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粤01民终52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项卓斌，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军元，广东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国华，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榕坤，广东同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地利人：韩现利，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项卓斌因与被上诉人梁国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4868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项卓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梁国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关键事实认定错误，即项卓斌实际仅收到借款186000元，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梁国华向项卓斌有足额资金交付行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径行认定项卓斌向某国华借款20万某，明显违反证据规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的规定。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规定，梁国华主张借款协议成立并生效，并己履行了出借20万某现金的义务，就应当就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己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尽管梁国华出示了2015年7月1日的借条、及2015年7月1日从梁某甲农行（账户尾号3470）的账户取款190000元的明细，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20万某己实际交付。显然，梁国华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一审法院在梁国华未能进一步补强证据的情况下支持其诉求是错误的，梁国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对大额现金交付事实的证明标准应达到上述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在项卓斌与梁国华的系列借贷案中，梁国华就款项交付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缺少款项交付的书面凭证。其仅提供了他人银行账户取款190000元的凭证，但不能直接确认系出借给了上诉人，故对被上诉人是否具备交付20万某的能力应产生合理怀疑，由于被上诉人只提供了借条，没有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以证实现金支付5000元的事实，对现金支付的证明标准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显然梁国华的诉请缺乏证据支撑，难以成立的。3.对于大额现金交付的事实需要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审慎认定。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大额现金支付必须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进行，但是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第3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依据上述规定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从目前的民间借贷市场来看，都有一个潜规则即出借人在借款时都是预先扣除利息的，一审法院却未对本系列案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即武断地作出判决，严重损害了项卓斌的合法权益。在一审庭审期间，项卓斌对此已提出了抗辩，但是一审法院未作继续深入审查，这明显是不妥的。
二、一审法院对项卓斌已实际归还款项的事实未予以查清，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实际上，在项卓斌与梁国华系列借款案件已经确定的17张借条中，项卓斌经手还款金额己达124.63万某，且本案借款己实际全部清偿。1.一审期间，项卓斌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及明细清单(账号分别为62×××33、62×××11)、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等证据，上述证据足以证实项卓斌经手还款金额己达124.63万某的事实。但是，一审法院却未采信上述证据，对项卓斌己归还的款项不予认定，这完全是错误的。2.关于部分还款金额显示转账用途为“货款”的问题。首先，由于项卓斌还款时是通过网银方式来进行操作的，而银行系统要求附言栏必须勾选其中一个选项，项卓斌当时并没有在意，就随手勾选了“货款”。其次，项卓斌就普通打工一族，与梁国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如此大金额的所谓货款交易，且梁国华亦没有提供任何书面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如此大金额货款交易的事实。再者，真实的货款交易关系是建立在真实的支付价款和履行义务上，而不是通过字面含义确认交易的真假。一审法院采信梁国华的单方口头抗辩，据此认定为货款，明显是无事实依据的，亦缺乏相应证据支撑。3.在本案中，虽然梁国华持有借条，但其没有实际给付该20万某款项。由于双方是彼此多年的朋友，双方已形成互为信任或熟悉的人身关系，故项卓斌在归还借款后未索要回借条的理由也是完全符合常理的。4.一审法院认为“项卓斌还款后却从不收回借条原件不符合常情”，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项卓斌借款后如果没有归还一分钱，梁国华怎么可能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借款给项卓斌，而且借款金额巨大，这也不符合常理。对于借款人而言，第一次的借款分文未还，再想获取第二次、第三次之后的放贷，而且是如此之大的数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出借人不可能再冒一次风险，除非出借人为追求巨额的高利贷铤而走险。显然，一审法院对项卓斌己归还款项的事实未予查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并错误的适用了法律，故上诉人上诉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梁国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项卓斌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梁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项卓斌向某国华归还借款2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4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项卓斌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诉讼中，梁国华提交了一张《借条》，内容显示：本人项卓斌，身份证号××，向某国华借款人民币200000元正，借款人项卓斌，日期2015年7月1日。
诉讼中，梁国华陈述本案借款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项卓斌的，现金为从姐姐账户取款190000元及手头现金10000元，为证明其资金来源，提交了其于2015年7月1日从梁某乙在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3470的账户提取190000元。诉讼中，梁某乙确认该190000元是其支取后借给梁国华的。
诉讼中，项卓斌确认上述《借条》是其为证明书写的，但是只确认收到转账支付的借款186000元，且主张该借款已经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案外人邹某甲，主张本案实际借款人应为邹某甲；在其与梁国华之间共计存在17张《借条》的系列借款案件中，均是其收到梁国华的借款后，再以同样方式支付给案外人邹某甲，但是所收借款与《借条》显示借款金额均不相符，均少于《借条》显示的借款金额。本案借款已经全部还清。
诉讼中，项卓斌为证实实际借款人为案外人邹某甲，提交1.《借条》，内容显示：本人邹某甲，身份证号××，向项卓斌借款人民币贰拾万某正，借款人邹某甲，日期：2015年3月2日。2、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回单，显示项卓斌向邹某甲转账情况，具体显示为：2015年5月13日两笔，金额为60000元的显示转账用途为“货款”，金额为200000元的转账用途显示为“还款”；2015年8月1日，金额为45000元，转账用途显示为“货款”；2015年9月7日转账金额为50000元；2015年10月22日转账金额为10000元；2015年10月28日转账金额为30000元；2015年11月4日转账金额为50000元；2015年11月11日转账金额为40000元。3.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显示项卓斌在2015年3月4日至10月28日期间向某国华转账16笔，金额共计309900元，其中2013年9月20日的金额为1000元、2015年10月28日金额为3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转账用途均为“货款”，其他未显示转账用途。4.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在2015年3月21日至2015年11月11日期间，项卓斌向某国华转账25笔，金额共计547400元，其中，显示用途为“货款”的共计18笔包括：3月21日金额18000元、4月21日金额18000元、4月7日金额10000元、4月25日金额21000元、4月30日金额30000元、5月22日金额7000元、5月26日两笔金额分别为5000元和21000元、6月3日金额33000元、6月10日金额33500元、8月14日货款46300元、8月16日金额3000元、8月17日金额10000元、8月18日进77000元、10月22日金额10000元、10月28日金额11000元、11月5日金额50000元、11月7日28100元；显示用途为“还款”的共6笔包括：6月12日金额5000元、7月15日金额39000元、7月27日两笔金额分别为13500元和9000元、8月8日金额3000元、10月16日金额6000元；2015年11月11日金额40000元未显示转账用途。5.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显示项卓斌在2014年7月28日至2015年3月3日期间，共计64次向某国华转账共计273500元；6.项卓斌银行卡尾号为0211的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项卓斌主张其在该账号取款115500元，以现金形式向某国华归还借款。项卓斌主张根据上述证据，其已经归还梁国华包括本案被诉借款在内的借款金额共计1264300元，其向某国华归还的借款是邹某甲的还款。经过庭审质证，梁国华认为项卓斌与邹某甲之间的《借条》和转账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确认项卓斌向其转账情况的真实性，但与本案借款不具有关联性，其与项卓斌之间存在很多经济款项往来；项卓斌支取的银行款项也与本案无关，其未收到本案项卓斌归还的借款。
诉讼中，梁国华陈述，其与项卓斌为朋友关系，其在村中做治保工作，管理其和父亲名下房屋的出租（其名下一栋房屋，其父亲名下两栋），每月收入大概五万某。为证明其收入情况，提交：权属人显示为梁国华的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潭岗乡凰岗村凤凰大道四巷9号）、权属人显示为梁国华父亲梁树宏的宅基地使用证（潭岗乡凰冈村南阳里一横4号、潭岗乡凰冈村省恒里巷9号）及相关税费清单和物业费明细供法院参考。
项卓斌于2016年5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主张其不是借款人，是中间人，实际借款人是邹某甲，与其无关，应该让梁国华找邹某甲要钱，如果邹某甲不出现本案事实无法查清，故申请追加邹某甲为被告。
以上事实，有《借条》、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银行转账回单、银行转账凭证、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宅基地使用证、收据、发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项卓斌向某国华借款200000元的事实，项卓斌向某国华出具了《借条》，项卓斌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梁国华也提交了其收入情况的相关证据，在无其它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虽然项卓斌抗辩其实际收到本案《借条》项下的借款金额仅为186000元，但是诉讼中，项卓斌关于其与梁国华之间系列借款案件陈述情况是其向某国华出具《借条》，梁国华向其支付借款后，其在邹某甲向其出具《借条》后，直接将借款交付给案外人邹某甲，但是项卓斌提交的案外人邹某甲向项卓斌出具的《借条》的日期早于本案被诉《借条》出具的时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项卓斌的陈述相互矛盾，项卓斌抗辩借条金额是按照梁国华的要求出具的无证据支持，且与上述证据相矛盾，故一审法院对项卓斌的抗辩不予采信。同时，对于项卓斌主张的其不是被诉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并申请追加案外人邹某甲为本案被告的抗辩，根据项卓斌的陈述，项卓斌在收到梁国华借款并将借款交付给邹某甲后，项卓斌向某国华出具了《借条》，邹某甲向项卓斌出具了《借款》，而不是由邹某甲直接向某国华出具《借条》，故邹某甲与项卓斌之间应属于另一个借贷法律关系，项卓斌的上述抗辩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据此确认项卓斌与梁国华之间关于本案被诉借款关系成立。其次，关于项卓斌是否向某国华归还本案借款的情况，本案项卓斌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已经在收到邹某甲的借款还款后，向某国华归还了本案被诉借款。但是，项卓斌提交的其已经归还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等相关证据上显示转账用途为“货款”，且双方提交的各自的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中均显示有被诉借款案件之外的经济往来，结合梁国华持有项卓斌出具的被诉《借条》原件和项卓斌持有案外人邹某甲出具的《借条》原件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在借款归还后不收回《借条》原件不合常理，且本案项卓斌主张的归还的系列借款已达1246300元，却从不收回借条原件，同时，其陈述其向项卓斌归还的借款是来自案外人邹某甲的还款，但其持有邹某甲出具的《借条》原件亦不符合常情，故本院对项卓斌主张已经归还本案借款的抗辩不予采纳。现梁国华要求项卓斌归还借款200000元诉讼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无证据证实本案借款有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现梁国华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项卓斌偿还梁国华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2016年4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项卓斌负担（上述费用梁国华已预交，其同意由项卓斌在上述判决给付期限内向其迳付）。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项卓斌向本院补充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据，证明其向某国华银行账户转账的款项系涉案系列借款的还款。梁国华对此质证认为，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该证据不完整，只是截取了双方部分聊天记录，没有显示出相关款项的用途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项卓斌与梁国华二审均确认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生意往来。
另查明，2016年1月5日，项卓斌向某国华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8382）转入10000元，显示用途为“还款”；2016年3月14日，项卓斌向某国华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8382）转入5000元，显示用途为“还款”。
再查明，梁国华就其与项卓斌之间存在的17张借条向法院提起了17宗诉讼，本案系该系列案之一。对于梁国华提交的上述借条所载明的借款时间及金额（单位:万某），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序号
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时间
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
2014.7.2
2014.8.1
2014.8.20
2014.9.20
2014.10.20
2014.11.26
2014.12.12
2015.5.11
2015.5.12
2015.5.26
2015.7.1
2015.7.12
2015.8.1
2015.8.7
2015.10.7
2015.10.8
2015.10.11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借款本金数额问题。梁国华主张以现金形式向项卓斌出借200000元，为此提供了项卓斌出具的借条、银行取款交易明细清单及梁某乙的证言予以证明。项卓斌仅确认收到梁国华以现金方式支付的186000元借款。对此，本院认为，诉讼中，项卓斌关于其与梁国华之间系列借款案件陈述情况是其向某国华出具《借条》，梁国华向其支付借款后，其在邹某乙向其出具《借条》后，直接将借款交付给案外人邹某乙，但是本案项卓斌提交的案外人邹某甲向项卓斌出具的《借条》的日期早于本案被诉《借条》出具的时间，而且项卓斌提交的案外人邹某乙向项卓斌出具的《借条》显示的借款金额亦为200000元，与项卓斌的抗辩相互矛盾，同时项卓斌抗辩借条金额是按照梁国华的要求出具的无证据支持，故本院对项卓斌的抗辩不予采信。结合项卓斌与梁国华的系列借款中存在现金交易的习惯、梁国华的收入来源等因素，本院确认涉案借款本金为200000元。
关于涉案款项是否已归还的问题。关于涉案款项是否已归还的问题。对于项卓斌转账支付给梁国华的款项中虽有部分标注转账用途为“货款”，但鉴于双方均确认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生意往来，故上述款项应视为偿还借款。同时对于项卓斌转账支付给梁国华的其他款项，项卓斌主张系偿还17宗系列案的借款，梁国华主张系其他借款的还款。因梁国华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在该17宗系列案之外仍存在其他借款，故本院亦认定上述款项亦属于归还该系列案的借款。至于项卓斌主张其采取现金方式偿还借款，因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存在，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综合项卓斌转账给梁国华的还款明显少于梁国华出借给项卓斌的借款且涉案借款发生的时间较晚（按借款时间系双方之间的第11笔借款），将项卓斌所归还的款项按照借款时间顺序作为还款的本金进行抵扣，本案款项仍未能进行冲抵，故本院认定涉案款项并未实际清偿。一审法院判决项卓斌仍需承担还款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项卓斌上诉称其已还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项卓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项卓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琦
审判员 庞智雄
审判员 刘 欢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书记员 戴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