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河市民四终字第1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住所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法定代表人：覃翠姣，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唐海涛，广西龙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建华，现住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吴振贤，广西龙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下称民族服装厂）与被上诉人唐建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2014）罗民初字第367号民事判决，民族服装厂不服该判决于2015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蒋林飞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桂生、韦媛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黄誉雅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民族服装厂的法定代表人覃翠姣及其委托代理人唐海涛、被上诉人唐建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振贤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29日，赵承贵作为罗民族服装厂（甲方）的代表与唐建华（乙方）签订一份《出租房子协议书》，内容为：“甲方将厂内第一门市部的其中壹间房子租给乙方作为经营服装之用。经甲乙双方协商，订立合同协议如下：希望共同遵守。一、甲方出租房子给乙方使用时间肆年（即从2013年8月1日起到2017年8月8日止），如遇特殊原因，甲方需重建厂房应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做好房子移交手续。二、房子月租金每间为1730元，水电设施装置更改费用由乙方自理，甲方不负责任，水电费则按乙方使用实数计收。三、房租交款方法：乙方应在开业前的头一个月提前预交三个月的押金给甲方，其余按每月租金应在当月5日前交下月租金，如乙方不按月交纳租金给甲方，甲方有权收回房子……。”协议签订后，唐建华已将2013年8月至10月份的房屋租金（每月1730元）交给银维德（系服装厂原来的出纳），银维德收到上述款项后，均出具收款单（加盖财务专用章）给唐建华。2013年11月21日，唐建华收到“民族服装厂新管理小组”的书面通知，该通知要求唐建华不要再将房屋租金交给原管理人员，具休交纳方式等候通知；唐建华于当日已签收该通知。2013年11、12月份，唐建华将房屋租金（每月1730元）交给民族服装厂的管理小组尹惠涟收取，同时尹惠涟出具收款单（没有加盖公章）给唐建华。2013年11月25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作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要求妥善保管民族服装厂有关财务账册等资料的通知》，内容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二轻联社：为彻底解决民族服装厂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根据自治县人民政府领导的指示，现要求你社及时派专人对民族服装厂的有关证照、财务账册进行妥善保管，以便有关部门对厂财务进行核查审计。同时协助该厂临时管理小组行使门面租金的收取及监督有关费用的支出。特此通知、二0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落款处加盖“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公章。2013年11月30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作出《关于覃翠姣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内容为：“二轻系统各企业：根据企业民主推选和当前工作需要，经二轻联社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覃翠姣同志任民族服装厂厂长；尹惠涟同志任民族服装厂副厂长；免去赵承贵同志民族服装厂厂长职务；免去吴月山同志民族服装厂副厂长职务。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二0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落款处加盖“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公章。2013年12月27日，唐建华收到一份函头为“民族服装厂通知”的通知，内容为：“租赁户主：我们是民族服装厂职工和退休人员，我们要求你们将租赁我厂2014年元月份起门面租金交由我厂财务直接收取，不得交由其他任何部门或个人收取。特此通知、民族服装厂、2013年12月27日”，落款处加盖“民族服装厂财务专用章”（下称“厂财务专用章”）。唐建华分别于2014年元月4日、元月24日、3月5日、4月5日、5月5日将2014年元月份至5月份的房屋租金（每月1730元）交给银维德，银维德收到上述款项后，出具收款单（加盖财务专用章，部分老职工及退休职工均在收款单背面签名）给唐建华，所收取的租金存入银维德的个人账户，银维德每月支取7600元分发19名在职及退休职工生活补助费400元／人）。2014年5月14日，民族服装厂以唐建华自2014年1月起至5月止均未交纳租金，经多次追索未果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民族服装厂与唐建华签订的《出租房子协议书》；2、由唐建华偿付给该厂房屋租金79928.35元；3、，由唐建华返还房屋并恢复原状。
另查明，厂财务专用章一直由银维德保管。2014年1月1日，民族服装厂的法定代表人覃翠姣作为甲方的代表与唐建华作为乙方签订一份《临时租赁合同》，内容为“本着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甲方同意将本厂后楼二楼房屋租给乙方作住房之用。为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特订立如下合同。一、甲方出租本厂后楼二楼房屋给乙方作临时居住之用，甲方需终止合同时，应提前贰个月通知乙方，乙方无条件按时清理移交房子。二、乙方租用甲方贰间房屋，每月租金肆佰元，水电费自理……。”落款处甲方加盖“民族服装厂”的公章，乙方为唐建华的签名。该合同签订后，唐建华已按时将租金交给民族服装厂。2014年1月2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出具一份《证明》给民族服装厂，内容为：“兹有县民族服装厂临时管理小组覃翠姣、潘东强等同志到贵局要求刻印公章一枚，内容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管理小组’。恳请给予办理。特此证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2014年1月2日”，该证明落款处加盖“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公章；同月3日，民族服装厂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管理小组”的名义向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公安局提交一份申请书，内容为：“自治县公安局：为了我民族服装厂管理小组开展工作，需要刻制印章一枚，名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管理小组财务专用章”（下称厂管理小组财务专用章），望贵局给予办理为盼。特此申请。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管理小组、2014年1月3日”，该申请书落款处加盖“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管理小组”的公章。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已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管理小组刻制了“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管理小组”及“管理小组财务专用章”两枚印章。2014年4月23日，民族服装厂在河池日报上登报声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原‘厂财务专用章’现已丢失，声明作废”。2014年4月25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给民族服装厂，该《情况说明》内容为：“2014年1月25日下午，我局接到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紧急电话通知，要求我局立即派人会同县工商联同志到民族服装厂所在地，处置民族服装厂与该厂门面5名承租人因租金收取产生的矛盾纠纷。我局随即委派分管二轻联社工作的副局长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现将处置相关情况作如下说明：……3、在2014年1月以后，民族服装厂8名退休职工要求承租人将门面租金交给原厂财务人员，5名承租人多次到县政府相关部门和我局反映租金交给谁的问题，每次县政府相关部门和我局都给予了他们明确的答复：按县政府的决定，门面租金要交给民族服装厂管理小组管理。4、我局和县工商联在民族服装厂二楼办公室主持召开民族服装厂管理小组成员、相当部分投资人和继位投资人代表、罗城浙江商会会长、5名承租人、退休职工、职工等有关人员参加的协调会。会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再次强调了县人民政府的决定，民族服装厂门面租金由民族服装厂管理小组收取，同时告诫退休职工和原厂管理人员不能以个人名义到门面收取租金，并从春节将至和维护稳定的角度考虑，建议元月份民族服装厂门面租金延迟到春节十五元宵节后5日内交纳。”
庭审中，唐建华明确答辩意见为驳回民族服装厂的起诉。经询问唐建华：1、领取应诉材料后为何继续缴纳租金给原来的财务？唐建华称根据实际情况，且管理小组也不是厂里面的人，所以不敢缴纳租金给管理小组；2、是否申请提存租金？唐建华称没有申请，因不懂如何提存租金。证人申祥云及唐建华均称2014年1月25日下午，在民族服装厂二楼办公室召开协调会时他们都在场，但认为协调会无结果。经询问：1、民族服装厂请求唐建华赔偿8932.50元如何计算？民族服装厂称1730元／间×1间×5个月（2014年1月到5月）=8650元（租金），8650元×【5.6%（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12个月】×5个月=282.20元（经济损失），两项合计8932.50元；2、民族服装厂要求唐建华恢复房屋原状，具体要恢复到什么状态？民族服装厂称即要求唐建华能搬走的动产就搬走，其余的保持房屋现在的状态。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采用书面合同形式订立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民族服装厂与唐建华签订的《出租房子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虽然，民族服装厂称原来的“厂财务专用章”已作废，但其庭后向本院提交在河池日报上的登报声明作废“厂财务专用章”是2014年4月23日才登报，并且民族服装厂亦没有向公安部门申报挂失或注销“厂财务专用章”，而是另行向公安部门申报刻制“厂管理小组财务专用章”，此印章与原来的财务专用章系两个不同的印章，唐建华于2013年8-10月份及2014年1-4月份交纳租金后，均收到加盖“厂财务专用章”的收款单，而民族服装厂于2014年5月5日交纳2014年5月份租金时仍收到加盖“厂财务专用章”的收款单，据此，本院认为加盖“厂财务专用章”的收款单系民族服装厂出具，视为唐建华已依约向民族服装厂缴纳了租金，不存在违约。民族服装厂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唐建华抗辩驳回民族服装厂的起诉，但无其他相关证据证实，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民族服装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民族服装厂负担。
上诉人民族服装厂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2013年7月29日，上诉人与唐建华签订的《出租房子协议书》，双方约定：上诉人将位于东门镇解放路37号的一间房子出租给唐建华使用，租期为四年（从2013年8月1日起至2017年8月8日止），每月租金为1730元／间，租金交纳方式为提前预交三个月的押金，每月租金应在当月的5日前交下月租金。2013年10月29日，上诉人基于内部管理的需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管理小组。新的管理小组产生后已告知唐建华不要再将房屋租金交给原管理人员。但唐建华却开始违背合同的约定，从2014年1月起就没有向上诉人交付租金，拖欠租金共计8932.50元（截至2014年5月5日止）。由于唐建华故意把应交给上诉人的租金交给没有代理权的银维德手中，应当承担违约的全部责任。更为严重的是：唐建华存在擅自转租他人的情况，其行为违反租赁合同第10条的约定。2、关于印章作废的效力。①本案中，上诉人于2014年1月28日向唐建华发出关于“厂财务专用章”作废的通知，则在唐建华收到通知之时起，即对其产生约束力，这是法理上的对特定人的效力问题。唐建华在收到通知后仍向持有“厂财务专用章”的人交纳租金，这就是明目张胆的违约。②至于登报声明的问题，其目的是考量被作废印章的对世权即对不特定人的效力问题。作废印章登报是追求对世效力，它并不影响此前的针对特定的人（即承租人）发出通知的法律效力。另外，从唐建华提交的“2013年12月27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通知》”可以看出，一发出《通知》的主体是“我们是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职工和退休人员”，二《通知》落款处加盖的是“厂财务专用章”的印章。如此看来，无论是职工和退休人员，还是“厂财务专用章”，都不能代表民族服装厂。③在租赁关系中，出租人不仅对义务人享有给付请求权，而且还享有给付受领权和保护请求权。本案中，唐建华有义务依约向民族服装厂给付租金，民族服装厂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授权的代理人则自然有权接受该款，依法受领。而非法持有“厂财务专用章”的银维德是没有资格以民族服装厂的名义行使上述权利的。3、2013年10月29日，民族服装厂选举出新的管理小组，上诉人即通知唐建华向新的管理小组委任的财务人员缴纳租金。同年11月21日，民族服装厂又以书面方式通知唐建华不能再交租金给包括原财务人员在内的原来管理人员。2013年11月28日和12月5日，唐建华依通知向新的管理人员缴纳租金。这说明唐建华是明知履行义务的具体内容和要求的，也证明了被上诉人违约性质是极端严重的。唐建华称“2013年12月27日，民族服装厂财务又行文通知交租金给厂财务，我们不知所措”，此言是无理的托词。唐建华既然已经向新的管理小组交租金：而且于2014年1月1日还跟新的管理小组签订有关住房的《临时租赁合同》，何以不知所措。即便是有人越权，抑或是冒用厂财务的名义发出明显无效的通知，也丝毫不影响甄别是与非问题，但唐建华却故意违约。在自治县工信局明确答复“应当交租金给管理小组收取”，特别是在2014年1月25日工信局主持召开协调会再次强调“租金由管理小组收取，与会各方表示遵循”之后，唐建华还明目张胆的违约。唐建华除了2013年11月和12月向有权受领租金的新的管理小组委任的财务人员交付租金之外，此后就没有再向新管理小组交付租金。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唐建华辩称：被上诉人自2005年起租用民族服装厂的房屋经营至今，租赁合同是与厂部签订，但租金总是交付给服装厂财务收。民族服装厂称答辩人没有诚实守信地履行交纳租金的义务，这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被上诉人租用民族服装厂的门面做生意至今，10年来均按时交纳了房租、水电等费用至今未欠租金。合同虽是与服装厂签订，但租金均是交给服装厂财务，并在收据加盖财务专用章。2013年7月29日，被上诉人与民族服装厂再次签订租赁合同，交纳租金的方式与之前相同。但从2013年10月份起，不断有人自称是民族服装厂的投资继承人和原民族服装厂己故职工子女来到被上诉人经营的门面干扰，强令将租金交给他们。而服装厂的在职职工、厂领导、监事会领导、厂会计、出纳及退休职工又要求把房租水电费等像以往一样直接交到财务收。在不知该将租金交给谁收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于2013年11月接到自称为罗城民族服装厂新管理小组的通知，才于11月28日将当年11月、12月份租金交给自称为“罗城民族服装厂新管理小组”成员的尹惠涟收。但在2013年12月27日，被上诉人又收到民族服装厂的通知，要求被上诉人从2014年1月份起将租金交由服装厂财务直接收取，不得交由其他任何部门或个人收取。另外，被上诉人了解到“罗城民族服装厂新管理小组”的成员及他们所代表的只是六、七十个己故原职工子女或亲属，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民族服装厂的职工。所以被上诉人不敢再将租金交给“罗城民族服装厂新管理小组”，而仍像以往历年那样直接将租金交给罗城松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财务收取。至于是由罗城民族服装厂新管理小组有权收取租金，还是罗城伙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财务有权收取？由于以往都是民族服装厂盖厂财务公章收租金的，从没有以盖“行政公章”收租金的过。被上诉人认为应当由民族服装厂盖财务专用章收租金。
在一审庭审中，民族服装厂提供了一些事实材料、使被上诉人得以了解到民族服装厂的“新管理小组”和原管理人员之争，行政公章和财务专用章之争的原委。2009年初，民族服装厂原已退职、离职、辞职、己调离、己被开除人员的己故职工子女或亲属等30多人认为该厂是其上辈生前投过资、做过工、有积累，故要求：1、继承其前辈的股份和红利，参与分配该厂的财产；2、罢免民族服装厂的厂长并由他们成立资产管理小组。2009年3月26日，自治区二轻联社办公室以桂二轻办函（2009）1号文件作了批复，认为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但他们不服，继续上访。2009年11月10日，县政府又以罗政函（2009）55号文件答复：“己故职工子女的前辈合作化时带衣车入股，历经互助组、初、高级社、人民公社化。车缝社已于1972年1月11日全部清退了银广荣等64名社员原入股资金，他们均在《东门车缝社退还社员股金表》上盖章同意并领取了原入社股金。之后企业资产则转为城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属国家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职工与企业的关系系劳资关系，不是合伙或股份关系。职工提供劳动领取工资作报酬。到退休年龄领退休金。职工死亡即自然与企业失去关系。其子女不存在与企业当然形成劳动关系，也不存在继承问题。己故职工子女与企业的财产、人事不存在任何关系，其提出要求到民族服装厂继承股份、参与分红、分配民族服装厂的财产、要求罢免厂长、成立新的资产管理小组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此后，已故职工子女、亲属停闹、停访一段时间后，又续访、续闹。2013年下半年，因己故职工子女的亲属主管的副县长召开了会议，作了布置，免掉了坚持按法律、政府文件办事的县二轻联社主任的职务，任命了新的二轻联社主任。2013年10月29日，“应到”67人，“实到”55人己故职工子女或亲属，以“厂代位投资人或继承人、职工”的名义冲到民族服装厂二楼办公室，召开“选举厂管理小组大会”，选出“罗城民族服装厂新管理小组”，并将会议记录报到县二轻联社。11月12日，县二轻联社下罗二轻字（2011）5号《关于撤销赵承贵同志任职的通知的通知》。撤销的理由是：厂长人选依法应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其他任何组织机构发文任免。任免文虽然撤销了，但赵承贵作为服装厂的在职职工，作为工厂选出的厂长依然是合法厂长。但二轻联社于2013年11月30日却下发了一份二轻人字（2013）2号《关于覃翠姣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任命没有民族服装厂职工身份的覃翠姣为厂长，尹惠涟为副厂长，免去具有职工身份，由厂职工大会选举产生的赵承贵的厂长职务，吴月山的副厂长职务。此后，县二轻联社主任梁寿庭责令厂长赵承贵将“罗城伙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公章交出，给梁寿庭收取代管。后梁又将收取代管的厂行政章私授给予覃翠姣为首的新管理小组。新管理小组得厂行政公章后，到工商部门办理法人代表变更手续。登报声明厂营业执照己丢失，财务专用章、业务章、房产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己丢失，宣布作废，重新刻制有关印章，重新办营业执照、房产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了厂银行账户印鉴。向部分承租厂房户收取了租金。只因被上诉人不敢将租金交给“新管理小组”，而仍像以往历年那样将租金直接交给服装厂财务，新管理小组就将被上诉人告上法庭。由于被上诉人历年来将租金交给民族服装厂财务收取，由厂财务开具收据。所以盖上厂财务专用章，就是交给了民族服装厂收取租金，被上诉人也不可能重交二道租金。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二审中，上诉人民族服装厂没有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唐建华在二审中向法庭提交的新证据有：证据1、《收款收据》，证明：被上诉人以前交租金都是民族服装厂收款后，出具盖厂财务专用章的收款单；证据2、广西壮族自治区二轻城镇工业联合社办公室作出的桂二轻办函（2009）1号文和河池市二轻城镇工业联合社作出的河二轻函（2014）1号文，证明：民族服装厂是集体企业，被上诉人将租金交付厂财务人员银维德没有错；证据3、原告赵承贵、吴月山等14人起诉被告梁寿庭、第三人覃翠姣返还原物的《民事诉状》和原告赵承贵、吴月山等14人起诉被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第三人覃翠姣、尹惠涟不服行政任免职的《行政诉状》，证明：民族服装厂的内部争议不影响被上诉人已经履行合同的事实。
上诉人民族服装厂认为唐建华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且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
对于被上诉人唐建华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将根据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综合本案相关的证据予以参考和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民族服装厂创建于1954年手工合作化时期，其前身是东门车缝小组，属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
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诉辩主张及事实、理由，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唐建华将租金交付给出具民族服装厂“厂财务专用章”收据的银维德是否合法？2、以覃翠姣为厂长的民族服装厂要求唐建华支付门面租金及经济损失8932.50元，并主张解除与唐建华签订的《出租房子协议书》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一、关于唐建华将租金交付给出具民族服装厂“厂财务专用章”收据的银维德是否合法的问题。2013年7月29日，民族服装厂与唐建华自愿签订《出租房子协议书》，该合同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双方签订的合同属合法有效的合同。以覃翠姣为厂长的民族服装厂称厂领导班子改选后，民族服装厂于2014年1月28日已向唐建华送达关于原“厂财务专用章”已作废的《通知》，唐建华在收到《通知》后仍分别于2014年3月5日、4月5日、5月5日向民族服装厂的原出纳银维德交付租金，民族服装厂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2013年7月29日双方合同签订后，唐建华将2013年8月至10月份的房屋租金（每月1730元）交给银维德，银维德收到上述款项后，均出具加盖民族服装厂财务专用章的收款单。且2013年12月27日，唐建华收到一份函头为“民族服装厂通知”，要求将门面租金交由民族服装厂财务直接收取，不得交由其他任何部门或个人收取。该通知加盖有“民族服装厂财务专用章”。由此，唐建华分别于2014年元月4日、元月24日、3月5日、4月5日、5月5日将2014年元月份至5月份的房屋租金（每月1730元）交给银维德，银维德收到上述款项后，亦向唐建华出具收款单（加盖有财务专用章，部分老职工及退休职工均在收款单背面签名）。另外，银维德将其所收取的租金存入其个人账户后，每月支取7600元分发给民族服装厂19名在职及退休职工生活补助费400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所有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据此，可认定唐建华于2014年元月4日、元月24日、3月5日、4月5日、5月5日将2014年元月份至5月份的房屋租金（每月1730元）交给银维德的行为未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应当视为唐建华向民族服装厂交付了租金。唐建华已交付租赁民族服装厂的房屋租金，以覃翠姣为厂长的民族服装厂认为唐建华交给能出具加盖民族服装厂财务专用章，且有部分老职工及退休职工签名收据的银维德不对，那是其内部的问题，其要求唐建华再次支付租金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以覃翠姣为厂长的民族服装厂要求唐建华支付门面租金及经济损失8932.50元，并主张解除与唐建华签订的《出租房子协议书》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从民族服装厂与唐建华签订《出租房子协议书》的内容看：民族服装厂将厂内第一门市部的其中壹间房子租给唐建华作为经营服装之用，房子月租金每间为1730元。在合同签订后至2013年12月期间，唐建华每月都按约定交付给民族服装厂1730元租金，民族服装厂对唐建华每月支付的1730元租金并没有提出异议。由于唐建华已按合同约定向民族服装厂每月支付1730元，在履行租赁合同期间不存在拖欠租金的情形。民族服装厂称唐建华拖欠租金及经济损失8932.50元没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民族服装厂另称唐建华将承租的房屋擅自转租给他人，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唐建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拖欠租金，民族服装厂也没有证据证明唐建华将承租的房屋擅自转租或存在其他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因此，民族服装厂要求解除与唐建华签订的租赁合同并返还房屋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民族服装厂上诉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林飞
审判员 张桂生
审判员 韦 媛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蓝苑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