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11民终14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胡琦。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爱。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蒋运文。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智全。上诉人胡琦因与被上诉人蒋运文合伙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华法民重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日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胡琦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德爱、被上诉人蒋运文的委托代理人何智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琦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湖南省ＸＸ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华法民重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购入的苗木不符合合同要求造成的经济损失346,910元，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当事人汇给高俊宪的40万元应认定为合伙支出，被上诉人向高俊宪汇款12万元后，上诉人向其出具了内容为“今收到蒋运文林业局绿化款120,000元”的收条，足以证实上诉人汇款给高俊宪的28万元是合伙投资款。（二）上诉人支付的44,753元税款应计入合伙支出，上诉人提供的ＸＸ县林业局财务档案中共计苗木款1,790,140元的三张发票，足以证实上诉人支付了相应的税款。（三）原判完全否定招待费开支34,904元是不合理的。（四）被上诉人与龚佩良于2012年2月16日签订的《购龚佩良树苗种ＸＸ高速路口的结算清单》无效，该结算清单涉及重大合伙经营项目，未征得上诉人的同意，且结算的苗木单价明显高于当时市场价，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情形。（五）被上诉人提供不合格、不达标的苗木，导致林业局验收后扣减苗木款346,910元，被上诉人应承担本案合同经济损失。被上诉人蒋运文辩称：汇给高俊宪的40万元与本案合伙事务无关，被上诉人是应上诉人的要求汇款给高俊宪，被上诉人与高俊宪无任何关系；上诉人没有提供支付税款的发票原件，其主张44,753元税款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招待费的证据不能作为开支的依据；合伙的损失应该由合伙人共同承担，上诉人对苗木的质量是认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蒋运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入股金120,000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银杏、樟树苗木款832,020元；三、判令被告给付原告50%的利润。上诉人胡琦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退还套取树苗款169,825元，赔偿损失114,048.35元，共计283,873.3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反诉原告）胡琦于2012年1月20日、2月1日和6月6日分别与县林业局签订了《大苗种植承包合同》、《大苗种植增补承包合同》，约定：胡琦在桥头铺镇沙帽山村、鱼古坝村、沙帽山道贺高速连接线、县委大院、县政府大院、县林业局、东田镇下茶园村以包苗木、包种植、包成活、包管护的形式承包种植樟树、桂花树、银杏、天竺桂、垂柳、木荷、红豆杉、红叶李、红枫，并约定了树种及数量、苗木标准及单价、验收及结算付款条款。2012年1月21日，胡琦向县林业局交纳投标保证金50,000元。同日，蒋运文与胡琦签订了《合作承包项目合同书》，约定：一、胡琦与蒋运文合伙承包经营胡琦与县林业局签订《大苗种植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大苗种植项目，双方各出资50%，按项目完成进度均等出资；二、项目完成后，利润（含红字）分成各占50%；三、双方各派一人管理财务，其他管理人员根据需要用人，工资共同商议确定。合伙协议达成后，蒋运文于2012年1月31日与龚佩良签订了《银杏苗木采购合同书》，约定：一、龚佩良出售银杏、樟树给蒋运文，其中直径8cm银杏价款为220元/株，计3,000株；直径8cm樟树价款80元/株，计2,400株。在合伙期间，蒋运文委托蒋永军、胡琦委托许光县共同管理双方的合伙事务，包括劳务人员安排、苗木清点和苗木种植等。原告蒋运文2012年2月10日向高俊宪汇款120,000元，原告称是被告胡琦让其汇款给高俊宪，汇款后被告胡琦为原告蒋运文出具了收条。在合伙期间，从龚佩良处购买、银杏、樟树、红叶李、红枫、红豆杉、桂花树等树苗货款共计865,660元，蒋运文给付龚佩良货款565,660元,胡琦支付300,000元；胡琦支付其他树苗货款194,580元；胡琦另支付吊装、挖树坑劳务工资140,320元、树苗维护费25,870元、材料费13,156元，验收费1,450元、管理人员工资及油料补贴97,200元、竹子款18,300元、林业局保证金50,000元，合计840,876元。2012年6月25日，县林业局组织有关各方对蒋运文、胡琦合伙期间所种植的苗木进行了验收并结算，县林业局应当给付蒋运文、胡琦大苗种植承包款为1,790,140元。2012年9月20日，胡琦领取承包款1,074,084元；2013年4月27日，胡琦领取承包款369,146元。剩余承包款项，县林业局尚未给付。2013年11月29日，蒋运文因与胡琦就合伙期间的收支结算和利润分配发生争议，协商无果，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之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中，蒋运文与胡琦的合伙事务已经完成，合伙业已终止，双方应当按照合伙协议对合伙财产进行处理。当事人对于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一、对于向龚佩良购买树苗款865,660元由谁支付；二、原、被告向高俊宪共计汇款400,000元是否是用于合伙事务。一、关于向龚佩良购买树苗款865,660元由谁支付问题。原、被告在合伙期间共向龚佩良采购苗木865,660元，这一点有原告蒋运文与龚佩良的结算单为依据。被告胡琦在2012年2月2日向龚佩良汇款100,000元，2012年2月7日向龚佩良汇款100,000元，2012年2月11日向龚佩良汇款100,000元。原告蒋运文认为被告胡琦的三笔共300,000元的汇款不是支付其与龚佩良结算865,660元的苗木款。原告蒋运文与龚佩良签订《苗木购销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1月31日，从结算单上体现的龚佩良发货的时间为2012年2月3日至2012年2月11日，结算单形成的时间是2012年2月16日。从被告打款的时间来看，与龚佩良发货的时间段比较吻合。在此情况下，原告蒋运文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被告胡琦向龚佩良汇款的300,000元不是支付其与龚佩良结算的865,660元的苗木款。而且蒋运文持有的龚佩良出具的收条的总金额与结算的总金额不吻合，由于龚佩良是与原告蒋运文结算，不能排除龚佩良收到被告胡琦汇款后向原告蒋运文出具收条的可能性。综上述情况，法院认定胡琦向龚佩良汇款的300,000元属于蒋运文与龚佩良结算865,660元的苗木款中的部分。对于余下的565,660元苗木款，由于《苗木购销合同》是原告蒋运文与龚佩良签订，结算亦是原告蒋运文与龚佩良进行。从结算单的内容看原、被告合伙期间向龚佩良购买的865,660元的苗木已经付钱货款，现胡琦有证据能证明其向龚佩良汇款为300,000元，没有证据证明余下的565,660元苗木款是其支付。因此，法院认定余下的565,660元苗木款为蒋运文支付。二、原、被告向高俊宪共计汇款400,000元是否是用于合伙事务。原告蒋运文2012年2月10日向高俊宪汇款120,000元，原告称是被告胡琦让其汇款给高俊宪，汇款后原告蒋运文让被告胡琦为其出具了收条，内容为“今收到蒋运文林业局绿化款120,000元。”被告胡琦向原告蒋运文出具了收条后，原告蒋运文蒋汇款单交给了被告胡琦。2012年2月4日被告胡琦向高俊宪汇款100,000元，2012年2月7日，被告胡琦向高俊宪汇款100,000元，2012年2月17日，被告胡琦向高俊宪汇款80,000元。原被告共向高俊宪汇款400,000元。被告胡琦称其汇款给高俊宪是原告蒋运文要求，但未能提出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从原告蒋运文汇款给高俊宪后被告胡琦为原告蒋运文出具收条这一事实来看，应当是被告胡琦让原告蒋运文汇款给高俊宪。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的情况看，双方都无法证明高俊宪与原、被告的合伙事务有关系。原、被告合伙期间购买的苗木是从长沙、广西购买，这一点有双方提供的证据予以证实，合伙期间其他支出双方也有证据予以证实。从原告从事合伙的内容来看，主要支出应当是购买苗木及种植苗木后的养护。原、告在合伙期间的苗木款支出为1,060,240元，而原被告在合伙期间的实际收入为1,443,230元，若向高俊宪汇款的400,000元为合伙的支出，则在不计算植苗木后的养护费用情况下合伙支出已经超过合伙期间的实际收入，不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对于原、被告向高俊宪汇款的400,000，法院不认定其为合伙期间的支出。原告蒋运文向高俊宪汇款120,000元后，被告胡琦向原告蒋运文出具了收条。现法院认定原、被告向高俊宪的汇款不是合伙期间的支出，被告胡琦应当将120,000元退还给原告蒋运文。合伙期间，合伙实际收入为1,443,230元，且该笔收入为胡琦领取，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合伙期间的总支出为1,406,536元，其中，蒋运文支出为565,660元，胡琦支出为840,876元。合伙期间的利润为36,694元。按照双方协议的规定，合伙利润各占50%分成，因此，胡琦应当给付蒋运文合伙利润18,347元。同时由于向高俊宪汇款不是用于合伙事务，且原告蒋运文向高俊宪汇款120,000元之后被告胡琦为原告蒋运文出具了收条，现被告胡琦应当将该120,000元退还给原告蒋运文。据此，胡琦应当给付蒋运文704,007元（退还蒋运文汇款120,000元+蒋运文支出565,660元+应得利润18,347元）。胡琦汇给高俊宪的280,000元，因胡琦没有提出证据证明高俊宪提供了胡琦与蒋运文合伙期间苗木的证据，该280,000元不能认定为胡琦在合伙期间的支出。被告胡琦虽然提供了相关的税务发票，但不能证明该税款是被告胡琦支付，被告胡琦要求将发票税款44,785元作为合伙期间的支出，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胡琦提出招待费34,904元，但并无证据证明该支出用于合伙事务，对该请求不予支持。胡琦要求蒋运文退还套取的苗木款169,825元和赔偿其经济损失114,048.35元的反诉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反诉原告）胡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反诉被告）蒋运文120,000元，给付原告（反诉被告）蒋运文支出款565,660元，给付原告（反诉被告）蒋运文利润18,347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蒋运文其他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胡琦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蒋运文退还套取苗木款169,825元，赔偿经济损失114,048.35元的反诉请求。以上确认的金钱给付义务，被告（反诉原告）胡琦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3,320.2元，由原告蒋运文负担3,470.2元，被告胡琦负担9,8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779.0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胡琦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胡琦提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当事人汇给高俊宪的40万元能否认定为合伙支出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向高俊宪汇款的理由各执一词，但均未提出确切的证据证实自己的陈述属实。经查，上诉人向高俊宪汇款的时间在前，被上诉人汇款则在后，结合被上诉人汇款后随即将汇款单交给上诉人，并要求上诉人出具投资款收条的实际情况分析，被上诉人按上诉人的指示汇款的可能性较大。因现无充分证据证实高俊宪与合伙事务有关联，不宜认定当事人汇给高俊宪的40万元为合伙支出，上诉人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税款是否应计入合伙支出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实其支付税款44,753元，虽然上诉人确实向ＸＸ县林业局提供了购苗木款发票，但上诉人仅以柏加大地绿苗花木专业合作社的证明为证据，没有相应的付款凭证佐证，同时，其也没有提供税率方面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支付了税款及具体金额，故上诉人主张其支付的44,753元税款应计入合伙支出，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上诉人主张招待费开支34,904元的问题。因上诉人主张招待费开支的证据不是正规发票，证据上也没有双方当事人或者授权人共同认可的签字，无法认定上述开支的真实性及具体金额，故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该主张。（四）关于《购龚佩良树苗种ＸＸ高速路口的结算清单》的效力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个人合伙的合伙人，均有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可对外代表合伙体。一审期间，上诉人在对结算清单质证时，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也未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现上诉人以结算未征得其同意为由否定该证据效力的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上诉人上诉称结算的苗木单价明显高于当时市场价及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情形，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该上诉理由，上述结算清单为合法、有效的合同。（五）上诉人主张林业局验收后扣减苗木款346,910元是被上诉人提供不合格、不达标的苗木所致，因上诉人与林业局签订的苗木种植承包合同，涉及苗木的购买、种植、养护等工作，需经两次验收才能确定结算款，林业局结算时扣减了部分苗木款，原因既有可能是苗木不符合标准，也有可能是苗木种植后养护不当导致不成活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承担扣减苗木款损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胡琦提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处理正确，本院依法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60元，由上诉人胡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素代理审判员 刘 青代理审判员 张向安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罗 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