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0408民初352号原告（反诉被告）盛俊伟，男，196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符承顺，湖南金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符容涛，湖南金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徐建民，男，196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被告（反诉原告）衡阳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华兴开发区青松路18号3栋1302户。法定代表人刘欢生，该公司总经理。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何云恒，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盛俊伟为与被告徐建民、衡阳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福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于2016年1月8日向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徐建民提出管辖异议，雁峰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7日裁定将该案移送本院，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依法受理。被告徐建民、万福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3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庭前证据交换，并于2016年6月13日、2016年6月1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符承顺、符容涛、被告徐建民及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何云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盛俊伟诉称，原、被告合伙开发公园一号房地产项目，后因存在分歧，经协商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协议，约定由被告徐建民补偿原告220万元，原告自愿退出合伙项目。待项目结算后如利润在2000万元以上，被告再补偿原告100万元。被告万福公司为该协议内容提供连带担保。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退出了合伙项目，但被告却一直未将约定的款项支付给原告。现要求：1、被告徐建民立即支付原告人民币220万元，被告万福公司对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双方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以证明被告未依约向原告支付补偿金220万元。对原告提供的该证据，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是原告胁迫被告所签订，且协议只能证明双方关于100万元补偿金的内容，协议中的220万元系双方之前的另一个约定，并不存在第二个220万元。二被告辩称并反诉称，原告所诉不属实，其隐瞒了双方之前签订一份退伙协议并已经履行的事实，二被告根本不存在要再付原告220万元退伙补偿金，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原、被告于2013年1月21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原告自愿退出公园一号项目的合伙，被告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一次性补偿原告220万元，此后原告通过阻工闹事等方式胁迫被告在工程主体尚未竣工时提前支付了该220万元，并胁迫被告再次与其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了另一份协议，约定在原补偿220万元的基础上，如该项目结算后利润在两千万元以上，被告再补偿原告100万元，并约定了该100万元的履行期限和违约责任。鉴于原告违背了第一份协议的约定，二被告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原告返还二被告220万元；2、原告支付二被告违约金1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为支持其反诉请求，二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2年9月8日签订的特别约定、2013年1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银行交易流水，以证明原、被告就公园一号项目合伙，原告投入资金450万元后自愿退出，二被告同意一次性补偿其220万元，原告不得再向二被告主张任何权利和阻工，否则二被告有权取消220万元补偿金，并要求原告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2013年1月29日银行进账单两张，以证明二被告已按约定返还了原告投资款450万元，并支付利息57万元；收条及银行交易流水、2013年12月31日建行转账凭条、2014年6月16日银行进账单及付款情况说明，以证明二被告已提前支付原告220万元退伙补偿金；公园一号项目质量验收资料、质量监督报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以证明该项目于2013年12月13日取得预售许可证，2015年10月28日才验收完成，被告系提前支付原告220万元；万福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以证明盛俊伟自始至终不是万福公司的股东，万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是刘欢生；盛俊伟出具的承诺书，以证明其通过上访方式阻工及逼迫二被告满足其无理要求的事实；衡阳市红德建设有限公司公园一号项目部出具的证明；衡阳市红德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湖南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以上证据7-9，以证明原告盛俊伟召集人员在2012年12月至2014年7月间多次到被告公园一号项目工地、营销中心及食堂等处闹事阻工的事实；报警案件登记表两张，以证明原告为逼迫被告徐建民满足其无理退伙要求而组织人员到项目工地阻工闹事的事实；关于开发公园一号项目投资成本的回复函，以证明该项目开发成本高达2亿多，原告闹事阻工给项目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证人刘润、罗华明、刘建杰、李志红出庭作证，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徐建民合伙开发公园一号项目及原告盛俊伟在项目开工后至2014年7月间组织人员到工地闹事阻工的事实。对二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1、3、4、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5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7、8、9的“三性”均有异议，单位加盖公章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红德公司等单位与被告万福公司有利害关系；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11、12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对二被告的反诉辩称，2013年1月21日的协议和2014年6月12日的协议的主体不同，前者是万福公司应付给原告补偿金220万元，后者是徐建民应付给原告补偿金220万元，两份协议的内容也不同，后者是在前者履行完毕以后签订的，其中的220万元补偿金与前者的220万元是两回事，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原告在协议签订后仍到项目工地上闹事阻工，请求法院驳回二被告的反诉请求。原告对其反诉辩称未提供证据。对于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协议书的合法性与关联性有异议，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协议系原告胁迫其签订，该协议书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可以证明被告徐建民自愿按照第一份协议的约定支付原告退伙补偿金220万元的事实，应予以认定。对于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2、5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3、4、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六份证据内容客观真实，来源形式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且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应予以认定；证据7、8、9均系单位证明，虽有个人签名，但无证据证明签名者系该单位派驻工地现场的人员，来源形式有瑕疵，其内容与证据10报警记录不能相互印证，真实性不能确定，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0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可以证明原告盛俊伟与被告徐建民合伙开发公园一号项目，并因意见分歧而在该项目工地发生口角和打架纠纷这一事实，应予以认定；证据11并非鉴定结论，其内容真实性也无法确定，不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不予认定；证据12中证人1的证言来源形式合法，内容与证据1能相互印证，能证明原、被告合伙开发公园一号项目的事实，应予以认定，证人2、3、4是否为相关单位驻工地现场人员不能确定，且其证言内容具有不确定性，与证据10报警记录也不能相互印证，不能证明原告到工地闹事阻工的具体时间，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盛俊伟与被告徐建民于2012年8月口头约定以购买万福公司股权的方式合伙开发公园一号项目，原告盛俊伟于8月22日和8月23日分三次共付给被告徐建民前期投资款450万元，此后不久，双方对合伙项目产生了一些分歧，故于2012年9月8日签订了一份“特别约定”，对双方投资金额及预计退伙方式等事项进行了明确。随着分歧的进一步加深，经友好协商，被告徐建民以被告万福公司的名义并作为担保人与盛俊伟于2013年1月21日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原告盛俊伟自愿解除2012年9月8日签订的“特别约定”，退出公园一号合伙项目；被告万福公司同意退还原告盛俊伟的投资款450万元，并支付利息57万元，合计507万元；双方同意不进行退伙结算，作为盛俊伟退伙的条件，万福公司在公园一号项目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后三十日内付给盛俊伟一次性补偿金220万元；盛俊伟在本协议签字后不得再向万福公司及其股东主张任何权利，也不得因任何理由阻碍施工，否则万福公司有权取消该220万元补偿金，并要求盛俊伟赔偿损失；如有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协议签订后，被告万福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分二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盛俊伟支付了507万元；被告徐建民通过银行转账、现金支付和委托转账方式分别于2013年10月29日、2013年12月31日和2014年6月16日向原告盛俊伟支付了50万元、100万元和70万元，共计220万元。该协议的给付内容已履行完毕。上述协议签订及履行后，原告盛俊伟仍然继续通过向管委会有关部门举报等方式向二被告主张权利，为此，被告徐建民与原告盛俊伟于2014年6月12日再次签订一份协议，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徐建民为甲方，盛俊伟为乙方）因合作开发公园一号项目发生矛盾，通过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并自愿补偿乙方现金220万元，乙方自愿退出。另协商等公园一号项目结算后利润在两千万元以上，甲方自愿再补偿乙方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此款于2017年1月1日前付清）。”其后在协议主文中，对该100万元补偿金的违约责任作出了约定，但无220万元补偿金的支付期限和违约责任等内容的约定。被告万福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另查明，被告万福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2013年3月，被告徐建民购买了该公司51%的股权，成为公司股东，2015年9月，其持股比例增至99%。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原、被告于2013年1月21日签订的第一份协议以及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第二份协议中关于220万元的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两份协议书中的220万元是否为同一个220万元，被告徐建民是否应再支付原告220万元；二、原告盛俊伟在第一份协议签订后是否存在阻工闹事的违约行为，原告是否应退还被告徐建民220万元并承担违约金100万元。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原告的诉称、双方签订的“特别约定”及原告支付合伙投资款的银行流水等证据查明的事实，原告盛俊伟的合伙对象是被告徐建民而非万福公司，徐建民在签订第一份协议时还不是万福公司的股东，原告盛俊伟与万福公司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因而也不存在退伙之说。双方签订的第一份协议虽然名义上是万福公司与盛俊伟签订，但内容上却是盛俊伟退出与徐建民的合伙项目，徐建民以万福公司的名义与盛俊伟签订该退伙协议，实为基于其正在收购万福公司股权的事实和对法律关系的错误理解而滥用了万福公司的名义。事实上，履行了220万元补偿金支付义务的也是徐建民，而非万福公司。第二，本案讼争的220万元就其来源和性质而言属于原告盛俊伟退出公园一号合伙项目的退伙补偿金，原告在第一份协议签订并基本履行完毕时即已依约退出了合伙项目，不存在第二次退出，原告就一个合伙关系先后两次向不同主体主张退伙补偿金，不符合基本逻辑。第三，双方所签订的第二份协议中“甲、乙双方因合作开发公园一号项目发生矛盾，通过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并自愿补偿乙方现金220万元，乙方自愿退出”的表述属于交待本协议的签订背景，因为该表述的内容及金额都与第一份协议完全吻合。从第二份协议的主文内容看，其指向的标的为“另协商”“再补偿”100万元，并就该100万元的付款条件、期限及违约责任进行约定，而未对220万元的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作出任何约定，如果说该220万元属于第二份协议的新内容，但又不对主要条款进行约定，这不符合常理。第四，双方在第一份协议中已明确约定，盛俊伟在本协议签字后不得再向万福公司及其股东主张任何权利。原告要求被告再次支付补偿金的行为与其承诺相矛盾，有悖民事活动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第二份协议中所列220万元即为第一份协议中的220万元，该给付内容已经履行完毕。原告盛俊伟以两份协议的主体不同而主张存在两个220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请二被告再支付退伙补偿金220万元，与事实不符，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曾经有过向有关部门举报的行为和在第一份协议签订之前有过到工地发生口角和打架纠纷的行为，不能证明之后还存在闹事阻工等违约行为，二被告对其反诉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二被告的反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盛俊伟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徐建民、衡阳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24400元由原告盛俊伟承担，反诉受理费16200元由二被告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毛小满代理审判员  熊 艳人民陪审员  范召富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代理书记员  赵湘斌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