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浙甬行终字第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亚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
法定代表人朱振甫。
委托代理人陶威。
上诉人胡亚芬因诉被上诉人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公安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的（2014）甬海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5月2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陶威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0月11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甬公海（2013）第2号《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该告知书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上诉人申请的信息不存在。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9月22日，原告通过数字海曙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内容为：1.要求宁波市海曙区公安局鼓楼派出所（以下简称鼓楼派出所）教导员范立峰出具其与原告及鼓楼街道两名领导在同一辆车内，原告被“北京警察”夺手机、打耳光、抢包等事实情况的书面证明书；2.到达宁波时，车内众人在鼓楼派出所门口一同下车，原告发现包内人民币11000元不知去向，大声呼叫寻找，却不知被谁推下车，面包车掉头回京，飞奔而逃的事实情况的证明书；3.请出具鼓楼派出所关押原告24小时的有力佐证，申请公开触犯了哪条法律法规（2013.8.22-20.00至2013.8.23-20.00），鼓楼派出所史民警说有一份北京公安局的训诫书，因原告未详知该训诫书内容，申请公开训诫书的原件或盖上与原件无异公章的复印件。2013年10月11日，被告作出甬公海（2013）第2号《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并于同日将该告知书用挂号信送达给原告。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1月20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作出海政行复决字（2013）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上述告知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其申请的第1项、第2项信息，在其申请时并不存在，但被告及其工作人员应在收到原告的申请后立即制作。由此可见，原告提出的第1项、第2项信息，被告未在履职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该2项申请内容不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原告的第3项申请内容，其中“申请人被鼓楼派出所关（拘禁）24小时，请出具有力的佐证，申请人触犯了哪条法律法规”，因根据甬公海（鼓）行传字（2013）第1号传唤证记载，鼓楼派出所对原告于2013年8月22日20时00分至2013年8月23日19时55分进行了强制传唤，原告已于2013年8月22日知道了该传唤证内容，故被告认为原告的第3项申请内容中不包括向原告公开甬公海（鼓）行传字（2013）第1号传唤证，该理解并无明显不妥。对于原告申请的第3项内容中的“申请公开触犯了哪条法律法规”以及“北京公安局的训诫书”，被告在答辩及庭审时认为法律依据不属于被告依申请公开信息范畴，至被告依法作出涉案信息公开答复之日，被告尚未在履职过程中获取原告所称的“北京公安局的训诫书”。对于原告申请的第3项内容中的“申请公开触犯了哪条法律法规”以及“北京公安局的训诫书”，虽非被告在履职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但被告仍应该对该信息的获取方式向原告作出适当指引。行政机关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答复；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中称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已经经过合理查询，能够证明信息不存在；另外，行政机关在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中引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应具体到条款项目。被告在对原告作出的告知书中存在上述瑕疵，予以指正。综上，被告作出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基本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基本正确。原告对被告作出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其实际意思即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告知书，并要求被告重新作出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原告的该诉讼请求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于2013年10月11日作出的甬公海（2013）第2号《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上诉称：一、其要求公开的第1项、第2项信息属于被上诉人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被上诉人应当予以提供。二、其要求公开的第3项信息，是其在2013年8月22日被关押24小时的证据和法律依据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训诫书。被上诉人应当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向其提供该项信息。被上诉人不予提供的行为违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未作书面答辩，在审理中辩称：一、上诉人要求公开的第1项、第2项信息不属于被上诉人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范畴，被上诉人处不存在该2项信息，无法提供。二、上诉人要求公开的第3项信息，由于其表述原因，被上诉人认为其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明确是北京市公安局训诫书，而该训诫书不属于被上诉人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在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前，被上诉人处并不存在该训诫书，亦无法提供。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随卷移送至本院。本院根据随卷移送证据及询问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2013年9月22日，上诉人通过数字海曙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向被上诉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上诉人要求公开的第1项、第2项信息内容描述为：1.要求鼓楼派出所教导员范立峰出具其与上诉人及鼓楼街道两名领导在同一辆车内，上诉人被“北京警察”夺手机、打耳光、抢包等事实情况的书面证明书；2.到达宁波时，车内众人在鼓楼派出所门口一同下车，上诉人发现包内人民币11000元不知去向，大声呼叫寻找，却不知被谁推下车，面包车掉头回京，飞奔而逃的事实情况的证明书。根据上诉人的申请要求，其申请信息公开的第1项、第2项内容系上诉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要求被上诉人出具书面证明书。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该2项信息不属于该条例所调整的政府信息范畴，但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告知上诉人该2项信息不存在，该告知在表述上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由于该表述对上诉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本院对此予以指正。
上诉人要求公开的第3项信息内容描述为“申请人被鼓楼派出所关（拘禁）24小时，请出具有力的佐证，申请人触犯了哪条法律法规（2013.8.22-20.00至2013.8.23-20.00），史民警说有一份北京公安局的训诫书，因申请人未详知内容，申请公开训诫书的原件或盖上与原件无异公章的复印件。”根据查明的事实，2013年8月22日，被上诉人下属的鼓楼派出所强制传唤了上诉人，并向其出具了甬公海（鼓）行传字（2013）第1号传唤证，该传唤证上载明了法律依据。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第3项申请内容中不包括该传唤证及其法律依据，而是明确指北京市公安局的训诫书，该理解并无明显不妥。由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被上诉人处并没有北京市公安局的训诫书，故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该信息不存在，并不违法。另，上诉人如果要求查阅2013年8月22日其被强制传唤的证据材料及相关法律依据，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胡亚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信根
代理审判员 孙 雪
代理审判员 秦 峰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代书 记员 俞 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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