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3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连华，女，197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范建明，男，196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系胡连华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余家头社区。
法定代表人：郑大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畏，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梦婕，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连华因与被上诉人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2）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连华委托代理人范建明，被上诉人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吴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胡连华系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数为1638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家头集团）成立于l994年，原系洪山区和平乡余家头村（以下简称余家头村）集体经济组织。1997年12月，经湖北省体改委批准，该公司与湖北襄汉铁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合并后的公司总股本为11008.9万股，其中法人股8983.9万股，占81.6%，个人股2025万股，占l8.4%，余家头村为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达75.43%。2003年6月，经股权变更转让后，公司股东变更为五个法人股东和职工股，五个法人股股东为余家头村8303万股，占75.4%，武汉市金鑫家私有限公司200万股，武汉新世纪房地产公司注册资金140万股，上海大众汽车长江销售公司注册资金200万股，武汉和平科技集团公司注册资金140万股。2025万股的职工股由余家头集团工会持有。上述五个法人股股东中，除余家头村外，其余四个仅为名誉股东，非余家头集团的实际股东。2004年9月10日，中共武汉市委、市政府下发武发（2004）13号《关于积极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同年11月10日，武汉市洪山区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领导小组转发《洪山区“城中村”综合改造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洪村改组发（2004）2号）。上述两份文件要求通过股份制改造，对“城中村”进行改制，撤销村民委员会，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对村集体经营性净资产适当扣除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管理资金后，原则上全部作为股权量化的资产，除不能量化的部分资产外，所有资产全部量化到人。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股份制改造，组建（改登）新的经济实体，村民作为股东持股公司。余家头村作为综合改造试点村，根据上述文件要求于2004年至2005年实施“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2005年1月20日，受余家头村委托，武汉洪发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就余家头集团所占资产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武洪评报字（2005）第001号《评估报告书》，用于企业改制。该报告认为，截止2005年5月31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余家头村的市场价值为15009.66万元。2005年7月16日，《余家头村集体资产量化方案》（以下简称《量化方案》）经全村村民记名表决并通过。2005年12月12日经洪山区和平乡人民政府批复（和政（2005）52号）同意实施。根据《量化方案》第五条规定，资产净值的70.5%，即10581万元（资产净值l5009.66万元×70.5%）量化为村民股金，其余29.5%的净资产作为福利用于补偿村l-16岁人员股份；征地、政策性支工人员一次性经济补偿；公司发展激励、退休股金补偿；干部任职补助；未持股人员保险金；未持股退休人员、乡办企业退休人员去世后抚恤金支付等。余家头村全体村民与余家头集团于2005年12月分别签订《持股协议书》，将上述全部资产（包括量化到村民的资产及用于各项福利的资产）整体流转到余家头集团，并在公司名称、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组建新的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量化方案》，按每股l元的面值计算，至2006年元月，量化到村民的股份为10581万股，股民人数为1138人。2006年7月16日，余家头集团出台了《股东代表选举办法》，该办法确定公司的股东代表为33名，除公司4名董事、3名监事已在前期选举产生外，此次新选举产生26名股东代表。次日，该公司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26名股东代表，胡连华当选为此届股东代表。2006年11月15日，余家头集团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并将该《章程》提交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章程》第20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行使职权．．．…．（二）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及亏损弥补方案；（八）决定需由股东代表大会作出决议的其他事项。”
2007年11月8日，改制后的余家头集团为方便办理股权转让、营业执照年审，根据工商局建议，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在不变更注册资本金的情况下，由郑大成等20人代表全体股民持有余家头集团11008万元的股份。为此，余家头集团与郑大成等20人于2007年11月8日签订了《协议书》，对上述代持股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了办理股东变更转让手续。但截止2010年12月14日，余家头集团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仍为余家头村委会等六个单位，而非郑大成等20个自然人股东。
2009年8月6日，余家头集团选举出第二届36名股东代表。胡连华仍被选举为该届股东代表。
2011年6月20日，余家头集团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到会的股东代表25人，占股东代表（34人）73.52%，通过表决，24人同意董事会、监事会提出的《关于股权转让及上半年分红的有关决定方案》。根据股东代表会议决定，余家头集团于2011年6月27日作出《关于股权转让及上半年分红的有关决定》（以下简称《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决定内容为“一、2011年上半年分红按股额30%进行分红，退休人员分红利4.5万元（其中：拿70%的退休人员分红利3.15万元；拿60%的退休人员分红利2.7万元；拿40%的退休人员分红利1.8万元），已转让股份（含买断退休待遇者）不享受此红利分配。二、股民（非改制股民除外）自愿申请转让全部的股份（不能部分转让股份）由公司按壹股比人民币伍元伍角收购（其中购买的股份按壹股比人民币肆元收购或者挂靠在其他股民户头上），本方案从2011年7月1日起执行至2011年11月30日止。三、退休人员死亡后的股份补偿标准从2011年7月1日起为壹拾叁万股。四、退休人员自愿申请办理买断退休待遇者，公司一次性给予股份与退休补偿人民币柒拾肆万伍仟元整，其中乡办企业人员补偿伍拾叁万零伍佰元整，原柴林头村（泥木队、服务社）退休人员补偿肆拾伍万玖仟元整，40%退休人员补偿叁拾壹万陆仟元整，以上补偿费均含今后安葬费叁万元。五、非改制股民（即改制时给予经济补助的人员，购买股权新登记立户的世住户及子女）自愿申请转让全部的股份由公司按壹比人民币肆元收购。六、外来购股人员的股份由公司按壹比人民币肆元收购，并于2011年7月15日前到财务室办理兑现事宜（含上半年分红股金），本公司将兑现股金转到其户主银行卡内后，所持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证作废。七、在职公司、社区工作人员不得转让股份。八、股民将股份全部转让或退休人员买断退休待遇之日起，不再是本公司股民（退休人员），不再享有公司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再享有股民（退休人员）的一切福利待遇与红利分配、退休费等。九、以上决定从2011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该决定已得到执行，余家头集团已将相应款项发放到公司股民（退休人员）个人帐户上。余家头集团称公司用于分红、退休人员死亡的股份补偿、买断退休待遇的补偿以及收购外来购股人员的股份等，其资金均来源于“城中村”改造时二七长江大桥的征地款。另公司每年的利润在1000万元左右，主要来源是房屋出租、市场经营。决定作出以后，胡连华认为决定违反了法律规定，遂于2011年8月1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胡连华在原审诉称：胡连华系余家头集团的股东。持股数为163800股，每股金额l元。余家头集团于2011年6月20日在陕西省西安市旅游区召开所谓的“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了2011年6月15日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关于股权转让及上半年分红的有关决议草案》，并在返汉后，于2011年6月27日形成公司意思，作出《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胡连华认为，第一，该决定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但余家头集团并未举行股东大会，却由“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侵害了股东的法定权利，有违股份公司的资本多数决原则，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股东大会为股份有限公司必须设立的机关，是公司的最高意思决定机关，也是股东主张权利的最重要的场所。余家头集团章程规定的所谓“代表大会”没有股东委托授权作出决议，因此上述决定不具备法律效力。第二，该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首先，公司盈利是公司红利的前提和基础，而余家头集团在2011年度上半年分红事项中，没有说明盈亏详情，缺乏相关的财务报告证明公司是否有利润，分红的依据不足；其次，余家头集团在不具备法定的情形下，作出回购本公司股份的决定，违反了公司法规定，故该项决定应当无效；再次，余家头集团作出的关于退休人员死亡后股份补偿标准为130000股的决定，将会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或减少，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原则；
综上，余家头集团上述决定的内容违反法律法规，侵害了胡连华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对余家头集团决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确认余家头集团2011年6月27日作出的《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无效。
余家头集团在原审辩称：一、余家头村是2004年至2005年根据武汉市委、市政府关于“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进行改制的，主要内容是撤销建制村组建社区居委会，村民身份改为居民，同时将村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村民作为股民持股公司，公司进行重新登记。截止2005年5月31日，经评估，余家头村净资产为15009.66万元。根据经村民大会投票通过的改制量化方案，截止2006年1月，量化股份10581万股（每股一元），股民869人，退休人员269人，共计1138人。改制后，余家头集团仍然沿用原名称，注册资本不变，仍为11008万元。以上过程均经过村民大会投票表决，经过上级部门批准，合法有效。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持股人员共计股份9081.48万股（含退休人员去世后的继承股），比量化时股份减少1499.52万股；股民788人（历年共计减少持股人员81人），退休人员211人（历年共计减少58人）。现有股民999人，将退休人员折算股份为2755.5万股。至2012年1月，全体股民含退休人员持股合计11836.98万股。二、《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的制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中共武昌区委武昌党字（2009）19号文的规定，且经过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合法有效。依据公司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为发起人。但根据“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村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个人以量化资产持股公司，余家头村的股民有1100多人，无法进行工商登记。为此，经与工商登记部门协商，由余家头集团指定20人作为发起人持股公司，进行工商登记，但实际持股人及持股额则按照资产量化方案确认。2006年7月18日，根据股东代表选举办法，全体股民经投票选举产生26名股东代表，加上此前选举的董事会成员4人、监事会成员3人，股东代表合计33人。2009年8月6日，经选举产生第二届股东代表36人，后减少为34人。2011年6月20日，余家头集团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应到股东代表34人，实到25人，经表决24人同意通过了《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另根据2009年10月20日中共武昌区委、武昌区政府下发的武昌党字（2009）19号文，“城中村”改造过渡期内，对土地的处理、房产处置、资产转移和处理、重大投资和借款、产业调整、项目开发等经济活动要报街道办事处批准。需经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要提交股东代表大会。因此，余家头集团按照公司章程及上述指导意见，经由董事会、监事会研究通过，并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对属于股东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表决通过，作出《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该决定的制定程序符合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具体到《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的内容，余家头集团用于分红、退休人员死亡的股份补偿、买断退休待遇的补偿以及收购外来购股人员的股份等，其资金均来源于“城中村”改造时二七大桥的征地款，而且《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土地因国家建设被征用所得的补偿款同样要分配给农民。此外，以征地补偿收入收购外来人员股份，收回股份的收益实际上也是由现有股民按所持股额的比例拥有。综上，以上决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胡连华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原审庭审中，针对胡连华在诉状中就《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所提出的四个问题，原审分别向余家头集团进行了询问，要求余家头集团就胡连华所提出的问题作出解释。一是关于《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是由股东代表大会作出而非由股东大会作出是否违反公司法的问题。余家头集团认为，公司改制前登记的股东只有六个，形式上没有自然人股东。改制后在工商局备案的股东变更为20个自然人股东，但公司实际股东是包括胡连华在内的原余家头村1000多村民。公司法虽然没有规定股东代表大会，但股东代表是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大会代表了全体股东的意志，全体股东同意股东代表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故即使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东代表大会，但并不影响股东代表大会行使权利。二是关于红利分配的问题。余家头集团认为，分红款项来源于征地拆迁款，非来源于公司利润；胡连华作为股东也参与了分红，分红方案未损害胡连华的利益。三是股权回购是否违反公司法的问题。余家头集团认为，公司决定回购的对象主要是外来人员（即村民以外的人员）所持有的股权，原村民转让股权的，公司也可以回购，回购的目的是减少股本金，《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已明确所回购的股本作废（即注销）。四是关于退休人员死亡后股份补偿的问题。余家头集团认为，在进行“城中村”改造时，余家头村的改造并不彻底，当年进行资产量化时，只将70.5%的资产量化给了村民，还有29.5%的资产仍属原村集体资产，因村被撤销，改制后的居委会属社区性质，不能管理这笔资产，故这笔资产由公司代管，经股东代表大会决定，这笔资产可以是用于处理包括对退休人员死亡后的股份补偿等事项。
原审法院认为：余家头集团系武汉市在推进“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通过对余家头村进行改造，将村集体财产量化到村民个人名下，对原村属企业进行资产重组衍变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改造，每个村民根据自己的农龄、村龄相应获得数额不等的股份，并由村民身份变更为股民身份。余家头村在改造过程中，除将70.5%的集体资产通过量化以股份的形式分配到每个村民外，另为保障村未成年人、征地政策性支工人员、未持股的退休人员、原乡办企业退休人员福利开支（包括死亡后的补偿等）及村干部补助支出，将其余29.5%的资产未进行量化分配，但将该部分资产连同量化给村民的资产一并流转到余家头集团经营管理。该事实表明，余家头集团虽然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但改制并不彻底，其资产的组合形式即表明该公司带有集体经济成份。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机制这一问题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应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众多，余家头集团在册的股东即有l000多人，每个股东不可能都以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利，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的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因余家头集团存在改制上的不彻底，加之公司股东人数众多，故在改制之初，确立了股东代表制度，由全体股东委托股东代表行使股东权利，同时也代表原全体村民对29.5%非量化资产行使管理权利，其后制定的公司《章程》第二十条对该项制度予以确认，该项制度的设立虽不规范，但实质上是参照《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执行，与《公司法》第九十九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的规定并不相冲突。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条的规定，股东代表大会有权对公司利润分配、亏损弥补方案及其他授权范围的事项进行决策的权利，余家头集团作出《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系经股东代表大会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所作决定合法有效。胡连华提出余家头集团以“股东代表大会”替代股东大会所作决定无效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不予支持。
关于《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相关内容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审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公司的税后利润应当先用于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然后才能分配给公司的股东，其立法目的意在保持公司资本的稳定性，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本案原告胡连华系公司股东，非公司债权人，其作为公司股东也获得了相应的分红利益，分红方案并未损害其利益，故胡连华无权就该问题提出主张；关于股份回购问题，《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公司不得回购本公司的股份，但有例外情形，对此原告胡连华也予认可。《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确定公司在股民自愿转让公司全部股份的情况下，公司可以按相对固定价格予以回购，外来人员股份由公司按照固定价格回购，所持股权证作废（即注销）。该决定明确了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目的是为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该决定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故对胡连华的该项主张，原审不予支持；关于公司给予退休人员福利待遇问题，如前所述，余家头集团股东仅占有该公司70.5%的资产，该公司中还有29.5%的资产非为股东所有，余家头村在2005年制定资产量化方案时，确定该部分资产用作包括退休人员在内的相关人员相应福利保障，决定中关于重新确定退休人员死亡后股份补偿标准是对该部分资产进行处分的原则规定，不涉及股东利益，对该问题，胡连华也无权提出主张。
综上所述，余家头集团所作《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合法有效，胡连华要求确认该决定无效的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原审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胡连华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胡连华承担。
胡连华不服以上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公司决定通过的程序违法。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是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故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应当由股东大会通过才是合法决定，股东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显然不合法。一审判决以余家头集团人数众多，每个股东不可能都参加股东大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及余家头集团改制不彻底等为理由，认定股东代表制度不违反法律规定，理由违法荒谬。其次，余家头集团于2006年已改制完毕，一审将5年以后的余家头集团仍称之为“改制之初”，不符合事实。第三，余家头集团提交的证据证明，余家头集团股东代表是由股东按人头的多少而选举产生的，每位股东必须推选股东代表，由股东代表代股东行使权利，无授权委托书，非股东代表无权参加股东代表大会，行使公司决策权，一次选举，三年有效。该代表制度与《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股东代理”制度完全不符。余家头集团的股东代表制度严重侵害了公司96%的股东权利，与《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严重相冲突。另外，2013年9月l0日，在本案第二次开庭时，湖北省工商局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证明股东代表大会制度是违法的。所以，由违法机构通过的决定当然也是无效的。一审判决对此作出了有效认定是完全错误的。
二、公司决定内容不合法。（一）公司在分红前未依法纳税，未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所以，大会决定2011年上半年按股额30%进行分红违法，同时，一审判决认定胡连华非债权人，无权就该问题提出主张，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是：1.《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未就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的主体资格作出限定，况且胡连华还是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对公司决议是否合法的主张权。2.公司提取法定公积金，只是为了防范经营亏损风险和为公司发展准备财力，而不是为了保持资本的稳定性，维护债权人的利益。3.未纳税之前的分配利润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利益，违反了《税收征管法》规定。4.大会决定第一条规定“退休人员分红利，依拿100%、70%、60%、40%的不同，其红利分别为4.5万元、3.15万元、2.7万元、1.8万元”是违法的。根据《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只有股东才享有分红权，不是股东的公司员工不享有分红权。原审对此却未作出是否支持的意见。（二）大会决定第二条规定：股民（非改制股民除外）自愿申请转让全部股份时，由公司按1股比人民币5.5元收购。决定第五条规定：非改制股民自愿申请转让全部的股份由公司按1比人民币4元收购。决定第六条规定：外来购股人员的股份由公司按1股比人民币4元收购。以上三条明显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且以上收购行为不具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应认定为违法。一审判决谎称胡连华也认可股权回购属法定例外情形，但事实上胡连华未予认可。一审判决还认定，对外来人员股份的回购是为了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胡连华认为以上认定无任何证据支持，公司的注册资本自2006年重新登记以来至今从未减少。（三）决定第三条规定：退休人员死亡后的补偿标准从2011年7月1日起为13万股。第四条规定：退休人员自愿申请办理买断退休待遇者，公司一次性给予股份与退休补偿人民币74.5万元整。胡连华认为无论是具有股东身份的退休人员，还是不具有股东身份的员工已退休人员，根据劳动法规定，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劳动者死亡后，其遗属享受遗属津贴。职工在退休前，余家头集团应根据规定，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其退休后死亡时，应由社会保障机构为其支付死亡抚恤金。公司以股权方式为其支付死亡后的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另外退休人员依然还健在，却先由公司支付死亡抚恤金、安葬费，这种做法既违法又不合常理。关于决定第三、四条股东能否进行主张问题。胡连华认为即便29.5%资产不属于公司所有，属于安置退休人员专项资金，也只能专款专用，公司只是代管者，只能针对确定的保障对象，按规定的标准，发放各项保障费用。公司支付以上费用完全不应当涉及到公司的自有资金和股权。因此，公司作出补偿74.5万元整的规定，明显涉及到了公司的根本利益，股东当然有权对该决定提出质疑主张。（四）决定第七条规定：在职公司、社区工作人员不得转让股份。这一规定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该条款规定，只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所以，决定第七条规定违法。（五）未进行量化分配的29.5%的资产流转到余家头集团后，未纳入公司的注册资本，余家头集团只是该资产的代管者，不是所有者，所以无权对该资产进行经营；余家头集团将以上资产纳入经营，不影响其股份有限公司属性，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公司的股份仅由单一的自然人投资所组成，不带有集体经济成份。一审判决以29.5%资产连同量化资产一并流转到余家头集团经营管理为由，认定余家头集团改制不彻底，公司带有集体经济成份是错误的。另外，一审判决认定：“根据工商局建议在不变更注册资本金的情况下，由郑大成等20人代表全体股民持有余家头集团11008万元的股份”，其中“工商局建议”只是余家头集团的陈述，并无证据支持。
三、一审程序违法，判决所依据的事实（证据）缺乏认证过程，导致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本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向法庭提交了数份证据材料，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举证和质证，但法庭未当庭对证据作出认定。判决书中完全没有举证、质证以及法庭对证据认证的记载，所以，只能视为法庭对所有的证据都未予以认证，显然，一审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另外，本案一审审理超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关于审限的规定。
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适用的《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不仅不能证明余家头集团所作的决定合法，反而证明其决定违法无效。
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余家头集团辩称：一、余家头村在2004年至2005年，根据武汉市委、市政府关于“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进行改制，主要内容是撤销建制村组建社区居委会，村民身份改为居民，同时将村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村民作为股民持股公司，公司进行重新登记。改制后，余家头集团仍然沿用原名称，注册资本不变，仍为ll008万元。以上过程均经过村民大会投票表决，经过上级部门批准，合法有效。《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的制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中共武昌区委武昌党字（2009）19号文的规定，且经过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合法有效。
二、依据《公司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为发起人。但根据“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村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个人以量化资产持股公司，余家头村的股民有1100多人，无法进行工商登记。为此，经与工商登记部门协商，由余家头集团指定20人作为发起人持股公司，进行工商登记，但实际持股人及持股额则按照资产量化方案确认。2009年8月6日，经选举产生第二届股东代表36人，后减少为34人。2011年6月20日，余家头集团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应到股东代表34人，实到25人，经表决24人同意通过了《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另根据武昌党字（2009）19号文，城中村改造过渡期内，对土地的处理、房产处置、资产转移和处理、重大投资和借款、产业调整、项目开发等经济活动要报街道办事处批准。需经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要提交股东代表大会。因此，余家头集团按照公司章程及上述指导意见，作出《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该决定的制定程序符合规定，内容合法有效。余家头集团用于分红、退休人员死亡的股份补偿、买断退休待遇的补偿以及收购外来购股人员的股份等，其资金均来源于“城中村”改造时二七大桥的征地款。农民集体土地因国家建设被征用所得的补偿款同样要分配给农民。此外，以征地补偿收入收购外来人员股份，收回股份的收益实际上也是由现有股民按所持股额的比例拥有。本案并不能单纯的按照公司法来处理，公司最后经过决议每三百万股选举一个人作为代表，胡连华就是300万股的代表。
三、余家头集团收入不是经营收入，而是原来卖地的收入，胡连华是清楚的，所以缴纳公积金、纳税等是不适用的，胡连华作为股东也参与了分红，所以胡连华的上诉请求是不能成立的。
四、股份回购目的是为了将原流失的股份即不是原村民的股份收回来，以提高村民的利益，股东代表大会表决时，除胡连华不同意外，其他股东代表都是同意的。另外，退休的方案是在改制的时候同意的，与劳动法和其他法律没有关系。
综上，胡连华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
一、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对“城中村”要求通过股份制改造，将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改制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分配方式的经济实体，达到明晰集体资产权属，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促进改制后经济实体的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文件还提出改制中必须进行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对集体经营性净资产适当扣除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管理资金后，原则上全部作为股权量化的资产。改造可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将村民农业户口变更登记为城市居民户口。逐步将村改居人员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文件还提出“城中村”改造建设完毕之前，其社区内的各项管理经费，除市、区已明确责任的以外，仍然由改制后集体经济实体支付。
二、中共武昌区委、武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城中村综合改造过渡期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城中村”过渡期作出了明确规定。按文件规定，过渡期是指自综合改造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后成立公司（集团）之日起至综合改造工作基本完成。过渡期终结的标准是：村委会已依法撤销，村改居人员纳入社区居委会管理；规划确定的产业用地、还建用地、开发用地依法转为国有建设用地；规划控制用地全部依法被征用；原村集体资产全部依法转移到改制公司；村湾改造基本完成，村民还建基本落实到位；原村集体遗留问题基本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基本达到公司法的要求。文件还规定：城中村改造完成前的过渡期，城中村经济组织（村委会）要承担相应的社会管理职责。城中村经济组织和村委会对土地的处理、房产处置、资产转移和处理、重大投资和借款、产业调整、项目开发等经济活动要报街道办事处批准。需经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要提交股东代表大会。城中村经济组织和村委会（社区）负责对村湾社区建设、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经费的投入，参照原洪山区管理的标准。
三、2011年3月25日，余家头集团向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书面说明，内容是：“根据市政府文件精神，因“城中村”改制工作需要，原村委会全部取消，原村民变为股民，换汤未换药，原武汉市洪山区余家头村民委员会资产，债权债务等全部转入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原村委会1100名村民变成股民，原余家头村委会变成余家头社区，现成立社区的费用全部由公司拨款，原村委会土地收入和租金收入全部转入现公司名下收入，为了保持社会安定，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原村民1100多人的社会保障，生活来源，社区费用等，就2010年收入中，主要是国家征用“二七”桥土地收入，管理费用中主要是发原村民（现股民）中生活费，养老保险，老人医疗保障等费用，所以营业成本为0，见以上情况，各级领导协调及国税、地税未征收税款。报表中纳税额为0。”
四、余家头集团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公司退休人员（未持股人员）年退休金人均不低于人民币1万元，过世时，每人给予安葬费人民币1万元，股份补偿金人民币5万元，退休金、股份补偿金的增长与退休老人医疗补助，由董事会、党委、监事会研究决定。以上费用全部列入集团公司成本。
五、胡连华与余家头集团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以（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43号民事裁定书指令由原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该院于2013年1月10日、2013年9月10日两次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3年9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审理期间，原审法院依法办理了延期手续。
二审期间，当事人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案焦点：余家头集团作出的《关于股权转让及上半年分红的有关决定》（《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余家头村根据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规定，以原经济实体为基础分别改制成立了余家头集团以及社区，余家头集团承接原村及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债权债务，余家头社区负责社区服务及人员管理。从查明事实看，通过“城中村”改造，余家头村民转变为余家头集团股民，股东代表大会成为公司权力机构。余家头集团后来的股东为20名，而实际股东为全体村民。虽然湖北省工商局要求余家头集团按规定登记股东，但变更后的股东实质上还是股东代表，其表决机制与股东代表机构无本质区别。关于余家头村退休人员待遇及其负担问题，余家头集团在章程中也作了明确规定，故从上述事实看，余家头集团除在组织机构上未达到公司法标准外，还承担了退休人员养老等相关社会职能，这说明对余家头村的改造未完全达到“城中村”改造的目标和要求。根据中共武昌区委、武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城中村综合改造过渡期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余家头村所实施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应处于过渡阶段。由于过渡阶段余家头集团的治理结构未达到公司法相关要求，并且集团还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职能，故政府在促进余家头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进程中仍应起指导作用，涉及“城中村”改造的相关政策仍然适用，而这些政策对于改制也当然具有约束力。因此，对于本案争议的认定及处理除参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外，还应适用相关政府文件。
本案中，余家头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改制而成为余家头集团，由村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了股东代表大会。根据章程规定，股东代表大会为公司权力机构，虽然股东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构公司法未作明确规定，但并不代表股东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当然无效。首先公司法规定公司权力机构为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但除两种形式以外能否成立其他权力机构，公司法未作规定，其他法律也未作禁止性规定。故在相关法律未明确禁止的情况下，该股东代表大会的地位应当予以确认。余家头村民委员会于2009年7月30日制定了余家头集团第二届股东代表选举办法，参加选举的人员为全体原改制前村民，会议选举了36名股东代表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股东代表大会。仅从产生的方式看，股东代表大会即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股东在公司管理和决策中行使权利，即便是政府文件也对股东代表大会的职能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从成立的基础及其职能定位来看，股东代表大会的合法性均不应受到质疑。
余家头集团股东代表大会于2011年6月27日通过《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决定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即股东和退休人员分红，收购外来及内部人员股份，退休人员死亡的股份补偿以及买断退休待遇的补偿等。该决定是否合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判：
首先，从程序上看，余家头集团在进行表决时，参会的股东代表为25名，同意的为24名，反对1名，同意的股东代表所代表的表决额（股份额）已经超过与会代表的三分之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故表决程序及结果是合法的。
其次，余家头村进行城中村改造，参与改造的人员是确定的，从政府为“城中村”改造出台的文件看，文件适用的对象是参与“城中村”改造的村民。余家头村民在转变为股民后，则按文件规定在就业培训和城市社保方面享受了专门待遇。资产量化方案被批准以后，村集体资产量化到每一位村民，双方签订持股协议书，并由余家头集团出具股权证。而公司章程将上述股权确定为记名股权，股权证按规定不能私自转让。以上事实表明，股东身份是特定的，而股东范围也是有限制的。鉴于“城中村”改造对于股东的特殊要求，同时也为防止股权被违规转让，余家头集团在决定中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同时对已经流出的股权进行回购，余家头集团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对比“城中村”改制文件，决定中第二、五、六、七条规定符合相关政策。由于回购股权是政策需要，余家头集团因股权回购而造成减资，该减资行为具有正当性，因此，余家头集团回购股权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收购行为完成后，余家头集团应依法办理减资手续。
关于退休人员死亡补偿和买断退休待遇问题。本院认为，余家头村退休人员待遇问题在政府关于“城中村”改造的文件中有专门规定，文件要求：“对村集体经营性净资产适当扣除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管理资金后，原则上全部作为股权量化的资产。”余家头村在“城中村”改造时，按文件规定将其中70.5%量化到个人，另外29.5%作为社会保障及公共事业资金，用于解决未持股退休人员待遇问题。为进一步明确待遇，量化方案第七条规定：“未持股的退休人员，从本方案经过村民表决通过后年总收入不低于1万元。如果去世，集团公司给予安葬费壹万元，股金补偿不低于5万元；乡办企业退休人员按70%计算，（其中在柴林村拿生活费的原泥木队及股务社人员按40%计算）。”量化方案第八条规定上述费用等全部计入成本。余家头集团在章程第四十二条中作出了同样的规定。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给予退休人员相应待遇是余家头集团在“城中村”改造中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余家头集团持有29.5%未量化资产，为解决待遇问题提供了物质保障。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余家头集团接受该部分资产，即有义务向上述人员提供待遇。余家头村民参加社保是政策要求，余家头集团在退休人员死亡时另外给予补偿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只要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了补偿方案，该决定即可遵照实施。买断退休待遇只是养老的一种方式，其资金来源以及处理方式未突破原有的资产量化方案，法律也未作禁止性规定，故胡连华就决定第三、四条规定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分红问题。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二、五款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后，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本案中，余家头集团按股额30%发放红利，然后以管理费列支并计入公司成本。仅从账务处理看，余家头集团不存在弥补亏损、纳税以及提取公积金后进行分红的问题。争议的实质在于该笔款项列入管理费并计入成本是否违反相关规定。从改制情况看，余家头集团现处于“城中村”改造过渡期，承担着大量社会职能，集团按原来的做法继续向村民（股民）发放生活费，是集团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从款项来源来看，发放的款项均来自于武汉二七长江大桥征地拆迁款。而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并依法给予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合理补偿的妥善安置的法律行为，征收土地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补偿是土地征收的核心，最终的补偿对象还是被征地农民。本案中，余家头集团将包括武汉二七长江大桥征地拆迁款在内的款项按股额30%发放给股民，实际发放既含有征地补偿款，也包括了股民（村民）生活费，故余家头集团将其列入经营成本具有合理性。胡连华认为余家头集团在未弥补亏损、缴纳税款和提取法定公积金的情况下，向股东分红构成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余家头集团股东代表大会通过的《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合法有效，胡连华请求确认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一百六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胡连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勇
代理审判员 陈 玲
代理审判员 杨 玲
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
书 记 员 刘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