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9民终5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茂名市银丰石油精细化工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伟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辉，广东理均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创伟，男，196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锡祥，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容，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茂名市银丰石油精细化工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创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6）粤0902民初2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银丰公司起诉主张其与朱创伟长期以来存在石油化工产品贸易关系，银丰公司作为卖方，朱创伟作为买方，而交易方式则多为口头协议，现货交易，买方自提（被告自有汽车运输），过磅单为凭，先货后款。并主张截止2016年1月31日，朱创伟尚欠其货款1852567元。在诉讼过程中提供了《全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31张、《银丰和穗深公司购销业务确认书》、《银丰和穗深公账业务确认书》、《手机信息截图》、《朱创伟提货明细》。在第一次庭审后，银丰公司补充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韩伟民与朱创伟的手机往来信息原始状态截图扫描16页、《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63张、韩伟民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手机往来信息内容大部分为各种商品的单价以及司机身份资料，部分内容是银行转账信息。其中朱创伟于2016年5月6日发给韩伟民的信息主要内容为：今晚装汽油，装出打款，下午公户转15万。朱创伟于2016年7月26日发给韩伟民的信息主要内容为：明天把公确认，私核下确认。
原审法院另查明：朱创伟是茂名市穗深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银丰公司与朱创伟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从银丰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银丰和穗深公司购销业务确认书》、《银丰和穗深公账业务确认书》无两公司盖印确认，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使茂名市穗深发展有限公司与银丰公司均确认，也是两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记录，与朱创伟个人没有无系；《朱创伟提货明细》为银丰公司出具，朱创伟没有在该手续上签名确认，也不认可，其真实性不能确认；所有的全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均无朱创伟的签名确认，朱创伟不认可，其真实性不能确认；银丰公司主张称重记录单上记载的提货人是朱创伟委托来运货的司机，朱创伟不予认可，银丰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使记录单上记载提货人向银丰公司提取了货物，也不能证明提取的货物已交付给朱创伟；银丰公司与朱创伟的手机来往信息，反映了银丰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朱创伟因购销汽油、支付运费等问题有过联系，但该信息内容既不能证明银丰公司与朱创伟已达成买卖协议，也不能证明银丰公司已交付标的物给朱创伟的事实；在银丰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中与朱创伟之间有关往来款项，也无法证明该款项就是朱创伟个人支付给银丰公司的货款。综上所述，银丰公司主张与朱创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且没有证据证明朱创伟收取该公司的货物以及欠到该公司的货款。银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银丰公司诉请朱创伟支付拖欠的货款1852567元及迟延付款利息，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银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473元，由银丰公司负担。
上诉人银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银丰公司提供的电子证据（手机短信）及银行流水、称重记录单均可证明银丰公司与朱创伟之间存在经济往来。而且，称重记录单上有朱创伟委托的提货人（司机）签名，银行流水记载有朱创伟转账付款记录。对银丰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朱创伟未出庭作出解释，其诉讼代理人也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仅以称重记录单上没有朱创伟本人签名为由加以否认。鉴于朱创伟的诉讼代理人否认朱创伟曾委托提货司机提货并运输货物，银丰公司在原审法院庭审时明确表示请求追加称重记录单上所有的提货司机为本案当事人，以查清事实，但原审法院没有理会银丰公司的请求。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银丰公司提供的朱创伟发给银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韩伟民的“手机信息”等电子证据与银丰公司提供的称重记录单上的提货司机的签名、提货车辆号码一一对应，能够证明双方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确认单价、提货人、付款方式以及银丰公司向朱创伟提供双方约定的货物的事实及过程，而银行流水记录则表示朱创伟向银丰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往来真实存在。其次，银丰公司提交《银丰和穗深公帐业务确认书》及《银丰和穗深公帐确认书》，是为了推翻朱创伟代理人将本案误导为两个法人间的经济纠纷的说法，目的是证明朱创伟意图混淆本案为另一法律关系。这两份确认书是由朱创伟交给银丰公司的单方文件，其数据不符合事实，银丰公司不予确认。但这两份确认书间接证明本案纠纷是客观存在，双方之间存在交易的事实。根据案涉货物的交易习惯，通常是由买方委托代理人（如运输司机）进行提货，代理人的行为视同委托人的行为。本案中，朱创伟通过手机短信向银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韩伟民告知了提货司机的身份信息等，就是买方向卖方明确代理人，由代理人进行提货的事实。朱创伟一直不出庭，而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银丰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认可或以不清楚、与本案无关的方式予以回应。综上所述，原审程序违法，未依法追加影响本案事实的关健当事人为第三人，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朱创伟支付货款1852567元及迟延付款的利息给银丰公司；2、案件受理费由朱创伟承担。
被上诉人朱创伟答辩称：银丰公司并没有向原审法院提出过要求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是司机提货，银丰公司可直接起诉提货的司机，提货司机与本案的判决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银丰公司申请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银丰公司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证明朱创伟与银丰公司之间有过交易行为，更没有证据证明朱创伟欠银丰公司的货款。原审判决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本院查明：银丰公司于2016年9月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诉称其与朱创伟长期以来存在石油化工产品贸易关系，银丰公司作为卖方，朱创伟作为买方，而交易方式则多为口头协议，现货交易，买方自提，以过磅单为凭，先拉货后付款。银丰公司主张截止2016年1月31日，朱创伟尚欠其货款1852567元。诉讼请求：1、判令朱创伟支付拖欠银丰公司货款1852567元及迟延付款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至付清款之日止）；2、判令朱创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银丰公司对其主张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供了《全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31张、《银丰和穗深公司购销业务确认书》、《银丰和穗深公账业务确认书》、《手机信息截图》、《朱创伟提货明细》等证据。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后，银丰公司补充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韩伟民与朱创伟的手机往来信息原始状态截图扫描16页、《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63张、韩伟民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作为证据。
2017年1月2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粤0902民初238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银丰公司的诉讼请求。银丰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另查明：一、银丰公司在二审诉讼过程中，为证明朱创伟拖欠其货款，对其在一审提供的称重记录单、手机短信、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进行重新整理，并于2017年5月15日提交了称重记录单49份、手机短信25条、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9页作为证明朱创伟拖欠其货款1617875.1元的证据，称上述证据证明在2014年8月31日至2016年6月21日期间，银丰公司供应了多批汽油及柴油给朱创伟，应付货款7758789.1元（4045431.5元+3713357.6元=7758789.1元），已付货款5604188元（2964651元+2639537元=5604188元），抵扣二甲苯货款350867.5元、抵扣运费185858.5元，朱创伟尚欠其货款1617875.1元。
二、银丰公司提供的上述称重记录单49份、手机短信25条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9页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称重记录单：1、称重记录单中“客户名称”处填写“朱创伟”名字的有21份，填写“朱昌伟”名字的有6份，填写“银峰”名称的有2份，填写阿拉伯数字的有1份，没有填写名字或名称即空白的有19份。银丰公司称“客户名称”处所填写的名字或名称等是由银丰公司的工作人员填写，非客户本人签名。2、称重记录单中的“提货人”处除其中2份没有提货人的签名外，其余47份分别签有车某龙、何某亮、柯某荣、许某燕、曹某基、钟某锋、李某生、许某业、凌某文、钟某、李某群、范某松其中1人的名字。银丰公司称上述提货人均为朱创伟委托提货的司机。3、称重记录单中的“车号”处分别填写有：赣D15X**、赣D14X**、12XXX、赣G97X**、70XXX、17XXX其中一个号牌。此外，称重记录单中还填写了货品名称、司称员、日期、出厂时间、车号以及货品的净重量等内容，银丰公司称这些内容均由其工作人员填写或打印。
（二）手机短信的主要内容是：车牌号码、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以及货物单价等。其中，车牌号码有：赣D97X**、赣D14X**、赣D15X**、湘D12X**、湘EA6X**；个人姓名有：许某燕、钟某锋、柯某荣、何某亮、车某龙、曹某基、许某劲、萧某光、麦某，但没有写明相关货物的数量。另外，上述短信的内容还有部分是关于银行转账的相关信息。银丰公司称上述手机短信的内容是朱创伟通过其137XXXX****的手机号发给韩伟民手机的短信来往截屏。
（三）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主要内容为：朱创伟自2016年1月4日至2016年6月21日期间，通过“网银转账”、“转存”和“转账”的形式，先后支付了17笔共计2964651元给韩伟民。
此外，根据银丰公司提供的证据及自认的事实，朱创伟除支付了上述2964651元款项给韩伟民外，朱创伟还在2014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间，还先后支付了15笔共计2639537元给韩伟民。
三、银丰公司提供的上述49份称重记录单、25条手机短信中，称重记录单的“客户名称”处填写“朱创伟”的名字且称重记录单中的“提货人”处所签的名字及所填写的“车号”与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手机短信中的个人的名字、车牌号码是一致的只有7份称重记录单。这7份称重记录单及对应的7份手机短信的内容如下：
1、2016年1月30日17：03的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手机短信内容：“湘D12**……何某亮1372XXX****证号4409XXXXXXXXXXX装200号4900元含税”；
2016年1月30日23：09的称重记录单，客户名称处填写“朱创伟”，提货人处签“何某亮”，车号处打印“12XXX”，净重处打印“32240Kg”。
2、2016年6月2日15：37的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手机短信内容：“赣D15X**司机柯某荣身份证4409XXXXXXX****电话1382X****XXX……装200号4650元，转15万”；
2016年6月2日18：42的称重记录单，客户名称处填写“穗深（朱创伟）”，提货人处签“柯某荣”，车号处打印“赣D15XXX**”，净重处打印“31010Kg”。
3、2016年6月21日19：52的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手机短信内容：“赣D15X**司机柯某荣身份证：4409XXXXXXX****电话138XX****XX……装200号4650元”；
2016年6月21日21：50的称重记录单，客户名称处填写“穗深（朱创伟）”，提货人处签“柯某荣”，车号处打印“赣D15X**”，净重处打印“30940Kg”。
4、2016年1月23日17：55的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手机短信内容：“赣D14X**，车某龙身份证4409XXXXXXXXXXXXXX手机号码1382XXX****X。……装4580元”；
2016年1月23日22：20的称重记录单，客户名称处填写“朱创伟”，提货人处签“车某龙”，车号处打印“14XXX”，净重处打印“31340Kg”。
5、2016年1月23日17：55的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手机短信内容：“赣G97X**司机许某燕4409XXXXXXXXXXXXXX……装国五4580元”；
2016年1月23日23：03的称重记录单，客户名称处填写“朱创伟”，提货人处签“许某燕”，车号处打印“97XXX”，净重处打印“31630Kg”。
6、2016年3月25日10：53的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手机短信内容：“赣D141X**司机：……曹某基身份证：4409XXXXXXXX****电话：139XX****XXX装国四4650元。款到放行”；
2016年3月25日13：55的称重记录单，客户名称处填写“朱创伟”，提货人处签“曹某基”，车号处打印“15XXX”，净重处打印“29060Kg”。
7、2016年3月25日10：53的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手机短信内容：“赣D141X**，车某龙身份证号码4409XXXXXXXXXXX手机号码138XXXX****X。……装国四4650元。款到放行”；
2016年3月25日的14：32称重记录单，客户名称处填写“朱创伟”，提货人处签“车某龙”，车号处打印“14XXX”，净重处打印“31200Kg”。
按照上述7份称重记录单记载的货物净重量及对应的7份手机短信载明的货物单价，上述7次提货货值1014655.1元，但根据银丰公司提供的相对应的付款证据显示，在该7次提货的同一天或第三天朱创伟共支付了1117512元给银丰公司。
四、银丰公司起诉主张截止2016年1月31日，朱创伟尚欠其货款1852567元，一审时的讼请求为判令朱创伟支付货款1852567元。二审时，银丰公司只主张朱创伟支付货款1617725元。
五、银丰公司提供的《银丰和穗深公司购销业务确认书》、《银丰和穗深公账业务确认书》为打印件，内容为银行公司与茂名市穗深发展公司对汽油、柴油以及二甲苯的结算。但该两份确认书均没有银丰公司和茂名市穗深发展公司的盖章，也没有经办人的签名。
六、朱创伟系茂名市穗深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本院认为，银丰公司上诉主张其与朱创伟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以及朱创伟尚欠其货款1617725元，银丰公司对其主张提供的主要证据为称重记录单49份、手机短信25条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9页。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银丰公司提供的49份称重记录单的提货人处大部分都有司机签名及载明提货的车号，但这些称重记录单上都没有朱创伟签名，事后也未经朱创伟确认，且在称重记录单上签名的司机没有出庭作证，不能证明提货的司机签名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提货的司机是受朱创伟委托而提货，更不能证明提货的司机已将所提货物交付给朱创伟。其次，银丰公司提供的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上述25条手机短信是为了证明称重记录单上签名的提货人是朱创伟委托提货的司机。经查，从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手机短信的内容看，虽然手机短信的内容写明车号、司机名字以及单价，但银丰公司提供的上述49份称重记录单中的客户名称处填写朱创伟名字的只有21份，但这21份称重记录单中，有2份提货人处没有提货人签名，有12份银丰公司没有提供相对应的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关于委托司机提货的手机短信予以佐证，只有7份称重记录单的提货人处所签的名字及所填写的“车号”与提货的同一天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7条手机短信中的个人的名字、车牌号码是一致的。按照该7份称重记录单记载的货物净重量及在提货同一天朱创伟手机发给韩伟民的7份手机短信里载明的货物单价，该7次提货货值1014655.1元，但根据银丰公司提供的相对应的付款证据显示，在该7次提货的同一天或第三天朱创伟共支付了1117512元给银丰公司。而且，上述25份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手机短信中并没有写明货物的数量，即委托提货的数量不明确，不能证明上述49份称重记录单载明的提货数量为朱创伟委托提货的数量。在银丰公司提供的上述49份称重记录单上签名的提货人分别是车某龙、何某亮、柯某荣、许某燕、曹某基、钟某锋、李某生、许某业、凌某文、钟某、李某群、范某松的其中一人，但银丰公司提供的上述25份朱创伟发给韩伟民的手机短信中并没有出现李某生、许某业、凌某文、钟某、李某群、范某松的名字，更不能证明李某生、许某业、凌某文、钟某、李某群、范某松系朱创伟委托提货的司机。此外，上述手机短信的内容并没有提及到与银丰公司有关的内容。第三，银丰公司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只证明朱创伟转账划款给韩伟民的事实，不能直接证明朱创伟拖欠银丰公司的货款。因此，银丰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虽然证明与朱创伟存在经济往来，但银丰公司主张朱创伟支付货款1617725元及迟延付款的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银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473元，由茂名市银丰石油精细化工厂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浩江
审 判 员 曾维海
代理审判员 张 茹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松霞
书 记 员 张淑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