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辽10行初33号
原告王德贵。
委托代理人熊高伟，辽阳市白塔区星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崔安勇，职务区长。
委托代理人朱娜，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纪清君，辽宁帝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德芝。
原告王德贵不服被告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政府要求撤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德贵及其委托代理人熊高伟，被告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朱娜、纪清君，第三人王德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德贵诉称，原告系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四里庄村5组村民，从1985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及2000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中均承包3.56亩菜田，并在2002年7月30日与曙光镇四里庄村委会签订了30年期限的耕地承包合同。第三人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中承包1.96亩菜田，并取得宏伟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5-101号1.9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为在2006年国家实行免收农业税及对农民进行直补等优惠政策，第三人看承包土地有利益，通过四里庄村委会强行收回原告1.76亩菜田，并在承包地上违法建设住房。2006年2月20日，换发新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编号211005100510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经营权证上标明为换发，却确认第三人的土地承包面积为2.7亩。被告的违法之处一、颁发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行政确认行为，应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为依据，第三人承包地1.96亩，而确认为2.7亩违法；二、第三人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承包面积为1.96亩，既然是换发，新的换发经营权证记载承包面积也必然应为1.96亩，而被告记载2.7亩违法。原告多次要求撤销违法颁发的经营权证，但被告至今不予撤�。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编号211005100510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被告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撤诉后就同一事实不能再次提起行政诉讼，应予以驳回其起诉。被答辩人王德贵于2016年12月28日以撤销第三人王德芝编号为2110051005101《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为由，向白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在诉讼中申请撤回起诉。2017年7月3日白塔区人民法院以(2017)辽1002行初6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撤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显然被答辩人于2018年5月2日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提起行政诉讼，违反了法律规定，显然王德贵向贵院起诉时隐瞒了曾经起诉后撤诉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应驳回起诉。二、二轮土地延包被答辩人王德贵是二人份，王德芝是三人份。被答辩人所在的曙光镇四里庄村于2000年1月11日开始第二轮土地延包，人均0.9亩土地。被答辩人全户人口为二人，应分得承包地1.8亩；王德芝全户人口三人，应分得承包地2.7亩。由于被答辩人在延包前一直耕种房后菜田3.56亩，延包时政策是动账不动地的方式，因此直接把被答辩人2口人的承包地经营权落实在该地块中。但被答辩人2人只能落实土地1.8亩，还多出1.76亩。分地时，因王德芝未在村里居住，土地承包合同是由其姐被答辩人代签并代领土地。因此二轮分地时被答辩人是签订的五口人的土地承包合同，其中一块地是在“房后菜田”3.56亩土地，一块是在“小�子”的1.96亩(被答辩人以王德芝名义签订的)，五口人合计分得5.52亩。合同虽然是分别签订的，但分的地是捆在一起分的。2006年6月14日，王德芝要求在“房后菜田”盖大棚和看护房，姐俩经协商同意由村委会于同年6月20日去给姐俩丈量划分土地。当时丈量土地时被答辩人和王德芝均在现场。给被答辩人从西向东量出1.8亩，其余东边剩余土地归王德芝。2006年给王德芝换发的经营权证明确其承包地总面积为2.7亩，其中“房后菜田”1.44亩，“小甸子”1.26亩，此是经过村委会调解后确定的结果，是实事求是的。三、王德贵之子马启瞬(原名谢喜胜)于2010年落户在王德贵家，其无权参与二轮土地延包。王德贵之子马启瞬原被王德芝收为养子，后经诉讼解除与王德芝收养关系。于2010年将户口落在王德贵家，此前马启瞬并没有户口。而二轮延包时因马启瞬并没有户口因此并未参与二轮延包。2000年该村二轮接轨时被答辩人王德贵家二口人，王德芝家三口人均不包括马启瞬。根据辽阳市二轮土地延包政策规定，参与二轮土地延包的人口界定在1996年10月1日零时前落户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方有权取得二轮土地延包的权利。显然于2010年才落户在该村的马启瞬并不在二轮延包取得土地经营权的人口范围之内。被答辩人王德贵于2002年所签订的家庭承包土地只能是二人份，不包含其子马启瞬份额在内。综上，被答辩人从程序上属重复诉讼，不能再次提起行政诉讼。实体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提起的行政诉讼应依法裁定予以驳回。
第三人王德芝辩称，一、被答辩人的起诉是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应予驳回其起诉。被答辩人于2016年12月28日曾以撤销答辩人2110051005101号《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为由，向白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7月3日白塔区人民法院以(2017)辽1002行初6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撤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因此，本案被答辩人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贵院提起诉讼，法院不应受理，已经受理了应依法予以驳回。二、被答辩人所说的不是事实。事实是被答辩人承包地应是二人份额，答辩人应是三人份额。2000年1月11日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四里庄
村人均土地为0.9亩。村里发包土地时，答辩人不在村里居住，当时是由�姐姐即被答辩人代领承包土地，被答辩人家有2口人，承包地应是1.8亩，答辩人家有3口人，应分得土地2.7亩。因此，被答辩人所提出的3.56亩土地只有被答辩人1.8亩，不全是被答辩人的。三、2006年6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发生纠纷时，村里于当年6月20日出人进行调解，在3.56亩土地上由西向东丈量1.8亩给被答辩人使用，其余土地再加上小甸子的承包地，一共是2.7亩，是答辩人的承包地。该调解完全符合村里的规定。请法院依法，依事实公正审理本案，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德贵与第三人王德芝系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四里庄村5组村民。2006年2月20日，被告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政府给第三人王德芝换发编号为2110051005101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地总面积为2.7亩。原告王德贵于2018年5月2�向我院提起诉讼，认为被告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政府给第三人王德芝换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有1.76亩是自己的，不应确认在第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请求撤销被告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政府给第三人王德芝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另查，2016年12月28日原告王德贵向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政府为第三人王德芝颁发的编号为21100510051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经原告王德贵撤诉，白塔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日作出（2017）辽1002行初65号行政裁定，准许王德贵撤回起诉。后原告王德贵向白塔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辽阳市国土资源局宏伟分局为第三人王德芝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7年12月26日白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1002行初155号行政裁定，认为其错列被告驳回了原告王德贵的起诉。现原告王德贵于2018年5月2日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政府为第三人王德芝颁发的编号为211005100510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被告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政府于2006年2月20日给第三人王德芝换发编号为2110051005101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村里统一给村民发放，原告王德贵与第三人王德芝同为四里庄村村民，应知道该证的发放情况。且在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2006年12月4日作出的（2006）辽阳宏伟民二合初字第79号民事裁定书中，原告王德贵在诉讼请求理由中提到“被告四里庄村委会于2006年6月擅自将原告王德贵承包的3.56亩菜地，硬性划出1.76亩给第三人王德芝”，可知原告王德贵已知道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内容。而原告王德贵于2016年12月28日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第三人王德芝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且没有正当理由。原告庭审中提出其在2018年1月10日才知道第三人换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德贵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00�，退还原告王德贵。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印明大
审判员 王 娜
审判员 马伯乐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