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京0116行初290号
原告王福海，男，195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怀柔区。
委托代理人孙延英（原告王福海之妻），女，195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怀柔区。
被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0号。
负责人张维，主任。
委托代理人寇佳骏，男，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怀柔分局科员。
委托代理人郭跃，北京徐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福江，男，195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
委托代理人石月，北京砥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福海要求撤销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委）于2017年4月14日为第三人王福江核发的2017规怀民建字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以下简称《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土委）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诉讼通知书。被告市规土委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证据、依据。因王福江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福海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延英，被告市规土委的委托代理人寇佳骏、郭跃，第三人王福江及其委托代理人石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4月14日，原市规委为第三人王福江核发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主要内容为，建设个人为王福江；建设位置为庙城镇桃山村；建设项目名称为原址翻扩建；原有房屋北房4间，长12.1米，宽4.9米，建筑面积59.29平方米；四邻为东邻王福成，南邻王福海，西邻村路，北邻刘顺起；批准建设内容为北房4间，长12.1米，宽5.95米，建筑面积72平方米。
原告王福海诉称，第三人王福江现居住的房屋系2012年所建，2017年其未建设房屋，故被告市规土委在未有建房申请及详细报表等手续的情况下，为第三人王福江核发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是虚假的。另外，该许可证载明的四邻中所涉“南邻王福海”不符合事实，应为“南邻公共走道”。现原告王福海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原市规委为第三人王福江核发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原告王福海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1份。证明被告市规土委为第三人王福江核发的该许可证是虚假的，是违法行为。同时证明原告王福海于2018年4月通过民事案件取得该份证据。
2、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庙城镇政府）向原告王福海作出的怀庙政（2016）第2号-重答《告知书》、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16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各1份。证明庙城镇政府确有第三人王福江1993年宅基地存档底卡；被告市规土委未按照法定程序审批翻建房屋，其核发给第三人王福江《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行为系违法行为。
3、庙城镇政府出具的户主姓名为第三人王福江的庙城乡（镇）编号559号《宅基地登记卡》1份。证明原告王福海于2017年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取得该《宅基地登记卡》；第三人王福江在2012年递交翻建房屋申请时，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丢失为由，欺骗政府取得错误的翻建房许可证，用以欺骗法院，为其自己扩大宅基地；被告市规土委负责审批的工作人员失职，不负责任，给第三人王福江出具虚假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4、2016年3月7日，原市规委向原告王福海作出的规（怀）来访【2016】1号《关于对王福海同志信访的答复意见》1份。证明第三人王福江翻建房屋时间为2012年，其在2017年未翻建房屋；涉案《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是被告市规土委在造假，该行政行为属违法行为。
5、申请1份。证明第三人王福江名下的2012规（怀）建字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下简称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错误的；2012年，第三人王福江翻建房屋时未出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属上报虚假材料，造成审批错误。
6、村干部杨宝松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杨宝松于2016年8月4日为第三人王福江出具的证明是错误的，两个人一起欺骗政府，欺骗法院，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第三人王福江持错误的判决书欺骗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怀柔分局。
7、2016年4月12日，庙城镇政府作出的城建办（2016）001号、003号《关于桃山村民王福海信访事宜的答复》各1份。证明原告王福海北房房后确有一条胡同，该胡同未在第三人王福江宅基地使用范围内，原市规委于2012年核发给第三人王福江的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错误的。
8、第三人王福江的《1983年翻盖房屋批示》和1984年1月13日第三人王福江翻建房申请书各1份。证明第三人王福江提交的证据2不真实。
9、桃山村委会于2016年1月25日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第三人王福江提交的证据4不真实。
被告市规土委辩称，被告市规土委行使法定职权，依照法定程序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被诉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王福海提出的主张均不成立，应裁定驳回其起诉或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王福海与被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不存在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理由如下：
一、根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市规土委负责北京市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具有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权。
二、被告市规土委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被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2012年5月30日，被告市规土委收到庙城镇政府报送的第三人王福江申请建房的相关材料，包括：村民建房申请审批表、建房申请、公示证明、建房各项规定及四邻签字协议书、庙城镇桃山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等材料，经过审查，被告市规土委于2012年6月1日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了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2年12月25日，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桃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桃山村委会）和庙城镇政府向被告市规土委递交第三人王福江签字确认情况属实的申请，提出因递交第三人王福江翻建房屋相关材料时出现错误，申请更正，据此被告市规土委于2012年12月31日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了变更后的2012规（怀）建字2494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下简称2494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7年1月19日，第三人王福江向被告市规土委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撤销2494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更正与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致，并提交了桃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原告王福海和第三人王福江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1份，证明第三人王福江宅基地尺寸应为第一次村、镇政府所确认的尺寸。被告市规土委经过审查，于2017年4月14日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被诉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被告市规土委的上述具体行政行为符合《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以及《北京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
三、原告王福海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王福海提出，被诉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内容与其自庙城镇政府调取的宅基地档案所记载的占地、面积和四至相互矛盾，并以此认为被告市规土委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错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北京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第二条第（一）项第1点规定，申请使用原有宅基地建设个人住宅的应当提交宅基地使用证；尚未取得宅基地使用证的，可以由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出具宅基地使用证证明文件，报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本市宅基地有关规定进行确认后，作为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证明文件。据此，宅基地登记档案不作为认定集体建设用地的证明文件，原告王福海的主张显然不成立，被告市规土委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被诉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不存在虚假错误。
四、原告王福海与被诉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没有利害关系。
本案中，被告市规土委给第三人王福江核发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是对第三人王福江原址翻建北房的行政许可，不是对其宅基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四至、范围）进行确权，原告王福海虽是第三人王福江的南邻，但是原告王福海与被告市规土委批准第三人王福江原址翻建北房的行政许可行为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王福海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又不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其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
综上所述，请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王福海的起诉或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市规土委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份和第三人王福江申请翻建房屋时提交的材料1套（包括庙城镇村民建房示意图、村民建房申请审批表、建房申请、公示证明、第三人王福江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村民建房各项规定及四邻签字协议书、庙城镇桃山村村民代表会记录、申请翻建房屋照片）。证明2012年，第三人王福江向庙城镇政府提出翻建房屋申请，该镇政府经过审批后，由原市规委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了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2494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庙城镇村民建房示意图、申请各1份。证明桃山村委会和第三人王福江对涉案房屋东西长度和南至内容进行了变更，变更为南至胡同。
3、《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书、证明、房屋买卖协议各1份。证明被告市规土委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许可证应予以维持，涉案3个许可证都是针对北房，不涉及其他内容。
被告市规土委向本院提交的法律依据是：《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北京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指导意见（试行）》。证明被告市规土委具有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职权及其核发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于法有据。
第三人王福江述称，一、被告市规土委作出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是真实合法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人王福江于2012年翻建房屋后，被告市规土委于2012年6月1日为其核发的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经庙城镇政府发放给第三人王福江。2016年，原告王福海起诉第三人王福江排除妨害案件时提交了2494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声称已经注销了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第三人王福江对此事完全不知情，也不认可。经过两审终审后，第三人王福江找到庙城镇政府要求说明2494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事情，但该镇政府与被告市规土委互相推诿。最终被告市规土委要求第三人再次提交相关证据（包括当时的建房申请、判决书、房屋买卖协议等证据），后，其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同时注销了2494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被告市规土委作出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第三人王福江宅基地的四至、面积等记载内容自始都是一致的，不存在原告王福海所述的虚假错误。
首先，第三人王福江与原告王福海系亲兄弟关系，并早已分家另过。原有旧北房3间，两人各1.5间，各自的院落即为各自北房前面所涉地块，这样导致各自的宅院从南至北是一个长方形，不利于居住。1981年，原告王福海主张把其分得的北房1.5间卖给第三人王福江，第三人王福江将自己北房1.5间前面的空地给原告王福海建房，故形成现在的前后两院座落的形式。在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上明确记载第三人王福江的房屋四至中南至王福海，北至刘顺起，与《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记载一致。
其次，自2016年起，原告王福海反复起诉第三人王福江，要求打通其房后的胡同，但自始记载，原告王福海房后面积都是在第三人王福江的宅基地使用范围内，不管第三人王福江规划许可证上记载南至道或胡同，都是其合法使用部分，且系第三人王福江为方便自己出行而留出的走道，不影响原告王福海的任何权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3民终8742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民申4713号《民事裁定书》中对此均作了认定。
再次，原告王福海从庙城镇政府调取出的第三人王福江的宅基地登记卡记载有错误，是虚假的。
综上所述，原告王福海提起本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福江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房屋买卖协议1份。证明原告王福海于1981年将其分得的祖宅卖给第三人王福江，协议上载明了第三人王福江宅基地的四至，其中南至王福海，北至刘顺起，故自始第三人王福江宅院就不存在走道或胡同。
2、《1983年翻盖房屋批示》及户主姓名为王福江的《宅基地登记卡》各1份。证明1984年建房前，第三人王福江的房屋四至就载明南至王福海，北至后墙。
3、建房申请及草图各1份。证明1984年翻建房屋后，现有房屋四至依然南至王福海，与房屋历史沿革记载的四至一样。
4、证明2份。证明现在争议的胡同是在第三人王福江的宅基地使用范围内，系为便于自己出行而留。
5、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3民终8742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民申4713号《民事裁定书》、手绘草图各1份。证明原告王福海房后的胡同在第三人王福江宅基地使用范围内，并非公共走道。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合议庭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评议，本院作出如下认定：
原告王福海提交的证据1系诉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2、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虽具有真实性、证据来源合法，但不能完全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据5虽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亦具有关联性，但对真实性第三人王福江提出质疑，且该证据亦不能完全实现原告王福海的证明目的；证据6虽具有真实性，证据来源合法，但不能完全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据7中所涉城建办（2016）001号《关于桃山村民王福海信访事宜的答复》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城建办（2016）003号《关于桃山村民王福海信访事宜的答复》虽具有真实性，证据来源合法，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不能完全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据8具有真实性，证据来源合法，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证据9与第三人王福江提交的证据4不一致，无法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市规土委提交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证据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中的申请，虽第三人王福江对真实性提出质疑，但能够实现被告市规土委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中所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系本案诉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申请书虽具有真实性，证据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明与第三人王福江提交的证据4不一致，无法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房屋买卖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第三人王福江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亦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中所涉建房申请具有真实性，证据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手绘草图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中2016年1月25日的证明与原告王福海提交的证据9不一致，无法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2016年8月4日的证明虽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因原告王福海提交的证据6中杨宝松已否定了该份证明的效力，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5的2份裁判文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手绘草图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亦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福海与第三人王福江均为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桃山村村民，系兄弟关系，且前后院居住，原告王福海居前院，第三人王福江居后院。第三人王福江宅院南侧即原告王福海北房房后有一条胡同。
2012年，第三人王福江因居住的北房年久失修，其持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明、村民建房各项规定及四邻签字协议书等材料向桃山村委会递交建房申请，要求翻建北房。经村、镇审批同意，2012年6月1日，原市规委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了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许可证载明，王福江原有房屋北房4间，长12.1米，宽4.9米，建筑面积59.29平方米；批准建房面积为北房4间，长12.1米，宽5.95米，批准建筑面积72平方米；房屋四至为东至王福成，西至道，北至刘福田，南至王福海。
2012年12月25日，桃山村委会向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怀柔分局递交申请，该申请载明“我村村民王福江在2012年申请翻建房屋，因当时王福江未向村委会出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造成我村在递交其翻建房屋相关材料时出现错误，后经我村到现场核实和到土地相关部门查找档案资料，134号王福江家宅院四至应为东至王福成、西至道、南至胡同、北至刘福刚，东西长11.7米，南北长19.3米，合计225.81平方米。现特申请对原材料中存在错误进行更正”。庙城镇政府在该申请中加盖公章并注明“情况属实，请予以更正”内容。另，该申请还注有第三人王福江签字并书写的“情况属实”字样。2012年12月31日，原市规委依据上述申请，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2494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许可证载明，王福江原有房屋北房4间，长11.7米，宽4.9米，建筑面积57.33平方米；批准建房面积为北房4间，长11.7米，宽5.95米，批准建筑面积69.62平方米；房屋四至为东至王福成，西至道，北至刘福刚，南至胡同。在该许可证最后备注中第⑤项载明：随本证注销2012规（怀）建字1931号。
2016年，第三人王福江得知2494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事后认为，本人从来不知此事，上述申请中“王福江”的签字和“情况属实”字样均不是第三人王福江本人所书写。为此，第三人王福江多次找相关部门反映此事。2017年1月19日，第三人王福江向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怀柔分局递交申请书，要求撤销该许可证，变更为与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一致。2017年4月14日，原市规委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诉争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该许可证载明，王福江原有房屋北房4间，长12.1米，宽4.9米，建筑面积59.29平方米；批准建房面积为北房4间，长12.1米，宽5.95米，批准建筑面积72平方米：房屋四至为东邻王福成，南邻王福海，西邻村路，北邻刘顺起。在该许可证最后备注中第⑤项载明：随本证撤销《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2规怀民建字2494号。
2018年4月17日，原告王福海得知涉案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内容后对此不服，认为第三人王福江宅院南侧的胡同不应在其宅基地使用范围内，应为公共走道，原告王福海有权享受一半的权利，故其持诉称意见，于2018年5月16日诉至本院，要求撤销《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市规土委坚持答辩意见。第三人王福江坚持述称意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按照规定职责承担有关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第四十一条规定：“在规划农村地区，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和村民集中住宅建设的，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16年7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京政办发﹝2016﹞33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设立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通知》，该通知规定，经报中央编办批准，市政府决定：设立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列入市政府组成部门；负责本市城乡规划管理和土地、矿产资源管理；不再保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依据上述规定，原市规委具有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权，但自2016年7月起，原市规委的行政权并入市规土委，故现市规土委具有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依据该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不但申请材料要齐全，符合法定条件，而且行政许可内容亦要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第三人王福江得知2494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事后，认为该许可证上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故找庙城镇政府和原市规委要求予以变更。原市规委得知此事后理应调查核清事实后再作出行政许可，但依据被告市规土委提交的1931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494号《村民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诉争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可以看出，3个许可证中所涉原有房屋、房屋四至及批准建房面积栏目中所载内容反复变化。其又未进行认真调查核实仅依据第三人王福江的申请就核发涉案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欠妥。被告市规土委在答辩中虽称许可的仅为第三人王福江翻建的北房，不涉及其他内容。本院认为，原市规委既然向第三人王福江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就应当保证该许可证中载明的全部内容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现被告市规土委辩称其核发的涉案《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是对第三人王福江原址翻建北房的行政许可，而不是对其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确权之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市规土委作出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属认定事实不清。原告王福海之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为第三人王福江核发的2017规怀民建字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爱军
审 判 员 臧振平
人民陪审员 侯仕军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