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隆化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隆刑初字第225号
公诉机关隆化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辛淑云，干部，捕前系承德市双桥区民政局局长，住承德市。因涉嫌贪污罪于2005年4月29日经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3日经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逮捕，于2005年11月21日因贪污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8年5月9日，经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1年6个月，2010年9月29日经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假释。
辩护人潘尚月，河北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阎震，干部。捕前系承德市双桥区610办公室主任，住承德市。因涉嫌贪污罪于2005年4月29日经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3日经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逮捕，于2005年11月21日因贪污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08年1月11日，经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假释。
辩护人刘浩然，河北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隆化县人民检察院以隆检刑诉字（2005）第6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辛淑云、阎震犯贪污罪一案，本院于2005年11月21日作出（2005）隆刑初字第75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辛淑云、阎震不服，提出上诉，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10日以（2006）承刑终字第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被告人辛淑云、阎震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15日，作出（2008）冀刑申字第2014号再审决定，指令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2日作出（2009）承刑再终字第9号刑事裁定，维持原裁判。原审被告人辛淑云、阎震仍不服，再次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1日作出（2009）冀刑监字第345号再审决定，提审本案，并于2013年9月23日作出（2013）冀刑再终字第4号刑事裁定，撤销承德市中级人员法院（2009）承刑再终字第9号刑事裁定、（2006）承刑终字第13号刑事裁定和本院（2005）隆刑初字第75号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判。在本院重审过程中，隆化县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9月25日以本案事实、证据发生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同年10月22日以隆检刑诉（2014）202号起诉书指控二被告人犯贪污罪再次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隆化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孔宪宏、张春娜出庭履行职务。被告人辛淑云及其辩护人潘尚月、被告人阎震及其辩护人刘浩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隆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辛淑云、阎震系夫妻关系。2000年8月，双桥区民政局将该局社区服务综合楼出租给陈茂才经营饭店（期限从2000年8月至2010年8月，租金160万元），陈茂才交部分租金70万元。2001年11月陈因经营不善，提出解除合同。双桥区民政局同意并于2001年11月24日解除合同，但70万元租金不予退还，由陈找下家承租人协商解决退赔事宜。被告人辛淑云、阎震商量后决定承包并高价转包，从中牟利。因公务员不得经商，阎震找到其同学宋某某，让其替阎震与区民政局签订了承包合同（期限从2001年12月至2011年12月，租金100万元）。被告人辛淑云未经双桥区政府和双桥区民政局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同意，在未扣除本应收归区民政局所有的陈茂才承租期间租金（按合同规定和实际承租时间核算租金为20万元）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将陈茂才交纳的租金70万元转入阎震承租的租金内。剩余30万元租金，被告人辛淑云、阎震商量后，由辛淑云以倒账的形式予以冲顶。合同签订后经辛淑云、阎震手退给陈茂才款41万元。2001年12月6日阎震以年租金23万元将服务中心转租给个体户李某甲经营饭店“口福居”。2004年4月双桥区民政局因故决定解除承包合同，在协商过程中，辛淑云未向区领导及局领导班子如实汇报两轮承包期间的租金周转情况，最后按承包合同及实际承租时间（2001年12月至2003年9月）核算，由双桥区民政局退阎震剩余租金82.5万元（扣除17.5万元的实际承租的租金）、设备折旧费9万元，计91.5万元。被告人辛淑云、阎震将陈茂才承租期间租金20万元占为己有。
隆化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辛淑云在担任承德市双桥区民政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阎震，在承包该局服务中心综合楼过程中，擅自将陈茂才应交于民政局的20万元租金占为己有，二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三百八十二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系共同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将被告人辛淑云、阎震提起公诉。
公诉人当庭出示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相关书证等证据材料。
被告人辛淑云对隆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其犯贪污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辩称，2000年6月份社区服务中心竣工后，经时任分管区长王某甲介绍，区民政局同意，服务中心于2000年7月18日与北京人陈茂才签订租赁协议，将中心楼租给陈茂才经营餐饮，住宿，约定租期为10年，即2000年8月18日至2010年8月18日。租金为180万元，其中每年交租金16万元，民政局每年在陈茂才处消费2万元，陈茂才于2000年7月18日、7月25日两次交租金70万元。2001年2、3月份，陈茂才因经营亏损要求解除合同。局里考虑陈茂才已交局的70万元租金全部偿还了装修欠款，没有钱处理扣除他承租期租金后的退租问题，没有同意。2001年5月陈茂才再次提出解除合同，民政局考虑陈茂才经营亏损是真实的，按照陈茂才与社区中心签订的承租合同约定，陈茂才2000年12月31日前还应交纳租金10万元但没交上，如果继续让陈茂才经营下去势必造成更大的亏损，影响民政局日后的租金收取。于是，民政局同意了陈茂才解除合同的要求，但条件是陈茂才必须找到下家承租人，考虑到社区中心位置偏僻，合署办公经营不方便，再减少承包面积300多平，由一轮承包时民政局自己负担水、电、暖费的情况下改为由二轮承租人负担，集体研究确定了下家承租人的租赁条件是租期为10年，租金120万元，其中20万元抵顶民政局的招待费每年2万元，但10年的租金100万元必须一次性交清，其中交服务中心30万元，付给陈茂才70万元，下家承租人与陈茂才直接结算。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陈茂才所交70万租金，服务中心已用来偿还了装修时所欠工程款，无钱退给陈茂才，必须用下家承租人的钱退还陈茂才。2001年5月民政局当时收回并占用了部分出租房屋、设备、设施，随后民政局协助陈茂才招租并张贴了招租广告。2001年5月以后，陆续有10多人来谈租赁事宜，都因为服务中心楼地理位置不佳和一次性交租数额太大而没谈成，期间李某甲到局里找我商量承租的事，我告诉了他租赁条件，他要求分期付款，我没同意。李某甲随后通过阎震找到陈茂才商量，陈茂才和李某甲达成意向，李某甲向陈茂才交了3万元定金，2万元押金。后认为一次性交清10年租金风险太大，就托阎震帮着找人筹措资金并与阎震商量，要求阎震先租下来，他再从阎震手里分年承租，李某甲愿意多交租金，每年23万元，但半年交一次。如果阎震不帮忙，他就不想包了。阎震回家后告诉我这一情况，我考虑11月承德已进入取暖期，因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一天都不能停，按照二轮承租条件是由下家承租人负责供暖，招租半年多都未谈成，况且又进入冬季处于出租淡季，省里要检查验收，欠的装修费也要付，于是我同意让阎震先包下来，再包给李某甲。在服务中心与阎震签订租赁合同之前，由刘某甲、王某乙、李某乙和我组成的领导班子开会对5月份确定的租赁条件又进行了讨论。2001年11月23日民政局班子决定：1、同意陈茂才解除合同；2、已交70万元租金不予退还；3、同意陈茂才自己找的承租人宋某某经营北京“口福居”饭店，并与其协商解决退租金及其他事宜，双方结账事宜民政局概不负责；4、宋某某一次性付租金30万元。陈茂才与民政局签订解除合同时，民政局根据承诺陈茂才承办婚宴、政府定点饭店未落实，及工业变压器没有换成民用，造成电力损耗等实际情况，同意他用留下的设备设施抵顶租金，经过粗算在用设备设施抵顶后尚差6300元，又用民政局在陈茂才处所欠的会议费进行抵顶，值此陈茂才经营期间的租金已经结清，不再另行收取，随后双方补签了解除协议。阎震以宋某某名义与服务中心签订承租合同，租期10年，即2001年12月18日至2011年12月18日，租金120万元，向服务中心交租金30万元，付给陈茂才现金41万元，将陈茂才原欠阎震的20万元，作了抵销，粗算了20万元的借款利息，代陈茂才偿还外欠账目6万余元。总之，阎震按民政局领导班子会要求付足了陈茂才70万元租金，取得了承租权，完成100万元的承租标的。2003年9月民政局因自身的需要决定提前与宋某某即阎震解除租赁合同，由侯某某、孟某某、董某某和我组成班子进行了研究，我并向区政府常务会做了汇报，周区长指示最多控制在90万元，后经双方多次协商，到2004年4月由分管民政局工作的副区长封某某出面与阎震委托的律师洪某某达成协议，在阎震已交租金100万元中扣除实际承租赁期2001年12月至2003年9月共21个月租金17.5万元，退还阎震租金82.5万元，设备折旧、装修9万元，合计退还91.5万元。综上，辛淑云认为：（一）、起诉书认定事实错误。应认定民政局与陈茂才已结清陈茂才一轮承租期间租金的事实，陈茂才、王某丙的证言和陈茂才与民政局的解除协议能够证明该事实；应认定阎震实际交付陈茂才70万租金的事实；2001年11月23日民政局班子会议记录表明，70万元租金不退，再交30万元，合计100万元的租金是民政局班子决定的对外招租条件，而不是辛淑云擅自将70万元转入阎震的承租期。陈茂才与阎震进行了民事之间债权交接，与公款无任何关联。按公诉机关认定陈茂才有20万租金未收，这20万也不在阎震手中，而是在陈茂才手中。另外，王某丁等四人的证言应予采信，能够证明阎震的承租条件是民政局早已确定并对外公开的条件，由下家承租人直接与陈茂才结算70万元租金也是早已确定的问题，进而证明辛、阎二人没有贪污的主观故意。（二）、起诉书使用证据错误，认定二被告人贪污20万元无来源，无事实，无证据。1、辛淑云在办案人员取证时已多次如实陈述陈茂才的租金已经通过设备设施和民政局欠他的会议费、住宿费结清的事实。但办案人员以民政局账面只有17.5万元，有20万元未入账为由，不承认已经用设备设施、会议费、住宿费抵顶的租金是已经收取了。并对辛的证言采取了不全面记录，断章取义。辛淑云证言陈茂才70万元租金不退，不扣租金，是不从陈茂才已交民政局的70万元租金中扣；说不收租金是有前提的，是因为陈茂才已用留下的设备设施抵顶了租金，不再另行收取。而被办案人员曲解为无任何理由就不收取陈茂才经营期间的租金，并以此作为取证的依据，推算出所谓陈茂才的20万元租金未收，所取得的区领导及个别班子成员的证言是不真实，不全面的，人为制造辛淑云有贪污20万元租金的主观故意。2、仅凭利益关联人陈茂才、王某丙前后矛盾、又无事实无证据的证言，认定二被告人贪污20万元租金缺乏法律效力。3、仅凭司法鉴定有20万元租金未入账，佐证二被告人贪污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民政局除收到阎震的17.5万元租金外，同时还收到了陈茂才用设备设施及会议费、住宿费抵顶的租金，两轮总计收到30多万元的租金。4、侯某某的证言不真实。侯某某时任民政局社区中心主任，法人代表，三轮合同的参与起草者、签订者，更是民政局的财务人员，还是合同的保管者。她亲自与陈茂才结算并签订了解除合同，却证言对租期、租金收取情况不清楚，显然做的是假证。在纪检“双规”以前，区政府领导，2001年民政局领导班子成员，2014年领导班子成员，民政局工作人员和辛淑云本人从未有应收租金20万元的概念，更没有另收租金的概念。民政局的班子会议记录，一轮承租合同，一轮解除合同，二轮承租合同，二轮解除合同，这五份文字材料中均无20万元租金的记载。在陈茂才一轮解除后至二轮解除的近三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提出应收陈茂才租金20万元，这充分说明民政局与陈茂才已结清了租金，不再另收陈茂才租金是人人皆知的。因此辛淑云认为自己没有贪污犯罪的主观故意，更不存在与他人之间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客观上也没有贪污20万元的行为。第二轮承包退还的91.5万元是区政府决定的，是二被告人的合法所得，二被告人没有占用国家一分钱，请求法庭宣判其无罪。
辛淑云的辩护人潘尚月的辩护意见为：公诉机关撤回对辛淑云、阎震的起诉后，在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再次起诉违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检察机关应当纠正错误，撤回起诉，人民法院也不应当再次受理此案。根据陈茂才和王某丙的多次证言，他们投入的设备原值达35万元，解除合同时全部留给了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可能不认可设备能值那么多钱，经过实际估价和折旧，肯定计算出了一个具体数字，然后用这个数字抵顶租金。抵顶以后，陈茂才还应当交租金6300元，这部分应交租金用服务中心应付给陈茂才的会议费、住宿费中的6300元抵顶。双方在相互抵顶完毕以后，服务中心又给付了陈茂才会议费、住宿费33500元，水电费5000元。可见，陈茂才承租期间的租金已经结算完毕。“将陈茂才交纳的租金70万元转入阎震承租的租金内”的70万元中不包括所谓陈茂才应交的20万元租金。以上事实说明，起诉书认定的陈茂才应当向服务中心交20万元租金而未交这件事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在民政局会议记录中、在服务中心与陈茂才的《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中、在服务中心与宋某某的租赁合同中、在民政局与阎震的《解除承包合同协议书》中、在阎震与陈茂才的结算中没有一处提到所谓20万元租金的问题。阎震与陈茂才之间存在20万元的债权债务。根据阎震的供述和陈茂才、王某丙的证言，不管是借款还是投资，阎震交给陈茂才20万元人民币是完全可以确认的。因阎震与陈茂才、王某丙的说法不同，又无书面协议，阎震所说的借条又因结账时已经交还陈茂才而被销毁，不能向法庭提供，暂时不好确定。但阎震交给了陈茂才20万元现金，这是完全可以确认的法律事实。根据刑事案件认定证据的规则，在不能确定是借款还是投资的情况下应当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这种情况只能认定为借款。根据郎某某、纪某某、常某某、王某丁和李某甲的证言，第二轮租赁条件是民政局班子共同决定的，不是辛淑云“擅自决定”的；是对外公开的，不是专为阎震确定的。李某甲决定租赁以后，是先与陈茂才的人谈的，并且把定金交给了陈茂才的合伙人刘某乙、王某丙，二人直接给李某甲打的收条，上面的经手人阎震的签字是阎震介入承租后补签的，这也说明阎震介入承租是由李某甲承租引起的，在第二轮租赁条件决定之前阎震没有承租意向。并出示了下列证据：1、证人王某丁、常某某、郎某某、纪某某的证言。用以证明他们都曾经与民政局谈过承包事宜，但因条件苛刻没有谈成。证明第二轮承包是向外公开的，条件是租期10年，每年租金12万元，10年120万元一次性交。2、赵某某收到16000元的收条、刘某乙收到34000元的收条、李某甲收到阎震10000元电费的收条。用以证明陈茂才遗留的电费是阎震替陈交给李某甲的，阎震另向陈茂才付款6万元。3、检察机关复制的刘某乙收定金3万元、王某丙收押金2万元的收条，阎震为经手人。综上，辩护人潘尚月认为，辛淑云不存在贪污的事实，也没有贪污的主观故意，依法不构成贪污罪。请法庭判决辛淑云无罪。
被告人阎震对隆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其犯贪污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辩称，2001年5月份，第一轮承包人陈茂才找我，说与民政局已经商量好了，同意解除合同，让我帮助给介绍新的承包人。我问他第二轮承包的标的，陈茂才告诉我他交的70万元租金民政局不退，由新的承租人与他结算，新的承租人还须向民政局一次性交30万元租金，合计租金120万元，租期10年，其中20万元负责民政局招待，每年2万元。在6月至11月份这半年时间内，我先后找到五、六位承租人，带他们到社区中心看房，看到大门前贴有招租公告，民政局已搬至四楼、三楼（会议室）办公，招租面积只剩一、二楼加三楼一部分800余平米，比一轮少了300多平米，还要比一轮多负担民政局的水、电、暖费用每年3万多元，计算后比第一轮租金还高，加上必须一次性交付承包金100万元负担太重，最终都没有谈成。当时我也很着急，因为租不出去陈茂才就无法偿还事先欠我的20万元借款。11月初李某甲找到我要我帮忙承包饭店，他开始提出分期付款，我说不可能。他说要一次性交就得降低标准，由80万元降低到66万元。于是我找到陈茂才，问他为什么70万元又加到80万元。陈茂才说民政局把他才使用了1年多价值35万元的设备只折价10几万元，太亏了，他想加出10万元来。我对陈茂才说下家承租人是经营火锅项目，你的一楼要改成大厅，得重新装修，投入很大，如退付你的租金超过66万元，人家就改租别处了，后来陈茂才考虑一会儿就同意了。11月16日左右李某甲正式接收了饭店开始装修。19号李某甲向陈茂才合伙人刘某乙交了3万元定金，22号李某甲向陈茂才另一合伙人王某丙交了2万元押金。同日晚，李某甲急急忙忙找到我说一次性投入太大，家人都不同意，要求分期付款，或让我找人出资，先包下来，他愿意再转包下来，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托人到银行贷款，利息加各种费用至少要10%，那么100万一次性交，就相当于每年租金20万元，他愿意付年租金23万元，但半年给一次，如果不行他就不包了。我回去与我爱人辛淑云说了，她很着急。因为长期无人经营，水电暖停供，又进入取暖期，在此楼办公的婚姻登记处又不能停止办公，于是她就同意了我找亲朋好友借款先包下来，随后我以宋某某名义与民政局签订了第二轮10年承租合同，按民政局100万元的承租标的要求，一次性付给民政局30万元租金，又一次性与陈茂才结清了应付陈茂才的70万元租金。于12月6日我以宋某某的名义与李某甲签订了转包合同，承包期十年，每半年交付承包金11.5万元。开业装修李某甲花费了8万余元，装修费民政局不管，经协商李某甲用应交给我的上半年承包费抵顶了6.5万元。上半年经营火爆，李某甲提出经营面积太小，经民政局同意，在后厨房顶接建了二楼90多平米，又花费了15万多元，李某甲提出用下半年承包费抵顶，我就同意了。2003年5月因“非典”李某甲停业，他投入的设备、设施抵顶了他欠我的承包金。6月份我与辽宁朝阳开洗浴的老板合作，开始筹建洗浴项目，请示民政局也同意了。2003年7月初，我爱人回家说区里决定上项目，提前让民政局与我解除合同，我与爱人多次发生争吵，我不同意解除合同，因为区政府不执行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太苛刻，经营一年多就赔了50多万。但奈于爱人的坚持，又是区一把手定的，无奈于2004年4月按区政府的解除条件与民政局签订了解除合同，被动接受了91.5万元的退款。综上，阎震认为，1、起诉书认定事实错误，强行认定阎震贪污20万元没有有效证据，故意隐瞒其未扣除租金的实证，而采信无事实依据的证言，造成错误认定。2、从二轮承租到最后合同解除，其投入大于回报。3、事实证明，70万元不退，再交30万元，合计100万元租金是民政局班子决定的对外招租条件，而不是辛淑云擅自将70万元转入阎震的承租期内。阎震是在公开招租、公开标的情况下承租的，是因李某甲而介入承租的。与陈茂才协商解决70万元与其他事宜，是按招租标的和合同要求，与民政局无关，是民事之间上下轮承租人的对接算账，无任何公款往来。如果应收租金，也应由陈茂才交纳，阎震无义务替陈茂才向民政局交纳20万元租金，也无义务替民政局扣除上一轮的20万租金。阎震是被动与民政局解除的合同，属民政局违约。解除时间、补偿款数额都是区政府强行定好的，阎震必须违心接受。阎震与其妻子商量的只是承包后高价转包，从中谋取承包差价，从未涉及到所谓的租金问题，更没有合谋将20万元租金据为己有。第二轮承租不是所谓第一轮的延续，而是两轮各自独立的承包合同。一轮的年租金成本是每平米160多元，二轮的年租金成本是每平米180多元。两轮承包的标的物不同，责任范围不同。二轮租金远高于一轮租金。办案人员人为制造20万元的巧合，为强行定罪埋下伏笔。民政局应收的租金已经通过设备设施作价结算清楚。起诉书认定二被告人共同实施了将民政局20万元租金据为己有的贪污行为，是证据缺失，认定事实错误。主观方面，二被告人没有贪污20万元的主观故意，更不存在与他人之间犯罪的共同故意。在客观方面，没有将国家20万元据为己有的客观事实，起诉书缺乏构成犯罪的客观要件，阎震不具备共同贪污的主体资格。请求法庭判决其无罪。
阎震的辩护人刘浩然的辩护意见为：公诉机关指控辛淑云私自未扣陈茂才承租期间租金的事实不存在，忽视掉了应当作为民政局资产的陈茂才所留下的原值35万元固定资产。关于阎震所说20万元的性质，如果人民法院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是投资，就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认定此款属借款。依据债务的抵消权的规定，以阎震借款抵顶20万，加上阎震替陈退股和交电费钱，阎震支付了70万对价，检察机关指控阎震交给陈茂才41万仅仅为阎震交款的一部分。辛淑云主观上没有贪污故意，客观上民政局收取了陈茂才的租金，阎震支付了对价，而辛淑云也没有任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阎震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贪污的20万元无出处。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阎震无罪。另外，检察机关以案件证据发生变化为由撤回了起诉，再次起诉时只出具了（2006）双桥民初字1160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确认的是阎震与李某甲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按照《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第459条第三款及第五款的规定，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或新的证据，人民检察院不得再行起诉。新的证据是指撤回起诉后收集、调取的足以证明原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该民事判决书不属新的证据。因此，公诉机关不应当再次起诉，即便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也应当驳回起诉。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辛淑云19**年3月始任承德市双桥区民政局局长，被告人阎震2001年2月始任承德市双桥区610办公室主任，二人系夫妻关系。2000年7月18日，承德市双桥社区服务中心与陈茂才签订租赁合同，将该服务中心楼一、二、四层及三层一间办公用房出租给陈茂才经营餐饮、旅馆，约定租赁期限为10年，即2000年8月18日至2010年8月18日，租金共180万元，其中每年应交租金16万元，民政局再从陈茂才处消费2万元招待费抵顶租金。陈茂才先期向该服务中心交租金70万元，后又投入30余万元设备，总投资100余万元，其中包括刘某乙入股5万元，阎震投入20万元。双桥社区服务中心系隶属于双桥区民政局的事业法人单位，侯某某时任该中心主任。至2001年，陈茂才因故向双桥区民政局提出解除租赁合同，民政局领导班子研究同意解除合同，但70万元租金不退，让陈茂才找下家承租人协商解决租金及其他事宜。陈茂才遂委托阎震联系下家承租人。阎震与李某甲联系转租，李某甲同意租赁，并于2001年11月19日、2001年11月22日通过阎震手交定金3万元，押金2万元，分别由刘某乙、王某丙收取。后李某甲与阎震协商，要求按年分期付租金，或找个有钱人先包下来，然后他再按年承包，并同意年交纳租金23万元。被告人辛淑云、阎震认为有利可图，决定租赁并高价转包给李某甲，从中牟利。因公务员不得经商，阎震找到其同学宋某某，让宋某某替其与民政局双桥社区服务中心签订承包合同，辛淑云亲自起草了该合同。2001年11月25日，宋某某按辛淑云要求到民政局辛淑云办公室在合同书上签字。该合同将出租范围调整为服务中心楼一、二、三楼（三楼会议室除外）及相关物品，另行约定了10年租期，即自2001年12月18日至2011年12月18日，租金调整为120万元。因原承租人陈茂才已向民政局交租金70万元，宋某某需再向双桥社区服务中心交租金30万元，并约定民政局每年在宋某某处消费2万元招待费抵顶租金。合同签订后的2002年1月4日，辛淑云以倒账的方式以宋某某名义替阎震向双桥社区服务中交租金30万元。2001年11月24日，双桥社区服务中心与陈茂才签订了解除租赁合同协议。被告人辛淑云、阎震向陈茂才隐瞒了阎震以宋某某名义租赁的事实，对陈茂才谎称已转租给李某甲，扣除陈茂才实际租赁期间应交给社区服务中心的租金20万元，退给陈茂才租金和设备折旧费人民币36万元，加上李某甲之前所付定金3万元及押金2万元，合计退给陈茂才41万元。前述李某甲所付3万元定金被刘某乙领走，算做了陈茂才退刘某乙的股金。在整个过程中，辛淑云未向局领导班子和区领导如实汇报第二轮实为阎震承租及重新计算了租期、未扣除陈茂才实际承租15个月的租金且将陈茂才预付的70万全部计入第二轮租金之内等事实，致使民政局应收取的陈茂才实际承租15个月的20万元租金落空。
另查明，2001年12月6日，阎震以宋某某名义与李某甲签订承包合同，把服务中心楼转租给李某甲。约定“……二、承包期为十年，即2001年12月6日至2011年12月6日；三、乙方无论盈利与否，须保证每年交甲方承包费23万元。承包费采取上缴方式，每次向甲方交纳半年承包费……其中，每年双桥社区服务中心在乙方处消费2万元，双桥区民政局不再向乙方交纳款项……”。阎震认可收到李某甲租金11.5万元，李某甲确认给了13.5万元。之后，双桥区民政局因故决定解除与阎震以宋某某名义签订的租赁合同。2004年2月27日及2004年3月底，辛淑云两次主持召开民政局班子会议，讨论解除前述合同事宜，在租期计算及是否接受承租人设备等问题上未达成一致意见，辛淑云提出提交区领导决定。但因辛淑云未向区领导如实汇报两轮租赁的租期计算和租金周转情况，致使区常委会作出退款“不超过90万元”的决定。2004年4月23日，辛淑云与宋某某即阎震的委托代理人洪某某签订解除承包合同协议书，解除了2001年11月25日阎震以宋某某名义与双桥社区服务中心签订的承包合同，辛淑云、洪某某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双桥区民政局公章，由时任双桥区副区长封某某签“同意民政局意见”。该合同按阎震预付租金100万元计算，扣除实际租赁21个月（2001年12月至2003年9月）的租金17.5万元，约定“甲方（民政局）于2004年4月底前一次性退还乙方（宋某某即阎震）已交纳的承包金剩余部分82.5万元整”，另“考虑到乙方提出：在承包合同签订时，乙方无条件接受上届承包人自有物品，并付给上届承包人物品折价款10万元；加之，乙方在经营期间又投入价值30余万元：用于接建楼后厨房、二楼雅间，购置冰柜、灶台、热水器、空调、桌椅等其他物品及补充装修；另因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10年承包金，贷款利息较大等因素；由于甲方提前解除乙方的承包经营权，给乙方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经双方商定：承包合同解除后，现有一切设备设施及相关物品归甲方所有，一次性作价9万元整，待双方签订解除合同的同时，一次性付给乙方。”所退租金及设备款计91.5万元由洪某某分三次从双桥区民政局领取并全额转交阎震，其中所包含的双桥社区服务中心应收陈茂才实际租赁期间的租金20万元，被二被告人非法占有。
案发后，中共承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收缴辛淑云、阎震涉案资金人民币20万元。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在案佐证：
被告人辛淑云供述
1、辛淑云20**年4月29日供述。服务中心装修完后，与陈茂才签承包合同，承包期10年，年租金18万元，年抵顶2万元饭费，陈先期交了70万元的租金，并添置设备开了“金缘饭店”,经营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多种原因，陈茂才找到局里，要求将租期改为5年，局里不同意，陈茂才就不想干了，要解除合同。经局里研究，同意解除合同，但70万租金不退，让陈找下家，交30万元承包费，加上第一轮的70万元，共计100万元作为第二轮的租金，设备问题让陈茂才和下家协商解决。陈茂才按合同干了一年多，从签合同到解除合同大约有一年二、三个月。第二轮承包前我们班子成员在一起议过，决定租期10年，第一轮的70万元租金作为基础转入第二轮，承包方再交30万元，总额100万元作为租金。因为第一轮承包时，阎震把20万元作为入股金借给了陈茂才，第一轮的70万元租金又不往回退，鉴于此种情况，再加上李某甲到局里找我要按年承包，局里不同意。阎震就和我商量要承包，我俩当时觉得承包没把握，但考虑到李某甲要提高租金承包，我俩才下定决心承包的。因为我和阎震都是公务员，国家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阎震就找到他的同学宋某某，让他代理与民政局签订承包合同。第二轮合同约定租期10年，第一轮70万不动，再交30万，总租金100万，租期10年，每年吃2万元饭费，水、暖、电费由承包方负责。把第一轮的70万元租金转到第二轮不对，应该将陈茂才承租期间应交给民政局的租金扣除后，再将剩余的资金转到第二轮。经我手退给陈茂才36万元，阎震和陈茂才是怎么商量承包及退钱事宜的，细节我不清楚。因民政部同意投资干别的项目，区常委会决定收回服务中心，解除承包合同，但退赔承包方的数额不得超过90万元。局班子研究退赔的事时，孟某某副局长在承包时间上提出异议，认为第一轮合同截止时间应为2010年，不是2011年，不能让承包方多使用一年。我错在以权谋私，主观上私心太重，应该扣除陈茂才承租期间的租金并交给区民政局。关于补交的30万元租金，用民政局欠孟江波装修费30万元与孟江波欠我的24.8万元（本息合计约30万）相互抵顶的。民政局退赔的91.5万元，由洪某某律师分三次从区民政局财务领取。
2、辛淑云20**年5月11日供述。当时考虑陈茂才出了不可抗力，同时承诺做区政府的定点饭店的事没落实，就没收陈承租期间的租金。第二轮与宋某某解除合同时，我是站在民政局的立场和封某某区长谈的解除合同的事，因为在解除合同时没有把对方投入的贷款利息考虑进去，违约金也没给对方，另外也没考虑对方经营期间的收入、损失等费用，解除合同时考虑的就是合同不到期剩余时间应退的钱和设备钱。
3、辛淑云20**年5月14日供述。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没有违法违纪行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违纪行为，不构成犯罪。
4、辛淑云20**年5月23日供述。不扣除陈茂才承租期间的租金是班子定的，向王某甲区长汇报过，是同第一轮解除合同与第二轮签订合同一起汇报的。第二轮租金降至100万，因为这个楼的地势不好，“金缘饭店”经营不景气等因素降的租金。
二、被告人阎震供述
1、阎震2005年4月29日供述。陈茂才经营了1年多的时间，就因为家里出事经营不下去了。2001年5、6月份我家属辛淑云跟我说陈茂才要解除承包合同，让我帮忙找新的承包人，之后陈茂才也找过我，让我帮忙找承包人。11月初李某甲给我打电话说要承包服务中心，我说得一次性付给民政局30万元租金，还得和陈茂才说好，才能签合同。李某甲让我和陈茂才具体谈。陈茂才付了70万元的租金，又投入了30万元的餐饮的设备。我们最后定下来，李某甲付给了陈茂才66万元，陈茂才撤出，李某甲接。李某甲付给了定金和押金5万元，进行了盘点，正式进入。这5万元是李某甲给的陈茂才的股东王某丙和刘某乙，是分两次给的。因为我是中间人，陈茂才催我，我就找李某甲催着要钱，他也没给。过了五、六天，李某甲给我打电话说事情有些变化，他一次性付款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让我帮忙找个人一次性把租金付清，他可以每年付23万元租金，分期给，还干“口福居”这个项目。我就回家和我家属辛淑云商量，当时动了私心，付出90多万元，包给李某甲十年是230万元，利润很大，我们两口承包也不参与经营，还有利可图，但签合同我俩不能出面，得找个人，我就找到我的同学宋某某，让宋某某签合同。我找到李某甲说我先包下来，但得交头半年的租金，李某甲同意了，我就让宋某某替我去民政局签的合同。合同我不知道是谁起草的，但合同的内容我知道，辛淑云跟我说过。与民政局签完合同后，我又让宋某某与李某甲签了一个承租协议，租期是十年，从2001年12月6日开始至2011年12月6日止，每半年交11.5万元的租金。我与陈茂才多次谈，最后商定，陈茂才付了民政局70万元的租金，开业投入设备30万元，经营了一年多，扣除使用一年多的租金，加上设备折旧，我给陈茂才66万元，陈茂才撤出。李某甲给的5万元定金、押金。我给陈茂才的会计王某丙5万元，我妻子辛淑云给陈茂才31万元，我又给了陈茂才的两个股东刘某乙3.4万元，赵某某1.6万元。先前陈茂才向我借过20万元，我和陈茂才倒了借据，相当于我给了他20万元。我一共给了陈茂才66万元。正常的应该是陈茂才与民政局解除合同，由民政局和陈茂才算清账目，扣除该扣的，剩余的部分由我补齐再交给民政局。实际上是陈茂才交的70万元的租金全部转到我的第二轮承包里来了。陈茂才的租金，延续到我的承包里了。2003年3月因“非典”口福居停业了，出现了亏损，5月份李某甲单方偷着撤走了。6月份我就准备上个洗浴的项目，与区民政局请示，民政局同意了。后来我家属跟我说，你别上项目了，民政部要投资，把服务中心置换出去上个新项目，与宋某某的承包合同得解除。9月份我家属告诉我民政部的项目批了。2004年3、4月份辛淑云告诉我区里正式开会通过了，与宋某某解除合同，拍卖服务中心。我就找到山庄律师所的洪某某律师，与民政局谈解除合同的事。我把宋某某与区民政局签的合同给洪律师看了，洪律师说对方主张解除合同，得主张损失，洪律师给算的账是120万元，我同意了。区里是封某某区长牵头，辛淑云参加与洪律师谈了3次，洪律师都坚持120万元。第三次时我家属辛淑云对我说你别什么了，李某甲拿着检举信四处告，封区长也知道你在直接参与经营了，区政府常务会已经定了解除合同掌握在90万元左右，太多了你也办不到。过了几天，我把辛淑云对我讲的话跟洪某某说了，我跟洪律师说90多万就90多万吧。这样封某某、辛淑云、洪某某签了解除合同的协议。按100万元租金，扣除经营期间的租金17.5万元，加上设备折价9万元，退了我91.5万元。当时我跟洪律师和辛淑云都提出应把我的损失加上。对陈茂才的租金认识是，租金少交点，我获利能大点，现在看确实是损害了公务员的形象，民政局也遭受了损失，没收到陈茂才的租金。
2、阎震2005年4月30日供述。大约退给陈茂才62万元，其中还他36万元，抵顶我借他的20万元，替他还其他股东5万元，替陈交水电费1万元。认为与62万元的差额是第二轮承包的优惠条件。陈茂才实际经营期间的租金应该在我退赔给陈茂才的62万多元中。
3、阎震2005年5月9日供述。一共退给陈茂才66万，其中辛淑云退给陈茂才36万，陈向我借款20万，李某甲交的定金5万元退给了陈茂才，我付给其中刘某乙3.4万，赵某某1.6万。另替陈交电费1万、水费3400元、环保排污费1515元、替陈还欠款1700元。
4、阎震2005年5月14日供述。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时无违法违纪行为。
5、2005年5月24日阎震供述。2000年8月份，陈茂才承包了社区服务中心，11月份说要上旅游项目，向我借款20万元。当时陈茂才想让我入股，我没同意，是借款。认为70万元转入承包费是一项承包条件。辛淑云没说过这70万元中含有陈茂才实际承租1年多的租金，也没说过扣除陈茂才租金的事。共退赔给陈茂才67.6万多元。李某甲一共给了11.5万元租金，我没参与“口福居”的经营。我承包时没想到要占国家的便宜，只想高价转包牟利，如果因为我和辛淑云的行为给国家造成损失，我们愿意退赔。
三、证人证言
1、陈茂才证言。2000年，我通过农工委的刘某乙联系的在承德投资开的饭店，与民政局签的合同，租的是民政局的房子。我和王某丙交了70万元的租金，投入了35万元的设备，其中辛淑云的丈夫阎震投了20万，刘某乙投了5万，共投入105万。阎震和刘某乙的钱是投资入股共同经营的，没有协议。2001年因资金紧张周转不开，我家也出了些事，我就向辛淑云提出要解除合同。辛淑云说解除合同可以但你们找下家，你们与下家算账，交给民政局的租金70万元不退，区民政局还要扣除你们实际经营期间的租金。是阎震联系的北京“口福居”并与“口福居”谈的，我一次都未参加过。后来阎震找到我，说从口福居拿回56万元，他投资的20万元不用我管了，转到口福居入股了，这56万元应扣除我实际承租期间的租金20万元，退我36万元。当时我急于撤资，就同意了，拿了钱就回北京了。除了这36万元，我还从“口福居”拿了5万元定金，是分两次拿回来的，刘某乙拿走3万元，算是退他入股钱了，后来他又向我要了4000元，实际拿走3.4万元。王某丙拿回2万元，我一共拿回41万元，大致赔了30多万元。我实际承租期间的租金肯定扣了，我和辛局长谈的时候，辛局长说该扣的必须得扣，后来退钱时，辛局长和阎震都说民政局已经扣了承租期间的租金了。记得扣了20万，是按合同约定每年租金16万元，按使用期1年零3个月计算出来的。我不干后账目当时就清算了，不欠任何外帐。所投入的设备，包括桌椅、电视及厨房的设备等，一样都没拿走，都由阎震转给下家了。
2、证人王某丙的证言。2000年至2001年与陈茂才一起经营饭店，是入股人。交给民政局租金70万元，投入了35万元的设备，其中阎震入股20万元，刘某乙入股5万元，合伙经营。我们干了一段时间，资金周转不过来，效益也不好，就想不干了。我们找到区民政局辛局长要解除合同，辛局长说要解除可以，你们找下家承包，与下家算账，找不着下家，交给民政局的70万租金不退，设备也不归你们。后来辛淑云和阎震都对我们说找到下家了，“口福居”要承包，“口福居”把钱交到民政局了，扣除你们实际承租期间的租金20多万元，退你们30多万元。阎震入股的20万元你们别管了，由阎震和“口福居”算。实际退我们36万，还有口福居交的定金5万，共41万。刘某乙从中拿走3万算是退股，后来刘某乙又要走了4000元。
3、证人侯某某证言。2001年区委任命我为服务中心主任，2002年任命的民政局副局长。2000年7、8月份陈茂才来谈承包的事，参加过谈判，局里其他副局长也参加过。后来是陈茂才与辛淑云签订的合同，我的字是后来签的，后补的。合同的内容大概是租期10年，每年租金18万元，局每年在陈茂才处消费2万元。陈茂才干了一年多，经营不下去了，找我们局要求解除合同，后来局里同意解除合同，但是不退还陈茂才已交的70万元的承包金，由陈找新的承包人，由新的承包人与陈算账，我们民政局不管，这件事是局班子开会定的，后来通知的我。关于与陈茂才签解除合同，我记得是一个休息日，辛局长打电话把我叫到她办公室，当时有曹玉坤律师、陈茂才，辛局长对我说你看看这个合同，要行的话，与曹律师把这个合同打印了签个字，她给了我一个手写的合同，我看了主要内容是不退还陈茂才承包金，让陈找承包人，由新的承包人与陈茂才算账，然后我和曹律师到外面打字部打的合同，签的合同。关于与宋某某签合同的情况，也是一个休息日，辛局长打电话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当时有辛局长、曹玉坤律师，辛局长让我看了看与宋某某的承包协议，我印象是宋某某再给我们局30万元，承包费就齐了。我看完后，在外面打的，我和律师签的字，签完后，辛局长给宋某某打的电话，不一会，宋某某就来了，辛局长让宋某某看合同，宋某某说我也不懂，也没细看，签完字就走了。我没参与过与宋某某签合同的谈判，别人参加没参加谈判我不知道，签合同当天，我们局的其他人都不在场，就我和辛局长在场。当时我不是班子成员，我认为是班子研究定的，又有律师把关，局长让我签合同我就签字了。合同签完后，过了一段时间，肯定没超过一个月，辛局长找到我，拿了一ＸＸ泉兰天装饰工程公司的预付工程款的普通收据，让我给开了一张收到宋某某承包费30万元的收款收据，说账算平了，跟民政局没关系了，民政局也不欠装修款了，由宋某某与兰天装饰公司的马瑞算账。“口福居”在2003年“非典”以后就没开，辛局的意思想把服务中心置换出去，建一个大型的综合服务中心，由于这个原因解除的与宋某某的合同。关于与宋某某解除合同，开了两次会，第一次班子成员就辛淑云、孟某某和我，辛局说要跟宋某某解除合同从2003年7月1日算，我当时说看合同是到2011年，咱们局是从2000年签的合同，时间应该到2010年，我的意思是承包人给的租金一共是100万，合同订11年，每年的租金应该是9万元，解除合同应按每年9万多元退，不应按每年10万元退款。辛淑云说第一个承包人找咱们，是什么原因咱们同意定到2011年算是10年，那就得按合同上写的。这次会大概是2月份，只是议议，辛局长提出退还租金85万元，待评估后把设备留下。第二次开会时研究解除合同的事，当时评估报告也下来了，决定退租金85万元，设备款9万多元。孟某某提出这些设备是承包方购置的，不同意要，认为要了没用。但是辛局长主张要这些设备。我又说了第一次的事，解除合同可以，但是时间不对，账不应该这么算。辛局长当时非常生气，问董局长意见，董局长同意辛局长的意见。因为孟某某反对，辛局长又问我，我说同意解除合同，按辛局长的方法退不行。因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辛局长说由区领导定吧。开会的前一天，辛局长找我到她的办公室，说评估报告也出来了，以前开会也议过，区领导也知道，让我在解除合同上签字，合同是打印好的，我说等孟某某上班，班子开会定下来好，我就没签字。至于给宋某某退多少钱，怎么退的，我不知道，从上一次班子开会没达成一致意见以后，没有再议过，辛局长也没跟我们说过区里是怎么定的。在2004年底我帮会计弄账，我才看到与宋某某解除合同协议书和退给宋某某91.5万元的原始单据，和我们局从拍卖行借款65万元的单据。2005年3月20日中午1点20左右，辛局长打电话叫我到她办公室，说区纪委刚找她了，人家告的是她，跟我没关系，让我帮帮她，说纪委过一会就该找我了。她让我跟纪委说，第一是我提出跟李某甲解除合同；第二宋某某承包服务中心，是因为我们局的让步，陈茂才经营的那段时间得让出去，宋某某才承包的；第三与宋某某解除合同退款是班子达成一致意见的。她说她已经给孟某某打电话了，让孟某某带着笔来，在会议记录上加上达成一致意见了。我说纪委已经把会议记录复印了，她说这个没复印，我说行，我就走了。我们原来都没有注意到两个合同的时间，等到研究解除合同那天，孟某某提出时间不对，陈茂才和宋某某两个合同的时间加到一块儿是11年多。
4、证人宋某某的证言。证实阎震找其替签合同及签律师委托书经过。
5、证人孟某某的证言。2002年任双桥区民政局副局长。2004年2月份，我们局班子开会，要与宋某某解除合同，当时我对中心外包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我就是按辛局长说的记的录，开会时侯某某提出时间不对，我也没在意，这次会就是议议这件事，当时就有辛局长、侯某某和我。3月底，我们局班子开会研究解除合同的事，当时董某某、辛淑云、侯某某和我参加了，当时辛局长提出与宋某某解除合同，民政局接收“口福居”的设备合款9万多元，还退还承租款82.5万元，我看辛局长挺向着承包方的，我就提出后厨的设备局里不应该接收，接过来也没什么用，还有就是退承包金的事，我认为应从陈茂才承包时起算，应该连续的算时间，如果退给宋某某85万元，那么陈茂才承包时的承包费应交到民政局或交到服务中心。当时侯某某也同意我的观点，董某某来的时间不长，对这件事的情况也不了解，他就同意辛局长的意见了，所以这次会班子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辛局长就说班子达不成一致意见那就提交区领导吧。2005年3月25日，我记得是星期五，中午一点多钟，辛局长给我打手机让我拿着碳素笔赶快到她办公室去一趟，我正在吃饭，没马上去，又过了半个多小时，辛局长又给我打电话，我就打车赶紧去了，到了她办公室，她说她摊上点事，让我帮一下忙，我说怎么回事呀，他说把班子会议记录填点内容，就是3月底班子开会没达成一致意见的与宋某某解除合同的记录。当时辛局长说会议记录上退款的事咱们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你看在你不为难的情况下，把这个内容给补一下，记录的第一篇已经被区纪委复印了，不好加了，在第二篇上把退款的事加上。我','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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