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1民终31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邢世伟，男，1971年2月12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传彬，吉林法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东，男，1978年10月27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嫦艳，吉林迪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洪飞，男，1950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吉林省九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索立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慧。
第三人（原审第三人）：曲义，男，1956年4月10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滨河小区203栋501室。
第三人（原审第三人）：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一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一间村。
第三人（原审第三人）：吉林省长春北郊监狱，住所地长春市高新北区一间堡。
法定代表人：汪军，监狱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兴，该单位法律顾问。
上诉人邢世伟、王伟东因与被上诉人李洪飞、第三人曲义、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一间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一间村委会）、吉林省长春北郊监狱（以下简称北郊监狱）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宽民初字第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伟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驳回被上诉人邢世伟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李洪飞从争议土地迁出，并拆除地上自建建筑物；2.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诉争土地2006年经土地部门确权登记给第三人北郊监狱，土地使用权性质确定为国有划拨。北郊监狱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予以变更土地使用权用途的情况下，2006年与一间堡村支部书记孙甲荣协商决定将划拨土地归一间村使用、收益至2026年年底。一审法院将2011年6月9日北郊监狱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北郊监狱在进行土地登记时与一间堡村支部书记孙甲荣协商，到2026年末，土地的收益归一间堡村”，以及2013年8月27日北郊监狱一审代理人在第三次庭审中陈述“该争议地块于2009年之后取得使用权，经与一间村委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一间村使用该块土地至2026年年底，收益归一间村所有”作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从而认定第三人一间村委会与曲义签订的承包协议在2004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以及一间村委会、曲义、与上诉人王伟东于2008年5月21日签订的转包协议、以及王伟东与邢世伟、李洪飞分别签订的转让协议均认定为有效协议，属于证据采信错误，事实认定不清。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用途管制，主要体现在一是土地的用途必须依法确定。二是实行土地用途变更许可，土地使用者不得随意变更土地规划用途，若欲变更，必须事先办理审批和变更登记手续。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而本案诉争土地2006年6月9日登记给北郊监狱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因此2006年6月9日后一间村委会无权作为土地发包人对案争土地使用权签署承包权转让协议，从中获得收益而侵害国家利益。故2009年王伟东分别与邢世伟、李洪飞并经一间村委会同意所签订的转包协议，均属于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协议，所以，一审法院判令的第一项是错误的判决。3.上诉人王伟东与邢世伟在（2010）宽民初字第2873号民事案件庭审中，双方就2009年11月2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与《个人独资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两份协议，已经达成书面解除协议，邢世伟于2011年7月5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法院作出准许撤诉的裁定。上诉人王伟东依据该解除协议于2010年12月31日也支付邢世伟100万元，王伟东按照该解除协议已经履行部分义务，证明上诉人王伟东与邢世伟所签署的《转让协议书》与《个人独资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在2010年12月已经解除，被上诉人邢世伟再依据此两份协议提起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判决的第二项也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错误判决。4.关于上诉人王伟东与被上诉人李洪飞于2009年7月21日签署的“转让协议”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洪飞也没有实际交付王伟东470万元的转让对价，该协议双方也没有实际履行。事实上王伟东向邢世伟借款270万元，双方产生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不是土地承包权买卖的法律关系，并且二者所签订的转让协议是无效协议，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故二审法院应判令被上诉人李洪飞从争议土地迁出，并拆除地上自建建筑物。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邢世伟辩称，一、王伟东在上诉请求中主张判令李洪飞从争议土地迁出，并拆除地上自建建筑物，而王伟东在一审的诉讼地位是被告，李洪飞系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王伟东在一审中也未提出反诉，故王伟东作为被告不能对第三人主张权利。二、王伟东主张与邢世伟签订的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即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规定”。王伟东所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及第十二条均系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故王伟东的此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关于王伟东主张的双方解除协议问题。2010年12月22日邢世伟与王伟东签订协议书，约定“2009年11月28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王伟东同意赔偿邢世伟损失400万元，同意返还邢世伟原支付的300万元，王伟东承诺2010年12月27日支付第一笔款100万元，2011年1月20日支付其余款项，本协议生效日期是王伟东在约定的时间内支付全部款项之时，王伟东不按时支付款项合同不生效，承担200万元人民币的违约责任”，本协议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因王伟东未在规定期限内全额支付约定价款，故上述协议未生效，王伟东主张《转让协议书》及《个人独资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已经解除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王伟东的上诉状中陈述的与李洪飞的协议书非土地转让协议而是借款担保的事实，我方认为其主张成立。原审中并未有证据证明李洪飞已经将全部款项向王伟东支付，且我方有证据证明该转让协议权利基础不存在，转让过程中原承包协议系上诉人王伟东伪造的。
邢世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判令二被上诉人从争议土地上迁出，并拆除地上自建建筑物。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二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二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当中的诉求的两个条款是正确的裁决，但是没有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李洪飞的迁出和拆除诉求，这是错误的。一、事实问题，1.2009年11月28日，二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书》和《个人独资企业转让协议书》的时间早于二被上诉人签订的《买卖协议书》（标明时间为2009年7月21日），但是判决书当中的认定错误。2.一审主审法官2015年6月15日的追记笔录记载：王伟东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证实“其与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是真实的，与被上诉人李洪飞签订的《买卖协议书》不真实，《买卖协议书》中的孙甲荣、曲义的签字均是王伟东书写，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3.第三人曲义证实：上诉人持有的《转让协议书》上曲义的签字是其本人书写，二被上诉人《买卖协议书》上曲义的签名不是其书写。4.第三人一间村民委员会证实：上诉人持有的《转让协议书》上的公章是真实的。通过上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二被上诉人之间属于恶意串通，是用合法形式掩益非法目的，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被上诉人李洪飞根据无效合同恶意占有上诉人的土地，并在土地上非法建筑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洪飞与王伟东签订的《买卖协议书》有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当中错误认定的事实是转包协议未实际交付：上诉人已经与王伟东办理个人独资企业的变更工商登记，诉争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归属于个人独资企业享有，这一事实上诉人已经在一审当中向人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并且二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了《个人独资企业出让协议书》、《承包合同书》、《转包协议书》形成整体的权利义务，足以说明上诉人的诉求应当得到全部支持，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改判。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保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伟东辩称，上诉人邢世伟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判令王伟东从争议土地上迁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理由如下：1.上诉人邢世伟与王伟东于2009年11月28日签订的关于转让宽城区奋进乡一间村委会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协议书》，该协议双方并没有实际履行，转包土地没有实际交付；2.邢世伟与王伟东于2010年12月31日已经将双方签署的土地《转让协议》解除，双方签署了新的协议书约定，王伟东给付邢世伟710万作为双方解除协议的赔偿金。按照新协议约定，王伟东已经给付邢世伟100万元，其余610万元以物抵付也已经进行部分交付。邢世伟并没有对双方新签署的协议书予以撤销，该协议仍然处于履行过程中，双方之间存在的是欠款纠纷的债权债务关系。3.邢世伟与王伟东双方于2009年11月28日签署土地《转让协议》在已经解除的情况下，王伟东仍然是一间村土地的合法转包权人，邢世伟主张土地转包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4.王伟东与李洪飞于2009年7月21日签署的《买卖协议书》，实际是借款抵押协议。买卖协议书中出卖价款470万元，实际是王伟东向李洪飞借款270万元，剩余200万元是约定的利息。根据法律规定，在设定抵押时，不能约定在债务不能偿还时直接将抵押物抵付给债权人。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故李洪飞无权主张土地转包权。5.诉争土地在2006年经土地部门确权登记给第三人北郊监狱，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国有划拨，北郊监狱在没有变更划拔土地使用权用途的情况下，与一间村书记协商决定从2006年至2026年年底收益归一间村所有，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无效的协议。因此一间村委会将国有土地转包给曲义、曲义转包给王伟东以及王伟东与邢世伟和李洪飞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都是无效协议。故一审判决认定王伟东与邢世伟、李洪飞签订的买卖协议均为有效协议，于法无据。综上，上诉人邢世伟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查清事实驳回其上诉请求。
李洪飞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协议。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09年7月21日签订的《买卖协议书》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协议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该《买卖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协议。2.答辩人与王伟东已按协议约定履行完毕。答辩人支付了转让款，王伟东已将转让标的物交付答辩人使用，至今该标的物仍由答辩人占有、使用。因此，该协议书现已履行完毕。3.本案争议标的物答辩人是有权转让的。二、王伟东认为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没有依据。1.北郊监狱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庭审中经过举证、质证，王伟东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采纳是正确的。2.北郊监狱代理人在第三次庭审中的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其他当事人没有异议，人民法院当然可以采纳。三、被答辩人认为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依据。1.本案争议土地登记在北郊监狱后，北郊监狱同意一间村继续管理、使用该土地。因此，一间村委会有权将争议土地发包给曲义。曲义有权将该土地继续转包给王伟东，而王伟东同样有权将该地转包给答辩人。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本案中协议约定并未违反上述规定：第一，本案中，协议没有约定改变土地用途，答辩人也没有改变土地用途。第二，协议中转让的承包经营权，并没有变更土地权属，当然不用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因此，本案中，答辩人与王伟东签订的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四、王伟东认为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协议无效，是错误的。1.答辩人已向王伟东支付了转让价款470万元。双方协议中明确约定此款在签订本协议时笔下付清。2.协议签订后，答辩人支付了转让价款，王伟东将转让标的物交付给答辩人，答辩人已实际占有、使用、经营该土地。因此，该协议已实际履行。3.《买卖协议书》明确双方是转让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4.《买卖协议书》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无效的理由。王伟东要求判决答辩人从争议土地迁出，并拆除地上自建建筑物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
北郊监狱辩称，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邢世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依法确认原、被告王伟东签订的转让协议当中第一条第二项当中标的物转让合法有效（以清单为准）；2.要求依法确认转让协议当中第一条第一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有效（无效赔偿损失）；3.要求支付违约金300000元（赔偿经济损失以鉴定为准）；4.诉讼费用由被告王伟东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邢世伟放弃了对违约金300000元的请求；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王伟东及第三人李洪飞从争议土地上迁出，并拆除非法建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争议的100000平方米土地坐落于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一间村区位，原由长春市第二十七中学农场管理使用。1995年1月1日，长春市第二十七中学为申方本案第三人曲义为己方，双方签订了承包农场协议书，承包期限为5年，每年承包费为6000元，至1999年12月31日止。此后，经双方协商将承包期延期一年，至2000年12月31日止，该协议书甲方即长春市第二十七中学加盖了公章，第三人曲义签字。后来长春市第二十七中学迁出一间村，该地块便由一间村委会进行管理。2004年1月1日，一间村委会与曲义签订承包合同书，合同注明：“约定承包地点为原长春市第二十七中学校园废弃地，经一间村与二十七中学协商，将该地收回归一间村所有，面积为100000平方米，承包时间为2004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31日止，每年承包金额为6666.67元，总承包金额为200000元。如遇国家征地，合同中止，土地收回村里。”该合同书加盖了一间村委会公章，公章防伪编码为2201031701184，曲义在乙方处签名。2005年3月30日，第三人曲义等成立了吉林省天富养殖种植庄园有限公司，住所地为长春市通安街13委183组。2006年10月该公司住所地变更为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一间村，即为本案涉诉土地所在地。2005年6月30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政府为曲义制发了林权证，林地面积8公顷，株数26000，林地使用终止日期2026年12月30日。2008年5月21日，甲方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一间村民委员会、乙方曲义、丙方王伟东签订转包协议书，协议书裁明，甲方一间村委会与乙方曲义于2004年1月1日签署的“承包合同书”，甲方将二十七中学校园废弃地承包给乙方曲义，乙方曲义与丙方王伟东协商，乙方曲义将该合同的权利义务转包给丙方王伟东，甲方同意乙方将权利义务转包给丙方，乙方同意将该地承包给丙方，并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一间村委会与乙方曲义于2004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由乙方曲义、丙方王伟东双方履行，甲方一间村委会同意该合同书上的100000平方米土地由丙方王伟东承包；二、从签订合同之日起，甲方一间村委会将土地承包给丙方王伟东，该土地边框四至以乙方曲义自己用铁丝水泥柱围的边界为准；三、丙方王伟东给付乙方曲义转让费3000000元，地上物50000棵杨树（有林权证）、3000平方米牛棚、5个鱼池、4米宽1公里砂石路、1000平方米房屋，大门、门卫房、自来水管线、变压器、从变压器到北牛棚电缆线、鸡鸭150只，观赏鹿5只、饮料拌和机一台，碾米机两台、3000平方米暖棚等归丙方王伟东所有，丙方王伟东应将3000000元转让款于2008年5月30日之前一次性给付乙方曲义；四、承包期间为2008年5月6日至2033年12月30日…六、该土地在承包期内如被征用，该土地及土地上建筑物的补偿费用归丙方所用，甲方和乙方对此无争议…七、丙方承包期内，有权将该土地及地上物转让，甲、乙方不得干涉。八、丙方王伟东承包该土地之前，因土地产生的一切债务与丙方王伟东无关。甲方一间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孙甲荣签字并加盖一间村委会公章，乙方曲义、丙方王伟东签字邢世伟、李洪飞分别提交的该协议的签订时间相同、内容基本一致，但前者加盖的一间村委会公章有防伪编码220l031791184，后者没有防伪编码，第三人曲义认可前者其签名、不认可后者。2009年7月21日，王伟东及其妻子郭姗姗（甲方）与李洪飞签订《买卖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租赁的土地上的所有不动产及动产全部卖给乙方，具体边界及物品明细以甲方在2008年5月21日与一间村委会、曲义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条约定为准，土地使用权也一并转让给李洪飞，使用期限至2033年12月30日止，出卖价值为4700000元；甲方应于2009年9月30日前将所有的出卖物品及土地使用权向乙方交付。双方在协议上签名确认。王伟东与李洪飞就4700000元价款已履行没有争议，但王伟东表示是以其2008年欠李洪飞2700000元借款及利息抵付的，李洪飞表示以钱款交付。李洪飞在实际管理使用案争地块儿，并增建了仓库、大棚等建筑。2009年11月28日，原告邢世伟与被告王伟东签订了《转让协议书》与《个人独资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转让协议书》中的主要内容为：甲方王伟东将于2008年5月21日在曲义处受让所得的承包权益（见2004年1月1日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一间村民委员会承包合同书）及在承包范围内增添的地上物及各种设施、设备转让给乙方邢世伟，双方就转让事宜作出如下约定：一、转让的标的物有：1.原长春市二十七中学校园内废弃地面积为100000平方米，权利截止日2033年12月30日；2.五万棵杨树（有林权证）、三千平方米牛棚、五个鱼池、壹仟平方米房屋、一公里沙石路、大门、门卫房、自来水管道、饮水拌合机一台、狗圈500平方米；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00000元；转让款支付方式为乙方邢世伟用宋春刚所有的三套铸钢全套设备作价2000000元，作为本次转让上述权益的支付对价；四、甲方王伟东曾于2005年3月30日在该转让承包地上设立过吉林省天富养殖种植庄园有限公司，现该公司同本承包地的承包杈一同转让给乙方邢世伟，其中财产状态有区分不明的可能，该同一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包含甲方王伟东原所有的该承包地上的附属物、地上物及各种设备设施，协议签订当日财产所有权即发生转移；五、《个人独资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同本协议的相关权利承接于2004年1月1日的《承包合同书》和2008年5月21目的《转包协议书》，该四份协议形成整体的权利义务，双方及相关方共同遵守；六、《个人独资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中需要办理更名事宜的事项，甲方王伟东及时配合。协议签订15日内到原工商注册管理局办理企业出资人更名手续，林权证的更名手续由甲方王伟东在30日内负责办理。该协议由甲方王伟东、乙方邢世伟、丙方宋春刚签字。《个人独资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吉林省天富养殖种植庄园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3月30日在吉林省工商管理局设立，由甲方王伟东个人投资并经营，企业全部财产属甲方王伟东个人所有，并拥有完全的处分权，企业出资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甲方王伟东愿意将其在企业的全部出资及与此相关的合法权益转让给乙方邢世伟，乙方邢世伟愿意受让。并约定如由于甲方王伟东的原因，致使乙方邢世伟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方邢世伟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甲方王伟东应按照乙方邢世伟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10%向乙方邢世伟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王伟东违约给乙方邢世伟造成损失，甲方王伟东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甲方王伟东必须另予以补偿.同日，邢世伟与王伟东签订财产交接单，具体为：1.26000棵杨树（有林权证）；2.3000平方米牛棚；3.四个养鱼池（约10000平方米）；4.变压器一台；5.大门、门卫房、平房、牛舍旁活动彩钢房等地上建筑浮物；6.3000平方米暖棚；7.狗舍；8.200棵果树；9.边界线水泥柱及钢丝网；10.大门以南两侧观赏树200棵；11.从油漆路到场地砂石路约一公里，宽四米。王伟东为原告邢世伟出具收条：收到邢世伟现金壹佰万元，设备折合人民币贰佰万元共计叁佰万元整。2009年12月18日，吉林省天富养殖种植庄园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经工商局核准由王伟东变更登记为邢世伟。就转包协议，被告方表示虽有交接清单，但未实际交付。原告在就诉被告（2010）宽民初字第2873号民事案件庭审中承认与被告达成过书面解除协议，约定被告赔偿400万元、返还300万元，但有特殊条款明确说明被告在2010年12月27日之前支付第一笔款项100万元，2011年1月20日前支付余款，协议生效日期是被告在约定事件内支付全部款项时。2010年12月31日，被告以银行转款方式给付了100万元，余款未付。2013年1月5日一审法院在询问被告王伟东本人时，其表示，与季洪飞签协议应该是把案争土地使用权卖给邢世伟之后，其又通过宋春刚把她从邢世伟手里买回来。在邢世伟同意情况下，与李洪飞签订的协议。在准备打款之前邢世伟反悔了，但这时候其已经和李洪飞说完了，李洪飞已经进入这块地了。另查，第三人北郊监狱于2006年6月30日取得包含争议地块儿的130347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审批表记载权属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依据吉民崔字第429号批复，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同意吉林省公安厅所属的长春北郊监狱农场，在长春市郊区兴隆山乡幸福管理区（一间堡北部小西屯地带）境内征用国有土地684.4公顷。根据吉林省长春北郊监狱的土地权属来源说明，所有的劳改单位均有两个名称，长春北郊园艺农场当时系长春北郊劳改支队的对外名称，该名称一直未进行登记注册，现已自行弃用。依据吉政发[1983]165号吉林省人民政府文件，把劳改、劳教工作移交给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依据吉林省司法厅吉司发办字[1995]94号文件，吉林省长春北郊劳改支队更名为吉林省长春北郊监狱。该单位申请办理土地登记，原批复面积为684.4公顷，但原始土地附图该单位无法提供。此次经现场核实，实地测量、指界，该单位用地界址清楚、权属无争议，该单位实际使用土地面积4924348平方米，根据该单位用地实际用途的不同，此次按14宗地进行登记。此件对54-9-60宗地进行登记，用途旱地，面积1303471平方米，划拨土地使用权。依据[1990]国土[籍]字第93号文件免收土地登记费。2011年6月9日，北郊监狱出具书面情况说明：我监狱吉国用（2006）第O10300035号土地使用证的宗地上，西南角地块上的一部分耕地。在进行土地登记时，当时与一间堡村支部书记孙甲荣协商，到2026年末，土地的收益归一间堡村。但土地的确权为我监狱所有。第三人北郊监狱代理人在2013年8月27日第三次庭审中陈述，该争议地块于2009年之后取得使用权，经与一间村委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一间村使用该地块至2026年年底（因第二轮土地承包截止日为2026年12月31日），受益归一间村所有。此间纠纷，与监狱无关，2026年年底前，不干涉该地块收益及使用权。上计事实，有起诉书、协议书、合同书.转款凭证、收条、交接清单及庭审笔录等材料在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案争土地使用权性质2006年经土地部确权登记给第三人北郊监狱时确定为国有划拨，但在2004年1月1日土地权属不明确情况下，第三人一间村委会即将该块儿发包给第三人曲义，正是为解决此历史遗留问题，第三人北郊监狱同意一间村继续管理使用该地块儿到2026年底，此间不干涉该地块儿收益及使用权。基此，第三人一间村委会与第三人曲义签订的承包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在2004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应认定有效，超期部分无效。第三人一间村委会、曲义与被告王伟东于2008年5月21日签订的转包协议，因该土地使用权属国有划拨、归第三人北郊监狱，除协议第六条该土地在承包期内如被征用，土地补偿费用归丙方王伟东所用（有）部分约定内容及2027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承包期限无效外，亦应认定有效。综合协议约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该协议名为转包协议实为承包权转让协议。第三人李洪飞无论是以债权抵付，还是以钱款交付，只是其受让被告王伟东土地承包权及地上附着物和其他财产的履行对价方式差别，不改变双方转让协议的性质。鉴于第三人一间村委会、曲义与被告王伟东三方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王伟东在承包期内有权将该土地及土地上物转让，且一间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人现对王伟东的转让行为亦不持异议，因此，原告邢世伟、第三人李洪飞分别与被告王伟东签订的协议除2027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承包期限无效外均应认定有效，对于原告邢世伟提出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邢世伟要求被告王伟东及第三人李洪飞从争议土地上迁出，并拆除非法建筑的诉讼请求。根据原告邢世伟与第三人李洪飞各自协议载明的日期，第三人李洪飞的协议生效时间在先，且其在案争土地使用管理，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恶意强行先占情形，故对原告迁出请求，一审法院不采纳；至于拆除非法建筑部分请求，因非法建筑的认定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原告自愿放弃300000元违约金诉讼请求，应予允许，一审法院不再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并经一审法院2016年第26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原告邢世伟与被告王伟东2009年11月2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一条第1项至2026年12月31日前有效；二、原告邢世伟与被告王伟东2009年11月2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一条第2项当中标的物转让合法有效（以清单为准）；三、驳回原告邢世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200元（原告邢世伟已预交），由被告王伟东承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王伟东与邢世伟签订的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王伟东所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及第十二条均系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其次，由于历史原因，争议地块产权人北郊监狱同意一间村继续管理使用该地块至2026年底，此间不干涉该地块儿收益及使用权。因此，在2004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应认定有效，超期部分无效。根据第三人一间村委会、曲义与王伟东三方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王伟东在承包期内有权将该土地及土地上物转让，且一间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人现对王伟东的转让行为亦不持异议。故王伟东有权处分至2026年12月31日的土地使用权。二上诉人在本案案争协议后签订的意在解除本案中协议的协议均未达到双方约定的生效条件。二、依据王伟东与李洪飞签订的协议内容及该协议的履行情况，李洪飞对于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无论是以债权抵付，还是以钱款实际交付，只是其受让王伟东土地承包权及地上附着物和其他财产的履行对价方式差别，不改变双方转让协议的性质，而且合同的主要内容已经履行，李洪飞依据其与王伟东签订的协议已经实际占有本案争议土地，系对于合同标的物的实际占有。三、关于李洪飞是否应迁出争议土地及拆除二上诉人所称非法建筑的问题。首先，根据邢世伟与李洪飞各自协议载明的日期，李洪飞的协议签署时间在先，邢世伟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是仅为依据王伟东的陈述，而王伟东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协议的时间顺序是认可的。其次，李洪飞实际占有本案争议土地，并在原有地上物以外自建建筑物，而邢世伟持有的交接清单及企业情况变更登记并不能对抗李洪飞的实际占有。因此，李洪飞依据同王伟东签订的已经生效合同，实际占有控制该土地及其附着物。邢世伟享有的仅为合同权利，应依据合同的相关约定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邢世伟、王伟东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200.00元（上诉人邢世伟预交），由上诉人邢世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200.00元（上诉人王伟东预交），由上诉人王伟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宇
代理审判员 曾范军
代理审判员 王君伟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宫士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