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6民初769号
原告：崔加琴，女，1975年3月2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楠，北京市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云霞，北京市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金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沿江工业区68号（丘地号10649104-2-3）。
法定代表人：叶亮，董事长。
被告：北京物美京北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14号。
法定代表人：张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稳，北京徐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崔加琴与被告浙江金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文化公司）、北京物美京北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北大世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加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楠、石云霞，被告京北大世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稳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金牛文化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加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金牛文化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金牛文化公司退还原告预付款39800元，并自2015年7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向原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暂计至2016年1月6日为3170元，同时给付原告为此支出交通费、通讯费等300元，以上合计43270元，并由被告京北大世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5年7月5日，在京北大世界公司购买“国礼-
花丝盛世繁花手包”一件，商品单价为39800元。因当时只有样品，没有现货，原告只在购买当日向京北大世界公司预付了货款39800元，未能提货。后原告发现京北大世界公司于2015年10月开始不再销售上述商品，该品牌已从京北大世界公司撤柜，但京北大世界公司一直未将商品交付原告。原告多次找京北大世界公司协商退款未果，后得知该商品系金牛文化公司在京北大世界公司处租赁柜台时销售予原告。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
京北大世界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第一，原告诉称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主体不适格。
首先,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但是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提供的《专柜联销合同》可以证实：1.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金牛文化公司租赁被告商场的柜台销售“黄金历史”品牌商品。被告仅是柜台的出租者，涉案商品是由金牛文化公司的销售人员出售给原告的。2.《专柜联销合同》约定，被告统一收银后扣除相关费用后将货款支付给金牛文化公司。本案中，原告所付货款由被告代收后已经支付给了金牛文化公司。被告并非涉案商品的出卖方，仅是作为商场的经营者在形式上统一收银后向原告开具发票，至于柜台的商品销售、人员管理均是由金牛文化公司负责，涉案商品的货款也由金牛文化公司收取，因此，与原告存在实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金牛文化公司，而非被告。
其次，原告诉称内容与事实不符，并非被告“一直未将商品交付原告”。被告作为商场经营者，并非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原告的提货要求只能向作为柜台经营者的金牛文化公司提出，而不应向被告提出；是原告自愿与金牛文化公司事先约定不要求当时提现货，而并非被告一直未交付商品。
第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首先，买卖合同不具备解除条件，且并非无法履行，原告要求返还预付款并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中的买卖合同不具备协商解除、法定解除的条件；此外，经被告核实，金牛文化公司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并积极备货，原告在合理期限内可以向金牛文化公司提货，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预付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其次，关于原告提出的要求支付交通费、通讯费的诉讼请求，由于上述费用并非合理发生的必须费用且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故被告不同意支付。
金牛文化公司未出庭应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被告在销售“国礼-
花丝手包”商品时，因当时商品销量好，门店存货紧缺，原告购买一件上述产品，付款后并未提货。被告与原告约定，门店备货后原告可至门店取货。后被告门店已备货，但原告一直未到门店取货，被告一直保存着商品。截至2016年12月原告都未至门店提货，故原告无权直接要求返还预付款并支付利息。原告提出的要求支付交通费、通讯费的诉讼请求，由于上述费用并非合理发生的必须费用且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费用因被告而产生，故被告不同意支付。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浙江金牛工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名称变更为浙江金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与京北大世界公司签订有《专柜联销合同》，京北大世界公司在商场三层提供4平方米的场地，供金牛文化公司经营“黄金历史”品牌的商品。2015年7月5日，崔加琴在金牛文化公司经营的柜台处购买“国礼-
花丝盛世繁花”一件，价格为39800元。崔加琴向京北大世界公司交纳了全部货款。京北大世界公司向崔加琴开具出具了预订零售收款单一份，该收款单上注明的“希望交货日期”为2015年7月5日23时59分59秒，交货门店为北京京北大世界怀柔店。该商品为样品买卖，当时没有现货。2015年10月8日，金牛文化公司自京北大世界公司撤柜。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预订零售收款单、被告京北大世界公司提交的专柜联销合同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金牛文化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当庭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金牛公司在商场内设立柜台，崔加琴作为消费者，于2015年7月5日前往商场购物，在柜台选中商品后，向商场支付全部货款，柜台经营者与商场之间另行结算，柜台经营者承担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京北大世界公司统一收取各柜台的货款，系作为商场管理者行使管理职责。因此，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于崔加琴和金牛文化公司之间。
崔加琴与金牛文化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系样品买卖，诉争标的物系高档礼品，崔加琴已经履行了给付货款的义务，金牛文化公司应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但直至其撤柜仍未履行交付义务，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崔加琴有权解除合同。金牛文化公司虽辩称其在撤柜前已备货完毕，未交付货物系因崔加琴未至门店提货所致，但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本案中，崔加琴于2016年12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买卖合同，本院于2017年1月25日向金牛文化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等，故本院确认崔加琴与金牛文化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已于2017年1月25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崔加琴有权要求金牛文化公司返还已支付的货款39800元并赔偿已付货款的利息损失，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自付款次日即2015年7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关于崔加琴要求赔偿交通费、通讯费300元的主张，崔加琴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但金牛公司在撤柜之前未妥善处理其与崔加琴之间的买卖合同，崔加琴为解决争议支出的交通费、通讯费应予赔偿，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本案中，京北大世界公司认可其向金牛文化公司出租柜台的事实，货款由京北大世界公司收取后，再与金牛文化公司进行结算，《专柜联销合同》亦能够证明京北大世界公司实际行使出租人的权利，承担出租人的义务。崔加琴作为消费者到商场购物，商场的信誉和影响力是其作出消费决定的重要考量因素。金牛文化公司未及时履行买卖合同导致崔加琴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京北大世界公司作为实际行使出租人权利的管理者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金牛文化公司追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崔加琴解除合同的行为有效，崔加琴与浙江金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已于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解除；
二、浙江金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崔加琴货款39800元并赔偿利息（以39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二○一五年七月六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浙江金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崔加琴交通费、通讯费共计300元；
四、北京物美京北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对浙江金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二项、第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北京物美京北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浙江金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1元，由北京物美京北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浙江金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崔加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