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230民初3840号原告姜某某，男，1995年2月2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代理人韩晔，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鹰，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某甲，女，1995年8月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委托代理人周乙(系被告母亲)，1972年1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委托代理人黄铁，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姜某某诉被告周某甲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黄新华独任审判，分别于同年6月13日、7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晔、被告周某甲的委托代理人黄铁参加了两次庭审，被告周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周乙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某某诉称，原、被告于2014年11月相识并相恋，2015年6月5日，原告按照传统风俗和女方家人的要求，到上海市宝山区泗塘二村XXX号XXX室被告的住处，给付被告现金彩礼人民币10万元(以下币种同)、钻戒一枚、千足金手镯一件、铂金项链一根、铂金钻挂件一件、铂金戒指一枚、千足金耳饰一副。后双方因脾气性格不合，于2016年2月彻底结束恋爱关系。现双方因返还彩礼一事发生争议，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现金彩礼10万元及千足金手镯一件(18309元)、铂金项链一根(3819元)、铂金钻挂件一件(11200元)、铂金戒指一枚(1453元)、千足金耳饰一副(864元)、钻戒一枚(17520元)，价值合计153164元。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原、被告朋友吴某某书写的证明、原告的通话记录详单，证明原、被告存在恋爱关系。对此，被告无异议。2、原告母亲吴秀芹书写的证明、中国光大银行取款回单，证明原告为与被告订婚，应被告要求，取出10万元作为彩礼的事实，即彩礼的资金来源。被告认为吴秀芹系原告母亲，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取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该10万元交给了被告。3、原、被告的短信截屏(原告当庭提供原始载体核对)、原告短彩信的详单，证明被告曾承诺返还10万元礼金和钻戒。被告表示原始载体内容与原告提供的复印件不一致，该短信截屏并非原始证据，截屏材料可以进行修改，故对短信内容不予认可，对短信是否真实存在也有异议，因为当天原、被告是居住在一起的，双方可以直接交流，无需短信，被告也从没有主动分手的意思，即使该短信真实存在，也可能是原告自己制作发送的。4、金饰品的相关发票、售货凭证，证明原告购买涉案金饰品的事实。被告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的，但不能证明购买该金饰品的用途，被告也未拿到该物品。被告周某甲辩称，首先，关于本案诉讼主体，从原告提供材料反映，支付彩礼的是原告母亲，接受彩礼的是被告母亲，故本案主体是否适格，请法院予以考虑；其次，不论从法律还是习俗上，不存在彩礼返还问题，由于原告未达法定婚龄，故原、被告未领取结婚证，但两人早已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本案不同于一般返还彩礼的情形，况且彩礼不予返还并非以登记结婚为要件，而是以双方共同生活为要件，双方分手的原因也在于原告，故被告不应返还彩礼；再次，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仅交给被告母亲现金彩礼2万元，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金饰品交付事实，原告买了对戒回来后，其与原告一人戴了一个，但其未一同去购买，两人分手后，其将对戒放在原告家中未戴走。关于钻戒是2015年6月5日一起去购买的，买好后没有交给被告。至于其他金饰品，被告未一同去购买，也从未见过，没有作为彩礼交给被告；最后，对于2万元现金彩礼，被告母亲已经将钱款交给原、被告两人消费完毕，不存在返还问题。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原、被告间微信聊天记录若干、原告发给被告母亲的短信内容，证明双方已经共同生活，关于彩礼，原告仅提到了订婚的钱，并未说为10万元，也未提到有金饰品，且内容反映了原告的惯用语气。原告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彩礼礼金是10万元，而非被告提到的2万元。2、被告短信记录查询情况，证明原、被告间2015年12月仅两条短信记录，双方没有短信交流的习惯，即使12月12日当天双方有短信往来，也可能是双方在一起时，原告用被告手机发的，对短信内容被告不清楚。原告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审理中，原告申请两位证人到庭作证，证人一姜正元系原告父亲，其证言主要内容为：2015年6月5日，其与妻子、儿子一同叫车去宝山区被告和她母亲的住处，具体上午还是下午过去的忘记了，去的时候带了现金11万元，其中10万元为彩礼，1万元为给被告的见面礼，还有2015年6月3日购买的金饰品，其中对戒买好后就由原、被告一人一个戴上了，其他的是5号当天交付。对此，原告表示证人姜正元证明了彩礼礼金10万元及金饰品的交付事实；被告表示证人系原告父亲，是利害关系人，且其对时间记不清楚，但对其他内容确记得很清楚，故对其证言不予认可。证人二吴某某，其证言主要内容为：其曾与原、被告均为同事关系，现仍为原告同事。原、被告曾为购买订婚钻戒，上午向其请假，买好后下午回去上班，被告还向其展示了钻戒，形状像朵花，被告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一直戴着，还有一枚对戒，两枚戒指叠戴在一个手指上，原告也戴了一枚对戒。买完钻戒后两三天，原、被告向其借一个大包，称是为了装10万元彩礼礼金，其中午与原、被告一同回家拿了包，下午其回公司上班，原、被告就没有回公司，直接去被告家交礼金，具体当天日期不记得了，其也未看到原、被告将钱装入包内。第二天，其问原、被告婚是否订好，原、被告说订好了，其还问被告订婚收现金的吗？被告答复是的，但没有问具体收了多少。此后一段时间内，其仍见被告戴着钻戒、对戒。几天后，其叫原、被告一同吃晚饭，被告向其还包，并展示了新买项链挂坠，具体什么材质其不清楚，但不是黄金，至于项链是否新购不清楚。此外，平时其与原、被告一同出去玩，原、被告的花销均由其支付，而非被告支付。对此，原告表示根据证人吴某某陈述，订婚后被告仍佩戴钻戒、对戒和项链，关于旅游费用也是由证人支付，被告的陈述与证人不符，且彩礼和金属饰品由女方保管符合常理。被告表示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其现仍与原告为同事、好友，若基于团队原因由证人支付旅游费用，说明证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的陈述与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存在矛盾，原告材料显示钻戒为2015年6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购买，而证人称是上午请假购买钻戒；关于项链，原告发票显示是带挂坠的，证人陈述订婚后另外购买挂坠与常理不符，且为交付10万元礼金特意向证人借包，亦不符合常理，证人证言也无法证明礼金交付情况。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原系恋爱关系，双方于2014年11月相识、恋爱，2015年5月底左右开始同居生活。根据原告提供的发票及销货凭证显示，2015年6月3日其购买了千足金手镯一个(18309元)、铂金钻挂件一个(11200元)、铂金项链一根(3819元)、铂金戒指两枚(分别为1535元、1453元)、千足金耳饰一副(863元)。2015年6月5日上午，原告母亲在其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取现10万元，下午，原、被告一同购买了铂金钻戒一枚(17520元)。同日下午，为原、被告订婚一事，原告及其父母与被告一同前往被告母亲在上海市宝山区泗塘二村的住处。2016年2月原、被告彻底分手，现双方对彩礼礼金的交付金额及上述金饰品是否已经交付给被告存在争议，故涉讼。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原告母亲吴秀芹的中国光大银行取款回单、金饰品的相关发票、售货凭证，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原、被告的陈述予以证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告实际给付被告的彩礼礼金数额。原告主张其交付了10万元彩礼礼金，而被告仅认可收到2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礼金10万元，故其应对该彩礼交付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首先，原告所提供的证明交付礼金数额为10万元的直接证据有其父亲姜正元、母亲吴秀芹的证言及原、被告短信记录截屏中被告自认将退还10万元礼金，而对于该两项证据，被告均不予认可，其认为两位证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采信，而短信截屏非原始证据。对此，本院认为，两位证人分别系原告父、母亲，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短信记录截屏，本院给予原告延迟提供原始证据的举证期限，但原告称因作为原始证据载体的手机已坏，无法恢复，故未能提供该证据的原始载体，因此，在原告未能提供该短信原始证据，而被告亦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仅凭该短信截屏文件，本院难以认定该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故该两项证据均不足以证明10万元彩礼礼金的交付事实。其次，原告还提供了原告母亲吴秀芹的10万元银行取款记录、及证人吴某某的证言以证明10万元礼金的交付。对此，被告仍认为该两项证据无法证明10万元已实际交付。本院认为，银行取款记录在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难以达到证明10万元已交付给被告的事实，且证人吴某某的证言仅提到其听说彩礼礼金10万元，但其未见到原告将礼金装入包内或交给被告，故其证言也仅为传来证据。综上，原告提供的在案证据材料难以证明其实际向被告交付了10万元彩礼的事实，故本院根据被告的自认，认定原告向被告交付的彩礼礼金数额为2万元。被告还辩称该2万元已交付给原、被告消费完毕，不同意返还，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的金饰品是否已作为彩礼给付给被告。被告表示原告曾给其一枚对戒，但分手时其将戒指放在原告家未戴走，钻戒是2016年6月5日其与原告一家三口一同去购买，但未作为彩礼交付，至于其他金饰品其未一同去购买，也从未见过，并非彩礼。对此，原告表示2016年6月3日系其一家三口与被告母女一同去购买的金饰品，买好后，原、被告一人戴了一枚对戒，被告称对戒放在原告家未戴走，原告表示家中未见到该对戒，原告主张的金饰品(除对戒外)都是于2016年6月5日一同带到被告住处作为彩礼交付的。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对戒中的女戒，被告认可该戒指已交付给其佩戴，其辩称分手时将女戒放置在原告家未带离，原告对此未予认可，被告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然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其辩称意见，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辩称意见难以采信。其次，关于钻戒，原、被告一致表述该钻戒是双方及原告父母于2015年6月5日下午一同购买，而当天下午买好钻戒后，原、被告及原告父母还为原、被告订婚一事前往被告母亲在宝山区的住处，故从时间的连贯性及钻戒的特殊意义可以推定该钻戒是为办理两人订婚事宜购买，原告主张在被告家已将该钻戒作为彩礼与礼金一同交付给被告，具有高度盖然性，也符合常理和传统风俗习惯，故本院认定，该钻戒系作为原告彩礼已交付给被告。最后，关于原告主张2015年6月3日购买的千足金手镯、铂金项链和挂件、千足金耳饰已于同月5日作为彩礼交付的事实，被告予以否认，且表示其未一同前往购买，也未见过上述金饰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发票及销售凭证，仅能证明原告购买该金饰品的事实，但与该金饰品已作为彩礼交付这一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及证明力尚欠缺，原告所提供的证人吴某某的证言对该待证事实也不具有针对性，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难以支持。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曾系恋爱关系，且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在按照习俗订婚过程中，原告向被告交付了一定的彩礼(具体彩礼数额及内容以本院上述认定为准)，现双方恋爱关系解除，也未曾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至于被告辩称的主体问题，因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以婚约双方作为案件当事人并无不当，本院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某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姜某某彩礼人民币2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1453元铂金戒指一枚、价值人民币17520元钻戒一枚(以上两枚戒指具体特征以原告姜某某持有的相关凭证原件记载为准)，如被告周某甲不能返还原物，则依照原物价值予以赔偿；二、驳回原告姜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82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姜某某负担人民币1254元、被告周某甲负担人民币42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新华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贺宇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6gt;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二、《最高人民法院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6gt;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