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2民初28405号
原告：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7号大成大厦17层。
法定代表人：胡永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师光虎，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大同市恒顺泰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南郊区古店村御河河道以东。
法定代表人：霍海峰，总经理。
被告：何洋，男，1978年12月24日出生。
原告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电力公司”）与被告大同市恒顺泰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顺泰富公司”）、何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唐电力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师光虎、吴鹏以及被告何洋参加了诉讼。被告恒顺泰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大唐电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恒顺泰富公司向原告大唐电力公司支付剩余货款474501.71元；2.要求被告恒顺泰富公司赔偿原告大唐电力公司2014年7月31日至2016年5月21日期间的利息损失109
413.5元（由于起诉之后，被告何洋已经支付了5万元利息损失，所以现主张剩余的数额是59413.5元）；3.要求被告恒顺泰富公司赔偿原告大唐电力公司剩余货款的利息损失，自2014年7月31日至实际付清剩余货款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4.要求被告何洋对上述第1至第3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27日，大唐电力公司与恒顺泰富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双方约定：大唐电力公司向恒顺泰富公司提供煤炭的数量为3万吨，质量标准为5000大卡/公斤，含税单价为243元/吨；合同期满后，按实际数量、质量进行结算，回款周期为60天；合同起止时间为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该合同签订后，双方没有实际履行。2014年5月20日，双方另行签订一份《煤炭购销合同》，替代之前的合同。在新签订的合同中，双方约定煤炭含税单价为235元/吨，起止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5月31日，其他内容不变。之后，大唐电力公司在2014年5月22日至5月26日期间向恒顺泰富公司供应煤炭合计10
039.1吨，总货款为
2131501.71元，但是恒顺泰富公司收到煤炭后并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货款。经大唐电力公司多次催要，恒顺泰富公司和何洋自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0月15日分9次向大唐电力公司支付货款1527000元。2015年10月26日左右，大唐电力公司委托北京市大都律师事务所向恒顺泰富公司发出律师函，督促其履行支付剩余货款的义务。收到律师函后，何洋于2015年11月13日向大唐电力公司支付货款5万元，并与恒顺泰富公司共同向大唐电力公司作出还款承诺，承诺于2016年1月底付清剩余货款554501.71元。但直到2016年1月23日，何洋才向大唐电力公司支付货款10000元。此后，经大唐电力公司多次催要，何洋又于2016年3月22日和5月22日分两次支付货款共计7万元。截至2016年9月1日，恒顺泰富公司与何洋共计支付货款1
657000元，剩余货款为474501.71元。大唐电力公司与恒顺泰富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大唐电力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后，恒顺泰富公司应当在2014年5月31日合同到期后的60天内付清货款，但是恒顺泰富公司一直拖延履行义务，构成了严重违约。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恒顺泰富公司应当立即付清剩余货款474501.71元，并赔偿大唐电力公司利息损失。自2014年7月31日至2016年5月21日期间，共计产生利息损失109
413.5元。考虑到在大唐电力公司起诉之后，何洋曾于2016年11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大唐电力公司支付了5万元，大唐电力公司认为这笔钱应当折抵利息损失。对于剩余的货款，恒顺泰富公司应当支付自2014年7月31日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期间的利息损失。根据何洋与恒顺泰富公司的陈述，何洋与恒顺泰富公司之间存在挂靠与被挂靠关系，而且何洋与恒顺泰富公司均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盖章，因此何洋应当与恒顺泰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向大唐电力公司给付货款、赔偿利息损失。
被告恒顺泰富公司未出庭参加诉讼，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霍海峰到本院应诉时表示：大唐电力公司所述的合同确实加盖的恒顺泰富公司的章，但这是何洋借用恒顺泰富公司的资质与大唐电力公司签订的合同，恒顺泰富公司对合同不知情；何洋不是恒顺泰富公司的员工，而是霍海峰的朋友。
被告何洋辩称：大唐电力公司所述的两份合同情况属实，是我挂靠在恒顺泰富公司时与大唐电力公司签订的，与恒顺泰富公司无关。大唐电力公司确实提供了货物，该公司所述的已经支付货款的数额和时间属实，但是最后一笔5万元是货款，并不是利息损失。承诺书是我写的，意思是由我来还钱，但是大唐电力公司要求我盖恒顺泰富公司的章，所以我就盖了公司章。我同意在3个月内付清剩余货款424501.71元。签合同时，我们口头约定了60天回款期应当从我的下家给我货款之日起算，但是约定内容没有写在合同里。由于我的下家至今还没有给我货款，所以我和大唐电力公司之间应该还没有产生利息损失，不同意赔偿利息损失。
本案审理过程中，大唐电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2014年4月27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原件；2.2014年5月20日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原件；3.2014年7月1日的销售结算单原件；4.2014年8月5日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5.2014年12月29日恒顺泰富公司出具的证明原件；6.2014年12月30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原件；7.2015年2月2日和2月15日的记账凭证原件；8.2015年3月31日恒顺泰富公司出具的证明原件；9.2015年4月2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原件；10.2015年4月28日的记账凭证原件；11.2015年7月9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10日、2015年10月15日、2015年11月13日、2016年1月23日、2016年3月22日、2016年5月22日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原件；12.2015年10月26日北京大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函原件；13.2015年12月2日恒顺泰富公司与何洋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原件。
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依法确认大唐电力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可以作为本院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
2014年5月20日，大唐电力公司（乙方，供方）与恒顺泰富公司（甲方，需方）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5000大卡/公斤的原煤3万吨，含税单价为235元/吨；低于5000大卡/公斤执行4800大卡/公斤205元/吨，每升高1大卡/公斤奖0.06元/吨；数量、质量以需方过衡、化验为结算依据；合同期满后，按实供数量、质量进行结算，回款周期60天；双方发生争议，可申请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合同起止时间自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5月31日。
大唐电力公司自2014年5月22日至2014年5月26日共计提供原煤10039.1吨。2014年7月1日，恒顺泰富公司在《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销售结算单》上盖章。根据结算单的记载，货款共计2131501.71元。2014年12月29日，恒顺泰富公司向大唐电力公司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兹有恒顺泰富公司因开户银行账户调整，现有我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洋代为进行结算付款……”2015年12月2日，何洋向大唐电力公司出具了一份《还款承诺书》，内容为：“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的煤炭贸易合同供应已完成，截至2015年11月30日我公司欠贵公司554504.71元没有支付。现我公司承诺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底付清。承诺人：何洋，恒顺泰富公司。”该承诺书上加盖了恒顺泰富公司的公章。自2014年12月30日至2016年5月22日，何洋与恒顺泰富公司分13次向大唐电力公司共计支付货款1657000元。大唐电力公司起诉之后，何洋于2016年11月14日向大唐电力公司支付了5万元。
本院认为：
大唐电力公司与恒顺泰富公司之间的煤炭购销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大唐电力公司已经按合同约定向恒顺泰富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恒顺泰富公司即应当在合同到期后60日内付清货款。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现恒顺泰富公司尚未付清货款，因此大唐电力公司有权要求恒顺泰富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关于何洋在2016年11月14日给付的5万元，大唐电力公司主张是赔偿的利息损失，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依法认定该5万元是货款，因此恒顺泰富公司应当支付的剩余货款数额为424501.71元。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大唐电力公司与恒顺泰富公司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现大唐电力公司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赔偿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大唐电力公司主张的自2014年7月31日至2016年5月21日期间的利息损失，其中109413.4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该公司主张过高不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2016年5月22日之后产生的利息损失，鉴于恒顺泰富公司曾于2016年11月14日支付了5万元货款，因此自2016年5月22日至2016年11月14日期间，逾期支付货款数额应当是474501.71元；自2016年11月15之后，逾期支付货款数额应当是424501.71元；对于大唐电力公司主张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恒顺泰富公司与何洋均称二者之间存在借用公司资质的挂靠关系，何洋亦同意向大唐电力公司承担需方的义务，且大唐电力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对二者之间的挂靠关系并不知情，因此大唐电力公司要求何洋与恒顺泰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恒顺泰富公司未出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法缺席审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同市恒顺泰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给付货款四十二万四千五百零一元七角一分；
二、被告大同市恒顺泰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给付2014年7月31日至2016年5月21日期间的利息损失十万零九千四百一十三元四角；
三、被告大同市恒顺泰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原告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给付自2016年5月22日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的利息损失（其中自2016年5月22日至2016年11月14日期间，逾期支付货款数额为四十七万四千五百零一元七角一分，自2016年11月15至付清货款期间，逾期支付货款数额为四十二万四千五百零一元七角一分）；
四、被告何洋对上述第一项至第三项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五、驳回原告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628.7元，减半收取计4814.35元，由被告大同市恒顺泰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何洋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陆俊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李博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