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琼民申767号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7）琼民申76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定武，男，197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华安县。
委托代理人：李婉莉，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成芳，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吉祥，男，198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吉训攀，男，195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上述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鲁志宏，海南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吉训卓，男，198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庆光，男，1963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杨定武因与被申请人吉祥、吉训攀、吉训卓、陈庆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02民终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杨定武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杨定武与吉祥为委托代理关系，从而认定杨定武与陈庆光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雇佣陈庆光的不是杨定武，而是吉祥、吉训攀父子。1.陈庆光发生交通事故后，三亚交警在第一时间对事故当事人吉训卓、吉训攀、陈庆光、陈求活、王丽芳、陈运英做了询问笔录。在这些询问笔录中，陈庆光、陈求活、王丽芳、陈运英均说是吉训攀雇请自己去打包香蕉的，吉训攀是工头，工钱也是吉训攀发的。而事故司机吉训卓的笔录显示，是代办吉祥包他的车拉人去打包香蕉的。吉训攀的笔录显示，吉祥告诉他有包装打，他就叫上工人一起去打包装。以上笔录是三亚交警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做出的，各当事人间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可以客观、真实的还原事情真相，吉训攀父子才是陈庆光的真正雇主。2.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02民终56号民事判决罔顾上述客观、真实的证据，对何先东、陈大优、吴回平等三人的证词不加甄别即轻易采信，做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首先，从效力层级上说，何先东等三人是自书证词，而询问笔录是交警部门对事故经过的调查材料。第二，从利害关系上讲，何先东等三人与吉训攀、吉祥父子系同村人，在本案上虽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难免因为同村人情丧失其客观性，而交警是客观第三人，不会受本案任何当事人影响。第三，从时间上说，事故发生于2013年7月2日，何先东等三人的证词作出时间为2013年11月6日，而询问笔录的作出时间为2013年7月2日至19日之间。一般而言，距离事故发生时间越近，人的记忆越清晰，因此，询问笔录的可靠性要优于何先东等三人的证词。最后，最关键一点，何先东等三人在事故发生4个月之后才出具证词，此时交警调查已经结束，而伤者又未提出索赔要求，这时何先东等三人平白出了这么一份证词，意欲何为？这份证词是应谁的要求出具的？向什么部门或人员出具的？另外，三份证词在内容、遣词用句以及落款时间上的高度一致，也不得不令人怀疑。对比交警队的询问笔录和何先东等人的证词，两组证据在涉及本案核心问题上明显矛盾，甚至，连车主吉训卓自己都承认的事实何先东等人都敢于否定，如吉训卓称车费没谈好，也没说车费是谁支付，而何先东等三人却众口一词的肯定吉训卓的运费是杨定武支付，这不是欲盖弥彰吗？还有，陈求活说老板是跟吉训攀按件结算，吉训攀跟他按天结算。而何先东等三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工钱是杨定武委托吉训攀发的，没有人从中赚钱。请问，杨定武准备给吉训攀多少钱？吉训攀又准备给每个工人多少钱？这中间有没有差价？何先东等人又是如何知道并确认这些数据呢？何先东等人凭什么认定没有人从中赚钱呢？而原审法院正是依据这三份疑点重重的证词，无法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的孤证，认定杨定武与吉祥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继而认定杨定武是陈庆光的真正雇主，应当对陈庆光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3.原审法院认定杨定武与吉祥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证据不足，杨定武与吉祥之间应该是承揽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杨定武与吉祥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依据只有何先东等三人的证词，而这三份证词的疑点不再赘述，因此，不能据此认定杨定武与吉祥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杨定武与吉祥之间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结合其他人描述的情况，可知，这是一群以帮外地老板打包装为生的村民，吉训攀是他们的工头，吉祥是代办（业务联系人）。老板是不固定的，工作地点也不固定，自带劳动工具，老板和工头按件结算（即一次性支付），工头和工人按天结算。因此，杨定武与吉祥之间是承揽关系，将其拟收购的香蕉的包装工作交由吉祥负责，在打包装完成后按件结算。（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申请人杨定武与吉祥之间存在承揽关系，与陈庆光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原审判决适用委托关系和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定处理本案，属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定作人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本案车祸的主要原因在于吉祥给工人们安排了一辆没有牌照且超载的汽车，杨定武对事故的发生无过错、无过失，无需为陈庆光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杨定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
被申请人吉祥、吉训攀提交意见称，（一）杨定武与吉祥为委托代理关系，杨定武与陈庆光、吉家柳为雇佣关系，均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1.关于三亚交警于2013年7月9日做的《询问笔录》，杨定武于2017年3月1日在重审二审开庭时才提交，早已超过了原一审、原二审、重审一审、重审二审的举证期限，且其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新证据，没有经过法定的质证程序，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2.即使吉训攀是所谓的”工头”，他也只是雇员的代表，和众多打工雇员处于一样的地位，而与杨定武这样的雇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3.重审一审时吉家柳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表明杨定武是雇主，吉祥、吉训攀只是杨定武的代办。4.2013年7月2日事故发生当天，陈庆光、吉训攀等从香蕉园返回时，杨定武还亲自带队并一同乘坐吉训卓的汽车返回，说明杨定武才是真正的雇主。5.杨定武委托吉祥、吉训攀打收香蕉，由于是多年合作老友，双方虽未出具书面委托书，但早已约定俗成，并且在事实上形成了实际的委托代理关系。6.对何先东、陈大优、吴回平的证人证言应当依法采信。同一村的村民并不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其作为现场当事人作出的真实、合法的证人证言，经过质证、认证，应当依法采信。7.杨定武与吉祥、吉训攀不存在承揽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和雇佣关系。承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作为承揽人必须是独立的个体或法人，并不需要听从定做人的指挥或安排，不依附于定做人发放工钱，而本案吉祥、吉训攀并不是这样的角色。承揽的范围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而吉祥、吉训攀为杨定武收购香蕉做代办，并非这些工作。（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因本案杨定武与吉祥、吉训攀不属于承揽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和雇佣关系，故适用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四百零二条及《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等规定正确。因此，再审申请人的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被申请人吉训卓未提交意见。
被申请人陈庆光提交口头意见称，2013年7月2日早上，吉祥叫他们去三亚打包香蕉。他们坐吉训卓的车过去，吃完早餐下大雨，本打算返回明天再来，但是杨定武说大货车已经到了，由于大货车也是需要付钱的，需要及时打包好放到车上，他们就来到了香蕉地，但是在香蕉地挑香蕉的人说下雨路滑今天做不了，那么打包也就没有办法打，杨定武就说那今天就先不打包了，后来他们坐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翻车出事故了，他们是为杨定武提供服务的，所以雇主是杨定武而不是吉祥，吉祥只是杨定武的代理人。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事故当天陈庆光的雇主是杨定武还是吉祥、吉训攀父子的问题。1.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以及询问中各方当事人对打收香蕉的程序和平常交易习惯的陈述，吉祥作为代办，类似于中介，向买方老板和卖方老板传递买卖香蕉信息，向要打包香蕉的老板和工人们传递打包香蕉做工信息，在涉案事故发生当天，吉祥并没有与陈庆光等人一同随车去香蕉园。吉训攀提供对香蕉抽真空包装的机器，但机器运转时不需要吉训攀进行操作，吉训攀平时与其他工人一起进行打包香蕉。陈庆光、吉家柳这些农民工人一般是临时组成一个团队，在打包香蕉时进行流水作业，有的洗香蕉，有的给香蕉称重量，有的包装香蕉，各人并不独立作业。香蕉打包好之后，一般由要打包香蕉的老板（如杨定武）付费，费用中先扣除吉训攀的机器使用费，剩下的由工人们平分。涉案事故发生当天下大雨，吉训攀、陈庆光等人到达香蕉园后，由于挑香蕉的工人们认为下山雨天路滑，不同意当天挑香蕉，因此吉训攀、陈庆光等人又乘坐吉训卓的车返回，杨定武与他们一同乘坐吉训卓的车返回。根据以上事实可见，吉祥只是提供信息的中介人员，并未雇佣陈庆光等人，不是陈庆光等人的雇主。吉训攀是”工头”，但其只是带领工人们一起进行打包香蕉工作，也是工人之一，平时在工作完成后打包香蕉的老板向吉训攀支付的费用，扣除吉训攀的机器使用费后，在吉训攀和其他工人之间平分，因此吉训攀也不是陈庆光等人的雇主。雇佣陈庆光等人的是杨定武，打包香蕉工作是在杨定武的指示、监督下，利用杨定武提供的车辆、机器等条件，为杨定武提供劳务，由杨定武提供报酬，完全符合雇佣法律关系的特征，因此杨定武是陈庆光、吉家柳等工人的雇主。2.陈庆光、吉家柳、陈求活、王丽芳、陈运英在三亚交警对事故做的询问笔录中称是”工头”吉训攀叫他们去打包香蕉，由吉训攀和收香蕉的老板按件结算，然后吉训攀再拿钱回来分发给工人，但这些证言并未表明雇佣工人的就是吉训攀，如上所述，这些证言与一、二审法院及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但吉训攀只是带领工人一同进行打包香蕉工作，并非雇主。（二）杨定武与吉祥之间是否存在承揽关系，是否应适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定作人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规定，免除杨定武赔偿责任的问题。如上所述，吉祥在打包香蕉劳务中的作用主要是介绍工人信息和车辆信息，也就是中介，吉祥并未承揽打包香蕉劳务，因此其与杨定武之间没有承揽关系，因此也不应适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至于杨定武主张其对事故的发生无过错，因此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并不以雇主存在过错为前提条件，因此杨定武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杨定武的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定武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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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吴剑萍
审判员 王样国
审判员 陶 永 夫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冯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