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1民终14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东山，男，194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耀、徐淑华，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嵩生，男，194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上海市嘉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毅雄，上海市。
原审第三人：李陈勤,男,195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丽水市莲都区。公民身号码：33252119501118001X。
上诉人聂东山因与上诉人聂嵩生共有权确认、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1民初4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聂东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聂嵩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聂岳昌去世前立下的遗嘱是打印件，不是聂岳昌亲自打印的，故该遗嘱不是自书遗嘱，应归类为代书遗嘱。二、聂岳昌的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生效要件，应属无效。遗嘱为要式法律行为，1985年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意见第35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遗嘱作为要式法律行为，必须遵守继承法所规定的形式，如在继承法实施后所立遗嘱在形式上欠缺的，则应认定为无效。而案涉遗嘱一是没有代书人，证人叶某的证言仅反映了聂岳昌曾经要求其代书，但叶某并未代书该遗嘱，也未见证整个遗嘱的订立过程，不能反映订立遗嘱时聂岳昌的真实状态，也不能证明遗嘱是聂岳昌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见证程序不合法。范某仅在遗嘱上签字，并未见证立遗嘱的整个过程，未见证聂岳昌签字，也未见过另一位见证人。遗嘱上另一签章人许某，并没有在遗嘱上签字，上诉人聂东山提供的对许某的录音证明其对立遗嘱之事并不知晓，更没有见证。三是遗嘱没有注明具体时间，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三、遗嘱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由此亦可推断不是聂岳昌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中提到聂岳昌因长期生病，有许多药物和其他一些费用开支须自理，本人现有工资收入早已不够支出，该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聂岳昌是离休干部，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92年政府对于客观原因不能返还的房产给予聂岳昌15570元的补偿，在当时属于大额款项，不存在由聂嵩生承担聂岳昌治病、养老、送终的重担。遗嘱中提到聂岳昌在生病期间一直依靠聂嵩生一家照料与事实不符。聂东山一审提供的证人笔录、家庭合影、户口本等，均可以证明聂东山与父母关系融洽，在生活上一直都有照顾。综上，案涉遗嘱系无效遗嘱，案涉房产系家庭共有财产，根据法律规定，在原审第三人李陈勤放弃继承后，上诉人聂东山依法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故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聂嵩生辩称：被继承人聂岳昌的打印遗嘱在法律上应属有效。1、被继承人聂岳昌的打印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无效遗嘱的情形，本案中的打印遗嘱并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2、立遗嘱人聂岳昌早在1986年11月起草的民事诉状就是打印件，在1997年给公安局局长的信件也是打印件，可见聂岳昌有使用打印件的习惯，特别将打印件使用于非常重要的场合。3、许某在遗嘱上的见证应属有效。经许某盖私章见证的打印遗嘱属证据规则中书证的范畴。一审法院在2015年6月8日对许某的询问笔录中，许某对打印遗嘱的见证经过进行了阐述，完全可以证明打印遗嘱的真实性与有效性。该询间笔录属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属书证，符合证据的三性，应当被法院所采纳。许某的地位应该属于遗嘱见证人，而非证人。《继承法》与《民事诉讼法》等相关实体法与程序法均没有规定遗嘱见证人要作为证人参加庭审并接受双方质询后，其见证才有效。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能用存疑的录音来否定一审法院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效力远高于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综上，被继承人的打印遗嘱系被继承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打印遗嘱由叶某代拟又经见证人范某、许某见证，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打印遗嘱应属有效遗嘱。
上诉人聂嵩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坐落在丽水市莲都区的案涉房屋（产权证号为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号）归聂嵩生所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聂东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为聂岳昌、范希凤夫妻及子女聂东山、聂嵩生、聂丽华五人共有，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本案所有的证据材料，均显示案涉房屋原始权属为上诉人的祖母楼春所有，由政府返还给聂岳昌，系聂岳昌夫妻共有，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径行判决，错误认定案涉房屋属于聂岳昌、范希凤夫妻及子女聂东山、聂嵩生、聂丽华五人家庭共有，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适用土改政策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
聂东山辩称：八十年代政府为聂岳昌的落实政策问题专门成立调查组，虽然有部分材料提到案涉房屋原属于楼春，但也有部分材料直接提到或从字面理解案涉房屋原属聂岳昌并归还聂岳昌，材料相互矛盾，调查组对案涉房屋原始权属问题始终未予查清。政府落实父亲聂岳昌政策贯穿两条主线，一条是解决聂岳昌的成份问题和没收财产的返还问题，而不是主要解决祖母楼春部分被没收的房屋返还问题。政府调查组经过调查确认当时仅有案涉房屋可供返还，其余房屋已经无法返还，在案涉房屋本身原始权属不清、聂岳昌被错误剥夺参加土改资格无房居住、祖母楼春已参加土改另外分得房屋的情况下，政府将案涉房屋落实给聂岳昌。即使案涉房屋在土改前属于祖母楼春，根据土改政策，土改时房产、土地重新分配，案涉房屋系落实政策归还了给聂岳昌。第二条主线是解决聂岳昌一家人的房屋而不是解决聂岳昌一个人或者聂岳昌夫妻两人的房屋问题。所有材料均一致查实：土改时聂岳昌一家5口，因父亲聂岳昌被错误定性，全家房产、田地被没收，没有参加土改分得任何房屋土地。当时没收的是聂岳昌户的房屋，而不是聂岳昌一个人的房屋。政府落实政策字面上是归还房屋，实质上是恢复一家5口人参加土改分配房产土地的权利，故聂岳昌只是以户主名义申诉并办理房产登记，房屋所有权属一家5口共同共有。综上，上诉人认为案涉房屋系政府落实政策归还祖母楼春并由楼春让渡权利至聂岳昌，完全错误。
原审第三人李东勤对两上诉人的上诉均未作陈述。
上诉人聂东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原告对坐落于莲都区房屋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聂东山与被告聂嵩生系同胞兄弟，其父亲为聂岳昌（曾用名为聂如铭），母亲为范希凤。原、被告有一位胞妹聂丽华，于1950年8月12日出生，1979年与第三人李陈勤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1980年，聂丽华因车祸去世。范希凤于1997年去世，生前未立下遗嘱。聂岳昌于1999年去世。
1950土改时，聂岳昌全家五口人被划为中农，1951年土改复查时，聂岳昌被划为地主，聂岳昌家的房产及动产被没收。1986年，聂岳昌获得平反，政府确定将土改时被错误没收的房产予以归还，后实际归还座落在中央的店面楼屋三间即案涉房屋。1996年，聂岳昌对案涉房屋申请初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亲属栏中载明了妻子范希凤。经申请，聂岳昌取得了丽房字第××号的房产证（现房产证号为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号）。2004年后，该房屋根据规划被纳入政府征收范围，现已不能分户。
聂岳昌自1997年3月起至1999年5月4日去世前，基本因病住院治疗。期间，经聂岳昌要求，叶某为其代拟了遗嘱内容，并经过打字形成打印件形式的“遗嘱”，内容为“我患病期间一直依靠次子聂嵩生一家照料，今后我的治病、养老、送终的重担仍然落在嵩生的肩上……决定：将自有坐落在丽水市城关镇的染间贰层泥木结构计贰佰捌拾叁点捌平方米的房屋（房产证为丽房字第××号），由次子聂嵩生继承”。“遗嘱”上立遗嘱人栏为聂岳昌签名，“遗嘱”落款时间为1998年7月，“遗嘱”上还有范某签名，并有“许某”印章。现原告以该房产系家庭共有财产为由，诉至本院请求确权、继承，判令原告享有案涉房产二分之一产权份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房屋属于聂岳昌夫妻共有还是家庭共有；二、打印遗嘱的效力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案涉房屋在土改时即系岳昌户所有（根据土改时颁布的中央内务部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房产、土地登记以户为单位），故归还后亦应认定属于聂岳昌家庭共有，被告主张案涉房屋在土改前即属聂母楼春所有，在土改复查时被当作聂岳昌的房屋错误没收，聂岳昌平反后，因楼春已去世，聂岳昌自己被没收的房屋无法返还，聂正平在农村已有房屋，故政府按照惯例和农村习俗将房屋归还给聂岳昌，依照产权登记，房屋应属聂岳昌夫妻共有。现原、被告均未提交能证明案涉房屋原权属的产权凭证，原、被告提供的上述政策文件虽对案涉房屋原权属有所表述，但几份文件的表述存在矛盾，故亦无法直接凭上述文件对案涉房屋的权属进行认定。但案涉房屋确系在土改时被错误没收在聂岳昌平反后归还，故在政府归还时，应当对案涉房屋的原权属进行了查证，在此情况下，案涉房屋归还给聂岳昌并由聂岳昌进行产权登记，应当认定系经过查证案涉房屋原系聂岳昌户所有，房屋被没收时，聂家户内成员为聂岳昌、范希凤、聂东山、聂嵩生、聂丽华，故案涉房屋系五人共同共有。1996年，聂岳昌申请对案涉房产进行初始登记时，无上述其他共有人放弃或让渡权利的材料也无其他物权变动凭据，但其共有权利未作登记，显然与真实权属不符，应对其共有权予以认定。被告主张当地政府系基于惯例及农村习俗将房屋归还给聂岳昌，但从本案的证据中均无法体现，且即使依照被告该主张，因聂岳昌的房屋无法返还、聂岳昌无其他房产而将案涉房屋归还至聂岳昌，这实质上是对聂岳昌被错误没收房产后无法返还而给予的补偿，因原被没收的房产为聂岳昌户所有，故补偿也应及于聂岳昌户，故即使依照被告该主张，案涉房屋亦应属于聂岳昌、范希凤、聂东山、聂嵩生、聂丽华五人共同共有。关于争议焦点二，原、被告对遗嘱形式的争议，该院认为遗嘱系被继承人在生前根据其自由意思，对其死后遗产作出的单方处分行为，继承法对遗嘱形式要件所做的严格规定，主要是为了防范被继承人作出的遗嘱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是被继承人未经慎重考虑而仓促作出决定。但是，继承法并未规定遗嘱不符合形式要求的一律无效。并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打印件的使用日益普及，与1985年继承法出台时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继承法就遗嘱形式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被继承人自主、慎重的作出遗产处分的意思，故对遗嘱的解释应当着重探究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至于案涉遗嘱是否系聂岳昌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现有证据即遗嘱本身、叶某、范某的证言已能够形成证据链，首先是叶某的证言，体现了聂岳昌多次要求叶某代写遗嘱，并且遗嘱内容系叶某拟写内容后以打印件形式出现，即由拟本打印成正本，表明聂岳昌订立遗嘱存在一个过程，有充分考虑余地。其次，聂岳昌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其在打印件遗嘱正本上亲笔签名，表明了其对遗嘱内容的再度确认。再次，范某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是出于聂岳昌本人的要求，也能体现聂岳昌对遗嘱的认可。结合以上分析，该院认为案涉遗嘱内容系立遗嘱人经过慎重考虑后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该院认为案涉房产系聂岳昌、范希凤、聂东山、聂嵩生、聂丽华五人家庭共有财产。因无证据证明聂丽华去世时有对其财产作出处分，故其共有份额可按均等原则分割后作为其遗产由聂岳昌、范希凤、李陈勤进行法定继承，因李陈勤放弃继承，其份额由聂岳昌、范希凤继承，此时聂岳昌、范希凤、聂东山、聂嵩生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产权份额分别为十分之三、十分之三、十分之二、十分之二。范希凤去世时未对其财产作出处分，其共有份额可按均等原则分割后作为其遗产由聂岳昌、聂东山、聂嵩生进行法定继承，经继承，聂岳昌、聂东山、聂嵩生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份额分别为十分之四、十分之三、十分之三。聂岳昌去世前立下遗嘱，综合案情该院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遗产应尊重其意愿由聂嵩生继承，但聂岳昌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产权份额为十分之四，其遗嘱中擅自处分了其他人的财产份额，故遗嘱中涉及他人财产份额的部分无效。现原、被告对案涉房屋权属份额、继承问题发生纠纷，原告要求确认其在案涉房屋的权属份额，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原、被告具体的财产权属份额可根据以上评析确认为聂东山享有案涉房屋十分之三份额，聂嵩生继承聂岳昌财产份额后享有案涉房屋十分之七份额。另被告在庭审中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因本案系原告针对不动产物权提出主张，并不适用诉讼时效抗辩，故对被告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第三十三条、第一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原告聂东山对坐落在丽水市莲都区房屋（现产权证号为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号）享有十分之三的产权份额；二、驳回原告聂东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聂东山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与一审的争议焦点相同，即为：一、案涉房屋属于聂岳昌夫妻共有还是家庭共有；二、案涉打印遗嘱是否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只能认定案涉房屋部分原始权利属聂岳昌的母亲楼春，还有部分无法确定，但不管案涉房屋的原始权利人是否能确定为聂岳昌的母亲楼春，均不能改变政府为了平反聂岳昌政策而将案涉房屋落实给聂岳昌这一事实。土改时，楼春与其未成年的小儿子聂正平一户，参加了土改政策，分得了土地房屋。而聂岳昌系成年后另立一户，由于政策问题，土改时被错误没收了全部房屋。1986年，聂岳昌获得平反，政府在落实政策时将案涉房屋归还聂岳昌，虽然归还的案涉房屋有部分原始产权属楼春，但由于楼春在土改时已分得了土地和房屋，即使原始房屋属于楼春，也不可能再分配给楼春，政府将案涉房屋返还给聂岳昌，只能视为落实聂岳昌的平反政策，对土改时错误没收聂岳昌一户的房屋行为的纠正和弥补，是解决聂岳昌一户所有家庭成员的住房问题，而不是返还聂岳昌母亲楼春所有的房屋。假如按照上诉人聂嵩生的抗辩，返还的案涉房屋的原始权利人是聂岳昌母亲楼春的话，那么返还对象也应该是楼春，而不是聂嵩生。故一审适用土改政策，认定案涉房屋是政府落实、解决聂岳昌一户的房产，案涉房屋属于聂岳昌、范希凤、聂东山、聂嵩生、聂丽华五人共同共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遗嘱虽为打印遗嘱，在形式要件上有所欠缺，但认定遗嘱是否有效应着重审查该份遗嘱是否是遗嘱订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是叶某的证言，证明聂岳昌多次要求其代写遗嘱，1998年7月去医院看望聂岳昌时按照他的口述代笔手写了遗嘱，后手写遗嘱经打印件形式出现。其次，订立人聂岳昌作为一名公安离休干部，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其在打印件遗嘱上亲笔签名，应视为对打印遗嘱的确认。再次，见证人范某也在遗嘱上签名，并证明其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是出于聂岳昌本人的要求，当时聂岳昌本人意识清楚。另一见证人许某虽然前后证言不一，但录音是聂东山针对许某所录，询问笔录是法院制作，询问笔录的证明力要远高于录音，结合另一位见证人以及代书人的证言，法院对许某的询问笔录可以作为证据采信，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一审法院不采纳此份询问笔录有误，应予纠正。询问笔录中许某陈述其去医院看望聂岳昌时，聂岳昌将遗嘱的内容读给其听，由于其不认识字，也不会写字，聂岳昌就让其在遗嘱上盖章，当时聂岳昌人还是清楚的。综上可见，案涉遗嘱内容系订立人聂岳昌慎重考虑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有代书人和二个见证人。遗嘱以打印的形式呈现并不属于《继承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的无效遗嘱的情形，也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况且《继承法》是1985颁布的，案涉遗嘱是1998年订立的，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打印件的使用日益普及，狭隘的从法条字面文义理解，并不足取。故本案的打印遗嘱应认定为有效。
综上，两位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产系聂岳昌、范希凤、聂东山、聂嵩生、聂丽华五人家庭共有财产，案涉打印遗嘱应为有效遗嘱，并根据打印遗嘱，结合家庭共有财产析产、法定继承确定双方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份额，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聂东山负担50元，由上诉人聂嵩生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江云
审 判 员 李 洋
审 判 员 金红萍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徐基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