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4民终1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立蕊，女，197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锋，山东湛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红，女，197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洪建，山东阳光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国臣，山东阳光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桂霞，女，1971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上诉人许立蕊因与被上诉人王春红、原审第三人徐桂霞个人合伙纠纷一案，不服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491民初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立蕊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491民初11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上均存在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合伙是二人合伙是错误的。一、被上诉人王春红曾是上诉人的会计，以前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三人多次合伙投资时，都是王春红打理三人合伙的进出款项，因此许立蕊不可能对每次投资款的来源知道的比王春红更详细（包括这次对杜守义的50万投资），但王春红于2015年7月10日上午9时在德城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时认可50万元出资中的30万是其自己的，并承认这是三人合伙，该自认已被德城区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上诉人认为，作为会计的王春红对数字应该比一般人更加敏感，本案中又是其亲自将50万元转账给债务人杜守义的，其对50万元投资款是由其与许立蕊还是其、许立蕊与徐桂霞三人合伙，王春红本人应该最清楚，因其自认出资30万元，再加上许立蕊出资16.5万元，那么50万元中的3.5万元应该是第三合伙人的出资应该是不言而喻，上诉人在开庭中指出王春红上述自认的潜台词应该是指第三合伙人徐桂霞出资3.5万元，不难看出，上诉人的这个说法只是对王春红自认的解读，而一审法院却将此解读认定成是上诉人的主张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并以上诉人不能举证为由，认定这次合伙是二人合伙不是三人合伙。实际上上诉人在质证被上诉人提供的（2016）鲁14民终530号民事判决书这份证据时，已明确说明该证据第七页第一段中，被上诉人已自认是三人合伙，且被上诉人王春红仅出资30万元的事实。通过以上分析看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是完全错误的。2、王春红在生效判决中自认50万元投资是三人合伙，其仅出资30万元，上诉人也认为是三人合伙，可谓双方主张是一致的；而在本次开庭中王春红却又改口说是二人合伙，其出资33.5万元，上诉人认为王春红这种说法既与其在前述的自认相矛盾，又没有证据支持及令人信服的解释，令人不解的是，对王春红前后如此截然不同的说法，一审法院却没有关注并查明原因。3、一审法院对第三人徐桂霞在开庭时的“其对该笔借款并不知情，没有出资，3.5万元投资不是她的”陈述，予以认可是错误的。徐桂霞与王春红、许立蕊三人以前在多次合伙做生意（当然也包括多次合伙向别人出借资金）的过程中出现过矛盾和争执，其陈述是主观的，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其上述说法与三人的调停人与协议见证人张某的说法明显不一致，因此一审法院对其予以采集是不正确的。二、一审法院《合伙协议》中，“本协议及本协议之前的任何经济纠纷并不包括本案王春红与许立蕊向杜守义出借50万元的合伙纠纷”的认定是错误的。对上诉人提交的《合伙协议》进行质证时，第三人徐桂霞曾说该协议是其所写，在上诉人的提示下，第三人才不得不承认该协议是在中间调停人及见证人的调解下由律师起草的，可见仅凭当事者之一的徐桂霞的陈述是不能还原事情的真相的，可是一审法院又在没有任何佐证的情况下，采信了徐桂霞的个人陈述，协议签订时王春红和许立蕊与杜守义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尚未发生纠纷等，同时也仅仅依据徐桂霞的个人陈述认定“本协议及本协议之前的任何经济纠纷”并不包括本案王春红与许立蕊向杜守义出借50万元的合伙纠纷”。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缺乏证据。三、一审法院对外投资款没要回的情况下即判决上诉人偿还王春红20.9万元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杜守义向张永军偿还32万元借贷，应视为已向许立蕊偿还全部借款”的认定不正确，因此杜守义向张永军偿还32万应视为对全体合伙人的偿还，而不应仅视为对上诉人个人的偿还。其次，一审法院“上诉人将欠条交给张永军导致欠款追回出现问题，上诉人应承担过错责任，因王春红已经无法再另行追要”的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委托张永军去催要借款，将欠条交给张永军是必须的，上诉人并没有任何过错；而且将借条交给张永军并不是所谓“导致欠款的追回出现问题”的原因，何况向外主张债权时遇到问题是正常的，张永军没完成受托任务，没将追回的钱交给合伙人，并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再者，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也完全可以依法向张永军主张权利，也并不会导致“王春红已经无法再另行追要”，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要债过程中出现的正常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的规定归结为上诉人的过错是不成立的，是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出现错误。第三、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未确定欠款确实已无法要回且全体合伙人也未清算的情况下受理该案明显不当，而且仅凭主观臆测即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并向被上诉人偿还20.9万元是完全错误的。四、一审法院遗漏了诉讼主体，应将张永军追加为第三人，由于被上诉人的诉求是偿还其合伙投入22万元，在庭审中也查明杜守义将钱款全部给了张永军的情况下，上诉人认为应当将张永军追加为第三人，否则无法查明并认定张永军是否将其款项交付给上诉人，也无法判断上诉人是否有过错以及是否具有向被上诉人支付所谓22万元的义务。五、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无视生效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自认的法定事实，口头拒绝上诉人要求与本案毫无利害关系的三合伙人的调停及协议见证人张某出庭作证，以及庭审中毫无根据的阻止上诉人与其代理人正常交流的做法，是一种在没有克服“先入为主”思维的状态下“先定后审”的体现。综上，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以及程序上均存在错误，而且没有克服先入为主的思维，以致做出错误判决，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为此上诉人具状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王春红答辩称，一、（2018）鲁1491民初110号民事判决认定是王春红、许立蕊两人合伙是正确的。1、德城区人民法院（2013）德城商初字第176号判决书卷宗材料，王春红银行卡明细（4份）卷宗第27、26页，显示有165000元转入，转出500000元。与（2013）德城商初字第176号判决书本院查明的事实----借给杜守义的50万元是有许立蕊的16.5万元，王春红的33.5万元组成相符。没有看到转入3.5万元的任何信息，许立蕊的代理人推断的徐桂霞出资3.5万元从银行卡明细中看不出任何痕迹，也就是说上诉人推算出来的徐桂霞投入3.5万元的事实不存在。这份转账记录在历次庭审中都是无争议的事实。2、许立蕊不服德城区人民法院（2013）德城商初字第176号判决的上诉状，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关键事实认定错误。……（一）关于该案的基本事实……1、许立蕊、王春红共同借款给杜守义，2011年10月17日，许立蕊、王春红借给杜守义50万元，许立蕊16.5万元，王春红33.5万元，许立蕊将16.5万元打到王春红卡上，王春红转账给杜守义。2011年11月，杜守义分两次还款18万元，许立蕊分得了6万元，王春红分得了12万元。关于许立蕊要回的18万元，她与王春红按1:2的比例分配在历次庭审中都是无争议的事实，这显然是两人合伙的分配原则。3、徐桂霞当庭陈述，她对借给杜守义50万元不知情，也没投入一分钱，请注意，徐桂霞是法庭为查明事实依职权追加的第三人，不是证人。4、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德中民终字第153号案件，2014年3月20日下午14是30分开庭笔录，该案卷宗18页到数第二行：“因为是以许立蕊的名义签的合同，后来只能以许立蕊的名义委托张永军，但实际出借人是两个”。5、不要光看（2016）鲁14民终530号判决书的认定，请认真核对一下该判决书认定三人合伙的依据，（2016）鲁14民终530号民事判决认定三人合伙是依据是：“一审庭审时，审判员询问上诉人王春红，被告许立蕊说的50万元借给杜守义是你们三人合伙的，是事实吗？王春红回答：属实，但我的30万元是借给许立蕊的，里面没有徐桂霞的钱”（见【2015】德城民初字第591号民事判决卷105页，开庭时间是2015年7月10日上午9时）。6、如果说徐桂霞也是这50万借款的合伙人，那么，徐桂霞是怎么出资的？7、比较一下这几份证据的效力：证据1是银行的转账凭证，是最客观的证据，没有伪造的可能性；证据2是许立蕊在一审败诉后的上诉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诉人在上诉时一定对所有证据和法律适用都进行了审慎的考虑，不会搞错是三人出资还是两人出资，证据2不仅说明了借款人是许立蕊和王春红两人合伙（50万，许立蕊16.5万，王春红33.5万元），并且合伙收入的分配体现的也是两人合伙（18万回款，许立蕊6万，王春红12万）。证据3徐桂霞的当庭陈述，能与证据1、2相互印证，这些证据和王春红2015年7月10日上午开庭时一审庭审时，审判员询问上诉人王春红，被告许立蕊说的50万元借给杜守义是你们三人合伙的，是事实吗？王春红回答：属实，但我的30万元是借给许立蕊的，里面没有徐桂霞的钱”相比，本案是三人合伙还是两人合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许立蕊在其上诉状中自认的、特别书写的事实应该作为定案的依据。一系列客观证据的效力远远高于口头陈述，因为口头陈述往往会因为上下文之间的语气、或者口语中的省略，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二、根据第一个问题的六份证据关于三人合伙债权债务已经结清，显然与本案无关。三、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被调查中收集的证据足以证明对外投资已经收回，且已经交给了许立蕊德城区人民法院（2013）德城商初字第176号案件人民法院在公安机关调取的材料：1、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刑警大队2013年1月4日10时20分至11时20分对许立蕊的询问笔录，卷宗第30至32页。许立蕊说借给杜守义50万元，已归还18万，剩余的32万到期没有归还，许立蕊委托张永军代为向杜守义追讨欠款（30页）；张永军要回欠款后给了她10万元。2、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刑警大队2012年12月26日9时30分至10时15分对杜守义的询问笔录，卷宗第33至35页。杜守义说借许立蕊50万元，已归还18万，他分四次向张永军交付32万元。3、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刑警大队2012年12月26日10时30分至11时0分对杜守义的询问笔录，卷宗第36页。杜守义说他分四次向张永军交付32万元后，张永军又花了1万元将收回的奥迪A6（号牌为鲁Ｎ×××××号）轿车买回去了。4、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刑警大队2013年1月18日9时10分至10时10分对丁磊的询问笔录，卷宗第38至43页。丁磊是许立蕊的司机，受许立蕊的指派到张永军那里去拿钱。拿的钱是许立蕊借给杜守义50万元，通过张永军要回的账。他两次从张永军那里取回了10万元，给张永军打了收到18万元的收条。5、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刑警大队2013年1月4日10时0分至11时25分对丁磊的询问笔录，卷宗第44至47页。丁磊是许立蕊的司机，受许立蕊的指派到张永军那里去拿钱。拿的钱是许立蕊借给杜守义50万元，通过张永军要回的账。他两次从张永军那里取回了10万元，给张永军打了收到18万元的收条。6、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刑警大队2012年12月12日15时20分至16时10分对许立蕊的询问笔录，卷宗第48至51页。许立蕊她委托张永军代为向杜守义追讨欠款（30页）；张永军要回欠款后仅给了她8万元。她认为张永军属于诈骗行为，到公安机关报案。7、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刑警大队2013年1月5日14时30分至16时10分对张永军的询问笔录，卷宗第52至55页。张永军说许立蕊委托他向杜守义追讨欠款，杜守义分多次给了他28万元，他奥迪A6（号牌为鲁Ｎ×××××号）轿车开回去了。他把28万元现金给了许立蕊，轿车留在了自己手里。许立蕊的司机丁磊给他打了18万元的收条。8、情况说明，第63页，2012年12月11号丁磊书写他分四次从和顺汽车修理厂取现金18万元。9、关于许立蕊控告张永军诈骗一案工作汇报，第65至68页，公安机关汇总了前述2至9号证据，认为张永军从杜守义处收回欠款32万元，从皇明集团收回5万元，共37万元，将其中的28万元给了许立蕊，许立蕊只认可给了10万，但许立蕊的司机丁磊为张永军书写了18万的收到条。引起不同说法主要是张永军的劳务费是按5%还是50%。张永军构不成诈骗罪。通过对证据1至9的分析：许立蕊委托张永军向杜守义追讨欠款、张永军从杜守义处要回了欠款32万元是不争的事实，张永军如果5%收取劳务费，应该给许立蕊28万元左右；按50%收取劳务费，应该给许立蕊18万元左右，结合丁磊书写的18万元的收条，我们认为许立蕊收到张永军从杜守义处要回的欠款在18万元至28万元之间。一审法院认定张永军已经收回全部借款并交给许立蕊并无任何不当。四、一审法院并未遗漏诉讼主体因为合伙债务的追索问题公安机关已经侦查终结并有结论，人民法院也对公安机关的结论进行了审查，上诉人要求追加张永军参与诉讼，在法庭上当事人自己陈述举证还能比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中获得的证据更可靠吗？人民法院依据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被调查中获得证据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最准确的。关于遗漏当事人张永军，根据上诉人的报案，公安机关对张永军进行了刑事侦查，张永军已经完成委托，并把收回的资金交给上诉人，本案与张永军无关。关于出借资金问题，这是第七次涉及法律事实案件的开庭审理，前六个案子上诉人都承认是他们的个人资金，怎么今天又成了公司资金。关于上诉人已经偿还被上诉人30万元，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德中民终字第153号民事判决已经查清，这30万元是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的账户走账，在几分钟以内已经在银行营业厅转给了上诉人。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上诉人用这份证据证明她借被上诉人的30万元已经偿还，民间借贷经过五个案件的审理，认为是合伙，所以也认定30万元被上诉人的账户仅仅是走账，30万元与本案无关。五、关于张某出庭作证问题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并且王春红多次要求张某出庭接受质证，是张某不出庭，或者是许立蕊不让她的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本案中由于徐桂霞已经参加诉讼，还需要一个局外人来证明吗？综上，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491民初11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批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春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原、被告的合伙事项进行清算；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合伙投入22万元，从2012年2月至还款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25日，张某作为见证人，甲方为许立蕊，乙方为王春红，丙方为徐桂霞，三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2012年7月25日，经三方协商一致，由于在购买苹果事宜中，三方因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所致亏损，甲乙丙三方愿意承担亏损数额，所剩余在丙方的捌万陆仟陆佰柒拾贰元资金（其中：甲方陆万伍仟元柒佰叁拾陆元，乙方贰万零玖佰叁拾陆元）。由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乙双方共有的捌万陆仟陆佰柒拾贰元。甲乙双方不得再向丙方追究因在合作购买苹果中的任何经济责任。（以下内容协议书中另起一段）甲乙丙三方达成以上协议，是在本着友好互让、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一致。各自遵守承诺，过后三方不再提及、涉及本协议及本协议之前的任何经济纠纷。本协议尊重各自选择，自愿签字，本协议自三方签字后即生效。”后王春红以许立蕊、杜守义为被告，张永军为第三人，起诉至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0日做出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的（2013）德城商初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许立蕊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3日做出（2014）德中民终字第1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3）德城商初字第176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2015年2月12日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再次立案后，于2015年9月22日做出（2015）德城民初字第59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王春红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许立蕊向其借款的事实，应承担不利后果，许立蕊与杜守义的借贷关系、许立蕊与张永军的委托关系、许立蕊与王春红的其他法律关系可另案解决，并驳回原告王春红的诉讼请求。王春红对该判决不服并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6日做出（2016）鲁14民终53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王春红与许立蕊系合伙对外借贷关系，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春红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0日做出（2017）鲁14民申16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王春红与许立蕊合伙出资50万元出借给杜守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裁定驳回王春红的再审申请。（2016）鲁14民终53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七页第一行写明：“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及一审（2015）德城民初字第591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可以确定的事实是：“2011年10月17日，杜守义因经营需要向许立蕊借款50万元，因当时许立蕊手中没有那么多钱，许立蕊和王春红商议（王春红当时是聘用的会计），由许立蕊出资16.5万元、原告王春红出资33.5万元借给杜守义。许立蕊将自己的16.5万元打入王春红的信用卡上，王春红将50万元转账给杜守义，杜守义向许立蕊出具借款手续，杜守义将一部奥迪A6轿车（鲁Ｎ×××××）、一部奔驰面包车（鲁Ｎ×××××）质押于许立蕊处。2011年11月，杜守义分两次向许立蕊还款18万元，其中，许立蕊分得6万元，付给王春红12万元。王春红称截至起诉前许立蕊已偿还其12.6万元借款本金及两个月的利息。”二审中法院查明：“一审庭审时，审判人员询问上诉人王春红被告（许立蕊）说的50万元借给杜守义是你们三人合伙的，是事实吗？王春红回答：属实，但我的30万元是借给许立蕊的，里面没有徐桂霞的钱。”对于以上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根据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刑警大队向许立蕊、丁磊、张永军、杜守义四人作的询问笔录可知，许立蕊与王春红出借给杜守义50万元借款,杜守义偿还了18万元，剩余的32万元，许立蕊委托张永军代为催要，并向张永军出具授权委托书等手续，将欠条交付给张永军，张永军持欠条向杜守义索要款项，后杜守义已经偿清全部欠款，张永军也已经收到全部借款，张永军称“将其中不到28万元现金支付给许立蕊，杜守义用发生事故的奥迪A6轿车折抵了剩余的借款，现许立蕊未与其结算，尚欠其要账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个人合伙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本案中系王春红与许立蕊二人合伙还是王春红、许立蕊、徐桂霞三人合伙；二、协议书内容的效力；三、许立蕊向杜守义追回的借款数额，应向王春红支付的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系王春红与许立蕊二人合伙还是王春红、许立蕊、徐桂霞三人合伙”的问题。许立蕊一方主张王春红在2015年7月10日上午9时德城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时认可其中30万元是原告自己的，并主张3.5万元系徐桂霞出资，本次向杜守义出借50万元系三人合伙，本院认为，在第二次开庭时，第三人徐桂霞到庭明确表示其对该笔借款并不知情，更没有出资，3.5万元并不是徐桂霞本人的，且许立蕊一方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对许立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向杜守义出借50万元系王春红与许立蕊二人合伙，其中王春红出资33.5万元，许立蕊出资16.5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二“协议书内容的效力”问题。《合伙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协议由三方当事人签字并摁手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现针对协议内容“过后三方不再提及、涉及本协议及本协议之前的任何经济纠纷”许立蕊与王春红产生分歧，许立蕊主张该句话“任何的经济纠纷”包括王春红与许立蕊合伙向杜守义出借50万元的经济纠纷，王春红抗辩并不包括，本院当庭由三方当事人陈述签订协议时的情况与具体意思，根据第三人徐桂霞陈述，该协议所解决的是“我和她俩之前的任何经济纠纷都没事了，至于她俩的事我不清楚”，且涉及杜守义的该笔借款为王春红与许立蕊两者之间的合伙纠纷系其双方之间的纠纷，协议签订时王春红和许立蕊与杜守义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尚未发生纠纷，本院认为，该协议为三方签订，其内容应针对协议三方，且合同签订应是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情况下，该内容应为三方均清楚明知的事实，徐桂霞表示其对涉及杜守义的该笔借款并不知情，故该协议中“本协议及本协议之前的任何经济纠纷”并不包括王春红与许立蕊合伙向杜守义出借50万元的合伙纠纷。关于争议焦点三“许立蕊向杜守义追回的借款数额，应向王春红支付的数额”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王春红与许立蕊共同向杜守义出借50万元的借款，杜守义已经全部清偿，张永军也认可已经收到全部借款，故杜守义向张永军偿还32万元借款，应视为已向许立蕊偿还全部借款。许立蕊单方委托张永军催收欠款并将欠条交付给张永军的行为系单方对合伙事务的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许立蕊单方处分行为导致欠款的追回出现问题，其应对出借资金承担过错责任，因杜守义已经还清全部借款，张永军也已经收到全部借款，且借条也由许立蕊交付张永军，该笔借款王春红已经无法再另行追要，因此许立蕊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按出资比例，许立蕊应偿还王春红20.9万元（33.5万扣除已支付的12.6万元）。至于许立蕊与张永军之间的关系，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许立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春红20.9万元；二、驳回原告王春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王春红负担115元，被告许立蕊负担2185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上诉人许立蕊德州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2012年1月9日上诉人在德州银行的账户贷款发放存入30万元，2012年1月10日通过转账支取的方式分两笔向被上诉人王春红账户转账30万元，其中一笔为16万元，一笔为14万元。结合被上诉人自认的12.6万元，该30万元加上12.6万元共计42.6元已经超出9.1万元，为什么在清算时上诉人没有要求主张被上诉人返还9.1万元，因为是三人合伙对之前的全部的债权债务总体清算，没有单独针对这一笔，单独的出借没有单独的合伙协议，也没有针对单独这一笔出借达成任何文字性资料，所以二人合伙是不成立的，三人之前就做民间借贷生意，中间对外出借的资金比较多，通过清算后才出具的散伙协议。被上诉人王春红质证意见：这30万元与本案无关。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许立蕊2012年1月10日通过转账支取的方式分两笔向被上诉人王春红账户转账30万元系三人合伙的款项。另查，2010年左右，上诉人、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徐桂霞三人开始合伙做民间借贷、苹果生意。三人合伙做苹果生意就一次。2017年2月6日一审法官吕营对王春红的询问笔录：法官：通过和徐桂霞电话联系，她表示与她没有任何联系了，当时三方都打了协议，她的意思是你们打的协议不仅是包括苹果生意没有事情了，也包括打协议之前的任何纠纷三方没有任何瓜葛了，你是怎样理解这个协议的？王春红：我的理解是我们三个之间的苹果生意包括以前的任何纠纷都没有了，但是我和许立蕊之间的事不可能没有。法官：这与你庭审中陈述的不一致，你庭审中说这个协议只是指的苹果生意打的这个协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在本案中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二人合伙还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三人之间的合伙问题。（2016）鲁14民终530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中已载明：王春红已自认借给杜守义的50万元系三人合伙的。该事实已被（2016）鲁14民终530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认。王春红自己理解2012年7月25日三方协议也是三个人之间的苹果生意包括以前的任何纠纷都没有了。因此本案所涉向杜守义出借50万元系王春红、许立蕊、徐桂霞三人合伙。被上诉人王春红辩称系二人合伙不能成立。关于合伙人2011年10月17日向杜守义出借50万元是否已结清的问题。2010年左右，上诉人、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徐桂霞三人开始合伙做民间借贷、苹果生意。三人合伙做了多笔民间借贷生意，只做过一次苹果生意。上诉人主张2012年7月25日三方协议只是针对苹果生意所作的协议，该主张不能成立，因为各方均认可只作过一次苹果生意，如果只针对一次苹果生意，不可能协议中载明：“过后三方不再提及、涉及本协议及本协议之前的任何经济纠纷”。涉案2011年10月17日向杜守义出借50万元，在本协议之前。从2012年7月25日三方协议的内容看，已对该协议之前的任何经济纠纷不再提及，因此三方的账目已结算。被上诉人主张该协议只是针对购买苹果事宜所做出的，被上诉人的主张与该协议内容自相矛盾，对被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应将张永军追加第三人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是合伙纠纷，与张永军没有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程序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许立蕊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491民初11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王春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35元，均由被上诉人王春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祥波审判员  魏 涛审判员  赵立英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