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民终11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潘德君，男，195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疆港自贸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某，女，198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九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猛，天津晟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某1，男，201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九台市。
法定代理人：李某，系陈某1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猛，天津晟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彦库，男，1958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九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猛，天津晟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芹,女，195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九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猛，天津晟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郭岩，男，1985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
上诉人潘德君因与被上诉人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郭岩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津72民初55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德君、被上诉人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猛及李某、陈彦库、高芹本人、被上诉人郭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德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无任何事实依据。死者陈某2、案外人孙忠海系潘德君的雇员，从事开船捕鱼的工作。捕鱼具有季节性，四月份不是夜间出海季节，捕鱼只能是白天作业。事发当天即2016年4月6日下午5时，陈某2、孙忠海已经下班但未去吃饭，而是私自驾驶快艇出行。捕鱼的工具不可能是快艇，潘德君对陈某2、孙忠海的行为并不知情。陈某2、孙忠海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未经潘德君同意，也不是为了雇主潘德君利益。（二）一审判决无任何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适用法律错误，陈某2并非因为劳务受到损害，不是职务行为，是由于个人行为造成的损害，和潘德君无任何关系。
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潘德君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有充分证据证实，陈某2是在出海工作时溺水死亡，依照法律规定，潘德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陈某2生前与潘德君吃住在一起，2016年4月6日下午出海未归，直到第二天上午9时许潘德君才报案，延误了救助时机，潘德君存在过错。
郭岩辩称：（一）陈某2的死亡与郭岩在法律上不存在因果关系，郭岩并非陈某2雇主，不应承担其死亡产生的所有责任。陈某2与郭岩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二人也互不认识。陈某2在未征得郭岩同意的情形下，私自开快艇出海，因自己原因导致落水死亡，郭岩不承担任何责任。（二）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所陈述的事实不属实，郭岩与潘德君并非合伙关系。潘德君从事捕捞业，郭岩只是在市场摊位做生意，二人并非合伙关系。陈某2也并非出海作业，陈某2工作内容是捕鱼，若出海应是坐渔船出海捕鱼，而非乘坐郭岩快艇出海。（三）陈某2的死亡完全是因私自开出郭岩快艇出海导致，未经郭岩同意，事后也无人告知郭岩，是郭岩发现自己快艇不见了报警后才得知系陈某2私自开出。
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潘德君、郭岩向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赔偿损失712498元；2.潘德君、郭岩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潘德君雇佣陈某2等工人在临港工业区三港池附近从事出海捕鱼作业，陈某2每月工资3500元，其妻李某负责伙食。郭岩经潘德君介绍花费3万余元由李春华处购买快艇，该快艇玻璃钢结构，长约5米，宽1.3米。2016年4月3日陈某2受潘德君指派将快艇由天津东疆港驾驶回临港经济区，拴在潘德君渔船处，郭岩将快艇钥匙放在潘德君员工宿舍内。2016年4月7日上午9时49分，潘德君向临港经济区边防派出所报警称其两名工人陈某2、孙忠海在6日下午5时许驾驶快艇出海工作后失联，发生地点为××滨海新区××海洋环境监测站波段雷达站附近海域，请民警速去现场妥善处理。随后该边防派出所发出协查通报，内容记载陈某2身高一米七，失联前穿黄色橡胶水衩、黑色橡胶鞋。后在天津港南疆××区××路神华码头东侧1公里防波堤外海面上发现陈某2尸体。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符合溺死。
李某系陈某2之妻，陈某1系陈某2之子，陈彦库、高芹系陈某2父母，二人另育有一女陈井勤。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均为吉林省农业户口。
根据天津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天津市2015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59328元/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482元/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4739元/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潘德君、郭岩是否对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诉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潘德君、郭岩主张的损失数额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本案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主张潘德君、郭岩为陈某2雇主，对陈某2的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雇主责任是指雇主所承担的对雇员的责任，即在雇佣关系中，雇主接受雇员提供的体力和智力服务,除向其支付报酬外，雇主还对雇员负有管理、人身安全保障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一、潘德君、郭岩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1.潘德君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
理由如下：1.潘德君雇佣陈某2出海捕鱼作业，陈某2领取报酬。双方为雇佣关系。潘德君为雇主，陈某2为雇员。2.依据边防派出所的接警记录显示，潘德君报警时称陈某2出海工作失联，但其在随后的调查供述中称不知陈某2出海原因，其供述存在前后矛盾，明显其第一次的报警陈述更具可信性。陈某2出海时穿黄色橡胶水衩、黑色橡胶鞋，为出海作业着装。潘德君报警时的发生地临港海洋环境监测站波段雷达站附近海域也为平时捕鱼作业区。综合以上判断，可以确认事故发生于陈某2工作期间。3.《110接处警工作规则》规定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求助的范围包括发生溺水。潘德君知悉陈某2在2016年4月6日下午5时许出海，直至4月7日上午9时许报警。潘德君与陈某2平时食宿均在一处，潘德君作为雇主，在雇员长期未归后，隔日报警，延误了救助的有效时间。综上，潘德君作为陈某2雇主对雇员负有管理、人身安全保障义务，对本次事故应承担赔偿责任。
2.郭岩不承担赔偿责任。
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主张郭岩与潘德君合伙经营快艇，郭岩为雇主。郭岩及潘德君均对合伙事实予以否定，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二人合伙关系存在，因此对于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关于郭岩与潘德君合伙经营，同为陈某2雇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郭岩虽为快艇船主，但未有证据证明郭岩对事故的发生存有过错，快艇的停靠也与损害结果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郭岩对本次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
3.陈某2对事故的发生自身具有过错。
陈某2未取得出海渔民证书及快艇驾驶资质，本不应驾驶快艇出海捕鱼作业。且其驾驶快艇为内河船舶，快艇上也未配置安全救生设施。陈某2明知驾驶快艇出海具有较大风险，仍把自身置于危险境地，放任风险的存在，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其自身具有过错。
综上，潘德君作为雇主对此次事故发生应承担赔偿责任，郭岩不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由此，在陈某2存在自身过错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潘德君应承担70%的责任，陈某2自行承担30%的责任，郭岩不承担责任。
二、损失的数额
一审法院认为，损失计算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计算方法，按照天津市2016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天津市统计局2015年统计数据）对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的请求逐项计算。
1.死亡赔偿金。受害人陈某2死亡时34周岁，农业户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天津市2015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482元/年，故死亡赔偿金为369640元（18482元/年*20），按照前文确定的潘德君承担70%的责任比例，应赔偿258748元。
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主张被扶养人为高芹、陈某1，二人出生日期分别为1959年11月18日、2011年3月12日，且二人均为农业户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事发时间为2016年4月，高芹的生活费年限为20年、陈某1年限为12年11个月。因高芹除死者陈某2外另有一女，陈某2应承担高芹1/2的生活费。陈某1的扶养人尚有李某，故陈某2应承担陈某11/2的生活费。依据上述计算方法，按照2015年天津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4739元/年计算，高芹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47390元（14739*20年/2），陈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5189元（14739*155月/12/2），故高芹、陈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42579元。按照前文确定的潘德君承担70%的责任比例，应赔偿169805元。
2.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误工、住宿、交通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天津市职工年平均工资59328元/年，故本案丧葬费为29664元（59328元/2）。按照前文确定的潘德君承担70%的责任比例，应赔偿20764元。
关于误工、住宿、交通费、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问题，因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未提交单据证明实际发生数额，无法证明误工及交通情况。考虑陈彦库、高芹均居住吉林省，路途较远，及综合各方过错比例，一审法院酌定住宿、交通费数额为3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为10000元。
故潘德君应赔偿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上述死亡赔偿金25874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69805元、丧葬费20764元、住宿、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共计462317元。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潘德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死亡赔偿金（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住宿交通费共计462317元；二、驳回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其他诉讼请求。如潘德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诉讼费10924元，由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承担3836元，潘德君承担7088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本案因陈某2死亡，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一审提交证据《户口簿》可证明李某系陈某2之妻，陈某1系陈某2之子，陈彦库、高芹系陈某2之父母，均系陈某2近亲属，有权提起赔偿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潘德君是否应对陈某2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及相应数额。
一、潘德君是否应对陈某2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在本案一审庭审中，针对审判员“陈某2与你是什么关系”的询问，潘德君陈述为“我雇佣陈某2下海打渔”，在上诉状中亦称：“死者陈某2、案外人孙忠海系上诉人的雇员”，因此，潘德君在本案中对自己与陈某2的雇佣关系及各自对应身份予以自认，本院依法认定潘德君与陈某2双方之间形成了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由陈某2接受潘德君的指挥与安排，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要内容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即雇佣关系。其中，潘德君系雇主，陈某2系雇员。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潘德君作为雇主，是否应当对雇员陈某2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应审查陈某2的死亡是否发生于“从事雇佣活动中”。
按照本案证据，一方面，《协查通报》记载陈某2身穿黄色橡胶水衩，黑色橡胶鞋。潘德君在二审庭审中自认该身着装系自己为陈某2添置。橡胶水衩、橡胶鞋亦均系出海作业着装。另一方面，按照《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记载，潘德君在2016年4月7日9时49分向临港经济区边防派出所报案，报警时称：昨天下午4点其员工陈某2等人开快艇去海上工作后失联，快艇至今未归。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潘德君改称陈某2等人于2016年4月6日16时许，在临港经济区××号港池驾驶快艇游玩。其陈述前后矛盾，应认定其报警时的陈述更能反映事件真实情况。因此，应认定陈某2死亡结果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所致。潘德君作为陈某2的雇主，依法应当对陈某2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因陈某2不具备出海渔民证书及快艇驾驶资质，明知驾驶快艇出海具有较大风险，仍驾驶快艇出海，其自身亦具有过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减轻潘德君的责任。一审判决酌定陈某2自行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郭岩是否应承担本案侵权责任，快艇虽系郭岩经潘德君介绍向案外人购买，但按照本案现有证据，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关于郭岩与潘德君存在合伙关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案证据亦难以证明郭岩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一审判决关于郭岩对本案不承担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二、潘德君承担赔偿责任的相应数额
潘德君承担赔偿责任的相应数额，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项目及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关于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陈某2属农业户口，死亡时未满六十周岁，本案法院所在地位于天津，一审立案时间为2016年，故一审判决按天津上一年度（即受诉前一年2015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82元/年计算二十年，并按潘德君70%责任比例，计算死亡赔偿金为258748元，并无不当。
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主张被扶养人为高芹、陈某1，上述二人均为农业户口，事发时间为2016年4月，故高芹、陈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分别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二十年、十二年又十一个月。按照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上河湾镇南甸子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陈彦库、高芹共生育陈某2与案外人陈井勤（陈某2之姐）两个子女，即高芹的扶养人除陈某2外，还有陈井勤。而陈某2、李某系陈某1父母，即陈某1的扶养人除陈某2外，还有李某，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之规定，陈某2应当分别负担高芹、陈某1各1/2的生活费。故一审判决按天津上一年度（即受诉前一年2015年）天津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4739元/年对高芹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二十年、对陈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十二年又十一月并分别乘以1/2，并按潘德君70%责任比例，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69805元，并无不当。
关于丧葬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一审判决按天津上一年度（即受诉前一年2015年）职工年平均工资59328元/年乘以1/2，并按潘德君70%责任比例计算丧葬费为20764元，并无不当。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及住宿、交通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一审判决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为10000元，应予维持。关于住宿、交通费，因李某、陈某1、陈彦库、高芹未提交单据证明实际发生数额，考虑陈彦库、高芹均居住吉林省，路途较远，一审判决酌定住宿、交通费为3000元，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确定潘德君承担赔偿责任的相应数额为462317元，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潘德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35元，应由潘德君负担。鉴于潘德君向本院提出减免诉讼费用的申请，经审查，该申请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相关规定，本院决定对潘德君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予以免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彤
代理审判员 李善川
代理审判员 张 昕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孙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