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珠中法民一终字第3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悦添，男，汉族，1966年7月11日出生，住珠海市斗门区。
委托代理人：王梦祥，广东珠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邵锦成，男，汉族，1985年9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系吴悦添女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长，女，1928年8月9日出生，住珠海市斗门区。
委托代理人：黄鸿钦，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润枝，男，汉族，1965年10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系黄长儿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友和，男，汉族，1953年10月21日出生，住珠海市斗门区。
委托代理人：罗群英，女，汉族，1957年3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系何友和妻子。
委托代理人：何红梅，女，汉族，1982年4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系何友和女儿。
原审被告：吴悦权，男，1963年11月4日出生，住珠海市斗门区。
委托代理人：吴悦年，男，汉族，1961年10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系吴悦权哥哥。
原审被告：卢桂香，女，汉族，1964年1月3日出生，住珠海市斗门区。
原审被告：陈金焕，女，汉族，1968年6月4生日，住珠海市斗门区。
三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梦祥，广东珠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悦添与被上诉人黄长、何友和及原审被告吴悦权、卢桂香、陈金焕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2）珠斗法民一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何友和在斗门区莲洲镇东湾村承包鱼塘经营养殖业。2012年6月11日，吴悦添与何友和达成口头买卖协议，吴悦添购买何友和养殖的家鱼，并负责雇请工人于2012年6月11日晚到鱼塘捕鱼。吴悦添让经营租用鱼网生意的吴悦权帮忙雇佣工人。卢锦泉没有固定工作，平时通过吴悦权介绍以捕鱼、打散工为生。2012年6月11日晚11时左右，吴悦权通知卢锦泉等8人来到何友和的鱼塘进行捕鱼工作。下网后约半小时，卢锦泉突然感觉不适并伴有抽筋现象，其他工人将其扶到鱼塘边坐下休息后继续工作。直至2012年6月12日凌晨1时许，何友和等人发现卢锦泉病情加重，吴悦添拔打120急救电话将卢锦泉送至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进行抢救，同时通知未到现场工作的吴悦权将卢锦泉的胞弟卢华耀送至现场陪同前往医院。经医生诊断，卢锦泉为急性脑出血破入脑室、脑疝、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吸入性肺炎。2012年6月12日，卢锦泉经抢救仍深度昏迷，自主呼吸消失，濒临脑死亡状态，经其家属要求放弃治疗并自行要求出院。同日，斗门区莲洲镇卫生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卢锦泉因脑出血死亡。另查明，黄长是卢锦泉的母亲，共生育四名子女。卢锦泉于1954年12月18日出生，生前未结婚生子。卢锦泉及黄长均为农业人口。
原审法院认为，卢锦泉因脑出血死亡，其母亲黄长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提起本次诉讼，黄长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吴悦权、何友和、吴悦添等人对于卢锦泉的死亡结果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原审法院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卢锦泉与吴悦权、何友和、吴悦添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问题。结合农村养殖业捕捞习惯、各方的陈述及证人卢华耀的证人证言可得知，卢锦泉生前以打散工为生，通过吴悦权的介绍得知他人需雇请捕捞工人时前往工作，完工后由鱼塘主发放酬劳。在本案中，卢锦泉仍然通过吴悦权的介绍得知何友和承包的鱼塘需人捕捞，与其他工人一起以自己的技术、劳力，完成捕鱼工作。完工后，与工人们一起平分报酬。虽然报酬由吴悦权发放，但资金并非吴悦权个人所有，吴悦权也从未赚取报酬或提成，其与卢锦泉及其他工人之间是平等的劳动关系。因此，吴悦权与卢锦泉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何友和与吴悦添通过吴悦权的介绍请来捕鱼工人，并指示工人完成指定的工作，即打捞鱼塘中的鱼，卢锦泉作为其中一名工人，主要以自己的劳力完成工作，其与何友和、吴悦添之间存在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二、卢锦泉死亡的原因。证人卢华耀出庭作证时陈述，因未与卢锦泉同住，不清楚卢锦泉的身体是否健康，但卢锦泉有吸烟及喝酒的习惯。在卢锦泉发病被送往遵义医学院救治后，医生在病历中记载卢锦泉患有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众所周知，高血压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是一种以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主要表现的慢性疾病。卢锦泉在生前就患有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在工作时病发导致急性脑出血经抢救后濒临脑死亡状态，家属要求放弃治疗出院回家后死亡。故导致卢锦泉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患有严重疾病。黄长主张吴悦权、何友和、吴悦添等人在卢锦泉发病后未尽及时救助的义务，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对黄长的主张不予采纳。三、吴悦权、何友和、吴悦添对于卢锦泉的死亡结果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吴悦权与卢锦泉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黄长主张其因雇佣关系而承担救治不及时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何友和、吴悦添作为定作人，应结合工作时间、环境确定该项工作的劳动强度而选定适合的捕鱼工人。事发时值6月初，天气较热，而且是夜半时分，卢锦泉年近六十，且又患有严重高血压病，不适宜从事此项工作，因此，何友和、吴悦添在选任工人时存在疏忽大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卢锦泉自身患有疾病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何友和、吴悦添在选任人员时有过失，故对卢锦泉的损害结果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即承担20%的赔偿责任。吴悦权与卢锦泉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或承揽关系，黄长主张其承担救治不及时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卢桂香、陈金焕主体的问题。卢桂香是吴悦权的妻子，陈金焕是吴悦添的妻子，黄长并其两人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黄长未证明卢锦泉与卢桂香、陈金焕之间存在雇佣或承揽关系，仅因为其二人为吴悦权、吴悦添的妻子而列为本案共同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卢桂香、陈金焕辩称其非本案适格被告，黄长起诉两人为本案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卢桂香、陈金焕的答辩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黄长的各项损失。根据黄长提交的证据，结合《广东省2012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原审法院对黄长的损失核算如下：一、医疗费。根据黄长提交的医疗费单据计算，卢锦泉的医疗费用共计10868.79元，其中黄长自费金额为4990.4元，其余由珠海市医疗保险支付。黄长主张医疗费4990.4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二、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卢锦泉的丧葬费为33387元（2011年珠海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6774元／年÷12×6个月）。黄长主张丧葬费32972.5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不足原审法院认定部分，视为黄长自愿放弃。三、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卢锦泉的死亡赔偿金为187434.6元（9371.73元／年×20年）。黄长主张死亡赔偿金为187434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不足原审法院认定部分，视为黄长自愿放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抚养人还有其他抚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黄长已年满七十五周岁，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黄长生育四名子女，故黄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406.94元（6725.55元／年×5年÷4人），黄长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406.87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不足原审法院认定部分，视为黄长自愿放弃。四、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本案中黄长主张交通费2000元，但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车票予以佐证。结合本案事实，卢锦泉死亡后家属为其办理丧葬事宜需花费交通费，原审法院酌情认定黄长的交通费为500元。五、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卢锦泉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其自身患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被告的经济能力和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黄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综上，黄长的各项损失共计254303.77元。何友和、吴悦添共同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应赔偿黄长的经济损失共计50860.7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何友和、吴悦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黄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0860.75元；二、驳回黄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37元（黄长缓交），由黄长负担5377元，何友和、吴悦添共同负担960元。
一审判决后，吴悦添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改判吴悦添因卢锦泉病逝对黄长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何友和、吴悦添作为定作人，……因此，在选任工人时存在疏忽意。”此认定纯属臆断，鱼塘是何友和的，里面的鱼为何友和所有，法院认定吴悦添是“定作人”，是对何友和财产的侵犯。吴悦添对何友和鱼塘的鱼不具有处分权，如果吴悦添在深更半夜安排人“承揽”捕鱼，吴悦添的行为便涉嫌非“盗”即“抢”，所以认定吴悦添为“定作人”纯属主观臆断。吴悦添与死者卢锦泉是平等的村民关系，平时靠找点，散活赚点钱以供家用，而判决用“选任”界定吴悦添与卢锦泉的关系，是在是没有事实依据。二、从法律意义上来看本案的事实，吴悦添对卢锦泉之死不负任何侵权责任。侵权责任应具备四要素：一是违法行为，二是损害事实，三是因果关系，四是主观过错。纵观本案事实，吴悦添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吴悦添承担责任，纯属违背事实和法律的枉法裁判。三、一审法院判决对法的价值的判断有误，未能体现法的作用。法的价值之一是“秩序”，法的社会作用之一是“维护特定人群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本案中所体现的“坦诚相处、有钱同挣、乡邻互助”的纯朴民风习俗，本应保有及发扬。而原审原告的滥用行为已弄脏了“水流”，希望二审法院做出公正的裁判，以保证“水源”的纯净。
二审中吴悦添补充上诉状：1、吴悦添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误，吴悦添并没有负责雇请死者，只算帮忙联系，钱也是何友和给的。2、死者与何友和、吴悦添之间也不存在承揽关系，吴悦添只是找何友和买鱼，没有任何关系。3、吴悦添并没有权力指示死者完成工作。4、一审查明死者病发后当晚只是濒临死亡，但是第二天其家属就要求出院，吴悦添认为这不能理解，死者出院后在家死亡随即就被家属送去火化，没有做尸检，不认可其死亡原因。
黄长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何友和答辩称：吴悦添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和何友和联系的，不存在任何帮助的关系。一审开庭中笔录14页倒数第三行中，吴悦添已经承认死者是吴悦权聘用的事实。吴悦添找人来帮忙是因为平时他以卖鱼为生，可以帮忙选新鲜的鱼，而且他们是同村的人，可以听从他的指挥和安排。这样他可以取得更高的利润。吴悦权以出租渔网为生，他们找村民帮忙捞鱼，村民就要找吴悦权租用渔网，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利益。死者就是吴悦添雇佣的。死者不是何友和请的，报酬也不是何友和给的，也和何友和互不认识。去捞鱼的一帮人何友和都不认识。这在一审开庭笔录第10页倒数第三行已经说清楚了。
吴悦权答辩称：一审判决吴悦权没有责任是正确的，但是应当查清楚死者死亡原因到底是自身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在送他去医院的时候还能说，但是入院第二天就出院了，出院后死亡的原因到底是自身原因还是被人谋害，需要查明。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死者在哪里死亡，对证人的对错也没有回复。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判决模糊。
卢桂香、陈金焕答辩称：同意吴悦添的上诉意见。
本院查明：关于死者卢锦泉的报酬由谁支付的问题，一审中，各方确认该报酬是由吴悦权交给死者家属的，吴悦权主张报酬一般由塘主支付，事发当晚，因为有其他的工作，所以没有参与捕鱼。二审中，吴悦权主张报酬是由塘主（何友和）给挖鱼的工人，再由工人交给吴悦权转交死者家属的；何友和主张，其只是卖鱼，捕鱼工人的报酬是收鱼的老板霍长权直接给吴悦添的；吴悦添则主张，捕鱼的报酬不是其发放的，其只是负责收鱼的。一审中，吴悦添确认是其通知吴悦权找工人来何友和的鱼塘捕鱼的。另，一审中，卢锦泉的胞弟卢华耀出庭作证称，吴悦权没有赚取过死者的工钱，吴悦权主张其是以出租渔网获取利润，并没有通过组织工人捕鱼获利。
经审理，各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事发当天死者卢锦泉是否受吴悦添的指示完成工作、吴悦添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对于卢锦泉捕鱼的劳动报酬是由谁发放的各执一词，从现有证据无法判断该报酬是何友和还是吴悦添抑或他人支付的，各方现确认的事实是吴悦权只是代他人向捕鱼工人发放报酬，吴悦权没有通过组织工人捕鱼获利，事发当天是吴悦添要求吴悦权找人来捕鱼的。吴悦添主张其是收鱼的，即鱼贩，而捕鱼是收鱼的前置程序，按照农村习俗，既有可能是塘主召集工人自行捕鱼，又有可能是鱼贩召集工人捕鱼，本案中，各方确认是鱼贩吴悦添召集工人捕鱼，无论捕鱼的报酬由何人发放，吴悦添均通过安排捕鱼工作为收鱼经营创造条件，也即安排捕鱼工作对吴悦添的经营活动而言是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的，在此情形下，捕鱼工作的安排体现了吴悦添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提供便利条件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定吴悦添通过吴悦权召集捕鱼工人并指示工人完成工作是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的，即卢锦泉是由吴悦添选任的。吴悦添上诉主张死者是塘主何友和雇请的、与吴悦添没有任何关联，并无证据证明，亦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从本案的基本事实看，本次捕鱼工作是在深夜进行的，深夜本是人们正常休息的时刻，此时从事体力劳动会加重心脏的负荷，而本地农村大量从事捕鱼等不固定体力劳动的村民大多有喝酒抽烟的习惯（死者卢锦泉的胞弟亦作证证实卢锦泉有喝酒抽烟的习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即使是在南方炎热的夏天，鱼塘的水温还是会明显低于陆地气温的，一旦从陆地进入鱼塘进行捕捞作业，瞬间的温差变化会引起血管的急性收缩，客观上会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有一定影响。吴悦添与卢锦泉是同村村民，又长期从事收鱼工作，对于卢锦泉的年龄、生活习惯以及从事捕鱼工作可能存在的风险等应当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吴悦添未尽审慎义务，选任了年近六旬、自身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卢锦泉在深夜下水作业，存在选任过失，原审法院判决吴悦添承担与其过失相当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诚然，正如吴悦添上诉所称，本案体现的是“坦诚相处、有钱同挣、相邻互助”的纯朴民风习俗，而吴悦添是通过卢锦泉的捕鱼行为获取经济利益的，在该民事活动过程中，卢锦泉病发死亡，即使吴悦添不存在选任过失，由吴悦添对死者家属给予一定的补偿也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在卢锦泉各项死亡赔偿款项高达近30万元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判决吴悦添承担20%的责任已充分平衡了双方利益，与法不悖，吴悦添上诉主张其无须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至于吴悦添、吴悦权二审中提出卢锦泉死因有异的观点，本院认为，从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2012年6月12日的病历记载，结合同日斗门莲洲镇卫生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看，卢锦泉因脑出血导致死亡，死因清楚，无需尸检。吴悦添、吴悦权并无任何相反证据证明推翻医院的医学证明，故对其该节观点，本院不予采信。
此外，何友和虽在二审答辩中主张其与死者并无任何关联、死者是吴悦添雇请的，但是，何友和并未提出上诉，视为服判，本院对其二审答辩主张依法不予审处。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吴悦添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1元，由上诉人吴悦添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学辉
代理审判员 肖 锋
代理审判员 郑 恒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窦羡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