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鄂01行终6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丹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66号。法定代表人邬利平，局长。委托代理人魏乐，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余毅，系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工作人员。上诉人李丹英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岸公安分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行初5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4年5月29日原告李丹英拨打电话报案称在武汉市江岸区园丰村××号家门口被人打伤（手机被抢走，家中电线被人剪断），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花桥街竹叶山派出所于当日立案受理，并展开调查，对涉事当事人及在场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后因案情较复杂，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无法作出处理决定，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于2014年6月25日批准延长该案办案期限三十日。2015年5月22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收到原告李丹英要求获取“申请公开受案回执岸公（竹）受案字[2014]180号处理结果的记录信息”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于2015年6月12日向原告李丹英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告知其“该案仍在调查，暂无处理结果”，原告李丹英于2015年8月19日签收该答复。后因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一直未对原告李丹英的报案进行处理，原告李丹英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于2014年5月29日受理原告李丹英的报案后至今未作出处理决定，也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案符合法定中止或因客观原因不能办结的情形，同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办理期限到期之后依法继续履行调查处理的职责，故该案至今未予作出处理决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要求。且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以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方式向其说明案件的处理情况并非主动向报案人说明情况，而是一种被动的告知，且并未在法定办理期限内向报案人告知的做法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故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了（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责令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李丹英于2014年5月29日的报案（受案号：岸公（竹）受案字[2014]180号）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后因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原告李丹英于2016年7月22日向原审申请执行，原审法院于2016年7月26日依法立案受理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花桥街竹叶山派出所于2016年9月22日向原告李丹英作出《告知书》，告知其“你于2014年5月29日到我局报称的在园丰村××号家门口被打伤（手机被抢走、家中电线被剪断）一案，我局针对你的报案及时开展了调查，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暂无法作出处理决定，你以我局行为不作为为由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法院审理，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了（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责令我局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我局经调查，目前根据现有的证据仍不能确定违法嫌疑人，暂无法作出处理决定，我局将继续对该案调查取证，及时查清违法嫌疑人，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将该《告知书》邮寄送达给原告李丹英，因不服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告知书》，原告李丹英诉至原审法院。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告知书》是执行原审（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所确定义务的过程性行政行为还是已经履行完毕原审（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所确定义务的新行政行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规定》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结案：（一）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二）适用调解程序的案件达成协议并已履行的；（三）作出行政处罚等处理决定，且已执行的；（四）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转为刑事案件办理的；（五）作出处理决定后，因执行对象灭失、死亡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执行或者无需执行的。”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没有违法事实的；（二）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的；（三）违法嫌疑人死亡的；（四）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一）确有依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决定；（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三）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发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在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同时，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上述法律均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于行政案件最终的处理决定应有的方式和方法，但在本案中，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于2016年9月22日向原告李丹英作出的《告知书》中仅说明了“经调查，目前根据现有的证据仍不能确定违法嫌疑人，暂无法作出处理决定，我局将继续对该案调查取证，及时查清违法嫌疑人，依法作出处理。”该《告知书》的形式并非行政案件最终处理决定，仅仅是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在处理行政案件中对报案人的一种告知行为，属于行政执法中实施的过程性行为，是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在执行原审法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所确定义务中的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该告知行为未对原告李丹英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原告李丹英就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告知书》提起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原审裁定：驳回原告李丹英的起诉。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李丹英不服原审法院上述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诉被上诉人行政诉讼案在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经张薇法官询问调查后，该院作出（2017）鄂0102行初54号《行政裁定书》。上诉人认为该《裁定书》错误百出。具体如下：一、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作出的（2017）鄂0102行初54号《行政裁定书》归纳的争议焦点不全面，且存在逻辑及基本事实不清，属违法裁判；二、原裁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审法院在被告超期未提交证据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为被告收集法律依据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故其作出的《裁定书》应依法撤销。且原审《裁定书》适用的法律依据与本案情况不符，不适用于本案。此外，本案被上诉人未依法执行法院生效判决，未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未按照法院判决依法履职作出《告知书》，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作出的《告知书》提起行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行初54号《行政裁定书》；2、撤销2016年9月22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花桥街竹叶山派出所作出的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告知书；3、同步录音、录像、同步查看笔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4、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虽然原审作出的已生效（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责令江岸公安分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李丹英于2014年5月29日的报案（受案号：岸公（竹）受案字[2014]180号）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被上诉人江岸公安分局为履行上述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内容，基于其所调查的证据还不能确定违法嫌疑人的客观情况下，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处理决定，而将继续对该案调查取证，及时查清违法嫌疑人，依法作出处理。同时将暂无法作出处理决定的情况以《告知书》的方式向被害人即上诉人李丹英说明，该行为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侵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性规定，属于行政执法中实施的过程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且该告知行为未对上诉人李丹英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上诉人李丹英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李丹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刘 忠审 判 员  肖 丹审 判 员  朱金梅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花小敏书 记 员  彭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