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一中刑终字第398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许×，男，40岁（1974年9月6日出生）。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2年11月4日被羁押，同年12月12日被逮捕，2015年2月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吉祥生，北京市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王×（曾用名：王××），男，42岁（1972年3月19日出生），河南省唐河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2年11月4日被羁押，同年12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许×犯诈骗罪一案，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作出（2014）海刑初字第163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审阅了辩护人的书面辩护意见，核实有关证据，认为本案的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一、2012年4月底至9月下旬，被告人王×冒充国资委工作人员伙同被告人许×，持伪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装备物资管理处”批复，以可以帮助被害人金×低价收购部队废铜为由，在本市海淀区骗取被害人金×人民币1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上述款项由被害人金×交付被告人王×，被告人许×并未分得赃款。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在一审庭审中举证、质证并经法庭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王×的供述证明：2012年5月中旬，其朋友许×称他大哥（许×称大哥叫李×，在军委工作）从部队批出一批废铜（5万吨），其和他商量以4.9万元价格卖出去赚取差价。其问许×有什么凭证，他称有一个部队的批示，内容为上海×物资公司的资质已通过部队验收，5个工作日办理手续，同时还有一个铜的检测报告。其让他将这些资料发到其朋友苏×的电子邮箱里，其看了是复印件，其让苏×打印出来。其开始找下家，后其通过杜×帮其找下家，但需要买家提供资金证明，证明有实力买这些铜。后来杜×告诉其找到了，并让高×在前门丰泽园饭店边上给了其一份四川的一家公司出具的5000万元资金证明。6月初，杜×约其到海淀区太平路五台山酒店附近的一家宾馆内谈这件事，当时有杜×、高×、高×的母亲，其给杜×看了一份总装备部出具的卖铜证明。中午去郭林家常菜吃饭时，杜×叫来了提供资金证明的吕×，吕×称能买这些铜，其也将部队出具的卖铜证明给吕×看了，其自称是国资委调查局的副处长。几天后，许×称上海×物资公司的法人不配合，大哥说让再换一家公司。许×通过北京一个姓张的，找到河北×公司。5月底左右，在马连道大厦，有其、许×、老张、小刘、×公司法人魏某。当时商量用魏某公司的执照购买废铜，使用费400万。魏某同意了，他还和许×签订了挂靠合同。后许×就拿该合同找大哥报批了。后吕×准备和其签合同，但许×总是拿不来部队的手续，此事就一直拖着。8月底，其让吕×准备70万，其去和许×找大哥谈此事，吕×同意了，但一直没拿钱。9月20日左右，许×对其称大哥说月底就能签合同，让其告诉下家。其让吕×准备200万，但这次又未签成，因为大哥说过了节10号再签。吕×称准备钱可以，但必须让其给他出个手续，其告诉了许×。9月29日下午，许×在太平路京翠招待所大厅给了其一张总装备部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河北×有限公司的资质已通过审核，5个工作日内可以办理手续；30号其将该证明扫描件给了吕×。当晚吕×约其去平平歌厅玩，当时去的有吕×、小金（金×）和其。后来吕×让歌厅妈咪将其叫到对面的包间里，吕×单独给其10万元现金，说是过节费，其收下了。过了节后，吕×准备签合同，但是大哥一直拖着。11月3日，其给吕×打电话称要借10万块钱。11月4日，吕×约其到丰台区巴厘岛洗浴，后其就被警察抓获了。另外，其从未见过许×所称的军委大哥和总装备部白局长；朱×是修车的，其平时总是用他的车。许×是其上家，他操纵卖铜这件事。
2、被告人许×的供述证明：2011年12月，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王×，他自称在国资委工作，称他是公务员，开公车出来不好，就有时用其车，称做点事赚点钱。2012年4月，王×对其称国资委的领导有关系找到一批铜处理，需要找客户，还需要找一个有废旧金属回收资质的厂家，其告诉了朋友老张（张×）。张×帮其找厂家，后张×称有一个厂家叫河北×公司，法人叫魏×，并称魏×愿意提供资质用于买铜。其告诉了王×，王×称马上起草合同和法人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一周后，张×告诉其魏×来北京谈这件事。4月中旬，在马连道兵团大厦，当时有其、王×、魏×、朱×、刘××。王×称他自己是公务员，关于购铜的事由其代理。王×和魏×谈使用资质需要给付费用的事情，最后商定给魏×400万元挂靠费。其收了魏×给的资质证明，并与魏×签了合同。王×让其将资质证明带在身上，称需要签合同时让其拿出来，其听王×统一安排。后张×给其30万元，用于购买废铜前期的运作费，其于2012年7月左右将钱转到老康的账户，其与老康不熟，但老康称可以帮其问问此事。7月底，其开车送王×到太平路京翠招待所找人谈事，其跟随进去了。王×给其介绍说一个是吕总（吕×），一个是金总，并称其是他表弟。其没有听见他们的谈话内容，其也没问过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后其朋友郭×称总后勤部有几千吨铜可以弄出来，其告诉了王×，王×称吕总就可以收购铜，正好可以见面。后王×让其带郭×到京翠宾馆谈收购废铜的事，当时有其、郭×、王×、吕×、金总。郭×就把总后废铜的事和大家说了。其这次见面才知道吕×和王×在谈收购废铜的事，但具体情况其不清楚。之后郭×又称此事谈不成了。2012年11月4日，王×让其到派出所来说明情况，其就来了。另外，其不认识李长贵和所谓的总装备部白局。其没有给苏×发过电子邮件，其也不会发电子邮件。王×曾给其看过一张5000万元的资金单，证明有资金收购老郭说的总后的那些铜。6月底，王×曾让其到方庄加油站找一个姓孟（王×称是其大哥，是部队大领导的秘书）的拿资料，其在京翠宾馆交给王×，他给其看了是河北×有限公司资质通过审核的证明，王×称总装备部的物资快下来了，让其快点找下家。其向别人介绍时称王×是国资委的王主任，但其未核实过。其自称是福建安溪商会副会长。
3、被害人金×的陈述证明：2012年4月底的一天，其朋友蒋×给其打电话称他朋友有5万多吨铜，铜是部队的，货在上海，只要有验资报告随时可以看货，问其有无兴趣。因为生意太大，其找到朋友吕×，商量一起做这个生意。吕×要求必须面谈。5月5日下午2、3时许，蒋×从北京来上海，蒋×对其和吕×称，他战友刘×的朋友高×的伯伯是开国中将杜××的儿子叫杜×，这批铜是杜×帮着联系的，并给其看了电脑里的国家质检总局关于这批铜的质检报告原件照片。其觉得靠谱，就跟蒋×说其和吕×明天去北京，让其约其人。5月6日，其和吕×到了北京，刘×和蒋×接待，吃饭时刘×称他认识一个叫高×的女孩和她母亲田×，高×的伯伯杜×是开国中将杜××的儿子，杜×有这个生意，把它给了高×，于是高×找到他。后来高×说这件事一直是由一个在国资委工作的王×叔叔办理。其和吕×约王×在前门丰泽园饭店见面，但王×始终未来，最后派了一个叫朱×的人把相关手续拿走转交给他，他去办看货的手续。之后此事就一直拖着。其和吕×只好找到刘×，刘×带其和吕×去杜×家中，杜×称他跟总装备部的朋友打听过，称此事正在办理中，，并称发改委的批文还是他帮王×办的，让其和吕×先回去等信。又等了很长时间没有消息，而且杜×也不接电话了。其和吕×只好让蒋×带着去了杜×家，杜×还是称这件事百分百没问题，让继续等消息。其和吕×索要了王×的电话，给王×打电话，王×称此事正在办理中，之后以各种借口搪塞。在这过程中，其和吕×经王×介绍认识了许×，他自称是福建安溪商会副会长。王×还称这单生意中使用的平台河北×有限公司是许×提供的，许×也承认此事。9月初，王×称此事基本批完了，总装备部领导让他准备点走关系的钱，王×称要150到200万元。其和吕×称只要手续齐全钱不是问题。王×就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不拿出手续。过了几天，王×拿了一个封好的档案袋，称这里就是批铜的批文，称其和吕×只要给钱他就开封放货。9月23日22时许，其和吕×约王×到万寿路平平歌厅，其和吕×拿了70万元，由吕×交给了王×。后事情还是没有办成。其通过朋友了解到国资委确有王×，但并不是其见到的这个王×，其知道上当了，就报警了。
2013年4月18日被害人金×的陈述称，之前其称被骗70万元的陈述不实，其实际被骗了19万元。
被害人金×于2014年8月7日的陈述证明：其见过王×一两次后，许×出现了，王×介绍其认识许×，称许×是福建商会副会长，在北京做汽配生意，与其合作办理此事。王×还称许×通过福建商会筹了4个亿的资金作为保证金，放在总装备部。这个情况其和王×、许×多次见面时都有所提到。王×还称通过朋友专门注册了河北×有限公司，作为这批铜批下来后的对接平台。后达成协议，王×、许×、其和吕×各一份。在永兴花园商务酒店房间内，王×曾提出要给领导打点70万元，许×当时也在场。其和吕×因为此事请王×、许×喝茶、吃饭、唱歌，总共花了十二三万。许×还曾向其出示了一张解放军总装备部的库单，还称曾亲自看过货。许×还给其介绍过一个叫郭×的人，称也是参与办理此事的，还称郭×是航天部的副部长，大校军衔。后其核实发现不属实。王×被抓当天，王×还称他身份是假的，但事情是真的，许×在办，之后许×来了，还对其称事情在办，他找了一个姓孟的大哥，是×的司机，一直在办此事。
4、证人吕×的证言证明：2012年5月2日中午，其朋友金×给其打电话，称他有个朋友手里有5万多吨铜，铜是部队的，货在上海，随时可以看货，问其有没有兴趣。其称必须先看货。金×又给其打电话称，可以看货，但对方要求出具其公司的资质证明和购买力证明，传真给解放军总装备部，由总装备部出具进仓库看货的通行证。但后来一直没有给其传真电话。5月5日下午2、3时许，对方从北京来了一个叫蒋×的人，其和金×接待了他。蒋×称他的战友刘×朋友高×的伯伯是开国中将杜××的儿子叫杜×，这批铜是杜×帮着联系的。蒋×给其在电脑上看了国家质检总局关于这批铜的质检报告原件照片和一张总装备部的关于这批铜的证明。5月6日，其和金×去了北京，刘×和蒋×接站。吃饭时其问刘×这生意怎么来的，他称他认识高×和高×的母亲田×，高×的伯伯杜×是开国中将杜××的儿子，杜×手里有铜，就把这生意给了高×，高×找到他。当时约好3天后叫上高×在刘×的办公室谈这件事，其带着资金证明等材料。见面后，高×称要拿着其相关证明材料去验资，没问题的话明天就带其办理看货手续。后来高×一直拖着此事。后高×又称此事是其一个在国资委工作的叔叔王×在办理，她说让王×来解释。当时约在前门附近的一个饭店，王×一直未到，最后派了一个叫朱×的来了，说王×有事来不了，让朱×把相关手续拿走转交他，他去办看货手续。之后又拖了一周。其问刘×怎么回事，刘×带其找杜×，杜×称此事他和总装备部的朋友打听过了，事情正在办理当中，并称发改委的批文还是他帮忙给王×办的，让其回去等消息。又等了三天，杜×也不接电话了。其没办法，让蒋×带着其和金×去杜×家，向他索要了王×的电话。其给王×打电话，王×称此事正在办理中，但后来他以各种借口搪塞。9月初，王×称说事情基本上批完了，总装备部的领导让他准备点走关系的钱，其问需要多少，王×称150万到200万。几天后，王×带着苏×找到其和金×，称要拿经费150万元，但他当时未出示任何手续，其和金×就借口没给钱。一个星期后，王×还是要经费，其和金×还是没有给。过了几天，王×拿了一个封好的档案袋，称里面有这批铜的批文，给钱才能开封。其和金×商量后决定给钱。9月23日22时许，其和金×约上王×到了万寿路平平歌厅，其拿了70万元现金，在一个包间给了王×。后此事还是没办成，其通过朋友了解到国资委没有叫王×的，其知道上当了，就报警了。另外，许×（自称是福建商会的副会长）也参与了此事，王×称此事的平台是许×提供的，这批铜是军队的，必须走军转民的手续，军队不能将铜直接卖，必须先批复给一个地方的单位，再由地方单位卖给其，这个批复是许×找的。这个地方单位是河北×有限公司，其曾问过许×，许×承认此事。
5、证人蒋×的证言证明：2012年4月30日，其朋友刘×来电话称有一笔铜的生意，问其是否有兴趣。第二天，其回到北京见到刘×和“吴上校”，“吴上校”称这批铜是从智利换过来的铜，大约有5万吨。后其砍价到49000一吨，其觉得可以做，就打电话给朋友金×，金×又联系朋友吕×。为了表示诚意，其到上海见到金×和吕×。其回到北京后找到刘×，刘×带其找到他朋友朱×，朱×称此笔生意是朱×的女朋友高×的母亲田×以及杜×的，并称杜×是开国中将杜××的儿子，杜×的朋友国资委监察局王主任能弄到这批铜。其就和金×和吕×联系，让他们来北京。其、金×、吕×、刘×、朱×、高×、田×、杜×一起商量，高×让出具一个资质证明，他们负责弄批文，于是吕×回上海弄了一个5700万的资质证明，回北京后给高×看，高×称此资质证明得给国资委王主任看，之后总装备部才会出调货单和通行证。之后就一直等消息。等了一个多月，其和吕×、金×要求见王主任。后在京翠宾馆，吕×、金×、刘×、朱×、高×、田×、杜×、王主任都在场，高×和杜×称王×是国资委监察局的主任，是留美博士。王×还是让继续等待，后来金×发现王×的身份是假的，就报警了。
6、证人吴×的证言证明：2012年9月22日，其接到客人吕×的电话，他称第二天晚上要在歌厅给王×150万元钱，让她做个见证人，其称如果不放心就给一半70万元吧。23日21时许，吕×、小金、王×来到歌厅。吕×拿了个黑色塑料袋，其看到全是成捆的钱，吕×称有70万元。王×来了后，其找了一个小包间，吕×让其和小金出去，其和小金从窗户看见吕×把装钱的塑料袋给了王×，一会儿王×拿着这个袋子就出去了。王×在聊天中称从美国留学回来，称自己是太子党，是坐办公室的。
7、证人朱×的证言证明：2010年9月左右其认识了王×，王×自称是国资委的，后他经常打电话给其说用车，其就开车拉他出去。2012年11月4日19时许，其陪王×到丰台区巴厘岛洗浴，当时吕总和小金在场，后警察来了将王×带走。另外，2012年5月，其帮王×去珠市口附近找一个姓高的女子取了一张纸，内容没看清。其见过许×，王×曾给其看过铜检测报告和解放军总装备部物资管理处的批文，王×称是许×给他的。
8、证人苏×的证言证明：2012年3月在一次聚会上，其认识了王×，他自称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在国资委任办公室主任。2012年4月，王×在京翠宾馆跟其说他的一个朋友认识军委领导，能买到5万吨紫金铜，希望其帮忙找买家。其不认识许×。2012年4月左右，其帮助王×收过一份电子邮件，内容是关于铜的技术参数，名字是“智利一号”。2012年9月20日左右的一天17时许，王×让其陪他去收一笔钱，金额是20万元或100万元，王×称这笔钱是通过他买铜的买家给他送礼的。其开车带着王×到了永兴花园酒店，吃饭后在KTV唱歌，整个过程中没提铜和钱的事。对方是一个姓吕的男子，一个姓金的男子。另外，王×在其它场合一直自称是国资委工作人员。
9、证人刘×的证言证明：2012年4月下旬，其接待朋友朱×，他女朋友高×称有一些铜的生意是否愿意做，其找到朋友蒋×告知了这件事。第二天蒋×回到北京，在其饭店与高×、朱×见面谈铜的事情。后来经常有不同的人来其饭店谈此事，其中有上海的吕总、金总、蒋×，其帮忙出车。大概两个月后，此事谈崩了。在此期间，其、蒋×、吕总、金总、朱×、高×、田×、杜×、王×在太平路郭林家常菜吃饭，高×、杜×向大家介绍王×是国资委监察局处长，是留美博士，铜的事是他办的。当时王×拿了一张总装备部的批文，称三日内可以接货。
10、证人杜×的证言证明：其是王×的朋友，王×自称在国资委上班，任办公室主任。2012年四五月份，王×找到其，称他通过总装备部的大哥弄到一批铜，让其帮忙卖这批电解铜“智利1号”。其告诉了朋友田×，她帮忙找的买家，买家姓吕，是上海人。后买家来了北京，吃饭时有其、田×、高×、买家、买家的一个朋友等人。其按照王×说的让姓吕的买家提供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银行资金证明。过了10天左右，田×带着资金证明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给其，其通知王×，王×派人取走了，称三天后有消息。三天后，王×开始以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有矛盾，部队暂时不让卖，但称还是能办下来。田×和姓吕的等不及了，就来找其，其约王×第二天见面。后在万寿路附近的一个饭店，王×去了，当时拿出一个解放军总装备部的通知，上面写着批给河北江龙有限公司一批物资，王×把该通知给了姓吕的买家看了。之后就没消息了，其打电话问他，他让等着。再后来其就没参与此事。另外，其父亲不是开国中将杜××，其也未向别人说过自己是杜××的儿子，其从未听说过许×。
11、证人魏×的证言证明：2912年4月，其朋友张×给其打电话称他的朋友许×在北京联系了一个部队有废铜可以收购，让其来北京。后其到北京与张×在兵团大厦见面，当时还有刘××、许×、王×，许×自称是卖茶叶的，王×自称是国资委的。王×拿出一份协议，内容是使用其公司河北×有限公司资质用于收购废铜，如成功，每吨给其公司100元，还让其出具委托书，后其在协议上签字，并给许×出具了一个委托书，许×称这批铜是他联系的。
除了上述证据之外，还有辨认笔录，以部队名义出具的文件原件及复印件，起获经过、清点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出具的证明、办案说明，国资委出具的证明，收款单据，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银行回单，录音文件，到案经过、工作说明及身份证明等证据在案证实。
二、2012年4月至7月间，被告人王×冒充国资委工作人员，并伙同被告人许×，以商谈低价收购部队废铜为名，持伪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装备物资管理处”批复，获得被害人张×信任，并由被告人许×于同年7月23日在本市丰台区骗取被害人张×30万元。后被告人许×将上述款项汇给他人，二被告人均未分得赃款。
2012年11月4日，被告人王×被扭送至公安机关，被告人许×经被告人王×电话通知，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许×的亲属代为退赔40万元，现扣押在案。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在一审庭审中举证、质证并经法庭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王×的供述证明：2012年4月底，其朋友许×打电话说他大哥从部队批出5万吨的紫铜，可以按照部队废旧物资收购，每吨4万3千元，这种铜的市场价格是5万多元，他和其商量以4万9千元的价格卖出赚取差价，赚取的利润由其这几个从中运作的人分。其问他有什么凭证，他说有一个可以合同的证明是：上海×物资公司的资质已通过部队验收，5个工作日办理手续；还有一个铜的检测报告。因为军队无法直接卖给个人物资，所以就找到上海×物资公司充当军队转地方物资的一个平台，用这个公司的执照和资质来完成购买部队废铜这件事。到了5月份，许×跟其说上海×公司的法人现在不配合，他大哥让其再换一家公司，后来其就和许×一起找有资质可以收购废铜的公司，许×通过张×找到了河北×公司。5月底左右，其、许×、张×、小刘以及河北×公司的法人魏总聚在马连道兵团大厦，一起商谈使用江龙公司的资质搭建平台，当时商量用该公司的执照来购买总装备部的废铜，执照使用费400万元，事成之后再给魏总红包（具体钱数没谈），魏总就同意了，他还和许×签订了一个挂靠合同，这合同和授权委托都在许×那里，之后许×说就拿这套手续给他大哥审批。其是通过许×认识的张×，说他是国家体委的，具体情况不了解。魏总则是由小刘介绍给张×，再由张×介绍给许×的。过了十多天，其和张×、许×在太平路京翠招待所楼下茶楼喝茶，许×跟其说手续都批下来了，一共是6个手续，37个货位单、4个库。但其不清楚许×因为运作铜的事情向张×要30万元钱的事。其在外面谈事时，自称是国资委调查局的副处长，因为这样比较容易让别人信任，谈事比较容易。其没有见过这批铜的实物和相关物权文件，也没有能力从总装备部购买紫铜事实。
2、被告人许×的供述证明：2011年12月，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王×，他自称在国资委工作，称他是公务员，开公车出来不好，就有时用其车，称做点事赚点钱。2012年4月，王×对其称国资委的领导有关系找到一批铜处理，需要找客户，还需要找一个有废旧金属回收资质的厂家，其告诉了朋友老张（张×）。张×帮其找厂家，后张×称有一个厂家叫河北×公司，法人叫魏×，并称魏×愿意提供资质用于买铜。其告诉了王×，王×称马上起草合同和法人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一周后，张×告诉其魏×来北京谈这件事。4月中旬，在马连道兵团大厦，当时有其、王×、魏×、朱×、刘××。王×称他自己是公务员，关于购铜的事由其代理。王×和魏×谈使用资质需要给付费用的事情，最后商定给魏×400万元挂靠费。其收了魏×给的资质证明，并与魏×签了合同。王×让其将资质证明带在身上，称需要签合同时让其拿出来，其听王×统一安排。后张×给其30万元，用于购买废铜前期的运作费，其于2012年7月左右将钱转到老康的账户，其与老康不熟，但老康称可以帮其问问此事。
被告人许×于2013年11月20日的当庭供述，证明2012年5月下旬，张×说关于收购废铜一事，他的下家已经找好了，所以他催其抓紧办，其一直催王×，王×在京翠招待所楼下的茶馆跟其说要是加快速度办，就要给领导好处费，后来王×跟其、张×一起在京翠招待所旁边的大排档吃饭时，也提出要给领导200万元的好处费，最后谈到给30万或50万都行，张×则坚持要先办事再给钱，所以当时对王×提出的要求也没有明确答复。这次见面后，王×还是多次向其要这个钱，说做铜生意的平台是其找的，现在部队已经把铜批给这个平台，其不能中途撂挑子，否则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但其私下跟张×多次沟通，都觉得找王×办这事不太靠谱，把钱直接打到王×的账户里不保险，就一直没把钱打给王×。王×见迟迟没打钱，就在6月底或7月初跟其说，如果不相信他，就让其和张×找其他关系吧。其就找到了康×办这事，张×并不认识康×，康×承诺能办，其跟张×说如果不放心的话，就由其做担保，让张×先把30万元钱打到其账户上。2012年7月，张×把30万元打入了其账户，当天其把这30万元转入了康×的账户。但之后事情一直没办成，康×虽然答应退钱，但直到其被公安抓起来，这钱也没退的事实。
3、被害人张×的陈述证明：2012年4月中旬，其跟许×在聊天时，许×就告诉其有一批部队要卖的铜，他能批下来，并且让其看了一个审批文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批文，公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装备物资管理处）。然后，他告诉其说那个批文里写的上海×公司的法人不来了，让其找别的公司来做这个生意。过了几天，其找到做铜品制造的朋友魏×，让他的公司来做这单铜生意。其介绍魏×和许×认识，大家一起在兵团大厦吃了饭，当时还有王×、刘××在场，王×自称是国资委的干部。然后，许×把之前那个批文给魏×看，并把事情说了一遍，希望跟魏×合作做这个生意，然后他俩就在那里谈，王×跟刘××就在旁边说一些促成生意的好话，最后形成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魏×的河北×有限公司出营业执照，许×到总装去办这个事。第二天，魏×和许×就签了这个协议，其跟王×也在场，魏×把营业执照、企业代码、税务登记证的复印件给了许×，然后魏×跟许×联系业务，其跟许×就没谈这个事。2012年5月24日，许×打电话说总装的批文下来了，过了几天，许×让其看了批文，并给了其一个扫描件。之后，其跟许×多次电话联系，也见过面，他总说领导不在或领导在外出差，批文没批下来。直到2012年7月23日上午，其跟许×约在西国贸大酒店咖啡厅见面，许×说领导回来了，这两天可以动了，他让其给点钱，好巩固跟领导的关系，把事情进一步做下去。其犹豫了很久，又跟许×聊了很久，许×给其写了一张收条，其就在当天下午17点左右，跟许×一起来到丰台区东大街25号建设银行东大街支行的柜台，他把他的账号告诉了其，其就从自己的建设账号里往许×的建设银行账号转账了30万元。汇完款后，其每周都会给许×打电话，但许×老说领导出差了，办不了，得等等。一直到前几天，警察跟其联系，其才知道被骗了。魏×也跟其联系过，他说老不成，事情估计就没戏了，并在7月底就把营业执照的复印件等都要了回去。其直到9月中旬才跟许×要钱，他说钱都在领导那里，他帮其慢慢要。其说：“你不是挺有钱的吗？”，他说：“现在周转不开，暂时没钱还。”其觉得跟许×关系不错，还帮他岳父安排到肿瘤医院看病，所以就一直等着的事实。
被害人张×于2014年7月30日的陈述，证明其于2011年左右认识许×，他是弄汽车配件和做茶叶的。约2014年4月，许×找到其，拿着总装备部的一个批复，内容是总装备部将5万吨左右的铜批给一个上海公司，后来该公司法人联系中断，让其帮他找一家接收平台，于是其找到了魏×，他同意用他公司作为平台接收这批铜。许×对其称这笔业务是一个姓张的大哥介绍的，并称张大哥是部队的，在团级时许×就认识，做过部队物资的处理。几天后，其、魏×、王×、许×在兵团大厦谈此事，王×起草了一个合作协议，内容大概是魏×出资质，铜销售后可以给他400万，魏×和许×作为甲乙双方签字，当时许×也给魏×看了总装备部批给上海公司的批复。这时其第一次见到王×，王×自称是国资委稽查局的负责人，他也是这次运作铜的许×的合作伙伴，之后其就没在和王×联系。后来其一直联系许×，他称部队领导让其找资金出示给领导，其找了几百万的资金，但是许×称领导出差等理由拖了几个月，魏×不干了，于是许×跟其商量再换一个平台。许×称由于换平台，需要巩固和领导的关系，提出要给领导打点钱。后来其按照许×的要求给他汇款30万元，许×当时将钱转走了，转给谁其不清楚。汇款一两个月后事情没有进展，其对许×称不做了，把钱要回来，他称他负责追回，后来手机就关机了。
4、证人康×的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左右认识了许×，他自称是做汽配的，其对他说自己是开公司的。2011年秋，许×问其能否找人办理电解铜一事，其称给他问问。其通过总装备部的朋友打听此事。2012年7月，许×主动汇给其30万元，让其用此钱办理电解铜的事，其问他这钱是谁的，他称是他自己的，让其放心用。其跟许×说没见到“三单”此事就不可靠。其为了此事找了很多人，30万元钱全花了，请客吃饭洗桑拿，具体找谁其忘了。其不认识王×。后其知道许×被抓了，此事就中止了。其于2014年4月18日被抓。
5、证人魏×的证言证明：其是河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4月，其朋友张×给其打电话说他有个朋友许×在北京联系了一个部队，有废铜可以收购，让其去北京一趟。到北京后，其和张×在兵团大厦见了面，当时张×给其介绍了两个朋友，一个叫许×，一个叫王×，许×自称是卖茶叶的，王×自称是国资委的主任（具体部门不清楚），王×拿出一份协议，内容是使用其公司的资质收购废铜，如收购成功，每吨给其公司100元费用，还让其出具委托书，后其就在协议上签了字，并给许×出具了一个可以代表其公司谈业务的委托书，还把其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居民身份证的复印件也给了许×，把这事谈完其就走了。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叫刘××的男子，他是张×的朋友。大概到了6月，张×给其打电话说有人出资购买废铜，可能需要其出面与出售方谈事，其到北京待了几天，这事一直没办，和别人也没见面，其就回河北了。其也把给许×提供的资质证明等要了回来，当场销毁了，回家后也就没再和他们联系的事实。
除了上述证据之外，还有收条复印件、银行转账凭证、交易明细、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出示的复印件、短信复印件、个人信息、到案经过、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等证据在案证实。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鉴于王×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且其参与第二起指控事实的程度较低，对其依法从轻处罚。鉴于许×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在庭审过程中并不否认主要犯罪事实，可以认定其为自首，且其并未分得赃款，案发后亦在亲属协助下退赔了全部赃款，故对其依法减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被告人许×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三、在案扣押的人民币四十万元，其中人民币十万元发还被害人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发还被害人张×。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许×的主要上诉理由：原判认定其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
上诉人许×的辩护人吉祥生的主要辩护意见：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许×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犯罪。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许×、原审被告人王×及许×的辩护人均未向法庭提供新的相关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一审判决所据证据，经审查，证据的收集及质证符合法定程序，能够证明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上诉人许×关于原判认定其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的辩解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许×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认定上诉人许×是否具有诈骗犯罪的故意，不应仅着眼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而是要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审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足以反映其主观故意的内容。关于第一项事实，许×供述：“他和王×有一次到太平路京翠招待所找人谈事。王×给他介绍了吕总和金总，王×还说他是王×的表弟。他不清楚王×是否是国资委的，他给别人介绍王×时说是王主任。”证人金×进一步证明：“王×曾提出要给领导打点70万元，许×当时也在场。许×还向其出示了一张解放军总装备部的库单，还称曾亲自看过货。许×给其介绍过郭×，称也是参与办理此事的，还说郭是航天部的副部长，大校军衔，后其核实发现不属实。王×被抓当天还称自己身份是假的，但事情是真的，许×一直在办理之中，后许×来了对其称事情在办，他找了一个姓孟的大哥，是中央领导的司机，一直在办此事。”以上结合在案业经原审法院确认的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足以证明许×在被害人金×最终陷入错误认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被害人在给付钱款时，许×并未在场，但并不影响对于许×的行为性质的认定。原判考虑到许×在该起事实中的参与程度，对其量刑时已酌予体现。
关于第二项事实，许×供述：“王×说自己是公务员，关于购铜的事有其代理。其收了魏×给的资质证明，并与魏签了合同。王×让其将资质证明带在身上，称需要签合同时让其拿出来。其听王×统一安排。张×给其30万元，用于购买废铜前期运作费，其将钱转到康×账户，其与康×不熟，但康称可以帮其问问此事。但这之后，事情一直没有办成。”被害人张×的陈述证明：“许×告诉其有一批部队要卖的铜，许能批下来，并且让其看了一个审批文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批文，公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装备物资管理处）。以后多次和许×联系，许总是说领导不在或领导在外出差，批文没有批下来。2012年7月23日上午，其跟许约在西国贸大酒店咖啡厅见面，许说领导回来了，这两天可以动了，许让其给点钱，好巩固跟领导的关系，把事情进一步做下去。其给许的30万元后，每周都会给许打电话，但许老说领导出差了，办不了得等等。一直到前几天，警察跟其联系，其才知道被骗了。”张×进一步证明：“后来其按照许×的要求给许汇款30万元，许当时将钱转走了，转给谁其不清楚。汇款一两个月后事情没有进展，其对许说不做了，把钱要回来，许称负责追回，后来手机就关机了。”证人康×证言证明：“许×问其能否找人办理电解铜一事，其称给他问问。其通过总装备部的朋友打听此事。2012年7月，许×主动汇给其30万元，让其用此钱办理电解铜的事，其问许这钱是谁的，许称是自己的，让其放心用。其跟许说没见到“三单”此事就不可靠。其为了此事找了很多人，30万元钱全花了，请客吃饭洗桑拿，具体找谁其忘了。”
被害人张×正是基于对许×的信任，才会放松警惕，从而相信所谓买卖部队废铜之事。而当被害人已开始怀疑王×是否有能力办成此事后，许×又主动向被害人声称可以找他人继续办理此事，并擅自将被害人先前汇给其的30万元转而汇给其并不了解的其他人。许×在该起事实中，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上述行为足以反映其主观故意的内容。尽管其未分得赃款，但不影响对于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其已具备了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此外，在上述两项诈骗事实中，关于谁伪造的“批复”一节，王×、许×各执一词，均供称由对方提供。但该“批复”在二人之间持有并出示给相关被害人是不争的事实。许×存在虚构、隐瞒及夸大事实的行为。上述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已超出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理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上诉人许×的上述辩解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缺乏相关证据支持，已被原判确认的证据所否定，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许×、原审被告人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巨大，依法应予惩处。鉴于王×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且其参与第二起指控事实的程度较低，对其依法从轻处罚。鉴于许×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在庭审过程中并不否认主要犯罪事实，可认定其为自首，且其并未分得赃款，案发后亦在亲属协助下退赔了全部赃款，故对其依法减轻处罚。原审法院根据王×、许×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许×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史 迹
代理审判员 林辛建
代理审判员 吴 迪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