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739号
原告苏杰艳。
委托代理人郑志，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本军，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乔善波。
委托代理人张洋。
原告苏杰艳为与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2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余本军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张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丈夫张某某系中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渔工，2011年5月12日被派往台湾籍“新裕发11号”渔船作业，并向被告投保了大陆渔船船员综合保险。同年12月16日，张某某与同船船员陈某某发生口角，后陈某某将张某某刺成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在境外工作期间因意外事故死亡的，保险人即被告须承担人民币50万元的死亡保险赔偿金，原告是张某某指定的唯一受益人。然原告向被告提出索赔后，被告未予赔付。为此，请求判令：1、被告赔付原告保险赔偿金50万元；2、被告承担原告前期律师费用5，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通过张某某解剖报告，张某某是在醉酒期间发生事故，属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为此，请求判决不予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质证意见和本院认证如下：
1、苏杰艳、张某某（已故）的户口本信息，2、苏杰艳与张某某的结婚证，证明原告与张某某系夫妻关系；3、张某某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张某某的死亡情况；4、中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张某某死亡的证明，证明张某某被陈某某酒后刺成重伤，后抢救无效死亡；5、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检察署法务部法医研究所解剖报告书，证明张某某的死亡原因系被他人利器刺伤，并非酗酒或酒精中毒；6、台湾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决书，证明张某某的死亡原因系意外，不存在斗殴情形，亦非酗酒造成；7、上海坤金泉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证明张某某作为被保险人与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被告负有保险赔偿责任；8、理赔情况说明书及理赔决定通知书，证明被告认可张某某的被保险人身份，但拒绝承认事故属于保险赔偿责任范围或拖延赔付；9、投保及指定受益人确认书，证明原告为唯一合法的保险金请求权人。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确认，除证据7外，对其他证据的证明力没有异议。被告对证据5、6的内容没有异议，但认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刺死，间接原因是醉酒，醉酒导致了斗殴和加害。对证据7，被告认为涉案事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被告不应负责。
本院认证认为，被告对原告证据1-9的证明效力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被告是否免除保险责任，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质证意见和本院认证如下：
1、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证明醉酒标准判定依据，保险事故发生于被保险人醉酒期间；2、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佑专家人身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责任条款，证明被告根据其中1.3条，被保险人在醉酒期间发生事故，被告不负赔偿责任。
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标准是针对车辆驾驶的，不适用本案。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条款应解释为醉酒直接造成死亡的，保险人才不承担责任，但本案张某某的直接死亡原因是刺死，而不是醉酒，被告应承担保险责任。且被告未将福佑专家人身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责任条款向投保人告知，应属无效条款。
本院认证认为，原告对证据1、2的证据效力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虽然针对车辆驾驶人员，但可以作为醉酒标准的参考，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2是否能证明被告可以免除保险责任，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根据认定的证据，并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张某某，男，197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生前系中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渔工，与原告苏杰艳系夫妻关系。
2011年5月，张某某被中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派往台湾籍“新裕发11号”渔船上工作，同时，张某某也加入了由上海坤金泉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投保人向被告投保的大陆渔船船员综合保险。
在上海坤金泉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协议中约定：“第一条，本协议内容是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守护专家意外医疗（推广版）团体医疗保险》、《守护专家住院费用团体医疗保险》、《关爱专家短期重疾（推荐版）团体疾病保险》条款内容的补充书面文件。本协议内容与上述保险条款内容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第五条，保险责任，详见附件2《大陆渔船船员综合保险方案》。”“第十四条，本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间为三十六个月，自2011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13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本协议有效期间同保险合作期间。”该保险协议包含四个附件。其中，附件2《大陆渔船船员综合保险方案（近海）》第1条保险责任中明确，被保险人在境外工作期间（含台湾、澳门、香港地区）因意外事故死亡（含宣告死亡）的，保险人须赔偿人民币50万元／人。第3条共同除外责任第（1）项约定：对于被保险大陆渔船船员以下行为导致的死亡或残疾，保险公司作为共同除外责任特别标注：大陆渔船船员个人的故意、违规及违法等行为，如酗酒、斗殴、逃脱、偷渡、自杀或自加伤害等。
2011年5月12日，张某某签署了投保及指定受益人确认书，确认原告为保险赔偿金唯一受益人，受益份额为100%。
2011年12月16日凌晨2时许，张某某与同船船员陈某某在停泊于台湾新北市ＸＸ区野柳渔港的“新裕发11号”渔船船舱内饮酒，酒后因细故两人发生口角争执，进而发生肢体冲突，张某某将陈某某推倒。随后，陈某某于船舱内床板旁的厨房刀架上拿起一把杀鱼刀，连续向张某某的头脸部和胸部猛刺数刀，造成张出血性休克，虽紧急送医仍不治身亡。经法医鉴定为多发性单面刀锐器刺割创致右侧腋下动脉断离出血性休克死亡，死者生前有明显饮用酒精性饮料。
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以醉酒、斗殴系保险除外责任为由拒赔。
另查明，《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条款第1.3条载明：“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1）醉酒、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庭审中，被告确认不能提供向投保人特别说明该除外责任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同纠纷，原告系被保险人指定的保险受益人，被告为保险人，原、被告间存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因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在台湾，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适用中国大陆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本院确定以中国大陆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
本案中，被保险人张某某在保险责任期间被他人意外刺伤致死，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但被告主张张某某在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属于保险除外责任，其无需承担赔付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该起保险事故并非因被保险人醉酒直接造成，其近因为他人意外加害致死，醉酒与保险事故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而在附件2《大陆渔船船员综合保险方案（近海）》第3条共同除外责任第（1）项约定中载明，对于被保险大陆渔船船员以下行为（包括酗酒）导致的死亡或残疾，保险公司作为共同除外责任特别标注，该表述可理解为酗酒行为须与保险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才能被认定为保险人的除外责任。虽然《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条款第1.3条约定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包括醉酒）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该表述可理解为醉酒与保险事故间无须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大陆渔船船员综合保险方案（近海）》作为协议附件2全文附在保险协议后，而《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条款并未附在保险协议后，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该除外条款对投保人作过特别说明，该条款可认定无效。故对被告提出被保险人张某某在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属于除外责任，保险人不应赔付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此外，张某某与陈某某系因琐事引发口角争执，并无斗殴的蓄意。陈某某在被推倒后，跑去拿刀刺人的行为出于张某某的意料，张某某被刺身亡，属于意外事故。
根据保险协议约定的保险金额，被保险人张某某因保险事故死亡，被告应赔付原告50万元。由于原、被告系合同纠纷，原告提出的律师费用请求因无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苏杰艳赔付人民币50万元；
二、对原告苏杰艳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50元，由原告苏杰艳负担人民币87.62元、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人民币8，762.38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季 刚
代理审判员 姜 昀
代理审判员 唐 沁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顾婵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