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37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贵安，男，1957年1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贵兴（李贵安之兄弟），男，1954年3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住所地北京市朝阳门南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王毅，部长。
委托代理人朱华，北京市京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贵安因与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以下简称外交部）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27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杨路担任审判长，法官江惠、法官杜丽霞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贵安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贵兴、被上诉人外交部之委托代理人朱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贵安在一审中起诉称：我于1976年2月服役，1980年2月复员，同年6月分配至外交部行政司交通处修理厂工作，任修理工、司机。1988年2月被外交部派往至中国驻法国使馆任司机。1991年2月，三年工作期满后，本人向使馆领导提出停薪留职的书面申请（此前使馆已有两位按停薪留职处理的人员），经领导同意后，将本人的公务护照换成了普通护照，同时使馆领导又让我补充了一份停薪留职申请，经同意后，本人于1991年6月份离开了使馆，开始自费留学（四年）。1995年5月回国后，我多次找交通科、处里领导，要求安排工作，但领导一直未明确答复我，从未给予安排工作。鉴于我已接近退休年龄，档案仍在外交部行政司的人事处。2014年10月，我要求将档案转到户口所在地的东城职介所时，才从东城职介所得知外交部在20年前已将我除名，但我档案里并无外交部除名决定的原件，导致东城职介所无法接收我的档案。为此我到朝阳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朝阳仲裁委在没有看到外交部对我做出的除名决定的情况下，草率采信了20年前驻法使馆给国内相关部门的一份关于我离开使馆后的处理报告，也没有要求外交部提供对我除名决定的书面原始件。如果外交部没有对我做出书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除名决定，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将我做除名处理，该行为损害了我的基本生存权利，造成我生活极其困难。故我诉至一审法院，要求：1.外交部安排工作岗位，继续履行劳动关系；2.确认自1980年6月7日至2015年3月6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3.外交部支付1995年5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的生活费201600元。
外交部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李贵安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李贵安1980年6月7日入职外交部行政司交通处工作，任司机兼修理工。1988年2月，派至驻法使馆，担任司机。1991年3月，在法国大使馆服务期满。
李贵安主张服务期满后，其向外交部提出停薪留职、换取普通护照、办理留学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1992年5月，办理完所有的手续。李贵安主张外交部给其出具过批准停薪留职的证明，但现在找不到了。为证明其主张，李贵安提供了：1.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介绍信；2.护照，李贵安称该护照为因私护照，证明外交部批准了其停薪留职申请和自费在法国留学的申请；3.存档职工婚育状况证明，显示：“我街道育龄人员李贵安已从原单位调出，经我办审查后，同意将其档案存在你处……”该证明原工作单位（公章）处盖有“外交部行政人事处”公章；4.“驻法大使馆证明”原件（法文）及翻译件，翻译件显示：“李贵安先生（1957年1月18日出生于中国北京）自1988年2月3日至1992年1月2日在中国驻法国使馆担任司机一职。”原件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领事部”公章，翻译件盖有：“中国对外翻译有限公司翻译业务专用章”；5.北巴黎大学《函》原件（法文）及翻译件，翻译件显示：“…致李贵安先生…对您的材料进行初审后，我很遗憾地通知您，您未能被‘国际经济与调控’高等深入研究文凭课程录取…”，李贵安主张其在法国积极学习深造，这与驻法使馆给其办理因私护照相印证，证明驻法使馆批准了李贵安的停薪留职申请；6.驾驶执照；7.公证书。外交部对介绍信的真实性认可，认可护照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签发因私护照与批准停薪留职没有关系；不认可存档职工婚育状况证明、驻法使馆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称该两份证明没有原件；认可驾驶执照的真实性，但主张只能证明外交部与李贵安曾经存在劳动关系；主张北巴黎大学《函》、公证书与本案无关。另，外交部主张，1991年3月，李贵安服务期满，应该回国，但滞留不归。1991年5月21日，外交部对李贵安作出了行政除名、党内除名决定并停发了李贵安工资，除名决定因时间太长，其单位现无法提供。李贵安于1991年6月12日离开驻法使馆。就该主张，外交部提供如下证据：1.关于处理李贵安滞留不归问题的报告，显示：“根据李违反纪律滞留不归的错误事实和部的指示，我馆对李做了如下处理：自五月二十一日起，予以行政除名和停发国外工资；自六月十二日起，停止其党籍，待六个月后按有关规定处理；于六月三十日，指示领事部注销了由使馆保存的李的公务护照。以上各项处理，已先后向李做了宣布，在李自行离馆前夕又逐项向其做了重申…李离馆前上交了要求换发因私普通护照的申请信，现附上，请按（91）9号文件精神处理。”日期显示1991年7月12日；2.李贵安于1991年5月30日致使馆领导的亲笔信，显示“…我于今年一月底向使馆提出了在法国留下学习的要求。在这之后，使馆领导包括大使在内多次找我谈话，指出我这种滞留不归错误的性质…我也明白这种想法这种作法本身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为此我愿意接受领导为批评我本人教育群众而对我采取必要的处分措施。同时也请组织相信我离馆后仍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做违背组织和人民利益的事，热爱党、爱祖国、爱人民、争取早日学成本事，回国报效祖国（如若可能我更想重返外交部）。鉴于护照吊销后，在法居住、学习、生活十分的不便，本人申请领取普通护照，恳请组织给予考虑，并尽快予以批准。鉴于我本人准备三年学习完后回国去工作和愿意在党组织的关怀教育下继续祖国建设服务的想法，请组织考虑能否保留我的党籍。”3.李贵安于1991年10月29日致行政司及领事司领导的亲笔信，内容为：“行政司及领事司领导：我叫李贵安。我于1988年2月经外交部派出到法国使馆工作，任职司机。（派出前，原单位为：外交部，行政司，交通处，修理厂。）鉴于自己的家庭困难，和自己想在国外进一步提高修理技能的愿望。我于91年1月底向使馆领导提出换发‘普通护照’，留下来学习的要求。并于1991年6月12日离开使馆。离开使馆，离开组织，在法国社会上首先遇到的是谋生问题。在离开使馆的这一段时期内我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因为没有护照合法的居留，找工作十分困难。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一切的一切全都无从谈起。在此期间，我换过几次工作，全因没有居留证而被老板辞工。每一次被辞工，都不知什么时间可以再找到工作，焦虑万分，精神压力很大。现在在一家修理公司给老板修车及开车。从进公司的第一天起老板就一再催问我的‘居留证’问题。我一直在讲，我刚刚从国内出来，是申请自费留学的。因各个大学开学和注册的时间不一样，我正在等待学生注册，然后再凭学生证去警察局办理学生居留。一拖再拖，敷衍老板，但到11月份所有大学应全部开学了，所以老板最近明确地跟我讲：‘11月20日你若再拿不出证明你身份的护照或拘留的话，我只好将你辞工。’现时，在法国对于没有居留的‘黑人’和有居留而不可‘打工’的‘黑工’查得非常紧。一经查出老板将会拿出巨额罚款。老板用‘黑工’本是为了省钱，如遇罚款他就得不偿失。我现在在一家语言学校学习。我只有拿到护照和现有的学生证，及其它一些材料我才可能到警察局拿到学生居留。有‘居留’才可能找到工作。另外，我现在住在老板的家中，如果被老板辞工，我的居住也发生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法国，第一要有合法的居留才可以租到房子，第二要有学生居留才可以租到由政府补贴的低租金房屋。实际上，我现在面临着一经被辞工，起码的衣、食、住、行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想起来，悔不该当初离开组织，不听领导劝告。现在出来已经近5个月了，不要说学习提高技术，连起码的生存全没法保障，真正感到后悔莫及。由于自己严重地违反了组织纪律，组织上已对我做了“除名”处理。所以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和只有一直走下去。鉴于在法我所遇到的实际生活困难，恳请领导尽快准换普通护照，以求使我在此能克服困难，生存下去。如果组织上同意，我真心地希望四、五年后提高修理技能，再回到外交部修理厂，为国家，为外交工作尽一份微薄之力！再一次请各位领导考虑到我实际生存的困难和在部一贯表现，尽快换‘照’为盼！”证明李贵安实际已经知道对其做了除名处理。4.关于将李贵安从党内除名的批复，显示：“经1992年7月9日部纪委会议讨论，同意你馆党委将李贵安从党内除名的决定…”该批复显示的时间为1992年7月10日。李贵安对报告的真实性不认可，且主张该报告不是处理决定；不认可两份亲笔信的真实性，但其在庭审中陈述其曾写过一份检查，该检查就是外交部提交的1991年10月29日亲笔信；李贵安认可除名批复的真实性，但主张“党内除名”与劳动关系无关。
另，外交部主张李贵安1991年6月12日离开驻法使馆，外交部发放李贵安工资至1991年5月21日。李贵安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外交部发放其工资至1991年12月，其于1992年初离开驻法使馆，开始申请自费留学。李贵安主张其曾于1995年底1996年初（具体时间不详）找外交部要求安排工作，外交部让其等消息。外交部称不清楚李贵安是否找过其单位，其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
2014年12月23日，李贵安以外交部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外交部安排工作岗位，继续履行劳动关系；2.确认自1980年6月7日至2015年3月6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3.外交部支付1995年5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的生活费201600元。2015年4月20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仲字（2015）第0274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李贵安的仲裁请求。李贵安不服仲裁裁决，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长期两不找”主要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几年甚至十几年没有联系，在此期间劳动者未给单位提供过任何劳动，用人单位也没有给劳动者发放过任何工资及福利待遇，但用人单位一直未正式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或者用人单位虽主张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但未能证明已将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送达给劳动者。本案中李贵安在1991年10月29日亲笔信中自述于1991年6月12日离开驻法使馆，后未再向外交部提供任何劳动，外交部亦未向李贵安支付任何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双方应属于“长期两不找”情形，可以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多年来不存在互相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间的劳动关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双方的劳动关系在事实上已经实际解除。李贵安要求确认1991年6月12日之后的劳动关系，并要求安排岗位、支付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因双方均认可李贵安于1991年6月12日离开外交部驻法大使馆，故该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1980年6月7日至1991年6月12日。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李贵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一九八〇年六月七日至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李贵安其他诉讼请求。
李贵安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双方当事人自1980年6月7日至2015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外交部承担既不安排李贵安工作，又长期扣押李贵安档案，致使李贵安无法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的责任，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外交部在诉讼期间支付李贵安生活费、供暖费、医疗费。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自1980年6月7日至1991年6月12日属错误认定。第一、外交部的全权代表律师朱华在朝阳仲裁委仲裁时曾表示李贵安是叛逃人员，李贵安至今档案未调出，且未调出的原因是由于李贵安被党内除名，没有单位能够接收。这一点在仲裁裁决书上已明确写出。外交部既不为李贵安安排工作，又不将李贵安的档案转出。上述处理方式，并不在于李贵安在此期间是否找过外交部，也不在于外交部是否做过书面决定，而在于外交部中人事档案的负责人的凭空臆造，臆想将李贵安定性为违法犯罪、叛党、叛国的犯罪分子。若如外交部人事档案负责人所述，李贵安早该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且这也正是外交部现在和从前对李贵安曾提出的上班要求及转出档案要求一直置之不理的真正原因。若外交部可以拿出证据证明李贵安是叛党叛国的犯罪分子，那么李贵安的问题即可另行处理。如果外交部不能举证证明李贵安是犯罪分子，而多年来外交部人事主管部门却用对待“叛党、叛国”的犯罪分子的方式处理和回应李贵安的所有正当要求，显然外交部的做法是错误的，违法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侵犯了李贵安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权益。李贵安在1991年6月12日停薪留职后，外交部只在党组织内进行组织处理，至今在人事方面没有任何处理的决定。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双方之间没有解除劳动关系。从另外事实来看，如果外交部解除了与李贵安之间的劳动关系，按照当时法律法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相关规定，外交部在解除劳动关系后30日内，将李贵安的人事档案转移至李贵安户籍所在地保存。但是事实上李贵安人事档案至今在外交部处保管。第二，2014年10月10日的存档职工婚育证明有外交部和安定门街道办事处的两个公章，李贵安手中是复印件，原件在外交部人事处，一审法庭理应要求对方拿出全部档案，出示证明的原件。对此一审不置可否，李贵安请求二审法庭要求对方提交此证明的原件。该原件足以证明外交部与李贵安存在的劳动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两不找”，属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两不找”的规定不适用本案。本案中，李贵安与外交部的劳资纠纷不属于“两不找”规定的范畴。《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于滥用职权，利用处分职工进行打击报复或者对应受处分的职工进行包庇的人员，应当从严予以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如果外交部不能证明李贵安是“叛逃人员”，外交部的行为就是陷害李贵安，多年对李贵安打击报复。外交部不但侵害李贵安的名誉权，还侵害李贵安的基本生存权，制作冤假错案。二十几年因为称李贵安为“叛逃人员”，对李贵安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外交部赔偿，一切责任由外交部承担。该问题是纠偏纠正历史错案，不属于“两不找”规定的管辖。基于以上两点，“两不找”的文件不适用于本案审理，李贵安的问题应属于平反历史错案、纠偏、纠正，责任全部由外交部承担。
外交部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李贵安的上诉答辩称：不同意李贵安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李贵安增加的上诉请求，不同意进行调解并在二审中进行审理。对于原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答辩如下：1.李贵安并非停薪留职，而是由于严重违纪被依法除名，除名后的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合同关系，李贵安要求确认的劳动合同期间并要求外交部支付生活费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自李贵安被除名之日起已有20多年，期间李贵安并未采取任何合法途径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已过，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3.李贵安被除名之后，未向外交部提供过任何劳动，外交部亦未向李贵安支付过任何报酬，双方属于“长期两不找”情形，应当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
李贵安在本院二审中提交以下新的证据：毕业证书、未受过刑事处分、中国居住期间未登记结婚、父亲和母亲的公证书四份，证明目的均是外交部同意李贵安停薪留职。经本院庭审质证，外交部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亦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以上事实，有介绍信、护照、存档职工婚育状况证明、驻法大使馆证明、李贵安亲笔信、关于将李贵安从党内除名的批复、京朝劳仲字（2015）第02743号裁决书等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一、二审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李贵安自1991年6月12日离开驻法使馆后，未再向外交部提供任何劳动，外交部亦未向李贵安支付任何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在此情况下，李贵安与外交部之间多年来不存在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间的劳动关系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在事实上已经实际解除符合客观事实。据此，李贵安请求外交部安排工作岗位，继续履行劳动关系，本院不予支持。李贵安上诉请求外交部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以及在诉讼期间支付李贵安生活费、供暖费、医疗费，该项上诉请求系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外交部对此不同意调解，本院依法不予处理。李贵安依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于滥用职权，利用处分职工进行打击报复或者对应受处分的职工进行包庇的人员，应当从严予以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以及《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主张外交部侵害李贵安的名誉权、基本生存权，制作冤假错案，均不属于本案劳动争议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李贵安在一审中提交存档职工婚育证明复印件，外交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李贵安要求法院责令外交部提交该证明的原件。提供证据属于当事人自身承担的民事诉讼责任，李贵安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李贵安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贵安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路
代理审判员 江 惠
代理审判员 杜丽霞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耿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