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京0115行初3号
原告孙建然，男，1949年6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琚万举，北京市华泰（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
法定代表人任喜军，镇长。
委托代理人韩小彪，男，北京市司法局礼贤司法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道民，北京市京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建然因要求确认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礼贤镇政府）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的强拆行为违法，于2016年1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5日立案后，于2016年1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0日、2016年3月31日、2016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建然及委托代理人琚万举，被告礼贤镇政府的副职负责人武振刚及委托代理人韩小彪、刘道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建然诉称，原告是北京民达顺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原为北京军区后勤部的军械处长，退役后进行冬虫夏草人工培育的科学研究。原告的食用菌培育基地坐落在大兴区礼贤镇大马坊村，属于北京新机场项目的拆迁范围。被告受拆迁人委托作为本次拆迁的实施主体。根据《北京新机场项目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被告应该先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再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然后原告才搬迁。但是被告拒不给原告出具评估报告，就要求原告先拆迁再谈补偿。在商谈无果的情况下，原告在2015年10月9日发现大门上张贴着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已经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兴区政府）撤销；2015年10月10日又发现大门上张贴着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原告认为该《强制拆除决定书》违法，于2015年12月25日已经在贵院立案申请撤销。2015年12月30日上午，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任喜军镇长和副镇长方勇带领挖掘机把原告的养殖场强制拆除，养殖场里的各种原料及设施损毁殆尽。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法，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理由如下：一、原告2001年10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并依法建设养殖场。原告是2001年10月12日与大马坊村委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承租大马坊养殖场，租期至2029年5月28日止，合同规定如遇国家等占用，则地上建筑物及设施的赔偿归原告。养殖场于2001年10月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是永久。原告承租养殖场时就有厂房，拆迁人对原告进行拆迁，理应依法对原告进行补偿，而不应该按“违法建设”强制拆除。二、原告建厂在前，被告认定原告厂房是“违法建设”的依据实施在后。养殖场的建设时间是2001年前，被告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2011年4月1日起施行，对原告厂房无溯及力。三、被告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被告无权强拆。《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并未赋予镇政府强拆权，故被告的强拆行为违法。综上，被告本应依法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评估并补偿而不作为，却违法对原告的养殖场进行强拆乱作为，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被告2015年12月30日对原告养殖场的强拆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举证期限内，原告孙建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限期拆除决定书》，证明被告礼贤镇政府违法要求原告孙建然限期拆除厂房的事实。
2、《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决定书》，证明被告礼贤镇政府违法要求对原告孙建然厂房强制拆除的事实。
3、《大马坊村和养殖场协议书》、《大马坊养殖场转让协议书》、《承租土地协议书》、《公证书》，证明原告孙建然合法取得租赁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
4、《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原告孙建然合法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并且原告孙建然建养殖场在前，被告礼贤镇政府拆除依据的法律规定实施在后。
5、《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证明原告孙建然的科研成果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6、《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兴政复字[2015]79号，证明被告礼贤镇政府的强拆行为是违法的。
7、养殖场被强拆后的照片和强拆前、强拆时的录像，证明被告强拆的事实与原告损失的事实。
被告礼贤镇政府辩称，一、答辩人没有对被答辩人的养殖场进行强拆，是应被答辩人的请求对其违法建筑进行帮助拆除的行为。1、被答辩人的厂房系违法建筑。根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本市依法实行规划许可制度，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乡规划，依法取得规划许可。该条第三款又规定，城镇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许可内容进行建设，农村建设项目应当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许可内容进行建设。被答辩人虽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但也只能证明对该地享有使用权，其之后在该地建设的厂房均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准建证、开工许可证等相应证件，应属于违法建筑。2、答辩人依法向被答辩人先后送达了《期限拆除决定书》和《强制拆除决定书》。被答辩人的违法建筑在北京新机场项目范围内，答辩人为了使北京新机场项目拆迁工程顺利进行，于2015年5月份即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进行了清登工作，经确认被答辩人所建房屋系违法建筑，2015年9月29日，答辩人依法对被答辩人的违法建筑作出了《限制拆除决定书》并向被答辩人进行了送达，随后又于2015年10月10日作出了《强制拆除决定书》并向被答辩人进行了送达。3、答辩人是帮助被答辩人拆除违法建筑。2015年12月30日，在被答辩人处，答辩人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了政策性教育。被答辩人在得知北京新机场项目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利国利民、能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全国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且被答辩人当场也认识到该北京新机场项目就是因为某些个人自私的心里和不顾大局的思想作祟，导致部分关键工作未达到进度要求，已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无法挽回的不利后果，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当场表示了深切的悔意。并向答辩人口头请求，希望答辩人帮助其拆除，愿意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标准在合理的范围内得到补偿。答辩人在被答辩人的请求下对其违法建筑进行了帮助拆除。二、被答辩人的请求判令答辩人对其养殖厂建筑、人工冬虫夏草菌种和木耳菌种及设施等恢复原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被答辩人的违法建筑属于其自行拆除，答辩人只是在其拆除的过程中进行了帮助行为。2、据了解，被答辩人在自行拆除违法建筑之前已将建筑内的所有设施及物品全部搬移另处。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以答辩人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人民法院查清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举证期限内，被告礼贤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房屋拆迁许可证，证明北京新机场项目已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事实。
2、暂停事项公告照片，证明原告孙建然的养殖场在北京新机场项目的拆迁范围内的事实；2015年5月14日即已开始了北京新机场项目的拆迁工作，相关部门已对暂停办理的事项进行了公告的事实。
3、关于北京新机场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国土资预审字[2014]77号），证明北京新机场拆迁项目的建设用地是经过国土资源部审批通过的事实；证明被告礼贤镇政府依法向原告孙建然送达了《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事实。
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新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14]2614号），证明北京新机场项目经国家发改委审批通过的事实；北京新机场项目利国利民国家重点工程的事实。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出具的审计结果公告（2015年第32号公告），证明北京新机场建设项目部分关键工作未达到进度要求，已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无法挽回的不利后果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礼贤镇政府对原告孙建然的证据1、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原告承租土地需要取得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但原告没有该项手续；对证据4不认可，集体使用证的主体是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大马坊养殖场，而且用途是养殖，本案的原告是孙建然，主体不一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没有营业执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礼贤镇政府没有进行强拆，是一种帮助拆除行为；对证据7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是原告孙建然现场照片，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礼贤镇政府没有进行强拆。
原告孙建然对被告礼贤镇政府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证明目的认可，但证明不了被告礼贤镇政府的强拆行为合法，因为被告礼贤镇政府没有给原告孙建然合理补偿；对证据3真实性、证明目的都认可，对向原告孙建然送达强制拆除决定书认可，但对强制拆除决定书的合法性不认可，原告孙建然已经针对强制拆除决定书提起诉讼；对证据4真实性、证明目的认可，但不能证明强拆合法；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对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认可，但是造成损失的人是被告礼贤镇政府。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材料进行评议后认证如下：
经审查，原告孙建然的证据1-3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不足以证明其所要证明的内容；证据4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与原告孙建然本人无关，不足以证明其所要证明内容；证据5与本案无关；证据6-7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被告礼贤镇政府的证据1-5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
经审理查明，1999年5月28日,案外人胡铁华与大马坊村委会签订《大马坊村和养殖场协议书》将村北伍亩地承租给养殖专业户胡铁华，承租期15年，自1999年至2013年。2001年10月12日，原告孙建然与胡铁华签订《大马坊养殖场转让协议书》，将胡铁华承租的大马坊养殖场转让给原告孙建然。2001年10月12日，原告孙建然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大马坊村委会签订《大马坊养殖场承租协议书》并进行公证，承租年限在原（胡铁华）承租的基础上自2001年10月12日至2029年5月28日止。2002年4月1日，原告孙建然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大马坊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承租土地协议书》，将原告承租的原大马坊养殖场院外零散荒废的土地承租给原告孙建然使用，租期自2002年4月1日至2029年5月28日。因原告孙建然在承租地上建房未取得规划许可，被告礼贤镇政府于2015年9月29日对原告孙建然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于2015年10月10日对原告孙建然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原告孙建然不服，于2015年10月15日对《限期拆除决定书》向大兴区政府申请复议。大兴区政府于2015年12月13日作出京兴政复字[2015]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被告礼贤镇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后原告孙建然于2015年12月25日对《强制拆除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12月30日被告礼贤镇政府对原告孙建然在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大马坊村北建设的建筑物实施了拆除行为，原告孙建然认为该强拆行为违法，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6年6月23日，本院作出（2015）大行初字第302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被告礼贤镇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被告礼贤镇政府认为原告孙建然违反《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的相关规定，未取得规划许可证、准建证、开工许可证等相应证件下建房系违法建筑，对原告孙建然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并实施了拆除行为。但因2015年12月13日大兴区政府作出京兴政复字[2015]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被告礼贤镇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2016年6月23日，本院作出（2015）大行初字第302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被告礼贤镇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故被告礼贤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的依据已不存在，其实施的拆除行为应属违法。综上，对于原告孙建然要求依法确认被告礼贤镇政府2015年12月30日对原告孙建然养殖场的强拆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礼贤镇政府辩称该违法建筑是原告孙建然自行拆除，被告礼贤镇政府仅是在原告孙建然拆除过程中实施了帮助拆除行为的意见，因未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对原告孙建然在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大马坊村北建设的建筑物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青 青
人民陪审员 蔡淑侠
人民陪审员 张金玲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月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