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6民初9043号
原告：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25号A楼西区***室。
负责人：章洪春，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永生，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银梅，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快达建设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西港发展中心西5幢801、802、901、902室。
法定代表人：杨肖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卓伟，浙江越翰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泽汉所）与被告浙江快达建设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达建设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7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泽汉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永生、被告快达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卓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泽汉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代理的宁波晨扬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与浙江爱丽芬服饰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律师代理费63487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代理的被告与余姚兆通名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律师代理费4455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被告委托原告处理其与浙江康达建筑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法律纠纷。期间，被告又委托原告代为处理其与余姚兆通名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通房开公司）工程款纠纷和宁波晨扬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扬工程公司）与浙江爱丽芬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丽芬服装公司）工程款纠纷，双方同意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支付律师费。2017年3月16日，被告给原告发来《解除合同函》，同意案涉而代理诉讼的律师代理费“按标的根据浙江省司法厅规定律师收费标准办理”。现原告已经委托合同约定内容履行了义务，但被告却迟迟未按自己的承诺支付相应的律师费。经原告催促，被告仍未支付。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明确，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的费用系因被告单方解除委托合同后给原告造成的报酬减少（即律师代理费减少）的损失。
被告快达建设公司辩称：1、原告代理的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的律师代理费，与被告无关。张水金虽然系被告余姚分公司的负责人，但是其同时系晨扬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张水金委托原告处理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之间的诉讼，与被告无关。2、原告代理的被告与兆通房开公司一案，原告仅仅为被告递交了相应的起诉状等文书材料，并未参与过庭审，且该案最终在原告未到庭的情况下与兆通房开公司达成调解。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晨扬工程公司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公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泽汉所提交的证据。1、原告代理的被告与兆通房开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材料，即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授权委托书、公函、诉前材料接受确认单、工程造价鉴定申请书、选取鉴定机构通知书，对选取鉴定机构是否回避的书面意见、传票、送达回证、关于要求补充资料的函、司法鉴定费用预交通知书、短信（开庭通知）。被告快达建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庭审情况，能够证明被告委托原告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参与其与兆通房开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该案被告起诉的标的为845639元，案号为（2015）甬余立预字第64号，正式立案后的案号为（2017）浙0281民初2965号，立案后显示的该案原告为快达建设公司余姚分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被告提供诉讼代理服务至2017年3月，后被告向余姚市人民法院撤销对原告的委托，并另行委托戚国圭，该案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2、原告代理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材料，即民事起诉状、法定代表人证明、授权委托书、证据清单、起诉人提交材料清单、受理案件通知书、（2015）杭富立预字第45-1号民事裁定书、诉讼保全事项通知书、传票、反诉答辩状、代理词、补充证据清单、（2015）杭富民初字第2588号民事调解书。被告快达建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张水金委托原告作为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该案晨扬工程公司起诉的标的为1342498元，案号为（2015）杭富立预字第45号，正式立案后的案号为（2015）杭富民初字第2588号；后原告代理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达成调解，该案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3、《解除合同函》。能够证明被告于2017年3月16日向原告发函，通知原告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同时载明“另贵所在富阳替本公司代理的二场官司，按标的根据浙江省司法厅规定律师收费标准办理”的事实。4、介绍信、案件材料移交清单。能够证明2017年3月15日，被告快达建设公司开具介绍信，介绍张水金到原告泽汉所处提取其起诉兆通房开公司一案的相关文书；后张水金与原告于2017年3月16日办理了相关案件材料交接手续，并由张水金与原告共同出具案件材料移交清单的事实。二、被告快达建设公司提交的证据。1、余姚市人民法院传票、出庭通知书。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传票显示的开庭时间分别为2017年5月8日及2017年6月8日，原告陈述，因被告发函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故其没有出庭参加诉讼。至于原告未出庭参加诉讼是否能够阻却其向被告主张相应的律师代理费，在本判决书说理部分予以阐述。2、（2017）浙0281民初2965号民事调解书。该证据系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本院予以确认。该民事调解书载明快达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仅为戚国圭，而未载明原告泽汉所指派出庭的律师的基本情况，可以证明快达建设公司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撤销了对原告的委托，并另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张水金系被告快达建设公司余姚分公司的负责人，同时系晨扬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25日，张水金代表被告快达建设公司与原告泽汉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委托原告处理被告与浙江康达建筑有限公司、余姚市成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余姚市龙鼎商业广场有限公司、浙江省送变电工程公司工会委员会相关纠纷。在处理该纠纷过程中，张水金又以口头形式，委托原告处理被告快达建设公司与兆通房开公司及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相关诉讼纠纷。
2015年9月10日，原告代理被告快达建设公司向余姚市人民法院起诉兆通房开公司，起诉的标的为845639元。原告向余姚市人民法院递交了加盖被告公章的授权委托书。该案案号为（2015）甬余立预字第64号，正式立案后的案号为（2017）浙0281民初2965号，立案后显示的该案原告为快达建设公司余姚分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被告提供了下列法律服务：提起工程造价的鉴定申请、鉴定机构的选取、2016年3月3日的证据交换。后被告向余姚市人民法院撤销对原告的委托，并另行委托戚国圭参加诉讼。该案最终调解方式结案，并由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8日作出（2017）浙0281民初2965号民事调解书。
2015年9月15日，原告代理晨扬工程公司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爱丽芬服装公司，起诉的标的为1342498元。原告向富阳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加盖晨扬工程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该案案号为（2015）杭富立预字第45号，正式立案后的案号为（2015）杭富民初字第2588号。后原告代理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达成调解，并由富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9日出具（2015）杭富民初字第2588号民事调解书。
2017年3月16日，被告快达建设公司向原告泽汉所出具《解除合同函》，载明原、被告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一份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但是认为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并终止履行；同时还载明“另贵所在富阳替本公司代理的二场官司，按标的根据浙江省司法厅规定律师收费标准办理”。同日，张水金拿着加盖被告公章的介绍信到原告处提取被告起诉兆通房开公司一案的相关诉讼文书材料，并与原告办理了相关案件材料的交接手续，张水金与原告共同确认并在案件材料移交清单上签字及盖章。
被告庭审陈述，其在《解除合同函》中载明的原告替其代理的二场官司，即本案中原告向其主张律师代理费的两个案件，但是认为，该函载明的系按照相关律师收费标准“办理”，而非“收取”，故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律师代理费，原告应当向晨扬工程公司主张。
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虽然原告泽汉所未与被告快达建设公司及晨扬工程公司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是原告代理快达建设公司及晨扬工程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进行了相关诉讼活动，并分别向余姚市人民法院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加盖被告及晨扬工程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原、被告及原告与晨扬工程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
关于原告泽汉所代理的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虽然晨扬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水金同时系被告余姚分公司的负责人，但是从民事主体资格来看，晨扬工程公司与被告快达建设公司系独立的法人，张水金的委托行为到底是代表晨扬工程公司还是被告快达建设公司，应当从具体行为予以分析。在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递交的系加盖晨扬工程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故该委托行为的效力应当及于晨扬工程公司，而非被告快达建设公司。但是，被告快达建设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向原告出具的《解除合同函》中明确载明：“另贵所在富阳替本公司代理的二场官司，按标的根据浙江省司法厅规定律师收费标准办理”。被告庭审明确，该函载明的二场官司包括原告代理的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认为，虽然该案系晨扬工程公司委托原告，但是被告快达建设公司发函同意该案“按标的根据浙江省司法厅规定律师收费标准办理”，故其应当按照其函件所载的内容向原告承担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责任。
关于原告泽汉所代理的被告与兆通房开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被告快达建设公司辩称，因原告未参与该案2017年5月8日及6月8日的庭审，后被告在原告未出庭的情况下与兆通房开公司达成调解，故其无需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律师代理费。本院认为，被告于2017年3月16日向原告出具《解除合同函》，虽然该函载明解除的系双方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但是被告于同日介绍张水金到原告处提取其与兆通房开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诉讼文书材料，并与原告办理了相关案件材料的交接手续；此后，被告快达建设公司向余姚市人民法院撤回了对原告泽汉所的委托，并另行委托他人继续诉讼行为。故原、被告的该委托合同实际已于2017年3月16日予以解除。庭审中，被告亦陈述该委托合同及与晨扬工程公司的委托合同均已解除，虽然被告又对该陈述内容予以改口，认为原、被告的该委托合同并未解除，原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但是本院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及相关事实（即被告已撤销对原告的委托，余姚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中并未载明原告的代理人身份），对原、被告解除该委托合同的事实予以确认。因原、被告就该案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故双方对于委托事项的约定不明，本院从合同目的的角度解释，认为被告委托原告的合同目的为代理其与兆通房开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一审的全部过程，原告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只有在完成了全部的委托事项后，才能向被告全额主张相应的律师代理费。现双方的委托合同实际于2017年3月16日予以解除，原告未代理被告参与2017年5月8日及6月8日的庭审，故原告无权向被告全额主张相应的律师代理费。《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对于受托人而言，其损失及于因解除委托合同所造成的报酬减少的损失。该案中，原告代理被告于2015年9月10日向余姚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双方于2017年3月16日解除委托合同，本院结合原告的代理情况，酌情确认原告可向被告主张的赔偿损失金额为该案律师代理费的50%。
关于上述两个案件的律师代理费金额问题。被告明确，该两个案件按照浙江省司法厅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办理。根据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制定律师服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浙价服[2011]212号），律师代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诉讼案件，根据诉讼标的额分段计收费用：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按照6-8%收取；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含50万元）按照5-6%收取；5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含100万元）按照4-5%收取；100万元以上至500万元（含500万元）按照3-4%收取。本案中，本院以该两个案件起诉时的标的额为基数，按照律师代理费的收费标准的下限，计算所得晨扬工程公司与爱丽芬服装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律师代理费为56274.94元，被告快达建设公司与兆通房开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律师代理费为39825.56元。
综上，被告快达建设公司应当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56274.94元，并赔偿原告因被告解除委托合同所造成的律师代理费收入减少的损失19912.7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浙江快达建设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56274.94元。
二、浙江快达建设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因律师代理费收入减少的损失19912.78元。
三、驳回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30元，由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负担360元，由浙江快达建设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各负担870元。
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浙江快达建设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露熙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徐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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