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绍诸商初字第291号
原告：诸暨市三虎针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东海。
委托代理人：蒋兵。
被告：浙江格瑞特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伟仁。
委托代理人：何建达、洪鑫。
原告诸暨市三虎针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虎公司）为与被告浙江格瑞特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瑞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同年1月13日作出民事裁定，将被告格瑞特公司所有的财产在人民币200万元额度内予以查封、冻结。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冯华泉独任审判，于2013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三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兵和被告格瑞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建达、洪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三虎公司起诉称：2011年3月30日，原告三虎公司与被告格瑞特公司签订袜子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格瑞特公司向原告三虎公司订购袜子321600双，其中297600双袜子的单价为1.95元，其余24000双袜子的单价为1.75元，交货期限为2011年5月20日。同年4月25日，双方又签订袜子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格瑞特公司向原告三虎公司订购袜子107800双，每双的单价为15.40元，交货期限为2011年6月18日前。原告三虎公司在上述二份购销合同签订后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但被告格瑞特公司仅支付货款20万元，其余货款2082440元至今未付。现起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被告格瑞特公司支付上述所欠货款2082440元，赔偿所欠货款自本案起诉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格瑞特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答辩称，原、被告之间签订了讼争的二份袜子购销合同是事实，但是，该二份合同实际未履行，被告格瑞特公司至今未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现原告三虎公司要求被告格瑞特公司支付合同项下的货款，证据不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三虎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三虎公司与被告格瑞特公司于2011年3月30日、2011年4月2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各一份，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袜子买卖关系及买卖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为依据增值税发票付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格瑞特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二份购销合同实际未履行。
2、原告三虎公司开具给被告格瑞特公司的增值税发票22份，以证明原告三虎公司已履行交货义务及供方已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格瑞特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已发生抵扣行为的事实，但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原告三虎公司已履行了交货义务。
3、宁波北仑海关进出单一份（复印件），报关单一份（复印件），以证明被告格瑞特公司运送至格鲁吉亚的这二批袜子均系原告三虎公司交付的货物，原告三虎公司已履行了供货义务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格瑞特公司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证据来源不清楚。即使该组证据客观真实，也只能反映格瑞特公司将货物出口至格鲁吉亚的事实，而不能证明出口的货特系原告三虎公司交付给被告的事实。
4、入帐通知书一份，以证明被告格瑞特公司已支付货款20万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格瑞特公司对其已支付给三虎公司人民币20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款项的性质为补偿三虎公司开具讼争的增值税发票所造成的损失。
被告格瑞特公司未提供证据。
原告三虎公司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4，被告格瑞特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确认以下事实：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3月30日和2011年4月25日签订了袜子购销合同各一份；原告三虎公司在2011年6月14日至2011年7月20日期间共开具给被告格瑞特公司增值税发票22份，票面金额累计为2282440元；被告格瑞特公司于2011年7月22日转帐给原告三虎公司人民币20万元。原告三虎公司提供的证据3，系复印件，无其他证据可印证证据3的真实性，即使证据3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从证据内容看，也只能反映被告格瑞特公司向格鲁吉亚出口袜子的事实，而不能证明出口的货物系原告三虎公司交付的货物，故本院对证据3不作为有效证据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1年3月30日，原告三虎公司与被告格瑞特公司签订袜子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格瑞特公司向原告三虎公司订购袜子321600双，其中297600双袜子的单价为1.95元，其余24000双袜子的单价为1.75元，合同总标的为人民币622320元，交货期限为2011年5月20日，交货地点、时间为供方按规定时间内送至需方指定的地点，运输方式为供方送货至需方，运费由需方承担，付款方式为货物报关出口后经由客户验货确认后再通知付款。同年4月25日，双方又签订袜子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格瑞特公司向原告三虎公司订购袜子107800双，每双的单价为15.40元，合同标的为人民币1660120元，交货期限为2011年6月18日前，交货地点、时间、运输方式与前述合同相同，付款方式为凭增值税发票通过银行汇款结算。上述二份袜子购销合同签订后，原告三虎公司于2011年6月14日至2011年7月20日期间共开具给被告格瑞特公司增值税发票22份，累计票面金额为2282440元。被告格瑞特公司在收到上述增值税发票后于同年7月22日转帐给原告三虎公司人民币20万元。2013年1月9日，原告三虎公司以被告格瑞特公司尚欠其货款2082440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原告三虎公司在讼争的二份购销合同签订后有无履行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三虎公司作为供方，对其已履行供货义务之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其在本案中提供的有效证据为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虽然被告格瑞特公司在庭审中自认22份增值税发票已向诸暨市国税局申报抵扣，但是，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票和抵扣应以真实的交易行为为基础，但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先票后款”、“先票后货”的情况大量存在，甚至部分纳税人并未发生真实交易而虚开发票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因此，在以买卖合同纠纷为基础法律关系的案件中，不应直接将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为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的凭证，出卖人出票和买受人抵扣事实仅应对买卖双方是否履行交付义务起到间接证明的证据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也对此作出规定，即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二、讼争的二份袜子购销合同均约定交货方式为供方送货至需方，原告三虎公司在庭审中也陈述实际的送货方式与约定的送货方式相一致，但其对送货的时间、地点、次数、数量等基本事实不能作出说明，也不能提供相应的送货凭证。三、被告格瑞特公司对其已支付的20万元款项已作出合理说明，即补偿三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本案原、被告之间可能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之嫌疑。如果原、被告之间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行为，对该行为的查处属税收法律关系所调整，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也不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与需方收货与否无必然联系，不是判断收货的直接证据。综上，原告三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被告格瑞特公司交付了讼争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袜子，其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后果，故原告三虎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和《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诸暨市三虎针纺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格瑞特商贸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8460元，依法减半收取14230元，由原告诸暨市三虎针纺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28460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帐号：09000001033263004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冯华泉
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傅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