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5民终2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保山，男，汉族，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孙玉成，山东鸣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香丽，山东鸣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玲，女，汉族，城镇居民，系张保山之妻。
委托代理人张立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天虎，男，汉族，城镇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洪云，女，汉族，城镇居民，系宁天虎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英，女，汉族，城镇居民，系宁天虎之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圣楠，女，汉族，城镇居民，系宁天虎之妹。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秦保海。
上诉人张保山、宁玲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5）聊东民初字第1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宁天虎与被告宁玲系姑侄关系。宁某甲与原告吕洪云婚后共生育四个子女，长女宁英，长子宁天龙（已去世）、次女宁天虎、次女梁圣楠（曾用名宁某乙）。宁某甲与宁玲系兄妹关系，宁某甲于2000年病逝。1991年，原告吕洪云一家在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办事处后田村郭某中队取得一家六口人的承包土地，土地亩数10.86亩，2003年原告四人户口由原籍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办事处后田村迁出至河北省邢台市。2015年4月，原告宁天虎户口又迁回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办事处后田村，宁某甲与宁天龙户口已分别于2008年和2012年注销。宁某甲在世期间，经与亲属协商，将其家庭承包土地交由被告张保山夫妇租种。宁某甲去世后，张保山将其中的部分土地又转租给魏某、张建军耕种至2004年。后被告张保山夫妇全部耕种至今。四原告在户口迁出期间，未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
原审法院另查明，被告张保山夫妇租种的土地有：村西4.98亩，东邻刘某甲，西邻张保山，南邻河沿，北邻田间小路；村西北3.3亩、西邻张某甲，东邻张某乙，南北邻为路。村南1.98亩，东邻张某甲，西邻张保山，南邻为路、北邻为河。以上耕地其中西北地块，村南地块部分已被国家建设依法征用，现剩余共计7.88亩。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吕洪云与其夫宁某甲及其子女均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以内部家庭承包方式依法取得在原户籍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其承包经营期间，有权对所承包的土地通过转包、出租等方式进行流转。本案中，原告及家人与被告通过协商，将原告所承包经营的土地交予被告耕种，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因双方并未约定具体承包租赁期限，被告也否认支付过费用，故原告要求解除承包合同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对原告的户籍地有异议，诉讼主体不适格，因四原告原籍均在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办事处后田村，且均未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故其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本案中，原告所举证据的效力远大于被告所举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诉称被告给付两年的承包金1600元，证据不足，可待证据充分时另行主张权利。被告辩称其现耕种的涉案土地是由村民委员会发包取得，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宁天虎、吕洪云、宁英、梁圣楠与被告张保山、宁玲的土地承包合同。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被告承担。
张保山、宁玲不服判决共同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并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是错误的。上诉人所承包的案涉土地，来源于村委会的发包，并不是被上诉人转包给上诉人的。1、2000年之前，吕洪云与宁某甲感情不和，夫妻双方闹离婚，吕洪云曾到法庭起诉离婚，宁某甲去世以前，其子宁天龙于1999年去世。宁天龙与宁某甲去世前，吕洪云等四被上诉人即迁到河北居住，宁天龙与宁某甲去世，均是上诉人料理支付的丧葬费用，吕洪云及其子女无一人到场。2、1997年至2000年，宁某甲由于其身患××，丧失劳动能力，其妻子吕洪云与其闹离婚，常年在河北居住，没回来过。鉴于亲戚关系，张保山、宁玲帮助其耕种承包地。宁某甲及其家人无任何人表示将承包地转包给张保山耕种。一审原告没有任何证明存在转包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存在事实上的转包关系是主观臆断。3、吕洪云一家人全部迁出，宁某甲又去世了，在本村其家庭没有一个人在后田郭庄村居住。当时的村干部无法与吕洪云一家人取得联系。当时村委会每年都向村民征收三水费，三提五统等各项费用，种地根本没有收益或者收益很小。张保山表示不再耕种该土地，村委会为了解决各项费用问题，将土地承包给张保山耕种。4、在一审中，上诉人提出人民法院调查后田村委会，关于土地承包的问题，一审法院没有予以调查。5、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领取小麦直补的存折，存折上的金额通过换算可以证实张保山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村委会向上级政府报告的每户承包的地亩数是上级颁发土地小麦直补的依据，村委会没有将该地作为吕洪云的承包地上报，而是作为张保山承包地上报，证明村委会将土地承包给张保山的事实。6、张保山耕种的承包地来源于村委会的发包，有村委会、村干部的证明及其他证据证明，能够证明该事实存在。
被上诉人宁天虎、吕洪云、宁英、梁圣楠共同辩称，1、上诉人称“所承包的案涉土地，来源于村委会的发包，并不是被上诉人转包给上诉人的。宁某甲及其家人无任何表示将承包地转包给张保山耕种。一审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转包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存在事实上的转包关系是主观臆断”之理由，既无证据支持，又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1991年四答辩人一家（六口人）均系后田村郭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内部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10.86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在一审庭审中二上诉人自认与四答辩人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在1991年分别取得属于各自家庭的承包土地之事实。为了证明2000年答辩人宁天虎之父宁某甲将除0.6亩场院地之外的10.26亩承包土地转包给二上诉人耕种，答辩人申请证人魏某、刘某乙、宁某丙出庭作证，经质证及郭某村民吕某甲、吕某乙、吕某丙、连某、魏某等人的书面证言印证，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建立并存在承包关系的事实。同时以上证人均证明郭某中队村民的承包土地仍保持1991年时的家庭承包方式，即添人不添地、去人不去地的法律原则，至今已有24年，期间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没有调整过承包土地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二上诉人所谓“所承包的案涉土地，来源于村委会的发包”。退一步讲，即便是答辩人在承包期内将户口迁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承包经营权，也允许承包方依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流转。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调整承包土地应当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进行调整。因此，二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2、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解除四答辩人与二上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张保山提交以下证据：1、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办事处后田村委会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涉案土地在2003年秋季由村委会收回后又发包给了张保山一家；2、2003年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办事处后田村郭西队东组土地宅基分配草约一份，拟证明在2003年9月双方当事人所在的小组进行土地调整，涉案土地由村委进行了收回；3、吕某丙、吕某乙、吕某甲、连某书面证言一份，拟证明在宁某甲生前及去世后上诉人一方对他进行发丧的一个事实。四被上诉人对以上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按照农民土地承包法规定后田村民委员会包括3个自然村即王世安村、后田村、郭某，这三个自然村为一个村委会，三个自然村的土地按照法律规定各自归各自小组管理，村委会无权对小组的土地进行调整，更没有权利收回被上诉人的承包土地，收回承包土地应严格按照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经过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同意调整方案方能实施，因此该情况说明违反法定程序，村委会情况说明收回被上诉人承包地这一事实不存在；对于证据2分配草约有异议，其是否经过郭西队东组全体同意不清楚，草约也没有显示何人制定，被上诉人认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证据3，被上诉人认为宁天虎之父、之兄的丧葬问题与本案没有关系，作为证人应该出庭作证。
另上诉人方在二审诉讼中还申请证人张某丙出庭作证。张某丙陈述：“我当时在村委会任主任、书记，2003年当事人所在的小组组民要求调地，村委会弄了一个多月，后来因为意见有分歧没有调成地，以前谁承包的还是归谁，当时被上诉人方没有他们的户口，所以村委会商量根据双方情况就将宁某甲承包的土地发包给上诉人张保山。张保山的承包费当时是交给张某乙，张某乙是他们一方的代表。交的承包费有账目，账目上应该有显示。具体怎么显示我不清楚，因为我只是主任、书记，不管这块。现在只收水费。”上诉人对证人的陈述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方对证人的陈述部分有异议：张某丙陈述关于收取张保山承包费的问题，既然作为村委会书记对承包费的项目不清楚以及交没交纳承包费没有证明，也没有与张保山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现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方仍是宁某甲及四被上诉人，仅以张某与村委会的情况说明不能充分证明村委会将被上诉人承包地收回，发包给上诉人这一事实。
被上诉人二审诉讼中申请证人刘某乙出庭作证。刘某乙陈述：“我当时是郭某西队队长，分给被上诉人地后再也没有调整过地。我不知道2003年9月份村委会把宁某甲的地收回。”上诉人对证人说1991年宁某甲的土地没有调整过有意见，与上诉人的证据2相互矛盾。被上诉人对证人的陈述没有异议。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吕洪云与其丈夫宁某甲及其子女均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以内部家庭承包方式依法取得在原户籍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吕洪云及其家人在承包经营期间，有权对所承包的农村土地通过转包、出租等方式进行流转。本案中，吕洪云及其家人在2000年左右与上诉人张保山等通过协商，将吕洪云及其家人所承包经营的土地交予张保山、宁玲一家耕种，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没有约定交予张保山、宁玲一家耕种的期限，双方对此无异议。吕洪云等主张张保山、宁玲每年给付其800斤小麦，张保山、宁玲主张是代吕洪云一家耕种。无论张保山、宁玲每年给付吕洪云一家800斤小麦或者是代吕洪云一家耕种，双方都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双方未约定合同履行期限，吕洪云等随时可要求解除合同，要回涉案土地。原审法院支持吕洪云及其子女要求解除双方承包合同的主张，判决解除双方的土地承包合同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张保山、宁玲主张其耕种的涉案土地是由村委会发包取得，在一审中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虽然二审诉讼中提交了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办事处后田村委会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涉案土地在2003年秋季由村委会收回后又发包给了张保山一家，但该证明与其他一审中的证人证言相矛盾，一审中的证人证明后田村及郭某中队自1991年至今没有调整过承包土地。且张保山、宁玲主张是代吕洪云一家耕种涉案土地，如张保山、宁玲不愿继续耕种涉案土地，也应先与吕洪云一家协商，因涉案土地是吕洪云一家六口人取得的承包土地。即使存在后田村委会将涉案土地收回又发包给张保山一家的情况，后田村委会的做法也违反上述法律的规定。对张保山、宁玲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张保山、宁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上诉人张保山、宁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 鑫
审判员 孙久强
审判员 孔繁奎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