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京0105行赔初8号
原告曾某，女，197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宋东，北京宋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石佛营西里2号。
法定代表人肖汶，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宇，男，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干部。
委托代理人陈启，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某（以下称原告）要求被告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以下称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向本院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8日受理后，于2018年1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宋东，被告委托代理人陈宇、陈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与蒋某A离婚诉讼期间，蒋某A于2016年6月采取欺骗手段，取得双方之子蒋某B所在幼儿园老师信任，将蒋某B带离幼儿园且离京隐藏。而原告已为儿子在京办好了入学手续。蒋某A将儿子骗走后，原告多次与蒋某A联系，并多次向其单位领导、离婚案件主审法官、公安机关反映，希望能够督促蒋某A将孩子带回办理入学事宜，但其始终隐匿孩子。原告当即向被告投诉，要求被告按照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其管理职责，责令蒋某A送孩子读书。但被告一直采取拖延措施不予处理。为此，原告从2016年9月1日学校开学开始，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浙江嵊州乡下寻找孩子，最终于2017年2月将孩子找到并送到学校入学。原告认为由于被告长期怠于履行职责，导致原告儿子延迟上学一个学期，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故诉请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万元。
在指定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交通费和住宿费支出票据，用以证明其为寻找孩子下落支出的部分费用。
被告辩称，首先，原告作为蒋某B的法定代理人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其次该委已经履行了相关职责，原告并未因该委的行为受到损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和依据：
（一）履行职责的证据：
1、《关于蒋某B失学问题的答复》；
2、EMS快递单及签收查询结果；
证据1、2用以证明该委就原告提出的请求已进行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原告；
3、第16658号《群众来访登记表》；
4、《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关于学生蒋某B情况说明》；
5、《信访告知书》;
6、《信访告知书送达回执》；
证据3-6用以证明对于原告反映的蒋某A违法导致孩子失学要求查处的信访请求，该委已经初步核实并进行了答复；
7、第17146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信访人来访登记表》；
8、《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关于蒋某B情况说明2》；
9、该委对蒋某A询问并制作的《询问笔录》；
10、蒋某A提交的材料，包括新昌县南瑞实验学校（以下简称南瑞学校）出具的《一年级开学温馨提示》、《告家长书》、《证明》、《一（1）学生名单》、课本及课堂照片、《休学申请书》；
11、南瑞学校班主任出具的《情况说明》；
12、南瑞学校出具的《休学证明书》；
13、原告提交的《关于蒋某A提供的南瑞实验中学入学、休学，以及陈洁“情况说明”的质证意见》；
14、被告对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宋东进行询问并制作的《询问笔录》；
15、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宋东提交的关于蒋某B失学问题的《代理意见》；
16、（2017）浙0683民初3014号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7、（2017）浙06民终2840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8、新昌县教育体育局出具的《关于新昌县南瑞实验学校办学资质情况的说明》附南瑞学校办学许可证；
证据7-18用以证明该委对于蒋某B是否失学以及蒋某A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行为进行了调查核实。
（二）履行行政职责的法律依据为《义务教育法》（2015年修正）。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系围绕原告反映的情况收集的，形式上真实，调取手段合法，能够证明该委接受原告投诉后开展调查工作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2、原告提交的交通费和住宿费票据，在行政行为未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6年12月16日在被告处填报《群众来访登记表》，反映称其子蒋某B被其父亲蒋某A于2016年7月1日从学前班老师手中骗走，丢给浙江嵊州语言不通的爷爷奶奶，成为“失学留守儿童”至今。请求被告“作为教育法主体，协调各相关政府部门、父亲单位、公安局等通过说服教育或强制措施尽快终止其父蒋某A及爷爷、奶奶的违法行为，让孩子享受法律赋予的受教育权利，回到其学籍所在学校陈经纶上学”。被告遂向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了解情况。该校出具书面说明：蒋某B属于该校服务范围内适龄儿童，原告为其办理了2016年小一入学报名、登记等相关手续。2016年9月，蒋某B未到校报到。经与原告沟通得知，原告与蒋某A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蒋某A将蒋某B带走不知去向，原告希望学校暂时保留蒋某B学籍。2016年10月中旬，学校又接到蒋某A的电话，要求撤销蒋某B的北京学籍。学校与招生办联系后认为，鉴于父母双方均为孩子的监护人，对于孩子学籍是否保留问题需要父母双方达成共识后签字确认或待离婚判决后再行处理。由于学校与原告、蒋某A联系后双方对蒋某B在何地上学意见不统一，学校将蒋某B的学籍保留，待其父母双方问题解决之后再为其办理复学或转学手续。被告了解上述情况后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信访告知书》并邮寄送达原告，告知其请求事项不属于信访事项，该委将启动执法程序。
此后，被告对原告反映事项展开调查。期间，曾收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转办的信访人来访登记表，系原告于2017年3月20日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反映前述情况，并要求：1、违法事实认定（即失学事实），2、对蒋某A故意导致失学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2017年4月19日，被告对蒋某A进行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询问中，蒋某A就将蒋某B带离京的时间、原因以及在浙江省嵊州市老家就学、休学等情况进行了陈述，并向被告提交了南瑞学校出具的《一年级开学温馨提示》、《告家长书》、《证明》、《一（1）学生名单》、课本及蒋某B上课的照片、《休学申请书》等材料。2017年5月3日，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再次出具书面说明，表示蒋某B已于2017年2月27日在该校就读，并将自2017年1月至今该校所做工作情况以及蒋某B目前的状况进行了说明。2017年6月19日，被告与原告及其代理人宋东进行谈话并制作《询问笔录》，询问中被告向原告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及蒋某B就读的情况。调查中，被告调取了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7日和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分别作出的一、二审民事判决书。该案系本案原告作为蒋某B法定代理人以蒋某B为原告，以蒋某A及其父母三人为被告提起的侵权之诉。蒋某B诉称三被告剥夺其上学的权利，故要求法院判令三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法院查明，蒋某B于2016年7月1日被其父蒋某A从北京带至浙江省嵊州市居住。彼时，本案原告已为蒋某B在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办理了就学手续。蒋某A将蒋某B带回嵊州市后，曾安排蒋某B至南瑞学校就学，但因认为蒋某B无法适应学校生活故申请休学一年，并将蒋某B安排至嵊州市崇仁镇幼儿园就读，由蒋某B居住在嵊州市的祖父、祖母照顾。2017年2月，原告将蒋某B从嵊州市带回北京学习、生活。法院经审查认为三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犯蒋某B的受教育权，故判决驳回了蒋某B的诉讼请求。
另，经被告向新昌县教育体育局确认，该局出具《关于新昌县南瑞实验学校办学资质情况的说明》并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确认了该校系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审批设立的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2018年1月19日，被告作出《关于蒋某B失学问题的答复》，告知原告蒋某A的行为未违反《义务教育法》第五条第二款及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不属于应予行政处罚的情形。该答复邮寄送达原告。
原告认为被告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要求履责之诉并一并提起本次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作出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2012年修正，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本次行政赔偿诉讼系原告在提起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因此，被告关于原告不具备行政赔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公民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本案中，针对原告提出的认为被告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并要求被告依法行使查处职权的诉讼请求，本院已经作出（2018）京0105行初88号《行政判决书》予以判决驳回。原告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不存在，因此对其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本院应一并予以驳回。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曾某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军巍
人民陪审员 丁京莉
人民陪审员 赵丽晖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