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炎棠，男，1959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代理人：欧阳丰茂，广东定海针（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锡洪，男，197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委托代理人：黄艳春，广东华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亮才，广东华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玉珍，女，197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代理人：钟淑华，广东百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炎棠因与被上诉人卢锡洪、吴玉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1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炎棠的委托代理人欧阳丰茂、被上诉人卢锡洪的委托代理人黄艳春、被上诉人吴玉珍的委托代理人钟淑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炎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卢锡洪偿还借款本金280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从2014年9月12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吴玉珍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卢锡洪、吴玉珍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卢锡洪向郭炎棠借款本金应为280万元而非2736400元。首先，根据本案借款的过程，郭炎棠先是于2013年12月12日出借200万元本金给卢锡洪，并约定利息按日息1‰计算；随后双方又于2014年1月12日签订借款金额为280万元的借款协议，且在郭炎棠汇款736400元后，卢锡洪出具了金额为280万元的收据。证实双方同意在2014年1月12日增加的80万元借款中拿出63600用于偿还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11日200万元借款的利息。这种双方合意的利息交付形式属于简易交付（物权法第二十五条），在卢锡洪以偿还利息形式简易交付该部分款项前，应当认定其已经收取了该部分款项。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本案中卢锡洪于2014年1月12日与郭炎棠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并出具2800000元的收据。该情形符合上述司法解释条文的规定，应当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2800000元。二、吴玉珍出具的“对卢锡洪欠郭炎棠的所有债务承担保证义务”的担保书（以下称“担保书”）成立有效，一审判决认为该担保书不符合保证合同的形式要件，实质是否定担保书的效力，是对法律的错误适用。1、该担保书所担保的主债权是十分明确的。首先，吴玉珍出具上述担保书时，十分明确清楚地知道卢锡洪所欠郭炎棠借款的具体数额。本案借款是卢锡洪从郭炎棠借入的第一笔借款。本案庭审期间，卢锡洪也陈述是吴玉珍介绍其向郭炎棠借入该笔款项。卢锡洪的该陈述与郭炎棠主张的该事实一致，应当予以认定。而另外一笔金额为240万元的借款，吴玉珍先是于2014年12月18日承诺还款，对该债务表示承担，又于2015年1月4日出具《借款借据》确认该借款实际为其本人借用。由此可见，吴玉珍是清楚明确的知道卢锡洪所欠郭炎棠借款数额及期限的。在其明确知道债务数额的情况下承诺为全部债务承担保证义务，其所担保的主债务当然是明确的。其次，在吴玉珍出具上述担保书之前，作为主债务人的卢锡洪出具了《还款承诺书》对其所欠款项进行了再一次的明确。吴玉珍作为银行信贷部门的人员，在出具对“所有债务”承担保证义务的担保书时，理应与主债务人确认过具体债务。2、担保书文本上内容的不完备并不导致保证合同的无效。首先，一审判决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该条第二款同时还规定：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即说明，即使保证合同内容不完整，也可以成立生效。其次，该条规定保证合同应具备的内容还包括保证期间、保证的方式。但是该法在第十九条和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未约定保证方式、保证期间或约定不明的处理。更是从法律规定上认可了内容不完备的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力。3、吴玉珍在担保书上签字，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是基于非本人意愿而出具的担保书，应认定其出具担保书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意思表示承担责任。4、担保书并不违反任何法律禁止性规定，其有效性不应予以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一审判决在没有列出任何一条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就否定担保书的效力，显然是适用法律的严重错误。5、一审判决“原告仅凭此担保书要求吴玉珍承担担保责任，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表述是偷换概念，实际即是否定担保书的效力。其在后文中更是直接表述“……，明显知道在本案出示的担保书对吴玉珍不具有约束力”，更是对担保书效力的最直接否定。但一审判决苦于找不到认定担保书无效的法律依据，因此才如此偷换概念。6、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再三要求吴玉珍出具担保书，明显是知道在本案出示的担保书对吴玉珍不具有约束力”，更是站在吴玉珍的立场的主观臆想。吴玉珍在担保书背面对另案240万元的还款承诺、吴玉珍出具金额为240万元《借款借据》、240万元借款实际由吴玉珍偿还、卢锡洪庭审中表示未使用240万借款等一系列事实都证实另案的240万元借款实际为吴玉珍借用。作为出借人，将该240万元借款特别对待，要求吴玉珍另行再次出具担保书，这是人之常情。一审判决关于保证责任问题部分，以“退一步而言”引出保证期间的论述，实际是对前面关于担保书效力的论述结论不确定。该部分是适用法律的论述。适用法律应该明确并对某一具体事项作出确定的定性。对于担保书效力这一问题而言，只有担保书有效，才存在效力期间即起诉是否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如果担保书自始无效，何来超过保证期间。三、郭炎棠要求吴玉珍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首先，一审判决认为郭炎棠应在吴玉珍出具担保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吴玉珍主张权利，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的。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保证期间可以从保证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6个月。其次，吴玉珍在卢锡洪出具《还款承诺书》后出具担保书，而《还款承诺书》是在原有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出具的，变更了还款期限。担保书是对变更期限后的债务提供担保。变更后的还款期限并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主债务履行期限在郭炎棠要求借款人还款时届满，保证期间也是在郭炎棠要求借款人还款时即提起本案诉讼时才起算。再次，如果认为本案担保书是在郭炎棠与卢锡洪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出具的，那么，在吴玉珍出具担保书时，根据该还款期限计算的保证期间也已经届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的，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本案可以类推保证期间从保证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本案也同样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条文来界定保证期间。而且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提供担保，当然包含“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的意思。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提供的保证，保证期间的法定起算时间无法适用，保证人承担的保证责任也应属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即保证期间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郭炎棠有权随时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义务。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对于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对于证明保证合同的担保书的效力认定方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卢锡洪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本金为2736400元，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2013年12月12日，郭炎棠向卢锡洪借款200万元。2014年1月10日，郭炎棠扣除利息63600元后，向卢锡洪转帐汇款736400元。据此，郭炎棠的借款本金总额应为2736400元，不是2800000元。2、郭炎棠以其在80万元借款中扣除利息63600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简易交付为由，认为涉案借款本金应为280万元，这一观点不成立。假定即使属于简易交付，郭炎棠也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所以，涉案借款本金应相应扣减。扣减后，涉案借款本金总额为2736400元。3、卢锡洪是先向郭炎棠开具借据，然后才收到郭炎棠的借款736400元。4、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理由有：①涉案借款共有两笔，第一笔为200万元，第二笔为80万元。卢锡洪向郭炎棠借款80万元，是单独的一笔借据，没有涉及200万元借款本息的结算。卢锡洪出具80万元借据，与第一笔200万元的借款无关，不属于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只是卢锡洪出具80万元借据后，没有足额收到借款80万元。②卢锡洪与郭炎棠第一笔借款200万元的借款利率已超过年利率24%。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郭炎棠仅是提供了借款本金2736400元。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2736400元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这一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卢锡洪与郭炎棠签订的多份《借款协议书》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本案中，郭炎棠在一审庭审调查中多次自认郭炎棠向卢锡洪借出的所有借款都是来源于新会农村商业银行新会支行的信贷资金。郭炎棠从该行套取贷款后，以高息日千分之一转贷给卢锡洪，卢锡洪事先对此是知道的。据此，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是无效的，一审认定涉案借款按年息24%计算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卢锡洪与郭炎棠的借款利率应按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综上所述，郭炎棠的上诉无理。恳请驳回郭炎棠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吴玉珍辩称：一、本案卢锡洪的借款本金应当是2736400元，并非郭炎棠主张的280万元。1、本案中郭炎棠实际出借金额为2736400元。而我国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需实践的交付借款行为，当事人之间产生民事借贷关系方成立生效，才形成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债务人才能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郭炎棠向卢锡洪汇款金额为2736400元，并非280万元。故应当以郭炎棠实际向卢锡洪汇款金额作为借款本金。2、郭炎棠对其主张的本金之组成部分存在前后矛盾的说法。本案一审阶段庭审时，卢锡洪的代理人曾陈述，280万元中63600元是现金支付。在民事起诉状及后面的庭审中，其代理人又解释63600元是利息。其陈述前后矛盾，可知郭炎棠对出借给卢锡洪的款项组成并不清楚。3、郭炎棠认为其已将63600元简易交付给卢锡洪。本案中的金钱交易应属于债权，不适用物权法。4、郭炎棠如今在上诉状称63600元是200万元从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11日的利息，这仅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不属于双方确认并真实发生的利息。5、若63600元是200万元从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11日的利息，其利率远超过年利率24%的规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根据吴玉珍在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担保书》正面以及背面文字，以及2015年1月4日吴玉珍签写的《担保书》和《借款借据》已明确吴玉珍仅对卢锡洪借取的240万元作担保。2014年12月18日，郭炎棠指派一群人到吴玉珍工作单位捣乱。郭炎棠以事先打印好的《担保书》正面让吴玉珍签字。鉴于单位在做重要接待，吴玉珍怕给单位带来负面影响。吴玉珍随后与郭炎棠协商好，吴玉珍仅对卢锡洪240万元的借款负责。吴玉珍便在《担保书》纸后面写“关于卢锡洪借郭炎棠人民币贰佰肆拾万元正，由本人吴玉珍负责，并承诺于2014年10月23日还清”的字样。2015年1月4日，郭炎棠恐怕吴玉珍所写《担保书》不明确。郭炎棠又草拟《担保书》，要求吴玉珍对卢锡洪于2014年1月29日及2014年8月14日分别借郭炎棠人民币240万元及5万元，合计245万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同时（2015年1月4日），郭炎棠也让吴玉珍签写《借款借据》，以便随时更换借款人的主体，以防其找不到卢锡洪还款时，直接找吴玉珍，为其主张权利准备第二种诉讼策略。实际上，郭炎棠并没有实际支付过任何款项给吴玉珍。2015年4月15日，郭炎棠委托其弟郭健斌书写《声明》，说明已收到吴玉珍240万元本金，40万元利息，以后款项已全部还清。同时，将涉及240万元及5万元的借款资料原件全部归还给吴玉珍。由上述事实可见，吴玉珍仅对卢锡洪借取的240万元及5万元借款作担保，其担保责任已履行完毕。郭炎棠如今又要求吴玉珍履行郭炎棠另外借款合同280万元的担保，完全违背事实及诚实信用原则。（注：郭炎棠诉讼时仅向法庭提交2014年12月18日《担保书》正面内容，背面内容在法庭质证时，应法庭要求郭炎棠才予以提交。可见，郭炎棠是刻意躲避事情真相。）三、2014年12月18日《担保书》背面内容是前面内容的补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而郭炎棠提供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担保书》中，显示“本人对卢锡洪欠郭炎棠的所有债务承担保证义务”字句，其明显缺乏被保证主债权种类、数额。从该《担保书》背面的字句显示，吴玉珍的本意仅对金额240万元作担保。四、退一步，假设仅以郭炎棠提供的《担保书》正面文字内容有效，郭炎棠对吴玉珍的追诉已过保证期限。吴玉珍在向郭炎棠提供担保时没有明确保证方式、保证期限，依据我国担保法规定，该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六个月。若保证人在签订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债务的履行期已届满，其自愿承担保证的行为并没有增加其风险，也没有违反其本意，故此，保证人对在诉讼时效内的债务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当从合同生效之次日起开始计算保证期间，保证期限为六个月。吴玉珍于2014年12月18日签订《担保书》。故吴玉珍保证期间应为2014年12月18日后6个月内。由于郭炎棠未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要求保证人吴玉珍承担保证责任，故保证人吴玉珍应当免除保证责任。综上所述，基于民法公平原则，本案应结合2014年12月18日《担保书》背面文字内容，吴玉珍仅为卢锡洪2014年1月29日的《借款协议》中的240万元债务作担保。如今，吴玉珍担保责任已履行完毕，故无需向郭炎棠支付任何款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二审法院驳回郭炎棠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郭炎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卢锡洪、吴玉珍清偿借款28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9月12日起，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至借款清偿日止）给郭炎棠；2、由卢锡洪、吴玉珍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2日，郭炎棠与卢锡洪签订一份《借款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其中《借款协议书》约定，由卢锡洪向郭炎棠借款200万元，期限为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11日，利息按日息1‰计算，并约定“如未能在2014年1月12日前还款，即执行2013年12月1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由卢锡洪将其坐落于江门市蓬江区高沙丽苑9幢101、102、103、104、105、107、201、203室房产合共759.36平方米作价200万元卖给郭炎棠。郭炎棠于合同签订的当日，将200万元借款转账给卢锡洪。2014年1月10日，卢锡洪向郭炎棠提出再借80万元的要求，郭炎棠于当日转账736400元给卢锡洪。同年1月12日，郭炎棠与卢锡洪签订除借款金额为280万元和借款期限至2014年3月12日的内容外，其他内容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的《借款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卢锡洪也向郭炎棠立下《收据》“今收到郭炎棠转账款人民币小写2800000元，大写：贰佰捌拾万元正。”同年3月11日，郭炎棠与卢锡洪又签订除借款期限外的与上述内容一致的《借款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2014年11月17日，卢锡洪向郭炎棠立下《还款承诺书》，载明“欠款人卢锡洪于2014年1月份至今向郭炎棠短期借款人民币5250000元正。计算今天为止，本息共欠5794500元，罚息未计。卢锡洪现已找到房产买家，出售房屋，清偿欠郭炎棠的全部债务。……”2014年12月18日，吴玉珍在一份内容为“本人对卢锡洪欠郭炎棠的所有债务承担保证义务”的《担保书》的担保人栏签名。同时，该《担保书》的背面还记载以下内容“关于卢锡洪借郭炎棠人民币贰佰肆拾万元正，由本人吴玉珍负责，并承诺于2014年12日23日还清。承诺人：吴玉珍。2014年12月18日。”2015年1月4日，吴玉珍又向郭炎棠立下一份《担保书》：“卢锡洪于2014年1月29日及2014年8月14日分别借郭炎棠人民币2400000元及50000元，合计共人民币2450000元至今没有归还。本人在此保证对卢锡洪欠郭炎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的偿还责任。”2015年1月16日、1月29日和4月15日，吴玉珍委托其妹吴淑贞汇款280万元给郭炎棠，其中140万元从吴淑贞的银行账户转出，另外的140万元从陈艳梅的银行账户转出。郭炎棠也于4月15日委托其弟向吴玉珍出具一份《声明》：“根据2014年1月29日卢锡洪与郭炎棠所签订的借款协议，并根据2015年1月4日吴玉珍补签的借款借据，现郭炎棠已收到吴玉珍还款本金合计人民币贰佰肆拾万元正（2400000元），利息人民币肆拾万元（400000元）。以上款项已经全部还清，以上贰佰肆拾万元正与吴玉珍无关。此声明书经郭健斌签名后即时生效。委托人郭健斌。”随后，郭炎棠将《借款协议书》、《房屋买卖合同书》、《收据》（卢锡洪收取郭炎棠240万元借款的收据）、《借款借据》（吴玉珍曾于2015年1月4日出具的郭炎棠的借款借据）、《借据》（卢锡洪于2014年8月14日借取郭炎棠5万元的借据）、《担保书》（吴玉珍于2015年1月4日签署）等证据原件交给吴玉珍收执。另查明，2014年1月29日，郭炎棠与卢锡洪签订一份《借款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其中《借款协议书》约定卢锡洪向郭炎棠借款24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1月29日至2014年3月28日，指定借款汇入李朝伟的银行账户。其他内容与上述的《借款协议书》基本一致；《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由卢锡洪将其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北安路12号翠湖苑1座107、110、112、江门市蓬江区高沙丽苑8幢、9幢等共计2770.09平方米作价240万元出售给郭炎棠。其他内容与上述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基本一致。2014年11月28日，郭炎棠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卢锡洪偿还借款240万元及利息。该案在2015年4月28日开庭审理时，卢锡洪提出郭炎棠所主张的240万元已经偿还的答辩，而且郭炎棠所举证据的原件已被卢锡洪收回。为此，郭炎棠当庭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6日依法作出（2015）江蓬法民一初字第3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郭炎棠撤回对卢锡洪的起诉。2016年9月6日，郭炎棠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调取（2015）江蓬法民一初字第33号案件卷宗。一审法院根据郭炎棠的申请，调取该案卷宗，并当庭出示相关卷宗材料由双方当事人发表意见。庭审中，郭炎棠对卢锡洪答辩提出其已经偿还借款280万元的抗辩意见，认为该280万元的款项是由吴玉珍为卢锡洪2014年1月29日所借的240万元及利息作担保的款项，并不是用于偿还2014年1月12日《借款协议书》约定的280万元。吴玉珍认为其只为卢锡洪向郭炎棠借款240万元及利息作担保，该280万元是用于240万元及利息的偿还。再查明，吴玉珍曾于2015年4月3日向郭炎棠发出多条手机短信，其中一条短信记载“你计好条数（具体金额），既然当日我糊涂签下约的，我也不会与你们讲价，按当初你定的规矩，计好条数发过来，并准备好所有资料交收。下午在锡洪公司网银操作，一手交资料一手按电脑。……”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郭炎棠与卢锡洪在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卢锡洪向郭炎棠借款的同时，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并在《借款协议书》中约定“如未能在2014年1月12日前还款，即执行2013年12月1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从郭炎棠与卢锡洪之间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双方并没有在卢锡洪逾期还款的情况下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而且郭炎棠直接向法院主张卢锡洪偿还借款，可见，郭炎棠与卢锡洪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实际是作为《借款协议书》的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综合当事人的起诉、答辩陈述、举证以及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卢锡洪是否已经偿还本案郭炎棠主张的借款280万元；二是郭炎棠实际出借的金额及约定的借款利率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三是吴玉珍在本案中应否承担担保责任。一、关于卢锡洪是否已经偿还本案郭炎棠主张的借款280万元的问题。郭炎棠与卢锡洪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郭炎棠已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卢锡洪作为借款人应当在借款到期后偿还借款给郭炎棠。虽然卢锡洪答辩称已经偿还280万元的借款给郭炎棠，但从吴玉珍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吴玉珍委托其妹吴淑贞汇款合计280万元给郭炎棠之后，郭炎棠将《借款协议书》、《房屋买卖合同书》、《收据》（卢锡洪收取郭炎棠240万元借款的收据）、《借款借据》（吴玉珍曾于2015年1月4日出具的郭炎棠的借款借据）、《借据》（卢锡洪于2014年8月14日借取郭炎棠5万元的借据）、《担保书》（吴玉珍于2015年1月4日签署）等证据原件交给吴玉珍收执，并声明“已收到吴玉珍还款本金合计人民币贰佰肆拾万元正（2400000元），利息人民币肆拾万元（400000元）。以上款项已经全部还清。”郭炎棠与吴玉珍的交易习惯符合我国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即民间借贷的双方当事人在借款方偿还借款后，出借方会出具收款收据的同时，将原有的借款协议收、借据等借贷凭证的原件交回给借款人收执，以表示双方的借贷关系完结。结合卢锡洪在一审法院审理（2015）江蓬法民一初字第33号案件时表示已经偿还郭炎棠主张的2014年1月29日所借的240万元的借款。而根据卢锡洪与郭炎棠先后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约定的借款金额高达520多万元，现在卢锡洪在本案中又认为由吴玉珍代为偿还的280万元是用于偿还2014年1月12日《借款协议书》约定的280万元的借款，显然证据不足，且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卢锡洪认为已经偿还郭炎棠在本案主张的280万元借款的抗辩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郭炎棠实际出借的金额及约定的借款利率是否超过法律规定标准的问题。1、郭炎棠实际出借的金额。根据郭炎棠与卢锡洪于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约定的借款金额为280万元，郭炎棠通过银行于2013年12月12日转账200万元和2014年1月10日转账736400元，而郭炎棠在起诉陈述中表示卢锡洪再向其借款80万元时，是“将前期200万元的借款利息扣减后，将80万元余下的736400元汇给卢锡洪，即共借款280万元给卢锡洪。”可见，郭炎棠并没有将约定的借款金额280万元足额出借给卢锡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一审法院确定郭炎棠在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12日期间共出借2736400元给卢锡洪，郭炎棠要求卢锡洪偿还28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审查确认的事实，卢锡洪应当向郭炎棠偿还借款2736400元。2、约定的借款利率是否超过法律规定标准。郭炎棠与卢锡洪在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利率为日利率1‰,折合为月利率30‰,年利率为3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郭炎棠与卢锡洪之间约定的借款利率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对郭炎棠主张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郭炎棠与卢锡洪均确认卢锡洪支付利息至2014年8月12日，卢锡洪本应从2014年8月13日起继续支付利息给郭炎棠，而郭炎棠主张卢锡洪从2014年9月12日起支付借款利息，这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卢锡洪应向郭炎棠偿还借款2736400元及从2014年9月12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三、吴玉珍在本案中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保证责任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达成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代为履行或连带责任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本案中，郭炎棠是以吴玉珍曾于2014年12月18日所立的《担保书》“本人对卢锡洪欠郭炎棠的所有债务承担保证义务”为依据要求吴玉珍承担保证责任。首先，从上述担保书内容来看，并没有上述法律规定的保证合同应当具有的内容，不符合保证合同的形式要件。由于保证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保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或保证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或出具保证书时，应当有明确的主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所规定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也是指对除主债权外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的范围内的约定不明，而上述担保书并没有明确的主债权，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担保书应当具备的内容，况且郭炎棠与卢锡洪除存在本案的债权债务外，还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郭炎棠仅凭此担保书要求吴玉珍承担担保责任，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其次，再结合吴玉珍曾于2014年12月18日和2015年1月4日出具给郭炎棠的两份《担保书》的内容来看，均载明具体的主债权，郭炎棠是非常清楚担保书应当有明确的主债权对担保人才具有担保的约束力，所以郭炎棠再三要求吴玉珍出具担保书，明显是知道在本案出示的担保书对吴玉珍不具有约束力，而郭炎棠仍以此担保书要求吴玉珍承担保证责任，有悖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三，退一步而言，郭炎棠要求吴玉珍对卢锡洪的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也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吴玉珍的担保责任也因此而依法予以免除。郭炎棠在本案中出示的担保书，是郭炎棠与卢锡洪约定还款的期限届满后，吴玉珍才出具该担保书的，由于该担保书并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即郭炎棠依此担保书要求吴玉珍承担担保责任，也应当在吴玉珍出具担保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即在2015年4月17日前向吴玉珍主张权利。而郭炎棠所提供手机短信信息，也只有2015年4月3日的短信所收发的短信内容发生在保证期间内，且内容没有明确指向具体的主债务，结合吴玉珍委托其妹转账的280万元是用于履行其为卢锡洪明确担保的240万元及5万元债务和利息的事实，该短信的内容是明显指向吴玉珍为卢锡洪所担保的240万元及5万元债务和利息，该短信内容不能作为郭炎棠在保证期间向吴玉珍主张对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即郭炎棠没有在保证期间内向吴玉珍主张权利，吴玉珍对涉案债务的担保责任予以免除。综上，郭炎棠要求吴玉珍对卢锡洪涉案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吴玉珍提出对卢锡洪的涉案债务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意见，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判决：一、卢锡洪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27364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从2014年9月12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本判决确定清偿日止）给郭炎棠；二、驳回郭炎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320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26320元，由郭炎棠负担1390元，卢锡洪负担24930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确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借款本金金额及利息如何认定；2、吴玉珍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
一、关于借款本金金额及利息问题。双方对第一次借款本金200万元没有争议，对第二次借款本金80万元产生争议。郭炎棠诉称将借款200万元的前期利息63600元计入第二次借款本金80万元中，故主张前后借款本金共280万元。卢锡洪则认为在借款本金80万元中预扣利息违反法律规定，该利息不能计入借款本金，故前后借款本金应为2736400元。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虽然前期借款利息可以计入后期借款本金，但是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本案中，郭炎棠将借款200万元的前期利息（按年利率36%计算）计入后期借款本金中，后期借款仍然约定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显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即便郭炎棠上诉所主张的按年利率24%计算借款200万元的前期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其收取的利息之和仍然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标准。因此，郭炎棠主张将借款200万元的前期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借款本金为实际交付金额273640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利息，郭炎棠虽然确认卢锡洪已付清2014年8月12日前的利息，但郭炎棠作出该承认的前提是认为已将借款200万元的前期（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11日）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对此，如前所述，本院不予采纳郭炎棠主张将借款前期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也就是说，卢锡洪实际上并未支付借款200万元在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11日期间的利息给郭炎棠，故卢锡洪在本案中应当另行支付该部分利息给郭炎棠，但应当按年利率24%计算，即为4万元。一审法院既未认定郭炎棠主张的将前期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又未认定卢锡洪支付该部分利息给郭炎棠，显然不符合情理，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对其他利息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吴玉珍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问题。首先是2014年12月18日《担保书》的担保效力问题。卢锡洪于2013年12月12日、2014年1月10日、2014年1月29日、2014年8月14日分别向郭炎棠借款200万元、80万元（实际交付736400元）、240万元、5万元。2014年11月17日，卢锡洪向郭炎棠出具《还款承诺书》，对上述借款进行汇总并确认向郭炎棠借款525万元。2014年12月18日，吴玉珍向郭炎棠出具《担保书》，同意对卢锡洪欠郭炎棠的所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同日，吴玉珍还另行向郭炎棠书面承诺卢锡洪借郭炎棠的240万元由吴玉珍本人负责并承诺于2014年12月23日还清。从上述情况来看，吴玉珍的担保行为意思表示真实，其担保的主债务明确，本院确认该《担保书》的担保效力。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吴玉珍是知道卢锡洪向郭炎棠借款的情况下作出的担保行为；第二，卢锡洪出具《还款承诺书》在前，即主债务确认在前，吴玉珍出具《担保书》在后，且吴玉珍还承诺对借款中的240万元由其本人负责偿还，而该240万元是包含在《还款承诺书》确认借款总额525万元之内。故郭炎棠诉称吴玉珍是在知道《还款承诺书》的内容即卢锡洪欠郭炎棠借款总额的情况下出具《担保书》，本院对此予以采信；第三，从《担保书》的内容来看，担保的主债务也是明确的，即卢锡洪欠郭炎棠的所有债务，债权人是郭炎棠，债务人是卢锡洪，主债权数额是所有债务，就本案而言，指向的就是《还款承诺书》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该担保书已具备了担保的主要要件。即使对担保方式、范围等没有具体明确，但法律也规定了当事人对担保方式、范围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当适用的原则，并不因此而导致担保行为无效；第四，吴玉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为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其称不清楚卢锡洪与郭炎棠之间的借款情况而作出对卢锡洪欠郭炎棠的所有债务进行担保，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是涉案担保是否已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第一，吴玉珍担保的主债务是《还款承诺书》确定的借款本息，而该《还款承诺书》对主债务的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郭炎棠提起本案诉讼视为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故保证期间从起诉之日起算。第二，从郭炎棠与吴玉珍之间往来短信的内容来看，足以证明郭炎棠在2015年4月3日向吴玉珍主张权利，也就是说，郭炎棠在保证期间内向吴玉珍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该短信内容只是指向其中的245万元借款及利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吴玉珍也未能就此举证证明。再说，吴玉珍在对卢锡洪欠郭炎棠的所有债务作出担保后，郭炎棠只针对其中的部分债权向担保人主张权利也不符合常理。综上，无论是上述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涉案担保均未超过保证期间。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吴玉珍在本案中应对卢锡洪欠郭炎棠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免除吴玉珍的担保责任欠妥，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郭炎棠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部分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处理结果部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17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17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卢锡洪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1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40000元给郭炎棠。
四、吴玉珍对卢锡洪在本案中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郭炎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确定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42640元，由郭炎棠负担1390元，吴玉珍负担412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
书 记 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