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兴民初字第7002号
原告马四娃，男，197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
委托代理人卢翠兰，宁夏正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志维，宁夏正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号。
法定代表人杨银学，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笑天，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四娃诉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诉讼中，经原告申请，本院通过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被告为原告实施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过错参与度、原告伤残等级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出具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四娃及其委托代理人卢翠兰、孙志维，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刘笑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4月9日原告因”右胫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术后感染”被被告收治创伤骨科住院治疗，4月13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清创外固定去除，创面负压吸引术”，5月12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术后清创负压吸引术”，6月2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术后矫形外固定架固定清创术”，6月4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术后清创自体髂骨开放性颗粒样植骨术”，当时经被告检查认为恢复良好，并于2010年7月19日出院。原告本次住院101天，花费医药费90767.96元。2010年9月21日原告又因”右胫骨骨折后右踝关节畸形”被被告收治创伤骨科住院治疗，于2010年10月8日行”外固定架更换，跟腱延长，胫前肌腱悬吊紧缩术”，治疗十天后于2010年10月18日出院，原告本次住院20天，花费医药费56383.22元。2011年3月28日原告又因”右胫骨开放性骨折术后骨外露”被被告收治创伤骨科住院治疗，于2011年4月2日行”右胫骨截骨延长术”，然后住院治疗直至5月10日出院，原告本次住院43天，花费医药费12507.84元。2013年9月7日原告又因”1.右胫骨病理性骨折；2.右胫腓骨开放性骨折术后”被被告收治创伤骨科住院治疗，住院之前经银川市国龙医院CT检查提示”右胫骨中段骨质不连续”，建议手术治疗。被告经确诊后并于2013年9月16日行”右胫骨可延长外固定架固定、胫骨截骨、断端清创术”，10月19日行”右小腿清创，外固定架调整术”，然后住院治疗直至11月22日出院，原告本次住院76天，花费医药费46568.31元。至此，原告已经历三年半的漫长治疗过程，其中住院治疗长达240天，先后经历8次手术，花费医药费206227.33元，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身体折磨，而原告目前右下肢整体旋转外翻，严重畸形，根本无法正常行走、工作和生活，后期康复治疗还需支付巨额医药费。现原告以被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致其医疗损害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赔偿因其医疗行为过错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赔偿原告因其医疗过错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280595.41元，其中包括医疗费206227.33元、护理费25168.80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3000元、营养费24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4000元、残疾赔偿金13971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4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190元、误工费89192.40元、鉴定费1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6287.1元、后续治疗费100000元、门诊医疗费677.9元、复印费35元，合计701488.53元，按照40%的责任比例主张280595.41元”。上述损失均按2015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住院病案一组、影像学资料一组、住院票据四份、门诊发票九张，证明自2010年4月9日起原告因”右胫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术后感染”到被告处接收治疗，直到2013年11月22日，在被告处共住院4次，接受手术8次，支付医药费46568.31元。因被告接骨错位导致原告出现右下肢严重外翻畸形的后果，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原告还在乌海医院、国龙医院就诊。原告2010年4月9日到被告处住院治疗，一直到2013年11月22日最后一次治疗出院，先后四次在被告处住院治疗，第一次住院101天，支付医药费90767.96元；第二次住院20天，支付医药费56383.22元；第三次住院43天，支付医药费12507.84元；第四次住院76天，支付医药费46568.31元；合计240天，先后经历8次手术，共支付医药费206227.33元。虽然经过多次手术，但是原告并未痊愈，并且由于被告的手术方案及治疗措施存在问题，造成了原告右下肢整体外翻的严重后果。原告为此支付门诊医药、检查费用合计677.35元的事实。被告对原告在被告处就诊形成的病案及影像学资料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在乌海医院、国龙医院处就诊形成的客观病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主观病历请鉴定机构专家结合诊疗过程予以判断；对住院费票据真实性认可，而门诊费票据，应与原告病历记载时间、内容相对应，如无病历佐证，通过票据本身又无法反映出其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的，被告不予认可。
证据二、答复函一份，原告在事发后多次找到被告协商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的事宜，被告曾在2014年5月21日给予答复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证据三、交通费票据一组，证明原告因本次医疗损害在治疗和鉴定过程中共产生交通费损失5000元，但票面反映是636元，其中有一部分丢失了，包括原告往返北京参加鉴定产生的交通费票据也丢失了。被告对该组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组票据表面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即使上述费用发生在原告诊疗过程中，也系原告为治疗其因车祸所致疾病而支出的费用。不论被告对原告手术治疗是否是导致原告右下肢外翻的因素之一，均没有因被告上述过错导致原告该交通费的增加，因此，该费用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证据四、住宿费票据一份，证明原告在治疗和鉴定过程中产生住宿费合计3000元的事实。原告从北京回来，丢失了住宿费、交通费票据，所以到原告去北京固定住宿的宾馆开具了说明。被告对该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组证据表面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即使上述费用发生在原告诊疗过程中，但上述费用系原告为其治疗因车祸所致疾病进行的费用。不论被告对原告手术治疗是否是导致原告右下肢外翻的因素之一，均没有因被告上述过错导致原告该住宿费的增加，因此该费用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证据五、户口本一份、租房合同一份，证明原告虽然为农村户口，但是事发前一直到目前都在乌海市居住，依靠开”蹦蹦车”为生，原告遭遇车祸也是在开”蹦蹦车”中发生的，原告经常居住地为乌海市，伤残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其父母作为本案的被扶养人年龄已经超过七十五岁，被扶养人生活费均按五年标准计算。被告对于户口本真实性无异议，可以看出原告系农村户口；租房合同因未在相关机关进行备案，故该合同的真实性无法判定，该份证据无法达到证明原告长期居住在城镇，并按城镇居民计算相关赔偿费用的证明目的。
证据六、票据一份，证明原告自2010年4月至2016年2月因购买轮椅、拐杖等残疾辅助器具费支付4000元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即使上述费用发生在原告诊疗过程中，但上述费用系原告为治疗其因车祸所致疾病进行的费用，而非因被告的诊疗行为导致其需要上述辅助工具。
证据七、鉴定费票据一份，证明原告预交鉴定费15000元。被告对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证据八、照片一张，证明原告目前伤腿还未彻底恢复，原告已经丧失正常行走的能力，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被告应当承担原告父母抚养费的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符合事实、于法有据。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通过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目前已丧失正常行走能力和劳动能力。
证据九、复印费收据一张，证明原告为本次诉讼产生复印费35元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辩称，原告因遭遇车祸导致其病情严重，而又不配合治疗是导致其目前损害结果的主要原因。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学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据明显不足，该鉴定意见书没有充分依据证明被告对原告所行手术治疗后，原告右下肢存在医学规定对线不佳的情况，而得出对线不佳对原告右下肢外翻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医学依据。鉴定意见将被告医疗行为的过错参与度评定为次要责任明显过高，而在一般情形下，次要责任过错参与度在25%，请人民法院酌情予以降低至10至20%。另外，原告诉请的相关费用的发生与其目前损害结果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论被告对原告的手术治疗是否是导致原告右下肢外翻的因素之一，均没有因被告的上述过错导致原告住院或误工时间的增加，继而造成其他费用的增加，被告不应承担原告主张的医药费、交通费等相关费用。关于原告诉请的残疾赔偿金的问题，应以原告提供的户口本记载的户籍性质即农业户口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伤残程度予以计算。原告提交的租房合同没有经过备案，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告也未提交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城镇的相关证明，故原告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依据不足。关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原告已主张了伤残赔偿金，现又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关于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原告已主张了伤残赔偿金，又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原告所主张的50000元精神抚慰金明显过高。关于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的问题，原告已经做出伤残鉴定，证明原告治疗已经终结，不存在后续治疗的问题，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关医疗机构出具的其必须进行后续治疗的证明，如原告今后确实存在后续治疗并能够证明后续治疗与被告诊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也需待该笔费用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
被告围绕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住院病案一份，证明原告入住被告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错。原告对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本院在庭审过程中向原、被告出示本院通过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京）法源司鉴[2015]医鉴字第29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原告对该份鉴定意见书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份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告对原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诊疗过错行为在原告死亡后果中承担次要责任，原告伤残等级为Ⅷ八级伤残。司法实践中，医疗机构负次要责任时赔偿比例一般在40%左右，结合本案原告所遭受的实际损害情况以及原告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应当综合认定被告赔偿责任比例以40%为宜。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对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鉴定意见书认定的被告过错参与比例过高，请求法院酌情予以降低。被告认为该鉴定意见书中认为原告目前右下肢外翻原因系多种原因导致：1.原告自身右髋关节疾病较重，具有外旋畸形，对其右下肢体外旋具有明显影响作用；2.原告自身车祸导致病情严重，且经多次手术治疗，行肢体重建术存在困难，导致行肢体重建对线不佳；3.缺乏规范的功能锻炼。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系原告车祸致髋臼骨折后，右髋关节骨关节病并右股骨头坏死，且原告拒绝治疗右髋关节疾病所致。其次，原告自身车祸后病情严重，通过病历记载可以看出，原告因车祸造成右下肢小腿开放性胫腓骨粉碎性骨折、损害严重且伴有术后感染，导致被告对原告行下肢重建术手术困难。其三、原告在下肢重建术后，被告安排原告行康复治疗，原告不同意行相关康复治疗，导致一方面对原告病情恢复不利，另一方面被告及原告无法通过康复锻炼及时了解发现右下肢存在的问题。最后，该鉴定意见书中认为被告对原告行右下肢重建手术对线不佳依据不足，根据该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可以看出，原告自身病情重、右髋关节疾病导致右下肢外旋、术后感染多次手术治疗均是导致被告对原告行右下肢重建手术困难的原因，也是导致术中对线不佳的不利因素，说明造成手术困难的根本原因仍是原告自身疾病所致，该鉴定机构认定被告对线不佳就没有任何依据。综上，该鉴定结论依据明显不足。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以及重新鉴定的成本问题，现仅对于该鉴定机构所认定的被告过错参与度提出异议，请求法院在评定过错参与度上按轻微因果关系认定责任比例。
经审理查明，原告马四娃出生于1970年2月12日，农业户口。原告之父李蛆儿，生于1940年6月2日，农业户口；原告之母赵秀莲，生于1938年12月27日，农业户口。原告系家中第四子，另有兄姊三人。原告自2010年起在乌海市租房居住，依靠开”蹦蹦车”为生。2010年4月9日，原告开”蹦蹦车”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入住被告处就诊，被诊断为：右胫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术后感染。4月13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清创外固定去除，创面负压吸引术”。5月12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术后清创负压吸引术”。6月2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术后矫形外固定架固定清创术”。6月4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术后清创自体髂骨开放颗粒样植骨术”。7月19日，原告出院。原告此次住院共计101天，支付医药费90767.96元。2010年9月21日原告又因”右胫骨骨折后右踝关节畸形”到被告处接受治疗，于2010年10月8日行”外固定架更换，跟腱延长，胫前肌腱悬吊紧缩术”，后于10月18日出院。原告本次住院20天，支付医药费56383.22元。2011年3月28日原告再因”右胫骨开放性骨折术后骨外露”到被告处住院治疗，于2011年4月2日行”右胫骨截骨延长术”，后于5月10日出院。原告本次住院43天，支付医药费12507.84元。2013年9月7日，原告再因”1、右胫骨病理性骨折；2、右胫腓骨开放性骨折术后”到被告处住院治疗，于9月16日行”右胫骨可延长外固定架固定、胫骨截骨、断端清创术”，10月19日行”右小腿清创，外固定架调整术”，后原告于11月22日出院。原告本次住院76天，支付医药费46568.31元。现原告以被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另查明，2015年11月、2016年3月，原告为治疗疾病、参加诉讼，往返乌海（包头东）、银川两地产生交通费有票据证明的为636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通过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为原告实施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过错参与度、原告伤残等级进行司法鉴定，后该中心向本院出具《退卷函》一份，决定对本案”不予受理”，并将所有送检材料随函退回本院。本院再次通过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被告为原告实施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过错参与度、原告伤残等级进行司法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京）法源司鉴[2015]医鉴字第29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分析说明简要摘录如下：被告对原告右下肢疾病诊疗方面，病情诊断明确，具有依据，对患者手术等诊疗行为符合病情需要；被告在每次术前均有相关风险告知，但未将运用外固定支架器治疗疑难骨折性病变时存在旋转畸形、出院后矫正治疗期间需要密切注意和配合治疗的问题向原告充分告知，对原告及时发现问题和配合早期处理具有不利影响；原告目前出现右胫腓骨旋转的原因为原告手术骨折复位力线不佳，术后矫正治疗期间未能规范性进行康复功能训练、也未能及时注意到畸形出现和早期诊断对症处理有关。被告对原告诊疗过程中在防范并发症发生的方面存在不足，医疗存在过错。鉴定意见为：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对原告马四娃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对患者告知不充分，并发症防范不足的过错，该过错与原告右下肢外旋畸形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为次要因果关系程度范围，原告伤残等级为Ⅷ级（八级）伤残。原告因本次鉴定向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交纳鉴定费15000元。
又查明，2015年6月统计的该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布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3285元/年，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8280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7676元/年。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及其提交的前述所列证据在案为凭，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核实，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需以其实施了侵权行为、损害后果的发生、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有过错为责任成立的前提要件。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原告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其上述举证的过程，即为进行司法过错鉴定的过程。专门鉴定机构对作出的医疗机构是否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形式之一，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证明价值。
本案中，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作为医疗机构的被告对患者马四娃实施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有过错、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原告伤残程度作出评价。通过该鉴定机构的分析说明，经本院审查核实可以确认以下事实：2010年4月9日，原告到被告处就诊，被诊断为：右胫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术后感染。4月13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清创外固定去除，创面负压吸引术”。5月12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术后清创负压吸引术”。6月2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术后矫形外固定架固定清创术”。6月4日，行”右胫骨骨髓炎术后清创自体髂骨开放颗粒样植骨术”。2010年9月21日原告又因”右胫骨骨折后右踝关节畸形”到被告处接受治疗，于2010年10月8日行”外固定架更换，跟腱延长，胫前肌腱悬吊紧缩术”，后于10月18日出院。2011年3月28日原告又因”右胫骨开放性骨折术后骨外露”到被告处住院治疗，于2011年4月2日行”右胫骨截骨延长术”，后于5月10日出院。2013年9月7日，原告又因”1、右胫骨病理性骨折；2、右胫腓骨开放性骨折术后”到被告处住院治疗，于9月16日行”右胫骨可延长外固定架固定、胫骨截骨、断端清创术”，10月19日行”右小腿清创，外固定架调整术”，后原告于11月22日出院。被告对原告右下肢疾病诊疗方面，病情诊断明确，具有依据，对患者手术等诊疗行为符合病情需要；被告在每次术前均有相关风险告知，但未将运用外固定支架器治疗疑难骨折性病变时存在旋转畸形、出院后矫正治疗期间需要密切注意和配合治疗的问题向原告充分告知，对原告及时发现问题和配合早期处理具有不利影响；原告目前出现右胫腓骨旋转的原因为原告手术骨折复位力线不佳，术后矫正治疗期间未能规范性进行康复功能训练、也未能及时注意到畸形出现和早期诊断对症处理有关。综上，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对原告马四娃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对患者告知不充分，并发症防范不足的过错，该过错与原告右下肢外旋畸形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为次要因果关系程度范围，原告伤残等级为Ⅷ级（八级）伤残。经审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京）法源司鉴[2015]医鉴字第29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未出现依据明显不足的情形，故该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结合以上事实，并参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以及原告伤残程度，本院酌定被告的过错参与度为30%较宜。
关于原告诉请的医疗费问题，原告前后在被告处接受四次住院治疗，共支付医疗费206227.33元，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原告诉请的护理费问题，原告先后住院共计240天，在住院治疗期间医嘱为一级护理，原告自述主要由其妻护理，但未提交证实其妻收入情况的相关证据。现原告按照2015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8280元、护理期间240天的标准主张护理费25168.80元（38280元/年÷365天×240天），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诉请的交通费及住宿费问题，因原告提交的现有票据反映，原告于2015年11月、2016年3月往返乌海（包头东）、银川两地产生交通费636元，其他票据丢失。住宿费的支付情况原告仅提交收据一份证明其自2010年至2016年3月9日在银川市兴庆区盛源达宾馆住宿共产生住宿费3000元，结合原告病情及其为治疗疾病、进行诉讼、参加鉴定必然发生相应交通费用、住宿费用的客观情况，本院酌定其交通费为2000元、住宿费为3000元。
关于原告诉请的营养费问题，原告先后住院240天，结合原告受损程度及治疗情况，本院酌定原告营养费为4800元较宜。
关于原告诉请的住院伙食补助费问题，原告共计住院240天，按照每天100元标准计算，本院确认其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4000元（240天×100元/天）。
关于原告诉请的残疾赔偿金的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的规定，对虽然是”农业人口”户口，但”人户分离”到城镇连续工作、居住、生活达一年以上，而且其经济收入生活来源已与农村和农业生产相分离的人员，应作为城镇常住人口，将其视作”城镇居民”。原告自2010年起在乌海市租房居住并工作生活，故对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进行处理。关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之规定，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仍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并应计入残疾赔偿金。原告被抚养人为原告父母，年龄均在75周岁以上，均系农业户口，另有兄姊三人同为抚养人，故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7676元计算五年。根据原告的伤残等级，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布的201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285元/年标准计算，同时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其中，本院确认原告的伤残赔偿金（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58900元[139710元（23825元/年×20年×30%）+被扶养人生活费19190元（7676元×2人×5÷4）]。
关于原告诉请的残疾辅助器具费问题，原告向本院提交收据一份证明其自2010年4月至2016年2月因康复、生活所需购买轮椅两台、拐杖五副共费用4000元（其中轮椅每辆1500元、拐杖每个200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但结合原告病情及治疗情况，原告需要使用部分器具辅助其行动。故对原告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1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诉请的误工费问题，原告在乌海依靠开”蹦蹦车”为生，参照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8280元，结合原告病情，本院确认原告的误工期间为定残之日前（定残日为2016年3月15日），误工时间为845天，误工费用为88621元（38280元/年÷365天×845天）。
关于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用的问题，因该费用尚未实际发生，待发生后可另行主张，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按照被告医疗行为的过错参与度（参与度为30%），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为154115.14元[（医疗费206227.33元+护理费25168.80元+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3000元+营养费4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4000元+伤残赔偿金158900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1000元+误工费用88621元）×30%]。
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根据被告的医疗过错责任比例以及原告的损伤程度，本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较宜，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马四娃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54115.14元；
二、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马四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三、驳回原告马四娃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03元，由原告马四娃负担737元，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负担966元；鉴定费15000元，原告马四娃负担10500元，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负担4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志华
人民陪审员 田 君
人民陪审员 何裕隆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益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