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4民初15144号
原告：丁丙胜。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飞。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耶波，上海问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高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XXX号。
法定代表人：章征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永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琰。
原告丁丙胜与被告上海高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丙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飞、唐耶波、被告上海高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永强、王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丙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上海高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支付：1、2017年1月工资4500元；2、2009年3月29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加班工资85709元；3、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6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9年3月进入被告处担任装卸工，约定工资4500元。2017年1月17日，被告通知因搬迁而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实际工作至2017年1月31日。之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1月工资、经济补偿金等，但被告以各种理由不同意支付。诉讼中，原告补充陈述，原告由带班朱某某招聘入职，与顾某经理约定劳动报酬，朱某某向原告介绍工资为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资另计。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被告发表了相应的质证意见：
1、嘉劳人仲(2017)办字第1728号案件仲裁庭审笔录，旨在证明仲裁时出庭的证人王某某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证人是劳务派遣工，不享受被告的福利，但原告享有被告发放的福利。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证人未到庭，无法进行询问，且仲裁委并未认定证人的陈述。
2、工作证原件，上面有被告的钢印，旨在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案外人上海翱翔装卸有限公司入驻园区，需要办理出入证，因被告将装卸业务外包，园区要求被告办理出入证，该出入证与被告处员工的工作证有区别，只能代表出入园区，而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
3、嘉劳人仲(2017)办字第161号、嘉劳人仲(2017)办字第1728号，旨在证明被告与案外人上海翱翔装卸有限公司管理方面存在混同，致使原告无法确认劳动关系中的相对方。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在两个仲裁案件中，原告均陈述由朱某某管理、考勤由朱某某制作，谢某某发放工资，不存在管理混乱，据被告了解，朱某某、谢某某都是案外人上海翱翔装卸有限公司的某某，因此原告是与案外人建立劳动关系。
4、考勤统计表，由被告处经理顾某提供给原告，原告的平时考勤由朱某某记录，原告属于顾某管理，朱某某是带班。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4不予认可，并非由被告制作，从材料看朱某某和其他人员都是外包公司的某某。
上海高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将装卸工作外包给案外人上海翱翔装卸有限公司，经被告了解，原告是与案外人建立劳动关系，原告所述的管理人员朱某某、谢某某实际都是案外人的某某。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原告发表了相应的质证意见：
1、员工名册，旨在证明被告在职员工中不包括原告，且原告提交的考勤统计表上的人员也不在名册内。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不予认可，因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没有在名册内。
2、银行对账记录，旨在证明被告从未向原告支付过工资，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劳务派遣关系。被告向外包公司支付装卸费用，具体如何支付由外包公司处理，与被告无关。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2不予认可，原告早期工资是现金领取，后来经理顾某和带班朱某某都要求原告提供银行卡，原告就提供了女儿的银行卡，可能这些费用没有列入统计表中。
3．装卸承包合同、外包合同、运输协议书，旨在证明被告将装卸业务外包。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可以拿出外包合同，同样可以指出原告属于哪家公司，但事实上原告经过仲裁都无法确认。
4、工作证原件，被告处员工的工作证与原告提交的不一致，被告处的工作证都是打印形成，无手写内容。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提交的工作证与原告的工作证对比，除了手写、打印的区别外，其他版型相同。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系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被告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于1992年8月5日。
2、案外人上海翱翔装卸有限公司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于2003年10月24日，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泰日镇泰青公路XXX号XXX区XXX室”、法定代表人“余仕斌”。2017年1月17日，原告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案外人上海翱翔装卸有限公司支付2009年3月29日至2017年1月17日期间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仲裁时，原告称工作地点在上海市嘉定区百安公路XXX号长发物流园区内，案外人将原告派到该园区从事装卸工，原告由案外人处带班朱某某介绍入职，朱某某手下还有其他几名员工，原告与其商定工资金额，2011年起工资银行转账支付，经案外人经理谢某某同意后转账至原告女儿账户内。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仲裁委提交工作证原件、部分考勤统计表、印有“翱翔”字样的工作服、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2017年2月28日，仲裁委作出嘉劳人仲(2017)办字第161号裁决，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后因未按时缴纳案件受理费及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7)沪0114民初7819号民事裁定，裁定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
3、2017年7月3日，原告向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因调解不成，于2017年7月5日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1月工资、2009年3月29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仲裁时，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的证据与嘉劳人仲(2017)办字第161号案件中一致，并称2009年3月经朱某某介绍入职被告处，在上海市嘉定区百安公路XXX号长发物流园区内担任装卸工，工作期间接受班长朱某某的管理，考勤统计表由朱某某提供，工资由谢某某等人通过银行转账至原告女儿账户，原、被告未签订劳动合同，但被告为原告办理厂牌、发放标有“翱翔”字样的工作服。2017年8月25日，仲裁委作出嘉劳人仲(2017)办字第1728号裁决，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在提交法院的起诉状上写明被告的“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泰日镇泰青公路XXX号XXX区XXX室”、“法定代表人余仕斌”。
诉讼过程中，原告还陈述，原告由朱某某介绍到被告处工作，第一次申请仲裁主张与案外人上海翱翔装卸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知道告谁，当时是由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提供的意见；在职期间发放过写着“高信物流”字样的工作服。随后，原告又称，原告当时告诉调解中心是在长发物流的“高信物流”工作；在职期间发的工作服，有写“翱翔”字样，有写“高信物流”字样；朱某某是被告的某某，介绍原告入职时称有事找被告的经理。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于2009年3月至2017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加班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但被告予以否认，并主张原告系案外人的某某，与被告无关。原、被告应当对各自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即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的工作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约束等，可认定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首先，劳动者主张劳动关系的成立，应当提交初步证据予以证实。分析原告提交的证据，从仲裁庭审笔录，证人在仲裁时出庭作证，但是证人的陈述并无相关证据可以印证，且在诉讼时未出庭作证，仅凭证人在仲裁时的陈述难以认定相关事实；从挂牌，上面印有被告的名称，但结合嘉劳人仲(2017)办字第161号、嘉劳人仲(2017)办字第1728号两份裁决书，原告就同一段劳动关系先后主张案外人上海翱翔装卸有限公司、被告为用人单位，在庭审中并未就此合理解释，上述证件的用途多样，仅凭该证件无法等同于劳动关系的建立，还需要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方可证实劳动关系的存在；从考勤统计表，并未反映被告的名称，无法证实被告对原告进行日常考勤管理，就统计表的取得方式，原告亦存在不同陈述，又无法合理解释。据原告所述，原告于2009年至2017年均在被告处工作，但是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有支付劳动报酬的记录。原告在仲裁、诉讼中的陈述不一，存在多处矛盾、隐瞒，又无法合理解释，所提交的证据亦无法有效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相应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由原告自行承担。其次，分析被告的举证，从员工名册、银行对账记录，并未反映有原告的名字，也没有反映有原告提交的考勤统计表上人员的名字；从装卸承包合同、外包合同、运输协议书，可以证实被告将装卸业务外包给案外人，原告从事的工作即是装卸工；从挂牌，与原告提交的不一致，结合外包协议，被告的解释有一定合理性，即为方便原告出入园区而办理的证件无法等同于劳动关系的建立。第三，原告提交的本案起诉状上将被告的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均指向案外人上海翱翔装卸有限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后，原告首先要求主张确认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亦是案外人上海翱翔装卸有限公司，原告多次提及的工作服亦标有“翱翔”字样，原告清楚知晓劳动关系的相对方。第四，原告称由朱某某招聘入职，并与顾某经理约定劳动报酬，但并未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上述陈述属实，原告随后又提及朱某某告知相应的劳动报酬，又存在矛盾之处。据原告多次陈述一致的内容，即带班朱某某日常管理、考勤统计，经理谢某某支付工资，原告清楚知晓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管理者及工资支付者，但是并无证据可以证实上述人员代表被告进行管理并支付劳动报酬。综上分析，原告不受被告的考勤制度、管理制度之限制、约束，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接受管理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原告基于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加班工资、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丁丙胜要求被告上海高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支付2017年1月工资4500元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丁丙胜要求被告上海高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支付2009年3月29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加班工资85709元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丁丙胜要求被告上海高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6000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丁丙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逸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姚 怡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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