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金商终字第14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朝阳。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雪英。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程江宝。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剑华。
委托代理人：厉剑飞。
上诉人王朝阳、顾雪英为与被上诉人张剑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3）东南初字第3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0日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东阳市华阳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公司）原系由张剑华与王朝阳共同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双方各出资500万元，各占华阳公司50%的股权。2012年10月15日张剑华与王朝阳、顾雪英分别订立了东阳市华阳建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张剑华将持有的华阳公司5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王朝阳30%，转让给被告顾雪英20%。同日，张剑华与王朝阳、顾雪英就股权转让事宜又签订了关于东阳市华阳建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由于公司从2010年11月经营以来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乙方（王朝阳、顾雪英）在支付给甲方（张剑华）500万元人民币股份转让款外，另行支付给甲方8055457.5元。该款项由甲方自行向公司客户收取，公司为甲方出具相应的收款委托书及发票，如需诉讼解决的，公司提供相应的协助。同时华阳公司出具给张剑华收取上述应收账款的委托书。上述合同签订后，张剑华于2012年10月15日将持有的华阳公司的50%的股权分别变更到王朝阳、顾雪英的名下，王朝阳、顾雪英也向张剑华支付了其中的500万元股权转让款。此后，张剑华依据补充协议和华阳公司的委托书先后向华阳公司的客户收取了2100400元的应收款，并已谈妥可收应收款200万元。（其中收取南马花园电子厂包小飞1857600元，收取花园高科邵洪富10万元，抵销公司对张剑华的应收账款142800元，另张剑华已与客户广诚瑞园金立建设有限公司谈妥，该公司拟将200万元支付给张剑华）。2012年12月18日，华阳公司向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出联系函，解除了华阳公司对张剑华的收款委托，张剑华在庭审中亦表明不再接受该公司的任何委托。
张剑华于2013年10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朝阳、顾雪英立即支付给其股权转让款3955057.5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从2012年10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王朝阳、顾雪英在原审中答辩称：本案案由错误，不存在股权转让款未支付的事实，是公司股份转让前对公司债权的确认，应当认定为华阳公司与张剑华的债权纠纷；王朝阳、顾雪英出具联系函的真实意思是因为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需支付的款项金额较大，需开具票据，根据相关规定，款项应先支付给华阳公司再支付给张剑华，假如张剑华需要撤销该联系函，其同意再发一份撤销函；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已明确款项应由张剑华自行向客户收取，如需诉讼解决，公司提供相应的协助，故张剑华如需公司协助撤销联系函或者协助诉讼，其会给予相应协助。
原审法院认为：张剑华和王朝阳、顾雪英间就华阳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及股份转让的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按双方的约定，张剑华将50%的股权转让给王朝阳、顾雪英，王朝阳、顾雪英应支付张剑华全部款项为13055457.5元。双方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后，王朝阳、顾雪英支付了500万元转让款。对于余款8055457.5元，按双方补充协议的约定，由华阳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张剑华收取华阳公司对外的应收账款予以充抵。依据华阳公司的委托书，张剑华以委托人身份实际收取了华阳公司对外债权款2100400元，用以充抵了部分转让款。尚余5955057.5元转让款未得到充抵，在张剑华收取华阳公司应收账款的过程中，华阳公司向有关债务人发出联系函解除了对张剑华的授权委托，致使张剑华无法继续通过合同约定的委托收款的方式实现债权。张剑华在本案中只主张要求王朝阳、顾雪英支付其中的3955057.5元债权，予以支持。张剑华要求王朝阳、顾雪英从2012年10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利息损失，原审法院认为，双方未在补充协议中对本案诉争款项的支付时间做出约定，故张剑华要求从该日起计算逾期利息损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但张剑华起诉之日即视同向王朝阳、顾雪英主张权利，王朝阳、顾雪英应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朝阳、顾雪英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剑华股权转让款3955057.5元。二、王朝阳、顾雪英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剑华逾期利息损失（从2013年10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驳回张剑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8440元，由王朝阳、顾雪英负担。
王朝阳、顾雪英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案由认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是错误的。双方于2012年10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二份，该股权转让合同在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存档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对双方股权转让的全部条款已作出明确约定，确定了股权价值及成交方式，在原审开庭中双方也已确认其已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全额支付了转让款。2、本案应认定为双方对公司股权转让之前的应收款的确认。双方当事人及华阳公司在2012年12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的标题及内容均可看出系部分权益的处置，是将股权之外的公司收益取得部分给予张剑华。因此，本案应认定为张剑华在公司所取得的收益分配，不能认定为其应当支付给张剑华的股权款。3、张剑华取得款项的途径系向他联系的部分公司领取，是张剑华与华阳公司的部分应收款处置纠葛。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有华阳公司的盖章，其中明确该款项由张剑华自行向公司客户收取，由公司出具委托书，若需诉讼解决，公司提供相应的协助。因此，该款项应当由张剑华向客户催讨才能取得，公司只具有协助义务。4、原审法院依据王朝阳负责补足的约定认定是股权款补足完全错误。王朝阳负责补足的约定是对欠款单位及个人欠华阳公司款项数额的确认，若欠款单位或个人的欠款数额不足，王朝阳予以补足的意思。5、原审法院依据联系函认定撤销委托错误。在原审庭审中，其多次陈述发联系函的缘由是因客户开票及公司财务制度所需，在收取款项后会另行支付给张剑华。联系函是发给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时间是2012年12月8日，但原审中张剑华确认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收到联系函后，他在2013年1月至8月期间收取185.76万元。上述事实证明函告单位及张剑华均未按照联系函的内容履行，联系函实际已撤销，视为之前的委托关系存在。且联系函的发出行为系华阳公司的行为，并不是其个人行为，责任不应由其个人承担。另，华阳公司在原审中作出承诺可书面撤回该联系函。6、原审法院对讼争标的处理认定错误。因华阳公司及张剑华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了讼争标的的取得方式，为此华阳公司及其已将补充协议中欠款单位及个人的原始资料全部交给了张剑华，且张剑华已取得了一半以上的应收款。若讼争标的的原始资料无法保留，会给公司和其造成巨大的损失，法院应当及时处理好讼争标的款的结算资料，在取得资料的情况下予以处置。7、原审法院对华阳公司的部分债权即双方讼争的财产没有进行确认。8、双方确认的债权中关于金天地的779640元款项，按照双方补充协议约定，张剑华必须先履行协议后再向其主张。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等规定，不应由其承担责任。讼争标的款应由张剑华向债务人索取，其和公司只有协助义务。原审法院若认为补充协议中的款项属于股权转让款，还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相关条例，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是单位，华阳公司应当有代缴的义务。原审法院未对该部分予以查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张剑华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正确。其的诉讼请求没有要求确认应收账款和分配公司利润，原审法院围绕其诉请进行审理，确认为股权转让纠纷正确。二、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支付价款性质为股权转让溢价款正确。王朝阳、顾雪英认为该款项系对部分应收账款的确认，是公司对其的收益分配，缺乏事实依据。1、从补充协议的标题看，是股权转让性质的协议，而非利润分配。2、从签订协议的主体看，乙方为受让股权的股东王朝阳、顾雪英，第一条明确载明“乙方另行支付给甲方8055457.5元”，支付款项的义务承受主体是王朝阳、顾雪英。股权转让款是股东之间交付的，而利润分配是公司对股东支付的，两种款项交付主体完全不同。补充协议是新老股东就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所达成的协议，公司并不是协议的一方主体，不可能形成公司利润分配协议。3、王朝阳、顾雪英以协议约定“由于公司从2010年11月经营以来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为由，认为属于公司利润分配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根据公司法规定，只有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方案后，才能由公司根据分配方案进行利润分配。其次，公司产生经济效益后，产生的结果为公司的利润体现或股东权益增加。股东将效益变现，同样采取两种方法即利润的分配或股权转让时体现溢价。顾雪英不是公司原股东，无权确认公司利润分配。既然本案不是利润分配，那补充协议第一条的内容就应理解为在股东没有利润分配的情况下，由新股东向老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的方式分享股东对公司获得的经济效益。三、公司委托其收取的应收账款抵付股东的股权转让款，因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权，委托关系解除后，股东应支付股权转让款。1、公司委托其收取公司应收款来支付股东个人的股权转让款，是委托合同关系，与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其一审提供的联系函，公司已经解除了该委托收款的合同关系。2、其诉请要求王朝阳、顾雪英支付股权转让款，表明其作为受托人也解除了与公司的委托收款关系。委托合同关系解除后，股权转让溢价款的支付属于股东义务不属于公司义务，一审法院判令由王朝阳、顾雪英支付给其是正确的。四、王朝阳、顾雪英认为公司委托其收款时将公司收款凭证交给其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公司对外享有的应收账款凭证属于公司财务凭证，应由公司保管。王朝阳、顾雪英和公司没有向其移交过原始债权凭证，由于这些账款其是知情的，其根据委托书和附表一《2012年9月30日前东阳市华阳建材有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清单即可向客户催讨，无需原始凭证。王朝阳在附表一上写“如以上款项与实际有出入，由王朝阳补足”，显然公司和王朝阳对应收账款完全确认，而公司债权凭证也是齐全的，否则公司不会盖章确认并由王朝阳对应收账款作出承诺与保证。五、其主张的已收回应收款项，属于自认行为。如果王朝阳、顾雪英认为其收取的款项超过该金额，应负举证责任。六、关于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注册资本加费用和股权转让所得的差额部分应当交纳个人所得税，但其至今未收取该款项，还有200万元放在公司。且纳税的主体也不是公司，而是其。其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应当自行向税务部门进行申报，但与本案讼争的法律关系毫无关联。法院不可能代替国家行政部门征收所得税。七、关于联系函收到后，其仍收回部分款项的问题。联系函开具时，有部分款项已经谈好支付给其，票也开出，只是支付款项的日期有所延续，造成其再去催款困难。王朝阳、顾雪英以此主张联系函没有效力，不能成立。联系函开具后，造成其收款困难，虽王朝阳、顾雪英在一审中表示可重新开具委托书让其收款，但其不想受托收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朝阳、顾雪英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张剑华未提供新的证据。王朝阳、顾雪英提供了东阳市华阳建材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本案股权转让之前，由张剑华担任华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担经营义务及责任。张剑华对账目形成及对账情况是清楚的。公司未存有对账原始资料。
对王朝阳、顾雪英提供的证据，张剑华发表意见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属于新证据。华阳公司现在是王朝阳、顾雪英控制的公司，公司的思想意志就代表王朝阳、顾雪英的意志。该份证据不能起到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股权转让合同的附件中公司盖章确认了应收账款，公司没有原始凭证不可能委托其催款，也无法挂账。
本院认证意见：华阳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系自己证明自己的行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系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关于东阳市华阳建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补充协议》中8055457.5元款项的性质问题。张剑华主张该款项系股权溢价款。而王朝阳、顾雪英辩称该款项属于华阳公司的收益分配款。对此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讼争款项载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项下，结合协议中载明“由于公司从2010年11月经营以来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乙方在支付给甲方伍佰万元人民币股份转让款外，乙方另行支付给甲方8055457.5元”的内容，该款项支付主体为王朝阳、顾雪英，与股权受让人主体吻合，而与公司收益分配款支付主体为华阳公司不符。且在公司运营状态良好、资产增值的情况下，股权价值往往会超过股东的原始出资，故张剑华对该款项属于双方约定股权溢价款的主张具有可信性。因此，依据合同的立约目的及条款的文义，本院认为8055457.5元款项系王朝阳、顾雪英应支付给张剑华的股权溢价款更符合双方签订合同时的本意。而在张剑华收取华阳公司的应收账款过程中，由于华阳公司向债务人发联系函解除了对张剑华的委托，现张剑华的债权尚未得到全部实现，故应由王朝阳、顾雪英继续履行讼争款项的支付义务。另，关于王朝阳、顾雪英主张的华阳公司应收账款原始凭证已交给张剑华，及纳税等问题，与张剑华的诉讼请求无关，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王朝阳、顾雪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440元，由王朝阳、顾雪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国坚
审 判 员 张淑英
审 判 员 应 倩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代书记员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