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浙民申82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蔡建兵。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蔡某。
法定代理人：蔡建兵，系蔡某之父。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仙春。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叶香莲。
四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应朝再。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省人民医院。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上塘路158号。
法定代表人：黄东胜，该医院院长。
再审申请人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因与被申请人浙江省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民终字第1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申请再审称：（一）本案客观事实：患者李素云因头晕入院，住院54天。住院期间浙江省人民医院没有经过患者本人同意签字行了脾脏切除手术。浙江省人民医院没有出示患者术后的病历报告单，对患者草率用药治疗，患者的病一直没有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在没有确诊时，乱给患者换病区，导致延误治疗。出院时患者体温还有38.7度，但住院记录上疗效评价为“好转”，与客观事实不符。浙江省人民医院还篡改伪造患者的病理报告单，结合基因重排报告单是2012年10月29日之后有医生赵仲生签字的这份，而浙江省人民医院出具报告的日期是2012年10月10日，这样就与采样时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患者手术到出院相隔一个多月，期间浙江省人民医院没有出具有效的病理报告单。出院记录上写的病理报告单时间是10月11日，跟10月10日的报告单内容完全不一致，证明10月10日的病理报告单是伪造的。患者做脾脏穿刺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明确诊断病因，但术后浙江省人民医院没有及时处理和保管好标本，导致患者标本腐烂，固定欠佳，直接导致对患者的诊断困难，也耽误患者的治疗，致使病情恶化，所以患者死亡时间与浙江省人民医院的过错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医疗法规规定，没有保管好标本属责任事故。（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本案一审原定于2015年3月10日上午9时20分开庭，浙江省人民医院无故未到庭，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作出缺席判决，但法院延期到下午15时40分开庭，且开庭一个小时不到就匆匆结束，剥夺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的辩论权利。（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二审法院对浙江省人民医院伪造病历的事实不予审理和认定。浙江省人民医院前后出了三份病理报告单。三份病理报告单无法判断哪一张系原始病理报告。且浙江省人民医院出具病理报告单的时间最短也有19天，违反承诺服务制度。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住院记录单上对脾、肾的记录不严谨，医生态度、体摸极不负责任，管理混乱，具有过错。医务人员的部分医嘱都是后补的。这些相互矛盾的病历资料充分证明病历是伪造的，不能作为鉴定的依据。杭州市医学会作出鉴定后，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又向浙江省医学会申请再次鉴定，并交纳鉴定费，浙江省医学会因没有真实的病历材料而无法进一步鉴定的责任在于浙江省人民医院。2.浙江省人民医院没有尽到风险预见、风险告知、风险回避及医疗救治义务，具有过错。李素云在没有确诊病因的情况下，浙江省人民医院行了脾切除手术，淋巴瘤是否一定要切除脾来治疗，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浙江省人民医院没有告知。术后浙江省人民医院在标本保管、固定中存在不当，导致病历标本固定欠佳，没有及时诊断出病因，致患者耽误治疗，致使患者提早死亡。浙江省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未尽到医师的相应注意义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一、二审法院已查明标本固定欠佳，医务人员存在过错。然而法院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事实认定，进而没有判决浙江省人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依法应由浙江省人民医院对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浙江省人民医院应举证证明医务人员对患者标本进行保存和移送过程中尽到了妥善保管义务，主观上也不存在疏忽大意，否则应由浙江省人民医院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二审作出判决时适用法律错误。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一）关于侵权责任的认定问题。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规定，只有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即医务人员实施了医疗过错行为，且该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能认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成立。本案中，患者李素云因“反复头晕乏力1月余”于2012年8月30日到浙江省人民医院就诊，医方为患者行脾脏切除手术，并于同年9月24日将切除标本送检诊断。根据手术知情告知及选择书，手术已征得患者被授权人的签名同意。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认为浙江省人民医院伪造病历，存在三份不同的病理报告单。关于病理诊断报告的出具过程，浙江省人民医院作如下陈述:该院于10月10日作出初步病理报告，后考虑到病例疑难复杂，医方将病理切片送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进行基因检测，并在初步病理报告和基因检测结果的基础上，于10月30日作出最终的病理诊断报告，因为系统原因，最终报告出具时间默认为10月10日。出院记录中记载的10月11日病理报告与10月11日初步病理报告的内容是一致的。本院认为，根据出院记录，可以认定医方在患者李素云出院之前曾作出一份初步病理报告，虽然出院记录中显示病理报告的时间为10月11日，但实际与医方主张的10月10日初步病理报告单的内容完全一致。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原审中提供了两份显示时间为10月10日的病理报告单，但两份病理报告单的内容不同，二审中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认可于11月5日左右收到了最终病理报告，医方认为其中一份应是10月30日的最终病理报告，因为系统原因默认为10月10日，该辩解符合客观实际，可以成立。据此，原判认为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关于医方存在伪造、篡改病理报告的意见不能成立，当属正确。杭州市医学会依据该鉴定材料进行鉴定，并无不当。关于行脾脏切除术以及病理标本固定欠佳的问题，杭州市医学会出具鉴定意见认为：患者发热原因待查，肝脾肿大，脾脏下达盆腔，有行巨脾切除手术适应症。……脾脏病理切片固定欠佳，并未导致患者诊断的延误。……患者死亡时间的早晚与医方的过失无明确因果关系。鉴定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向浙江省医学会申请重新鉴定，虽然浙江省医学会作出中止鉴定的决定，但原因在于患者方对浙江省人民医院提交的病理报告和出院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而非认为杭州市医学会作出的鉴定意见错误。因此，原判采信杭州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并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2012年10月23日患者李素云出院时，浙江省人民医院在《家属谈话录》中已明确告知“淋巴瘤可能性大”。根据外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10月23日的阅片诊断意见也认为该疾病的确诊需进一步基因重排检测。李素云家属收到浙江省人民医院最终病理报告后，又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会诊就医，上海瑞金医院的专家会诊意见与浙江省人民医院的最终病理报告的诊断意见一致。由此可见，浙江省人民医院并不存在延误李素云检查诊断的行为，而病理切片固定欠佳也未对患者李素云的病情诊断及后续治疗造成实质性影响。原审法院根据在案有效证据认定浙江省人民医院在本案中无需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举证责任分配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
（二）关于一审审理程序问题。经查，一审法院开庭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而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一方已在庭审中充分发表辩论意见，庭后亦提交代理词，不存在剥夺当事人辩论权的情形。
综上，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蔡建兵、蔡某、李仙春、叶香莲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卢世昌
代理审判员 田建萍
代理审判员 陆秋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