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20民终2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1，男，194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2，女，194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3，女，195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子金，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4，男，1960年9月26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现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某5，女，1944年4月25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住澳门。
原审被告：吴某6，男，195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原审被告：吴某7，女，1963年5月10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住澳门。
上诉人吴某1、吴某2、吴某3因与被上诉人吴某4，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吴某7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张民一初字第1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吴某1、吴某2、吴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2014年4月25日继承协议书中“经济合作社股权，同意全数转赠给吴某4”的约定。事实与理由：一、该协议书是在吴某4趁被继承人陈信莲去世后三天，全部继承人处理其身后事宜时提出，吴某1等人因怕争吵导致邻里议论、笑话，遂由吴某1要求其他兄弟姐妹签名而产生，并非吴某1等三人的内心本意。二、继承协议书第一条的签订程序不合法。陈信莲去世后，其名下所有遗产均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经合社股权也属于遗产。只有在吴某1等人获得了该股权的继承权后才能将该份额转赠给他人，也就是说，吴某1等人在没有获得涉案股权的情况下，这种转赠行为无效。三、一审认定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本案实系赠与合同纠纷。四、继承协议书的前后内容矛盾，说明签订时并非吴某1等人本意。在反对签名一栏“股份分红由吴某1代签收”与第一条“同意全数转赠给吴某4”相矛盾。如果兄弟姐妹对此没有异议，完全可以让吴某4去签收，无需特别注明。说明吴某1等人并非将涉案股权赠与吴某4。五、继承协议书签订后的四个月股份1600元由吴某1代为签收后，全部兄弟姐妹都有分到并签名确认平分，包括吴某4在内。六、吴某1等人不同意按一审法院处理意见，也表明了当时继承协议书签订时的情况，且在后来领取1600元时，吴某1等三人对继承协议书行使了撤销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吴某1等人已行使撤销赠与。
吴某4辩称，一、陈信莲去世后，七兄弟姐妹经商量，一致同意陈信莲名下的存款、现金不予分配以备今后祭祖之用，并由吴某5、吴某7保管。考虑到吴某4随父母生活久、付出多，协商同意陈信莲在村里的股份由吴某4继承，才有了继承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七人当时均为成年人，对协议书内容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吴某4也不可能强迫其他六人签名。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规定，陈信莲无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应按法定继承办理。本案继承协议书就是根据该法第十五条规定，对陈信莲遗产协商一致的结果，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三、本案系因继承而产生的纠纷，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一审法院定性准确。继承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不能理解为赠与，而应是七当事人对陈信莲遗产协商处理的结果，不能理解为吴某1等人所称的赠与，故不存在所谓的撤销赠与问题。
吴某5、吴某6、吴某7二审期间未发表陈述意见。
吴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继承协议书有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信莲于2014年4月11日在广东省中山市死亡，育有七子女，即吴某2、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3、吴某4、吴某7。2014年4月25日，吴某2、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3、吴某4、吴某7签订继承协议书，约定：“一、（陈信莲）遗下所有现金由七兄弟姐妹共同拥有，余下经济合作社股权，同意全数转赠给吴某4；二、现金必须作日后扫墓、粉饰祖坟、兄弟姐妹团聚及在特殊情况下一致同意帮助有困难的至亲之用；三、现金委托吴某5、吴某7代理及保管，权限包括收发书文及支取款项；四、每位持份者有权赞成或反对，但必须签名，拒签者视作反对；五、七份持份者中一人反对，事件将变成争产，争产者有权争回其中一份。”上述协议书中“赞成签名”一栏均有吴某2、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3、吴某4、吴某7的签名，在“反对签名”一栏吴某1写有“般份分红由吴某1代签收”字样。
一审庭审中，吴某4与吴某1一致确认，继承协议书的原件由吴某1持有，其余6人仅持有复印件，后吴某1将该继承协议书交由火炬开发区窈窕村村委会（以下简称窈窕村委会）存档，因该份继承协议书中手写的“般份分红由吴某1代签收”中的“般份分红”存在错误，在存档时吴某1将该“般份分红”修改为“股份分红”并捺印确认，并存档于窈窕村委会；吴某1就“反对签名”处的手写字样称，当时为了平复吴某4的心情，所以叫其他兄弟姐妹签名确认，但是吴某1是反对的，故在“反对签名”处备注手写字样。吴某4回应称，吴某4在“反对签名”处备注的手写字样只是注释，并不是反对继承协议书的内容。
2014年5月15日，吴某2、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3、吴某4、吴某7共同作出以下声明：“1.陈信莲于二○一四年四月十一日死亡，死亡后遗有存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金怡支行的存款[账号：44×××28；户名：陈信莲]。上述个人财产为陈信莲的遗产。2.陈信莲与吴帝寿（于二○○○年八月四日死亡）是夫妻关系，且均只结过一次婚，共生育七个子女，即吴某2、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3、吴某4、吴某7。陈信莲、吴帝寿除上述子女外均无其他子女。陈信莲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3.陈信莲生前没有立遗嘱处分上述遗产，也没有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处分上述遗产。4.吴某2、吴某5、吴某6、吴某3、吴某4、吴某7均表示自愿全部放弃对上述遗产的一切继承权利，由吴某1一人继承上述遗产。5.至今没有人对上述财产的权属提出异议，也没有人对吴某1一人继承上述遗产提出异议。”2014年6月10日，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公证处（以下简称火炬公证处）出具（2014）粤中火炬第4633号公证书，证明吴某2、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3、吴某4、吴某7于2014年4月15日在前述的《声明书》上签名、捺指印。同日，火炬公证处出具（2014）粤中火炬第4634号公证书，证明陈信莲遗留的存于邮政银行金怡支行的存款由吴某1一人继承。后吴某1将陈信莲账号（44×××28）中的存款悉数取出并给配到其余6个兄弟姐妹。因吴某2、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3、吴某4、吴某7就如何处置陈信莲遗产的问题上协商未果，窈窕村委会冻结了陈信莲的股份分红。吴某4遂于2015年12月18日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
一审诉讼期间，当事人明确继承协议书中所指的现金与《公证书》中所指的邮政银行金怡支行的存款系同一笔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吴某2、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3、吴某4、吴某7作为陈信莲的法定继承人，有权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被继承人陈信莲的遗产分配作出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各方当事人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的继承协议书是否有效。从继承协议书的书面内容来看，吴某2、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3、吴某4、吴某7均在“赞成签名”处签名，虽然吴某2、吴某1、吴某3辩称系在吴某4威逼利诱的情况下签字，但该三人并未就该辩称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认定该三人赞成继承协议书的内容，推定继承协议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继承协议书中关于处理陈信莲遗产的内容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履行。后吴某2、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3、吴某4、吴某7又以公证的方式对陈信莲的遗产中的银行存款部分的处理重新进行约定，该约定应视为各方当事人对处理陈信莲的遗产中的银行存款达成的新的合意，是对该份继承协议书的修正，亦合法有效。因此，对各方当事人关于遗产处理的前后两份合意中的相冲突的部分内容，即关于陈信莲遗产中的银行存款的处理问题，公证书的效力优于前份继承协议书的效力，但公证书中未对陈信莲在经济合作社股权的遗产作处理，因而在继承协议书中关于该股权遗产分配的协议内容继续有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继承协议书部分有效，即继承协议书中对“经济合作社股权，同意全数转赠给吴某4”的约定有效；二、驳回吴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吴某4已预交），由吴某1、吴某5、吴某2、吴某6、吴某3、吴某7负担（吴某1等六人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吴某4）。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调查期间，吴某1、吴某2、吴某3称，其在继承协议书的“反对”栏写上股份由其代收，就表明其是反对的；当时如果明确表示反对就可以拿回自己的一份，由于有其他人在场，所以不想丢脸，没有在“反对”栏签名；协议是无效的，因为协议并不代表吴某1、吴某2、吴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签订协议书后的五个月股份分红都是七人平分的，吴某4当时也没有提出异议；明确上诉意见为主张继承协议书无效，撤回上诉意见第六点关于撤销赠与的事实与理由；因为村委会只要求有七人签名即可，至于协议书内容如何并不理会，所以吴某1将协议交给村委会只是为了证明七人已经签过名了，不代表吴某1等人确认继承协议书的内容；由于公证时是为了公证被继承人陈信莲的现金财产，所以没有公证股权处理问题，吴某1拿到股份分红后也是平分给各人的，包括公证书上注明吴某1是唯一继承人，但吴某1也是平分给大家的；继承协议书是在陈信莲去世后，吴某1让其他兄弟姐妹签名的，为的是家丑不可外扬，协议无效。
本院认为，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被继承人陈信莲于2014年4月11日死亡后，现无证据证明陈信莲生前存在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其名下的存款与股权应作为遗产，由其子女即吴某1等七当事人进行法定继承。2014年4月25日，本案七当事人在亲友在场的情况下，订立涉案继承协议书，约定遗产中的存款由七人共有，股权转赠给吴某4。该“转赠”的内容实系各法定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继承开始后，对自己有权继承份额的处分意见，即为遗产分割协议，而非吴某1等人所称的赠与。吴某1、吴某2、吴某3一审期间以及上诉意见均以受威逼利诱而签订该协议书，即主张涉案协议应予撤销，但撤销权是一种形成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撤销权的行使应以提起诉讼或仲裁的形式积极主张，诉讼中的消极抗辩不能作为撤销权的有效行使方式。况且吴某1等人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继承协议书，在本案中才提出撤销问题，亦明显超出了一年法定的除斥期间。一审对吴某1等人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并认定该协议系各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二审期间，吴某1、吴某2、吴某3改称该协议因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属无效，理由是，当时为了不让家丑外扬，故在“赞成”处而非“反对”处签名，其后公证时也因为没有涉及股权问题而未对此进行公证，实际上七人对股权平分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本案各当事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相当的社会阅历，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应有充分了解，吴某1等人在协议书已明确约定各继承人可以明确反对、或以拒签形式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仍在“赞成”处签名，应承担此行为的相应后果。从常理而言，吴某1不仅本人在“赞成”处签名，而且要求其他兄弟姐妹均在“赞成”处签名。此行为从一般生活常理考量，不仅意味其不表示反对，而且还是以积极行动表明对继承协议书内容的支持。至于吴某1在“反对”处注明的意见，从字义与协议内容来说，尤其“由吴某1代签收”中的“代”字明显只是赋予吴某1代为收取股份分红的权利，难以让人领会出吴某1所称的此即表明其对继承协议书内容表示反对的意见。
第二，吴某1等人称因受吴某4胁迫而在协议书上签名，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亦与其所称的亲友在场见证在情理上相悖，也不符合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解决问题的通常做法。即使如吴某1等人所称，当时有亲友在场，不想让亲友知道其家里的纷争情况，则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吴某1作为兄长，基于顾及家族声誉、兄弟情谊考虑，完全可以在亲属长辈的见证下，要求吴某4延后解决遗产争议，或者事后再在私下场合另行商议，或者从解决问题角度考虑，干脆按协议所载方式表达反对意见。而吴某1在本案中先是要求兄弟姐妹签名，后是对继承协议内容完全不予理会，此行为无疑相当于在亲友的见证下白纸黑字地固定了各当事人同意涉案股权由吴某4继承的意思表示，事后亦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应自行承担相应不利后果。
第三，如前所述，如吴某1等人认为协议书无效或可撤销，至少应在当时或事后，向特定或不特定的人，以一定的积极或消极方式予以主张。但综观本案来看，吴某1等人在签订继承协议书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并未以任何方式向亲友或村委工作人员就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提出过异议，在其后的公证书中亦未对股权事项进行处理。吴某1等人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协议书存在无效、可撤销情形，亦无证据证明截至本案起诉前，曾明确提出过异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吴某1收取分红后平分给各当事人、吴某4未提出异议的行为，亦仅能证明吴某4对该均分股权分红行为的确认，在没能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此行为不能说明吴某4作为遗产分割协议的唯一受益人，以自己的行为默示同意变更协议关于股权分红的方案，吴某4此后主张异议、窈窕村委会冻结股权分红的行为亦可以合理印证。
综上所述，涉案继承协议书应认定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吴某1、吴某2、吴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吴某1已预交），由吴某1、吴某2、吴某3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玲
代理审判员 吴碧英
代理审判员 吴合波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罗海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