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南中法民终字第19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佳林，男，汉族，生于1988年12月30日，住四川省仪陇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和花，女，汉族，生于1989年3月27日，住址同上。
上述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蒋克胜，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高峰，男，汉族，生于1976年6月16日，住四川省仪陇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昌秀，女，汉族，生于1978年12月21日，住四川省南充市。
上述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赖启徇，广东广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春容，女，汉族，生于1987年9月28日，住址同上。
上诉人刘佳林、汤和花与被上诉人刘高峰、黄昌秀、原审第三人刘春容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因不服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2015）仪民初字第2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刘高峰、刘佳林及刘春容系同胞兄弟妹关系，因政府拆迁，2014年4月8日，黄昌秀以刘佳林名义和仪陇县光华乡磨子坝村民委员会签订《仪陇县城市规划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所涉的房屋（该房屋建房占地许可证上权利人为刘佳林）安置序号为105号，被征收人为刘佳林，协议上列明其家庭成员有刘佳林、汤和花、刘春容三人，一审庭审中刘佳林称该协议由自己电话委托黄昌秀代签，理由是自己在外地，妻汤和花当时在仪陇或娘家盐亭，但因其身体不好，无法亲自签订该协议。2014年12月15日，仪陇县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和刘佳林、汤和花、刘春容签订《仪陇县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合同》，该安置合同约定安置序号为磨子坝105号的安置还房总面积为360平方米中的255平方米面积实行货币补偿，应领货币补偿款765000元，品跌过渡费、房屋结构比例补差款后还应领750771元，该款将由仪陇县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直接汇入刘佳林账户。在对安置序号为105号的拆迁房屋实行上列货币安置后，剩余面积则安置还房。之后，刘佳林将收到的安置款通过刘佳林、汤和花账户转款给刘高峰，共计转款550000元。
2015年4月21日，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签订协议（刘春容签字由其母胡孝清代签，审理中刘春容出具书面证词证明认可该协议），约定刘佳林、汤和花、刘春容自愿放弃位于仪陇县磨子坝村五社的105号安置房的所有权，并在安置房产权落实之后过户给刘高峰、黄昌秀，过户费由刘高峰、黄昌秀承担，由该安置房产生的其他财物如过度安置费、彩钢瓦赔付费、货币补偿款等相关的所有财物刘佳林、汤和花、刘春容都不得占有，同时约定该协议签字即生效。2015年7月27日，刘佳林、汤和花、刘春容出具撤销赠与通知书并向刘高峰、黄昌秀邮寄，该通知书称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系赠与合同，从即日起撤销赠与，安置序号为105平方米的安置房的所有权、过渡安置费、彩钢瓦赔付费、尚未给付的货币补偿款及相关拆迁费用归刘佳林、汤和花、刘春容所有。一审庭审中，刘高峰、黄昌秀申请母亲胡孝清出庭作证，胡孝清称不清楚磨子坝村五社安置序号为105号房屋建房资金出资情况，但刘高峰和刘佳林是在协商后由刘高峰在新地基上建房，让刘佳林在原来老屋基上建房。刘佳林和父母签有合同，约定老屋基上的房屋拆迁由父母和管委会签订安置补偿合同，实际权益由刘佳林享有。对此刘佳林当庭称已撕毁与父母签订的合同，合同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当时也给刘高峰打电话通知撤销赠与。另查明，刘高峰提供陈志平、赖庆安证词，证明内容为磨子坝村五社安置序号为104、105号房屋建房砖款及人工工资由刘高峰支付。
原审中，刘高峰、黄昌秀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其与刘佳林、汤和花及刘春容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合同”有效；2、确认“仪陇县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合同”项下被拆迁人的权益（包括255平方米的货币补偿剩余款20万元及105平方米的安置还房等）均归其享有；3、判令刘佳林、汤和花、刘春容继续履行合同。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仪陇县光华乡磨子坝村五社安置序号为105号的房屋的建房占地许可证上权利人为刘佳林，但被告刘佳林、汤和花也认可2015年4月21日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为有效合同，庭审中，双方母亲胡孝清出庭作证也证实刘高峰和刘佳林是在协商后由刘高峰在新地基上建房，让刘佳林在原来老屋基上建房，刘佳林和父母也签订合同约定老屋基上的房屋拆迁由父母和管委会签订安置补偿合同，实际权益由刘佳林享有，胡孝清作为双方母亲，其证言有较强证明力。结合以上事实，应认定刘高峰和刘佳林是在协商基础上由刘高峰在新地基上建房，刘佳林在原来老屋基上建房，且刘佳林和父母约定老屋基拆迁安置权益由刘佳林享有，2015年4月21日签订合同是在以上背景下签订的有效合同，是刘佳林、汤和花、刘春容对自己权益的一种处分，该合同并不是赠与合同，刘佳林、汤和花、刘春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订立合同时也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刘佳林、汤和花也将收到的安置款550000元转款给刘高峰、黄昌秀，刘佳林以撕毁与父母签订合同并称已和刘春容一起向刘高峰、黄昌秀撤销赠与合同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除去刘佳林、汤和花已转款给刘高峰、黄昌秀仪陇县光华乡磨子坝村五社安置序号为105号的房屋的550000元安置款之外，仪陇县光华乡磨子坝村五社安置序号为105号的房屋的其余被拆迁人的权益亦归刘高峰、黄昌秀享有，刘佳林、汤和花及刘春容应继续履行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合同。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高峰、黄昌秀与刘佳林、汤和花、第三人刘春容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合同有效；二、仪陇县光华乡磨子坝村五社安置序号为105号的房屋的被拆迁人的权益除去刘佳林、汤和花已转款给刘高峰、黄昌秀550000元安置款之外的其余所有权益归刘高峰、黄昌秀享有，刘佳林、汤和花及刘春容继续履行和刘高峰、黄昌秀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合同。案件受理费4725元，诉讼保全费1500元由刘佳林、汤和花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刘佳林、汤和花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上诉请求：撤销（2015）仪民初字第2283号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二）、（三）、（四）项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前后矛盾。原判决书2页说：“第三人刘春容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判决书第4页说：“刘春容出具书面证明称：位于仪陇县磨子坝村五社的105号房是刘佳林的户主，但是刘高峰修建的，资金由刘高峰支付，这房屋跟我无关，只是在户口薄上有我的名字，2015年4月21日刘佳林、汤和花、刘高峰、黄昌秀及我签订的合同上的名字由我妈代签，我承认无意见。”既然原审第三人没有出庭，也没有委托代理人、也没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何来答辩意见，原审判决将被上诉人的原审证人刘春容的书面证言作为答辩意见是错误的。二、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出资修建序号为105号的拆迁房屋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证明其出资修建的证据仅有证人刘春容、陈志平、赖庆安的书面证词，这些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可以不出庭的情形，其证言不应采纳。这些证人是否有证人资格，证人是否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书面证言是否是伪造，证言内容的真实性，甚至证人的身份的真实性也无法核实，这些证人证言无法证实被上诉人的主张。尽管出资修建这一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但为保证法律正确事实，还是要指出原审事实认定的错误。三、原审判决仪陇县光华乡磨子坝村五社安置序号为105号的房屋的被拆迁人的利益除去上诉人已经转给被上诉人的550000元安置款外的其余权益归被上诉人享有是错误的。（一）序号为105号拆迁权益归上诉人及第三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房屋拆迁权益是房屋所有人享有的权益。仪陇县农民占房许可证载明的权利人是刘佳林，仪陇县拆迁房屋所有权审核通知书，核实刘佳林的家庭成员有汤和花、刘春容。仪陇县安置规划区房屋安置征收补偿协议确定的被征收方的家庭成员为三人：刘佳林、汤和花、刘春容。序号为105号拆迁权益归上诉人及第三人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系赠与合同。原审判决认为2015年4月21日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被告及第三人对自己的权益的处分，该合同并不是赠与合同。上诉人也认可是一种处分行为，但该合同是赠与合同。处分的方式有三种：买卖、抛弃、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对赠与合同的定义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从合同签订的内容来看是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赠与人）将属于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该合同完全具备赠与合同的构成要件，该合同系赠与合同。（三）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已撤销了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赠与合同，上诉人、第三人已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具有任意撤销权，可以撤销赠与。2015年7月27日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已通知被上诉人撤销了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赠与合同，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已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拆迁序号为105号的拆迁房的105平方米的安置房，尚未给付的20万货币补偿款、彩钢瓦赔付费及拆迁相关的权益仍归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所有。
被上诉人刘高峰、黄昌秀答辩称：案涉房屋涉及的宅基地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父母提议，并经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协商一致，由上诉人在父母的老宅基地建房，由被上诉人在新申请的新宅基地建房。双方无异议后，各自出资修建，各自居住无异议。因被上诉人修建的房屋一半的宅基地在上诉人名下，拆迁管理部门为了与被建房屋表面一致才签拆迁合同，基于建房前双方的协议和被上诉人建房的事实，双方达成了由被上诉人享有自建拆迁房屋利益的合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认为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故一审的判决结论正确。上诉人称本案合同是赠与合同，于法无据。若是赠与合同，那么应当是对自己房屋的赠与，而事实上，该房屋系被上诉人自行修建，上诉人只是申请该宅基地时是用了他的名义，而上诉人也在父母的老宅基地上修建了房屋。
原审第三人刘春容未进行答辩。
本案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5年4月21日上诉人刘佳林、汤和花与被上诉人刘高峰、黄昌秀、原审第三人刘春容（胡孝清代签）所签订《合同》的真实性及效力并无异议，应予确认。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对该合同性质的认定，即该合同的性质是否是上诉人所主张的赠与合同。
本院认为，该合同的性质并非赠与合同，其理由主要在于，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刘佳林与被上诉人刘高峰的母亲胡孝清书写了《证明》并出庭作证，证实上诉人刘高峰与被上诉人刘佳林协商后，决定由刘高峰在新申请的宅基地上建房，而由刘佳林在父母的老宅基地上建房。胡清孝系双方当事人的母亲，其陈述具有较高的真实性，该事实应予认定。前述事实，既然是两兄弟各自建房，那么所建房屋应当各自所有，这和2015年4月21日上诉人刘佳林、汤和花与被上诉人刘高峰、黄昌秀、原审第三人刘春容所签订的合同及上诉人刘佳林、汤和花与其父母签订的合同可以对应，逻辑上是连贯的，即确认两兄弟各自修建的房屋所产生的利益归各自所有，这与赠与合同是完全不同的。上诉人主张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合同》是赠与合同，实际是割裂了该合同的产生背景，其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25.00元，由上诉人刘佳林、汤和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苏川
审判员 唐晓兰
审判员 石 炜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赖姝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