2011年9月1日，丁兰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陈述2009年5月份的一天，杨某某奶奶到丁某某家中骗取其开具处方一张，之后一个多月，杨某某的奶奶及另外好几个妇女带着小孩在丁某某家中与丁某某父母争吵起来。其还陈述其并无处方权，也无行医资格，其不知道庆大的全称，卫生室也没有这个药物。开具处方时并无他人在场，其与丁某某也无在家中××人看病或者治疗；9月3日，丁兰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补充陈述当时其舅舅李允苏到丁某某家中借电动车，其将杨某某奶奶让其开处方的事情告知了李允苏，其因为“忘了”而没有在9月1日的讯问笔录中提及此事；9月6日，丁兰主动到公安机关提出以前的讯问笔录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其陈述开处方是在2008年5月份，杨某某家属等到丁某某家中闹事是在2009年4、5月份，关于开具处方时间及双方争执时间的间隔丁兰前后陈述差别很大，其在公安机关陈述是因为记混了。公安机关就此事还曾对李允苏、厉敏（寄堡卫生服务站护士）进行询问，案外人李允苏陈述其在到丁某某家中见到丁兰时杨某某奶奶已经离开丁某某家，具体情况系其通过询问丁兰得知。厉敏陈述系在事发几天后丁兰曾经提出有个妇女到丁某某家中让其开张处方的事情，其在公安机关还陈述卫生服务站的药品逐日消耗表及处方单按照规定每十天上交至利国农民医院一次。2012年3月15日，公安机关对利国农民医院蔡成宝主任询问时其陈述寄堡村卫生服务站的药品消耗表及处方单在搬办公楼时丢失。2012年3月14日，公安机关对杨德岭（寄堡村治保主任）进行询问，其陈述丁某某以前在家中××人看病，最近二年时间不在家里看病了，因丁某某××小孩看病在附近很有名气，柳泉镇很多村民找丁某某××孩子看病。
2010年4月29日，案外人李述琼（杨某某父母的婶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07年11月25日，其与杨某某母亲一同到丁某某家中××孩子看病，期间杨某某母亲询问杨某某治疗期间所用药物，丁某某二女儿丁兰××杨某某母亲开具了涉案的处方；2010年7月6日，案外人张萍（杨某某伯母）接受公安机关询问，其陈述2007年11月25日其与杨某某一同前往丁某某家中××杨某某治病，期间经杨某某母亲要求，丁某某让其二女儿丁兰××杨某某出具涉案处方。2011年7月19日，公安机关对案外人杨敬民（绰号瞎明）、王荣夫妇进行询问，二人陈述曾经在2007至2008年期间用自己三轮车拉载杨某某到寄堡村一户居民家中看病，该居民家位置位于104国道西边第一个巷子，回门朝东，南北各有一条通往村里的路；2011年12月20日，案外人杨道允到公安机关陈述杨某某之前通常用其出租车到利国镇寄堡村找丁某某看病，杨道允陈述其家中小孩也曾接受丁某某诊治，丁某某既在卫生室也在家中××病人诊治，丁某某家中就有药品，丁某某家位于104国道西边第一个胡同里。此外杨某某奶奶刘太芹及案外人倪军梅（刘太芹妯娌）到公安机关陈述二人到丁某某家中理论此事时，丁某某均承认曾经××杨某某进行治疗并使用了庆大霉素。
另查明，丁某某在2004年、2009年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2004年初次注册有效期五年，2009年注册有效期五年），丁某某具备乡村医生执业资格，可以在注册的执业地点（取得合法的医疗机构许可证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从事医疗、预防、保健活动，不得在执业地点以外从事医疗活动。
还查明，经核对寄堡卫生服务站2007年1月至11月的药品逐日消耗表，其中1至8月的庆大霉素结余和新进药物数量完全吻合。9月庆大霉素新进200支，加上结余39支，合计239支，当月消耗43支，还剩196支。案外人赵伟鹂（负责进取药及盘点）因计算错误而写成296支。10月消耗64支，结余应为132支，赵伟鹂错误书写为232支。11月份，在上个月结余数额上赵伟鹂既未书写为232支也未书写为132支，而是书写为38支，且有明显涂改痕迹。案外人赵伟鹂陈述出现数字不对可能是由于别的卫生室药品不够而向寄堡卫生室借用，但还的并非借走的药，也有可能是药品的损耗（比如药品打碎），还有可能是药品丢失（比如进药时将药品落在车上），其在寄堡卫生服务站工作期间药品没有被盗情况。
又查明，2010年3月16日，铜山公安局利国派出所出具证明一份，就刑事案件中无法就杨某某的耳聋成因进行鉴定。2012年5月18日，该单位再次出具说明一份，刑事案件如需要对杨某某耳聋成因进行鉴定首先要明确杨某某出生时的身体状况，目前除了出生证明外，杨某某出生的医院并无其他相关资料。案外人丁兰在其陈述的出具处方同一时期未开具其他处方。丁某某刑事案件未提起公诉。
原审法院认为，一、丁某某在其家中对杨某某进行过治疗。首先，根据铜山区卫生局对丁某某所作的处罚经过看，在检查现场时丁某某正在家中对病人进行输液治疗，现场有治疗操作台、台上放有药品，污物桶内有使用过的注射器等，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丁某某却曾在其家中诊治病人。同时在接受铜山卫生局的询问时丁某某认可从卫生服务站拿的药，在自己家中输的液。其次，丁某某所在村治保主任杨德岭亦陈述丁某某曾在家中诊治病人。上述二方面可以认定丁某某有××人的先例和条件。再次根据公安机关对案外人所作的询问笔录，杨敬民、王荣夫妇认可曾经拉载杨某某到寄堡村进行治疗，杨道允陈述曾拉载杨某某到寄堡村找丁某某进行治疗，且三人对救治地点的陈述与丁某某家的地点吻合。可以认定丁某某却曾在家中对杨某某诊治。丁某某虽当庭否认诊治过杨某某，但未提供证据推翻上述人员证言，且在铜山卫生局早期对其询问时其对是否诊治杨某某记不清，但在后期案件审理及刑事侦查过程中其对于该问题却明确否定，丁某某早期记不清，晚期却记忆清晰与常理不符。另外，丁某某在卫生局对其进行询问时明确对于杨某某的伯母（张萍）的小儿在其处进行治疗记忆清晰，庭审中张萍亦到庭陈述其与杨某某共同至丁某某家中治疗过，故认定杨某某曾至丁某某家中治疗。丁某某抗辩杨某某未提供门诊病历等就诊证据，因丁某某自身认可在家中对病人进行诊治并无相关记录，故杨某某并无相关门诊病历及发票完全合乎现实情况，对于丁某某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二、涉案处方系何时出具。关于本案关键证据处方的形成方式原丁某某双方陈述截然不同，双方均负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义务。关于该处方，双方均陈述系案外人丁兰书写，丁兰陈述的书写处方的时间与杨某某陈述的处方形成时间不同，但因丁某某陈述丁兰在同时期并无书写欠条，无法鉴定确定该处方的笔迹形成时间。双方对于该处方的形成时间均由相关证人予以证明，但证人的陈述亦不同，根据双方所举证据的证明力的盖然性确定该处方的形成时间。
根据公安机关的卷宗，案外人张萍、李述琼均陈述二人系与杨某某一同前往丁某某家中诊治并在现场看到丁兰××杨某某出具了涉案的处方。二人虽然与杨某某有亲属关系，但鉴于在场人员身份关系的特殊情况，对该处方形成时间只能根据上述在场人员的证言来确定。上述二人系亲眼看到丁兰在2007年11月25日××杨某某之母出具处方，该二人陈述是直接、原始、言词证据，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涉案事实。从与杨某某的亲属关系看，二人并非杨某某的直系亲属，其与案件处理结果的利害关系较小，且二人的陈述能够互相印证，对此予以采信。
丁某某的女儿丁兰在公安机关对处方形成经过进行了陈述，但丁兰系丁某某的女儿，二人有直接利害关系，且其本人系处方的开具者，其本人对处方形成的陈述类似当事人本人陈述，可信度较小。在处方形成时间上丁兰先陈述为2009年，此后一个多月原丁某某家人发生争执，后其陈述处方形成于2008年。该陈述本就前后矛盾，如果仅仅是年份记错了，关于出具处方时间与双方家人争执期间的间隔时间其也前后陈述不一致。另外其陈述其与丁某某并未在家中××人看过病或治疗，寄堡村卫生室也没有庆大霉素药物，上述种种均与丁某某本人陈述及查明事实不符，可见丁兰在公安机关陈述随意性极大，其陈述不足以采信。案外人李允苏虽在公安机关对丁某某主张进行了证明，但李允苏与丁某某系姐夫郎舅关系，且李允苏自己承认其进入丁某某家中时涉事人员已经离开，关于开处方的情况其是在与丁兰对话当中从丁兰处得知，其本人并未看到杨某某奶奶骗取丁兰开具处方，其从丁兰处获知的内容属于间接、传来证据，证明力较直接、原始证据低。案外人厉敏也到公安机关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证实，但厉敏亦陈述其是在上班期间通过与丁兰对话得知，其本人也未在现场，其所陈述内容亦属于间接、传来证据。
可以看出王萍、李述琼的陈述属于直接证据、原始证据，厉敏、李允苏的陈述属于间接证据、传来证据。在上述人员均与一方当事人存在亲属利害关系情况下，认定王萍、李述琼的证言可信度较大，证明力强于厉敏、李允苏的陈述。涉案的处方认定系丁兰于2007年11月25日××杨某某出具。丁某某主张申请对二人进行测谎鉴定，认为测谎结果受双方生理因素、心里因素影响较大，具有不确定性，且该鉴定并非法定证据的一种，对此不予准许。
三、丁某某××杨某某使用过庆大霉素治疗。根据寄堡村卫生室的2007年药品逐月消耗表，该卫生室1至8月份庆大霉素的新进、结余、使用数量均能对应，9、10月也仅仅系由于盘点员记错账而多计算100支，但2007年11月记载的结余数额（38支）与上月实际结余数额（132支）差别巨大，且消耗表明显有涂改痕迹。赵伟郦陈述的几种药品消耗情况也无法核实，卫生服务站及丁某某均无法说明缺少的庆大霉素的去向，结合丁某某曾经自述从卫生服务站拿药品，认定上述药品系丁某某拿走。根据处方记载的庆大霉素内容，能证明丁某某××杨某某使用过该药品。
四、杨某某耳聋成因如何认定。杨某某对此申请司法鉴定，鉴定部门就该专业性问题进行了认定，杨某某目前损害系由于使用庆大霉素导致的药物性耳聋，对此予以采信。丁某某抗辩杨某某父母存在近亲结婚的情况，但我国婚姻法禁止直系血亲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杨某某父母二人显然不属于上述范围之内。二人虽然有一定亲属关系，但并不必然导致遗传性××，且根据杨某某的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其出生××状况××，该医学证明是对新生儿初生的身体基本状况的记载，另外目前杨某某出生医院已经无其他相关病案材料，认定杨某某出生时身体××，丁某某主张的杨某某有可能因遗传导致耳聋不予采信。关于丁某某主张的患儿出生后患中耳炎也可能导致耳聋，杨某某提交的医院检查报告单及门诊病历等均记载杨某某并无中耳炎病史，对丁某某的该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丁某某庭审中主张的外伤及孕妇怀孕流感也可能导致耳聋，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情况的存在，对此不予采信。关于2008年5月2日门诊病历记载“链霉素”的问题，该内容记载于病史一栏，根据常识，该部分内容均为病患口述、医生记录。杨某某庭审中陈述其自出生后在儿童医院治疗过发热，之后便在丁某某家中打水，杨某某母亲作为非专业医疗人员，其在治疗发烧痊愈后间隔一年三个月左右时间对于发烧所用药物记忆较难。根据就诊时间，杨某某母亲此时已知道杨某某患药物性耳聋症状，其应当对最近一次治疗所用药物记忆清晰，而丁兰出具的处方恰为其口述提供了用药依据。该处方中除了庆大霉素外，还有磷霉素的记载，且磷霉素与链霉素口语中有谐音，较易听错混淆，认定系杨某某母亲口述过程中误记所致，另鉴定意见书也明确了系因为庆大霉素导致的药物性耳聋，故丁某某的上述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认定杨某某系由于在丁某某处使用庆大霉素导致的药物性耳聋。
五、关于杨某某主张的各项费用，因丁某某系××病人，其诊治行为系非法行医行为，但鉴于刑事案件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强于民事案件，公安机关就现有证据未追究丁某某刑事责任，但根据现有证据可使内心确信丁某某因其非法行医行为导致杨某某受损害，其应当对杨某某承担赔偿义务。1、交通费1000元，根据杨某某就诊地点及次数，酌情支持杨某某该费用800元。2、住宿费1000元，杨某某确曾到北京治疗，但杨某某无证据证明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故对于该费用不予支持。3、鉴定费3000元，因该费用系杨某某实际支出，予以支持。4、××赔偿金415478元，参照杨某某的户籍性质支持杨某某209412元（14958元＊20年＊70%）。5、××辅助器具费27000元，根据鉴定意见书，为杨某某康复计，支持杨某某早期选用进口助听器，价值酌情按照10000元支持，更换周期酌定6.5年。因杨某某事发时是幼儿，且目前已经到更换周期，酌情支持杨某某按照该标准向丁某某主张两个更换周期的器具费，其后的××辅助器具费杨某某可待发生后另行诉讼。6、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杨某某构成四级伤残，支持杨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
一审法院遂判决：一、丁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某某交通费800元、鉴定费3000元、××赔偿金209412元、××辅助器具费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合计268212元；二、驳回杨某某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丁某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医患关系。案外人杨敬民、王荣、杨道允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由于他们未作为本案证人出庭，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丁某某和丁兰就本案细节陈述存在一定出入，符合记忆的客观规律。被上诉人母亲王某在法庭陈述处方形成时间是2007年11月16日（即看病第一天），而被上诉人亲属张萍、李述琼作证时陈述，处方形成时间是2007年11月25日，与王某陈述矛盾。被上诉人就基本事实不同意测谎。行政机关查处仅能说明上诉人在家××患××，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医患关系。2、多种因素可致上诉人耳聋，可能是先天因素，被上诉人未提供出生时听力筛查报告。可能是链霉素所致，被上诉人的门诊病历记载有××史。鉴定报告不应被采信，因送检时未提供全部病历。3、××赔偿金计算标准不当。本案诉讼周期长，期间赔偿标准的提高不应有上诉人承担。4、一审判决精神抚慰金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杨某某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医患关系，证据充分。被上诉人的耳聋是使用庆大霉素造成，且有司法鉴定意见证明。该司法鉴定意见合法有效，一审时上诉人对该鉴定意见未提出异议。一审判决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即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后，一方的证据更有证据优势，即可认定该证据所体现的法律事实。本案中，虽然丁某某经过刑事侦查后并未被认定为刑事犯罪，但不当然不承担民事责任。
首先，2009年5月，行政机关检查时询问丁某某，丁某某陈述从卫生所拿药，在家里看病，也在家中输液，看病未进行登记记录。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和高风险性，医疗行为应当规范，以维护患者的利益。丁某某在家中为患××，且未登记，如发生医患纠纷，则增加病人举证的困难。
其次，杨某某的出生证明可以证明杨某某出生时××状况××。2008年4月1日，杨某某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门诊病历记载，患者家属陈述，双耳听力下降3个月，患儿于3个月前因发热打庆大霉素后家长发现听力下降，无中耳炎史，患儿足月顺产，现不会说话，无麻疹史。从常理讲，患者父母，在发现孩子患有××，为了解病情、尽快诊断、及时治疗，更倾向客观的就孩子的病史向医生陈述，故该陈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该陈述与王某向行政机关的陈述一致。其在行政机关陈述“2008年春节，别人放炮，我女儿没有反应，才发现听力不好”，还陈述，在丁某某家治疗后发现小孩听力不好后，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过病和用过药。至于其后向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时陈述“曾使用庆大霉素、链霉素针”，因链霉素和磷霉素具有专业区分，从读音上有相近之处，王某父母非专业人员，存在误读、医生误记均具有一定的可能性，王某的解释有合理之处。
再次，杨某某方向法院提供了由丁某某二女儿丁兰开具的处方，丁某某认可丁兰是乡村医生，在家行医时帮助打针，丁兰向杨某某开具的处方明确记载“5%GS200ml、庆大4万、维生素C1.0、维生素B60.1、氯化钠0.5、碳酸氢钠0.5、5%GS100ml、磷霉素2.0”。从处方看，系输液处方，则对其他医院或者诊所的医生很难具有操作性。即使上诉人对处方开具时间的陈述存在较短时间的误差，但丁某某和丁兰作为专业医护人员，更应该对处方作出合理解释，其解释系被欺骗所写，无证据证明，亦不能证明杨某某并非在其家治疗过。且杨某某主张的治病期间，丁某某所在卫生所庆大霉素减少，丁某某及卫生所不能说明该药去向。2009年12月11日，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认定被鉴定人杨某某耳聋成因系应用庆大霉素致药物性耳聋。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程序违法，且未申请重新鉴定，则该鉴定意见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另外，公安机关在对丁某某涉嫌刑事案件侦查时，对案外人进行了询问，一审法院对包括证人询问的刑事卷宗材料已进行质证，程序合法。杨敬民、王荣夫妇陈述曾经拉载杨某某到寄堡村进行治疗，杨道允陈述曾拉载杨某某到寄堡村找丁某某进行治疗，且三人对救治地点的陈述与丁某某家的地点吻合。该陈述相互印证，具有一定的证明力。
综合杨某某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形成证据链条，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能够证明丁某某和杨某某形成医患关系，且丁某某的医疗行为造成杨某某的损害后果。基于案件的疑难、复杂，经过公安机关处理，又经过本案民事处理，一审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确定××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并无不当。杨某某尚年幼，但因药物致聋，造成四级伤残，自然××其带来精神痛苦，一审判决丁某某支付35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丁某某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1元，由上诉人丁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 红
审 判 员 石镜霞
代理审判员 杜秀兰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