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24民初659号
原告：湖北汉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长虹北路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706801192B。
法定代表人：邓智慧，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傲成，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春雷，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即出庭参加诉讼、签收法律文书。
被告：南漳穗鸿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漳县城关镇文笔峰村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24770761420W。
法定代表人：赵卫生，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曼、姚飞，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即代理起诉，代为调解、和解，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撤诉，代收法律文书。
第三人：襄阳银祥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张湾镇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7714612527Y。
法定代表人：李秀芝，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咸奇、李青文，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即出庭参加诉讼，代收法律文书。
原告湖北汉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源公司）与被告南漳穗鸿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穗鸿公司）、第三人襄阳银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5）鄂南漳民二初字第00135号民事判决。穗鸿公司不服该判决，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0日作出（2017）鄂06民终972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汉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春雷、穗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卫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曼、银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咸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汉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穗鸿公司支付原告煤款1，861，499.5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2012年12月22日起至付清为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汉源公司于2011年5月开始向被告穗鸿公司卖煤，并与被告先后签订了两份《煤炭买卖合同》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原告向被告累计售煤30，681.61吨，煤款合计为14，149，530.40元，被告仅支付了煤款12，288，030.9元，尚欠煤款1，861，499.5元。原告多次催讨无果，遂提起诉讼。
被告穗鸿公司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两份买卖合同，上面“赵卫生”的签名不是穗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所签，印章也不是穗鸿公司的工作人员加盖，合同签订不是穗鸿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从未与汉源公司有过煤炭交易，合作和交易对象一直是银祥公司，与汉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原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是银祥公司向被告提供的，向原告付款也是应银祥公司的要求，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合同关系且已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实际交付和被告收到货物的价值，仅仅以增值税发票要求被告支付货款，不应得到支持。3.原审法院在南漳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的李秀芝的讯问笔录和汉源公司的应收账款明细表足以证明被告并不欠原告货款，原告诉求无事实依据。4.原告提交的合同编号为20120501、20120611、20120820的三份协议，属于无效合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同时该三份协议也证明了原、被告不存在合同关系，更未发生实际交易行为。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银祥公司述称，银祥公司作为煤炭经营企业，与汉源公司之间发生的是供应关系，且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履行完毕，亦无争议；本案中，银祥公司与穗鸿公司之间并无购销合同关系，亦无钱货的直接往来；发回重审时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明确是否追加银祥公司参加诉讼，故银祥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案件处理结果亦不会与银祥公司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5月2日，原告汉源公司与被告穗鸿公司签订1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穗鸿公司向汉源公司购煤5000吨，每吨单价650元，总金额3,250,000元，交货方式为出矿交货；2012年9月10日，原、被告又签订1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煤14，500吨，单价323元，总金额4,683,500元，交提货方式为：供方（即汉源公司）负责按需方（即穗鸿公司）指定地点送到，运输费用由需方承担，以供方电子磅数量为准，双方派人监磅。
2011年5月27日至2012年12月21日，原告汉源公司共计5次向被告穗鸿公司开具并交付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煤炭总吨数为30,681.61吨，金额为12,093,615.72元，税额为2,055,914.68元，价税合计14,149,530.4元。其中，2011年5月27日开具3份，价税合计3,250,000元；同年9月29日开具2份，价税合计1,626,630.4元；同年10月24日开具3份，价税合计2,370,700元；2012年11月27日开具2份，价税合计2,218,700元；同年12月21日开具5份，价税合计4,683,500元。
2011年6月16日至2014年3月26日，被告穗鸿公司先后7次向原告汉源公司付款12,288,030.9元。其中，2011年6月16日110万元（转账）、2012年1月17日410万元（承兑汇票）、3月30日201.96万元（承兑汇票）、5月10日27,730.4元（转账）、11月27日220万元（承兑汇票）、2013年12月31日40,700.5元（转账）、2014年3月26日280万元（承兑汇票）。
2012年4月26日、6月11日，原告汉源公司与第三人银祥公司先后签订2份协议，合同编号分别为：20120501、20120611。2012年8月20日，原告汉源公司与湖北鑫银翔商贸有限公司签订1份协议，合同编号为：20120820。
2015年11月7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鄂三真司鉴中心[2015]文鉴字第W0175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标称日期为“2012年9月10日”、供方为“湖北汉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需方为“南漳穗鸿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上需方栏处“赵卫生”签名笔迹与提供的赵卫生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
本案原审中，本院曾于2015年11月25日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私刻公司印章罪，将案件移送南漳县公安局管辖，本案裁定中止诉讼。2016年7月15日，南漳县公安局回复，经调查无证据证明本案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私刻公司印章罪。
综观本案，原、被告的争议焦点如下，本院分别予以评述。
1、原告汉源公司是否与被告穗鸿公司签订2份煤炭买卖合同，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原告提交2011年5月2日、2012年9月10日与被告签订的2份煤炭买卖合同，来证实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质证，被告对合同上的穗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提出异议，认为合同上“赵卫生”不是其法定代表人本人所签，2份合同上印章也不一致。经被告申请，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标称日期为“2012年9月10日”、供方为“湖北汉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需方为“南漳穗鸿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上需方栏处“赵卫生”签名笔迹与提供的赵卫生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两份合同上加盖的印章虽不一致，但经公安机关调查，两份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均未在公安机关备案。且被告在原审和重审中均认可合同上的印章是真实的，其公司使用过上述两枚印章，故本院认定原告提供的两份合同上的印章是被告公司的，2012年9月10日合同上的“赵卫生”签名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赵卫生”本人所签。
对签订合同的过程，原告陈述当时的经办人已离职，无法提供签订合同的详细经过及具体细节；被告辩称其与银祥公司有业务往来，其印章在银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秀芝处，合同上的印章是李秀芝加盖的。本案审理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询问了银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秀芝，李秀芝对被告所述予以否认。故被告的辩解无证据支撑，按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原告提交的2份煤炭买卖合同应予认定，其中2012年9月10日合同上的“赵卫生”签名虽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本人所签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签订的2份买卖合同有效。
但上述2份买卖合同涉及的合同标的额为7,933,500元，而本案原告主张双方的标的额为14,149,530.4元，就另外6,216,030.4元标的额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汉源公司既未提交书面合同，也没有证据证实双方有口头约定。故原、被告即使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仅限于上述2份买卖合同所对应的标的额。
2、原告汉源公司是否向被告穗鸿公司交付其所主张被告欠其煤款数额的标的物。
原告明确表示其与被告没有直接发生交付的行为，也不能提交交付的相关证据。其系银祥公司的上游公司，是通过银祥公司向被告交货，并提交2012年4月26日、6月11日汉源公司与银祥公司的协议及2012年8月20日汉源公司与湖北鑫银翔商贸有限公司的补充协议来予以证实其主张。经本院审查，上述三份协议虽是真实的，但结合李秀芝的陈述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4]鄂樊城刑一初字第00333号和[2014]鄂樊城刑一初字第00179号2份刑事判决所认定的相关事实来看，2012年4月26日和6月11日二份协议中所指向的煤炭供给了其他公司，并未供给本案的被告穗鸿公司。且在本院询问李秀芝时，其也明确否认原告通过其向被告交货。故原告主张本案中通过银祥公司向被告交货，证据不足。
另原告称其虽与被告没有直接发生交付的行为，但其是从上游购进，下游卖出，本案中煤炭直接供给了终端用户，原告只是交付之中的一个环节，交付证据应在终端用户处。经审查，从原、被告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来看，2011年5月2日合同中约定的交提货方式为出矿交货；2012年9月10日合同中约定的交提货方式为供方负责按需方指定地点送到，运输费用由需方承担，以供方电子磅数量为准，双方派人监磅。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与上述原告陈述交付方式并不一致,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对交付方式进行了变更。按原告所述，与被告发生煤炭交易并非一次，而是多次，金额达上千万元。但本案中原告作为公司法人，记账依据仅是其单方制作的销售核算单，无一份被告方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单据及其他资料来证实向被告交货的事实。且被告明确否认与原告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更未从原告处收到煤炭。本院依据原告申请调取了相关证据，亦看不出交付的证据。故按证据规则的规定，应由原告承担其向被告交货的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本案，原告主张与被告的标的额为14,149,530.4元，被告实际付款12,288,030.9元，剩余1,861,499.5元即原告主张被告欠款的数额。即使被告认可所付款项的交易真实，对差额部分也即本案原告诉讼请求所主张被告欠其煤款的数额，在被告不认可的情况下，原告仍应举证证实双方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及向被告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故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认定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其所主张被告欠其煤款数额（1,861,499.5元）的标的物。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汉源公司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被告穗鸿公司主张权利。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根据上述规定，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前提是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而本案中，原告汉源公司依据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证明其向被告穗鸿公司已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但被告穗鸿公司明确否认收到该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开列的货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按照上述解释的规定，原告汉源公司还应提供其他证据来证实其向被告穗鸿公司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但从本案的现有证据来看，原告汉源公司主张被告穗鸿公司欠其煤款数额的依据，是以其给穗鸿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总数额减去穗鸿公司给其付款的总数额，得出本案的欠款数额，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一般纳税人经营活动中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凭证，是记载商品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的财务收支凭证，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是购货方据以抵扣税款的法定凭证，是税收机关计收税金和扣减税额的重要凭证。虽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增值税暂行条例》赋予出卖人的义务，但当事人是否基于真实交易依法开具和抵扣与是否交付标的物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前者受税法规制，后者受《合同法》调整。在现实的商业交易活动中，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间有随意性，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与收取标的物或者支付货款没有次序。既存在“先付款、再开具发票”的情形，也存在“先开具发票、再付款”的情形，甚至存在代开发票的情形。不论买受人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还是出卖人有证据证明买受人已经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都不能完整地、排他地证明出卖人已经将标的物交付于买受人。证明交易的完整性还应考虑增值税专用发票流转的合法性、资金流向及货物流转的真实性等因素。故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交付标的物的依据，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欠款数额的依据。就本案而言，虽然原告汉源公司向被告穗鸿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汉源公司亦持有被告穗鸿公司向其付款的凭证，但并不能仅凭此来证明双方必然存在货物流转的真实性，还应以实际交付买卖标的物作为欠其货款的依据。故原告汉源公司请求被告穗鸿公司支付尚欠煤款1,861,499.5元及相应利息，在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显然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汉源公司的主张虽亦有合理因素存在，但在第三人明确否认，且其无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仍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原、被告分歧较大，本案未能进行调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湖北汉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554元，由原告汉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金额及《诉讼法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农行襄阳万山支行，户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56。上诉人也可将上诉案件受理费交到本院或直接到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交费。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陈 涛
审判员 刘红英
审判员 邱德汉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