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德民一终字第7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
负责人姜晓香，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纷富，四川华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之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维迪。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肖莉，四川智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小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英。
委托代理人冷辉，四川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财保成都公司）与被上诉人唐之同、袁维迪、田小勇、刘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前由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5日作出（2015）中江民初字第146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财保成都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24日18时10分许，被告田小勇醉酒后驾驶登记在其妻被告刘英名下的川A680**号小型轿车从中江县辑庆镇方向经中金快速通道往中江县兴隆镇方向行驶至20KM＋400M处时与行驶前方左转弯由袁学金（系原告唐之同之子、袁维迪之父）饮酒后驾驶的川FE018**号超标电动自行车相撞，致使袁学金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5年1月25日死亡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中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此次事故作出认定：被告田小勇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袁学金承担次要责任。事发后，被告刘英给袁学金垫付抢救费13113.23元，尸检费1800元、车检费1000元、血检费400元。另查明，死者袁学金系农村居民，从2013年3月起。在中江县继光镇王隆鑫经营的电信营业部上班，并居住于营业部内；死者袁学金之父唐之同，生于1947年9月5日，育有子女3人；被告刘英为肇事的川A680**号车在被告财保成都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50万元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且事发时在保险责任期限范围内，但在投保时，保险公司只给其提供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单、发票。2015年3月26日，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原审审理中，被告财保成都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有被告“刘英”签字的《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证明尽到应尽的告之义务，被告刘英否认系自己所签字，并向本院书面申请鉴定，缴纳鉴定费1100元；经双方选定鉴定机构，2015年6月17日，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以川求实鉴（2015）文鉴169号文书鉴定意见书认定：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投保单正本》笫二页“刘英”的签名不是刘英书写。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原、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川A680**号肇事车的行驶证复印件和被告田小勇的驾驶证复印件，被告财保成都公司的营业执照、企业代码证，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商业三者险的复印件、机动车保险投保单正本及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以川求实鉴（2015）文鉴169号文书鉴定意见书，死者袁学金的死亡证明书、火化证明，抢救费、尸检费、车检费、血检费、笔记鉴定费票据，中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5）笫02007号认定书，中江县继光镇王隆鑫电信营业部营业执照、继光镇派出所、社区居委会、祝家庙村委会证明、证人王隆鑫的当庭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
原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依法应当由保险公司对受害第三人在机动车交强险分项限额内按无过错责任原则赔偿，不足部分再按双方的过错责任在商业三者险中赔偿。原告主张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误工费的合理部分，应予支持；主张赔偿交通费未提供票据，但为处理丧事而实际产生，故酌定1000元为宜。被告刘英、田小勇辩称肇事车在被告财保成都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且事发时在保险责任期限范围内，应由保险公司赔偿的理由，原判将按法律规定裁判；被告刘英辩称给原告垫支的抢救费、尸检费、血检费、车检费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因其费用均属该事故后实际产生的费用，为减少讼累，应予支持；其请求被告财保成都公司支付笔记鉴定费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被告财保成都公司辩称原告诉请的医疗费应扣出20%自费药费，其他费用计算过高的意见，原判将依据相关规定计赔；辩称被告田小勇醉酒驾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均不应赔，因法律明确规定醉酒驾车致笫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而商业三者险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依格式合同条款约定，依照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被告财保成都公司所提供的机动车保险投保单正本的签字不是被告刘英书写，不能证明对“醉酒驾车”免责条款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且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不应支持；辩称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赔，死者袁学金虽系农村居民，但庭审中原告提供了死者袁学金死亡前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镇的相关证据，且有证人王隆鑫的当庭证言佐证，保险公司并未提供驳斥原告的证据，故原告的诉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精神，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赔、十五故现场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在交强险分项限额内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按责任赔偿原告唐之同、袁维迪因交通事故致受害人袁学金死亡的抢救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尸检费、车检费、血检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432291.36元（己扣出被告刘英垫支的抢救费、尸检费、血检费、车检费共计16313.23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在交强险分项限额内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支付被告刘英的笔记鉴定费和给原告垫支的抢救费、尸检费、血检费、车检费共计16036.34元（己扣除应承担的自费药费1376.89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唐之同、袁维迪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财保成都公司不服，向本院上诉称：1.死者袁学金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被上诉人唐之同、袁维迪一审提交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无法达到证明袁学金在城镇居住、收入来源于城镇的证明目的；2.死者袁学金的死亡系田小勇的刑事犯罪行为所致，田小勇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应支持被上诉人唐之同、袁维迪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本案车检费、血检费、尸检费应由公安机关承担，与事故车辆的车主无关，且上述费用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不应该由上诉人承担；4.笔迹鉴定费是被上诉人刘英为达到自己诉讼目的及举证需要，主动委托鉴定产生的，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5.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田小勇的醉酒驾驶行为不应当承担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醉驾免赔条款不属于免责条款，即使是免责条款，虽然投保单上的签字非刘英本人所签，但刘英已经通过缴纳保险费的方式对投保单上的签字行为进行了追认，该免责条款应当对刘英有效。综上，请求依法改判：1.袁学金的死亡赔偿金按农村标准计算；2.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3.车检费、血检费、尸检费、笔迹鉴定费不由上诉人承担；4.上诉人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均不承担责任；5.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唐之同、袁维迪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1.袁学金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有证据证明，且证据能够达到证明目的；2.被上诉人田小勇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免除其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3.车检费、尸检费、血检费等是事故发生后实际产生的费用，判决由保险公司承担于法有据；4.保险公司对于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无效。故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刘英答辩称：一审判决客观公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田小勇未作答辩。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上诉应当围绕上诉人财保成都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有：1.袁学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2.唐之同、袁维迪能否因袁学金死亡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车检费、血检费、尸检费及笔迹鉴定费应否由上诉人承担；4.上诉人应否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袁学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问题。本案死者袁学金虽系农村居民，但从2013年3月至2015年1月期间，袁学金在中江县继光镇王隆鑫经营的电信营业部上班，并居住于营业部内，该事实有王隆鑫的当庭证言、中江县继光镇派出所、继光镇兴发社区居委会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证明袁学金的收入来源地和经常居住地均为城镇，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上诉人财保成都公司对此有异议，但并未提供反驳证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判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袁学金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唐之同、袁维迪能否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上诉人财保成都公司认为，田小勇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近亲属无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而被上诉人唐之同、袁维迪认为，田小勇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免除其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侵权人犯交通肇事罪的侵权案件，还是否应当赔偿精神损失，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确定损失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即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条文。因此，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侵权人被判处刑罚后，仍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故，上诉人财保成都公司关于唐之同、袁维迪无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车检费、血检费、尸检费及笔迹鉴定费应否由上诉人承担。本院认为，车检费、血检费、尸检费均为被上诉人唐之同、袁维迪因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实际损失，有合法票据佐证，上诉人财保成都公司不予赔偿的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笔迹鉴定费系因查明上诉人财保成都公司向法院提交有“刘英”签字的保险单证据真实性而产生的费用，经鉴定该签名并非刘英本人所签，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民事诉讼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该笔迹鉴定费理应由上诉人财保成都公司承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应否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的问题。上诉人财保成都公司认为田小勇系醉酒驾驶，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的规定，驾驶员醉驾的，上诉人财保成都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保险条款上关于醉驾免责之约定，对被保险人生效的前提条件是保险人应当事先尽到说明提示义务，而本案上诉人财保成都公司用以证明其已尽到说明提示义务的证据——保险单上被保险人的签字经鉴定不是被保险人本人书写，无法达到上诉人之证明目的，在其未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刘英已缴纳保险费的事实难以认定上诉人已经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该免责约定不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应当在商业第三者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018元，减半收取3509元，由唐之同、袁维迪负担1052元，刘英、田小勇负担24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18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叶兰
代理审判员 孔祥明
代理审判员 陈洪斌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聂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