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4民初6207号
原告任大磊，男，1992年5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淼，北京倡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才宝，男，1975年8月24日出生。
被告付玉平，男，1979年6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永飞，北京劲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任大磊诉被告袁才宝、付玉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姚小锋独任审判，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任大磊的委托代理人李淼，被告袁才宝，被告付玉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永飞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任大磊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淼，被告袁才宝，被告付玉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永飞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任大磊诉称：原告于2015年5月起在被告袁才宝和被告付玉平承包的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武警总装备部宿舍楼工程工地从事塔吊信息员工作，工资为5000元。2015年11月27日凌晨原告在上述工地指挥塔吊工程中，钢模板墙倒塌将原告严重砸伤，造成左股骨近端开发性、粉碎性骨折，左侧跟骨骨折、右耻骨上下支骨折、右小腿开发性损伤、阴囊破裂和右侧睾丸破裂。受伤后送往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抢救，共进行三次手术，住院47天，目前仍在康复中。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构成劳务关系，在被告承包的工地过程中受伤，被告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残疾赔偿金211436元、误工费35000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2641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3284元，医药费1704.22元，住宿费1724.29元，交通费6089.95元，伙食费47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袁才宝答辩称：2015年6月7日付玉平让我给他找几个人干活，我和任大磊是老乡,都是一个县的，就把任大磊找过来干活，不存在是我雇佣他的问题。2015年11月27日晚，原告任大磊在小汤山镇政府对面工地受伤，我当时不在现场，后来听说他受伤的，原告是塔吊指挥工，当晚因另外一个组未按照工作流程操作，在塔吊未到达时，大模板吊装工提前将固定的铁丝解掉导致模板倒塌，砸到原告身上造成伤害，此事故主要是管理有误，违法造作导致的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医疗费都是付玉平支付的。原告的生活费也都是付玉平支付的，领取时签字。因此我与原告不是雇佣关系，其受伤我不应该承担责任。
被告付玉平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经过朋友介绍我们的信号指挥工作全部承包给被告袁才宝了，由袁才宝去找人工作，中间发生的金钱往来都是由袁才宝向信号工发放，信号工全部由被告袁才宝指挥调动，袁才宝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发生事故当天信号工是跟别人干活发生的事故，但确实是在我们工地上干活的，当时发生事故原告没有在自己的岗位上，去给别人帮忙了，原告当时是和别人协商好，给他帮忙别人休息，结果两个人都在地下帮吊装工挂钩，撬大模板当时木板就砸下来了，那个人跑的快没事，原告跑的慢就受伤了，出事了工人打电话通知我，两个工人把原告弄到医院，我们先后垫付了医药费217680元，还给了现金3700元，饭费300元，租房费1250元，其他费用700元，输血费1500元，我方对已经垫付的20万元保留相关的诉讼权利。另外原告主张的伤残赔偿金等应当按照农村的标准计算，相关的误工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相关费用的计算标准我们也有异议，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赔偿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7日，被告付玉平与被告袁才宝签订了《塔吊指挥（信号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被告袁才宝班组承包被告付玉平工地的信号工工作，承包方式为清包。在该承包合同第五条中约定：1、承包方式每塔每月包干15000元，付款方式为每月付工资5000元，中途不付款，封顶后二个月一次结清，如到年底没有封顶，压一个月工资其余付清；2、信号工隶属项目部管理，项目部经理、安全员对信号工垂直管理指挥，信号工必须按项目部经理、安全员的指令开展工作；3、信号工必须持证上岗，年龄在18-50岁之间，身体健康，无残疾。承包合同签订后，被告袁才宝带信号工若干名包括原告任大磊进入被告付玉平工地开始工作，原告任大磊在入职时提交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名字为案外人陈海龙。庭审中被告袁才宝陈述任大磊月工资为4500元，是其与原告任大磊商定。2015年11月27日凌晨，原告在工作中被砸伤，被送往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治疗，入院初步诊断为“低血容量性休克、左侧股骨近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跟骨骨折、右侧耻骨上下支骨折、右小腿开发性损伤、阴囊破裂、左侧睾丸损伤”，并进行了手术治疗，2016年1月13日，原告任大磊出院，出院诊断为“低血容量性休克、左股骨折近端开发性、粉碎性骨折、左跟骨骨折、右耻骨上下支骨折、右小腿开放性损伤、阴囊破裂、左侧睾丸破裂、出血性贫血、电解质紊乱、低蛋白血症、急性肝衰竭、急性肾衰竭、急性心力衰竭、应激性溃疡伴出血”。出院遗嘱为：休息一个月，加强营养、陪护一人，患肢勿负重，适度功能锻炼，一个月复查，不适随诊。原告任大磊在2015年11月27日至2016年1月13日住院期间的手术费用等由被告付玉平支付，庭审中被告付玉平陈述其已支付医疗费217684元，生活费4000元（包括饭费300元和现金3700元），住宿费1250元（包括租房1050元和宾馆费用200元），输血费用1500，其他费用700元（包括拐杖、被子、电暖气、ICU用品）。庭审中原告任大磊陈述其另行在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仪陇县人民医院花去医药费1704.22元。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申请对其被砸伤所造成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司法鉴定，经摇号，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为原告进行了相关鉴定，经鉴定1、原告构成九级伤残，伤残赔偿指数20%；2、建议原告误工期截止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护理期为90-120日，营养期为60-90日。
另查，2016年4月26日，原告任大磊在仪陇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诊断为“阴囊外伤后遗症、左侧隐睾”，精液常规检查为“精子计数明显减少，存活率百分之六十”，201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诊断为“阴囊损伤，睾丸挫伤，隐睾”，建议手术处理。
再查，原告为四川省农业户籍，未婚，主要生活来源即为工地务工的收入，受伤前在该工地的工种为信号工。其母胡德珍共育有二子一女，即长女任小君、原告任大磊、次子高湖松。原告任大磊受伤后，其亲属前往北京看望照顾，花费交通费、住宿费若干。
上述事实，有证明、诊断证明、医疗费收据、鉴定报告、《塔吊指挥（信号工）承包合同》、交通费票据、住宿费票据、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作为提供劳务的人员，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如何确定责任主体，是本案焦点问题。确定责任主体，就要认定原告与被告袁才宝、被告付玉平之间所存在的法律关系。所谓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一方为接受劳务一方提供劳务服务，由接受劳务一方按照约定支付报酬而建立的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塔吊指挥（信号工）承包合同》，可以看出袁才宝班组承包了涉案工地的信号工工作，由袁才宝招人进入工地工作，进入工地后，由项目部直接管理，接受项目部经理、安全员的指挥开展工作，被告袁才宝并不直接指挥管理原告任大磊，工资的结算亦有被告付玉平在封顶后进行结清。结合劳务关系的特征和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本院确定原告任大磊与被告付玉平构成劳务关系。鉴于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农民工之间相互介绍工作或者由一人带领数名亲朋同乡到同一工地进行劳务的现象较为普遍，且从《塔吊指挥（信号工）承包合同》中的内容可以得出，该份承包合同实质上是对袁才宝班组在工地上工作的权利义务、具体职责、所招工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基本技能进行明确，并不构成建设工程法律意义上的转包、分包等关系，故原告任大磊与被告袁才宝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
在确定了本案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后，对于各主体之间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一节，本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岗位职责为信号工，在工地上接受项目部相关指挥人员的指挥进行工作，当天因模板墙倒塌被砸伤，在被砸伤过程中原告自身并无过错。被告付玉平答辩称原告当时不在岗位上，当时其在帮助其他工人干活，本院认为该条答辩理由并不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付玉平的赔偿责任，理由为：首先，虽然原告岗位为信号工，但在完成本职工作间歇，帮助或者协助工地上其他正在进行的工作，并不显著超出为被告付玉平提供劳务的范畴；其次，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原告本身并无过错，即便当时不是原告任大磊在模板墙下面，换作他人，产生的损害亦极有可能不可避免，故对被告付玉平的该条答辩意见，本院不予认可。关于被告付玉平答辩称原告没有从事操作信号工的资格借用别人的资质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次事故的发生并非是原告在行使信号工岗位职责中产生的事故，事故的发生与原告本身是否具有专业的操作知识没有关系，即便其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也难以减少或者避免本次损害的发生，故本院认为原告没有持有相关操作证件不构成其在本次事故中承担责任的原因，故对于被告付玉平的该条答辩意见，本院不予认可。
关于被告付玉平应当赔偿的各项费用一节，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医疗费，在住院期间的绝大部分医疗费已由被告付玉平支付，经核算数额为217684.94元，原告任大磊亦表示认可，本院不持异议，在出院之后新产生的医疗费，经本院核算为1673.82（不含病历复印费）；第二，关于误工费，依据鉴定报告，误工期截止至伤残评定前一日，即从2015年11月27日至2016年5月27日，关于工资水平，原告本人在庭审中主张每月5000元，被告袁才宝在第一次开庭时陈述当时与原告任大磊商定每月4500元，被告付玉平主张每月工资为4000元，在没有工资明细、纳税证明的情况下，结合原告的工作性质，本院认为以4000元计算较为适宜，故误工费本院确定为24000元；第三，关于护理费，从医院的诊断证明及鉴定报告的内容显示，原告存在多处的骨折等损伤，其中多个损伤部位均单独构成伤残，因此对于护理期，本院认为采纳120日较为适宜，关于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原告主张由其亲属郑培志护理，其月工资为6604元，原告虽提交了《劳动合同书》、工资表明细、证明，但本院无法核实真实性，对是否由郑培志进行护理亦无法确信，故对于原告请求按照每月6604元的标准计算护理费不予支持，本院参照本地护理市场的一般标准，确定为每月3000元，故护理费为12000元；第四，关于营养费，本院确定营养期为90日，原告主张每天50元，本院予以支持，故营养费为4500元；第五，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原告主张其母亲胡德珍为被扶养人，本院认为原告仅提供村委会的证明，没有提供其母亲丧失劳动能力的医学鉴定证明或者国家有权部门出具的证明，故本院对村委会的证明不予采信，且胡德珍仍有其配偶、长女等成年近亲属，故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六，关于残疾赔偿金，原告目前刚满24岁，主要收入来源为外出务工的收入，且从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自2015年5月份起，原告任大磊就在被告付玉平的工地进行信号工的工作，主要收入来源为工地上务工的报酬，虽然其为农业户籍，但综合原告任大磊的工作地、获取报酬地，本院认为按照本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较为合理，故伤残赔偿金为52859×20×20%=211436元；第七，关于交通费，应当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原告提交的交通费票据多为亲属间探望、往返的费用及其他，本院结合原告的伤情，酌定因原告就医或者治疗产生的交通费为1000元；第八，关于住宿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九，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47天，本院确定为2350元，关于被告称在住院期间已支付了部分饭费，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第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原告构成九级伤残，且本次事故可能会导致生育能力的下降，故本院对原告诉求1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袁才宝的答辩意见，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告付玉平的答辩意见，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信，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付玉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任大磊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二十六万六千九百五十九元八角二分。
二、驳回原告任大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三千四百六十二元，由原告任大磊负担九百九十六元，已交纳。由被告付玉平负担二千四百六十六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案件鉴定费四千五百五十元，由被告付玉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姚小锋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