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苏审二民申字第065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沈洪，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工。
委托代理人：郭凤启，江苏好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胡修华。
委托代理人：陈自忠，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沈洪因与被申请人胡修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徐民终字第1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沈洪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关于（2008）苏民二终字第0422号民事判决并未确认放款事实的判断是错误的。尽管该判决第15页的内容属于分析说理部分，但除最后一句结论性观点外，其他均是对该判决查明事实的重复表述及归纳概括。从该判决查明事实可以确认一基本法律事实：胡修华委托沈洪对外放贷。1.沈洪所引用部分是（2008）苏民二终字第0422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法律事实。2.该部分并非只是对取款行为的确认，而是对取款和放款行为的双重确认和追认。3.该判决中“事后进行了确认”就是胡修华对放贷行为的追认。4.二审法院未对沈洪在二审中补充提交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质证和认证。这些证据包括载有沈洪受托放贷、收息、支付胡修华利息和胡修华零星用款等资金往来明细的原始记录、全部的借据及胡修华本人用款的取款或打款记录，上述证据能够进一步证明胡修华全权委托沈洪放贷的主张。（二）胡修华于2006年所写的两张对账单结合沈洪提交的放贷原始记录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胡修华对沈洪所有放贷行为进行了追认。（三）二审判决曲解了沈洪对概括授权、笼统授权的真实意思。沈洪主张的概括和笼统指的是具体的放贷对象、放贷利息和放贷期限等客观上不能确定而言的，而对外放贷是确定的特别授权。（四）二审判决认为“沈洪将款放给李浩也能证实沈洪有些对外放款没有得到胡修华同意或追认”是错误的。对于贷给李浩的40万元，胡修华知悉且追认，放贷给李浩的另100多万元也经胡修华事后追认。1.胡修华对此100多万元能收回而未收回及收取李浩所付利息的行为说明其追认该笔放款。2.胡修华知悉该100多万元放款后每年对账以及仍然向沈洪继续汇款并委托沈洪对外放贷，也说明胡修华对该笔款项事后追认。（五）返还2188683元与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相悖。如超越代理权，则返还财产只需返还本金，利息不应返还。该2188683元并非全是本金，也包括收回的利息，本利尚未厘清。（六）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胡修华一审中即明确其诉求是返还财产，而二审判决却判赔偿损失，判非所诉，且李浩等人借款尚在，没有证据证明胡修华的损失已经实际产生。沈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审查查明：胡修华长期在天津从事工程施工，施工队名称为江苏省邳州市八路工程队，其与沈洪系亲戚关系。沈洪先后在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属的八义集信用社、新桥信用社、岱山信用社工作，任普通员工、业务主管、负责人。沈洪为了完成信用社的存款任务，与胡修华商量让其将工程款存入信用社，胡修华考虑到给工人发放工资方便也表示同意。1998年1月由沈洪在八义集信用社给胡修华办理了对公帐户（结算帐户）的开户手续，凭胡修华的印鉴支取，沈洪手中持有正方形隶书体“胡修华”的私章。胡修华将款从天津汇入沈洪告知的帐号，到发放工资时间，胡修华即电话通知沈洪把现金准备好，沈洪凭隶书体“胡修华”的私章以胡修华的名义将款从信用社胡修华的结算帐户中取出备用。胡修华则给工人开具同一形式的收款收据，载明工人名字、工资数额，加盖江苏省邳州市八路工程队印章、正方形楷书体“胡修华”的私章，填票人处有胡修华本人签名。工人持该收据到信用社找到沈洪领取工资，沈洪将胡修华为工人开具的收据收集保管，剩余钱款继续存放在胡修华帐户中。1999年2月沈洪调至新桥信用社工作时，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为胡修华发放工人工资。2001年由于机构调整，沈洪即把胡修华的款从对公帐户转到另行开设的储蓄帐户中，活期储蓄存折由沈洪持有。
自2001年起沈洪开始操作将胡修华汇入的钱款以高出信用社同期贷款的利率标准对外放贷。有的是由胡修华电话通知沈洪放款给指定的人，有的是借款人持胡修华给沈洪书写的便条找沈洪拿款，有的是沈洪电话征求胡修华同意后放款给自己认识的人，有的是沈洪先将款放出再告知胡修华，还有的是沈洪自行放款未告知胡修华。尤其是关于对李浩144万元的放贷，沈洪在2007年11月9日邳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其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给胡修华说放40万元给李浩用，他没说什么。……后来又陆续放四五次累计有100万那样给李浩用，这些我都没给胡修华说……胡修华也没有想到我在放了40万元后还会放100多万元给李浩用，否则他会直截了当不会让我再动钱了”。胡修华对于是否委托沈洪放贷一事持否定态度。沈洪在进行上述操作时，绝大部分都是使用正方形隶书体“胡修华”的私章或自己签名从胡修华帐户中取款，并以其自己名义或其妻刘海英名义对外放贷。在放贷过程中，亦未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2006年9月18日，双方对胡修华存放在沈洪处的存款进行对账。双方对沈洪代发的工人工资无异议，但对于沈洪放贷的款项有争议。当日，胡修华书写对账单两张，其中一张记载：“张淑华（系胡修华之妻）50002004年9月30日胡思元20000利2000邹文华10000利7502005年2月15日胡思元20000利2000……合计825642.5”。另一张记载：“2979792.5含14523……2188683.5-20000……2168683＋40000（利息）=22086832006.9.18”，其中2168683＋40000（利息）=2208683为沈洪所写。胡修华称其中825642.5元的对账单系其熟人找沈洪贷款，无法偿还可计算到胡修华头上，从其存款中扣除，胡修华对此认可，其余2208683元系沈洪超越代理权放贷欠胡修华的款项。而沈洪则认为此两张对账单系胡修华所写，就意味着胡修华对沈洪所有的放款行为进行了确认。同时，沈洪称其接受胡修华全权委托办理放贷事项，在2006年9月18日算账时将825642.5元的对账单和2208683元对账单分开写的原因是因为825642.5元是胡修华指定放款的，而2208683元不是胡修华本人指定的。2007年3月24日胡修华收到沈洪2万元并书写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欠款贰万元整截止2007年3月24日还余贰佰叁拾万元整胡修华”。胡修华称收条中的230万与对账单中2208683元系同一笔钱，其在收到沈洪2万元后又自行增添了部分利息。沈洪对此收条中记载的230万元不认可。沈洪仍持有累计金额为2136000元的十余人的多张借条（含李浩144万元）。
因胡修华迟迟不能从沈洪处拿到其在信用社的存款，遂到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反映自己在信用社的存款没有了，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即向邳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邳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对胡修华、沈洪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但未予刑事立案。2008年1月24日，胡修华以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拒付其3167051.86元存款为由诉至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08年8月14日作出（2008）徐民二初字第0027号民事判决，认为胡修华与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作人员沈洪之间存在委托取款发放工人工资的委托关系，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办理胡修华存款支取业务手续上并无不当，至于沈洪将款从胡修华账户中取出放贷与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无关，遂驳回胡修华的诉讼请求。胡修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1月5日作出（2008）苏民二终字第0422号民事判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修华仍然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19日作出（2009）民申字第1697号民事裁定，认为沈洪在信用社的取款行为完全是基于胡修华的授权委托，……胡修华作为委托取款人，对因其授权不明而使被委托人超越代理权限取款所带来的损失，可以向被委托人沈洪提起财产返还或损害赔偿之诉，因此驳回胡修华的再审申请。
胡修华遂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沈洪返还230万元及利息。诉讼中胡修华主张自2000年至2002年期间共汇入信用社账户598万元，其中其认可取款代发工人工资2544948.14元，沈洪付给其2万元，付给胡修敏21万元，1999年5月28日和2000年3月3日共领款3.8万元，总计2812948.14元，再扣除其认可的825642.5元，沈洪应返还2341409.36元，但其认可对账单显示的2208683元。
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关于沈洪在办理胡修华委托事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超越代理权的问题。双方虽然没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但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双方对于二人之间存在委托取款发放工人工资的事实无争议，但对于胡修华是否委托沈洪代为放贷存在争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据此，沈洪应当就胡修华是否委托沈洪代为发放贷款承担举证责任。但沈洪据以证明其具有放贷代理权的主要证据为本院（2008）苏民二终字第0422号民事判决及2006年胡修华所书写的对账单两张。沈洪认为，本院（2008）苏民二终字第0422号民事判决第15页能证实，沈洪除为胡修华代发工人工资之外，还代其对外放贷，因此，沈洪的代理权限范围包括代胡修华放款、收款、收取利息等；还证实双方每年均对账户情况进行了对账，即使有胡修华不知情或违反胡修华意志的操作，胡修华也在事后予以了确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院（2008）苏民二终字第0422号民事判决第14、15页记载的相关内容为“本院认为：一、沈洪从胡修华相关账户支取钱款系沈洪受胡修华委托而实施的个人行为。理由：首先，……再次，从胡修华账户支出钱款的去向看，自1998年至2003年，沈洪除为胡修华代发工人工资外还对外放贷……每年春节期间，胡修华与沈洪对资金来往进行了对账。直至2007年3月24日，胡修华还从沈洪处支取2万元，并出具了收条。可见，即使沈洪有违反胡修华意志的操作，胡修华亦在事后进行了确认”。此部分内容系本院在审理胡修华诉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就胡修华委托沈洪从信用社取款这一事实的分析说明，而没有对胡修华是否委托沈洪放贷进行判断，不能证实胡修华全权委托沈洪放贷，更不能以此认定胡修华对沈洪所有放贷行为都进行了追认。关于2006年胡修华所书写的对账单两张，沈洪称825642.5元的账单上是胡修华指定放款的，而2208683元账单上不是胡修华本人指定的，这两张账单可以证明沈洪对胡修华所有放款行为知情并予以确认。而胡修华则称其中825642.5元的对账单系其熟人找沈洪贷款，无法偿还可计算到胡修华头上，从其存款中扣除，胡修华对此认可，而其余2208683元系沈洪超越代理权放贷尚欠胡修华的款项。因双方对账单记载内容的含义表述不一，故上述对账单能证明双方在2006年9月18日对过账，但不能证明胡修华对沈洪所有放贷行为都予以认可。另，沈洪在放贷时未以胡修华名义放贷，而是以其自己名义或其妻刘海英名义对外放贷，此行为亦不符合委托代理的一般特征。综上，沈洪关于其受胡修华全权委托办理放贷一事缺乏充分证据，不能认定，但鉴于庭审中胡修华认可其中825642.5元贷款，并且未向沈洪主张权利，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予理涉，但对于剩余部分存款及利息共计2208683元，应认定沈洪在办理胡修华委托事务过程中存在超越代理权放贷行为。
（二）关于2007年3月24日胡修华所写收条是否能够作为双方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的结算凭证问题。该收条系胡修华单方书写，沈洪对此收条中记载的230万元不认可，故其仅能证明胡修华收到沈洪2万元而并不能证明沈洪尚欠胡修华230万元。该收条不能作为双方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的结算凭证。
综上，沈洪在接受胡修华委托到信用社取款并代发工人工资后，又操作用胡修华的存款余额以自己或其妻名义进行放贷，其中部分放贷行为经过胡修华许可或追认，但尚余大部分未经胡修华许可或追认，此未经许可或追认的放贷行为系沈洪超越代理权的行为，对被代理人胡修华不发生法律效力，应由行为人沈洪自行承担责任。沈洪应当向胡修华返还存款余额及利息，具体数额应按照2006年9月18日沈洪签字确认的2208683元扣除2007年3月24日沈洪支付的20000元计算为2188683元。沈洪关于其受胡修华全权委托放贷的辩解意见缺乏充分证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之规定，该院于2012年8月6日作出（2012）邳民初字第0468号民事判决：一、沈洪返还胡修华存款余额及利息共计2188683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胡修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沈洪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沈洪和胡修华对于二人之间存在委托取款及发放工人工资的事实已无争议，但对于胡修华是否委托沈洪代为对外放贷存在争议。因此，沈洪应当就胡修华是否委托沈洪代为发放贷款承担举证责任。但沈洪在一审中据以证明其具有放贷代理权的主要证据为本院（2008）苏民二终字第0422号民事判决及2006年胡修华所书写的对账单两张。
第一，关于胡修华委托沈洪代为发放贷款是否为生效判决所确认的问题。沈洪主张胡修华委托其代为发放贷款已为生效判决确认，并引用本院（2008）苏民二终字第0422号民事判决内容，但从其引用的内容看，该内容系上述民事判决的分析说理部分，且主要是分析说明“沈洪从胡修华相关帐户支取钱款系沈洪受胡修华委托而实施的个人行为”这一问题，解决的是取款行为而非放款行为，该分析说理部分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对此，沈洪仍应承担举证责任。但直到二审判决终结前，沈洪也未提供胡修华全权委托其放贷的有效证据。
第二，关于2006年胡修华所书写的两张对账单，能否证明胡修华对沈洪所有放贷行为进行了追认问题。2006年9月18日，双方进行对账。当日，胡修华书写对账单两张，其中一张记载：“张淑华（系胡修华之妻）50002004年9月30日胡思元20000利2000邹文华10000利750……合计825642.5”，该对帐单上部还写有“2004年2月16日2979792.5＋14523-825642.5=2168683”。另一张记载：“2979792.5含14523……2188683.5-2000021686832168683＋40000（利息）=22086832006.9.18”，其中2168683＋40000（利息）=2208683为沈洪所写。胡修华写完后，上述两对帐单由沈洪持有，且两张对帐单中均有2979792.5＋14523这两个数据，而沈洪的日记本中也记载“2004年2月16号对帐余额2979000”，这说明2006年9月18日的对帐系双方对2004年2月16日对帐余额的进一步细化。胡修华主张其中825642.5元的对账单系其熟人找沈洪贷款，无法偿还可从其存款中扣除，胡修华对此予以认可，因此，825642.5元中的对外放款应认定为得到胡修华许可或确认。而对于2208683元中的2168683元，胡修华认为是其存款本金余额，且2208683元这张对帐单中没有列明每笔借款的去向，也没有说明具体的借款人，是各项数额计算最后得到的结果，可见，2006年9月18日的对帐是对胡修华款项余额的对账，无法证实胡修华对沈洪所有放贷行为进行了追认。
第三，关于胡修华对沈洪的委托放贷授权是否为概括授权问题。沈洪主张胡修华对其委托放贷授权是概括授权，具体授权内容不明确，沈洪以自己名义对外放贷是双方当事人概括授权的结果，故沈洪的放贷行为无需胡修华的追认，也不存在超越代理权的行为。二审法院认为，从委托合同的事项和权限范围看，委托合同可分为特别委托与概括委托，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沈洪主张胡修华对沈洪的委托放贷授权是概括委托授权，但从沈洪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看，2007年11月8日，沈洪在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时陈述：除了发放工人工资外“还有民间借贷，有三种方式：1.胡指令我放给谁用，或打电话或写条，利率按银行利率。2.如有人找我使贷款，我打电话给他请示，他说行，我把钱取出放给人使。3.我自己先放，然后再和他说”。由此可见，沈洪每笔对外放款都要取得胡修华的委托、许可或事后认可，故沈洪关于胡修华对其委托放贷是概括委托授权的主张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自相矛盾，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第四，沈洪将款放给李浩也能证实沈洪有些对外放款没有得到胡修华同意或追认。2007年11月8日，沈洪在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时陈述：“第一次放给李浩40万元时，后来给胡修华说了他没说什么，后来放的钱没有和胡修华说，胡修华知道很恼火……和胡修华对帐时，他知道又向李浩放款，他很生气。”“因胡修华说李浩不可靠，我就没好意思说放款给李浩用。”2007年11月9日，沈洪在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时陈述：“后来又陆续放有四、五次，累计有100万元给李浩用，这些我都没有给胡修华说。”“第一次放款给李浩用，胡修华从谈话中就表示出不喜欢这个人，听说这个人口碑不好，所以后来我再放100多万元给李浩用时，也就没有好意思给胡修华说。胡修华也没有想到我在放40万元后还会放100多万元给李浩用，否则他会直截了当不会让我再动钱了。”“……2002年春节，我和他算帐时他才知道我又给李浩放100多万元，他当时很生气，……但李浩始终没有把这140多万元还给我，这才直接导致胡修华与我之间关系闹僵了。”从沈洪的陈述看，沈洪放款给李浩是其自行放款，放款时既未告知胡修华取得胡修华的同意，事后也未得到胡修华的追认。
总之，胡修华与沈洪之间存在委托取款发放工人工资的委托关系，但沈洪取款后的对外放贷行为并非是胡修华的概括委托，沈洪部分放贷行为得到胡修华许可或确认，尚余大部分未经胡修华许可或追认，此未经许可或追认的放贷行为系沈洪超越代理权行为，一审法院关于上述认定并无不当。二审中，沈洪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2188683元的处置得到胡修华的许可或事后追认，沈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实施的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应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零四条、第四零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沈洪超越权限给胡修华造成损失，沈洪应当赔偿损失。
综上，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于2013年6月20日作出（2012）徐民终字第18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一）本院（2008）苏民二终字第0422号民事判决的争议焦点在于沈洪从胡修华相关账户支取钱款系职务行为还是其个人行为，该判决之所以阐述从胡修华账户支出钱款的去向，是为进一步证明沈洪从胡修华相关账户支取钱款系沈洪受胡修华委托而实施的个人行为，而非为了确认沈洪的放贷行为是否均得到胡修华授权或追认。沈洪不是该案的当事人，胡修华与沈洪在该案中并无完整的质证与辩论的过程，该判决也未对沈洪与胡修华对账的法律意义进行详细查证与阐释，因此不能仅依该案的分析说理对本案的相关事实作出认定。在双方对代理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应由主张有代理权的沈洪举出充分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二）沈洪在公安机关陈述，其代胡修华放贷有三种模式，一是沈洪受胡修华指令放贷，二是沈洪放贷前先请示胡修华，三是沈洪放贷后告知胡修华。因此沈洪受胡修华委托放贷需逐笔得到胡修华授权或事后追认，而非胡修华概括授权其放贷。沈洪现主张的胡修华概括授权其放贷或者所谓仅是放贷对象、放贷利息、放贷期限不确定的放贷特别授权等，均与其原陈述矛盾，本院不予采信。沈洪二审中补充提交的放贷原始记录、借据、胡修华取款或打款记录等证据均已在2013年4月7日及2013年5月13日两次听证中组织质证，其申请再审称其补交的证据未经质证与事实不符。该组证据或是针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或由沈洪单方制作，胡修华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沈洪受胡修华全权委托放贷的主张。
（三）关于2006年9月18日对账单上的2208683元是否经胡修华授权或追认的问题。首先，胡修华主张该款中的2168683元是存款本金，是各项数额计算所得结果，4万元是存款利息；沈洪诉讼中曾自认2168683元是放出去的款，216万元是本金，4万元是应胡修华要求加上的利息。因此，双方对2168683元基本由本金构成几无分歧，胡修华就该笔本金主张4万元的存款利息亦不超出正常存款利息范围。该笔对账单上既无债务人明细，也无贷款利息明细，如根据沈洪主张，双方系核对贷款，但对账中却不核对债务人及利息，胡修华亦不主张贷款利息，该对账行为显得不合情理，与之相反的是，胡修华认可的另一张825642.5元对账单则列明了债务人及利息的明细，因此，双方对该2208683元对账的行为及形成的对账单本身不能证明双方系核对贷款，更不能证明沈洪向胡修华明示2168683元的放贷并获得胡修华追认。其次，与该2168683元本金相对应的200多万元借条起初即由沈洪持有，经多次对账后仍由沈洪持有，相反，胡修华认可的825642.5元贷款，沈洪已将相应借条交胡修华持有。再则，该数额不超过胡修华汇入信用社款项扣除双方无争议的沈洪代发工资额、胡修华及其家人取款数额及得到胡修华认可的贷款数额的差额，沈洪主张其向胡修华有其他付款，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因此胡修华主张该数额系其存款余额存在事实基础。最后，如前所述，沈洪提交的放贷原始记录是其单方制作，胡修华又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沈洪的主张。沈洪关于李浩贷款获得胡修华认可的主张，也仅是其单方陈述，既不足以证明胡修华知悉并追认对李浩的放贷行为，且对其中100多万元的主张与其原陈述矛盾。因此，沈洪提交的对账单、借条、放贷原始记录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2208683元对账单上的款项系获得胡修华授权放贷或者事后得到胡修华追认，应由沈洪自行为放贷行为承担责任。该2208683元由2168683元本金及4万元存款利息组成，且已得到沈洪对账认可，扣除胡修华其后的2万元收款，尚余存款余额及利息共计2188683元，沈洪应当及时向胡修华返还，其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返还该笔款项，二审判决因此将之确认为胡修华因沈洪越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并根据胡修华返还财产的诉求，判令维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沈洪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沈洪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武 孙
代理审判员 罗荣辉
代理审判员 蒋 蕾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孙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