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7民终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那霍工业区霍达二路北。
法定代表人：杨为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仕掌，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汝坤，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春城街道阳春大道旁。
投资人：黄家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家涛，男，1977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
上诉人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以下简称阳春凯顺制品厂）、黄家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6）粤1781民初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1781民初65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阳春凯顺制品厂、黄家涛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查明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主张的确认收到的与阳春凯顺制品厂交易的总金额，也没有查明阳春凯顺制品厂为双方的交易已支付的货款。一审过程中，阳东吉态纸业公司确认阳春凯顺制品厂已付清2014年之前的货款，甚至确认阳春凯顺制品厂已付清2014年1月至3月的货款，基于的前提是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所提供作为证据的所有送货单都是与黄家涛的交易。但阳春凯顺制品厂、黄家涛反驳称无论是2014年4月至6月的送货单、2014年1月至3月的送货单还是2014年之前的送货单，只要不是黄家涛签名的都不认可。即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与阳春凯顺制品厂各自主张的送货单总额不一致，故应先查明所有送货单总额。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并非是一审判决认定的“2014年1月至6月货款总额的问题”，而是应从双方所有的交易来看，查明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主张的所有送货单交易总额，及阳春凯顺制品厂为双方交易的支付的货款总额，以此来判断阳春凯顺制品厂是否尚欠货款。但一审法院就黄家涛对2014年之前的送货单是否支付货款，支付了多少货款完全没有查明。因此，一审法院简单认为阳东吉态纸业公司确认阳春凯顺制品厂已付清2014年之前的货款，因而无需查明阳春凯顺制品厂实际支付货款的情况是错误的。同时，虽然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主ＸＸ春凯顺制品厂所支付的102565元是用以支付2014年1月至3月及4月部分货款，但阳春凯顺制品厂对此并不予认可，因此有必要查清该102565元是用以支付何时的货款，而一审法院先入为主地认为该102565元就是用以支付2014年1月至6月的货款，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该102565元是用以支付某阶段的货款，应该着眼于双方所有交易来判断，而不能单纯因为阳东吉态纸业公司确认收到该102565元货款且确认2014年之前的货款已结清，而认定该102565元是用以支付2014年1月至6月的货款。（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双方交易过程中送货单金额与阳春凯顺制品厂付款金额完全一致并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的交易习惯无法体现。因此，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不是黄家涛签名的送货单不是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与阳春凯顺制品厂之间的交易，认定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对不是黄家涛签名的送货单没有实际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而事实上，从所有的送货单、银行付款凭证中金额之间多次的“一致性”可以证实（即从2011年12月至2014年3月之间，阳东吉态纸业公司送货金额，与阳春凯顺制品厂付款金额均高度一致，并非短时间的交易习惯），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当月销售给阳春凯顺制品厂的纸张货款，即送货单金额，与阳春凯顺制品厂支付的货款金额是完全一致的，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即精确到“分”，这从所有的每一个月的送货单金额与阳春凯顺制品厂支付的货款金额可以看出，即使存在两个月合并支付的情形，收、付款之间的数额也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双方所有交易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对此没有查明并予以认定。（三）一审过程中仍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也没有要求阳春凯顺制品厂给予合理解释。1、不计算非黄家涛本人签名的送货单金额为：2014年4月货款为17945.30元(37756.7-2801.4-15935.8-1074.2);2014年5月的款为7206.7元(44159.8-14741.4-10771.5-10613.4-826.8);2014年6月的货款为19367.85元（21247.65-1879.8）。如果不计算非黄家涛本人签名的送货单是真实交易情况的话，那么，阳春凯顺制品厂支付货款的行为就显得非常不合理：(1)2014年4月货款17945.3元，2014年5月货款7206.7元，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自认阳春凯顺制品厂已支付2014年4月货款20000元，那么阳春凯顺制品厂在2014年5月20日支付10358.1元完全足够支付4、5月两个月的货款，那么其于2014年5月31日又支付13694.5元就显得非常不合乎常理与先送货后付款交易习惯。(2)退一步说，即便2014年5月31日的13694.5元是为了预先支付2014年6月的货款，而2014年6月的货款为19367.85元，那么，阳春凯顺制品厂于2014年9月10日支付了10000元之后，就应该付清了6月的货款。那么，其于2014年10月22日及之后仍然分六次支付了68512.4多元（其中有一次还是18512.4元，并非整数），这些付款行为极不合乎常理。即使是预付，或者是计算错误多付货款，但也不可能预付68512.4多元，或错误多支付68512.4多元这么多，阳春凯顺制品厂称阳东吉态纸业公司非常紧迫地向催收货款，其迫于无奈才向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支付货款的说法显然不成立。因此，阳春凯顺制品厂提供的汇款凭证的付款显然不是用以支付2014年4月至6月的送货单货款。相反，把黄家涛本人签名、非其本人签名、送往其他厂的所有的送货单按月计算，与阳东吉态纸业公司的“应收账款账单”的金额，也与阳春凯顺制品厂的“转账明细”和“汇款凭证”在时间上、金额上完全一致，且是多次完全一致。恰好印证收货单位写有“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但非黄家涛本人签名、送往其他厂的送货单，也是阳春凯顺制品厂购买的货物。2、阳春凯顺制品厂一审庭审中称双方没有就交易进行结算，但从阳春凯顺制品厂多次支付货款，且支付的货款几乎非整数的行为可以看出，其是清楚自己应该支付多少货款的。3、阳春凯顺制品厂一审庭审中提到所有的送货单中，可能有其员工签名，却从不提及其员工姓名，也从不认可非其本人的签名中有其员工签名，这不合乎常理，一审法院也没有就其员工叫什么名字进行查明。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造成错判，依法应予撤销，改判支持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一审诉讼请求。
阳春凯顺制品厂、黄家涛二审答辩称：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有些是黄家涛本人签名，有些不是黄家涛本人的签名，不认可不是黄家涛本人签名的送货单。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将部分货物送到其他客户处，要求阳春凯顺制品厂、黄家涛支付货款是不合理的。
2016年3月11日，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阳春凯顺制品厂、黄家涛支付尚欠阳东吉态纸业公司的货款83164.15元及利息7217.61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日止）；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由阳春凯顺制品厂、黄家涛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阳春凯顺制品厂向阳东吉态纸业公司采购纸张，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依约送货，并交付阳春凯顺制品厂、黄家涛或其员工签收。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于2014年4月送货9批，2014年5月送货7批，2014年6月送货8批，共24批，合共货款103164.15元。阳春凯顺制品厂已支付货款20000元，后来再也没有支付货款。阳春凯顺制品厂尚欠货款83164.15元。另，交易前双方约定，当月货款于第三个月最后一日前须付清（例如2014年4月的货款，须于2014年6月30日前付清，以此类推），故阳春凯顺制品厂应支付延期付款利息给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暂计至2016年2月29日，阳春凯顺制品厂尚欠货款的延期付款利息为7217.61元。黄家涛作为个人独资企业的阳春凯顺制品厂的投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黄家涛对阳春凯顺制品厂尚欠的货款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多次催款未果，为维护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利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查明：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是一间从事纸张、印刷类原材料零售批发的有限责任公司，阳春凯顺制品厂是一间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的个人独资企业，股东为黄家涛。
阳春凯顺制品厂从2011-2012年间开始在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购买纸张，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平时的交易习惯是：阳春凯顺制品厂通知阳东吉态纸业公司需要采购的纸张及送货的地点，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按照阳春凯顺制品厂的要求送货，由阳春凯顺制品厂在送货单上签名。货款有时候是当月付清，有时候是过一、两个月之后付清。因双方对货款的结算存在争议，2014年6月之后双方就没有进行交易，到2015年6月-8月有几次交易，采取货到付款的形式，在这之后就没有再进行交易。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主张在2014年7月之前阳春凯顺制品厂付款都是转账至阳东吉态纸业公司的公司账户，2015年6月至8月的交易，阳春凯顺制品厂付款采用现金付款方式，货到即付款。
对于双方在结算方式、货款金额等存在的争议，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认为，双方是以送货单为依据进行结算，由阳东吉态纸业公司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对账单发给阳春凯顺制品厂，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诉称已经将2014年4月-6月的对账单传真给阳春凯顺制品厂，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1月至3月的货款总额为82565元，2014年4月至6月的货款总额是103164.15元，阳春凯顺制品厂还欠其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的货款共83164.15元，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提供了2014年1月至2014年6月的送货单。阳春凯顺制品厂认为：双方是根据送货单通过电话进行结算，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2014年2月19日、2014年2月21日、2014年4月3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5月7日、2014年5月16日、2014年5月21日的送货单不是黄家涛本人签名，故不予认可。其中，2014年3月16日、2014年3月18日、2014年3月22日、2014年3月29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6月9日的送货单显示是送往荣正厂，2014年2月19日、2014年2月21日、2014年3月1日、2014年3月8日的送货单显示是送往海纳厂，2014年3月5日的送货单显示是送往建新印务。阳春凯顺制品厂认为2014年3月28日、2014年4月19日、2014年6月18日的送货单上面“黄家涛”三个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不申请笔迹鉴定。阳春凯顺制品厂主张2014年1月-3月的货款总额是31573.20元，2014年4月-6月的货款总额为36144.85元，其在2014年5月至2015年9月间共支付给原告102565元，已经付清了货款。阳东吉态纸业公司确认阳春凯顺制品厂从2014年5月至2015年9月支付了货款共102565元，但是认为2014年5月20日支付的10358.10元是2014年1月供货的货款，2014年5月31日支付的13694.5元是2014年2月供货的货款，2014年9月10日支付的10000元是2014年3月供货的部分货款，2014年10月22日支付的10000元是2014年3月供货的部分货款，2014年11月26日支付的10000元是2014年3月供货的部分货款，2015年1月22日支付的是2014年3月供货的部分货款，2015年2月12日支付的是2014年3月供货的部分货款，2015年5月26日支付的是2014年3月、4月供货的部分货款，2015年9月29日支付的是2014年4月供货的部分货款。经一审法院询问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表示不追加送货单中载明的荣正厂、海纳厂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送货单中签名的“王瑶”是黄家涛的妻子。根据黄家涛提供的结婚证，其妻子名为王冰瑶。
一审法院根据阳东吉态纸业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3月22日作出（2016）粤1781民初657-1号民事裁定，对阳春凯顺制品厂的公司账户进行了额度冻结。
一审法院认为，阳春凯顺制品厂在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购买纸张，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经审查，该合同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应为有效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双方并未系统的对货款进行过结算，阳东吉态纸业公司确认2014年之前的货款已经于2014年5月前结清，2015年的货款也已经结清，且确认阳春凯顺制品厂在2014年5月至2015年9月共转账102565元给阳东吉态纸业公司。那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4年1月至6月货款总额的问题。
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诉称双方依据送货单进行对账并将对账单传真或者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阳春凯顺制品厂，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其提供的对账单上也没有阳春凯顺制品厂的签名，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应当按照送货单计算双方的交易金额。从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来看，2014年1月至3月的交易金额为82565元，2014年4月至6月的交易金额共103164.21元，但其中：2014年4月3日、2014年5月7日、2014年5月16日、2014年5月21日的送货单（金额共55690.3元）不是黄家涛签名；2014年3月16日、2014年3月18日、2014年3月22日、2014年3月29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6月9日的送货单（金额共18854.1元）显示是送往荣正厂，2014年2月19日、2014年2月21日、2014年3月1日、2014年3月8日的送货单（金额共27812.9元）显示是送往海纳厂，2014年3月5日的送货单（金额3009.4元）显示是送往建新印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因双方对上述不是黄家涛签名的送货情况存在争议，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履行了交付货物给阳春凯顺制品厂的义务，但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而且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明确表示不追加送货单记载的签名单位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故对上述不是由黄家涛签名的送货单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阳春凯顺制品厂认为2014年3月28日、2014年4月19日、2014年6月18日的送货单上面“黄家涛”三个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其不申请笔迹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阳春凯顺制品厂认为送货单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故一审法院对阳春凯顺制品厂这一辩称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2014年1至6月的交易金额为80362.45元（82565元+103164.15元-46722.4元-58644.3元）。阳春凯顺制品厂从2014年5月至2015年9月共支付了102565元，已经超出了2014年1月至6月的交易金额，故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诉请阳春凯顺制品厂支付2014年4月至6月的货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作出（2016）粤1781民初657民事判决：驳回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60元，诉讼保全费851.64元，合共2911.64元，由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为证明双方在2011年12月至2014年3月间交易的时间、品名、种类、数量、货款金额等情况，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在一审提交了2011年12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送货单》和2011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对帐单》。《送货单》均载明收货单位为“阳春市凯顺包装制品厂”，签收人有李洁丽、王通、黄家涛、李露生、陈健、王瑶、韦杏凡、范志鸿、谢月娥、王瑶等。《对帐单》均没有阳春凯顺制品厂签名或盖章确认。
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自认阳春凯顺制品厂于2014年1月8日支付了32604.1元,2014年1月28日支付了23483.9元,2014年4月8日支付了28520.4元。
再查明，二审诉讼中，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向阳春凯顺制品厂开具了发票及双方交易的金额。2、转账的凭证。3、账户流水清单，拟证明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与阳春凯顺制品厂交易的时间、金额。4、2份《证明》和相关送货单，拟证明抬头载明收货单位为“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的，送往海纳厂、荣正厂的送货单的货品，是阳春凯顺制品厂和黄家涛从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购买的货物。其中阳江市阳东区海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如下：“兹有我阳江市阳东区海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曾于2013年、2014年与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的黄家涛有业务往来，有一部分业务的交易方式是由黄家涛向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购买纸品，送到我司加工，加工完毕后再送往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其中有吉态纸业公司单号为0002192、0002715、0004422、0004433、0004584、0004512送货单的货品，是黄家涛在吉态纸业公司购买纸品送到我司加工，特此确认。我司也愿意为此出庭作证。阳江市阳东区海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2017年3月10日”。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出具的《证明》内容如下：“兹有我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曾于2013年3月至6月多次接收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的黄家涛的加工订单，该订单的纸品是由黄家涛向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购买纸品，送到我司加工，加工完毕后再送往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其中有吉态纸业公司单号为0004802、0004725、0004682、0004663、0005084、0005409送货单的货品，是黄家涛在吉态纸业公司购买纸品送到我司加工，特此确认。我司也愿意为此出庭作证。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2017年3月10日”。同时，阳江市阳东区海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的主管陈香权和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副厂长谢月娥出庭接受质证，陈香权和谢月娥分别陈述上述两份《证明》分别是阳东区海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和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出具的，阳东区海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和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均收到送货单中的货物。5、2012年6月至2013年7月送货单、对帐单，拟证明所有送货单上都有人签收，部分送货单是由黄家涛本人签收，黄家涛辩称以前没有其签名的送货单都不是送往阳春凯顺厂的货明显虚假。经组织庭审质证，阳春凯顺制品厂、黄家涛发表以下意见：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提交的证据1至3不属于新证据，其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双方有经济往来，不能证明阳春凯顺制品厂拖欠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货款。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对证据5中的送货单显示由黄家涛签名的都是真实的，对其他的送货单不予认可，对对帐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二审庭审中，阳东吉态纸业公司陈述阳春凯顺制品厂于2014年4月8日才付清2014年之前的货款。阳春凯顺制品厂、黄家涛则主ＸＸ春凯顺制品厂在2014年1月份已付清2014年之前的货款。
二审诉讼中，本院依阳东吉态纸业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编号为NO：0004841、NO：0004845、NO：0005134、NO：0005216、NO：0005258、NO：0005259《送货单》上“收货人签名及盖章”处“王瑶”签名字迹与王冰瑶于2017年3月23日所签写的“王冰瑶”签名样本的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所写进行鉴定。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104号《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是编号为NO：0004841、NO：0004845、NO：0005134、NO：0005216、NO：0005258、NO：0005259的《送货单》中“王瑶”签名字迹不是王冰瑶所写。2017年5月22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104号（补1号）《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补充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是编号为NO：0004841、NO：0004845、NO：0005134、NO：0005216、NO：0005258、NO：0005259的《送货单》上“收货人签名及盖章”处“王瑶”签名字迹与样本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23日署名“王冰瑶”的签名样本上“王冰瑶”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为此，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支出了鉴定费用18700元。经组织质证，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虽然鉴定意见未能确定送货单的签名与王冰瑶的签名一致，但送货单的签名时间是2014年，而王冰瑶的签名时间是2017年，相隔三年，未能鉴定一致也符合常理，但不能据此判断涉案的6批货物不是送到阳春凯顺制品厂的。阳春凯顺制品厂、黄家涛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是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与阳春凯顺制品厂履行纸张买卖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应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阳春凯顺制品厂是否拖欠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货款未付问题。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送货后付款，即由阳春凯顺制品厂通知阳东吉态纸业公司需采购的纸张和送货地点，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按照要求送货，由阳春凯顺制品厂签收后再支付货款。阳东吉态纸业公司确认2014年之前交易的货款已结清，2014年7月之后的货款亦已结清，主ＸＸ春凯顺制品厂拖欠其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的货款83164.15元未付。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主张双方以送货单为依据进行结算，由其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对帐单给阳春凯顺制品厂对帐、结算，但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提交的对帐单没有阳春凯顺制品厂的签名、盖章确认，阳春凯顺制品厂对此不予认可。阳春凯顺制品厂则主张双方是根据送货单进行电话结算。因双方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各自主张的结算情况，本案应当根据双方交易的《送货单》来审查双方所讼争2014年1月至6月期间的交易情况。根据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所提交的2014年1月至6月《送货单》，各月的送货情况如下：1、《送货单》显示2014年1月的送货金额为10358.1元，其中2014年1月5日编号为NO：0004183《送货单》金额为5299.3元，2014年1月11日编号为NO：0004275《送货单》金额为3710.6元，2014年1月14日编号为NO：0004297《送货单》金额为1348.2元，上述三份《送货单》均由阳春凯顺制品厂的投资人黄家涛签名确认，本院对该三笔合共10358.1元的交易予以确认。因此，2014年1月的交易货款为10358.1元。因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送货后付款，2014年1月的交易仅为10358.1元，而阳春凯顺制品厂在2014年1月8日和1月28日两次付款金额合共56088元已远远超出2014年1月份的交易金额，这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且阳春凯顺制品厂于2014年5月20日支付10358.1元给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与双方于2014年1月发生的货款数额相吻合，因此，应予认定阳春凯顺制品厂在2014年5月20日支付的10358.1元是2014年1月的货款，阳春凯顺制品厂自2014年5月20日才开始支付2014年1月至6月交易的货款。2、《送货单》显示2014年2月的送货金额为13694.5元，其中2014年2月14日编号为NO：0004372《送货单》金额为4040.4元,2014年2月15日编号为NO：0004385《送货单》金额为1398.1元,2014年2月19日编号为NO：0004422《送货单》金额为4264元，2014年2月21日编号为NO：0004433《送货单》金额为3992元。编号为NO：0004372《送货单》和编号为NO：0004385《送货单》均由黄家涛签名确认，本院对该两笔交易予以确认。编号为NO：0004422《送货单》和编号为NO：0004433《送货单》备注“送海纳”，签收人为韦杏凡，阳东区海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已出具《证明》确认该两份《送货单》的货物是黄家涛向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购买再送到阳东区海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加工。上述四笔交易金额合共为13694.5元，与阳春凯顺制品厂于2014年5月30日支付货款13694.5元的数额相吻合，上述证据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阳春凯顺制品厂于2014年2月向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购买了价值13694.5元的货物，因此应予认定2014年2月的交易货款为13694.5元。3、《送货单》显示2014年3月的送货金额为58512.4元，其中2014年3月3日编号为NO：0004533《送货单》金额为4169.1元,2014年3月7日编号为NO：0004579《送货单》金额为6340.9元,2014年3月12日编号为NO：0004628《送货单》金额为5230.6元,2014年3月28日编号为NO：0004795《送货单》金额为4305.4元，2014年3月1日编号为NO：0004512《送货单》金额为1644元,2014年3月5日编号为NO：0004556《送货单》金额为3009.4元,2014年3月8日编号为NO：0004584《送货单》金额为17912.9元,2014年3月16日编号为NO：0004663《送货单》金额为3304元,2014年3月18日编号为NO：0004682《送货单》金额为5366.9元,2014年3月22日编号为NO：0004725《送货单》金额为1932元,2014年3月29日编号为NO：0004802《送货单》金额为5297.2元。编号为NO：0004533、NO：0004579、NO：0004628、NO：0004795的《送货单》均由黄家涛签名确认，本院对该四笔交易予以确认。编号为NO：0004512、NO：0004556、NO：0004584、NO：0004663、NO：0004682、NO：0004725、NO：0004802号《送货单》备注“送荣正”或“送海纳”或“建新商务”，其中阳东区海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确认NO：0004512、NO：0004584《送货单》的货物是黄家涛向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购买再送到阳东区海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加工的货物，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确认NO：0004663、NO：0004682、NO：0004725、NO：0004802号《送货单》是黄家涛向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购买再送到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加工的货物，结合阳春凯顺制品厂曾于2014年2月份向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购买纸品再送到阳东区海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和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加工的事实，在阳春凯顺制品厂和黄家涛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该六笔交易予确认。至于NO：0004556《送货单》备注“建新商务”，阳春凯顺制品厂对该笔交易不予认可，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阳春凯顺制品厂指示其送货到建新商务厂，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该笔交易不予确认。因此，2014年3月的交易货款为55503元。4、《送货单》显示2014年4月的送货金额为37756.7元，其中2014年3月29日编号为NO：0004802《送货单》金额为5297.2元,2014年4月11日编号为NO：0004911《送货单》金额为3730.5元,2014年4月11日编号为NO：0004910《送货单》金额为2376.3元,2014年4月12日编号为NO：0004934《送货单》金额为4090.2元,2014年4月19日编号为NO：0004990《送货单》金额为4756元,2014年4月23日编号为NO：0005022《送货单》金额为1459.6元,2014年4月29日编号为NO：0005082《送货单》金额为1532.7元,2014年4月30日编号为NO：0005084《送货单》金额为1074.2元,2014年4月3日编号为NO：0004845《送货单》金额为2801.4元，2014年4月3日编号为NO：0004841《送货单》金额为15935.8元。编号为NO：0004911、NO：0004910、NO：0004934、NO：0004990、NO：0005022、NO：0005082、NO：0005084的《送货单》均由黄家涛签名确认，本院对该七笔交易予以确认。编号为NO：0004845、NO：0004841的《送货单》“收货人签名及盖章”处签有“王瑶”，
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主张“王瑶”是黄家涛的妻子王冰瑶签写的，经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并作出《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上述两份《送货单》中“王瑶”签名字迹不是王冰瑶所写。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具有鉴定资质，其所作出的《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具有证明力，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因此，本院对该两笔交易不予确认。编号为NO：0005084《送货单》备注“送荣正”，如上所述，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确认该《送货单》的货物是黄家涛向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购买再送到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加工的货物，在阳春凯顺制品厂和黄家涛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笔交易予确认。因此，2014年4月的交易货款为19019.5元。5、《送货单》显示2014年5月的送货金额为44159.8元，其中2014年5月12日编号为NO：0005176《送货单》金额为5145.7元，2014年5月27日编号为NO：0005315《送货单》金额为964.8元，2014年5月31日编号为NO：0005348《送货单》金额为1096.2元，2014年5月7日编号为NO：0005314《送货单》金额为14741.4元，2014年5月16日编号为NO：0005216《送货单》金额为10771.5元，2014年5月21日编号为NO：0005258《送货单》金额为10613.4元，2014年5月21日编号为NO：0005259《送货单》金额为826.8元。编号为NO：0005176《送货单》、NO：0005315、NO：0005348的《送货单》均由黄家涛签名确认，本院对该三笔交易予以确认。编号为NO：0005314、NO：0005216、NO：0005258、NO：0005259的《送货单》经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认为上述四份《送货单》中“王瑶”签名字迹不是王冰瑶所写，故本院对该四笔交易不予确认。因此，2014年5月的交易货款为7206.7元。6、《送货单》显示2014年6月的送货金额为21247.65元，其中2014年6月7日编号为NO：0005390《送货单》金额为610.9元，2014年6月12日编号为NO：0005441《送货单》金额为833.7元，2014年6月15日编号为NO：0005468《送货单》金额为10951.25元，2014年6月15日编号为NO：0005469《送货单》金额为1047.9元，2014年6月18日编号为NO：0005507《送货单》金额为3619元，2014年6月18日编号为NO：0005496《送货单》金额为1985.15元，2014年6月26日编号为NO：0005582《送货单》金额为319.95元，2014年6月9日编号为NO：0005409《送货单》金额为1879.8元。编号为NO：0005390、NO：0005441、NO：0005468、NO：0005469、NO：0005507、NO：0005496、NO：0005582的《送货单》均由黄家涛签名确认，本院对该七笔交易予以确认。编号为NO：0005409《送货单》备注“送荣正”，签收人为ＸＸ倩，如上所述，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确认该《送货单》的货物是黄家涛向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购买再送到阳江市阳东区荣正印刷厂加工的货物，在阳春凯顺制品厂和黄家涛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笔交易予确认。因此，2014年6月的交易货款为21247.65元。综上，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与阳春凯顺制品厂双方于2014年1月至6月的交易货款合共127029.45元。因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送货后付款，阳春凯顺制品厂自2014年5月20日才开始支付2014年1月至6月交易的货款,阳春凯顺制品厂在2014年5月20日至2015年9月29日期间共向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支付了102565元，则阳春凯顺制品厂尚欠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货款24464.45元(127029.45-102565元)未付。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请求阳春凯顺制品厂支付货款83164.15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主张的2014年4月至6月的逾期付款利息问题。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主张双方约定货款应在收货的三个月内付清，阳春凯顺制品厂则认为每月货款下个月付清，有些货款会迟些支付，但不超过三个月。双方所主张的付款时间不一致，但阳东吉态纸业公司所主张的付款时间对阳春凯顺制品厂更为有利，本院予以采信，则阳春凯顺制品厂应于收到货物的三个月内付清货款给阳东吉态纸业公司，因此，2014年4月交易货款19019.5元应于2014年7月31日前付清,2014年5月的交易货款7206.7元应于2014年8月31日付清,2014年6月的交易货款21247.65元应于2014年9月31日前付清，阳春凯顺制品厂至今尚欠货款未付，构成违约，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对逾期给付货款的违约责任未进行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阳东吉态纸业公司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本院予以支持。阳春凯顺制品厂于2014年5月20日至2015年5月26日支付货款92565元,所付货款扣减2014年1月至3月的交易货款79555.6元(10358.1元+13694.5元+55503元)后,应予认定阳春凯顺制品厂于2015年5月26日所付货款其中有13900.94元是支付2014年4月份的货款。此外，2015年9月29日，阳春凯顺制品厂又支付了10000元给阳春凯顺制品厂。因此，2014年4月至6月的逾期付款利息具体如下：1、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以19019.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以26226.2元(19019.5元+7206.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5月25日，以47473.85元(26226.2元+21247.6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4、2015年5月26日至2015年9月28日以34464.45元(47473.85元-13900.94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5、2015年9月29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24464.45元(34464.45元-1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阳春凯顺制品厂是黄家涛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的规定，黄家涛依法应对阳春凯顺制品厂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故阳东吉态纸业公司请求黄家涛对本案所欠货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6）粤1781民初657号民事判决；
二、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24464.45元给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
三、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按本金19019.5元计算，从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按本金26226.2元计算，从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5月25日按本金47473.85元计算，从2015年5月26日至2015年9月28日按本金34464.45元计算，从2015年9月29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本金24464.45元计算）给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
三、黄家涛对上述第二、三项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所欠的本息向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60元，诉讼保全费851.64元，合共2911.64元,由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负担1409.64元,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负担15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60元,鉴定费18700元，合共20760元，由阳春市凯顺包装印业制品厂负担558元,阳江市阳东吉态纸业有限公司负担202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雄
审判员 梁宗军
审判员 蔡旻霏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许君怡
叶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