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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民申17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华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张王村沌郭路。
法定代表人：罗德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熙，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向前，湖北马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吴先荣，女，196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
再审申请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华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茂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吴先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7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华茂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内容不真实。1、华茂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德华向吴先荣出具的100万元借条是虚假的。2、100万元借条没有支付凭证。3、根据这个假借条产生的利息没有合法性和真实性。（二）本案主要依靠言词证据确定吴先荣与华茂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是不能成立的。（三）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成立。1、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3民初25号民事判决；2、2015年6月7日江苏盛禾建设有限公司给华茂公司所发的联系函。（四）一、二审判决遗漏了重要的当事人，未追加李玉强为本案第三人或被告参加诉讼，致使案件未能查清。（五）本案证人王某存在虚假陈述的行为，罗德华通过网银支付给周建明的54.76万元是归还吴先荣而非王某的借款。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再审，驳回吴先荣的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由吴先荣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一、二审判决认定吴先荣对华茂公司的借款本金为170万元，对于2014年1月8日借款40万元、2014年9月17日借款10万元及2014年12月6日借款20万元这三笔共计7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华茂公司并无异议。对于2014年1月28日借款100万元这笔，吴先荣于一审时提交了华茂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德华当日出具的借条、案外人周长芳向案外人李玉强的转账凭证、周长芳对于该笔借款系代吴先荣支付的证言，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人民法院予以采信并认定该笔100万元借款并无不当。华茂公司关于100万元借款没有支付凭证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华茂公司申请再审称，该笔100万元的借条是虚假的。但华茂公司在一审质证时明确表示对吴先荣提交的4张借款凭证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华茂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华茂公司申请再审称，诉争的100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李玉强，一、二审遗漏了重要的当事人。本院认为，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并不排除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不一致的情形，李玉强虽为诉争100万元的实际用款人，但也不能以此否定借款人为华茂公司的事实。因此，李玉强并非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一、二审法院未依职权追加李玉强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华茂公司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华茂公司申请再审称，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3民初25号民事判决能够证明吴先荣丈夫周建明关于其收到罗德华向其转账的54.76万元中有39.8万元为代李玉强偿还其向王某的借款的证言是虚假的，罗德华所转款项系偿还吴先荣的借款。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3民初25号民事判决系审理王某诉李玉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但仅从该判决无法认定另案确认的69万元借款与本案中王某所借李玉强的借款是同一笔，更不能以此否定周建明、王某在本案中关于周建明收到罗德华转账后转给王某39.8万元系代李玉强偿还王某借款的证人证言。若依华茂公司申请再审所称，罗德华于2016年2月5日转账给周建明的54.76万元系偿还给吴先荣的借款，那华茂公司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罗德华在次日与吴先荣就其借款进行结算并出具新的借款凭证时没有减去华茂公司所主张的该笔还款。华茂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华茂公司申请再审称，2015年6月7日江苏盛禾建设有限公司给华茂公司所发的联系函第三条表明周长芳于2014年1月8日向李玉强转账100万元的行为，要么是吴先荣与李玉强之间的借贷行为，要么是吴先荣与江苏盛禾建设有限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与华茂公司无关。本院审查查明，华茂公司提交的2015年6月7日江苏盛禾建设有限公司给华茂公司的工作联系函系复印件，并且仅凭该工作联系函第三条“在2015年4月15日的会议纪要上提及到李玉强个人借款转工程款一事，周局长及李玉强双方至今都没有达成一致，也没有办理相关手续，如该借款一事双方无法取得一致，那么我公司将无法认可借款转工程款一事”的内容，也无法认定工作联系函中所指的“周局长与李玉强的借款”系本案中周长芳受吴先荣之托于2014年1月8日向李玉强转账的100万元借款。华茂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华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彭建民
审判员 金莉萍
审判员 高 倩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汤 莹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鄂民申17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华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张王村沌郭路。法定代表人：罗德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熙，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向前，湖北马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吴先荣，女，196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再审申请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华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茂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吴先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7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华茂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内容不真实。1、华茂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德华向吴先荣出具的100万元借条是虚假的。2、100万元借条没有支付凭证。3、根据这个假借条产生的利息没有合法性和真实性。（二）本案主要依靠言词证据确定吴先荣与华茂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是不能成立的。（三）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成立。1、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3民初25号民事判决；2、2015年6月7日江苏盛禾建设有限公司给华茂公司所发的联系函。（四）一、二审判决遗漏了重要的当事人，未追加李玉强为本案第三人或被告参加诉讼，致使案件未能查清。（五）本案证人王某存在虚假陈述的行为，罗德华通过网银支付给周建明的54.76万元是归还吴先荣而非王某的借款。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再审，驳回吴先荣的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由吴先荣承担。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一、二审判决认定吴先荣对华茂公司的借款本金为170万元，对于2014年1月8日借款40万元、2014年9月17日借款10万元及2014年12月6日借款20万元这三笔共计7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华茂公司并无异议。对于2014年1月28日借款100万元这笔，吴先荣于一审时提交了华茂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德华当日出具的借条、案外人周长芳向案外人李玉强的转账凭证、周长芳对于该笔借款系代吴先荣支付的证言，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人民法院予以采信并认定该笔100万元借款并无不当。华茂公司关于100万元借款没有支付凭证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华茂公司申请再审称，该笔100万元的借条是虚假的。但华茂公司在一审质证时明确表示对吴先荣提交的4张借款凭证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华茂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华茂公司申请再审称，诉争的100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李玉强，一、二审遗漏了重要的当事人。本院认为，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并不排除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不一致的情形，李玉强虽为诉争100万元的实际用款人，但也不能以此否定借款人为华茂公司的事实。因此，李玉强并非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一、二审法院未依职权追加李玉强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华茂公司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华茂公司申请再审称，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3民初25号民事判决能够证明吴先荣丈夫周建明关于其收到罗德华向其转账的54.76万元中有39.8万元为代李玉强偿还其向王某的借款的证言是虚假的，罗德华所转款项系偿还吴先荣的借款。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3民初25号民事判决系审理王某诉李玉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但仅从该判决无法认定另案确认的69万元借款与本案中王某所借李玉强的借款是同一笔，更不能以此否定周建明、王某在本案中关于周建明收到罗德华转账后转给王某39.8万元系代李玉强偿还王某借款的证人证言。若依华茂公司申请再审所称，罗德华于2016年2月5日转账给周建明的54.76万元系偿还给吴先荣的借款，那华茂公司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罗德华在次日与吴先荣就其借款进行结算并出具新的借款凭证时没有减去华茂公司所主张的该笔还款。华茂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华茂公司申请再审称，2015年6月7日江苏盛禾建设有限公司给华茂公司所发的联系函第三条表明周长芳于2014年1月8日向李玉强转账100万元的行为，要么是吴先荣与李玉强之间的借贷行为，要么是吴先荣与江苏盛禾建设有限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与华茂公司无关。本院审查查明，华茂公司提交的2015年6月7日江苏盛禾建设有限公司给华茂公司的工作联系函系复印件，并且仅凭该工作联系函第三条“在2015年4月15日的会议纪要上提及到李玉强个人借款转工程款一事，周局长及李玉强双方至今都没有达成一致，也没有办理相关手续，如该借款一事双方无法取得一致，那么我公司将无法认可借款转工程款一事”的内容，也无法认定工作联系函中所指的“周局长与李玉强的借款”系本案中周长芳受吴先荣之托于2014年1月8日向李玉强转账的100万元借款。华茂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华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彭建民审判员  金莉萍审判员  高 倩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汤 莹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辽民申466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国华，女，196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大连威尔思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职员，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大连澳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迎客路168号地下一层、地上一层至三层。
法定代表人：王丽华，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胡敏慧，女，198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大连鼎龙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职员，住辽宁省瓦房店市。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东鹏，男，198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
再审申请人孙国华因与被申请人大连澳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澳龙公司）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胡敏慧、王东鹏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2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孙国华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孙国华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连澳龙公司承担。（一）原审法院认定孙国华存在严重失职没有制度依据。原审审理中，大连澳龙公司没有出具任何有效的、经过单位员工民主制定、向员工合法告知的企业制度，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也没有相关内容，原审法院认定孙国华存在严重失职没有制度依据。（二）原审认定孙国华应该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没有事实依据。1.胡敏慧询问是否可以向个人汇款，是财务业务上的咨询，不是向孙国华请示是否可以向QQ中的王丽华汇款。2.孙国华不具备预见的主观条件。孙国华与QQ中的王丽华交谈时没有要求单位或者单位员工给她汇款，更没有让大连澳龙公司给她汇款。3.孙国华不具备预见的制度条件。孙国华一审时提交的与王丽华通话录音明确证实，王丽华出国前明确交代过胡敏慧、王东鹏，单位的钱是用来做月结的，不经王丽华批准任何人不许动。因此，孙国华有理由相信胡敏慧、王东鹏不会未经孙国华、王丽华批准就擅自汇款给个人。4.孙国华不具备预见的时间条件。一审认定王东鹏“匆匆汇款”，胡敏慧、王东鹏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款项汇出的，孙国华不具备预见的时间。5.孙国华不具备预见的空间条件。原审法院已经认定胡敏慧、王东鹏汇款时，孙国华不在现场，因此孙国华无法预见和控制胡敏慧、王东鹏汇款。（三）原审法院判决确定孙国华承担赔偿责任10000元违反劳动合同法且自相矛盾。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我国现有劳动法律法规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明文规定。又违反法律规定判决孙国华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自相矛盾。（四）孙国华加假王丽华QQ的行为不必然导致大连澳龙公司资金被骗，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五）大连澳龙公司受骗的原因在于大连澳龙公司严重违反企业财务制度。一审认定王东鹏向外汇款21.8万元是其个人账户汇出，说明大连澳龙公司单位的账户与个人账户混同，不经王丽华和孙国华批准就可以私自汇款，严重违反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因此遭受的损失应由大连澳龙公司个人承担。孙国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孙国华在履行职务期间是否存在严重失职问题。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孙国华作为大连澳龙公司分管财务及管理的经理，在没有核实网名为“王丽华”者真实身份的情况下，错误的认为“王丽华”就是大连澳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将“王丽华”加入公司工作QQ群，又将公司的通讯录通过QQ发给此人，之后又告知公司会计胡敏慧，要求将其加入QQ。上述事实表明，孙国华在履行职务期间并未谨慎、合规的处理公司事务，导致大连澳龙公司最终被骗23.8万元。孙国华虽未直接授意公司工作人员给犯罪分子汇款，但其工作存在严重过失，与大连澳龙公司被骗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孙国华存在严重失职并无不当。
关于孙国华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孙国华作为劳动者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在履行劳动合同时，应谨慎、全面履行劳动义务。若劳动者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而不承担赔偿责任，则违背《劳动合同法》的公平原则。本案中，孙国华在履行职务期间存在严重失职行为，致使大连澳龙公司造成财产损失，理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孙国华的过错程度、大连澳龙公司的损害程度和孙国华的实际收入水平，酌定判决孙国华赔偿大连澳龙公司经济损失10000元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孙国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娄秀娟
审判员 樊少忠
审判员 陈 晨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韩 笑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辽民申466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国华，女，196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大连威尔思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职员，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大连澳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迎客路168号地下一层、地上一层至三层。法定代表人：王丽华，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胡敏慧，女，198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大连鼎龙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职员，住辽宁省瓦房店市。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东鹏，男，198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再审申请人孙国华因与被申请人大连澳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澳龙公司）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胡敏慧、王东鹏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2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孙国华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孙国华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连澳龙公司承担。（一）原审法院认定孙国华存在严重失职没有制度依据。原审审理中，大连澳龙公司没有出具任何有效的、经过单位员工民主制定、向员工合法告知的企业制度，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也没有相关内容，原审法院认定孙国华存在严重失职没有制度依据。（二）原审认定孙国华应该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没有事实依据。1.胡敏慧询问是否可以向个人汇款，是财务业务上的咨询，不是向孙国华请示是否可以向QQ中的王丽华汇款。2.孙国华不具备预见的主观条件。孙国华与QQ中的王丽华交谈时没有要求单位或者单位员工给她汇款，更没有让大连澳龙公司给她汇款。3.孙国华不具备预见的制度条件。孙国华一审时提交的与王丽华通话录音明确证实，王丽华出国前明确交代过胡敏慧、王东鹏，单位的钱是用来做月结的，不经王丽华批准任何人不许动。因此，孙国华有理由相信胡敏慧、王东鹏不会未经孙国华、王丽华批准就擅自汇款给个人。4.孙国华不具备预见的时间条件。一审认定王东鹏“匆匆汇款”，胡敏慧、王东鹏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款项汇出的，孙国华不具备预见的时间。5.孙国华不具备预见的空间条件。原审法院已经认定胡敏慧、王东鹏汇款时，孙国华不在现场，因此孙国华无法预见和控制胡敏慧、王东鹏汇款。（三）原审法院判决确定孙国华承担赔偿责任10000元违反劳动合同法且自相矛盾。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我国现有劳动法律法规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明文规定。又违反法律规定判决孙国华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自相矛盾。（四）孙国华加假王丽华QQ的行为不必然导致大连澳龙公司资金被骗，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五）大连澳龙公司受骗的原因在于大连澳龙公司严重违反企业财务制度。一审认定王东鹏向外汇款21.8万元是其个人账户汇出，说明大连澳龙公司单位的账户与个人账户混同，不经王丽华和孙国华批准就可以私自汇款，严重违反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因此遭受的损失应由大连澳龙公司个人承担。孙国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孙国华在履行职务期间是否存在严重失职问题。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孙国华作为大连澳龙公司分管财务及管理的经理，在没有核实网名为“王丽华”者真实身份的情况下，错误的认为“王丽华”就是大连澳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将“王丽华”加入公司工作QQ群，又将公司的通讯录通过QQ发给此人，之后又告知公司会计胡敏慧，要求将其加入QQ。上述事实表明，孙国华在履行职务期间并未谨慎、合规的处理公司事务，导致大连澳龙公司最终被骗23.8万元。孙国华虽未直接授意公司工作人员给犯罪分子汇款，但其工作存在严重过失，与大连澳龙公司被骗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孙国华存在严重失职并无不当。关于孙国华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孙国华作为劳动者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在履行劳动合同时，应谨慎、全面履行劳动义务。若劳动者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而不承担赔偿责任，则违背《劳动合同法》的公平原则。本案中，孙国华在履行职务期间存在严重失职行为，致使大连澳龙公司造成财产损失，理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孙国华的过错程度、大连澳龙公司的损害程度和孙国华的实际收入水平，酌定判决孙国华赔偿大连澳龙公司经济损失10000元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国华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娄秀娟审判员  樊少忠审判员  陈 晨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韩 笑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辽民申258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美花，女，196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智海，男，194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华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庄河市兴达街道桥东委。
法定代表人：邢德彦，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刘美花因与被申请人大连华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政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9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刘美花申请再审称，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被申请人没与我们非住宅业主协商物业费标准，违反国务院《物业管理科条例》40条、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7条“非住宅的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物业买受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的强制性规定。2、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香颂花城小区2012年没成立业主大会，选举原业主委员会没经过业主大会，聘用华政物业只有非法的原业委会6人同意，也没经过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合同》没经过业主大会批准，违反（（物权法》76条、《物业管理条例》11条、12条关于选举和选聘都必须经进业主大会的强制性规定。华政物业无证乱收费。华政物业拒不履行合同。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40条、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7条“非住宅的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物业买受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法定协议双方是业主和物业公司，两级法院都否定这一强制性规定。物业公司必须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邢德彦违规买断华政物业经营权。一、二审法官剥夺我质证权、辩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没与其协商物业费标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有定价权限的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等因素，制定相应的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并定期公布。具体收费标准由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根据规定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物业服务收费，由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再审申请人依据该规定所称的“非住宅的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物业买受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没有经过业主大会选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案涉《物业服务合同》系被申请人与业主委员会依法签订，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业主委员会与被申请人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再审申请人具有约束力，原一、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法定协议双方是业主和物业公司，两级法院都否定这一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因再审申请人并未明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依据，对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拒不履行合同的问题。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具体不履行事项，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物业公司必须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的问题。再审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一、二审剥夺其质证权、辩论权的问题。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庭审笔录也详细记载了其质证意见、辩论意见，其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邢德彦违规买断华政物业经营权的问题。原一、二审法院以该项主张是否属实，均不影响物业合同的效力为由未予审查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美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丁 海
审判员 高山丹
审判员 马 凯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丁威扬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辽民申258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美花，女，196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智海，男，194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华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庄河市兴达街道桥东委。法定代表人：邢德彦，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刘美花因与被申请人大连华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政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9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刘美花申请再审称，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被申请人没与我们非住宅业主协商物业费标准，违反国务院《物业管理科条例》40条、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7条“非住宅的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物业买受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的强制性规定。2、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香颂花城小区2012年没成立业主大会，选举原业主委员会没经过业主大会，聘用华政物业只有非法的原业委会6人同意，也没经过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合同》没经过业主大会批准，违反（（物权法》76条、《物业管理条例》11条、12条关于选举和选聘都必须经进业主大会的强制性规定。华政物业无证乱收费。华政物业拒不履行合同。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40条、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7条“非住宅的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物业买受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法定协议双方是业主和物业公司，两级法院都否定这一强制性规定。物业公司必须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邢德彦违规买断华政物业经营权。一、二审法官剥夺我质证权、辩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没与其协商物业费标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有定价权限的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等因素，制定相应的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并定期公布。具体收费标准由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根据规定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物业服务收费，由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再审申请人依据该规定所称的“非住宅的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物业买受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没有经过业主大会选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案涉《物业服务合同》系被申请人与业主委员会依法签订，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业主委员会与被申请人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再审申请人具有约束力，原一、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法定协议双方是业主和物业公司，两级法院都否定这一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因再审申请人并未明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依据，对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拒不履行合同的问题。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具体不履行事项，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物业公司必须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的问题。再审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一、二审剥夺其质证权、辩论权的问题。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庭审笔录也详细记载了其质证意见、辩论意见，其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邢德彦违规买断华政物业经营权的问题。原一、二审法院以该项主张是否属实，均不影响物业合同的效力为由未予审查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美花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丁 海审判员 高山丹审判员 马 凯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丁威扬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
（2018）冀刑申192号
苍万永：
你因犯玩忽职守罪一案，不服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2015）永刑初字第88号刑事判决及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10刑终291号刑事裁定，以你所在的永清县教育局安全股无隐患排查职责、无对超范围办学监督检查职责，无对不安全房屋监督管理职责，主观上不存在过失，认定你严重不负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等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本院经审查，原裁判认定你犯玩忽职守罪的事实清楚，有你的供述，证人王金营、王福江、郑冬梅等证言，永清县教育局永教字（2013）第39号学校安全管理“一岗双责”实施方案，法医学尸检报告及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证实。对你所提申诉理由，经查，你作为永清县教育局安全股股长以及永清县刘街乡属地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股室负责人，对永清县春蕾幼儿园的安全工作负有监督、指导、检查等职责，你在履职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未能及时发现春蕾幼儿园超审批范围使用结构不安全的房屋作为教室，应当对春蕾幼儿园教室坍塌造成三名学生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裁判根据你犯罪的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所作判处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你的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的重新审判条件，予以驳回。
特此通知。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2018）冀刑申192号苍万永：你因犯玩忽职守罪一案，不服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2015）永刑初字第88号刑事判决及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10刑终291号刑事裁定，以你所在的永清县教育局安全股无隐患排查职责、无对超范围办学监督检查职责，无对不安全房屋监督管理职责，主观上不存在过失，认定你严重不负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等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经审查，原裁判认定你犯玩忽职守罪的事实清楚，有你的供述，证人王金营、王福江、郑冬梅等证言，永清县教育局永教字（2013）第39号学校安全管理“一岗双责”实施方案，法医学尸检报告及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证实。对你所提申诉理由，经查，你作为永清县教育局安全股股长以及永清县刘街乡属地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股室负责人，对永清县春蕾幼儿园的安全工作负有监督、指导、检查等职责，你在履职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未能及时发现春蕾幼儿园超审批范围使用结构不安全的房屋作为教室，应当对春蕾幼儿园教室坍塌造成三名学生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裁判根据你犯罪的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所作判处并无不当。本院认为，你的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的重新审判条件，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民终9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包瑞洪，男，1965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十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朝阳中路15号武当国际园A座。
法定代表人：朱思爽，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十堰启荣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朝阳中路15号。
法定代表人：罗钧，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罗钧，男，196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原审被告：胡红远，女，197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原审被告：十堰市中宏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朝阳中路25号-A-19-B。
法定代表人：鄢贤成，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鄢贤成，男，196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原审被告：周博，女，198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原审被告：湖北楚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朝阳南路29号1栋2-1。
法定代表人：俞小珍，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审被告：俞小珍，女，197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审被告：俞宏伟，男，196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审被告：黄广东，男，198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原审被告：王大虹，女，198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原审被告：武汉市联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56号(长源大厦2401、2402室）。
法定代表人：罗钧，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王忠宏，男，196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原审被告：沈明芳，女，196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
原审被告：武汉世安博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北华街（城明花园）。
法定代表人：权万强，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武汉宝迪金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黄家大湾66号。
法定代表人：刘雅兰，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包瑞洪因与被上诉人湖北十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十堰启荣工贸有限公司、罗钧、胡红远、十堰市中宏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鄢贤成、周博、湖北楚邦贸易有限公司、俞小珍、俞宏伟、黄广东、王大虹、武汉市联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忠宏、沈明芳、武汉世安博建置业有限公司、武汉宝迪金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3民初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包瑞洪申请缓交上诉费，本院未予准许，于2018年5月3日向上诉人包瑞洪寄送上诉费再次缴费通知，责令其在收到通知后7日内缴纳上诉费232300元，但上诉人包瑞洪未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上诉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上诉人包瑞洪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俊毅
审判员 王仁祥
审判员 林志农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吴 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245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甘肃子午岭生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南义乡鹿鸣谷生态园区。
法定代表人：戴斐斌，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戴斐斌。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沈新。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甘肃中民生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南义乡鹿鸣谷园区。
法定代表人：顾涌祥，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顾兆鹿。
再审申请人甘肃子午岭生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午岭公司）、戴斐斌因与被申请人沈新、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甘肃中民生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生态公司）、顾兆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甘民终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子午岭公司、戴斐斌申请再审称：一、子午岭公司与沈新之间不存在真实的1200万元债权债务。股东会决议和借款协议均是建立在沈新所作承诺基础上形成的，但沈新承诺大部分是虚假的。故子午岭公司返还投资款的意向以及担保人担保行为背离了真实意思表示。二、二审判决对涉案1200万元的定性不当。二审判决对本案所涉及的1200万元债权债务的基础法律关系、以及是何种性质款项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子午岭公司在审理中没有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法院无需审查基础法律关系，不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另行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子午岭公司、戴斐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子午岭公司及戴斐斌申请再审时提交证据四组：第一组律师函、公证书、调查笔录；第二组证人证言16份；第三组产地检疫合格证、购销合同、沈新提交二审证据清单；第四组庭审笔录樊东华证人证言。用以证明沈新虚构了大部分文冠果种植项目的支出费用和土地流转协议。经审查子午岭公司、戴斐斌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也并不足以推翻2013年12月10日中民宝润公司股东会所作决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二审判决对涉案1200万元的认定是否正确。
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发生借款事实，双方签署借款协议，系子午岭公司就中林公司退出中民宝润公司之后给予沈新补偿而形成的合意。二审判决依据上述协议以及补充协议、股东会决议、有关说明等作出上述认定并无不当。中民宝润公司股东会所作决议载明：公司在庆阳××县已经种植了五万亩文冠果，核定沈新投资费用为壹仟贰佰万元整。子午岭公司所主张的沈新承诺的情形，并未在协议和上述股东会决议中明确确定为该笔债权债务成立的前提条件。子午岭公司认为沈新承诺虚假，亦未提出相关撤销主张。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对涉案1200万元进行审理并依法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子午岭公司、戴斐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甘肃子午岭生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戴斐斌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杨 卓
审 判 员 李 春
审 判 员 晏 景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梁兴元
书 记 员 陈 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245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甘肃子午岭生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南义乡鹿鸣谷生态园区。法定代表人：戴斐斌，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戴斐斌。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沈新。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甘肃中民生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南义乡鹿鸣谷园区。法定代表人：顾涌祥，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顾兆鹿。再审申请人甘肃子午岭生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午岭公司）、戴斐斌因与被申请人沈新、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甘肃中民生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生态公司）、顾兆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甘民终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子午岭公司、戴斐斌申请再审称：一、子午岭公司与沈新之间不存在真实的1200万元债权债务。股东会决议和借款协议均是建立在沈新所作承诺基础上形成的，但沈新承诺大部分是虚假的。故子午岭公司返还投资款的意向以及担保人担保行为背离了真实意思表示。二、二审判决对涉案1200万元的定性不当。二审判决对本案所涉及的1200万元债权债务的基础法律关系、以及是何种性质款项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子午岭公司在审理中没有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法院无需审查基础法律关系，不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另行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子午岭公司、戴斐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子午岭公司及戴斐斌申请再审时提交证据四组：第一组律师函、公证书、调查笔录；第二组证人证言16份；第三组产地检疫合格证、购销合同、沈新提交二审证据清单；第四组庭审笔录樊东华证人证言。用以证明沈新虚构了大部分文冠果种植项目的支出费用和土地流转协议。经审查子午岭公司、戴斐斌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也并不足以推翻2013年12月10日中民宝润公司股东会所作决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二审判决对涉案1200万元的认定是否正确。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发生借款事实，双方签署借款协议，系子午岭公司就中林公司退出中民宝润公司之后给予沈新补偿而形成的合意。二审判决依据上述协议以及补充协议、股东会决议、有关说明等作出上述认定并无不当。中民宝润公司股东会所作决议载明：公司在庆阳××县已经种植了五万亩文冠果，核定沈新投资费用为壹仟贰佰万元整。子午岭公司所主张的沈新承诺的情形，并未在协议和上述股东会决议中明确确定为该笔债权债务成立的前提条件。子午岭公司认为沈新承诺虚假，亦未提出相关撤销主张。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对涉案1200万元进行审理并依法认定，并无不当。综上，子午岭公司、戴斐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甘肃子午岭生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戴斐斌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杨 卓审 判 员  李 春审 判 员  晏 景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梁兴元书 记 员  陈 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248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河西路28号。
法定代表人：杜少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朝庄，云南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楠，云南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况文祥，男，196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承松，云南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十一冶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况文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十一冶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1.况文祥要求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尚未成就。双方签订的《云南隆源钛业有限公司钛白粉厂项目工程施工风险责任承包协议》（以下简称《项目施工风险责任承包协议》）约定：业主支付十一冶公司工程款后再向况文祥支付工程款，合同是否终止、工程是否结算不能影响双方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条件。至今，业主方尚未支付工程款，况文祥要求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尚未成就。且况文祥作出《承诺书》，承诺不向十一冶公司追偿工程款，故不应支持其支付工程款的请求。2.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况文祥已完成的工程产值有误。将《工程结算审核报告》第22项“新增部分”构成中的30万元停工期间施工单位管理人员工资全部认定属于况文祥，不符合客观事实。《工程结算审核报告》是针对整个项目的，应根据比例补偿，因此，况文祥完成的工程产值应为22573917.30元，而非22644705.49元。3.一审、二审不认可印花税、经营活动专项劳动工作经费补贴、项目部人员工资及“五险一金”、差旅费、罚款和律师费等应扣款项目，不符合事实及双方的合同约定。4.一审、二审对预扣的企业所得税、未提供发票、资料预扣款、以及预扣诉讼费不予认定不符合事实。该几项费用符合双方约定，同时也确定可能发生。如果况文祥不提供工程成本发票等资料，十一冶公司将无法作出成本扣除，国家就会向十一冶公司多征税甚至罚款。综上，十一冶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况文祥提交意见称，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1.二审认定案涉工程款支付条件已成就是否正确；2.二审有关况文祥已完成工程产值以及相关应扣减项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案中，云南隆源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源钛业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十一冶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钛白粉厂项目工程发包给十一冶公司。十一冶公司承包该工程后与况文祥签订《项目施工风险责任承包协议》及《内部协议》，将案涉项目土建、生活水电安装及道路施工工程分包给况文祥。因况文祥无建设工程施工资质，一审、二审均认定《项目施工风险责任承包协议》及《内部协议》无效。十一冶公司主张根据《项目施工风险责任承包协议》的约定，因业主未向其支付工程款，其向况文祥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尚未成就。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是在合同无效情形下及时维护承包人公平获取工程款的权利，十一冶公司依据该规定主张参照合议约定不应支付况文祥工程款，理据不充分。二审认定十一冶公司应向况文祥支付已结算部分工程款，并无不妥。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十一冶公司主张工程款计算错误，主要理由是“新增部分”中30万元应按比例分配，以及应扣减的各项费用未予扣减。
1.有关“新增部分”30万元停工期间施工单位管理人员工资应否按77%分配问题。该部分在隆源钛业公司与十一冶公司隆源项目部于2016年8月22日签订的《会议纪要》予以确定。《会议纪要》虽未明确施工单位即况文祥一方，但该《会议纪要》是由况文祥代表十一冶公司隆源项目部参加会议，并与隆源钛业公司形成。十一冶公司主张应将30万元停工期间施工单位管理人员的工资按比例进行分配，是认为其中还应包含防腐、非标工程两家施工单位停工期间管理人员的工资，但未能举证证明该项主张，二审未予支持正确。
2.关于十一冶公司主张应扣减费用的问题。关于印花税，况文祥主张包含在2015年9月23日其转账支付十一冶公司的款项中，十一冶公司不予认可，但对收取况文祥支付的余款是何款项未作合理说明，据此，二审采信况文祥的说法，并无不妥。关于6%经营活动专项劳动工作经费补贴，二审以《内部协议》无效而未予认定，无明显不妥。关于项目部工作人员工资及“五险一金”，一审、二审已确认了应由况文祥支付十一冶公司派驻人员工资的事实。关于差旅费，十一冶公司要求对况文祥没有签字的相应凭证予以认定，理据不足。关于十一冶公司对况文祥罚款5万元，二审因《项目施工风险责任承包协议》无效，且无证据证明该费用已实际发生而认定该款项扣减无依据，亦无不妥。关于十一冶公司起诉隆源钛业公司产生的律师费，因双方无约定，不应支持。
3.对于十一冶公司主张企业所得税、未提供工程成本发票、资料预扣款，以及起诉业主的诉讼费等应在工程款中预扣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述费用尚未实际产生，在双方未协商一致情况下，十一冶公司主张进行预扣依据不足，一审、二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十一冶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 纯
审 判 员 黄 年
审 判 员 潘勇锋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法官助理 陈明克
书 记 员 李蕴娇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沪行申41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水可兆，男，195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临山路***弄***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水文丽，女，1957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临山路***弄***号。
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勇，上海咏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大统路XXX号。
法定代表人：洪海明，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
第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第三人)：水可淼，男，1949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宝源路***弄***号***室。
再审申请人水可兆、水文丽因与被申请人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静安房管局)、第三人水可淼行政征收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行终字第40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水可兆、水文丽申请再审称：原闸北区临山路XXX弄XXX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是水可兆、水文丽等兄弟姐妹及其母亲李惠芳等十人共同所有的房屋，水可淼是共同共有人之一。在没有其他产权人授权的情况下，水可淼用李惠芳户的名义向上海市原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原闸北房管局。2015年11月4日，上海市静安区、上海市原闸北区合并，原闸北房管局的职责由合并后的静安房管局承继)委托的房屋征收事务所承诺自行拆除涉案房屋，将涉案房屋交予房屋征收事务所。房屋征收事务所明知涉案房屋是共有产权房屋，水可淼没有获得其他产权人的授权，依然向其出具空房交接单，并于2014年1月7日将涉案房屋强行拆除，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因原闸北房管局应当对房屋征收事务所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故原闸北房管局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是违法的，并应承担法律责任。原审将水可淼认定为实际居住人并以其单方承诺作为裁判依据是错误的，违反了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原闸北房管局系上海市原闸北区的房屋征收部门，有权依照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组织和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委托房屋征收事务所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之一水可淼在该户与房屋征收事务所协商补偿安置方案的过程中，作为实际居住人自愿将涉案房屋交予房屋征收事务所拆除，其目的是为减少该户的奖励费损失，有利于涉案房屋内的所有补偿安置对象的利益。原闸北房管局亦陈述，房屋拆除后并不影响水可兆、水文丽等继续协商补偿安置方案，不会因房屋拆除而导致补偿安置利益减损。在产权人之一的实际居住人水可淼自愿将涉案房屋交付拆除的情况下，房屋征收事务所拆除涉案房屋并无不当。
综上，水可兆、水文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水可兆、水文丽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周宏伟
审 判 员 邓永杰
代理审判员 肖 宁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慧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十四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各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沪行申4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水可兆，男，195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临山路***弄***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水文丽，女，1957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临山路***弄***号。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勇，上海咏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大统路XXX号。法定代表人：洪海明，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第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第三人)：水可淼，男，1949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宝源路***弄***号***室。再审申请人水可兆、水文丽因与被申请人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静安房管局)、第三人水可淼行政征收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行终字第40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水可兆、水文丽申请再审称：原闸北区临山路XXX弄XXX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是水可兆、水文丽等兄弟姐妹及其母亲李惠芳等十人共同所有的房屋，水可淼是共同共有人之一。在没有其他产权人授权的情况下，水可淼用李惠芳户的名义向上海市原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原闸北房管局。2015年11月4日，上海市静安区、上海市原闸北区合并，原闸北房管局的职责由合并后的静安房管局承继)委托的房屋征收事务所承诺自行拆除涉案房屋，将涉案房屋交予房屋征收事务所。房屋征收事务所明知涉案房屋是共有产权房屋，水可淼没有获得其他产权人的授权，依然向其出具空房交接单，并于2014年1月7日将涉案房屋强行拆除，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因原闸北房管局应当对房屋征收事务所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故原闸北房管局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是违法的，并应承担法律责任。原审将水可淼认定为实际居住人并以其单方承诺作为裁判依据是错误的，违反了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认为：原闸北房管局系上海市原闸北区的房屋征收部门，有权依照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组织和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委托房屋征收事务所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之一水可淼在该户与房屋征收事务所协商补偿安置方案的过程中，作为实际居住人自愿将涉案房屋交予房屋征收事务所拆除，其目的是为减少该户的奖励费损失，有利于涉案房屋内的所有补偿安置对象的利益。原闸北房管局亦陈述，房屋拆除后并不影响水可兆、水文丽等继续协商补偿安置方案，不会因房屋拆除而导致补偿安置利益减损。在产权人之一的实际居住人水可淼自愿将涉案房屋交付拆除的情况下，房屋征收事务所拆除涉案房屋并无不当。综上，水可兆、水文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水可兆、水文丽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周宏伟审 判 员  邓永杰代理审判员  肖 宁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王慧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各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01民初5645号
原告:于航，男，196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被告：于萍，女，195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被告：于虹，女，1960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原告于航与被告于萍、于虹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5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航，被告于萍、于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原、被告三人平均分割于国樑的抚恤金、丧葬费共计175909.6元（需扣除已支出丧葬费4590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三人系于国樑、张丽所生子女，母亲张丽于2012年去世，父亲于国樑于2015年10月9日去世。于国樑生前由区老干部局服务管理，该单位支付抚恤金、丧葬费共计175909.6元，因原、被告对上述抚恤金、丧葬费分割未达成一致意见，故上述钱款尚仍保留在单位。于国樑去世后，被告于虹支付丧葬费4590元，因此原告同意将上述钱款中扣除于虹已支付的丧葬费后平均予以分割。
被告于萍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上述抚恤金、丧葬费中优先扣除于虹已支出的丧葬费，剩余金额三人平均分割。但前提是要求于虹将东城区帽儿胡同45号的户口迁走。
被告于虹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三人系姐弟关系，原、被告之母张丽于2012年去世，原、被告之父于国樑于2015年10月9日去世。于国樑去世后，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老干部局向其发放一次性抚恤金170909.6元、丧葬费5000元。因原、被告对分割尚存在争议，故上述款项仍未领取。于国樑去世后，被告于虹实际支出丧葬费共计4590元，原告于航、被告于萍均认可其未支出过丧葬费。
本院认为：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老干部局为于国樑发放的抚恤金系对于国樑死亡后给予逝者近亲属经济上的扶助与抚慰，原、被告作为于国樑的遗属均有权享有。现原告要求平均分割抚恤金，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于国樑去世的丧葬费用，亦应由全体遗属支付，现当事人均认可于虹实际支出了丧葬费4590元，其他原、被告均未支付，因此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老干部局为于国樑发放的丧葬费，应优先支付于虹已支付的丧葬费，剩余部分由原、被告平均分割。被告于萍辩称需由于虹解决户口迁移问题，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关系，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死者于国樑一次性抚恤金十七万零九百零九元六角、丧葬费五千元由原告于航分得五万七千一百零六元五角四分、被告于萍分得五万七千一百零六元五角四分、被告于虹分得六万一千六百九十六元五角二分。
案件受理费1909元，由原告于航负担636.4元（已交纳），被告于萍负担636.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被告于虹负担636.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龙琨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 景琪
书 记 员 康婧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豫民申30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西路*号*号楼。
法定代表人：白立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卫明，河南中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延召，男，汉族，1986年11月15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
委托代理人：孙希成，河南迅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翼，河南迅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职静，女，汉族，1984年5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邓州市。
委托代理人：孙希成，河南迅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翼，河南迅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王延召、职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1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
本院审查过程中，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以双方已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为由于2017年11月14日请求撤回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撤回再审申请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撤回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春娥
审判员 蒋瑞芳
审判员 李百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赵永利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吉24执异64号
异议人（利害关系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住所地：吉林省通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民，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秀君，男，汉族，住址：吉林省梅河口市，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金融部副主任。
申请执行人：国家开发银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原，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通钢集团敦化塔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敦化市。
法定代表人：王敏，董事长。
被执行人：吉林通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白山市。
法定代表人：吴波，董事长。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国家开发银行与被执行人通钢集团敦化塔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吉林通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异议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于2018年6月29日对本院冻结的被执行人通钢集团敦化塔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营业部账户162017441266号的存款37500000.00元，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异议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称，法院冻结的162017441266号账户资金系被执行人吉林通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案外人处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质押账户，冻结的保证金系被执行人吉林通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给我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我行对该保证金享有质押优先受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第九条“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如果金融机构已对汇票承兑或者已对外付款，根据金融机构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请求解除对被执行人吉林通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我行账号为162017441266账户的存款37500000.00元的冻结。
国家开发银行称，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未能证明该汇票与保证金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亦未能证明50000000.00元汇票已经支付完毕。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垫款50000000.00元时不是根据汇票分5笔垫款而是分10笔垫款不符合常理。3.通钢集团板石矿业公司若偿还该50000000.00元，则该保证金丧失保证功能，应继续冻结。4.75000000.00元汇票约定的保证金是22500000.00元，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支付保证金数额为30000000.00元，多支付的不应视为保证金。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的异议请求。
本院查明，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国家开发银行与被执行人通钢集团敦化塔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吉林通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2018）吉24执128号之四执行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吉林通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营业部账户162017441266号的存款37500000.00元。冻结期限为一年。
2016年12月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通化分行）与吉林通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钢矿业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161[2016]G1006的《授信额度协议》和编号为2161[2016]F2006的《保证金质押总协议》，约定中国银行通化分行同意向通钢矿业公司提供授信额度为499990000.00元。具体种类及金额如下：短期流动资金贷款300000000.00元整；银行承兑汇票额度199990000.00元整。2017年12月1日，双方签订编号为2161[2017]C1073的《电子商务汇票承兑协议》，约定通钢矿业公司于承兑前向中国银行通化分行缴存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30％，作为承兑保证金，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营业部，帐号为162017441266号。当日，双方又签订编号为2161[2016]F2006-7的《保证金质押确认书》，约定“本确认书项下保证金所对应担保的是编号为2161[2017]C1073的《电子商务汇票承兑协议》项下发生的债务，被担保债务本金金额为人民币75000000.00元，保证金金额为22500000.00元。”当日，中国银行通化分行承兑了通钢矿业公司签发的15张，金额合计75000000.00元的汇票。申请出票日期为2017年12月1日，到期日为2018年11月28日。
2017年7月17日，双方签订编号为2161[2017]C1030的《电子商务汇票承兑协议》和编号为2161[2016]F2006-7的《保证金质押确认书》。后一协议中约定“本确认书项下保证金所对应担保的是编号为2161[2017]C1030的《电子商务汇票承兑协议》项下发生的债务，被担保债务本金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0.00元，保证金金额为15000000.00元。”当日，中国银行通化分行承兑了通钢矿业公司签发的5张，金额合计50000000.00元的汇票。申请出票日期为2017年7月17日，到期日为2018年7月5日。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第九条“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如果金融机构已对汇票承兑或者已对外付款，根据金融机构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在本案中，在异议人中国银行通化分行按照与被执行人吉林通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约定已对汇票承兑的情况下本院冻结被执行人通钢矿业公司在异议人处的保证金账户中的保证金3750000.00元不当，异议人的异议成立，本院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本院（2018）吉24执128号之四执行裁定。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审判长 李燕峰
审判员 蔡银实
审判员 于 雷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周 莹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豫民申25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菊花，女，回族，1962年11月7日出生，住郑州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营业场所：郑州市黄河路中段26号中孚大厦。
负责人：祁伟，该支行行长。
再审申请人李菊花因与被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7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菊花申请再审称，李菊花与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建立了短暂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却没有按照事先的承诺兑现赠品，且其工作人员在李菊花与其沟通赠品一事时对李菊花进行恶意攻击，给李菊花造成了极大的身体伤害。李菊花在申诉期间花去的交通费、餐饮费等费用均与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依法应当得到赔偿。故李菊花依法申请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菊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存在违约或侵权行为，也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与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存在因果关系，生效判决据此驳回李菊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李菊花的再审申请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李菊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菊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春娥
审判员 蒋瑞芳
审判员 李百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赵永利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豫民申256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菊花，女，回族，1962年11月7日出生，住郑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营业场所：郑州市黄河路中段26号中孚大厦。负责人：祁伟，该支行行长。再审申请人李菊花因与被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7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菊花申请再审称，李菊花与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建立了短暂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却没有按照事先的承诺兑现赠品，且其工作人员在李菊花与其沟通赠品一事时对李菊花进行恶意攻击，给李菊花造成了极大的身体伤害。李菊花在申诉期间花去的交通费、餐饮费等费用均与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依法应当得到赔偿。故李菊花依法申请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菊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存在违约或侵权行为，也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与招商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存在因果关系，生效判决据此驳回李菊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李菊花的再审申请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李菊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菊花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春娥审判员  蒋瑞芳审判员  李百福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赵永利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豫民抗40号
抗诉机关：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本荣，男，汉族，1954年10月29日出生，住许昌市。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中新，男，汉族，1955年3月2日出生，住许昌市魏都区。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许昌日报嘉诚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许昌市八一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争鸣，该公司经理。
申诉人梁本荣因与被申诉人张中新、许昌日报嘉诚房地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许民终字第1592号民事判决，向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以豫检民（行）监〔2017〕4100000018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指令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王春娥
审判员 蒋瑞芳
审判员 李百福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谷丽娜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豫民申41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成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林州市采桑镇政府院**楼。
法定代表人：秦朋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从海，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玉英，女，汉族，1963年7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
再审申请人河南成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兴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张玉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8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成兴公司申请再审称，张玉英的户口本显示其为农村户口，张玉英所在的村委会及李埠口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其在郑州居住了一年以上。在张玉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城市居住和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的情况下，生效判决判令成兴公司按城镇标准向张玉英支付残疾赔偿金错误，故成兴公司依法申请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张玉英在一审时提交了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李埠口乡姜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显示张玉英夫妇在郑州打工已有5-6年。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李埠口乡人民政府在该证明上注明“属实”字样，并加盖了乡政府公章。生效判决依据该份证明，结合张玉英受伤时在成兴公司位于郑州市阳光城小区的工地上工作的事实，对张玉英请求的残疾赔偿金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成兴公司关于生效判决对张玉英的残疾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河南成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春娥
审判员 蒋瑞芳
审判员 李百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谷丽娜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陕71行初223号
原告陈明民，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贾国昌，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朋涛，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纺一路809号。
法定代表人苗志忠，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紫鹏，该区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冬杰，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灞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东城大道5919号。
法定代表人黄录，主任。
委托代理人魏芳信，该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倩，陕西秦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明民诉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灞桥区政府）、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灞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灞桥街办）土地征收违法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明民诉称，原告在灞桥街办邵平店村（以下简称邵平店村）有11.4亩承包土地。二被告在未告知原告征地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方式等信息，未对土地附着物进行调查确认，双方未达成征地补偿协议情形下，即对原告土地进行征收。2017年3月9日，原告通过向西安市国土资源局灞桥分局（以下简称国土灞桥分局）申请信息公开，获知其承包地系被二被告征收。原告认为：二被告征收其土地所依据的征地批复均已失效，二被告在未重新获批情况下，强制征收原告土地，违反了法律规定。另外，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不能达到保障原告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活有保障，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二被告在没有清点地上附着物、没有对附着物价值进行评估、没有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违法实施征地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故请求法院：确认二被告在未与原告达成协议情况下，既征收原告土地，又铲除原告果树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经本院当庭释明，原告将诉讼请求明确为：确认二被告在没有合法有效的征地批复情况下未重新报批进行征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经本院释明，原告坚持以此诉讼请求提起诉讼。
被告灞桥区政府辩称，1、土地征收和铲除果树属于两个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符合一事一诉原则；2、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本案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应由村集体或者过半数的村民提起行政诉讼；3、土地征收行为合法，所涉土地征收方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并经法定程序具体实施，原告所称征收批复失效无法律依据；4、所涉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标准合法；5、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已经全额拨付给邵平店村村委会，原告因自身原因未领取；6、灞桥区政府并未参与组织实施铲除原告果树的行为。综上，灞桥区政府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灞桥街办答辩称，1、征地批复主体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征地主体是灞桥区政府，具体实施单位是灞桥街办，原告的诉讼请求涉及多个行为，请求不明确；2、灞桥街办按照灞桥区政府和国土灞桥分局的指示和通知，严格依法进行邵平店村征地补偿及安置工作，行为不存在违法情形；3、灞桥街办征地补偿工作合法，涉案土地补偿费用已经支付给邵平店村村委会，原告拒绝领取。综上，灞桥街办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原告陈明民以灞桥区政府、灞桥街办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是“二被告在没有合法有效的征地批复情况下未重新报批进行征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该项诉讼请求指向的被诉行政行为并不明确。因为土地征收行为包括征收决定、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拆迁安置协议履行行为等一系列行政行为，从该项诉讼请求的表述中难以确定原告所诉的土地征收行为具体是指哪一个行政行为。原告提出的“二被告在没有合法有效的征地批复情况下未重新报批”仅是其认为被诉土地征收行为违法的理由，并非明确的具体行为，故本案诉讼请求仍属于不明确的状态。本院依法向原告释明，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但原告坚持原诉讼请求不予变更，致使法院审理不能。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陈明民的起诉。
本案诉讼费50元，退回原告陈明民。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睢 涛
代理审判员 周玲玲
代理审判员 陈泉池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 荣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陕71行初223号原告陈明民，男，汉族。委托代理人贾国昌，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谭朋涛，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纺一路809号。法定代表人苗志忠，区长。委托代理人张紫鹏，该区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冬杰，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灞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东城大道5919号。法定代表人黄录，主任。委托代理人魏芳信，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倩，陕西秦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明民诉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灞桥区政府）、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灞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灞桥街办）土地征收违法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明民诉称，原告在灞桥街办邵平店村（以下简称邵平店村）有11.4亩承包土地。二被告在未告知原告征地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方式等信息，未对土地附着物进行调查确认，双方未达成征地补偿协议情形下，即对原告土地进行征收。2017年3月9日，原告通过向西安市国土资源局灞桥分局（以下简称国土灞桥分局）申请信息公开，获知其承包地系被二被告征收。原告认为：二被告征收其土地所依据的征地批复均已失效，二被告在未重新获批情况下，强制征收原告土地，违反了法律规定。另外，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不能达到保障原告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活有保障，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二被告在没有清点地上附着物、没有对附着物价值进行评估、没有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违法实施征地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故请求法院：确认二被告在未与原告达成协议情况下，既征收原告土地，又铲除原告果树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经本院当庭释明，原告将诉讼请求明确为：确认二被告在没有合法有效的征地批复情况下未重新报批进行征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经本院释明，原告坚持以此诉讼请求提起诉讼。被告灞桥区政府辩称，1、土地征收和铲除果树属于两个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符合一事一诉原则；2、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本案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应由村集体或者过半数的村民提起行政诉讼；3、土地征收行为合法，所涉土地征收方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并经法定程序具体实施，原告所称征收批复失效无法律依据；4、所涉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标准合法；5、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已经全额拨付给邵平店村村委会，原告因自身原因未领取；6、灞桥区政府并未参与组织实施铲除原告果树的行为。综上，灞桥区政府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灞桥街办答辩称，1、征地批复主体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征地主体是灞桥区政府，具体实施单位是灞桥街办，原告的诉讼请求涉及多个行为，请求不明确；2、灞桥街办按照灞桥区政府和国土灞桥分局的指示和通知，严格依法进行邵平店村征地补偿及安置工作，行为不存在违法情形；3、灞桥街办征地补偿工作合法，涉案土地补偿费用已经支付给邵平店村村委会，原告拒绝领取。综上，灞桥街办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原告陈明民以灞桥区政府、灞桥街办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是“二被告在没有合法有效的征地批复情况下未重新报批进行征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该项诉讼请求指向的被诉行政行为并不明确。因为土地征收行为包括征收决定、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拆迁安置协议履行行为等一系列行政行为，从该项诉讼请求的表述中难以确定原告所诉的土地征收行为具体是指哪一个行政行为。原告提出的“二被告在没有合法有效的征地批复情况下未重新报批”仅是其认为被诉土地征收行为违法的理由，并非明确的具体行为，故本案诉讼请求仍属于不明确的状态。本院依法向原告释明，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但原告坚持原诉讼请求不予变更，致使法院审理不能。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陈明民的起诉。本案诉讼费50元，退回原告陈明民。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睢 涛代理审判员  周玲玲代理审判员  陈泉池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李 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新刑更67号
罪犯王亚男，男，199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监狱服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乌中刑一初字第6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亚男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涉案毒品及作案工具手机依法没收。被告人王亚男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2015）新刑一终字第1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交付执行。执行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监狱于2017年11月30日提出减刑建议，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审核，并于2018年3月27日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罪犯王亚男服刑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劳动积极肯干，罪犯王亚男于2016年6月27日、2016年11月22日、2017年5月22日获季度表扬奖励三次。上述事实清楚，有执行、监管机关移送的提请减刑建议书、罪犯减刑审核表、罪犯奖惩审批表、罪犯评审鉴定表等材料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王亚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二年以上，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二年有期徒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七十八条、第八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将罪犯王亚男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有期徒刑自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即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2040年6月19日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李 阿 丽
审判员 宋 振 芹
审判员 吾尔古丽·吐尔逊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 复 兴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6）琼96执135号
被执行人：朱海云，女，198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原籍海南省海口市。
本院依据（2015）海南一中刑一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执行被执行人朱海云没收个人财产及扣押在案财产一案中，依照《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和规范罚没物品管理的通知》，将随案移送的朱海云黑色直板三星手机一部、电子秤一台进行处置，上缴国库；函告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将扣押朱海云存放其帐户的款项上缴国库。经查，被执行人朱海云的银行存款、房地产、车辆等财产状况，未发现被执行人朱海云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目前本案不具备强制执行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发现被执行人朱海云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审 判 长 李达光
审 判 员 王海刚
审 判 员 宋 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 林尤煌
书 记 员 张 鹂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五百一十九条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依照前款规定终结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
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
（一）据以执行的刑事判决、裁定被撤销的；
（二）被执行人死亡或者被执行死刑，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三）被判处罚金的单位终止，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四）依照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免除罚金的；
（五）其他应当终结执行的情形。
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后，发现被执行人有隐匿、转移财产情形的，应当追缴。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6）琼96执135号被执行人：朱海云，女，198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原籍海南省海口市。本院依据（2015）海南一中刑一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执行被执行人朱海云没收个人财产及扣押在案财产一案中，依照《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和规范罚没物品管理的通知》，将随案移送的朱海云黑色直板三星手机一部、电子秤一台进行处置，上缴国库；函告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将扣押朱海云存放其帐户的款项上缴国库。经查，被执行人朱海云的银行存款、房地产、车辆等财产状况，未发现被执行人朱海云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目前本案不具备强制执行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发现被执行人朱海云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执行。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审 判 长 李达光审 判 员 王海刚审 判 员 宋 杰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林尤煌书 记 员 张 鹂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照前款规定终结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一）据以执行的刑事判决、裁定被撤销的；（二）被执行人死亡或者被执行死刑，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三）被判处罚金的单位终止，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四）依照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免除罚金的；（五）其他应当终结执行的情形。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后，发现被执行人有隐匿、转移财产情形的，应当追缴。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7）琼96执242号之一
被执行人：陈玄书，男，1983年10月10日出生，海南省定安县人，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定安县公安局逮捕。现在监狱服刑。
本院在执行被执行人陈玄书没收财产一案中，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陈玄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案目前暂无执行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审 判 长 袁华锋
审 判 员 李达光
审 判 员 王海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杨 智
书 记 员 吕 俊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五百一十九条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依照前款规定终结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7)琼96执242号被执行人：陈玄书，男，198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海南省定安县人，原住定安县龙河镇。犯贩卖毒品罪，现在监狱服刑。被告人陈玄书犯贩卖毒品罪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5日作出（2016）琼96刑初47号刑事判决，该判决第一项判处：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2017年8月3日立案执行该判决没收个人财产2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8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冻结、扣划被执行人陈玄书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20000元；或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价值的财产。（详见查封、扣押财产清单）。本裁定立即执行。审 判 员 袁华锋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法官助理 杨 智书 记 员 吕 俊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卖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第二百四十四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采取前款措施，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38被执行人无金钱给付能力的，人民法院有权裁定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裁定书应送达被执行人。采取前款措施需有关单位协助的，应当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裁定书副本一并送达有关单位。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豫民申223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通辽富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置业公司3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红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闫存东，内蒙古陈淑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莫凯夫，男，汉族，1960年11月27日出生，住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
委托代理人：刘育龙，河南新天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省大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林州市国家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盛唐大道东段。
法定代表人：张献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玉婷，该公司员工。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丛培有，男，汉族，1960年12月23日出生，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
再审申请人通辽富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森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莫凯夫、河南省大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公司）及一审被告丛培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5民终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富森公司申请再审称，（一）生效判决判令富森公司承担丛培有施工期间的外欠债务的主要依据是大成公司和富森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所签定的《协议书》，但该《协议书》已经被内蒙古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5民终548号民事判决所撤销，故本案生效判决依法应予纠正。（二）在通辽市世纪××小区××楼工程招标合同的签定中，丛培有是以大成公司的名义投标并签定合同的。在合同实际履行中，原材料的购买、施工人员的聘用、机械设备的租用、现场施工的管理等均是由丛培有个人负责实施的，丛培有系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变相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进行施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丛培有以大成公司名义与富森公司所签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辽市世纪明珠小区一期209#楼项目建设施工总承包工程补充合同》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本）》均为无效合同。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关于富森公司必须将施工款打入大成公司指定账户的约定当然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况下，生效判决判令富森公司承担丛培有施工期间外欠债务于法无据。（三）经通辽市众求司法会计鉴定所对世纪明珠209号楼工程项目进行财务审计和造价评估，丛培有骗取富森公司工程款1000余万元，该案正在刑事诉讼中。综上，富森公司依法申请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大成公司和富森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所签定的《协议书》并非本案生效判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且根据大成公司在再审审查时所提供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内民申1667号民事裁定书显示，内蒙古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5民终548号民事判决已因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提审而被中止执行。因此，富森公司以2013年7月17日的《协议书》已被内蒙古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5民终548号民事判决撤销为由申请再审依法不能成立。（二）大成公司与富森公司所签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辽市世纪明珠小区一期209#楼项目建设施工总承包工程补充合同》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本）》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生效判决认定以上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以上合同中均明确载明，如富森公司未将该项目工程款拨入大成公司指定的账户，则大成公司对该项目产生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租赁费等债务概不承担责任。此外，大成公司于2012年10月9日特意向富森公司发送了《关于通辽市世纪明珠209#楼工程款拨入专用账户的函》，再次强调富森公司必须将项目工程款拨入大成公司指定的账户，否则大成公司不对该项目所产生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在施工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富森公司却未按照合同约定将项目工程款拨入大成公司指定的账户，导致大成公司对涉案项目工程款的使用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管理。根据以上事实及合同约定，莫凯夫要求富森公司承担本案还款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富森公司以其与大成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为由主张富森公司不应对丛培有施工期间外欠债务承担责任于法无据，生效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三）关于丛培有是否骗取富森公司工程款的问题，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富森公司以该刑事案件正在诉讼中为由申请再审依法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通辽富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春娥
审判员 蒋瑞芳
审判员 李百福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谷丽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京02行终128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永惠，男，193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代理人赵三平，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后兵，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115号。
法定代表人谭玉梅，局长。
一审第三人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海北沿23号。
法定代表人柏树阳，董事长。
上诉人周永惠因诉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西城房管局）所作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西国土房管拆许字[2002]第62号续及变更，记载同意续期至2015年4月16日，记载签发日期为2014年10月17日，以下简称被诉拆迁许可证）违法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8）京0102行初31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周永惠向一审法院诉称：其不服西城房管局于2018年1月11日作出的西房裁字（2018）第1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以下简称1号裁决书），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经西城房管局在该案中提交证据，其才知道西城房管局作出被诉拆迁许可证。《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期限最长为1年。拆迁人在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未完成拆迁的，应当在期限届满15日前向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区、县国土房管局申请延期，延期不超过6个月。《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已于2011年11月9日废止，西城房管局在《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废止后仍然无原则的延续拆迁许可严重违法，应予撤销。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西城房管局作出的被诉拆迁许可证；诉讼费由西城房管局承担。
西城房管局向一审法院辩称，拆迁人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都地产公司）取得西国土房管拆许字[2002]第6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及续证，进行桃园危改项目建设。周永惠在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47号有私产房屋2间，房屋建筑面积23平方米，现场有正式户籍1户3人，分别是户主王丽华、周永惠、周菁，该房屋在拆迁范围内。拆迁人因未与周永惠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向西城房管局提出裁决申请。西城房管局于2018年1月11日作出1号裁决书并于2018年1月29日送达周永惠。周永惠的合法权益可通过对1号裁决书的合法性审查予以保护，故其撤销被诉拆迁许可证的诉讼请求已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裁定驳回周永惠的起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不能就拆迁补偿安置达成协议，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就补偿安置进行裁决后，被拆迁人的权益可以通过对补偿安置裁决的合法性审查予以保护，故对被拆迁人针对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许可证等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西城房管局已于2018年1月11日作出了1号裁决书，周永惠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对1号裁决书的合法性审查予以保护，故其针对被诉拆迁许可证提起的行政诉讼，已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周永惠起诉。
周永惠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周永惠起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上诉人不服拆迁行政许可延续登记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上诉人具有就拆迁许可延续登记行为申请司法审查的权利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经审理查明，因西都地产公司与周永惠就拆迁补偿安置问题未能达成协议，经西都地产公司申请,西城房管局已于2018年1月11日就西都地产公司与周永惠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作出了1号裁决书。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西城房管局已就周永惠相关拆迁事宜，于2018年1月11日作出了1号裁决书，周永惠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对1号裁决书的合法性审查予以保护，在此情形下,周永惠针对被诉拆迁许可证提起的本案诉讼，已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周永惠的起诉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周永惠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元
审判员 王 琪
审判员 孙轶松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高 元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京02行终128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永惠，男，193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赵三平，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后兵，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115号。法定代表人谭玉梅，局长。一审第三人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海北沿23号。法定代表人柏树阳，董事长。上诉人周永惠因诉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西城房管局）所作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西国土房管拆许字[2002]第62号续及变更，记载同意续期至2015年4月16日，记载签发日期为2014年10月17日，以下简称被诉拆迁许可证）违法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8）京0102行初31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周永惠向一审法院诉称：其不服西城房管局于2018年1月11日作出的西房裁字（2018）第1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以下简称1号裁决书），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经西城房管局在该案中提交证据，其才知道西城房管局作出被诉拆迁许可证。《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期限最长为1年。拆迁人在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未完成拆迁的，应当在期限届满15日前向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区、县国土房管局申请延期，延期不超过6个月。《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已于2011年11月9日废止，西城房管局在《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废止后仍然无原则的延续拆迁许可严重违法，应予撤销。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西城房管局作出的被诉拆迁许可证；诉讼费由西城房管局承担。西城房管局向一审法院辩称，拆迁人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都地产公司）取得西国土房管拆许字[2002]第6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及续证，进行桃园危改项目建设。周永惠在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47号有私产房屋2间，房屋建筑面积23平方米，现场有正式户籍1户3人，分别是户主王丽华、周永惠、周菁，该房屋在拆迁范围内。拆迁人因未与周永惠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向西城房管局提出裁决申请。西城房管局于2018年1月11日作出1号裁决书并于2018年1月29日送达周永惠。周永惠的合法权益可通过对1号裁决书的合法性审查予以保护，故其撤销被诉拆迁许可证的诉讼请求已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裁定驳回周永惠的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不能就拆迁补偿安置达成协议，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就补偿安置进行裁决后，被拆迁人的权益可以通过对补偿安置裁决的合法性审查予以保护，故对被拆迁人针对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许可证等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西城房管局已于2018年1月11日作出了1号裁决书，周永惠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对1号裁决书的合法性审查予以保护，故其针对被诉拆迁许可证提起的行政诉讼，已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周永惠起诉。周永惠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周永惠起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上诉人不服拆迁行政许可延续登记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上诉人具有就拆迁许可延续登记行为申请司法审查的权利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经审理查明，因西都地产公司与周永惠就拆迁补偿安置问题未能达成协议，经西都地产公司申请,西城房管局已于2018年1月11日就西都地产公司与周永惠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作出了1号裁决书。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西城房管局已就周永惠相关拆迁事宜，于2018年1月11日作出了1号裁决书，周永惠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对1号裁决书的合法性审查予以保护，在此情形下,周永惠针对被诉拆迁许可证提起的本案诉讼，已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周永惠的起诉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周永惠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元审判员 王 琪审判员 孙轶松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高 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新刑更61号
罪犯杨华国，曾用名ＸＸ，男，198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大足县。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监狱服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5日作出（2014）阿中刑初字第1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华国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在案甲基苯丙胺（冰毒）801.49克依法收缴。本案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交付执行。执行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监狱于2017年12月22日提出减刑建议，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审核，并于2018年3月27日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罪犯杨华国服刑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劳动积极肯干，罪犯杨华国于2015年3月18日、2015年7月17日、2015年11月17日、2016年3月17日、2016年8月8日、2016年12月12日、2017年7月10日获季度表扬奖励七次。上述事实清楚，有执行、监管机关移送的提请减刑建议书、罪犯减刑审核表、罪犯奖惩审批表、罪犯评审鉴定表等材料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杨华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二年以上，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二年有期徒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七十八条、第八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将罪犯杨华国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有期徒刑自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即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2040年6月19日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李 阿 丽
审判员 宋 振 芹
审判员 吾尔古丽·吐尔逊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 复 兴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湘民申354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银河，男，197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祁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智，湖南征雁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匡美香，女，196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祁阳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谢美玉，女，1967年6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祁阳县。
再审申请人李银河、匡美香因与被申请人谢美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2017）湘11民终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李银河、匡美香请求撤销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2016）湘1121民初2418号民事判决和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1民终455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遗漏事实。在该民间借贷案件中，李银河向谢美玉及其配偶刘明华借款，刘明华及其子刘志杰均认可李银河已偿还了谢美玉、刘明华借款利息26.7万元，但人民法院将该民间借贷案分拆成两个案件，在审理刘明华作为原告的案件中，认为该笔利息款已偿还给谢美玉，而在审理谢美玉的案件中，又认为该笔利息款偿还给了刘明华。这样，26.7万元均未计算在已还利息中。二、2017年4月1日找到了一笔新的还款证据，即2015年2月18日通过李银河的朋友转账给谢美玉的儿子刘志杰20000元，该笔款项并未计算在原来的还款中，有新证据证明已还款项应重新计算。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李银河虽出具了两笔借款20万元的借条，但真实借款的只有一笔19万元，有1万元是谢美玉还李银河的借款，另一笔20万元系李银河代谢美玉的配偶刘明华（借款时两人已离婚）向谢美玉借款，事后该款也是由刘明华支配使用。
谢美玉提出意见称，1.26.7万元利息从未否认过，但已由计算偿还刘明华的借款中，不存在均未计算的情况，是李银河对判决书理解有误。2.一、二审判决书对关于两笔20万元进行了详细质证，并且判决书对此进行了认定。李银河主张刘明华实际使用了该款不符合常理，也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李银河用刘明华的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认为用其身份信息办卡有可能被冻结，因李银河对外债务太多，且李银河已在一、二审认可了账户是其开设的，密码和电话均是李银河的，且这些证据都经过了他质证并认可，并且李银河签字认可了该笔债务。如果不是由其使用，李银档不会签字认可该债务。
本院经审查认为，李银河、匡美香提出再审主要是两笔款项有异议：第一笔是26.7万元，第二笔是20万元。本院对此分析如下：
一、26.7万利息款是否在两个案件中均未计算的问题。经审查，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2016）湘1121民初625号民事判决已确认“二被告（李银河、匡美香）于2013年12月20日至2015年1月23日共支付利息267000元。原、被告（刘明华、刘志杰）双方于2015年2月16日进行结算，立据了一张1000000的借条，双方约定按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同时，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2016）湘1121民初2418号民事判决也确认26.7万元的利息双方已在2015年2月16日结清利息并在借条上注明时效。故李银河主张支付的26.7万元利息均未计算在两个案件中没有依据。
二、20万元是否实际发生的问题。关于向谢美玉借款20万元的过程，李银河陈述其在出具了20万元的借条后，刘明华和李银河一起去银行，李银河用刘明华的身份证办理了银行账户，20万元款项转到该账户，李银河并未实际支配该笔20万元。从其陈述来看，李银河并未实际使用该款，但李银河出具了欠条，并在一、二审审理时并未否认由其持有银行卡和密码及实际占有该欠款，因此不能否认李银河与刘明华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故李银河主张此笔20万元借贷关系并未发生不能成立。其中关于一笔1万元的借款系谢美玉的还款问题，李银河也未提供此1万元系谢美玉还款的证据，因此，该主张也不能成立。
另外关于李银河主张有还款2万元的新的证据的问题。经审查，李银河提供的还款新证据系案外人第三人还款给案外第三人的证据，且其未提供此两案外第三人之间是否有其他经济往来，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此笔2万元的转账记录是用于清偿债务。故李银河主张有新证据的事实无法确定。同时，李银河主张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但其并未提出未经质证的证据，而是认为关于两笔20万元的款项的事实未经查清，因此，其主张有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不能成立。
综上，李银河、匡美香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李银河、匡美香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曾志红
审判员 陈盎然
审判员 陈梦群
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
书记员 胡翔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