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安开民初字第0232号
原告吴某甲。
委托代理人王维根。
被告吴某乙。
委托代理人史爱进。
原告吴某甲与被告吴某乙析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维申独任审判，于2013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于2013年5月9日再次开庭审理。原告吴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维根，被告吴某乙及其委托代理人史爱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某甲诉称：我父母生有五个子女，我与吴某乙系同胞兄弟。母亲曾于1990年在海安县海安镇同建路22-2号自建二层楼房一幢及院内平房一间，房屋的产权登记在母亲的名下。母亲去世后，该房屋由吴某乙居住，该房屋也一直未进行分割。2012年初，政府发出征收公告后，我与吴美英、吴瑞祺一起或单独与吴某乙进行商谈有关分割事宜，但均无结果。现吴某乙单方获取了1893432元，为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分割给本人拆迁补偿款1893432元的五分之一，即378686.40元。
被告吴某乙辩称：原、被告的父母共生育五名子女，子女成家后分别分户独立生活。1986年父母落实政策的时候跟随我哥哥吴瑞祥转为城镇户口，1987年2月父亲进城后到第二实验幼儿园做门卫，母亲没有工作，跟父亲一起住在幼儿园门卫室，母亲年老体衰多病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来源。1989年3月，为了解决我住房困难，我出资向他人购买了土地和旧草房。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因为我是农村户口，在城镇不符合建房条件，由于母亲是城镇户口，又跟随我生活，所以在我申请建房的时候借用了母亲的名义申请审批建房报告。按政策城镇户口人员每人申请建房面积不超过25个平方，为了多增加审批面积，我请当时在第二实验幼儿园担任园长的周维英借了易良坚一家三人的户口。建造房屋所需要的资金都是由本人支付的，因此原告所诉称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父母吴裕德、景惠明婚后生有五个子女，即长女吴美英（××××年结婚后随其丈夫去上海生活至今）、长子吴瑞祥、次子吴瑞祺、三子吴某甲、四子吴某乙。
长子吴瑞祥1959年即从事教育工作，1986年，吴瑞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其父母吴裕德、景惠明的户籍由农村户籍转为海安镇城镇户口。此前，吴裕德、景惠明在海安县双楼镇郭楼村
务农。因户籍转变，1987年初，吴裕德被照顾安排至海安县第二实验幼儿园传达室工作，景惠明也随吴裕德一起居住在该幼儿园内。1988年1月27日吴裕德去世，因母亲生活无着，经弟兄们协调后，确定景惠明随吴某乙生活，弟兄们每人贴补母亲赡养费10元／月。
吴某乙1976年高中毕业，1983年当兵复员后曾先在海安海安镇三家单位从事驾驶员工作，且在海安县城租房居住。为解决其住房问题，1989年3月30日，吴某乙与海安镇永安区居民陈宝英达成房屋买卖契约一份，载明：陈宝英将其坐落在海安镇永安区曙光三队草房三间，以3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吴某乙。吴某乙所在单位、海安镇永安居民委员会、海安镇人民政府、海安镇房产管理所均在上述契约上加盖了印章。同年4月4日，吴某乙依法缴纳了转让价6%的契税。同日，海安县人民政府向吴某乙颁发了契约执照。
因吴某乙1989年时系农村户籍，依据当时政策规定，夫或妻一方系农村户籍的，不得在城镇范围内自建房屋。因吴某乙母亲景惠明系城镇户口，且又随吴某乙生活，吴某乙便以其母亲景惠明的名义向海安镇人民政府提出翻建房屋的申请。由于自建房屋存在面积上的限制，即人均不得超出25平方米。为此，吴某乙请人出面向他人借用城镇户口的三口之家的户籍一并申请建房。1990年2月23日，经曙光村、居委会，海安镇政府、海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在吴某乙购买的三间草房的基础上拆旧翻建建筑面积为75平方米楼房一幢。此后，吴某乙按批复拆除了三间草房新建了上述房屋。该房屋所有权在建房后不久登记在景惠明名下。1997年吴某乙又在原有基础上加盖了二间房屋，并对所有房屋重新进行了装修。1990年房屋建成后，景惠明即在该房屋内居住至其于2003年3月3日去世（景惠明出生于1916年12月3日）。
2012年初，上述楼房被列入政府征收范围，经一系列拆迁安置程序后，吴某乙于2012年10月24日与海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确定拆迁补偿款总额为1893432元。
在上述房屋征收过程中，拆迁工作组曾告知吴某乙，吴某甲等人对拆迁房屋的所有权提出异议。为此，吴某乙将其购买三间草房的相关手续交予拆迁工作组。2012年10月12日和同年11月7日，吴某乙又分别以书面形式向拆迁工作组人作出承诺：如工作组将补偿款给本人，由此引起的家庭兄弟间的一切矛盾由本人协调解决，与工作组无关。同年11月5日吴某乙将涉案房屋交予拆迁部门，11月9日吴某乙取得补偿款1893432元。
另查明：吴某乙原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1994年9月4日经批准后迁入海安镇曙光村，并办理了非农户口入户登记手续。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1989年3月30日，吴某乙与海安镇永安区居民陈宝英达成房屋买卖契约、契税发票、契约执照、景惠明的名义向海安镇人民政府申请翻建房屋的批准报告、海安县人民政府海政发（1990）003号文件、吴某乙户籍变迁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承诺书等在卷佐证。
本案原告吴某甲起诉时将吴某乙列为被告，经初步审查后发现，原告起诉的诉讼标的为其母亲名下的财产。鉴于该请求可能涉及到景惠明的其他子女的财产利益。为此，本院依法向吴美英、吴瑞琪、吴瑞祥发出通知，要求其对涉案财产是否主张权利作出书面明确表示，如不书面回复本院的，视为不放弃财产权利。通知发出后，吴瑞祥向本院作出书面回复，在该回复中载明：1986年本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父母的户口由农村转为海安镇城镇户口，失去了土地，生活无着落；父亲被照顾到幼儿园工作时仅每月领取二十多元的工资。1987年父亲因患胃癌死亡，花费医疗费、丧葬费近20000元，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因母亲生活无着落，加上多年患病，在父亲去世后，由兄弟们每人贴母亲10元／月，让母亲跟随吴某乙生活；1990年吴某乙建房时，母亲已经75岁，根本不可能，也无能力建造楼房，建造楼房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吴某乙出的；本人放弃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的权利。原告吴某甲认为吴瑞祥是利害关系人，所作的陈述不属实，是片面的反映情况。
吴美英、吴瑞琪在收到本院通知后，未到庭参与法庭审理活动。经本院向吴美英、吴瑞琪征求意见后，吴美英、吴瑞琪以书面形成向本院作出承诺，均表示自愿放弃参与分割其母亲名下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权利。
审理中，被告吴某乙向本院出示了海安县曲塘郭楼村民委员会向本院出具的一份情况反映，载明：原村民吴裕德于1987年去世，吴裕德去世前无经济能力，看病的费用由四个儿子分担。吴裕德去世后，其妻景惠明身患多种疾病，生活无经济来源，由四个儿子出资供养，跟随吴某乙居住生活。原告吴某甲质证称该证明是根据被告的陈述形成的，称母亲没有经济能力是不属实的。
此外，吴某乙还向本院出示了周维英（原海安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园长）的情况反映，载明：吴某乙的妻子胡玉兰曾经是我们幼儿园的临时工，在他们建房时曾经找到我说在曙光村买了三间旧房子准备翻新。因为农村户口不好建房，只有母亲一人是城镇户口，想多建房，于是就找到本人想借个城镇户口的户口本用一下；后来是我借的学生家长的户口本给吴某乙使用了一下。吴某甲质证称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采信。审理中，吴某甲对当时申请建房时借用他人户口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其陈述是由母亲出面借的户口。
审理中，吴某甲述称：我父亲早年开酒坊一直开到1956年；后来我父亲去双楼花炮厂做工人，另外还搞家庭副业，一直到转户口到海安，我也曾经看到他们有过存折的；1990年母亲在建造涉案房屋时我向母亲提供了6000元购买土地使用权和10300元购买建筑材料；这16300元是我赠与母亲建房的。吴某乙对其陈述予以了否认，并陈述总计购买土地和三间草房花费了3000元，怎么可能吴某甲向母亲提供6000元购买土地。吴某甲对其主张母亲有能力建房和给付母亲16300元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景惠明名下的涉案楼房（含附属设施）的实际所有权人是谁？
原告吴某甲主张上述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其母亲景惠明，认为其母亲有能力建房，且建房手续的申请人和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所有权人均为景惠明。被告辩称，因在海安做临时工无房居住，为解决住房问题，本人向他人购买了土地和三间草房，翻建楼房时因本人非城镇户口不得申请在城镇建房，因母亲是城镇户口，且又与本人共同生活，因此才以母亲的名义申请建房；事实上，父母并无积蓄，父亲去世后，母亲生活无着，兄弟们还每月贴补母亲10元作为赡养费，根本无能力在城镇建造楼房。
本院依据原、被告举证、质证的意见、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后认定原告吴某甲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
一、从被告吴某乙购买三间草房的目的以及其母亲跟随其生活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景惠明名下的涉案楼房（含附属设施）实际投资建造人及所有权人应认定为吴某乙。
1983年，吴某乙当兵复员在海安县城工作，并在海安县城租房居住。为解决其住房问题，吴某乙向他人购买土地和三间草房，依法交纳契税，其行为得到了海安县人民政府的确认，并向其颁发了契约执照。据此，吴某乙依法享有三间草房和土地的相关权利。吴某乙购买草房的目的并非在三间草房中生活居住，显然有意对房屋进行拆旧翻新，但由于当时政府限制农村户籍的人员在城镇范围内建房，吴某乙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建房。鉴于其母亲系城镇户口，加之母亲又跟随其生活，故吴某乙以母亲的名义申请翻建房屋，其做法符合母子亲情的特殊关系。据此，本院认定吴某乙以其母亲的名义申请翻建涉案建房的事实是成立的。
二、原告吴某甲诉称其父母有积蓄，且有能力建造涉案楼房缺乏事实依据。
1986年前，吴某甲、吴某乙的父母在农村务农，从当时我国农村村民收入来源的渠道，国家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背景下，农村村民尚处于较为贫困和解决温饱的阶段。原告陈述其父母转为城镇户口前，在村办厂做工人有一定收入，但从当时收入状况看难有积蓄；1986年，原、被告父母户籍转为城镇户口后失去承包土地而到海安县城生活，父亲在幼儿园从事门卫工作仅一年时间，月收入仅20元左右，且又与无生活来源的妻子景惠明共同生活，其收入与二人在县城生活的支出相比，即便存在积蓄也微乎其微；1987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景惠明生活无着，经原、被告商定，每人每月贴补母亲10元钱作为赡养费用，可见其母亲处于生活不宽裕的状态。审理中，原告吴某甲未能就其父母生前存在积蓄和建房时给付其母亲16300元的陈述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综上，原告吴某甲诉称其父母有积蓄，且有能力在县城建造楼房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吴某乙为解决住房问题而向他人购买三间草房，在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建房的情况下，以跟随其共同生活母亲的名义申请翻建楼房符合常情；经审理，无证据表明原、被告父母生前有积蓄，且有能力在县城实际购买房屋并翻建涉案楼房，吴某甲主张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从家庭伦理常识角度分析，母亲景惠明生有五个子女，在其丈夫去世后，经原、被告等人共同协商，景惠明跟随吴某乙居住生活，并由兄弟们贴补其赡养费用，景惠明的生活方才得到保障。在此情形下，景惠明在75岁高龄时，由自己出资向他购买三间草房并翻建楼房的可信度较低。吴某甲的诉讼主张本院难以采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第、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某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841元，由原告吴某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2份，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1841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行西被闸支行，账号：47×××82）。
审 判 长 王维申
审 判 员 仲卫平
人民陪审员 管金玲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曹智梅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