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鼓民初字第2407号原告盖永友，男，汉族，1953年5月20日生，南京xx（集团）有限公司退休职员。委托代理人陈卫东，江苏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段万银，男，汉族，1981年11月25日生，南京市鼓楼区xx火锅店经营者。委托代理人李貌，男，汉族，1981年10月1日生。原告盖永友与被告段万银消费者权益纠纷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盖永友诉称，2012年12月17日凌晨5时许，原告与朋友在被告经营的南京市鼓楼区阿煲火锅店吃宵夜，在准备离开时与店里的女服务员王玉萍发生口角，王玉萍就打电话叫人来打原告及朋友，原告被打后，于2012年12月25日到南京市第二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原告为右肱骨外科粉碎性骨折，右肩关节脱位，经法医鉴定，原告损伤程度为轻伤。经鼓楼公安分局及中央门街道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被告拒绝赔偿，到目前为止，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人民币300元。原告作为消费者，在被告经营的店里消费，却遭到人身伤害，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应向原告予以相应的赔偿。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医疗费1686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96元、营养费2700元、误工费14000元、护理费9000元、残疾赔偿金1301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以上共计183117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被告段万银辩称，一、原告所说的事与我没有关系，原告不是在我店里被人打的，而是出了店门后在店外被他人所打，原告说是我店服务员打电话让两个人来打的原告，对此，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原告是在被打后一个星期才到医院就诊治疗，因此无法确认原告目前的伤情与那天被打有关，更无法确认与被告有关；三、我支付给原告的300元，是当时出警民警让我借给原告的，我已向原告表明这个钱是借给他的，今后他要还给我的，并不是我为其支付的医药费；四、其实原告对于是谁打得他是清楚的，但他却不愿意找打人者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段万银系本市鼓楼区阿煲火锅店经营者。2012年12月17日凌晨二、三点钟时，原告和几个朋友一起到被告经营的阿煲火锅店吃饭，至凌晨四点多钟时，其他人都陆续走了，只剩下原告与范某还在店里喝酒吃饭。这时，火锅店服务员王玉萍与范某因故发生口角，原告在旁劝解双方，之后，原告与范某离开火锅店，后被他人殴打，范某随即报警，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接警后派员到现场出警，出警警官通知被告到现场，经协商，被告给付原告300元，让其先到医院查看伤情，但被告当时即声明：这300元是先借给原告看病用的，如果原告被打与火锅店无关，原告还需将该300元还给被告。原告拿了钱后因感觉疼痛减轻，并不严重，故当天并没有到医院检查。12月23日，原告因感到右肩膀部疼痛，即到南京长江医院就诊，经诊断，原告右侧肱骨骨折。12月24日，原告又到南京市第二医院就诊，诊断结论为：右肱骨外科颈粉碎性骨折、右肩关节脱位。原告于2014年12月25日入住南京市第二医院治疗，住院期间行右侧人工肱骨头置换术，2013年1月15日出院。原告因本次治疗共花费医疗费55402.71元，其中个人账户支付1731.48元，现金支付19801.40元。2013年1月21日、7月1日，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因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委托，对原告的伤情进行检查，2013年9月16日，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出具了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认为：盖永友的损伤程度属轻伤。2014年3月14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中央门派出所与中央门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主持原、被告进行协商调解，因双方对事实及责任的认识分歧较大，调解无效。2014年5月4日，原告向法院起诉，认为被告未尽到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请求法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审理期间，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江苏省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伤残等级及三期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向本院出具的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认为：原告构成九级伤残，其误工期限为120天，护理期限为90天，营养期限为60天。对于以上鉴定结论，原、被告均表示认可，但被告同时表示原告这一伤害后果与被告无关。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治安纠纷调解笔录、法医学鉴定书、疾病诊断书、报告单、出院记录、阿煲火锅店工商登记资料，江苏省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的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为证，本院予以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伤害后果与其2012年12月17日凌晨在被告经营的火锅店吃饭是否有关。原告主张，原告就是被火锅店的服务员王玉萍叫来的人殴打致伤。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供了证人范某到庭作证。范某陈述：“当时我们好几个人在被告经营的饭店吃饭，中途走了几个人，因为还剩几瓶啤酒，我和原告就继续喝，店里女服务员的态度不好，我与其争议了两句，女服务员嘴就不干不净骂我，我的脾气也上来了，我说我们是来消费的。我看到那个女服务员打电话，当时原告说我们走吧，我与原告就出来了。我们到了门口原告就被人打倒地上了，我到了前面一点也被打倒了。我报警后，中央门派出所来的人，有一位姓高的警官到的现场，但当时没有怎么处理，原告当时倒地没感觉怎样。打我们的人回忆起来应是附近开‘江姐大排档’那家男的，还有一个女的，动手打的就两个人。当天原告到中大医院检查，当时没有觉得疼就回家了，回家休息了一个星期感觉不行，到医院检查是骨折，然后原告到派出所报案去的。”对于范某的以上陈述，原告表示认可；被告认为，证人与原告系朋友关系，且事发时证人也喝了很多酒，故其当庭陈述的内容可信度较低，被告不予认可。被告为证明原告被打与火锅店无关，向法院提交了2012年12月17日凌晨阿煲火锅店的监控影像资料，该监控影像显示的是2012年12月17日凌晨05：26：13时至05：30：21时阿煲火锅店的实时情境：当时，范某在火锅店与火锅店女服务员王玉萍相互手指对方并伴有言语冲突，原告站在两人中间劝解，但两人继续争执，王玉萍右手持一酒瓶指向范某，05：28：09时，原告点燃一支烟并走出了火锅店，王玉萍与范某继续在店里争吵，另有两名男服务员在店里穿梭收拾碗碟；05：29：11时，一个穿红色上衣的中年妇女进入店里，其进店后与王玉萍和范某两人谈话，王玉萍以手抹泪，05：29：49时，范某掀开火锅店门帘，走了出去；随后，该中年妇女也走出店门。被告据此录像认为：原告在火锅店并没有被打，且其早就离开了火锅店，录像中也没有反映出王玉萍有打电话的行为，且原告也不能证明是王玉萍喊人打的原告，因此，原告被打与火锅店无关。对于穿红色上衣的中年妇女的身份，被告表示是王玉萍的母亲。原告对该影像反映的情况认为：录像仅记录了当时的一段情况，没有反映出范某打王玉萍耳光的情况，不完整。证人范某对该影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该影像不完整，没有反映出王玉萍打电话、摔盘子的情形，录像只是反映了后半段的情况。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被告提交的监控录像资料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为证。另查，本案原告于2012年12月2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当天，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中央门派出所民警针对在火锅店发生争执及原告被打的情况，分别向原、被告及范某进行了询问，原告的陈述如下：“……吃到5点多钟，我们准备走了，服务员过来收桌子嫌我们吃迟了，范某听了不高兴，就和女服务员发生了口角，范某用擦嘴的餐巾纸往女服务员面前扔，女服务员用味碟往范某身上砸，我就喊范某出去，这个时候女服务员就打电话给别人，我听到她在电话里说‘我被人打了，赶紧过来’……，我和范某两个人出门口没有一米远，来了两个男的，其中一个高个子不由分说上来就对我右脸一拳，又打了一拳在我右肩上，我当时就被打倒在地，他又上来用脚踩我的肩膀。……报警后没两分钟，派出所高警官来了，高警官就把老板小段通知来了，我说我身上疼，要去看病，范某说没有钱，小段说我先借你200元到医院看看，后又加了100元，我拿了300元坐高警官的车去了中大医院，到了医院门口，我自己活动活动，发现不是那么疼了，我以为是肌肉损伤，就没有去就诊自己回家了。到家后吃的消炎药，但是还是疼，23日我就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骨折了。”范某的陈述如下：“……女服务员的意思想让我们走，我就拿了张纸擦了下嘴随便一扔，当时我情绪也不太好，这个女服务员就用盘子砸我，……后来她拿了个空酒瓶，我就准备上前，盖永友拦着我不让我上去，但我还是上前扇了她一巴掌，然后她就打了个电话，说‘我在店里被人打了，你们赶快过来。’之后我和盖永友在店里歇了几分钟就离开了。我们走到店门口还没两米远的时候，过来四、五个人，把我和盖永友打得躺在地上了。……火锅店老板来了后说‘有警官作证，我先借给你300元看病，这个事如果是我的责任我负责，如果不是我的责任，这300元你之后还得还给我’”。作该笔录时，警官追问是怎么被打的，范某答复：“我和盖永友出了火锅店没走几步远，就上来几个人把我们打了。”被告段万银当时不在现场，其将从他人处听说的情况向公安机关进行了转述：“……这两个男的要把我们店里的调味酱带走，服务员王玉萍不同意，两个男的先是指着王玉萍骂，其中光头男子捡了个盘子先砸王玉萍，王玉萍也捡个盘子砸光头男子，然后那个光头男子用右手扇了王玉萍一个耳光，后来王玉萍母亲也来了，……，后来听店里面的员工说被打男子与周围劝架的人发生争执，被一男一女打了。”原告报案后，多次要求公安机关立案，由于原告被打当天并没有到医院看病，一周后到医院治疗才被诊断为骨折，公安机关对于原告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有无其它事情发生，其骨折与一周前被打之间的因果关系均无法确定，加之办案民警多方寻找王玉萍未果，也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对于事发当时的情况及盖永友所陈述的情况也难以确认，且在此期间，原告也未向公安机关指明打人者，故公安机关一直未将原告被打事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本案审理期间，被告表示：原告明知打人者是谁，但就是不向公安机关指认，也不向打人者主张权利，而是向被告要求赔偿，对此，被告不能接受。以上情况，有公安机关移送的询问笔录、调解笔录、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本院电话记录等为证。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要求被告（火锅店经营者）对其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为此，原告应向法庭举证证明被告作为经营者存在的过错或过失，并因该过错或过失而导致原告遭受了人身伤害。目前，原、被告双方的举证可以相互印证，证明2012年12月17日凌晨，原告和朋友在被告经营的火锅店吃饭的过程中，火锅店的服务员有不耐烦的表现，提供的服务存在缺陷，但证人范某对此处理也有不当，导致双方言行冲突，故被告的服务员与范某各有过错。对于原告被打致伤与火锅店的经营服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本院认为，首先，2012年12月25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所做的陈述与证人范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一致表示，两人是在火锅店外被人殴打；被告在庭审期间提交的监控录像也反映出，原告并没有与火锅店的人员发生肢体冲突，且其先行离开了火锅店，在店里也没有发生任何原告被殴打的情况，范某在女服务员的母亲赶来后与其交谈了一会儿后，也离开了火锅店，与原告离店的时间前后相差一分多钟。虽然庭审期间，原告与证人改变言辞向法庭表示是在火锅店门口被打，但并无任何客观证据对此予以佐证，且被告对此未予认可。故本院对于原告及证人改变的言辞内容不予采信。其次，原告认为，打人者是火锅店女服务员叫来的人，但其据以主张的依据是：听见女服务员打电话，诉说其被打，要求接听电话的人过来。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所陈述的情况，并不能确定女服务员是给谁打的电话，且通话中也没有要求来人帮她打人的意思表示；而从被告提交的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女服务员的母亲后来赶到了饭店，与范某进行了交谈，并在范某离店后也离开了饭店，女服务员仍留在店里，整个过程没有剧烈的言行冲突，更无打斗行为发生。据此，原告的这一主张，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认定。其三，原告在被打当日并没有到医院就诊，而是在被打后第六天才到医院就诊，故其目前被诊断的损害后果与其在2012年12月17日被打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综上，根据原告目前提交的证据，还不能确定其目前的伤害后果即由2012年12月月17日凌晨被打所致，且通过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原告并无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其被打与其和朋友在火锅店吃饭发生纠纷之间存在因果关联。由于原告目前的证据无法证明因被告经营服务的过错或过失导致原告遭受人身伤害，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人身伤害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盖永友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诉讼费400元，鉴定费1595.5元，由原告承担（原告已全部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再非人民陪审员  孙可义人民陪审员  张振祥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见习书记员  石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