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508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法定代表人：李维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茂武，河北君德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秦皇岛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刘东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徐成冰，河北君德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法定代表人：王国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汪鹏南，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丨，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侯晓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许竞伟，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品养殖场。住所地：辽宁省绥中县。法定代表人：汪力，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绥中滨海盛邦基业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绥中县滨海经济区。法定代表人：薛邦军，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法定代表人：李继伟，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法定代表人：康学增，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公司）、秦皇岛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上海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品养殖场（以下简称安得水产养殖场）以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绥中滨海盛邦基业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基业公司）、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水总公司）、一审被告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作出的（2017）辽民终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港务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以未经质证的证据（河北省地矿局秦皇岛资源环境勘查院绘制的《耿玉奎耿玉立用海与秦皇岛港山海关港区二期工程(填海造地)相对位置关系图》）认定案件事实错误。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于2008年3月出具《秦皇岛港山海关港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其结论为“疏浚悬浮物的影响范围最大影响距离为0.23KM……溢流悬浮物扩散表现为贴岸扩散，最远影响距离0.63KM”。一、二审判决所认定的污染物是悬浮物，应以上述环境评价报告中针对悬浮物的影响距离确定涉案工程对养殖海域是否造成污染，涉案两片养殖海域分别距涉案工程2319.573米和4781.953米，港务公司的工程对安得水产养殖场的养殖没有任何影响。（二）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工程造成养殖海域污染没有证据支持。国家海洋局大连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秦皇岛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站作出的2010年至2014年有关东戴河海域的逐年监测报告（共7份）和2014年绥中县海洋环境状况公报（1份）。这些报告和公报的结论均为东戴河海域海洋环境状况良好，没有污染。东戴河海域悬浮物数值变化与涉案工程无关，监测到的悬浮物含量变化空间分布没有规律性，悬浮物含量变化与工程进度相对照在时间维度与工程进度上没有相关性。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以悬浮物人为增加的量判断属于哪类水质，而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却以悬浮物含量判断海水水质，将陆源输入等同于数公里外的港口建设输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错误。（三）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工程造成养殖损失900余万元没有证据支持。大连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二审法院以案外人签订的与本案无关的协议酌定涉案海域2010年10月至2013年12月的损失，以安得水产养殖场单方制作的《生产记录本》酌定其2014年的海参损失，均没有理据。安得水产养殖场要求评估养殖损失，却又在现场勘验前对养殖物进行捕捞，破坏鉴定现场，这是一种作伪证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酌定安得养殖场2010年10月至2013年12月（共3年零2月）的损失为420万元，而酌定2014年一年的损失就高达482万元，说明该酌定具有随意性。（四）二审法院认定盛邦基业公司和湖南水总公司不承担责任没有证据支持。综上，港务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国资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国资公司建港行为造成污染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涉案海域遭受污染的事实，鉴定人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称其捕获的悬浮物100%为港口建设带来的，排除了海水中原有的悬浮物和河流输入的悬浮物，不符合生活常识，存在逻辑推理错误。二审判决以海水中悬浮物总量评价海水水质，违反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二）一、二审判决以耿玉奎、耿玉立“授权”安得水产养殖场使用为由，认定安得水产养殖场对涉案海域拥有使用权，进而认为其具有起诉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耿玉奎、耿玉立缴纳海域使用金至2010年，一、二审判决认定其拥有合法的海域使用权没有事实依据。安得水产养殖场根据耿玉奎、耿玉立的“授权”不能取得海域使用权。（三）一、二审判决认定安得水产养殖场所称损失，缺乏证据证明。安得水产养殖场的证人朱少良的出庭证言，为各方当事人认可，且为一、二审法院所采信，按照朱少良的证言，安得水产养殖场实际海参亩产量高于辽宁隆丰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丰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评估的海参亩产量40斤，安得水产养殖场根本没有损失。安得水产养殖场的《生产记录本》系其单方编造的，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二审法院予以采信不当。（四）国资公司有新的证据即《耿玉奎耿玉立用海与秦皇岛开发区三宗海相对位置关系图》，表明国资公司的三个用海项目与安得水产养殖场（西部和东部）的最近距离分别为1413.943米至4841.314米不等。国资公司提供三个用海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从理论上计算出悬浮物扩算范围很小，由此可以证明国资公司的用海施工项目带来的悬浮物不可能到达安得水产养殖场1420.1144亩的东部养殖海域，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五）港务公司提供的《耿玉奎耿玉立用海与秦皇岛港山海关港区二期工程（填海造地）相对位置关系图》未经庭审质证，二审法院却直接将该份证据材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违反法定程序。综上，国资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中交烟台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海域悬浮物超标，缺乏证据证明。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违背科学，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不应被采纳。《司法鉴定意见书》将悬浮物重量作为人为增加量不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沉积物稀土元素物源分析违背科学，不能确认所测海水悬浮物是来自建港施工的“人为增加的量”。（二）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海域存在海参损失，缺乏证据证明。根据安得水产养殖场2010年4月20日填报的《省级水产原良种场认定申请书》和《2010年辽宁省水产良种场认定评审打分表》，安得水产养殖场符合辽宁省水产原良种场的高标准条件，其养殖用水符合国家渔业用水标准，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未遭受污染。综上，中交烟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中交上海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案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安得水产养殖场始终没有变更诉讼请求，仍然主张2013年4月17日以前的养殖损失1500万元和亲本损失400万元，一审法院也未于庭审中进行释明，一、二审法院却判决中交上海公司承担安得水产养殖场2014年养殖物经济损失。（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二审法院未组织各方当事人对河北省地矿局秦皇岛资源环境勘查院出具的《耿玉奎耿玉立用海与秦皇岛港山海关港区二期工程（填海造地）相对位置关系图》进行质证，却根据该证据认定事实并作出判决。（三）一审法院对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海域科科长询问谈话并制作笔录，试图证明涉案海域使用金己足额缴纳，上述行为超越职权范围。即使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依职权进行调查，也完全应当赴绥中县财政局调取涉案海域使用金缴纳的发票，以发票证明安得水产养殖场是否足额缴纳涉案海域使用金，而不应以证人证言的形式来证明安得水产养殖场完成行政缴费的行为。（四）安得养殖场申请追加盛邦基业公司、湖南水总公司后，一审法院应当根据安得养殖场的主张，要求安得养殖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就盛邦基业公司、湖南水总公司在涉案养殖海域内的施工行为与污染损害的关联性进行举证，并在庭审过程中予以释明。但是，一审法院未履行释明义务，二审法院也未能予以纠正。盛邦基业公司、湖南水总公司在涉案养殖海域内的施工行为是否造成污染系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应当释明安得水产养殖场补充申请司法鉴定；如果其不申请，一审法院应当委托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没有委托司法鉴定，违反诉讼程序，损害除安得水产养殖场之外其他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二审法院也未予以纠正。（五）安得水产养殖场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违反国家技术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也属于伪造证据，一、二审法院予以采信错误。《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材料悬浮物与沉积物的采集、过滤、贮存、运输及鉴定时限，违反国家行业标准、技术规范与法律规定。《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没有采集样本的第26号站位、第31号站位数据，实为伪造。（六）一、二审判决认定安得水产养殖场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缺乏证据证明。安得水产养殖场未经授权使用涉案海域，其海域使用权早已到期且未办理涉案海域的养殖许可证，其增产增值的收益属于非法利益，不应受法律保护。（七）一、二审判决认定中交上海公司的施工行为与涉案海域受到污染存在因果关系缺乏证据证明。以中交上海公司承揽的东围堤二标段工程施工段为中心计算，影响面积474.9万平方米等于半径为1.229公里所形成的474.9万平方米圆形区域，完全不涉及涉案养殖海域区域，不会造成案涉养殖海域污染。即便涉案海域受到污染，该污染也是在2013年之前发生的，与中交上海公司的施工行为无关，中交上海公司施工并未导致涉案海域污染情况加重。（八）一、二审判决认定中交上海公司对于涉案两块海域的污染与养殖损失的影响程度一致缺乏证据证明。如果中交上海公司的施工对海域产生污染，二审法院根据未经质证的河北省地矿局秦皇岛资源环境勘查院的测绘图，已认定安得水产养殖场的两片海域分别距涉案工程2319.573米和4781.953米，其西部养殖海域与涉案工程的距离比东部养殖海域与涉案工程的距离近2500米左右，该两片养殖区域污染与受损程度不可能一样。一、二审法院未对该两片海域的污染与养殖损失存在差异性作出认定错误。综上，中交上海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盛邦基业公司提交意见称：中交烟台公司主张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应被采信，但是其在一、二审中并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一、二审法院认定安得水产养殖场的损害与盛邦基业公司的景观桥建设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正确。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根据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的再审申请，本案再审审查的重点为一、二审判决认定安得水产养殖场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其养殖用海的合法性、污染行为及其与涉案损失的因果关系、污染损失数额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一、二审法院审理程序的正当性问题。（一）关于安得水产养殖场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其养殖用海的合法性根据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涉案《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21142120060060）记载：海域使用权人为耿玉奎、耿玉立（“耿玉立”为手写并加盖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公章），地址为绥中县万家镇，项目名称为增殖养殖，用海类型为渔业用海，用海面积为147.773公顷，批准使用日期为2006年12月至2014年12月。该《海域使用权证书》项下自2006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海域使用金已足额缴纳。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科长肖殿军接受一审法院调查询问时表述：“（对安得水产养殖场利用耿玉奎所属的海域进行底播海参养殖的事实）我们是知情的，耿玉奎有合法的海域使用权证书，本身与养殖证是配套的，但因为其他原因停办了。（耿玉奎）是合法养殖，他本身拥有海域使用证，缴纳了海域使用金，应该让他用海养殖。”安得水产养殖场成立于2009年5月4日，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汪力。经耿玉奎与耿玉立授权，安得水产养殖场自成立以来一直使用涉案海域从事养殖生产。对此，耿玉奎与耿玉立于2014年11月3日出具《情况说明》予以确认。涉案海域使用权人耿玉奎、耿玉立授权安得水产养殖场用海养殖，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二审法院认定安得水产养殖场享有养殖收益的权利，其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并无不当。（二）关于污染行为及其与涉案损失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应安得水产养殖场的申请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港口建设、围海造地和疏浚工程是否污染安得水产养殖场的养殖海域以及上述污染（含污染面积）与海产品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6月2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意见为：在本案中港口建设、围海造地带来的外来悬浮物对安得水产养殖场的养殖海域造成污染，养殖海域内均有污染（面积为2216.59亩），这种污染是海产品损失的主要因素。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具有相关司法鉴定资质，该中心鉴定人刘长发先后于2015年11月17日、2016年7月23日到庭接受质询，该中心还于2016年5月20日就各当事人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的质疑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答复，进一步说明了鉴定中的样品采集与测定、悬浮物物源分析识别等事项。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的上述书面答复和刘长发到庭接受质询均明确指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述悬浮物含量就是人为的增加量；涉案海域的悬浮物不是其历史上原有的、自有自生的物质，而是外源的；该悬浮物不是固有的悬浮物，而是现代外来悬浮物；鉴定人采用“稀土元素示踪沉积物物源法”区别现代外来可沉积悬浮物和渤海湾历史演化的固有沉积物（同时提供了有关科研论文证明该方法在国内外的广泛应用）。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和书面答复、鉴定人刘长发到庭发表的质询意见，较为系统、全面、规范地说明了鉴定过程、依据、方法和分析推理等具体内容。综合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可以看出其鉴定分析思路如下：第一，通过监测涉案工程附近海域和涉案养殖海域悬浮物元素构成，与渤海湾（较远处）的海水悬浮物对比，发现两者元素构成基本不同，据此认定所检测上述目标海域的悬浮物为外来悬浮物，而不是渤海湾水域历史上固有的悬浮物（含陆源等正常途径输入的悬浮物）；第二，通过监测涉案工程附近海域和涉案养殖海域悬浮物含量，超渤海湾水域历史悬浮物含量和国家渔业水质标准，认定上述目标水域受到污染；第三，通过监测涉案工程附近海域和涉案养殖海域悬浮物元素构成，对比发现该两海域悬浮物元素构成基本相同，据此认定涉案工程施工产生的悬浮物污染涉案养殖海域。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的上述分析思路基本合理，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反驳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监测数据的真实性，一、二审法院认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并无不当。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中交上海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秦皇岛山海关港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和《山海关港区规划工程波浪潮流泥沙试验研究报告》《2010年山海关港区围填海工程项目跟踪监测报告》、2010年《绥中万家海域海洋环境监测报告》《2011-2012年山海关港区围填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报告》、2013年《辽宁东戴河海域海洋环境监测评价报告》、2013年《辽宁东戴河海域海洋环境现状监测评价报告》、2014年《辽宁东戴河海域海洋环境监测评价报告》、2014年《辽宁东戴河海域海洋环境现状监测评价报告》《2014年绥中县海洋环境状况公报》《3.5万吨级通用泊位续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综合物流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冀环评〔2007〕472号文件、国环评证甲字第1103号《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等系列环境影响评价与监测报告等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基本上是有关机构在涉案建港工程施工前对海洋环境影响所做的预测评估、理论推演及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文件，或者是环境保护与监测机构对辖区内海洋环境的一般性宏观评价，不足以证明涉案工程开工后对环境的实际影响，不能具体反映涉案养殖海域范围内的海洋环境实际状况，一审法院认定这些证据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性并无不当。国资公司、港务公司、中交上海公司、中交烟台公司对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的依据、规范、方法等提出质疑，中交烟台公司与中交上海公司在二审中还提供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专家审核意见，但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一、二审法院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耿玉奎在2010年9月30日以前在涉案海域养殖因山海关港口建设而接受420万元污染补偿等事实，认定上述四公司实施的秦皇岛港山海关港区工程（港口建设、围海造地）与安得水产养殖场养殖海域所受污染及养殖物死亡具有关联性，并无不当。（三）关于损失数额一审法院应安得水产养殖场的申请委托隆丰评估公司对涉案养殖海域污染损失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5年7月27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该报告载明评估结论为：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日受污染养殖海域内委托评估海参的损失数量为36680公斤（未含亲本），损失亲本数量8516只，损失金额评估结果合计745.4万元。隆丰评估公司具有评估涉案渔业污染损失的资质，该公司评估人员王晓煜在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8日第二次开庭时到庭接受质询；该公司针对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国资公司就《资产评估报告》提出的异议，于2016年4月27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异议答复函》，对有关评估方法、采捕过程、调查方法、计算公式、报告合法性等事项作出说明。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国资公司、港务公司提出异议，但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根据安得水产养殖场的《生产记录本》载明的2014年4月、5月、6月对海参的捕捞情况，考虑该捕捞对评估报告结论有影响，对《资产评估报告》关于海参损失745.4万元的结论不予采信，但对评估人通过走访调查确定的正常海参养殖密度40斤/亩、亲本海参100元/只、商品海参单价90元/斤的标准予以采信，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确定的海参损失计算公式〔海参养殖损失=海参损失重量×海参单价；海参损失重量=(正常海参养殖密度-涉案海域海参现存养殖密度）×涉案海域面积-涉案海域2014年已捕捞海参量〕合理。一审法院根据评估人隆丰评估公司在涉案养殖海域44处样点区域(每区域约50平方米)捕捞海参总量(包括海参亲本）18915.11克(17804克+1111.11克),换算为涉案养殖海域海参的实际养殖密度为11.464斤/亩{(18915.11/500)斤÷(44×50）/666.7亩}，由此计算出涉案养殖海域海参的损失量为63235.78斤〔(40斤/亩-11.464斤/亩）×2216亩〕,具有充分依据。鉴于安得水产养殖场在2014年已捕捞部分养殖海参，一审法院认定其2014年养殖损失量应当扣减2014年已经捕捞海参数量正确。因本案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安得水产养殖场在2014年已捕捞的海参数量，一审法院根据安得水产养殖场的《生产记录本》的记载，计算其在4年零6个月的海参总捕捞量为43186.43斤，平均每年度捕捞9596.98斤(43186.43斤÷4.5），据此酌定2014年安得水产养殖场已捕捞的海参重量为9596.98斤大致合理。一审法院最终认定安得水产养殖场2014年实际的海参损失量为53638.8斤（63235.78斤-9596.98斤），海参损失金额总计为4827492元（53638.8斤×90元/斤），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查明山海关建港系列工程自2009年至2016年期间内并未中断施工，工程建设之持续显然将导致污染状态及养殖物损失之持续，据此支持安得水产养殖场主张2010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海参损失并无不当。鉴于上述年份的海参损失已无法通过评估鉴定取得，而涉案海域自2008年至2010年期间产生海参污染损失补偿争议，经征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绥中县人民政府的意见后，国资公司按照有关补偿协议向耿玉奎支付420万元补偿其自2008年起至2010年9月30日止近3年的海参损失，一审法院参照该补偿标准酌定安得水产养殖场从2010年10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3年零3个月）海参损失为420万元，最终认定安得水产养殖场因海域污染所造成海参损失的金额为9027492元(4827492元+420万元），并无不当。上述安得水产养殖场从2010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与2014年先后两个期间的海参损失额分别是一审法院根据不同证据作出的认定，其结果不同符合常理；前者是在无法鉴定情况下根据以前的污染损害补偿标准酌定的数额，相比根据充分证据认定的后者，前者是对安得水产养殖场作出的不利认定，港务公司对两者的差异提出质疑没有理据。根据安得水产养殖场的《生产记录本》的记载，涉案海域历年来每半年捕捞一次海参，其并没有隐瞒2014年捕捞海参的事实，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故意在评估损失前捕捞海参以虚增评估损失，一审法院认定损失时已经对其2014年正常捕捞量进行扣减，港务公司主张安得水产养殖场捕捞海参属于作伪证的行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证人朱少良在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9日第三次开庭时出庭作证称：“涉案海域从2010年至今好的地方亩产量能达到六七十斤，平均不好”，“安得水产养殖场每年生产作业都有工作人员做记录”。该证言与《资产评估报告书》记载“在采点捕捞的44个点位中，有6处亩产量超过40斤”的内容相吻合，且各方当事人对朱少良的证言均无异议，一审法院结合朱少良的证言综合认定《生产记录本》《资产评估报告书》所载可以相互印证的部分内容并无不当。国资公司将朱少良关于“好的地方亩产量能达到六七十斤”的证言作为认定全部涉案海域海参亩产量的标准，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安得水产养殖场2010年4月20日填报的《省级水产原良种场认定申请书》载明其当时拥有养殖海域150公顷、陆地养殖场地30公顷、亲参养殖池塘10公顷、工厂化育苗水体2000立方米，而涉案养殖海域147.773公顷仅是其养殖水域的一部分，该申请书载明“养殖用水符合国家渔业用水标准”并不能排除其养殖水域局部在某时段受污染的事实。《2010年辽宁省水产良种场认定评审打分表》载明对安得水产养殖场“水质符合条件”等项目打分情况，也不能排除其养殖水域局部在某时段受污染的事实。中交烟台公司根据《省级水产原良种场认定申请书》《2010年辽宁省水产良种场认定评审打分表》主张安得水产养殖场没有遭受污染损失，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一、二审法院审理程序的正当性及其相关问题1.关于安得水产养殖场的一审诉讼请求经查，安得水产养殖场于2013年4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其当时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赔偿养殖损失1500万元、亲本损失400万元（具体以鉴定数为准）。其在起诉状中所述事实与理由主要是：港务公司自2007年至起诉时码头工程施工，污染海洋环境，造成安得水产养殖场养殖损失。2015年11月17日，一审法院进行第一次庭审，安得水产养殖场与当时的六被告（该六被告不含湖南水总公司，湖南水总公司于2016年4月5日被一审法院通知追加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均到庭，安得水产养殖场当庭明确：因为本案尚未审结，其有权请求赔偿至2014年12月31日的养殖损失。中交上海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2014年养殖物经济损失，超出安得水产养殖场的诉讼请求，明显与事实不符。2.关于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正当性及相关事实认定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是涉案养殖海域使用的行政主管机关，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19日至21日向该局调查询问有关海域使用权属、海域使用费缴纳、海域使用合法性等事项，并调取有关档案材料等证据。这些证据属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和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应当由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一审法院主动依职权调取虽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但该调查取证行为本身并没有（严重）损害被调查人及所涉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尽管该调查取证结果在诉讼上对中交上海公司等部分当事人不利，但对其并不构成损害，更不构成严重损害），所调取的证据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排除采纳的证据。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所调取的证据既已查明的相关事实并不能因上述程序瑕疵而予以否定。除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科长肖殿军说明涉案海域从2006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海域使用金已足额缴纳外，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在一审法院调查令（应安得水产养殖场的申请签发）的回执上也记载该海域使用金缴纳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有充分证据支持。当事人证明特定事实的证据形式和证明途径可能有多种，并非一定囿于某一证据，中交上海公司对一审法院调取上述证据提出异议，并主张一审法院应当以有关发票认定涉案海域使用金缴纳的事实，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亦不合常理，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怠于释明或者依职权委托司法鉴定的情形以及有关当事人的责任认定根据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盛邦基业公司、湖南水总公司分别是“山海同湾”项目景观桥工程的发包人与承包人，工程地点在辽宁绥中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该工程位置自海岸基线延伸至安得水产养殖场所属的其中一片796亩养殖海域内，该工程于2014年3月20日开工，2014年6月13日施工完毕。该景观桥工程施工与涉案养殖海域遭受污染损害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属于应当由各方当事人举证证明的事项，而不属于人民法院应当释明当事人举证或者主动依职权委托司法鉴定的事项，中交上海公司在再审申请中主张一审法院应当向安得水产养殖场释明举证证明上述关联性或者主动依职权委托司法鉴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该景观桥工程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载明施工产生的悬浮物可能对近海海域水质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安得水产养殖场和其他各一审被告均无证据证明景观桥工程的施工实际污染了涉案海域。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未将景观桥工程列入鉴定范围。鉴于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景观桥工程与涉案海域遭受污染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一、二审法院认定盛邦基业公司、湖南水总公司不应对涉案海域的污染损害承担责任，并无不当。4.关于二审法院是否根据未经质证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及相关证据的证明力经查,港务公司在二审中提供河北省地矿局秦皇岛资源环境勘查院于2017年5月绘制的两份测绘图《耿玉奎耿玉立用海与秦皇岛港山海关港区二期工程（填海造地）相对位置关系图》《耿玉奎耿玉立用海与秦皇岛开发区三宗海相对位置关系图》，试图证明涉案两片养殖海域与涉案工程之间的距离，二审法院没有组织各方当事人质证，在二审判决说理部分认定上述第一份测绘图载明的距离，确有不当。但是，上述两份测绘图仅表明涉案两片养殖海域与涉案工程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并不能表明涉案工程对涉案两片养殖海域没有影响。二审法院根据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认定涉案两片养殖海域在涉案工程影响范围之内并无不当。无论二审法院是否质证并采纳上述两份测绘图，均不影响二审法院作出上述认定。二审法院没有对上述两份测绘图组织质证，并不影响二审判决结果。如上所述，国资公司在再审申请中将《耿玉奎耿玉立用海与秦皇岛开发区三宗海相对位置关系图》作为新的证据，并不能推翻二审判决的上述认定。综上,中交上海公司、中交烟台公司、港务公司、国资公司的再审申请主张不能成立，其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务有限公司、秦皇岛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余晓汉审 判 员 沈红雨审 判 员 杨弘磊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马 玲书 记 员 陈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