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9民终115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健，男，196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男，1979年5月18日，汉族，系刘健弟弟，南宁青秀区号。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兴钧，男，197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北流市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晖，广西辉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健因与被上诉人周兴钧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流市人民法院（2016）桂0981民初3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健上诉请求：撤销北流市人民法院（2016）桂0981民初363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林木收益款及违约金。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因为被上诉人周兴钧无理阻止合同当事人陈友业履行合同，导致应得合伙收益锐减97万元，被上诉人对此负有重大过错责任，依据相关合伙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该赔偿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应负有任何支付义务,故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林木收益款14.93万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依照上诉人与陈友业于2014年10月7日签订《桉树林木买卖合同书》，可获得的预期合同价款原为416万元。在陈友业支付了100万元定金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陈友业被耽误了几个月不能砍伐，给其无法履行合同。2015年8月20日，上诉人不得不与陈友业签订《协议书》，同意补偿抵销其65万元损失，则双方的实际合同价款已经变更为351万元。陈友业在2个多月以后的2015年10月19日取得采伐证后支付了第一笔合同款项50万元。其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陈友业又在2015年11月3曰、2015年11月6日、2015年11月25日分别支付了30万元、20万元、30万元。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上诉人原本是有可能全部获得预期的351万元合同收益的。但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却经常小动作不断，无理干扰、阻止陈友业依照相关协议正常砍伐林木。2016年1月6日，被上诉人甚至纠集几名社会人员一起到现场无理阻止陈友业及工人正常伐木、出木，并强行向其索要10万元。陈友业在被威逼恐吓之下经过讨价还价只能支付5万元，以求今后能够经营顺利，但被上诉人此后对其的骚扰不断。由于正常履行合同经常受到阻碍极不顺利，陈友业不胜其烦，万般无奈之下选择放弃履行合同。其除了已支付的230万元外，未再向上诉人支付任何款项。面对遗留的烂摊子，上诉人为了减少损失只能千方百计寻找合适的买家。在经过多番努力后，上诉人才找到新的买家袁金荣。双方并于2016年4月1日签订《协议》，约定陈友业未砍伐完的林木作价34万元由袁金荣享有，但由于剩余山场中有公益林，袁金荣未能办得采伐手续，故袁金荣按协议约定实际只支付了上诉人24万元，剩余10万元袁金荣明确表示不会再支付。故上诉人出卖的林木实际收到的合同款项只有254万元（230万元+24万元）。而按照原来的合同约定，上诉人至少也应该得到351万元。由于被上诉人阻挠陈友业履行合同导致其被迫退出，答辩人为此少收了97万元（351万元-254万元）。被上诉人对此损失的发生负有重大过错责任，依据相关合伙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该依法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在上诉人已经支付被上诉人45万元情况下，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应再负有任何支付义务。二、2016年1月6日被上诉人强行向陈友业索要5万元，陈友业已经把该账算在应付上诉人的合同价款内了，故该5万元属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合作收益款项,上诉人实际共支付被上诉人的收益款已经达到50万元。由于被上诉人的该行为导致陈友业最终停止履行合同的恶果，导致上诉人蒙受重大损失，依据相关合伙法律规定，上诉人也不应对被上诉人负有任何支付义务。从陈友业的书面证明可见，2016年1月6日是被上诉人强行向陈友业索要5万元，陈友业当时是迫于无奈才给钱的，否则，陈友业不会选择停止履行合同。至于被上诉人声称其是向陈友业借款根本不可信，是其在诉讼中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编造的谎言。既然被上诉人的行为导致上诉人应得收益锐减97万元，被上诉人就应赔偿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也不再负有任何支付义务。一审判决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三、如前述，在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负支付义务情况下，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也不应得到支持。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2%的月利息问题，由于诉讼双方从未约定利息，且上诉人也未给被上诉人造成任何实际损失,其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反,在陈友业停止履行合同后，由于被上诉人违约行为己经给合伙收益造成重大损失，被上诉人才应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和相关违约金。但被上诉人在明知无理情况下却逼迫上诉人仍按98万元支付其林木收益。被上诉人违约在先却企图侵占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不应得到支持。
周兴钧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无理。上诉人称因被上诉人无理阻止陈友业履行合同，导致应得合伙收益减少97万元，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得出被上诉人有无理阻止陈友业履行合同的事实。而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看，协议约定了如上诉人不按约定时间付收益款给被上诉人，则要按收益款总额3倍付违约金，且被上诉人可单方停止山场林木的砍伐，履行协议过程中是上诉人不按约定履行义务。双方协议还约定了上诉人是负责林木销售的，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2协议书中，已载明是因上诉人耽误10个月使陈友业不能砍伐，上诉人愿补偿损失65万元给陈友业，即造成合同价款从416万元减至351万元产生的65万元损失是因上诉人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上诉人还应当赔偿被上诉人的此损失。2016年1月6日被上诉人向陈友业要的5万元是陈友业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借款，且被上诉人已归还了2万元给陈友业，这5万元与本案无关，上诉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案是上诉人在收到林木货款后不按诚实信用原则，不依照双方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付收益款而引起，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周兴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健支付周兴钧林木收益款53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1月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0月8日，原、被告签订《共同造林合同》，约定：被告将其原来承包的座落在北流市大里镇冠塘村三、四组母猪塘一带的林地，与原告共同种植林木，原告在第一次造林期第一年投入造林资金12万元,其余不足部分由被告负责解决，第二、第三年度追肥(含肥料、人工费），由原告每年投入3万元，其余不足部分由被告负责；共同造林时间30年；共同造林的山林收益、产权、产值，双方各拥有50%，共同收益、分成、共同承担一切风险；每次造林结束收成、林木采伐后由被告统一销售，所结清的销售款扣除双方投入的资金及应承担的税费、采伐成本后，于一个月内结清余款给原告。之后，原、被告按合同约定种植桉树。2006年6月5日，因办理砍伐手续需要，原、被告协商，原告在名义上退出合伙，由被告与兴桂林公司合作承包经营，原、被告为此签订了一份《协议》，内容为：原、被告签订的《共同造林合同》作废，不再生效，转和兴桂林公司合作，合作公司的合作资金到被告账户后，被告要支付原告原出资的资金；原告要负责林地收益前的人工管理，收益后每亩扣除3.5立方米给兴桂林公司，剩余部分的木材双方各得50%的收益；收益木材由被告负责销售，得款后一个月内全部结清给原告。签订协议后，原告实际仍参与管理直至砍伐前止。后来被告与兴桂林公司解除合作，该公司退出经营。
2014年10月7日，被告将林木出售给陈友业，双方签订了《按树林木买卖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将上述桉树林木约780亩以41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友业；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陈友业先支付100万元定金给被告，林木要分两次申请采伐证，第一批约390亩，采伐证交给陈友业后15天内交116万元，第二批约390亩，采伐证交给陈友业后15天内交190万元，余下10万元留到采伐四分之三后再一次性付清；第一批采伐证从订合同交定金日起40天内还没有批复的，被告必须退回陈友业定金90%(90万元)，余下10万元作定金，等到采伐证批复后再补足100万元，如超40天后被告不愿退定金90万元的，被告必须按90万元计两分月息给陈友业；第一批砍伐结束前一个月，陈友业付第二批采伐的定金50万元；被告负责采伐手续，费用由陈友业支付，采伐时间由第二批批复得证日算起6个月内采伐完毕，如超期，双方再协议决定；被告要保证道路畅通，运输木材过程中，出现村民阻碍等纠纷，陈友业协助被告并由被告全部负责。签订合同后，陈友业向被告转账支付了100万元。
2014年11月14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协商，双方承包经营的大里镇冠塘村三、四组承包山场的第一次收益，原告所得款为98万元，付款方式为：第一次伐木15日内被告支付原告第一笔收益款25万元；购方第二次支付购木款后被告即支付原告25万元；购方第三次付款后被告即支付原告20万元；购方第四次付款后被告即支付原告20万元；待购方伐完木后被告即付清原告余款8万元；如被告不按约定时间付款给原告，被告按收益总额3倍违约金支付给原告，原告并可单方停止山场林木砍伐；第二次山场按被告持65%股份，原告持35%股份，双方按比例投资、收益、纠纷及其他支出按比例承担；余下12年半租金，另40亩租金双方按比例支付；如出现山场纠纷，赔偿款由被告负责，原告协助处理。
2015年8月20日，被告与陈友业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内容为：双方签订的《桉树林木买卖合同书》因各种原因，被告耽误了10个月使陈友业不能砍伐，现市场价格比订合同时差距很大，现被告愿意补偿给陈友业因各种原因和差价损失共65万元，从合同款减去，陈友业应付给被告的合同款为351万元。
2015年10月19日、11月3日、11月6日、11月25日，陈友业分四次分别转账支付给被告林木款50万元、30万元、20万元、30万元，共130万元，加上陈友业在签订合同时支付的100万元，陈友业前后总共支付给被告230万元。2015年10月20日、11月9日、12月21日，被告分别向原告转账支付了收益款25.01万元、10万元、10万元，共45.01万元。
2016年1月6日，原告周兴钧到陈友业砍伐林木现场要求陈友业支付一定款项，陈友业当日转账5万元给原告。之后，陈友业因砍伐遇阻等因素，放弃了对余下林木的砍伐，并不再支付款项给被告。2016年4月1日，被告与袁金荣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被告承包的大里镇冠塘村三、四组母猪塘速丰桉(陈友业未采伐完成的约110亩，其中约30亩为公益林)由袁金荣采伐，由于余下的林木偷伐严重，现作价34万元，先交款12万元，余款开始伐木半个月再支付8万元，到2016年12月底支付完，如公益林部分不能办理采伐手续的，扣除10万元，待办理手续再实施。签订协议后，袁金荣进行砍伐林木，实际支付了24万元给被告，余下10万元没有支付。2016年10月30日，原告转账2万元给陈友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双方对林木收益款按协议约定还是按实际收益比例来分配，原告应得收益款是多少；二、被告应否按原告主张的利息支付给原告。争议焦点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个人合伙由合伙人各自提供资金、实物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原、被告双方先后签订了《共同造林合同》和两份协议，并对林木共同进行管理，原、被告双方的合伙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合伙关系。原、被告在2005年签订的《共同造林合同》和2006年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山林收益双方各拥有50%，在2014年被告以416万元的价格将林木出售给陈友业后，双方重新签订了协议，约定原告取得98万元的收益款，实际上改变了收益比例分配，这是原、被告就合伙事务协商后重新确定的分配数额，予以确认，按原告约定取得的收益款98万元计算，其收益分配比例是23.6%(98万元÷416万元）。原告主张98万元是固定的数额，是将砍伐林木整体承包给被告，由被告全部负责并承担风险后确定的数额，但原告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原告的主张违反了法律关于合伙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规定和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依法不予采信。在林木收益因种种原因导致收益款一再减少，最终只能取得254万元的情况下，原告仍然要求被告按416万元价款时约定的98万元进行支付，违反了双方风险共担的约定，对被告有失公平，原告取得的收益款应以实际取得的最后收益按分配比例进行分配，即254万元×23.6%＝59.94万元，减去被告已经支付的45.01万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14.93万元。原告辩称其对收益款减少的情况不知情，但在2006年签订的《协议》中明确原告负责收益前的人工管理，原告事实上也从未退出合伙，从2014年被告与陈友业签订《桉树林木买卖合同书》到2015年8月陈友业进行砍伐，时间长达10个月，这些情况原告不可能不知情，对原告所说不知情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告主张陈友业支付的5万元是借款，并归还了2万元，这是其双方之间的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被告认为该款应计算在已支付给原告的林木收益款内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争议焦点二。原、被告在2014年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约定按收益总额3倍支付违约金，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被告逾期未支付林木收益款给原告，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原告要求被告按月利率2%的利息支付违约金，其主张的计算方法不符合双方的约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违约金以被告未付款项的30%计算为宜，即被告应支付原告的违约金为4.48万元（14.93万元×30%）。被告主张未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刘健支付原告周兴钧林木收益款14.93万元；二、被告刘健支付原告周兴钧违约金4.48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原告申请缓交），由原告周兴钧负担5600元，被告刘健负担3500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审过程中对陈友业进行了调查询问，关于林木砍伐、付款情况及为何未对约定购买的林木砍伐完毕的问题，陈友业陈述称：砍伐过程中纠纷较大，刘健叫付款，周兴钧也叫付款，我与刘健签订协议，应付款给刘健，已通过汇款共支付了232万元给刘健。砍伐中我另外支付了50万元，给村民补偿、工人工资和道路建设费。刘健曾答应村民开路，但后来成本太高就只开了一公里。仍有差价70万元未付，但砍伐到后面我仍有155亩未砍伐，因纠纷太多放弃砍伐。余下未砍伐的155亩，刘健问过我意见，我说纠纷太多不砍了，让他自行处理。原林业局跟我说过155亩中有25亩是几个县交界有争议，不能批准砍伐，所以没有砍伐。未砍伐部分后来听说刘健卖给别人了。
本院认为，刘健与周兴钧于2005年10月8日签订《共同造林合同》，约定双方合伙投资种植林木进行经营，共同分成、共担风险，并明确了对造林收益的分配比例和林木采伐后的销售、收益支付方式等内容，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属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双方已经履行，共同投资进行了林木种植，在林木可销售后并由刘健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将林木进行出售，为此双方于2014年11月14日签订《协议》，对买卖合同约定取得的收益款具体确定了由周兴钧分得98万元，并明确刘健付款的时间、方式和不按约定时间付款的违约责任，这是双方对合伙事项的收益分配问题重新确定分配方案，是双方经协商对原合同相应内容的变更，对此刘健应按此约定履行分配收益款的义务。在出售林木过程中，由于出现了买受人并不能按原合同约定的金额支付价款，林木不能按原买卖合同范围砍伐完毕的情况，导致了最后实际取得的林木收益款只为陈友业支付的230万元和袁金荣支付的24万元，合计254万元。对此收益款254万元，周兴钧有权要求刘健按约定支付分配款，刘健未及时支付则属于违约。一审根据刘健与周兴钧对实际收益款254万元并没有重新调整分配比例的情况，依据2014年11月14日协议确定的周兴钧应获得的收益比例23.6%（98万元÷416万元），确定周兴钧应获得59.94万元，并在扣除刘健已经支付的45.1万元后，判决由刘健支付14.93万元给周兴钧，并调整确定由刘健按未付款项的30%支付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刘健上诉称周兴钧无理阻止林木购买人陈友业履行合同，导致应得合伙收益减少97万元，周兴钧应赔偿其损失，其对周兴钧不负任何支付义务，刘健对此既没有反诉请求周兴钧赔偿损失，并且其主张是因为周兴钧的阻止而使陈友业没有完全履行合同，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也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存在不符，双方在合同中并明确约定应共担合作经营的风险，故本院对刘健此主张不予支持；刘健还主张2016年1月6日周兴钧向陈友业索要的5万元属于林木收益款，由于周兴钧不认可并主张是其向陈友业的借款，而且周兴钧已在诉讼之前归还了2万元给陈友业，陈友业也已认可接受，故刘健此主张也缺乏确凿的依据，本院不予认定。综上，刘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上诉人刘健已预交），由上诉人刘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坚
审判员 李 伟
审判员 谭泉清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黄宝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