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豫04民申23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军，男，1968年3月6日生出，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革，汝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郭永奇，男，197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运红，男，1971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再审申请人刘军因与被申请人郭永奇、刘运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豫04民终2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军申请再审称，（一）刘军与郭永奇之间不存在购买钢筋等建筑材料关系，真正存在买卖关系的是刘运红和郭永奇，刘运红与刘军之间是雇主雇员关系。由于刘运红长期从事工程承包，需要购买钢筋等建筑材料，而郭永奇又长期从事钢筋的销售业务，其二人经常发生买卖业务关系，刘运红经常在郭永奇处赊购钢材。2011年7月份，刘运红承包了汝州市民政局隔壁的吉星花园工地的部分工程，之后便雇佣刘军为其干活，承诺每月工资3000元。因刘军与刘运红系同族兄弟，因此，刘运红雇佣刘军给其当总管，如需要材料，刘运红就带刘军一起到市场上购买，且刘运红购买材料通常情况是只付一部分款项，款项周转不过来的话，还向刘军借款，每次借款都答应只付利息，利息承诺是月息3分。自2011年7月份至2012年2月份，刘运红总共在郭永奇处购买三到四次钢筋。刘运红与郭永奇之间有着几十年的买卖业务关系，而刘军在刘运红带其到郭永奇处购买钢筋之前并不认识郭永奇，2012年2月11日，郭永奇打电话催促刘运红算账，刘运红明知还欠郭永奇部分钢筋款未付，且其又没钱支付，就让刘军去郭永奇家算账，算账后给郭永奇出具了一张欠款证明条。如果刘运红不是实际欠款人，欠款人是刘军的话，在刘运红没有在场的情况下，郭永奇能答应刘军写这样的证明条吗？因此，刘军与郭永奇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真正存在买卖关系的是刘运红和郭永奇，故刘运红应承担还款责任，刘军不应承担偿还义务。（二）因刘运红与刘军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矛盾的升级导致了刘运红拒不偿还其所欠郭永奇钢筋款的事实，刘运红的真正目的是想把其所欠郭永奇的钢筋款51700元转嫁给刘军。在刘军给刘运红干活期间，刘运红多次向刘军借钱，因工地老板拖欠刘运红工程款，刘运红承诺刘军每月3000元的工资也一拖再拖，最后分文未发。且刘运红所借刘军的181600元款项，经刘军多次催要才偿还了100000元，剩余的81600元及181600元相应的利息一直未还，无奈刘军起诉刘运红，最终判决刘运红偿还刘军借款本息。在该案的起诉及执行阶段刘运红一直对其所欠郭永奇的钢筋款不予支付，企图以欠条系刘军所出具为由拒绝偿还郭永奇钢筋款，目的是逼迫郭永奇起诉刘军，最终达到让刘军替刘运红偿还债务的结果。在刘军给郭永奇出具的刘运红欠钢筋款51700元的证明条上书写着“证明人刘军”，因郭永奇多次找刘运红要账困难，又考虑到刘运红称证明条不是其出具的，郭永奇便将证明条上“证明人刘军”的字样撕掉，将刘运红和刘军一起起诉到法院，这就是郭永奇提供的证明条上为什么残缺不全的原因。（三）原一审中，刘运红辩称“刘军以其名义出具欠条，其没有用钢筋，也没有和刘军合伙，其没有承包汝州市民政局隔壁吉星花园工程，钢筋也没有用于该工地，其不应承担责任”。在上诉状中刘运红称“刘运红与刘军承建吉星花园工程，刘军与郭永奇的业务往来与刘运红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刘军欠郭永奇的钢筋款与刘军将钢筋用于刘运红施工工地系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刘运红在刘军起诉其欠款的案件中却却称“刘军欠其51700元的钢筋款，要求与其欠刘军的借款冲抵”。刘运红在法院的不同阶段说出不同的意见，且一直否认其承包吉星花园工地，否认其与郭永奇之间的钢筋买卖业务往来，企图将其与郭永奇之间的业务往来转嫁于刘军，目的是否认其拖欠郭永奇51700元钢筋款的事实。（四）刘运红与刘军系邻居，同属于汝州市煤山办事处肖庄8组，郭永奇起诉时，为了达到将案件交由原一审法院汝北法庭某某法官审理的目的，而将刘军的住址写成汝州市骑岭乡范集村8组。刘运红与刘军家仅一家之隔，郭永奇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数十次地到刘运红家讨要欠款，从未向刘军要过欠款，原一、二审均认定郭永奇多次向刘运红和刘军讨要欠款的依据何在？刘军与郭永奇及郭永奇之妻的录音更能证明欠款人是刘运红，而不是刘军，刘运红也认可该事实。综上，刘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之规定申请再审。郭永奇答辩称，涉案欠条是刘军出具的，至于刘军所说的180000多元的借款问题是刘军与刘运红之间的事，与郭永奇无关。刘运红答辩称，刘军称其与刘运红是雇佣关系没有证据证明，刘运红和刘军一起去郭永奇那里拉过钢筋，但刘军出具欠条用刘运红的名义去拉钢筋与刘运红无任何关系。本院在审查过程中，刘军提供一份2018年元月份其与郭永奇的电话录音，拟证明涉案欠款系刘运红所欠。经质证，郭永奇提出异议，认为该录音证据部分真实，部分不真实。刘运红认为该录音是郭永奇与刘军之间的录音，与刘运红无关，刘军以刘运红的名义给郭永奇出具的欠条，刘运红不认可。刘运红提供一份2011年11月9日刘军、刘运红与刘红艺签订的协议及2012年5月26日刘红艺出具的收到条，拟证明在购买涉案钢筋前刘军与刘运红系合伙关系。经质证，刘军提出异议，不认可该协议上“刘军”的签名及签名上的指印。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郭永奇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是其在原一审时提交的一份2012年2月11日的欠条，刘军、郭永奇均认可系刘军书写并出具，刘运红对此也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刘军申请称涉案欠款是刘运红与郭永奇多次业务往来结算的欠款，由刘军去结账，刘运红是实际欠款人，应当由刘运红偿还的理由，因郭永奇在原一审庭审时称该钢筋款系刘军一次拉走的钢筋款，并有当时送钢筋的郭正奇出具的证明及郭正奇出庭作证的证言予以证实。刘军对郭永奇的陈述及郭正奇的证明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否认。虽然刘军在本院再审审查期间提供了其与郭永奇的电话录音，因郭永奇及刘运红均对该录音证据提出异议，本院对该录音证据不予采信。原二审根据本案的事实，并结合刘军2012年2月11日给郭永奇出具的51700元钢筋款的欠条，以及刘运红又不予认可其是该51700元钢筋款的债务人及合同的相对性，认定刘军系涉案51700元钢筋款的债务人，并判令刘军对该笔欠款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故刘军申请称其不是涉案钢筋欠款的债务人，刘运红系该欠款的债务人，应当由刘运红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该欠条残缺部分，刘军辩称系书写证明人刘军，被郭永奇撕掉。郭永奇对此不认可，且刘军对此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刘军的该申请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刘军再审申请中提到的原一审程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原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对该程序问题提出上诉，且原一审判决也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存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二审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现刘军提出本院不予审查。关于刘军再审申请书中提到的其与刘运红之间的借贷关系问题，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且已经法院作出判决，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综上，刘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军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楚军荣审判员  宋红彦审判员  郭 滨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朱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