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皖1203行初24号原告田富涛，男，汉族，农民，1973年7月28日出生，户籍地安徽省阜阳市经济开发区，现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委托代理人吕国华，北京国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住所地阜阳市新阳大道9号，组织机构代码00316043-X。法定代表人刘玉建，该管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马志勇，该管委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韩宪生，该管委会法律顾问。被告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5号。法定代表人郭云峰，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杨亚军，该局法制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康海涛，该局法律顾问。被告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阜阳市颍上南路489号，组织机构代码74305981-2。法定代表人宫登峰，主任。委托代理人周晓文，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广友，安徽淮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田富涛请求确认被告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阜阳开发区管委会”）、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阜阳开发区城管局”），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街道办事处拆除房屋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于2017年3月23日向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2017）皖12行辖17号行政裁定：本案由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6月2日受理后，于2017年6月5日向三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田富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吕国华，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委托代理人马志勇、韩宪生，被告阜阳开发区城管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杨亚军、康海涛，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周晓文、王广友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富涛诉称，2003年，经阜阳市颍州区计划委员会批准，原告在阜阳市颍州区成立富涛综合养殖场，建设养殖用房。原告不仅取得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而且取得了动物防疫合格证，合法经营养殖，赖以为生。2014年10月17日，在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告共同拆除了原告的养殖用房。被告拆除原告的房屋，未告知原告程序权利，未依法通知原告，未依法听取原告的陈述和意见；也未进行证据保全，未对房屋和院落内的设施、物品依法进行清点、转移和保全，毁坏了生产经营设施、设备。总之，原告的房屋完全属于合法建设，被告拆除原告的房屋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根本不具有拆除原告房屋的职权，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房屋拆除后，原告房屋所在的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街道行政区划发生变更，原告所在的九里村由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街道划归阜阳市颍州区清河街道。原告于2016年8月将本案被告，以及阜阳市人民政府、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阜阳市颍州区城乡管理行政执法局、阜阳市颍州区清河街道办事处起诉至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作出（2016）皖12行初172号行政裁定书，以不具有管辖权和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等不属于继续行使其相应职权的行政机关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被告在庭审中承认其共同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其在原庭审中举证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其关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答辩和辩论理由根本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当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于2014年10月17日拆除原告位于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街道九里村（现位于阜阳市颍州区清河街道九里社区）养殖用房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阜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辩称，田富涛系答辩人下属京九办事处九里行政村村民，其开办的富涛综合养殖场亦位于答辩人辖区内。2006年12月26日，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第【2006】710号批复同意阜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包括富涛综合养殖场土地在内的69.9816公顷土地；2007年2月12日，阜阳市人民政府发布阜政秘【2007】25号征地通告，公告征收该块土地；2007年3月14日，阜阳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阜阳市国土资源局制作的《阜阳市建设用地征收拆迁补偿标准和实施方案》，此后，针对该地块土地征收及地上附着物的拆迁安置工作陆续实施。2014年2月，阜阳市重点工程项目——宝龙城市广场建设项目需要征收田富涛的养殖场。2014年3月14日，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里及唐郢新村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九里指挥部）、京九办事处和九里村委会等单位联合对富涛综合养殖场进行摸底，根据法律及阜阳市人民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认定田富涛的养殖场合法房屋为1251.32平方米。此后，九里指挥部及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就田富涛的养殖场拆迁补偿问题先后填制了《阜阳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摸底表》、《集体土地房屋附属物调查评估单》、《阜阳市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协议书》（两份）、《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房屋补偿评估单》、《集体土地征收附属物找补表》等。截止2014年10月17日，项目涉及其他被拆迁群众均已签订相应手续。经多次协商，唯独田富涛执意以“借买户口，充抵合法面积”等不合法理由为借口，拒绝签订养殖场拆迁补偿相关协议。2014年7月，经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田富涛有近800平方米违法建筑并责令其自行拆除。但田富涛并未自行拆除。鉴于其养殖场未拆迁，已严重影响项目建设，2014年10月17日，九里指挥部联合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京九办事处、九里村委会等拆除了包括其违法建筑在内的所有养殖场用房。在此期间，九里指挥部先后五次将田富涛养殖场共计1439856元的征地拆迁补偿款（含征地补偿款、房屋及附属物赔偿款、企业经营损失费、企业机械搬迁调试费、旧房回收款、助拆物品损失、简易房补偿款和拆迁奖金等）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田富涛。关于田富涛诉讼请求的意见答辩人认为依法不能成立。1、根据《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有依法征收集体土地及单位、个人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权利。2、答辩人认为，拆除田富涛养殖场符合程序规定。首先答辩人征收其养殖场土地已经得到了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其土地上房屋亦属必然；其次，答辩人按照法律及阜阳市人民政府政策规定在拆除其养殖场期间已经将田富涛应得的各项补偿款发放到位；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8项的规定，在答辩人已经足额给予田富涛各项补偿的情况下拆除其房屋对其合法权益亦未产生实际影响。3、田富涛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时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六个月内提出”，拆除其房屋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可见其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4、拆除田富涛的房屋后，田富涛就其房屋被强行拆除及赔偿问题向政府提出信访。2015年10月9日，阜阳市人民政府作出阜信复【2015】25号《关于田富涛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维持了答辩人于2015年7月26日作出的《关于田富涛、秦利信访事项复查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立他字第4号文件精神，法院亦不应受理此案。综上，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田富涛的起诉。被告阜阳经济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辩称，一、2014年6月5日答辩人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收到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里及唐郢新村建设指挥部移送的公函，公函载明九里行政村小六里庄村民被答辩人田富涛2006年后建房800平方米涉嫌违法建设，移交答辩人依法调查处理。答辩人是依法成立的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答辩人收悉公函后依法立案，经调查取证，查明被答辩人所建800平方米房屋在城市规划区内，但未经规划，显属违法建设，须依法拆除。答辩人于2014年7月2日向被答辩人田富涛依法送达阜开城管限拆【2014】第3113号限期拆除决定书，限被答辩人即日自行拆除违法建设800平方米，被答辩人拒不自行拆除，将依法强行拆除，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被答辩人拒不执行拆除决定自行拆除违法建设，2014年10月17日答辩人配合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里及唐郢新村建设指挥部，对被答辩人违法建设依法实施强行拆除。被答辩人是城市规划区内的九里行政村小六里庄村民，其2006年后所建800平方米房屋未经依法规划，显属违法建设，须依法拆除。在被答辩人拒不自行拆除的情况下，答辩人配合相关机构依法对其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有效，依法应予维持。二、被答辩人之诉与客观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依法应予驳回。首先被答辩人提起本案之诉讼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被答辩人诉讼请求关涉的行政行为是2014年10月17日，至本案被答辩人提起诉讼时，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对于超过诉讼时效之诉，依法应予驳回。其次，本案已经信访终结，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此案。2015年10月9日，阜阳市人民政府作出阜信复（2015）25号《关于田富涛信访事项复核意见》，维持了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7月26日作出的《关于田富涛、秦利信访事项复查意见》。客观事实表明，本案已经三级信访终结结案，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此案。最后，被答辩人滥用诉权恶意诉讼，依法应予驳回。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里及唐郢新村建设指挥部先后五次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被答辩人1439856元，足以抵偿被答辩人所诉事实相应损失。纵观事实，客观上并未对答辩人权益产生实际影响，被答辩人收款后应当息讼，现其坚持诉争，理应返还该款。被答辩人收款后坚持诉讼，于理不合与法不符，显系滥用诉权的恶意诉讼，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涉案答辩人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应予维持，被答辩人之所与客观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依法应予驳回。敬请人民法院根据客观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之诉，支持答辩人的诉讼主张。被告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街道办事处辩称，一、被答辩人起诉被告主体不明，依法应驳回其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被告...”。本案被答辩人起诉罗列三名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告均直接实施了被答辩人所述具体行政行为或与被答辩人所述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关系，被答辩人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明确被告，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答辩人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取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答辩人不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管理执法主体，也不是拆迁征收政府机关，不具有作出被答辩人诉称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现被答辩人起诉列答辩人为被告承担其起诉所称行政行为的责任，明显违反应当以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被答辩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涉案纠纷缘起于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根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答辩人诉称涉案房屋纠纷拆除于2014年10月17日，根据诉讼时效规定，被答辩人保护权利的时间应自2014年起算三个月或者六个月，被答辩人首次诉至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时间为2016年8月24日，诉至贵院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其权益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之规定，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被答辩人诉请要求拆除赔偿的事实基础错误，于法无据，依法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答辩人诉称其房屋被违法拆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案房屋因违法而被相关执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予以拆除，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赔偿情形，且被答辩人不是法律规定拆除执法主体，被答辩人起诉罗列被告主体错误，被答辩人诉请要求拆除赔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对原告田富涛的位于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街道办事处九里行政村六庄的养殖场进行摸底登记，摸底表编号为C94。该养殖场位于城南新区的宝龙项目建设区。2014年6月5日阜阳开发区管委会以田富涛养殖场用房涉嫌违法建设为由，将该案移交给被告阜阳开发区城管局查处。阜阳市开发区城管局于2014年7月2日对田富涛作出阜开城管限拆（2014）第3113号限期拆除决定，限田富涛即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田富涛逾期未拆除。2014年10月17日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阜阳开发区城管局组织相关人员对原告养殖场用房予以拆除。田富涛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阜阳开发区管委会、阜阳开发区城管局组织相关人员对原告的养殖用房实施拆除，该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由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和阜阳开发区城管局承担。故阜阳开发区管委会、阜阳开发区城管局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起诉阜阳开发区京九街道办事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该办事处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为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田富涛对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街道办事处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登俭审 判 员  张满军人民陪审员  邹旭东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谢彬彬书 记 员  杨 桦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为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