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鱼台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鱼刑初字第168号
公诉机关山东省鱼台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侯某甲（又名侯端峰），中共党员，住鱼台县。2011年4月至案发、党组书记。2015年4月8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鱼台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4月24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经济宁市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现押于鱼台县看守所。
辩护人李红雷，山东英辩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传征，山东晟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房某，中共党员，住鱼台县经济开发区。2008年3月至2011年4月、党组书记。2015年4月8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鱼台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4月24日经济宁市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现押于鱼台县看守所。
辩护人刘西欣，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鱼台县人民检察院以鱼检公刑诉（2015）16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侯某甲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被告人房某犯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12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9日、1月21日、1月22日、3月8日、3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鱼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梅伟出庭支持公诉。上列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应公诉机关申请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鱼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滥用职权
1、2011年4月至2013年，被告人侯某甲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在明知鱼台县龙潭养鱼专业合作社、鱼台县玉龙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台县裕福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台县良运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台县金某甲合作社、鱼台县淡水养殖实验场等不符合申报国家专项扶持资金条件的情况下，仍安排、授意本局工作人员将上述单位申报项目予以审核、评审通过并上报，致使公共财产遭受70万元损失。
2、被告人侯某甲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在明知国家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情况下，指使戴某甲超（另案处理）等人，通过虚增工程量、虚开工程发票等手段，套取鱼台县2010年度至2012年度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优质鱼产业项目（以下简称优质鱼项目）国家专项资金1508347.37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走访、吃喝招待、购买烟酒、土特产等非正常开支。
3、被告人侯某甲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在负责河蟹大规格生态养殖技术推广项目中，不按规划设计落实项目，指使戴某甲超等人，采取虚列支出项目、虚开发票的手段，套取国家专项资金194507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走访、吃喝招待、购买烟酒、土特产等非正常开支。
4、被告人侯某甲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在负责鱼台县基层渔业技术体系推广改革与建设项目中，不按规划设计落实项目，指使戴某甲超等人，采取虚列支出项目、虚开发票的手段，套取国家专项资金163627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走访、吃喝招待、购买烟酒土特产等非正常开支。
5、被告人侯某甲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在负责县级水生动物疫病防治站建设项目中，不按规划设计落实项目，指使戴某甲超等人，采取虚列工程、虚开发票的手段，套取国家专项资金46135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走访、吃喝招待、购买烟酒土特产等非专项支出。
6、2009年至2011年3月，被告人房某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明知鱼台县龙潭养鱼专业合作社、鱼台县玉龙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台县依水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台县丰某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台县鑫龙泥鳅养鱼合作社、鱼台县龙潭养鱼协会、鱼台县淡水养殖实验场等单位不符合申报国家专项扶持资金条件的情况下，仍安排、授意本局工作人员将上述单位申报项目予以审核、评审通过并上报，致使公共财产遭受92万元的损失。
7、被告人房某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伙同朱某甲（另案处理），将上级拨付的救灾款拨付给未受灾的鱼台县淡水养殖实验场，致使公共财产遭受1万元的损失。
8、被告人房某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擅自决定本局虚列河蟹苗种基地建设项目，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致使公共财产遭受5万元的损失。
9、被告人房某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在明知国家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情况下，指使戴某甲超等人，通过虚增工程量、虚开工程发票等手段，套取鱼台县2010年度优质鱼项目国家专项资金10万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走访、吃喝招待、购买烟酒、土特产等非正常开支。
10、被告人房某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在明知国家燃油补贴专项资金应发放给渔船户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并指使戴某甲超、王某乙等人，从王鲁、××、××、老砦四个乡镇中的部分渔船户中，收取2008年、2009年度部分燃油补贴款入本局“小金库”，致使人民利益遭受484500元损失。
二、挪用公款
2012年1月至2014年10月，被告人侯某甲在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从戴某甲超保管的本局“小金库”中共借出公款22.3万元，至案发未能归还。
公诉机关提供了下列证据：1、申报材料、资金拨付凭证、银行转账凭证、发票、干部履历表、借条等相关书证；2、证人强某、张某甲、赵某甲、仇某、姚某、苑某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侯某甲、房某的供述与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侯某甲、房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专业合作社申报财政专项扶持资金、优质鱼等项目中，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应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侯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应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侯某甲犯数罪，应并罚。建议对被告人侯某甲犯滥用职权罪，判处三年六个月以上五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对其犯挪用公款罪，请法庭根据庭审调查的事实以及最近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依法判决。对被告人房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侯某甲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第1起，提出：自己并不明知相关合作社不符合申报国家专项扶持资金的条件，也未安排、授意本局工作人员将涉案合作社申报项目予以审核、评审通过并上报；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第2起事实予以认可，但提出1508347.37元中有向施工方压价得来的部分款项，该款项不是套取来的；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第3、4、5起，认为是事实，提出套取的资金一部分用于项目，一部分用于弥补单位办公经费不足。被告人侯某甲针对起诉书指控挪用公款的事实，提出：自己从戴某甲超保管的本局“小金库”中借出22.3万元是事实，但自己借的这些钱都用于公务支出了，不应构成挪用公款罪。并要求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李红雷的辩护意见为：对指控1，认为：（1）根据《山东省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发展资金管理办法》（鲁财农2009第27号文）和济宁市财政局批文，县渔业局是在县财政局的组织下负责选择申报项目，选择申报的项目是由渔业局的技术专家进行可行性评审，可行性评审的标准，没有具体的细化标准、评审程序规定，也就没有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是否滥用职权。侯某甲作为局长，不是具体经办申报项目的行为人，技术专家进行的可行性评审都没有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存有滥用职权，因缺少属于鱼台县渔业局职责的法律规定，认定侯某甲滥用职权证据不足。（2）指控被告人侯某甲“明知专业合作社不符合申报条件，安排、授意本局工作人员予以审核、评审通过并上报”证据不足，不能成立。（3）就合作社的申报，渔业局有分管局长，具体有五人专家组，分管局长又是专家组成某，许多申报又是专家组签字，现对分管局长未追究刑事责任，对不知道事实、没有参与行为的侯某甲更不应考虑系犯罪，否则存在选择执法之嫌。对指控2的数额有异议。理由为：（1）三年优质鱼项目，鱼台县政府配套资金空转返还，挤占的是国家省市专项资金中的工程款开支，是造成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原因。（2）2010年单位预留考评验收、审计费42万元，管理费115206.75元，均是开具工程款发票支付给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再返给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又返给渔业局，该42万不存在虚假成分，管理费115206.75元是实际施工人自愿支付的管理费用，也不存在虚假成分。2011年单位预留考评验收、审计费520760.62元，监理费2万元是开具工程款发票的方式返给渔业局的。以上数额均不应计算在滥用职权犯罪数额内。对指控3、4、5没有异议。对指控挪用公款罪，认为依法不能成立。理由为：（1）本案指控的22.3万元，依据的是被告人侯某甲在会计处留存的借条六张，其出具六张借条的行为，符合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公借款出具手续的行为方式，且会计戴某甲超当庭陈述“上述借款是侯某甲每次出差时借的款”，故存在侯某甲因公出差借款的合情、合理性。（2）该22.3万元仅证明侯某甲取得超过三个月，并不能证明款的去向，就该借款是归个人使用还是因公支出，被告人侯某甲到案后供述全部用于项目协调关系支出了，后又供认个人使用了6.8元，随后又供认个人使用了9.9万元，庭审中又供全部用于项目协调关系支出了，其供述具有反复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其供述到协调的项目及资金都顺利完成了；侦查机关补充证据也不能证明在借款的同时期，被告人及其家人有大额现金的存入。（3）指控挪用公款的款项为渔业局的账外资金，该资金来源于指控的滥用职权罪取得，对该资金的取得已追诉滥用职权，对该资金再指控挪用公款，存在重复性的法律评价。另提出：被告人侯某甲接检察院电话通知后，主动到办案机关接受询问、讯问，如实供述优质鱼等项目的犯罪事实，为自首，应对其减轻处罚；其一贯表现好，无犯罪前科，在任期间为国家做出一定贡献，涉案指控的资金项目均验收、审计合格，应酌情从轻处罚。建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并当庭提交以下证据：其一，被告人侯某甲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和多次讯问笔录，以证实其主动到案及供述情况以及对指控的22.3万元供述的反复性；其二，河蟹大规格生态养殖技术验收意见、水生动物疾病防疫验收意见、基层渔业技术推广体系验收报告，以证实三项目通过验收，已完成上级的规定要求。其三，2011年-2014年鱼台县渔业局对上争取资金情况统计表，以证明侯某甲在任期间为鱼台县对上争取资金9889.14元。其四，2011-2014年工作汇报册，中共鱼台县委文件三份，以证实侯某甲的一贯表现。辩护人王传征除同意辩护人李红雷的意见外，还提出：指控2证据不足，理由为：（1）县财政每年200万元的配套资金进行空转，没有真正到位，在这种情况下，侯某甲只能从施工单位挤压费用，如果说滥用职权的话，是政府而非侯某甲等被告人；（2）在优质鱼项目中，渔业局与施工人强某确定支付的工程款为530余万元，该款属于施工方的财产，不属于国家财产，也不属于集体财产，侯某甲将已确定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压缩到455万元，挤压出近80万元，该80万并没给国家造成损失，属民法上的民事行为。（3）指控虚开发票欠妥，优质鱼项目由县渔政管理部门逐级申报，省市县和国家主管部门逐级审批后确定工程及所需资金，之后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进行施工，施工完成后进行绩效考评、审计、验收，申报单位按照审批的数额申领资金，申报单位必须按照招投标和审批的数额进行申领，并由施工单位开具等额的发票，无论该项目支出多少费用，都应当足额开具发票，故虚开不能成立。（4）套取的资金，一部分用于该项目的直接费用，一部分归还单位欠款，一部分由侯某甲借支后用于其他项目支出的费用，案发前“小金库”尚某20万元左右。这些款项直接用在项目本身，不存在损失；在政府不拨付办公经费的情况下，将套取的资金用于办公、还单位欠款，公共财产并无损失；20万元左右尚在“小金库”未动，损失也无从谈起。对指控挪用公款，认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得对其重复评价；对资金的去向，被告人侯某甲在法庭调查中已对每次借款的用途和数额作了供述，虽然无法查实，但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请客送礼虽违反相关规定，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做法确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请法庭依法判决。
被告人房某对指控6，提出其并不明知相关合作社不符合申报国家专项扶持资金的条件，也未安排、授意本局工作人员将不符合条件的合作社申报项目予以审核、评审通过并上报，但对以淡水养殖场的名义套取6万元入本局“小金库”的事实，在侦查阶段供认是其安排人开具的虚假发票，套取了6万元，入本局“小金库”了。对指控7，其当庭辩解有救灾款这个事，但其并没有伙同，是朱某甲直接给县财局申请的。对指控8，辩解有这个事，但指控虚列套取国家资金不成立。对指控9，辩解该10万元不是套取的国家专项资金，是施工人强某赞助给渔业局的。对指控10无异议。并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辩护人认为指控被告人房某犯滥用职权罪不成立，具体理由为：对指控6，认为：（1）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明知相关合作社不符合标准而同意申报。（2）渔业局不是涉案项目的申报部门，渔业局负责人不应对上报项目的真实性和文件的合规性负责，仅对报告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3）本指控的项目在申报时均是预设立的项目，并非对已经存在的项目申请专项资金，渔业局专家对预设立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评审通过的行为，不能定性为滥用职权。（4）渔业局对项目资金的使用不具有监管责任，即使后期资金没用于项目建设，责任也不应由渔业局及负责人承担。对指控7，认为：指控房某伙同朱某甲将上级拨付的救灾款1万元拨付给未受灾的淡水养殖实验场无任何依据，该1万元是朱某甲以淡水养殖场的名义直接向财局申报取得的，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款的取得通过渔业局申报、审核取得。淡水养殖场是否受灾，侦查机关也未核实，没有证据证实淡水养殖场没有受灾。对指控8，认为指控不能成立，因为指控涉及的项目是预设立项目，项目申报时是房某的任职期间，资金到位时房某已经离开渔业局多时，该笔资金的使用房某并不知情，且无证据证实涉案合同没有履行，不能认定房某的行为给国家造成了实际损失。对指控9，认为10万元不是套取的优质鱼项目的资金，而是强某的个人财产，不能认定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对指控10，认为证据仅有戴某甲超在供述中所列的计算公式和计算方法、涉案四个乡镇水管站站长的证明及询问笔录、戴某甲超的记录，水管站站长的证言只证明了有这么回事，但具体交给戴某甲超多少钱记不清，戴某甲超笔录中计算的结果与书面记录的结果相互矛盾，故指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述款项即使真实也均用于了单位的正常开支，不能认定是造成的损失。总之，如果认定被告人房某构成犯罪，法庭也应考虑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房某自动到案如实供述的情况，建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并当庭提交三份原县委书记张某乙的讲话稿，以证实在指控的涉案期间，鱼台县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相关领导的要求。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房某2008年3月至2011年4月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党组书记；被告人侯某甲2011年4月至案发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党组书记。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实鱼台县渔业局为全额事业法人，2、干部履历表及鱼委（2011）36号文件，证实被告人侯某甲、房某二人的任职时间及职务情况。
一、滥用职权
（一）、对指控“1”（合作社涉及侯某甲部分）。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至2013年间，赵某甲、黄某甲、刘某甲、仇某、朱某甲等人，分别以鱼台县龙潭养鱼专业合作社、鱼台县玉龙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台县裕福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台县良运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台县金某甲合作社、鱼台县淡水养殖实验场等名义通过渔业局工作人员将上述单位申报项目，共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70万元。被告人侯端峰在该期间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在合作社资金申报工作上，根据渔业局党组分工，由戴某乙副局长分管，由“五人技术专家评审组”及业务科室具体负责，被告人侯端峰对各具体申报主体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不掌握和知晓，亦未参与虚假材料的申报。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1）龙潭合作社2013指标文及申报材料、龙潭合作社材料，银行交易明细，付款凭证、大额现金支取登记表代开发票证明，证实龙潭合作社2013年套取国家资金5万元。
（2）玉龙合作社2013指标文及申报材料、记账凭证，薛玉银行材料、赵某甲笔记本复印件、玉龙龙虾，证实玉龙合作社2013年6月1日申报淡水小龙虾标准化池塘养殖，经渔业局上报后，最终套取国家资金20万元，以及20万元中部分资金的支出情况。
（3）裕福合作社申报材料，国税局材料，银行转账明细，证实裕福合作社2013年申报市级重点社，以进行新项目，经渔业局上报后，最终套取国家资金5万元，以及5万元中部分资金的支出情况。
（4）良运合作社申报材料指标文件，资金拨付材料，银行交易明细，证实良运合作社2012年引进黄颡鱼推广项目，套取国家资金5万元。
（5）2011市财政支出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通知，2011金某甲合作社黄颡鱼高产养殖基地建设申报文本，5万元财政资金拨付凭证，银行转账明细，证实2011年，朱某甲以金某甲合作社黄颡鱼名义套取国家资金5万元。
（6）2011市财政支出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通知，海慧合作社信息，鳜鱼养殖基地申报材料，财政支付凭证，银行资料，证实2011朱某甲以海慧合作社套取国家资金5万元。
（7）2012市财政支出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通知，金某乙、运平合作社申报文本、拨款凭证、银行资料，证实朱某甲2012年套取国家资金10万元。
（8）2011淡水养殖场申报文本、拨付凭证、银行交易明细，证实仇某以淡水养殖场为名套取国家资金5万元。
2、证人证言
（1）赵某乙、梅某、王某丁的证言，证实赵某乙以玉龙合作社的名义申报了20万元的扶持资金，且证实侯端峰对该笔资金的使用情况做过指示，不让个人分钱。
（2）仇某的证言，证实其以裕福合作社及淡水养殖实验厂的名义申报过扶持资金，且在淡水养殖实验场申报项目时，是由渔业局开会研究决定的，且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申报。
（3）黄某甲、张某丙、徐某、黄某乙的证言，证实良运合作社套取了国家扶持资金5万元。
（4）赵某丙、刘某甲、赵某丁、赵某戊的证言，证实浩淼合作社套取国家扶持资金5万元。
（5）马某、韩某甲、杨某甲、韩某乙、王某戊、侯某乙、姚某的证言，证实朱某甲以金某甲合作社、海慧合作社、金某乙合作社的名义分别套取国家扶持资金5万元。
3、被告人的供述
（1）被告人侯端峰供述证实，对于合作社资金申报这块工作，我们党组有分工，有专门负责的副局长，有“五人技术专家评审组”，下面还有具体负责的科室，由这些人具体操作。合作经济组织的分管局长是戴某乙副局长。五人技术专家评审组的组长是高级工程师、业务局长戴某乙；其他有：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任某；渔政站站长、高级工程师王某乙；高级工程师、技术站站长高某甲；渔业股股长、工程师纪某。他们五人作为专家在申报材料上签字，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把关。他们的职责是负责项目的考察评审。渔业合作社往上申报资金的材料他们定的意见审核完就可以往上报了，不用给我汇报了。作为渔业局的局长，对于这块工作管是该管，我应该管，但我认为有分管业务的局长，有五人专家评审组，有具体管理的科室，就不用我去管了，所以我就没管。其还供述，对于合作社申报国家专项扶持资金我不知情，玉龙龙虾申报材料“侯某甲”三个字也不是我本人签的。
（2）朱某甲的供述证实，2012年下半年，我通过县财局农业科了解到有渔业部门的扶持资金，我到候端峰办公室对他说，我以前的合作社都申报了不少政府扶持资金，现在新成立了一个运平养鱼合作社、戴某甲超的伙计有一个金某乙合作社，我们想以这两个合作社的名义申报资金，希望侯局长关照一下能给我们申报指标，侯局长表示同意。我和戴某甲超一起从杂志上选了一个加州鲈鱼的引进与无公害养殖技术推广作为运平养鱼合作社项目，选了一个淡水养殖优质高产新品种-
太湖1号青虾的引进与推广作为金某乙合作社的项目。一共套取了10万元资金。
2013年11月份，渔业局生产股股长纪全林让我到他的办公室，说局里有个申报市级重点示范合作社的指标，局里研究让我申报，至于局里怎么研究的我不清楚，让我申报我很高兴。这次，我套取了5万元。
2011年9月份一天，我从县财政局农业科了解到渔业局有申报指标，我就到侯端峰局长办公室对他说，我从财局争取到了两个申报扶持资金的指标，准备以金某甲和海惠合作社的名义申报扶持资金，希望局里同意我申报，侯端峰表示同意后，我和王某乙一起商量，金某甲养殖合作社以黄颡鱼高产养殖基地建设为项目名称，海惠养鱼合作社以鳜鱼养殖基地建设为项目名称进行申报。以这两个合作社的名义共套取了国家资金10万元。
对被告人侯端峰是否明知各合作社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及是否安排、授意他人的问题，根据以上证据分析如下：1、被告人侯端峰供述到在合作社资金申报上，渔业局有专门的分管、负责人员，自己并不直接负责；2、赵某乙、梅某、王某丁虽证实赵某乙以玉龙合作社的名义申报了20万元的扶持资金，但不能确切证实被告人侯端峰对玉龙合作社不符合申报条件这一事实是明知的；仇某证实裕福合作社申报资金是经渔业局开会研究一致同意的，不是侯端峰的个人决策行为；其他证人虽证实了合作社套取了资金，但对侯端峰是否参与其中，是否滥用职权并未明确证实；3、朱某甲虽证实其申报是经侯端峰同意，但侯端峰始终辩解其是不知情的，且朱某甲也没有明确证实侯端峰是否明了合作社的申报资质。二人在庭审中就该事实进行对质时，对侯某甲的辩解，朱某甲进行了默认。故以上证据不能确实、充分的证实被告人侯端峰明知各合作社不符合申报条件，而授意、安排本局工作人员予以申报、上报，故不能证实被告人侯端峰存在积极的、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和故意。公诉机关的该起指控，不予支持。
对指控“6”（合作社涉及房某部分）。经审理查明，2009年被告人房某为争取项目资金，以鱼台县淡水养殖实验场名义申报“名优鳜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并安排渔业局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评审通过并上报，最终套取6万元资金入渔业局“小金库”。在2009年至2011年3月，被告人房某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朱某甲、李某甲、王某己、赵某甲、常某甲分别以龙潭合作社、淡水养殖实验场、依水合作社、丰某合作社、鑫龙泥鳅合作社、玉龙龙虾合作社等单位名义申报过资金86万元，但被告人房某在该86万元资金申报中并不存在积极的滥用职权行为。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1）2009财政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预算通知、龙潭合作社“黄某丙、南美对虾”申报文本、拨付凭证，购销合同，银行资料，证实朱某甲2009年以龙潭合作社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5万元。
（2）2009农技推广资金预算通知、淡水试验场黄某丙申报文本、拨付凭证、发票，银行资料，证实朱某甲2009年以淡水养殖场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6万元资金。
（3）2010农技推广专项资金通知、淡水养殖场金线蛭引进省报文本，5万元财政资金拨付凭证，购销合同，证实朱某甲2010年以淡水养殖场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5万元。
（4）2010市财政支持农民合作社资金通知、开具发票、申报材料、记账凭证，银行交易，证实朱某甲2010以龙潭合作社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5万元。
（5）龙潭合作社2011申报材料、记账凭证、电汇凭证、取款凭证，朱卫校开户资料、银行交易明细，证实朱某甲2011年以龙潭合作社名优水产苗种基地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10万元。
（6）2009年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补助通知、水产局名优鳜鱼养殖基地申报文本、6万元财政资金拨付凭证，证实房某为渔业局套取专项资金6万元。
（7）2010财政支持合作社通知、附件，依水合作社湘云鲫、黄颡鱼引进项目申报文本，购销合同、发票、银行资料，证实李某甲依水合作社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20万元。
（8）丰某合作社2011有机蟹推广申报材料、拨付凭证、银行明细，证实王某己的丰某合作社2011年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20万元。
（9）鑫龙泥鳅申报文本、发票、银行付款材料，证实鑫龙泥鳅合作社2011年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5万元。
（10）玉龙龙虾2010年申报材料、银行明细，证实2011年，赵某甲的玉龙龙虾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10万元。
2、证人证言
（1）王某乙、赵某甲、韩某丙、李某甲、王某己、常某甲、王团结证言，证实各合作社申报资金的情况。
（2）朱某甲供述证实，房某任渔业局局长期间，其共以龙潭合作社、淡水养殖场的名义套取资金32万元，并帮助李某甲、渔业局分别开具20万元、6万元的发票用于套取国家扶持资金。
3、被告人房某的供述：2009年我们水产局（后改为渔业局）以淡水养殖场的名义申报过一个“名优鳜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这个项目按上级的文件应该是给我们县里或渔业局的，而不是给合作社的。具体怎么给的我记不清了，既然上面有这方面的扶持资金，我们就得要。当时是我们局班子成某和有关的站股长参加开会研究确定的以水产局的名义申报的这个项目。按规定应该组织专家到实地进行考察和评审论证，当时我没有安排专家进行评审论证就签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了争取项目资金，也都知道这个项目不会真正的实施。项目本身就是为了争取资金，不会真正的实施，但为了应付市里检查，我记得进了一少部分鳜鱼苗，放养到淡水养殖场一部分，只放了一个池子里了，旧城海子李某甲那里一部分。时间不长鱼苗就都死了。当时想着市里来检查时捞捞要有鳜鱼苗。这个项目资金上级批复后，财局通知需要报账，得有购买鱼苗的发票，我就安排戴某甲超和任某到江苏铜山孙某那里开具了6万元的购买鳜鱼苗的假发票。在报账时我还在发票上签了我的名字。这个6万元的资金我们局里得到了，但没入局里账，拨到账外了。
对于被告人房某以淡水养殖场的名义申报6万元资金的事实，被告人房某的供述能够与证人朱某甲的证言相互吻合，结合项目申报文本及资金拨付凭证，能够共同证实被告人房某在该项资金申报中存在滥用职权的故意和行为。对于被告人房某在其他合作社及淡水养殖场申报资金86万元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的故意和行为，根据以上证据分析如下：1、被告人房某在侦查机关虽对部分合作社的申报过程做过有罪供述，但也作过无罪供述，其在庭审中明确供述自己是在案发后才知道以上各合作社不符合申报条件，王某乙、朱某甲虽证实了房某在项目申报上表示同意，但均未证实到房某实施过积极的滥用职权行为；2、资金拨付凭证显示所有扶持资金均拨付给各申报单位，扶持资金并未由渔业局占有，且房某供述部分申报项目客观实施，其并不明知各申报单位不符合申报条件，其亦未安排、参与有关申报材料的制作。故，以上各申报合作社虽然取得了86万元的扶持资金，但不能确实、充分的证实被告人房某在该部分资金申报中存在积极的滥用职权的故意和行为。但套取的6万元国家扶持资金应予认定。辩护人不予认定的观点，不予全部采信。
（二）、对指控“2”（优质鱼项目）。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13年间，鱼台县政府根据山东省财政厅、海洋与渔业厅等部门要求，实施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优质鱼产业项目（即池塘开发、改造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以下简称优质鱼项目。），并成立项目领导小组，被告人房某、侯某甲分别为2010年和2011年、2012年度的小组成某（2013年实施的2012年的项目），项目由鱼台县渔业局牵头实施。该项目由省、市、县投入资金每年度为800万元，其中省以上财政资金500万元、市财政资金100万元、县配套财政资金200万元，省市资金均如数到位，县财政配套资金到位后再用虚开工程发票的方式转回县财政，即空转。省市财政部门分别下文要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后鱼台县渔业局与县财政局联合下文成立优质鱼项目验收小组，戴某甲超系验收小组成某。该项目通过招投标，由山东省水利工程总公司中标，2010年度的实际施工人为强某，2011年度的实际施工人为强某、张某甲，2012年度的实际施工人为张某甲等人，并由济宁市金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等三家监理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监理。被告人房某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其与戴某甲超等人向强某诉说单位办公经费紧张、工程验收需要活动经费等，强某收到工程款后给了渔业局10万元。侯某甲接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后，其与戴某甲超等人也向强某诉说单位办公经费紧张、工程验收需要活动经费等，在给付强某工程款时，截留了强的工程款32万元。期间，被告人侯某甲和戴某甲超以经费紧张为由，从济宁市金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监理费中要了2万元。以上款项共计44万元均入了鱼台县渔业局“小金库”。同时，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被告人侯某甲在明知国家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的情况下，指使戴某甲超等人，通过虚开工程费用发票等手段，从2010年优质鱼项目中套取资金435306.75元；从2011年优质鱼项目中套取资615340.62元；从2012年优质鱼项目中套取资金117700元，共计套取优质鱼专项资金1168347.37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给付专家签字费、走访、吃喝招待、购买烟酒、土特产等开支。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鱼台县优质鱼项目相关文件、通知、资料，证实房某、侯某甲为优质鱼项目小组成某、戴某甲超为验收小组成某及职责、资金分配情况，以及资金要专款专用、优质鱼项目由渔业局牵头组织实施。
（2）2010年度优质鱼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附件、2011年度优质鱼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附件、2012年度优质鱼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附件，分别证实渔业局从工程施工方、工程监理方收取的资金数额，通过虚开工程所需发票套取资金的数额，以及以上款项均入了渔业局“小金库”的事实。
（3）工程款拨付明细、代开发票证明及申请、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工程施工方领取工程款的流程，以及通过施工方开具虚假工程票据将县配套资金进行空转的事实。
（4）2010-2012年优质鱼项目验收报告、山东省财政厅、农业厅、海洋与渔业厅鲁财农（2009）7号、（2011）48号、（2013）31号文件三份，证实三个年度鱼台县优质鱼项目均被验收合格，且2011年度优质鱼项目被评为优良。
2、证人证言
（1）强某（2015年4月11日）证实，2010年下半年，我通过山东省水利工程总公司投中了2010年鱼台优质鱼项目工程，该工程款分二次给的，第一次是在2011年3、4月份，当时房某任局长，他和戴某甲超等人都说局里办公费紧张、工程验收需要活动等，向我要些经费，我收到工程款后，给了渔业局10万元，是用我的或郑某的农行卡转给戴某甲超的，戴某甲超给我的银行卡是不是他的，我记不清了；第二次是2011年7月份，当时候端锋、戴某甲超等人多次给我说他们办公费紧张、工程验收需要活动等，向我要费用，我收到工程款后，给了渔业局30余万元，我记得是用我的银行卡转给戴某甲超的，转入卡的名不是戴某甲超的，是他舅舅的银行卡。
强某（2016年3月22日）证实，房某任渔业局局长时，我给了渔业局10万，这10万元是从我领取的工程款中拿出来给的；侯某甲当局长给我结算时就给我了455万元，结算时扣了32万元，这32万元渔业局就没给我，截留了。
（2）常某乙、任某、纪某、高某甲分别证实，优质鱼项目的施工方、监理公司、工程款的报账程序、各自在项目中的职责，以及从优质鱼项目中虚开发票套取资金的事实。
（3）张某甲证实，2012年至2013年我给鱼台县渔业局搞过优质鱼项目施工，工程款结算是财政局根据报的施工材料向山东省水利工程总公司拨付，该公司再把工程款拨到我放在戴某甲超处的银行卡上，渔业局按照我实际的工程量，拨给我工程款。开始报施工材料时候端锋说我工程进度慢，为了应付评比检查，必须先进行报账拨款，让我配合戴某甲超报账，渔业局的人员准备了施工的虚假材料，我和戴某甲超去地税局虚开了相应的发票，用我的名字办了银行卡交给戴某甲超。
（4）高某乙证实，鱼台优质鱼项目监理费拨付给其公司后，侯某甲、戴某甲超给其打电话要2万元的事实经过。
3、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侯某甲供述，证实2010年至2012年度优质鱼项目领导小组成某及其工作职责，为保证专款专用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并供述三年的项目由山东省水利工程总公司中标，强某、张某甲等人进行施工，有三个监理公司进行监理，以及县里的配套资金空转，造成项目资金费用紧张，开具虚假发票套取资金用于项目本身、办公经费等，用压价的方式向施工人要了部分费用。
（2）被告人房某供述，我在任时的优质鱼项目是强某施工的，强结了第一批工程款后，强要给我个人6万元，我让强把钱给单位作办公经费，强将10万元交给了戴某甲超，戴某甲超把10万元放在单位“小金库”里用于公用。
（3）戴某甲超在侦查阶段供述，强某代渔业局支付给山东水利总公司管理费3万元；支付给房某任局长时的10万元的协调费；支付给侯某甲任局长时的32万元的协调费。
庭审供述，渔业局平时的一些花费先从强某那里拿，最后给强某结算时花费的钱算了32万元，算强某给渔业局32万元。
以上证据能够证实，房某在任时戴某甲超从强某处收到的10万元、侯某甲在任时的32万元和济宁市金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的2万元，共计44万元，应为施工方、监理方的个人或公司财产，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施工方、监理方在开具工程款发票和监理费发票前与被告人侯某甲、房某等人有开具虚假发票套取资金的意思联络和共谋，因此，无证据证实系被告人侯某甲、房某等人采用滥用职权的行为取得的以上款项，该44万元不应计算为滥用职权的犯罪数额。故优质鱼项目中，被告人侯某甲的犯罪数额应为1168347.37元。被告人房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10万元不应认定为滥用职权犯罪的意见，以及被告人侯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部分数额不应认定为滥用职权犯罪数额的意见，均予以采信，但侯某甲的辩护人提出套取的部分资金用于优质鱼项目专家签字费等的费用也不应计算在该犯罪数额中的意见，无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三）、对指控的“3”、“4”“5”起。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相一致。以上事实有河蟹大规格生态养殖技术推广项目申请书、所需资金申请报告、资金记账凭证及报账资料、银行交易明细、国税发票存根、代开发票申请及开发票证明，2013年基层渔技推广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补助领取表等相关书证，高某甲证言、马某证言，被告人侯某甲供述、戴某甲超供述相证实，被告人侯某甲虽辩解涉案数额中的一部分用于项目本身了，但对虚开发票从专项资金中取得以上款项并无异议。以上事实足以认定。
（四）、对指控“7”（受灾款1万元）。经审理查明，2009年冬，因低温和强降雪自然灾害给鱼台县农业、畜牧、水产生产造成损失，为支持做好抗灾减灾和恢复农业生产工作，济宁市财政局根据省财政厅通知，向鱼台县下达了10万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预算指标，专项用于对受灾农民购买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相关生产资料的补助。2010年3月15日鱼台县淡水养殖场与孙某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鱼台县淡水养殖场向孙某购买10800元的鱼苗，于同年3月15日交货。2010年3月24日，鱼台县财政局根据朱某甲上报的鱼台县淡水养殖场申请，将1万元救灾款拨付给孙某。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济宁市财政局济财农指（2009）109号文件，证实2009年鱼台县因低温和降雪，农业、畜牧、水产有受损失的事实，以及市财政向鱼台县下达10万元灾害救灾款的事实。
（2）相关拨付凭证及购销合同，证实2010年3月15日鱼台县淡水养殖场向孙某购买10800元的鱼苗，同年3月24日，1万救灾款由鱼台县财政局拨付给孙某。
2、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房某当庭供述，当时上级拨付救灾款的事我知道，但每个单位分配多少我不知道，财局当时没有开会，朱某甲当时找我给我说财局给了1万元的救灾款，我才知道。指控我伙同朱某甲，我不认可，当时是朱某甲直接给财局要的。
（2）朱某甲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向其出示委托拨付资金通知书后）供述，这张复印件是根据我申报提供材料后，鱼台县财政局拨付给孙某的1万元。（该通知书显示是淡水养殖场直接向财政局申请拨付的。）
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2010年2、3月份的一天，房某让我到他办公室，到后他给我说市里给了1万元的救灾款，这么多养鱼合作社也不好分，就给你的渔场吧，我很高兴，我就让王某乙帮我准备了一份购买鱼苗种的虚假证明寄给了孙某，让他根据购买证明内容帮我开一张1万余元的发票，过了几天，孙某就寄给我一份1万余元的购销鱼苗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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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朱宛巧与郭仁国、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中心支公司机动车�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5-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