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知）终字第101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法定代表人赵剑英，社长。
委托代理人王半牧，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范文，男，1932年11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龙友，男，1949年3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林炎炎，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婉君，女，1945年2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龙友，男，1949年3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林炎炎，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凤荪，男，1947年5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龙友，男，1949年3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林炎炎，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范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社科出版社）因与被上诉人王龙友、王婉君、王凤荪（以下简称王龙友等）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1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范文，上诉人社科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王半牧，被上诉人王龙友，被上诉人王龙友、王婉君、王凤荪的委托代理人林炎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王龙友等在原审诉称：2012年1月18日，王龙友在首都图书馆看到社科出版社出版、李范文主编的《西夏研究》第5辑，发现该书是盗版影印王龙友已故父亲王静如著作《西夏研究》1-3辑的侵权出版物。王静如的《西夏研究》1-3辑发表在1932-1933年民国时期的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十一、十三，1936年荣获法国法兰西研究院铭文学院东方学“儒莲奖”，是中国个人获此奖项第一人。2012年3月2日起，王龙友等多次向社科出版社发函，对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没有得到著作权人授权，擅自出版《西夏研究》1-3辑的问题调查交涉，现已查明：
一、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故意侵权并且长期隐瞒。李范文在2005年之前就已经策划盗版王静如的《西夏研究》1-3辑，2006年李范文在北京找过王龙友希望得到授权同意，王龙友回复“正在整理编辑《王静如著作全集》”，拒绝了其要求。2012年6月12日李范文答复王龙友的信“因我收了令尊的专著《西夏研究》，为此（从此）我决心不主动同您联系”。社科出版社作为专业出版社，对本案侵权出版也不是失误而是故意，是在明知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与李范文共同实施的盗版计划。
二、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共同侵权的目的是获得政府资助的项目款，用王静如著作抬高侵权出版物的身份，用盗版前辈76年前获世界学术大奖的著作加上“主编”二字申报参评“吴玉章奖”。
三、李范文以编造王静如遗愿的手段掩盖侵权盗版。王静如真正的遗愿是把西夏学的完整研究成果“五辑合一”出版，《沉痛悼念王静如教授》一文中有清楚表述：“王静如教授不能瞑目的是他一直精心写作的《西夏研究》第四辑约20余万字和还在准备的第五辑及基本已经编好的《西夏文字典》尚未出版，他就与世长辞。”（见《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2页）
四、王静如生前撰写的《西夏研究》是专业极其高深的学术著作，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将尚未补勘的1-3辑抢先出版，给著作权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五、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侵权仍在进行中，至今没有停售、回收、销毁侵权书籍，没有任何改过和反省，没有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更没有采取措施消除影响。李范文在给王龙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院长，王副院长的信中对王龙友进行人身攻击。
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立即停止发售并收回《西夏研究》第5辑，销毁侵权书籍，在《光明日报》公开赔礼道歉，依法赔偿500000元，赔偿王龙友等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交通、取证等费用2000元，并按全案判赔总额的30%赔偿王龙友等的律师费；2、本案诉讼费由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承担。
上诉人社科出版社在原审辩称：1、出版社作为出版机构，在涉案图书出版的问题上，出版时和李范文沟通了解过是否有著作权问题，李范文表示没有问题，在此情况下才和李范文签订合同，并且合同中约定李范文要保证出版的稿件是合法拥有著作权的，如果出现著作权问题由李范文承担，其也做了保证。这说明出版社已经尽到了谨慎义务，没有责任。2、出版社出版时主要为了学术研究，没有营利，是宁夏政府资助的，主要是为了传播传统文化。而且发行量也很有限，从2007年4月出版，销量很小，还有很多退货。综上，出版社不存在侵犯著作权等事实，请求法院驳回王龙友等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范文原审未到庭。
原审法院查明：王静如与沈恩荘系夫妻关系，生前育有王龙友、王婉君、王凤荪三名子女。王静如于1990年10月2日去世、沈恩荘于2004年5月23日去世。
据新华社北京（1990年）10月7日电：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王静如教授因病于10月2日在北京逝世，王静如教授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长期从事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他的《西夏研究》一书曾获1936年法国院士会铭文学院东方学“茹莲”奖金，这是中国学者个人获得此奖的第一人……。
1932-1933年，王静如通过对西夏文书、经文、官印拓片等材料考释，著有《西夏研究》1-3辑，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之十一、之十三。该单刊没有版权页，亦未标注字数。
2007年4月，社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西夏研究》第5辑，ISBN978-7-5004-6095-4，主编李范文，字数1528千字，2007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价400元。社科出版社称该书印刷了1000册，王龙友等认可该印数。该书开始部分有总序、前言，尾部有附录、后记、《西夏研究》第6辑目录，其余为影印王静如《西夏研究》1-3辑原著。
社科出版社提供：1、王龙友1998年给李范文的信，证明王龙友和李范文以前关系比较和谐；2、2006年宁夏社会科学院给王龙友的信，告知王龙友拟将王静如先生的《西夏研究》1-3辑合并为一辑，由宁夏人民政府资助，宁夏社科院主办，李范文主编；3、王静如助手白斌的证明材料，2005年8月，李范文要翻印王静如的书，因缺失其中第3辑，便请王龙友提供，王龙友立即亲自将该书第3辑送到宁夏大厦，交李范文翻拍，并答应给王龙友2万元稿酬，王龙友没有异议；4、宁夏研究所主任聂鸿音的信，证明其曾告诉李范文台湾已经翻印过王静如的书，应与台湾方面联系版权，李范文认为邮路不畅，与王静如后人联系，事后李曾告诉聂联系上了，该书出版后就放在研究所图书馆的书架上。证明王龙友很早就知道出书的情况；5、1988年王静如写给李范文的信：“5.15来信收到，《西夏研究》四辑出版有困难，可以晚出，不可着急，不成即罢，不可勉强。丑人各处破坏，总是抬高自己，损人利己……故言之成理即可，何必牵连别人。大文豪从来不扯东拉西，大科学家亦不论西道东。人的科学进步很快，像梁启超所说常以今是而昨非。关于科学道理更多以今非昨，又以明非今。进步总不是停在一个点上……”。用以证明王静如是同意李范文出版其《西夏研究》的，李范文出书得到王静如的授权和委托。
王龙友等认为社科出版社提供的证据1和本案没有关系。证据2是伪证，王龙友有原函，原函和此差别很大；证据3白斌的证言是伪证，从出版物中可以看到李范文影印用的是罗长培的书，不是王静如的；证据4说明了其已经提示李范文出版王静如的作品有问题，李范文对出版他人作品必须得到授权是明知的，说书放在书架上的表述也不能证明王龙友知情，且这份证据的后半部分是推测的。证据5提到的是四辑，和本案没有必然的联系，王静如是另有所指，本案不涉及第4辑。并且当时李范文没有出版能力，王静如的书当时没有整理完毕，因此当时王静如不可能委托李范文出版。并且事后李范文要求王龙友授权，说明李范文没有授权。
王龙友等亦提供了2012年李范文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信，李范文给王龙友的信，证明李范文出书没有得到授权，并做好了应诉的准备。王龙友等还提供了几篇纪念文章，证明王静如《西夏研究》的价值。王龙友等与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王龙友等向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服务费100000元。支付方式为：王龙友等同意在本委托事项完成之日，以实际实现的标的30%付给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服务费。王龙友等的委托代理人承认尚未收取费用，亦未提供其他费用支出的票据。
原审法院向李范文邮寄送达了开庭传票，李范文回信确认其于2014年7月20日收到开庭传票，但其未委托代理人，李范文本人亦未到庭应诉，故本案缺席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依据《西夏研究》1-3辑的署名情况，王静如为上述作品的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即以复制、发行、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王静如虽已去世，但其作品尚在法定保护期内，作品的著作权应由其继承人行使。社科出版社在出版《西夏研究》第5辑时亦知道内容是影印王静如《西夏研究》1-3辑的原著，应当对是否获得作品使用的许可进行核实，社科出版社未提供获得了权利人许可的证据。其提供了由李范文寄送的下列证据，原审法院认为：1、证明王龙友和李范文以前关系比较和谐的王龙友1998年给李范文的信，与本案无关，因为关系和谐并不代表可以不经授权，当然，王龙友不予追究时则另论；2、2006年宁夏社会科学院给王龙友的信，告知王龙友拟将王静如先生的《西夏研究》1-3辑合并为一辑。该告知应当在得到王龙友等的书面回复同意后方可实施，这样做既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尊重，也是对自己权利的保护；3、王静如助手白斌的证明材料。白斌虽证明王龙友亲自将王静如《西夏研究》第3辑送到宁夏大厦交李范文翻拍，但从社科出版社出版的《西夏研究》第5辑中（第670页）影印王静如《西夏研究》第3辑封面上可以看到，该封面上有手写的签名，但并不是王静如的名字，而是其他人的签名，故白斌的证言不足以采信；4、用以证明王龙友很早就知道出书情况的宁夏研究所主任聂鸿音的信。该信件只是证明李范文曾告诉聂鸿音与王静如的后人联系上了，但并不能证明王静如的后人同意了，该信也未明确《西夏研究》第5辑是放在宁夏研究所书架上还是放在北京某个研究所的书架上；5、用以证明王静如同意李范文出版其《西夏研究》，出书得到王静如的授权和委托的1988年王静如写给李范文的信。该信件中1、“《西夏研究》四辑”所指的内容不明，是否为王静如《西夏研究》1-3辑，不能确定；2、即使王静如曾委托李范文出版其《西夏研究》1-3辑，在出版图书时也应当作为王静如的专著出版，现在将王静如《西夏研究》1-3辑作为资料汇编出版，应当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故社科出版社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李范文取得了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能证明社科出版社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
王静如《西夏研究》1-3辑曾获1936年法国院士会铭文学院东方学“茹莲”奖金，是中国学者获得此奖的第一人，有丰富的内容、独到的见解，可谓登峰之作，非常人轻易所能到达之域。故景仰者多，能领悟深邃内涵者少。只有通过相关地方政府出资扶助，进行发掘、保护、宣扬，才能达到王静如信中所说“关于科学道理更多以今非昨，又以明非今。进步总不是停在一个点上……”的理想境界，也是为有更多人领悟、传承、发展文化遗产。即使基于此目的，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作为实际实施的操作者，在履行出版、编辑者的责任义务时，也应尊重著作权人权益。李范文作为《西夏研究》一书的主编，在选择、使用相关作品时应对稿件的合法性尽到注意、审查的义务，即应当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在不能证明已取得原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影印原作品，侵犯了著作权人的权益，在与王龙友等发生著作权纠纷后，如延续双方之前良好、和睦的友谊关系，进行沟通，减少一些利益因素的干扰，也谓不可，但正如李范文信中所说：“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使问题复杂化”，双方已不能很好的协商解决，故李范文应当依法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社科出版社作为《西夏研究》一书的出版方，亦未能证明其对稿件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导致出版的图书侵犯王龙友等的著作权，故应对上述侵权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王龙友等要求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收回、销毁侵权书籍的诉讼请求，因收回、销毁侵权书籍无法实际履行，且超出法律规定的承担责任的方式，故王龙友等要求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收回《西夏研究》第5辑，销毁侵权书籍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社科出版社应停止出版、发行《西夏研究》第5辑。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所侵犯的是著作权中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并不涉及人身权利，故王龙友等要求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公开赔礼道歉的主张，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对于王龙友等要求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赔偿五十万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考虑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侵权行为的情节、主观过错程度、出版的册数并参考作品稿酬标准等因素酌情确定。对于维权合理费用支出，原审法院依据费用支出的必要性、合理性及本案其他诉求支持程度综合予以酌情考虑，予以部分支持。
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第四十七条第（七）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出版、发行《西夏研究》第5辑（ISBN978-7-5004-6095-4）；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范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龙友、王婉君、王凤荪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十一万元；三、驳回王龙友、王婉君、王凤荪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范文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王龙友等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是：1、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著作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王龙友称他于2012年1月18日在图书馆看到《西夏研究》，属于捏造事实。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因设备老化等问题，已经于2011年5月10日起闭馆改造，工程至今尚未完成。闭馆期间图书外借服务完全停止。王龙友称他于2012年1月18日在首都图书馆看到《西夏研究》，那时正值国家图书馆闭馆改造期间，任何人都不可能进馆借阅。首都图书馆藏有李范文主编的全套《西夏研究》，但仅为库本，不能外借。若想借阅，必须在库本阅览室通过馆内电脑系统索书，如果预先不知道书名和作者是无法实现电脑检索的。所以，王龙友称他于2012年1月18日在图书馆看到《西夏研究》后才知道盗版消息，不可能是事实。即使李范文没有给王龙友书，但王龙友知道李范文出版《西夏研究》，因为王静如先生去世后，王龙友一直在为他父亲出文集奔波，但直到2007年仍未能实现。李范文出版《西夏研究》时，王龙友亲自借给李范文台湾印的《西夏研究》第三辑、王静如的照片和《王静如教授的译著目录》。对此，王静如先生唯一的助手白滨也记忆犹新。王龙友等在李范文荣获国际儒莲奖后把李范文告上法庭，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2、李范文受到过王静如的委托。早在1973年第一次见面时，王静如先生即提出宁夏是西夏发祥地，宁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西夏学研究。因此，他认为政府一定会资助出版他的《西夏研究》。1981年李范文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西夏学术研讨会时，王静如再次向李范文提出帮助他出版《西夏研究》。1987年2月，李范文访俄回京，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房建昌陪同李范文拜访王静如先生，王静如再次提出：宁夏自治区很重视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希望有机会向政府推荐他的《西夏研究》。既然王静如先生委托李范文出版他的《西夏研究》，李范文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终于实现了他的遗愿。3、原审法院认为“王龙友1998年给李范文的信与本案无关，因为关系和谐并不代表可以不经授权。”王龙友这封信足以说明李范文对王龙友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王龙友再次表示感谢”。王静如先生曾设家宴，席间王静如先生拜托李范文出版《西夏研究》，这是本案的要害，王龙友却只字不提，并不是“与本案无关”。宁夏社会科学院至今未同意给王静如先生的《西夏研究》1-3辑稿费，李范文原答应给二万元，后来又同意增加一万元。但是王龙友的诉讼请求由十五万元增至五十万元，毫无诚意。王龙友无权给李范文授权王静如的著作，因为王静如生前早在1973年、1981年、1997年已经授权给李范文。王静如助手白滨的证明材料和聂鸿音的证词可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1988年王静如写给李范文的信中提到《西夏研究》四辑所指的内容不明”，《西夏研究》第一辑为1981年8月召开的全国西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二、三、四辑为王静如先生的《西夏研究》一、二、三辑。王龙友说王静如曾委托李范文出版《西夏研究》应为专著出版，现在当作“资料汇编出版”。这完全是王龙友有意曲解。王静如的《西夏研究》第5辑书名页上清楚写着《王静如西夏研究专集》而不是“资料汇编”。这一切都证明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是合理合法得到授权出版的，尽到了编辑、出版者的责任义务，尊重了著作权人的权益。李范文作为《西夏研究》一书的主编，在选择、使用相关作品时对稿件的合法性已经尽到注意、审查的义务，取得了原著作权人的同意，不存在版权纠纷。
上诉人社科出版社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或发回重审。其上诉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事实是，王静如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委托李范文为其出版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夏研究》1-3辑。《西夏研究》1-3辑为王静如研究西夏文的力作，王、李两位先生就该书的出版书信往来不断。李范文曾设想将王静如先生的《西夏研究》1-3辑作为李范文主编的《西夏研究》第四辑出版，王静如先生表示同意。但因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西夏研究》的出版遇到困难。1988年王静如先生写信给李范文：“5.15来信收到，《西夏研究》四辑出版有困难，可以晚出，不可着急，不成即罢，不可勉强……”充分表现了一个长者对后生的鼓励与支持、理解，也明确表示了王静如先生将自己的《西夏研究》1-3辑交给李范文出版的意愿。李范文欲编辑《西夏研究》，谋划已久，只是因种种原因，条件不成熟，未能付梓。对于李范文的计划，王静如先生是知道的，也是支持的。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和西夏学的勃兴，李范文先生出版《西夏研究》的愿望终得实现。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李范文对原《西夏研究》的出版计划做了调整，虽使王静如先生的著作由原计划的第四辑变成第五辑。且王静如并未确定出版方式，原审判决单方面认定要以专著方式出版，不知有何依据。事实上，现在的出版方式依然是专著，而非资料汇编。原审判决书将王静如先生助手白滨的名字写错。李范文在翻拍王静如的《西夏研究》第3辑时，第3辑只是封里用了有罗常培署名的版面，以表示珍贵和尊重，其余是王龙友送来的第3辑翻拍的，同时也表明王龙友不仅知道，而且是同意李范文负责出版《西夏研究》一书的。原审判决书说聂鸿音先生是宁夏研究所主任，事实上聂鸿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西夏研究》第5辑当然是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书架上。
被上诉人王龙友等二审辩称：1、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侵权盗版一直在持续进行中。李范文2012年6月12日给王龙友回信的内容和时间，2013年王龙友购买《西夏研究》第5辑的小票和发票也可证明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2、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出版王静如的著作从未得到王静如或王龙友等的授权。李范文上诉状称王龙友亲自借给他台湾再版的《西夏研究》第3辑、王静如的照片和《王静如教授的译著目录》，这与本案所有证据相矛盾。本案侵权的《西夏研究》第5辑的页面就可证明不是翻拍的王静如藏书。李范文上诉状辩称《西夏研究》第5辑第326页和第670页是王静如先生唯一助手白滨借的民族所图书馆馆藏罗常培署名的《西夏研究》，是不真实的。民族所图书馆不仅没有罗常培的《西夏研究》这本书，而且馆藏书籍专用标识的圆形所章与罗常培藏书方章有明显不同。根据史金波证明材料，白滨不是王静如的唯一助手。李范文在2012年6月12日给王龙友的信中承认“因为收了令尊的专著《西夏研究》，从此我决心不主动同您联系，等他唆使您诬告我时，我再同您联系，果然如此，我现在把真相告诉您。”这足以证明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侵权盗版没有得到王龙友的授权，所以心存侥幸。王龙友一直在整理出版王静如著作全集，不可能再委托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同时出版相同著作，李范文直接翻拍旧作，这表明他既没有得到王静如的书稿，更没有得到王静如遗属的任何出版授权和配合。3、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受王静如委托出版的辩解不能自圆其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范文尚不具备相关身份、没有出版能力和资质，完全不具备出版王静如著作的条件，王静如也没有委托李范文出版自己的《西夏研究》。大量证据表明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的辩解是不成立的。4、李范文在本案中制造了大量伪证。李范文在庭审中提交的宁夏社会科学院2006年3月22日公函是案发后伪造，该函与王龙友持有的真函内容明显不同。白滨2014年出具的“证明材料”是伪证。5、原审判决赔偿十一万元数额明显偏低，应当按照法定赔偿标准上限依法判赔。王静如是享誉国际的西夏学大师，是成功破解西夏文字的第一人，无论作品的知名度及侵权期间的市场影响力，著作的学术价值，还是作者身份，都符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按5倍上限判赔的条件。对此类案件判赔偏低不能震慑盗版侵权。综上，被上诉人王龙友等服从原审判决，且不同意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李范文向本院提交了二十一份证据材料：1、王静如助手白滨于2014年8月31日出具的《证明》，证明《西夏研究》第5辑中部分内容确系用王龙友送给李范文的王静如先生所著《西夏研究》第3辑翻拍而成，只是采用了罗常培签名，民族所盖章版本的封面页；2、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于2014年9月4日出具的《证明书》，证明王龙友自2007年就应当知道《西夏研究》第5辑出版的事实；3、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出具的证明；4、首都师范大学冯蒸教授出具的证明；5、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房建昌研究员出具的证明；6、王静如先生于1988年5月30日写给李范文的信，证据3至证据6证明王静如生前曾委托李范文帮其再版《西夏研究》；7、王龙友1998年写给李范文的信，证明当时王龙友与李范文关系较好；8、王龙友送给李范文的王静如先生的照片；9、王龙友给李范文的《王静如教授著译目录》，证据8和证据9证明王龙友知晓且同意李范文翻印王静如原著《西夏研究》1-3辑；10、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五辑《后记》、封面；11、《王静如西夏研究专集》证据，证据10和证据11证明再版《西夏研究》是王静如先生的遗愿；12、李范文为出版《西夏研究》第五辑与儿子翻拍及复印的照片，证明李范文为该书出版付出的劳动；13、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胡进杉写给李范文的信；14、社科院研究员孙伯君出具的证明；15、宁夏大学杜建录教授出具的证明；16、宁夏大学胡玉冰教授出具的证明；17、宁夏大学张迎胜教授出具的证明；18、北方民族大学研究员景永时出具的证明；19、宁夏社科院研究员余军出具的证明；20、宁夏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孙广文出具的证明；21、宁夏社科院王荣飞出具的证明。证据13至证据21证明李范文出版的涉案图书被赠送给相关研究机构作学术研究使用，李范文没有从中获取利益。
因前述上诉人李范文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中，证据6和证据7系上诉人社科出版社一审期间提交过的证据，故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
上诉人社科出版社认可李范文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王龙友等对证据1至证据5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可证据8至证据11的真实性，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据12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王龙友等对证据13至证据21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根据被上诉人王龙友等的质证意见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认证如下：上诉人李范文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4，证据13至证据21属于证人证言，上述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是其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这些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又鉴于被上诉人王龙友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均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李范文提交的证据8至证据11，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12与本案无关，故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采信。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事项，将结合证人房建昌出庭作证的情况予以认定。
上诉人社科出版社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两份证据：1、社科出版社与李范文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证明出版社已尽到谨慎审查义务，且出版涉案图书主要为了学术研究和传播传统文化，没有营利；2、社科出版社出版的《西夏研究》第1-8辑版权页，证明李范文为涉案图书的作者。
上诉人李范文认可社科出版社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王龙友等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社科出版社在从未得到王龙友等许可的情况下，翻印出版涉案图书，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被上诉人王龙友等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
根据被上诉人王龙友等的质证意见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社科出版社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1的证明事项将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认定，对于证据2的证明事项予以采信。
被上诉人王龙友等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九份证据材料：1、王龙友2012年在首都图书馆的“办证凭条”和2013年购买《西夏研究》第5辑的小票及发票，证明王龙友2012年在图书馆看到《西夏研究》第5辑后才知道侵权图书的存在，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2、李范文在《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88页自述的得到王静如照片的经过，证明李范文在1997年即得到了王静如的两张照片，而不是如李范文所讲王龙友于2005年把王静如的两张照片送到李范文手中；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04636号民事调解书，证明李范文因使用《王静如教授晚年著译目录》一文向王龙友赔偿经济损失2000元；4、社科院民族所图书馆馆藏的有圆形章专用标识的《西夏研究》扉页，与涉案侵权图书进行对比，证明涉案侵权图书并非使用民族所馆藏图书翻拍而成；5、中国社科院史金波研究员的证明材料，证明李范文不是王静如的弟子，白滨不是王静如的唯一助手，王静如先生的遗愿不是原封不动地重印旧版《西夏研究》；6、李范文在《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第12页、第18-19页的自述，证明李范文在1973年前后没有能力出版《西夏研究》，王静如不可能在此期间委托李范文出版自己的著作；7、涉案侵权图书前言中“筹划出版《西夏研究》……以大会论文作为内容”部分，证明1988年王静如写给李范文的信中提到的“《西夏研究》四辑”指的是1981年首届中国西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而不是指王静如民国时期出版的旧版《西夏研究》；8、王静如《西夏研究》“正误表”，证明涉案侵权图书中缺少王静如原著作的勘误表部分，不是经过合法授权出版的；9、律师费合同，证明王龙友等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
上诉人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对上述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上述九份证据的证明目的，认为证据9与本案无关。
根据上诉人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的质证意见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事项将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认定。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2014年10月17日，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房建昌研究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房建昌作证称：1987年，李范文访俄归来路过北京，房建昌和李范文一同前往看望王静如先生。房建昌听了王、李之间的谈话并为二人拍摄了合影。二人谈话时间不长，主要谈了一些西夏学方面的内容，气氛比较轻松。王静如先生提到西夏学的研究和发展在宁夏自治区可能会有更有利的条件，因为缺少钱所以出书不易，希望李范文在宁夏方面寻求一些帮助，有利于出版其西夏学著作。但是双方当时没有办理实质性的和正式的委托手续，属于学者之间比较概括的交流和沟通。
上诉人李范文和社科出版社对房建昌的证言予以认可，认为该证言可以证明涉案图书的出版是不违背王静如意愿的，也得到了王静如的授权。
被上诉人王龙友对房建昌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房建昌的证言不能证明涉案图书的出版得到了王静如先生的授权，证人证言中提到王静如先生当时的表述很笼统，连委托出版的具体书名都没有提，只是学者之间比较虚的交谈，因此不认可王静如当时委托过李范文再版其著作《西夏研究》1-3辑。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房建昌的证言认证如下：鉴于房建昌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不存在利害关系，且1987年王静如与李范文谈话的整个过程中，房建昌均在场。因此，本院对房建昌的陈述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言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的认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在1987年王静如与李范文的谈话中，王静如曾表示希望李范文在宁夏方面寻求帮助，有利于出版其西夏学著作。但是双方没有订立许可使用合同，没有履行实质性的委托手续，对图书名称、使用范围、付酬标准等均未明确提及，仅属于学者之间的比较概括的交流和沟通。因此，应认定王静如与李范文之间没有达成委托再版王静如著作《西夏研究》1-3辑的协议。
2006年，李范文曾与王龙友就再版王静如著作《西夏研究》1-3辑事宜进行商榷，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王龙友亦未许可再版《西夏研究》1-3辑。
李范文与社科出版社主张，双方在签订关于《西夏研究》第5辑的《图书出版合同》后，社科出版社并未给付李范文稿酬，李范文给付社科出版社出版资助经费三万五千元，该经费来源于宁夏自治区政府拨款。被上诉人王龙友等对此不认可，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李范文与社科出版社主张《西夏研究》第5辑出版后，总印数约为1000册，未进行加印。社科出版社将其中200册赠予李范文。由于《西夏研究》第5辑为专业的西夏学著作，读者范围非常小，该书出版后主要用于赠送相关研究机构，销售数量非常少，至今仍有部分库存积压。被上诉人王龙友等对此表示认可。
李范文与社科出版社主张《西夏研究》第5辑版权页显示总字数为150万字，但实际上全书字数为60万字左右。被上诉人王龙友等对此表示认可。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并有报纸（讣告）、王静如原著扉页、信件、纪念文章、证明材料、委托代理协议（以上均为复印件）、《西夏研究》第5辑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王静如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1933年出版的《西夏研究》1-3辑的作者，其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应当受法律保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及继承法相关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著作财产权在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王静如去世后，其作品尚在法定保护期内，被上诉人王龙友等作为王静如的继承人，有权依法继承王静如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依法保护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被上诉人王龙友等有权对他人未经许可使用王静如著作的行为主张权利。
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上诉人李范文和社科出版社出版《西夏研究》第5辑是否获得王静如及其继承人的授权许可。
依据法律规定，著作权的转让应当有权利人明确的意思表示。根据现有事实和上诉人李范文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李范文与王静如及其继承人之间存在许可出版王静如的《西夏研究》1-3辑的明确约定。因此，李范文在其主编的《西夏研究》第5辑中影印王静如著作《西夏研究》1-3辑的行为侵犯了被上诉人王龙友等的著作权，应当对上述侵权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社科出版社在出版《西夏研究》第5辑时已知道其内容是影印王静如著作《西夏研究》1-3辑，应对李范文是否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进行核实。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范文取得了著作权人的同意，社科出版社作为专业出版机构，在图书出版过程中应当对著作权问题进行审查，而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赔偿数额方面，原审法院参考相关作品的付酬标准，综合考虑王静如著作《西夏研究》1-3辑的学术价值以及侵权情节、主观过错程度、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得利润情况等因素，酌情确定李范文和社科出版社赔偿王龙友等经济损失的数额基本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李范文作为西夏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传承和发扬相关文化遗产方面做出很多努力，其编写《西夏研究》系列书籍的主要目的是为系统整理国内外关于西夏学方面的成果，供今后的学术研究使用，对历史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是有价值的。本案双方当事人应从传承、发扬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促进纠纷妥善解决。
综上，上诉人社科出版社和李范文所提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王龙友、王婉君、王凤荪负担5000元（已交纳），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李范文共同负担38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李范文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光
代理审判员 吴 静
代理审判员 崔 宁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孙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