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中法民二终字第2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品致轻钢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顺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建红，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庞丹，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建新，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建设路**号。
法定代表人：蒋根宝，董事长。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许翠霞、吴宇青，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惠州市品致轻钢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海南分公司）、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美民二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惠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顺锋、委托代理人陈建红、庞丹，被上诉人南通公司、南通海南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翠霞、吴宇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24日，惠州公司（乙方）与南通海南分公司（甲方）签订一份《销售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海南乐东乐光农场15队安装钢结构活动板房；钢结构活动板房4栋，面积为旧板房521.15平方米、新板房376.68平方米，单价为旧板房每平方米185元、新板房每平方米255元，总价为202950元，以上报价含普通发票税款，以全额发票甲方支付工程尾款；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当天，甲方支付乙方工程款40000元；工程完工后交付甲方使用当天，甲方付清乙方工程款82000元；工程完工后之日起，六个月内甲方付清工程尾款；本工程采用包工、包料方式，所建钢结构活动板房以图纸为准，如有修改应双方协商，加改部分被视为后加工程，另行报价；工程完工后当天内甲方派人及时验收结算，甲方接收该板房锁匙即被视为验收合格；乙方负责保修期为半年，在保修期过后或人为破坏之维修费用另行报价；工程完工后，甲方未付清工程款，该活动板房之所有权为乙方所有等。上述合同签订后，惠州公司安装钢结构板房的面积为947.36平方米，其中旧板改造安装面积为525.15平方米，新板房安装面积为422.21平方米。南通海南分公司于2012年3月16日对上述板房予以验收确认并接收。南通海南分公司通过南通公司分别于2012年2月28日、2012年4月12日、2012年4月13日向惠州公司支付了40000元、100000元、60000元，合计200000元。南通海南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验收超出约定面积的部分板房时，要求惠州公司另行报价。
惠州公司在庭审中还出示了2012年4月5日的《销售合同》，该合同的甲方处只有周宝川的签名，未盖有南通海南分公司的印章。该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惠州公司）在海南乐东乐光农场15队安装钢结构活动板房；钢结构活动板房四栋，面积为1028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315元，造价为323820元，以上报价含普通发票税款；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当天，甲方支付乙方工程款80000元；工程完工后交付甲方使用当天，甲方付清乙方工程款120000元；工程完工后之日起，六个月内甲方付清工程尾款；本工程采用包工、包料方式，所建钢结构活动板房以图纸为准，如有修改应双方协商，加改部分被视为后加工程，另行报价；工程完工后当天内甲方派人及时验收结算，甲方接收该板房锁匙即被视为验收合格；乙方负责保修期为半年，在保修期过后或人为破坏之维修费用另行报价；工程完工后，甲方未付清工程款，该活动板房之所有权为乙方所有等。在庭审过程中，南通海南分公司对该《销售合同》不予确认。惠州公司自认周宝川未有南通海南分公司的书面授权。周宝川并非南通海南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惠州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南通海南分公司验收并接收了2012年4月5日《销售合同》的活动板房。惠州公司自认2012年2月24日《销售合同》的活动板房处于围墙之内，2012年4月5日《销售合同》的活动板房处于围墙之外。
另查明，南通海南分公司是由南通公司出资设立的非企业法人分支机构。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2012年2月24日《销售合同》的问题。该《销售合同》是惠州公司按照合同相对人的要求完成钢结构活动板房的安装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合同相对人支付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上述《销售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为承揽合同。该《销售合同》系惠州公司与南通海南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惠州公司、南通海南分公司应全面履行合同。在该《销售合同》履行过程中，惠州公司安装钢结构板房的面积为947.36平方米，其中旧板改造安装面积为525.15平方米，新板房安装面积为422.21平方米，超出该《销售合同》约定的新板房面积45.53平方米。虽然双方约定如有修改应双方协商，加改部分被视为后加工程，另行报价，但是南通海南分公司已对超出的45.53平方米面积进行验收并接收，并未要求惠州公司另行报价。因此，超出的45.53平方米新板房的款项仍应按合同约定的新板房单价每平方米255元计算。根据2012年2月24日《销售合同》约定的单价以及惠州公司安装的新旧板房面积计算，南通海南分公司应向惠州公司支付款项204076.3元。南通海南分公司已向惠州公司支付款项200000元，尚欠4076.3元。因双方约定工程完工后之日起六个月内南通海南分公司付清工程尾款，且南通海南分公司于2012年3月16日验收并接收了相应的板房，故南通海南分公司应于2012年9月16日之前向惠州公司付清款项。另，全额发票为南通海南分公司付清款项的凭据，即付清全额款项为开具全额发票的前提，且惠州公司已经完成约定的工作并交付了工作成果，南通海南分公司应承担支付全部款项的义务。因此，南通海南分公司以惠州公司未开具全额发票为由拒绝付清款项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南通海南分公司应向惠州公司支付剩余款项4076.3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9月1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计付逾期付款利息。惠州公司请求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两倍计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南通海南分公司系南通公司出资设立的非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南通公司作为南通海南分公司的开办单位应对其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二、关于2012年4月5日《销售合同》的问题。该《销售合同》的甲方只有周宝川的签名，未盖有南通海南分公司的公章。周宝川未有南通海南分公司的书面授权，亦非南通海南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惠州公司签订2012年4月5日《销售合同》的行为不属于代理行为，亦非代表行为，南通海南分公司对该合同不予确认。惠州公司在明知周宝川没有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未在安装施工前催告南通海南分公司盖章确认。并且，惠州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南通海南分公司履行了该份《销售合同》的验收、接收活动板房的义务，惠州公司又自认其依据该份《销售合同》安装的活动板房在南通海南分公司工地围墙之外。因此，周宝川签订2012年4月5日《销售合同》的行为对南通海南分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惠州公司与南通海南分公司仅形成2012年2月24日《销售合同》的法律关系，未就2012年4月5日的《销售合同》产生权利义务关系。惠州公司依据2012年4月5日《销售合同》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南通海南分公司及南通公司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惠州公司偿付款项4076.3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9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款项付清之日止、以人民币4076.3元为基数计付）；二、驳回惠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1元，惠州公司负担3051元，南通海南分公司及南通公司负担50元。
上诉人惠州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
1、原审判决认定南通海南分公司于2012年4月12日、2012年4月13日支付的100000元和60000元款项是偿付2012年2月24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下称第一份《销售合同》）中的应付款项，这是错误的。2012年2月24日，惠州公司与南通海南分公司签订第一份《销售合同》。惠州公司履行完毕该份合同的义务后，南通海南分公司提出在同一项目所在地增加建设活动板房1028平方米，双方遂于2012年4月5日签订另一份《销售合同》（下称第二份《销售合同》）。2012年4月12日，南通海南分公司向惠州公司支付100000元，其中80000元是支付第一份《销售合同》的应付款项，20000元则是支付第二份《销售合同》中的预付款。由于惠州公司不同意南通海南分公司对于第二份《销售合同》仅支付20000元预付款，南通海南分公司遂于2012年4月13日再行支付了60000元预付款。因此，南通海南分公司支付的100000元和60000元款项，既有第一份《销售合同》的应付款项80000元，也有第二份《销售合同》的预付款80000元。原审判决将这些付款全部认定为南通海南分公司支付的第一份《销售合同》的款项，显然是错误的。
2、原审判决认定惠州公司根据第二份《销售合同》提供的活动板房在南通海南分公司的工地范围之外，这一认定与客观事实完全相悖。惠州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照片进行说明时，确曾自认第二份《销售合同》所涉的活动板房（下称二期板房）在第一份《销售合同》所涉的活动板房（下称一期板房）的围墙之外。但是，惠州公司从未认可二期板房在南通海南分公司的项目工地围墙之外。事实上，无论是一期板房还是二期板房，惠州公司都是根据南通海南分公司指定的施工范围进行安装建设，都在南通海南分公司的工地范围之内。
二、原审判决理由不成立。
原审判决认为惠州公司与南通海南分公司未就第二份《销售合同》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这是不正确的。《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首先，周宝川是南通海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一直在项目工地负责工程建设现场管理事宜，因此，周宝川签订第二份《销售合同》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次，在周宝川签订第一份《销售合同》时，南通海南分公司也没有向惠州公司提供其对周宝川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但是，南通海南分公司对于周宝川签订第一份合同是认可的。而惠州公司在与周宝川签订第二份合同时，周宝川仍然在工地负责现场建设管理，南通海南分公司在第一份合同签订后也没有明确告知惠州公司周宝川的授权仅限于签订第一份合同，而且对于与第二份合同仅有十余天时间间隔的第一份合同标的的验收，也是由周宝川所组织和主持的，因此，即便南通海南分公司没有给周宝川授权，惠州公司也有理由认为周宝川获得了南通海南分公司的授权，可以代表其签订第二份合同，周宝川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对南通海南分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事实上，在第二份合同签订后，惠州公司在南通海南分公司工地进行活动板房安装施工，南通海南分公司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综上所述，惠州公司完全履行第一份《销售合同》确定的义务，南通海南分公司却未能依约支付全部款项，依法应承担偿付义务。同时，周宝川签订第二份《销售合同》的行为是职务代理行为，且南通海南分公司已支付了预付款，其依法应承担第二份《销售合同》的付款义务。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4）美民二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判决南通海南分公司、南通公司共同向惠州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326770元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倍计算，其中，82950元的利息自2012年9月26日起计算，243820元的利息自2013年10月25日起计算）；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南通海南分公司、南通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南通公司、南通海南分公司针对惠州公司的上诉，共同答辩称：
一、周宝川签订第二份《销售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南通海南分公司没有约束力。该份合同只有周宝川的签名，未盖有南通海南分公司的公章。周宝川不是南通海南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南通海南分公司委托其对外签订合同的书面授权，无权代表南通海南分公司与惠州公司签订合同。该份合同中，周宝川“代表”的甲方是南通公司，并非南通海南分公司，不符合“以被代理人名义”这一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对于第一份《销售合同》，周宝川仅是签约人，而非南通海南分公司授权的签约代理人，所以在该合同上不仅有周宝川的签名，同时也盖有南通海南分公司公章，南通海南分公司认可该份合同是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加盖的公章，而不是周宝川的签名。南通海南分公司从未授权周宝川与惠州公司签订合同，同样根本不存在周宝川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表见代理的问题。依照第一份《销售合同》盖有公章的签约惯例，对于第二份《销售合同》未印盖公章的问题，惠州公司在一审庭审时解释称是南通海南分公司不肯印盖。同时，惠州公司又称其不同意南通海南分公司对于第二份《销售合同》仅支付2万元预付款，南通海南分公司遂又再行支付了6万元预付款。既然惠州公司有能力让南通海南分公司多付预付款，难道没能力要求南通海南分公司盖章确认吗？倘若认为第二份《销售合同》是南通海南分公司授权周宝川签订的，也存在不合常理之处：一是发票问题。第二份《销售合同》中没有类似第一份《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以全额发票甲方支付工程尾款”，不符合现实商业活动中先开发票后付款的交易习惯。二是单价问题。两份合同显示的签约时间间隔不长，当时没有活动板房价格急剧上涨的情况，且前份合同约建的是二层板房，后份合同是一层板房，安建难度小于前份合同，但是后份合同显示单价却比前份合同新板房单价高出60元，不合常理。综上，周宝川签订第二份《销售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南通海南分公司没有约束力。
二、南通海南分公司没有以实际履行的方式认可或追认第二份《销售合同》。南通海南分公司向惠州公司分次支付的20万元均是第一份《销售合同》的款项，与第二份《销售合同》无关。且南通海南分公司工地周边设有围墙，第一份《销售合同》的活动板房处于围墙之内，第二份《销售合同》的活动板房处于围墙之外。因此，南通海南分公司从未以付款或同意安装等实际履行的方式认可或追认第二份《销售合同》。
三、关于利息损失。惠州公司关于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倍的标准计算利息损失的主张，没有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依法不应支持。利息损失理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
综上所述，南通海南分公司与惠州公司之间仅形成第一份《销售合同》的法律关系，未就第二份的《销售合同》产生权利义务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
二审期间，惠州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活动板房安装施工安全技术交底》，拟证明该份合同是双方对活动板房安装施工安全技术的交底，说明南通海南分公司、南通公司在履行第二份《销售合同》时双方是确认的，南通海南分公司已经对该份合同进行了追认。南通公司、南通海南分公司均无证据向本院提交。
经质证，南通公司、南通海南分公司认为该份技术交底并没有指明是对第二份《销售合同》施工安全的技术交底，对该份合同的三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如下：惠州公司提交的该份证据无双方当事人的签章，对该份证据上签名的人员“殷宝林”“景雪拱”，本院均无法确认其身份，且该份证据也没有指明是对何工程的技术交底，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期间，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一期板房和二期板房的位置和距离问题，本院责令双方当事人于庭审后五日内一并到现场核实并拍照。2014年11月10日，南通海南分公司向本院递交书面说明，明确表示由于活动板房安装地的项目建设方未与南通海南分公司签订任何书面承包合同，现也未通知其正式进场施工，其实际并未控制该项目施工现场，故南通海南分公司只能认可第一份《销售合同》发生的工程量。因此，南通海南分公司拒绝到现场了解和拍摄板房的全景照片。同日，惠州公司向本院提供了16张其到板房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显示有两栋板房（惠州公司陈述即两份合同所指的一期板房和二期板房）相距不超过10米，板房内部已经接通电源并有人居住使用。整个项目工地未用围墙包围，仅一期板房作为项目工地的项目部有围墙包围。
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惠州公司自认2012年2月24日《销售合同》的活动板房处于围墙之内，2012年4月5日《销售合同》的活动板房处于围墙之外。”外，查明的其他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在第一份《销售合同》及第二份《销售合同》中签名的“周宝川”实际应为“周宝龙”。第一份《销售合同》由南通海南分公司与惠州公司签订，双方均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周宝龙作为南通海南分公司的签约代表在该合同上签名。该合同所指的一期板房于2012年3月16日完工并交南通海南分公司验收，代表南通海南分公司参加验收的人员系韩世来、周宝龙等人员。第二份《销售合同》中仅有周宝龙的签名和惠州公司的印章，南通海南分公司未加盖印章。同时，该合同所附平面布置图上有韩世来的签名。两份《销售合同》均约定惠州公司负责保修期为半年。
再查，第一份《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当天，甲方支付乙方工程款40000元，工程完工后交付甲方使用当天，甲方付清乙方工程款82000元，工程完工之日起六个月内甲方付清工程尾款。第二份《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当天，甲方支付乙方工程款80000元，工程完工后交付甲方使用当天，甲方付清乙方工程款120000元，工程完工之日起六个月内甲方付清工程尾款。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第一份《销售合同》有效，并认定该份合同的总工程款为204076.3元，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确认该份合同的工程款为204076.3元。关于第二份《销售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周宝龙作为南通海南分公司的签约代表与惠州公司签订了第一份《销售合同》，并在该合同所指的一期板房完工时，与韩世来一起代表南通海南分公司对一期板房进行验收。2012年4月5日，周宝龙又与惠州公司签订第二份《销售合同》，且韩世来也在该合同所附的平面布置图上签名，因此，惠州公司有理由相信周宝龙有权代理南通海南分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第二份《销售合同》签订后，惠州公司也依约完成了工程，并将二期板房安装在项目工地。此外，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两份《销售合同》中对付款方式的约定，以及南通海南分公司于2012年2月28日、4月12日、4月13日分别付款40000元、100000元、60000元的事实，结合一期板房的验收时间为2012年3月16日，本院认为，南通海南分公司于2012年2月28日支付的40000元系第一份《销售合同》的第一笔工程款，于4月12日支付的100000元实为支付第一份《销售合同》的第二笔工程款82000元和第二份《销售合同》的第一笔工程款。由于该笔100000元在扣除82000后仅余18000元，远远未达到双方在第二份《销售合同》中约定第一笔工程款80000元，南通海南分公司遂于4月13日又支付60000元。因此，南通海南分公司的付款行为应视为其对第二份《销售合同》的追认，其应对第二份《销售合同》承担法律责任。由于二期板房已经完工，南通海南分公司、南通公司应按第二份《销售合同》的约定向惠州公司支付工程款323820元。第一份《销售合同》的总工程款为204076.3元，南通海南分公司已支付122000元，尚欠82076.3元；第二份《销售合同》的总工程款为323820元，南通海南分公司已经支付78000元，尚欠245820元。由于惠州公司仅主张326770元，本院予以照准。南通海南分公司及南通公司应向惠州公司支付32677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由于惠州公司无证据证明二期板房的具体完工时间，本院酌定二期板房的工程款的利息自惠州公司主张权利之日起即2014年5月14日起计算。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惠州公司的上诉部分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4）美民二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
二、限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及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惠州市品致轻钢制品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326770元及利息（自2012年9月17日起至本判决限定的给付之日止，以8095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4日起至本判决限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4582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
三、驳回惠州市品致轻钢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1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02元，均由被上诉人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南通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杰林
代理审判员 赵 曼
代理审判员 韩 芬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