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葫民终字第013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葫芦岛市红宝绢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玉萍。
委托代理人王志刚、李万福。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玉萍。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凤英。
委托代理人马印良。
原审原告袁凤英与原审被告葫芦岛市红宝绢纺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红宝公司）、周玉萍、王海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4日作出（2014）连民三初字第00324号民事判决，红宝公司、周玉萍、王海民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红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志刚、李万福，上诉人周玉萍、王海民，被上诉人袁凤英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印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凤英一审诉称，被告周玉萍与王海民系夫妻关系，被告红宝公司于2010年4月15日依法成立，周玉萍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从2011年11月15日起，被告周玉萍夫妻因用于公司经营，以周玉萍与王海民的名义及红宝公司名义陆续向原告借款共计1226600元，此借款现已归还849200元，余款378434.79元经我多次催要，三被告至今未付。被告周玉萍夫妇与被告红宝公司之间人格混同，被告周玉萍、王海民在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根本没有将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区分开来。三被告在向原告借款时，有大量以周玉萍及王海民个人名义出具的收条，并且周玉萍所打收条中有15万元被评估机构定为个人借款。另外该公司账目管理不善，王海民是一名公务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王海民无权参与公司经营，但王海民不仅参与了公司经营，还私自记账，在王海民所记的公司账目中，有为他所借用车辆加油款、用餐款、买烟款等等，公司账目管理混乱。综上，被告周玉萍的家庭生活财产与公司财产有严重混同现象，故要求三被告连带给付我借款378434.79，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红宝公司一审辩称，一、本案经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2012年作出（2012）连民三初字第00172号民事判决，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作出（2014）葫民终字第00142号民事判决，上述判决已发生效力。这是原告诉周玉萍借款纠纷一案，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同一案件不能再次提起诉讼。二、关于实体方面，上述两个判决确认原告的借款是对公司的投入，如果再次审理，因为务是生效判决，无需进行举证和质证。三、案件在一审和二审当中依据的证据是原告委托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司法鉴定书，鉴定书中明确写明只有13.5万元是周玉萍单纯的个人行为，不是合伙用款，其余全是合伙用款，但在上次审理中，我方已经提交证据证实13.5万元全部用于公司经营。四、一审和二审认定的事实是袁凤英在2011年实际掌控公司，她进行财务收支和经营，周玉萍没有进行经营。综上，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借款事实不成立，属于公司合作，到现在公司也没有清理账目，不知道到底赔挣多少钱。
被告周玉萍一审辩称，我与原告之间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合作关系，2011年我与韩国YOUIN公司初步达成接女装订单的意向，当时给打了4万美金，由于资金不足，我找到原告，与原告谈合作事宜，并初步拟定了合作计划，当初原告见到了合作协议，并说回去看看。2011年11月15日起，原告按照合作协议实际履行了合同权利义务，当天我俩一起到中信银行从公司帐户往广州金升面料厂汇款122639元，并且原告在这张取款回单写明往广州发货。之后每笔资金去向都在原告的监管下进行支配和掌管。2011年12月9日，原告以我没有经验为由将我赶出公司，后期公司由原告进行全面经营和掌管，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我一概不知。到现在为止，韩国公司为什么没给这笔钱，什么原因我不清楚，起诉状中原告说的849200元，不是我还给她的借款，而是韩国公司打给她的货款，当时公司的法人章和财务章都在原告手中，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将钱全部取走。2012年原告起诉时我到银行查账，才知道原告将货款全部取走。在我生病期间，公司的一台辽P828**面包车、泳装面料、半成品、成品、泳装废料、断布机、裁布机、拉条机均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原告拉走，做成成品的泳衣，据公司员工说卖给兴城和威尼斯水城变成现金，被原告据为己有，我公司随时保留追究原告责任的权利。综上我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海民一审辩称，原告起诉我个人是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的。我个人署名的收条均是帮忙行为，与我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与红宝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周玉萍是红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我的妻子，因此在她住院治疗期间，经我爱人同意，个别时候我代替她向原告打过收条，收到的现金也在第一时间交给了公司的会计和出纳，具体资金的使用去向我并不知情。我个人没有使用袁凤英任何一分钱资金，每张收条均标明了资金的真实使用方向。另外，每一张收条上的文字内容说明均经过原告同意后进行书写，无任何违背客观事实的故意。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袁凤英与被告周玉萍系朋友关系，被告周玉萍与被告王海民系夫妻关系，被告周玉萍系被告红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红宝公司的投资人为二人，分别为被告周玉萍及案外人周玉香。2011年11月，被告周玉萍欲与韩国签订泳装订单，但资金不足，便与袁凤英取得联系，要求袁凤英出资，并草拟合作合同一份，但袁凤英并未在合同上签字。之后袁凤英开始自筹资金，并将资金用于红宝公司，庭审过程中，袁凤英出示了由被告周玉萍和王海民签字的取得款项单据8份，金额合计323434.79元，该款项未体现在红宝公司的帐户账目中。且2011年11月27日，被告周玉萍为原告出具的收条注明“收到袁（凤）英周转金5000元”，2011年12月7日被告王海民为原告出具的收条注明“预借胶印费5000元”。红宝公司与韩国开展泳装订单生意之后，袁凤英取得了该公司的法人章及财务章，并从该公司帐户取走部分汇款。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红宝公司未能提供原告主张欠款的明细。
另查明，被告王海民在原告提供款项初期，曾记录袁凤英款项的收支情况，并帮忙借用小货车一台。
再查明，2012年5月，原告袁凤英向连山法院提起诉讼，起诉被告周玉萍、红宝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了对被告红宝公司的起诉。后法院作出（2012）连民三初字第00172号民事判决，判决周玉萍偿还袁凤英欠款5000元，该判决认定事实为“后被告欲与韩国签订泳装订单，因无资金，找到原告袁凤英要求借款。原告决定出资，并要求资金必须用于韩国泳装订单，原告出资均经被告周玉萍经营的红宝公司帐户。2011年11月中旬，原告开始往被告经营的红宝公司打款，此后原告出资均打入红宝公司帐户”。袁凤英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2014）葫民终字第0014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红宝公司在企业工商登记档案中记载的投资者为周玉萍及周玉香，红宝公司因资金不足欲与袁凤英合作共同完成泳装订单，但袁凤英未在合作合同上签字，2011年11月27日及2011年12月7日被告周玉萍、王海民为原告出具的收据款项用途所载为周转金及预借款，而非合作投资款，被告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与原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又因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其他债务纠纷，且原告又向红宝公司主张债权，故袁凤英向红宝公司提供款项的行为应认定为借款行为。原告主张被告红宝公司累计向其借款1226600元，尚欠378434.79元，案外人钟秀红签字确认的金额现实为5.5万元，原告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钟秀红确认的金额为公司借款，又因被告周玉萍及王海民签字的单据在原告手中持有，且三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组欠据形成的债务已经偿还给原告，故被告红宝绢纺公司应向原告袁凤英偿还借款323434.79元。关于被告周玉萍与被告王海民是否应当对公司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问题，因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而本案被告周玉萍作为公司股东将部分从原告手中取得的款项直接支付给公司用于公司经营过程中所需给付的支出，被告王海民作为被告周玉萍的丈夫，其并非公司股东也非公司工作人员，其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中来，表现为收取原告款项、记录部分公司收支流水账、帮忙借用车辆等，被告周玉萍及王海民从原告手中取得的款项并未计入公司的财务账册中，由此可以看出公司与周玉萍之间的人格、财产、经营行为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此时发生了公司与股东资产混同行为，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与公司股东个人地位，此种行为的发生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被告周玉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又因周玉萍与王海民系夫妻关系，该债务为二被告的共同债务。对于红宝公司辩称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系针对同一当事人、同一法律关系、同一诉讼请求而再次进行的诉讼，本案中无论是从案件当事人，诉讼请求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看均与2012年5月本案原告提起的诉讼不同，故红宝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判决，一被告红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袁凤英借款323434.79元。二、被告周玉萍、王海民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红宝公司、周玉萍、王海民上诉的理由及请求是，一、原审法院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袁凤英在2012年5月21日曾经以周玉萍为被告起诉要求其偿还债务，并经两审终审结案。此次其又将周玉萍诉至法院，前诉与后诉当事人相同，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诉讼标的，其目的是想达到否定第一次起诉的裁判结果，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构成重复起诉。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袁凤英要求上诉人偿还借款378434.79元，是杜撰出来的虚假债权，此笔借款完全是由一些收条拼凑出来的，在2012年连山区法院委托葫芦岛鸿翔司法鉴定时出具的（2012）93号司法鉴定报告中明确指出，排除掉一些重复和无证据证明效力的证据，其它有证据证明效力的证据经鉴定后能够证明与泳装生产加工用款有关，属于合伙或合作生产时生产用款的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周玉萍与袁凤英之间曾经是好朋友关系，一起经营红宝公司，袁凤英参与管理后掌握了公司法人章和财务章等印章，她所称的借款均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中，并且其投入款项也一直由其个人支配，投入多少，款项的具体用途上诉人周玉萍并不知情。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错误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袁凤英二审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补充查明，2011年11月9日，被上诉人袁凤英开始介入红宝公司经营，并负责具体费用支出事宜，截止2012年3月24日其共向外支出相关费用337456元。另外参与经营期间，袁凤英掌握了公司的法人章和财务章，将韩国泳装订单的回款约85万元支取。
上述事实有被上诉人袁凤英在（2014）葫民终字第00142号卷宗中提供的GIII账目发生明细，袁总付款明细、红宝帐户汇款明细等已经经过另案质证的证据载卷佐证，经本院审查，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袁凤英与红宝公司、周玉萍、王海民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2011年11月初，袁凤英在得知周玉萍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红宝公司欲与韩国公司合作进行泳装订单生意急需资金之后，开始向红宝公司出资，截止2012年3月底泳装订单完成时止总投入数额为122万余元。通过其在本案中提供的周玉萍、王海民签字的收条可以反映，周玉萍、王海民2011年12月8日前从袁凤英手中共收到现金323434.79元，但12月8日之后周玉萍、王海民未再向袁凤英出具收到现金的书面证据。结合袁凤英其后继续投入资金，负责公司部分向外支出，掌握红宝公司及法人章和财务章，对韩国泳装订单的回款进行实际控制并占有的行为，可以确认袁凤英实际参与了红宝公司与韩国泳装订单生意的运营。袁凤英向周玉萍、王海民交付现金及其后实际参与韩国泳装订单生意的运营是一个前后持续的过程，如果认定其先期向周玉萍、王海民交付现金是向公司提供借款，那么后期袁凤英继续向公司出资及参与公司经营并提取公司订单回款的行为就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袁凤英虽未在周玉萍提供的合作协议上签字，但应依法认定袁凤英与红宝公司构成合作关系。周玉萍、王海民向袁凤英出具收据或者在取款回单上签字应属代表红宝公司的职务行为，签字的用意是为了证明袁凤英向公司出资的数额而非代表公司向袁凤英借款，二人无需为职务行为承担责任。综上，袁凤英向红宝公司主张欠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至于袁凤英投入资金与红宝公司合作后是否存在亏损需要分担问题，其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2014）连民三初字第0032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袁凤英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3920元，财产保全费2407元，均由被上诉人袁凤英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俊芬
审判员 刘亚伟
审判员 冯 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贾 霄
本判决书所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