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11民终10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奕洲，男，1968年4月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遂川县人，住江西省遂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华，江西映山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彭九香，女，197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遂川县人，住江西省遂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华，江西映山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斌，男，1973年9月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住江西省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洁，江西方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奕洲、彭九香与被上诉人汤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2017）赣1127民初1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奕洲、彭九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郭奕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出具借到人民币字样借条的实际意义，即郭奕洲书面承认曾借到汤斌欠款的事实”是错误的。汤斌代理人在原审庭审中提到2016年12月10日出具的借条，郭奕洲也向法庭表明出具借条时确实想借汤斌的钱，写了张没有署时间的借条，后来汤斌没有提供借款，所以没有在借条上补写时间。很显然对于出具借条时没有提供借款这个事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没有异议。本案涉及的借条是一张不完整的借条，借款行为没有完成，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本案借条没有生效。2、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同时提供了郭奕洲收到借款的汇款凭证”是错误的，郭奕洲是收到朱某的三笔汇款，分别是30万元、25万元、35万元。这三笔借款都是本案涉及的借条之后汇款，是合伙投资款，并不是借款。3、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汤斌申请的证人朱某的证言予以概括采信，并作出有利于汤斌的解释，这极不符合常理。三方合作协议上的“朱某”的名字是由汤斌代签的，汤斌叫朱某汇款给郭奕洲完全是履行三方合作协议的行为。朱某出庭作证时说“当时打款时，汤斌没说打什么款”这句话明显是谎言，30万元和25万元都不是小数目，相隔一个星期汇款给郭奕洲，竟然不知道汇什么款，这不符合常理。4、汤斌代朱某在三方合作协议上签名，说明汤斌与朱某的关系非同一般，朱某在法庭上的证言无法自圆其说，其证言不能采信。5、原审法院认为“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的观点错误，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综上，借条不完整，被上诉人汤斌未提供借款，原审法院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汤斌辩称：上诉人认为本案涉及的借条没有生效，这纯粹是混淆是非，发生借贷的事实不仅有上诉人书写的55万元借条，还有被上诉人委托朱某汇款的事实，证明借条成立并生效。上诉人认为收到的朱某的汇款是合伙投资款，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合伙投资要有投资协议，被上诉人一审申请了朱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谈到其没有在协议上签名，也不知道协议内容，因此合伙协议没有成立和生效。上诉人提到证人出庭时所说“当时打款时汤斌没说是打什么款”这句话明显是谎言，这是主观臆断和猜测。证人的证词真实、客观，进一步印证汇款是借款行为，不是投资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郭奕洲、彭九香偿还欠款5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郭奕洲、彭九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交被告郭奕洲书写的借条一份，显示：今借到汤斌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用于大余中学新校区一期工程）￥550000元此据属实今借人：郭奕洲身份证手机139××××8559。借款人和借款数额上有郭奕洲的捺印。被告郭奕洲承认该借条系其书写和捺印，但辩称该55万元未实际给付。原告对此不认可，并称该借款已经委托其朋友朱某通过银行汇款实际交付给了被告郭奕洲，有汇款凭证为据。被告郭奕洲称朱某的汇款是事实，汇款共有三次，共计90万元，但该三次汇款是履行合伙事务的出资，而不是交付借款。朱某对此不予认可，称前两次汇款55万是应汤斌要求汇的，第三次汇款是郭奕洲向自己借的，没有合伙搞工程，包括郭奕洲提供的三方合作协议书上的签名和捺印都不是其本人所为。被告对朱某没有在合伙协议上签名和捺印无异议。另查明，被告郭奕洲与彭九香在2013年11月3日办理了结婚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重要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或其他充分的理由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被告郭奕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出具“借到人民币”字样借条的实际意义，即郭奕洲书面承认曾借到原告汤斌钱款的事实。原告同时提供了郭奕洲收到借款的汇款凭证，虽然该款不是从汤斌本人账户上汇出，但汇款人朱某承认该款是应汤斌的要求汇给郭奕洲的，这种请他人代为履行借款给付的行为在日常生活并不少见，据有合理性。郭奕洲向法庭提出收到朱某的汇款是朱某履行合伙事务的出资行为，而不是代替汤斌履行借款给付的答辩意见，但朱某对此当庭予以否认。同时，被告提供的三方合作协议上朱某的签名及捺印又不是其本人所为，朱某与郭奕洲是不是合伙关系存疑。再者，该合伙协议上未载明作为乙方之一朱某的出资数额，也并未约定朱某是乙方唯一实际出资人，朱某汇款的用途存在着不确定性。当朱某的汇款用途有多重解释时，被告郭奕洲的举证就不足于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对郭奕洲提出的答辩意见，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由于朱某的汇款行为更能够与原告汤斌提供的借据相印证，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本院对原告汤斌与被告郭奕洲之间的借款事实予以确认，其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汤斌要求被告郭奕洲承担还款义务，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郭奕洲与彭九香在2013年11月4日登记结婚，根据日常经验及借据载明的借款用途可知，该借款行为应发生在郭奕洲与彭九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对原告汤斌要求被告彭九香承担该借款的共同还款义务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郭奕洲、彭九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汤斌偿还借款55万元。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4650元，保全申请费3270元，共计7920元，由被告郭奕洲、彭九香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郭奕洲、彭九香提交了协议书一份、民事起诉状一份、大余县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一份，拟证明朱某、汤斌、郭奕洲是合伙关系。被上诉人汤斌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协议书上朱某不是作为协议人，协议书上也没有朱某的签名，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协议书上协议人系洪江波、帅再炎、郭奕洲，没有朱某与汤斌，两人也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不能证明朱某、汤斌、郭奕洲是合伙关系；民事起诉状与大余县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是郭奕洲起诉黄立清相关的诉讼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期间，本院对证人朱某作了调查，朱某陈述:“听汤斌说是郭奕洲找他借钱，汤斌托我帮下忙，周转一下，汤斌也出具了借条给我。我一共汇了三笔共90万元给郭奕洲，第三笔35万元是郭奕洲向我借款，郭奕洲没有出具任何收条给我。”上诉人郭奕洲、彭九香质证认为，朱某的证言明显说谎，上诉人郭奕洲和朱某不熟，如果不出具借条，朱某不可能借钱给上诉人郭奕洲，朱某汇给上诉人郭奕洲的是投资款，不是借款。至于被上诉人汤斌是否出具借条给朱某，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上诉人不清楚。被上诉人汤斌质证认为，朱某的证言属实，汤斌出具了借款55万元的借条，汤斌委托朱某汇给郭奕洲的是借款。本院认证认为，对朱某的证人证言，本院将结合其他事实综合分析认定。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汤斌委托朱某汇给上诉人郭奕洲的55万元款项是借款还是投资款。借条为借贷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经实际发生的初步证据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汤斌提供了上诉人郭奕洲向其出具的55万元借条，借条上记载郭奕洲“借到”汤斌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且根据证人朱某一审、二审期间的证言及朱某的银行汇款凭证，被上诉人汤斌已委托朱某将55万元款项汇入郭奕洲的银行账户，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郭奕洲、彭九香上诉主张朱某的55万元转款是合伙投资款，不是借款，并提供了三方合作协议予以证明，对此，朱某予以否认，且三方合作协议上朱某的签名及捺印不是朱某本人所为，故三方合作协议对朱某没有拘束力,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上诉人郭奕洲、彭九香虽对借条提出异议，但是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对上诉人关于借条没有生效及朱某汇给郭奕洲的55万元是投资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朱某的汇款行为更能与汤斌提供的借据相印证，从而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对被上诉人汤斌与上诉人郭奕洲之间的借款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郭奕洲、彭九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郭奕洲、彭九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彬审 判 员  韩 扬审 判 员  董有生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朱 颖书 记 员  毛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