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商再字第11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宋学安，男，汉族，1950年10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罗一青，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何奕，女，汉族，1982年10月5日出生。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何曙光，男，汉族，1953年9月14日出生。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戴惠英，女，汉族，1954年10月24日出生。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沃能达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曙光，总经理。
上述四被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承忠，广东恒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被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何永忠，广东恒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申诉人宋学安与被申诉人何奕、何曙光、戴惠英、深圳市沃能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能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8月3日作出的（2012）深中法商终字第132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宋学安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12月23日作出粤检民抗字（2012）401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5日作出（2013）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4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孙涛、书记员林鸿出庭支持抗诉。申诉人宋学安的委托代理人罗一青、被申诉人何奕、何曙光、戴惠英、沃能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承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0年12月25日，宋学安与何曙光的代表戴惠英签订合作协议，拟成立一家合资公司，由宋学安投入人民币200万元（以下均为人民币）占40％股权，何曙光以LED电源技术入股占60％股权。2011年2月11日，何曙光与宋学安在上述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并以该《补充协议》为准。2011年3月15日，何曙光与宋学安再次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同意将2010年12月25日宋学安与戴惠英签订的合作协议和2011年2月11日宋学安与何曙光签订的《补充协议》修改为：宋学安与何曙光不再注册新的公司，宋学安由原协议投资200万元至新公司，改为投资50万元至沃能达公司，宋学安持有该公司8％的股份。同日，沃能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同意何奕出让其在沃能达公司8％的股份给宋学安，宋学安向沃能达公司投资50万元受让上述8％股份，何奕由原持有49％股份改为持有41％，何曙光仍持有51％。沃能达公司向宋学安出具了出资证明，证明其已收到宋学安50万元投资款。
另查明，2011年8月1日，宋学安向何曙光寄出信函一份，内容为宋学安要求解除双方协议，并在半个月内将50万元予以退还。
再查明，庭审中，何奕确认其同意将其名下持有的沃能达公司股权转让给宋学安，其以为可以用股东会决议作为股权转让合同，就未再与宋学安签订合同，股权转让款由沃能达公司代收。
宋学安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解除宋学安与何曙光于2011年3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沃能达公司偿还宋学安50万元投资款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13167元（从2011年3月15日起暂计至2011年8月23日止），何曙光、何奕与戴惠英承担连带责任；3、何曙光、何奕、沃能达公司、戴惠英共同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宋学安与何曙光于2011年3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其协议内容是由宋学安从何奕处受让沃能达公司8％的股权，对价为50万元。何奕在同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庭审中均表示同意将股权转让于宋学安，何奕虽然未在上述《补充协议》上签名，但其行为已经对何曙光的代理行为予以了追认。该补充协议，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补充协议》虽然是由何曙光签署，但实为转让何奕的财产，何曙光是何奕的代理人，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何奕承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宋学安的合同目的。2011年3月15日，沃能达公司向宋学安出具了出资证明，股东会决议亦确认了宋学安受让股权一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但是直到本案诉讼时，仍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致使宋学安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宋学安有权依法解除合同，要求何奕退还股权转让款50万元。由于宋学安向何曙光通知解除涉案补充协议，是在2011年8月1日，并要求在半个月内退还50万元。故何奕退还上述款项应在2011年8月15日之前，逾期应当向宋学安赔偿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何曙光、何奕、沃能达公司辩称是由于宋学安的原因才导致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宋学安已经履行了交付对价50万元的义务，按照常理宋学安应会积极主动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没有理由拖延不办，故法院对何曙光、何奕、沃能达公司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宋学安要求何曙光、沃能达公司及戴惠英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宋学安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遂判决：一、解除宋学安与何曙光2011年3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何奕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宋学安退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0万元为计算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1年8月15日计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三、驳回宋学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93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4466元，由何奕负担。
何奕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将本案依法发回重审或者驳回宋学安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宋学安负担。
宋学安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改判由沃能达公司、戴慧英对何奕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由何奕、何曙光、戴慧英、沃能达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本院二审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二审中，宋学安和何奕均确认宋学安已实际在沃能达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务。何奕并确认股权转让款50万元是其委托沃能达公司和戴惠英代为收取。
另查明，在2011年3月15日沃能达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将宋学安列为新股东，宋学安在“股东签名”处签名。沃能达公司在一审中提交2011年1月30日至3月17日《费用报销单》10份，宋学安作为证明人在上述报销单上签名。沃能达公司依据上述《费用报销单》主张宋学安在2011年3月15日《补充协议》签订后已经行使了公司股东权利。宋学安在一审庭审质证中以上述报销单已过举证期限为由不同意质证，但同时发表意见称上述报销单不能证明沃能达公司有合法理由拒绝为宋学安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本院二审认为，宋学安和何奕通过2011年3月15日的《补充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已达成宋学安以50万元的对价受让何奕所持有的沃能达公司8%股权的一致协议，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宋学安能否以何奕未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为由解除2011年3月15日《补充协议》。宋学安主张何奕拒不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导致其无法行使股东权利，属于严重违约，因此要求解除2011年3月15日《补充协议》。本院二审认为，2011年3月15日《补充协议》签订后，宋学安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万元，何奕对沃能达公司和戴惠英代为收取该款并无异议，因此，宋学安已经履行了主要的合同义务，何奕应当及时将股份交付给宋学安。本案中，宋学安已经作为沃能达公司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并担任沃能达公司高级管理职务，在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履行了职责，这足以证明沃能达公司已经认可了宋学安的股东地位，宋学安已经实际享受了沃能达公司股东权利、参与了沃能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本院二审认定何奕已经实际将股份交付给宋学安。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仅产生公示和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并不影响宋学安作为沃能达公司股东对内行使股东权利，宋学安也没有证据证明未及时变更股权工商登记影响到第三人对宋学安作为沃能达公司股东身份的认知，且何奕在本案中亦多次表示愿意配合宋学安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因此，本院二审认为，涉案的《补充协议》并不存在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宋学安成为沃能达公司股东的合同目的亦已经实现，宋学安以何奕未及时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为由要求解除2011年3月15日《补充协议》，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二审不予支持。至于宋学安所主张的沃能达公司管理不规范问题，本院二审认为，公司管理应当规范，公司股东特别是作为持股比例较大的股东应当担负规范公司管理的责任，否则应当承担因此影响公司经营或损害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利益的法律后果，但这并不能成为宋学安解除2011年3月15日《补充协议》的理由。宋学安要求何奕、沃能达公司、戴惠英承担退回股权转让款50万元的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何奕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二审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遂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宋学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864元，均由宋学安负担。
宋学安不服本院二审判决，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何奕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义务，系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宋学安作为股权受让方，向何奕支付了50万元，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义务；而何奕作为股权转让方，其主要的合同义务就是将股权转让至宋学安的名下。2011年3月15日《股东会议决议》第六条明确约定“全体股东同意以上股份变更委派谢某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故即便股东是否变更工商登记没有影响第三人对宋学安股东身份的认知，根据合同约定和上述法律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应是沃能达公司、公司原股东何曙光、何奕的合同主义务，也是法定义务。本案中，自2011年3月15日宋学安支付50万股权转让款至2011年8月1日宋学安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止4个多月，何曙光、何奕和沃能达公司均未依约履行合同主义务。何曙光、何奕和沃能达公司抗辩称由于宋学安的原因导致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应当对此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在原审诉讼中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何奕转让股权后，一直未将股权登记在宋学安名下，导致宋学安取得股权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宋学安理应享有合同解除权。何曙光、何奕在二审庭审时提交了新证据以证明宋学安以股东身份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其中员工通讯录记载宋学安是副总经理，但该通讯录是打印件，且由何曙光、何奕单方制作，没有任命书、没有公司相关文件、没有宋学安签名等证据予以佐证，该证据属单一证据，不具证明力，二审判决认定“宋学安担任公司高级管理职务”没有证据证明。其次，何曙光、何奕提供了12张“费用报销单”，宋学安作为证明人在报销单上签名，以证明宋学安已经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该12张单据中有8张单据的日期形成于2011年3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根据2011年3月15日《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该部分费用系履行2011年2月11日《补充协议》时产生的费用，不属于沃能达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故二审判决采信上述12张单据，认定宋学安参与了沃能达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理据不足。综上，二审法院根据何曙光、何奕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认定何奕已实际将股权移交宋学安，并判定宋学安没有解除权，该认定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故依法提出抗诉。
宋学安同意抗诉机关的意见，称宋学安在2011年3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后，曾多次催促何奕，要求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何奕一直拖延，致使宋学安无法成为沃能达公司的合法股东。而且，何奕一直未履行修改公司章程、变更股东名册的法定义务，明显属于严重违约。同时，宋学安从未实际享有过沃能达公司的股东权益。因此，宋学安依法有权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何奕返还股权转让款。
何奕再审答辩称，首先，宋学安主张解除补充协议，应当举证证明何奕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但宋学安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仅凭股东工商登记未变更，就反推何奕违约，不符合举证规则。其次，股东更名是双务行为，需要双方当事人的配合，宋学安如不配合，工商局是不可能进行股东变更的。因此，仅凭股东工商登记未变更就推定何奕违约，也不符合常理。再次，抗诉机关所称宋学安已经支付了50万元股权转让款，按照常理其应该积极主动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没有理由拖延不办，并不符合事实。本案实际情况是2010年12月25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宋学安出资200万元成立新公司，后来宋学安反悔，不想投这么多钱，于是2011年3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变更为宋学安出资50万元购买沃能达公司股份，同时将宋学安已支付的100万元退还50万元。之后，何奕要求宋学安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宋学安又称其想退股，先不用办理股东变更，待找到新的投资人后再顶替他。由于宋学安未找到新的投资人，便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如果宋学安的真正目的是股东更名，为何宋学安起诉时不要求法院判令何奕履行股东变更手续，而是要求解除合同。况且何奕没有违约的动机，在何奕已经收到宋学安50万元投资款的情况下，目的已经达到，没有理由不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同时，本案一、二审中，何奕均表态愿意配合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因此，本案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真正原因是宋学安反悔，他想收回出资，因此不愿办理变更手续。最后，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包括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因此，即使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也不影响宋学安行使股东权利。而且，事实上宋学安已参与沃能达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了股东权利。综上，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何曙光、戴惠英、沃能达公司同意何奕的答辩意见，并称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宋学安要求何曙光、戴惠英、沃能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本院再审过程中，宋学安提交了沃能达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单，以证明沃能达公司的股东仍然是何曙光和何奕，宋学安至今未登记为沃能达公司的股东。何奕、何曙光、戴惠英、沃能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属于双务行为，没有宋学安的配合，无法办理变更手续。同时，再审庭审时，何奕、何曙光、戴惠英、沃能达公司申请证人谢某出庭作证，以证明何奕曾联系过宋学安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事宜。宋学安认为当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定程序，且该证人证言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本院再审认可宋学安的上述意见，对证人谢某的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再审庭审时，宋学安主张在邮寄2011年8月1日的信函前曾要求何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同时，再审庭审时，何奕当庭表示若宋学安配合，愿意立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宋学安以沃能达公司注册期限将至、管理混乱，且何奕已严重违约为由，明确表示不同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另查，何奕、何曙光、沃能达公司在一审时曾提交费用报销单作为证据，一审庭审质证时，宋学安对该费用报销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超过了举证期限。二审时，何奕、何曙光、沃能达公司又提交了费用报销单作为证据，以证明宋学安参与了公司管理，行使了股东权利。宋学安认为上述费用报销单属于重复举证，且仅能证明宋学安在沃能达公司进行过一些非股东权利范围内的事。经查，上述费用报销单中，2011年3月之前的单据，宋学安签名的身份为“证明人”，而2011年3月之后的单据，宋学安签名的身份变为“经手人”。二审调查时，法庭询问宋学安为何在上述费用报销单上签字，宋学安称其当时在沃能达公司帮忙做事。
再查，本案宋学安的一审起诉时间为2011年8月9日。
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宋学安与何奕已通过2011年3月15日的《补充协议》和《股东会决议》，达成宋学安以50万元价款受让何奕所持有的沃能达公司8%股权的一致协议。该协议属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此，各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非因法定或者约定事由，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该协议。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宋学安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宋学安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经宋学安多次催促，何奕一直未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致使宋学安未能享受股东权益，因此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宋学安有权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而何奕主张，其一直同意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但需要宋学安的配合，否则无法办理，同时，宋学安在沃能达公司已经实际享有股东权益，因此，宋学安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再审认为，综合考虑本案相关情况，宋学安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依据并不充分，理由分述如下：
首先，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双务行为，并非股权出让方可以单独办理，也需要股权受让方的协助与配合。关于涉案股权究竟因何原因未能办理变更登记问题，应当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分配举证责任。本案中，宋学安以何奕经其多次催促仍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根据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宋学安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邮寄2011年8月1日的信函前，曾向何奕要求过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同时，宋学安在2011年8月1日的信函中也未催告何奕在合理期限内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是径行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随后，宋学安于2011年8月9日提起本案一审诉讼，也未请求法院判令何奕协助其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是直接诉请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此时，距离该协议签订尚不足五个月。另外，在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过程中，何奕一直明确表示愿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宋学安却未予同意。因此，本院再审认为，宋学安所称何奕经其多次催促，仍未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的主张，明显缺乏证据支持，本院再审不予采信。
其次，从立法本意来看，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目的在于向社会公示新股东身份并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未办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并不影响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也不代表该协议未能实际履行。本案中，沃能达公司于2011年3月1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全体股东已经明确同意宋学安成为该公司的新股东。同日，沃能达公司也向宋学安出具了股东出资证明书。因此，何奕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即向宋学安转让涉案股权，已经实际履行。而且，从宋学安认可的费用报销单及其陈述可以看出，2011年3月之后，宋学安已经作为沃能达公司的具体经办人参与了该公司的相关事务。因此，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没有完成并未实质上影响宋学安取得沃能达公司的股东身份及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宋学安所称未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导致宋学安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再审不予支持。
再次，宋学安主张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依据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此，本院再审认为，一方面，本案中何奕已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即向宋学安转让涉案股权。即便宋学安认为何奕不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属于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也应当先行催告何奕在合理期限内予以办理，若何奕仍然迟延履行，宋学安方能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另一方面，本案中宋学安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何奕存在迟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行为。况且，宋学安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成为沃能达公司的股东。由于沃能达公司及全体股东已认可宋学安的股东身份，宋学安也实际参与了沃能达公司的具体事务。因此，宋学安要求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最后，关于宋学安所称转让股权后，何奕应当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履行修改公司章程、变更股东名册的法定义务问题。本院再审认为，《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所规定的责任主体是公司，并非股权出让方。如果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未予修改，股权受让方有权要求公司予以相应变更，对此公司其他股东应当予以配合。但股权受让方若以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未予修改为由，向股权出让方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本院再审认为，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宋学安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再审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2）深中法商终字第132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亮
代理审判员 张乐雄
代理审判员 李 力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任 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