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8民初5656号
原告：张某甲。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兴民，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第一被告）：某某（上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某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乙，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东，上海红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第二被告）：某甲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欧某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东，上海红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甲与被告某某（上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某甲集团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滢独任审判。本案于2016年7月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兴民、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东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6年9月22日依法组成合议庭，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于2016年10月2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兴民、第一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乙、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撤销作出的《关于对上海公司相关人员的处理通报》(XX办[XXX]XXX号文)第1条关于原告的全部通报内容，并在第二被告内网上发布撤销决定；2、判令两被告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15日，原告依据第一被告的管理单位某乙（上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发出的供职信入职于第一被告处，担任营销部策划副经理职位，并签订劳动合同。自2015年3月始，原告被安排在第一被告处工作，由第一被告支付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第一被告是第二被告的全资控股子公司。2015年11月6日，原告从第一被告处离职，并由第一被告办理退工手续，双方正式解除劳动合同。2016年1月22日，第二被告以第一被告的集团母公司名义，共同作出《XX办[XXXX]XXX号关于对上海公司相关人员的处理通报》，以不正当理由对原告作出罚款10,000元并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并将该正式发文的通报下发集团各部门、各子公司，同时将该通报公告于被告的内网中。原告认为，本案中两被告作为关联单位，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11月6日以合法形式终止，但两被告作出的通报中涉及对原告的再次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决定，与第一被告办理退工并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相违背，明显有违诚实信用。且该决定也未送达原告。故该处理通报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和个人名誉。
被告某某（上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被告某甲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通报虽然发生在原告离职之后，但是对其离职之前发生的客观违纪行为进行通报，只是因为集团审计发现的违纪人员较多，调查核实再进行集中通报处理需要延后一段时间；原告确实存在违纪行为，有明显的串标、围标，损害了公司利益，两被告也是根据已经查清的事实进行处理，属于企业内部管理行为；两被告本着以教育为主的目的，主观上没有侵权的故意，且通报范围仅限于公司内部，并没有损害原告的名誉。在通报发布之前，原告已经与第一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第一被告也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故第二被告在通报中并没有另行作出单方辞退原告的意思表示，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可以有多种，通报只是就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进行了描述。第二被告的通报处理的是原告在职期间的违纪行为，故本案系劳动争议，不应作为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处理。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第一被告与某乙公司均属于第二被告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其投资人于2015年12月31日变更为某甲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于2014年9月17日进入某乙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9月17日至2018年1月16日的劳动合同。原告于2014年9月17日签署某乙公司员工廉洁协议，约定原告应遵守的廉洁义务包括：严格操守、诚信正直、工作中不欺上瞒下；不得做出任何破坏公司声誉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原告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廉洁义务，除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外，公司还有权对原告处以处分、调整工作岗位、依法扣罚工资、开除等处罚。
后原告、某乙公司与第一被告签订了《三方协议书》，约定从2015年8月1日起原告与某乙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方变更为第一被告。第一被告为原告办理了起始日期为2015年8月1日的招工手续。原告于2015年10月15日因晋升等原因向第一被告提出辞职，双方于2015年11月6日结束劳动关系。第一被告为原告开具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并返还了劳动手册。
2016年1月22日，第二被告作出《XX办[XXXX]XXX号关于对上海公司相关人员的处理通报》，内容为：“集团各部门、各子公司：集团审计监察部近期对上海公司审计中发现，营销类活动、制作、物资采购等存在围（串）标现象，设计招标工作出现串标、越权审批与违规操作现象，行政采购存在围标现象，给公司造成不同程度损失。本着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经集团研究决定，对以下责任人予以处理通报：1、营销部策划副经理张某甲在经办营销策划事项时，从一家供应商手上获取关联供应商的报价单进行虚假比价、招投标，且经办的某甲府XX路绿皮围挡价格虚高，造成公司损失，罚款10,000元并予以解除劳动合同。2、营销部策划主管……”该通报发布于集团内网上。第一被告依据该通报从原告2015年10月工资中扣除了罚款10,000元。
原告于2016年2月16日申请仲裁，要求第一被告支付2015年10月工资10,000元、2015年1月至10月年终奖8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第一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10月工资10,000元，对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诸本院，第一被告亦不服同一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8日做出（2016）沪02民特203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已就同一仲裁裁决起诉为由，裁定驳回第一被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审理后，作出（2016）沪0118民初4449号民事判决，因当事人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现尚在二审审理中。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公证书、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劳动手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第一被告提供的离职申请表等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原告称其因工作强度大和工作安排不合理而自行离职，与第一被告已于2015年11月6日解除劳动合同，两被告明知该事实，再次在通报中单方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系违法行为。第二被告作为第一被告母公司，对原告没有任何民事权利，也无权对原告作任何处理。原告不存在串标违纪行为，两被告也未充分举证证明原告造成其经济损失，故处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被告在通报第一条中认定原告严重违纪，属于散布虚假事实，会使他人降低对原告的社会评价，通报虽然在集团内部发布，但第二被告在全国有多家子公司，员工人数众多，扩散面极广，也势必会影响原告在行业内的信誉和形象。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两被告官方网页资料打印件一份，称两被告的经营范围分布在全国13个城市，员工有近2,000人，侵权的影响范围很广。
两被告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称发布通报的网站为内网，需要凭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外部人员看不到，能登陆的员工只有600余人，而且只是内部公告，不会对原告的名誉造成较大影响。原告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在先，属于重大违纪，两被告有权进行通报。
两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录音资料光盘及文字整理稿、XX路围挡（绿皮）原告亲笔说明，证明第一被告在XX路围挡项目招投标的过程中，投标的三家公司为关联公司，原告明知却违规操作。在录音中，公司审计负责人询问了原告关于供应商的联系和招标情况，原告称找了雷某公司制作围挡，雷某的联系人是华某，承认华某也是某丁公司（某丁）的人，之前是雷某的，他们是一家公司，雷某是某丁推荐的；原告称供应商找了某丙公司，但经对方经理电话确认也是某丁的，当审计负责人要求原告解释为何从同一家供应商拿两家的报价，原告称当时就是比较着急，找了一家来做，找了其他家来报价，当时时间很紧，只有7天，价格也是经过几轮压价的。原告还称供应商找了某戊公司，并确认某戊也是某丁推荐的，和某丁是一家的。原告承认三家公司是关联的，也是认识的，三家公司都是原告联系某丁公司的华某找来的，这个事是自己想的。在XX路围挡（绿皮）原告亲笔说明中，关于“三家公司为一家公司旗下公司”的问题，原告书面解释称时间紧张，准备不足十天，三家公司报价单由某丁公司提供，由华某联系，共同寄报价单来公司。
原告对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录音不完整，系公司内部审计，不是司法认定，不能直接认定原告存在过错。原告在营销活动中只是执行人，没有决策权，原告已经和项目负责人沟通过，向领导汇报过。原告对亲笔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看出原告有不当行为，原告也对原因作了合理解释，不能由原告一人承担责任，且不能证明第一被告因此产生了损失。
2、三家公司关于虹桥某甲围挡与画面制作报价，证明三家公司是串标报价。
原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承认该三家公司就是和原告接洽商谈参与招投标的单位，但对于报价不予认可，称三家公司实际并未和第一被告签订合同，也没有造成第一被告的经济损失。
3、围挡现场图、地灯照片，证明该项目已完成施工。两被告称工程就是由上述三家关联公司中一家承接的，工程款尚未结算。
原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由三家关联公司中的一家实际施工。
4、草皮墙与地灯的淘宝比价网页打印件，证明报价虚高，原告的串标行为造成公司损失5万多元。
原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缺乏可对比性，也与本案无关。
5、（2016）沪闵证经字第XXXX号公证书及公证书附件（员工职务行为准则、奖惩管理制度、培训通知）、培训签到表，证明被告公司的规章制度明确对招投标行为做了规定，原告知晓全部规章制度。
原告对公证书及附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规章制度都是第二被告的规章制度，不能约束第一被告的员工，规章制度不能作为对你原告离职之后通报处理的依据。原告对培训签到表上原告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并非原告本人签名。
根据庭审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公民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名誉是指根据公民的观点、行为、作用、表现等所形成的关于公民品德、才干及其他素质的总体社会评价，是对公民社会价值的一般认识。公民享有名誉权，法律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本案中两被告是否具有损害原告名誉权的主观故意以及是否实施了侵害原告名誉权的客观行为是双方争议焦点。第二被告在内网上发布《关于对上海公司相关人员的处理通报》(XX办[XXXX]XXX号文)，总体目的是对集团内各部门、各子公司规范开展业务活动进行必要的约束和整治，通报违规违纪的事实并对相关员工作出处理，属于企业自主管理权限范围。原告虽然已经离职，但两被告根据调查结果，对其在职期间已经发生的行为进行评价，且并非针对原告一人，而是对集团内部全部违规违纪事件和责任人进行集中通报和处理，并无不当。故该通报中涉及原告的违纪事实是否客观存在，两被告是否捏造和散布虚假事实，才是认定两被告是否构成名誉侵权的关键所在。根据两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在经办营销策划事项过程中，确实从一家供应商手上获取关联供应商的报价单进行虚假比价、招投标，该违纪事实客观存在，即使两被告规章制度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该行为也有悖于基本的劳动纪律和职业操守，应给予否定评价。至于原告所称自己只是执行而无决策权，该事项已向领导汇报，不能改变该行为本身的性质。两被告虽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某甲府XX路绿皮围挡价格虚高、造成公司损失”，但该表述是以前面的违纪违规行为作前提，据常识和经验判断，违反招投标操作规则的报价虚高具有的可能性极大，必然损害公司利益。而原告已经自行离职，通报中所述“予以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明确表达为“辞退”或“除名”，也不是对原告另行作出的处罚结论。原告认为该通报造成了名誉侵权，但两被告通报的违规违纪基础事实本身并没有虚假夸大成分，该节事实才是影响原告名誉评价的实质因素，公司对其如何处罚并没有加重负面评价的程度。故本院认为，原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具有侵权故意并实施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行为，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张某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滢
人民陪审员 王丽华
人民陪审员 王 瑜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瑜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一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