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7民终1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某甲，男，2000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现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
法定代理人：钟某乙，男，197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系上诉人钟某甲的父亲。
法定代理人：黄某丙，女，1971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现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系上诉人钟某甲的母亲。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某乙，男，197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丙，女，1971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现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惠婵，广东丽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阳江市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东风三路国际花园内。
负责人：刘泽鹏。
委托代理人：欧建华，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文靖，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因与被上诉人阳江市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以下简称星鹏学校）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的（2015）阳城法民一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星鹏学校属民办非企业单位，已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该证载明：学校类型：小学、普通初中；办学内容：全日制小学教育、初中教育；主管部门：阳江市江城区教育局；有效期限：2009年6月4日至2018年5月30日。
2012年1月1日，阳江市中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甲方）与关则琼（乙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星鹏学校委托给乙方经营，乙方支付出资回报给甲方，其中第一至三年每年1800000元，第四年2200000元，第五年开始在原出资回报基础上每年递增8%；学校公章由甲方管理；乙方负责其经营管理学校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债权债务；等等。
2012年5月28日，星鹏学校以“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的名义（乙方）与钟某乙、黄某丙、钟某甲（甲方）签订《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约定：甲方为使钟某甲学有所成，特委托乙方代为培养，进入乙方的金子直通班学习，双方订立合同，条款如下：一、甲方的权利义务：1、甲方必须初中三年都在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就读，并且必须以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名义参加阳江市升高中考试或广州等地其他名校考试；2、甲方必须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和纪律，不得随便旷缺课，不得随便离校等；3、甲方三年初中期间，中途不得转向其他学校就读；4、甲方必须服从乙方外出名校、名胜古迹参观学习的安排，不得无故不参加乙方安排的参观学习活动；5、甲方在严守本合同的情况下，享有乙方直通班重点培养教育的权利。二、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负责在甲方严守合同的情况下，无偿培养乙方学生进入金子直通班的初中三年级学习，即从2012年9月至2015年7月（以当年中考结束日为止）；2、在甲方严守合同的情况下，乙方免除甲方学生三年在校直通班的学杂费、餐费、住宿费和校服费；3、乙方提供优厚的教学条件，保持有良好的师资队伍和良好的学习环境；4、乙方承诺直通班20人左右一班，不得超过25人，不得随便扩大班额；5、乙方要尽一切力量保证学生学习质量，为学生初中三年级学习和升高中考试创造良好的条件；6、乙方承诺甲方若参加阳江市2015年升中考试获得阳江市第一名奖励50000元；第二名30000元；第三名20000元；前4—10名各奖励10000元。三、违约责任：1、甲方如不全面遵守本合同，要向乙方支付教育生活费按每年50000元计收（不足一年按一年计收），并且还要向乙方赔偿违约金200000元；2、甲方如不以星鹏学校名义参加阳江市升中考试或其他学校包括广州等地名校考试，要处罚违约金400000元；3、乙方如不兑现合同，中途违约，要赔偿甲方违约金50000元；4、乙方如随便扩大班额，超过25人的，甲方有权提出意见，如乙方不整改，以违约论处；5、甲方签订本合同后，如不入学或到其他学校读书，要赔偿占位费400000元给乙方。在该合同书上，甲方钟某乙、黄某丙作为学生家长签名，钟某甲作为学生签名；乙方加盖“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招生办”印章，关则琼作为乙方代表签名。
合同签订后，钟某甲作为星鹏学校的优质生源，于2012年9月进入星鹏学校专门为特定优秀学生开办的七年级金子直通班学习，于2014年7月从星鹏学校退学，转学至阳江市同心中学就读。钟某甲在星鹏学校就读期间，一共四个学期，每个学期为4个半月左右，其是全宿生，星鹏学校依照约定，免收其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和校服费等相关费用。2012～2014年间，星鹏学校每年组织一次夏令营活动，活动内容是跟随旅行社外出参观，其中2013年、2014年夏令营活动的内容分别是“井冈山红色之旅”和“特区之旅、深圳之行”，该两次费用（学生、未成年人）分别是1050元和498元，这有星鹏学校所提供的相关旅行社行程表予以证实；2012年夏令营活动的具体内容及费用没有相关证据证实。钟某甲参加了上述三次夏令营，星鹏学校没有收取其费用。
钟某甲转学后，星鹏学校遂以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违约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支付100000元教育生活费给星鹏学校；2、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支付违约金200000元给星鹏学校；3、本案诉讼费用由钟浩、钟某乙、黄某丙负担。原审诉讼中，星鹏学校表示清楚以“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名义与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签订并加盖“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招生办”印章、由关则琼作为乙方代表签名的《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并对该合同予以认可。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申请追加关则琼、阳江市江城区金子教育培训中心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已裁定驳回。
星鹏学校提供其学校2012～2014年的招生简章各1份，其中2012年招生简章所载明的收费标准为：1、学杂费（一学期）：小学2850元、初中3450元；2、餐费（每月）：小学：走读55元、半宿187元、全宿389元，初中：走读66元、半宿209元、全宿426元；3、住宿费（每月）中小学生，半宿96元、全宿196元；4、新生校服费：250元（四套校服，冬夏各2套）。2013年招生简章所载明的收费标准为：1、学杂费（一学期）：小学3830元、初中4430元；2、住宿费（中小学一样）：半宿730元／学期、全宿1230元／学期；3、……4、餐费和校服费根据学生不同情况而定。2014年招生简章所载明的收费标准为：1、小学学杂费4990元／学期；2、中学学杂费5990元／学期；备注：1、学校提供食宿、家长可根据情况选择走读、半宿、全宿；2、食宿费、校服费、床上用品费用按实收取。经查，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教育厅于2009年2月4日发布《关于规范我省民办中小学校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一、我省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民办中小学校的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收费项目统一为学杂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一）民办中小学校学杂费包括学费、课本费、作业本费、体检费，……三、民办中小学校经批准的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必须通过招生简章向社会公布……四、民办中小学校学杂费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管理。……六、民办中小学校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按学期收取学杂费、住宿费。……”
对于转学一事，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认为，首先，转学是受教育者的法定权利，星鹏学校不能以约定高额违约金阻止受教育者转学；其次，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是基于对金子教育、关则抗的信任才让钟某甲入读星鹏学校的，但后来，阳江市中鹏实业有限公司单方解除经营管理合同，金子教育、关则抗正式退出星鹏学校，学生及家长看不到希望，致使2014年9月第一学期开学时，全样学生人数减少了160多人；再次，星鹏学校违反各项承诺（包括：到省内著名中学交流学习，免费到黄埔军校、井冈山旅游，对每级前几名进行奖学金奖励），不再设立直通班，并且课程倒讲，老师罢课，陆续流失。对于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上述辩解意见，星鹏学校认为，其现在正常办学，直通班也正常开办。对于星鹏学校教育管理、教学秩序是否正常一事，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星鹏学校申请其学校生物老师黄展妹出庭作证，黄展妹陈述，2014～2015学年度第一学期发生过并班的情况，并班后直通班学生没有超过20人，原来19人的班转学了8个学生左右，老师流动性不大，全校40个左右老师中有五、六个离职了，2013年招生简章中所宣传的7个老师有5个离职了，是有更好的选择而离职的，属正常离职，学校教学正常，2014年6月出现过一天罢课，老师是对学校不满而罢课的，但对学生的管理是正常的，初一课程老师更换比较频繁，更换老师后，管理正常。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是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合同是否成立，星鹏学校是否属于合同主体；二、合同是否有效；三、各方当事人有否违约，应如何承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合同内容具体确定，各方当事人也表明受该合同意思表示的约束，符合合同法所规定的订立合同的要约、承诺方式，且已作出承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之规定，本案合同已成立。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辩解合同未成立，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
本案合同成立后，钟某甲作为受教育者，已到星鹏学校接受学历教育，星鹏学校也认可本案合同书即使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星鹏学校也履行着作为教育培训机构一方当事人的义务，故无论签订合同时，星鹏学校是以其“阳江市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这一名义（全称）还是以“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名义进行，无论合同书加盖的是星鹏学校公章还是“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招生办”印章，无论乙方（学校）代表是由星鹏学校法定代表人签名还是由关则琼签名，都不影响星鹏学校作为教育培训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地位。至于阳江市中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关则琼、阳江市江城区金子教育培训中心就星鹏学校的经营管理、债权负担问题，则属于相关当事人的内部法律关系，不能以此否定星鹏学校作为本案教育培训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辩解星鹏学校不具有本案主体资格，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星鹏学校与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之间所签订的《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主要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但是，该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禁止转学、违约金条款应属无效，理由如下：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者可依照相关规定到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也可以自主选择民办学校接受教育；因家庭迁移或其他正当理由的，可办理转学；受教育者有权从民办学校转学到公办学校就读，也有权从一所民办学校转学到另一所民办学校就读。转学作为受教育者受教育权的组成部分，学校不能加以剥夺。就我省而言，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接受教育者提出退学、转学、退费的，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为其办理退学、转学、退费。”本案中，星鹏学校在与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签订《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时，约定作为受教育者的钟某甲不得转向其他学校就读，否则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要按50000元／年的标准（该标准远高于按星鹏学校招生简章所载明的学杂费、食宿费等有关费用总和）支付教育生活费，并且还要赔偿违约金200000元，是以高额违约金阻止、限制受教育者依法转学，具有明显的违法性，不具有法律效力。
关于争议焦点三，由于涉讼的《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禁止转学、违约金条款无效，因此，星鹏学校以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违反该约定为由请求按50000元／年的标准支付教育培训费及200000元违约金，应不予采纳。本案中，虽然钟某甲就读星鹏学校期间，部分学生转学，个别老师离职，更换课任老师，但这些并不足以证实星鹏学校的教育管理、教学秩序已不能保证学生的正常学习、教育；即使金子教育、关则抗退出星鹏学校，也仅是星鹏学校的内部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与星鹏学校和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之间的教育培训合同并无直接关系，不能以此认定星鹏学校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因而，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星鹏学校违约。
钟某甲并未按双方合同约定在星鹏学校完成初中学业，转学至其他学校就读，应理解为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已解除与星鹏学校的教育培训合同。星鹏学校当初将钟某甲等优等生招录为金子直通班学生并免除其全部学杂费等费用，其合同目的是让这些优等生以星鹏学校名义参加阳江市升高中考试或广州等地其他名校考试，以优质生源保证、提高其升学考试成绩，以优异的考试成绩提升其学校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学生、更多的优等生到其学校就读，实现其作为民办学校的利益更大化。虽然，作为受教育者的钟某甲有依法转学的权利，本案合同有关禁止转学、违约金条款无效，不能适用该违约金条款，但是，星鹏学校作为教育培训机构，已对钟某甲履行了相应时间段的教育培训义务，在钟某甲这种优等生中途转学，并无以星鹏学校名义参加升学考试，星鹏学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若对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仍然按合同约定免除所有学杂费等费用，则对星鹏学校明显是不公平的，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因此，钟某甲在星鹏学校就读期间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应支付给星鹏学校。各项具体费用如下：
1、学杂费：钟某甲于2012年9月入学，当时学杂费为3450元／学期，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规范我省民办中小学校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所规定的学杂费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其四个学期的学杂费一共为13800元（3450元／学期×4学期）。2、伙食费（餐费）：钟某甲是全宿生，星鹏学校在2012年招生简章载明全宿生的餐费为426元／月，2013年招生简章并无载明餐费，故伙食费应参照2012年标准计算，钟某甲四个学期的伙食费一共为7668元（426元／月×4.5月／学期×4学期）。3、住宿费：星鹏学校在2012年招生简章载明全宿生的住宿费为196元／月，2013年招生简章载明全宿生的住宿费为1230元／学期，钟某甲四个学期的住宿费一共为4224元（196元／月×4.5月／学期×2学期＋1230元／学期×2学期）。4、校服费：250元。5、夏令营费用：2013年1050元，2014年498元，合共1548元；星鹏学校未能举证证明2012年夏令营活动的具体内容及费用，故其请求该年夏令营费用500元，应不予支持。
以上五项实际发生的费用，合共27490元，钟某乙、黄某丙应支付给星鹏学校。钟某甲虽作为学生在合同上签名，但其仅是本案合同的受教育者，是教育培训合同的指向对象，且其是未成年人，本案合同的权利义务也应由其法定代理人即钟某乙、黄某丙承担。因此，星鹏学校请求钟某甲支付相关款项，依法不予支持。星鹏学校请求钟某乙、黄某丙支付除原审法院核定上述数额之外的款项，缺乏理据，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限钟某乙、黄某丙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天内支付学杂费、伙食费、住宿费、校服费、夏令营费用等共27490元给阳江市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收领；二、驳回阳江市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阳江市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负担2656元，钟某乙、黄某丙负担244元。
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星鹏学校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理由如下：首先，虽然关则琼在《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中作为“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的代表，与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签订合同，但实质上关则琼并非代表星鹏学校，关则琼是阳江市江城区金子教育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其代表的实际是阳江市江城区金子教育培训中心。在关则琼取得星鹏学校的经营权之后，打出“金子教育自2012年正式接管星鹏学校，关则抗先生任学校总顾问，亲把学校质量关！”的广告，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了解到该情况，知道关则抗对教育事业有丰富的经验，相信在关则抗的管理下学生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遂选择入读该学校，并于2012年5月28日与关则琼签订《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的初衷是与关则琼、阳江市江城区金子教育培训中心签订《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的，而非星鹏学校，从这一方面来说，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对合同的主体存在重大误解。其次，原审已查明阳江市中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从2012年1月1日起已将星鹏学校的实际经营管理权转让给关则琼，按照合同约定，在此期间，星鹏学校的所有权利义务都由关则琼承受。关则琼实际对星鹏学校进行经营管理的时间是至2014年5月1日，因此至2014年5月1日星鹏学校的所有权利义务都由关则琼承受，而钟某甲是在2012年9月至2014年7月中旬在星鹏学校就读，刚好是在关则琼对星鹏学校实际进行经营管理的时间段内，故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在关则琼与阳江市中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解除合约后离开星鹏学校并不构成对与关则琼签订的《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的违约。由于2012年9月至2014年7月中旬是关则琼对星鹏学校进行经营管理的时间段内，星鹏学校所有的权利义务都由关则琼承受，因此，星鹏学校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请求驳回星鹏学校的起诉。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改判驳回星鹏学校的全部诉讼请求。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已经支付学费及住宿费等共26000元给学校关则琼代表方。因为学校设立竞争性奖学金制度，承诺每级前几名每人奖励3000元至8000元，钟某甲在星鹏学校就读的4个学期，每个学期均取得特别优秀学生名誉，可以获得6500元的奖学金，4个学期可以获得26000元的奖学金，但学校关则琼代表方只是每个学期把要奖励的金额写在公示牌上，在表彰大会让学生和家长举起公示牌，将每学期的6500元奖学金当作该学期的学费和住宿杂费，以此声称免除学费，因此，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实际上已经支付了学费及住宿费等共26000元给学校关则琼代表方。原审判决钟某乙、黄某丙支付学费及住宿费给星鹏学校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退一步说，即使认定钟某甲就读的4个学期期间有个别费用需要支付给学校方，也应扣除26000元之后再支付，且不是支付给星鹏学校，而是支付给关则琼方。由于关则琼方每年支付1800000元的承包经营费给星鹏学校，本案钟某乙、黄某丙若按一审判决支付相关费用给星鹏学校，则星鹏学校二次取得相关费用，构成不当得利，因此应驳回星鹏学校的诉讼请求。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星鹏学校负担。
被上诉人星鹏学校答辩称：一、原审认定《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成立生效，星鹏学校是适格的合同主体，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的相对人明确是星鹏学校和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合同条款的权利义务分别指向星鹏学校和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根据常人的理解，该合同书对合同当事人的地位、权利义务约定的非常清楚，没有歧义，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此外，该合同书并没有约定合同相对方以外的人员或者机构与合同的履行有关，故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主张其“对该份合同的主体存在重大误解”，称其是与关则琼、阳江市江城区金子教育培训中心签订合同书，没有任何依据。2、《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经双方签章成立并生效，表明合同双方均接受合同的约定。在合同成立并生效后，钟某甲已到星鹏学校接受学历教育，双方实际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并履行了2年，因此，无论签订合同时是以“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招生办”还是以“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名义进行，都不影响星鹏学校作为教育培训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地位，因为从《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的意思表示、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足以明确合同的相对方就是星鹏学校与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星鹏学校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3、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在一审中提供一份《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星鹏学校对该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印证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关于该合同书的相关说法。退一步说，即使存在《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该合同书也是阳江市中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关则琼、阳江市江城区金子教育培训中心的约定，阳江市中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星鹏学校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星鹏学校并没有作为该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与星鹏学校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无须审查该合同书的内容，也不存在追加第三人的必要。4、钟某甲与星鹏学校建立的是初中全日制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关则琼、阳江市江城区金子教育培训中心没有初中全日制教育的资格，不可能是合同的主体。二、原审法院判决钟某乙、黄某丙给付学费及住宿费等27490元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签订合同后，星鹏学校按照《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的约定履行自身义务，对直通班投入了高质量的管理及师资条件，并依约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等，对直通班人数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经过星鹏学校的努力，案件所涉4名学生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星鹏学校在该4名学生单方转校前学校的管理秩序一直正常、良好，即使存在个别老师离职等情况，但这属于正常人员流动，并没有出现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可以单方行使解除合同关系的约定事由。2、钟某甲未按双方合同约定在星鹏学校完成初中学业就转学至其他学校就读，在星鹏学校没有出现被解除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应认定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构成违约。由于钟某甲中途转学，致使星鹏学校通过培养优秀学生获得优异中考成绩、提升学校知名度、吸引生源的目的落空，原审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以及《合同法》第五条的规定判决钟某乙、黄某丙给付学杂费等共计27490元是适用法律正确的。3、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认为其已支付学杂费及住宿费等共26000元，并要求从一审判决确定的债务中扣除26000元没有合法依据。首先，星鹏学校的招生简章仅显示三至六年级设置奖学金制度，钟某甲进入学校就是七年级，不属于奖学金评选的对象；其次，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没有证据证明其可以获得26000元奖学金；即使钟某甲可以获得奖学金，由于奖学金与本案学杂费等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债务，不能直接抵消，本案也不应作处理。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中，星鹏学校作为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原审判决钟某乙、黄某丙支付学杂费等费用给星鹏学校是否恰当的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星鹏学校作为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从《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来看，合同的抬头注明乙方是“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合同最后亦注明乙方是“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虽然“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与“阳江市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存在一字之差，但从常理上分析，“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即为“阳江市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且合同盖有“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招生办”印章，因此，《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的主体应为星鹏学校和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对于关则琼在该合同乙方代表签名的行为，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主张关则琼是代表阳江市江城区金子教育培训中心。按照阳江市中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关则琼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约定，阳江市中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自2012年1月1日起将星鹏学校委托给关则琼经营，而上述《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的签订是发生在关则琼经营管理星鹏学校期间，且钟某甲在签订合同后入读星鹏学校设立的直通班，因此，关则琼在《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上签名的行为是其履行对星鹏学校经营管理的职务行为，是代表星鹏学校在合同上签名，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主张关则琼是代表阳江市江城区金子教育培训中心，其是与阳江市江城区金子教育培训中心签订《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理据不足。由于《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明确注明合同主体是“阳江江城星鹏中英文学校”，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主张其对合同的主体存在重大误解亦理据不足。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上诉还提出星鹏学校的实际经营管理权已转让给关则琼，该学校所有权利义务都由关则琼承受，星鹏学校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由于阳江市中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关则琼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是对星鹏学校的经营管理进行约定，即使在《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约定星鹏学校的所有权利义务由关则琼承受，但这是阳江市中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关则琼之间的内部约定，与《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没有直接的关系，该《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是以星鹏学校的名义与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签订的，而星鹏学校属民办非企业单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有权就该《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审认为星鹏学校诉讼主体适格并无不当，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以此主张星鹏学校诉讼主体不适格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审判决钟某乙、黄某丙支付学杂费等费用给星鹏学校是否恰当的问题。本案中，虽然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与星鹏学校签订的《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中关于禁止转学以及违约金条款无效，但并不影响合同其他内容的效力。而星鹏学校之所以与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签订《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免除钟某甲在校直通班期间的学杂费、餐费、住宿费、校服费等费用，目的是为了吸引这些优等生到其学校就读，并且以星鹏学校名义参加阳江市升高中考试或者广州等地其他名校的考试，通过培养优秀学生获得优异中考成绩、提升学校知名度，吸引更多的生源，以实现其作为民办学校的利益更大化。由于星鹏学校在与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签订《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之后，已按照合同的约定安排钟某甲进入学校的直通班学习，对钟某甲重点培养教育，并且按照合同的约定免除了钟某甲在该校直通班期间的学杂费、餐费、住宿费、校服费等费用，星鹏学校已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自身的义务，虽然星鹏学校在钟某甲就读期间出现部分学生转学、个别老师离职、更换课任老师的情况，但没有证据反映星鹏学校的教育管理、教育秩序不能保证学生的正常管理，亦没有证据证实星鹏学校在履行《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过程中出现违约情形；而钟某甲在星鹏学校接受教育两年后就转学至其他学校就读，没有以星鹏学校的名义参加相关考试，致使星鹏学校当初与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星鹏学校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原审从公平角度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出发认定钟某乙、黄某丙应当支付钟某甲在星鹏学校就学期间所发生的实际费用给星鹏学校并无不当。因钟某甲自2012年9月至2014年7月期间为星鹏学校直通班学生，并为该校的全宿生，且其在该期间参加了星鹏学校2012年至2014年期间组织的夏令营活动，原审核定钟某甲在2012年9月至2014年7月期间的学杂费为13800元、伙食费为7668元、住宿费为4224元、校服费为250元以及夏令营费用1548元，合共27490元并无不当。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上诉主张钟某甲在星鹏学校就读的四个学期每个学期均获得6500元的奖学金，但星鹏学校并没有发放奖学金，将每学期的奖学金当作该学期的学费和住宿杂费，以此声称免除学杂费，因此，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实际已经支付了学费及住宿费等共26000元给星鹏学校。但星鹏学校对此予以否认，主张奖学金制度是在三至六年级设置，钟某甲入读学校就是七年级，不属于奖学金评选对象。由于本案主要是围绕《委托代为培养孩子学习合同书》进行审查，而该合同书并没有关于学生在学校就读期间的奖学金制度进行约定，故本院对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提出星鹏学校将钟某甲每学期所获得的奖学金作学杂费，钟某甲所获得的奖学金应在本案的学杂费中抵扣的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钟某甲、钟某乙、黄某丙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7元，由钟某乙、黄某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龙 飘
代理审判员 姜玉华
代理审判员 莫怡华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林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