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4民终2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甲，男，汉族，1968年8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丹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成，男，汉族，1954年10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丹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柱，丹棱县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乙，男，汉族，1962年3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丹棱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丙，男，汉族，1964年4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丹棱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伟，四川明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简某，男，汉族，1977年3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丹棱县。
上诉人刘某甲因与被上诉人刘某乙、刘某丙，原审第三人简某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丹棱县人民法院(2016)川1424民初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3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成、郭玉柱，被上诉人刘某乙、刘某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伟，原审第三人简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其分得拆迁安置补偿款5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诉争的拆迁补偿款，实际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被拆迁房屋的补偿，二是土地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三是安置费用。被拆迁的189.29㎡住宅的财产形成，也是由两部分形成，一是父母死亡后所遗留的祖遗财产，因未分割形成共有，二是在1985年由父子四人共同改建的两间房屋，共33.69㎡，属于共同劳动形成的共有，可以分割。但其余三间房屋，则是上诉人父母的遗产，且父母已死亡多年，二被上诉人提出的分割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父亲所写证明，实际上就是遗嘱，该遗嘱有效，三间房屋应归上诉人所有。且上诉人对共有财产所尽管理、修缮义务较多，对父亲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因此应多分财产。
刘某乙、刘某丙辩称，刘某甲提供的证明不具遗嘱的形式，且无立遗嘱人处分自己合法财产的意思表示，不属于遗嘱。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做出放弃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刘仲明死亡后，刘某乙、刘某丙并未表示过放弃继承，因此从刘仲明死亡之日起其遗产就由继承人共同共有。根据物权法第九十六条、九十九条、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基础丧失，其有权请求分割共有物所获得的补偿，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简某述称，请求二审依法判决。
刘某乙、刘某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共有财产或因该财产获得的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本案当事人及相关利害人的身份关系为：1、刘某乙、刘某丙、刘某甲系同父同母兄弟关系，与简某的母亲李秀兰系同母异父的姐弟关系，李登玉系李秀兰同父同母之妹。2、刘仲明、张杰贞系刘某乙、刘某丙、刘某甲父母，二人结婚之前，张杰贞与前夫（李贵银，已故）生育了女儿李秀兰、李登玉。3、李贵银之父去世后，其母亲罗树珍于1968年5月与同辈的亲属吴树贤、李运臣参与分家，将共同的尊亲属去世后的家庭财产予以分割。
二、本案当事人及相关利害人与诉争财产的关系
1、诉争财产的来源。本案诉争财产，依据当事人的诉辩，予以法律上处分的正当需要，结合财产来源及其变化、人身关系及其变化，时间跨越较长，权利主体多次更替，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政策、法律或缺失或变化，沿用相关地域社会生活的普遍习惯，合理确定财产的来源为1968年参与分家析产的三个主体共同的尊亲属三个主体实施的析产行为，确定了本案的诉争财产，即被征收并获得补偿款的共有物。
2、1968年分家析产后财产的法律性质认定。依据1968年分家析产文本的形式、内容，参与“住房分配”或“住房划分”的主体是“家”而非个人，参与析产的罗树珍、吴树贤、李运臣各自代表的是其所在的家庭，文本的尾部表述为：执据人：罗树珍、吴树贤、李运臣。另有“三家同意”的文字。结合当地社会生活习惯、风俗，一审法院认为，此析产行为遵从并沿用社会生活习惯、风俗，其本身即是习惯、风俗的产物；另一方面，家庭的存在、构成，其核心要素是人，并由具有特定人身关系的人组合而成，家或家庭与组成家庭的人与家庭财产的关系上具有同质的意义和地位，家庭财产即为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
3、1968年分家时及之后家庭成员，财产共有人的确定。分家时间为1968年2月10日，家庭成员为：罗树珍、张杰贞、刘仲明、李秀兰、李登玉、刘某乙、刘某丙。刘某甲未出生，依据生活风俗、社会习惯，分家后出生的刘某甲，亦为家庭成员，刘仲明因为分家前与张杰贞的婚姻关系，既作为罗树珍的（上门）女婿，亦作为李秀兰、李登玉的继父，并共同生活，该当并事实上成为家庭成员。
本案诉争财产的来源，延续时间跨越长，期间与财产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多次更替（包括死亡、出生、婚姻关系的变化），可适用于调整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的法律，政策的或变化或缺失，鉴于此，依据社会习惯、生活风俗，结合现行法确定诉争财产的共有人为：罗树珍、张杰贞、刘仲明、李秀兰、李登玉、刘某乙、刘某丙、刘某甲。
三、共有人与共有财产权利义务关系的变更
1968年分家与析产后，罗树珍在家庭的成员对析产后的房屋形成共同共有。成员之间人身关系成立三代辈次关系，祖母、女儿（女婿）、孙子女（作为第一辈次的尊亲祖母）罗树珍于1976年先于俾亲死亡，由此第二辈次的亲属与罗树珍之间形成继承关系，即张杰珍、刘仲明继承罗树珍的属于共同共有关系中的个人份额遗产；1982年，张杰贞死亡，与共有人中的刘仲明、李秀兰、李登玉、刘某乙、刘某丙、刘某甲形成继承关系。因继承人均属于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均等。1992年，李秀兰死亡（先于尊亲之继父刘仲明），参照适用法定继承规范，尊亲刘仲明，俾亲简某，包括其丈夫共同继承其所有的共有财产中的份额。1994年，李秀兰的丈夫死亡，其所有的因李秀兰死亡而继承李秀兰的共有财产的部分，适用法定继承，由简某继承，同继岳父尊亲刘仲明，因未形成抚养关系，不成立继承关系。1997年，刘仲明死亡，刘某乙、刘某丙、刘某甲直接继承刘仲明因析产共有、继承而取得的共有财产中的份额，简某，因其母亲李秀兰先于刘仲明死亡，代位继承其母亲李秀兰应继承的财产。
综上，始于1987年刘仲明死亡至诉讼时，本案诉争财产的共有人为：刘某乙、刘某丙、刘某甲、简某。一审法院依法通知李登玉作为权利人参加诉讼，李登玉表示不主张权利，不参加诉讼。
四、案件事实争议的焦点及其认定
诉讼中，刘某甲主张：
1、作为父亲刘仲明写有遗嘱，载明全部归刘某甲所有。
2、刘某乙、刘某丙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3、自己长期居住，维修财产，并同父亲共同生活，尽了更多（主要）的赡养义务，应多分财产。
依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证据审查，
（1）刘某甲提供的文本载明：“证明”、“由刘某甲前往办理登记”，“为居民私房”，“刘仲明有住（文字书写为“做”）房伍间”，“白塔一组刘仲明遗产的私人房屋”，“因父是农民，子是居民”，“此致”、“敬礼”，“91年2月14日晚”，或“97年2月14日晚”。
一审法院认为：文本作为遗嘱，第一，名称为“证明”，形式上不能认定为遗嘱；第二，内容包括三部分，其一，载明“白塔一组农民有住房伍间，空坝一方”，其二，死后全由刘某甲一子前来丹棱镇房管所登记为居民私房；其三，因父是农民，子是居民，另有“此致”，“敬礼”之文字，尾部未见签名，由此可确认的：自身内容意思，目的为：①该房屋为农民刘仲明所有，需要办理登记为居民私房。在当时及随后的政策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房屋，在政策适用，房屋买卖许可，买卖的价格，产权确认，产权登记及产权证照办理存在明显不同，差异较大，需要办理为居民（城镇）的私房。②办理人为刘某甲，但不能由此确定所有人为刘某甲，依据文字自身的意义及语用规则：“办理人”与“所有人”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任意无据地扩大解释或模糊解释为“办理人”就是或等同于“所有人”。③尾部的“此致”、“敬礼”，通常理解为文本是向特定的人或机关所出具，该意思的受领人即是致以敬礼的对象，即：文本载明的产权登记者：丹棱镇房管所，由此呼应了首部的“证明”。而非遗嘱。④说明办理为居民私房的原因和理由，“农民刘仲明”、“私人房屋遗产”、“子是居民”。需要将“农民刘仲民”房屋登记为儿子的（城镇）居民房屋。⑤刘仲明出具“证明”时与诉争财产的关系为共有人、使用人，因罗树珍、张杰贞死亡的两次继承，继承人（包括共有人）均未对共有财产中的遗产部分进行分割（李登玉已继承并分割除外），由此各共有人的份额，既不确定，也未约定，据此共有人对共有财产成立共同共有。共有人未就财产的处分达成一致时，任一共有人不得对共有物为法律上的处分，即使实施了处分（第三人善意取得除外）行为，因该行为分割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利，当归于无效。刘某甲主张，“证明”就是“遗嘱”，且共有财产全部归其所有。而事实上，法律上刘仲明仅因共有人、使用人的主体身份，即便其依赖于尊亲属的权威，对共有物单方实施权属处分，依法该行为无效。
综上审查，刘某甲将“证明”文本并主张为遗嘱，且财产归其所有的事实及请求不能成立。
（2）刘某乙、刘某丙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理由是：
其一，多次继承关系中，继承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因继承开始后，在初始的共有关系中，部分共有人的先后死亡，其他共有人（包括其法定继承人）对死亡的共有人的遗产为继承，本案中，多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李登玉除外）均未对遗产主张并为分割，事实上形成另一种（次生或附带）共有，因继承发生的共有包含于原初因析产发生的共有中，各共有人（包括先后死亡的共有人）均事实上延续并维持共有关系，除李登玉外均未主张并表示为共有物分割，案件事实是，任一共有人既未表示，也未实施分割其他共有人共有权利之行为。本案中，因析产之共有与因继承之共有，从1968年2月10日至共有物被征收补偿前，事实上均处于连续状态，各共有人对共有物均保持着共有权利义务关系，无证据证明各共有人对共有物进行过约定分割，也无证据证明共有关系法定消灭之事实或事件，那么，共有关系，各共有人的共有权利未受损害。
其二，本案中，继承人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的“继承”与继承开始后的“分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亦属于不同的法律行为。所谓继承的诉讼时效，是指因继承纠纷，而提起的诉讼并因此实现权利的法定期间，一般情形为2年。将继承时效混同于“分割时效”，既是语义与概念的错乱，亦于法无据。共有人的分割，是基于约定或法定情形，致共有关系消灭或共有关系已无存在的可能、必要，各共有人取回自己的份额；而本案之事实，非属此情形。所谓的“分割诉讼时效”，是指基于约定或法定情形，共有人就分割发生争议而提起诉讼并实现权利的法定期间。本案的事实包括：一方面，达成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被征收人为共有人中的刘某乙、刘某丙、刘某甲，由此表明，于征收协议达成时，三人仍处于共有关系，征收财产仍处于共有状态；另一方面对共有物享有权利的简某遗漏于征收补偿关系，其权利遭受侵害，并因此享有分割请求的诉权，当共有关系客观上已无存在的可能时，共有人对共有物（包括其价值）主张分割并提起诉讼，是共有人法定的权利。案件事实是：征补协议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当事人就补偿款的分配在先无约定的情形下，经协商无果，发生纠纷。任一共有人就该纠纷提起诉讼，均在有效的诉讼时效期间内。
（3）刘某甲主张其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较长，维护、管理共有物的事实基本成立。
1982年，张杰贞死亡前，李秀兰已结婚并离开共有的房屋，张杰贞死亡的当年，李登玉同其他共有人（亦为继承人）经过协商，分割了共有房屋中的部分并归其单独所有。1990年前后，刘某乙、刘某丙先后搬离共有房屋，并各自独立生活，刘某甲与父亲共同居住，生活于共有房屋，至刘仲明1997年死亡。期间，作为俾亲的子女与尊亲，保持着正常的亲属关系，包括不同方式的经济、生活联系，其中刘某甲与刘仲明之间的经济、生活联系更为密切，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另一方面，刘某甲对共有房屋进行了长期的不同方式的管理、维护，包括部分改造。
五、共有（房屋）物的状态及可分割性
2015年，因地方政府的规划与实施，案涉房屋被列入拆迁、征收补偿的对象，各当事人共有的共有物首先在事实上消灭，由此导致法律上基于物的共有关系消灭，转换成对物的补偿款的共有，且各方当事人同意对补偿款进行分割。于此刘某乙、刘某丙及简某一方面基于新的法律事实的发生，另一方面基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主张对共有的补偿款进行分割正当、合法。
依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案涉共有物（房屋）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共计741825元。包括房屋价值补偿、搬迁补偿、临时安置补偿、附属物与附属设施补偿，装饰装修补偿，其他补偿，各种奖励。各方当事人确认，补偿款中，各项目款项中未有专属特定人的专项补偿，协议载明的被征收人为刘某甲、刘某丙、刘某乙。
六、案件审理的程序安排及诉讼中的协议
因案件事实、诉讼权利、实体权利涉及案外人李登玉，一审法院依法通知其作为权利人参加诉讼，诉讼中，李登玉表示，不主张权利，不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李登玉的意思表示真实，其对诉讼权利与实体民事权利的处分合法有效。
诉讼中，刘某乙、刘某丙、刘某甲共同与简某达成协议，简某于共有补偿款中分得60000元归其所有。
综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1968年，案涉共有物之家庭成员（含之后出生的刘某甲）通过尊辈亲属分家析产的方法，以共有人的主体身份，以共有的方式共同取得所有权，此后，因共有人的死亡，以法定继承的方式，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处于共有关系中的遗产未予分割，形成包含于析产共有中的新的继承共有，此事实状态及形成的共有权利义务关系持续至今，权利义务关系主体包括刘某乙、刘某丙、刘某甲、简某，李登玉已通过有效的处分，放弃了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处分了权利请求。刘某乙、刘某丙、简某分割共有物补偿款的请求，具有法定的案件事实构成，各共有人分得相应的份额，符合法律规定。由于共有物及共有关系存续时间长，共有人主体更替，权利义务关系中，析产共有与继承共有交织，各主体共有权利分额未有约定，共有补偿款的分割或分配，应结合案件事实，依现行法律的规定，兼顾相应时期的法律、政策，尊重并沿用当地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综合地合理酌定。具体为：共同共有的补偿款，一方面适用均等分配；另一方面，刘某甲因其对其父刘仲明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共同生活时间长于刘某乙、刘某丙。再者，对共有物进行了多年的维护、管理（包括部分改造），所以其分得的数（份）额应明显地多于其它主体。另外，因诉讼中，就简某分得的数额各方已达成协议为60000元，对此应予确认。对于刘某甲对共有物的管理、维护，在其事实定性，概括成立前提下，欲对其进行可计算、可量化的数额确定，客观上因为时间跨越长，事先无约定，价格变化大，方式、方法多样，难以准确计算因此投入的费用，并由其它共有人负担准确的费用，对此依据公平原则，合理酌定，适当多分。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共有物补偿款741825元中，刘某乙、刘某丙各分得184000元，刘某甲分得313825元，简某分得60000元。上述款项由刘某甲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从补偿款收款账户中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0元、财产保全费2920元，共计7820元，由刘某乙负担2340元、刘某丙负担2340元，刘某甲负担314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判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仲明书写的证明是否为遗嘱，刘某乙、刘某丙所提出的分割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刘仲明书写的证明是否为遗嘱的问题
遗嘱是遗嘱人生前依法定形式对其个人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并于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遗嘱要求遗嘱人有明确的处分其财产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刘某甲所提供的其父刘仲明所书写的证明，仅有刘仲明指定刘某甲到房管所办理房屋变更登记的意思表示，而无具体处分其财产的意思表示，故该证明不具遗嘱的形式及实质要件。且即使该证明成立遗嘱，因其处分了他人财产，该无权处分也无效。原判对此认定正确，故刘某甲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刘某乙、刘某丙所提出的分割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诉争房产系遗产，且刘某乙、刘某丙未放弃继承权，该遗产未分割，故已转化为双方共有财产。本案实质是共有人对共有权的确认并以此为前提分配具体份额，而非继承权受到侵害，属于共有权确认纠纷而非继承权纠纷，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刘某甲的该时效抗辩不能成立。原判在分割时已充分考虑到刘某甲对共有物的管理及添附，并据此判决其多分财产，该判决并无不当，刘某甲的该上诉理由同样不能成立。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23元，由刘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卫平
审 判 员 王美福
代理审判员 唐 军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刘慧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