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中民一再终字第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祝桂彩，女，1964年4月16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刘永辉，吉林升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渭才，男，1944年1月22日生，汉族，离休干部，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孙军，通化市东昌区环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化电力设备安装检修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
法定代表人：郭滨，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县支行。住所：吉林省通化市光明路***号。
负责人：孙会，行长。
委托代理人：杨成，该单位科员。
委托代理人：孙树国，该单位办公室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繁旭，男，1970年2月18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季文生，男，1962年9月13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鸿生，男，52岁，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晓帆，男，51岁，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杰，男，1967年11月30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咸丰，男，1965年2月22日生，汉族，职员，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程吉顺，通化市东昌区民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祝桂彩因与被上诉人于渭才、通化电力设备安装检修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安装公司）、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县支行（以下简称通化县工行）、孟繁旭、季文生、王鸿生、沈晓帆、高杰、咸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9日作出(2006)东江东民初字第812号民事判决。原审第三人祝桂彩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08年3月12日作出（2007）通中民二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原审原告于渭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09年8月24日作出（2009）通中民监字第4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后因于渭才特别授权代理人王晓军声明未申诉，本院于2010年7月26日作出（2010）通中民再字第23号民事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后于渭才又申请再审，本院于2011年7月27日作出（2011）通中民访监字第31号民事裁定，撤销（2010）通中民再字第2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13年7月4日作出（2012）通中民再字第49号民事裁定，撤销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06）东江东民初字第812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07）通中民二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发回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期间，高杰、咸丰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2013）东民再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祝桂彩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于渭才诉称：2005年9月，于渭才购买了被告位于通化市东昌区民强路39号3号楼4单元3楼1号房屋（建筑面积129平方米），约定房屋价格17万元。但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给付房屋，为了维护于渭才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归还房屋；重审时于渭才称：王鸿生给祝桂彩出具的房款收据是假的。于渭才已经将房屋出售给高杰，高杰将房屋出售给咸丰。
原审被告电力安装公司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原审时对于渭才诉求表示无异议。重审时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通化县工行辩称：通化县工行与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及王鸿生签订了合同，没有与于渭才签订合同。
原审被告孟繁旭原审时辩称：于渭才所诉事实存在，同意将房屋给付于渭才。重审时孟繁旭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季文生原审时辩称：于渭才所诉事实存在，同意将房屋给付于渭才。重审时季文生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王鸿生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沈晓帆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祝桂彩原审时述称：于渭才要求与被告履行房屋买卖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祝桂彩于2006年3月25日购买了争议房屋，应确认祝桂彩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另要求于渭才赔偿争议房屋被查封期间给祝桂彩造成的损失；重审时祝桂彩称，高杰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不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咸丰称自己与父母共同居住，咸丰父亲咸传严也曾称自己在2007年从高杰处购买房屋，咸丰不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的公示原则，新建楼房的产权应归登记方电力安装公司所有，并且也符合《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财产登记原则。孟繁旭、王鸿生、季文生、沈晓帆四人只是建筑商，无房屋处分权。请求确认于渭才与通化县工行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确认祝桂彩与电力安装公司的房屋买卖协议有效，并判令房屋归祝桂彩所有；责令于渭才赔偿争议房屋查封期间给祝桂彩造成的损失，每月1000元。
原审第三人高杰重审时述称：本案争议房屋是季文生和沈晓凡卖给高杰的，高杰当时向于渭才交了20万元，钥匙也都给高杰了，后来祝桂彩将房屋门撬开，高杰才知道房屋有问题。之后高杰找到季文生和沈晓凡，沈晓凡说王鸿生跑了。（2006）东江东民初字第812号判决后房屋归于渭才了，当时发票都是于渭才的名字，就以于渭才的名义起诉，一审参加诉讼的时候高杰是于渭才的代理人。2007年7月27日，高杰将房屋转给了咸丰。
原审第三人咸丰重审时述称：房屋实际购买人是咸丰，由咸丰父亲咸传严居住，咸丰和高杰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在2006年9月19日高杰就已经从于渭才手中购买了该房屋，2007年7月27日咸丰又从高杰手中购买了该房，且钥匙已经交付了，购买房屋时咸丰并不知道该房屋还有其他人购买，咸丰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且是善意占有，要求本案争议房屋归咸丰所有；祝桂彩的购房合同明确体现其是向电力安装公司购买，祝桂彩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应将其列为第三人。
原审法院经重审查明：孟繁旭、季文生、王鸿生、沈晓帆于2002年8月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合伙投资开发电力安装公司、通化县工行职工集资楼。王鸿生、孟繁旭分别担任过合伙负责人。2002年9月12日，孟繁旭、季文生、王鸿生、沈晓帆以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的名义与通化县工行签订开发集资楼的合同。2002年10月9日，孟繁旭、季文生、王鸿生、沈晓帆以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的名义与电力安装公司签订集资建房合同书一份。2003年6月5日、2002年9月20日，通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分别同意电力安装公司、通化县工行建设职工住宅楼。于渭才提供2005年9月22日，于渭才与通化县工行职工集资联建住房协议书一份（使用公章：中国工商银行通化县支行基建办公室）、购房款收据一份（使用公章：中国工商银行通化县支行基建办公室）、垃圾开点费收据和煤气配套费收据（分别加盖公章：江畔绿洲小区职工住宅楼办公室）各一份，证明于渭才购买了3号楼4单元3层1号房屋。祝桂彩提供2006年3月25日其与通化送变电公司职工集资联建住房协议书一份（使用公章：通化电力设备安装检修公司基建办公室）、购房款收据一份（使用公章：通化电力设备安装检修公司基建办公室），证明祝桂彩购买电力安装公司的3号楼4单元3层1号房屋。祝桂彩提交通化市房地产交易中心2006年2月23日房屋交易审查表和2006年3月16日吉通备字第340-1号通化市商品房登记备案证明，证明争议房屋系电力安装公司开发，有权出售，通化县工行无权将房屋出售。另查明，王鸿生还另外使用了名称为“江畔绿洲小区职工集资住宅楼办公室”公章，现该小区的名称仍为“江畔绿洲小区”。于渭才于2006年9月19日将争议房屋出售给了高杰，高杰又于2007年7月27日将争议房屋出售给咸丰。现房屋实际购买人系咸丰，由咸丰父亲咸传严居住。
原审法院认为，孟繁旭、季文生、王鸿生、沈晓帆系合伙以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的名义分别与电力安装公司、通化县工行签订了开发集资楼的合同，对集资范围外房屋孟繁旭、季文生、王鸿生、沈晓帆均有权以电力安装公司基建办、通化县工行基建办和“江畔绿洲小区职工集资住宅楼办公室”名义出售。2005年9月22日，于渭才与通化县工行基建办签订购房合同，购买了3号楼4单元3楼1号房屋。因于渭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早于祝桂彩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同时也早于商品房备案时间2006年3月，于渭才购房行为合法有效。祝桂彩所称电力安装公司具有房屋出售权，并已经登记，其登记时间在于渭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后。电力安装公司、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孟繁旭、季文生、王鸿生、沈晓帆隐瞒该房屋已出售给于渭才的事实，又将房屋出售给祝桂彩，导致祝桂彩的合同不能实际履行，给祝桂彩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祝桂彩请求争议房屋所有权，无法支持，其因购房合同所造成损失，可另案告诉。于渭才取得房屋后与高杰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系于渭才转让房屋，对物权的处分，高杰将房屋转让给咸丰，咸丰取得房屋所有权合法有效，故对咸丰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1、位于通化市东昌区江畔绿洲小区3号楼4单元3楼1号房屋归第三人咸丰所有；2、驳回其他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10元，财产保全费1350元，由被告孟繁旭、季文生、王鸿生、沈晓帆、电力安装公司、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负担。
上诉人祝桂彩对原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再审判决书篡改事实、隐瞒证据，导致事实认定不清。(1)再审判决书第3页上数第22行“第三人祝桂彩诉称：原告要求……应依法撤消”中的“撤消”二字是强加于祝桂彩的，祝桂彩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始终要求的是确认于渭才与通化县工行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再审判决书对祝桂彩向法庭出示的证据予以隐瞒，没有在判决书上列出。二、本案争议房屋的开发商依法是电力安装公司，而非孟繁旭等四人。祝桂彩向法庭提供的证据：通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通市计资字(2002)281号、通市计资字(2003)271号文件分别批准了通化县工行、电力安装公司职工集资住宅楼项目（即：通化市江畔绿洲小区职工集资住宅楼）。电力安装公司的“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审批表”和“通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本建设（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来源审查表》”中已确认了“建房审批”“资金来源”是电力安装公司，而不是孟繁旭等四人。通化县工行及电力安装公司的《通化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报审表》、《通化市建筑工程审批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都分别对通化县工行、电力安装公司的“集资楼”进行了备案登记。通化县工行开发的是1、2号楼，电力安装公司开发的是3、4号楼。2006年2月23日，电力安装公司在通化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申办了《房屋交易审查表》。2006年3月16日，电力安装公司依据上述“批文”及建设部第99号令（即：《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16条之规定，在通化市房产产权处进行了新建房（3、4号楼）的初始登记（即：备案登记），也就是《通化市商品房登记备案证明》吉通备字第279号，第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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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第340号、第340-1号，通化市房产产权处依法确定了电力安装公司是本案争议房屋的开发方（产权人），电力安装公司对本案争议的房屋具有处分权。2006年2月23日，电力安装公司在通化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申办了《房屋交易审查表》。2006年3月16日，电力安装公司依据上述行政机关批文及建设部第99号令（即：《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16条之规定，在通化市房产产权处进行了新建房的初始登记。所以，2006年3月25日，祝桂彩看到了电力安装公司的《房屋交易审查表》、《通化市商品房登记备案证明》才与电力安装公司签订了购房协议。上述证据可以充分驳斥被上诉人所谓“孟繁旭等四人是实际开发商。当时开发商孟繁旭等四位合伙人只是为了登记方便，就随意将1、2号楼以通化县工行的名义登记，3、4号楼以电力安装公司的名义登记，其在产权处的登记备案仅能表明是以这两个单位的名义联建集资开发，该单位根本没有投资”的事实。更证明不了“孟繁旭以通化县工行基建办的名义与于谓才签订的购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三、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分别与通化县工行和电力安装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职工集资楼《合同书》也规定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为承办施工单位。至于《合同书》第二条约定：“开发后的房屋，通化县工行和电力安装公司用于集资建房职工的住宅，其余面积归甲方所有。”这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条款，依法不能保护被上诉人称：“本案争议的集资楼3号楼4单元3层1号房屋既不是通化县工行职工集资的房屋，也不是电力安装公司职工集资的房屋，按照《合同书》约定，其所有权归孟繁旭等四人”。既然孟繁旭等四人具有该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当然就有了该争议房屋的处分权。如果孟繁旭等四人具有该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和处分权，那么又为何以通化县工行和电力安装公司的名义对外签约出售房屋？电力安装公司在产权处做的登记备案依法属于权属登记类型中的初始登记，这不是两个法律概念，而是同一个法律概念。产权处的备案登记不但能证明此项工程的建设单位是电力安装公司，而且能据此确认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电力安装公司。因此，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办法》确认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应该是电力安装公司。四、本案争议房屋是电力安装公司卖给祝桂彩的，而非王鸿生，因为无论是购房协议还是购房收据均盖有电力安装公司基建办的公章，王鸿生只是电力安装公司基建办一个负责人而已。五、电力安装公司给祝桂彩出具的房款收据是真实有效的。至于“公章是否盗用以及帐的问题”是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本案无关。六、本案争议房屋是电力安装公司开发建设的职工集资楼，并在主体工程完工后进行了初始登记，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16条、第5条、第9条之规定，该房屋所有权人是电力安装公司，电力安装公司对争议房屋具有排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他任何人没有该房屋的处分权。因此，于谓才与没有处分权的通化县工行订立的职工集资联建住房协议书无效，进而导致于谓才与高杰、高杰与咸丰之间签订的购房合同无效。祝桂彩与电力安装公司订立的职工集资联建住房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已实际履行，该合同合法有效。七、于谓才、高杰、咸丰的行为不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本案争议房屋在一审受案之始，于渭才就向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讼保全申请书》，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下发了(2006)东江东民初字第81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本案争议的房屋，在房屋查封期间（一审判决没有作出之前）于渭才不但变动被查封的房屋结构（装修），而且还将被查封的房屋擅自转卖，于谓才行为说明其主观是“恶意”的，不是“善意”。而咸丰在于谓才、高杰既没有向其出示、提供房屋产权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06)东江东民初字第812号民事判决书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也没有到产权处核实该诉争房屋所处状况的情况下，购买了该房屋，其行为属于重大过失，因此其主观上也属于“恶意，而非“善意”。八、本案争议房屋同一单元的401、501号房屋也是经过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而且基本事实相同，但是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此有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通中民二终第146号民事判决为依据，可以证明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的裁判行为违背了基本的裁判规则，属于枉法裁判，祝桂彩保留追究相关人员渎职犯罪刑事责任的控告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判；2、改判确认于谓才与通化县工行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于谓才与高杰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高杰与咸丰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3、改判确认祝桂彩与电力安装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将位于通化市东昌区江畔绿洲小区3号楼4单元3楼1号房屋判归祝桂彩所有；4、判令于谓才赔偿争议房屋查封至今给祝桂彩造成的损失（每月1000元或者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5、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于渭才辩称：一、于渭才签订合同购买的房屋先于祝桂彩，合同效力大于祝桂彩。二、王鸿生等人开发的通化县工行联建集资楼及电力安装公司联建集资楼实际处分该物权的是王鸿生等人，通化县工行及电力安装公司只是名义，两集资单位后都改为江畔绿洲小区职工集资楼。三、王鸿生等人刑事案件中的专项审计报告明细表，明确标明争议房屋的交款人是于渭才，交款数额是161250元。争议房屋是129平方米，每平方米1250元，总房价与面积及金额相符，符合房地产交易习惯。该审计报告大于一般书证。四、争议房屋的处分权确属于渭才，于渭才将房屋处分给高杰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原审法院的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通化县工行辩称：一、通化县工行非集资联建合同的乙方。2002年9月12日，通化县工行工会主席辛文轶代表通化县工行集资建房职工与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签订《合同书》，该合同书中载明“甲、乙双方联合开发通化市民强路（橡胶厂大库）。甲方为施工单位，乙方为通化县工商银行集资建房职工。”由此可见，通化县工行非合同主体，如果通化县工行作为合同主体，就应由其负责人签字，而非工会主席来签名。通化县工行之所以在合同上盖章包括此后以自己名义办理各项审批手续，只是证实与合同乙方（集资楼住户）的归属关系。二、通化县工行不应对3号楼4单元3楼1号房屋返还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关于下达2002年职工集资住宅建设计划的通知》通市计资字[2002]281号文件，同意通化县工行新建职工集资住宅楼4栋，2004年6月3日编制的《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中体现，申请用地单位为通化县工行、电力安装公司，同样的内容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亦可体现。《通化市商品房登记备案证明》中3号楼的发证日期为2006年3月16日，于渭才于2005年9月22日与开发商之一孟繁旭签订《通化县工行职工集资联建住房协议书》时，是有足够理由相信3号楼为通化县工行集资楼的，根本不可能预知3号楼备案登记在电力安装公司。因此原来的生效判决[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通中民二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认定3号楼4单元3楼1号房屋归祝桂彩所有是错误的。综上所述，通化县工行从维护社会和谐，为职工谋福利的角度出发，先行垫付配套设施费用，为集资楼住户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的善举，以及积极应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的守法意识而因之成为众矢之的，使个别心怀不轨之人试图借此转嫁责任，索取高额补偿，通化县工行在此深表遗憾，并且不会放弃对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责任人的法律追究，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审理。
被上诉人高杰辩称：房屋是高杰在于渭才那买的，手续齐全，高杰也问开发商了。后来房屋卖给了咸丰。
被上诉人咸丰辩称：一、于渭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先于祝桂彩，其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大于祝桂彩。二、于渭才的（购房）交款收据是王鸿生公司购买行政事业发票的收据，祝桂彩的购房收据票号并不在财政购买的发票号之内。三、于渭才于2005年9月22日向绿洲小区及工行办公室缴纳了3500元煤气费及垃圾费，证明于渭才办理了入住手续，证明于渭才取得房屋的合法性。四、于渭才是与通化县工行集资办公室签订的合同，现在争议的3号楼里的住户全是工行家属。备案只是名义，3号楼事实是工行集资楼。房产部门将该楼登记为电力安装公司，是在诉讼过程中有人专门将该楼由工行登记变为电力安装公司登记，与本案无关。五、王鸿生等人以通化县工行及电力安装公司名义（开发）是为取得通化市政府土地和其他利益，实际开发人并非通化县工行及电力安装公司，从王鸿生刑事案件调取的报告证明两个集资办公室都改成了绿洲小区，所有成本都由绿洲小区单独记账，证明该楼的开发及处分除通化县工行及电力安装公司集资楼外，都由王鸿生处分。祝桂彩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所有合同都盖有王鸿生的印章或王鸿生签字，两个集资单位的合同都由王鸿生签发，说明两个单位并不是有处分权的单位，所以（王鸿生）以通化县工行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及房款收据都合法有效。六、咸丰从高杰处购买房屋合法有效，且购房后花费7万多元装修，从物权占有角度看，咸丰是该房屋的合法占有人、使用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电力安装公司、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孟繁旭、季文生、王鸿生、沈晓帆未到庭提交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有争议事实为：通化市东昌区江畔绿洲小区3号楼4单元房屋的投资开发方为谁？
上诉人祝桂彩主张：1、原审认定“孟繁旭、季文生、王鸿生、沈晓帆于2002年8月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合伙投资开发电力安装公司、通化县工行职工集资楼。王鸿生、孟繁旭分别担任过合伙负责人。”属于虚假事实。孟繁旭四人没有出庭，未向法庭提供证据，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孟繁旭四人合伙开发电力安装公司及通化县工行集资楼，以及王鸿生、孟繁旭分别担任合伙负责人，认定事实错误；2、祝桂彩向法庭提供的证据：通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通市计资字(2002)281号、通市计资字(2003)271号文件分别批准了通化县工行、电力安装公司职工集资住宅楼项目（即：通化市江畔绿洲小区职工集资住宅楼）。电力安装公司的“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审批表”和“通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本建设（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来源审查表》”中已确认了“建房审批”“资金来源”是电力安装公司，而不是孟繁旭等四人。通化县工行及电力安装公司的《通化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报审表》、《通化市建筑工程审批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都分别对通化县工行、电力安装公司的“集资楼”进行了备案登记。通化县工行开发的是1、2号楼，电力安装公司开发的是3、4号楼。2006年2月23日，电力安装公司在通化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申办了《房屋交易审查表》。2006年3月16日，电力安装公司依据上述“批文”及建设部第99号令（即：《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16条之规定，在通化市房产产权处进行了新建房（3、4号楼）的初始登记（即：备案登记），通化市房产产权处依法确定了电力安装公司是本案争议的房屋的开发方（产权人），电力安装公司对本案争议的房屋具有处分权；3、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分别与通化县工行和电力安装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职工集资楼《合同书》也规定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为承办施工单位。至于《合同书》第二条约定：“开发后的房屋，通化县工行和电力安装公司用于集资建房职工的住宅，其余面积归甲方所有。”这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条款，依法不能保护；4、本案争议房屋是电力安装公司卖给祝桂彩的，而非王鸿生，因为无论是购房协议还是购房收据均盖有电力安装公司基建办的公章，王鸿生只是电力安装公司基建办一个负责人而已。5、3号楼里住的并非都是工行职工。
被上诉人通化县工行主张：当时先盖了两栋楼，后来职工报名人多又加盖了，具体几栋不清楚，现在1、2、3号楼住的都是通化县工行职工家属。（后经质证，表示3号楼大多为工行家属）
被上诉人于渭才主张：1、王鸿生等人开发的通化县工行联建集资楼及电力安装公司联建集资楼实际处分该物权的是王鸿生等人，通化县工行及电力安装公司只是名义开发单位，两集资单位后都改为江畔绿洲小区职工集资楼。2、本案争议的3号楼4单元是计划外的，单独由高杰施工建设，不在联建协议之内，可以由王鸿生等人对外出售。
被上诉人高杰主张：争议房屋备案登记证明是被房产部门有人改动为电力安装公司，实际居住的是工行职工。
被上诉人咸丰主张：1、本案争议房屋的实际开发人为王鸿生等四人，从王鸿生刑事案件调取的报告证明两个集资办公室都改成了绿洲小区，所有成本都由绿洲小区单独记账，证明该楼的开发及处分除通化县工行及电力安装公司集资楼外，都由王鸿生处分。祝桂彩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所有合同都盖有王鸿生的印章或王鸿生签字，两个集资单位的合同都由王鸿生签发，说明两个单位并不是有处分权的单位，王鸿生以通化县工行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及房款收据都合法有效。2、（1、2、3、4号楼）是通化县工行先申请的，开发商都想争，所以都多报，文件只是政策。先开发了1、2号楼，后报名人多，增加了3号楼，1、2、3号楼都是通化县工行集资楼，4号楼是电力安装公司的。咸丰不否认祝桂彩说的3号楼是以电力安装公司名义批准的，但有王鸿生的刑事案件审计报告能证明3号楼里多是工行职工。另外，3号楼的一楼车库及七楼不是集资楼，3号楼4单元是后接的，也不是集资楼。
本院认为，在2006年10月26日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孟繁旭与季文生到庭参加诉讼，陈述为通化县工行集资楼及电力安装公司集资楼系孟繁旭、季文生、王鸿生、沈晓帆四人合伙，挂靠在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名下，以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名义与通化县工行及电力安装公司签订合同开发建设，对此，当时到庭的对方当事人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及通化县工行均无异议。而通化县公安局在对王鸿生刑事案件侦查中委托的审计报告也体现江畔绿洲小区的4栋职工集资楼为王鸿生4人负责建筑销售，并有单独的账目统计记载。结合祝桂彩提交的《基本建设（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来源审查表》、《通化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审批表》以《通化送变电公司职工集资联建住房协议书》及联建合同书等证据，建房审批及购房合同亦是由王鸿生、孟繁旭等经办及签订。综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自认，原审认定争议楼房为孟繁旭、王鸿生等四人合伙建设销售，并无不当。
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孟繁旭、王鸿生四人合伙以通化市就业建筑工程处的名义与通化县工行及电力安装公司签订开发集资楼合同，依据合同约定，对集资范围外的房屋，孟繁旭、王鸿生四人均有权以电力安装公司基建办、通化县工行基建办和“江畔绿洲小区职工集资住宅楼办公室”名义出售。通化县工行、于渭才、咸丰等到庭当事人主张3号楼4单元为后接房屋，非集资楼，王鸿生、孟繁旭有权出售，符合客观事实，亦能与当事人提交的联建集资楼合同、购房合同等证据相吻合。于渭才于2005年9月22日与通化县工行基建办（孟繁旭）签订购房合同，交付了房款及配套设施费，其购房行为合法有效。祝桂彩于2006年3月25日就同一房屋与电力安装公司基建办（王鸿生）签订的合同系在于渭才签订购房合同并交付房款之后，系王鸿生等隐瞒房屋已经出售给于渭才，重复出售房屋所签订的销售合同，该合同不能对抗此前已经成立并已履行的于渭才购房合同。诉讼中，祝桂彩依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以及本院(2007)通中民二终第146号民事判决书，主张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为电力安装公司，并进而主张祝桂彩拥有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但《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已于2008年7月1日被废止，且我国非实行判例法国家，各阶段所适用的法律亦有所废止变化，故祝桂彩在本案中的主张，无法予以支持，其所受损失，可另案告诉主张权利。该房屋经于渭才、高杰转让，由咸丰交付合理价格买受，咸丰之房屋买卖行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并实际使用至今，原审判令房屋归咸丰所有，亦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25元（原二审交纳），由上诉人祝桂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秀芳
代理审判员 盖晓晨
代理审判员 李尧川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徐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