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26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1，男，1934年11月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2，女，1950年8月1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3，女，1961年2月1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4，男，1954年8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杜凤鸣，女，1953年9月2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5，男，1968年7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6（兼孙×1、孙×3、孙×5之委托代理人），女，1957年6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女，1967年12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7，男，1963年9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孙×1、孙×2、孙×3、孙×4、孙×5、孙×6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09453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7月，孙×1、孙×2、孙×3、孙×4、孙×5、孙×6共同诉至原审法院称：孙×1与骆×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六子女，分别是孙×2、孙×4、孙×6、孙×3、孙×7、孙×5。骆×于2000年12月25日去世。孙×7与张×于2001年离婚。12号房屋原系孙×1与骆×的共有之私产，骆×去世后，没有分家析产，上述房屋应为孙×1与六子女共同共有的财产。2006年上述房屋拆迁，孙×1与孙×7在未与其他共有人协商的情形下，将12号的拆迁安置房屋的产权登记在从未在拆迁房屋内居住过的张×名下。故我们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12号房屋系孙×1、孙×2、孙×4、孙×6、孙×3、孙×5与孙×7共同共有。
张×辩称：不同意孙×1、孙×2、孙×3、孙×4、孙×5、孙×6的诉讼请求。12号房屋系拆迁当时因拆除我的自建房而得来的，我的户籍当时登记在此，这与孙×1、孙×2、孙×3、孙×4、孙×5、孙×6主张的由孙×1与骆×共有的12号私产房无关。故请求驳回孙×1、孙×2、孙×3、孙×4、孙×5、孙×6的诉讼请求。
孙×7辩称：本案与我无关，我放弃与孙×1、孙×2、孙×3、孙×4、孙×5、孙×6共同共有涉诉房屋的权利。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张×与鑫阳公司之间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及《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签订涉诉合同，张×依法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现孙×1、孙×2、孙×3、孙×4、孙×5、孙×6以其与孙×7作为案外人骆×的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被拆迁房屋为由，主张该被拆迁房屋被拆迁后安置的涉诉房屋应属孙×1、孙×2、孙×3、孙×4、孙×5、孙×6与孙×7共有的诉讼请求，因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孙×1、孙×2、孙×3、孙×4、孙×5、孙×6认为孙×1与孙×7在未与其他共有人协商的情形下，擅自将涉诉房屋产权登记在张×名下的诉讼主张，因该主张不能对抗张×依据涉诉合同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的事实，故对孙×1、孙×2、孙×3、孙×4、孙×5、孙×6的该项诉讼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判决：驳回孙×1、孙×2、孙×4、孙×6、孙×3、孙×5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孙×1、孙×2、孙×4、孙×6、孙×3、孙×5不服，共同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被拆迁房屋为孙×1与其六子女共有，故安置房屋亦应为孙×1与六子女共有；二、上诉人与拆迁公司在行政诉讼中经过协商变更了原行政裁决中的补偿方案，现四套安置房不应包括张×的份额；三、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上孙×1本人虽有签字，但系受拆迁公司胁迫，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张×及孙×7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孙×1与骆×系夫妻，共育有六子女，分别为孙×2、孙×4、孙×6、孙×3、孙×7、孙×5。骆×于2000年12月25日死亡。
1984年9月19日，孙×1取得12号3号北房3间房屋（以下简称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56.6平方米）的所有权。孙×7与张×原系夫妻，于2001年10月30日登记离婚。离婚时，双方约定二人之女孙×8由张×抚养，张×居住于被拆迁房屋内。对此，张×提供孙×1于2001年10月24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孙×1同意张×在被拆迁房屋内居住的事实。对此，孙×1不认可该《证明》的真实性。
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阳公司）经相关部门批准，在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广渠门外南街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工程，被拆迁房屋属拆迁范围。因鑫阳公司与孙×1未能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鑫阳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申请对孙×1、张×、孙×5、孙×4、杜×、孙×9、王×、孙×3、付×1、付×2、孙×2进行裁决。2006年6月21日，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作出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孙×1自接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广外南街危改拆迁办公室办理回迁购买三居室和二居室楼房各一套或采取货币补偿形式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430423元整的有关手续，张×办理领取70000元或回迁一居室一套的手续，自建房自行拆除。逾期未办则自逾期之日起一日内孙×1等被申请人搬至10排3、4、5、6、7、8号临时周转房内居住，周转期间的房租、水电等周转费用由被申请人自理或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原住房及自建房腾空交申请人。孙×1、张×、孙×5、孙×4、杜×、孙×9、王×、孙×3、付×1、付×2、孙×2不服裁决，向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2006年11月21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作出京建复字（2006）第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作出的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
2008年7月1日，被拆迁房屋被拆除。2008年7月4日，《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中登记广渠门外南四巷12号房屋产权人为孙×1，原住房3间（建筑面积56.6㎡），自建1间。房屋使用人姓名及关系为户主孙×1，74岁，之前儿媳张×，41岁，之孙女孙×8，16岁，之子孙×5，40岁。分户：户主孙×4，54岁，之妻杜×，55岁，之子孙×9，28岁。变更方案原因为老少三代，多个家庭结构源，预分方案无法居住，要求4套二居安置，其中D3-3-2411，二居1套由孙×5名下购买，D2-1-2712，二居1套由张×名下购买。全家一致同意如发生家庭纠纷与开发商和拆迁办无关，后果自负。对此，孙×1、孙×2、孙×4、孙×6、孙×3、孙×5认可真实性，但认为该《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中只有孙×1、孙×5与张×的签字，并非取得家庭成员的一致同意，因此该变更方案的内容是无效的。孙×1称其上签字虽为本人所签，但系受鑫阳公司胁迫，非本人真实意思。
2008年7月4日，张×作为买受人（乙方）与鑫阳公司作为出卖人（甲方）签订合同编号为001990的《购买广渠门外南街地区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以下简称涉诉合同），约定乙方原住私房，地址12号在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18.87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柒人，安置人口贰人，分别是张×、孙×8。甲方安置乙方贰居室壹套，27层12号贰居室，建筑面积（暂定）63.14平方米。乙方一次付清全部购房款的，购房款总额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205502元，付款时间为2008年7月12日前。涉诉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依约履行。2012年2月8日，张×取得2712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建筑面积61.23平方米）的所有权证。
另查，鑫阳公司认可张×符合回迁安置条件，并根据产权人孙×1提供的安置方案变更申请，确定张×为涉诉合同的签约人。对此，孙×1、孙×2、孙×4、孙×6、孙×3、孙×5与张×均认可真实性，但孙×1、孙×2、孙×4、孙×6、孙×3、孙×5不认可鑫阳公司的答复，认为该公司在入户调查后预分方案为安置6套房，但却以故意隐瞒的方式只安置了4套房，侵吞孙×1一家的财产，因此鑫阳公司的意见不真实。
2011年1月，孙×2、孙×3诉至原审法院，以二人对其已故母亲骆×的房屋遗产有继承权为由，主张对孙×1、孙×7因被拆迁房屋拆迁而安置的涉诉房屋具有所有权。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被拆迁房屋已经拆除，且涉诉房屋暂未取得产权证，诉争标的暂不成立，故于2011年12月19日裁定驳回孙×2、孙×3的起诉。孙×2、孙×3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2年5月4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二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2年8月21日，孙×2在原审法院起诉鑫阳公司与张×，以其作为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的被申请人，也是案外人骆×的继承人为由，主张鑫阳公司与张×恶意串通签订涉诉合同，侵害孙×2的合法权益，要求撤销涉诉合同。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孙×2并非涉诉合同的当事人，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故驳回孙×2的诉讼请求。孙×2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2年12月14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孙×2的上诉，维持原判决。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孙×1、孙×2、孙×4、孙×6、孙×3、孙×5提供孙×1于2008年6月23日出具的《关于拆迁协议》，载明产权人孙×1与儿女经过协商同意鑫阳公司提出的四套二居室分配方案。分配如下：孙×1分得一套二居室63.14平方米；孙×5分配一套二居室63.14平方米；张×、孙×8产权共有一套二居室，63.14平方米；孙×4另行安置一套二居室63.14平方米，拟证明孙×1未经其他共有产权人的同意擅自将涉诉房屋分配给张×。对此，张×与孙×7不认可真实性，认为涉诉房屋不是根据孙×1的分配取得的，而是拆迁公司根据户籍情况及拆迁政策安置的。另，张×提供2010年2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东花市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证明孙×2、孙×6、孙×3、孙×7的户籍在拆迁当时并未登记在拆迁房屋内。对此，孙×1、孙×2、孙×4、孙×6、孙×3、孙×5认可真实性，但主张其基于对骆×的继承权而对涉诉房屋享有权利。
原审法院审理中，孙×2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张×名下的涉诉房屋予以查封。经审查，原审法院准予了孙×2的申请，裁定查封张×名下的涉诉房屋。
上述事实，有证明信、房产所有证、北京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离婚证、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京建复字（2006）第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购买广渠门外南街地区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房屋所有权证、（2011）东民初字第02380号民事裁定书、（2012）二中民终字第06744号民事裁定书、（2012）东民初字第10170号民事判决书、（2012）二中民终字第18343号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被拆迁房屋原属孙×1夫妻共有，其妻骆×去世后并未进行遗产分割，故被拆迁房屋应为孙×1与子女共有。此后房屋遇危旧房改造，各方通过行政裁决及复议确定了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在房屋原登记产权人孙×1同意的情况下，鑫阳公司为孙×1一家变更了安置方案，由孙×1、孙×5、张×分别与鑫阳公司签订购房合同。现孙×1称《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系受拆迁公司胁迫而签，但未据此提供相应证据，本院难以采信。在危旧房改造中，安置房屋不仅是被拆迁房屋的价值延伸，同时也体现了被安置人的居住利益，因此不可简单视为等同于原房。故孙×1、孙×2、孙×4、孙×6、孙×3、孙×5上诉要求确认张×名下的安置房屋属于其六人与孙×7的共同财产，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孙×1、孙×2、孙×4、孙×6、孙×3、孙×5共同负担（已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孙×1、孙×2、孙×4、孙×6、孙×3、孙×5共同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孙×1、孙×2、孙×4、孙×6、孙×3、孙×5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珊
审 判 员 史 伟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林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