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二法审监民再字第1号
原审原告：房文明，男，汉族，1974年10月1日出生，住安徽省界首市。
原审被告：陆建英，女，汉族，1980年9月20日出生，住浙江省桐乡市，系个体工商户东莞市大朗张驰毛行（于2014年5月注销）的经营者。
原审原告房文明诉原审被告陆建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4）东二法朗民二初字第227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4年11月26日作出（2014）东二法立民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组合议庭，于2015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审原告房文明及原审被告陆建英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公告送达扣减审限60天，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中，原审原告房文明诉称：双方素有业务往来，由房文明提供各类毛纱及羊毛货物给陆建英，双方约定采用月结60日的方式结算货款，但陆建英一直存在拖欠货款的违约行为。2012年经双方对账，陆建英写下一张欠据确认拖欠房文明货款的金额，并明确还款的期限为2013年6月。但陆建英仅支付了部分货款，至今仍拖欠1380000元货款未付。房文明多次追索无果，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1.陆建英向房文明支付货款1380000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从2013年6月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2.陆建英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被告陆建英在原审调解前未提出任何答辩意见。
本院于2014年5月5日出具（2014）东二法朗民二初字第22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房文明与陆建英自行达成的以下调解协议：一、双方一致确认，由陆建英支付房文明1380000元以了结原审的债权债务纠纷；二、双方一致同意陆建英按以下方式支付上述款项：于2014年5月25日前支付30000元；从2014年6月开始，每月的最后一日前支付50000元，直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三、如陆建英有一期未按时足额支付上述款项，房文明有权就陆建英尚未支付的全部款项、利息（以尚未支付的全部款项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3年6月1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诉讼费8983元一次性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四、原审诉讼费8983元，由房文明承担。
再审中，房文明及陆建英均未向本院提出任何主张，亦未提供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2013年1月14日，本院立案受理了盛阿建（曾用名盛建伟）诉陆建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3年10月23日，本院对该案作出（2013）东二法朗民二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限陆建英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盛阿建货款337322元及利息。后陆建英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9日作出（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二审判决生效后，盛阿建于2014年3月10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以（2014）东二法朗执字第427号案件予以受理。在该执行案件中，本院查封了陆建英的车辆及房屋等财产。房文明于2014年4月28日向本院提出本案原审诉讼，并于2014年4月30日在上述（2014）东二法朗执字第427号执行案件中申请参与执行分配，要求本院在处理陆建英的财产时，为其保留1460000元的份额。2014年5月5日，房文明与陆建英在本案原审中达成调解协议，双方于当天签收了本院作出的（2014）东二法朗民二初字第227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于当天生效。后本院发现房文明在本案原审时的委托代理人孙某（当时是广东说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时是陆建英在上述（2013）东二法朗民二初字第70号案件中的代理人（当时孙某是广东国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本院在2014年5月15日至6月5日期间分别向房文明、陆建英、孙某、周国同（孙某的助理）予以调查。期间，房文明于2014年5月20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请求撤回本案原审的起诉，理由是：陆建英的财产已办理了抵押，通过法律途径一时难以实现全部债权，且陆建英已向房文明提供了具有经济实力的第三人作担保人等。后房文明又于2014年5月23日向本院申请撤回撤诉申请，理由是：撤诉后房文明需承担部分诉讼费、本案可移送陆建英户籍所在地的法院继续执行、陆建英向房文明提供的担保人突然反悔等。2014年6月5日，因陆建英在（2014）东二法朗执字第427号案件中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交出财产，故本院以其妨碍民事诉讼为由决定对其拘留十五日。随后，陆建英及其丈夫吴某某主动向盛阿建履行了生效判决的债务，盛阿建于2014年9月24日向本院申请将（2014）东二法朗执字第427号案件作结案处理，本院予以准许。2014年11月26日，本院作出（2014）东二法立民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2014年12月7日，本院向房文明的户籍所在地邮寄送达了上述民事裁定书。但在随后的再审程序中，本院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等多种方式均未能联系到房文明，本院遂对其进行了公告送达。陆建英则在本人签收了本院两次开庭传票后，均以人在老家等理由拒绝到庭。
又查明，陆建英是个体工商户东莞市大朗张驰毛行的经营者，该毛行于2010年9月15日登记成立，于2014年5月注销。陆建英在原审调解后本院对其调查时主张，在东莞市大朗张驰毛行登记成立之前，其没有使用该毛行的名义进行经营。
与本案相关的证据有：《购销合同》及两张《欠据》。《购销合同》载明在2010年8月3日签订于东莞市大朗镇，除房文明及陆建英的签名及指印外，其他内容均是打印的内容。该合同约定由房文明提供毛纱、山羊绒等毛织产品原材料给陆建英开办的东莞市大朗张驰毛行，双方对原材料的名称、价格、送货方式（房文明派人将货物运送至东莞市大朗张驰毛行）、验货标准、结算方式以及争议处理（如发生争议，由本院管辖）等内容均进行了约定。两张《欠据》均由陆建英向房文明出具，其中一张《欠据》的落款时间是2012年1月28日，内容全部手写［以下简称为：《欠据（手写）》］，主要内容是：经双方核对，从2009年至2012年1月止共欠房文明羊绒纱棉纱款1560000元，定于2013年3月底全部付清，否则房文明有权向欠据签订地的东莞市人民法院起诉（本欠据立于大朗镇富华北路165号）。另一张《欠据》的落款时间是2012年9月4日，除了陆建英的签名和指印外，其他内容均为打印的内容［以下简称：《欠据（打印）》］，主要内容是：兹有陆建英因经营东莞市大朗张驰毛行亏损，现欠到房文明毛织产品原材料货款共计1560000元，陆建英将从签订本欠据之日起至2013年6月止分期付款给房文明直至全部货款付清为止，否则房文明有权依照2010年8月3日的购销合同要求陆建英承担相应责任。
孙某在原审调解后本院对其调查时称，其从房文明处获得《欠据（手写）》后，持《欠据（手写）》到本院办理立案手续，被告知《欠据（手写）》不能反映出本院有管辖权，故未能立案成功，后其向房文明反映该情况，房文明在三四天后，给其提供了《购销合同》及《欠据（打印）》，于是其重新前往本院办理立案手续，并成功立案。
对于《购销合同》及《欠据（打印）》的来源，在原审调解后本院对各方进行调查时，孙某主张是房文明向其提供的，其没有参与两者的制作，但在第二次立案前，房文明曾把《购销合同》的内容发信息给孙某，询问孙某的意见，孙某建议加上约定管辖的内容。陆建英则主张，《购销合同》及《欠据（打印）》是2014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孙某拿给其签名的，其时《购销合同》及《欠据（打印）》已有房文明的签名及指印。但在此之前，房文明及陆建英均向本院坚称《购销合同》及《欠据（打印）》均是在落款的时间2010年8月3日和2012年9月4日制作形成的，不存在事后补充制作的情况。
对于《欠据（手写）》的来源，在原审调解后本院对各方进行调查时，陆建英主张是其书写的，书写时间是落款时间2012年1月28日，里面“本欠据立于大朗镇富华北路165号”的内容是房文明要求其添加的。陆建英确认其在2014年4月底5月初补签《购销合同》和《欠据（打印）》后，并未主动要求房文明返还《欠据（手写）》。对于补签后孙某返还给陆建英的材料里面是否包含《欠据（手写）》，陆建英表示不清楚。
对于本案的买卖关系，房文明及陆建英均未能提供送货单、对账单、收据等原始凭证。在原审调解后本院对各方进行调查时，房文明主张在陆建英向其出具欠据后，其将原始凭证全部交付给陆建英。陆建英确认该主张，并主张原始凭证已经全部销毁。
对于房文明持有毛料的来源，房文明在原审调解后本院对其调查时主张是其他人拖欠其款项而质押在其处的，存放在很多地方，其以个人名义出售毛料，没有档口。但房文明对此未能举证证明。
对于双方交易的次数及持续时间，在原审调解后本院对各方进行调查时，房文明主张“很多次，但都忘了”。陆建英先主张“2009年到2010年大概发生过五六次生意”；后主张双方“只对过一次帐，生意两个月都做完了”；接着又主张2011年7、8月，双方还发生过五六十万元的生意。
对于货款的支付情况，在原审调解后本院对各方进行调查时，陆建英先主张在《欠据（打印）》出具后，支付过180000元；后又主张在《欠据（手写）》出具后，支付过180000元；接着又主张180000元在2010年支付了一部分，在2011年支付了一部分，在《欠据（打印）》出具后没有支付过货款。
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欠据（手写）》、《欠据（打印）》、询问笔录、信息查询结果、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附卷为证。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房文明请求本院判令陆建英向其支付货款，必须先举证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但从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行为表现看，本院认为不足以认定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具有真实性，理由如下：
第一，证据显示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2010年，涉及货款高达一百多万元，但房文明直至2014年4月才向本院提起原审诉讼。当时正是陆建英的其他债权人向本院申请执行陆建英财产的时候，从房文明提起原审诉讼的时间来看，其真实目的存在可疑。
第二，在原审双方达成调解，相应调解书已经生效，但案涉债权债务的真实性被本院怀疑的情况下，房文明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动机可疑。
第三，在本院裁定再审本案并向房文明送达了再审裁定书后，房文明却下落不明，对其债权弃之不理，与一般债权人的行为明显有异。
第四，陆建英确认案涉的《购销合同》及《欠据（打印）》是在房文明提起原审诉讼后，其根据孙某的要求补签的，即陆建英为房文明对其主张权利给予积极配合，该配合行为只会增加其即时付款的压力，对其负面影响大。另外，《欠据（打印）》与《欠据（手写）》的内容基本一致，针对的是同一笔债务，陆建英在补签《欠据（打印）》后，却不主动向房文明取回《欠据（手写）》，对孙某交付给陆建英的材料中是否包含《欠据（手写）》，陆建英也表示不清楚。也就是说，对于一张一百多万元、可能造成同一笔债务被重复起诉的凭证，陆建英态度是漠不关心的，与一般债务人的行为明显不符。又，陆建英根据房文明的要求，在《欠据（手写）》上添加“本欠据立于大朗镇富华北路165号”的内容，以解决房文明在本院提起诉讼的管辖问题，即陆建英愿意为房文明对其提起诉讼提供便利，其真实意图存在可疑。
第五，案涉买卖关系证据薄弱，相关陈述缺乏证据证明，房文明及陆建英的陈述不一致，陆建英的陈述前后不一致，陈述与证据反映的情况也不一致。表现在：1.双方交易数额高达一百多万，却不能提供送货单、对账单及收据等任何原始凭证。2.房文明主张其出售给陆建英的毛料是他人拖欠其款项而质押在房文明处的，存放在很多地方，但房文明对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3.对于双方交易的次数、持续时间以及货款的支付情况，房文明与陆建英的陈述不一致，陆建英的前后陈述不一致。4.东莞市大朗张驰毛行在2010年9月15日登记成立，陆建英主张在该毛行登记成立前，其没有以该毛行的名义对外经营。但2010年8月3日的《购销合同》显示陆建英当时已经在使用东莞市大朗张驰毛行的名义对外经营。
综上，本院对案涉的《购销合同》、《欠据（打印）》及《欠据（手写）》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定房文明与陆建英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具有真实性。
房文明与陆建英于2014年5月5日达成调解协议，要求法院确认，目的是为了参与分配陆建英的执行款。可以认定房文明与陆建英的调解协议，是要利用民事执行程序中按比例清偿债务的规定，申请参加执行款的分配，从而达到逃避大量债务的目的，属于恶意调解，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因此，本院（2014）东二法朗民二初字第227号民事调解书应予以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房文明提供的证据不能有效地证明其与陆建英之间存在1380000元的买卖合同关系，其要求陆建英支付1380000元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4）东二法朗民二初字第227号民事调解书；
二、驳回原审原告房文明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983元（房文明已预交），由原审原告房文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谭国洪
审判员 张剑萍
审判员 梁美华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玉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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