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2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阿翠，女，汉族，1970年1月10日出生，住浙江省平阳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全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袁培根，男，汉族，1969年8月1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乐娇，浙江润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阿翠为与被上诉人袁培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7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阿翠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袁培根的诉讼请求，支持陈阿翠的反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忽视《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书》，未调查清楚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婚前财产约定如下，浦沃斯公司女方占股权80%，男方占股20%，婚后公司的盈利按照各自所有权比例享有。原审法院未就上述事实与本案其他证据作综合分析。袁培根是通过《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书》的形式明确将35%的股权赠送给陈阿翠作为礼物。结婚登记9天后，即2014年5月29日，双方着手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为方便手续办理，双方采用工商局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范本。上述两份协议对于讼争股权存有不同的处分约定，应根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来综合认定。不能忽视《婚期财产约定协议书》的效力，径行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双方在《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书》中，除了讼争股权处分约定外，还涉及房产的处分约定，且袁培根对于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足以认定该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有违常理，约定内容十分不公平，加之形式外观与工商局提供的范本相近，是双方处于工商登记办理方便，而使用了一般转让的协议范本，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袁培根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所主张之诉应予以驳回。至于《股权转让协议》系因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应予以撤销还是做无效认定，应结合其他事实作综合分析判断。二、原审判决未就陈阿翠反诉《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法定撤销情形进行分析认定，忽视陈阿翠的权利，对陈阿翠不公。股权转让协议系陈阿翠因重大误解签订。陈阿翠一直认为根据《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书》，就案涉股权的处分约定系袁培根送给陈阿翠的结婚礼物。因此，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就股权转让及需要支付转让款的表述是存在重大误解的，实际双方也是出于工商登记办理方便，而使用了一般转让的协议范本。双方对外也有过股权赠与的表示，也有证人证言。且股权变更后这么长时间内，袁培根也没有就股权转让款进行主张，从袁培根向陈阿翠出具的借条来看，若是股权转让，袁培根肯定会以股权转让款未付为由抵销或主张相应借款金额。讼争股权在变更登记时未出资到位，且在杭州浦沃斯冷暖设备公司（以下简称浦沃斯公司）当时亏损情况下，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未出资到位的股权出资义务由受让人陈阿翠承担，还另行要求陈阿翠向袁培根支付35万元转让款，显失公平。2014年4月及5月，浦沃斯公司负债大于资产，实收股本仅10万元，该金额与陈阿翠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明细账单》相互印章，即在讼争股权尚未实际出资到位且浦沃斯公司处于刚成立阶段，亏损经营情况下，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未出资到位的股权出资义务由陈阿翠承担，还要求陈阿翠另行向袁培根支付35万元转让款，十分不公平。也有违常理。《股权转让协议》应予以撤销。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未就讼争股份适用哪一份协议进行论断，未就陈阿翠提出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进行分析探讨，从而致使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陈阿翠就其主张也提供了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原审判决也仅表述为理由不成立，而并非未提供证据证明主张，原审判决以不具有证据关联性为由对于陈阿翠举证的证据4、7、8、9、10、11、12、13、14都不予确认，该些证据与陈阿翠在原审中提出的反诉有直接的关联性。其中，证据7、9是证明陈阿翠的出资与反诉请求当中的要求返还金额是有直接关联的。证据8、10也是辅助性的出资证据。与本案也有直接的关联性。证据11、12、13是印证了本诉当中陈阿翠的观点，证明袁培根在之后2016年12月5月还出具借条。不存在本案本诉当中陈阿翠拖欠袁培根的转让款的事实。证据14证人证言与本案也有关联性。所以在认定证据的时候，对于陈阿翠的证据，原审不是从形式真实性是否有异议角度，而是从关联性的角度认为不予确认是错误的。而对于袁培根的证据，就陈阿翠在原审中提出的异议内容都不予载明，仅仅以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就认定。原审判决适用程序性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袁培根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正确。一、股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非股权赠与。《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书》不能证明股权赠与，只是明确双方个人财产归个人所有。2014年5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一蹴而就，也是经过股权转让意向、协商、口头达成约定，并最终形成《股权转让协议》且工商变更登记的一个过程，《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书》内容更证明了在2014年5月20日前，双方就已经达成了股权转让的约定，《股权转让协议》更是印证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若如陈阿翠所述股权系赠与，那完全可以在《股权转让协议》里约定转让价格为0而非35万元。二、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浦沃斯公司对外已发生较高的交易额及债务，证明公司当时状况，公司资本充足、客户资源丰富，在股权转让当日，股权实际存在溢价的，股权存在价值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不公平。另外结合2016年6月21日即本案一审立案受理之后，陈阿翠向袁培根发出通知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议题为陈阿翠向案外人喻志宏转让公司股权的事实恰印证了本案股权转让不存在重大误解，因为如果存在重大误解，陈阿翠应积极应诉而非急于将股权转让给他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袁培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阿翠支付袁培根股权转让款350000元，利息损失169400元（按转让款350000元，以年利率24%，自2014年5月29日起暂计至2016年5月24日，此后至款清之日利息另计）；2、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由陈阿翠承担。
陈阿翠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撤销反诉袁培根、陈阿翠双方于2014年5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请求袁培根返还反诉陈阿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的认缴出资350000元，并补偿自判决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至实际返还出资期间的资金占用损失，按6%年利率计；3、请求判令袁培根承担反诉费用。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袁培根、陈阿翠于2013年7月相识，于2014年3月7日作为股东成立浦沃斯公司。浦沃斯公司由袁培根、陈阿翠二人作为股东设立，认缴注册资本1000000元，袁培根认缴出资550000元，分十期认缴，首期认缴出资55000元（已实缴），陈阿翠认缴出资450000元，分十期认缴，首期认缴45000元（已实缴）。2014年5月20日，袁培根、陈阿翠登记结婚。同日，双方签订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袁培根、陈阿翠拟近期登记结婚，双方协议一致对婚前财产约定如下，浦沃斯公司女方占股80%，男方占股20%，婚后公司的盈利按照各自所有的股权比例享有。2014年5月29日，袁培根、陈阿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袁培根向陈阿翠转让浦沃斯公司35%的股权，转让价格为350000元，转让价款的交割时间为2014年5月29日，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14年5月29日，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到未缴纳的认缴出资额由受让方按章程约定按期足额缴纳，股权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已出让的股权的股东权利，不再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受让方依照本协议享有股东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同日，双方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袁培根持股比例变更为20%，陈阿翠为80%。2015年12月25日，袁培根、陈阿翠经本院调解离婚。2016年6月21日，陈阿翠向袁培根发出通知，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议题为陈阿翠向案外人喻志宏转让公司股权及修改公司章程。另认定，袁培根因本次诉讼支出财产保全申请费3120元。
原审法院认为：袁培根、陈阿翠于2014年5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陈阿翠关于该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抗辩及反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袁培根已转让股权，陈阿翠未按约支付转让款，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转让款及相应利息的民事责任。袁培根要求自2014年5月29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因双方对逾期付款利息未作约定，故法院调整为自2014年5月30日按年利率4.35%计付。综上，袁培根的部分本诉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陈阿翠的反诉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陈阿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袁培根股权转让款350000元；二、陈阿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袁培根利息30661元（以转让款350000元，按年利率4.35%，自2014年5月30日起暂计至2016年5月24日止，此后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上述标准另计）；三、陈阿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袁培根因本次诉讼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3120元；四、驳回袁培根的其它诉讼请求；五、驳回陈阿翠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8994元，减半收取4497元，由陈阿翠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550元，减半收取3275元，由陈阿翠（反诉原告）负担。袁培根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法院申请退费；陈阿翠于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向法院交纳应负的诉讼费。
二审期间，陈阿翠提供的证据有：1.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余商初字第1116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浦沃斯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财务章等均被袁培根非法取得，判决书要求袁培根交还，所以旧公章在袁培根手上。后来公司又刻制了新的公章。2.六份合同，欲证明：为了反驳袁培根举证的几个客户为浦沃斯公司客户。有些也是杭州艾玛司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玛司公司）的客户。其中，编号为2的合同，签订时间是2014年1月10日，落款是艾玛司公司，但是却出现了浦沃斯公司的合同章，而这个时间，浦沃斯公司都还没有注册。所以，要不就是提前私刻，要不就是事后补盖。说明袁培根在公章的使用上是非常混乱的。3.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照片，欲证明：浦沃斯公司经营困难，袁培根到处欠钱，巧立名目套走陈阿翠资金。袁培根主张陈阿翠欠款是不可能的。4.顾昀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袁培根私下收走浦沃斯公司客户顾昀支付给公司的工程款30万元，却在法庭陈述公司工程款被客户拖欠。袁培根陈述虚假，涉嫌刑事犯罪。5.朱梅芳出具的情况说明、离职书，欲证明：陈阿翠和袁培根离婚前夕，袁培根私自搬走公司仓库货物，构成刑事犯罪。6.闲林派出所接警单，欲证明：陈阿翠向闲林派出所报案。具体情况请法院核实。7.文书鉴定意见，欲证明：袁培根对自己签名借条抵赖，后经司法鉴定真相大白，说明袁培根在法庭上均为虚假陈述。其就本案作出的陈述也没有证据。
袁培根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关于证据1.因为陈阿翠撤回起诉了，所以不具有效力。关于证据2，合同2是因为浦沃斯公司还在注册中，而浦沃斯公司早在9月1日开始就已经在运营了。所以这个浦沃斯公司的合同章是提前刻的，只是以艾玛司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并且，合同上写的收款人是陈阿翠，所以名义仍然以艾玛司的名字。关于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陈阿翠也陈述过原始记录的手机损坏遗失，与本案无关联性。关于证据4，顾昀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关于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朱梅芳曾于2015年8月23日向袁培根出具过一份陈阿翠私自搬走货物的证明材料。证据6的接警单无派出所盖章，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无关。证据7的文书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鉴定程序违规，检材没有组织质证，袁培根不曾看到检材原件，导致袁培根未能综合判断该检材概况，未能准确到位提出相关鉴定请求。袁培根就该借条是否一次性形成另行提出了鉴定申请，法院于2017年10月30日释明由合议庭合议后再决定是否另行鉴定，该证据和本案也没有关联性。
袁培根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有：1.杭州浦沃斯冷暖设备有限公司的签约合同的客户名单及联系电话。2.杭州浦沃斯冷暖设备有限公司2013年12月1日至2015年8月7日应收款明细。共同欲证明：2014年5月29日的股权转让时，股权已存在较高价值，公司不存在亏损情形。截至2014年5月29日，浦沃斯公司已经对外产生的交易金额高大2023456元。同时，公司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具有大量的人脉客户潜在资源，通过2014年5月29日至后的交易额即可清楚，截至2015年8月7日的交易金额高达6889977元。3.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意见书。欲证明：陈阿翠在原审提交的借条是二次打印，是伪造的。
陈阿翠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2真实性有异议，浦沃斯公司的章在袁培根手上，不管案子最终如何处理，但是章在袁培根手上的事实是可以确认的。至于陈阿翠另刻公章是另外的事情。名单当中，很多单位和个人的信息是不全的。有的没有联系方式，有的没有名字，有的没有房号。同时，陈阿翠提供的反驳证据也证明，部分客户和合同涉及的是艾玛司公司，客户名单记载最早的是13年12月1日，有不少是在14年3月7日之前的客户名单记录，包括合同。这个时候，浦沃斯公司都还没有成立，竟然就已经将这些合同、应收款都纳入到其业绩的范围。同时，就算按照客户信息的流水帐，这一年九个月的时间，按照其总合同价6889977元，作为工程类企业，该数额的工程总价额是比较低的。该营业额根据陈阿翠事后接管公司来看，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不存在袁培根所谓的公司盈利的情况。且该公司15年8月份之后，公司资产、资料、公章均被袁培根非法占有，公司就进入不能经营的状态。是陈阿翠卖掉了自己的私人住宅履行了公司的义务，公司也处于一个基本的瘫痪状态。证据3鉴定意见的主文内容和落款文字不是一次形成，没有针对签名是否真实作出鉴定意见。所以，打印几次是不影响借条效力的，只要签名真实。陈阿翠也在等待平阳法院的生效判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有效与否，陈阿翠和袁培根提交的上述证据反映出的公司状况、双方之间的纠纷、签名的真实性、借条是否一次性形成等事项与上述争议焦点的评判分析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袁培根能否以此协议要求陈阿翠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首先，《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书》就案涉股权双方占比进行了约定，但并未约定陈阿翠系以无偿获赠的方式取得相应股权；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的订立时间晚于《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书》。因此，即便《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书》就陈阿翠获取股权的方式未作明确约定，也应按照之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认定陈阿翠就股权转让应支付的款项；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袁培根现提交股权转让协议来源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档案，具有公示效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股权转让协议范本是为了方便公众就股权转让事项进行约定，协议范本的内容当事人可以根据各方合意对价款、方式等进行相应的修改，使用协议范本显然不能成为留存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股权转让协议》有违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合理依据。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的订立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的情况下，对于留存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证明力应予以认可；此外，陈阿翠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且按陈阿翠所述，其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或至迟在2015年4、5月份双方发生矛盾闹离婚时，就应当知道该协议的订立并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会侵害自己权益，陈阿翠于2016年12月7日以反诉形式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亦超过相应的法定时限。由上，《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袁培根、陈阿翠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各方应按约享受权利及履行义务。陈阿翠作为合同约定的股权受让方，在受让股权后，未有证据证明其按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应认定其构成违约，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综上，陈阿翠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69元，由陈阿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