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黔东民终字第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书年，女，1981年9月30日生，汉族，贵州省施秉县人，贵州都匀开发区瑞汇元矿产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住贵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全辉，男，1974年4月19日生，苗族，湖南省绥宁县人，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绥宁县。现住施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赋，男，1976年8月19日生，汉族，贵州省普定县人，个体户，住普定县。
原审被告吴堂保，男，1964年5月17日生，苗族，贵州省施秉县人，施秉县农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住施秉县。
上诉人周书年因与被上诉人李全辉、杨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施秉县人民法院施秉县人民法院（2013）施民初字第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周书年、吴堂保系生意上多年的合作伙伴，吴堂保尚欠周书年21万元货款。2012年7月24日，周书年与吴堂保为法定代表人的施秉县农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综公司”）签订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主要为由周书年出资20万元，吴堂保出资10万元共同开拓贵州省红星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公司”）洗鸭河矿山尾矿坝泥石流治理工程。以农综公司的资质开展业务，并与第三方签订尾矿坝泥石流治理工程，双方各占泥石流治理工程50%的股份。协议签订后，吴堂保找到原告李全辉，告诉李全辉这一工程，还说清理出来的矿石自己处理，只要每吨交20至30元的管理费给公司。叫李全辉替自己还周书年20万元，另投资10万元的开拓费，可以获得该工程50%的股份。李全辉与吴堂保去矿山现场看后，认为有利可图，并通过电话与周书年联系，周书年还承诺每吨400元收购清理出来的矿石。于是在同年8月10日，李全辉与生意上的伙伴杨赋协商一致，由杨赋的妻子袁红霞在凯里市通过工商银行向周书年打款30万元。8月11日两人作为甲方与乙方吴堂保签订一份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书，协议内容主要为：甲、乙双方共同投资治理红星公司洗鸭河矿山尾矿坝泥石流隐患治理工程，治理工程总投资50万元由甲方负责全部投资，乙方负责与红星公司的合同签订及协调工作，甲、乙双方占整个工程50%的股份（另50%由第三方周书年所有）。如未能成功与红星公司签订合同，导致甲方先期交纳给周书年的30万现金不能退还，其经济责任由乙方独自承担，并以乙方的三一牌挖机和夏工牌铲车作抵押，由甲方拍卖处理。周书年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上签字同意，提出协议约定的经济责任由乙方独自承担，本人不负连带责任。并向袁红霞出具一张收到袁红霞30万元，用于红星公司洗鸭河矿山尾矿坝泥石流隐患工程前期开拓的收条。2012年9月12日，周书年打电话给吴堂保，称项目已谈成，清理的矿石不能外售，只能以每吨30元的价格出售给红星公司。吴堂保将情况告诉李全辉，李全辉向周书年表示不同意。并于9月13日以周书年诈骗向施秉县公安局报案。施秉县公安局经初查，于10月9日立案侦查，同月17日撤销案件。
另查明，农综公司没有获得泥石流隐患治理的资质。红星公司也没有矿山泥石流隐患治理工程这个项目，但可以将尾矿坝外包清理，清理出来的矿石只能以每吨30元的价格出售给本公司。2012年9月27日，周书年在施秉县公安局接到李全辉报案，于9月21日对自己进行询问后，并且在明知李全辉不同意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与红蝶公司（红星公司的下属公司，以下简称“红蝶公司”）签订一份矿山拦砂坝清理合同，合同约定清理出来的矿石不能外售，红蝶公司以每吨30元的价格收购清理出来的合格矿石。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周书年在自己对红星公司矿山尾矿的基本情况不知情的情况下，故意隐瞒重大事实，杜撰了红星公司尾矿坝泥石流治理工程的事实，并称自己能促成与红星公司的合作，签订红星公司尾矿坝泥石流治理工程，清理出来的矿石能够自己出卖。在明知农综公司没有尾矿坝泥石流治理资质的情况下，与农综公司签订合作开拓红星公司尾矿坝泥石流治理工程协议。在原告与吴堂保签订协议也未说明真相，使得原告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与吴堂保签订《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原告并按吴堂保的要求向被告周书年支付了30万元。被告周书年在吴堂保和原告不同意的情况下，为了合法取得30万元，以自己的名义与红蝶公司签订了一份清理尾矿坝协议。该协议违背原告与被告吴堂保订立《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的初衷，根据该协议《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可以认定原告的行为是在受欺诈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思作出的，可以申请撤销。合同被撤销后，原告基于该合同支付的30万元应当予以返还。被告周书年作为合同的直接受益人，因合同被撤销，由此丧失合法占有30万元的法律和事实依据。二被告应当将占有的30万元返还原告。周书年与吴堂保的债务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可以另行起诉。原告因此造成的利息损失应当由过错方被告周书年和吴堂保承担。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被告周书年、吴堂保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四条第三款、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周书年、吴堂保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返还原告李全辉、杨赋300000元并支付2012年8月11日至2013年8月10日的利息18000元（2013年8月10日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继续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宣判后，周书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及请求：一审判决对证据分析认定及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禹尹飞、朱积极的证言不能全面反映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总价格为116元；上诉人只是开拓矿山尾款泥石流隐患治理业务，并未承诺以每吨400元价格收购清理出来的矿石，被上诉人的诉求无证据支撑；一审法院对“周书年在明知李全辉不同意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周书年在自己对红星公司矿山尾矿基本情况不知情的情况下，故意隐瞒重大事实，杜撰了红星公司尾矿坝泥石流隐患治理工程的事实，并称自己能促成与红星公司的合作，在明知农综公司没有泥石流治理资质的情况下，与其签订《红星公司尾矿坝泥石流隐患治理工程协议书》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无视该协议的纠纷解决条款，判令连带赔偿无法律根据。
被上诉人李全辉、杨赋答辩称，一、上诉人与红蝶公司签订的矿石总价确实是116元，但扣除运费、管理费、税费共计86元，答辩人每吨要亏损90元；禹尹飞、朱积极的询问笔录客观真实。二、无论大型或小型矿山的工艺流程都相同，按照上诉人与红蝶公司签订的合同每吨要亏损90元，合同无法履行；三、上诉人在明知答辩人明确拒绝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仍继续签订合同是违法的。四、上诉人声称与红星公司的《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是虚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从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来看，被上诉人李全辉、杨赋是基于上诉人周书年能够促成农综公司与红星公司合作治理洗鸭河矿山尾矿坝泥石流隐患工程的目的，与吴堂保之间签订的《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书》。同时，结合该《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书》第一项“投资金额及股份分配约定：甲、乙双方占整个工程50%的股份（另有50%由第三方周书年所有），其中甲方占40%，乙方占10%......”；被上诉人吴堂保在一审答辩状中“安顺镇宁县那边有个红星公司有尾矿坝可以交给我们处理，洗出的矿归我们自己出售，红星公司答应与周书年签约，我们签订了合作《合同》，由周书年出资20万元，我出资10万元并出挖机、装载机等设备......，由我提供施秉公司资质全权委托她去签约，由于我们钱不够就找到李全辉、杨赋”；以及周书年以自己的账户接受杨赋妻子袁红霞汇来的前期开拓费用30万元，并于当天下午补签收条确认合伙事项等事实与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周书年为该《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书》的隐名合伙人。
从是否存在隐瞒订立合同的基本事实方面来看，吴堂保在农综公司没有尾矿坝泥石流治理资质，不能够开展相关业务的情况下，隐瞒事实真相与被上诉人李全辉、杨赋签订《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书》；上诉人周书年在收到被上诉人李全辉、杨赋向其交付的30万元前期市场开拓费用时，及协议书签订后的合理期限内，亦未向被上诉人李全辉、杨赋说明该公司没有尾矿坝泥石流治理资质，不能够开展相关业务的真相。
从本案的事实经过来看，从2012年8月11日，该《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书》签订后至2013年6月份，被上诉人李全辉、杨赋提起诉讼时，吴堂保、周书年仍然未能依照约定提供出己方与红星公司合作治理洗鸭河矿山尾矿坝泥石流隐患工程的相关合同。以周书年的名义与红蝶公司签订的清理尾矿坝《合同》，并不能等同于双方当事人预先约定的，由周书年促成农综公司与红星公司合作治理洗鸭河矿山尾矿坝泥石流隐患工程的合同目的。
从周书年的名义与红蝶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方面来看，根据红蝶公司于2013年4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施秉县公安局对该公司员工朱积极、禹尹飞，顶红村支书黄圣明等人的询问笔录，证明该公司从未对外承包过洗矿业务，仅是由于碍与情面才与上诉人订立的合同，合同的订立不是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公司亦准备与上诉人解除合同。结合红蝶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吴堂保的一审答辩状、施秉县驰宇洗矿厂的回复、施秉县公安局对禹尹飞的询问笔录和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来看，以周书年的名义与红蝶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对于洗出的矿石按照每吨30元结算的单价的约定，远低于正常生产条件下的基本洗矿费用，有违日常生产生活常理；而且，《合同》中对于洗出的矿石只能归红蝶公司所有的约定，与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书》时预先约定的，能够获得与红星公司合作治理洗鸭河矿山尾矿坝泥石流隐患工程，洗出的矿石归己方出售处理的真实核心合同目的相违背，致使该协议完全不能履行。同时，周书年在吴堂保、李全辉和杨赋等合伙人做出拒绝与红蝶公司签订合同的明确意思表示后，仍然坚持以自己的名义与红蝶公司订立合同，违背了合伙意图，在处理合伙事务时存在过错。
以上证据相互佐证，足以证明吴堂保、周书年二人未能按照合伙约定履行义务，并在《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书》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合作治理尾矿坝协议书》是在违反被上诉人李全辉、杨赋二人的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订立的，属于重大误解的合同，依法应予撤销。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70元，由上诉人周书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南 楠
审 判 员 杨 德 丽
代理审判员 李 月 领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山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