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舟普民初字第444号
原告董某甲。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汪旭光。
被告董某乙。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汪昌法。
被告董某丙。
被告汪某甲。
原告董某甲诉被告董某乙、董某丙、汪某甲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纪培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某甲及委托代理人汪旭光、被告董某乙及委托代理人汪昌法、被告董某丙、被告汪某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某甲诉称，原告在继承了父亲遗产的基础上，于2013年3月13日同被告签订了“分家析产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同被告汪某甲分得位于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新塘村183号东首老平房一间，今后归原告所有，被告汪某甲同原告一道居住。协议签订以后被告董某乙、董某丙反悔，为此原告于2013年12月25日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位于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新塘村183号东首老平房一间归原告所有，法院审理后认为：1、原告起诉超过继承法规定的20年时效；2、该协议系双方串通后签订，且协议内容明显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当属无效。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判决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分家析产协议”的效力有待于进一步审查，据此否定了一审法院关于该协议无效的认定。最后二审法院以：退一步说，该协议有效，根据协议的约定，诉争房屋只是在今后才归董某甲所有，董某甲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拥有产权，故原审法院驳回其要求确认对诉争房屋拥有所有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认为，原告同被告签订的“分家析产协议”是在原告继承父亲遗产的基础上同被告充分协商后签订，协议内容并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故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协议无效的认定已经被二审否定，二审法院认为“分家析产协议”的效力有待进一步审查，原因在于当时存在当事人缺位的情形，无法直接作出协议有效的认定。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同三被告在2012年3月13日签订的“分家析产协议”有效。
原告董某甲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公民户口登记信息证明，拟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2.分家析产协议书，拟证明分家析产事实。
3、（2014）舟普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身份情况及起诉事实。
4.（2014）浙舟民终字第10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分家析产协议效力有待进一步审查。
5.原告父亲董存浩的弟弟董存永写给市国土资源局的材料一份，拟证明一间房屋是原告董某甲的。
被告董某乙辩称，原、被告签订的分家析产协议应是无效的。原告提出的分家析产协议分割的家产是三被告于1991年建造的，原告没有批地建房资格，也未对翻建房屋出过资。2012年初，原告知道被告的房屋面临拆迁，因原告的户口早已迁出，无资格参与拆迁，其为享受拆迁利益，与三被告签订了分家析产协议书，三被告念及亲情而与之签订。但是为了防止三被告利益受损，在签订分家析产协议时，原告与被告董某乙同时签订了一份有关勾山镇新塘村的老宅协议。该协议是一份附条件赠与协议。原、被告签订的分家析产协议违反法律的规定，应属无效。被告董某丙辩称，原告为获得拆迁利益，劝说母亲，才签订分家析产协议，想让原告在拆迁时获得利益。被告汪某甲辩称，房屋都是被告董某乙、董某丙建造，和原告没有关系，原告一直来劝说，让本人做两个儿子的工作，让他们签订协议，原告说只是拿国家的钱，不会影响本人两个儿子。这房子本来是被告董某乙、董某丙的，我又没主意的，就算有主意，也不可能把房子处分给他。当年原告自己说过他去顶父亲职务，老房子不要，饭钱（赡养费）也不给。
三被告为证明其抗辩理由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董某甲与董某乙有关勾山镇新塘村的老宅协议书，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分家析产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国家拆迁利益的事实。
2.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拟证明诉争房屋系被告董某乙所有的事实；
3.声明书3份，拟证明三被告主动声明撤销原签订的分家协议书和老宅协议书。
4.土地违章违法案件处理处罚决定书及罚款缴费单，拟证明被告董某乙建房时因超面积35.89平方米而被处罚并缴款。
5.《并屋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对被告董某乙批地建房完全知晓，家人对老屋已经协商处理过，并由第三人汪某乙写过协议，只是碍于情面，都没签字。
6.私人建房呈报表，拟证明以董某乙为户主审批建房情况。
7.证人汪某乙出庭作证证言，其陈述：老宅协议书是其在场签名。原告多次打电话给他，意思是房屋要拆迁，他想钻国家政策空子，希望本人作为中间人，协议是在董某乙家里，董某乙、董某丙、董某甲、缪某也都在场。以前董某甲顶父亲之职，老房子他不要了，也不赡养汪某甲了。他顶职后，本人每年暑假回家种田，从没看到过董某甲，分家析产的协议书本人不知情。
8.证人缪某出庭作证证言，其陈述：老宅协议书上是其签名，董某乙和董某丙一次次来找本证人，说红旗社区要拆迁，他们兄弟们商量好了，想钻国家空子，他们都签名了，本证人也就签了。兄弟们分家过，90年左右造房子时，完全是董某乙、董某丙出钱翻建的。
9、证人方某出庭作证证言，其陈述：当时董某乙要翻建房屋时，董某甲清楚的表示母亲的一月10元钱不负担了，不再承担赡养后母费用。老房子也不要了。董某甲说自己分的是堂前间，翻建后房屋全部拆掉，17平方米的小饭间也是新造的。
诉讼期间，本院向被告汪某甲的女儿董争芬了解情况，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其表示：父亲临终前确实遗留口头遗嘱，被告董某丙分东首起第一间，被告董某乙分得东首起第二间，原告董某甲分得东首起第三间，自己分得东首起第四间。1990年，以被告董某乙名义翻建房屋时，被告董某乙和董某丙给了本人600元钱，原告董某甲当时也要拿600元的，本人和董某甲都同意翻建，当时也书写了并屋协议书，本人也知道的，因为考虑兄弟姐妹感情，没有签字，当时确实是协商过的，翻建后的房屋由被告董某乙、董某丙、本人及母亲一起居住使用，董某甲没有居住使用过。近2-3年来原告听说老房屋要拆迁，想要一间房屋，就找我们商量。房屋是董某丙、董某乙自己建造的，我们当时知道的，对其翻建的房屋完全知道，本人和董某甲都处理过自己的房屋。原告董某甲去顶父亲的职务时，也说过老家的房产不要了。当时翻建时批地保留的是东首起第一间，分给董某丙的，四间平房完全拆除翻建新楼房，在楼房后面新建造一饭间，都不是原先的老房子。
诉讼期间，本院调阅了（2014）舟普民初字第23号卷宗材料。对涉及本案的相关证据、庭审笔录、调查笔录予以参考。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董某乙、董某丙系同父异母兄弟，被告汪某甲与原告系后母与继子关系。原告幼年时母亲去世。被告作为继母为抚养其成人付出了一定的心血。1974年，原告父亲董诚浩与继母汪某甲在舟山市普陀区勾山镇新塘村（现勾山街道新塘路183号）共同审批建造了四间平房。1983年初，董诚浩病逝，立下一份口头遗嘱，将四间平房分给原告、被告董某乙、董某丙及妹妹董争芬一人一间，原告分得东首起第三间。父亲去世后，原告顶替父亲职务进城工作，将户口迁离勾山镇新塘村。1990年，以被告董某乙为户主与家庭成员母亲汪某甲、被告董某乙、董某丙及妹妹董争芬申请对原四间平房原拆原造，建成三幢楼房，当时审批时需保留一间小屋。该小屋并非是原告父亲口头遗留给其的一间平房，该小屋也在当时一并被翻建。在翻建四间平房时，有相互印证的证据链（《并屋协议》——尽管当事人并未签名，但从纸张原始文字显示当时对翻建房屋一事考虑过房屋翻建后权属问题；见证人汪某乙的证词；证人方某证词；董争芬陈述——其愿领取600元房款后同意由被告董某乙、董某丙翻建；原告董某甲顶替父职后户口迁出、很少赡养后母、四间平房翻建后原告董某甲长期未提出异议）表明该户家庭成员之间对并屋且翻建一事进行过协商处理。房屋全部翻建后，由母亲汪某甲、被告董某乙、董某丙及妹妹董争芬居住使用，原告对此从未提出过异议。2002年6月，被告签订《分屋协议书》，将三幢楼房、辅房（饭间和鸡棚）予以分割，并向相关部门申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2003年1月，舟山市国土资源局普陀分局向被告董某乙颁证，将一幢半楼房及东边饭间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被告董某乙名下。原告长期以来也未提出过异议。也未向有关房产登记管理部门提出过异议。2012年3月13日，原告与三被告签订了《分家析产协议》，该协议是原告起草书写。恰是同一天，董某甲与董某乙签订一份《勾山镇新塘村的老宅协议书》。2013年8月15日，原告董某甲向普陀区委办公室信访其房屋被错误登记一事，舟山市国土资源局普陀分局进行了调查，调查情况如下：“1990年3月以董某乙为户主进行审批建房，批准面积110平方米，保留原平屋一间。2002年发证时，董某乙、董某丙兄弟对房屋进行了划分处理，并按照当时的政策对两兄弟超批文面积部分分别进行了违章补办”并答复原告董某甲“你所反映的平屋为1990年批准时所保留的平屋，现该地基上只剩半间，且无法证明是否为1974年建造”，该局建议原告董某甲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异议登记。如对该局作出的处理意见不服，可依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上一级行政部门申请复查。但原告董某甲并未进一步提出异议登记申请，也未提起相关行政诉讼。2014年4月，原告董某甲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起诉，一、二审法院均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同时二审法院认为，对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分家析产协议应进一步审查其效力，故原告再次诉至法院。诉讼期间，三被告声明与原告签订的《分家析产协议书》和《老宅协议书》作废。
本院认为，分家析产是通过协议，将大家庭分成小家庭以及将家庭共有财产予以分割。分家析产协议必须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处分他人财产、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本案中，原告认为2012年3月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基于原先其父亲临终前的口头遗嘱而形成，但原告父亲临终前的口头遗嘱单方处分了原告父母二人的共同财产。该口头遗嘱不应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原告并不能取得基于此份口头遗嘱中指称的四间平房中的一间老平房。1990年，以被告董某乙为户主申请对原平房原拆原造，完全是由被告董某乙、董某丙出资建成三幢楼房，当时的家庭成员为母亲汪某甲、两被告及妹妹董争芬，翻建后的房屋应属申请批地成员共有。原告董某甲顶职后，户口迁出，依法不能享有农村房屋批地建房的资格。根据被告董某乙出示的《并屋协议书》，见证人汪某乙的证词、证人方某证词、董争芬陈述、房屋完全由被告董某乙、董某丙出资翻建、董某甲顶职后户口迁出、很少赡养后母、四间平房翻建后长期由三被告和董争芬居住使用、董某乙和董某丙分户登记后董某甲长期未提出异议登记等事实情况，依据民事证据认定的高度盖然性，可以基本认定，在翻建老房屋时，董某甲已经与家人协议处理过老房屋翻建一事。2012年3月13日，原告董某甲与被告董某乙等签订有关勾山镇新塘村的《老宅协议书》，其也认可其所主张的东首一间老平房是被告董某乙的。而于同一天，原告与三被告签订了《分家析产协议》，其妹妹董争芬作为房屋共有人，并未参与协议的签订，也不符合分家析产的通常规则。从“分家析产协议”内容看，原告要分得的“东首老平房”并非原告父亲口头遗嘱留给其的老平房，实际是指被告董某乙新建的东边饭间一间。而原“东首老平房”一间在翻建后产权登记在被告董某乙名下。因此，原告与三被告签订分家析产的协议，其约定内容与实际房屋所有权状态不符，在兄弟姐妹均已分户生活多年的情况下，签订此分家析产协议，也不符合农村百姓的分家习惯。而且，从两份协议的内容以及相关证人、三被告陈述来看，既然签订了分家析产协议，原告董某甲可以无偿分得东首老平房（实际是指东边饭间一间），而从《老宅协议书》看，原告董某甲却要求被告董某乙把东边饭间一间和后边卫生间赠与给他，但这种赠与不是无偿的，而是原告董某甲要补贴给被告董某乙5万元，并且强调“所有拆迁的补贴都归董某乙”，从中看出原告董某甲认可其要获得的房屋是被告董某乙的，不能通过分家而取得。两份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互相矛盾，明显存在协议方互相串通、预谋签订分家析产的虚假协议，以获取可能存在的拆迁利益。明显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该协议的效力不应认定。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董某甲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董某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纪培福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蒋 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