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5民终21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杰，女，汉族，1964年9月21日出生，无业，住枝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凯东，湖北演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士钊，男，汉族，1968年12月1日出生，住宜昌市夷陵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青，女，汉族，1976年1月28日出生，户籍地宜昌市伍家岗区，住宜昌市伍家岗区。
上诉人吕杰因与被上诉人王士钊、周青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枝江市人民法院（2018）鄂0583民初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凯东，被上诉人王士钊、周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杰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1、确认吕杰与王士钊于2017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房屋建筑面积为98.8平方米）有效；2、确认房屋拆迁补偿款归吕杰所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依照《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来否定买卖合同的效力属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依法确认吕杰与王士钊于2017年3月28日签订的《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而一审判决却是依照《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驳回吕杰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上述两条法律只是对物权变动结果和对无权处分行为的规定，并不能以此来否定本案中《房屋买卖协议》的法律效力。本案中虽然买卖的标的物为不动产（房屋），在房屋所有权证上载明是王士钊和周青共同共有，但被上诉人王士钊对诉争房屋的处分不是无权处分而是有权处分。被上诉人王士钊在第一次诉讼中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来抗辩的，根本没有提及他已经与周青离婚的事。该法条明确规定，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者不知道为由来对抗第三人。另一共有人周青拒不签字和追认王士钊的代理行为，是因为两被上诉人在得知出售的房屋即将被政府征收后，为了利益，恶意串通，故意违约所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使周青不签字，被上诉人王士钊认为合同无效的主张人民法院也应不予支持。据此，法院应当认定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二、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有误。1、一审判决认定枝江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22日确定房屋征收范围并于3月24日公布，这一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关于枝江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等证据清楚表明：枝江市土地与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是于2017年3月31日对内部相关单位发出了《关于暂停房屋征收范围内相关手续的通知》，4月28日才对社会公开了《沿江片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这组证据可以证明吕杰和王士钊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均不知晓该房屋即将被征收的事实。故也不存在由吕杰与前夫吴安年串通欺诈被上诉人之嫌。2、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出具的双方于2016年5月30日签订的《离婚补充协议书》效力予以认定，属证据采信错误，这份补充协议因未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备案，在本案中不具有对抗第三人效力。一审判决的错误采信直接导致了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份补充协议是两被上诉人为应对本案诉讼而补签的。三、一审判决书中，对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视而不见，丝毫没有提及，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本案通过三次开庭审理，案件事实非常清晰：本案诉争的房屋是王士钊通过以房抵债的形式取得的，但在他与吴安年于2013年6月21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该房屋的实际价值。在过户后登记为王士钊和周青共同共有，并不是按份共有。王士钊一直都是想要通过变卖来实现其债权。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中，被上诉人王士钊、周青是通过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成柱律师以《房屋买卖合同》没有成立，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来抗辩的，根本没有提及他已经与周青离婚的事，只是认为是上诉人伙同其前夫（吴安年）欺诈他所造成结果，据此认为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不成立，更不可能生效。被上诉人在第一次诉讼中，根本未能提及他已与周青协议离婚和出具离婚补充协议，并且还是以周青和王士钊两夫妇的名义共同委托姜成柱律师代理诉讼。在一审败诉后，上诉到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才以已经与被上诉人周青离婚，一审认定其双方为夫妻关系事实错误为由提出上诉。二审鉴于王士钊与周青已离婚的事实将本案发回重审。王士钊在二审和重审中辩称的吕杰签订的只是意向合同而未签订正式买卖合同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也经不起推敲。若是如他所述，他只是签订的一个意向合同，要以共有人周青签字才生效为条件的话，他就不会一次性收取购房款，且同时将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交付给吕杰，同意吕杰对房屋进行装修。事实上至今王士钊也未将购房款退回给上诉人。这一点恰恰证明王士钊当时出卖房屋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客观上在签订合同之前，王士钊及其前妻周青是同意出卖该房屋的，只是在得知出卖房屋要被征收后才反悔，改口说要经过周青同意，要求共有人周青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正是上诉人作为买受人在交易过程中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的表现。王士钊擅自在合同文本上添加的“须征得共有人周青同意”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条款，不能作为判定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通过对本案诉讼过程的梳理，可以清晰的得出是被上诉人在得知所卖房屋将被征收后，在利益面前，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不讲诚信，捏造事实，提供虚假证据，企图规避法律责任，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其行为是严重的背信违约行为。人民法院本应按照鼓励交易、保护交易安全的原则确认买卖合同效力。现一审判决中却对被上诉人的违约失信行为只字不提，反而错误适用法律条款，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显失公正，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四、鉴于本案的诉争房屋现已经被政府征收、拆除，已按货币化补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交易不需以产生物权变动结果为前提要件，上诉人要求将房屋补偿款判归其所有的诉讼主张，理应得到支持。
王士钊辩称，我的辩论意见同重审一审答辩意见。对方起诉时提交的合同没有原件，因为吕杰提供不了被撕毁的原件。1、房屋是我和周青的共同财产，产权证上已证明房屋是二人共同所有。离婚之后周青占房屋70%我占30%，该房屋从共同所有变为按份共有。2、买卖协议不能成立。3、房屋买卖协议纠纷纯属介绍人吴安年和其前妻吕杰合伙欺诈我的结果。
周青辩称，对方提到99平方米和98.8平方米两份买卖合同，98.8平方米这份合同签订之后发现面积与房产证上不相符，要重新打印合同，在打印的过程中发现吕杰是吴安年的前妻，所以我就不同意卖房了，也因此在第二份合同加了一条即第6条，因为当时我不在宜昌，我没有签字，所以这个协议肯定是无效的。合同签订的时间是3月28日，在3月24日时枝江市政府就贴了封条，这个房子当时由吕杰前夫帮忙照看，突然和我们说有人想买这个房子，我们是否可以认定吕杰和其前夫在枝江情况比较熟悉，知道房子要拆迁，对于这个情况我们都不熟悉，所以王士钊同意卖了，我不同意卖的原因是我在外地不知道要拆迁。我认为这是对方的欺诈行为。
吕杰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确认吕杰与王士钊于2017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2、确认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归吕杰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11日乙方吴安年、梅喻向甲方王士钊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90天,乙方用两处房产即讼争房产和江口房产担保并签定《借款协议》，第6条约定，乙方没有向甲方按时还款，甲方有权处理乙方两处房产权；第7条约定，甲方如需处理两处房产权时，乙方必须协助甲方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后乙方没有按时还款，2013年6月21日，吴安年、王士钊签定《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一、讼争房屋归王士钊所有，并可过户给王士钊；二、此房价格按搬迁（即拆迁）后补回新房价款计算价值，拆迁后的装潢补偿费、搬家、安家、水改、电改、网络、电话等费均由王士钊一并收取，另计还款数额，房价按拆迁后当时新房市场价计算。第四条约定，房产暂时保持现状，由吴安年代为看护，直至拆迁。该房屋于2013年7月11日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房权证号：枝江市房权证马家店字第××号，为王士钊与周青共同共有。
吴安年与吕杰于1981年11月26日登记结婚，2002年5月10日登记离婚。
枝江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22日，确定房屋征收范围并于3月24日公布。双方所争议的房屋属政府征收范围之内的房屋。2017年3月28日，吕杰经其前夫吴安年介绍得知王士钊位于枝江市马家店街办三码头饮食服务公司宿舍五楼一套房屋出售，经吕杰与王士钊协商签订了一份书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王士钊将房屋以200000元卖给吕杰，吕杰一次性付清房款，过户费用由吕杰承担，王士钊负责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协议签订后吕杰向王士钊支付房款200000元，王士钊出具了收款收据，并将房屋所有权证交给了吕杰。事后吕杰发现该所有权证上载有共有人周青，吕杰要求王士钊将协议拿回家让周青签名后再与吕杰交换协议文本。2017年4月16日，吕杰到小溪塔交换协议文本，王士钊以该房屋政府早已定为拆迁房屋，不能进行买卖，妻子周青不同意出售而双方发生纠纷。
王士钊、周青原系夫妻关系，于2016年5月25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协议书》中未就讼争房屋进行处理，但第8条载明：“其他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另签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6年5月30日王士钊、周青签定《离婚补充协议书》处理了一辆私家车和四处房产，第五条载明：“枝江市马家店马店1路的一套商品房是婚后共同财产，此房等到拆迁时，按拆迁房价的70%分配给女方，30%分配给男方，如等不到拆迁时在双方共同认可的情况下，公开挂卖并按同样比例分配。”
一审法院认为，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双方讼争的房屋所有权证《枝江市房权证马家店字第××号》上明确载明，该房屋为王士钊与周青共同共有，吕杰与王士钊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共同共有人周青既未认可，也未事后追认，王士钊无权单独处分该房屋。故吕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吕杰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士钊与吕杰于2017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否有效？二、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是否应由吕杰享有？
一、关于王士钊与吕杰于2017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2017年3月28日，吕杰打印好合同文本（甲方：王士钊乙方：吕杰）交王士钊签字。双方签字后发现协议中关于房屋面积的约定与产权证登记的面积不一致，吕杰遂重新打印合同文本（甲方：王士钊周青乙方：吕杰）并签字后交王士钊，双方约定由王士钊与周青签字后交吕杰。从上述两份合同拟定的内容来看，后拟定的合同不仅仅是对前一份已签字合同的房屋面积的变更，甲方增加了共有人周青，合同内容也增加了“6、本协议必须经甲方房屋产权共同所有人周青签字同意后方可生效”。从上述两份协议拟定的过程来看，吕杰与王士钊实际已达成合意解除了上述第一份协议，之后，由吕杰再次打印新的合同文本，交由王士钊。该第二份协议因为王士钊与周青未签字，合同未成立。综上分析，2017年3月28日，吕杰与王士钊在吕杰拟定的《房屋买卖协议》上签字后，双方又达成合意解除了该协议，现吕杰请求确认该协议效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是否应由吕杰享有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王士钊处分案涉房屋的行为未经共有人周青（王士钊与周青约定周青占70%份额）同意，其与吕杰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故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应由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享有。上诉人吕杰关于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应由其享有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吕杰可以要求王士钊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主张损害赔偿。
综上所述，吕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吕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兆勇
审判员 赵春红
审判员 王瑞菊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