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浙台商终字第5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平。
委托代理人：付宏文。
委托代理人：田景云。
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天珉。
法定代表人：沈天珉。
委托代理人：朱美聪。
委托代理人：金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道华。
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美聪。
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金伟。
上诉人何平为与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被上诉人王海平、徐道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2）台椒商初字第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平及其委托代理人付宏文、田景云，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海平、徐道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金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有显名股东八人，分别为王海平、林弘、邱阳桂、项修田、郑国定、沈显康、徐道华、张建国。台州医药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30日制定的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死亡、退休、离职后，应在一个月内将其股权向其他股东转让，转让的价格按当年账面净资产按月平均核算（不包括资本公积与盈余公积）”。原告系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出资额为5万元，隐名在显名股东徐道华名下。2010年7月24日，原告向台州医药有限公司提交辞职报告，表示因为某些个人原因申请辞职，并希望在2010年8月24日正式离职。2010年9月9日，台州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平签字同意。2010年11月22日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作出中磊沪审字（2010）第132号审计报告，该报告称截止2010年9月30日台州医药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合计45337364.26元。2010年11月，原告何平向台州医药有限公司领取了股本金5万元及自2002年至2010年的股利。2010年12月31日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八名显名股东向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转让了台州医药有限公司的53%股权，作价人民币1.5亿元。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已于2011年2月15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已更名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2011年3月14日，台州商报刊登有关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内容的文字、图片报道。
原告何平于2012年3月1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原告系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职工，原告先后合计在台州医药有限公司投资5万元，由此拥有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职工股份。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后来更名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更名以前，被告王海平是公司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原告和其他部分职工享有的股份委托被告徐道华代为管理（登记在徐道华名下），徐道华因此成为名义上的大股东。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主要由被告王海平、徐道华等部分大股东操控，多年来没有进行分红。2010年11月24日，被告王海平要求原告按照其要求填写领条，退还原告股本5万元及以前年份的股利。被告王海平在领条上签字同意后，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将股本5万元和部分股利支付给了原告。之后原告得知台州医药有限公司53%股份在2010年时的评估价值高达1.5亿元，按照当时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总股本1500万元计算，53%股本价值1.5亿元，则台州医药有限公司的股份价值达到原股本的18.87倍。而被告故意隐瞒股本增值的事实，将原告股份仅仅按照股本价值予以退还，侵害原告享有的权利。现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与原告按照2010年11月24日领条形成的退股本5万元的合同。
被告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王海平、徐道华在原审中共同答辩称：原告的起诉缺乏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理由如下：一、本案原告以欺诈为由提起撤销权纠纷诉讼，根据合同法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应当在撤销权事由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因此，即使本案原告存在可撤销事由，也因其超过一年的法定期限，无权提起撤销权之诉。二、如果原告行使撤销权未超过法定期间，那么原告把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王海平列为共同被告并不恰当，因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没有受让原告的任何股权，被告王海平也没有受让原告的任何股权。三、在本案中，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转让股权及股权价值如何估价均与原告无关，因为此时原告已不再持有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的股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与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虽未达成书面的退股协议，但原、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均认可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24日的退还原告股本金的行为形成了事实上的股权转让合同，故应认定原告所持股份的股权转让合同于2010年11月24日成立。本案的争议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在原告离职后退还原告股本行为形成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生效；二、原告提起撤销权之诉是否超过法定除斥期间；三、原告的诉请是否符合法定的可变更、可撤销事由，应否得到支持。本院作逐一分析：一、被告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的前身台州医药有限公司经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并于2001年并购台州医药采购供应站，系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原告的股份最早也是在改制期间以职工参股的形式而取得，职工的身份是其取得股份的前提。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改制具有特殊性和不规范性，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虽然名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有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征。参照1997年《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5条的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该项规定表明取得股东身份的前提必须要具有在职职工的身份，再结合有限责任公司本身具有的资合性和人合性特点，故公司章程有关公司职工离职后不能保留股份，并且必须予以转让的规定，并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这也与《指导意见》的精神相吻合。故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向原告退还股本而形成的合同关系，虽然无转让协议，也未履行相应的减资手续，但作为一种特殊的股权转让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应为成立并且生效。被告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原告退股后的股份已经转让给了公司其他股东，但又不向法院披露其他股东的姓名，也没有提供证明股权已经转让的书面证据，故应推定目前原告退股后的股权仍由被告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持有。二、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台州商报于2011年3月14日刊登了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揭牌仪式的报道，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被收购的最早公开报道。这与原告当庭陈述的“大概是2011年3月底，从电视媒体上播放了台州上药公司挂牌的消息以后，再从网上了解了实际转让价格”，两者时间基本吻合。因此应确定2011年3月14日为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该日距离原告提起诉讼的2012年3月14日并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故原告行使撤销权在法定期间内。三、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向原告退还股本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但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仍应当遵循合同法规定的平等原则、公平原则。股权的受让方应当向原告支付公平、合理的对价。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核定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的规定，“自然人转让所投资企业股权（股权转让）取得所得，按照公平交易价格计算并确定计税依据；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可参照每股净资产或纳税人享有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份额核定股权转让收入”，据此，原告股权的转让价格按照每股净资产或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份额进行计算才具合理性。截止2010年9月30日止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而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为45337364.26元，两者相差近三倍。因此，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将原告认缴的5万元股本按原值予以退还而形成的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明显存在不对等性。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由于撤销本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势必会导致合同自始无效，原告重回公司股东之列，但此时原告已经离职，这与《指导意见》“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的规定产生矛盾，也不符合国家关于职工股的立法本意。故原告请求撤销股份转让合同的诉讼请求有违相关规定，应不予支持。原告请求撤销与被告之间形成的退股本合同，实质是认为被告仅按照原值退还原告股本损害了其享有的经济权益，对于转让股份给被告，其本身并不排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因此，该院依法变更原、被告之间股权转让合同的股权转让价款。鉴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系要求被告按股权实际价值支付价款，故在该院变更合同中的股权价款之后，为了减少诉累，对于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应当支付给原告的股权转让款亦在本案中直接判令由被告向原告偿付。参照前述国家税务总局《公告》的规定，截止2010年9月30日止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与注册资本比值为3.02249，该数乘以原告认缴的股本金5万元等于151124.50元，再减去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已经支付给原告的5万元，得出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应当继续支付给原告股权转让款101124.50元。该款项为含税价款，原告收到股权转让款项后，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由于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已于2011年2月15日变更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作为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权利义务的继受者，被告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对于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应当履行的债务负有付款义务。被告王海平、徐道华与原告同为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股东，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两人有受让原告的股份，与原告之间并无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故原告对此两人提起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于2012年9月3日判决如下：一、变更原告何平与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24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51124.50元；二、被告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何平股权转让款101124.50元；三、驳回原告何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何平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符合实际。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单方提供的审计报告认定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截止2010年9月30日所有者权益为45337364.26元，由此得出所有者权益与注册资本（1500万元）比值为3.02249，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该审计报告对公司购买的房屋等固定资产只是按照账面原价审计，没有考虑房地产近十年的巨大增值。据了解，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自然人占原公司53%股份，在2010年底转让给上药时的评估价高达1.5亿元，按照当时原公司总股本1500万元计算，53%股份计795万元价值1.5亿元，比值达到18.87倍。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原审中，上诉人何平提供的2010年12月23日其他自然人股东委托转让股权协议书，也证明公司净资产当时市场评估应为1.2亿-1.3亿元，当时委托转让价格按照资本金10倍计算，原审法院也认定了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但却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审认定自相矛盾。原审由此计算的的股权转让价格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中的证据能够证据股权转让价至少为本金10倍，原审按本金3.02249倍计算显然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答辩并上诉称：上诉人将股份转让给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产生的价值变化与上诉人何平没有关系。原审法院计算三倍股价的依据不足，我们认为计算股份应以公司章程为依据，如果上诉人退岗就应当予以退股。原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何平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存在明显不对等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的股权转让价格为股本原值是错误的，因为，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在向上诉人何平退还股权的同时，又向其支付了2002年-2010年的股利90904.4元（扣除个人所得税后为72723.52元），该笔费用虽然以股利名义支付，其性质仍是股权转让款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双方认可的事实，上诉人何平从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领取的股本加股利金额为140904元，是股本的近三倍，所以，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不对等缺乏事实依据。二、上诉人何平领取的股利，是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历年积累形成所致，在这之前，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的所有员工不存在股利分红的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未分配利润部分就属如此。即使原审法院判决正确且应当进行变更，则在计算上诉人应当继续支付的款项中，也应当扣除何平已领取的股利款项90904.4元（扣除个人所得税后为72723.52元），原审法院对此没有扣除是错误的。三、根据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规定，退股款不包括所有者权益中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但该部分权益属公司财产，不是退股股东应得分配款项，除非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四、上诉人何平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双方形成的事实退股本合同，而原审法院在未向双方当事人释明的情况下，直接对股权转让价格进行变更，进而判决由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不但不符合合同法第54条规定，也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属程序严重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何平的一审诉讼请求。
上诉人何平针对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公司章程与实际不符，也不合理。即使按章程规定，正式退股也应当进行审计评估，但当时公司单方面退股既没有征得上诉人何平的同意也没有进行审计。所以说原审法院重新审查股价是公平的。原审判决符合本案最终目的，是解决股权股份的实质性问题，程序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陈智玲的实际退股时间也应当认定为2011年，与何平等是同一年份，所以原审法院按这个时间统一计算是公平的，但原审法院计算的股价不公平。
被上诉人王海平、徐道华同意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的答辩及上诉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当以当事人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上诉人何平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是“撤销被告与原告按照2010年11月24日《领条》形成的退股本合同。”其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再次申明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系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且主张退股本与退股及股份转让系不同概念，股权仍在其名下，其仍系公司股东。第二次庭审中上诉人何平主张领出股本不等于退股，要求按实办理退股手续，且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对上诉人何平的股份价值的争议，主要是为了说明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主张的何平股份价值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上诉人何平在原审中不仅要撤销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的对何平的实际退股行为，且主张其仍为公司股东，而被上诉人何平在原审中并未明确向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提出给付股份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故本案为形成之诉，而非给付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规定，对于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可撤销和变更，但并非指法院可以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诉之种类予以变更。形成之诉、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请求内容及性质各不相同，在本案上诉人何平主张其仍为公司股东而行使撤销权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迳行判决由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给付上诉人何平股份转让款，已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程序不当。二、公司章程是公司组织及活动的基本原则，股东及公司均应按公司章程履行。本案中，对外上诉人何平系公司隐名股东，对内其为实际股东，且上诉人何平在与公司另一股东徐道华签订的《出资委托协议书》第三条第三款、第四条第一款中明确约定双方均应遵守公司章程，故2009年6月30日通过的《台州医药有限公司章程》对上诉人何平及其他公司股东有法律约束力。该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股东死亡、退休、离职后，应在一个月内将其股权向其他股东转让，转让价格按当年账面净资产按月平均核算（不包括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该条款实际上系附条件条款，即公司股东死亡、退休、离职的条件成就，该股东的股份就应当在个月内退出。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的股份构成也系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形成，符合当时相关的政策规定，故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根据上述公司章程的约定，上诉人何平自其被公司批准辞职之日起，其应当在一个月内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因此，上诉人何平自被批准辞职之日起一个月届满后，已不再是公司股东，其领取退股款项的行为视为其已按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的规定履行了股权转让手续。三、按上述公司章程规定，上诉人何平退出的股份由其他股东受让，并非由公司受让。转让股份一般有三种情形，即股东间转让、股东与股东之外的第三方间转让、公司回购。前二种情形的股份转让不涉及公司资本金的变更，后一种情形，公司回购股份后，要么另行转让，要么注销相应比例的资本金，否则，股东及公司的行为形同抽逃资本金，已违反公司法规定。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上诉人何平的股份转让款虽由公司支付，但公司从未将何平的股份按比例注销相应的资本金，而且公司章程约定是由其他股东受让，因此，公司向上诉人何平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当认定系公司代为支付，受让股东对公司代付的股权转让款负有偿还的义务。如果上诉人何平的股权转让款存在未能付足的情况，上诉人何平应按2009年的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的规定主张权利。四、上诉人何平主张的股权转让对价应当按原台州医药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核算。上诉人何平的退股系因其辞职而形成，股权价值的核算应按公司章程规定进行。但其他股东委托部分股东将部分股权转让给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时，上诉人何平已经离职且已退出公司股份，其他股东与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的价格纯粹是市场交易价格，与上诉人何平离职时按公司实际资产计算的股权价格并不一定相同，上诉人何平主张按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价格计算其股权价格，没有任何依据。至于中磊沪审字（2010）第132号审计报告在体现股权价格方面是否符合公司当时的实际资产价值，及该审计报告的基准日及审计方法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是否应当作为核算上诉人何平股权转让价格的依据，上诉人何平可另行提出给付之诉予以处理。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何平在被批准辞职之日起一个月届满后已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既非股权转让受让的主体，上诉人何平也未提出给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故上诉人何平的一审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的判决已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本院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何平与上诉人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2）台椒商初字第64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何平的一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上诉人何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为民
审判员 胡精华
审判员 潘君辉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项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