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5民终7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东升，男，1993年10月1日生，汉族，现住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小冀镇。
上诉人（原审被告）：齐琪（系张东升妻子），1992年10月4日生，汉族，现住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小冀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霞，女，196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学东，男，1981年11月25日生，汉族，阳城县董封乡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鹏伟，山西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东升、齐琪因与被上诉人郑学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0522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织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东升、上诉人齐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霞、被上诉郑学东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东升、齐琪的上诉请求：撤销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0522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张东升和齐琪不是本案的被告，本案真正的被告应该是张诚宽（张东升的父亲，齐琪的公公）；2.齐琪对本案煤炭交易价格并不熟悉，在对账过程中，计算并不准确，一审依据齐琪对账数额作为买卖合同的金额存在误差；3.一审适用简易程序错误。
郑学东答辩：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没有错误。
郑学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煤炭款1401876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3月18日，被告张东升给原告郑学东出具条据1支，载明：“今拉到郑学东四候现金煤合计十车，因本人资金周转不开自愿把车交到郑学东手里（车号豫G9XX**），三至五天付清，车主齐琪与我是夫妻关系，张东升，2017.3.18”，被告张东升同时将其身份证复印件及车辆行驶证复印件一并交给原告。2017年5月19日，被告齐琪通过手机银行向原告郑学东转账9万元，2017年5月26日，被告齐琪通过手机银行向原告郑学东转账10万元，2017年6月5日，被告齐琪通过手机银行向原告郑学东转账10万元，2017年6月9日，被告齐琪通过手机银行向原告郑学东转账97500元，以上共计387500元。2017年3月1日至4月19日期间，户名为李君义的借记卡陆续向原告转账汇款合计1830572元。根据原被告提供的在案证据，齐琪和李君义二人共计转账2218072元。2017年10月，原告郑学东与被告齐琪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对煤炭购销过程中发生的数量、货款、运费等情况及款项支付情况进行了核对，2人核对结果显示，自3月19日至4月15日，购煤共计5837.18吨，煤款和运费合计3326675元，已付煤款和运费合计2319314元，欠煤款和运费合计1007361未付；自5月8日至6月7日，共欠1354515元，已付96万元，剩余394515元未付，款项合计4681190元，尚欠郑学东1401876元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煤炭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问题。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即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被告齐琪系被告张东升妻子，被告张东升以自己名义向郑学东出具拉煤条据，并由齐琪将自己所有的车辆抵押给郑学东以担保价款的支付，2人共同参与经济活动，由此可知二被告存在与郑学东订立煤炭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而原告郑学东对该要约作出承诺并发运了货物，故此张东升才出具了货物收据，齐琪才作出担保并随后依约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款项，双方当事人形成了订立合同的合意并已实际履行了合同。同时，根据被告齐琪在与原告微信聊天时出具的对账明细，原告履行发货义务系自2017年3月18日所出具收据中十车煤炭，对账的内容也不止刚开始的十车煤炭，双方在此期间虽未就一系列煤炭签订书面合同，均是口头协商，但事实上发出了连续的、对应的要约和承诺，承诺生效时合同已经成立。二被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父亲张诚宽之间形成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与二被告无关，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仅能说明张诚宽自认与原告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合同价款曾通过李君义进行支付，而无其他能够确切证明张诚宽与原告郑学东之间成立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且合同价款通过李君义支付，并不能否认原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合同，二被告的否认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故结合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原告郑学东与被告张东升、齐琪之间成立煤炭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二被告应付款项及利息损失问题。被告齐琪在与原告郑学东通过微信聊天对账时对尚欠款项1401876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并有亲自向原告发送的对账明细为证，予以确认。关于利息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原告要求二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给原告造成利息损失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原被告于2017年6月7日后停止煤炭买卖，二被告一直未及时履行完全付款义务，双方于2017年10月26日重新对剩余款项进行了对账确认，但二被告至今仍未支付剩余款项，故认定，对逾期付款损失自2017年10月27日起计算。故依法判决：张东升、齐琪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郑学东剩余款项1401876元并赔偿郑学东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0月27日起计算至执行完毕之日止）。
二审中，上诉人张东升、齐琪提出一审法院应当对张诚宽进行询问而未依法询问，导致案件事实未查明。本院对此进行释明，张诚宽不是本案的诉讼当事人，并非必须到庭。张诚宽同张东升、齐琪为父子、公媳关系，张诚宽作为证人，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一审法院没有前往张诚宽处对其询问并无不当，本院也不再前往张诚宽处对其询问，各方当事人对此均表示无异议。
二审中，上诉人张东升、齐琪提供第一组新证据证人李君义的证言，欲证明张东升父亲张诚宽曾委托张东升将车辆抵押给郑学东拉煤、委托李君义向郑学东支付了煤款1830572元、张东升没有参与煤炭买卖，故而与郑学东进行煤炭买卖的买主是张诚宽而不是张东升和齐琪，具体如下：
李君义证言1：“我曾和张诚宽来阳城找煤源，其中一次来阳城后，张诚宽让我将车停郑学东公司处，他下车后可能是去郑学东那，但我没有看见。当天晚些时候，张诚宽在车里电话叫张东升把奔驰车开到阳城郑学东处进行押一下，其他的没有说了，张东升、齐琪把车开过来，张东升、齐琪就找郑学东，张东升、齐琪和郑学东怎么进行谈的，张诚宽和郑学东怎么谈的我都不清楚。张东升打条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我一个人在楼下，张诚宽有没有和张东升一起找郑学东我不清楚，张东升和郑学东之间如何打条、如何约定，具体情况不清楚”。张东升、齐琪认为，2017年3月18日，张东升将车抵押给郑学东并出具条据是受其父亲张诚宽委派的。郑学东质证认为，李君义在作虚假陈述，是为了帮助上诉人逃债，对证人证言不认可。本院认为，李君义在车里仅听见“张诚宽叫张东升把奔驰车开到阳城郑学东处进行押一下，其他的没有说了”，之后李君义对张诚宽、张东升、齐琪和郑学东之间的谈话没有参与，均不知情。“张诚宽叫张东升把奔驰车开到阳城郑学东处进行押一下”含义并不明确，是张诚宽让张东升将车开到郑学东处代为办理抵押；还是告诉张东升车辆可以抵押了，叫张东升把车开到郑学东处自行抵押？李君义又没有听到其他谈话内容，同时又无其他证据佐证。据此，李君义听到张诚宽通话内容，不能表明张诚宽让张东升将车开到郑学东处代为办理抵押。另外，抵押车辆的实际车主是齐琪，张诚宽没有处分权，张诚宽委托张东升对车辆进行抵押处分不合情理；而张东升和齐琪系夫妻关系，车辆是夫妻共同财产，张东升将自己的车辆进行抵押，和本案证据即张东升抵押车辆时出具的条据内容相互吻合，也合乎情理。故本院对李君义关于张东升受张诚宽委派将车辆抵押给郑学东的证言内容不予认可。
李君义证言2：“我是2017年2月到5月，给张诚宽做出纳，张诚宽从事煤炭交易，我平时只负责替张诚款收款和付款。我平时在家做淘宝，张诚宽有事叫我，我就去一趟。在我工作期间，每次郑学东发货之后，都会微信向我或张诚宽发送发货单照片，以确认数量（微信照片暂时无法提供）；在我离职之前，知道张诚宽欠郑学东煤款，具体数额不清楚；张诚宽和张东升、齐琪等家人均未成立公司，无营业执照，私下个人贩煤。2017年3月1日至4月19日期间，我受张诚宽委托陆续向郑学东转账汇款合计1830572元”。张东升和齐琪认为，以上证言可以证明张诚宽曾委托李君义给郑学东支付了货款1830572元。郑学东质证认为，李君义确实支付过1830572元，我每次收到钱，只是显示金额，并不知道具体是谁转的，我一直以为是齐琪和张东升转的，后来发生纠纷，我调出银行明细，才知道是李君义给转的。本院认为，李君义陈述其替张东升向郑学东支付货款1830572元，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李君义称其给郑学东支付货款1830572元是受张诚宽指派，郑学东没有认同，李君义及二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其他相应证据佐证，李君义所称代为支付的1830572元货款来源及所有人尚无法查实。故本院对李君义所述其付款是受张诚宽指派的证言内容不予采信。
李君义证言3：“在我工作期间，张诚宽从事煤炭交易，未见张东升从事煤炭交易”，张东升和齐琪认为李君义的该证言能够证明张东升和齐琪没有从事煤炭交易。郑学东质证认为，李君义在作虚假陈述，为了帮助上诉人逃债，对证人证言不认可。本院认为，李君义在证言2中陈述“我平时在家做淘宝，张诚宽有事叫我，我就去一趟”，由此可见，李君义不是时常和张东升在一起，对张东升的活动并不能完全掌握，李君义陈述“未见张东升从事煤炭交易”只能是一种主观推测，不能视为证人证言。另外，李君义陈述“未见张东升从事煤炭交易”和本案证据即张东升抵押车辆拉煤、向郑学东出具条据等证据相悖。故本院对李君义上述证言及欲证明的事实不予采纳。
第二组证据，张东升、齐琪提供郑学东和张诚宽的微信聊天记录19页。欲证明郑学东一直向张诚宽要剩余货款，合同的买方应当是张诚宽，和张东升、齐琪没有任何关系。其中，微信聊天记录第7页载明，郑学东说“哥，一定要好好干”，张诚宽说“好，咱兄弟俩一定合伙干好”，郑学东又说“好好，兄弟等你”。微信聊天记录第17页，郑学东说“张哥，兄弟我肯定相信你，要不你每次说过几天，都过了三、四个月了。我还一直等你”。微信聊天第19页，郑学东说“张哥，那一百四十万想就这么骗走了”。郑学东质证认为，该19页聊天记录是真实的，聊天记录是在郑学东向张东升、齐琪索要1401876元煤款无果的情况下，才向张东升父亲张诚宽主张。张家就是从事煤炭买卖的，张诚宽是家长，所以其没有要到款项以后，向张诚宽抱怨，想通过张诚宽督促张东升和齐琪还款。聊天记录第7页中“好，咱兄弟俩合伙干好”是张诚宽说的，其说“好好”，以及在第八页聊天记录中其说“所以咱俩好好干，一定能做好”都是客气话。另外，该微信聊天记录第17页中郑学东对张诚宽说“你儿子小张和儿子媳妇的身份号码我都有。兄弟东东我是把你当哥哥了。我不会去做那种绝事的”，这句话也表明了其有张东升和齐琪的身份证号码，如果不是基于相互信任早就本案对张东升、齐琪进行报案处理了。本院认为，该19页聊天记录只能证明郑学东通过微信向张诚宽要煤款，但聊天记录中谈话内容相对简单、含糊，没有明确体现出郑学东承认张诚宽就是本案买卖合同中的买方。
第三组证据，张东升、齐琪提交齐琪和郑学东的2017年9月26日13：56至2017年10月26日13：06微信聊天记录共计22页，证明齐琪是帮忙算帐的，曾明确表示齐琪没有参与经营，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买方。其中，聊天记录第4页齐琪说：“我只是知道欠你货款没有结清，具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爸一直再（在）想办法周转钱”。聊天记录第8页，载明“你和我爸之间的生意往来，不明白为什么会发我和我老公的身份证复印件”。聊天第10页郑学东说，“你爸说过了节，先给我一百万，让我先给老赵。可过节了到现在不接我电话”。聊天记录第11页齐琪说“你和我爸生意上的事我不清楚，也帮不上忙”。聊天第15、16页，齐琪明确表示，煤炭生意和齐琪夫妻二人没有关系。郑学东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记录只是单方的，片断截取的，其实在其和齐琪的聊天记录中（2017年10月26日15:37），齐琪对欠我4、5、6三个月1401876元是完全认可的。聊天记录第8页的内容是因为索要无果的情况下，把二上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发给了齐琪，这个时候（2017年10月9日）就已经开始不认账了，开始说买主是张诚宽。聊天记录第10页的内容，张诚宽曾经答应过给我支付煤款，在没有支付的情况下，我又去问齐琪。聊天记录第11、15、16页，我为了讨要煤炭开始向张家人要，齐琪在推托，他们全家都在推托这个事。本院认为，以上的聊天记录能够证明2017年9月26日13：56至2017年10月26日13：06，郑学东向齐琪主张过煤款，齐琪曾推脱过此事。但郑东升在一审中提交了齐琪和郑学东的聊天记录12页载明：2017年10月11日，齐琪发给郑学东对账单，对买卖合同数额进行了确认；2017年10月26日下午16:50，齐琪再次给郑学东了对账单，确认4、5、6月共计拖欠郑学东煤款1401876元。从时间顺序上看，张东升、齐琪提供的22页聊天记录发生时间基本在前，郑学东提供的聊天记录12页发生基本在后，且最后一次齐琪和郑学东聊天时，齐琪认可拖欠的煤款1401876元，聊天记录的意思表示以各方当事人最后的意思表示为准。故以上的聊天记录能够证明郑学东向齐琪主张过煤款，齐琪也曾推脱过此事，但不能证明齐琪没有参与煤炭经营及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买方。
二审中，郑学东申请证人刘敏、王鹏波、王海雄出庭作证。欲证明张东升接收过郑学东运送的煤炭、齐琪支付了郑学东运送煤炭的运费。刘敏称：“我是大车车主，2017年3月到6月，我作为大车司机受郑学东的安排给张东升送煤，我们拉七八次煤，我们把煤拉到新乡，其中一次见到张东升，由张东升把我们带到厂里。我还提供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清单1张，佐证齐琪支付过我的两次运费共6035元，我们这里都是卖方负责发煤，买方负责接货，支付运费。”王鹏波称：“2017年3月到6月，我作为大车司机受郑学东的安排给张东升送煤，我们把煤拉到新乡，见到张东升，张东升把我们带到厂里。我提供中国农行业银行银行卡明细清单2张，佐证齐琪支付我的运费9098元，阳城这都是卖方负责发煤；买方负责接货，支付运费。”王海雄称：“我是大车车主，2017年3月到6月，我受郑学东的安排给张东升送煤，我们把煤拉到新乡，见到张东升，其中一两次早晨七八点张东升把我们带到兴太纸厂里。”张东升、齐琪质证认为，其是替父亲张诚宽接收煤，二人只是偶尔帮忙。上述证人提交的银行明细清单真实性我们没有意见，齐琪是支付过运费，但是在履行会计职责，是受张诚宽委托支付的。本院认为，三证人证言及提供银行交易明细能够证明张东升接收过郑东升运送的煤炭、齐琪支付过郑东升运送煤炭的运费。张东升、齐琪仅口头辨称接货、支付运费是受张诚宽委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不足以否定三个证人的证言及郑学东欲证明的事实，本院对郑学东申请的三名证人出庭证言及欲证明的事实予以采信。
二审中，郑学东还向法庭提交了郑学东和张东升发货明细一份，欲证明其发货和张东升收货情况。张东升和齐琪质证认为，其没有在发货明细上签字，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郑学东提供的发货明细系单方自制，没有经过张东升、齐琪核对认可，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都存疑，不予采信。
综合一审、二审各方举证情况，本院认为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予以确认。另外，还可以认定张东升接收过郑学东运送的煤炭、齐琪支付过郑学东运送煤炭的运费。
本案争议焦点：1.上诉人张东升、齐琪是否是买卖合同的买方，是否应当偿还郑学东主张出卖煤炭的煤款1401876元，郑学东主张的煤款金额1401876元是否准确；2.一审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1，本案被上诉人郑学东虽没有与上诉人张东升、齐琪夫妻二人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从本案煤炭交易的整个过程来看，张东升在拉煤之前将车辆抵押给郑学东作为担保并接收郑学东运送的部分煤炭，齐琪向郑学东支付部分煤款387500元、支付郑学东运送煤炭的部分运费、向郑学东出具对账单明细并确认拖欠煤款共计1401876元，张东升、齐琪的上述系列行为足以说明该夫妻二人共同参与经营，且与郑学东形成了订立合同的合意，并实际履行了合同。张东升、齐琪对郑学东发送了煤炭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本案买卖合同已成立、生效。张东升、齐琪上诉称其二人从事煤炭买卖交易是受其父张诚宽的委托，其二人只是代理人，但张东升、齐琪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张诚宽委托张东升、齐琪从事经营活动；另外，即使张诚宽曾委托张东升、齐琪代为从事煤炭买卖交易，张东升、齐琪在一审、二审庭审中也未举证证明该二人或张诚宽本人向郑学东表明张诚宽的被代理人身份、张东升和齐琪的代理人身份，郑学东也从不认可张东升、齐琪存在代理行为，故张东升、齐琪上诉主张其二人因代理行为而免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二上诉人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张东升、齐琪还上诉称煤炭买卖交易价格是浮动价格，齐琪对煤炭交易的价格掌握不准确，所以齐琪最后向郑学东出具对账单确认的煤炭欠款1401876元并不准确。本院认为，齐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另外，根据张东升陈述及证人李君义证言可知，齐琪曾在煤炭交易中担任过会计角色，还向郑学东实际转款387500元。齐琪在不知道煤炭价格情况下，向外人转款、出具对账明细单、承认大额债务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对张东升、齐琪该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2，一审庭审笔录中记载，法庭就本案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民事诉讼简易审理程序，向各方当事人征求意见，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出异议。并且，一审法院适用简易审理程序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并无不当。故上诉人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596元，由上诉人张东升、齐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李凌云
审判员王天明
审判员毕东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王云峰
书记员闫云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