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16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1，男，1955年10月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2，女，1958年8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3，女，1963年1月14日出生。
三位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邱翠萍，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4，男，1960年11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张×4之妻），女，1965年2月15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张×5，男，1931年5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张×1、张×2、张×3因与被上诉人张×4、原审第三人张×5继承纠纷一案，上诉人张×1、张×2、张×3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28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5月，张×1、张×2、张×3诉至一审法院称：张×1、张×2、张×3与张×4系郗×与张×5的婚生子女。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原系郗×与张×5的夫妻共同财产，原来登记在郗×名下，原产权证号为京房权证朝私×字第×号。2010年11月10日，张×4诱骗郗×、张×5，以对其二老尽赡养义务并养老送终为条件与郗×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472600元的成交价格获取涉案房屋，现房屋登记在张×4名下，房产证号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号。张×4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后，不仅不赡养郗×与张×5，且拒绝向郗×、张×5支付472600元购房款。2014年8月26日，郗×因病死亡，因郗×未留有遗嘱，张×4未支付的472600元购房款中的一半236300元系郗×的遗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郗×死亡后张×4未支付的236300元购房款应为继承人共同共有的债权。因张×4欺骗老人未尽赡养义务、未支付购房款系不孝，其无权继承郗×的遗产，即张×4未支付的236300元为张×1、张×2、张×3与张×5共同共有，张×1、张×2、张×3有权要求张×4支付购房款中各四分之一份额。因此，张×1、张×2、张×3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张×4向张×1、张×2、张×3各支付59075元，共计177225元。
张×4辩称：涉案房屋原来登记在母亲郗×名下，购买时使用了父亲张×5和郗×的工龄，后来郗×与我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买卖只是形式，目的其实是赠与，因此我没有实际支付过购房款。我一直赡养父母，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所以不同意张×1、张×2、张×3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5述称：张×1、张×2、张×3所述不属实，认可张×4所述。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郗×于2014年8月26日死亡，生前与张×5共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张×1、次子张×4、长女张×2、次女张×3。涉案房屋原系登记在郗×名下的房产。
2010年11月10日，郗×与张×4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郗×以472600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张×4。后双方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涉案房屋现在登记在张×4名下。
诉讼中，张×4及张×5表示，郗×与张×4之间就涉案房屋的转让，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因此张×4并未实际向郗×及张×5支付合同约定的购房款。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本案中，张×1、张×2、张×3要求分割的是郗×与张×4所签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这就涉及到对《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及性质的认定。当事人对房屋买卖合同（包括双方已经签字的网签合同）的效力及履行存在争议，经审查其名为房屋买卖，实为赠与等其他法律行为的，应根据隐藏法律行为的性质进行处理。从郗×与张×4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合同履行情况及张×5的陈述来看，郗×与张×4就涉案房屋所签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名为房屋买卖，实为赠与行为，故张×1、张×2、张×3所述张×4尚未支付的购房款并非郗×的遗产，张×1、张×2、张×3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1、张×2、张×3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后，张×1、张×2、张×3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名为房屋买卖、实为赠与行为，系一审法院的主观推测，一审法院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未将”张×6手写材料一份”在庭审时出示，未交给上诉人质证，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张×4对郗×、张×5未尽赡养义务，一审判决显失公正。上诉人张×1、张×2、张×3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张×4向张×1、张×2、张×3各支付59075元，共计177225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张×4承担。被上诉人张×4、原审第三人张×5同意一审判决。
本案双方当事人就争议问题的解决，曾参加北京电视台《生活广角》节目的摄制，该期节目在2015年4月8日、4月9日播出，本院在审理本案期间，也观看了这两期《生活广角》的视频。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明信、死亡证明书、房屋所有权证、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住院病案、录音资料、网站视频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郗×与张×4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是名为买卖实为赠与行为。张×1、张×2、张×3主张，2010年11月16日张×5出具《证明》，证明内容”我叫张×5与老伴郗×共同拥有朝阳区×号二居室一套，我与老伴同意将此房屋卖给二儿子张×4并于2010年11月16日办理买卖手续。为了将来不出现纠纷，特声明如下买卖手续我与老伴郗×办理的所有手续所有老伴签字文书代表我的意思我完全同意，同时二儿子张×4承诺为我们二老养老送终。特此证明”。上诉人张×1、张×2、张×3认为，根据该《证明》，可以认定郗×与张×4是房屋买卖关系，而非赠与。本院认为，该《证明》的落款时间与涉案房屋的过户时间都是2010年11月16日，因此，该《证明》的主要目的在于办理过户手续，凭此《证明》无法直接认定是房屋买卖关系还是赠与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郗×与张×4于2010年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于2010年11月16日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张×4名下，该《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的诸多条款约定处均为空白，这不符合正常房屋买卖的情况。而且，自2010年11月16日房屋过户到张×4名下至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张×4曾经支付过购房款，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郗×和张×5曾向张×4主张过购房款，这也不符合正常房屋买卖的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法院结合郗×与张×4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合同履行情况及张×5的陈述，认定郗×与张×4就涉案房屋所签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名为房屋买卖、实为赠与行为，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张×1、张×2、张×3主张”张×6手写材料一份”未经质证，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从一审法院的判决书来看，一审法院也未将”张×6手写材料一份”作为定案的直接依据。张×1、张×2、张×3也未能提出有效证据证明张×4对郗×和张×5未尽赡养义务。
综上，上诉人张×1、张×2、张×3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922元，由张×1、张×2、张×3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844元，由张×1、张×2、张×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齐晓丹
代理审判员 夏 莉
代理审判员 陈 茜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石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