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25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立红，女，196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安南，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莱，女，198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天宇，男，2007年2月9日出生，住济南市。
法定代理人:叶莱，女，198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顺田，男，194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瑞国，女，194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盘龙，男，1987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济南历下德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潘立红因与被上诉人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4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立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安南、被上诉人叶莱及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盘龙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潘立红上诉请求：1、撤销（2016）鲁0102民初461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有失公平、公正。一、一审判决认定以下事实有误，缺乏依据。1、一审被上诉人诉称的“2016年6月7日，潘立红因水费问题来到被上诉人家中强行与范晓东理论，范晓东无奈到潘立红家中与其解释水电费问题”并非事实。通过庭审及调取的相关证据，均可以证实，上诉人仅是敲了302室的门，见没有反应，上诉人就回到了自己的家，并不存在上诉人到死者范晓东家中强行理论的情况。被上诉人歪曲事实，虚假陈述的主观目的，就是尽可能把责任推给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栽赃、以达到谋取不当利益的目的。2、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6月7日9时许，潘立红与其父亲潘聚训敲和平路60号302室的门，就水费欠费问题通知范晓东”有误。通过潘聚训的询问笔录及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潘立红与其父亲潘聚训只是敲了302室的门，此时，上诉人并未明确表明为何敲门，并不存在通知范晓东水费欠费的情况。而根据刘辉的询问笔录“我爸听见声音就起来了，给我说可能是邻居为了水费的事来找我了”表明死者范晓东对其拖欠水费是明知、自认的，并非是通过上诉人通知得知，这也是范晓东到上诉人家中情绪激动的原因。3、一审法院认定“事发前范晓东患有心脏病，在与潘立红发生争执前其病情平稳未发作”有误。根据刘辉询问笔录，其陈述死者2014年在千佛山医院查出扩张性心肌病、几个星期之前在齐鲁医院查出来心衰，足以说明死者的病情是逐步加重的。而且，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包括齐鲁医院在内全部的病例，存在故意隐瞒对其不利的证据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范晓东病情平稳没有依据。希望二审法院查明死者生前的心脏病治疗情况来确定其生前是否处于平稳状态。二、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承担5%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范晓东死亡的诱因并非是双方激烈争执，而是其单方情绪激动所致，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激烈争执导致范晓东情绪激动应认定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潘立红未能妥善处理双方纠纷、明知范晓东性格仍与其发生激烈争执，潘立红也有部分过错”有误。首先，范晓东外表看身强体壮、人高马大，而潘聚训是年近八十岁的老人，潘立红是身形瘦弱，双方条件悬殊过大，上诉人见到范晓东内心都是恐惧的。结合潘聚训等询问笔录，可见范晓东进入上诉人家后就情绪激动、脾气爆发要找刘传算账，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躲避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更不敢主动挑起事端与其发生争执。其次，整个案件结合各方面证据都可以看出，始终是范晓东在单方恶言恶语、情绪失控，上诉人都是在被动接受。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激烈争执，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再次，上诉人见范晓东蛮横无理，主观上想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两次想离开自己家，避开范晓东，但范晓东坚决不让其离开，更让常人不能理解的是，范晓东面对一个比自己父亲都年长、满头白发戴着眼镜和蔼可亲、跟自己和平相处了近十年的邻居家的老人，竟然要大打出手。也正是在这一瞬间，突然倒地了。所以上诉人已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避免事态扩大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但范晓东却步步紧逼，用力关闭房门，阻止上诉人离开。综上，范晓东作为一个成年人，在自身患有严重心脏病、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在久病成医的前提下，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导致疾病突发，是其个人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与上诉人无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有过错，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当然发生这样的意外事情，也是上诉人不愿意看到的。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分担10%的赔偿责任有误。本案中，上诉人已尽到了对范晓东的抢救义务。首先，范晓东倒地后，上诉人积极拨打110，作为一个没有专业常识的普通老百姓，在110、120、122三台合一的情况下，上诉人认为拨打110电话就可以达到报警，并寻求警方帮助一切的目的。虽然上诉人报警陈述有人打她，但也是在陈述范晓东倒地不起的事件经过，在上诉人事前并不知道范晓东患有心脏病的前提下，面对前一秒钟还是一个凶神恶煞，后一秒钟突然倒地的人，要想做到一审判决中所要求的那样“立即判断出范晓东的身体状态出现严重问题”是不可能的，在上诉人惊魂未定，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在短短几分钟内，上诉人能做的就是不断的拨打110，希望警察能够早点到来，并开窗多次喊救命，心有余悸的上诉人连死者的身边都不敢靠近，因为弄不清死者倒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真的倒地还是会突然站起来打人。而当死者的干女儿进屋后说“我爸有心脏病，如果有事跟你们没完”时，这时上诉人及其父亲才知道倒地真相，并回应说“别的都不要说了，救人要紧”（潘聚训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有记载），所以上诉人在客观上并不知晓死者倒地原因，故主观上不存在消极延误行为。相反，当上诉人知晓死者患有心脏病后，对其救治是积极的、主动的。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潘立红有条件立即采取适当急救措施”，上诉人认为，在大量的社会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众多突发疾病，救治不当加重病情“帮倒忙”的案例，因此上诉人在不清楚范晓东病发原因、病史的情况下，能够积极拨打110，并寻求社会大众的帮助，已经尽到了最大范围的救治义务。要求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和没有任何医学常识的妇女做专业的救治未免太过苛刻。第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长达6分钟以上未查看死者状态属于对上诉人拨打110电话及刘辉拨打120电话的时间简单的推定，在死者倒地后上诉人立即拨打了110，此时的时间是9点13分，根据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刘辉随即上楼并且对死者进行了抢救，返回房间找药、以及再抢救，在9点19分拨打120电话，自刘辉对死者进行抢救时死者就已经获得了救治，其获得救治的时间远远早于9点19分（证人张宏利等的陈述在事发后也迅速拨打的120电话），一审法院在没有调查核实清楚上述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得出了6分钟以上的结论明显属于没有依据。根据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有“消极行为”明显不当，判决上诉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也没有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丧葬费为29292元没有依据，根据2015年济南城镇在岗平均工资52460元÷2应当为26230元。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现特上诉至贵院，望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从潘聚训、刘辉、上诉人等人的询问笔录可以清晰的看出，上诉人和潘聚训主动找到范晓东，就水费问题引起纠纷，上诉人在明知范晓东有可能已经将水费交给刘传，并要求刘传前来当面说清情况下，依然坚持不让刘传来沟通而继续跟范晓东争吵，进而发生激烈言语冲突和肢体冲突，潘聚训更是上去比划比划。上诉人所称范晓东自认欠水费更是无中生有，在此要说明一点，范晓东对水费问题早有心理准备，不可能在正常交流中情绪激动，而非正常情况就是上诉人拒不让刘传前来沟通了解情况。根据110、120的报警记录以及相关询问笔录、一审的庭审笔录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范晓东心脏病突发倒地后，上诉人及潘聚训面对近在咫尺的险情，在长达6分钟的时间内，非但没有采取紧急救治措施，反而在“大喊救命、有人打她”，拨打110报警称有人动手打她。并故意隐瞒范晓东于房间内倒地事实，直到刘辉再次来到事发房间门口确认才告知，亦是刘辉报警120，上诉人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情理上都有救助的义务，其不对范晓东进行救助，仅想到自己是否有责任需要摆脱，在最佳救援时间上诉人的消极行为延误了救治范晓东的事实毋庸置疑。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病历、刘辉的证人证言等可以看出范晓东虽有心脏病史，但一直比较稳定，在此不予赘述。何况，病情不是上诉人延误治疗、逃脱责任的借口。2、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的过错比例是合法合理的。如第一条所述，上诉人的行为引起纠纷扩大，进而引发言语和肢体冲突是范晓东心脏病突发的诱因，延误最佳的救助时间更是不争的事实，其行为与范晓东的心脏病发作以及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均有相应的因果关系，承担赔偿责任理所当然。另外，虽然被上诉人认为过错比例偏低，但是秉承相信法庭、相信法律的信念，不想将案件复杂化，未提上诉，只想尽快结案，还死者一个公道。3、对于丧葬费首先应当考虑实际发生，其次才是上诉人所称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计算方式。4、如上诉人所称范晓东倒地至120到来一直由刘辉来进行紧急救助和报警，上诉人及潘聚训一直在旁无动于衷，从而延误了治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潘立红赔偿抢救费1943.46元、丧葬费34362元、死亡赔偿金630900元、交通费500元、误工费66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共计694305.46元中的30%，即要求赔偿208291.64元。诉讼费由潘立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晓东生前住和平路60号302室，与潘立红所有的和平路60号303室共用一个室外厕所。厕所的水表交费卡由潘立红掌握，水费由两家协商共同交纳。2016年6月7日9时许，潘立红与其父潘聚训敲和平路60号302室的门，就水费欠费问题通知范晓东。范晓东即到303室与潘立红交涉水费问题，双方就范晓东是否已交纳水费问题产生激烈争执，有轻微肢体冲突。争执过程中范晓东用力关上了303室的房门，以至于房门玻璃破裂。关门后仅几秒钟，范晓东顺门边倒在了地上。见范晓东倒地，9时13分，潘立红拨打110报警，称因水费问题与邻居发生纠纷，邻居殴打自己。报警后潘立红打开窗子向楼下喊救命，称有人打仗，不让自己出门。范晓东的干女儿刘辉与楼下邻居推开303室房门找到了倒在地上的范晓东，刘辉于9时19分拨打120呼叫救护，刘辉对范晓东采取了人工急救措施。9时45分，120急救车将范晓东送到济南市中心医院进行急救。10时37分，范晓东被宣布死亡。
范晓东生前患有扩张型心脏病，有心力衰竭病史。
另查明，范顺田、陈瑞国是范晓东的父母，范天宇是范晓东独子，叶莱是范晓东之妻。
一审法院认为，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的亲属范晓东于2016年6月7日猝死，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的情况，可以认定范晓东患有的扩张型心脏病发作，是范晓东猝死的原因。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认为潘立红在事件发生及处理过程中有行为不当之处要求赔偿，潘立红认为范晓东猝死与其无关，双方有较大争议。
关于潘立红的行为与范晓东的心脏病发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事发前范晓东患有心脏病，在与潘立红发生争执前其病情平稳未发作。2016年6月7日，范晓东与潘立红争执过程中突发心跳骤停以至于死亡，双方激烈争执导致范晓东情绪激动应认定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潘立红与范晓东就水费问题争执的行为与范晓东心脏病突然发作有因果关系。范晓东生前明知自己患有心脏病，在与潘立红就水费交涉过程中情绪过于激动，在潘立红家中甚至摔门以至于玻璃破碎，范晓东对自己的心脏病发作承担主要责任。潘立红未能妥善处理双方纠纷，明知范晓东性格仍与其发生激烈争执，潘立红也有部分过错。一审法院酌定潘立红对范晓东的死亡承担5％的赔偿责任。
关于潘立红的行为与范晓东未能得到及时救治是否有关以及是否应予赔偿的问题。在范晓东倒地进入濒临死亡状态后，潘立红距离范晓东仅几米远，在长达6分钟以上的时间内未查看范晓东状态，未打急救电话，甚至打110电话报警称有人打她，并打开窗子喊救命。时间为早上9点多，范晓东不会睡倒在其门口，一般人发生心跳骤停后的体征反应与其正常状态迥然不同。潘立红应当能够判断出，根据其行为可以确认也已经判断出范晓东身体状况出现严重问题。潘立红在范晓东倒地后的一系列行为表明，对于范晓东的生命频危，持有无动于衷的消极心理，仅想到了自己是否有责任需要摆脱的问题。即使范晓东得到及时救治也不能保证能挽救其生命，潘立红也没有救治范晓东的法定义务，但范晓东的突发状况发生于与潘立红的交涉过程中，潘立红有条件立即采取适当急救措施。实际上济南市中心医院距离事发地很近，救护车能到达的时间较短。潘立红的消极行为导致延误的时间正是救治范晓东所需的最宝贵时间。基于以上原因，潘立红应分担范晓东死亡的部分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酌定潘立红因其消极延误行为，对范晓东的死亡分担10％的赔偿责任。
综上，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的亲属范晓东因病猝死，潘立红在事件发生及处理过程中确有不当之处，应承担15%的赔偿责任。
在抢救范晓东过程中产生的医疗费1943.46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丧葬费数额应按法律规定计算，数额应为29292元。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认为死亡赔偿金数额为630900元，不超过有关标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误工费用，在丧葬费中赔付，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另行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不予支持。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为2万元，该数额合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潘立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赔偿医疗费291.52元；二、潘立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赔偿丧葬费4393.8元；三、潘立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赔偿死亡赔偿金94635元；四、潘立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五、驳回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40元，由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负担3590元，潘立红负担235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当事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关于潘立红上诉主张的事实认定问题，因潘立红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此难以支持。
关于赔偿责任的承担问题，首先，一审法院认定范晓东与潘立红争执过程中突发心跳骤停致其死亡，双方激烈争执导致范晓东情绪激动应认定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潘立红与范晓东就水费问题争执的行为与范晓东心脏病突然发作有因果关系，潘立红也有部分过错。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潘立红在范晓东心跳骤停倒地后的消极行为导致延误的时间正是救治范晓东所需的最宝贵时间，潘立红应分担范晓东死亡的部分赔偿责任。基于以上原因酌定潘立红因其过错及消极延误行为，对范晓东的死亡分担部分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主张的丧葬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主张的丧葬费应当按照2015年山东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2460元为标准计算应为26230元（52460元÷2），一审法院支持其丧葬费数额为29292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潘立红关于丧葬费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其它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4615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
二、撤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4615号民事判决第二、五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
三、上诉人潘立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赔偿丧葬费3934.5元。
四、驳回被上诉人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940元，由被上诉人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负担3035元，上诉人潘立红负担29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50元，由被上诉人叶莱、范天宇、范顺田、陈瑞国负担1201元，上诉人潘立红负担114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冷卓
审判员 诸葛艳
审判员 王云春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李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