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82民初9467号
原告：黄某1，女，196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琴，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涛，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黄某2，男，1966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稠城街道厚河街**弄**号。现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革，浙江欧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某1与被告黄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永群独任审判，于2018年7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琴、被告黄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合法应继承的有机更新补偿款等计人民币222113.5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银行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由原告黄某1继承2609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银行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算至实际履行日止）。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同胞兄妹，被继承人黄昌泳系原、被告的父亲。被继承人黄昌泳于2017年12月21日因病去世。原位于义乌市.63平方米四层楼房系黄昌泳、原告、被告等七人共同共有。因义乌市稠城街道向阳下片区有机更新，该房屋被拆迁，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将拆迁补偿款和奖励金额于2017年7月12日、8月30日分别汇入黄昌泳账户6048174元和1880596元，共计7928770元。该款被被告黄某2用POS机刷出占为己有。另被继承人黄昌泳系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经济服务社第四生产队成员，原属于该队成员的位于城中路上的房屋也被征收，黄昌泳个人分得人民币约200000元，也被被告占有。庭审中，原告明确黄昌泳的遗产由三部分组成：1、义乌市稠城街道厚河街39弄27号7人共有的房屋每人应分得1132681.43元，由6人继承，每人应当为188780.24元；2、义乌市征收分得款项205737.446元；3、银行存款：邮政储蓄银行存款202000元、金华银行义乌分行存款101367.4元、工商银行存款710.89美元，折合人民币4260元，加上2017年4月21日取出的146344.96元，该份额为黄昌泳与骆某共有，每人继承1/6。综上，原告黄某1应继承260900元。
被告黄某2辩称，1、根据继承法第三条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现有证据证明黄昌泳于2017年12月21日因病去世后，遗留的个人的合法财产仅有两笔银行存款，其中一笔为中国工商银行义乌红楼分理处的700美金，另一笔为存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义乌火车站营业部的人民币202000元。据此本案原告仅仅对以上两笔存款享有法定继承权。2、本案原被告父亲黄昌泳生前拥有的义乌市厚河39弄27号的房屋有机更新征收补偿款7928770元中的1/7份额即人民币1132681元，系其取得的合法财产，2017年7月13日至8月11日，被告通过pos机刷出该笔款项，并不是被告非法占有，而是按照父亲黄昌泳生前主持达成的分配方案，实际上在与有机更新征收办公室签订协议时就达成了分配方案，4个外嫁女每人各20万元，其余归被告黄某2所有，且当时父亲的银行支付密码都是其自愿告诉被告黄某2的。本案原被告的父亲黄昌泳对自己拥有的1/7份额完全享有处分权，其同意将自己的份额转入儿子黄某2的账户，属于对黄某2的赠与行为，该笔款项属于被告黄某2的个人财产。因此，原告对该笔款项无权要求继承和分割。3、原告主张父亲黄昌泳作为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因房屋征收分得补偿款20万元，原告没有提供证据。综上，本案原被告父亲遗留的合法财产仅有两笔银行存款，而且是父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首先将其中的一半分给健在的母亲骆某享有，其余一半由被告等6人均等享有继承权。但被继承人黄昌泳生前曾明确银行存款全部归被告黄某2所有。原告主张的义乌市房屋有机更新补偿款中的1/7份额，父亲黄昌泳通过赠与行为转移交付给了被告黄某2，应认定为被告黄某2的个人合法财产。据此，原告已经丧失民事法律关系的请求权基础，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黄某1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第一组证据，亲属关系及死亡证明【原件保存于本院（2018）浙0782民初4467号案件卷宗】，证明黄昌泳是在2017年12月21日因病去世，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黄某2、黄某1等6人。
被告黄某2对证据没有异议。
2、第二组证据，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民初446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第1个证明目的与第一组证据相同；2、被告将黄昌泳享有的有机更新补偿款等占为己有。
被告黄某2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其质证认为该份判决书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判决书中并没有认定黄昌泳的份额被黄某2占有的事实。判决书中也提到除了4个外嫁女每个人20万以外，其余的归被告黄某2所有，判决书中并没有这些款项被被告非法占有的认定，所以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
3、第三组证据，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复印件），证明目的：1、原位于义乌市由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组全体社员共有的房屋，因城市有机更新补偿奖励所得款项为32300779元；2、社员黄允富为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组代表。
被告黄某2对拆迁补偿协议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证据的形式上并没有相关的调取单位的档案证明或者印章证明协议的真实性；对于关联性，该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本案诉争的是法定继承纠纷，与该房屋的征收没有任何关联。
4、第四组证据，向阳下片区块征收补偿资金结算单付款凭证（复印件），证明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组全体社员共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奖励基金共计32300779元。
被告黄某2质证意见与第三组证据质证意见一致。
5、第五组证据，银行回执、委托打款指定账号承诺书、会议确认单，证明：1、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组全体社员同意将城中中路71号房屋的补偿奖励款汇入黄允富账户；2、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将32300779元款项汇入黄允富账户。
被告黄某2认为，1、对银行回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作为银行回执应当由金融机构的印章来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判断具体数字是多少，汇款是多少，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也不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2、对委托指定账户承诺书三性有异议，首先，该证据仅仅是复印件，原告无法提供原件，复印件也没有相关出具单位的印章证明真实性，所以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其次，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承诺书与本案的法定继承纠纷没有任何的直接关联，仅仅能够证明征收房屋所得款项，故与本案没有关联。3、会议确认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也签名过，但是该证据并不能够反映本案的被继承人黄昌泳的名字，也没有体现黄昌泳的份额，所以不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6、第六组证据，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经纪服务合作社第四组成员名单，证明经济服务社的第四组成员总共有157人，本案当中的黄昌泳、骆某均在其份额之中。
被告黄某2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份名单记录的时间是1991年，当时本案的被继承人黄昌泳具有成员资格，但其于2017年12月21日死亡。集体经济成员的资格是一种民事权利，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该房屋征收发生于2018年2月，按照法律规定，本案的被继承人已经不具备集体经济成员的资格权，由此其份额也无从谈起。
7、第七组证据，金华银行义乌分行黄昌泳账户明细表查询【原件保存于本院（2018）浙0782民初4467号案件卷宗】，证明2017年12月21日黄昌泳在该银行账户存款为101367.40元。
被告黄某2认为对该证据需要核实，但庭后未提交核实意见。
被告黄某2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的定期存折，证明被继承人黄昌泳死亡时遗留的银行存款是700美元。
原告黄某1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的第1页第一行显示美元为510.89元，第1页最后一行显示为200美元，因此，共计710.89美元。第2页第二行显示，2017年12月21日取款45000元，第三行显示取税前利息16201.68元；第3页倒数第八行显示，2017年12月21日取款40000元，取税前利息2783.48元；倒数第五行显示，2017年12月21日取42000元，取税前利息359.80元。2017年12月21日系黄昌泳之日，所以不可能到银行取款，该笔款项是由被告取现的，其也自认，父亲黄昌泳的钱都由他一人掌控管理、占有。
2、证据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折，证明被继承人黄昌泳死亡时遗留的银行存款202000元。
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3、证据3，协议书一份【原件保存于本院（2018）浙0782民初4467号案件卷宗】，证明被告黄某2与母亲骆某、妹妹黄某4、黄某3、黄某5按照父亲意思处分相应的拆迁补偿款项的事实。
原告黄某1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形成于2018年3月28日，系原告起诉共有纠纷案件之后。该协议书对于原告黄某1来说的，并不能证明当时该内容存在，而且黄某1也没有在该协议签名。
根据被告黄某2的申请，本院准许证人骆某、黄某4、黄某3、黄某5出庭作证。
证人骆某在庭审中陈述：1、其系被继承人黄昌泳的妻子，原、被告的母亲。2、其丈夫黄昌泳健在时，曾对义乌市的房屋拆迁征用款作出分配，即每个女儿200000元，其余归儿子黄某2所有。对于这个分配方案，4个女儿都是知道的。3、2018年3月28日签订协议书是其本人签名的。4、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生产队坐落于义乌市朝阳门的房屋已经征收，征收补偿款已经分配到生产队社员。
证人黄某4在庭审中陈述：1、其系原被告的妹妹。2、父亲黄昌泳健在时，就义乌市房屋征收拆迁款的分配与其姐妹讲过，即每个女儿200000元，其余归兄长黄某2所有。按照父亲的意见商量好后，除原告黄某1外的其他子女到拆迁指挥部签字。原告黄某1是事后去签的。3、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涉及义乌市房屋拆迁款分配的协议，是按照父亲黄昌泳生前的意见签订的。4、被继承人黄昌泳享有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生产队的股份。因生产队的房屋被征收，其本人分得200000元。5、存款101367元是股份经济合作社分得的款项，其中有被告黄某2和三姐妹的份额，由其经手办理理财。该款项转出是其与被告黄某2办理的。
证人黄某5在庭审中陈述：1、其与原告系姐妹关系，与被告系兄妹关系。2、父亲黄昌泳生前就义乌市房屋拆迁款达成分配方案，即女儿每人20万元，其余归被告黄某2所有。当时，母亲打过原告黄某1电话，把这个事情告诉原告黄某1，但其不愿意来。3、2018年3月28日的协议是被告黄某2按照父亲黄昌泳生前的意见写好后，由其签字的。4、父亲生前说明存款给被告黄某2和孙子。5、生产队的房屋征收后，其分得款项200000元。
证人黄某3在庭审中陈述：1、其系原被告的妹妹。2、父亲黄昌泳生前曾说，义乌市房屋拆迁补偿款每个女儿分200000元，其余归被告黄某2所有。当时，父亲黄昌泳告诉其分配方案时说，4个女儿都是同意的。3、2018年3月28日的协议是被告黄某2送到其家中签字的。4、因生产队坐落于义乌市朝阳门对面的房屋拆迁，其分得补偿款200000元。
原告黄某1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4名证人就共有房屋部分所作的证词明显统一过口径，而且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原告始终没有听到父亲或者母亲在生前说过将其份额赠与被告黄某2。因此，证人对房屋共有部分的证言不可采信，其真实性缺乏相应的证据基础和事实基础。对于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生产队全体社员享有的城中中路71号房屋的事实，证人作为社员均分得200000元左右。同时，也证实被继承人黄昌泳也是该经济合作社的成员，亦享有股份，因此，被继承人黄昌泳应享有205000元。
被告黄某2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通过证人作证可以明确一个不争的事实，即被继承人黄昌泳就其份额在生前已经作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即赠与被告黄某2。虽然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在实际上可以带来更多利益的情况下，还能够真实地反映本案客观存在的事实，证人证言具有高度盖然性。所以，证人证言是真实、客观、合法的，也符合家庭内部事务的分配原则和公序良俗，法庭应予以采信。
对于原告黄某1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第一组证据，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第二组证据，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明目的是本院的争议焦点，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再予以论述。
3、第三、四、六组证据，被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同时，本案系继承纠纷，应当以被继承人黄昌泳在义乌朝阳经济合作社的股权实际享受的收益作为继承遗产的标的，虽然上述证据与继承遗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并不能必然推断出继承遗产的标的额，故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3、第五组证据，被告对会议确认单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有异议。本院认为，虽然上述证据与继承遗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并不能必然推断出继承遗产的标的额，故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4、第七组证据，被告庭审中提出需核实证据，但庭后未提供核实情况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系金融机构出具，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黄某2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证据１、证据2均系银行存折，原告对证据真实性亦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证据３，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告黄某2于2018年3月28日与其他继承人达成的协议，当时被继承人黄昌泳已经死亡，故该证据并不属于遗嘱，且原告黄某1未签字，对原告黄某1不发生法律效力，故本院不予确认。
4、对于证人骆某、黄某4、黄某5、黄某3的证言，本院认为，４名证人均系继承人，虽然其证言对其本身继承份额不利，但并不能证明被继承人黄昌泳在生前对其财产作出如证言所述的处分，故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继承人黄昌泳与骆某系夫妻，双方生育有一子四女，即原告黄某1、被告黄某2，以及黄某4、黄某5、黄某3。被继承人黄昌泳的父母已先于黄昌泳死亡。被继承人黄昌泳于2017年12月21日死亡。
原坐落于义乌市的房屋属原告黄某1、被告黄某2与被继承人黄昌泳，及骆某、黄某4、黄某5、黄某3七人共同共有。2017年7月1日，原告黄某1、被告黄某2以及黄昌泳、骆某、黄某4、黄某5、黄某3与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义乌市人民政府稠城街道办事处、义乌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同意义乌市厚河街39弄27号房屋由义乌市人民政府征收，房屋征收补偿款为7928770元。2017年7月12日、2017年8月30日，义乌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向被继承人黄昌泳账户转入征收补偿款6048174元和1880596元。2017年7月13日、2017年7月14日、2017年8月31日，被告黄某2将上述款项通过POS机刷出。
另查明，被继承人黄昌泳死亡时，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3060029366255账户存款202000元，其中国工商银行12×××47账户存款为人民币127000元及利息19344.96元、美元710.89元，其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62×××41账户存款101367.40元。2018年春节后，因被继承人黄昌泳生前系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生产队成员，分得房屋征收分红20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遗产的范围，即义乌市稠城街道厚河街39弄27号房屋征收补偿款中被继承人黄昌泳应得的1/7份额、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生产队房屋征收后的分红，以及存款是否属于被继承人黄昌泳的遗产？
一、关于义乌市稠城街道厚河街39弄27号房屋征收补偿款中被继承人黄昌泳应得的1/7份额是否属于遗产问题。本院认为，2017年7月13日、8月30日，义乌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分两次将义乌市房屋征收补偿款汇入被继承人黄昌泳的账户，被告黄某2分别于2017年7月13日、7月14日和8月31日将上述款项通过POS机刷出，而被继承人黄昌泳于2017年12月21日死亡，因此，该行为发生于被继承人黄昌泳死亡之前。公民的遗产应当是公民死亡时的合法财产，上述行为系被继承人生前对自己合法财产的处分，还是被告黄某2在被继承人黄昌泳生前对其财产的侵权行为，在本案中不宜直接作出认定，如果原告黄某1认为被告黄某2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利，应当另行提起诉讼。
二、关于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生产队房屋征收后的分红是否属于遗产问题。本院认为，该分红系基于被继承人黄昌泳生前拥有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的股份而取得，应当认定为遗产，但具体数额应当以实际分得为依据，被告黄某2自认为200000元，原告黄某1对于数额只是推定，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故应当认定为200000元。
三、关于银行存款是否为遗产问题。本院认为，上述银行存款账户的户名均为被继承人黄昌泳，中国工商银行存款取现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1日，而被继承人于当日死亡，故上述存款应为遗产。被告黄某2认为上述存款归其所有，但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被继承人黄昌泳死亡时的财产范围为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生产队房屋征收的分红200000元，以及银行存款，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202000元、中国工商银行存款人民币127000元及利息19344.96元、美元710.89元、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存款101367.40元，合计人民币548344.96元、美元710.89元。依照法律规定，上述财产中一半应为被继承人黄昌泳妻子的财产，因此，遗产数额为人民币274172.48元、美元355.45元。原告黄某1、被告黄某2，以及其案外人骆某、黄某4、黄某5、黄某3均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因此，原告黄某1享有被继承人黄昌泳遗产1/6的继承份额，即人民币45695.41元、美元59.24元（折合人民币400.42元），合计人民币46095.83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请，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继承人黄昌泳在中国工商银行义乌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火车站营业所、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的存款，以及义乌市稠城街道朝阳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分红合计人民币548344.96元、美元710.89元，原告黄某1享有上述财产的二分之一中的六分之一继承份额，被告黄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某1应继承份额人民币46095.83元；
二、驳回原告黄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16元（已减半），由原告黄某1负担1900元，被告黄某2负担41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永群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胡玲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