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0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伟，系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强塑料制品厂的个体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毛志峰，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伟强钢压延加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锦胜，职务：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锦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建恩。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玉贞。
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梁伟庆，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伟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4）穗南法岗民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广州伟强钢压延加工有限公司（下称“伟强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于2000年6月5日成立，营业期限为2000年6月5日至2015年4月1日，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均为周锦胜。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强塑料制品厂（下称“盛强塑料厂”）原名称为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盛某塑料制品厂，于2012年1月5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核准变更为现名称，经营场所变更为“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绿村村南二环以南、人绿路以北”，经营范围为“加工：塑料制品”，登记的个体经营者为“孙伟”。2010年11月19日，作为出租方的伟强公司与作为承租方的盛某塑料厂签订了一份《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第一条租赁物位置、面积、功能及用途1.1甲方（伟强公司）将位于南二环以南、人绿路以北的厂房或仓库（以下简称租赁物）租赁于乙方（盛某塑料厂）使用。租赁物面积为约2600平方米。（附平面图）1.2本租赁物采取包租的方式，由乙方自行管理。第二条租赁期限2.1租赁期限为12年，即从2011年1月15日起至2023年1月14日止。……第四条租赁费用的支付每季度的10日前交纳租金，每季度交纳一次，先交租后使用。……第八条免责条款凡因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上级部门因租赁物使用问题，政府征地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使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本合同时，遇有上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三十日内，提供不可抗力的详情及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部分履行，或需延期履行理由的公证机关证明文件或其他有力证明文件。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由此而免责。第九条合同的终止本合同提前终止或有效期届满，甲、乙双方未达成续租协议的，乙方应于终止之日或租赁期限届满之日迁离租赁物，并将其返还甲方。第十条适用法律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则通过仲裁程序解决，双方一致同意以广州仲裁委员会作为争议的仲裁机构。……”2011年4月10日，伟强公司与盛某塑料厂又签订一份《厂房租赁补充协议》，载明：……一、租赁物位置、面积、功能及用途1.1甲方（伟强公司）将位于人绿路以南的办公室和空地（以下简称租赁物）租赁于乙方（盛某塑料厂）使用。租赁物面积：939.4平方米（其中办公室占151平方米、空地占788.4平方米）1.2本租赁物采取包租方式，由乙方自行管理。二、租赁期限2.1租赁期为11年8个月，即从2011年4月15日起至2023年1月14日止。……四、租赁费用的支付每季度的10日前交纳租金，每季度交纳一次，先交租后使用。五、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管辖，本协议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应由甲乙双方相互协商解决或通过仲裁程序解决，双方一致同意以广州仲裁委员会作为争议的仲裁机构。……”上述租赁合同签订后，伟强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将涉案的土地及厂房交付给盛某塑料厂使用，而盛某塑料厂亦按合同的约定向某公司交付租金至2013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24日，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民政府与盛某塑料厂签订了一份《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因220千伏某变电站第三电源线路工程项目建设需要，甲方（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民政府）对乙方（盛强塑料厂）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绿村村‘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强塑料制品厂’厂房设备及地上附着物等进行拆迁补偿。现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如下：第一条：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基本情况：被拆除房屋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榄核绿村村，具体面积、数量、种类、规格等详见《资产损失评估汇总表》附表。第二条：合同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办理整体搬迁的资产及损失、停业期间拆迁人工及经营损失的拆迁补偿：甲、乙双方同意对乙方整体搬迁的资产及损失、停业期间拆迁人工及经营损失的拆迁补偿，根据广州同嘉资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强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同嘉评字2013第0135号。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整体搬迁的资产及损失、停业期间拆迁人工及经营损失补偿共补偿款人民币￥1838857.53元，大写：壹佰捌拾叁万捌仟捌佰伍拾柒元伍角叁分）。第三条：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于2014年2月30日前对详查范围以内的建筑物与机械设备及附着物自行拆除搬迁，所有的拆除物件归乙方所有。第四条：经协商一致，甲方分二期将本协议所涉补偿款支付给乙方，具体为：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10天内支付给乙方，首期支付50％补偿款￥919428.76元（大写玖拾壹万玖仟肆佰贰拾捌元柒角陆分）；甲方在乙方对涉及的厂房设备自行拆除搬迁后10天内支付给乙方余下50％补偿款￥919428.77元（大写玖拾壹万玖仟肆佰贰拾捌元柒角柒分）。……”孙伟确认已领取上述补偿款。2014年6月24日，孙伟以盛某塑料厂在进行搬迁时遭到伟强公司的工作人员包括强行把仓库门锁上，对盛某塑料厂的经营管理人员进行殴打等行为的百般阻挠，上述行为已经侵犯了盛某塑料厂的合法权益，并严重影响盛某塑料厂的正常生产经营，而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不能证实他们的财产独立于伟强公司，应当对伟强公司所负赔偿责任承担责任，据此，孙伟请求原审法院判令：1.伟强公司赔偿其因阻挠搬迁而产生的已签订合同无法供货产生赔偿的损失290550元和经营利润损失270494元；2.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相关的诉讼费用由伟强公司、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承担。
诉讼中，伟强公司认为盛某塑料厂的实际经营者是成某甲强，孙伟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孙伟则称成某甲强仅为盛某塑料厂的员工，并向原审法院提交劳动合同、工资签收表各1份予以证实。其中，劳动合同是由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盛某塑料制品厂与成某甲强于2008年11月2日订立，劳动合同的合同期限自2008年11月2日至2009年11月2日止；工资签收表中记载成某甲强的工资发放记录时间为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2014年1月至6月。伟强公司对上述劳动合同、工资签收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诉讼中，孙伟主张因政府实施“220千伏富山变电站第三电源线路工程建设”而使得涉案租赁物被政府征收，并向原审法院提交《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220千伏某变电站第三电源线路工程建设的通告》复印件、《用地补偿协议》复印件、《拆迁补偿协议书》予以证实。经核查：《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220千伏某变电站第三电源线路工程建设的通告》中显示220千伏合富甲乙线全长47766米，途经榄核镇绿村村等地。2012年6月28日，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榄核镇绿村村经济合作社、广州市番禺区榄核镇人民政府三方签订《用地补偿协议》，其内容为根据《关于220千伏某变电站第三电源线路工程建设的通告》，220千伏富山第三电源送电工程220千伏合富架空线路工程拟使用位于榄核镇绿村村面积为3.663亩的土地。《拆迁补偿协议书》是由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民政府与盛某塑料厂所签订，具体内容如前所述。经质证，伟强公司对《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220千伏某变电站第三电源线路工程建设的通告》、《用地补偿协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否认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同时，伟强公司主张本案租赁物不涉及政府征收，不属于政府拆迁的范围，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由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绿村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7月3日出具的《关于绿村220千伏富山第三电源送电架空线路工程用地情况说明》（由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民政府规划国土建设办公室盖章加注“情况属实”）、于2014年7月4日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
诉讼中，孙伟主张在2014年1月至3月24日期间，盛某塑料厂在搬迁过程中遭到伟强公司及周建恩的阻扰，伟强公司则称因盛某塑料厂拒绝继续支付2014年的租金而要求其限期撤离场地。经查，上述期间，周建恩曾把涉案的出租厂房上锁，并自行拆除了厂房的墙和大门；伟强公司曾在盛某塑料厂的厂门张贴公告，要求盛某塑料厂限期离场，并于2014年8月15日就其与盛某塑料厂的租赁合同纠纷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2014年3月11日16时许，周建恩因与成某甲强在盛某塑料厂二楼办公室因此事产生口角，继而动手殴打成某甲强，导致成某甲强手部受伤等。2014年5月21日，周建恩、成奇强在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榄核派出所的主持下达成穗公（南）调解字（2014）008号《治安调解协议书》，其中约定成某甲强于2014年6月10日前将盛某塑料厂的物品搬离，将厂房归还给周建恩，在搬离后及时结算拖欠的水电费，周建恩退还成某甲强的押金36000元。另外，双方产生纠纷后，成奇强曾前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规划国土建设办公室要求处理本次纠纷，该办公室主任亦曾对双方的纠纷进行调解。诉讼中，原审法院根据孙伟、周建恩的申请依法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榄核派出所调取了涉案的三份受理报警登记表及询问笔录2份。其中包括成某甲强报警三次，分别为2014年1月14日（简要情况：我所接110指令报称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绿村河堤旁边的人绿路城强塑料厂有报警人称房东不许其入内搬运。……经了解是上址的工厂已被拆迁，但出租土地一方要求工厂一方付清年底两个月的租金，引起的纠纷）、2014年2月13日（成某甲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包括“我是因为和别人有厂房租赁方面的纠纷，今天受到对方恐吓到派出所来备案的”“我是2010年11月19日，与周建恩签署了一份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周建恩将位于绿村的一块地租给我建厂（即是现盛某塑料厂），后因南方电网的建设，政府征收该地块，周建恩方和我方都分别与南方电网签了拆迁合同，现我准备搬迁时，周建恩向我提出要求支付2014年1月至3月的租金共42000元，我不同意，周建恩从2014年1月14日开始就锁住了厂门不让我帮东西。现我方留在厂区的设备和货物大约价值600多万元，已影响了我的生产活动。今天我到厂区看看时，周建恩手里拿着一支棍说，如果我从车里出来就要打我，有工人想要进厂，他又说谁要进去就打谁，后我报警，有警方的人到场后他才同意工人进去拿私人物品，现场没有发生过激行为。”“主要是在搬迁期间是否收取租金的问题”）、2014年3月11日（简要情况：……经初步调查成某甲强因厂房租金问题与房东周建恩发生口角纠纷，双方有拉扯动作，成某甲强称被对方用汽车锁打了手臂及用拳头打了胸口一下，暂无大碍，到所备案处理），成某乙于2014年3月12日报警（我所接110报称：在南沙区榄核镇绿村工业区内村委直入到河边位置称有人用废土材料堵住自己门口。……经查，报警人反映上址被泥土堵住门口，作情况反映，报警人自行解决），周建恩于2014年2月13日报警（周建恩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包括“2010年我就跟绿村村委租了一块地并建了一栋简易场房，并组给一个名叫成某甲强的香港人，合同期是从2010年到2020年，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成某甲强就拖欠我的租金及2013年的全年水电费，我就跟成某甲强协商过，如果他不交租金就劝他搬离，他没有理会，于是我就于2014年1月底要收回厂房，并用锁锁上厂门，但都被他的工人撬开霸占厂房，2014年2月13日17时30分，我再把锁门锁上，但他的工人要求开门，都被我拒绝了，于是双方发生纠纷，所以到派出所备案”“拖欠我2013年全年水电费32000多元及1月份的租金14000元。”）。同时，孙伟申请盛某塑料厂的员工成某乙、梁某甲出庭作证。其中证人成某乙的证言包括“原代：证人，你在2014年3月12日为何要报警？成某乙：当天早上我听到外面有车声，我见有一辆卸车及一辆小汽车在厂的门口，小汽车的司机就在指挥卸车将废料堆在厂的门口，后卸车就走了，小汽车是在之后走。后我就打电话给厂的主管，再报警。原代：小汽车司机是否在今天的庭上？成某乙：在，就是被告周建恩。原代：警察到现场后，是否有进行处理？成某乙：警察过来后，我问警察：你们取证后，我们是否可以自行处理了堆在门口的废料。（警察）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处理。”证人梁某乙的证言包括“审：你简要陈述当天报警的情况？梁某乙：因厂需要搬迁，我早上8时左右到厂，见到有一辆钩机将厂的门吊起，我当时以为是厂雇佣来吊的。但之后我听同时（事）说房东（周某）将门拆走了，之后我就见到门被运走。再之后我看到钩机在钩墙，我去问周某，为何要这样。周某回答说是其自己的东西，自己向（想）怎样就怎样。甚至还威胁我，要打我。而因周某曾经打厂的成主管，且听说周某在当地是有很势力，我就怕了，并报警。之后我就将钩机拦住，待警察来后，由警察将钩机放走。”
另查明，2014年1月至3月期间，孙伟没有向某公司交纳涉案土地及厂房的租金、水电费。2014年6月中旬，盛某塑料厂搬离涉案的租赁场地，并将租赁物交给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民政府拆迁办公室。诉讼中，孙伟主张因伟强公司在2014年1月至3月24日期间阻挠其搬迁造成已签订合同无法供货产生赔偿的损失290550元（包括向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景诚塑料厂赔付违约金182000元和向梁某丁赔付违约金118460元，但在本案中仅主张损失290550元），以及根据《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某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经营利润损失270494元（按每月90164.67元计算，共计算3个月）。为证明其主张，孙伟向原审法院提交《广州市番禺区榄核镇盛某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复印件1份、再生塑料购货合同（2013年3月13日、2013年12月20日、2014年1月6日）3份、协议书2份、电汇记录打印件1份、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存折1份、银行月结单打印件1份、收款收据1份、林某证人证言1份、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景诚塑料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主回某1份、梁某丁证人证言1份，并申请了证人林某、梁某丁出庭作证。经核查：1.《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某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2013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其中记载盛某塑料厂整体搬迁的资产及损失［包括厂房租金损失1067961.57元、办公室装修及钢结构工程233320.64元、电气安装工程211492.88元，机器设备214800元，存货搬迁费用299000元（原材料：塑料一批，1300吨，单价7000元／吨，重置存货价值910万元）］，无法供货、人工、经营损失补偿712244.01元［包括已经签订合同无法供货赔偿290550元（已同客户签订一年合同，因属于公司长期客户，因搬迁无法正常发货，赔偿），人工工资拆迁补偿151200元（每月平均人数12人、每月平均25200元工资），经营损失270494.01元（3月销售884790元，4月销售941650元，5月销售878500元，因搬迁无法正常销售，按平均收入901646.67元的百分之十计损失。）2.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景诚塑料厂属于个体工商户，该厂于2003年11月6日成立，经营者为林某。盛某塑料厂与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景诚塑料厂于2013年3月13日、2013年12月20日分别签订再生塑料购货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2013年3月13日至2014年3月12日，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12月19日，约定逾期供货的按当批次货款的百分之十支付违约金；双方于2014年3月17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盛某塑料厂支付违约金182000元（包括2013年3月13日签订合同其中2014年1月13日-3月12日为期贰个月，违约金114000元；2013年12月20日签订合同其中2014年1月20日至3月19日为期贰个月，违约金68000元），同日，盛某塑料厂以转帐的方式支付了上述违约金。证人林某出庭作证，其证言包括“（盛某塑料厂）在2014年1月开始就慢慢少，2014年2月和3月就没有供货。”“我知道（盛某塑料厂要搬迁），在签订2013年12月20日合同前，我去过他们的工厂，我们看到他们的固定货源，货源充足，就和他们签订了合同。”“原告说因为他们的厂被人锁起来。”“证明盛某厂已经把违约金付给我们，我们也已经收到。”3.盛某塑料厂与梁某丁于2014年1月6日签订再生塑料购货合同，合同期限为2014年1月6日至2015年1月5日，约定逾期供货的按当批次货款的百分之十支付违约金；双方于2014年5月1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盛某塑料厂支付违约金118460元（包括2014年1月6日签订合同其中2014年1月6日至2月5日为期壹个月违约金28760元；2014年2月6日至3月5日为期壹个月违约金44850元；2014年3月6日至4月5日为期壹个月违约金44850元），同日，盛某塑料厂以转帐的方式支付了上述违约金。证人梁某丁出庭作证，其证言包括“被代：原告何时告诉你无法送货？梁：2014年2月份我追1月份的货，他告诉我说厂被锁住了，无法送货，我就让其尽快协商好送货过来。”“审：证人，何时知道原告厂房需要搬迁？梁：大概在2014年1月份左右听说原告因政府征收要搬迁厂房。审：证人，涉案合同是何时签订？梁：在2014年1月份签订。审：为什么你知道原告要搬迁还要签订合同？梁：我有担心，也去盛某厂也谈过这个问题。因为原告有大量的货在库房，我还看到原告的仓库里有充足的货。审：你和原告是如何协商赔偿的问题？数额是如何定的？梁：因为盛某厂一直不能供货，我就于2014年2月份开始向其追货，原告说是在和被告在协商，但一直没有货过来。大概在2014年4月份，因为拖的太久，我就在4月份开始和盛某厂协商赔偿的问题。我要求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盛某厂要求不能赔偿那么多，我就坚持，最后盛某厂在2014年5月份赔偿给我，盛某厂是通过银行转帐给我的。”另外，诉讼中，成某甲强出具了一份书面的情况说明，称盛某塑料厂支付给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景诚塑料厂、梁某丁的上述赔偿款，均是盛某塑料厂委托其通过成某甲强的账户进行。伟强公司对此不予确认。此外，在庭审中，伟强公司、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一份《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强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复印件（加盖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民政府规划国土建设办公室公章），该报告书显示无法供货、人工、经营损失补偿的长期客户包括有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景诚塑料厂（双方于2013年3月13日签订期限至2014年3月12日再生塑料购货合同，提货人为林某，2013年3月21日至5月28日期间提货12次共计1470000元）、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滔汇塑料厂（双方于2013年4月1日签订期限至2014年4月15日再生塑料购货合同，提货人为梁某丁，2013年4月20日至5月25日期间提货7次共计620400元）以及其他客户在2013年3月至2014年5月31日期间提货共计661290元。
又查明，在诉讼中，伟强公司、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确认周锦胜与周建恩为父子关系，周建恩与郭玉贞原为夫妻关系，但双方已于2011年4月份办理了离婚手续；周建恩、郭玉贞为伟强公司员工。另外，孙伟主张因盛某塑料厂支付伟强公司的租金是转账至郭玉贞的银行账户，伟强公司的政府拆迁补偿款亦是由周建恩收取，故认为伟强公司的资产与其股东周锦胜的个人资产、家庭成员财产存在混同，而要求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就伟强公司对本案中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伟强公司则主张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的上述行为均为履行其作为伟强公司员工的职责，法律责任应当由伟强公司承担。
再查明，庭审中，周建恩确认其存在带钩机吊门及拆墙的行为，并表示上述行为是属于其个人的行为，与伟强公司无关。伟强公司、周锦胜、郭玉贞亦确认上述行为是属于周建恩的个人行为。而孙伟则认为周建恩的上述行为既代表其个人，也是代表伟强公司的职务行为。
以上事实，有孙伟提供的证据：用地补偿协议复印件1份、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220千伏富山变电站第三电源线路工程建设的通告（穗建（2012）15号）复印件1份、拆迁补偿协议书1份、照片打印件8张（孙伟主张伟强公司阻挠盛强塑料厂搬迁）、照片打印件1张及光盘1张（孙伟主张周建恩阻挠盛强塑料厂搬迁并殴打盛强塑料厂人员）、在南沙区榄核镇规划土地建设办公室进行调解的录音光盘1张、报警回执5张、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复印件1份、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强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复印件1份、再生塑料购货合同（2013年3月13日、2013年12月20日、2014年1月6日）3份、协议书2份、电汇记录打印件1份、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存折1本、银行月结单打印件1份、收款收据1份、林显辉证人证言1份及身份证复印件1份、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景诚塑料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主回某1份、梁某丁证人证言1份及身份证复印件1份、律师函4份及中国邮政快递单4份、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厂房租赁补充协议复印件1份、收款收据9张、转帐交易回执打印件1份、转帐交易记录7张打印件、银行流水单1份、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1份、劳动合同1份、工资签收表1份、转账汇款记录1份、情况说明1份、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电费通知单6份、照片2张打印件、出庭证人梁某丁、林某、成某乙、梁某乙的证言；伟强公司、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提供的证据有：土地租赁合同及补偿协议复印件1份（加盖榄核镇绿村村经济合作社公章）、场地租赁证明1份、厂房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1份、水、电费用清单1份、治安调解协议书1份、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强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复印件1份（加盖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民政府规划国土建设办公室公章）、证明1份、关于绿村“220”千伏富山第三电源送电架空线路工程用地情况说明1份、报警回执1份、收据复印件1份（加盖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绿村村经济联合社公章）、照片打印件6张及快递退件1份、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1份、水电费发票50张；另有原审法院根据孙伟、周建恩的申请依法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榄核派出所调取涉案材料1份，以及原审法院的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孙伟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并结合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现分析如下：1.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开业基本资料上反映盛某塑料厂的个体经营者为孙伟。2.孙伟提交的成某甲强劳动合同、工资表均可以证实由盛某塑料厂发放成某甲强的工资待遇。3.成某甲强出具的证明亦确认其是受盛某塑料厂的委托支付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景诚塑料厂、梁某丁的赔偿款。4.出庭证人梁某丁、林某、成某乙、梁某乙的证言亦反映成某甲强是盛某塑料厂的员工。5.虽然伟强公司、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主张成某甲强为盛某塑料厂的实际经营者，但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推翻孙伟提交的上述证据。据此，结合工商登记本身具有的公信公示效力，孙伟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优于伟强公司、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的陈述，故对伟强公司、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确认孙伟在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二）伟强公司是否存在侵犯孙伟（盛某塑料厂）财产权的问题。1.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依法受到保护，侵害他人合法财产致使受害人遭受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2.根据双方提交的照片、录音录像、报警记录、治安调解协议、证人证言以及原审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榄核派出所调取的相关涉案材料，并结合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认周建恩存在对盛某塑料厂的大门强行上锁等不当行为，阻挠盛某塑料厂进行搬迁和开展经营，显然该行为已经侵犯了盛某塑料厂的财产权。虽然周建恩的行为系因盛某塑料厂拒绝向某公司支付2014年1月及以后的租金及水电费用，但根据伟强公司与盛某塑料厂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厂房租赁补充协议》的约定，因租赁合同纠纷而发生争议时应当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处理，且双方就该租赁合同纠纷亦已于2014年8月15日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同时，在涉案的厂房仍由盛某塑料厂实际使用的情况下，伟强公司采取阻挠盛某塑料厂进行搬迁和开展经营的行为显属不当，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此，对于伟强公司认为其行为为自力救济的主张不予支持，确认伟强公司存在侵犯孙伟财产权的侵权行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庭审中伟强公司、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主张周建恩的锁厂门等行为是属于周建恩的个人行为，但考虑到周建恩的行为实际上是基于盛某塑料厂拒绝向某公司支付2014年1月及以后的租金、水电费用而引发的，且周建恩亦为伟强公司的员工，故周建恩的行为应认定为伟强公司的行为。（三）孙伟的各项请求是否于法有据的问题。1.关于孙伟要求伟强公司赔偿2014年1月至3月已签订合同无法供货产生赔偿的损失290550元（包括赔偿给林某182000元及梁某丁118460元，孙伟表示只主张290550元）的请求。现可查明如下情况：（1）根据《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某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认定，至评估基准日（2013年5月31日）盛某塑料厂尚存有塑料1300吨，其存货价值为910万元，按每月平均出售塑料约90万元。在不考虑盛某塑料厂继续生产的情况下，仅上述塑料存货按照每月90万元的出售规模可以出售至2014年3月。故可采信证人林某、梁某丁的证言，即在2014年签订合同时盛某塑料厂存有2014年1月至3月的货物。（2）根据《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某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及《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盛某塑料厂应当在2014年2月30日前自行搬迁完毕，给付的补偿款中包含了“已经签订合同无法供货赔偿290550元（已同客户签订一年合同，因属于公司长期客户，因搬迁无法正常发货，赔偿）”的项目，该赔偿款290550元属于盛某塑料厂与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景诚塑料厂（林某）、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滔汇塑料厂（梁某丁）分别于2013年3月13日、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再生塑料购货合同无法供货而赔偿给对方的违约金等损失，上述再生塑料购货合同的期限分别至2014年3月12日和2014年4月15日。（3）从《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某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及《拆迁补偿协议书》可知，孙伟所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中已包含盛某塑料厂的厂房租金的损失。据此，可作如下的认定：（1）商业活动必须符合诚实信用，任何一方不能因同一行为而多次获利。根据《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某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及《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就盛某塑料厂与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景诚塑料厂于2013年3月13日所签订的合同而产生的违约金114000元已属于孙伟所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中“已经签订合同无法供货赔偿290550元”的范围，现孙伟再主张该项损失显属无理，不予支持。（2）本案中，孙伟认为因伟强公司在2014年1月至3月24日期间阻挠其搬迁造成已签订合同无法供货产生赔偿的损失为290550元，如上所述，该数额应扣减114000元，即为176550元，鉴于孙伟就其损失举出了再生塑料购货合同、协议书、电汇记录打印件、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存折、银行月结单打印件、收款收据、林某证人证言、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主回某、梁某丁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可以与孙伟的陈述相互印证，也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故予以采纳。（3）考虑到孙伟所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中已包含盛某塑料厂的厂房租金损失，且仍在实际使用涉案厂房的情况下，却拒绝向某公司交纳涉案厂房的租金，孙伟的行为已损害了伟强公司的合法权益，同时，孙伟在明知需要搬迁的情况下仍然与案外人签订新的再生塑料购货合同或约定供货，从而导致损失的扩大，对此，孙伟亦应承担过错责任。纵观本案，导致本次纠纷的发生，孙伟应负主要的过错责任，而伟强公司也存在一定的过错责任。现参考双方的过错程度、本次纠纷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从公平合理，符合实际出发，酌定伟强公司赔偿孙伟因签订合同无法供货产生的损失52965元（176550元×30％）。2.关于孙伟要求伟强公司支付经营利润损失270494元的请求。（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孙伟应就其经营利润损失为270494元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孙伟还应举证证实是因伟强公司的不当行为而导致其上述经营利润损失。在本案中，孙伟并未就此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对此，孙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2）鉴于双方存在纠纷期间，盛某塑料厂一直处于搬迁的状态，无法确定盛某塑料厂是否仍有盈利能力。（3）在孙伟所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中已包含有经营利润损失的补偿。（4）如上所述，导致本次纠纷的发生，孙伟存在主要的过错责任。综合上述情况进行分析，对于孙伟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四）关于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是否需要对伟强公司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伟强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为周锦胜，现周锦胜没有举证证明伟强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自身的财产，故周锦胜应对伟强公司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2.周建恩作为直接的侵权人应对伟强公司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在本案中，孙伟不能举证证实郭玉贞存在过错，即使存在伟强公司收取盛某塑料厂的租金由郭玉贞收取而不是转入公司账户的情况，鉴于伟强公司已明确表示郭玉贞是在履行职务行为，故不能认定郭玉贞需对伟强公司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对孙伟要求郭玉贞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伟强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孙伟赔偿损失52965元。二、周锦胜、周建恩对伟强公司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孙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9410元，由孙伟负担8522元，由伟强公司负担888元。
判后，孙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广州同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广州市番禺区榄核盛强塑料制品厂整体拆迀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同嘉评字（2013）第0135号）中“厂房租金违约损失”项目的性质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纠正。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20页中不予支持伟强公司自力救济的主张，认为其阻挠孙伟搬迁和开展经营的行为显属不当，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却又于第22页中认为孙伟所领取拆迀补偿款中已包含盛某塑料厂的厂房租金损失，却不交租金的行为损害了伟强公司的利益应负主要过错责任。这明显存在逻辑错误。请二审法院纠正。三、孙伟的损失是从2014年1月至6月份，是具有连续性的。原审法院认为应由政府补偿和伟强公司赔偿两者共同填补孙伟2014年1月至3月底的损失，忽略孙伟4月份至6月中旬的损失是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纠正。四、一审法院认为孙伟存在扩大损失的行为，且无证据证明盛某塑料厂有盈利能力，进而认为孙伟应当为自己的损失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明显没有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以致错误分配过错责任。请二审法院纠正。五、郭玉贞利用自己账户收取公司收入款项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郭玉贞同样应当为伟强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六、一审法院遗漏本案的财产保全费用6825没有处理，请二审法院依法处理。据此，上诉请求：改判支持一审的诉讼请求。
伟强公司、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另查明：一、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3月30日作出（2014）穗仲案字第3186号裁决书，认为2014年1月10日至6月10日租金应由孙伟与伟强公司各承担50%，裁决孙伟应向某公司支付租金35000元。该裁决已生效。二、孙伟于本案诉讼前向原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原审法院分别作出（2014）穗南法岗保字第5-1号及（2014）穗南法岗保字第6-1号裁定书，裁定查封周建恩名下价值561044元的财产、查封伟强公司名下价值560994元的财产，孙伟分别预缴保全费3500元及3325元。
本院认为，孙伟虽上诉称伟强公司、周锦胜、周建恩、郭玉贞应连带赔偿其因阻挠搬迁而产生的已签订合同无法供货产生赔偿的损失290550元和经营利润损失270494元，但本院审理期间，孙伟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孙伟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81元，由孙伟负担；诉前财产保全费6825元，由孙伟负担6181元，由周建恩、广州伟强钢压延加工有限公司负担64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官 健
审 判 员 魏 巍
代理审判员 康玉衡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彭 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