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郴民一终字第3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苏钊。
委托代理人樊燕，湖南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正林。
委托代理人贺秋兰。
委托代理人贺小爱。
原审被告资兴市鲤鱼江水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涤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谭憨憨，上海协力（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资兴市水利局。
法定代表人阳小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宓湘。
委托代理人方向初，资兴市大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孙苏钊因与被上诉人贺正林及原审被告资兴市鲤鱼江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鲤鱼江水电公司）、资兴市水利局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2013）资民一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苏钊及其委托代理人樊燕，被上诉人贺正林及其委托代理人贺秋兰、贺小爱，原审被告鲤鱼江水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谭憨憨，原审被告资兴市水利局的委托代理人马宓湘、方向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贺君系贺正林之子，出生于1988年1月18日。2013年7月18日18时左右，贺君、孙苏钊携带一只已经充好气的气垫船到资兴市东江河寿佛寺河段下河游玩，二人在气垫船上划船游玩一段时间后，贺君带着一只浮水装备“跟屁虫”直接从气垫船跳下河试图游泳，不慎溺水死亡。贺君溺水后，孙苏钊想办法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救援，最后通过朋友易鹏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最终救援无果。之后，贺君的家属联系打捞队打捞到贺君的尸体并进行了火化。事故发生后次日，资兴市公安局东江派出所就该事故进行了调查，询问了易鹏、孙苏钊相关情况并作出询问笔录，最终未予立案侦查。贺君生前经常下河游泳，因地理环境所致，东江河寿佛寺河段河水温度常年偏低偏凉，贺君在事发前在该河段多次下河游泳过。2013年9月16日，贺正林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孙苏钊、鲤鱼江水电公司、资兴市水利局赔偿因贺君死亡所造成的死亡赔偿金422，780元（21，319元／年×20年）、丧葬费20，016元（3336元／月×6个月）、精神抚慰金50，000元、打捞费10，000元共计502，796元的50%计251，398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孙苏钊、鲤鱼江水电公司、资兴市水利局承担。
鲤鱼江水电公司依法设立，在管辖区域内设立了关于禁止游泳的警示牌，警示牌语清晰显目。事发地点距离鲤鱼江水电公司有一段距离，目测不能直达。2012年10月10日，资兴市人民政府下发一份《关于禁止在水利水电等涉水工程区域内进行游泳等活动的通告》，其中包含“禁止在水库、水电站……及其他水工程管理保护范围内游泳、玩耍、非法捕捞……”等内容，该通告已经向公众发出。同时，资兴市人民政府在东江河寿佛寺旅游码头就码头管理设立“水上安全十禁、十不准”的标牌。资兴市东江街道办事处亦在东江河寿佛寺河段设立“河水冰凉，禁止游泳”警示牌，该警示牌沿河设立，字迹清晰显目。由资兴市人民政府组织的“走进东江湖”活动小组亦在东江河寿佛寺河段沿河粘贴了“湖水异常寒冷，严禁下河游泳”的警示语，该警示语虽存在一定破损，但上面字迹清晰可辨，较为显目。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鲤鱼江水电公司、孙苏钊、资兴市水利局是否应就贺君游泳溺水死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情形有两种，一是行为人存在过错，二是法律明文规定。1、贺正林以鲤鱼江水电公司在东江大桥附近设立拦河坝使东江河道水位上升从而具备游泳可能性，且未加强东江河道的安全管理为由，要求鲤鱼江水电公司承担15%的赔偿责任。鲤鱼江水电公司依法设立后，在法律规定区域内进行管理不等同于管理权限的无限延伸，在东江河道拦坝蓄水后在一定区域内进行管理也不等同于对整个东江河道的管理，且各个水域的管理权限和范围并不一致。事发地点距离鲤鱼江水电公司尚存在一段距离，目测不能直达，且水电站从2007年建成后上流水位一直较为平稳，水温也一直偏低，贺君事故的发生并非水情急剧变化所致。因此，根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十六条关于“大坝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30至200米，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50至100米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并设立标志”的规定，鲤鱼江水电公司已经在上述范围内尽到管理义务，其管理义务并不能当然延伸至事发地点。同时，因拦坝蓄水而产生对一定区域内河道的管理义务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管理义务，该管理义务更为宽松，管理义务是否存在缺失而承担赔偿责任也应由法律明文规定。贺君作为一个成年人，经常在该河段游泳，对该河段水情、安全状况均十分了解，对突然跳入水温冰凉的该河段游泳可能会产生危险亦应当能够预见。因此，在贺正林并无证据证明鲤鱼江水电公司的拦坝蓄水行为存在过错或者该公司管理存在缺失，以及法律明文规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对贺正林要求鲤鱼江水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贺正林以资兴市水利局作为河道管理部门未在该河段设立相关警示标志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为由，要求资兴市水利局承担15%的赔偿责任。资兴市水利局提交的证据显示，资兴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10月10日就向公众下发了一份关于禁止游泳活动的通告，该通告所针对的范围包含本案事发地点，针对的行为包含禁止游泳、玩耍等行为，该通告的效力适用于贺君，贺君作为成年人，理应遵守相关规定。资兴市东江街道办事处和资兴市人民政府组织的“走进东江湖”活动小组也在东江河寿佛寺河段沿河边设立了“河水冰凉，禁止游泳”、“河水异常寒冷，严禁下河游泳”的警示牌，贺君在下河游泳之前亦应知晓该警示，并对自己下河游泳行为是否产生危险甚至导致身亡有充分的预见，对贺正林称无警示牌的陈述不予支持。东江河属于开放性流域，而非封闭性管理区域，管理部门所进行的管理也应该属于对公共区域内的非严格性管理。因此，在政府部门已经进行了相应公共管理并设立警示牌的情况下，贺君不顾上述通告和警示下河游泳导致悲剧发生，不能认为是资兴市水利局的管理缺失。贺正林认为资兴市人民政府、资兴市东江街道办事处与资兴市水利局系不同的机关法人，资兴市人民政府、资兴市东江街道办事处设立警示牌的行为非资兴市水利局所为，故资兴市水利局未设立警示牌的行为应视为不作为。东江河段作为公共管理区域，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的管理应当视为对公众均有效，在已经设立警示牌的情况下，资兴市水利局并非必须要再以资兴市水利局的名义设立警示牌。如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所有对一定水域有一定管理职责的部门均需在该水域以各自名义树立警示牌的谬论。同理，在贺正林并无证据证明资兴市水利局管理存在缺失且法律明文规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对贺正林要求资兴市水利局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3、贺正林以孙苏钊未尽相互照顾帮助义务为由，要求孙苏钊承担20%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贺正林应就孙苏钊未尽相互照顾帮助义务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综合贺正林提交的证据及证据的证明方向，仅有资兴市公安局东江派出所作出的询问笔录涉及事发经过，该事发经过由孙苏钊和易鹏表述，记录的情况包含贺君跳水时携带“跟屁虫”、贺君溺水后孙苏钊立即进行了救助、孙苏钊拨打了报警电话等情况。贺正林认为孙苏钊为了推卸责任而向公安机关做虚假陈述，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笔录系虚假陈述。结合公安机关对本案事故未予立案侦查的情况，对上述笔录的内容予以采纳。一同下河游泳并不能当然产生看管照顾义务，即使产生看管照顾义务也非普通意义上的看管照顾义务，因一同游泳而产生的看管照顾义务应为补充性义务，该补充性义务以游泳者自身的看管照顾义务为中心从而对该中心进行补充，并需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因此，一同下河游泳并不能当然作为要求同行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如因一同下河游泳而产生先行行为义务应当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贺君作为成年人，首先应对自己进行看管和照顾，发生事故后，孙苏钊所进行的救助、报警等一系列救援行为，应视为已经尽到了自身义务。在贺正林无其他证据证明孙苏钊未尽相互帮助义务的情况下，认为孙苏钊不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根据该条规定，结合本案案情，酌情认定孙苏钊分担贺正林部分损失共计3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苏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贺正林各项损失共计30，000元；二、驳回原告贺正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71元，由原告贺正林负担4466元，由被告孙苏钊负担605元。
上诉人孙苏钊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孙苏钊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贺正林承担。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3年7月18日13时许孙苏钊受贺君电话邀约，于当天下午18时左右到东江河里划船，各自身上系了一只浮水设备“跟屁虫”直到天黑。天黑后，孙苏钊建议贺君上岸，但贺君说“还要下水泡一下，晚上睡觉才舒服”，随后贺君起身将“跟屁虫”摆到腰后，从气垫船的一边跳下河中，不幸溺水死亡。孙苏钊发现贺君溺水后，大声呼喊贺君名字，并自己跳下水，亲自到水中打捞，之后急忙上岸求助路人借用手机拨打求助电话，最后又到附近的朋友处求救。孙苏钊这一系列的行为，已尽到了自己最大的能力予以施救。公安机关及时介入所作的笔录证实孙苏钊在贺君溺水死亡的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孙苏钊对贺君实施求助的行为，没有对其不利及推动该事件恶化，在贺君的死亡事件中不是行为人，因此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十四条错误。二、原审判决孙苏钊承担贺正林部分损失3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审判决对贺正林的实际损失没有审查，判决孙苏钊分担30，000元损失的基数并不明确。其次，孙苏钊对贺君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任何的法律看管照顾义务，无论从事实还是法律上，孙苏钊不应承担贺正林的任何损失。
被上诉人贺正林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孙苏钊明知贺君不会游泳，2013年7月18日下午还用汽车搭载贺君前往事发地点划船至天黑，后因操作不当，导致贺君落水溺亡。贺君落水后，孙苏钊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延误了宝贵的生命救援时间，以致“110”救援不及时。事发后，贺君的亲友到达事发现场，并未发现“跟屁虫”，尸体打捞上来后，身上也未发现“跟屁虫”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警方现场取证也只发现气垫船，并无“跟屁虫”。孙苏钊利用现场无其他目击者，仅凭自己的一面之辞，对自身责任进行推卸。事发当天，因资兴举办皮划艇比赛，小东江水电站开闸放水，致使水位异常上涨，河水愈加寒冷，且未及时告知周围居民，另因资兴市水利局河道管理不善，事发地段因常年挖沙形成多个暗漩，其深度相对于其他河段要深得多，且事发地段周围并无安全警示标志，故鲤鱼江水电公司、资兴市水利局对贺君溺水死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原审判决孙苏钊承担贺正林部分损失30，000元，没有任何依据。首先，贺君的死亡给家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其次，孙苏钊、鲤鱼江水电公司、资兴市水利局对贺君溺水死亡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法律事实角度，孙苏钊、鲤鱼江水电公司、资兴市水利局必须承担贺正林的损失。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保护贺正林的合法权益，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孙苏钊承担。
被上诉人贺正林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2013年7月18日拍摄的照片，拟证明事发时东江河寿佛寺旁边没有设置警示牌；
2、光碟2张，拟证明贺君被打捞上来时身上没有系“跟屁虫”，可见贺君入水时并没有系“跟屁虫”，孙苏钊在录口供时说了谎；
3、郴州市第四建筑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并加盖了社区公章，拟证明贺正林年事已高，且身体不好，无生活来源；
4、王贝于2014年6月1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贺君的家人让孙苏钊不要找贺君玩，但是孙苏钊还是找贺君去划船。
原审被告鲤鱼江水电公司答辩称：一、鲤鱼江水电站项目是经有关部门合理规划和论证，经过发改委审批，是以促进地区发展和服务大众为目的的优质项目，于2003年开工建设，至2007年项目建成，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必须要有侵权行为，没有侵权行为即不构成侵权。鲤鱼江水电公司没有对贺君实施任何非法行为或施加任何不利影响，依法不应承担责任。三、事发河段并非鲤鱼江水电站大坝周边河流，且距离较远，鲤鱼江水电公司对东江河其他河段无安全管理义务，也无法履行安全管理义务。东江河寿佛寺河段河道经过转弯，鲤鱼江水电站在坝上无法以视线进行观测，且经电子地图测算，事发河段距离鲤鱼江水电站大坝约为4.45公里，远远超出了大坝的管理范围。鲤鱼江水电公司在鲤鱼江水电站大坝及周边河段以最醒目的方式树立了禁止游泳警示牌，在大坝的管理范围内尽到了安全管理义务。贺正林称鲤鱼江水电公司没有加强安全管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鲤鱼江水电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公正判决。
原审被告资兴市水利局答辩称：一、贺君擅自与他人到东江河寿佛寺河段游泳溺水死亡纯属意外，与资兴市水利局无关。贺君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且长期居住在资兴市鲤鱼江，又多次与他人到东江河寿佛寺河段游泳，对东江河寿佛寺河段的水情（如水冷、水深等）应当知晓。由于贺君自己忽视安全保障，过于自信，擅自下到河中游泳不幸溺水死亡纯属意外事件。二、贺君溺水死亡与资兴市水利局的行政管理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资兴市水利局对贺君的意外溺水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与责任，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资兴市水利局是资兴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现行法律法规均未授权水利部门有阻止人们下水游玩、游泳的权利，且资兴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10月10日就下发了资政通（2012）17号《关于禁止在水利水电等涉水工程区域内进行游泳等活动的通知》，禁止在水库、水塘、蓄水池、渠道、水电站、泄洪河道及其他水工程管理保护范围内游泳、玩耍、非法捕捞（钓鱼）、炸鱼、电鱼等活动。按属地管理的原则，资兴市东江街道办事处在2012年就在东江湾寿佛寺边树立了警示牌，写明“河水冰凉，禁止游泳”的忠告警示。贺君明知东江湾河水深而冰凉，不听劝告，违反规定，擅自下河游泳而被淹死，其责任完全在贺君本人。贺君的死亡与资兴市水利局的行政管理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资兴市水利局对贺君的意外溺水死亡没有任何管理上的过错，也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资兴市水利局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
针对被上诉人贺正林提供的证据，上诉人孙苏钊质证认为：四份证据均不是新证据，照片与本案无关；证据2一审时已提交，贺君是否系“跟屁虫”与孙苏钊是否有过错没有关联，贺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系“跟屁虫”由其自行决定，孙苏钊无权决定；证据3与本案无关；证据4中的证人未出庭作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原审被告鲤鱼江水电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尸体打捞地点与事发地点有一段距离，鲤鱼江水电公司在事发地设置了警示标志；对证据2、3、4均无异议。
原审被告资兴市水利局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是否在河道边设置警示标志，资兴市水利局在一审时已举证，拍摄地点不一定是贺君的下河地点；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发表意见。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拍摄的是东江河部分河段，且与资兴市水利局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不相符，无法证实东江河边未设置警示牌的事实；证据2是事实，但无法证实孙苏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虚假的；证据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中的王贝未出庭作证，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贺正林原系郴州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的职工，后自动离职，现无房、无生活来源。贺正林只生育一子即贺君，因贺君的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有：死亡赔偿金422，780元（21，319元／年×20年）、丧葬费20，016元（3336元／月×6个月），共计442，796元。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孙苏钊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分担因贺君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贺君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居住在资兴市鲤鱼江，又多次与他人到东江河寿佛寺河段游泳，对东江河寿佛寺河段的水情应当知晓，应对自己能否下河游泳作出理性的判断并照顾好自己。孙苏钊作为与其同去游泳的人，发现贺君溺水后，采取了救助、报警等一系列施救行为，应视为其尽到了自身的照顾义务，对贺君的死亡没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从法律角度分析，孙苏钊虽无过错，但其和贺君同去东江河游泳的行为与贺君的溺水死亡存在一定的事实上的联系，因贺君的死亡给贺正林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贺正林又无生活来源，为衡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原审法院判令孙苏钊分担贺正林30，000元的损失具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孙苏钊上诉认为不应分担30，000元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被上诉人贺正林在原审判决后并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对原审判决的认可，现在答辩中提出孙苏钊、鲤鱼江水电公司、资兴市水利局应承担责任并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孙苏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艳飞
代理审判员 雷 闻
代理审判员 曹 颖
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杨丽群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