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4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从化市鳌头镇五丰村里鱼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钟子烟，该社社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钟金昔，男，1936年4月1日出生，汉族。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树平，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从化市鳌头镇五丰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吴学强，职务：村长。
委托代理人：何缨，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社金，男，196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该村委会副主任。
上诉人从化市鳌头镇五丰村里鱼经济合作社（以下称里鱼经济社）、钟金昔因与被上诉人从化市鳌头镇五丰村民委员会（以下称五丰村委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从化市人民法院（2012）穗从法民二初字第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位于从化市五丰村蚕地窝、大蛇窝共约14亩土地原属于五丰村元二经济社，元二经济社在1971年委托被上诉人交给里鱼队代耕并交国家任务粮，1984年是中国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承包期限为15年，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上诉人里鱼经济社将代耕的土地发包给村民夏记滔、钟金昔、钟金妹代耕。
1991年12月30日，从化市鳌头镇五丰村里鱼经济合作社家长、上诉人里鱼经济社、被上诉人五丰村委会在1991年12月30日召开家长会议，达成《关于五丰村委会征收本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水田（蚕地窝）壹拾叁亩多用于办果场协议（家长会议）》。协议约定：收回代耕地，收回土地权属及该土地上的其他权属都归五丰村委会，里鱼经济合作社无权争议，交国家任务粮的任务由村委会负责。会议后第二天即1992年1月1日，上诉人里鱼经济社和被上诉人五丰村委会根据协议整理成《租用土地合约》，合约显示有双方盖章。
上诉人钟金昔在庭审中承认，协议签订后至今20多年，上诉人里鱼经济社和上诉人钟金昔至今均没有耕种过所涉土地，一直由村委代耕，上诉人里鱼经济社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所涉土地由被上诉人五丰村委会收回后先后发包给本村村民陈柱威、吴谷妹、吴家传等人使用。
1998年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整中，上诉人里鱼经济社对本案上诉人钟金昔承包的土地进行了调整，上诉人里鱼经济社与夏记滔、钟金妹、钟金昔、钟祝南分别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从1998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
《关于五丰村委会征收本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水田（蚕地窝）壹拾叁亩多用于办果场协议（家长会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五丰村委会依法将土地发包给本村村民陈柱辉（1992年）、吴菊妹（2001年），分别签订《关于承包蚕地窝果场合同》和《承包土地种果挖塘合同》。
上诉人里鱼经济社一审起诉请求确认《征用土地合约》无效。被上诉人五丰村委会反诉要求确认《关于五丰村委会征收本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水田（蚕地窝）壹拾叁亩多用于办果场协议》有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租用土地合约》是否有效。本案中《租用土地合约》是根据《关于五丰村委会征收本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水田（蚕地窝）壹拾叁亩多用于办果场协议（家长会议）》形成，《协议》中有从化市鳌头镇五丰村里鱼经济合作社家长、上诉人里鱼经济社社长蔡树彬、被上诉人五丰村委会负责人陈灼然的签名盖章，上诉人里鱼经济社称《协议》中的家长及蔡树彬、陈灼然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并提供了注释有“里鱼经济社长蔡树彬，签名非本人签名”等字样的《协议》复印件，陈灼然及8位家长也在上面写明《协议》中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但上诉人里鱼经济社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原审法院认定五丰村里鱼经济合作社家长、上诉人里鱼经济社社长蔡树彬、被上诉人五丰村委会负责人陈灼然在《协议》中的签名属实。协议签订后至今上诉人里鱼经济社和钟金昔至今均没有耕种过所涉土地，一直由村委代耕，上诉人里鱼经济社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原审法院认定《关于五丰村委会征收本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水田（蚕地窝）壹拾叁亩多用于办果场协议（家长会议）》合法有效，而根据协议制成的《租用土地合约》的内容与《协议》一致，故原审法院认定《租用土地合约》合法有效。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人从化市鳌头镇五丰村里鱼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二、《关于五丰村委会征收本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水田（蚕地窝）壹拾叁亩多用于办果场协议》有效。
本案一审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从化市鳌头镇五丰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承担。
里鱼经济社、钟金昔不服上述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关于五丰村委会征收本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水田（蚕地窝）壹拾叁亩多用于办果场协议（家长会议）》（以下称《协议》）属于伪造，《征用土地合约》出自一人之手，均属无效。首先，《协议》中家长及蔡树彬、陈灼然签名均非本人所欠，一审期间上诉人里鱼经济社已经提供了注释有“里鱼经济社社长蔡树彬，签名非本人签名”等字样的《协议》复印件，陈灼然及另8位家长也表明《协议》中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在此情况下，应由被上诉人申请鉴定举证证实签名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也应行使释明权或依职权进行司法鉴定，已查明事实真伪。其次，《征用土地合约》中所有签名均出自一人之手，伪造众多社员的签名，也没有加盖里鱼经济社的公章，对上诉人里鱼经济社没有拘束力。根据《合同法》规定，两份协议虚构主体，伪造合同当事人签名，均属于无效合同。最后，要求对《协议》形成时间以及签名真伪进行司法鉴定。二、原属上诉人里鱼经济社的集体土地权属转让给被上诉人，不符合上诉人里鱼经济社整体社员的利益，违反了村民自治和村民集体利益，属于无效转让行为。即便《协议》真实有效，其反映的内容也违反了上诉人里鱼经济社全体社员的整体利益，仅仅几个人就代表全部社员将所有社员赖以生存的提地转让给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无任何对价获得土地，违反了村民自治和社员整体利益，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三、被上诉人违法收走里鱼经济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妨碍了两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正常履行，损害了上诉人钟金昔的合法利益。上诉人钟金昔为里鱼经济社的社员，从上世纪80年代与里鱼经济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依法有效，承包土地从未调整过，应当得到正常履行。现因被上诉人违法收走土地，损害了上诉人钟金昔作为土地承包者的合法利益。三、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法律关系没有任何依据。涉案合同没有上诉人一方的签字或盖章，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对此也从未作出追认，原审认定合同有效违反法律规定。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权属证明与本案所涉合同效力的认定没有关联。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合同由上诉人签署，上诉人对此不予确认，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实签名的真实性，一审将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归于上诉人一方是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关于五丰村委会征收本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水田（蚕地窝）壹拾叁亩多用于办果场协议（家长会议）》、《征地土地合约》无效。
被上诉人答辩表示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认为：一、2012年根据广州市和从化市的要求，在从化进行了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被上诉人按照《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重大事项，诉争土地已于2012年9月5日由从化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进行了《土地登记审核结果公告》，公告中确认讼争土地归被上诉人五丰村委会所有，在公告的异议期内未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诉争土地的《土地所有权证》于2013年3月4日出证，并将于近日发放。二、上诉人否认《协议》中钟金昔、夏记滔、钟今昔、钟竹南中签名的真实性，应当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明。而上诉人钟金昔一审期间没有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二审申请鉴定超出了举证期限。且笔迹鉴定已无实际意义，诉争土地已由国土部门确权归属于被上诉人五丰村委会所有，两上诉人也确认从1991年起就未耕种过涉案土地，在长达23年的期间内从未有人提起任何土地权属的争议。在1998年调整承包地时，上诉人钟金昔的承包土地也已进行了调整，其对涉案土地没有承包权。另陈灼然在我方提供的证据中已确认签名是其亲笔所签。三、《征用土地合约》是根据《协议》形成，《协议》中有里鱼经济社各位家长、社长、村委的签名，故《征用土地合约》也是有效的。四、讼争土地不存在土地转让问题，而是土地确权的问题。讼争土地从未归属过上诉人里鱼经济社所有，只是在70年代由该社代耕，2012年已确权归属于被上诉人五丰村委会。五、讼争土地不存在被违法收走的问题。钟竹南没有提供承包证，没有证据证明钟竹南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而夏记滔、钟金昔、钟金妹提供的承包合同证是在1984年第一轮承包时发放，期限为15年，证照又有涂改痕迹，且没有提供国土部门档案材料证实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权。1998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里鱼经济社已对钟金昔等人承包的土地进行了调整，1998年经从化市鳌头镇人民政府农业办公室鉴证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有里鱼经济社的盖章，虽上诉人钟金昔等人未签名，但该合同已有政府主管部门的鉴证，且上诉人钟金昔也一直是按照1998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地进行承包的。六、《协议》、《征用土地合约》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三方在23年以来都是按照协议内容执行。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里鱼经济社表示不确认涉案土地原属五丰村元二经济社的事实，也不确认1991年12月30日召开家长会议、达成《协议》以及在《征用土地合约》中盖章的事实。上诉人钟金昔表示不确认在1998年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整中，与里鱼经济社另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事实。被上诉人则表示不确认上诉人钟金昔向上诉人里鱼经济社承包涉案土地的事实。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讼争1991年12月30日《协议》中落款“具体各家长签名”中有“钟金昔、钟金妹、吴榕新、丁胜、祝南、吴成辉、钟记洪、元秋、钟记容、钟东海、夏记滔”等人签名，另签有“里鱼经济社长蔡树彬、五丰村委会陈均然”。诉讼中，钟金昔、夏记滔、钟金妹、钟祝南、蔡树彬均表示上述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
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向本院提供证人吴丁胜、蔡树彬出庭作证，两证人曾先后担任上诉人里鱼经济社的社长职务，两人均表示没有签署过涉案《协议》。上诉人另提供证人陈均然的证词，其述称从未在涉案《协议》中签名。一审期间，被上诉人亦曾提供陈均然于2012年7月27日出具的书面证词，其表示确认《协议》中“陈均然”签名是其亲笔所签。
诉讼中，被上诉人确认《征用土地合约》是由村文书根据《协议》抄录整理形成，该合约中只盖有被上诉人的公章，没有加盖上诉人里鱼经济社的印章。
二审期间，本院根据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的申请，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协议》落款处“钟金昔”、“钟金妹”、“祝南”、“夏记滔”、“蔡树彬”签名是否为钟金昔、钟金妹、钟竹南、夏记滔、蔡树彬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鉴定费用已由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预缴。2013年12月30日，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粤天正司鉴中心（2013）文鉴字第234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检材《关于五丰村委会征收本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水田（蚕地窝）壹拾叁亩多用于办果场协议（家长会议）》落款甲方处的“夏记滔”、“钟金昔”签名与委托人提交确认的“夏记滔”、“钟金昔”签名笔迹样本是同一人所写；2、倾向认为检材《关于五丰村委会征收本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水田（蚕地窝）壹拾叁亩多用于办果场协议（家长会议）》落款甲方处的“钟金妹”、“蔡树彬”签名与委托人提交确认的“钟金妹”、“蔡树彬”签名笔迹样本是同一人所写；3、不能确定检材《关于五丰村委会征收本村里鱼经济合作社水田（蚕地窝）壹拾叁亩多用于办果场协议（家长会议）》落款甲方处的“祝南”签名与委托人提交确认的“钟祝南”、“竹南”签名笔迹样本是否同一人所写。
经质证，被上诉人确认《鉴定意见书》的效力。两上诉人则提出异议认为，鉴定报告中没有具体指出是通过那一份样本比对“钟金妹”、“夏记滔”等人的签名笔迹得出上述鉴定结论。相反，经上诉人将检材放大N倍后，与相应签名样本对比发现，没有任何一份样本与检材中“钟金妹”、“夏记滔”签名有相符合之处。因此，该鉴定结论依据不足，并要求本院重新委托鉴定。
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针对两上诉人提出的异议书面函复表示：在笔迹检验、鉴定过程中，需要将样本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分析其笔迹特征是否一致，变化的范围、程度、原因，内在的联系、关联性，而不能孤立的仅就其中一份或几份进行分析。同时，应当说明，书写人的笔迹会受到书写时心理、生理、书写环境与书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对笔迹的形成会有一定的影响，同一人不同时间的签名，不可能出现完全同一的情况。笔迹检验对检材、样本的比较检验是对两者之间笔迹特征的比较检验，并对笔迹特征进行综合判断。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在于1991年12月30日形成的《协议》以及1992年1月1日形成的《征用土地合约》是否有效。首先，关于《协议》效力的认定问题。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否认该《协议》效力，主要是认为《协议》落款处全体家长的签名以及时任里鱼经济社社长蔡树彬、五丰村委会主任陈均然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在讼争《协议》已有相关人员签名的情况下，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否认全体人员签名的真实性，其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诉讼中，两上诉人虽提供证人蔡树彬、吴丁胜、陈均然的证言，但证人蔡树彬、吴丁胜均为上诉人里鱼经济社社员，与上诉人里鱼经济社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证人陈均然在诉讼期间先后出具的两份书面证词，内容相互矛盾，缺乏相应的证明力。此外，上述证人与钟金昔、钟金妹、钟竹南、夏记滔均为《协议》落款处签名人员，故仅凭其单方作出的否认陈述，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现根据本院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粤天正司鉴中心（2013）文鉴字第234号《鉴定意见书》，已确定夏记滔、钟金昔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并作出倾向性结论认定钟金妹、蔡树彬的签名亦是本人所签。上述鉴定结论是本院依照法定程序委托具备相关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作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各项形式要件和实体内容，且对于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提出的异议，该鉴定中心亦已作出合理回复，而上诉人所称其通过放大检材与样本签名自行比对后不存在相符之处，显然不能推翻专业鉴定机构依其专业技能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故本院对该鉴定报告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主张讼争《协议》签名不实，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确认。关于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上诉主张该协议内容违反里鱼经济社社员整体利益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该《协议》是经双方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上诉人里鱼经济社时任社长及各家长均已签字确认《协议》内容，因此该《协议》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本院对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的该项上诉意见，亦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认为该《协议》损害了上诉人钟金昔作为土地承包方的合法利益问题，因上诉人钟金昔在本案中仅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其权利是否受损并非本案审查范畴，亦不影响对讼争《协议》效力的认定。综上，两上诉人上诉认为1991年12月30日形成的《协议》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
其次，关于1992年1月1日的《征用土地合约》效力认定问题。虽被上诉人确认该合约落款处全部签名均非当事人本人所签，但该《征用土地合约》中有关土地权属确认等主要内容均与前述《协议》内容完全一致，被上诉人也表示该《征用土地合约》仅是对《协议》内容的整理摘抄，并未超出《协议》约定设定其他权利义务内容，因此在前述《协议》有效成立的情况下，该《征用土地合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各负担400元。笔迹鉴定费3940元，由上诉人里鱼经济社、钟金昔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泳筠
廖嘉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