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铜中民二终字第1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某三，女，1979年12月24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务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某小，女，1972年7月26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务农。
原审第三人贺某英（又名贺某香），女，1969年7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务农。
委托代理人：向功海，铜仁市碧江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何某花，女，1951年6月6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务农。（系贺某小母亲）
上诉人贺某三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2014）碧民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及第三人贺某英系同胞姐妹，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原告之父贺某全为户主，在滑石乡＊＊村＊＊＊组承包了6个人的承包地，具体承包人为贺某全、杨某妹（原、被告太婆）、何某花（原、被告母亲）、贺某英、贺某小和贺某三。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以贺某全为户主的第一轮承包地被全部填入了以被告贺某三为户主的承包证中。1983年，杨某妹去世。2002年，贺某全去世。1991年12月16日，贺某英外嫁到滑石乡＊＊村＊＊＊组；1995年（结婚证登记时间为1999年2月26日），贺某小与本组（＊＊＊组）村民结婚，贺某英与贺某小外嫁到夫家后均未重新分得承包地。另外，由于贺某全没有儿子，故在1997年，王某发作为上门女婿与贺某三结婚。多年来，第三人何某花一直随被告贺某三夫妇共同生活，上述承包地一直由贺某三夫妇耕种管理。2013年，以被告贺某三为户主的承包地（地块号分别为171、222、433和094）部分被国家征用，共分得土地补偿款合计399234元，其中地块号为094的田因目前与＊＊村集体发生纠纷，该地块的补偿款合计176602元至今仍未发放。现被征地块171、222、433的补偿款合计222632元（其中包括青苗费4640元、果苗费280元）已全部由被告贺某三领取并占为己有。现因双方对上述补偿款分配问题发生争议，故诉至法院请求予以解决。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来看，以贺某全为家庭承包户主的第一轮土地承包地，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被全部填入了以被告贺某三为家庭承包户主的第二轮土地承包证中。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故实际上，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为贺某全、何某花、杨某妹、贺某英、贺某小、贺某三共6人。其后，虽然贺某英、贺某小均已外嫁，但均未在夫家重新取得承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之规定，原告贺某小和第三人贺某英仍应在＊＊村＊＊＊组继续享有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剥夺。对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将上述6人的土地填发到贺某三的承包证中的事实，该院认为，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实行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故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第二轮延包证中的承包地就是其承包户主及其妻儿的承包地，否则将剥夺其他第一轮土地承包权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由于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杨某妹和贺某全已先后死亡，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延包政策，其相应的承包地份额也应转由本家庭其他成员继续共同承包经营。第二轮土地延包以来，虽然被告贺某三夫妇一直在耕种其承包证中登记的承包地，但并不能因其事实上的耕种行为就理所当然地享有其耕种地的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目前对于上述争议的以贺某三为户主的第二轮承包证中的承包地来说，何某花、贺某英、贺某小、贺某三4人均是的共同承包经营权人，应共同享有上述承包地的相关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法足额获得相应的补偿。因此，上述以贺某三为户主的承包证中被征用的田、土的补偿款在扣除青苗费和果苗费后，余额部分应由承包经营权人共同分割。本案中，被征地块号为094的田因目前与＊＊村集体发生纠纷，且该地块的补偿款176602元未予发放，故该地块的补偿款在本案中不予分割，双方可待与＊＊村集体纠纷解决后参照本案处理结果予以分配。对于被征地块171、222、433的补偿款合计222632元（其中包括青苗费4640元、果苗费280元），在扣除青苗费和果苗费后（青苗费和果苗费应由贺某三享有），应由何某花、贺某英、贺某小、贺某三4人平均分割。即本案中每人享有的补偿款应为：（222632元-青苗费4640元-果苗费280元）÷4人=54428元。因上述费用已全部由被告贺某三领取并独自占有，其行为已构成侵权，应当将其多领取的部分退还相应的权利人。另外，在庭审中被告主张自己对父母的生老病死承担了全部义务，而贺某英与贺某小均未承担相关义务，以此主张贺某英和贺某小没有补偿款分配权的理由，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每个子女的法定义务，义务人未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的，权利人可依法主张相应的权利。本案中，被告贺某三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与贺某英、贺某小之间曾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进行过明确约定，故本案中不能以是否尽到该义务来对抗本案争议的土地补偿款分配问题，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联。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由被告贺某三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贺某小被征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4428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人民币1148元，由被告贺某三承担580元，原告贺某小承担人民币568元。
宣判后，贺某三不服，提出上诉称：1、贺某小在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不具有＊＊＊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无权请求分配征地补偿款。2、贺某三的孩子王某、王＊与父母同户，属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份额。3、贺某小在出嫁时已与贺某三约定有家庭协议，由贺某三承担父母的生养死葬并享有其土地及财产，贺某小不再承担义务及享有受权利。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贺某小答辩称：原判正确，应予维持。
经审理查明：贺某小、贺某三及贺某英系同胞姐妹，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贺某小之父贺某全为户主，在滑石乡＊＊村＊＊＊组承包了6个人的承包地，具体承包人为贺某全、杨某妹（贺某小、贺某三的太婆）、何某花（贺某小、贺某三的母亲）、贺某英、贺某小和贺某三。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仍以贺某全为户主进行承包。1983年，杨某妹去世。2002年，贺某全去世。1991年12月16日，贺某英外嫁到滑石乡＊＊村＊＊＊组；1995年贺某小与本组（＊＊＊组）村民结婚（结婚证登记时间为1999年2月26日）。贺某英与贺某小外嫁到夫家后均未重新分得承包地。另外，由于贺某全没有儿子，故在1997年，王某发作为上门女婿与贺某三结婚。多年来，第三人何某花一直随贺某三夫妇共同生活，上述承包地一直由贺某三夫妇耕种管理。2013年，贺某三耕种的承包地（地块号分别为171、222、433和094）部分被国家征用，共计土地补偿款为399234元，其中地块号为094的田因目前与＊＊村集体发生纠纷，该地块的补偿款合计176602元至今仍未发放。现被征地块171、222、433的补偿款合计222632元（其中包括青苗费4640元、果苗费280元）已全部由贺某三领取并占为己有。现双方对上述补偿款分配问题发生争议，贺某小诉至法院请求解决。
上述事实，有贺某小的结婚证复印件、滑石乡＊＊村土地收储勘丈统计表、贺某三的户口薄复印件、中国银行转存款记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为据。这些证据已经质证，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以贺某小、贺某三、贺某英之父贺某全为户主承包了6人的承包地，在贺某全与土地所有权人订立承包合同时，贺某小即享有贺某全承包地1／6的份额。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对第一轮土地的延包，基于稳定和完善承包地关系，规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即贺某小的承包地份额没有因其嫁出而收回，贺某小与贺某三均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其承包地的征收享有同等补偿、安置的权利。贺某三将贺某全为户主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全部占为己有，侵犯了贺某小的合法权利。故贺某小要求享有被征收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有理，应予支持，但应按1／6的比例计算其应享有的份额，即贺某小应享有的土地补偿费为（222632元-4640元-280元÷6人）36285元。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即家庭土地承包方主体是农户，并非家庭的每个成员，每个家庭成员不具有独立的家庭土地承包权。按照国家第二轮土地延包规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承。故原审法院按1／4的比例计算分配土地补偿费不当。贺某三所持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原判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原判主文第二项内容；
二、变更原判主文第一项内容为：由贺某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贺某小被征土地补偿费共计人民币36285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61元，共计2309元，由贺某三负担1161元，贺某小负担11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柳文辉
审 判 员 欧根昌
代理审判员 吴爱民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正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