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6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立，男，1971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潘建明，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立明，男，197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万丽娜，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沈亚锋（曾用名沈亚峰），男，1978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上诉人刘建立因与被上诉人潘立明及原审第三人沈亚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6）浙0185民初3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7月12日，因资金周转需要，经沈亚锋介绍，刘建立向潘立明借款200000元，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刘建立为此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潘立明现金贰拾万元正（200000元），7月22号归还”。2014年7月23日，刘建立向沈亚锋支付款项200000元，沈亚锋向刘建立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收到刘建立还潘立明人民币200000元”，沈亚锋的该收款行为无潘立明的委托授权。另，案件审理过程中，据双方陈述，刘建立在出具上述借条前曾写过另一借条，两份借条的区别在于出借人处，关于重写借条的原因，潘立明陈述是因为刘建立写第一份借条时把潘立明的“明”字写成了“民”字，刘建立陈述是因为第一张借条把出借人写成了沈亚锋，沈亚锋要其改为潘立明，其才重写的借条。2016年7月5日，潘立明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刘建立立即归还原告借款2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建立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二：一是案涉借款合同关系的出借人是谁？二是刘建立提出借款已经归还的抗辩意见是否成立？关于案涉借款合同关系的主体。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条是证明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借贷事实的重要书证，具有很强的证明力。潘立明为证明刘建立向其借款200000元，向该院提交借条一份，刘建立对借条系其出具并无异议。该借条中，刘建立向潘立明借款200000元的意思表示清楚，无证据证明刘建立在出具借条时存在受胁迫、欺诈、恶意串通等情形，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刘建立提出该款系向沈亚锋所借、出借人并非潘立明，但其在庭审中亦陈述曾因出借人姓名的原因重新书写借条，不论此前作废的借条中出借人是如刘建立所称的沈亚锋，还是如潘立明所说的写错了潘立明名字，在刘建立正式出具出借人为潘立明的借条并且收到潘立明提供的借款后，应予认定潘立明和刘建立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已依法成立并生效。故刘建立辩称其未向潘立明借款的意见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刘建立作为借款人，依法负有按照约定向出借人潘立明归还借款的义务。刘建立在庭审答辩时提出借款时曾预扣利息6000元的意见，仅有利害关系人沈亚锋的证言，证据不足，该院亦不予采信。关于刘建立提出借款已经归还的抗辩意见。刘建立为证明其抗辩主张的已经还款的事实，向该院提交了沈亚锋出具的收条以及潘立明手机中与沈亚锋来往的短信记录，潘立明对刘建立主张的事实予以否认，并认为其没有委托沈亚锋代收款项，如果刘建立将款项交给沈亚锋，风险由刘建立自负。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刘建立出具的借条明确注明出借人系潘立明，沈亚锋仅仅是潘立明、刘建立之间借款事务的介绍人，作为介绍人，其作用应限于为两者订立借款合同关系和履行合同义务提供联络与帮助，而代收还款这样的重要权利，无疑应有出借人潘立明的明确授权或事后追认。刘建立作为借款人，如要清偿债务，有效途径应是向出借人本人或者是出借人委托的代理人归还借款，如果向没有代理权的其他人交付还款，按照法律有关规定，除非该行为获得出借人追认，否则将无法产生债务消灭的法律后果，相应的风险和责任只能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而事实上，刘建立却是将“还款”200000元交付给了沈亚锋，虽然沈亚锋出具的收条注明收款系“刘建立归还潘立明”，但刘建立既未能举证证明潘立明此后实际上收到了该款，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沈亚锋系潘立明的委托代理人或者沈亚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沈亚锋的收款行为依法属于无权代理，在潘立明未予追认该行为且仍然持有借条的情况下，沈亚锋的收款行为对潘立明不产生法律效力，刘建立提出借款已经归还的抗辩意见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刘建立可就该款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潘立明要求刘建立归还借款20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刘建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潘立明借款2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刘建立负担。
宣判后，刘建立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沈亚锋收款系无权代理，事实认定错误，沈亚锋收款的行为构成委托代理。一审庭审已查明，刘建立与潘立明本来互不相识。刘建立是向沈亚锋借钱，沈亚锋表示其没有钱，但可以从潘立明处借钱给刘建立。于是三人约好见面，沈亚锋从自己车内拿出20万元借给刘建立。借条虽然写成是欠潘立明的，但潘立明对刘建立的个人情况一无所知。刘建立与潘立明互相之间也没有留电话。后借款到期，刘建立找到沈亚锋，要求还款。沈亚锋当面打电话给潘立明，电话中潘立明表示钱还给沈亚锋就行。于是，刘建立向沈亚锋交付了20万元款项，并特别要求沈亚锋在收条中写明是代潘立明收取的。基于以上事实，沈亚锋代收款项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应当认定沈亚锋为潘立明的委托代理人。二、即使法院不能认定沈亚锋收款系委托代理，沈亚锋的收款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如前所述，潘立明与刘建立互不相识，潘立明借款给刘建立完全是基于对沈亚锋的信赖，而且借款时款项系沈亚锋从车内取出。沈亚锋曾表示潘立明有钱放在他那儿。钱是种类物。刘建立向潘立明借钱，但钱由沈亚锋取出交付，这足以让刘建立认为沈亚锋与潘立明在民间借贷事情上是有深度合作的。即便缺少电话录音证明沈亚锋的收款行为得到了潘立明的委托，沈亚锋的收款行为也构成了表见代理。三、潘立明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刘建立向潘立明借款是2014年7月12日，借条写明7月22日归还。当年7月23日，刘建立向沈亚锋归还了借款。而之后，潘立明从未要求刘建立还款，说明潘立明对沈亚锋代收款项的事实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潘立明迟至2016年7月5日才向法院起诉刘建立，原因是沈亚锋出现了资金困难，潘立明与沈亚锋产生了矛盾。潘立明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潘立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潘立明承担。
潘立明提交答辩意见称：首先，沈亚锋的行为不构成委托代理。委托代理是基于被代理人授权的意思表示而发生的代理。刘建立称沈亚锋代理潘立明收钱，但却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沈亚锋有收款的代理权限。事实上，潘立明并没有对沈亚锋进行收款授权。且刘建立向沈亚锋借款，沈亚锋表示自己没钱，但可以介绍向潘立明借款。这仅仅是一个介绍行为，并且从借款的时候，三方进行碰面，由潘立明直接取出钱交付给刘建立，并由刘建立出具借条给潘立明。这足以说明沈亚锋仅仅是介绍而非代理。潘也明也未接剑沈亚锋的电话，告知收款的事宜。其次，沈业锋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如前所述，在整个借款过程中，潘立明都是参与的，并且也未向刘建立说，之后还钱还给沈亚锋之类的意思表示。而如果要构成表见代理，必须前面有一系列的行为，足以让刘建立产生沈亚锋有收款的信赖。若前面有多次借款，每次都是由沈亚锋收款的，那可以形成这样的信赖。但潘立明和刘建立的借款也仅只有发生一次，沈亚锋也仅仅是介绍了一下，不足以让刘建立形成沈亚锋有收款权的信赖。据此，表见代理也是不成立的。最后，潘立明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潘立明与刘建立之间形成借贷的法律关系，应由刘建立向潘立明履行还款义务，现该款项并没有归还给潘立明，潘立明当然可以依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
沈亚锋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刘建立系向出借人潘立明出具借条，故其应向潘立明或有权代收还款人归还借款，且在归还借款时，刘建立还应要求收款人出具收条或收回借条原件。经审查，沈亚锋仅仅是潘立明、刘建立之间借款事务的介绍人，其无权代收还款，而代收还款这样的重要权利，无疑应有出借人潘立明的明确授权。然而，在刘建立向沈亚锋归还借款时，其并未审查代收还款授权委托书，亦未要求沈亚锋返还借条原件，故刘建立在还款事宜中具有明显过错，其主张沈亚锋的代收还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鉴于潘立明对于沈亚锋的收款行为不予追认，故原审对刘建立已归还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建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刘建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明贵
审判员 祖 辉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