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鲁06行终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秀英，1960年9月10日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招远市。
委托代理人邹昕霖，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招远市公安局，住所地：山东省招远市府前路2号。
法定代表人孙书基，局长。
出庭负责人王恒利，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隋丰刚，系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树军，系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刘傲钦，男，199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系山东省招远市齐山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潘志，男，1968年3月28日，汉族，系招远市泉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上诉人付秀英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7）鲁0685行初4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5日6时许，上诉人付秀英携带上访材料以看病为由和儿子迟震兴一起到达北京。同年3月5日13时许，上诉人领着其儿子到达国家信访接待中心，期间遇到上访人员马春叶，三人结伴而行。3月5日15时许，在北京市永定门车站附近路段，该三人与招远市在京工作人员相遇，在对该三人劝返过程中，上诉人及其儿子与招远市在京工作人员发生撕扯，上诉人及其儿子分别用手和钥匙将原审第三人刘傲钦、潘志手部打伤。2017年3月6日，被上诉人招远市公安局作出招公（梦）行罚决字[2017]10058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上诉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上诉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招公（梦）行罚决字[2017]10058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并判令撤销。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对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审查。被上诉人因上诉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二、关于对本案被告诉讼主体资格的审查。被上诉人系对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将其列为本案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三、关于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事实证据的审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2017年3月5日15时许，上诉人及其儿子在北京市永定门车站附近路段与招远市在京工作人员发生撕扯，上诉人及其儿子分别用手和钥匙将原审第三人刘傲钦、潘志二人手部打伤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四、关于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适用法律的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被上诉人依据上述法律给予上诉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五、关于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行政程序的审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履行了受案登记、调查取证、告知、处罚审批、作出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办案程序合法。
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招公（梦)行罚决字[2017]10058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应予支持。上诉人所诉理由不当，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请求判决被上诉人作出的招公（梦)行罚决字[2017]10058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并撤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上诉人付秀英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撤销招公(梦)行罚决字[2017]10058号行政处罚决定；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殴打他人的证据不足，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一、刘傲钦并非政府工作人员，其余七八人行为也不规范。2017年3月5日，上诉人让儿子领着到北京看病，在北京永定门汽车站下车后，遭遇原审第三人等七八人绑架、殴打。原审第三人等人未出示工作证等表明身份，没有对上诉人讲一句话，未对过程录音录像，上诉人并无义务配合原审第三人等人。二、梦芝派出所民警高合兵询问上诉人儿子迟震兴、马春叶时存在诱骗行为，全程未出示工作证、执法证等，程序违法。询问笔录是该民警自己书写，与上诉人陈述事实全不一致。迟震兴、马春叶从未述称迟震兴、付秀英与刘傲钦等发生撕扯，付秀英用手抓伤刘傲钦，也未说过迟震兴、付秀英系去北京上访。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制作上诉人等三人询问笔录时的录音录像，申请二审法院调取。因此该三人的询问笔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应当采纳上诉人提交的声明书及马春叶的证言认定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自述材料复印件、伤情照片系非法证据。刘傲钦、潘志及王希彦自述材料、伤情照片下均有高合兵签名及接收时间，且记载有照片拍摄时间、地点。自述材料均载明书写于2017年3月5日，刘傲钦伤情照片下记载拍摄时间为2017年3月5日18时30分，地点为招远驻京办事处宾馆。但从上诉人提交的对其绑架、殴打照片看，刘傲钦、王希彦与迟震兴同乘一车。被上诉人述称2017年3月6日2时许到达梦芝派出所，这说明刘傲钦、王希彦的自述材料并非3月5日自己书写，刘傲钦伤情照片也非3月5日于北京拍摄。迟震兴的手机在其还未对另外三四人拍照时即被抢走。上诉人不认识潘志，无法断定其是否在车上。潘志伤情照片下记载拍摄时间为2017年3月5日21时30分、地点为北京宾馆。从潘志照片来看，其无回招远意图，不可能于2017年3月6日7时30分至梦芝派出所将自述材料、伤情照片交给办案民警高合兵。上述证据系高合兵与刘傲钦等捏造。如上诉人当真存在殴打情节，刘傲钦、潘志应在迟震兴报警时让北京民警处理，让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对质，让王希彦、马春叶同时作证。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在作出处罚决定后，未将处罚决定书及相关法律文书依法送达给上诉人的近亲属。且上诉人在拘留后多次向梦芝派出所索要拘留证和钥匙等物品均未果。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证据保全清单和发还清单等多份证据均没有上诉人及近亲属的签名，这几份证据均未告知上诉人，一审法院并未就该证据进一步调查核实，申请二审法院调取或被上诉人出具向上诉人告知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的录音录像。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应送给上诉人在拘留所外的成年家属，而非拘留所内的儿子。通知书载明通知时间为2017年3月6日上午11时，地点为拘留所，但迟震兴于2017年3月6日下午4时左右才被带至拘留所，故被上诉人不可能在当天11时向迟震兴送达该通知书，申请调取相关录音录像。行政机关应对其所作行政处罚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因此，被上诉人在出具无上诉人签字且不认可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保全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现场笔录等证据后，仍应提供录音录像等，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载明：“进行处罚前告知，迟震兴/付秀英拒绝签名”，时间均为2017年3月6日9时50分，通知并送达的民警相同。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向迟震兴/付秀英宣告并送达，迟震兴/付秀英拒绝签名和接收”，宣告并送达的时间均为2017年3月6日上午10时5分，通知并送达的民警相同。迟震兴与付秀英非同案当事人，不应在同时通知并送达。四、一审法院在一审过程中违法。1、上诉人于2017年8月2日提交行政起诉状，一审法院同年9月1日才通知立案，且不允许上诉人阅卷、复制庭审材料。2、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是解除拘留证明书，而不是拘留证明书。3、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发表过相关意见，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并未体现，而是认定上诉人对该两份证据无异议，这对上诉人并不公平。
招远市公安局答辩称，刘傲钦系招远市齐山镇政府聘用工作人员，于2017年3月5日与齐山镇政府干部王希彦、泉山办事处干部潘志等四人至北京永定门车站附近劝返两会期间招远上访人员，其身份有王希彦、潘志及其本人的自述材料互相印证，且马春叶亦可认证刘傲钦的身份。劝返本身系工作行为而非执法活动，无出示工作证的必要性，行为是否规范与认定上诉人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无关。办案民警在梦芝派出所办案区内询问违法嫌疑人、证人及相关人员，全程监控及录音录像，包括人身安全检查、询问过程、核对确认，均按规操作，相关证据真实可靠，有办案区询问视频为证，足以认定违法事实。刘傲钦、潘志及王希彦的自述材料系各自书写陈述并签名捺印，伤情照片及证据保全钥匙照片系分别自行拍摄提供及办案民警拍摄，民警依法接收相关证据证言，并在证据中注明接收时间、地点和接收人，自述材料复印件、伤情照片及证据保全钥匙串照片复印件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文书送达上诉人及其儿子，但二人均拒绝签字和接收文书，有治安大队民警刻录的视频为证。拘留回执是招远市拘留所给办案单位的附卷文书，并不需要送达上诉人。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保全清单和发还清单未签名部分系付秀英及其儿子迟震兴拒签。上诉人殴打他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迟震兴及付秀英的陈述及辩解、证人证言、自述材料、证据保全清单和伤情照片等证据证实。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经查阅一审卷宗中对迟震兴、马春叶的询问笔录查明，迟震兴在接受询问时述称，付秀英于2017年3月4日带上访材料到东营市找到迟震兴，其说服付秀英上北京潞河医院看病，上访的事先放一放。在北京永定门车站下车后，付秀英说领着迟震兴到国家信访接待中心看看，等以后迟震兴上访的时候认识地方，二人到达国家信访接待中心后未进入。往回走的路上遇到招远市齐山镇马家村一名马姓妇女，三人行至永定门车站附近，从一辆商务车上下来四个人将三人往车上拽。迟震兴硬要下车，对方阻拦，双方撕捋起来，迟震兴用一串钥匙朝司机和按住自己的人乱划，这时付秀英和另一名妇女也过来撕捋。马春叶在接受询问时述称，其于2017年3月5日到国家信访局和中纪委递交上访材料，因上访的人太多而没递上。期间看到招远老乡付秀英及其子迟震兴，便搭伴走路。在路上遇到招远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做工作让马春叶、付秀英、迟震兴回招远。马春叶经劝说后上车，付秀英、迟震兴和工作人员发生撕扯。迟震兴、马春叶分别在各自的询问笔录上逐页签字、捺印，并在最后一页注明笔录内容与其所述相符。二审中，迟震兴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证明复印件一份及与之相应的视频资料。书面证明出具人署名为马春叶，载明其为迟震兴出具的两份证明（2017年3月20日、2017年10月21日）全是事实，其因故不能出庭作证。招远市公安局认为书面证明和视频资料不可信。招远市公安局对马春叶的询问严格按法律程序进行，马春叶对询问笔录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笔录合法有效。
另查，2017年8月2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递交本案起诉材料。2017年9月1日，一审法院受理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解除拘留证明书；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是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据2为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质证，上诉人称对1-2号证据没有异议。
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提交向上诉人送达本案处罚决定书的视频资料，并称涉案其他询问和送达的录音录像均因时间过长而未保存。经质证，上诉人对视频资料的真实性有异议，但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也未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上诉人在二审诉讼期间提交的该份视频资料在性质上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未在法定举证期间内提交，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定。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迟震兴、马春叶的询问笔录均经本人逐页签字、捺印确认，并注明笔录内容与所述相符，且其中关于迟震兴、付秀英与他人发生撕扯的陈述一致，并与潘志等人提供自述材料、伤情照片等证据相印证，依法应当采信。迟震兴以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对其询问时的录音录像为由主张不应采信询问笔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马春叶在其后出具证明中关于是否发生过撕扯的陈述与之前接受询问时的陈述完全相反，且没有证据能够推翻其之前接受询问时的陈述，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依据迟震兴、马春叶的询问笔录，潘志等人提供的自述材料、伤情照片等证据，足以认定迟震兴、付秀英等因信访事项出现在事发地点，招远市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劝返迟震兴、付秀英期间，迟震兴、付秀英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撕扯，付秀英在该过程中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手划伤。因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付秀英的行为对他人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被上诉人提供的受案登记表等证据能够证明其办案程序合法。
关于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的程序和实体处理问题，1、上诉人于2017年8月2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本案起诉材料，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日受理本案，期间没有因上诉人递交材料不符合要求而要求补交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立案受理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在以后的工作中予以纠正，但该问题无法通过二审判决予以解决。2、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是解除拘留证明书，不是拘留证明书。一审判决对此记载有误，应予纠正。3、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质证时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均没有异议，一审判决对此如实记载，上诉人否认该事实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㈠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付秀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纪晓静
审判员 吴继辉
审判员 王莉莉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高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