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30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海达，男，197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东，男，1978年4月5日出生，汉族，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鑫权，男，195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浙江省慈溪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尤飞君，男，196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浙江省宁海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君，男，1971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绍刚，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致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号*幢****室。
代表人：董威，该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徒建成，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锡，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辉，男，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审被告：叶松权，男，197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浙江省慈溪市。
原审被告：包亦波，男，197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浙江省慈溪市。
原审被告：张士举，男，197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四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绍刚，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致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致骋中心）、原审被告陈辉、叶松权、包亦波、张士举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7）浙0212民初6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0日进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东、郑鑫权、尤飞君及上诉人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及原审被告陈辉、叶松权、包亦波、张士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绍刚、赵飞，被上诉人致骋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徒建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上诉称：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致骋中心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致骋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案外人董威，董威又是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仕嘉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完全知道福仕嘉公司的减资决定，在减资后，致骋中心不仅未提出担保要求，还向福仕嘉公司汇款220万元，其应对自身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在减资决议中作出偿债承诺，也不能免除致骋中心的上述义务。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针对的是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况，与本案减资行为并不相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即使适用该法律，那么董威作为福仕嘉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理应承担连带责任。福仕嘉公司于2017年4月进入破产程序，一审法院直接越过破产企业而要求其股东承担付款责任，并不妥当。福仕嘉公司自成立开始，股东的出资数额多次发生变化，致骋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董威对此情况非常清楚，在福仕嘉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查明实际的股东人数和身份以及各股东认缴出资金额与实际出资金额之前，致骋中心根本没有理由如同其他债权人一样对福仕嘉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提起所谓的“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的诉讼。
致骋中心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债务金额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进行了减资行为，并承诺对减资前的债务以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为限承担责任，现福仕嘉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这些事实是由生效法律文书、工商资料认定的；二、关于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承诺对减资前的债务以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为限承担责任的有效性问题。致骋中心认为，该条约定合法有效，没有任何的法律条文认为该条款无效或可撤销。如果没有这条约定，致骋中心也不会在决议里签字，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该条约定判决股东承担补充责任是有依据的；三、关于股东减资后是否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认为法律只规定了抽逃注册资本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致骋中心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审判实践已经非常成熟了，大量的生效法律文书认为，公司减资和抽逃出资的法律后果都是造成公司对外偿债财产的减少，也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应承担相同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公司减资的行为，应当适用最高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公司破产是否影响本案审理的问题。致骋中心认为，债务人自身提起破产或者其他债权人申请破产，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能否从破产财产中获得清偿应由破产管理人作出分配，但本案致骋中心主张的是当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权人的债权时，原股东因瑕疵减资所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两者之间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同，责任性质和财产范围也不同，要求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也不会对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害。故以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为由来抗辩是不成立的。而且本案公司的破产是由股东申请的，并不是本案的债权人或致骋中心申请的，如果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的理由可以成立的话，就会造成破产公司的股东主动申请破产逃避股东义务的情况发生；五、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提出原债权确认的问题。致骋中心认为，本案是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问题，对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认的事实，在本案中不应过多的提及，也没有任何意义。关于董威，本案审理的是致骋中心与福仕嘉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董威在本案中关系不大，过多的掺杂董威，不利于本案法律关系的查明。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陈辉、叶松权、包亦波、张士举述称：同意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的上诉意见。
致骋中心以福仕嘉公司的股东减资决定损害其债权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陈辉、叶松权、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包亦波、陆君、张士举分别在120万元、180万元、180万元、240万元、210万元、1200万元、180万元、300万元、60万元减资范围内对福仕嘉公司在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4民初635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拖欠致骋中心借款本金6239000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30日，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204民初635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确认，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期间，福仕嘉公司向致骋中心多次借款，后双方经对账确认，截至2016年5月31日，福仕嘉公司尚欠致骋中心借款6239000元，故判决福仕嘉公司归还致骋中心借款本金6239000元及利息。该判决生效后，福仕嘉公司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
另认定：2013年10月30日，福仕嘉公司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2015年12月10日，福仕嘉公司作出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为2000万元，股东持股比例不变，股东承诺对公司减资前的所有债务及隐性债务以其减资前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上述股东大会决议由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及致骋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董威签字确认。
2016年5月20日，福仕嘉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为2000万元。其中，陈辉出资额由200万元减少到80万元，叶松权出资额由300万元减少到120万元，案外人曾云坤出资额由150万元减少到60万元，钱海达出资额由300万元减少到120万元，徐东出资额由400万元减少到160万元，郑鑫权出资额由350万元减少到140万元，尤飞君出资额由2000万元减少到800万元，包亦波出资额由300万元减少到120万元，案外人刘永胜出资额由100万元减少到40万元，陆君出资额由5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张士举出资额由100万元减少到40万元，案外人苏建明出资额由300万元减少到120万元。
又认定：2017年1月3日，福仕嘉公司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该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2017）浙02破申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福仕嘉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目前，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涉案中，福仕嘉公司于2015年12月10日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致骋中心作为债权人安排其执行事务合伙人董威在当天列席并在该股东大会决议中签字确认，实际致骋中心已知晓福仕嘉公司减资事宜，但其并未按上述公司法的规定在三十日内要求福仕嘉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应视作放弃相应的权利。但是，到会的股东即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在该份股东大会决议中自行承诺“对公司减资前的所有债务及隐性债务以其减资前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故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应按照承诺对福仕嘉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司法解释规定了抽逃出资的股东对于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抽逃出资与公司减资的法律后果均是造成公司对外偿债财产的减少，应承担相同的法律后果，故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应在各自减资范围内向债权人致骋中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陈辉、叶松权、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包亦波、陆君、张士举辩称福仕嘉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应在破产处理完毕以后再行处理本案，该院认为，该辩解意见并无法律依据，且公司破产程序的进行并不影响违规减资的股东对公司外部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分别在减少出资180万元、240万元、210万元、1200万元、300万元的范围内对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4民初6359号民事判决中确定的福仕嘉公司拖欠致骋中心的借款本金6239000元及相应利息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致骋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7544元，减半收取28772元，由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负担。
二审中，致骋中心、陈辉、叶松权、包亦波、张士举未向本院提供证据。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福仕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表决票1份，拟证明作为致骋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董威在2016年5月18日仍然认为致骋中心汇往福仕嘉公司的6239000元款项并非借款，而是致骋中心对福仕嘉公司的投资款。经质证，致骋中心认为该笔款项性质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故上述证据跟本案无关联性，应不予认定。陈辉、叶松权、包亦波、张士举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致骋中心汇给福仕嘉公司的款项6239000元性质已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借款，该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2.致骋中心致福仕嘉公司的询证函1份，证明致骋中心在其与福仕嘉公司借款纠纷一案[即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4民初6359号]中提交的《询证函》落款日期是2016年5月31日，该函显示致骋中心与福仕嘉公司都认为6239000元款项属于借款，这与事实不符，也与致骋中心的真实观点相矛盾，《询证函》实为伪造。经质证，致骋中心对该询证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足以证实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拟证明的事实，应不予认定。陈辉、叶松权、包亦波、张士举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询证函的真实性已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不足以证实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拟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认定。3.福仕嘉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记账凭证（复印件）各1份，现金缴款单2份，证明董威不仅是致骋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也是福仕嘉公司总经理、董事，同时也是福仕嘉公司的股东。经质证，致骋中心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难以认定，且董威的身份与本案无关联性。陈辉、叶松权、包亦波、张士举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4.致骋中心制作的借贷案件利息计算清单1份，拟证明2015年12月10日福仕嘉公司股东大会已经正式作出决议，决定将福仕嘉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至2000万元，致骋中心对此完全知晓，但致骋中心在其与福仕嘉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中提交的利息计算清单却显示，在上述决议作出以后，致骋中心仍然继续向福仕嘉公司汇款219万元。经质证，致骋中心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陈辉、叶松权、包亦波、张士举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致骋中心、陈辉、叶松权、包亦波、张士举对该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4民初6359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致骋中心出借给福仕嘉公司的6239000元款项中，其中219万元借款发生在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4月29日。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是否应在减资范围内对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4民初635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福仕嘉公司拖欠致骋中心的借款本金6239000元及相应利息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对此，本院认为，福仕嘉公司作出减资的股东大会决议后，未按法律规定通知债权人，也未在报纸上进行公告，但是致骋中心作为福仕嘉公司的债权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董威参加了该股东大会决议，并在决议上签字，可知其知晓福仕嘉公司的减资事宜，在此情况下，致骋中心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在三十日内要求福仕嘉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应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
但就本案中，福仕嘉公司作出减资决议后，由福仕嘉公司的股东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作出承诺，对福仕嘉公司减资前的所有债务及隐性债务以其减资前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该承诺不仅是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的真实意思表示，又能有效填补福仕嘉公司缩减的偿债能力，防止福仕嘉公司的减资行为转变为福仕嘉公司股东抽逃出资行为，为此，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应按约履行该承诺，对福仕嘉公司在减资前的所有债务以其减资前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虽然福仕嘉公司就减资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该行为使福仕嘉公司的减资行为具有一定的外部公示效力，但对于执行事务合伙人参加福仕嘉公司减资股东大会的致骋中心来说，其知晓福仕嘉公司减资行为的时间应为作出股东大会决议之时，其又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福仕嘉公司在作出股东大会减资决议之后至工商变更登记期间，福仕嘉公司股东又有实质减少公司资产行为，故对于致骋中心来说，涉案股东大会决议中载明的“减资前”也应理解为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前。
由于致骋中心在福仕嘉公司作出减资决议之前出借给福仕嘉公司的款项数额为4049000元，而致骋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董威又知晓福仕嘉公司的减资决议，故致骋中心在福仕嘉公司作出减资决议后出借给福仕嘉公司的款项219万元时，已经可以预估福仕嘉公司减资后的偿债能力，福仕嘉公司就该部分债务不存在偿债能力缩减的情形，故致骋中心仅能就福仕嘉公司拖欠其款项中的4049000元及相应利息不能清偿部分要求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在减少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综上，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7）浙0212民初6638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分别在减少出资180万元、240万元、210万元、1200万元、300万元的范围内对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4民初6359号民事判决中确定的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拖欠被上诉人上海致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借款本息中于2015年12月10日前出借的4049000元本金及相应利息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被上诉人上海致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一审案件受理费57544元，减半收取28772元，由上诉人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负担18672元，被上诉人上海致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负担10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7544元，由上诉人钱海达、徐东、郑鑫权、尤飞君、陆君负担37344元，被上诉人上海致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负担20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 姣
审 判 员 杜海平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