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28民终7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恩施市伟成管业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恩施市施州大道180号。
法定代表人丁真伟，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波。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覃道鹏，湖北雄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云林，吊车驾驶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述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
法定代理人丁述萍，系李某之母。基本情况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贵庭，农民，系死者李喜华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殷冬娥，农民，系死者李喜华之母。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左红银、周承珍，湖北夷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恩施市伟成管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成公司）、李波、谭云林与被上诉人丁述萍、李某、李贵庭、殷冬娥生命权纠纷一案，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受理后曾作出（2015）鄂恩施民初字第00108号民事判决，李波、谭云林不服该判决上诉，本院审理后以（2015）鄂恩施中民终字第0111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2015）鄂恩施民初字第03645号民事判决，伟成公司、李波、谭云林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丁述萍、李某、李贵庭、殷冬娥诉称：2014年3月13日14时许，伟成公司因钢管下车需使用吊车，该公司负责人丁真伟给从事吊装作业的李波打电话，要求其安排吊车。被告李波接电话后安排谭云林驾驶鄂Q×××××号吊车前来恩施市舞阳坝办事处枫香坪村的金牛管业货场，伟成公司安排李喜华及刘宇等人配合吊车下货。16时左右，被告谭云林在操作过程中，吊车的钢丝与空中的高压线接触，致使正在工作现场的原告亲人李喜华当场触电倒地，医生及法医到场后确认已死亡。经恩施市公安局红庙派出所调解，被告将吊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后，拒不支付赔偿款，派出所给原告及伟成公司做工作，让伟成公司支付安葬费以安葬死者随后处理，但被告至今未支付任何费用。2014年10月22日，恩施市安监局给原告送达了处理意见。四原告认为李喜华与伟成公司系劳动关系，谭云林违规操作是致使李喜华死亡的直接原因，属侵权责任，谭云林受李波雇请，二被告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李喜华死亡，给原告一家带来巨大精神损害，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四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458120元（22906元／年×20年）、丧葬费19360元（38720元／年÷12月×6个月）、被扶养人生活费90012元［其中李贵庭29306元（××）、殷冬娥35586元（××）、李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交通费2000元，合计589492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李波辩称：一、我不是适格被告。1.本案事故所涉及的鄂Q×××××号轮式吊车实际所有人为谭云林。鄂Q×××××号轮式吊车已经以20万价格转卖给谭云林。虽然双方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但2013年12月车辆已交付，谭云林才是吊车实际所有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之规定，鄂Q×××××号轮式吊车产生的事故赔偿责任自2013年12月开始应该由谭云林承担。2.谭云林与我非雇佣关系。其自身持有特种行业从业资质，又是吊车实际所有人。我将伟成管业公司需要吊货的信息提供给谭云林以后，具体协商与我无关联，我只是介绍业务，并非原告诉状所说的谭云林受我雇请。二、本案遗漏诉讼参与人。恩施市安监局于2014年10月22日出具的处理意见认定：恩施市伟成管业有限公司在吊装作业时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是发生事故的次要原因，故应追加伟成管业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参与诉讼。综上，我不是侵权赔偿责任主体和适格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的起诉。
原审被告谭云林辩称：一、事故发生后，恩施市安监局的处理意见认定，我操作时与高压线最小距离没有达到安全距离是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恩施市伟成管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是此起事故的次要原因，因此恩施市伟成管业是本案被告。二、关于责任承担和法律关系。1.我与恩施市伟成管业是雇佣关系，其损失应由雇主承担责任。2014年3月13日，李波介绍我给伟成管业公司吊运管材，我驾吊车到货场，在公司负责人丁真伟安排下从事转运，在吊运过程中，丁真伟安排丁攀、李喜华负责调整钢管方向及卸货、摆放货物，在给第一辆转运大半后，丁真伟临时安排给一辆单排白色货车转运，由于边上有高压线，我吊得很缓慢，过程中，李喜华调整摆动方向时，使吊车钢丝绳导电，致其触电死亡，我在转运中，不具有自主权，都是按伟成公司安排从事工作，所以我与伟成公司是雇佣关系。2.我与李波不是雇佣关系，鄂Q×××××号轮式吊车是我于2013年12月从李波手中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过来的，车辆当时就交付给了我，我已支付了15万元，还欠5万元。虽然没办理过户手续，但我是吊车实际所有人，由我经营管理，李波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李喜华本人在本次事故中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当时吊车钢丝离高压线较近，其他协助掌握钢管摆动方向的人明确阻止李喜华去推动钢管，而李喜华不听劝阻，侥幸为之。李喜华本人明显存在重大过错，所以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伟成公司应是本案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追加，原告基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而我与伟成公司是雇佣关系，原告的侵权损害由伟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李喜华是伟成公司的工人，其损害不满足第三人侵权的法律要件，故请求人民法院公正裁判。
被告伟成公司辩称：2014年3月13日，伟成公司员工丁爱红打电话给李波，让其派吊车为伟成公司装卸钢管，李波随后派谭云林驾驶吊车前来装卸钢管。装卸过程中，吊车吊臂触及到高压线，导致辅助装卸工作的李喜华触电身亡。伟成公司已经与李喜华的家属就工伤事宜达成补偿协议，约定总计赔偿八十万元，现已经支付了二十万元，下余六十万元在2016年年底付清。伟成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李喜华是伟成公司员工，李喜华在工作中死亡，依法应当属劳动法调整范畴，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侵权责任，伟成公司与李喜华的家属已就工伤赔偿事宜达成协议并部分履行，不应当在本案中继续赔偿。伟成公司与李喜华在事故中均不存在过错，伟成公司向李波支付装卸费用，李波派持有特殊行业许可证的谭云林作业，伟成公司在选任上没有过错，李喜华也没有过错。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13日中午，豫F×××××号大货车将镀锌钢管运至被告伟成公司位于恩施市枫香坪村村委会旁的“金牛管业”仓库门前。被告伟成公司员工丁爱红电话联系此前与该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从事吊装作业的被告李波，要其前来装卸钢管，李波随后电话联系被告谭云林，谭云林便于当日14时左右驾驶鄂Q×××××号吊车到“金牛管业”仓库门前，从豫F×××××号大货车上吊运钢管，被告伟成公司安排公司员工夏琪、刘宇、李喜华、丁攀四人配合吊车装卸钢管，夏琪、刘宇二人负责在豫F×××××号大货车上捆绑钢管并将捆好的钢管挂至吊车挂钩，由被告谭云林操作将捆好的钢管吊放地面，李喜华、丁攀二人负责调整吊起钢管的摆动方向并将吊放到地面的钢管解开摆放好。16时左右，李军驾驶鄂Q×××××号轻型货车停放在吊车前方，被告谭云林根据被告伟成公司安排将豫F×××××号大货车剩余钢管吊装至鄂Q×××××号轻型货车上，当吊车吊起一捆钢管准备放至车上时，李喜华见钢管摆动，便伸手握住钢管以帮助掌握方向，让钢管慢慢向鄂Q×××××号轻型货车方向移动，此时吊车钢丝绳在移动中接触到上方高压线，导致李喜华触电死亡。2014年10月22日，恩施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恩施市伟成管业物资有限公司“3.13”触电事故处理意见》，认定此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吊车司机谭云林在起吊作业时违反了《起重机械安全规程》中在高压线下作业时与输电线的最小距离没达到安全距离之规定是此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如涉嫌犯罪，建议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恩施市伟成管业物资有限公司在吊装作业时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是此起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其负责人丁真伟在事故发生后善后工作态度较好，未造成社会影响，建议按照有关规定从轻处理。其善后意见为：“恩施市伟成管业物资有限公司与吊车车主李波及吊车司机谭云林三方实为劳动合作关系，此事故中吊车司机谭云林负主要责任、其善后责任应与吊车车主李波共同承担，同时恩施市伟成管业物资有限公司负责人丁真伟在此起事故中负次要责任。因此三方应根据各自责任协调处理，如协调达不成一致意见，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拒不承担的，建议申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决后强制执行”。2015年4月8日，被告伟成公司与死者李喜华近亲属丁述萍、李贵庭、殷冬娥就李喜华因工死亡签订了《补偿协议》，由被告伟成公司赔偿工亡补助金、丧葬费、抚恤金共计800000元。上述协议达成前，被告伟成公司已于2014年3月15日先行赔偿原告200000元，余下600000元定于2016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
另查明，原告李贵庭、殷冬娥夫妇婚后共育子女三人：李顺先、李红先、李喜华。原告丁述萍与李喜华婚后生育一女李某。被告伟成公司系丁真伟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李喜华自2009年3月起在被告伟成公司从事仓库保管和送货员，双方系劳动合同关系。鄂Q×××××号重型专项作业车（吊车）登记所有人为李波，吊车驾驶员谭云林持有特种作业证，具备起重吊装作业资质。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对于李喜华死亡这一基本事实各方均无争议，予以确认。根据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可知，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被告李波与被告谭云林之间是否为雇佣关系；二是被告伟成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一、关于被告李波与被告谭云林之间是否为雇佣关系。根据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可知被告李波长期从事吊装行业，本案事发前被告伟成公司与李波即已存在业务往来，装卸货物的费用由伟成公司与李波之间直接进行结算。事发当日，伟成公司将装卸钢管的工作交由被告李波，李波随后电话联系谭云林，谭云林经李波告知、驾驶登记所有人为李波的吊车前往指定地点，且未询问装卸酬金便进行钢管装卸作业，谭云林与被告伟成公司此前并无业务往来、与装卸现场人员亦不相识，应认定谭云林系受李波雇佣、受李波指派前往被告伟成公司从事钢管装卸作业。
庭审中，李波辩称涉诉吊车已出售给谭云林但未办理过户登记，其只是将被告伟成公司装卸钢管一事介绍给谭云林，李波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若如其所言吊车已转让给谭云林，伟成公司应该与谭云林重新协商吊装的相关事宜及费用或者谭云林告知伟成公司吊车转让的情况，对此被告李波、谭云林均未向被告伟成公司做任何说明，显然与常理相悖；而庭审查明李波、谭云林系姻亲关系，谭云林表示购车的资金来源于亲属所借，但不能提供大额资金来源的相关依据，而作为亲属的证人，与二被告存在利害关系，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询，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又无吊车书面转让合同。故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纳。综合上述事实，法院认定被告李波与谭云林之间系雇佣关系，谭云林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李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谭云林作为雇员在起重吊装作业中违反操作程序、缺少安全防患意识，致使他人死亡，具有重大过失，应当与作为雇主的被告李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被告伟成公司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是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与工伤保险待遇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同，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本案被告伟成公司作为侵权人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不能因受害人领取工伤保险待遇而得以减轻或豁免，被告伟成公司庭审所述李喜华因工死亡，依法应当属劳动法调整范畴，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侵权责任的辩称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本案所涉事故已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生产安全事故，且被告伟成公司应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次要责任，虽然被告伟成公司与原告达成了工伤保险赔偿协议，但不能因此豁免伟成公司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义务。被告伟成公司将装卸钢管业务交由被告李波完成，李波又安排被告谭云林具体从事操作，故伟成公司与李波系承揽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被告伟成公司不作为、未在装卸现场安排专人负责安全管理，存在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作为受害人的李喜华，在配合被告谭云林进行吊装作业过程中，明知现场上空有高压线，作业存在危险，应当预见危险的存在，负有安全注意义务，其对自身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适当减轻赔偿主体的责任，故法院决定由死者李喜华的近亲属即本案原告自负10%的责任；关于三被告对剩余赔偿责任的分担，根据当事人各自在不同法律关系中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及在事故发生中的过错程度，决定由被告李波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被告谭云林与李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伟成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对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评述如下：
1.死亡赔偿金458120元。该项符合法定项目和标准，原告方提交有死者李喜华生前长期在被告伟成公司工作、其主要生活来源于城镇的相关证据，予以支持。
2.丧葬费19360元。该项符合法定项目和标准，予以支持。
3.被扶养人生活费90012元。原告提交有相应证据，计算标准亦符合法律规定，但其所计算的被扶养年限有误；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本案被扶养人有三人，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所依据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6280元，故对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79546元：三被扶养人重叠年限生活费56520元（6280元／年×9年）＋李贵庭8373元（6280元／年×（13年-9年）÷3人］＋殷冬娥14653元（6280元／年×（16年-9年）÷3人）］。故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79546元，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4.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该项符合法定项目和标准，予以支持。
5.交通费。该项原告提交的车票金额为388元，予以支持，其他请求部分未提交车票，不予支持。
以上因李喜华死亡所产生的各项赔偿费用共计577414元，由被告李波赔偿70％即404189.8元，被告谭云林与李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伟成公司赔偿20%即115482.8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丁述萍、李某、李贵庭、殷冬娥因李喜华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共计404189.8元。二、被告谭云林对被告李波的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三、被告恩施市伟成管业物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丁述萍、李某、李贵庭、殷冬娥因李喜华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共计115482.8元。四、驳回原告丁述萍、李某、李贵庭、殷冬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四原告共同负担340元，被告李波、谭云林连带负担2380元，被告恩施市伟成管业物资有限公司负担680元。
上诉人伟成公司、李波、谭云林均对原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伟成公司上诉称：李波持有特殊行业许可证，本公司也安排了李喜华等在现场负责装卸，一审法院认定本公司不作为、在现场没有安排专人负责安全管理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已与受害人家属达成工伤保险赔偿协议，因此已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不应再承担民事赔偿义务。
李波上诉称：本人不是事故吊车实际所有人，谭云林才是所有人，事故赔偿责任应由谭云林承担。本人只给谭云林介绍业务，与谭云林不是雇佣关系，与伟成公司也不是加工承揽关系。一审按城镇人口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应按农村标准计算。
谭云林上诉称：本人与李波不是雇佣关系。一审认定伟成公司承担20%的责任比例偏低。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
被上诉人丁述萍、李某、李贵庭、殷冬娥辩称：伟成公司与李波是承揽关系、李波与谭云林之间是雇佣关系符合客观实际，一审认定正确。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李喜华在事故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伟成公司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所涉钢管装卸现场上方就是高压输电线路，存在明显的安全生产隐患，装卸钢管时，伟成公司本应安排足够的人员在现场进行周密部署，多方位指挥协调，严防安全事故，但伟成公司现场指挥的人员不够，安全管理工作出现疏漏，最终致使现场操作工人李喜华死亡的悲剧发生，伟成公司在指示上存在的过错是明显的。伟成公司称其没有过错的上诉主张与法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本案是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与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的法律关系和归责原则不同，如果伟成公司依法为劳动者购买了工伤保险，则有关工伤保险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可见伟成公司支付有关工伤保险待遇款是因其未给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这一违法行为带来的后果，作为侵权人应承担的赔偿不能被工伤保险赔偿所吸收。但根据有关规定，在侵权案件中已予赔偿的丧葬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在工伤保险赔偿中可不予重复支付，故伟成公司在与四被上诉人结算相关工伤保险赔偿款时可冲抵丧葬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因此，伟成公司的两点上诉理由均不成立。
关于李波、谭云林上诉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事发当日，伟成公司系直接与李波联系，并未与谭云林联系，而李波在承接有关业务后安排谭云林到现场施工，谭云林到现场后也未与伟成公司的员工重新协商吊装事宜及费用。另外，本案所涉吊车登记在李波名下，无充足证据证明该吊车已转让给谭云林。故该二人称李波没有承揽本案所涉业务、李波与谭云林不是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出具的证明已证实李喜华在恩施城区居住、从业数年，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是合理的。
综上，伟成公司、李波、谭云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52元，由上诉人恩施市伟成管业物资有限公司负担2610元，李波、谭云林各负担232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清淮
审判员 王颖异
审判员 张成军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张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