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黑01刑终619号
原公诉机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史策，男，1966年3月30日出�于黑龙江省呼兰县，汉族，大学文化，原黑龙江省呼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因涉嫌犯刑讯逼供罪于2003年7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
辩护人牟景泉，黑龙江权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王旭光，男1953年10月2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汉族，大专文化，原黑龙江省呼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因涉嫌犯刑讯逼供罪于2003年8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3日被逮捕。
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史策犯刑讯逼供罪、受贿罪，被告人王旭光犯刑讯逼供罪、玩忽职守罪一案，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平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17日作出（2004）太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6年3月8日作出（2016）黑0104刑监1号再审决定，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于2016年9月8日作出（2016）黑0104刑再1号刑事裁定。原审被告人史策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旭光、史策伙同刘河（在逃）于1997年7月18日在侦查韦某涉嫌盗窃案件时，在看守所预审室审讯韦某时，韦不承认盗窃，王旭光找来一根尼龙绳将韦双手和胳膊反绑起来，套在椅背上，史策和刘河按住椅子，王旭光、王少斌（在逃）等人拉韦的双腿上下悠荡，反复多次，韦难以忍受承认自己盗窃。当日20时许，在呼兰县公安局刑警队办公室，因韦对盗窃细节说不清楚，王旭光又找到一电警棍和电线，将电线一端绑在韦手指上，另一端连接电警棍，王旭光、史策、刘河分别按警棍开关数次电击韦某。其间，史策、刘河各拿一懒汉鞋打韦后背部及臀部；因韦说不清赃款去向，王旭光用一根硬塑料管及腰带抽打韦背部及臀部，经法鉴韦某系轻伤。民事赔偿部分双方已和解，二被告人及刘河一次性赔偿被害人韦某人民币100000元。
被告人王旭光在主持刑侦大队工作期间，2000年8月3日晚，呼兰县利民镇发生一起抢劫出租车案件，次日车主王福利到利民分局报案，七中队进行了调查，向王汇报请示立案侦查并填写了《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报告表》，王旭光明知此案应当立案，而以占破案指标，影响破案率为由没有在信息报告表上签字同意立案，以至于刑侦部门没有将该车被抢信息传到网上。2000年9月、10月间，大庆市让胡路区公安局分局怡园派出所办案人员朱志明（已判刑）扣押该出租车及犯罪嫌疑人赵鹏飞（已判刑）后，在网上没有查到该车被抢信息材料，而将赵鹏飞及车放走。此后，赵鹏飞又伙同他人连续抢劫作案9起，杀死4人，抢劫财物价值人民币90余万元。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及辩护人提交并经原审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害人韦某（1997年11月12日笔录）陈述：因呼兰县法院被盗，公安局把我带到看守所审讯，我不承认盗窃，王旭光、刘河、史策用尼龙绳将我双手和胳膊反绑到身后，套在椅背上，史策和刘河按住椅子，王旭光等人拉住我的双腿，使身体悬空，上下左右使劲悠，让我承认盗窃，不承认就继续悠。王旭光、史策又找来两根电线，一头绑在我拇指上，另一头接着电警棍，再接电源，他们和刘河分别给�通电。史策和刘河因我说不出盗窃的详细过程，就各拿一只懒汉鞋打我后背。王旭光用塑料管和皮带打我臀部和背部。我要求追究这些人的刑事责任，包赔我经济损失。
1998年7月23日陈述证实：县公安局刑警队已经为我恢复名誉，证实法院办公室被盗案不是我干的，为我挽回影响，赔偿了经济损失，所以我对县公安局刑警队的有关人员不再控告了。公安局赔偿我100000元。
2.证人李某证实：1998年7月，王旭光、刘河、史策赔偿韦某人民币100000元，协议书写赔偿是10000元。
3.证人邢某证实：王旭光、刘河、史策用绳子绑韦某，拽他肩膀和腿，上下左右悠，王旭光用塑料管抽打韦某。
4.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司法医学鉴定书：韦某的身�损伤已造成创口形成疤痕，局部损伤为轻伤。
5.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登记表记载：1997年11月4日立案，控告检举人韦某，报案方式书面，内容控告王旭光、史策等人刑讯逼供。
6.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移送函记载：1997年8月8日将韦某控告刑讯逼供举报材料移送哈市检察院。
7.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1997年9月28日有关韦某的群众来信转办函、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法纪处催办（1997年8月20日）、督办函、移送函（1997年8月14日）、1997年10月28日市委政法委督办通知（韦某上访申诉案）、1997年10月21日省政法委关于韦某上访申诉案的交办函。
8.韦某于1997年9月5日提出的控告书记载：内容是王旭光、史策等人有刑讯逼供行为。
9.韦某的黑龙江省医院入院志。
10.呼兰县检察院于1997年12月23日、1998年4月9日、1998年7月30日、1998年9月8日有关刑警队干警刑讯逼供案的工作情况说明及调查报告。
11.呼兰县检察院于1998年7月31日、8月11日出具的关于呼兰县公安局刑警队王旭光等人刑讯逼供的调查报告记载：我院认为：韦某控告呼兰县公安局刑警队王旭光、刘河、史策的事实不属于刑讯逼供行为，现此案已全部调查结束。
12.韦某于1998年7月10日出具的证明记载：公安局赔偿我的一切经济损失，为我恢复名誉，我对刑警队的不当行为不再控告。
13.原哈尔滨市太平区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7月17日向哈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呼兰县公安局民警王旭光、刘河、史策刑讯逼供案件管辖的请示记载：黑龙江省检察院于2003年6月26日，将呼兰县公安局民警王旭光、刘河、史策刑讯逼供案指定我院查处，经过初查，犯罪嫌疑人王旭光、刘河、史策涉嫌刑讯逼供罪，应立案侦查，现请示指定管辖。
14.证人王某证实：2000年8月初，七中队刘某汇报说，利民昨天晚上发生抢劫出租车案，车主现在利民分局。我向王旭光汇报，便带刘某、姚某、崔某去了利民分局，询问了车主有关情况。在利民分局，我用电话向王旭光汇报了案发经过。王旭光说：“你先领人整，有什么情况再向我汇报。”回队后，在王旭光办公室，我又把案情详细向他做了汇报。姚某拿立案信息表让我签字，我让找王旭光签字，后来，刘某和姚某说，王旭光没签字，不同意立案，姚某说:“王旭光说占指标，影响破案率。”我到王旭光办公室，王旭光说：“这起案件先别立案，我和万宝派出所联系，占指标，影响破案率，你先回去继续调查。”
15.证人刘某证实：王某2出租车被抢报案后，我和王某、姚某、崔某到的利民分局和被抢现场。第二天姚某拿立案信息表找我，我在表上签字同意立案，姚某拿表找王旭光，回来说，王旭光不同意立案，说占破案指标，影响破案率。我把王旭光不同意立案的情况对王某说了。后来我跟王旭光说：“这么大的案子不立行吗。”王旭光说：“立案占指标，等一等，过一阵再说。”
16.证人姚某证实：王某2出租车被抢劫报案次日，我拿填好的立案信息报告表找刘某签字，找王旭光签字时，王旭光说线索不好，不立了，占指标，没在表上签字。我说：“这个案子应该立。”王旭光说：“有事我负责。”我和刘某向王某作了报告，后来我把两份笔录和立案信息表交给了内勤崔某存档。
17.证人崔某证实：姚某将王某2的笔录、报案材料和刑事案件立案信息报告表交给我，信息表上有姚某和刘某签字，没有王旭光签字，此表让我作为废纸清理了。
18.证人宋某证实：我们破获了赵鹏飞抢劫案件，并在2002年4月16日，到呼兰县公安局补王某2出租车被抢案件立案信息表。王旭光安排人填写的立案表和立案信息表。
19.证人王某1证实：2002年4月，在微机和立案簿上没有王某2出租车被抢案�，大庆市公安局来人补立的此案立案信息表。
20.张东力、肖影证实：王某2出租车被抢案件是2002年4月立案输入微机。
21.证人李某证实：王旭光主持呼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负责刑事案件立案审批。
22.车主王福利报案材料及被害司机王某2笔录。
23.证人朱某证实：2000年8、9月份，抓住赵鹏飞和捷达出租车时，在网上没有查到该车是盗窃车辆。
24.证人赵某、王某2证实：2000年8月，在呼兰县中滨油厂门前抢劫一台捷达出租车。
25.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明赵鹏飞伙同他人于2000年8月3日在呼兰县中滨油脂厂门前抢劫王某2驾驶的捷达出租车，同年10月以后，又伙同他人作案9起，致死4人，抢劫财物价值人民币90余万元。
26.中共呼兰县公安委员会2000年第一次会议记录：主要内容为刑侦大队由第一副大队长王旭光暂时负责。
27.被害人吴某2003年8月27日陈述：2001年6、7月份，有一天我在呼兰粮贸浴池洗澡，刑警一中队的于某、朱某把我找到刑警队，问我诈骗的事，我说我没有诈骗的事，把我留了一宿，在铁笼子里关了一宿，第二天中午崔某1、周某、杜某去的刑警队看我，后来史策把我从铁笼子提出来，到史策的办公室，我说诈骗的事我没有，整我一天一宿，给我吃点剩饭，在铁笼子呆一宿，我觉得我很不平衡，史策说弟兄们忙了一宿，你给买烟抽吧，我说买烟可以，买几条，史策说九个人，我说买十条，周某给我联系去买了十条黄蓉烟，买完�之后，史策又提出来让我拿一万元喝酒，我问什么钱，史策说喝酒，我说喝酒我认，罚款我一分钱也没有。当时杜某已经走了，我用周某的手机给杜某打的电话，让杜某给送来一万元钱，过了半小时杜某给送来一万元钱，成捆的。杜某把钱给我了，我把这一万元送到史策的办公桌上，当时史策也在现场，在场的还有杜某、崔某1、周某。我当时没有把钱给崔某1，直接把钱放在史策的办公桌上给史策了。当时史策收了一万元钱，我把钱放在史策的桌上，史策说你们走吧，我跟杜某先走的，崔某1跟周某和我们前后脚走的，史策让我走时，我管史策要我的兜子，当时史策光把我手机给我了，把兜子留下了，让我第二天去取兜子，当时我只把手机拿走了，第二天我找史策要兜子，史策把我兜子给我了，我打开兜子一看里面的两千元钱没有了，我问史策我兜里的两千元钱怎�没有了，史策说这两千元钱给刘河了，我之前没有答应过给刘河买兜子，我根本没有提过这件事，也没有答应过刘河。昨天晚上六点多钟，呼兰有一个叫冯四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名，打电话约我去花仙楼按摩房，我就去了，到那之后冯四、周某、杜某都在按摩房，冯四跟我说史策熊你一万贰仟元，这事史策做的不对，我是史策的朋友，我给你拿两万元，你去检察院撤诉，把史策这一万二千元钱的事给平了，我说这事我平不了，史策熊我一万二千元，我就要一万二千元，后来冯四给我一万二千元，我们几个人去呼兰会宾楼吃饭，是崔某1请我们吃的饭。当时冯四跟我说让我检察院撤诉的时候周某、杜某都在场，崔某1是后到的，他没有听见。当时冯四说，史策的事做的没理，崩你一万二千元，我跟史策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出事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史策崩你钱我先给你，你到检察院撤诉，把这事给平了，将来史策回来这钱给我了我就收着，不给我就拉倒，听冯四说的话，好像是这钱不是史策家的钱，是冯四的钱。冯四具体是干什么的、大名叫什么、家在哪我都不清楚。
28.证人杜某证实：吴某是在2001年夏天被县公安局刑警一中队抓起来的，我是在吴某被抓去的第二天知道的。吴某被刑警一中队抓起来的第二天上午8、9点钟吴某的儿子吴伟东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爸昨天晚上一夜没有回来，人没有了，他要和交警队的周某去找去，后来吴伟东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爸找到了，他爸在公安局刑警一中队呢，随后我又给周某打电话，告诉周某，吴某让公安局抓起来了，周某说他知道，我问周去不去看吴某，他说去，随后我也去了公安局，在刑警一中队的楼梯上我看见了周某和崔某1，然后我们进屋看见吴某在铁笼子的地上躺着呢，后来警察就让我们出来，从屋里出来，我就往家走，回家了，大约下午的时候，周某给我打电话，他说让我准备三万元借给吴某，他家钱取不出来，当时我说看看吧，把电话挂了一个小时以后，周某又给我打电话说不用三万元了，让我拿一万元钱送到刑警一中队，吴某急用，吴某接过周某的电话又跟我说，借我一万元钱，我急用，回去之后我还给你，放下电话我到银行取的一万元钱直接去的刑警一中队，在刑警一中队门口碰见周某，我想把钱给周某，周说你别给我了，把钱直接交给吴某，我就跟周某上楼，在史策的办公室，我见到了吴某，我把一万元钱给吴某，吴某接过一万元钱就把钱直接给史策了，史策接过钱查一下，当时周某、崔某1、吴某、我、史策都在场。钱我是在呼兰大街头道街的建设银行取的，存折是我的名字存折现在不用了，账号也记不住了。吴某把一万元钱给史策后，吴某管史策要他的皮包，史策从别的房间把包取出来，当着我们的面翻吴某的包，当时他从包里翻出二千多元钱、手机。史策说这包不给你了扣下，吴某说包里的两千多元得给我啊，史策说这钱不能给你，这钱留着给刘河，后来周某和崔某1跟史策说这包给他吧，史策当时就把吴某的手机给他了，包跟钱都没给吴某，后来我们就都走了，回来时我听说周某给史策买了十条芙蓉王烟，但我没看见这情节，可能是我去时都已经买完烟了。
29.证人周某2003年9月3日证实：2001年夏天上午九点左右，吴某的儿子吴伟东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出事了，后来吴伟东到我站岗的地方找我，杜某也打电话找我，问我在哪，我说在工商局店站岗，杜某也到岗上找我，让我帮忙，后来经过了解，打听到吴某让史�的刑警一中队抓起来了，后来我给崔某1打电话，把吴某的情况跟崔某1说了，崔某1开车到岗上找的我，崔某1说我是看你面子去找史策的，我们一起到的刑警一中队找的史策，当时去的人有吴伟东，杜某、吴某的爱人，当时不让家属进屋，我跟崔某1进的屋，当时看到吴某我跟崔某1就哭了，吴某说我没啥事，如果罚我款我就不拿，如果吃饭、抽烟我都认，崔某1问史策吴某什么事，史策说诈骗。后来把吴某提到史策办公室，问吴某诈骗的事，吴某说没有，史策说在县里你没有诈骗，在外地有没有，吴某说没有，我和崔某1说关照一下，后来史策说我的弟兄都工作一宿了，你给我的哥们每人买一条烟，当时我看他们一共九个人，我让吴某的儿子吴伟东去买了十条芙蓉王烟，花了二千多元钱，后来史策又说你再拿一万元钱喝酒，以后我就不查你了，后来我给杜某打电话，我�吴某急用一万元，你准备一万元钱送来，这时吴某接过电话让杜某准备一万元钱送来，一会杜某送来一万元钱，杜某把一万元钱交给吴某，吴某接过来一万元钱直接交给了史策，当时杜某、崔某1、我、吴某、史策都在场。把一万元钱和十条芙蓉王烟给史策后，放吴某走，当时吴某要他的兜子，史策只给吴某手机了，兜子给没给没看到。
前一段时间冯某找我，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叫冯四，是呼兰县康金镇镇长，是崔某1的妹夫，他通过我和崔某1两个人找吴某，冯某自己拿钱替史策给吴某钱，然后让吴某到检察机关撤诉。冯某说史策收你钱的事涉及崔某1、大肘子，我跟史策是好朋友，当时史策把你给冤枉了，这是史策做的不对，我替史策把钱给你退回去，将来史策回来了，我俩再算账，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到检察机关说一�，把史策收你钱的事给摆平了，当时冯某从兜里掏出二万元钱给吴某，吴某说我不要这么多钱，我就收下史策收我的一万二千元钱，所以当时吴某就收冯某一万二千元钱。检查机关找我取材料的一个星期以后，是冯某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是呼兰县一个田园生态酒店找的我，当时我跟冯某两个人是在一个小屋里谈的，冯某问我史策收没收吴某一万元钱，我说没收，我说吴某确实拿一万元进史策办公室，我没看见史策收没收钱，当时吴某确实拿钱进史策办公室，如果史策没有收这一万元钱，不能当时就把吴某放了，史策肯定收这一万元钱。给钱时是吴某自己进的史策办公室送的，我们都没进去，我、杜某、崔某1亲眼看到吴某拿钱进的史策办公室。我当时跟冯某说史策没有收钱，就是应付冯某，我不想把真实情况告诉他，这样还能证明我在检察院没有证实史策收吴某�的事，因为他们都知道检察院找我谈话了，说白了我就想把我自己摘开，我不想参与这件事。
30.证人崔某1证实：2001年夏天的一天，周某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到呼兰县二百岗去一趟，我去了之后看见的杜某在周某站岗的地方哭，周某说吴某被刑警一中队抓起来了，说是因为诈骗，周某知道我跟刑警一中队史策的关系好，让我跟他去刑警一中队去一趟，当时我不同意去，我说我替你站岗，你自己去吧，周某非让我去，后来我就跟着去了，到刑警一中队史策没在，我给史策打电话，史策说他一会就到中队，大约过了20分钟，史策回来了，当时吴某在刑警队铁笼子里关着，我说都是呼兰人有事说事，把他关笼子里干啥，史策说行把他提出来，后来史策派人把吴某提到刑警一中队的会议室里，史策问吴某在外地诈骗的事，吴某不承认诈骗的�，史策说你不承认也得罚你款，吴某说罚款我一分钱也不交，喝酒我可以拿钱，史策说让你回去我说了不算，得请示刘河队长，这样你去交一万元钱，当时吴某身上没带钱，后来吴某就用周某的手机给杜某打电话，让杜某送来一万元钱，过了一会杜某把钱送来，当时我、周某、吴某、杜某在刑警一中队的会议室坐着，史策在他办公室里，吴某拿着杜某送来的钱自己去的史策办公室送钱。会议室跟史策办公室是挨着的，实际上史策办公室跟会议室是一个屋，就是中间有一个隔断，是拉门的，外屋是会议室，里屋是史策的办公室。吴某是拿着钱去的史策办公室，史策收没收我没看见，当时吴某进到史策办公室把拉门拉上了，他们说什么听不到，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吴某是空手出来的，没看到吴某手里拿着钱，之后史策也跟着出来了，史策说你们走吧，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刑警一中队。我没有给史策送过一万元钱，也没有晚上给他打电话送钱。
2001年六、七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在我母亲家准备去站岗，周某给我打电话，让我上他岗上去一趟，放下电话我去周某站岗的地方，当时有吴某的朋友杜某和周某，在场，杜某在周某跟前哭呢，我问周什么事，周某说吴某让县公安局刑警一中队抓起来了，我问因为什么把吴某抓起来了，杜某说不知道，周某说我，你跟我到刑警一中队去一趟，当时我说我不去，你也认识史策，周说你跟我去看一下，因为我在刑警队的同志们面前印象挺好，周某怕他去刑警队史策不给他面子，非让我陪他去，这样我和周某、杜某三个人去的刑警一中队，到那后没有找到史策，后来我给史策打电话，史策说他一会就回来，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史策回来了，领我们到留置室，我们看到吴某在铁笼子里躺着呢，吴某看见我们就哭了，后来史策把吴某领到他的办公室，我们一起到史策办公室，进屋后我问史策因为啥啊，把他扔到铁笼子里，史策说吴某诈骗，吴某说我没骗，史策说你没在县里诈骗，在外地没诈骗吗，吴某说在外地我也没骗，周某说也没骗县里人，都是呼兰人拉倒吧，这事说吧说吧得了，别整了史策说你得交两万元罚款，吴某说交罚款我一分钱不交，我没骗，史策说我的弟兄看你一宿了，你给每人买条烟抽吧，周某说行，你们几个人，史策说九个人，周说给你芙蓉王烟，吴某说给买十条烟，后来周某打的电话，给送来十条烟，是周某下楼把烟拎上来的，当时把烟拿到史策办公室，后史策让把烟交给一个副队长。当时给史策烟的时候我、周某、吴某、史策都在场，把烟给史策后，史策说你在交一万元罚款，吴某说交罚款我一分钱没�，喝酒可以，史策说你交一万元钱喝酒，当时吴某说我没带那么多钱，我打电话让他们送来，吴某让周某给杜某打电话，周某把电话拨通之后，吴某跟杜某说送来一万元急用，过了二十分钟左右，杜某给送来一万元钱，把钱交给吴某了，吴某接过钱后直接把一万元钱给史策了，在史策的办公室给他的，当时我周某、杜某、吴某都在场。史策什么手续也没出，史策说是喝酒钱，说白了就是给史策放人好处钱，我认为史策百分之百收到这一万元钱了，不然史策不能把吴某当时给放了，当时我们在外屋，史策在里屋，吴某把一万元钱拿到里屋交给史策的，如果不给史策一万元钱，史策当时不能放吴某。把一万元钱给史策之后，史策说你们走吧，吴某说你把我的兜子给我呀，史策把包打开看一下，把吴某的手机给他了，吴某说我的兜子你的给我啊，里面有钱，史策说包不�给你明天刘河队长回来再说，后来我听吴某说他包里有两千多元钱，让史策给扣下了，吴某说史策黑他二千多元钱，吴某要告他，
当时吴某因为诈骗被呼兰县公安局刑警一中队抓起来了，我们交警队的周某找我，让我跟他去呼兰县公安局刑警一中队找史策把吴某要回来，当时史策是刑警一中队的负责人，我们找到史策以后问了一下情况，史策说吴某因为诈骗的事被抓，我说都是呼兰的人，有事说事，别把他关在铁笼子里，能关照一下就关照一下，后来史策经过请示，刑警大队副队长刘河同意，暂时先把吴某放了，史策让吴某交两万元罚款，吴某说我没诈骗，罚款我一分钱也没有，你们喝酒我可以拿钱，拿多少都行，后来史策让吴某交一万元喝酒钱，当时周某给杜某挂的电话，吴某跟杜某说的，让他送来一万元钱，当时史策还说我的弟兄们都忙一宿了，你给我弟兄们买点烟抽，后来周某安排的，给史策买了十条芙蓉王香烟，过了十多分钟，杜某送来一万元钱，当时杜某把一万元钱直接交给吴某了，吴某接过一万元钱直接进史策的办公室给史策了，吴某进屋不一会功夫就出来了，史策也跟着出来了，并说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当时这些情节我、周某、杜某我们三个人都看见了，我认为史策收这一万元钱了，如果史策没有收钱，当时史策不能马上放吴某走，再说吴某当时拿着钱进的史策办公室，出来时吴某手里没有钱，当时是夏天如果吴某把钱放在兜里能看出来，如果当时史策没有收这一万元钱，他肯定得说我不能收你这钱，这样的话史策都没说，当时吴某进屋不大一会就出来了，史策也跟着出来了，就让我们走了，实际上我们呆的屋与史策办公室是一个屋，就是屋的中间有一个铝合金的隔�，而且隔断是半截的，有一人高，也就两米高左右，当时我在检察机关说史策收没收钱，我没在场，也没看见，其实我当时在场，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当时吴某拿着钱给史策送去时我没有跟着进屋，史策是怎么把钱收下的，钱让史策放哪了这些我都没看见，我只是亲眼看到吴某亲手拿一万元钱到史策办公室，给送去的，不仅我亲眼看到这些情况，周某、杜某也亲眼看到。
31.证人于某证实：吴某买的烟。放吴某时我把兜子拿出来给他看，吴某说不缺后我把兜子放桌子上了。
32.证人朱某证实：收到吴某案件芙蓉王烟一条。
33.证人冯某证实：吴某和周某、杜某告史策，当时他们都在场，说史策收了他们三人一万元钱，崔某1没在场去了厕所。8月15日我在酒店问到底给�给史策一万元钱，周某说没给。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旭光、史策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肉刑逼供，其行为已构成刑讯逼供罪，被告人王旭光不履行工作职责，对明知应当立案的案件没有立案，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符合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史策受贿罪证据不充分，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被告人王旭光系一人犯数罪。鉴于二被告人刑讯逼供犯罪后，能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对玩忽职守罪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辩护人对受贿罪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判决，一、被告人王旭光犯刑讯逼供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二、被告人史策犯刑讯逼供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原审判决宣告后，二被告人均服判，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提出抗诉。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原审相同。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对原审被告人王旭光玩忽职守罪、刑讯逼供罪的定罪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公诉机关指控原审被告人史策受贿罪的证据存在相互矛盾，证据不充分，受贿罪不成立。原审判决原审被告人史策受贿罪不成立应予维持。辩护人对受贿罪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原审被告人史策作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肉刑逼取口供，其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关于刑讯逼供罪的追诉期限，刑讯逼供行为发生时，1997年刑法已经颁布，但未施行，本案2003年提起公诉时，该法已经施行，依据1997年刑法的有关规定，当时的法律（1979年刑法）认为是犯罪的，依照现法律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1979年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刑讯逼供行为发生时间是1997年7月18日，后被害人多次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有关部门责成呼兰县检察院查处此案，呼兰县检察院于1998年7月31日、1998年8月11日作出韦某控告呼兰县公安局刑警队王旭光、刘河、史策的事实不属于刑讯逼供行为的调查报告及补充报告。2003年6月26日，黑龙江省检察院将呼兰县公安局民警王旭光、刘河、史策刑讯逼供案指定原太平区人民检察院立案查处。依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故本案原审被告人史策刑讯逼供罪属于当时的法律（1979年刑法）认为是犯罪的，依照现法律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1979年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定罪量刑方面，适用1979年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原审被告人史策刑讯逼供罪成立，鉴于二被告人刑讯逼供犯罪后，能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对原审被告人史策刑讯逼供罪的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应予维持。原审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第七条，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十八条第二款，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之规�，裁定维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04）太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
上诉人史策上诉称，上诉人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的焦点是法定的追诉时效问题。再审时公诉人提到该案虽然已过六年，但是被害人一直提出控告，应属办案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情况，按法律规定不受追诉时效限制。上诉人认为公诉机关这种观点和理解是错误的。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前提是，被害人在提出控告时，该案件从证据上和客观上已经具备立案条件，而公检法三机关故意拖延不予立案，该种情况不受追诉时效限制。本案中被害人提出控告后，检察机关已经受理，并已进行立案前的调查，只是因为当时的客观事实和查明的证据不具备立案的条件才没有立案，由呼兰区人民检察院两次调查情况报告可以证实，也就是说，该案件在当时不具备立案条件，这种情况不属于应当立案不予立案的情况，而是客观上就不具备立案的条件，那么在六年后即使发现具备立案的条件，按法律规定，也已超过追诉时效，太平检察院当时不应当立案。该案件隐含的另一个问题是，上诉人推理当时由于在部分领导的施压下在2003年7月17日立案，可能侦查机关也认识到了当时立案有问题，之后又对被告人史策进行受贿侦查，目的是受贿罪如果查实，前罪的追诉时效从后罪开始重新计算，但事实是受贿罪只有言词证据，言词证据之间相互存在矛盾，无法定案，因此原审判决受贿罪不成立，但原审法院在审理时发现超过追诉时效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但道外区法院再审却仍然维持错误的原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6）黑0104刑再1号刑事裁定，改判上诉人无罪。辩护人提出与上诉人相同的辩护意见，同时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作出更改，将原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无罪更改为因刑讯逼供罪超过法定追诉时效，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原审再审一致。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对原审被告人王旭光犯玩忽职守罪、刑讯逼供罪的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上诉人史策作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肉刑逼取口供，其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原审判决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已对史策予以从轻处罚。原审判决对原审被告人史策刑讯逼供罪的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再审维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关于上诉人史策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史策所犯刑讯逼供罪已过追诉期限，不应当追究史策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上诉�史策的刑讯逼供行为虽然发生于1997年刑法施行之前，但1979年刑法及1997年刑法均认为该行为构成犯罪，依据1997年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史策的刑讯逼供行为应当按照1979年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又因本案案发后，被害人于1997年、1998年多次向检察机关等部门提出控告，但呼兰检察院均未予以立案，依据1997年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不受追诉期限限制，原哈尔滨市太平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予以立案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史策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本案隐含的问题系其主观臆测，并无证据支持。因此，对于上诉人史策提出的其所犯刑讯逼供罪已过追诉期限，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对其辩护人相应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再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6）黑0104刑再1号刑事裁定和原哈尔滨市太平区人民法院（2004）太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文博
审判员 王立刚
审判员 冯国富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盛丽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