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30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和谐阳光农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西路6号5号楼五层501室。
法定代表人：常新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友，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临邑县兴隆原种猪场，住所地山东省临邑县兴隆镇红校。
法定代表人：李玉萍，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波，男，临邑县兴隆原种猪场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平，山东德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和谐阳光农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农牧公司）因与上诉人临邑县兴隆原种猪场（以下简称兴隆猪场）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5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阳光农牧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改判兴隆猪场给付服务费及兽药费共计477842元、违约金200000元。事实和理由：我公司在履行合同时没有瑕疵，不认可一审判决酌定服务费；我公司在诉讼请求中已将库存药、自购药、员工工资及外聘人员工资扣除，一审判决在核算时又扣减一次；猪不可能一年多还未出栏，一审期间猪全部出栏是事实，兴隆猪场应当支付服务费，不认可一审判决有关“阳光农牧公司未提供充足的证据材料证明增栏1400头猪均已出栏，且双方对增栏猪中有多少可出栏未达成一致意见，故法院不予支持，阳光农牧公司可待证据充足后，另行处理”的认定；兴隆猪场主张解除合同，应当支付违约金，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兴隆猪场辩称，合同是协商解除，且阳光农牧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有瑕疵，其中2014年7月至12月期间，连续3任场长更换，2014年8月至12月期间4个月，保育员脱岗，造成2014年12月446头猪死亡，阳光农牧公司要求违约金，于法无据；关于阳光农牧公司主张的增栏1400头猪，2014年7月阳光农牧公司开始提供服务，前6个月我方原技术提供的仔猪数量，与阳光农牧公司无关。
兴隆猪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一审判决第一、三项，判令阳光农牧公司返还兽药费182543.8元、赔偿因其管理后指标下降补偿损失179685.24元、返还因增栏1400头尚未出栏的饲养工资40800元、赔偿猪非正常死亡造成经济损失358130.8元，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合作期间场长更换4位、配种员更换4位、保育员更换3位，工作人员长期缺岗，阳光农牧公司提供服务期间猪场生产指标下降，阳光农牧公司不对猪进行抗体检测，恶意少用药致使猪非正常死亡1478头，给我方造成巨大损失，一审判决仅将阳光农牧公司的服务费酌减至226720元不当，我方不应当支付服务费；一审判决认定兽药是我方出资、阳光农牧公司采购，未支持阳光农牧公司要求我方支付因管理好而剩余兽药的诉讼请求，这说明兽药款项属于我方所有，一审中双方根据签字认可的统计报表、通过计算明确阳光农牧公司少购买兽药18万余元，我方要求阳光农牧公司予以支付，是合法的，一审判决认定我方该项请求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双方签订合同目的是经过阳光农牧公司专家级服务，给我方带来良好经济效益，使猪场母猪指标上涨，至少不能降低繁育指标，一审判决认定母猪繁育指标没有合同依据是错误的，阳光农牧公司提供服务没有达到繁育指标，应当赔偿其造成的损失179685.24元；阳光农牧公司服务质量差、人员脱岗、克扣应当使用在猪身上的药品，与1478头猪非正常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赔偿358130.8元，一审判决认定证据不足，是错误的；一审中我方要求对损失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以超期为由未予准许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我方证据不足，应当在判决中注明补充证据后、可另案处理，一审判决直接驳回我方诉求，剥夺我方合法权益。
阳光农牧公司辩称，关于兽药，合同约定按出栏数计算，不以实际支出为准；兴隆猪场主张的损失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提供药品质量没有不合格的情况，饲养猪的死亡率不是人为可以完全掌握，本案中猪的死亡数量在市场正常范围之内，我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没有过错。
阳光农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兴隆猪场给付服务费及兽药费共计477842元、违约金200000元。
兴隆猪场在一审中提出反诉请求：判令阳光农牧公司赔偿经济损失758012.44元。
一审中，阳光农牧公司提供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协议书，证明双方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并对违约金、服务费进行约定；证据2、关于合作终止后的相关证明，证明兴隆猪场提出解除合同，兴隆猪场违约；证据3、2016年3月份药物盘点表，证明阳光农牧公司离厂时库存兽药64770.6元；证据4、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猪群增栏明细及动态表，证明阳光农牧公司提供服务符合合同约定。兴隆猪场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合同足以反映阳光农牧公司违约在先，服务质量不合格，使兴隆猪场造成损失；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该证据是阳光农牧公司工作人员书写后交给兴隆猪场，作为双方协商终止合同的协议书，终止合同的原因是阳光农牧公司未能提供合格的服务，因此兴隆猪场不应该承担200000元违约金；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按照双方约定兴隆猪场交付给阳光农牧公司现金，阳光农牧公司购买兽药，使用在管理的猪身上，该药物不应属于阳光农牧公司所有，阳光农牧公司未能保障猪群健康的前提下，减少用药，目的是据为己有；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兴隆猪场在交与阳光农牧公司管理时拥有日均头数318，即使按照阳光农牧公司非常差的管理水平，将公猪作育肥猪，将母猪留作繁育猪，仍能增加存栏量。动态表的统计数字可证明兴隆猪场投入用药资金834375元，阳光农牧公司实际用药618828.6元，将属于兴隆猪场的药品资金215546.4元据为己有。另外，2014年11月，死亡率25.16%，2014年12月报表明确记载出生仔猪376头，销售62头，死亡446头，死亡率118.6%，上述数据足以反映出阳光农牧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合格，管理人员不负责。
兴隆猪场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关于合同终止后相关情况证明，证明合同终止并非单方终止；证据2、技术服务协议、动态月报表、差额计算表，证明阳光农牧公司违约在先，少用药215546.4元；证据3、临邑县兴隆猪场结账明细，证明双方协议解除合同，兴隆猪场购买药物7616元；证据4、单位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证明兴隆猪场是合法的主体；证据5、阳光农牧公司技术人员考勤表，证明厂长、保育员空缺岗位的情况；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是协议终止合同的；证据7、临邑县兴隆猪场销售猪登记表及生产指标核算，证明因阳光农牧公司少用药物致使损失358130.8元；证据8、销售记录及山东省及省外的报价，证明兴隆猪场计算数据合法严谨；证据9、种猪场各项生产指标，证明降低指标；证据10、证人证言，证明指标的计算方式合法合理。
阳光农牧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协议是兴隆猪场向阳光农牧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对证据2协议书及动态月报表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合同只能证明双方权利义务不能证明阳光农牧公司违约；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未出示原始载体；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对证据8及证据9不认可，数据是兴隆猪场统计的；对证据10证人证言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6日，阳光农牧公司（甲方）与兴隆猪场（乙方）签订了《猪场疾病防治、治疗及技术服务协议》，由甲方对乙方所属位于山东省临邑县兴隆镇红校，猪场进行服务管理。承担饲养管理，疾病防治、诊断、治疗及配种生产等工作。乙方依照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服务费用；甲方受乙方委托派合格具有丰富经验的猪场管理和技术人员常驻兴隆猪场，提供饲养管理、疾病防治、诊断、治疗及配种生产等服务；甲方派专家定期现场指导和培训；甲方负责采购用于乙方猪场猪只疾病预防、治疗所用的兽药和疫苗；合同期限自2014年6月25日至2017年6月26日止；服务费包括劳动力成本费、生产技术管理费、兽药使用费；劳动力成本费是指甲方所派为乙方服务人员的劳务、福利等费用以及场内饲养岗位的劳务费用；生产技术管理费是指甲方为乙方所提供服务的报酬；兽药使用费是指甲方服务用于乙方猪场猪只疫病预防、治疗的兽药。此项费用甲方按实际出栏猪头数定额收取，乙方按月支付给甲方；甲方需委派管理和技术人员驻场，为乙方签约猪场提供饲养管理，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及配种等生产服务；甲方须定期派专家现场指导和培训；甲方须保证服务质量，按约定指标提供生产成绩；甲方拥有独立的生产技术决策权，根据猪场猪群的实际情况，制定或修改猪群免疫程序以及保健方案，并且书面报告给乙方；甲方拥有所派猪场生产管理和技术骨干人员的人事任免、薪酬调整权；拥有对生产饲养员以及后勤人员的管理、人事任免和奖惩权、并且书面报告给乙方；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应积极按约履行，不得单方终止。如因特殊原因确需终止的一方，应提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阐明终止。若理由不当，另一方有权向对方索赔200000元。
同日，双方签订的协议附件载明，猪场猪只存栏数为2765头（以2014年7月1日双方盘点数据为准）；库存兽药金额为15912元，库存兽药（属于流动资金的一部分）按库存采购价格转交甲方使用，甲方在合同期满退还同等金额兽药给乙方；服务指标未对生产母猪第一年及第二年提供出栏猪头数进行约定（亦未在甲方进场四个月后确定）；一年为一个考核周期，考核比约定指标数增加第一头、第二头、第三头，乙方依次奖励甲方60元、90元、120元，如果比约定指标数减少，甲方按同等原则补偿乙方；本指标计算方法为全年生产母猪年提供出栏猪数=（全年出栏猪头数+本年度新增加存栏头数）/全年平均生产母猪头数；出栏猪指销售的种猪、仔猪、育肥猪、淘汰猪和存栏净值增加的猪（包括自宰和送情的猪）；处理病残猪、僵猪或经济价值低的猪不算出栏数、不收服务费；服务费的收取标准为20千克以内仔猪出栏每头收取150元（费用构成：人工费75元/头，药费55元/头，管理费20元/头），20千克以上的猪出栏每头收取200元（费用构成：人工费100元/头，药费80元/头，管理费20元/头）。甲方按照出栏出售猪的头数向乙方按月收取服务费。乙方于次月10日，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协议期间，每满一年进行一次猪群存栏盘点结算，若存栏数增加，增加部分乙方按约定标准随同当月服务费支付给甲方；反之，若存栏数减少，甲方按约定标准的金额补给乙方。每年的猪群存栏盘点数，经双方确认成为下一年度猪群存栏增减的唯一依据。
2016年4月8日，兴隆猪场向阳光农牧公司出具《关于合作终止后的相关情况说明》，载明兴隆猪场与阳光农牧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开始猪场疾病防治与技术服务的合作。2016年3月上旬，兴隆猪场向阳光农牧公司提出解除合作的申请意见，至2016年3月31日，双方正式终止合作，合作期限共计21个月。现就终止合作后的有关情况证明如下：一、2016年3月31日，阳光农牧公司指派技术总监ＸＸ同志前来兴隆猪场与驻场的汪新华同志共同办理终止合作后的相关事宜，连续工作时间至2016年4月8日中午为止；二、阳光农牧公司派驻的3名技术服务人员自合作终止后与兴隆猪场安排的技术人员办理正常的工作移交手续，时间同样至2016年4月8日中午止；三、各种生产记录和数据资料以及各类猪群的阶段免疫等情况均已移交完毕，并经双方人员确认。
2016年4月1日，经双方盘点确认截至2016年3月份兽药物为64770.6元；2014年7月1日，经双方盘点确认自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止，后备公猪减少10头、种公猪减少24头、后备母猪增加4头、空怀母猪增加23头、妊娠母猪增加51头、哺乳母猪增加26头、哺乳仔猪减少152头、保育仔猪增加320头、育肥猪增加1162头，猪群增栏增加共计1400头。
自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猪场生产管理动态月报表上猪场业主签字处由郭洪波或李玉萍签字确认；厂长处签字确认分别为：2014年7月至11月为毛官益签字、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为程川签字、2015年5月为夏华签字、2015年6月为郭先权、杨秀芳及夏华签字、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为汪新华签字。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兴隆猪场称阳光农牧公司已在诉讼请求中将库存药15912元、自购药7616元、工资14000元扣除，故其不再主张上述金额，其仅要求阳光农牧公司补偿少用药费215546.4元、因阳光农牧公司管理后指标下降补偿损失179685.24元、因增栏1400头尚未出栏返还饲养工资40800元及因减少用药导致直接损失358130.8元；兴隆猪场表示增栏1400头猪均未出栏。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阳光农牧公司与兴隆猪场签订的《猪场疾病防治、治疗及技术服务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鉴于兴隆猪场与阳光农牧公司已就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的工作进行清点并移交，故双方的服务合同已经终止。关于阳光农牧公司主张2016年1月至3月的服务费283400元的诉讼请求，经核算，该金额与2016年1月至3月猪场生产管理动态月报表中应收服务费金额一致，证据充足，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阳光农牧公司主张兴隆猪场支付1400头猪的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根据截至2016年3月31日猪群增栏明细表，增栏数合计为1400头，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服务费收费标准为20千克以内仔猪出栏每头收取150元、20千克以上的猪出栏每头收取200元。需要指出的是，该1400头系增栏数，阳光农牧公司未提供充足的证据材料证明增栏1400头猪均已出栏，且双方对增栏猪中有多少可出栏未达成一致意见，故法院不予支持，阳光农牧公司可待证据充足后，另行处理；本案中，兽药由兴隆猪场出资，由阳光农牧公司采购。现阳光农牧公司主张兴隆猪场支付因其管理好而剩余兽药64770.6元的诉讼请求，无合同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阳光农牧公司主张违约金200000元的诉讼请求，结合本案审理情况，阳光农牧公司提供的服务确系存在瑕疵，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兴隆猪场存在不当解除合同的情形，故其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兴隆猪场要求阳光农牧公司支付药费的反诉请求，虽补充协议中双方对服务费构成进行约定，包括人工费、管理费及药费，但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对服务期间的药费及服务费逐月结算，并按照结算数额支付服务费，现兴隆猪场要求支付药费的反诉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兴隆猪场主张因阳光农牧公司管理后指标下降补偿损失179685.24元的反诉请求，鉴于双方在合同及协议附件中均未对“约定指标”进行明确约定，阳光农牧公司进场后四个月后，双方亦未对“约定指标”及补偿损失等进行书面确定，故兴隆猪场主张因降指标后补偿损失的反诉请求，无合同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兴隆猪场要求返还工资40800元的反诉请求，无合同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兴隆猪场主ＸＸ光农牧公司减少用药，属于合同中约定的因阳光农牧公司提供的药品质量不合格情况，应赔偿该行为导致1478头猪死亡的实际经济损失共计358130.8元的反诉请求，证据不足，且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上述猪的死亡与减少用药存在因果关系，故法院不予支持。鉴于阳光农牧公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确系存在瑕疵，如服务期间存在岗位空缺等情况，法院对兴隆猪场应付服务费金额酌减为226720元，经核算，扣除剩余库存药15912元、自购药7616元、员工工资96000元及外聘人员工资14000元，兴隆猪场尚欠阳光农牧公司服务费93192元。判决：一、临邑县兴隆原种猪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和谐阳光农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93192元；二、驳回北京和谐阳光农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临邑县兴隆原种猪场的全部反诉请求。
二审中，兴隆猪场认可涉案增栏1400头猪现均已出栏。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服务协议已提前终止。虽然阳光农牧公司主张系兴隆猪场提出解约，要求兴隆猪场支付违约金，但是，按照阳光农牧公司所述，兴隆猪场向其提出终止服务协议，其亦同意，且在合同履行期间，兴隆猪场向阳光农牧公司提出厂长技术不行，要求更换厂长，阳光农牧公司亦几次更换过厂长，到最后没有人选可供更换，双方无法再合作。此外，虽然阳光农牧公司上诉否认存在服务瑕疵，但从查明的事实看，阳光农牧公司提供服务期间确实存在岗位空缺等情况，一审认定阳光农牧公司存在服务瑕疵并无不妥，而阳光农牧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兴隆猪场存在不当解约的情况，故其要求兴隆猪场支付违约金，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阳光农牧公司要求兴隆猪场支付因其管理好而剩余兽药64770.6元的请求，以及兴隆猪场要求阳光农牧公司返还兽药费（兴隆猪场已付的兽药使用费中阳光农牧公司未用于购买兽药的费用）182543.8元的请求，诉讼中，阳光农牧公司主张双方约定按照猪出栏数计算服务费，包括人工费、药费、管理费，其中每头出栏猪对应的药费金额系估算，如果在实际履行中用药超出这个金额，阳光农牧公司要赔钱，但通过阳光农牧公司的技术，用药准确，药费或者药品有剩余，阳光农牧公司挣的就是这个钱，且双方就截至2015年12月的药费已经履行完毕。兴隆猪场则主张，根据双方服务协议的约定，阳光农牧公司提供的兽药不仅应质量合格也应当数量充足，阳光农牧公司把兴隆猪场支付的本该用在猪身上的药品资金私自截留少用，致使疫情频发，生猪指标下降，造成兴隆猪场损失惨重，这些药品资金所有权属于兴隆猪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虽然双方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费包括兽药使用费，但是，从协议对于服务费的构成（劳动力成本费、生产技术管理费、兽药使用费）以及各部分含义的约定看，各部分的用途明确、固定，其中劳动力成本费是指甲方所派为乙方服务人员的劳务、福利等费用以及场内饲养岗位的劳务费用，生产技术管理费是指甲方为乙方所提供服务的报酬，兽药使用费是指甲方服务用于乙方猪场猪只疫病预防、治疗的兽药。因此，兴隆猪场支付阳光农牧公司的服务费中，除了生产技术管理费系阳光农牧公司提供服务的报酬之外，阳光农牧公司应当将劳动力成本费、兽药使用费按照约定的用途予以使用，从《临邑县兴隆猪场合作项目结账明细情况》中有关“2016年1月、2月、3月饲养员工资9.6万元”以及“和谐阳光派驻技术员老曹因故离开猪场后，四个月（即2014年8月、9月、10月、11月）他人顶班工资1.4万元”应从阳光农牧公司应收款中扣减给兴隆猪场的记载，亦可以印证其中的劳动力成本费应按照服务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故，对于兴隆猪场已付阳光农牧公司的兽药使用费，应当用于购买兽药，服务于猪场猪只的疫病预防和治疗。对于所购兽药中尚未使用完的兽药即剩余兽药，阳光农牧公司要求兴隆猪场给付剩余兽药的费用，没有充分的合同依据，且虽然阳光农牧公司主张通过技术、用药准确，药品有剩余，其挣的就是这个钱，但是，双方对于阳光农牧公司提供服务的质量存有争议，诉讼中亦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于阳光农牧公司所应达到的服务指标达成过一致意见，阳光农牧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系因用药准确等实现了药品剩余，而阳光农牧公司提供的服务又存有瑕疵，故本院对于阳光农牧公司该项意见不予采纳，对于阳光农牧公司要求兴隆猪场支付因其管理好而剩余兽药64770.6元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协议履行中，兽药由兴隆猪场每月通过向阳光农牧公司支付服务费的形式进行出资，由阳光农牧公司负责采购。此外，在双方协议履行之初兴隆猪场留有库存药品15912元，协议履行期间兴隆猪场自购药品7616元。考虑到在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阳光农牧公司采购的药品以及兴隆猪场的库存药品、自购药品系混合在一起使用，不宜区分，且本案诉讼中，阳光农牧公司同意从其诉讼请求中将兴隆猪场的库存药品15912元、自购药品7616元予以扣除，表明阳光农牧公司同意负担该两笔费用（本院将在下文认定阳光农牧公司有关服务费的诉讼请求金额时扣除库存药品15912元、自购药品7616元），为了论述及处理上的方便，本院将兴隆猪场的库存药品15912元、自购药品7616元列入阳光农牧公司出资购买药品的范围，进行分析。
根据双方签字的猪场生产管理动态月报表中有关“兽药疫苗耗用”的记载，从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合计使用兽药费用（包括疫苗）618828.6元，另根据双方的确认，截至2016年3月剩余兽药64770.6元，故视为阳光农牧公司用于购买兽药的支出共计683599.2元。
兴隆猪场主张根据猪场生产管理动态月报表体现的大猪出栏、仔猪出栏数量，并按照每头大猪100元、仔猪55元的标准，计算出阳光农牧公司应当使用兽药费842615元，阳光农牧公司却少用药182543.8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从实际履行看，兴隆猪场只向阳光农牧公司支付了2014年7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的服务费，尚未支付2016年1月至3月的服务费，故2016年1月至3月期间的兽药使用费不应计算在内；第二，从2014年7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猪场生产管理动态月报表的形式看，表中“应收服务费”一栏下辖“固定服务费”“浮动服务费”“药品使用费”三个子栏目，但是在不同月份的报表中，子栏目中是否记载数据的情况不同，有的月份报表中只有“浮动服务费”“药品使用费”有数据记载，有的月份报表中只有“固定服务费”“浮动服务费”有数据记载，有的月份报表中只有“固定服务费”有数据记载，因此，部分月份报表中没有记载“药品使用费”数据。如果仅统计记载了“药品使用费”数据的报表，所得出的药品使用费金额，将远远低于阳光农牧公司购买兽药支出金额，显与常理不符。此外，在对“药品使用费”有数据记载的报表中，数据所反映的药品使用费收费标准（每头100元或75元），又与双方协议约定的药费标准（大猪每头80元、仔猪每头55元）不同。在对“固定服务费”有数据记载的报表中，不同月份报表体现的收费标准也不完全相同（有的报表记载每头100元或75元，有的记载每头200元或100元），因此，亦不能参照双方协议约定的药费标准与服务费标准之间的比例关系，从“固定服务费”收费标准中区分出药费的实际收费标准，故兴隆猪场根据报表主ＸＸ光农牧公司应当使用兽药费的金额，依据并不充分。第三，对于2014年7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包括兽药费在内的服务费，兴隆猪场与阳光农牧公司已经逐月结算并实际由兴隆猪场向阳光农牧公司支付完毕，且经本院审核，即便按照兴隆猪场关于2014年7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已付阳光农牧公司兽药费金额的自述，该金额亦不存在过分高于阳光农牧公司购买兽药支出金额的情况。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兴隆猪场要求阳光农牧公司返还兽药费（兴隆猪场已付的兽药使用费中阳光农牧公司未用于购买兽药的费用）182543.8元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阳光农牧公司主张2016年1月至3月期间服务费283400元的请求以及兴隆猪场不同意全额给付上述费用的请求，经本院核算，阳光农牧公司主张的该笔金额与2016年1月至3月猪场生产管理动态月报表中记载的服务费金额吻合，但经本院核实，阳光农牧公司主张的该期间的服务费包括兽药使用费，根据前文的认定，兴隆猪场已付的2016年之前的兽药使用费中，阳光农牧公司已购的兽药尚有剩余，现双方合同关系已经终止，阳光农牧公司亦不再为兴隆猪场提供服务，故阳光农牧公司无权再主张兽药使用费，因此，在认定兴隆猪场应付2016年1月至3月期间服务费的金额时，应将兽药使用费予以扣除，兴隆猪场就此提出的上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未将服务费中的兽药使用费予以扣除，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应予扣除兽药使用费的金额，本院根据双方协议约定以及2016年1月至3月期间猪场生产管理动态月报表的记载情况依法确定。此外，一审中，阳光农牧公司同意从其诉讼请求中扣除2016年1月至3月员工工资9.6万元，本院在此一并予以扣除。关于阳光农牧公司上诉主张其履行合同时没有瑕疵，不认可一审酌定服务费一节，根据前文分析，一审认定阳光农牧公司存在服务瑕疵并无不妥，本院对于阳光农牧公司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一审考虑阳光农牧公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瑕疵，认定该笔服务费应予酌减，亦无不当。综合上述分析，关于兴隆猪场应当支付的2016年1月至3月期间服务费的金额，由本院根据上述情况，依法酌情确定为62480元。
关于阳光农牧公司主张兴隆猪场支付增栏1400头猪的服务费的诉讼请求，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增栏数量并无异议。兴隆猪场主张增栏1400头就是增加了2个月的小猪，按照正常死亡率15%，有1160头能成活，且需要饲养5至6个月猪才出栏，2016年2月、3月份的猪，阳光农牧公司仅养了一个半月和半个月，以后饲养所需的人工费、药费都是兴隆猪场支出的，与阳光农牧公司无关，主张服务费存在重复计算，不合理。阳光农牧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协议约定，此处的增栏系对猪群存栏的盘点结算，具体到本案中，是将2016年3月双方合同终止时猪群存栏情况与2014年7月双方合同履行之初猪群存栏情况进行比较，确定不同类别的猪的数量增加或者减少的情况，并根据增减情况及猪的类别确定由兴隆猪场给付阳光农牧公司服务费或者由阳光农牧公司补偿兴隆猪场。其次，双方当事人分别作为猪场的业主以及为猪场提供服务的经营方，对于饲养猪的生长周期自然是明知的，对于饲养猪的死亡率亦有一定的认知，双方在确定服务费用计算方式时应当将饲养猪的生长周期、死亡率等因素考虑在内，在此情况下，双方约定了按照每月出栏数量计算当月服务费以及按照存栏盘点结算时的存栏情况（若存栏数增加，增加部分乙方按约定标准随同当月服务费支付给甲方；反之，若存栏数减少，甲方按约定标准的金额补给乙方）确定增栏服务费或者减栏补偿费，该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兴隆猪场以签约时没有想到这些因素为由，否认增栏服务费计算方式的合理性，本院不予采纳。综合上述分析，阳光农牧公司向兴隆猪场主张增栏服务费，符合双方协议约定，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前文的认定，在阳光农牧公司提供服务期间，存在瑕疵，故本院对于1400头增栏所对应的服务费予以相应酌减，酌减后的金额为210560元。
此外，关于阳光农牧公司上诉主张其在确定诉讼请求金额时已将兴隆猪场的库存药、自购药、员工工资及外聘人员工资等4笔费用扣除，一审判决在核算时又扣减一次一节，经本院核实，一审判决在核算金额时，系以阳光农牧公司未扣除上述4笔费用之前的金额为基础，不存在重复扣除的情况，阳光农牧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在处理2016年1月至3月服务费时，已将员工工资9.6万元扣除，故综合本院核定后的2016年1月至3月服务费金额，以及1400头增栏服务费金额，扣除库存药15912元、自购药7616元及外聘人员工资14000元后，兴隆猪场尚欠阳光农牧公司服务费共计235512元。
关于兴隆猪场要求阳光农牧公司赔偿因其管理后指标下降补偿损失179685.24元的请求，一审法院考虑到双方在合同及协议附件中均未对“约定指标”进行明确约定，阳光农牧公司进场后四个月后，双方亦未对“约定指标”及补偿损失等进行书面确定等事实，认定兴隆猪场该项请求无合同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诉讼中，虽然兴隆猪场主张2014年10月双方就该指标口头达成一致，但是阳光农牧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兴隆猪场亦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故本院对于兴隆猪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对于兴隆猪场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兴隆猪场要求阳光农牧公司返还因增栏1400头尚未出栏的饲养工资40800元的请求，一审认定兴隆猪场该项请求无合同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兴隆猪场主ＸＸ光农牧公司减少用药，属于合同中约定的因阳光农牧公司提供的药品质量不合格情况，应赔偿该行为导致1478头猪死亡的实际经济损失共计358130.8元的请求，诉讼中，阳光农牧公司对于兴隆猪场该项主张不予认可，阳光农牧公司亦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一审判决认定兴隆猪场证据不足且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上述猪的死亡与减少用药存在因果关系，未支持兴隆猪场该项请求，并无不当。兴隆猪场上诉主张应当在判决中注明“补充证据后、可另案处理”，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于兴隆猪场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对于一审处理结果予以维持。关于兴隆猪场主张的损失鉴定，在因果关系无法证明的情况下，损失鉴定对于本案没有意义，一审未准许鉴定申请，并无不妥，本院对于兴隆猪场该项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阳光农牧公司、兴隆猪场各自的上诉请求均有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598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598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变更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598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临邑县兴隆原种猪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和谐阳光农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235512元；
四、驳回北京和谐阳光农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78元，由北京和谐阳光农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6903元（已交纳），由临邑县兴隆原种猪场负担36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一审法院）；反诉案件受理费5690元，由临邑县兴隆原种猪场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7723元，由北京和谐阳光农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6903元（已交纳），由临邑县兴隆原种猪场负担10820元（已交纳10578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江恒
审判员 王 平
审判员 李明磊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祝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