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辽0211行初1号
原告郭彦，女，1942年8月18日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系退休保健医生，住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姚炜，系辽宁宏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苗篷越，系辽宁宏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凌水派出所，住所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负责人方雷，系该所所长。
负责人肖增厚，男，系该所副所长，住址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高彦文，男，系该所民警，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
第三人张凤兰，女，1948年7月4日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住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原告郭彦不服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凌水派出所治安行政处罚，于2016年1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同年2月18日，本院向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凌水派出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同年6月22日，本院依法追加张凤兰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先后于同年4月1日和同年7月12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本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之一姚炜，被告的负责人之一肖增厚及委托代理人高彦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张凤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凌水派出所于2015年7月31日对第三人张凤兰作出了大公（高）行罚决字[2015]第247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认定，“你于2012年5月2日9时许，在高新园区某车站，因琐事同郭彦发生争执，后用手中的包抡打对方。”该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给予张凤兰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诉称：被告于2015年7月31日作出大公（高）行罚决字（2015）第2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内容是对张凤兰作出行政处罚二百元的决定，处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该行政处罚决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及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存在。首先，原告郭彦为该案的受害人，出生日期为1942年8月18日，案发时间为2012年5月2日，当时原告年龄为69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其下第（2）项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因为原告为超过60岁的老年人，应该对违法嫌疑人张凤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处以十日以上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罚款。而被告错误适用法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实体违法，应予撤销。另行政处罚决定是根据2015年7月6日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甘行初字第7号判决要求被告于30日内对张凤兰涉嫌殴打原告郭彦一案依法处理结案后，被告才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法院判决生效后至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原告曾多次到被告处要求被告做伤情鉴定，并多次向被告提交鉴定申请，被告均拒绝接受。2015年7月31日，被告告知原告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让原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但办案民警高彦文遮挡处罚决定书其上内容，只让原告在下方签字，使原告并不知道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2015年12月底，原告询问原行政案件代理律师后，又到被告处要求被告办案民警高彦文向原告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才向原告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张。被告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存在程序违法。原告在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甘行初字第7号判决后，多次明确要求被告给其做伤情鉴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人身伤害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伤情鉴定：㈡被侵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的。在该行政处罚决定期间，被告拒绝接受原告申请，在不做伤情鉴定的情况下就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存在重大程序违法情况。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也错误。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大公（高）行罚决字（2015）第2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对原告进行伤情鉴定，并根据伤情鉴定的结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原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辩称，⒈2012年5月2日9时许，郭彦在高新区某某站等公交车时，与以前同事张凤兰相遇，因怀疑张凤兰同自己丈夫周某某关系暧昧而同张凤兰发生口角，后双方用包隔着证人王某某抡打对方。案发后，郭彦未立即报案，自己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查。急诊检查结果为：未见外伤，多发腔隙脑梗死。5月7日郭彦来所报案，我所民警立即走访现场，调查取证。因案发地系车站，人员流动性较大，且郭彦在案发后第5天来所报案，我所民警虽经工作,但也无法找到在场证人，之后我所民警聘请多家司法鉴定所为郭彦进行法医鉴定，但一直未达到郭彦认为的轻伤标准。2015年7月31日，我所对张凤兰进行行政罚款200元的处罚。⒉本案中，案发时，郭彦年龄为69周岁，张凤兰为63周岁（1948年7月4日生），在过程中张凤兰有用手中手提包朝郭彦抡打的行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张凤兰进行处罚，但我所调查认为：张凤兰虽有用手中手提包抡打郭彦的行为，但有效的证人证言及急诊病志（检查结果为：未见外伤，多发腔隙脑梗死）都无法证实手提包是否打在郭彦的头部，且该案系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情节特别轻微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我所认为张凤兰用手提包抡打郭彦的行为，应认定为情节特别轻微，减轻处罚，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张凤兰行政罚款二百元的处罚。⒊郭彦提出我所拒绝接受为其进行伤情鉴定，这个说法严重失实。在办案过程中我所多次聘请多家司法鉴定机构为其进行伤情鉴定，但均未达到郭彦认为的轻伤标准，故郭彦不断地无理地要求更换鉴定机构，见郭彦第三次询问笔录（证据材料11-13）、鉴定聘请书及工作记载（证据材料53—59页、61—69页）。⒋郭彦称民警遮挡处罚决定书让其签字，直到12月底才知道处罚结果并要出处罚决定书的说法严重失实。对张凤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后，由民警亲自交由郭彦阅读后签字，捺印，并复印原件交给郭彦，郭彦称没有看到具体内容就签字的这一说法，对于一个经历多次民事、行政诉讼、公安机关上访，具备相当丰富的法律知识的人这个说法有些牵强。另外，郭彦没有讲到自己又向甘井子法院执行庭工作人员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一节。郭彦曾于2015年10月中旬向甘井子区法院执行庭工作人员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求强制执行（2015）甘行初第7号行政判决书，即要求公安机关对张凤兰殴打郭彦一案处理结案。但该案已于2015年7月31日结案，郭彦已签字捺印。后甘井子区法院执行庭工作人员到我所了解情况，复印处罚决定书原件带走，并将此情况通报给郭彦。上述事实有关法律文书及各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我所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完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九十条，对张凤兰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办事，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法院依法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的负责人之一肖增厚，当庭对适用法律问题又作出了说明：原告所说的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从立法精神看，是从保护弱者出发的。本案不存在恃强凌弱，案件性质又属于特别轻微，适用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进行处罚是不当的，所以被告适用了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进行处罚。
被告于2016年3月4日向本院提供了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
职权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认定事实的证据
1、郭彦询问笔录3份；
2、张凤兰询问笔录5份；
3、张某某询问笔录3份；
4、周某某询问笔录2份；
5、郭彦的病历诊断；
四、程序方面的证据
1、受案登记表；
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3、行政处罚审批表；
4、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
被告认定事实的证据和程序证据，均与本案有关，来源和形式合法，内容真实可信，具有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采信。
依据当事人陈述和以上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2年5月7日14时29分，被告接到原告郭彦的口头报案称，2012年5月2日9时左右，郭彦在大连高新区软件园26路新新广场站等公交车时，与以前同事张凤兰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后被张凤兰用布包殴打头部，致使郭彦头晕、迷糊。当日，被告受理了这起治安案件。至2015年7月22日，被告调查收集了13份笔录和一份病理诊断，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期间，应原告的要求，被告带原告去过多家鉴定所做损伤程度鉴定。要么被口头告知不构成轻伤以上损伤程度，要么被拒绝做鉴定。被告委托原告和第三人所在的社区进行了调解。但调解未成。2015年7月21日，被告对第三人张凤兰进行了处罚前告知。张凤兰表示不提出陈述申辩。2015年7月31日，被告经负责人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了大公（高）行罚决字[2015]第247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第三人张凤兰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认定，“你于2012年5月2日9时许，在高新园区某某车站，因琐事同郭彦发生争执，后用手中的包抡打对方。”同日，被告向第三人宣告了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将处罚决定书抄送给了原告。原告对处罚决定不服，遂诉至本院，提出了前述诉求。
本院认为，第一，被诉行政行为具备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共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本案中，被告作为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派出所，有权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第二，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被告收集的郭彦和张凤兰的询问笔录以及证人证言笔录清楚地显示，2012年5月2日9时许，在高新园区某某车站，张凤兰因琐事同郭彦发生争执，后用手中的包抡打了郭彦。从被告收集的郭彦的急诊病志等资料可以看出，郭彦当时没有头外伤和其他伤。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是确凿充分的。第三，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基本合法，但存在瑕疵。被告经过了受案、调查、调解、处罚前告知后，经负责人批准，作出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并进行了宣告和文书送达，这个程序基本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办案程序的规定，但存在办案超期这一瑕疵。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告不仅未经批准就延长了办案期限，而且自受理之日起至决定作出之日，远远超过六十日最长期限。被告办案超期，构成程序瑕疵。关于原告诉称的未经鉴定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一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人身伤害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伤情鉴定：㈠受伤程度较重，可能构成轻伤以上伤害程度的；㈡被侵害人要求做伤情鉴定的；㈢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对伤害程度有争议的。本案中，鉴于原告没有伤但要求做伤情鉴定，被告应当进行伤情鉴定。原告郭彦的第三份询问笔录显示，应郭彦的要求，被告曾带郭彦去过多家鉴定所做伤情鉴定，但没有一家鉴定所为其出具了伤害程度的鉴定报告。从这一笔录可见，被诉行政行为已经依法经过了鉴定程序。原告根本没有伤。原告关于鉴定问题的主张，不应采纳。关于原告诉称的被告的民警遮挡处罚决定书让其签字，原告直到12月底才知道处罚结果，才向民警要出来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节，原告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的案件卷宗里有7月31日原告收到处罚决定书的签字，故原告的这一主张不应采纳。第四，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第三人张凤兰有用包抡打郭彦的行为存在，但并未致伤，属于“情节较轻”。被告适用上述规定中“情节较轻”情形的处罚规定，对第三人处以二百元罚款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关于原告主张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㈡项的规定予以处罚一节，被告负责人之一肖增厚对适用法律的当庭说明，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的原则和立法精神，应予采纳，原告的这一主张与法相悖，亦不应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姜 群
审 判 员 刘丽娜
人民陪审员 谭书彬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文郁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五条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