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西充民初字第33号
原告龙青松。
原告李玉林。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文永强，四川源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何庆莲。
委托代理人何光富，西充县晋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原告龙青松、李玉林诉被告何庆莲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杨文洪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龙青松、李玉林本人未到庭，其代理人文永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何庆莲及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二原告都在外务工，女儿龙子萱由其奶奶王邦英照料、看管。因王邦英在何秀芳处借了钱，2013年11月8日下午去向何秀芳还钱，途经何庆莲开设的茶馆时，王邦英给何秀芳打电话，何秀芳称其送娃儿上学去了，叫等她一会儿，王邦英便在何庆莲茶馆的街沿上等。这时何庆莲邀王邦英搓麻将，王邦英开始不同意并说：“我要看管孙女，没时间打麻将”，何庆莲说：“我帮你把孙女看管到，你打嘛，等何秀芳来我让她”，于是王邦英就与被告何庆莲等开始搓麻将。一会儿，何秀芳就来了，何庆莲当即让何秀芳上场。搓了两盘麻将时，龙子萱还给何秀芳拿了一根蛋卷吃，何秀芳夸其乖巧，接着又搓完一盘麻将，王邦英问何庆莲孙女在哪里，何庆莲说在这里，何秀芳还说了句：“庆莲，把娃儿给别人看好哟，不见了你是负不起责任的”。紧接着又搓了一盘，何秀芳和牌后起身看了看四周，并在茶馆内找了一下，没有看到龙子萱，便马上叫王邦英：“没有看到你孙女”，随后，四处寻找并报警，也没有找到，直到第二天才发现龙子萱淹死在河里。原告一家悲痛欲绝，多次向相关部门报告并要求解决，晋城镇人民政府还指派司法所调查和协调，一直未果，故诉请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女儿死亡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等计20万元。
被告未作书面答辩，庭审中辩称：原告在诉状中不顾事实和法律，诬陷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责令原告向被告赔礼道歉，否则，被告保留向原告追诉其诬告的权利。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原告龙青松和女儿龙子萱户口簿复印件，旨证明原告双方信息及原告与死者龙子萱之间的身份关系；
2、西充县常林乡五里店村村委会和晋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旨证明龙子萱死亡的事实；
3、西充县晋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任天彬调查王邦英、何秀芳形成的《调查记录》复印件，旨证实龙子萱死亡的时间、地点及原因，何庆莲与龙子萱监护人形成的法律关系和应当作被告以及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原因；
庭审中，何秀芳、王邦英到庭作证。庭审后，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租房合同、房东证明及交纳气、电费的收据，旨证明龙子萱随其奶奶王邦英居住于西充县晋城镇。
被告对原告所举第1、2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3项证据认为不具有真实性，证人虽到庭作证，但因王邦英与死者系亲属关系、何秀芳的证言系孤证，不能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
被告为证明其辩解观点，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水、电、气缴费发票，旨证实茶馆的经营者不是被告何庆莲而是何庆凤。
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何庆莲是茶馆的实际经营者。
通过法庭调查，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异议：
原告龙青松、李玉林夫妇在外务工，女儿龙子萱（2011年6月18日生）由其奶奶王邦英看管、照料。2013年8月11日下午，王邦英带孙女龙子萱在西充县晋城镇小南街虹源市场河边一门面开设的茶馆里搓麻将过程中，龙子萱脱离大人的看管视线，不幸坠入河中淹死。
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
1、茶馆的经营者。被告提交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载明：经营者姓名：何庆凤，场所：西充县晋城镇虹源市场门口摊位，经营范围及方式：百货、烟零售；缴纳电费发票上载明客户名称：何庆凤，地址：小南街公变；缴纳气费发票上载明客户名称：何庆凤，地址：小南街虹源市场河边门面1-29；西充县恒丰物业公司收水费据上载明户主何庆凤；以此载明茶馆的经营者是何庆凤而非被告。被告对原告称其为茶馆的实际经营者在庭审中解释：茶馆的经营者是其兄长何庆凤，其本人在茶馆外面的街沿上卖蛋，由于何庆凤系残疾人，所以时常帮他圆麻将场子，以支持其生意。
2、龙子萱的奶奶王邦英与被告何庆莲之间是否建立某种法律关系。原告认为王邦英与何庆莲之间建立了委托看管龙子萱的法律关系，佐证证据是王邦英和何秀芳的证人证言。何秀芳的证言内容：那天上午王邦英给我打电话说还我钱，我当时回答她我女儿在住院、输液，王邦英说下午过来还我钱，在一起玩一会儿，我说下午还没有时间，她又说下午要来还我钱。王邦英在下午2点左右过来给我还钱，当时我送小孩到学校去了，她就在何庆莲麻将馆街沿上坐，等我回来。我送小孩回来时，她和老板娘何庆莲都一起在打麻将了。我走拢后，何庆莲就叫我打麻将，何庆莲就起来让我，我就和王邦英一起打麻将。我刚打两把麻将时，小孩（龙子萱）还给我拿一根蛋卷，我还夸她很乖。在打完第三把麻将后，王邦英问何庆莲孙儿在哪里，没有看见人，何庆莲说在那里。当时屋内还有三桌人打麻将，都听到王邦英在问何庆莲。王邦英问后，我马上就向何庆莲说：莲儿，把娃儿给别人看好哈，不见了你是负不起责任的哈。我这话说完后又打了一把麻将，打完后，我就起身去找娃儿，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我就叫王邦英找娃儿，连隔壁一桌的人也起来找，没有找到，又报110报警，到晚上也没有找到，第二天在河里浮起来了。王邦英的证言中何秀芳来后的内容是一致的，何秀芳来之前的情况，其陈述为：我到何秀芳处要经过麻将馆，我走到那里时就给何秀芳打电话，她说送娃儿到学校去了，我就在麻将馆门前坐到等何秀芳回来。我刚坐下，何庆莲就叫我打麻将，我说我要带娃儿，不打麻将，何庆莲就说我给你看到起，何庆莲的哥也跟到说给你看到起。我还没有打的时候就说，不认识的人我不打，何庆莲说，你来打到起，我帮何秀芳打，她送娃儿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来了我就让她打。何秀芳来后，何庆莲就起来让何秀芳打。被告何庆莲承认邀王邦英打麻将，但不承认答应帮王邦英看管娃儿，并陈述自己起身让何秀芳后又到另一桌打麻将去了。
对上述争议的事实，本院对证据审查后认为：
原告认为茶馆的实际经营者是何庆莲却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被告提出的反驳证据《营业执照》上经营者虽是何庆凤，但场地是门口摊位，经营范围是百货、烟，不能证明房屋内茶馆的经营者，其进一步提交了门面的水、电、气缴费收据，证明门面的业主是何庆凤的事实可以认定。但业主有可能与经营者不一致，按照证据规则，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
原告意图证明王邦英与被告何庆莲之间形成了委托看管龙子萱的合同关系而举出的证人证言，只有王邦英证实何庆莲为了邀约其打麻将而口头答应帮其看管娃儿，何秀芳是不可能知道其来之前王邦英与何庆莲达成过何口头约定的。何秀芳证实在打麻将中途王邦英问何庆莲孙儿在哪里，何庆莲答在那里，以及何秀芳说“莲儿，把娃儿给别人看好哈，不见了你是负不起责任的哈”的证言，不足以印证王邦英与何庆莲之间就存在有口头委托看管娃儿的约定成立。因此，原告意图证明王邦英与被告何庆莲之间形成了委托看管龙子萱的合同关系，只有王邦英一人的证人证言佐证，而王邦英系龙子萱的奶奶，按照证据规则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原告主张的王邦英与何庆莲之间形成委托看管关系的法律事实，因无证据支撑，本院不予认定。
诉讼中，原告认为龙子萱死亡，作为其监护人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要求由被告何庆莲承担总损失中的20万元；法庭向原告进行了释明，其有权在侵权之诉和合同之诉二者中选择，但原告坚持合同之诉。
本院认为：原告之女龙子萱死亡，其诉请索赔的前提必须是赔偿义务人负有法律规定的某种义务，要么是法定义务，要么是约定义务。龙子萱由其奶奶王邦英带到茶馆，在脱离了大人的视线后，跑到茶馆外，不幸坠入河里淹死，死亡的地点不是在茶馆内，因此，茶馆经营者对茶馆之外发生的事件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义务，据此，追究茶馆的经营者到底是何庆莲还是何庆凤无实际意义。即便何庆莲是茶馆的实际经营者，也不负有必然照看进茶馆娱乐、消费之客人的小孩的法定义务。本案原告诉请被告何庆莲赔偿的理由不是何庆莲负有法定义务，而是何庆莲因履行委托看管口头合同约定义务不力，导致小孩脱离大人视线，依法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该理由因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王邦英与何庆莲之间存在有委托看管小孩口头合同也不能成立。故，原告诉请被告何庆莲赔偿其女儿龙子萱死亡的部分损失，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龙青松、李玉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原告龙青松、李玉林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文洪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书记员 韩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