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津0116行初402号
原告刘佳，男，汉族，1984年11月19日出生，住天津市津南区。
委托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永丰街23号。
法定代表人苗宏伟，局长。
委托代理人杜雨，该局高新分局法制办主任。
第三人张万勇，男，汉族，1971年6月12日出生，住天津市红桥区。
原告刘佳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17年11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受理后，于2017年11月20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张万勇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佳的委托代理人孙国屹，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杜雨，第三人张万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津滨公高（海）行罚决字[2017]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刘佳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刘佳诉称，2017年9月18日上午8时许，原告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楼××单元××室内，质问第三人张万勇为何明知原告在单位上班不在家的情况下，独自前往原告家中，要求原告的妻子出来讲话并出言不逊。在此短暂时间内，根本不存在原告殴打第三人之事，被告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五日错误。原告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缺失事实和法律依据，冤枉原告。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的津滨公高（海）行罚决字[2017]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2017年9月18日上午，原告刘佳因琐事与第三人张万勇发生纠纷。因言语不和，原告对第三人进行殴打。原告虽拒不供述，但有第三人及在场证人的证言、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和依据：
一、证据：
（一）程序类证据：
证据一、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高新分局海泰派出所（以下简称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9月18日制作的《案件来源》、《天津市公安局110接处警综合记录单》；
证据二、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9月18日制作的《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
证据三、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1月2日制作的《抓获经过》；
证据四、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1月2日制作的《传唤审批表》、《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传唤证》及《传唤通知家属记录》；
证据五、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0月12日制作的《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
证据六、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1月2日制作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证据七、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1月3日制作的《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及《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八-1、《送达回执》，证明于2017年11月3日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原告；
证据八-2、《送达回执》，证明于2017年11月3日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送达第三人；
证据九、《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高新分局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刘佳于2017年11月3日投送拘留；
证据十、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1月3日制作的《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
证据十一-1、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0月11日对第三人制作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告知书》；
证据十一-2、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1月2日对原告制作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告知书》。
（二）事实类证据：
证据一-1、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9月18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一-2、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1月2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一-3、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1月3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二-1、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9月18日对第三人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二-2、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9月21日对第三人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二-3、海泰派出所分别于2017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对第三人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9月18日对证人王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四、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9月18日对证人张某1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五、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9月24日对证人黄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六、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9月24日对证人张某2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七、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9月24日对证人刘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八、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于2017年9月29日出具的津公技鉴字[2017]第08052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证明第三人眼部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就诊医院作出的第三人头面部软组织损伤的医学诊断结果属轻微伤；
证据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于2017年9月18日出具的NO00563902号《诊断证明书》；
证据十、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于2017年9月30日出具的NO00563117号《诊断证明书》；
证据十一、《申请书》，证明第三人于2017年9月24日申请就所提交的病例材料进行鉴定，称不再补充材料；
证据十二、海泰派出所拍摄的照片，证明案件发生的场所及第三人受伤的情况；
证据十三、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1月2日制作的《电话查询记录》，证明经查询原告没有违法犯罪记录；
证据十四、刘佳、张万勇、王某、张某1、黄某、张某2、刘某的《常住人口信息表》；
证据十五、公字[2012]005号《鉴定机构资格证书》；
证据十六、鉴定人的《鉴定人资格证书》。
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人张万勇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本案事实无可置疑，原告的诉请与事实不符，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于被告提交的程序类证据，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一至四、证据八、证据十无异议；认为证据五中的“报案时间”与证据一中的“报警时间”不一致，审批表填写不全，“违法嫌疑人”栏目中未填写任何信息，不符合法定形式；认为证据六不能证明被告履行了告知义务，也没有告知将要作出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对原告进行告知的是高新分局而非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进行了复核；认为证据七不是被告作出，而是由不具有行政处罚权的高新分局作出的，被告没有加盖公章确认，不能证明经过被告负责人审批，被告未提交经过集体讨论研究的证据；对证据九的合法性有异议，是高新分局而非被告将原告送达拘留所，导致家属找不到原告；对证据十的合法性有异议，送达人并非被告，而是高新分局。结合前述审批表，可以看出对原告的行政拘留并不是被告作出的，而是高新分局作出的，被告只是在拘留决定书上盖章，并没有进行审核。被告解释称，“报案时间”系工作人员笔误，应以110处警单为准；“违法嫌疑人”一栏虽没有填，但在违法事实及证据处填写了；被告已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告知了原告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法律并未规定要告知处罚的幅度；对于原告的申辩意见，在2017年11月3日9：25-9:45办案人员对刘佳取了一份笔录，这份笔录就是复核笔录；《行政处罚审批表》中对于呈批、审核程序的流程已经有明确规定和显示；对重大、复杂案件进行集体讨论的，是由公安机关的相应负责人进行集体讨论，审批表中并不体现，只能由一个负责人签字；拘留所回执明确记载了原告拘留的地点是天津市拘留所，不会发生家属找不到刘佳的情况。
对于被告提交的事实类证据，原告对《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均无异议，对证据九至十一、十三至十六无异议；对证据一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原告没有殴打第三人，双方只有肢体接触，并非身体接触，原告并非是在第三人的办公室看见第三人脸上有伤，不知道其脸上的伤是怎么形成的；对证据二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不认可，王某进入第三人办公室时根本无法看到双手抱头趴在桌子上的第三人的脸部，该证言系伪证；第三人陈述原告进来后就对其殴打，说明从原告进其办公室到第三人呼喊相隔时间很短，只有几秒钟，而原告和证人王某、张某1、张某2的笔录能够证实这段时间为“一、两分钟”，说明第三人在说谎，故所谓的殴打事实也不存在；第三人称原告把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反锁上了为虚构事实，且与王某有恶意串通之嫌疑；对证据三的真实性部分不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笔录不能直接证明第三人面部之伤系原告所致，王某说原告反锁屋门为虚假陈述，因为从门外无法用钥匙打开从里面反锁的门，事实上，王某和另一证人刘某见到张万勇的伤情非当时所见，而是事隔至少10分钟后所看到的；王某关于看见原告打了第三人一拳的陈述无双方的印证，无其他证人证言印证，是王某在虚构事实，第三人在公安机关询问时从未提到过从双手抱头姿态抬起头来的问题；对证据四至七的真实性部分不认可，对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四名证人非现场目击证人，不能证明原告曾经殴打第三人，更不能直接证明第三人面部伤情为原告所致；对证据八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第三人面部之伤与原告无关；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只有案发现场的一张照片，不能客观反映房间的状况。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解释称，第三人对面的同事刚出去，原告就进来了，第三人的办公室门是长期开着的，从来不锁，原告进来就把门锁上，第三人问他干嘛，他没回答，冲到第三人面前，第三人以为他要交流旷工的事，就继续用电脑，没看他，原告就冲第三人面部打了几拳，第三人于是就抱头趴在桌上，原告就打第三人的脑袋和后背，把办公桌的抽屉也打落在地，然后第三人就喊人，王某等人就进来了，拉开了原告，第三人就从桌上抬起头来，此时右眼睁不开了，原告还要打第三人，王某和张某1两人把他拉出去，他们对第三人说脸伤成这样了，但第三人看不见自己面部伤情。被告解释称，肢体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被告表述为身体接触没有问题；第三人不可能一直趴着，第三人的陈述已经说明问题了；王某问原告在做什么，恰恰是证人看见原告时的一种制止，而不是询问；刘佳殴打第三人的背部是证人现场亲眼所见；证人张某1是听见第三人喊之后才进去打开的门，笔录中说的“还手”证明原告已经殴打第三人，是原告殴打他人在先，笔录是在案发后根据时间顺序做的，不存在隔了十几分钟才看见第三人有伤的情况，张某1、黄某、张某2都是现场看见的；刘某虽然没有看见打架，但他早晨上班时并没有看到第三人脸上有伤，回来时看到了，几个证人的证言能够形成锁链，证明原告对第三人实施了殴打；照片能够反映案发现场的全貌，主要反映第三人的伤情即可，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案发现场进行过于细致描述的规定。
因被告提交的程序类、实体类证据真实客观，能够相互印证，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且被告和第三人所做解释符合常理，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客观性均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佳原系天津中高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维修部员工，第三人张万勇系该部门经理。因工作管理问题，二人发生矛盾。2017年9月18日，第三人报警称被原告殴打，海泰派出所于当日予以受理。海泰派出所分别对原告、第三人及证人王某、张某1、黄某、张某2、刘某等进行了询问，并于2017年9月22日将第三人的伤情委托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津公技鉴字[2017]第08052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第三人眼部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就诊医院作出的其头面部软组织损伤的医学诊断结果属轻微伤。海泰派出所于2017年10月11日收到该鉴定意见后，分别于当日和2017年11月2日告知第三人和原告。2017年10月14日，该案经审批决定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被告经调查查明，2017年9月18日8时许，在第三人的办公室内，原告因琐事对第三人进行殴打。2017年11月2日，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处罚前告知，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后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送达原告和第三人。该行政处罚决定现已执行完毕。原告不服，起诉来院。
另查，2017年9月12日7:54:57，第三人报警称原告威胁自己和孩子的人身安全，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芥园派出所予以接警。2017年9月12日19:39:14，原告之妻报警称在津南双港欣赏园2-604遭到其丈夫的同事到家里威胁，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新家园派出所予以接警。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告作为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具有对涉案违法行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行政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在本案中，被告履行了调查询问、告知、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等行政程序，未超过延长后的办案期限。《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经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鉴定意见之日起五日内将鉴定意见复印件送达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在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10月11日收到鉴定意见，至2017年11月2日送达原告，不符合上述规定，其行政程序轻微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被告对原告、第三人及证人王某、张某1、黄某、张某2、刘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及《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能够证实2017年9月18日8时许，原告因对第三人于2017年9月12日晚去找其妻谈话一事不满，在第三人的办公室内殴打第三人并致第三人眼部及头面部轻微伤的事实，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系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作出，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否认对第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但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锁链，原告主张证人王某的证言为伪证，无证据证实，对于证人何时看到第三人面部伤情的问题及原告称第三人在公安机关询问时从未提到第三人从双手抱头姿态抬起头来的问题，被告和第三人均已作出了符合常理的解释，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程序轻微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的津滨公高（海）行罚决字[2017]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秀敏
人民陪审员 郭志伟
人民陪审员 张永芝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沈祯旸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
（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
（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
（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