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甘民三终字第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喜盈门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市×××。
法定代表人徐绍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孟宪振，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嘉然，河南论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台高鑫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鑫种业公司）。住所地：×××县×××。
法定代表人李纪录，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光银，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侯学军，甘肃誉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南省喜盈门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盈门种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台县高鑫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鑫种业公司）委托繁育玉米制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张中民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孟宪振、李嘉然，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吴光银、侯学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12年3月28日自愿签订《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合同约定：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受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委托由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在张掖境内给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繁育玉米籽种，合同初步确定种植面积3000亩，产量预计135万公斤，对单价和总金额未具体约定，初步确定与“秋乐公司”郑单958的价格相同进行结算。对制种的质量等问题合同也进行了明确约定。对制种的母本种子约定由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提供，价款由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承担，单价确定为12元／公斤。交货时间、地点、发运方式、运费负担约定为：当年10月底前开始发货。货款结算方式和期限约定为：款到发货，货款两清。交付定金、预付款约定为：定金60万元。同时双方还约定预约方（被告）要保证按时足额收购承约方（原告）生产的符合本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种子。合同签订后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于2012年3月26日、2012年3月29日、2012年4月14日先后同高台县宣化镇王马湾村委会、大庄村委会、台子寺村委会签订了《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约定总生产面积2880亩，后经核实种植面积为2959.75亩。对兑付种子款时间也作了明确约定，同时约定逾期未付按欠款额千分之一承担违约金。合同签订后三个村委会组织农户按合同约定种植了约定的玉米品种。根据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提供的种植回收合同、兑付农户种子款结算单、给被告交付货物的铁路大票及尚未发运货物入库单核算确定2012年度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共生产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委托制种的玉米鲜穗3116554.6公斤，脱粒后籽种为1634216.4公斤。当年收获后所种植的玉米制种由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按合同约定予以收购。2013年1月28日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同高台县宣化镇台子寺村对玉米种子款进行兑付结算，形成结算清单：应付款1456467.69元（627787.8公斤＊2.3元／公斤=1443911.94元＋给付村委会服务费12555.75元），已付105467.50元，尚欠1351000.19元；2013年1月28日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同高台县宣化镇王马湾村对玉米种子款进行兑付结算，形成结算单：应付款5030989.86元（2165767.2公斤＊2.3元／公斤=4981264.56元＋给付村委会服务费43315.3元＋隔离区费6410元），已付1446355.50元，尚欠：3584634.36元。2013年2月4日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同宣化镇大庄村对玉米种子款进行兑付结算，形成结算清单：应付款749359.07元（322999.6公斤＊2.3元／公斤=742899.08元＋给付村委会服务费6459.99元），已付97552元，尚欠651807.07元。2013年1月6日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同中国农业银行高台县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确定：贷款17300000元，使用期1年，用途为支付玉米种子款。
还查明：原、被告双方签订《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后，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先后两次供给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亲本种子18850公斤。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在庭审中主张制种使用了13500公斤，剩余5350公斤未用，要求将剩余亲本种子退还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但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对剩余部分数量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明确约定原、被告在发运种子和给付货款是先付款后交货，但在实际履行中原、被告在交付种子、给付价款中或先付款即交货，或先交货即付款，在先后顺序和数量上未发生异议，双方合作的比较好。原、被告依据合同所为的业务往来经结算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给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出具了10张销售货物发票，所出具的发票上均标明所售玉米种子的单价为5.6元／公斤。自2014年7月23日，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未经双方协商同意将销售发票的单价确定为5.8元／公斤，双方为此发生争议，停止供货和付款业务。对此争议双方协商未果，原告高鑫种业公司遂于2014年7月7日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承担如下给付责任：1、尚未收购的种子价款4647055.12元；2、已收购种子差价款163878.40元；3、尚未收购种子的价款利息392676元；4、承担代为储存保管的下余种子费用160243元，以上费用合计5363852.52元。同时该案诉讼引起的相关费用也要求应由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承担。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经质证的下列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应予确认。
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提供的原、被告于2012年3月28日自愿签订的《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合同约定：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受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委托由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在张掖境内给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繁育玉米籽种，合同初步确定种植面积3000亩，产量预计135万公斤。对单价和总金额未具体约定，初步确定与“秋乐公司”958的价格相同进行结算。对制种的质量等问题合同也进行了明确约定。对制种的母本约定由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提供，价款由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承担，单价确定为12元／公斤。交货时间、地点、发运方式、运费负担约定为：当年10月底前开始发货。货款结算方式和期限约定为：款到发货，货款两清。交付定金、预约款约定为60万元。同时双方还约定预约方（被告）要保证按时足额收购承约方（原告）生产的符合本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种子。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依此证据拟证明双方自愿签订了委托繁育玉米种子的合同，约定了种植面积、产量、价格、付款时间、违约责任等，要求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按合同履行义务，即收购尚余的种子并按单价5.8元／公斤结算种子款。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质证后认为合同内容属实，合同约定的产量是135万公斤，对单价未做明确约定，单价应以原告出具的销售货物发票标注的5.6元／公斤确定。经审查该证据具备证据的三性条件，对其证明力应予以确认，即初步确定生产数量为135万公斤，价格比照“秋乐公司”958玉米种子价格进行结算。对供货时间、结算货款方式及违约责任也予以明确。
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提供的同高台县宣化镇大庄村村委会、王马湾村村委会、台子寺村村委会签订的三份《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及落实种植面积表、收购种子给付价款结算单。三份农作物种植回收合同，约定种植面积为2880亩，并约定了给付种子款的时间。种植面积表确认种植面积为2959.75亩。三份兑付农户种子款清单反映2013年1月28日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同高台县宣化镇台子寺村对玉米种子款进行兑付结算，形成结算清单：应付款1456467.69元（627787.8公斤＊2.3元／公斤=1443911.94元＋给付村委会服务费12555.75元），已付105467.50元，尚欠1351000.19元；2013年1月28日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同高台县宣化镇王马湾村对玉米种子款进行兑付结算，形成结算单：应付款5030989.86元（2165767.2公斤＊2.3元／公斤=4981264.56元＋给付村委会服务费43315.3元＋隔离区费6410元），已付1446355.50元，尚欠：3584634.36元。2013年2月4日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同宣化镇大庄村对玉米种子款进行兑付结算，形成结算清单：应付款749359.07元（322999.6公斤＊2.3元／公斤=742899.08元＋给付村委会服务费6459.99元），已付97552元，尚欠651807.07元。上述证据拟证明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同三个村委会签订了种植回收合同，落实种植面积2959.75亩，收获玉米鲜穗3116554.6公斤，应支付农民种子款、村委会管理服务费等7236816.62元，已付1554475元，尚欠5682341.6元未付。同时高鑫种业公司还提供了2012年11月5日至2013年3月8日共向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发运种子的铁路运输大票12张，发运货物（种子）714000公斤。2013年12月22日至2013年12月25日铁路大票两张，发运货物（种子）119000公斤。上述票据反映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共向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发运货物（种子）833000公斤。此外原告高鑫种业公司还提供了尚未发运货物入库单11张，入库单反映剩余货物入库保管数量是801216.4公斤。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共给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制种1634216.4公斤，除已发给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的833000公斤种子外，还剩余801216.4公斤种子未发运。对剩余的货物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应予以收购并按约定价款结算。上述证据经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质证认为：（1）对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提供的同三个村委会签订的《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种子兑付结算清单及剩余货物入库单均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缺乏真实性、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再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上述证据，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2）对发货的铁路大票没有异议，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条件，但铁路大票反映的这些货物，其中有137150公斤是原告高鑫种业公司让河南豫鑫种业公司发给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的。故应认为是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发给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的货物是936642公斤，而不是原告高鑫公司主张的只发货833000公斤。（3）我们只认可合同上确定的产量135万公斤，应以135万公斤计算生产的种子数量。除去原告高鑫种业公司给我们已发的936642公斤外，应剩余种子是413359公斤。对剩余的种子若符合种子质量要求，我们可以按照约定价款5.6元／公斤进行收购。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对其主张的原告高鑫种业公司让河南豫鑫种业公司发给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的货物137150公斤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对此也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具备证据的三性条件，对其证明力应予确认。上述证据经综合分析认定应确认原、被告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后，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共生产种子1634216.4公斤。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已发给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货物（种子）833000公斤。尚有801216.4公斤种子未发运，由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入库保管。
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提供的于2013年1月6日同中国农业银行高台县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确定：贷款17300000元，使用期1年，用途为支付玉米种子款。该证据拟证明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从银行贷款支付农户种子款，向银行支付了利息，要求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承担未及时收购种子给其造成的利息损失。经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系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高鑫种业公司的主张。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备证据的三性条件，对其证明力应予以认定。证明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于2013年1月6日从银行贷款17300000元支付了农户种子款。
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提供的同河南省豫鑫种业公司签订的《杂交玉米种代为储存协议》，协议约定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代该公司储存玉米种子自2012年5月30日至2012年12月30日，共半年时间，储存费0.2元／公斤。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以此证据拟证明代他人储存玉米种子半年期每公斤储存费160243元。经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质证后认为该证据缺乏真实性、关联系，该证据无证明力，不予认可。经审查认为该证据无其他证据相印证，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
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提供原告出具的销售货物发票11张，其中2014年3月18日出具的发票10张均标明单价为5.6元／公斤，唯独一张2014年7月23日的发票标注单价为5.8元／公斤。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提供该证据拟证明双方约定的玉米价格是5.6元／公斤而非5.8元／公斤，应以5.6元／公斤确定种子价格进行结算。2014年7月23日单价注明的5.8元／公斤是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单方提高了价格，双方就此发生争议并停止业务往来。原告高鑫种业公司经质证后认为发票反映的价格5.6元／公斤是正确的，但这个价格是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要求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按此价格出具发票，双方并未自愿商定，对种子价格应按合同约定的价格进行结算，即比照与“秋乐公司”郑单958玉米种子的价格5.8元／公斤进行结算给付。经审查该证据符合证据三性条件，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对双方供应的玉米种子价格应以上述票据反映的价格5.6元／公斤确认，原告主张5.8元／公斤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
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对业务往来中收购种子的数量、给付货款的金额及交付亲本种子的数量进行了核对形成了对账笔录，根据对账笔录记载，双方认可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交付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亲本种子数量18850公斤，价格12元／公斤。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主张种植使用了13500公斤（按合同约定的数额确定），剩余5350公斤，对剩余部分要求退还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被告喜盈门公司对原告高鑫种业公司的该项主张认为剩余5350公斤没有证据证明，拒绝接受原告高鑫种业公司退还亲本种子的要求。对亲本种子问题双方已在结算种子款时进行了结算。对此，经法庭向双方做工作后双方均表示在本次诉讼中不再涉及，可另行解决。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内容符合法律规定，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原、被告签订合同后，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按合同约定落实了种植基地，确定的种植面积在合同约定的3000亩之内，即落实制种面积2959.75亩。当年种子成熟收获的种子高达1634216.4公斤，远超过合同约定的135万公斤，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主张应将约定种植面积内所生产的种子全部足额交付给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由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按约定价款结算给付种子款，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拒绝接受原告高鑫种业公司的主张，双方对此争议较大。本案中因双方签订的是《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该合同实际上是一个委托繁育玉米种子的生产合同，是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按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提供的亲本种子及质量要求代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繁育种子，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按合同要求在限定的制种亩数内落实种植基地，组织指导农户进行种植，所生产的种子就应该归属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并由喜盈门公司进行收购。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未经委托人及品种权人许可不得违反合同约定超种和自行销售按合同约定种植的制种种子。由此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主张将生产的种子全部交付给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收购的请求符合本案实际和法律规定，对该主张应予支持。诉讼中根据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被告签订《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后，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共生产种子1634216.4公斤，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已交付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种子833000公斤，现尚余801216.4公斤未予交付，对剩余部分的种子应由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收购。对双方争议的种子价格问题，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主张为5.8元／公斤，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主张5.6元／公斤，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提供的由原告高鑫公司出具的销售货物发票明确标明种子单价为5.6元／公斤，该证据足以证明双方结算的价格是5.6元／公斤。故应以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主张的种子价格5.6元／公斤对已交付的种子及尚未交付的种子以此价格进行结算给付，故对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主张要求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按5.8元／公斤结算种子价格并由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补付已交付种子的差价0.2元／公斤的请求不予支持。对原告高鑫种业公司主张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违约应承担利息的请求。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认为是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无故单方提价引起争议停止付款、收购业务，违约方在原告高鑫种业公司，故不予承担给付利息的责任。就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没有约定具体的收购截止时间，虽然合同约定“款到发货，货款两清”，但在发货、付款的业务往来中，或款到发货或货到付款。双方停止业务往来，据本案证据可证明是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单方提高价格所引起争议，非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违反约定拒不收购货物。现无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故对原告高鑫种业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对原告高鑫种业公司要求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承担储存种子管理费的请求，原告高鑫种业公司只提供了同他人签订的储存协议，对此尚不足以证明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应按0.2元／公斤承担管理费，故对原告高鑫种业公司的此项主张也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高台高鑫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按合同约定为被告河南省喜盈门种业有限公司繁育的尚未收购的玉米种子801216.4公斤由被告河南省喜盈门种业有限公司按合同约定的收购方式予以收购，货款按单价5.6元／公斤结算，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
驳回原告高台高鑫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347元，由原告高台高鑫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8069元，被告河南省喜盈门种业有限公司承担41278元。
宣判后河南省喜盈门种业有限公司不服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喜盈门种业公司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首先合同约定种植面积和数量是非常明确的固定值，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情形下将合同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标的数额主观臆断为预计数额，该认定实质上加大了上诉人合同履行中的责任，背离了民事活动中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在判决结果上偏袒被上诉人。其次对于实际产量数额的认定，一审法院仅仅依靠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及高台县宣化镇王马湾村等三个村委会所签订的合同进行认定，与事实不符。再者对于被上诉人实际发货数额认定也存在失误，本案中所涉及的137150公斤虽然是通过河南豫鑫种业公司进行，但该货物明显是本案合同中所涉及的内容，应作为被上诉人实际发货数量予以结算。2、一审法院在证据审核上存在严重问题。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提供了双方合同履行中的相关证据，上述证据在内容上符合客观事实，并且与本案所涉及的内容存在明显的关联，一审法院在没有进行认真核实的情况下否定了上述证据，所以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存在严重错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但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尤其是其单方面提供的所谓实际产量的证据，在没有对涉案产品进行现场勘验和评估的情况下单方采信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在证据采信上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3、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诉讼中对上诉人提交的反诉没有受理违反了法定程序也损害了上诉合法权益，同时也未对涉案事实进行鉴定，尤其在认定被上诉人实际违约的情形下，对被上诉人因违约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没有涉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诉讼中严重违反了诉讼程序。4、一审法院在判决结论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在审理及审判结果中虽然认定了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中严重违约，擅自提高合同价格并因此造成双方在合同履行中发生纠纷，但在处理结论中没有对被上诉人的过错予以体现，在判决结果上虽然适用了《合同法》，但没有全面的适用该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在认定结论中存在错误。5、一审法院在诉讼费计算上存在错误。在诉讼费计算上没有考虑双方纠纷的原因及被上诉人对纠纷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在具体划分上存在有失公正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高台高鑫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答辩称：一、关于案件事实认定上，认定答辩人单方提高价格导致争议发生与客观实际不符；但对于被答辩人所称“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并不存在，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一审认定在合同履行中是答辩人一方单方提高价格引发争议是错误的。、合同约定的价格是参照“秋乐公司”郑单958，而郑单958当年的价格就是5.8元／公斤。、2014年7月23日上诉人的副总孟宪振索要一张发票，数量是河南豫鑫公司向上诉人发货的数量，只是从高台高鑫种业公司开了发票，当月高鑫公司与上诉人并无玉米实物的货运往来，也无货款的往来，只是应上诉人要求开具一张发票而已，单价由原来每公斤5.6元／公斤提高到5.8元／公斤，也是孟宪振要求的，这种开发票行为与本案合同的实际履行完全没有关系，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权利义务。、索要发票时答辩人已经起诉，不可能影响起诉之前的合同履行的实际状况，上诉人索要发票是为了骗取证据。所以一审对此部分事实的认定缺乏公允。客观实际是由于行情下跌，上诉人拒不收购答辩人代为其繁殖的玉米种子，是上诉人违约。2、、对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部分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并不能成立。答辩人在高台县的三个村共落实制种面积2959.75亩，实际生产种子1620608.4公斤，符合当地制种的实际产量水平，是客观真实的，且答辩人已经提交了三个制种村委会的合同、面积表、结算单，上面均有村委会印章及相关负责人签名，证据客观充分，上诉人认为不是事实，却没有相反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关于产量，合同约定面积是3000亩，约定的数量是135万公斤。但合同是事先签订的，所以，根据常理，面积是可以事先确定的，但是产量却是事先未知的，是不确定的。应以合同面积和该面积亩数的实际产量来作为履行合同的数量依据。、关于发货数量。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发票和铁路大票作为发货数量的依据，但又坚持认为按照发票数量认定，对于铁路大票额与自己陈述之间的矛盾，因未能如实陈述，无法自圆其说。按上诉人主张的发票数量计算，上诉人应付6355675.20元，其中喜玉12种子为5245195.20元，喜玉18种子为1110480元；而上诉人包括喜玉18在内实际付款金额为5313000元，少付1042675.20元。因此若以发票数量认定实际发货数量，则货款两清就根本不能成立。况且2014年7月23日的发票是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索要的票据，在当时并未实际发货和付款，并不影响本案发货数量的认定。若以铁路大票的数量计算则上诉人应付喜玉12和喜玉18种子款共计5700195.20元，减去亲本种子款193800元，还应付款5506395.20元，上诉人实际付款5313000元，相互扣减，则还有差额193395.20元，应付款和实际付款较为吻合，故铁路大票才是真正的发货依据。二、关于证据审核不当，否定了上诉人证据的问题。一审证据认定、采信完全客观真实，证据采信合法，因为已经在合同履行的事实理由中有所涉猎，不再一一复述。三、未受理反诉，上诉人损失未涉及的问题。1、反诉未受理的问题。对于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已经明确答复，因上诉人在一审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且没有预交反诉费，所以不予受理。对此，如果真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可以另案起诉，这不能成为上诉的合理理由。2、上诉人本就没有损失。损失数额是多少，证据是什么，上诉人均未提供。四、答辩人过错在判决中没有体现的问题。首先，对于认定答辩人违约本就不当；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此没有约定违约责任；再则，上诉人不付款收货，本就没有损失。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次审理中上诉人河南喜盈门种业公司提交了两组新证据。第一组共4份证据，1、2011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玉米制种合同一份；2、2011年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玉米制种面积和产量报道一份；3、2012年高台县制种玉米面积和产量报道一份；4、主要农作物《玉米新品种》审定标准。欲证明合同约定的制种数量是固定值，其认为一审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认定亩产量是1090斤背离了客观实际。第二组，企业信用查询信息一份。欲证明河南豫鑫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高台高鑫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股东都是李纪录，两者是关联企业，一审法院没有认定137150公斤种子是高鑫种业公司让河南豫鑫种业公司发运给上诉人是错误的。
二审中经法庭质证对第一组证据，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2011年的合同签订的数量是预计值，不是实际产量，而上诉人并未拿出2011年实际产量是多少的证据。而关于高台县制种玉米面积和产量的报道并不一定准确，并且也是预计值。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只是证明了2011年双方签订了玉米制种合同，约定了制种亩数和数量，以及2011-2012年张掖市高台县玉米制种面积和产量。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2011年被上诉人实际制种的数量。而高台县总的玉米制种的产量并不能代表具体某一品种的玉米种子产量，不同的玉米品种产量是有区别的，而不同年份的气候条件也不同，玉米种子的产量也是有差异的，因此上诉人的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两个公司股东相同，但是系不同的企业法人，股东交叉但是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是不同的主体，137150公斤种子的发票并未实际履行。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虽能证明河南豫鑫种业公司与高鑫种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股东是同一人，但是两个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是不同的主体，并不能证明河南豫鑫公司的供货行为就是受高鑫种业公司的指使，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支持。
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签订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内容符合法律规定，而约定制种的“喜玉12”玉米种子是喜盈门种业公司的玉米品种，并不侵犯他人的植物新品种权，因此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签订后，高鑫种业公司即按照合同约定落实了制种基地，经核实，制种面积为2959.75亩，与合同约定的3000亩的制种面积基本一致，可以认为高鑫种业公司履行了制种义务。当年种植的种子收获后经核实为1634216.4公斤，超过了合同约定的135万公斤。双方对多出合同约定的种子是否应该由上诉人喜盈门种业公司收购存在较大争议。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实际上是一个委托繁育玉米种子的生产合同。高鑫种业公司使用喜盈门种业公司提供的亲本种子为其繁育符合质量要求的种子。高鑫种业公司未经委托人及品种权人许可不得违反合同约定超种和自行销售按合同约定种植的制种种子。高鑫种业公司落实的制种面积为2959.75亩，符合合同约定的制种面积，而产量是1634216.4公斤，高于合同约定的135万公斤，考虑到农作物生产有其自然规律，种植亩数可以事先确定，但是产量受制于气候、种植地块土地状况等因素是无法事先确定的，有可能会高于或低于合同约定的数量，高鑫公司并未超出合同约定进行超种，亦无权自行销售其种植的种子，因此所生产的种子就应该全部交付给喜盈门种业公司并由其进行收购，上诉人认为合同约定的产量是固定值135万公斤的理由不足，一审认定并无不当。关于收购数量，高鑫种业公司提供了证据证明其履行合同共生产了种子1634216.4公斤，上诉人虽有异议并提交了一组新证据，但该证据不足以证实自己的主张。高鑫种业公司已交付被告喜盈门种业公司种子833000公斤，现尚余801216.4公斤未予交付，对剩余部分的种子应当由喜盈门种业公司收购。关于收购价格问题，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只是约定参照“秋乐公司”郑单958的价格进行结算，实际中，根据喜盈门种业公司提供的由高鑫种业公司出具的销售货物发票，在争议发生之前，双方结算的价格是5.6元／公斤，因此上诉人喜盈门种业公司应该按照5.6元／公斤的单价收购被上诉人高鑫种业公司尚未交付的种子。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本案中所涉及的137150公斤种子没有认定为实际发货数量不当的上诉理由，该笔种子并不是从高鑫种业公司发货，而是从河南豫鑫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发货给喜盈门公司的。上诉人认为是高鑫种业公司让河南豫鑫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给其供的货，并提交了2014年7月23日高鑫种业公司出具的发票予以证实。经审查，由于双方当事人长期合作，在发货、付款的业务往来中，或是款到发货，或是货到付款。因此单凭一张发票并不能证明双方已经发货并且已经付清货款的事实。上诉人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是高鑫种业公司指使河南豫鑫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给其供的货，也不能证明该笔种子款已经给高鑫种业公司付清。该137150公斤种子是否属于本案《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中委托种植的种子上诉人亦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在证据审核上存在严重问题的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对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详细的审核认证。认为被上诉人与三个村委会签订的合同、种植面积表及结算单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实际种植的产量，上诉人虽有异议但无充分证据支撑，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在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对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违约造成的损失没有涉及，对上诉人提交的反诉没有受理的上诉理由。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上诉人应当在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反诉，若经人民法院准许应如期缴纳反诉诉讼费，但上诉人并未按照法律规定提起反诉并依法缴纳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当庭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告知上诉人可以另行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违法无法律依据。上诉人亦未就自己的损失提供相关证据，因此上诉人的该条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结论和适用法律以及诉讼费计算上存在错误的上诉理由。经审查，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要求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收购为被上诉人种植的种子，依照违约事实对被上诉人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全部予以驳回，并根据支持与驳回原审原告诉讼请求数额的情形对诉讼费用进行了划分，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没有全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但并未明确指出没有适用哪些法律及司法解释，故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一方擅自提高价格导致纠纷不当，合同约定的价格是5.8元／公斤的答辩意见。双方在本案纠纷发生前的业务往来中都是按照5.6元／公斤进行结算。而2014年7月23日高鑫种业公司出具的发票却是标明结算单价是5.8元／公斤，虽单凭该发票不能证明喜盈门种业公司按该价格和高鑫种业公司进行了供货和结算，但结合被上诉人一审时提出按5.8元／公斤计算种子款单价的诉讼请求，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单方面提高价格引发了争议。故一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主张的已购种子的差价款；尚未收购种子的价款利息及储存种子费用并无不当，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347元由上诉人河南省喜盈门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康天翔
代理审判员 窦桂兰
代理审判员 刘晓光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贺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