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云01行终1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住所：昆明市呈贡区锦绣大街1号昆明市委*号楼*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码：11530100550100153Q。
负责人姚振康，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艳，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社会保险局。
住所：昆明市呈贡新区锦绣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号楼*楼*******室。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43136015-5。
负责人杨学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冯玮，该局副局长。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桂英，女，汉族，1958年10月26日生，昆明市人，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昆明市五华区。
委托代理人燕鸿，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西山区南亚风情第一城南亚星河苑**幢写字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码：915300007097087867。
法定代表人马学万，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虎良瑞，云南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昆明人社局”）、昆明市社会保险局（以下简称“市保险局”）因与被上诉人罗桂英、原审第三人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桥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4行初2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罗桂英出生于1958年10月26日，在办理退休手续前于1999年12月20日经所在单位云南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变更调整，从之前的门卫工勤工作岗位变更为办事员的管理技术工作岗位。依据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2000〕212号通知施行的《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罗桂英从办事员的管理技术岗位办理退休手续的年龄是届满55周岁（于2013年10月26日届满55周岁）。2014年8月21日，被告昆明人社局和被告市保险局根据用人单位云桥公司为罗桂英办理退休的申报意见，经审核认定罗桂英于1994年10月参加工作，并同意其从2014年10月起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730.42元。鉴于本案罗桂英提交的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09）五法民一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出具的1979年6月—1993年1月罗桂英的工资表，以及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1994年10月20日出具的致省桥工处等单位的证明、云南公路桥梁工程处1994年12月20日出具的“关于罗桂英同志工龄问题的说明”、云南交通工程公司1994年11月21日出具的招收工人录用花名册等证据显示，罗桂英于1975年5月、1979年5月、1993年2月或者1994年10月参加工作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情形，被告昆明人社局及市保险局仅依据最终用人单位云桥公司报送的退休申报意见及相应材料就作出了认定罗桂英于1994年10月参加工作而予以核准办理退休手续。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两被告作出的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审核登记及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重新核定原告的社会保险缴费起始时间为1974年4月，退休时间为2008年10月，工作岗位为工勤内退职工，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1月，计算退休待遇年龄为50岁，2008年11月1日应发的基本养老保险金758.05元；2、判令被告核发自2008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应发给原告的基本养老金88267.38元；3、判令被告补发自2014年11月至2017年3月少发给原告的养老金25749.33元；4、判令被告退还自2008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原告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8840.06元；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罗桂英作为本案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涉及的职工，对被告昆明人社局及市保险局于2014年9月4日作出的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不服，依法享有起诉的权利，其撤销被告昆明人社局及被告市保险局作出的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的诉讼请求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尽管在原告已于2015年5月25日实际领取了退休证的情形下再行撤销被告登记作出的退休发证登记行为并无实际意义，但鉴于退休待遇审核表载明内容（“经审核同意该退休人员从2014年10月其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730.42元”）与退休发证登记表载明内容（“经审核，同意该同志退休，从2014年9月给予登记并发放退休证”）在具体享受退休待遇和发放退休证的时间登记内容上存在误差，本着认真、慎重并对原告负责的态度，仍需被告予以统一变更登记。此外，因原告罗桂英退休前的工作岗位已由原来的门卫工勤调整变更为管理技术岗位的办事员，应依法确认其退休年龄为届满55周岁，依据原告出生于1958年10月26日的事实判断，原告工作至2013年10月26日时届满55周岁，经相应法定审批机关审核应办理退休手续。以此评判认定，原告主张的应从2008年11月1日起开始计算的退休养老保险金以及个人多缴的养老保险费用等款项涉及的第二项、第三项以及第四项诉讼请求属于缺乏起始时间标准等的事实依据，进而导致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昆明人社局及市保险局属于法律授权的昆明市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行政机关，有权对辖区内的劳动、工伤社会保障，以及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及养老金计算发放等事项进行裁决处分；本案涉及的相关单位云桥公司的住所地在昆明市辖区内，与劳动者之间的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及养老金计算发放纠纷属被告管辖区内的裁决事项，涉案职工罗桂英的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依法属被告辖区内得裁决处分事项，原告罗桂英及第三人云桥公司等人对此均无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故被告昆明人社局及被告市保险局的行政主体资格适格，执法权限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依法对此予以确认。涉案第三人云桥公司系退休职工罗桂英的用人单位，与相关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应参与本案诉讼并享有相关权利。被告昆明人社局和市保险局针对原告罗桂英作出的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没有相应事实认定依据，进而导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执法程序本质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撤销。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2015年修订后施行的第七十条第一、第二及第三项）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一）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据此，依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项、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2000〕212号通知施行的《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云政发〔2006〕139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2007年第4号公告施行的《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办法（试行）》第三项“参保人员档案审查”相关规定，以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遂判决：一、撤销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昆明市社会保险局于2014年9月4日针对原告罗桂英作出的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以及退休发证登记的行政行为，并由两被告重新作出相应行政行为。二、驳回原告罗桂英的其余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上诉人昆明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4行初26号行政判决；2.改判维持昆明人社局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3.本案一审、二审费用由罗桂英承担。其事实和理由：2014年8月21日，云桥公司向我局申报罗桂英的退休登记。经我局查明：罗桂英于1958年10月出生，于1993年2月在云南公路桥梁工程处所属交通工程从事临时工作，1994年11月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职工，为生产岗位，1996年转正，岗位为门卫。1999年，罗桂英岗位调整为办事员，并按办事员岗位调整了工资。2003年8月罗桂英所在用人单位改制，罗桂英属于内退休，云桥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根据以上事实，我局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00】212号）的有关规定，认为罗桂英符合正常退休的条件，故于2014年9月4日作出“同意退休，工龄算至2013年10月”的决定，并颁发给罗桂英“退休证”。一审法院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人事制度以及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取得和办理相关手续的理解是错误的，导致对罗桂英自述1974年4月参加工作就应当作为退休登记审核的视同缴费年限起算点的认定是错误的。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只有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用人单位无权自行招用劳动力，而要由国家下达用工指标。未经有关部门审批，不属于全民所有制职工。根据国家政策，全民所有制职工在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前的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但体制外的人员工作期间不能作为视同缴费年限。罗桂英在1994年11月才经西山区劳动人事部门办理招录手续并建立人事档案，故我局认定罗桂英缴费起始时间是1994年10月符合政策规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审核是我局的法定职权，用人单位根据职工个人情况向我局申报办理退休登记，我局根据报送档案材料进行审核并无过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了解法律片面，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维持我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上诉人昆明市社会保险局上诉请求：1.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4行初26号行政判决；2.改判驳回罗桂英的诉讼请求，维持市保险局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3.本案一审、二审费用由罗桂英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一、市保险局作为云南省社会保险的市级业务经办机构，经办基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各项社会保险业务基础工作，经办职责必须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业务经办行为和操作规程必须规范和统一于《云南省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二、按《云南省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及云政发（2000）212号《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条件且缴费年限已满15年时，由用人单位提交参保职工的人事档案到劳动保障部门审批，确定参保职工的参加工作时间、法定退休年龄时间、待遇享受时间等基本信息，并核发退休证。市保险局根据昆明人社局审批确定罗桂英《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认定的人事信息，核对罗桂英的参保基本信息及缴费信息，按照云政发【2016】139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待遇计算办法规定要求，计发了罗桂英的基本养老金待遇为730.42元。三、根据罗桂英的《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所示，昆明人社局审批认定罗桂英退休登记及批准时间是2014年9月4日，我局严格遵照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告（第4号）第四项第八条规定，已于2014年10月如实计算并发放了罗桂英的基本养老金待遇。四、罗桂英《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所示，2014年9月昆明人社局审批确定罗桂英法定退休年龄为2013年10月，按照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告（第五号）第四项第八条规定，对于罗桂英2013年11月至2014年9月个人多缴的养老保险金1901.68原，我局于2014年11月5日已办理了退还。综上所述，市保险局在办理原告退休养老保险待遇时，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政策，认真核算原告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存在没有事实、法律、法规的情况。一审法院在对劳动保障相关政策、规定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单方面主观认定市保险局对原告作出的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待遇审核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是错误的，最终导致判决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维持我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被上诉人罗桂英答辩称：两上诉人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只是部分事实，并非全部事实。一审认定事实及依法作出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云桥公司陈述，同意两上诉人的意见。
二审中，罗桂英主张其工作时间为1975年5月。
二审确认事实与一审确认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社会保险法》第十条规定，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第十六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有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国养老保险待遇最主要表现为退休金，即劳动者年老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后，根据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和所具备的享受养老保险资格或者退休条件，按月或者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表现待遇，主要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中更进一步明确：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社会保险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好社会发展计划，贯彻基本养老保险只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原则。根据罗桂英提交的证据，1974年4月，云南省牟定县农机修造厂的通知载明，罗桂英系该厂临时工，自1974年4月至1979年5月均在该厂工作。之后便到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工作，系合同制工人，1993年调至昆明云南路工程厂处工作（本案中的云桥公司）。2014年8月，因罗桂英达到退休年龄，用人单位云桥公司即向昆明人社局申报罗桂英的退休登记，昆明人社局根据云桥公司申报的有关材料，并查阅罗桂英的档案进行审核，查明：罗桂英于1958年10月26日出生，1993年2月在云南公路桥梁工程处所属交通工程公司从事临时工工作，1994年11月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职工，为生产岗位，1996年转正，岗位为门卫，1999年12月，罗桂英岗位调整为办事员，并按办事员岗位调整了其岗位技能工资。2003年8月，罗桂英所在用人单位进行改制，罗桂英属于内部退养人员，退出工作岗位后用人单位为其全额缴纳社会保险。昆明人社局依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00】212号）第十六条“女年满50周岁时，在管理技术岗位工作的，以及虽在生产或工勤服务岗位工作，但连续在生产或工勤服务岗位工作不满5年的，须年满55周岁方可办理退休”的规定，确定罗桂英应在55周岁办理退休。罗桂英作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昆明人社局根据《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办法（试行）》（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4号公告）关于参保人员人事档案审查的要求，即：“1、面向社会招收的人员视同缴费起始时间认定：（1）有招工表的按招工表确认；（2）招工表已无法查找的，按转正或定级表确定；（3）以上两表都没有的，由用人单位负责查找招工时的原始资料（如公安部门的户口迁移资料、参加工作当年工资发当表等）后再上报。2、依照劳动部（56）号中劳配字第342号、国务院国发【1978】104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厅涵【2002】323号等文件的规定，1986年9月30日以前单位招收的临时工，应提供劳动人事等部门批准同意招收为临时工的原始数据，视同缴费年限以批准招收为临时工之日起计算；未经批准的属于计划外用工，视同缴费年限应以劳动人事部门证实批准招收录用之日起计算。”罗桂英所在单位保管的人事档案材料中，能够证明罗桂英1994年10月被昆明市西山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招录为云南公路桥梁工程处所属交通工程公司的工人，昆明人社局按1994年10月确定罗桂英缴费年限从其参加工作起算为19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罗桂英从1974年4月就在不同的单位工作过，即所谓的“参加工作”，但根据我国现行政策的相关规定，罗桂英在1994年10月前“参加工作”属于用人单位自主临时用工，未经劳动人事行政机关等主管部门办理招工录用手续，属于计划外用工，不能将计划外用工的“参加工作”视同缴费年限。因此，昆明人社局于2014年9月4日作出“同意退休，工龄算至2013年10月”的决定，并颁发给罗桂英“退休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市保险局作为云南省社会保险的业务经办机构，按照我国《保险法》、《云南省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及《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云政发【2000】212号）的通知要求，根据昆明人社局审批确定罗桂英《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认定的人事信息，核对罗桂英的参保基本信息及缴费信息，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6】139号）待遇计算办法规定要求，计发了罗桂英的基本养老金待遇。综上所述，昆明人社局和市保险局在办理罗桂英退休养老保险待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无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情形，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4行初26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罗桂英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罗桂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洪 琳
审判员 曾蕙菁
审判员 黄 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