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899号
原告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公安处，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汉口火车站银墩路特1号。
法定代表人黄国祺，系该单位处长。
委托代理人屈文（特别授权代理），男，住武汉市武昌区，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
委托代理人唐杰斌（特别授权代理），男，197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
被告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小区32栋1-2室。
法定代表人熊琪，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永山（特别授权代理），男，1950年2月14日出生，回族，住武汉市江岸区，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法务室主任。
第三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号*座。
法定代表人陈明宝，系该公司主任。
委托代理人鲍伟（一般授权代理），男，武汉卓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瑾（一般授权代理），男，武汉卓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诉被告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由审判员施佑莉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王强、任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的委托代理人屈文、唐杰斌，被告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永山、第三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委托代理人苏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诉称，2007年1月6日，我处与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发置业”）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振发置业拆除我处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二七路81号的房屋，补偿我处人民币3，580，547元。2007年2月8日，我处和振发置业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补充协议书》，约定振发置业对我处职工所占公房进行拆迁补偿工作，职工住房补偿金每户按二七片拆迁补偿政策和住户实际情况进行补偿，每平方米x（2，000元综合补偿＋770元其他补偿），振发置业依据我处开具的联系函（职工身份证明及住房面积）予以清算。2008年12月4日，振发置业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补偿职工共计848，070.20元。我处至今收到振发置业支付的拆迁补偿款3，191，369.80元，振发置业尚拖欠我处389，177.20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处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振发置业支付原告拆迁款389，177.20元；2、本次诉讼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振发置业承担。
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武汉市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与被告振发置业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以及《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补充协议书》（出示复印件），证明振发置业对我处职工所占公房进行拆迁补偿工作，职工住房补偿金每户按二七片拆迁补偿政策和住户实际情况进行补偿，每平方米2，770元（2，000元综合补偿＋770元其他补偿），振发置业依据我处开具的联系函（职工身份证明及住房面积）予以清算。
证据二、《情况说明》，附《武铁消防队拆迁补偿费支付情况》（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武汉铁路公安处与振发置业协商由振发置业代武汉铁路公安处处理武汉铁路公安处下属职工的清退工作，双方为此签订了补充协议；同时证明振发置业已向武汉铁路公安处下属武铁消防队拆迁房屋院内居住职工补偿了848，070.20元。
证据三、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出具的《催款函》（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2015年8月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向被告振发置业催款的事实。
被告振发置业辩称，我司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均无异议，我们是受第三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委托进行代办拆迁，双方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被委托人的代理行为由委托人承担责任。2007年1月6日，我司与武汉市铁路公安处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补偿公安处的金额是3，580，547元，2007年2月8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变更了原来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对第三条第七款的内容进行变更，将原来约定的“乙方（铁路公安处）职工所占公房由乙方自行结算清退”变更为“乙方职工所占公房由甲方进行拆迁补偿，补偿费用在乙方拆迁费用中抵扣”，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对乙方职工每户住房的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共计2770元，按约定费用，从乙方拆迁费中抵扣，一共7户拆迁户，拆迁无法进行按补充协议约定改变拆迁对象，4户退休职工房增加了远年（历史上形成的违章建筑）的面积，即为起诉部分的金额，这个远年的面积是跟第三人协商后同意的，在审计过程中，由于第三人人员变动手续没有及时补齐，所以第三人没有支付4户的远年拆迁补偿款，应由我们与第三人承担这个费用。
被告振发置业为支持其抗辩观点，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振发置业与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供应中心签订的《协议书》，证明振发置业是受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供应中心委托代办拆迁，拆迁中相应责任由武汉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承担。
证据二、振发置业与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供应中心签订的授权书，证明振发置业是受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供应中心委托代办拆迁，拆迁中相应责任由武汉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承担。
第三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辩称：1、原告宣读的起诉状所载诉讼请求范围中，并未要求第三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我们的答辩配合法院查明相应的案件事实。我们只收到了民事起诉状及传票，并未收到相应的证据，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2、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委托拆迁法律关系与本案诉争的代理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当与本案一并审理；3、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委托拆迁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第三人已经向被告就本案诉争的拆迁房屋支付了全部的拆迁补偿费用，第三人不应再依据与被告之间的委托拆迁协议承担法律责任；4、我们认为原告诉请的主张，应由被告和原告共同承担，根据被告答辩所陈述事实，在被告与原告于2007年签订房屋补偿拆迁协议书之后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书，根据该补偿协议书的内容，是本案的原告将本应属于自身的对4户拆迁户的拆迁责任委托给了本案的被告来进行4户的拆迁，对于4户拆迁户额外的拆迁费用应当由被告和原告共同承担。5、经过查证第三人从未同意对远年面积承担补偿款，第三人只认可被告对原告进行拆迁，并未直接允许对原告的职工进行拆迁，至于原告委托被告对剩余4户进行拆迁的补偿协议书第三人不知晓，也不予认可，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原被告双方自行承担。
第三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为支持其抗辩观点，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供应中心与振发置业签订的《协议书》（出示复印件），证明振发置业是受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供应中心委托代办拆迁，拆迁中的具体事宜须由双方协商一致。
证据二、项目资金申请表（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就原告拆迁范围内的补偿款已结清，项目资金申请表上的铁路消防队系本案的原告。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提交的证据，被告振发置业均无异议；第三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该份证据中的补充协议书，没有在第三人处备案，第三人不知晓，鉴于被告在庭上对这份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我们对这份协议的真实性也认可。对证据二、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从情况说明中间的行文“你处与我公司协商……共七户”可以看出系原告委托被告进行职工的拆迁清退工作并且原告向被告支付了代办费并非是第三人委托被告对原告的职工进行拆迁清退。该委托系原被告之间的约定，与第三人无关。对证据三，对催款函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对被告振发置业提交的证据，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对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确实授权被告对二七片区进行拆迁，但是授权范围仅限于具有合法的房屋产权单位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据此，第三人认可本案的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但被告超出第三人授权范围之外另行接受原告的委托，对原告房屋内居住的7户职工进行拆迁的任务并非第三人授权范围，不该由第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第三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提交的证据，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被告振发置业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
对证据二，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算法有问题，远年面积的补偿不应算到原告公安处，是我们与第三人共同协商确定，商定申请两份拆迁补偿，其中一份是针对合法的建筑面积的拆迁补偿，还有一份是针对远年面积的拆迁补偿。根据我们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第二款约定，每户的补偿安置须经第三人认可，并在第三人管理人员的参与下共同完成。对于远年面积的补偿与第三人商定，我们没有书面材料，与第三人工作人员口头协商并未形成文件，但第三人审计已认可，在第三人档案中有材料。
对本案原、被告以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被告在庭审中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且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内容真实，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被告以及第三人提交的《协议书》，各方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份证据予以采信。对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项目资金申请表》，各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内容真实，本院对此份证据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3年8月12日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与武汉振发置业有限公司签定《协议书》，约定振发置业接受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委托，作为江岸区二七片旧城改造工程房屋拆迁的拆迁人，具体实施房屋拆迁安置工作，并签定了授权委托书。2007年1月6日振发置业与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铁路公安处签定《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由振发置业拆除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位于江岸区二七街二七路81号房屋（位于二七片旧城改造红线范围内），并向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进行货币补偿，双方约定补偿总额为3，580，547元，同时约定武汉铁路公安处职工所占公房由武汉铁路公安处自行结算清退。合同签定后，因拆迁房屋内居住武汉铁路公安处下属单位武铁消防队职工，对拆迁补偿面积有异议，清退工作无法完成。2007年2月8日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与振发置业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补充协议书》，对《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第七款的内容进行变更，将原来约定的“乙方（铁路公安处）职工所占公房由乙方自行结算清退”变更为“乙方职工所占公房由甲方（振发置业）进行拆迁补偿工作（补偿费用在乙方拆迁费用中抵扣）”，改由武汉铁路公安处委托振发置业对难以清退的七户拆迁户进行拆迁补偿工作，同时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职工住房补偿资金每户按二七片拆迁补偿政策和住户实际情况进行补偿，每平方米x（2000元的综合补偿＋770元其他补偿）。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根据乙方给职工住户开具的联系函（职工身份证明及住房面积）予以清算”。合同签定后，振发置业实施拆迁安置工作，清退了江岸区二七街二七路81号房屋内居住的武汉铁路公安处下属武铁消防队职工，共7户拆迁户，其中4户退休职工房增加了远年（历史上形成的违章建筑）的面积，共计支付了848，070.20元拆迁补偿款。2008年12月4日振发置业向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出具了《情况说明》，并附上《武铁消防队拆迁补偿费支付情况》，告知拆迁补偿的费用支付情况。2015年8月19日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向振发置业发出《催款函》，明确经双方对往来账项进行了核对，振发置业尚拖欠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人民币389，177.20元，要求振发置业于2015年9月30日前支付上述款项。振发置业签收了上述催款函。
另查明，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就涉案房屋拆迁向振发置业支付了3，585，470元拆迁款，振发置业支付了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拆迁款3，191，369.80元。
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认为振发置业一直拖欠389，177.20元拆迁款，遂讼至本院。
审理中，因原被告双方分歧较大，故本案调解未成。
本院认为，合同应严格遵守履行。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与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签定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及《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补充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应严格遵照履行。前述合同约定涉案房屋拆迁总补偿款为3，585，470元，振发置业仅向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支付了3，191，369.80元，尚余389，177.20元拆迁款应予以支付。振发置业对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的诉请、事实和理由以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属于承认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诉讼请求，应承担向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支付389，177.20元拆迁款的付款责任。
对于振发置业提出的“在对涉案拆迁房屋内武铁消防队职工拆迁补偿安置过程中对其中4户职工增加远年面积补偿款征得了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同意，增加的远年面积部分的补偿款即本案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诉请的389，177.20元应由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承担”的主张，振发置业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同时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否认同意对远年面积承担补偿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二条的规定，由振发置业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振发置业的主张不予支持。故，对于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请求判令振发置业支付拆迁补偿款389，177.2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支付拆迁补偿款389，177.20元；
二、驳回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如逾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138元，由被告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因案件受理费已由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预交本院，故被告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案件受理费直接支付给原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施佑莉
人民陪审员 任 频
人民陪审员 王 强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宋琼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