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决 定 书
（2017）浙8601行初147号
原告宣凤青，女，汉族，1972年11月1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吴雷、范语嫣，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恩波大道1128号永和大厦。
法定代表人丁中苏，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啸格，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陆华芳，浙江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桂花路25号。
法定代表人吴玉凤，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刘哲、徐戈骅，该区政府工作人员。
第三人况建忠，男，汉族，1968年9月6日出生，户籍地江西省高安市。
第三人王卫星，女，汉族，1971年5月23日出生，户籍地江西省高安市。
委托代理人朱琴玲，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宣凤青不服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富阳区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及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富阳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在2017年10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在同月9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两被告发送《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因况建忠、王卫星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在同年12月20日、12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宣凤青及委托代理人吴雷和范语嫣、被告富阳区人社局副局长王小军及委托代理人李啸格和陆华芳、被告富阳区政府委托代理人刘哲和徐戈骅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宣凤青及委托代理人范语嫣、被告富阳区人社局副局长王小军及委托代理人李啸格和陆华芳、被告富阳区政府委托代理人刘哲、第三人况建忠和王卫星的委托代理人朱琴玲参加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4月4日，被告富阳区人社局作出富人社伤认[2017]30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第十九条第二款、《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认定况佳死亡为工伤。原告宣凤青不服，向被告富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9月20日，被告富阳区政府作出富政复决[2017]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维持被告富阳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
原告宣凤青诉称：1.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宣凤青提交补充书面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对认定事实的两项关键证据提出质疑。富阳区政府未进行审查及调查取证。交警部门制作《询问笔录》时仅有一名警察在场，另一签名是补签的，涉嫌程序违法，有谈话录音为证。复议机关未对该《询问笔录》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未采信宣凤青提供的录音，否定了该份录音的证据效力。况佳的《营业员出入证》真实性存疑，不能证明其与宣凤青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营业员出入证》系况佳私自办理，富阳区政府未向商场调查取证。宣凤青与况佳是网店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宣凤青在富阳经营皮具店，况佳找到宣凤青，希望合作设立皮具网店，宣凤青同意后，况佳来店里熟悉商品并准备商品扫码、打码。因考虑到况佳住处较远，宣凤青对是否最终达成合作有顾虑，故未签署书面合作协议。富阳区政府认定况佳与宣凤青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证据是对宣凤青的《询问笔录》，宣凤青在《询问笔录》中对双方关系表述不准确。况琪系况佳的弟弟，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不能与宣凤青的《询问笔录》相印证。2.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因认定宣凤青与况佳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不足，故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亡的相关条款。故请求：1.撤销被告富阳区人社局作出的富人社伤认[2017]30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及被告富阳区政府作出的富政复决[2017]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责令被告富阳区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原告宣凤青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4组证据材料：
1.《工伤认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事实；
2.与民警赵奇对话的录音，拟证明赵奇未参与案涉交通事故处理的事实；
3.与富阳东方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茂公司）有关负责人通话的录音；
4.《解除合同申请书》；
证据3-4拟证明其已与商场解除店铺租赁关系的事实。
被告富阳区人社局辩称：1.本案事实清楚。况佳系宣凤青经营的皮具店职工。2016年11月9日，况佳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在该事故中无责任。宣凤青在交警部门所作《询问笔录》中，对况佳是其店内试用期员工身份予以认可，对事故发生时间是况佳在上班途中亦予以认可。宣凤青称制作《询问笔录》时只有一名警察在场，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商场工作人员对况佳的《营业员出入证》真实性予以认可。宣凤青未提供其与况佳之间系网店合作关系的证据。2.本案适用法律正确。况佳在上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死亡，经交警认定在事故中无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宣凤青认为况佳不是工伤，未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提供证据。3.本案程序合法。故请求驳回原告宣凤青的诉讼请求。
被告富阳区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以下8组证据材料：
1.况建忠、王卫星、况佳的《居民身份证》《户口薄》，拟证明况建忠、王卫星系况佳父母的事实；
2.《授权委托书》《律师证》，拟证明况建忠、王卫星委托律师申请工亡认定的事实；
3.富阳市富春街道豪隆皮具店（以下简称豪隆皮具店）《注册登记在册信息》《注销信息》、宣凤青的《居民身份证》，拟证明豪隆皮具店在本案工亡事故发生时具有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经营者系宣凤青的事实；
4.《工伤认定申请表》，拟证明况建忠、王卫星申请认定女儿况佳为工亡的事实；
5.《营业员出入证》、豪隆皮具店商铺地址截图，拟证明况佳系豪隆皮具店营业员，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6.《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宣凤青的《询问笔录》、对况琪的《询问笔录》《居民身份证》《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及家庭情况登记表》《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拟证明况佳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的相关事实；
7.《举证通知书》及邮寄凭证、《送达回证》、送达现场录像，拟证明其已向宣凤青告知举证责任的事实；
8.《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回执》，拟证明其认定况佳为工亡并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实。
被告富阳区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以下法律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
被告富阳区政府辩称：1.富阳区政府已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2017年6月20日，宣凤青申请行政复议。同月26日，富阳区政府受理，后经延期于同年9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2.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根据交警大队认定的事实和结论，结合宣凤青和况琪的陈述，可以证实况佳系在前往豪隆皮具店的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宣凤青称与况佳是合作关系，但宣凤青在交警询问过程中承认况佳是其员工，与况佳弟弟况琪的陈述相符，宣凤青也未提供相关证据。故请求驳回原告宣凤青的诉讼请求。
被告富阳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的以下8组证据材料：
1.《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其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
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送达回证》，拟证明其通知富阳区人社局进行复议答复的事实；
3.《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拟证明因案情复杂，其决定延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
4.邮寄凭证、《送达回证》，拟证明其将《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事实；
5.《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
6.邮寄凭证、《送达回证》，拟证明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
7.《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证拟明宣凤青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
8.《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拟证明富阳区人社局进行复议答复的事实。
被告富阳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法律依据：
《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三人况建忠和王卫星述称：其同意两被告答辩意见。
第三人况建忠和王卫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庭审举证、质证和辩论，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
关于原告宣凤青提交的4组证据材料：两被告和两第三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证据1均无异议，故予以采信；证据2-3系宣凤青在对方不知情的状态下私自录音形成，故不予采信；证据4与案涉行政争议无关，故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富阳区人社局提交的8组证据材料：原告宣凤青对证据4-5、证据6中交警对宣凤青《询问笔录》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6中交警对况琪《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富阳区政府与两第三人对证据1-8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8与本案有关联，形式与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故予以采信，证实富阳区人社局作出工亡认定合法。
关于被告富阳区政府提交的8组证据材料：原告宣凤青、被告富阳区人社局、第三人况建忠和王卫星对证据1-8均无异议，故予以采信，证实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为查明交警部门对宣凤青《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向交警王坤明和赵奇进行调查，形成《调查笔录》，两名民警分别某称制作《询问笔录》当时两人均在场。另据王坤明陈述，其是根据《营业员出入证》与东方茂公司联系后找到宣凤青的。另据赵奇陈述，宣凤青在被询问后私下找他时，因时间隔得比较久，他一时想不起来，事故确实不是他主办处理的，但对宣凤青询问时其在场。原告宣凤青对《调查笔录》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富阳区人社局和富阳区政府、第三人况建忠和王卫星对《调查笔录》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交警对宣凤青制作的《询问笔录》系执行公务时形成的公文书证，其中有王坤明与赵奇两名交警的签字，被询问人宣凤青本人亦签字确认，这与本院的《调查笔录》内容相一致，宣凤青在庭审中确认交警在询问时没有暴力或其他威胁行为，故《询问笔录》真实且合法，可以证实况佳与宣凤青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宣凤青提交的录音资料，系其私自录音形成，其证据效力不能与《询问笔录》和《调查笔录》相对抗。故本院对《询问笔录》《调查笔录》予以采信，对录音资料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况佳自2016年11月初起在宣凤青经营的豪隆皮具店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11月9日上午08时06分许，况佳驾驶电动自行车去豪隆皮具店上班，途经杭州市富阳区新中线路口西侧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经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况佳不负事故责任。2017年2月15日，况佳的父母况建忠和王卫星向富阳区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亡。同年4月4日，富阳区人社局认定况佳为工亡。宣凤青不服，向富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6月26日，富阳区政府受理并通知富阳区人社局在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富阳区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复议答复。同年8月21日，富阳区政府决定延长行政复议审理期限。同年9月20日，富阳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
另查明：豪隆皮具店系宣凤青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店铺，已于2017年3月3日经核准注销。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被告富阳区人社局具有作出案涉工亡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豪隆皮具店系宣凤青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店铺，在注销后，由经营者宣凤青承担权利义务，故宣凤青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况佳与豪隆皮具店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根据交警部门对宣凤青、况琪制作的《询问笔录》，结合况佳的《营业员出入证》，三份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况佳与豪隆皮具店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宣凤青主张其与况佳是合作经营关系，但未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提交相应证据，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结合交警部门对宣凤青、况琪制作的《询问笔录》和况佳的《营业员出入证》，可以证实况佳系在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富阳人社局作出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况佳死亡系工亡，并无不当。
被告富阳区人社局在收到工亡认定申请后及时受理，通知宣凤青举证，进行调查核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工亡认定决定，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行政程序合法。被告富阳区政府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审查受理，通知被告富阳区人社局答复并提交有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综上，被告富阳区人社局作出的原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富阳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行为程序合法。原告宣凤青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宣凤青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行政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行政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章 浩
审 判 员 何 淼
人民陪审员 姜锦兰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洪 婷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