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621民初483号
原告：罗有江，男，198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旭，贵州泽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立达，男，1993年3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江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孟发，梵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启龙，男，1976年2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江口县。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口支公司。
负责人：王超，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祖汉，该公司职工。
原告罗有江与被告王立达、王启龙、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口支公司（以下简称：江口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有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旭，被告王立达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孟发，被告王启龙，被告江口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祖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有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王立达、王启龙连带赔偿原告伤残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医疗费、鉴定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人民币212,084.58元；2、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口支公司在其承保范围内对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的费用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13日，被告王立达驾驶贵Ｄ×××××号普通二轮摩托车从江口怒溪镇河口往孟家屯方向行驶，车辆行至乡村便道（怒太公路）7公里+400米处时，其中车头与相对方向行驶而来由原告罗有江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车头发生碰撞，造成王立达、罗有江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江口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江公交认字[2016]第0003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王立达未戴安全头盔和驾驶与准驾不符的车型及会车时未减速靠右行驶是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罗有江驾驶未注册的二轮摩托车和未戴安全头盔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告王启龙作为贵Ｄ×××××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车主将车辆交给准驾不符的王立达驾驶，其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告王立达驾驶的贵Ｄ×××××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被告江口支公司处投有机动车交强险。事故发生后，原告罗有江被送往江口县人民医院抢救，后因伤情严重江口县人民医院建议原告转院至铜仁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原告的伤情经诊断为：一、急性轻型开发性颅脑损伤，1、双侧额叶脑挫伤；2、左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3、额骨粉碎性骨折并颅内积气；4、前颅底骨折；5、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6、额部头皮挫裂伤并头皮血肿；7、弥漫性脑肿胀。二、双肺挫伤。原告在铜仁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5天后出院。出院时医嘱为：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2、左眼需继续治疗，密观视力变化情况；3、一个月后复查。原告受伤后在江口县人民医院支付了抢救费、医疗费1,080.94元，在铜仁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和复查支付了医疗费28,917.28元。2016年8月2日到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检查支付了检查费用31.9元，期间被告只向原告支付了10,000元医疗费。原告出院后，经江口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情进行鉴定。经鉴定向原告出具了贵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7]临鉴字第89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罗有江头部因受伤致双侧额叶脑挫伤、左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额骨粉碎性骨折并颅内积气、前颅底骨折、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额部头皮挫裂伤并头皮血肿、弥漫性脑肿胀、视神经损伤遗留左眼无光感属八级伤残”。鉴定期间原告支付了鉴定费700元、鉴定检查费757.75元。原告受伤、复查及鉴定期间共支出交通费2,000元。原告鉴定意见出来后，曾多次找到被告王立达、王启龙协商解决，但二被告均拒绝赔偿。综上所述，二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且拒绝赔偿原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立达辩称，一、原告主张的赔偿费用过高、不合理，请求人民法院对原告主张不合理的费用不予支持；二、原告应当赔偿被告医疗费1,780.65元、护理费1,335元、误工费1,3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营养费500元、交通费1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6,050.65元；三、原告在本次事故中没有按照交通规则行驶车辆，应当承担不低于百分之四十的责任；四、被告王立达与被告王启龙不存在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王启龙辩称，一、原告将被告王启龙立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尽管肇事车辆系被告所有，但被告王立达使用车辆之时被告王启龙根本不知情、不存在任何过错，故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被告王启龙在住院期间为原告垫付了10,000元医疗费用，原告应当予以退还，否则构成不当得利。
被告江口支公司辩称，一、医疗费用以相关医疗票据为准；二、伤残赔偿金不合理，事故发生于2016年7月13日，应按照2015年度的标准进行赔偿为44,321.22元；三、住院伙食补助费合理；四、营养费不合理，应为450元；五、误工费不合理，应按照2015年度的标准进行赔偿且被告认可的误工天数为90天，应为9,585.12元；六、护理费不合理，应为1,406.05元；七、鉴定费应以发票为准，只看到鉴定费发票700元，并未看到鉴定检查费用发票；八、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合理，应当按照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6,644.93元/年计算；九、被赡养人生活费不合理，原告之母未满60周岁，且有劳动能力，不应计算生活费。原告之父62周岁，应当按照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6,644.93元/年计算；十、精神抚慰金过高,根据原告的伤残等级只认可4,000元精神抚慰金；十一、交通费不合理，应以正式票据为凭且该票据应与就医时间、地点相符，其中四张去重庆的火车票不认可，属于私自行为，并没有医嘱需要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复查。综上所述，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之规定：被保险人有责时，死亡残疾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所以，被告只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分项赔付。恳请法院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依法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罗有江提交的身份证、铜仁市人民医院住院病历、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贵州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铜仁市人民医院）、贵州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江口县人民医院）、常住人口登记卡，被告王立达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现场照片、询问笔录（罗有江），被告王启龙提交的身份证、中国邮政银行转款凭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摩托车定额保险单（正本），被告江口支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身份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2号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够证实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划分及侵权事实，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7号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该份证据虽能证实原告的就医行为，但未有医嘱加以佐证，系原告擅自治疗行为，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提交8号证中的贵州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贵阳医学院医院）能够证实原告前往贵阳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支付鉴定费700元的事实，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交8号证中的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嘱缴费凭证2张及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自助机充值凭证1张，该份证据仅能证实原告以预交金的形式支付了医疗费用，但不能证实实际支付的费用，且该份证据不是正规的医疗票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10号证收据（江口净山展望双语学校），该组证据仅能证实两名小孩在上学期间到县城就学的事实，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两名小孩及其家庭成员长期在城市生活的事实，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11号证常住人口登记卡，能够证实原告的父母年老需要扶养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12号证证明，虽有瑕疵但结合11号证能够证实原告的父母年老需要扶养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13号证车票，参照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日期为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4月5日的情况，结合前往鉴定和领取鉴定意见书的时间节点，本院认定原告提交的2017年3月1日、2017年4月10日分别从江口客车站前往贵阳客车站的车票2张及保险单2张，2017年4月10日在贵阳的出租车票据1张，2017年4月10日从贵阳客车站前往铜仁客车站的车票1张及保险单1张，其余车票不符合逻辑及时间节点，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王立达提交的3号证住院病历，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王立达提交的4号证江口县人民医院病人费用清单，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王立达提交的6号证（被告王启龙提交的2号证）询问笔录，该份证据系王立达的个人陈述，不能证实被告王启龙不知情的事实，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13日，被告王立达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贵Ｄ×××××号）从江口怒溪镇河口往孟家屯方向行驶，车辆行至乡村便道（怒太公路）7公里+400米处时，其车头与相对方向行驶由原告罗有江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车头发生碰撞，造成王立达、罗有江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江口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江公交认字[2016]第0003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王立达未戴安全头盔和驾驶与准驾不符的车型及会车时未减速靠右行驶是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罗有江驾驶未注册的二轮摩托车和未戴安全头盔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告王启龙作为贵Ｄ×××××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车主将车辆交给准驾不符的王立达驾驶，其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之日，原告罗有江被送往江口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因伤情严重江口县人民医院建议转院至铜仁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计住院治疗15天。原告受伤后在江口县人民医院支付抢救费、医疗费共计1,080.94元。原告在铜仁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和复查支付了医疗费28,917.28元。
另查明，2017年4月5日，原告罗有江所受伤情经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属八级伤残，并支付鉴定费用700元。原告受伤、复查及伤残鉴定期间能够确定支付交通费495.4元。被告王启龙向原告罗有江预先支付了10,000元。原告现需扶养近亲属罗会刚（1954年2月23日出生）、郑七元（1960年8月17日出生）、吴来宝（2006年3月1日出生）、罗婧瑜（2011年7月9日出生）。原告尚有成年兄弟姐妹共三人，原告之妻健在。被告王立达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贵Ｄ×××××号）在被告江口支公司处投有机动车交强险，该次交通事故发生之时尚在保险期间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责任限额为122，000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和健康权依法应予保护。被告王立达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贵Ｄ×××××号）与原告罗有江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罗有江、被告王立达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江口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王立达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王启龙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罗有江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均应对原告罗有江的伤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结合事故的发生系被告王立达、原告罗有江直接所致，以及责任划分大小，本院认为被告王立达应承担事故60%的责任，原告罗有江应承担事故25%的责任，被告王启龙应承担事故15%的责任。鉴于被告王立达驾驶的肇事车辆（贵Ｄ×××××号）在江口支公司投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第三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之规定，应直接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故原告主张的各项合理费用，应先由被告江口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先赔偿原告，不足部分再由原、被告按各自责任比例予以分担赔偿。
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例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之规定，结合原告提交的医疗票据能够证实原告在江口县人民医院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共计1,080.94元，在铜仁市人民医院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共计28,917.28元，以上共计29,998.22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医疗费31.9元，该费用系原告擅自就医行为，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之规定，结合鉴定意见为八级伤残，参照原告系农村户籍及2016年度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原告主张8,090.28元/年×20年×30％=48,541.68元，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构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之规定，结合铜仁市人民医院的出院记录，能够证实原告住院治疗共计15天。原告主张100元/天×15天=1,500元，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之规定，结合铜仁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加强营养）和原告的伤情，原告主张50元/天，本院支持30元/天×15天＝450元。
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结合铜仁市人民医院的出院记录，能够证实原告于2016年7月13日受伤入院之后共计住院治疗15天，另需注意休息。同时，按照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能够确定定残日期。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收入情况，鉴于原告系农村户籍，参照贵州省上一年度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48,077元/年）计算。原告主张132元/天×200天=26,400元。本院支持200天×（48,077元/年÷365天）＝26,343.56元。
原告主张的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之规定，结合铜仁市人民医院的出院记录，能够证实原告住院治疗15天。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本院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原告主张132元/天×15天=1,980元的护理费用。本院依法支持15天×（48,077元/年÷365天）＝1,975.77元。
原告主张的鉴定费700元，结合原告提交的鉴定费用票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鉴定检查费757.75元，按照原告提交的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嘱缴费凭证及自助机充值凭证，仅能证实原告的预交费用，不能证实原告实际支付费用，且该票据不是正规医疗票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结合原告提交的户籍证明，能够证实原告现需扶养人员为其父罗会刚（1954年2月23日出生），其母郑七元（1960年8月17日出生），其子吴来宝（2006年3月1日出生），其女罗婧瑜（2011年7月9日出生）。原告主张被扶养人吴来宝、罗婧瑜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扶养费，被扶养人罗会刚、郑七元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计算扶养费，以上共计103,425.03元。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两名小孩在上学期间到县城就学的事实，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两名小孩及其家庭成员长期在城市生活，故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计算扶养费用为宜。原告尚有成年兄弟姐妹共三人，原告之妻也健在,应当扣除其他扶养人应当负担被扶养人的扶养费份额。原告经鉴定为八级伤残，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按照其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计算扶养费用为宜。交通事故发生之时，原告就已经受伤，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从侵权行为发生之时计算为宜。据此，事故发生之时原告的父母分别已经超过55周岁和60周岁，均已年迈，原告的子女均未满18周岁，尚未成年，都理应扶养。原告的父亲罗会刚事故发生时已满62周岁，应当扣除2年的扶养费。据此，被扶养人的扶养费分别为罗会刚（62周岁）7,533.29元/年×18年×30%÷3=13,559.92元；郑七元（56周岁）7,533.29元/年×20年×30%÷3=15,066.58元；吴来宝（10周岁）7,533.29元/年×8年×30%÷2=9,039.95元；罗婧瑜（5周岁）7,533.29元/年×13年×30%÷2=14,689.92元；以上扶养费共计52,356.37元，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的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之规定，结合原告提交的车票，参照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日期为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4月5日的情况，结合前往鉴定和领取鉴定意见书的时间节点，本院支持原告于2017年3月1日、2017年4月10日分别从江口客车站前往贵阳客车站的车票2张及保险单2张、2017年4月10日在贵阳的出租车票1张、2017年4月10日从贵阳客车站前往铜仁客车站的车票1张及保险单1张，以上票据共计495.4元。鉴于原告在贵阳、铜仁、江口进行医治和鉴定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支持交通费1,200元。
本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之规定，结合原告受伤部位为人体重要器官，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本院予以支持。
以上医疗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鉴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69,065.6元，由被告江口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予以赔付122,000元，剩余47,065.6元赔偿费用由原、被告按照各自比例承担赔偿份额，即被告王立达承担47,065.6元×60%=28,239.36元;被告王启龙承担47,065.6元×15%=7,059.84元;原告罗有江承担47,065.6元×25%=11,766.4元。
关于被告王立达辩称要求原告承担该次交通事故所造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050.65元的意见，因被告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所受损失，故被告王立达该请求在本案中不作处理，被告王立达可另案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口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支付原告罗有江医疗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鉴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22,000元;
二、被告王立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罗有江赔偿各项费用28,239.36元；
三、被告王启龙已先支付10,000元给原告罗有江，扣除本案应承担赔偿款7,059.84元，原告罗有江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被告王启龙2,940.16元;
四、驳回原告罗有江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81元，减半收取计2,240.5元，由原告罗有江负担698.5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口支公司负担1,000元；被告王立达负担450元；被告王启龙负担9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付永俊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代理书记员 杨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