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2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樊小军，男，197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黄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利菲，女，198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黄平县。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梅梅，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法兴（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8号上海万都中心大厦48楼4803、4804室。
法定代表人：OlivierRambert，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煜东，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迪，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贵州高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路招商大厦三层36号。
法定代表人：赵宪喜。
上诉人樊小军、孙利菲因与被上诉人法兴（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兴公司）、原审第三人贵州高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山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5民初7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樊小军、孙利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梅梅、被上诉人法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煜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高山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樊小军、孙利菲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5民初7242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法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樊小军、孙利菲的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未将法兴公司自认已付租金、首付款、保证金予以扣除，对樊小军、孙利菲应支付全部未付租金金额存在认定错误。具体为：1、法兴公司在其《起诉状》中自认樊小军、孙利菲向法兴公司支付了七期租金，一审认定樊小军在支付了第1至第3期租金及第4期部分租金之后未再付，存在错误。2、《租赁协议》未明确租赁首付款是租金的组成部分，若将租赁首付款理解为租金，则支付的对象应当是法兴公司，而不是高山公司；同时，对既支付巨额首付款又支付巨额租金的承租人不公平，故首付款不应包括在法兴公司的租赁成本内，实为樊小军、孙利菲支付的购买租赁物的货款，法兴公司未经樊小军、孙利菲同意，擅自将租赁物低价转卖给高山公司的关联公司，应承担返还樊小军、孙利菲首付款的责任。3、在一审中，樊小军、孙利菲明确要求将保证金在未付租金内予以扣除，双方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保证金应优先冲抵未付租金。此外，租赁物收回之后的租金樊小军、孙利菲不应支付。第二，广西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是高山公司的股东，广西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是涉案租赁物的购买方，两家公司的注册地相同，且有共同的投资人胡某。高山公司与B公司属关联公司，法兴公司将租赁物低价转卖给高山公司的关联公司，损害了樊小军、孙利菲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未对涉案租赁物的残值进行评估，而采信法兴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二手设备买卖协议书》，对涉案租赁物的实际价值认定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计算出的涉案租赁物的折旧价值远高于到期未付租金，法兴公司要求樊小军、孙利菲赔偿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租赁协议》关于樊小军、孙利菲同意接受租赁物转卖价格的条款属于过分加重承租人义务的格式条款，法兴公司未尽到告知和提示义务，该格式条款无效。第三，法兴公司长达两年未向樊小军、孙利菲索要租金，同时间段樊小军、孙利菲已将同期租金支付给高山公司，法兴公司的不作为应视为对高山公司代收租金事实予以认可。第四，法兴公司未按《租赁协议》的约定向樊小军、孙利菲出具租金明细表并要求樊小军、孙利菲支付租金，应对因自身过错造成的损失和给樊小军、孙利菲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5、法兴公司在收回租赁物之前未对樊小军、孙利菲进行任何催告，故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亦不存在适用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基础。根据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收回涉案租赁物及赔偿损失应一并主张，但法兴公司在起诉前已擅自收回租赁物且已转卖他人，樊小军、孙利菲申请对2015年3月24日涉案租赁物的价值进行鉴定。如不鉴定租赁物的价值，则继续适用该条司法解释对樊小军、孙利菲不公平。
法兴公司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一，租赁首付款是樊小军、孙利菲应当在《租赁协议》项下向法兴公司承担的义务，为避免先支付给法兴公司，再由法兴公司支付给高山公司的麻烦，由樊小军、孙利菲直接支付给高山公司，不存在予以返还的条件。第二，《租赁协议》第十四条明确约定，樊小军、孙利菲应当无条件接受法兴公司回收租赁物的价格要求。樊小军、孙利菲认为租赁设备转让价格过低，其利益受到损害，无事实和合同依据。第三，法兴公司从未对高山公司授权或通过任何形式委托其代为收取租金，樊小军、孙利菲提出其向高山公司支付租金，但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第四，对于应付租金的数额和时间，《租赁协议》首页附表上有明确约定，樊小军、孙利菲完全可以依照该表履行约定，不存在合同约定不明无法履行的情况。第五，樊小军、孙利菲对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理解错误，其主张租赁物收回之后的租金不应当赔付，缺乏法律依据。
原审第三人高山公司未到庭发表述称意见，但提交书面意见，表示认可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
法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樊小军、孙利菲赔偿法兴公司损失500,178.16元（以全部未付租金750,178.16元扣减租赁物销售残值25万元计，审理中法兴公司表示其全部租金计算有误，应为771,720.50元，但其请求不再作调整）；2.判令樊小军、孙利菲向法兴公司支付因处理本案而发生的律师费用20,000元；3.判令樊小军、孙利菲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樊小军、孙利菲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法兴公司返还樊小军、孙利菲已付设备首付款187,960.50元；2.本案反诉费由法兴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27日，法兴公司（出租人，下同）与樊小军、孙利菲樊小军（承租人，下同）签订编号为0450926892538《租赁协议》（樊小军、孙利菲孙利菲亦在该协议承租人签名处签名捺印），附表约定：租赁物为JCBJS200SC（以《产品合格证》为准）挖掘机。租赁期限36个月，租金期数36期，每期租金23,387.13元，支付方式为期末付款、月付。首付款187,960.50元，保证金23,387.13元，期末购买价格585元，起租日为付供应商设备款日等。特别条款：1、本合同需承租人樊小军及其配偶孙利菲联合签名方生效；……第2.1条，承租人自行选择租赁物和供货商，未依赖于出租人的技能或根据出租人指示。……第3.3条，若供货商未能履行或迟延履行其义务，或交付的租赁物存在质量瑕疵，或有其他违反购买文件或购买协议的情形，而承租人由此遭受损失，出租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承租人有权直接向供货商提出索赔，……第5.3条，租金支付日为每月的第十日（若租赁期限于每月的第一至第十五日内任何一日开始）或每月的第二十五日（若租赁期限于每月第十五日之后的任何一日开始），……第5.7条……保证金不计算利息。出租人有权以保证金折抵承租人在租赁项下之应付款项，……第6条，在不影响出租人本协议项下任何权利的原则下，所有逾期租金及所有其他应付的逾期款项（包括承租人应当给予出租人之赔偿）将按每天万分之五收取逾期利息。该等逾期利息不得被抵扣或附带任何条件。……第13条，违约事件，若发生以下任一情形，即构成承租人的违约事件：（1）承租人未能按时支付本协议项下之任何应付款额；……第14条，救济措施，若发生任何违约情形，并且承租人未能在出租人自行确定的期间内采取出租人要求之补救措施纠正该等违约的，出租人有权行使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1）终止本协议；（2）要求承租人归还租赁物；（3）自行收回租赁物（租赁物拆除、运输、保管等与收回相关的一切费用以及拆除给承租人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承租人承担）；（4）终止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5）要求承租人立即偿还所有到期和未到期租金及其他款项（包括期末转让价格）；（6）要求承租人承担出租人因执行本协议项下权利或救济所发生的费用（包括所有法律费用和律师费用，以完全赔偿为基础计算）；（7）要求承租人就出租人损失给予赔偿。本条项下出租人收回租赁物或承租人归还租赁物后，可按租赁物届时状况出售给任何接受的人士，承租人无条件接受出租人该等出售及出售价格。……出售租赁物所得款项净额（扣除出租人在有关收回并出售租赁物所产生的任何性质的一切支出，包括拆除、运输、保管等支出）不足弥补上述租金、款项、费用及损失的，出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继续赔偿该等不足部分；……第19条，本协议将根据中国法律解释。因本协议产生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若协商不成，双方同意提交出租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等。
《租赁协议》签订后，法兴公司与供应商（即本案原审第三人）高山公司及樊小军、孙利菲共同签订《购买协议》，以939,800元购买上述《租赁协议》项下租赁物。
同年11月28日，樊小军、孙利菲在《设备交付收据》上签名确认收到租赁物。同日，高山公司发出付款指令，通知法兴公司，高山公司已收到樊小军、孙利菲支付的租赁设备首付款187,960.50元和保证金23,387.13元，此外，应由供应商支付给法兴公司的保证金22,555.19元则由法兴公司直接从融资款里面扣除，余额705,897.18元（计算方式：939,800元-187,960.50元-23,387.13元-22,555.19元=705,897.18元），要求法兴公司予以支付。同年12月21日，高山公司开具金额为939,800元的增值税发票给法兴公司。同年12月26日，法兴公司支付高山公司上述剩余的租赁设备购买款705,897.18元。
然而，樊小军、孙利菲在支付了第1至3期租金及第4期部分租金共计70,216.18元后，未再支付，尚余租金771,720.50元（结算方式：36期×23,387.13元-70,216.18元=771,720.50元）。
2015年3月24日，法兴公司向樊小军、孙利菲发送《收回挖机告知函》，载明：由于涉案挖机融资款项严重逾期，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法兴公司有权收回该挖机，并要求保管人、使用人配合等。同年4月1日，法兴公司取回租赁物，产生运输费用114,000元，并以250,000元转卖给案外人。
为催讨本案债权，法兴公司聘请律师并支付律师费20,000元。
法兴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首先进入诉调程序，诉前调解案号为（2016）沪0105诉前调11821号，后于同年11月24日转立案，案号为（2016）沪0105民初24684号，因未按时缴纳案件受理费而按撤诉处理。2017年3月22日，法兴公司再次向一审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一审法院当日收到后，再次先予诉前调解，立诉前调解案号为（2017）沪0105诉前调2490号。因调解不成，一审法院于同年4月11日对本案予以立案受理。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法兴公司与樊小军、孙利菲签订的《租赁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恪守。法兴公司依约向樊小军、孙利菲履行了租赁设备提供义务，而樊小军、孙利菲未按约支付全部租金，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据此，法兴公司依据合同约定收回租赁物，并要求樊小军、孙利菲赔偿损失及律师费之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高山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并不影响一审法院的正常审理。
关于樊小军、孙利菲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审理中双方均确认，法兴公司于2015年4月1日取回租赁物，租赁协议实际解除，如自此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而法兴公司前次提起诉讼主张其权利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8日，后法兴公司又于2017年3月22日再次向一审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提起本次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樊小军、孙利菲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樊小军、孙利菲辩称租金已经支付给高山公司并由其转交法兴公司一节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双方租赁协议对租金支付作出明确约定，樊小军、孙利菲应按照协议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至法兴公司账户。樊小军、孙利菲未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支付租金，显然构成违约。第二，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及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樊小军、孙利菲辩称其租金交由高山公司转交法兴公司，但是，高山公司、法兴公司对此均未认可，高山公司更明确表示法兴公司并未授权其代收租金，其与樊小军、孙利菲之间的资金往来和本案无关。因此，樊小军、孙利菲必须就其主张的事实进行充分举证，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樊小军、孙利菲目前提供的证据，不仅在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而且在证据的关联性上，只能证明其与第三人之间具有资金往来，并不能证明该往来资金系第三人代收代付，且法兴公司亦已收到。第三，根据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特征以及合同相对性的原理，法兴公司与樊小军、孙利菲就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所作的约定，双方必须遵守。现有证据所能反映的是樊小军、孙利菲与高山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和法兴公司与樊小军、孙利菲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并无必然关联性。因此，即使樊小军、孙利菲与高山公司之间具有资金往来、租赁物质量问题等纠纷，亦与本案无关，樊小军、孙利菲与高山公司应依法另行处理。故对樊小军、孙利菲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
关于樊小军、孙利菲辩称法兴公司在收回租赁物和收取租金之间只能二选一，不能同时主张之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法兴公司该项诉请并非同时主张收取租金和收回租赁物，而是法兴公司在收回租赁物后仍不能完全弥补损失的情况下要求樊小军、孙利菲赔偿损失。根据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出租人解除融资租赁合同，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双方《租赁协议》第14条对此亦有明确约定。一审审理中，法兴公司确认其并未按照全部未付租金（771,720.50元）及其他费用主张，对于超过750,178.16元部分的未付租金、违约金及逾期利息、拖车费用等损失，法兴公司自愿放弃，于本案中不再主张。此为法兴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可予准许。因此，法兴公司以部分未付租金750,178.16元减去租赁物残值25万元的差额500,178.16元主张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而对樊小军、孙利菲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
关于樊小军、孙利菲之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法兴公司与樊小军、孙利菲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租赁物价格为939,800元，承租人应付出租人的租赁首付款为187,960.50元，保证金为23,387.13元；法兴公司、樊小军、孙利菲、高山公司签订《购买协议》约定租赁设备价格为939,800元；高山公司向法兴公司发出的《付款指令》载明樊小军、孙利菲已向高山公司支付首付款187,960.50元、保证金23,387.13元，扣除高山公司应支付法兴公司的保证金22,555.19元之后，法兴公司只需再向高山公司支付设备购买款705,897.18元；支付凭证亦表明，法兴公司向高山公司支付705,897.18元。从上述证据材料来看，樊小军、孙利菲反诉所要求返还的187,960.50元，实为《租赁协议》项下承租人（樊小军、孙利菲）须向出租人（法兴公司）支付的租赁首付款，系樊小军、孙利菲在《租赁协议》项下的义务。现因樊小军、孙利菲未按约履行合同项下付款义务，双方合同解除，樊小军、孙利菲要求法兴公司返还该187,960.50元，无充分事实与法律依据，亦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樊小军、孙利菲还辩称，法兴公司认可高山公司代法兴公司向樊小军、孙利菲收取租赁首付款，却不认可高山公司代法兴公司收取租金，自相矛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租赁协议》对承租人（樊小军、孙利菲）的付款方式具有明确约定，即承租人需将应付款项汇入出租人（法兴公司）账户，而高山公司确认收到樊小军、孙利菲租赁首付款，法兴公司对此确认并认可，系作为权利人的法兴公司对作为义务人的樊小军、孙利菲变更支付租赁首付款之履行义务方式的认可。而作为义务人的樊小军、孙利菲对自己履行其他租金给付义务的方式并无变更权利，因此，在作为权利人的法兴公司不予认可和确认的情况下，作为义务人的樊小军、孙利菲应就合同项下其他的租金给付义务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予以履行。现樊小军、孙利菲辩称租金已向高山公司支付，而法兴公司对此并未认可，高山公司亦出具说明其未代法兴公司向樊小军、孙利菲收取租金，樊小军、孙利菲亦未能提供证据充分证明法兴公司收到了其辩称的支付给高山公司，并由高山公司转交的相关租金，故对樊小军、孙利菲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难以采信。樊小军、孙利菲的其他辩称内容也均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或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也均不予采信。另外，就双方认可的涉案保证金23,387.13元，一审审理中，双方对此均未主张或表示如何处理，故应另行处理，一审法院对此不作处理。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樊小军、孙利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法兴公司损失500,178.16元；二、樊小军、孙利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法兴公司律师费20,000元；三、驳回樊小军、孙利菲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001.78元（法兴公司预缴）、反诉案件受理费2,029.61元（樊小军、孙利菲预缴，因反诉已减半），均由樊小军、孙利菲共同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付一审法院。
本院二审期间，樊小军、孙利菲提供了B公司、A公司、高山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高山公司与B公司系关联公司，法兴公司以低价25万元将租赁物转卖给高山公司的关联公司，系恶意串通损害樊小军、孙利菲合法权益。法兴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对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具体理由下文阐述。法兴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租赁协议》第2.1条约定：“承租人自行选定租赁物和供货商，未依赖于出租人的技能或根据出租人指示。承租人与供货商直接商定租赁物的设计、规格及说明、价格及验收等所有条件。”第5.1条约定：“租赁首付款、手续费、保证金均应当在本协议签署同时或最迟于承租人签署本协议后第5个工作日支付。”第5.2条约定：“租金及本协议项下承租人其他应付款项均应支付至附表列明之账户或其他出租人不时通知之账户……。”附表中对所有应付款项应汇入法兴公司的账户信息作出了约定。
本院再查明，针对樊小军、孙利菲要求将其支付的保证金在未付租金内予以扣除的主张，法兴公司二审当庭陈述同意在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中扣除23,387.13元保证金。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租金的支付情况，法兴公司转卖涉案租赁物是否损害樊小军、孙利菲的合法权利以及一审适用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是否存在错误。
关于涉案租金支付的问题。首先，樊小军、孙利菲主张法兴公司委托高山公司办理融资租赁合同手续和代收租赁费用，故其向高山公司的支付行为等同于向法兴公司支付租金。本院认为，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樊小军、孙利菲并无证据显示高山公司系法兴公司的业务代理人或法兴公司授权高山公司代收租赁费用等，故仅凭现有证据尚无法推翻《租赁协议》确立的法律事实，亦无法推论出其向高山公司的付款即等同于向法兴公司支付租金。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樊小军、孙利菲依据《租赁协议》向法兴公司按期支付租金的义务不能免除，故对樊小军、孙利菲该项主张，本院不予认可。
其次，对于樊小军、孙利菲一审反诉要求法兴公司返还租赁首付款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租赁协议》第5.1、5.2条约定，向樊小军、孙利菲收取租赁首付款系法兴公司的合同权利，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租赁首付款已由樊小军、孙利菲直接支付给了高山公司，高山公司也已将该笔首付款在法兴公司应向高山公司支付的设备购买款中扣除，对于该种付款方式，三方并无异议。因此，租赁首付款实为用于法兴公司支付融资租赁项下租赁设备的部分货款。也就是说，樊小军、孙利菲应向法兴公司支付租赁首付款，再由法兴公司将该笔款项作为货款支付给高山公司，但实际操作中樊小军、孙利菲将该笔租赁首付款直接支付给了高山公司。该付款方式系法兴公司、高山公司对其权利的处分，且并未改变支付租赁首付款系樊小军、孙利菲应向法兴公司承担的义务。法兴公司主张的损失中，已扣除了租赁物的残值，因此不存在不当得利，樊小军、孙利菲认为既支付首付款又支付租金对其不公平，缺乏依据。故樊小军、孙利菲主张返还租赁首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再次，关于樊小军、孙利菲已付租金的数额，一审期间法兴公司当庭陈述其《起诉状》中“樊小军、孙利菲向法兴公司支付了七期租金”之表述系笔误，实为樊小军、孙利菲向法兴公司支付了七笔、共计三期租金。樊小军、孙利菲作为履行租金支付义务的一方，其主张已向法兴公司支付七期租金，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租赁协议》对租金支付方式、每期租金金额已作出明确约定，法兴公司未向樊小军、孙利菲出具租金明细表并不影响樊小军、孙利菲按约定履行租金支付义务，故樊小军、孙利菲关于法兴公司未出具租金明细表故应自担损失的抗辩不成立。
关于法兴公司转卖涉案租赁物是否损害樊小军、孙利菲的合法权利。根据《租赁协议》第14条的约定，出租人有权在承租人违约的情况下自行收回租赁物，并将租赁物出售给任何接受的人士，承租人无条件接受出租人该等出售及出售价格。本院认为，上述条款系对租赁物价值确定方式作出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具有《合同法》第52条和第53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才应认定无效。考虑到涉案租赁物、供货商均系承租人自行选定，承租人与供应商直接商定租赁物的设计、规格等，故涉案租赁物的通用性可能较差，市场需求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故上述租赁物的价值确定条款并未过分加重承租人的责任，不属于无效条款。同时，法兴公司提供了类似设备在同期的拍卖价格，以证明其转卖价格高于类似设备的拍卖价格，不存在转卖价值显示公平的情况。樊小军、孙利菲主张转卖价格过低损害其利益，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租赁物转卖之时的市场价值与转卖价格存在严重偏离，因此即便法兴公司将租赁物转卖给高山公司的关联公司，也并不必然对樊小军、孙利菲的利益造成损害。樊小军、孙利菲主张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规定计算涉案租赁物折旧后的残值，但该规定调整的是企业所得税相关计算依据，不适用于本案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故樊小军、孙利菲主张《租赁协议》第14条约定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法兴公司转售租赁物价格过低损害其合法权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樊小军、孙利菲长期欠付租金导致合同解除，合同对于租赁物的价值确定方式已有明确约定，然樊小军、孙利菲在二审期间仍申请对租赁物于2015年3月24日的价值进行司法委托鉴定，有违诚信，本院不予委托鉴定。樊小军、孙利菲主张一审以法兴公司的转卖价格确定涉案租赁物的残值显失公平，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应否适用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樊小军、孙利菲主张根据该条规定，收回租赁物及赔偿损失应一并主张，本案法兴公司在起诉前已收回租赁物并擅自转卖，法兴公司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前未对樊小军、孙利菲进行催告，故不符合该规定的适用条件。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樊小军、孙利菲拖欠租金长达两年之久，且法兴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向樊小军、孙利菲发送《收回挖机告知函》，该函件载明“由于该挖掘机的融资款项已严重逾期，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法兴公司有权收回该挖掘机。”实质上法兴公司已通过函件向樊小军、孙利菲催告租金。然而，直至同年4月1日法兴公司取回租赁物，在此期间樊小军、孙利菲仍未支付到期欠付租金。根据合同约定，在此情况下法兴公司有权终止协议、自行收回租赁物并转售其他人，樊小军、孙利菲主张法兴公司未经催告不应终止协议，未经其同意无权收回租赁物并转售，有违事实及合同约定，本院不予采信。樊小军、孙利菲认为收回租赁物及赔偿损失必须一并主张，并认为收回租赁物之后的租金不应包含在赔偿范围内，系对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错误理解，法律并未规定收回租赁物及赔偿损失必须一并主张，亦未规定租赁物残值必须通过司法评估确定。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也就是说，在因承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损失赔偿范围为出租人的可得利益，即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在出租人收回租赁物的情况下，可得利益即合同约定的租金及其他费用并扣减租赁物的残值。因此，上述规定中的“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指的是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而尚未支付的全部租金，包括支付期限已经界至的逾期租金，也包括支付期限尚未界至的预期应支付租金。故一审认定樊小军、孙利菲应赔偿法兴公司所主张的部分未付租金750,178.16元扣除租赁物残值25万元的差额，于法不悖，本院予以认可。樊小军、孙利菲关于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樊小军、孙利菲要求在未付租金中扣除保证金的上诉请求，法兴公司表示同意在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中扣除樊小军、孙利菲支付的23,387.13元保证金，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故对此本院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5民初724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5民初72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樊小军、孙利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法兴（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损失476,791.03元；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001.78元，由樊小军、孙利菲共同负担8,580.88元，由法兴（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420.9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029.61元，由樊小军、孙利菲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031.99元，由樊小军、孙利菲共同负担10,515.69元，由法兴（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516.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竹莺
审判员 王 涛
审判员 朱 瑞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荣琬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