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民终6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民航机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绒花路长平商务大厦3326-3328。法定代表人：张丽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成，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场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45号。负责人：董军，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该分行职员。原审被告：大连天吉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新生巷8号2层4号。法定代表人：高尚义，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赵景霞。原审被告：黄鹏。原审第三人：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后革街437号。法定代表人：王英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浩男，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民航机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民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下称浦发行）、原审被告大连天吉达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天吉达公司）、赵景霞、黄鹏，原审第三人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下称中外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大民三初字第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民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民航公司对天吉达公司的借款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浦发行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本案中天吉达公司向浦发行借款，浦发行向天吉达公司发放了4000万元贷款。贷款到期后，天吉达公司无法偿还借款，浦发行要求天吉达公司提供了新的担保予以续贷。在此情况下，天吉达公司向民航公司提供了公司的财务报表等资料，民航公司因浦发行已经确认贷款资料并给予放款的情况下才签字盖章。事发后，民航公司才发现天吉达公司提交的财务资料是虚假的，其虚构了大量银行存款和当时未分配的利润，骗取民航公司保证，取得银行贷款。可见，民航公司是在被欺诈的情形下签订的担保合同。一审法院未重视该部分事实，直接判令民航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明显错误的。另外，浦发行和天吉达公司向民航公司提供的质押物实际并不存在，天吉达公司提供质押物仓单等资料，骗取民航公司提供担保。民航公司是在被欺诈的情况下签订担保合同，该保证合同应认定无效，且浦发行仅签订质押合同未履行核实质押真实有效，质押物是否存在或者未履行有效保管质押物造成质押物损失的，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债权人未保管好质押物，致使质押物毁损、灭失，视为债权人放弃部分或者全部物的担保。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保证责任。因此，民航公司应该在该部分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二、适用程序不当。天吉达公司、赵景霞，利用虚假的财务报告资料，虚构了1500余万元利润和其他资产，隐瞒了真实的财务状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如果认为浦发行的行为可能涉嫌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借款人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的，应当将案件自行移送到公安机关按照经济犯罪处理。事实上，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已对天吉达公司、赵景霞是否涉嫌金融诈骗犯罪立案侦查，原审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但原审法院并未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在并未有确凿的证据对案件是否涉及刑事责任的问题进行排除的情况下，轻易做出判决，明显属于程序不当。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述事实分析，天吉达公司为取得银行贷款，采取欺诈手段，提供虚假的材料和质押舱单，民航公司是在被欺诈的情况下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认定民航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无效。浦发行答辩称：一、民航公司向我行提供保证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经过其股东会的同意，完全符合担保行为成立的法律构成要件，因此保证合法有效。浦发银行与民航公司不认识，未参与联系民航公司为天吉达公司担保事宜。至于民航公司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收取多少担保费才能为天吉达公司提供担保，是民航公司内部决策的问题，内部决策的正确与否，不影响其对外做出的担保法律行为的效力，民航公司不能以此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从民航公司提供的证据及想证明的事实看，都是称天吉达公司骗取民航公司为我行提供担保，按照合同相对性的原理，民航公司与天吉达公司形成一种委托合同关系，我行与民航公司是担保合同关系，担保合同的主体只有民航公司和我行两方，天吉达公司不是担保合同的当事人，天吉达公司的行为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再者，我行从未向民航公司提供过任何相关资料，也不是我行找的民航公司来担保，根本谈不上我行欺骗民航公司。民航公司引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的规定的法律适用也是错误的。该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物的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或者担保物因不可抗力的原因灭失而没有代位物的，保证人仍应当按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在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怠于行使担保物权，致使担保物的价值减少或者毁损、灭失的，视为债权人放弃部分或者全部物的担保。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我行没有怠于行使担保物权，一审中也向法院请求行使质押权，但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判定质押权没有成立，根本谈不上怠于行使抵押权问题，虽然质权未得到一审法院支持，我行仍在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追索。反而本法条规定，物的担保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保证人仍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保证责任。同样按照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按照约定实现债权，而本案保证合同约定的非常明确，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担保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权利（包括抵押、质押等），债权人均有权要求保证人在本合同的约定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而无须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所以有无其他担保对民航公司的责任顺序、责任范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作为专门的担保公司，民航公司是非常清楚的。二、关于程序不当的问题。浦发行没有向民航公司提供过任何资料，与民航公司根本就不认识，也不存在隐瞒实事，虚构实事的情况。本案不存在欺诈保证人的情况，民航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自己合理的判断，向我行提供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民航公司提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况与本案无关。本案不应移送公安机关。三、关于法律适用是否错误问题。本案不适用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至于民航公司是否被天吉达公司欺诈为浦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是其二者直接的关系，不能对抗浦发行。况且民航公司也没提出被欺骗的证据。四、民航公司提供担保本身也存在欺诈的嫌疑，根本不具备担保能力。贷款违约后，我行在申请法院保全的过程中发现，民航公司根本没有任何资产，与其担保时提供的财务报表的情况严重不符，租用的办公地点已经不用，据大厦物业介绍前期物业费没交就跑路了。法院也找不到企业的办公地址，开庭传票也是通过公告送达，担保人其实就是个打着“民航公司”、“全资国有控股公司”的幌子提供担保，骗取保费的空壳公司，根本不具备任何还款及担保能力，最终造成银行贷款的损失，我行保留通过其他途径追索的权利。五、民航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一会儿承认借款及担保的事实，愿意承担责任，并向我行要求调解延长还款期限，在我行不同意调解的情况下，又通过各种无理要求为诉讼制造程序障碍。在同样的另一个案件中，同样的实事上诉被省高院驳回，我行申请执行后多次与我行协商要求延期执行，总之都是在拖延时间，能多拖延些时间就能用这种“国有公司”、“民航公司”的名义多收取些担保费。中外运公司陈述称：不发表意见。浦发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吉达公司偿还浦发行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至2015年10月26日的欠息3114106.34元（本息合计43114106.34元）及至付清之日的利息；2.判令民航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赵景霞、黄鹏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浦发行对天吉达公司提供的33350吨玉米享有优先受偿权；5.诉讼费用由天吉达公司、赵景霞、黄鹏及民航公司连带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25日，浦发行（质权人）与天吉达公司（出质人）签订编号ZZ7501201400000022《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主合同项下的债务人为天吉达公司。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2014年3月25日至2014年12月22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4000万元整为限。质押财产：玉米33350吨，所有权权属证明为质物进仓作业单JGBC2014012100000433。该合同项下的质押财产将由质权人指定的第三方进行监管，《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编号为：JGBC2014012100000433。2014年3月25日，浦发行（甲方）、天吉达公司（乙方）与中外运公司（丙方）签订了编号为JGBC2014012100000433《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该协议约定：在监管期间，甲方为质权人，乙方为出质人，丙方为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甲方监管货物；该协议项下所称的监管是指丙方代理甲方占有质物，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履行监管质物的责任，并在质物变动时代理甲方进行确认；质物的品名、规格型号、生产厂家（产地）、数量、重量、存储地点等以丙方根据该协议规定的《质物进仓作业单》的记载为准；丙方接受乙方交付货物时，应向甲方发送经乙方和丙方签署的《质物进仓作业单》，乙丙双方签署《质物进仓作业单》的时间为质物转移占有的时间。同日，浦发行（甲方）、天吉达公司（乙方）还与中外运公司（丙方）签订了《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补充协议（动态），其中约定监管货物权属确认：丙方在任何情况下应于收到乙方交付的出质货物后的1个银行营业日之内，按照行业准则和货物性质，对货物本身、标识、质保书、增值税发票、运单、提单等相关资料进行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权、数量、规格、型号、包装、质量等事项的尽职审查。丙方审查相符后，应向甲方发送经乙方和丙方签署的《质物进仓作业单》。丙方签发《质物进仓作业单》的，即视为丙方已按照上述约定尽职审查，丙方承诺，如由于丙方疏忽或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而导致上述应审查事项存在瑕疵，应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同日，乙方和丙方共同向甲方签发编号为JGBC2014012100000433《质物进仓作业单》。天吉达公司庭审陈述前述合同项下的质物已不存在。本院依当事人申请向大连港铁路公司、大连港散粮码头核实质物情况，大连港铁路公司出具说明，陈述其与天吉达公司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无业务往来。大连港散粮码头出具情况说明，称其与天吉达公司无业务往来。前述质物确已不存在。2014年3月25日，浦发行（债权人）与赵景霞、黄鹏（保证人）签订编号为ZB7501201400000135《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中约定：该合同项下债务人为天吉达公司，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在2014年3月25日至2014年12月22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4000万元整为限。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确认，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要求本合同项下任一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该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4年9月25日，浦发行（债权人）与民航公司（保证人）签订编号为ZB7501201400000562《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合同项下债务人为天吉达公司，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在2014年9月23日至2015年9月23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敞口4000万元整为限。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的最高限额系扣除申请人提供的保证金、存单、国债、银行承兑汇票等已经第三人提供的存单等担保债权后的债权余额。该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期间等约定与编号为ZB7501201400000135《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相同。2014年9月25日，浦发行与天吉达公司签订编号为75012014285082、75012014285083两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每笔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借款用途为弥补资金不足。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25日至2015年7月15日，贷款年利率7.5%，逾期罚息利率按计收罚息日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执行。贷款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20日。债务提供的担保人及担保合同为：浦发行与民航公司签订的编号为ZB7501201400000562《最高额保证合同》，浦发行与赵景霞、黄鹏签订的编号为ZB7501201400000135《最高额保证合同》，浦发行与天吉达公司签订的编号ZZ7501201400000022《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同日浦发行如约向天吉达公司发放了4000万元贷款。截止2015年10月26日，天吉达公司两笔2000万元贷款尚欠本金4000万元、欠息3114106.34元，且前述贷款已到期。现浦发行要求天吉达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要求各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天吉达公司是否应承担偿还浦发行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浦发行对质押的33350吨玉米是否享有质押优先受偿权，民航公司、赵景霞、黄鹏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天吉达公司是否承担偿还浦发行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问题。因案涉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浦发行与天吉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浦发行已依照前述合同约定，向天吉达公司发放了4000万元人民币借款，该借款已于2015年7月15日全部到期。天吉达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金，且截至2015年10月26日产生欠息3114106.34元，构成违约。现浦发行主张由天吉达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至2015年10月26日的欠息3114106.34元（本息合计43114106.34元）及至付清之日的利息，符合合同约定，应予支持。关于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关于动产质押合同及质押物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天吉达公司与浦发行所签署的《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质押合同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在本案中，双方合同约定了质物的交付方式，即交由监管人中外运公司接收，监管人接收出质人交付货物时，应向质权人发送经出质人和监管人签署的《质物进仓作业单》，该《质物进仓作业单》的时间为质物转移占有的时间。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虽然有《质物进仓作业单》，但天吉达公司陈述质物现已不存在，经向质物清单记载的存放地大连港散粮码头核实，印证天吉达公司的前述陈述。且案涉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质物仍然存在。故关于浦发行请求确认其对《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的质押物33350吨玉米享有优先受偿权，该院不予以支持。关于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因民航公司、赵景霞、黄鹏与浦发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民航公司、赵景霞、黄鹏均应就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担保事项在最高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故对于浦发行主张民航公司、赵景霞、黄鹏对天吉达公司前述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该院予以支持。至于民航公司所主张其受天吉达公司欺骗而在天吉达公司不能偿还旧贷的情形下作为新的担保人而加入，担保合同应认定为无效问题。该院认为，民航公司对其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性无异议，现有证据又不足以认定民航公司在签订前述保证合同时存在被欺骗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之规定，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不足以认定为无效合同。民航公司据此主张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民航公司主张其担保范围是借款人和担保人提供的质押之外范围内承担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本案案涉保证合同均约定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要求本合同项下任一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故民航公司此节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天吉达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浦发行借款本金4000万元；二、天吉达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浦发行截至2015年10月26日欠息3114106.34元及自2015年10月27日起至欠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欠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息）；三、民航公司、赵景霞、黄鹏对天吉达公司的前述债务在合同约定的最高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天吉达公司追偿；四、驳回浦发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737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62370元（浦发行已预交），由天吉达公司、民航公司、赵景霞、黄鹏共同负担（给付时间同上）。本院二审期间，民航公司及浦发行围绕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浦发行对账单、借款凭证、结算业务审批单、电汇凭证、贷款还款凭证及天吉达公司账户明细，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均不持异议，相关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4年9月25日，天吉达公司浦发行尾号1163账户收到浦发行贷款两笔各人民币2000万元资金，合计人民币4000万元；收到款项当日及次日，天吉达公司将该4000万元款项分两笔各2000万元自该账户转入大连易林经贸有限公司锦州银行鞍山分行尾号5671账户中；2014年9月26日，天吉达公司浦发行尾号9543账户收到大连汇鑫裕丰贸易中心浦发行尾号0777账户转入2笔各2000万元合计4000万元人民币；收到该款项当日，天吉达公司将该款项分别以人民币19,997,019.53元及20,002,782.47元转出到天吉达公司浦发行尾号1812账户中。对于上述款项，浦发行“贷款还款凭证”上注明款项系“还银承垫款”。截至2015年10月26日，天吉达公司分别拖欠浦发行本息合计21556393.83元及21557712.51元。一审法院已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民航公司与浦发行间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有效，民航公司应否免除保证责任；二、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一、关于民航公司与浦发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有效、民航公司应否免除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案涉事实，2014年9月25日，民航公司与浦发行签订了编号为ZB7501201400000562《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民航公司没有主张和提供其与浦发行订立的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存在上述导致合同无效情形的事实及证据，而是主张“天吉达公司为取得银行贷款，采取欺诈的手段，提供虚假的材料和质押仓单，民航公司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及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而且，对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而言，天吉达公司并非民航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因此，民航公司主张其受到天吉达公司的欺诈故其与浦发行之间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行为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本案中，民航公司既未主张浦发行与天吉达公司之间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亦未主张其提供保证是基于浦发行的欺诈和胁迫等所为，而是主张天吉达公司提交虚假财务资料，虚构银行存款和未分配的利润，对其实施欺诈，骗取其提供保证。因此，不论民航公司主张的天吉达公司对其实施欺诈的事实是否属实，均对民航公司承担案涉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不构成影响。同时，民航公司在上诉中主张浦发行仅签订质押合同未履行核实真实有效、质押物是否存在或未履行有效保管质押物造成质押物损失，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其应在该质押物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但是，民航公司并未提供案涉质物是由于浦发行怠于行使担保物权，致使担保物的价值减少或者毁损、灭失的证据，同时其在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确认：“当事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本合同项下任一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因此，民航公司基于上述理由主张其应免责，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民航公司在庭审中主张案涉借款系借新还旧，故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民航公司应当免除保证责任。但是，民航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浦发行发放的4000万元贷款的流向是由天吉达公司至大连易林经贸有限公司；而天吉达公司给付浦发行4000万元的款项是来自于大连汇鑫裕丰贸易中心，且该4000万元系天吉达公司偿还浦发行的承兑汇票垫款。故民航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天吉达公司偿还浦发行的款项就是浦发行发放的案涉贷款，不能证明系借新还旧，亦不能证明系浦发行与天吉达公司双方协议以新贷还旧贷的事实。民航公司在庭审中还主张案涉天吉达公司借款已经清偿，但对于浦发行提供的天吉达公司账户明细中显示的尚欠借款本息的事实又不持异议。因此，民航公司庭审中以案涉借款系借新还旧及借款已经清偿为由主张其应免责，亦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二、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本案系浦发行基于其与借款人及各保证人订立的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而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畴。民航公司在上诉中主张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已对天吉达、赵景霞是否涉嫌金融诈骗犯罪立案侦查，故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但其在二审中明确承认其上述主张没有证据支持。故在没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已就天吉达公司、赵景霞就案涉借款事实涉嫌金融诈骗已经立案、且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天吉达公司及赵景霞等在案涉借款过程中涉嫌诈骗犯罪的情况下，本案不存在应当移送公案机关的问题，应当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三、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民航公司主张，天吉达公司为取得银行贷款，采取欺诈的手段，提供虚假的材料和质押仓单，民航公司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认定民航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无效。但是，民航公司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该相关条款，即第（三）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根据该规定，实施欺诈、胁迫等手段的一方与被欺诈一方须为合同相对人，而本案中，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由浦发行与民航公司签订的，该合同的相对方系浦发行及民航公司。故民航公司以其受到天吉达公司的欺诈为由主张其与浦发行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行为无效，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而且，针对受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故因受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所为的民事行为、订立的合同，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范畴，并非必然无效，在此情形下订立的合同，只有存在损害国家利益时才能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无效。因此，原审法院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另外，民航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天吉达公司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与浦发行之间借贷账务往来明细，以证明天吉达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向浦发行所借4000万元款项已于同年9月26日清偿。同时，其针对此主张提供了来源于天吉达公司的浦发行对账单、借款凭证、结算业务审批单、电汇凭证、贷款还款凭证等证据的复印件，却据此证明天吉达向浦发行所借4000万元系借新还旧。但是，民航公司的主张及提供的上述证据明确显示，2014年9月25日天吉达公司自浦发行所借两笔2000万元共计4000万元款项，于收到款项当日及次日由天吉达公司分两笔各2000万元汇入大连易林经贸有限公司账户；次日，天吉达公司以自大连汇鑫丰贸易中心转入的两笔各2000万元合计4000万元款项支付给浦发行。民航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虽系复印件，但浦发行均予以认可，但主张上述款项是天吉达公司向其偿还的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垫付的款项，并指出民航公司提供的“贷款还款凭证”上已明确注明“还银承垫款”，并向本院提供天吉达公司欠款的账户明细，证明其发放了4000万元贷款及天吉达公司尚未偿还该贷款本息的事实。民航公司对于浦发行提出的天吉达公司偿还的是银承垫款的观点，对浦发行提供的天吉达公司账户明确及据此证明的其实际向天吉达公司发放了4000万元贷款、该贷款本息尚未清偿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因此，上述证据已经证明天吉达所偿还的款项与案涉借款无关，天吉达公司与浦发行不存在协议借新还旧的问题；亦已经确认案涉借款天吉达公司尚未清偿。因此，民航公司关于调取天吉达公司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与浦发行之间借贷账务往来明细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370元，由深圳市民航机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锦  弘审 判 员 华    锋代理审判员 陈    建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张婧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