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运中民终字第19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广科，男，194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万荣县，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芙蓉，女，196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万荣县。
委托代理人：王朋凯，男，196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万荣县汉薛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高科，男，195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万荣县，农民。
委托代理人：张永峰，男，山西清泽（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福轩，男，1987年5月9日出生，汉族，万荣县，农民，系王高科之子。
上诉人王广科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万荣县人民法院（2015）万汉民初字第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广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芙蓉、王朋凯，被上诉人王高科及委托代理人王福轩、张永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被告系同母异父兄弟，被告系长子，原告系次子。1970年原、被分家各自生活，1976年原告父亲去世，母亲主要居住生活在原告家。在原告盖房期间，母亲也曾在被告家居住生活，原告房屋盖好后，原、被告的母亲一直随原告居住生活。1994年农村土地调整时，以被告王广科为户主的家庭成员共承包土地30余亩，其中包括原、被告母亲应分的承包地4.3亩，该4.3亩土地一直由被告耕种经营收益至今。2013年10月原、被告母亲去世，双方均要求主办其母丧事，并要求灵柩安放其家，因此双方发生争执，原、被告各自委托一人进行协商安葬母亲事宜。原告委托了本村村民王荣生，被告委托了本村村民王向阳进行协商，协商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荣生中途退出。经本院向被告委托的调解人王向阳调查核实，王向阳证实系被告王广科找到其，并要求其代表被告王广科与原告进行协商�经过协商，且经过征求被告王广科本人的意见，最后与原告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协议过程及内容为：被告王广科同意将母亲应分的4.3亩土地中的一半交由原告耕种，因修路占用了“池下地”0.15亩，被告同意将“池下地”北边的2亩地交给原告王高科耕种，交地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王向阳同时证实，在协商过程中，土地本应于2013年11月1日交付，因被告王广科提出其已向承包地施过化肥，要求再耕种一年，其经过与原告沟通，原告提出当日应划定土地界限后再由被告耕种一年，王向阳向原告承诺愿用其的土地作担保，丧事办后确定地界。经被告委托的调解人王向阳说合，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协议，被告王广科同意将“池下地”北边2亩土地交由原告王高科耕种，交付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达成协议后，其母灵柩移至被告家，由被告主办丧事。葬事过后，被告的调解人王向阳多次找到被告要求按约确定地界，被告均以种种理由予以推脱，在原、被告双方约定的交付土地时间2014年11月1日到后，被告拒绝交付土地。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证人王向阳、王荣生、王育红的证明材料及汉薛镇南景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证明，并申请了证人王玉兰出庭作证，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证人王向阳、王荣生、王育红未到庭作证，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故对三位证人出具的证明材料拒绝质证，同时认为，证人王玉兰与原告系兄妹关系，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被告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王朋、张蛟龙的证明材料、南景村卫生所的证明材料，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否认被告承诺给原告交付土地的事实。关于本院对被告委托的调解人王向阳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经质证，原告认为�人王向阳所述属实，被告认为王向阳所述不实，且系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原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委托的调解人王向阳证明，经其给原、被告关于其母灵柩安放、丧葬主办及其母责任田的耕种多项争执进行调解，二人达成一致协议，即被告于2014年11月1日自愿将“池下地”北边的2亩土地交给原告耕种经营，其母亲灵柩移至被告家，由被告负责承办丧葬。灵柩安放、丧葬主办均已按协议履行，但关于其母土地的“协议”未予履行，王向阳作为当时纠纷的直接调解人，是整个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其是代表被告与原告进行协商的，其证词合乎情理，且被告承认王向阳是自己请托的说话人，故本院对王向阳陈述的事实予以认可。原、被告通过王向阳达成的一�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对协议的内容予以确认。综上，原告应耕种其母亲的一半土地，理由如下：（一）原告按约让被告料理了母亲的丧事，被告亦应按约交付给原告土地；（二）原、被告对母亲均尽了相应的赡养义务，而原、被告母亲的土地自1994年国家调整土地以来，一直由被告耕种经营收益，原告一直未曾分享其母土地的收益，原告在对其母亲尽赡养义务的同时，也应享受相应的权利，依据公平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告耕种其母亲承包地亦合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故原告要求被告按协议交付“池下地”北边2亩土地的诉求正当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辩称的原告系无理讨要母亲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王向阳证词系孤证，否认证人证词，理由不充分，故对其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判决：被告王广科于2015年11月1日将“池下地”北边的2亩承包地交给原告王高科耕种经营。
王广科不服该判决，上诉称：本案争执的焦点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母亲去世下葬时引发的争论和土地纠纷，被上诉人由于道德伦理观念的缺失，人性的泯灭在母亲去世时，以“死人”作人质，以恐吓、要挟等手段，不让上诉人对母亲埋葬，借机企图将上诉人长期经营母亲的4.3亩承包地的其中2亩让被上诉人占有经营，由此而产生土地纠纷。而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单方面的听信被上诉人的片面之言和无效证据，没有完全采信上诉人提供的意见和依据，使判决缺乏合理、真实和有效性。一审法院将长期由上诉人继承经营的2亩土地判归被上诉人使用耕种，既缺乏法律依据，又不符合孝道、人道、德行、伦理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德孝文化。上诉人对此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母亲在�时，立有字据。父亲由被上诉人赡养，母亲由上诉人赡养，且母亲名下的4.3亩土地理所当然的应由上诉人长期经营，不能以母亲去世而由被上诉人单方面的撕毁契约；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也有明确规定，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将长期不变。从以上两点可以确定，不管上诉人母亲在世和去世，此4.3亩土地由上诉人经营承包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符合契约原则和法律法规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1970年分居，当时字据上写的清楚，由被上诉人赡养父亲，上诉人赡养母亲。上诉人养父于1976年去世时，农村土地还没有进行改革，所以养父没有分得承包土地。为了解决好母亲的晚年生活，1979年2月初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分事人王忠学、王胜泽（二人已去世）中间说合，双方就母亲的赡养等问题订立了字据，其中：“母亲在队所分粮棉油等款一切归广科（上诉人）负责并保证每年吃�叁佰捌拾斤，如果母亲有病治疗医药费二人分摊；高科（被上诉人）每年负担老人零用款叁拾元；母亲逝世后由广科埋葬到自己父亲坟前，高科付给广科埋葬费用贰拾伍元。”因之前的分家字据已明确，其母亲归上诉人赡养，所以，农村土地改革后，母亲的土地经营权归上诉人所有，国家土地承包法也明确规定，承包人对土地经营权长期不变。第二、上诉人在承担对母亲的赡养义务时，以孝为先，尽职尽责，完全尽到了一个儿子对老人的孝道。且母亲在世时，被上诉人从未敢提及母亲名下4.3亩承包地的权属问题，也不敢向上诉人谈过土地的分割问题。因此，母亲名下4.3亩承包地的权属问题从来不存在任何争议和争执，上诉人应依法享有母亲名下的4.3亩承包土地的经营和使用权。母亲去世后，被上诉人分文未帮，一切丧葬费用全由上诉人开支，总计花销几万元。被�诉人知恩不报，不但不归还上诉人以上费用，反而在母亲名下的4.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打小算盘。这纯属违背字据，违背协议，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而一审法院对这些证据不予支持，这是不符合审判原则的。第三、上诉人母亲去世后，作为儿子应尽大孝，尽快让老人入土为安，以感恩母亲养育儿女的在天之灵。而被上诉人却单方面撕毁母亲在世时的字据和协议，不担不出丧葬费用，而且强行不让上诉人按照农村习俗让母亲入土为安。进而大闹灵堂，要求上诉人交出母亲名下4.3亩土地中的2亩承包地给他。上诉人为了求同存异，让母亲的在天之灵以求得安息，只是让中间人好言相劝，没有真心情愿地答应他，也没有同意当时的协议，等待母亲埋葬了再说。上诉人知情达理的让步，只是想让母亲的丧葬顺利进行，并没有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原则问题上让步。因为母亲�下的4.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始终不会改变，依然应由上诉人经营使用。第四、一审法院不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审理案件，对上诉人的一些主要证据不理睬，不支持，对被上诉人用“死人”作为要挟上诉人的不仁义、不道德、不孝道、不守规的行为不但不痛斥，反而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偏听偏信，致使此判决缺乏完整的证据链，缺乏综合分析研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缺乏中华民族优秀的德孝文化的厚重印证。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亲生母亲去世后，被上诉人见“地”忘义，见“地”眼开，竟然不让亲生母亲的灵柩下葬以要挟上诉人，让其答应交出母亲名下4.3亩土地中的2亩做筹码，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不管上诉人愿意与否，这种做法是十分卑鄙和错误的。后来，王育红、王朋、王向阳等村民的协调工作以失败而告�。而一审法院所支持的王向阳的证词，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上诉人也没有表态“同意”将“池下地”北边的2亩地交给被上诉人耕种。老母亲的去世，在一个家庭如同天塌地灭，是天大的要事。当时，上诉人的主导思想就是尽快让母亲入土为安。因此，王向阳所出示的协议，是一份虚假协议，不能体现上诉人的真实意愿，法院应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王向阳所作孤证的支持，就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侵犯。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上诉人现经营的南景村二居民组池下地北边所承包的2亩土地仍然归上诉人继续耕种经营；3、被上诉人对其母亲在世时的赡养费、医药费、行礼费以及去世后应付的丧葬费用归还上诉人；4、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高科答辩称：1、双方关于承包地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应当履行。证人王向阳是上诉人请托的说话人，在与答辩人的调解中，代表上诉人一方，应该是与上诉人关系较好，他关于双方调解内容的证言合乎情理，且与证人王育红的证言、南景村调解委员会的证明相印证，足以证明双方达成了关于丧事办理和将母亲承包地的一半交付答辩人耕种经营的合同事实。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答辩人履约后，上诉人事后毁约的行为，是违约行为。一审判决上诉人依约交付承包地，是合理合法的。2、答辩人耕种母亲的承包地，符合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母亲2013年去世前，一直与答辩人生活在一起，居住在答辩人的宅院，生活起居均是由答辩人照料的，主要是由答辩人来赡养的。上诉人并未尽过赡养义务。而母亲的承包地却一直由上诉人耕种，这对答辩人来讲是不公平的，这也是答辩人坚持要为这两亩地进行诉讼的原因。按当�农村习俗老人的承包地是平均分配给儿子耕种的，母亲在世时，答辩人曾多次找上诉人要地，但都被上诉人拒绝了。答辩人赡养了母亲，在母亲去世后，耕种母亲的一半承包地，是符合公序良俗的。目前土地承包年限到2024年到期，仅余9年时间。上诉人已独自耕种了21年，上诉人应将母亲的承包地4.3亩在余下的9年内全部交由答辩人耕种，才是最公平的。答辩人仅要求耕种一半，已是最大限度的让步了。上诉人却仍然要独占，明显不能成立。3、一审调解时，上诉人同意交付2亩承包地，只是提出了额外的条件。一审庭审前，法院曾多次组织过调解。在调解中，上诉人对达成协议交付2亩承包地给答辩人一事，并无异议。只是提出让答辩人承担丧葬费l万元。在一审开庭时，上诉人同样提出了这个问题。证人王向阳关于丧葬费，证明达成协议时，说的就是谁安葬老人，谁承担丧葬费。且丧葬费的花费多少，也是上诉人的一面之词，无法查实。这充分说明，达成交付2亩承包地的合同是真实的。至于丧葬费问题，原来约定就是由上诉人承担，如上诉人有争议，可另案起诉处理，但不能作为不交付承包地的理由。4、答辩人与母亲是事实上的一户，耕种母亲的承包地也是合法的。按照相关户籍登记的法律规定，居住在一个宅院的为一户。本案的客观情况是，答辩人与母亲生活居住在一个宅院内。母亲的地却分在了上诉人名下，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按照实际情况，母亲的承包地，本就应该分在答辩人名下，由答辩人耕种经营。只是由于分地时的不科学，才导致了母亲的地分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以此为由继续独占母亲承包地，是不能成立。5、上诉状中对答辩人人格的侮辱，是颠倒黑白，与事实不符。上诉状指责答辩人，以“死人”作人质，�让埋葬母亲，道德伦理缺失，人性泯灭，大闹灵堂，不仁义、不道德、不孝道、不守规，等等。这是对答辩人人格的侮辱，也是与事实不符的。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在1979年就达成了协议，母亲由他赡养。但事实是母亲一直与答辩人生活在一起，由答辩人来赡养。母亲去世时，是在答辩人家去世的。答辩人原本计划就在自己家中安葬母亲，没有想给上诉人要地，也没有想让上诉人承担丧葬费。没有上诉人的干扰，答辩人就顺利的在自己家安葬了母亲。是上诉人主动托王向阳来向答辩人要求由他来安葬母亲，在他家过事，把母亲的墓地安葬到中间位置，答辩人才提出承包地问题，双方遂达成了交地合同，这都是上诉人的自愿行为，如今说成是答辩人胁迫，与事实不符。如果上诉人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就会在上诉人家中去世，母亲自然就由上诉人安葬，无需与答辩�协商。综上，答辩人赡养了母亲，耕种母亲承包地，是正当的、合法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在物权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于承包合同，是一种新型物权。本案中，上诉人王广科与被上诉人王高科兄弟俩对母亲去世后遗留的未到期的4.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继续承包的权利。母亲在世时，在被上诉人王高科家生活居住，王高科亦尽了赡养义务。母亲去世后，兄弟俩通过中间人调解达成协议：王广科同意将母亲分得的4.3亩土地中的“池下地”北边2亩交由王高科耕种，交付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其母灵柩移至上诉人家，由上诉人主办丧事。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其母名下的4.3亩土地从1994年国家调整土地以来，一直由上诉人王广科耕种收益至今，母亲在世时，在被上诉人王高科家生活居住，王高科却未曾分享其母土地的收益权利。现被上诉人王高科要求享有其母名下的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合情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上诉人王广科所提其母去世时所承担的丧葬费用应让王高科分担，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可另行处理。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条，上诉人王广科所提其母在世时，其承担的赡养费、医疗费、行礼费应由被上诉人王高科归还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广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文霞
审判员 胡东革
审判员 赵 斌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乔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