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6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铭，男，197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高仕，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鸿，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声恺，男，197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富华，男，197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孟杰，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孔欢，男，196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少萍，女，197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中渊，男，196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芷茜，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女，197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孟杰，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铭因与被上诉人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12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连带向杨铭偿还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现暂计至2016年11月20日为407.7333万元，利息计算至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清偿本息之日为止）；2.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承担本案律师费12万元，财产保全担保费8.1578万元；3.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7日，佛山市银石合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富公司）与佛山市沃德森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德森公司）签订《融资顾问合同》，约定合富公司为沃德森公司向杨铭融资300万元提供策划、咨询、顾问服务。同日，罗声恺通过其手机号码137××××3330向杨铭发送手机信息“佛山市沃德森板业有限公司账号：80×××72开户行：顺德农商银行佛山顺德乐从支行”。杨铭遂于当日委托佛山市领富贸易有限公司向沃德森公司上述账号汇款300万元，汇款电子回单用途一栏记载为“货款”。汇款后，杨铭向罗声恺发送手机短信“300W已汇：佛山市沃德森板业有限公司账号：80×××72开户行：顺德农商银行佛山顺德乐从支行，请查收。”2013年11月27日，沃德森公司通过其股东王贤贵账户汇款15万元至案外人杨玲账户，杨玲收到该款项后将该15万元转账至佛山市东方银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富华个人账户，张富华从中扣取3万元后，于2013年11月29日将12万元汇款给杨铭。2013年12月27日，沃德森公司通过其股东王贤贵账户汇款15万元至杨玲账户，杨玲收到该款项后将该15万元转账至东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富华个人账户，张富华从中扣取3万元及机票款4610元后，于2014年1月14日将115390元汇款给杨铭，张富华在“交易备注”中注明“沃德森费用”。2013年12月6日，罗声恺以同样方式向杨铭发出手机信息，杨铭收到信息后，于12月10日委托佛山市领富贸易有限公司汇款100万元至沃德森公司账号：80×××72。2013年12月25日，受罗声恺指示，杨铭委托佛山市领富贸易有限公司汇款200万元至沃德森公司账号：80×××72。2013年12月10日，沃德森公司通过其股东王贤贵账户汇款5万元至杨玲账户，杨玲收款后将其中4万元转账给杨铭；2013年12月25日，沃德森公司通过其股东王贤贵账户汇款10万元至杨玲账户，杨玲收款后将其中8万元转账给杨铭。罗声恺、张富华、施中渊、吕少萍、李孔欢为东方公司登记股东，法定代表人为张富华。合富公司的股东为：东方公司、张富华、万莉。此外，张富华与ＸＸ于1999年5月13日登记结婚。杨铭曾就本案涉及的600万元以东方公司、沃德森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佛城法南民初字第1167号（以下简称1167号案），杨铭在该案中主张东方公司为借款人，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判决东方公司向杨铭偿还借款600万元及利息。东方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374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2014)佛城法南民初字第1167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杨铭以罗声恺、张富华、施中渊、吕少萍、李孔欢欠其借款未还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铭与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针对案件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按照以上法律规定，杨铭应对其主张的其与罗声恺、张富华、施中渊、吕少萍、李孔欢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杨铭提交其与罗声恺的手机截图及网上银行打印单等证据用于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然而其举证不能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首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杨铭与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其次，罗声恺就其为何提供收款账号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解释，并提供合富公司与沃德森公司的《融资顾问合同》予以反驳。罗声恺向杨铭提供收款账号存在多种可能，不排除因居间关系而提供账号的可能；最后，张富华、杨玲向杨铭支付款项也存在多种可能，支付利息只是多种可能中的一种，不排除代转款的可能，从网上银行打印单的“摘要”栏记载的内容看，反而代转款的可能性更大。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杨铭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杨铭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铭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47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8473元，由杨铭自行负担。杨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铭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负担。事实和理由：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一审法院未对本案借款情况以及罗声恺收取其他实际用款人的借款费率数额进行深入调查，错误认定杨铭举证不足以及罗声恺等人与转贷借款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忽视杨铭与罗声恺等人以往的借款情况，本案双方存在多次借款，所有借款利率均为年利率4%，不会根据实际情况提高或降低。罗声恺等人转贷给同一借款人的情形也很常见，如果杨铭与借款人已经经由罗声恺等人介绍认识却不直接联系，还多次通过罗声恺等人联系，严重不符合常理，并且杨铭都是按照罗声恺的指示才汇款，自己没有放贷的自主性，也没有去考究实际用款人的信用诚信。在这样的借款模式以及以往借款情况背景下，而且罗声恺等人无法合理解释所谓的《融资顾问合同》的约定与实际款项的支付不一致，一审法院却采信《融资顾问合同》错误。此外，一审法院拒不调查与本案类似的借款关系中，派出所对案外人长盈公司借款相对方的调查，这是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交易习惯证据。一、杨铭基于对罗声恺等人的信赖，与其建立借贷关系。杨铭根据罗声恺等人的指示，将款项汇入沃德森公司账号，并通过张富华收取利息，杨铭也是向罗声恺等人追讨欠款，因此，杨铭与沃德森公司之间没有借款关系。（一）杨铭与罗声恺等人此前有多次借款记录，每次均系罗声恺等人指定借款账号后，由杨铭直接向其指定的账号汇款，再由张富华向杨铭支付利息，利息均为月利率4%或日利率2‰。1.杨铭所知的汇款账号、何时汇款、汇款反馈均是与罗声恺等人联系。说明罗声恺等人只有在与第三方达成借贷合意后，才会让杨铭汇款，杨铭汇款并不是基于其自身与收款方（长盈公司、通达公司、沃德森公司等）的合意，而是根据其与罗声恺等人达成的借款合同，并且杨铭听从罗声恺等人的指示汇款。如果罗声恺等人只是居间人的角色，则其不可能左右杨铭是否借款的行为。2.杨铭每次汇款后，都会与罗声恺等人反馈已汇款的信息，如果借款人是收款方长盈公司、通达公司、沃德森公司等，则杨铭应该是将信息反馈给这些收款方才符合常理。3.杨铭与罗声恺等人约定的利率一直是月利率4%或日利率2‰，如果杨铭确实与不同的借款方（长盈公司、通达公司、沃德森公司等）建立借款关系，则杨铭不会固定同一利率，在民间借贷中也不会如此，一般是根据借款方的信用状况、还款能力、需要借款的急切程度而约定利率。（二）对于此前的长盈公司、沃德森公司、通达公司，杨铭均多次向这些公司汇款，如果杨铭确实经罗声恺居间介绍认识这些公司，则不可能还多次通过罗声恺向这些公司放贷。（三）张富华等人拖欠利息拒不支付，杨铭多次向其追讨，与张富华等人在办公室洽谈还款事宜，因为沃德森公司并非借款方，故杨铭没有向沃德森公司追讨。在另案诉讼中，杨铭也是一直主张由于不清楚沃德森公司与东方公司之间的关系，才将沃德森公司列为共同借款人。虽然杨铭最终无法证明张富华等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但其个人借款后又转贷的事实非常清楚。二、合富公司不是居间方，其与杨铭不存在居间关系。（一）合富公司提供的《融资顾问合同》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1.1167号案一审时，无论是居间合同还是借款合同，罗声恺等人一直否认存在书面的合同，在该案四次庭审中，无论是东方公司，还是合富公司，均没有提交书面的居间合同，但在二审阶段提交，该合同伪造的可能性极大，沃德森公司亦对该合同的真实性表示质疑。此外，虽然该案的二审法院认定居间合同的真实性，但合同主要条款空白，并且约定居间费是一次性支付，与实际情况（每次支付利息时收取1%利息）不符。合同上“杨铭”名字是手写的，何时填写以及填写什么内容，均可以随意进行，并未征得杨铭的同意，即使合同真实，也有可能是合富公司另行向沃德森公司收取的费用，与本案无关。3.1167号案的二审法院没有认定合富公司与《融资顾问合同》的关联性，否认罗声恺与沃德森公司之间存在融资顾问合同，同时，也没有认定合富公司作为居间方，促成杨铭与沃德森公司之间的借款。4.正常的居间合同，应当是出借人、借款人、中介方三方共同签订约定各方权利义务的服务合同，在出借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能称之为居间，而是加息转贷关系。（二）罗声恺等人并没有进行所谓的居间行为。1.沃德森公司与杨铭互不认识，杨铭在多次汇款前也没有联系过沃德森公司。2.根据罗声恺的陈述，其是用电话或短信联系沃德森公司与杨铭的借款事宜，该陈述与其代理人所称的罗声恺带着杨铭前往沃德森公司处与沃德森公司认识，并商谈借款和签订合同不符。如果罗声恺代理人所述是事实，那么罗声恺没有必要作不实陈述。3.在1167号案的六次庭审中，东方公司、张富华、罗声恺、合富公司，均无法说清楚其如何履行居间服务，也无法详细说明在何时、何地、如何介绍杨铭与沃德森公司认识、杨铭与沃德森公司如何洽谈借款事实、借款情况如何，一概以“不记得”回答法官的提问，代理人则以“代理人不清楚”回答。然而，在本案中，罗声恺等人含糊其辞地称其三次带杨铭前往沃德森公司，这是极不诚信的虚构事实行为。（三）杨铭多次向沃德森公司汇款，如杨铭已经认识沃德森公司，则无需再通过罗声恺等人才借款给沃德森公司，杨铭前后四次借款均通过罗声恺等人作为居间人介绍不符合常理。早在2012年，杨铭已根据罗声恺的指示向沃德森公司汇款，如果当时杨铭已经与沃德森公司认识并达成借款合意，则沃德森公司无必要再通过罗声恺等人向杨铭借款，其完全可以抛开罗声恺等人直接向杨铭借款，以省去一笔中介费。罗声恺等人辩称如果沃德森公司直接向杨铭借款，则杨铭可能不会同意出借，则恰恰说明沃德森公司是要求罗声恺等人借款后再向其转借。因为如果杨铭与沃德森公司达成借款关系，则杨铭肯定是在考察了沃德森公司的还款能力后才同意出借。若杨铭是基于对罗声恺等人的信赖才汇款给沃德森公司，那么借款相对人应该是罗声恺等人，否则即使杨铭对罗声恺等人有信赖，罗声恺等人也不会为沃德森公司还款。（四）罗声恺、张富华等人的行为与合富公司无关，即使合富公司为沃德森公司提供融资服务，罗声恺、张富华等人的行为也是其团体的加息转贷行为。杨铭不认识合富公司，不知道该公司的存在，罗声恺并非合富公司的职员和股东，其亦未向杨铭明示委托关系，也没有出具授权委托书，杨铭无法知道罗声恺等人前后共四次借款给沃德森公司与合富公司有何关联。罗声恺的行为无法代表合富公司，而且沃德森公司支付利息时均首先转到杨玲的账户（由罗声恺控制），因此，与沃德森公司产生借款关系的不是合富公司，而是罗声恺等人。张富华虽然是合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同时也是东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具有多重性，杨铭亦无法知道张富华的行为与合富公司有何关联。本案不排除是合富公司在收取沃德森公司一次性融资顾问费的同时，由张富华、罗声恺等人向杨铭借款后再转贷给沃德森公司，并赚取利息差。三、罗声恺等人并非提供居间服务，在居间关系中，居间方代付利息是不符合常理的行为，罗声恺等人的行为是加息转贷，并非代付利息。（一）居间服务是介绍订立合同相对人并提供订立合同的服务，无论是介绍行为还是订立合同行为，均只有一次，不可能按照支付利息的次数和时间多次支付居间费用。（二）如果确实是沃德森公司与杨铭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则沃德森公司不可能通过罗声恺等人支付利息，因为会导致沃德森公司可能面临罗声恺等人不转付利息，侵吞利息的风险。（三）此外，从利息表上可以看出，张富华等人向杨铭支付利息的时间是随意的。张富华等人严格按照本金交付日期，按月向沃德森公司收取每月5%的利息，但是张富华等人付给杨铭的利息随意性较大，有过两天支付，也有过十余天支付。如果张富华是代支付利息，则其不可能不按照沃德森公司支付利息的时间及时支付给杨铭，否则会产生逾期违约的情况，沃德森公司不允许该情况产生，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沃德森公司只需将利息汇到张富华等人足矣，无论张富华再向何人支付多少费用，均与沃德森公司无关。（四）如果借款人是沃德森公司，那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沃德森公司直接向杨铭支付借款利息才合理。（五）张富华等人甚至合富公司的代付行为均没有书面授权，也没有居间合同的约定，更没有经过杨铭的同意，该代付行为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实则是张富华等人直接向杨铭支付利息。（六）一审法院认定张富华等人存在代转款可能性，该认定不符合常理，张富华等人也没有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鉴于张富华等人在支付利息时标注了沃德森费用，从而认为存在代转款可能性。一审法院作出该认定没有综合考虑张富华等人与杨铭在同一时间存在多笔借款交易，每笔借款的出借时间、本金均不相同，不标注则无法分清也无法计算利息是否有短缺情况。此外，根据此前的借款交易，可以看出张富华等人也有在同一笔支付款项中包含两笔借款利息的情况。四、本案中，杨铭基于对罗声恺等人的信赖，向罗声恺的收款账号汇款并收取罗声恺等人支付的利息，足以证明杨铭与罗声恺等人存在借款关系。本案实为民间过桥资金转贷关系纠纷，罗声恺等人向杨铭借款后加息转贷给沃德森公司。当罗声恺等人发现沃德森公司发生经营、信用危机后，为逃避借贷风险，意图让杨铭直接向沃德森公司追款，并制造虚假的居间合同。李孔欢、罗声恺、张富华、施中渊、吕少萍是一个投资团队，均有参与本案借款以及此前的借款交易，联系杨铭或支付利息给杨铭，参与洽谈和商讨还款事宜等，其对本案借款有还款义务。无论是在本案还是在1167号案，东方公司、罗声恺、合富公司、张富华等人，在质证时对明显真实的证据均不予确认。如罗声恺否认其向杨铭发出短信，却承认手机号码为其所有；一审时称没有书面的居间合同，但在二审时提交；在前六次庭审中无法说清楚中介服务详情，而且陈述前后不一；明明是罗声恺等人与沃德森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却恶意说是杨铭与沃德森公司有借款合同。罗声恺等人的行为是故意引导法院走入错误的方向，意图掩盖其借款人身份。相反，杨铭能够将整个借贷经过、细节讲述清楚，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二审诉讼中，杨铭提出以下补充意见：一、罗声恺、张富华提交的《融资顾问合同》涉嫌伪造。二、一审法院以电子回单上注明沃德森费用，认定为张富华等人代沃德森公司支付错误，杨铭有理由怀疑代支付行为不存在，而且后两笔借款利息没有任何标注，不能以偏概全。对于第一笔借款300万元，沃德森公司没有支付该笔借款项下的利息给张富华，而是张富华等人基于与杨铭的借贷而自行支付利息给杨铭，之所以标注沃德森费用，是因为在同一时期张富华、罗声恺等人与杨铭存在6笔共1200万元的借贷，为了区分对应哪一笔借款的利息才作此标注。罗声恺、张富华、ＸＸ共同答辩称，一、本案杨铭起诉的600万元实际上是两笔各300万元的借款，前一笔由合富公司作为居间方，后一笔由罗声恺作为居间方，居间方联系介绍杨铭与沃德森公司达成借款合同关系。2013年11月27日，罗声恺接受合富公司的委托，代表公司向杨铭发送了沃德森公司的银行账号。因合富公司作为居间方每月需要收取1%的居间费用，为此沃德森公司将给杨铭的利息及居间费用一并转给合富公司，合富公司扣取居间费后，再代为支付利息给杨铭并标注了沃德森费用。期间，沃德森公司以及合富公司均是使用法定代表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款项划转。2013年12月6日，罗声恺个人作为居间方，介绍杨铭与沃德森公司达成了30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故相关的居间费用直接由罗声恺个人收取。2012年有一笔同样是由合富公司介绍杨铭与沃德森公司达成250万元借贷的交易，经办人是合富公司的财务万莉。杨铭将万莉备注为“银石万莉”，足以证明杨铭明知主体是公司而非个人。沃德森公司已足额向杨铭偿还该笔借款，是沃德森公司直接还给杨铭的。但对于还款情况，杨铭却拒绝提供相关转账记录，由此证实杨铭对本案事实的陈述虚假。2014年12月24日，杨铭就本案600万元款项起诉，主张东方公司是借款人，并要求沃德森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其在庭审中多次明确表示借款人是东方公司，其主张并未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二、本案借款人是沃德森公司，杨铭提出本案诉讼，反映杨铭并非是协助法院查明事实，而是浑水摸鱼，试图谋求非法利益。杨铭在1167号案二审中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后，其本应依法要求沃德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杨铭却选择起诉罗声恺、张富华等为被告，对罗声恺、张富华的声誉造成恶劣影响。杨铭正是利用罗声恺、张富华为佛山金融投资知名人士，对名誉较为看重，恶意查封罗声恺、张富华的财产，并以此逼迫罗声恺、张富华等人。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杨铭在1167号案中曾提交一份东方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复印件，但是经过二审法院的调查，发现该借据是利用涉及沃德森公司另一案件的证据，伪造后而形成的，反映杨铭所述可信度较低。三、杨铭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罗声恺、张富华等人共同向其借款，一审法院基于其举证不能，驳回杨铭的诉求正确。相反，杨铭提供的短信记录反复出现“银石万莉”、“银石罗声恺”，证明相关人员是代表合富公司的事实。而依据《融资顾问合同》的约定，也足以证明合富公司、罗声恺提供的仅仅是居间服务。二审诉讼中，罗声恺、张富华、ＸＸ提出以下补充答辩意见：关于代转款，在1167号案二审中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查明相关事实，杨铭对该案提出再审申请但被驳回。对于杨铭称有些利息转账没有备注内容问题，杨铭已经确认款项的性质是类似的，因此，无论是在1167号案还是本案，杨铭均是以两案类似而作相关的陈述，也就是说，客观上，杨铭已经自认有无备注的转账款项性质是一致的，只是居间的主体不同而已。罗声恺、张富华等人本人未到庭，并非是不配合法院，而是杨铭多次到公司无理大吵大闹，甚至进行人身威胁。在1167号案中张富华、罗声恺本人也曾到庭，但庭审一结束，杨铭对两人进行骚扰。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只有当案情无法查明时，当事人本人才有必要到庭。由于本案是杨铭提起诉讼，借贷的举证责任应由杨铭承担。庭后代理人也会和张富华、罗声恺本人沟通，让张富华、罗声恺出具情况说明，向法院解释。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辩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有关，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应予维持。二审中，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没有提交新证据，杨铭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2014)佛城法南民初字第1119号民事判决书1份，该判决已经生效，拟证明该判决书上的原告罗海翔出借的借款利率是3%，即月利息15万元。2013年11月27日杨玲收到两笔款，一笔是12.5万元，一笔是15万元，15万元是对应罗海翔的借款利息，但一审法院却将该15万元认定为付给杨铭的利息，另外一笔12.5万元在（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374号案中作为证据提交，杨铭也不知道是什么用途，因为对应不上杨铭及罗海翔的借款利息。本院组织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进行了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判决是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罗声恺、张富华、李孔欢、吕少萍、施中渊、ＸＸ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此外，杨铭申请对涉案《融资顾问合同》的盖章和签名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请求本院调取（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374号案中合富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回单。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因就本案所涉款项，杨铭曾经以东方公司、沃德森公司为被告提起1167号案的民间借贷之诉，故本院结合该案从以下方面分析罗声恺等人的身份是否杨铭所主张的借款人：一、从借贷合意上分析。第一，一般而言，建立借贷关系之前需要借贷双方对借款的各个要素（包括借款金额、借期、利率等）达成一致意见，很少出现出借人对何方为借款人产生认识错误的情况。本案中，即使借款人未直接出面与杨铭洽谈借款事宜，但从杨铭首先提起的1167号案诉讼中将东方公司定性为借款人，可见在商谈借款过程中，罗声恺等人并未表露出其向杨铭借款这一意思表示，否则杨铭不会一开始列东方公司为借款人；第二，按照杨铭起诉状的内容，其与罗声恺相识二十余年，基于信赖，故本案的借款没有签订借款合同。诚然，在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因信任而没有订立借条的情形不鲜见。但是本案中，1.杨铭在起诉状中同时载明罗声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向其兄长（罗声恺与杨铭兄长是大学同学）借款临时周转，甚至借款购房，目前尚有借款未还清。可见在杨铭的认知中，罗声恺的经济并非雄厚，相反是处于经常借款的状态，而且还未完全清偿，由此，无法看出罗声恺的行为会令杨铭产生出借六百万元但不用订立借款合同或借据的信任基础；2.按照杨铭所称，其在罗声恺、张富华等本案六被上诉人成立的基金公司另有其他多笔投资，双方有签署相应的合同。而从杨铭主张其多次向东方公司或罗声恺等人放贷并且每月收取4%的利息看，杨铭出借款项的目的是为了赚取高息，与其他投资行为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杨铭亦确认其放贷是出于投资。那么，对于同一相对方，杨铭其他投资有书面合同，但同样是投资目的的借款则没有，令人存疑，并且本案借款并非直接转入罗声恺或张富华或东方公司的账户，在这种情形下，杨铭仍然没有要求订立借款合同，与常理不符。二、从短信内容上分析。本案借款发生之前的2012年7月6日，杨铭曾经汇250万元到沃德森公司的账户。从相关短信内容上看，该笔借款与本案借款的操作模式相同，均为东方公司的人（前者为万莉，本案为罗声恺）向杨铭发出告知沃德森公司账户的短信，杨铭其后也发出款项已划的回复短信。对于该笔借款的借款人，与本案一样，杨铭认为是罗声恺等人，罗声恺则认为是沃德森公司。双方均指出该笔借款已清偿，罗声恺认为是沃德森公司直接将本金还给杨铭，本院就此向杨铭询问还款人情况时，杨铭则语焉不详，同时表示无法提供还款人信息。三、以利息情况进行分析。在本案杨铭三次转账给沃德森公司的当日，沃德森公司均转账支付了相应的利息。第一笔300万元借款利息款项的转账路径如下：王贤贵（沃德森公司股东）→杨玲（账户由罗声恺控制）→张富华→杨铭。第二笔借款利息款项的转账路径如下：王贤贵（沃德森公司股东）→杨玲（账户由罗声恺控制）→杨铭。无论是张富华还是杨玲，其向杨铭转款均在沃德森公司转账之后的数日，即罗声恺一方向杨铭转账均发生在沃德森公司支付利息之后。从罗声恺一方每次均扣起一定款项的行为上看，固然可以解读为杨铭所主张的罗声恺、张富华等人行为是加息转贷，从中赚取利息差。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未曾出现罗声恺、张富华在未收到沃德森公司支付的利息之前就转账利息给杨铭的情形。如若罗声恺一方是借款人，其与杨铭的借贷关系独立于其与沃德森公司的借贷关系，则罗声恺向杨铭转账利息应不受沃德森公司是否支付利息的影响。因此，不排除罗声恺一方是代沃德森公司转付利息的可能性。更加重要的是，张富华在两次转账备注中注明“沃德森费用”。如罗声恺、张富华是借款人，则应当向杨铭支付利息的是罗声恺、张富华，并非沃德森公司，张富华并无必要作上述备注告知杨铭，披露转账款项与沃德森公司有关。杨铭上诉提出其与罗声恺等人存在多笔借贷，不作此标注则无法分清也无法计算利息是否有所短缺。倘若如此，则张富华应该备注的是转款关联哪笔借款，才能进行区分，而非笼统地标注“沃德森费用”。四、以《融资顾问合同》进行分析。该合同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374号案(即1167号案的二审判决)中被作为证据提交，该案判决事实查明部分虽然没有载明该合同所反映的事实，但在认证意见中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即对合同内容予以确认。合同内容显示合富公司为沃德森公司向杨铭融资300万元提供服务，沃德森公司向合富公司支付融资顾问费，表明沃德森公司向杨铭借款，合同虽然有一次性支付的字眼，但由于顾问费的数额以及支付时间空白，反映合富公司和沃德森公司在签订该合同时，对顾问费（即居间费）的金额、支付方式、时间并未协商一致，因此，不能以此为据判定罗声恺所主张的从每月利息中扣取居间费这一收取方式违反合同约定。即使该合同并非真实，但根据上述分析意见，即便没有该合同，也不能推定借款人是罗声恺、张富华等人。据此，对杨铭提出的鉴定申请和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合上述分析意见，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就本案款项，罗声恺、张富华、施中渊、吕少萍、李孔欢与杨铭达成借贷的合意，本院对杨铭关于罗声恺、张富华、施中渊、吕少萍、李孔欢为借款人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基于此，罗声恺、张富华、施中渊、吕少萍、李孔欢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处理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杨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473元（杨铭已预交84004元），由杨铭负担。杨铭多交的531元，经其书面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维审 判 员  吴绮擎代理审判员  陈星星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黄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