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民终18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绍昌，男，住址沈阳市辽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绍合，男，住址沈阳市辽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英，女，住址沈阳市辽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福，男，住址黑龙江省海伦市。
上诉人陈绍昌因与被上诉人杨英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2016）辽0122民初4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绍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绍合、被上诉人杨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绍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法院（2016）辽0122民初466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判决改变了庭审时的争议焦点。一审庭审时，双方争议的是辽中县顺通信息咨询部是家政服务公司，签订的新加坡保洁员合同是一份居间合同，是顺通咨询部介绍上诉人去新加坡劳务时应履行的合同内容。顺通咨询部称该合同是一份按照新加坡传来的劳务合同签订的工资保证合同，当庭规定归纳的争议焦点是（1）原被告是否存在终止去新加坡劳务合同；（2）被告是否构成违约；（3）被告是否应赔偿35000元及损失。双方对此无异议。而一审判决改变了庭审焦点，双方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被上诉人介绍上诉人去新加坡打工的委托居间关系，签订的保洁员合同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出国新加坡打工的工资保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负责终止去新加坡的劳务合同。一审判决未提被上诉人夸大事实的错误宣讲，诱使上诉人错误作出去新加坡打工的选择，而是已不存在劳务关系判决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判。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一份TDK公司合同，该公司是被上诉人介绍上诉人去劳务的公司，这家公司就是雇佣上诉人的劳务公司。而一审判决却称TDK是一家新加坡的中介公司，其意思就是上诉人在去了新加坡后，又去了一家中介公司找工作，工资低与被告夸大宣传介绍无关，是刻意在为被告掩盖事实错误，导致错判；3.本案的案由是居间合同纠纷，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的理由是被上诉人介绍上诉人去新加坡打工时，故意夸大宣传去新加坡打工的工资待遇，称没有基本工资1000元新币，另外住房250新币，交通100新币，伙食补助200新币，每月可有加班，试用期三个月内，保证工资在每月6000元人民币，三个月后每月7000-8000人民币，诱使上诉人作出去新加坡打工的选择。到了新加坡后，签订的劳务合同，基本工资是400新币，任务津贴70新币，交通津贴100新币，固定加班费330新币，总共才900新币，实际工作中，又没有了加班工作，工资将会更少，与被上诉人介绍时称的工资标准相差太多。上诉人以居间合同为由起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而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介绍去了新加坡就完成了工作，收取报酬是平等自愿的。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被上诉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即必须如实告知出国的真实收入及工作情况，不得隐瞒或者虚夸事实，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否则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将居间纠纷认定为劳务纠纷，错误适用法律，导致判决错误。另一审庭审笔录有部分记录失实，上诉人所称为基本工资1000新币，并不包括交通费、满勤奖、加班费、奖金。
杨英辩称，陈绍昌自2016年5月申请去新加波之日起到8月15日回国记录了所有录音，其目的不言自明。2016年5月，陈绍昌来到我公司找他朋友合伙人刘岩说办理出国，让刘岩收取他母亲4万元出国费用，第二天陈绍昌与其母亲来我公司交了4万元出国费用，晚上下班刘岩又将4万元交给陈绍昌，骗取其母4万元。10几天后又来到我公司说办理出国，称新加坡有朋友欠他钱能出去就行，我公司合伙人就给他联系了新加坡的徐健，说新加坡有大龄工作，待遇1000新币、住补250，并为他打出了每天几小时多少钱的单据，经陈绍昌同意，新加坡传来了保洁待遇合同书，薪资与我公司介绍相符。陈绍昌与新加坡签订了待遇雇佣合同，我公司将合同传给新加坡公司，为他申请批文、即签证。批文下发后陈绍昌将尾款35000元，分几次交到公司。6月5日我公司将批文、签证、机票35000元转给了徐建，有转账记录，徐建转给我公司佣金1000元人民币，陈绍昌6月中旬启程新加坡，到达新加坡之后，新加坡保洁公司专人带他到医院验血体检，并与保洁公司签订了为期二年、试用期三个月的劳务合同，取得准证，第二天成功入职上岗。新加坡签订的合同与待遇相符，工作期间与我合伙人刘岩视频表示工作轻松，环境挺好等。并且陈绍昌本人提供在新加坡期间工资待遇，工资单可以证明。陈绍昌本人提供的与新加坡保洁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离境新加坡时，没有新加坡保洁公司离职的请假条，他本人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在新加坡签订的劳务合同，我公司无权为其解除。自其离境，签订合同之日起已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义务为其赔偿。
陈绍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原、被告终止2016年6月签订的新加坡保洁员劳务合同；2.被告返还原告劳务管理费35000元人民币，赔偿原、被告在新加坡劳务2个月少挣的薪金4392.60人民币，合计39392.60元人民币；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绍昌经被告辽中县顺通信息咨询部工作人员刘鑫介绍，于2016年6月5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出国劳务雇佣协议，薪金每月1000新币，住房补贴250新币，被告给原告出具一份保证书，其内容是工资1000新币，住房补贴250新币，每月休息4天，加班工资是1.5倍，每天工作12小时（包括用餐时间），原告于2016年7月9日去新加坡工作，2016年7月10日到新加坡与新加坡中介公司TDK签订合同，由TDK公司给原告发工资，入职先体检，签订合同换准证正式上岗，试用期三个月，保证月工资试用期6000元人民币（试用期3个月），3个月后保证工资7000-8000元人民币。并口头约定，交通补贴每月100新币，伙食补贴每月200新币，按照此约定：原告在试用期每星期正常工作6天，每天12小时，每月应收入薪金：折合人民币为8640元（入卡），出国前交给被告管理费35000元人民币。原告在新加坡连续工作了两个月后，原告实际入卡的月薪仅为1363.27新币，通过兑换折合6543.696元人民币，与约定的薪金少给付2096.30元人民币。原告于2016年8月15日给TDK公司写了一份纸条，内容是陈绍昌本人因身体重病不能工作，也没有钱看病，要求回国看病，工作最后一天。原告回国后要求被告履行出国时合同约定，经过多次协商未果，故原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与被告终止双方签订去新加坡保洁员劳务合同、并返还劳务管理费35000元人民币及赔偿损失4392.60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提交新加坡保洁员合同、收款收据、工商登记卡、入卡的工资票据、计算出国工资待遇的记录、原告与被告杨英的电话录音、原告与被告杨英微信截图、原告与被告在新加坡的联系人徐建的通话录音。新加坡签证批文、现场招聘项目单子、工资的单据、雇佣合同、工资单、原告因病回国证明等经当庭质证，亦有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劳务关系，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劳务管理费35000.00元及赔偿损失。被告辽中县顺通信息咨询部是一个具有开展房地产信息、家政信息咨询服务的个体工商户，在各项活动中能起到一定的媒介服务作用，2016年6月原告与被告签订去新加坡保洁员是一份信息介绍，被告向原告介绍了去新加坡上市公司招聘内容，被告已向原告起到了居间人作用，是居间人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去新加坡订立合同一个机会，原告于2016年7月10日到新加坡与新加坡中介公司TDK签订合同，并工作了两个月，说明被告为原告促成合同成立，已完成了居间媒介服务，也是为原告出国劳务提供信息服务，但原、被告双方不能因此形成劳务合同关系，故原告要求终止与被告的劳务合同，因该劳务关系不存在而无法支持。被告为原告提供出国劳务服务后，收取原告劳务管理费35000.00元，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的结果，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返还此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此原告主张终止去新加坡保洁员劳务合同及返还劳务管理费35000.00元赔偿损失等诉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绍昌要求终止原、被告于2016年6月签订的新加坡保洁员劳务合同、返还劳务管理费35000.00元及赔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2.00元，由原告陈绍昌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及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在二审审理中提供证人刘岩、刘新到庭作证，二人均称不知道要证明什么问题。
经顺通信息咨询部工作人员刘鑫介绍，顺通信息咨询部为陈绍昌提供出国劳务服务，2016年6月5日顺通信息咨询部向陈绍昌提供《雇佣合约》，为陈绍昌提供新加坡保洁员岗位，该合约确定薪金每月基本薪金400新币，任务津贴70新币，交通津贴100新币，固定加班费330新币，安全纪律及出勤率奖励100新币，每月可取回薪金1000新币，陈绍昌同意并签字；顺通信息咨询部为陈绍昌出具《新加坡保洁员》确认函一份，确定工作岗位为新加坡保洁员，工资待遇每月1000新币，住房补贴250新币，每月休息4天，加班工资1.5倍（具体按照新加坡劳工部批准的为准），工作时间每天工作12小时（包括用餐时间），每周休息一天可以加班，保证月工资试用期6000元人民币（试用期3个月），3个月后保证工资7000-8000元人民币。陈绍昌于2016年5月23日和6月4日分别向顺通信息咨询部交付费用2000元和28000元，。顺通信息咨询部于2016年6月为陈绍昌办理去新加坡工作，陈绍昌于2016年6月21日与新加坡劳务（保洁）公司签订《雇佣合约》，约定薪金每月基本薪金400新币，任务津贴70新币，交通津贴100新币，固定加班费330新币，安全纪律及出勤率奖励100新币，房屋津贴250新币。陈绍昌2016年6月、7月实领工资为452.26新币和1363.27新币（陈绍昌起诉称兑换折合人民币6543.696元），其中2016年7月的工资明细为基本工资400新币，职务工资70新币，加班费330+141.48+11.79+60=543.27新币，住房补贴250新币，交通津贴100新币。陈绍昌于2016年8月15日给新加坡劳务公司写申请后离职，该申请载明“陈绍昌本人因身体重病不能工作，也没有钱看病，要求回国看病，工作最后一天。2016、8、15号”。陈绍昌于2016年8月回国后即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主体及双方间法律关系认定问题。本案为顺通信息咨询部为陈绍昌提供出国新加坡劳务的机会和与新加坡劳务公司订立劳务合同的媒介服务，根据陈绍昌提供的由顺通信息咨询部出具的《新加坡保洁员》确认函及收取陈绍昌的收款收据，顺通咨询部提供的《雇佣合约》和陈绍昌自认其已与新加坡公司签订用工合同，新加坡用工单位为陈绍昌开工资的证据，可以认定陈绍昌与顺通信息咨询部间成立居间合同关系，顺通信息咨询部已促成新加坡劳务公司与陈绍昌间成立劳务合同。经审查顺通信息咨询部为个体工商户，杨英为实际经营者，顺通信息咨询部于2016年6月29日已经核准注销，根据陈绍昌的诉请应列杨英个人为居间合同的居间人即被告主体，原审仍列顺通信息咨询部为本案当事人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杨英是否存在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损害了陈绍昌的委托人利益，杨英是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陈绍昌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问题。陈绍昌主张杨英未尽如实告知义务，出国后的实际工资待遇与杨英告知承诺的工资待遇不符，对此陈绍昌负举证责任，对此应以书面确认为准。陈绍昌提供的录音证据均为其到新加坡后的通话录音，存在陈绍昌的引导和杨英积极帮助陈绍昌解决问题的说法，不能改变对事实的认定。经审查陈绍昌提供的杨英为陈绍昌出具的《新加坡保洁员》确认函，所告知的工作岗位及工资待遇，为工资1000新币，房补250新币，在三个月内的工资收入超过6000元人民币；而陈绍昌在与新加坡劳务公司签订用工合同后的2016年7月份实际收入为1363.27新币，其中基本工资400新币，职务工资70新币，加班费330+141.48+11.79+60=543.27新币，住房补贴250新币，交通津贴100新币，与杨英向委托人陈绍昌披露报告的情况一致，杨英作为居间人已为陈绍昌提供与新加坡劳务公司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不存在故意隐瞒和提供虚假事实情形，陈绍昌要求解除双方间居间合同和由杨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应予以支持。原审虽认定事实不准确，但判决驳回陈绍昌的诉请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陈绍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和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2元，由陈绍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伟
审判员 张维佳
审判员 李 涛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梁婉莹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
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