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行终字第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脱兆明，男，1960年9月27日出生，回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脱兆辉，男，1964年8月13日出生，回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脱兆强，男，1970年5月19日出生，回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仁凤，女，1941年2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连州市连州镇慧光路老人桥**号。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卫中，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俊夫，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叶文勇、王婉平，均系广州市荔湾区房地产登记交易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苏少英，女，1961年4月12日出生，回族。
委托代理人：叶帆，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脱兆明、脱兆辉、脱兆强、罗仁凤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地产权属登记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2）穗荔法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三条规定，被告具有房地产登记的法定职责。《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三）房地产转移、转让、变更或者设定他项权的协议书、合同书或者批准文件；（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本案中，第三人持赠与合同公证书、房地产证等材料向被告申请办理转移登记，其提交的材料符合上述法规的要求，被告经审查予以核准登记，并无不当。至于原告对赠与公证提出的异议，由于该赠与合同是经公证机关予以公证证明，至今未被撤销，仍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现原告否认该公证书的效力，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对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脱维德、罗仁凤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脱兆明、脱兆辉、脱兆强、罗仁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原审判决载明“本案中，原审第三人持赠与合同公证书、房地产证等材料……被上诉人经审查予以核准登记，并无不当”，该事实认定不清、错误，与实际完全不符。1、被上诉人作出涉案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明显不足、错误。（1）涉案公证书内容错误、签名虚假，既不真实也不合法，根本不能成为被上诉人作出涉案行政行为的依据。（2）被上诉人依据错误的房产证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明显违背法律规定。2、被上诉人多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作出涉案行政行为。（1）被上诉人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单方面接受原审第三人申请办理涉案房屋赠与转移登记手续，并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2）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因房屋赠与原因致使其权属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申请转移登记。本案中，被上诉人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超期三年为原审第三人办理房屋赠与转移登记手续。（二）原审法院有关“涉案公证书至今未被撤销，仍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之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公证法》第36条规定可知：法律在规定公证书证据效力的同时，也规定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由此可知，公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被撤销，而在于是否有其它证据可以推翻它，公证书未被撤销，并不代表它就必然具有法律效力。2、涉案公证材料中的《赠与申请表》的填写极其混乱，比如上诉人的年龄、住址等身份信息都弄错；申请人的十几处签名都被人假冒签错，根本不是上诉人本人所签。3、涉案公证书反映的是一种对房屋赠与行为的公证，公证员应对上诉人在《赠与合同》、《委托书》、《赠与申请表》、《委托书申请表》等文书上的签名负责。涉案公证书已丧失公证书起码应具有的“签名真实性证明”之属性，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根本不能被法院采信。（三）原审法院有关“现两原告否认涉案公证书的效力，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公证书仍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之事实认定错误。涉案公证书中存在的根本性错误证明上诉人根本没有办理过涉案公证。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单独以《最高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作为本案裁判依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二）原审法院能否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取决于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与涉案公证书的撤销与否无涉。涉案公证书未被撤销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三、撤销涉案公证书不是本案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的前置条件。（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可知：公证书其实只是各项行政诉讼证据中的一种书证，法院应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对公证书证据效力的有无进行认定，以此来决定公证书能否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而不是以公证书撤销与否作为其判断证据效力有无的标准。（二）涉案公证书作为行政诉讼证据之一，法院只是采纳或者不采纳的选择。撤销公证书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的前置条件。（三）公证书只不过是本案诉讼证据之一，而认定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不能仅仅根据单独的一份公证书，还需结合其它证据综合考量而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是依据权属人不是上诉人的房产证并且在多次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作出涉案行政行为。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基于自身的法律经验作出独立的司法判断，自主决定公证书能否作为裁判案件的证据，而无需依据公证机关是否撤销公证书来作出判决。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2、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答辩称：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房地产登记事项及向原审第三人核发被诉的房地产权属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苏少英答辩称：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广州市荔湾区梯云东路105号之左、右房屋原为脱维德的产业，该屋曾由国家经租，1990年6月15日脱维德出具委托书，委托脱桂芳办理房屋的换契手续。同年，脱桂芳持委托书、原权属证等材料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广州国土房管局”）申请产权登记，广州国土房管局于1995年5月核发穗房地证字第89××83号房地产证，载明权属人为脱维德和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地座落为荔湾区梯云东路105号，房屋建筑结构及层数为混合和砖木结构4-1／4层，脱维德房屋占有份额为三、四楼前座。1995年12月，涉案房屋发还脱维德管业。1996年1月26日，脱维德与罗仁凤在广州市公证处办理了编号为（96）穗证内字第2186号《赠与合同公证书》，将涉案房屋的后座三楼、四楼及天台屋无偿赠与给苏少英。该份公证书的《赠与申请表》赠与内容栏记载：根据法律规定，经赠与人与受赠人商定，上述房屋所有权，由受赠人持《赠与书》向房管部门申请取得产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给受赠人所有，以后，上述房屋产权与赠与人无涉。1996年3月1日，广州国土房管局核发权属人为脱桂芳和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的穗房地证字第25××42号房地产证，该证记载：房地座落为荔湾区梯云东路105号，房屋建筑结构及层数为混合和砖木结构4-1／4层，权属来源为1995年6月受脱维德赠与，脱桂芳房屋占有份额为三、四楼前座。广州国土房管局核发穗房地证字第25××42号房地产证后，注销了穗房地证字第89××83号房地产证。1996年3月14日，苏少英持上述公证书、穗房地证字第25××42号房地产证影件、身份证、契税完税证等材料，向广州国土房管局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房产登记号：统字285004号）。广州国土房管局经审核，于1999年11月23日核发了穗房地证字第51××88号房地产证，确认荔湾区梯云东路105号后座三、四、五楼房屋权属人为苏少英。脱维德与罗仁凤对此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脱维德于2013年1月26日去世，其与罗仁凤之子脱兆明、脱兆辉、脱兆强向本院声明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变更上诉人脱维德为脱兆明、脱兆辉、脱兆强。
再查明，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原“广州市公证处”）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穗证撤（2013）21号《关于撤销（96）穗证内字第2186号公证书的决定》，撤销了（96）穗证内字第2186号赠与合同公证书。
本院认为，《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三）房地产转移、转让、变更或者设定他项权的协议书、合同书或者批准文件；（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本案中，原审第三人持赠与合同公证书、房地产证等材料向被上诉人申请办理转移登记，其提交的材料符合上述法规的要求。在涉案的赠与合同公证书被撤销之前，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由于本案二审期间作为涉案房屋转移登记权属来源证明的赠与合同公证书已被撤销，该转移登记行为丧失了合法的权属来源基础，应当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2）穗荔法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核发的穗房地证字第5132**号房地产证。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 军
审 判 员 肖晓丽
代理审判员 姚 伟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周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