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曹刑初字第139号
公诉机关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郑利卫，男，196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中共党员，户籍所在地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原系河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副局长。2015年1月29日因涉嫌受贿罪被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5年2月10日被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5年2月10日由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景艳娥，河北天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孙广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以唐曹检公诉刑诉（2015）10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郑利卫犯受贿罪于2015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翠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郑利卫及其辩护人景艳娥、孙广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案情复杂，经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两次延长审限共计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2009年至2014年，被告人郑利卫先后担任河北省承德市交通局副局长、河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收受其下属武某（承德市路桥建设总公司总经理）以现金方式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8万元用于个人消费，郑利卫在担任河北省承德市交通局领导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曾为武某提干等方面提供帮助和照顾。后被告人郑利卫因得知承德市交通局局长被查处感到害怕，让其弟于2014年4月份一次性退还武某现金9万元。
2、2009年8月-2010年2月间，被告人郑利卫在担任河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副局长期间，明知河北燕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张某2意图让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张某2在工程方面提供帮助，先后两次收受张某2以现金方式给予的人民币共计2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后被告人郑利卫因得知承德市交通局长被查处感到害怕，于2014年4月一次性退还张某2弟弟张某1现金20万元。
3、2011年春节，被告人郑利卫利用其担任河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收受承德个体施工队老板于中江以现金方式给予的好处费1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承诺日后为于中江承包工程提供帮助。
并认为，被告人郑利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郑利卫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
被告人郑利卫的辩护人景艳娥、孙广智主要提出，一、关于程序方面，非法证据排除。《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辩护人庭审前已向法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申请事项为1、将被告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形成的所有被告人供述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2、之后被告人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形成的所有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一�的被告人供述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庭审时，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无住处，从而对被告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出了解释，而没有对所指定的居所“唐山市人民检察院空军基地大院”属于违法居所及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未交付公安机关执行属于违法，以上这二点作出合理解释，仅以庭审前未收到辩护人提交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交付公安机关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未附卷为由作为辩解。现辩护人恳请人民法院对以上侦查机关搜集证据的合法性进一步进行核实。如不能证实其合法性，则本案在侦办过程中指定监视居住的地点错误、执行机关错误。这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这直接导致被告人在错误的地点、被错误的执行机关予以执行，被告人在办案人员的监视下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这种作法与羁押无异，与法律相悖。在这种情形下，被告人在监视居住期间形成的所有被告人供述均不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应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另外，之后被告人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形成的所有与监视居住期间一致的被告人供述亦应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二、起诉书关于郑利卫收受武某18万元涉嫌受贿罪的指控不具备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不符合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的客观要件，该项指控不能成立。1、起诉书关于“郑利卫为武某在提干等方面提供帮助和照顾”的指控严重缺乏事实及证据支持，二人在上下级关系存续期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权钱交易”。在2009年7月之前，郑利卫任承德�交通局副局长时，其与武某存在上下级关系，但在长达十余年的共事期间，武某既没有送钱给郑利卫，也没有承诺给郑利卫送钱，更没有请求郑利卫在提干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和照顾。并且，根据法庭调查情况可知，公诉机关也未能就起诉书指控郑利卫曾为武某提干等方面提供帮助和照顾的指控提供任何具体的事实及确实、充分的证据。郑利卫何时、以何方式、在武某哪一次或哪几次提干中，为武某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和照顾？更重要的是，连武某本人的证言都没有提到郑利卫曾在其提干时为其提供过帮助和照顾，综上，在郑利卫与武某共事期间，二人既无不当经济往来，也不存在郑利卫利用职务之便，为武某在提干等方面提供帮助和照顾的事实情况。2、武某在郑利卫调离承德之后，送给郑利卫的十余万元应属朋友间的私人往来，而非行贿、受贿。武某送给郑利卫�余万元的事实均发生在郑利卫调离承德之后。此时，郑利卫已身为河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副局长，其与武某之间不再是上下级关系，更谈不上具备为武某提干等方面提供帮助和照顾的职务上的便利。结合郑利卫的当庭陈述及武某的证人证言，二人自1985年相识，相处共事近30年，在长期的工作、交往过程中，二人不仅是同事更是朋友，双方及各自的家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往来，亲密无间。在这种情况下，武某在郑利卫调离承德后，逢年节送钱给郑利卫，更多是基于彼此情谊的一种感情表达。对此，郑利卫也适时给予合理的回应。在案证据表明，郑利卫曾在2010年托弟弟郑某在过年时送给武某5万元钱。另据郑利卫本人的当庭陈述，2014年，郑利卫考虑到在其调离石家庄后，二人在经济往来中存在差距，遂决定将武某多送给自己的9万元，通过弟弟郑某予以归还。综上�在上述二人的经济往来中，武某“无所求”、“无所托”，郑利卫“有所受”，“有所还”。由此，辩护人认为，郑利卫与武某的上述经济往来应属朋友间的私人往来，而非一方“行贿”、一方“受贿”。另外，对于公诉人在庭审时提出的，郑利卫安排郑某送给武某5万元系不正当经济往来的意见，辩护人认为该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公诉人提出该意见的主要根据就是郑利卫的部分讯问笔录中的供述内容。郑利卫的该部分供述内容称，因为弟弟郑某在承德做路桥工程，他希望通过送5万元给武某，让对方关照郑某。然而，该部分供述内容不仅被郑利卫的当庭陈述所推翻，也与郑某的证言不相符。根据郑某的证言可知，郑利卫任承德市交通局副局长期间，从来没有在工程承包上为郑某提供过任何的帮助和照顾。试想，郑利卫自己都不会去关照弟弟郑某，又怎么可能�离任之后，去请求别人给予关照呢？可见，郑利卫的该部分供述内容不仅不客观，而且不合情理，公诉人据此得出的上述意见显然不能成立。因此，起诉书关于郑利卫收受武某18万元涉嫌受贿罪的指控不具备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该指控不能成立。另外关于收受的金额，应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就低不就高，宜认定14万元。理由：如果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暂且不论，单单就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而言，被告人收受武某金额（指控金额18万元）这一点就不具有真实性。本案有二份被告人供述，1月30日供述与2月9日供述。这二份供述关于金额均表述为“有时候2万，有时3万或4万，具体有几次，每次送多少我记不清了”后面又供“前后加起来有十七八万，具体数额我想不起来了，详细的也没有计算过”。以上供述，关于每次收受的钱数、多少次、总金额均记不清了，与后面供十七、八万元，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这样相互矛盾的供述即便能够与武某的证言一致，来认定被告人受贿金额18万元也是非常勉强的，一旦证人改变证言，仅依据被告人相互矛盾的供述认定收受18万元显属证据不足。辩护人认为，结合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侦查机关为其作笔录时其最先供认的14或15万元，后经诱导改变金额为十七、八万元的事实，故为做到不枉不纵查明案件事实，应以被告人当庭供述为准，认定其收受金额为14万元。3、被告人的行为不是犯罪。2010年被告人通过弟弟退还武某5万元，2014年3、4月在武某在采取强制措施前退还9万元的事实应予以认定。以上行为均发生在被告人及相关人员被抓之前，故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其行为不是犯罪；三、关于起诉书指控郑利卫收受张某220万元的辫护意见：郑利卫虽然收取张某220万元，但并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张某2谋取利益，故郑利卫的行为不符合刑法对“收受型”受贿罪规定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受贿罪。在案证据显示，张某2在送给郑利卫20万元时，其并没有向郑利卫提出任何具体的请托事项。事实上，直到现在，张某2也从未向郑利卫提出过任何具体的请托事项，更未通过郑利卫得到任何的帮助和照顾。在“具体请托事项”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又何来对此作出的“承诺”。此外，根据郑利卫本人的介绍，其在河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任职期间，主管对施工图纸的技术审批，在具体的业务工作中，只与业主单位（即各市交通局）打交道，并不接触施工单位。因此，张某2作为从事路桥建设工作的经营者，在具体的施工业务中，与郑利卫的负责监管职务便利并无交集，更谈不上通过郑利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起诉书指控的所谓“工程方面提�帮助”，根本就不是“具体的请托事项”，更谈不上就此认定郑利卫“明知他人具有具体的请托事项”。公诉人的该意见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此，虽然郑利卫收受了张某2的财物，但却没有为其承诺谋取利益，更没有实际谋取利益，郑利卫的被控行为不符合刑法对“收受型”受贿罪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被告人已将款项20万元全额退还，时间是在自己和张某2二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属于及时退还，按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不是受贿。因而不构成受贿罪，起诉书的该项指控不能成立。四、关于起诉书指控郑利卫收受于中江10万元的辩护意见：起诉书关于郑利卫承诺日后为于中江承包工程提供帮助的指控证据不足，该指控不能成立。1、郑利卫不具备为他人承包工程提供帮助的职务上的便利。根据河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2015年2月2日出具的证明材料，郑利卫自2009年月任省公路管理局副局长至今，主要负责高速公路运营管理、科技教育行业管理、公路工程建设行业监管职责。据郑利卫介绍，在其上述职责中，（1）“科技教育行业管理”主要是指，对相关人员的继续教育，比如晋升工程师需要多少个学时等，该项管理职责与施工单位没有任何关系；（2）“公路工程建设行业监管”，主要是指，负责对“上派下达”的文件的传达和落实，也与施工单位无关；（3）“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主要是指，对施工图的技术审查，以及对省管已运营高速公路维修施工图的技术审查，在这两项工作过程中，其面对的是业主单位（各市交通局）和高速公路管理局，并不和施工单位打交道。而且，上述职责权限显然也不涉及工程承包。不可能通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施工单位承包工程提供帮助。2、于中江系个体施工队老板，并不具备承包工程的相关资质，其根本无法承包工程，更谈不上让郑利卫为其承包工程提供帮助。此外，于中江“找活干”的行为应系其本人与中标承包方之间相互协商的民事行为，这其中不存在，也没必要介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因此，于中江向郑利卫提出帮其找活干的请求并不涉及郑利卫的职务及职务行为，更谈不上郑利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综上，在郑利卫和于中江之间，前者不负责工程承包，后者不可能承包工程，所以根本就不存在郑利卫承诺为于中江承包工程提供帮助。无论于中江是否向郑利卫提出“帮忙找活干”这样的请求，郑利卫都不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提供所谓的“帮助”。因此，起诉书关于郑利卫承诺日后为于中江承包工程提供帮助的指控与客观事实不符，该指控不能成立。
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09年7月被告人郑利卫任承德市交通�副局长，2009年7月至2015年1月被告人郑利卫任河北省公路局副局长。期间，被告人郑利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钱财，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如下：
1、2009年至2014年，被告人郑利卫先后担任河北省承德市交通局副局长、河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副局长的春节期间，多次收受承德市路桥建设总公司总经理武某以现金方式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8万元用于个人消费，郑利卫在担任河北省承德市交通局领导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曾为武某提干等方面提供帮助和照顾。后被告人郑利卫因得知承德市交通局局长被查处感到害怕，让其弟于2014年4月份一次性退还武某现金9万元。
2、2009年8月至2010年2月间，被告人郑利卫在担任河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副局长期间，明知河北燕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张某2意图让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张某2在工程方面提供帮助，先后两次收受张某2以现金方式给予的人民币共计2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后被告人郑利卫因得知承德市交通局长被查处感到害怕，于2014年4月一次性退还张某2弟弟张某1现金20万元。
3、2011年春节，被告人郑利卫利用其担任河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收受承德个体施工队老板于中江以现金方式给予的好处费1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承诺日后为于中江承包工程提供帮助。
案发后，被告人郑利卫的亲属退缴了全部所得赃款。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武某的证言，证实自己从1985年参加到承德市交通局的招工考试，当时郑利卫就负责招工，参加工作后一直跟着郑利卫干，他是我的直接领导，平时工作中对我照顾，对我个人帮助也很多，再加上我们感情比较好，从2009年到2014年，每年春节都到郑利卫家看看他，2009至2011年每次都用信封装20000元给他，2012年至2014年每次都用报纸包40000元给他，这六年一共送了180000元。他一般都客气几句，就收下了。
2、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我和郑利卫是1999年我当包工头，他当承德路桥公司总经理的时候认识的，2009年中秋节前后，郑利卫刚来石家庄上班的时候，有一次见面，他跟我说租了一个房子需要装修一下，我说你一个公务员也没钱，我给你点钱，你装修吧，没过几天，我在郑利卫的办公室给了他100000元钱，就我们俩在场，他就收下了，后来还给过他100000元钱，具体时间忘了，之所以给他钱是因为我们都是老乡，一直关系不错，他是交通口这方面的领导，我从事路桥建设，以后肯定有能帮到我的地方。2014年我取保候审出来，我弟弟张某1说郑利卫把这200000退给�我弟弟。
3、证人于中江的证言，证实我弟弟和郑利卫是同事，通过我弟弟认识的他，大概2011年春节，我到郑利卫承德的家里去拜年，给他送了100000元钱，寻思着他在省里当领导，权力比较大，就想和他搞好关系，让他帮我找点活干，他当时说行。
4、被告人郑利卫在侦查阶段供述，供认上述武某、张某2、于中江所证实的给其行贿的事实及理由，所述情节相互吻合，同时证实这些钱都用于自己日常消费、装修房子、和女儿结婚等，退给武某9万元和退给张某2的弟弟张某120万元都是在2014年4、5月份听说承德市交通局长因经济问题被抓了，害怕了，就让其弟郑某退给武某90000元，自己退给张某2的弟弟张某1200000元。另外还证实2010年的时候，刚离开承德到省里，我就跟我弟弟说让他拿50000元钱去看看武某，让他和武某搞好关系，自己不在承德工作了，让武某以后照顾其弟弟郑某，郑某在承德成立了一个叫中凯路桥有限公司，干修路修桥的工程。
5、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承德中凯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的经理，公司是我和我爱人于小青两个人的，在承德范围内干了一些修隧道和桥梁修建的工程，其中2009年从承德交通局下属的承德市路桥公司承包过修隧道的工程。2010年的时候我二哥郑利卫已经调到省公路局任职，有一次他打电话跟我说，以后让我和武某搞好关系，让我给武某50000元钱，快过年的时候，我拿了50000元现金到武某楼下，以过年看看他的名义给了他。还有一次，在2014年4、5月份的时候，承德市交通局长出了经济问题，我二哥在承德交通局当副局长的时候，武某过年过节都给他钱，他担心事情暴露，让我退给武某90000元钱，我就拿90000元钱到武某家将钱退给了武某的妻子杨士君。
6、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文件及证明材料证明被告人郑利卫2009年7月至2015年1月任河北省公路局副局长，分管科技教育科，高速公路管理办公室、工程管理科。其主要负责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科技教育行业管理，公路工程建设行业监管职责。
7、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办案说明证实被告人郑利卫在被采取监视居住期间，积极退回全部赃款，并主动供述受贿于中江10万元的犯罪事实。
8、其他情况有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户籍证明信、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等予以证实。
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郑利卫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48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控成立。被告人郑利卫当庭认罪，可以从轻处罚，该主动供述收受于中江10万元的受贿事实，属于主动坦白，亦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郑利卫主动退回犯罪所得赃款，可以从轻处罚；关于被告人郑利卫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郑利卫收受武某、张某2、于中江的贿赂款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更没有为他们谋利益，他们之间纯属个人经济往来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郑利卫于2002年至2009年7月任承德市交通局副局长，于2009年7月至2015年1月任河北省公路局副局长，分管科技教育科、高速公路管理办公室、工程管理科。其主要负责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科技教育行业管理，公路工程建设行业监管职责。行贿人武某、张某2均是路桥建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中江是常年在承德从事公路工程个体承包商，被告人郑利卫在担任承德市交通局副局长期间始终是武某的直接领导，该三人证实给被告人郑利卫�贿，或是基于被告人郑利卫对其工作中的关照，或是基于希望被告人郑利卫利用其职权在以后的工程中给予帮忙，或是希望被告人郑利卫介绍工程。被告人郑利卫在侦查阶段对此供述与上述行贿人陈述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关于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的认定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关于受贿罪“为他人谋利益”的认定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本案中被告人郑利卫在担任河北省公路局副局长、承德市交通局副局长期间，无论是他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还是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均可以给这些路桥建设承包人在工作中提�便利，对上下级之间也可以给予照顾，在此情况下，作为河北省公路局副局长或者承德市交通局副局长的被告人郑利卫接受这些路桥建设承包人给予的巨额财物，应该知道这些人是为了以前或今后工作或路桥工程建设中让其给予帮忙和关照，另外从公路局、交通局与路桥建设承包人息息相关的业务联系，以及动辄一次10万元的巨额财物给付的事实，也能够印证行贿人与被告人郑利卫在侦查阶段供述的客观性，而且被告人郑利卫自愿认罪，于第二次开庭时如实供认所犯罪行。综上，应该认定被告人郑利卫在收受武某、张某2、于江中财物的过程中，明知对方有请求其利用职务之便，照顾、帮助的具体请托事项，收受巨额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故被告人郑利卫的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无理，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人郑利卫�辩护人提出的武某给被告人郑利卫的钱是十四、五万，不是十八万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武某的证言证实自己从2009年到2014年，每年春节都到郑利卫家看看他，2009年至2011年每次都用信封装20000元给他，2012年至2014年每次都用报纸包40000元给他，这六年一共送了180000元。被告人郑利卫对此也予以供认，供证一致。被告人郑利卫的辩护人提出供证吻合是侦查阶段办案机关诱供所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被告人郑利卫当庭供认，故该辩护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人郑利卫的辩护人提出的郑利卫曾在2010年托弟弟郑某在过年时送给武某送5万元钱。应当认定正常的经济回馈的辩护意见。经查，通过以上证据和事实的分析认定被告人郑利卫和武某之间的受贿事实成立，而且关于被告人郑利卫的辩护人提出的郑利卫曾在2010年托弟弟郑某在过年时送给武某5万�钱的事实，被告人郑利卫及其弟郑某在侦查阶段均一致陈述2010年的时候，被告人郑利卫就跟其弟弟郑某说让他拿50000元钱去看看武某，目的是让他和武某搞好关系，自己不在承德工作了，让武某以后照顾其弟弟郑某，郑某供认自己在承德成立了一个叫中凯路桥有限公司，干修路修桥的工程。故辩护人就该50000元属于经济回馈辩护意见没有理据，且被告人郑利卫当庭对此项指控供认，故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人郑利卫的辩护人提出的2014年，郑利卫考虑到在其调离石家庄后，二人在经济往来中存在差距，遂决定将武某多送给自己的9万元，通过弟弟郑某予以归还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郑利卫及证人郑某在侦查阶段均一致陈述被告人郑利卫因得知承德市交通局局长被查处感到害怕，让其弟郑某于2014年4月份一次性退还武某现金9万元。应当属于受贿后退赃，辩护人就该9万元属于经济回馈的辩护意见不实，且被告人郑利卫当庭认罪，故该辩护意见，没有理据支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人郑利卫的辩护人提出的在被告人郑利卫和于中江之间，前者不负责工程承包，后者没有资质，不可能承包工程，所以根本就不存在郑利卫承诺为于中江承包工程提供帮助。于中江向郑利卫提出帮其找活干的请求并不涉及郑利卫的职务及职务行为，更谈不上郑利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的辩护意见，经查，于江中系常年在承德从事公路工程的个体承包商，通过承包公路工程从中牟利，即使没有资质，并不影响他通过合资、挂靠、转包的方式从事公路建设工程，所以说，辩护人所提出的因为没有资质就不能承包工程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被告人郑利卫作为省公路局的副局长完全可以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联系介绍公路工程方面提供便利，被告人郑利卫对此指控当庭也予以供认，故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人郑利卫的辩护人提出的在被告人郑利卫退还给张某2的20万和退还给武某的9万元系及时退还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郑利卫收受这些巨额资金以后，均用于了个人消费与家庭生活，另外，武某、张某2的证言也证实被告人郑利卫收钱时，没有表示不接受，被告人郑利卫及其弟郑某均陈述退回赃款是因为承德市交通局局长因经济问题被抓了，害怕了才退还的，综上说明被告人郑利卫受贿的主观故意是很明显的，与一开始就不想接受贿赂，因客观原因不能退还，等不能退还的客观原因消失后及时退还是不同的，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人郑利卫的辩护人提出的第一项辩护意见，经查，曹妃甸区人民�察院就此提供了唐山市人民检察院的说明证实空军基地大院就是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的监视居住的场所，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说明证实被告人郑利卫涉嫌受贿一案是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本案存在干扰证人作证或串供等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且被告人郑利卫在唐山市区没有固定居所，遂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上证据能够说明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郑利卫指定监视居住是合法的，另外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也向本院提供了唐山市路北区公安局对被告人郑利卫执行监视居住的执行通知回执，而被告人郑利卫的辩护人没有提供出关于被告人郑利卫在监视居住期间办案机关违法办案以致影响被告人郑利卫如实供述的证据，故该辩护意见没有理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郑利卫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2018年2月3日止，指定监视居住折抵6天）。
未随案移送的犯罪所得赃款19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单位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判长 郑 云 川
审判员 �于海光
审判员 张 路 晗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 錾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