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64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村民委员会十四组，住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法定代表人：沈元林。
委托代理人沈炳松，浙江宝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戚某，男，201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村民委员会，住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
法定代表人成立峰。
原审被告杭州余杭杜甫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
法定代表人俞雪富。
上诉人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村民委员会十四组（以下简称“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为与被上诉人戚某、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杜甫村村委”）、杭州余杭杜甫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杜甫村经联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5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戚某出生于2013年11月5日，同年11月申报户口落户于父亲戚晓波户口所在地余杭区，从而取得第14村民小组组员资格。2016年因良渚新城项目开发建设需要，杜甫村委与良渚街道办事处签订《杜甫村征地补偿协议》，协议显示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收，依法获得征地补偿款9458792元。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关于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土地被征用方案公告于2016年9月14日发布。2016年12月13日，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将对前述土地征用补偿款进行分配，每户人均分得56100元。现戚某主张实际未获得分配56100元，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支付土地征用补偿款56100元；2、判令杜甫村委、杜甫村经联社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杜甫村村委、杜甫村经联社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的土地补偿费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资格的成员享有均等取得的权利；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以支持”。第14村民小组的土地被征用时，戚某是该组在册农业人口，应当认定其享有该组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权。因此，第14村民小组未给予戚某足额的土地补偿费分配，其存在错误，应予纠正；杜甫村委、杜甫经联社对所属第14村民小组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负有监督和指导、管理职责，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杜甫村委、杜甫经联社经原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不到庭应诉，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支付戚某土地征用补偿款人民币561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杭州余杭杜甫股份经济合作社、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村民委员会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1元，由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村民委员会、杭州余杭杜甫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戚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村民委员会、杭州余杭杜甫股份经济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未能签收传票与起诉资料，且实际签收人杜甫村村委事后未通知上诉人领取，因此本案的关键事实因上诉人的一面之词而被掩盖。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郎寿美是“农嫁农”的出嫁女，且婚后未在原集体经济组织生活、生产，只是其户口应迁而未迁，不能证明其具有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2000年8月2日，被上诉人户籍迁离本组。3、杜甫村14组郎家斗自然村33号，只是该地址命名与本组连号，实际不在本组土地范围之内。综上，被上诉人自户口迁移后，已与本组完全脱离关系，当然不具有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判将被上诉人认定为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上诉人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二审诉请为：1、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
二审期间，上诉人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提交以下证据：1、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确认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本案一审传票及诉讼材料均由杜甫村村委签收，第14村民小组不知情；1997年1月31日与原新圩村村委签订的《企业厂房转让协议》的戚国良与郎寿美是夫妻；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郎家斗自然村33号所在土地在征收前属村级所有，权属无变动。
2、戚国良与原新圩村村委签订的《企业厂房转让协议》及收款票据（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郎家斗自然村33号所在土地在征收前属村级所有，权属无变动。
3、杜甫村14组32位户主签名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郎寿美是“农嫁农”的出嫁女，其儿子戚晓波并未在户籍地的集体经济组织生活生产，14组也无“杜甫村14组郎家斗自然村33号”户名，该地址是原新圩村胜利印刷厂地址，属于村级土地。
4、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是原“良渚镇新圩村”等三个行政村合并形成。
5、工商机关调档的资料一份，用以证明在工商登记中并无“杜甫村14组郎家斗自然村33号”中14组这个地址，而是登记为“杜甫村郎家斗自然村33号”。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村委会也是本案一审被告，不能以此否定一审判决的合法与正当性。对戚国良与原新圩村村委签署协议没有异议，仅凭情况说明无法证实上诉人主张。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由村委会出面与戚国良签订转让协议情况属实。该份转让协议恰能证明当时为解决村内农民就业问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村委极力劝说戚国良回村办厂。戚国良在受让村内印刷厂的同时，村内同时解决了其口粮地和宅基地，从而实现落户的问题。其后作为戚国良的配偶郎寿美落户于此也是顺理成章，民政局确认了名牌地址，户籍部门办理落户手续。被上诉人属于第14组组员无争议。对证据3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系由本案当事人杜甫村村委出具，且就送达问题与其之后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不符，故本院对该部分内容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其余材料证明事项与本案无实质关联，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5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系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组员自述材料，无相应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被上诉人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二审提交股权证明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享有村内土地的合法所有权。
经质证，上诉人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认为股权证与本案无关联性。杜甫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是本案的当事人，是经济合作社对于本案当事人作出的承诺，应当由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无关。股份经济合作社注册资金是40万，没有涉及土地，享有股权不等于享有承包地。上诉人从来没有否认被上诉人与村级经济关系，只是否认与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的关系。本院认证认为，土地承包关系与农村股份经济合作股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仅以此不足以达到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尚需结合其他证据等综合予以认定，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原审被告杜甫村村委、杜甫村经联社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未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亦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所在郎寿美户，户口性质为农业家庭户，作为杜甫村在册农业人口，有权与集体组织成员内其他成员享有相同的权益。原审审理中，被上诉人提交户口本等证据，证明其被上诉人户于2000年8月落户于杜甫村14组郎家斗自然村33号，系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成员。杜甫村村委、杜甫村经联社作为基层村民自治组织及经济组织，对郎寿美户落户情况、生产经营、经联社股权登记等况掌握情况，应本着积极处理集体内部纠纷的原则参与诉讼，便于法庭查明事实，但其在本案一、二审审理中均怠于出庭，放弃对郎寿美等人主张事实及证据的抗辩权，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被上诉人户内成员均系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成员，享有该组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并无不当。上诉人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主张被上诉人以户主郎寿美属于“农嫁农”妇女，其户籍属于应迁而未迁，以及户籍已从14组迁出等理由，未提供有力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原审法院就案涉诉讼材料送达符合法律规定，杜甫村第14村民小组就送达问题所提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1元，由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甫村村民委员会第14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 米
审判员 余江中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七年××月××日
书记员 孔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