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10民初10114号
原告：杨建相，男，汉族，1971年3月1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宋广华，杭州市华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陈腊英，杭州市政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杨某2，男，汉族，1967年4月8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告：马祥子，女，汉族，1967年12月3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告：杨丹丽，女，汉族，1993年8月15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告：杨某1，男，汉族，2004年4月2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理人：杨某2，男，汉族，1967年4月5日出生，系杨某1之父，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金忠华，浙江巨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逸盛路183号。
法定代表人：丁琳，总经理。
原告杨建相为与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于2016年7月2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8月5日进行了第1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建相委托代理人宋广华、陈腊英，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共同委托代理人金忠华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依职权追加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6年12月19日进行了第2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建相委托代理人宋广华、陈腊英，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共同委托代理人金忠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建相起诉称：2006年，原告杨建相所有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房屋被征用拆迁，原告杨建相因经常外出，不方便办理征用拆迁手续，为此委托被告杨某2办理相关手续。被告杨某2接受委托后，代为原告杨建相与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征地拆迁办办理房屋拆迁及补偿安置等事项。根据政府部门当时的相关规定，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有两种，一种是以户为单位，每户分配农居点的宅基地一块，并发给补偿款自行建房（辅助工程及外墙由村委负责），另一种是以户为单位，每户分配多层公寓房面积400平方米。被告杨某2代原告杨建相选择了农居点宅基地加补偿款这一方案，其为自己选择了分配面积400平方米的多层公寓（4套）方案。在前述方案履行过程中，被告杨某2领取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逸居城（逸情苑）7幢1单元302室、（逸雅苑）10幢4单元1001室、（逸雅苑）11幢1单元101室、（逸雅苑）14幢3单元601室4套多层公寓房屋及附属地下车位一个，并以原告杨建相名义领取了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房屋拆迁补偿款328800元，而后，被告杨某2在属于原告杨建相名下的前述宅基地上为自己建造了3间3层半房屋，并谎称原告杨建相的房屋征用安置补偿仅为2套多层公寓，将已登记在其名下的前述4套多层公寓房中的2套（面积约170余平方米）交付给原告杨建相，原告杨建相信以为真，蒙在鼓里。直至2013年6月份，原告杨建相在为所得的2套多层公寓房办理燃气开户时才发现该2套房屋系登记在被告杨某2户名下，这才引起原告杨建相怀疑，经原告杨建相到相关部门查证，前述事实才得以知晓。原告杨建相认为，与被告杨某2之间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杨某2以原告杨建相名义所得的宅基地及补偿款，在完成代理事务后，应立即将属原告杨建相享有的宅基地及补偿款交付给原告杨建相，但被告杨某2却隐瞒事实，占用补偿款，并在属原告杨建相的宅基地上为自己建造了房屋，占用至今，且已无法将该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处分给原告杨建相，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杨建相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杨建相起诉至法院，要求：1、确认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逸居城（逸情苑）7幢1单元302室、（逸雅苑）10幢4单元1001室、（逸雅苑）11幢1单元101室、（逸雅苑）14幢3单元601室房屋归原告杨建相所有；2、判令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将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逸居城（逸情苑）7幢1单元302室、（逸雅苑）10幢4单元1001室、（逸雅苑）11幢1单元101室、（逸雅苑）14幢3单元601室房屋及附属地下车位一个交付原告杨建相；3、判令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协助原告杨建相将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逸居城（逸情苑）7幢1单元302室、（逸雅苑）10幢4单元1001室、（逸雅苑）11幢1单元101室、（逸雅苑）14幢3单元601室房屋过户至原告杨建相名下，并承担相应税费；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负担。
为证明所述事实，原告杨建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原告杨建相出具的《授权书××份（复印件，经盖章确认），用以证明原告杨建相委托被告杨某2代为办理房屋征用拆迁补偿等事项的事实；
2、2006年11月26日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份（复印件，经盖章确认），用以证明原告杨建相根据“余土拆字（2005）第2号”文件，被拆迁的房屋建筑面积为273.11平方米的事实；
3、2014年4月10日的杭州市余杭区南庄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份（原件）、《南庄兜村东农居点户主门牌号××份（原件），用以证明原告杨建相户因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征地拆迁，被安置的宅基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事实；
4、2009年12月14日的《多（高）层安置的补充说明××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杨建相的房屋被征用拆迁时，其安置是以户为单位，不论户内人口多少，若安置多层公寓房，可得面积均为400平方米的事实；
5、房产记载信息查询记录1份4页（原件），用以证明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多层公寓房屋已登记在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名下的事实。
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共同答辩称：不动产以登记确定所有权，争讼所涉的4套多层公寓房为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共同共有，即使原告杨建相与被告杨某2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被告杨某2也从没有承诺或处分这4套多层公寓房给原告杨建相的权利。在征地拆迁时，杨建相户的人口仅为1人，根据余杭区人民政府2008年4月的“区委办〔2008〕62号”文件的规定，其只能取得95平方米的多层公寓安置房。而事实上，在原告杨建相之前提起的3次诉讼中，均主张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宅基地系其拆迁安置所得，明确认可多层公寓房为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所有，而现在原告杨建相却主张对该4套多层公寓房享有所有权，其明显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至于原告杨建相诉称其无法收回宅基地，因其提起的3次诉讼均系撤诉结案，也未明确对宅基地处置方案；此外，被告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对拆迁安置方案的所有过程都不知情，也不同意将该4套多层公寓房划归原告杨建相所有。综上，法院应当驳回原告杨建相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所述事实，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2004年8月的杨建相户口簿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杨建相在被征地拆迁时，其户内人口仅为杨建相1个人口的事实；
2、2007年5月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区委办（2007）67号”《关于开展农村居民多层公寓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份（复印件）、2008年4月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区委办（2008）62号”《关于全面推行农村居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的实施意见××份（打印件），用以证明杨建相户在征地拆迁时，按照安置政策最多只能获得95平方米多层公寓房安置的事实；
3、原告杨建相诉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的（2014）杭余良商初字第519号民事案件的起诉状1份（复印件），原告杨建相诉被告杨某2的（2014）杭余良民初字第197号民事案件起诉状1份（复印件），原告杨建相诉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的（2015）杭余良民初字第449号民事案件起诉状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杨建相3次起诉均认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宅基地是分配给杨建相户，多层公寓属于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所有的事实；
4、余杭区农村居民多（高）层公寓安置表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安置给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的多层公寓房屋是经过合法审批以后进行登记的事实；
5、农村住房情况证明1份（原件），用以证明杭州市余杭区宅基地的占地面积是120平方米的事实；
6、杭州市余杭区南庄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份（原件），用以证明杨某2户内人员杨有法于2009年10月13日因病死亡的事实。
第三人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提交书面陈述：杭州市余杭区的农户拆迁安置工作已于2011年全部完成，而杨建相户与杨某2户的纠纷系亲属内部纠纷，与第三人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无关，第三人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尊重法院审判结果。
第三人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2007年7月24日杨某2户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份（复印件，经盖章确认）；
2、2008年7月6日杨某2户的《安置协议书××份（复印件，经盖章确认）。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原告杨建相诉被告杨某2（2014）杭余良商初字第519号案件的开庭庭审笔录以及（2014）杭余良商初字第519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1013号民事判决书1份。
上列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杨建相提交的证据，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据证据所载内容认定相关事实。
（二）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提交的证据，原告杨建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据证据所载内容认定相关事实。
（三）第三人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杨建相与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四）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经出示，原告杨建相与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以及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上列当事人的陈述与辩解，以及举证与质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杨某2与原告杨建相系亲兄弟，被告杨某2系原告杨建相之兄。2006年，原告杨建相与被告杨某2的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余杭区因建设农副产品交易中心项目而被征用拆迁，原告杨建相与被告杨某2各自所有的房屋均被列入征用拆迁范围，其中原告杨建相房屋的门牌号为××组范家塘31号，户内人口仅为原告杨建相1个人；而被告杨某2为××组范家塘30号，户内人口为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杨有法5个人。原告杨建相因不方便办理前述房屋的征用拆迁手续，因而出具《授权书》委托被告杨某2办理。被告杨某2持原告杨建相的《授权书》，于2006年11月27日以杨建相的名义与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上载明：杨建相户所有的建筑面积为273.11平方米房屋属于拆迁范围，以双方协商并经原良渚人民镇政府批准，对杨建相采用的拆迁补偿安置方式为在南庄兜农居点内安排宅基地自行建房，并在签订协议后20日内，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将拆迁房屋和附属物补偿费、临时过渡费、搬家补贴费和其他费用等共计328800元，先支付50%给杨建相，计164000元，其余部分在规定时间内搬迁完毕并腾交房屋，经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验收同意后，一次性支付给杨建相。2007年7月24日，被告杨某2代表杨某2户与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上载明：杨某2户所有的建筑面积为383.05平方米房屋属于拆迁范围，以双方协商并经原良渚人民镇政府批准，对杨某2户采用的拆迁补偿安置方式为在南庄兜农居点内安排宅基地自行建房，并在签订协议后20日内，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将拆迁房屋和附属物补偿费、临时过渡费、搬家补贴费和其他费用等共计719800元，先支付50%给杨某2户，计359900元，其余部分在规定时间内搬迁完毕并腾交房屋，经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验收同意后，一次性支付给杨某2户。至2008年7月6日，被告杨某2代表杨某2户与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安置协议书》，选择的拆迁补偿安置方式变更为安置面积400平方米多层公寓。
在前述杨建相户与杨某2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杨某2于2006年12月6日以杨建相的名义领取了杨建相户拆迁补偿款164000元；2007年4月22日，被告杨某2以自己的名义代杨建相户领取了杨建相户拆迁补偿款164800元；而杨建相户的宅基地，经被告杨某2抽签摇号选定为杭州市余杭区，面积120平方米，该宅基地选定后，即于2009年12月被被告杨某2领取、占有，并出资在该宅地基上建造了3间3层半住宅房，由杨某2户家庭人员居住至今。2009年10月13日，杨某2户内人员杨有法因病死亡。2011年2月，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代表杨某2户领取安置面积400平方米多层公寓，即领取了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29平方米）、逸雅苑10幢4单元1001室（面积87.26平方米）、逸雅苑11幢1单元101室（面积118.8平方米）、逸雅苑14幢3单元601室（面积88.67平方米）4套多层公寓房屋及配套地下停车位1个，并且4套多层公寓房已进行了产权登记，产权登记为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共同所有，其中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多层公寓房屋在领取后交由原告杨建相占用。
前述杨建相户与杨某2户的安置方案实施后，直至2013年6月，原告杨建相发现自已占用的2套多层公寓房屋的产权登记于被告杨某2户名下，引起原告杨建相怀疑，后经原告杨建相到相关部门查证才得知杨建相户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此后，原告杨建相于2014年9月4日以委托代理合同纠纷起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杨某2返还拆迁补偿款328800元，该案经本院审理后，本院作出（2014）杭余良商初字第5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杨某2返还拆迁补偿款328800元，被告杨某2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1013号民事判决书，维持本院判决。此后，原告杨建相先后2次起诉，要求确认杭州市余杭区房屋归原告杨建相所有，并要求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腾退该房屋，但在诉讼中，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均予以拒绝，为此原告杨建相撤回起诉。现原告杨建相起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09年12月14日，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根据2008年4月21日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区委办（2008）62号”《关于全面推行农村居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的实施意见》发文《多（高）层安置的补充说明》，规定：选择多（高）层公寓安置的农户每户安置面积400平方米商品房，超出面积10平方米的按2500元/平方米购买；每户配套地下车位按与居住房屋就近安排。在本案诉讼中，第三人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陈述，杭州市余杭区的农户拆迁安置工作已于2011年完成，杨建相户与杨某2户的纠纷系亲属内部纠纷，并不牵涉第三人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的安置问题。本案经开庭审理，多次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在拆迁安置过程中，杨建相户由被告杨某2出面签订安置协议，选定安置方案、领取安置成果，但被告杨某2自接受原告杨建相委托后，未向委托人杨建相报告代为选定的安置方案以及领取的安置成果，直至原告杨建相发现被告杨某2隐瞒前述代为选定的安置方案以及杨某2户侵占安置成果而提起诉讼，并在此后的诉讼中，杨建相才发现杨某2领取的拆迁补偿款虽然可追回，但是杨建相户在宅基地上建造了住宅房，继续宅基地加补偿款的安置成果进行追索，客观上已履行困难，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而杨某2户前述占有杨建相户的宅基地建房、领取补偿款的行为，其实质上是将自已的多（高）层公寓安置成果与杨建相户的安置成果进行了私自调换，也体现了主观过错；与此同时，现有的证据，也证明杨建相户与杨某2户，均符合选择多（高）层公寓安置或选择宅基地加补偿款条件，并且作为杨建相户与杨某2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相对方即第三人杭州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亦已明确表述，杭州市余杭区的农户拆迁安置已于2011年完成，杨建相户与杨某2户的纠纷并不牵涉第三方安置问题，也即杨建相户与杨某2户之间的安置方案变动，安置成果调换也已不牵涉第三方安置问题。因此，杨建相户在选择宅基地加补偿款方案存在履行困难前提下而选多（高）层公寓安置方案，确认安置成果，合情合理，并无不当，同时鉴于拆迁安置方案相对应的房屋安置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法律事实，因而作为杨建相户的原告杨建相要求确认多（高）层公寓安置方案项下的房屋归其所有以及向其交付，依法应予以支持，但其要求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协助办理4套多（高）层公寓房过户登记，因原告杨建相所诉情形不属过户登记，尚不符合条件而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为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房屋属原告杨建相所有；
二、被告杨某2、马祥子、杨丹丽、杨某1将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房屋及配套地下停车位1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腾空并交付原告杨建相；
三、驳回原告杨建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杨建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富春
人民陪审员 金良瓶
人民陪审员 郭函丽
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沈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