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1民终12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英村松仔路63号。法定代表人：夏崇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托，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庐江县冶父山镇马岗村。法定代表人：徐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所，安徽金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4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精英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财旺公司支付精英公司货款458490元及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5年8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2、驳回财旺公司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关于一审本诉部分：一、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作出正确认定，仅凭其主观臆断，武断的作出没有事实基础、毫无逻辑的错误推断。上诉人主张案涉的2013年1月20日《领料单》14790公斤1011号棉纱系财旺公司向其回购的货物，一审法院仅仅以“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寥寥几字便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令人难以信服。上诉人提供的《领料单》足以证明财旺公司向其回购案涉棉纱货物的事实，财旺公司应当提出反证反驳上诉人的主张并就其抗辩理由作出合理说明，即使案涉棉纱货物系退货，鉴于上诉人此前已付清货款，故财旺公司自应退回相关货款并支付利息损失；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财旺公司之间的回购交易关系系法律关系的变更，上诉人主张法律关系变更依法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关于一审反诉部分：一审法院仅以财旺公司单方开具的发票金额大于上诉人向财旺公司的汇款金额且认为上诉人未能说明在2012年2月14日至2012年7月6日期间向财旺公司支付的六笔汇款合计金额2200000元与财旺公司反诉的930000元货款的关联性及在金额的对应清偿性为由，认定上诉人未支付财旺公司2012年2月12日发生的930000元货款，显然太过于牵强，且存在偏袒财旺公司之嫌。上诉人在2012年2月14日至2012年7月6日期间向财旺公司支付的六笔汇款合计金额2200000元系对某一时间断发生的交易额进行的多次付款，而非单独就财旺公司反诉的货款进行付款，即便是在单独就某一笔供货进行付款的场合，也存在累计多次付款的情形，不可能单笔付款一定就与该930000元金额分毫不差。一审法院仅以财旺公司单方开具的发票金额大于上诉人向财旺公司的汇款金额由此推定上诉人未向财旺公司支付上述930000元货款，此明显不能达到证明标准。财旺公司答辩称：1、本诉部分上诉人主张回购的事实不存在，从供货关系来看，财旺公司是供货单位，精英公司是买受人，财旺公司没有理由以自己同样的价格回购自己生产的产品；举证责任来看，精英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的货物系回购，仅仅凭借一份领料单这一孤立证据主张回购买卖合同的成立依据不足，且在几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均认定涉案的货物为退货。请求驳回本诉；2、对于反诉部分，财旺公司提交了债权凭证，精英公司在庭审中对该债权凭证中载明的货物也承认已经收到，既然财旺公司已经履行供货义务，精英公司应当履行给付货款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请。精英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要求财旺公司支付精英公司货款458490元及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种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月21日起暂算至起诉之日利息为43938.62元）；2、本案诉讼费由财旺公司负担。财旺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精英公司给付财旺公司货款930000元；2、反诉诉讼费用由精英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1年以来，巢湖市天宇纺织有限公司与精英公司之间就棉纱业务连续发生买卖关系，双方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巢湖市天宇纺织有限公司于2012年1月11日更名为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财旺公司系棉纱生产和销售企业，精英公司系主要生产和销售针织品企业。2014年9月3日，财旺公司以2012年4月至2013年8月期间，其公司先后供货给精英公司16批计价款4516000元，精英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前共计给付1546000元货款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精英公司，要求其给付所欠货款2970000元。2015年2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对财旺公司提出已交付精英公司货物16批的主张，认定精英公司认可由夏崇光、黄理春、曾斌签收的8批货物，对精英公司确认收货的8批货物的价款予以计算，财旺公司主张的其他8批货物的价款不予支持。认定1011号、1015号、1220号棉纱的单价为每公斤31元。对精英公司的付款行为与财旺公司的发货行为有无对应的清偿关系认定自2012年2月14日至同年7月6日期间共付款1200000元，系清偿其他货款，与本案的处理无关。2012年8月3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付款1246000元，系清偿其他货款，与本案的处理无关。2012年11月20日的付款300000元，认定与0000498号货单存在关联性，具有对应的清偿关系。确认收货的8批货物价款合计2013445元。关于精英公司退货的货值问题认定为3005号棉纱货值9750元（300公斤×32.5元公斤）、1015号棉纱货值54250元（1750公斤×31元公斤）合计货值64000元。关于14790公斤1011号棉纱（2013年1月20日），从时间上看，认定其与000688号发货单（2013年5月10日）无关，不应从该发货单中扣减。因此认定14790公斤1011号棉纱的货值不应在认定的总价款2013445元中扣减。精英公司主张1011号棉纱是“回购”（领回的货物可能不是财旺公司所发），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退一步讲，假使该主张是事实，精英公司应当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处理，而不宜通过抗辩的方式解决。认定精英公司应当支付财旺公司货款1649445元（2013445元－300000元－64000元）。据此判决精英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财旺公司货款1649445元.精英公司不服判决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7月24日该院作出（2015）合民二终字第004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对精英公司主张的案涉14790公斤1011型号包芯纱“回购”价值458490元应否在应付款项中予以扣除的问题，认定为本案争议的是精英公司认可的8张收货单有无付款的问题，8张收货单反映的买方为精英公司，卖方为财旺公司，精英公司并未主张该笔“回购”业务属于争议货款范围内的退货行为，故其主张的“回购”事实不属于本案买卖合同的审理范围，精英公司可以另行提起诉讼。对双方的交易习惯认定为“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先发货，后付款，故对精英公司自2012年2月至9月间的付款，认定为与本案争议的货款无关”。精英公司对此提出异议，二审法院认为，精英公司在二审中陈述其与财旺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先预付货款，再发货，但按其陈述，从2012年2月至9月间，精英公司分8笔陆续向财旺公司付款，而财旺公司直至11月份才开始第一次发货，间隔如此长时间，财旺公司一直不发货，精英公司却每月不停预付款项，亦不向财旺公司主张交货，此种交易习惯明显不符合常理，且精英公司在原审二次庭审中均陈述了先交货，后付款的交易习惯，故其在二审期间仅以错误陈述为由，否认该交易习惯，不予采信。同时查明：2015年9月9日，精英公司作为原告就本诉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财旺公司，财旺公司向该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同年11月18日，该院作出（2015）东二法朗民二初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判决书显示，原告曾以本案涉案的领料单作为证据主张向被告退货，顾名思义，退货的语义可以认定原告主张被告为案涉货物的卖方，原告为买方，因某种原因原告将被告已向原告交付的货物退回，因此，现原告要求退货，实际上是基于被告需履行恰当的交付义务而提出的主张，在双方未约定履行地情况下，本案管辖依法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遂裁定将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处理。精英公司不服裁定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6年4月20日，该院作出（2016）粤19民辖终353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认为：精英公司上诉提出原审法院并未就4份领料单认真进行甄别，以致错误将本案案涉领料单混淆为系其他三份非本案所涉领料单，遂作出“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曾以本案涉及的领料单作为证据主张向被告退货。”的错误认定。经查，原审法院根据精英公司提交的（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精英公司未能提供证明予以证实1011号棉纱14790公斤是财旺公司向其所回购的货物。现上诉人精英公司现又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认定精英公司所提交的领料单4份，证明其主张向财旺公司退货并无不当，原审确定本案履行地为安徽省庐江县并裁定将本案移送庐江县法院处理并无不当，因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精英公司因不服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民二终字第00462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5月25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民申81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精英公司的再审申请。本案重审过程中，财旺公司申请的证人童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当时在精英公司是以财旺公司和皓宇公司的业务员身份进行工作，1011号棉纱因质量问题引起退货，精英公司要求退回财旺公司，四份领料单的毛纱是财旺公司生产的货，是精英公司退给财旺公司的，领料单签字是其本人的，对方是精英公司负责收货、发货的曾斌签字，曾斌在四份领料单中写了“退给天宇毛行”，“天宇毛行”，为什么有的写了“退给天宇毛行”，有的没有写，因开始到精英公司对流程不熟悉，且当时我们公司老总和精英公司老总关系非常好，曾斌当时将领料单写好了我就签字，后来我在精英公司工作时间长了与曾斌关系熟悉了才知道这些领料单都是退货的，所以后来就要求曾斌注明是退货。我当时在2013年1月20日这份领料单上面签字时知道是退货的。为什么当时没有让曾斌在这上面备注退货，是没在意这些文字细节，我在精英公司呆了半年以后才知道这些的，并要求曾斌加上备注。这份领料单上注明591条×25公斤+15公斤的意思是591条×25公斤，条是每条25公斤，15公斤是纱的筒头，零碎的筒头加起来有15公斤。重审同时查明1011型号棉纱是财旺公司自行生产的产品。一审法院认为，精英公司与财旺公司之间的棉纱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长期因棉纱买卖而形成的交易关系，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精英公司为证明其本诉主张，提供由童某签字认可的领料单，以证明财旺公司于2013年1月20日以每公斤单价31元向其回购1011号棉纱14790公斤，并同时提供其他三份领料单辅佐证明该主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精英公司对领料单中退货的解释是“退货的货是原告发给我方的货”，回购的解释是“回购的货可能不是原告发给我方的货。此节事实出于（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民事案件卷宗一册第142页庭审记录。对于案涉1011型号14790公斤棉纱是退货还是回购，分析认为：1、1011型号棉纱属于财旺公司自行生产的棉纱产品，精英公司基于双方长期的棉纱交易而从财旺公司取得，从双方的多次诉讼过程反映，精英公司未能证明其从别处取得了此型号棉纱的事实，由此可以认定该型号的棉纱精英公司是从财旺公司因交易而取得的。2、（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民事判决书第17页对案涉标的的认定是“关于14790公斤1011号棉纱的货值不应在上述认定的总价款2013445元中扣减。精英公司主张1011号棉纱是回购（领回的货物可能不是财旺公司所发），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朗民二初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告曾以本案涉及的领料单作为证据主张向被告退货”，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9民辖终35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法院根据精英公司提交的（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精英公司未能提供证明予以证实1011号棉纱14790公斤是财旺公司向其所回购的货物。现上诉人精英公司现又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认定精英公司所提交的领料单4份，证明其主张向财旺公司退货并无不当。上诉人精英公司所提上诉理由不当，不予采信。3、对精英公司提供的案涉领料单的真实性，当事双方均无异议，应当予以认定。证人童某是财旺公司的员工，负责在精英公司货物收、发业务，其也是涉案领料单的经办人，其出庭证明涉案14790公斤1011号棉纱因质量出现问题引起退货，开始时不熟悉流程，在曾斌写好领料单后就签字，后才知道领料单都是退货时就要求注明是退货的证言，符合精英公司提供的其他三份领料单的时间顺序，且涉案领料单中括注的数量591条×25公斤+15公斤，有悖于整数去零头的购买常规，整数加零头符合质量引发的全部退货现象。4、精英公司与财旺公司因棉纱交易而形成的棉纱买卖关系已经多年，现有证据证明双方的买卖顺序为精英公司为买方，财旺公司为卖方。现精英公司以案涉领料单作为证据证明其为棉纱卖方，财旺公司为棉纱买方提起诉讼，本诉是对双方长期形成的买卖法律关系的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原则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的，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精英公司仅提供一份领料单作为证据证明财旺公司回购涉案的1011号棉纱14790公斤，其应当同时提供案涉棉纱来源等相关证据加以证明，该领料单不能证明双方法律关系变更的事实，更不符合双方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综上理由，对本诉精英公司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根据，无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则应当依法不予支持。对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财旺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财旺公司为证明其反诉主张，提供涉案的0002002号发货单开具时间为2012年2月12日，因双方对货款的给付时间没有约定，根据法律的原则规定，涉案货款的诉讼时效起算应当从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不超过二十年为标准，故反诉原告的诉求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规定。关于案涉0002002号发货单的真实性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精英公司在重审庭审中自认送货单上的货物已经收到，但是送货单不是真实的，上面盖印的“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内部专用章”，不是其公司使用的印章，且其公司也没有该印章，送货单上的经办人是谁？由谁签名也无法得知。并在原审提供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于2016年8月25日出具的证明：“经核查，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内部专用章，无在我分局进行备案”。分析认为：该证明只能证明该枚印章没有在该公安分局备案，而不能证明精英公司有无该枚印章的事实。精英公司承认收到货物，却否认送货单，同时主张要求认定其公司已经支付了该笔930000元货款，依此认定，精英公司对反诉标的物的数量、单价、总货款并无异议，应当依法认定该送货单的真实性。精英公司在原审提交19张电子银行交易回单（付款方）共计汇款金额5726000元，并据此提出2012年2月12日至2012年7月6日期间，精英公司共向财旺公司付款2200000元，结合财旺公司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民事案件中关于交易习惯是“先供货，后付款”的陈述，应当依法认定精英公司已经支付了财旺公司反诉请求的930000元货款。对此辩称理由，分析认为：精英公司与财旺公司就棉纱交易已经多年，双方的交易习惯业已被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确定为“先供货，后付款”。精英公司从双方交易多年的汇款凭证中汇总2012年2月12日至2012年7月6日期间向财旺公司付款2200000元的凭证，并以此要求推断认定已经支付涉案货款。自2011年8月19日至2013年8月22日期间，财旺公司向精英公司开具了数额为6946000.0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精英公司予以抵扣，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大于精英公司提供的汇款数额，精英公司未能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说明其公司用于实际抵扣的数字，且其无法说明2200000元的汇款凭证中与涉案货款有关联对应的汇款凭证和金额，因此，对精英公司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反诉原告的反诉理由成立，依法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判决：一、驳回精英公司要求财旺公司给付货款458490元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二、精英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财旺公司货款930000元。案件受理费8824元，反诉费4412元，合计13236元，由精英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财旺公司与精英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双方之间货物的交易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交易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财旺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精英公司诉请的货款；二、财旺公司反诉的棉纱货款精英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精英公司上诉主张财旺公司应当支付其货款40余万元，其理由为该部分货物为财旺公司回购的棉纱，故应按照财旺公司出售给其的该型号棉纱的单价支付货款。精英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法庭提供为一张领料单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精英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理由为：首先，从精英公司与财旺公司交易习惯看。财旺公司为一家生产棉纱的企业，其经营项目主要为纺织原料、纱线加工制造等；而精英公司则是一家从事针织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两企业的交易往来是由财旺公司向精英公司供应棉纱，也即，依据交易惯例，财旺公司为供货方，精英公司为需求方。若存在财旺公司向精英公司回购棉纱，则是双方交易中的特殊情况，应当有特别的约定。其次，从该张领料单看。精英公司提供的领料单正文部分主要内容为天宇毛行包芯纱1011缸14790公斤，下方有收货人的签名。仅看该张领料单内容，只能证明收货人收到毛行天宇的货物，而该货物为回购抑或退货依据领料单无法判定。但结合精英公司与财旺公司之间的往来交易，该领料单位上的货物为退货的可能性大于财旺公司回购的可能性。因为，一是作为回购此种异于双方当事人间正常交易的行为，应当有明确的约定及回购价格，二是即便如精英公司所述以财旺公司销售的单价作为回购价格，财旺公司作为经营棉纱加工的企业，也不可能以同样的价格回购其销售的货物。第三，从收货人当庭证言看。该领料单上的收货人于一审庭审时当庭作证，证明该领料单记载的货物为退货的事实，并特别提及该领料单上14790公斤下方的括号内注明的15公斤为纱的筒头，是零散部分纱的公斤数。此处提及与领料单上的内容相吻合，也较为符合领料单上的货物为退货的属性。另外，精英公司认为该领料单为回购单的主要理由，即其他三张退货单上均的“退给”的字样，而该张则无。对此，收货人童某当庭证明是其因刚接手业务时出具的，后期均要求对方加上“退给”。结合精英公司提供的四张领料单出具的时间先后顺序，以及另三张领料单上除“退回”两字外其余内容相同的事实，童某的解释符合情理。关于焦点二。财旺公司主张精英公司应当支付其货款93万元，并提供了一张供货单，精英公司上诉称不应支付。对此，本院认为，精英公司的上诉主张成立。理由为：首先，从案涉货物的供货时间看。案涉供货发生于2012年2月，在本案诉讼前，财旺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2014年9月两次起诉过精英公司公司拖欠其货款，在该两次起诉中，财旺公司均未提及案涉此笔货款。该货款产生在财旺公司两次起诉前，单笔达90余万元数额较大，财旺公司此前未予起诉，而在本案被精英公司起诉后反诉时才提出，显与常理不符。财旺公司仅主张系财务疏忽所致，难以成立。其次，从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看。对于先供货后付款的交易习惯，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案涉货物供货时间为2012年2月，而在2012年2月至2012年7月间，精英公司即先后向财旺公司支付220万元的货款，超过案涉的93万货款。因双方当事人之间交易次数较多，供货及付款并非完全一一对应，财旺公司若主张该220万元不涵盖案涉93万元，应当举证予以证明。而在本案中，财旺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事实。第三，从案涉货物的供货单看。财旺公司主张该笔货款未付系因为该货物的供货单仍由其持有，而精英公司虽认可其收到该批货物，但对供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案业已查明，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出具证明案涉供货单上的印章不在该局备案，而财旺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份供货单上的印章为精英公司所持有或使用过，且印章为内部专用单，依法不能产生对外的效力。因此，财旺公司以此供货单原件由其持有，作为证明精英公司未支付货款的依据显不能成立。综上，财旺公司请求精英公司支付93万货款无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令精英公司给付财旺公司货款9300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4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驳回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要求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给付货款458490元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二、撤销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4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货款930000元。三、驳回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24元，反诉费4412元，合计13236元，由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负担8824元，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负担44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236元，由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负担6618元，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负担66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爱民审判员  陆文波审判员  张 键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书记员  沈晨晨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