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1民终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菊英，女，1950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海燕，广西灵丰（平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新花，女，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武志，男，1985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春序，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蒙仕强，男，198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上诉人谭菊英因与被上诉人邓新花、彭武志、蒙仕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8）桂1102民初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谭菊英上诉请求：撤销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8）桂1102民初83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1.贺州中院（2018）桂11民终21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被上诉人彭武志与邓新花开办的原贺州市八步大富豪食品批发部存在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本案应为彭武志在执行工作中发生的交通事故。2.上诉人与邓新花达成的赔偿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是“苏海童因工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因苏海童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民事责任方面。1.认定蒙仕强仅承担10%责任理由不清晰，责任过低，应当予以调整。2.本案系侵权赔偿与工伤赔偿存在竞合的情形，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劳动者在工伤保险赔偿和民事侵权赔偿之间只能“择一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上诉人基于交通事故的民事侵权向邓新花提出的赔偿主张没有违反法律规定。3.根据赔偿协议第四条约定，上诉人有权向交通事故当事人彭武志、蒙仕强及自卸货车及两事故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上诉人并没有放弃对彭武志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至于彭武志的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是承担方式的问题，并不是放弃请求权的约定。邓新花应基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承担彭武志因执行工作任务给上诉人造成的交通事故损害民事赔偿责任；三、如上诉人仅获得和245000元及蒙仕强承担的145975元，合计390975元，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实际损失649750元赔偿金二者相差甚远，不符合常理，也显失公平。
被上诉人邓新花辩称：关于苏海童的死亡赔偿问题，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当时上诉人几个亲戚、邻居等都在场，答辩人已经尽到了赔偿责任，上诉人不应再要求其赔偿。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彭武志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蒙仕强未提出答辩意见。
谭菊英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蒙仕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110000元，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由被告彭武志、邓新花按7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362626元，由被告蒙仕强按3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155411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5日，彭武志驾驶桂Ｊ×××××号轻型厢式货车搭载苏海童由八步往黄洞方向行驶，当日9时许，该车行驶至国道323线697公里+610米处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由被告蒙仕强驾驶的陕Ｅ×××××号自卸低速货车发生碰撞后侧翻，造成彭武志与苏海童受伤，两车损坏及货物损毁的道路交通事故。苏海童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2017年6月5日11时50分死亡。事故经贺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处理并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彭武志驾驶载物不符合核定的载质量、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轻型厢式货车上道路行驶，并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过错行为对此次事故发生起的作用大，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蒙仕强驾驶载物不符合核定的载质量的过错行为在事故中的严重程度及所起的作用小，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苏海童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不承担此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苏海童被送往贺州市中医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苏海童殁年37周岁，事故发生前其未婚未育。原告谭菊英（事故发生时年满66周岁）与苏亚旺（于2002年已去世）系夫妻关系，其二人共同生育包括苏海童在内的子女六人。苏海童及原告均系广西农村居民，居住于，该地在城镇规划范围之内。2016年4月至2017年1月，苏海童在惠州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工作；2017年2月至事故发生时，苏海童受雇于邓新花经营的个体批发部从事货物运输的工作。被告彭武志系受雇于被告邓新花，并在从事雇请事务过程中发生本案事故，其所驾驶的肇事车辆系被告邓新花所有。被告蒙仕强持有准驾车型为C1的机动车驾驶证，其系陕Ｅ×××××号自卸低速货车的实际所有人，事故发生时该车未投保有交强险。另查明，事故发生后，原告谭菊英与被告邓新花就苏海童因本次事故死亡一事达成赔偿协议，约定：由邓新花一次性赔偿谭菊英因苏海童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等所有一切经济损失合计245000元整，谭菊英收到赔偿款后不能以任何理由再向邓新花及其家人提出任何赔偿，双方互不追究。现被告邓新花已按协议约定向谭菊英支付全部245000元赔偿款。
原审法院认为，一、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彭武志驾驶载物不符合核定的载质量、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即该车制动系不符合ＧＢ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要求）的轻型厢式货车上道路行驶，并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过错行为对此次事故发生起的作用大；蒙仕强驾驶载物不符合核定的载质量、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该车制动灯不符合ＧＢ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要求）的过错行为在事故中的严重程度及所起的作用小；苏海童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交警部门据此认定彭武志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蒙仕强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苏海童不承担此事故责任并无不当，该院予以确认。蒙仕强作为其所驾驶的陕Ｅ×××××号车的实际所有人，有义务为该车辆投保交强险，但却未予投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原告主张其损失由被告蒙仕强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被告蒙仕强辩称其不是投保义务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对其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原告的损失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该院根据各当事人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以及本案实际确定：由被告彭武志承担90%的赔偿责任，由被告蒙仕强承担10%的赔偿责任。被告彭武志系受被告邓新花雇请，其二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且本次事故系发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被告彭武志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依法由被告邓新花承担。但由于原告谭菊英与被告邓新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于事故发生后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约定“由邓新花一次性赔偿谭菊英因苏海童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等所有一切经济损失合计245000元整，谭菊英收到赔偿款后不能以任何理由再向邓新花及其家人提出任何赔偿，双方互不追究”。该协议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系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双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该协议。现被告邓新花已按协议约定向谭菊英支付全部245000元赔偿款。本案中，原告再向被告邓新花主张赔偿责任，有违双方所签订的赔偿协议的约定，该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二、赔偿标准和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及参照2017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该院对原告的损失数额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566480元（28324元/年×20年，受害人苏海童虽系农村居民，但其居住地已属于城镇规划范围，且其于事故发生前一年以上均系在城镇工作，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更为合理。对原告的该项主张，该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30120元（5020元/月×6个月）；3、被扶养人生活费21712元（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21712元未超出该院依据法律规定核定的数额，该院予以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未超出合理数额，该院予以支持）；5、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938元（原告主张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938元未超出合理范围，该院予以支持）；6、交通费500元（原告亲属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其处理本次事故及丧葬事宜确需支出必要交通费，其主张交通费500元未超出合理范围，该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各项损失合计649750元。本次事故造成原告亲属苏海童死亡以及彭武志受伤，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限额110000元应合理分配，由于彭武志还未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预留相应份额，结合本案实际，该院预留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限额20000元给本次事故另一伤者彭武志。原告的上述损失均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余额90000元（限额110000元-预留20000元）项下，被告蒙仕强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余额项下赔偿原告90000元。原告的损失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559750元（649750元-90000元），按该院上述确定的责任比例由被告蒙仕强承担55975元（559750元×10%）。综上，被告蒙仕强应赔偿原告145975元（90000元+55975元）。综上所述，判决：一、被告蒙仕强赔偿原告谭菊英各项损失145975元。二、驳回原告谭菊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0元，减半收取1620元（原告预交1620元），由原告谭菊英负担1220元，由被告蒙仕强负担400元。
二审中，上诉人、三被上诉人均未提供有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除漏认定“被上诉人邓新花、彭武志之间为劳动合同关系”，以及认定赔偿协议约定“由邓新花一次性赔偿谭菊英因苏海童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表述不准确，应为“由邓新花一次性赔偿谭菊英苏海童因工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之外，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谭菊英与被上诉人邓新花于2017年6月16日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赔偿协议是对上诉人因苏海童死亡造成全部经济损失的概括性赔偿还是仅就工伤问题进行赔偿。
本院认为，本案赔偿协议是上诉人谭菊英及其女儿、亲属在与被上诉人邓新花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自愿签订的，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协议约定。
关于本案赔偿协议是对全部经济损失的概括性赔偿还是仅为工伤赔偿问题，本院认为，综合全案事实，本案赔偿应为对全部经济损失的概括性赔偿。理由如下：
其一，本案肇事司机之一，即被上诉人彭武志为邓新花雇请的司机，其与死者苏海童属于同一用人单位，即原贺州市八步大富豪食品批发部聘请的员工。彭武志在执行食品批发部指派的运输任务时，其行为代表着用人单位，其身份并非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因此，本案缺乏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向被上诉人彭武志主张权利的前提。
其二，对于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是否能够获得双份赔偿问题，司法实践中本身存在较大争议。基于此，2010年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对受害者是否可以同时获得工伤赔偿与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并未进行明确。因此，即使上诉人主张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但是对于上诉人是否可以同时从被上诉人邓新花处获得交通事故责任赔偿和工伤赔偿双份赔偿，在法律适用上仍存在不确定性，有较大的诉讼风险。
其三，从协议第四条“甲方（注：上诉人谭菊英）有权向交通事故当事人彭武志、蒙自强、陕Ｅ×××××号自卸货车及两事故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如有多少赔偿款都由甲方所有，与乙方（注：被上诉人邓新花）无关”以及第五条“甲方收到乙方赔偿款后不能以任何理由再向乙方及家人提出任何赔偿，双方互不追究”约定看，双方在协商之时，已经考虑到了“因工”和“交通事故”两方面因素。在上诉人对交通事故索赔问题（能否索赔、索赔金额为多少）作出风险自担以及收到乙方赔偿款后不能以任何理由再向乙方及家人提出任何赔偿的承诺之后，被上诉人邓新花相应的作出了向上诉人一次性赔偿245000元的承诺。结合上述赔偿款的履行方式、期限（签订协议时当天一次性付清）看，赔偿协议已综合考虑了诉讼风险、执行风险等各方面因素，为邓新花及其家人对苏海童死亡问题的概括性赔偿。从赔偿金额看也并未显失公平。因此，在被上诉人邓新花依照协议履行赔偿义务后，双方之间就苏海童死亡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全部消灭。上诉人在收到一次性赔偿款后，违反协议约定再次向被上诉人邓新花主张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赔偿责任划分是否合理问题。本案事故是被上诉人彭武志驾驶轻型厢式货车追尾同向行驶的、由被上诉人蒙仕强驾驶的自卸货车所致，被上诉人彭武志对于事故发生的责任明显更大。原审在综合被上诉人彭武志、被上诉人蒙仕强各自的过错及导致事故发生的作用大小，认定被上诉人彭武志承担90%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蒙仕强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分析，上诉人谭菊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主要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10元（上诉人谭菊英已预交），由上诉人谭菊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雳峰
审 判 员 黄灵峰
审 判 员 陈小坤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常国慧
书 记 员 曾俊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