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5）舞行初字第13号
原告徐防超，男，汉族，1972年1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
委托代理人郭建军，河南千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局，住所地：漯河市源汇区滨河路448号。组织机构代码：09172957-6。
法定代表人栗魁，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文明，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赵珂，河南展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防超不服被告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局2014年9月4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为其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侵犯了原告徐防超的合法权益，于2015年7月8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局赔偿损失74178.54元。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防超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建军，被告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杨文明、赵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防超诉称，2013年12月24日，原告驾驶豫Ｌ×××××号轿车在漯河市五一路与建设路交叉口，见到一位“老太太”倒在地上（后知道她叫袁秀枝），当时原告就停车将袁秀枝扶到车上，并通知其家人。可是她家人到了却说是原告所撞。漯河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第一执勤大队出警到现场后，因为双方陈述不一致，无法认定事故是否发生。于2014年9月4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主要内容载明：“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事实：2013年12月24日17时50分许，徐防超驾驶豫Ｌ×××××轿车在漯河市五一路与建设路交叉口与步行的袁秀枝相撞，造成袁秀枝受伤的交通事故；因双方对事故情况陈述不一致，因此无法认定该事故责任。”原告认为该事故处理过程中被告没有对原告车辆进行鉴定，扣车长达21天；办案民警多次与原告谈话，让原告承认与袁秀枝发生碰撞，并承诺，此举是为了用原告车上保险，决不让原告承担任何责任；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与袁秀枝发生碰撞的违法行为。被告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徐防超认为，原告根本没有与袁秀枝发生任何碰撞，当时出于好心帮助，不想却被讹，被告在没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就出具事故认定，属于严重行政违法，为此，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在2014年9月4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违法并依法予以撤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4178.54元，交通费5000元，误工费40000元，精神损失费5000元，共计74178.54元。
原告对自己的赔偿主张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徐防超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信息。2、2014年9月4日被告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1份，证明该事故证明属于行政确认，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3、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2015）嘉行初字第38号行政判决案例，证明被告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可以提起行政诉讼。4、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2014）源民四初字第354号民事判决书1份6页，证明因被告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导致原告经济损失24178.54元。
被告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局辩称，一、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应依法驳回其起诉。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本案中，答辩人根据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仅是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使用，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2、《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规定，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二、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合法真实，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被告寻找目击证明人，制作的证明人询问笔录，一致证明原告徐防超的车辆碰撞袁秀枝的事实；2、原告徐防超在向车辆投保公司报险时，也认可车辆碰撞袁秀枝的事实；3、原告徐防超找来的目击证人，已推翻之前所作的陈述，明确表示作的伪证。三、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2014）源民四初字第354号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原告徐防超未向袁秀枝赔偿任何损失，故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24178.54元和50000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结合以上几点，足以证明徐防超车辆碰撞袁秀枝的事实，被告依据事实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是合法的，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局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有：1、询问笔录7份30页。2、录音笔录1份。3、全国人大法工委法工办复字[2005]1号关于事故认定是否属于行政行为的答复。以上证据证明原告徐防超的车辆与袁秀枝发生碰撞。被告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合法真实。原告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属于行政行为，原告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被告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局对原告徐防超提供的证据质证称，1、对原告提供的第1-3组证据无异议。2、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公安机关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只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属于行政行为，也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能提起行政诉讼。3、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案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4、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2014）源民四初字第354号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原告没有向袁秀枝支付任何赔偿费用。
原告徐防超对被告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局提供的证据质证称，1、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袁秀枝发生了碰撞。2、法工办复字[2005]1号指的是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不是事故证明，本案中被告出具的是事故证明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4日被告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局为原告徐防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主要内容载明：“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事实：2013年12月24日17时50分许，徐防超驾驶豫Ｌ×××××轿车在漯河市五一路与建设路交叉口与步行的袁秀枝相撞，造成袁秀枝受伤的交通事故；因双方对事故情况陈述不一致，因此无法认定该事故责任。”原告徐防超对被告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服于2015年6月24日和7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是否属于行政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从以上法条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法定机关，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按照过错程度不同，事故责任可划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同等责任及无责任，但不排除无法区分责任的情形存在。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事故成因能够查清的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出具交通事故证明书。由此可见，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也是交通事故认定的一种形式，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同时全国人大法工委法工办复字[2005]1号关于事故认定是否属于行政性为的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原告徐防超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因此，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没有法律根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防超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国银
审 判 员 王保伟
人民陪审员 李庆然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吕 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