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京01民初381号
原告：常×1，男，1977年9月28日出生。
被告：常×2，女，1953年11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文，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女，1981年6月26日出生。
被告：常×3，男，1948年12月11日出生。
被告：常×4，女，1951年3月20日出生。
被告：常×5，女，1956年3月2日出生。
以上三位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萨仁高娃，北京市天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1因常×2与常×3、常×4、常×5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京01民终1351号生效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6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
常×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2016）京01民终1351号民事判决；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争议的财产并非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而是常×1重建宅院拆迁而所得的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常×1当然是有独立诉讼请求的第三人。在该案原一审和二审审理过程中，常×1提出作为有独立诉讼请求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二审法官均不予理睬。二审判决恰恰又处理了拆迁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其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常×1诉讼请求。
常×2辩称，常×1并不对（2016）京01民终1351号民事案件享有法律上的民事权益，不是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常×1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常×1的诉讼请求。理由：1、（2016）京01民终1351号民事案件中所涉被拆迁房屋系常×6、王×夫妻的遗产，依法应由他们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常×1并不是法定继承人，不享有涉案拆迁房屋的民事权益，不是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常×1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案涉及房屋的产权人是常×6、王×，二人去世时没有留有遗嘱，因此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常×1并不是涉案财产的继承人，其不享有该权利；2、常×1明知原案件审理情况，但并未依法申请第三人参加诉讼。常×1作为常×3的委托代理人参与原审等案件的审理，在之前的诉讼中均主张涉案财产属于常×3所有，并未主张其本人独立享有财产权益，也未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3、原案件中未准许常×1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常×1不具备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条件，也未依法申请第三人参与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常×1的诉讼请求。
常×3、常×4、常×5辩称，1、拆迁利益不属于遗产，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留下的财产，拆迁是在2010年，常×6夫妇在80年代就已经去世。当时并没有批示证明是常×6夫妇的。恰恰有证据可以证明是常×3的。权利部门曾经认可的所有权人只有常×3；2、财产变化的过程中，常×6夫妇留有的财产早就推翻，早在1998年的时候，常×3就已经翻建。在这个院落中只有常×3夫妇以及常×1夫妇居住，他们属于共有权人。在2008年的时候，只有常×1对该院落重新翻建并且院落已经扩大。并且以他们四个人的户口作为被安置人。因此常×1肯定是一个拆迁利益的权利人。之前的审判一直纠缠是遗产，遗产跟拆迁利益已经混同，那么已经把第三人的利益给析出来。把常×1都排除了。在回迁房收房的时候，已经给予了常×1。拆迁的房屋已经全部归常×1所有。在这个情况下，原审法院还是对常×1的权利置之不理，严重违反了法院审判的原则。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件中应该保障常×1的利益。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2014）海民初字第21689号民事判决中经审理查明：常×6与王×夫妇生前共生育子女四人，即：常×3、常×4、常×2、常×5。常×6于1982年3月6日死亡，王×于1991年7月9日死亡。前八家北区×号原有的北房3间、西房3间为常×6、王×夫妇所有的农村宅基地房屋，常×6、王×死亡后，前八家北区×号经过多次翻建，其中1999年、2008年各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翻建、改建。1999年原有北房3间被翻建为4间，2008年院落内被建满房屋并加建二层，房屋总数达到40间。2010年4月，前八家北区×号遇到国家占地拆迁，2010年4月18日，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海淀区分中心与常×3签订了《北京市宅基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海淀区分中心对×号院进行占地拆迁，经认定前八家北区×号居住人口有常×3、杨×、常×1、李×。×号院有正式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为329平方米，占地面积为331平方米。安置拆迁房屋的原则为：常×3在规定的建筑面积内，以每建筑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购买用拆迁安置房屋。常×3为此购买的拆迁安置房屋共五套，即：×号房屋，预测建筑面积88.18平方米、×3号房屋，预测建筑面积61.68平方米，×1号房屋，预测建筑面积92.66平方米，×4号房屋，预测建筑面积63.92平方米，×2号房屋，预测建筑面积64.49平方米。常×3为购买上述五套拆迁安置房屋，共支出拆迁补偿款1854650元，其中超出面积购房款为49650元。前八家北区×号因拆迁，获得的宅基地区位补偿款为1861875元，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格及附属物补偿款为774201元，两项合计为2636076元。其他各项拆迁补偿共计为818809元，包括拆迁搬家补助费为13160元、提前搬家奖为10000元、重点工程配合奖为145000元、支持工程奖为493500元、其他补助费如电话移机费、空调移机费、有线电视端口拆移费等2670元、装修补助费111279元、周转费43200元。扣除购买上述五套拆迁安置房屋的费用后，剩余的各项拆迁补偿费用为1600235元，该款项全部由常×3领取。常×4、常×5同意将自己所得的份额归常×3所有。诉讼中，常×3提交了1998年3月20日，有海淀区东升乡八家村民委员会盖章和海淀区东升乡人民政府规划建设科盖章的《东升乡社员建房确认表》一份，该表显示常住人口为常×3、杨×夫妇及子常×1。常×3提交的1998年3月20日《东升乡社员建房确认表》没有在海淀区档案馆备案。2001年月1月东升乡政府决定，八家村委会1999年申请的社员院内批建房屋的确权表全部予以撤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该案中认定：常×6与王×死亡后，常×2、常×3、常×4、常×5可依法继承常×6与王×在前八家北区×号中的遗产房屋，进而可以取得相应宅基地的使用权。常×2、常×3、常×4、常×5对遗产房屋的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应享有均等的份额和权利。常×6、王×去世后，前八家北区×号房屋进行了翻建、改建、扩建，由此形成的新建房屋应归建房人所有。庭审中，常×2主张前八家北区×号的翻建、改建、扩建由其个人出资，但未提交充分证据，常×2的其主张,不予采信。常×3提交的《东升乡社员建房确权表》、以个人名义出租前八家北区×号房屋的相关凭证及2010年拆迁时确认的安置人口情况显示，系常×3进行了1999年的翻建并长期以个人名义经营前八家北区×号内房屋。原审中实际施工人张万军、董维山的证言较为具体明确，亦可初步证明房屋翻建系由常×3主持。则根据现有证据认定被拆迁房屋系常×3在遗产房屋基础上翻建、改建、扩建而成。然而，常×3早在房屋翻建前既已取得城市居民身份，无法独立获得宅基地使用权，其改、扩建均依附于遗产房屋，所用宅基地均未逾越常×6之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边界，因此，改、扩建后增加的实测宅基地面积转化而来的利益仍应作为常×6、王×遗产的衍生利益，依法在各继承人间分割。安置补偿协议书中针对宅基地的补偿应由常×2、常×3、常×4、常×5依法定继承均分。针对翻建中保留的遗产房屋的补偿亦应作为遗产由常×2、常×3、常×4、常×5继承。而针对改、扩建后新增房的补偿应归房屋建造人常×3所有。至于搬家补助费、提前搬家奖、重点工程配合奖、支持工程奖、其他补助费、装修补助费及周转费应归拆迁时的居住人口所有，本案对此不予处理。至于遗产房屋的剩余价值，目前原遗产房屋与被拆迁房屋均不复存在，事实上已无法通过评估鉴定等方式准确测定遗产房屋价值或其在被拆迁房屋价值中所占比例，故结合房屋所在院落的历史变迁情况以及最终被拆迁房屋中经批示的正式房屋与自建部分的比例等因素认定遗产房屋在被拆迁房屋总价值中占28％。作为四名法定继承人之一的常×2，依据上述比例应享有遗产房屋四分之一的份额，故由其独自享有的部分在被拆迁房屋总价值中的比例应为7％，对应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为54194.07元。拆迁中针对宅基地的补偿主要体现为安置房的分配及宅基地区位补偿款的发放，而绝大部分宅基地区位补偿款已用于回购拆迁安置房，则直接对拆迁安置房进行分割，以明确各方享有的与宅基地有关的拆迁利益。考虑到常×3系房屋翻建、改建、扩建的主体，为宅基地利益的增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故在拆迁安置房的分割上酌情对常×3予以多分。同时，由于房屋具有不可分性，将常×2可获得的遗产房屋对应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为54194.07元一并计入其可获得的拆迁安置房中，故常×3无须另行给付常×2遗产房屋对应的拆迁利益。常×4、常×5同意将自己所得的份额归常×3所有，不持异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海淀区八家嘉苑×3号楼×3单元×3号房屋待房屋入住后由常×2居住使用，待房产证下发后归常×2所有；北京市海淀区八家嘉苑×号楼×单元×号房屋、北京市海淀区八家嘉苑×1号楼×1单元×1号、北京市海淀区八家嘉苑×4号楼×4单元×4号房屋、北京市海淀区八家嘉苑×2号楼×2单元×2号房屋，待房屋入住后均由常×3居住使用，待房产证下发后均归常×3所有；二、驳回常×2的其他诉讼请求。
常×3、常×4、常×5均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21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撤销（2014）海民初字第21689号民事判决，驳回常×2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法院将海淀区八家嘉苑×3号楼×3单元×3号房屋判归常×2所有，确定的份额过高而且没有依据，显失公平，应予纠正。杨×、常×1、李×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程序均存在错误，请求予以纠正。
本院在（2016）京01民终1351号民事判决中查明的事实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21689号民事判决中查明的事实相同。同时另查明，双方争议的海淀区前八家居民区北区×号原门牌号为海淀区后八家村×1号，后改为现名称。在（2014）海民初字第21689号案件审理中，常×3还提交了1999年3月15日的有海淀区东升乡八家村民委员会盖章和海淀区东升乡人民政府规划建设科盖章的《东升乡社员建房确认表》一份，该表显示常住人口为常×9（常×3）、杨×1（杨×）夫妇及子常×1。拆迁单位发布的《八家地区整体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方案》第四条规定，安置房屋面积根据被拆迁房屋宅基地面积计算。2016年3月15日，常×2以常×1、李×、常×3、杨×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分割拆迁房屋及拆迁款的调解书损害了自己民事权益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分家析产纠纷），本院中止了（2016）京01民终1351号案件的诉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撤销了2015年1月7日的（2015）海民初字第00898号民事调解书，现该项判决已生效。
本院在（2016）京01民终1351号判决中认为：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常×6、王×夫妇死亡后，其子女常×2、常×3、常×4、常×5对常×6、王×遗留的遗产，均享有继承的权利。常×6、王×死亡后，由于常×2、常×3、常×4、常×5均为城镇居民，不是该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常×2、常×3、常×4、常×5均不符合常×6、王×的共居人的条件。因此，常×6、王×夫妇的子女常×2、常×3、常×4、常×5对常×6、王×夫妇死亡后遗留的前八家北区×号农村宅基地原房屋及该院宅基地使用权的拆迁利益均享有继承的权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重新审理本案过程中，将常×6、王×夫妇遗留的前八家北区×号农村宅基地原房屋及该院宅基地使用权的拆迁利益析出，由其继承人常×2、常×3、常×4、常×5继承。常×6、王×夫妇死亡后的农村宅基地原房屋及该院宅基地使用权的拆迁利益主要有：宅基地区位补偿款为1861875元及用该款购买的五套拆迁安置房屋，原老房屋重置成新价格。（2014）海民初字第21689号案件在处理本案时，已综合考虑了房屋建设等情况并判决，海淀区八家嘉苑×3号楼×3单元×3号房屋归常×2所有；海淀区八家嘉苑×号楼×单元×号房屋、海淀区八家嘉苑×1号楼×1单元×1号、海淀区八家嘉苑×4号楼×4单元×4号房屋、海淀区八家嘉苑×2号楼×2单元×2号房屋均归常×3所有的处理，是适当的，符合继承法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常×3、常×4、常×5不同意海淀区八家嘉苑×3号楼×3单元×3号房屋拆迁房屋归常×2所有的上诉请求，不符合继承法的规定，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常×3主张其1998年3月取得《东升乡社员建房确认表》的问题，2001年月1月东升乡政府决定已作出决定，八家村委会1999年申请的社员院内批建房屋的确权表全部予以撤销。而且，常×3是北京市的城镇常住居民，不是该村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依照法律规定，常×3也无权取得前八家北区×号农村宅基土地使用权。关于上诉人常×3、常×4、常×5要求杨×、常×1、李×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由于杨×、常×1、李×不是常×6、王×的法定继承人，杨×、常×1、李×不符合参加本案诉讼的条件，故常×3、常×4、常×5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本院作出（2016）京01民终135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原审诉讼所涉法律关系为析产继承，诉争的是前八家北区×号拆迁利益，常×1作为该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认定的居住人口，应当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参加原审诉讼。现常×1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常×1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赵懿荣
审判员 胡 沛
审判员 杨 磊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