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67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某，男，1968年6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富，北京瀚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爽，北京瀚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某，男，1964年3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建，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8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富、朱爽，被上诉人王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王某签订和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是错误的，我与王某签订和解协议是基于曹某侵占公司财产案件被公安机关受理的事实，王某明知曹某因侵占案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不是由双方协议能够决定的，而是应由国家司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最终确定的，因此，王某在签订和解协议时不存在重大误解；即使本案存在重大误解，该重大误解的风险也应由王某自行承担。曹某最终能否受到刑事追究的结果与本和解协议的内容无关，充其量是王某签订和解协议的动机，依据我国司法实践，对于订立合同时动机发生错误认识，一般不构成重大误解。2.西城检察院虽于2014年10月15日出具撤销案件通知书，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有关曹某职务侵占案是否撤销至今仍无结论，一审法院只依据案件撤销通知书就妄自推断曹某不构成犯罪的结论是错误的。3.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具备民事和解性质的协议，内容上完全符合民事合同的构成要件，目的是通过返还邦富保险公司的财产，以期待股东谅解，而不是通过签订和解协议以期待曹某无罪释放，故不应以曹某侵占案的结果对和解协议进行撤销。4.王某要求撤销和解协议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
王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请求和理由。
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王某与黄某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以及王某向黄某所出具的金额为17万元的欠条；2、黄某向王某返还款项23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2年4月30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3、诉讼费由黄某负担。
黄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王某向黄某支付17万元；2、王某向黄某支付违约金15万元；3、诉讼费由王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16日，邦富公司依法注册成立（注册号110104011588966）。根据邦富公司成立时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某，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经营期限自2009年1月16日至2029年1月15日。根据邦富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记载，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黄某（货币出资200万元）、陈某（货币出资100万元）、何某（货币出资100万元）、曹某（货币出资100万元）四方，曹某任总经理。
2010年11月24日，公安机关向黄某出具一份接受案件回执单（N0：0721789），其记载的报案时间为当日，刑事案别为职务侵占，简要案情为当日事主来所报原公司总经理曹某、业务总监钱某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钱财。
2010年12月24日，西城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黄某举报曹某涉嫌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
2011年9月22日，邦富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核定准予注销。邦富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留存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10日的邦富公司清算报告，其记载内容包括“因股东决定终止邦富公司的经营，公司申请注销，由黄某、陈某、何某、李建富组成清算小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现将清算结果报告如下：邦富公司的债权为23万元，债务0元，所有者权益23万元，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可供股东分配资产为23万元”。另外，上述档案材料中还留存有一份�款时间为2011年8月10日的第一届三次股东会决议，其记载内容包括“根据清算小组的清算报告：邦富公司的债权为23万元，债务0元，所有者权益23万元，按股东实际出资比例分配、由黄某继续追查还款”。上述档案材料中还留存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清算组组长黄某，组员陈某、何某。上述文件落款处，分别有陈某、黄某、何某的签名字样。
2012年4月14日，曹某被刑事拘留。
2012年4月21日，西城分局向黄某发出破案告知书，称曹某职务侵占一案，经过侦查，已破获该案。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2012年4月26日，西城分局预审处对黄某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记载黄某称：要求曹某一次性赔偿公司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0万元，就可以原谅曹某，不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2年4月29日，黄某委托律师通过电子邮�将和解协议书草稿发给王某。草稿第7条为：甲方在支付完第6条约定的款项，乙方承诺谅解曹某的上述行为，全力协助甲方办理相关手续，但不对曹某侵占一案最终结果负责。最后一句为：乙方在甲方全部满足上述全部条件、要求的前提下，承诺不再追究曹某侵占邦富公司财产的刑事责任。
2012年4月30日，王某与黄某签订和解协议书，其上载明：甲方王某（曹某配偶），乙方黄某（原邦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现甲方就曹某侵占邦富公司（现已注销）财产事宜与乙方达成和解内容如下：1、甲方能够取得曹某本人的授权，全权委托甲方处理上述事宜。2、曹某本人对侵占邦富公司的财产向公司及三位实际投资人何某、陈某、乙方表示道歉及悔过。3、甲方认可曹某对公司经营及歇业过程中存在的下述行为给公司带来的如下损失：1）、在钱某诉公司劳务纠纷一案中在诉讼过程中为钱某事后制作的各类证据材料签名、盖章，最终导致公司损失鉴定费5000元、赔偿3万元以及律师费、人员劳务费、交通费、罚款等各项损失共计损失10万元；2）、在事先征得曹某同意的情况下，公司签订了和杨立平的整体股权转让协议，后由于曹某无故反悔，公司不但没有获得转让款30万元，还因违约赔偿杨立平经济损失5万元，为转让补交的各种保险、费用近3万元；3）、未收回公司办公电脑及保险专用软件价值2万元；4）、未按公司财务制度规定报销个人费用6万元；5）、曹某侵占公司23万元。4、甲方认可邦富公司由曹某发起成立，工商登记手续均由其个人办理，其他三个股东未参与公司经营。期间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其本人承担。曹某在公司成立之初股东约定的应由其交纳的公司正常运营资金10万元一直没有交纳，其他两位股东及乙方实际投入40万元�5、甲方认可邦富公司现已正常解散，确认公司的清算结果，放弃一切权利，也不再承担一切债务。6、基于上述“第3条”的事实，甲方自愿就曹某侵占公司财产及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一次性给予乙方赔偿金40万元整。7、在取得乙方谅解后，甲方承诺双方再无其他任何纠纷。甲方及曹某不得以任何借口、理由和乙方发生一切形式的联系，做到不打扰乙方及其家人的正常的工作及生活（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及曹某以短信、电话等形式），同时甲方也保证曹某本人也同样能够做到。若甲方不能保证或有违反此承诺行为发生，则甲方及曹某连带给付乙方违约金15万元。双方签字确认后，乙方承诺撤销对曹某本人的控诉，不再追究曹某侵占邦富公司财产的刑事责任。此合同一式4份，公安机关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效力相同。上述协议书的落款处，分别有王某及黄某的签名字样。�份和解协议书与前述29号草稿相比，去掉了草稿中的第7条，且与草稿中最后一句表述不一致，其他内容基本相同。
同日，黄某向王某出具一份手书收条，其上记载：今收到王某交来曹某侵占财产案赔偿金23万元整。
同日，王某向黄某出具一份手书欠条，其上记载：今有王某欠黄某经济补偿金（曹某侵占公司财务金）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正，并承诺2012年7月30日内还清。
2012年4月30日，西城分局预审处给王某做了询问，询问笔录记载，王某称其已与被侵害人黄某达成经济赔偿协议，积极赔偿黄某的经济损失，想尽快解决此事，想让曹某能尽快出来，请公安机关酌情考虑，并向公安机关提交了该份协议。
2012年5月21日，西城分局出具一份西公保字【2012】263号取保候审决定书。根据决定书记载，西城分局对于正在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曹某�务侵占案，因犯罪嫌疑人证据不足，故依法决定对其取保候审，期限从2012年5月22日起算。犯罪嫌疑人应当接受保证人王某的监督。
2012年8月23日，西城分局作出起诉意见书。2012年9月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予受理函，载明：对西城分局移送审查起诉的（2012）第1413号曹某涉嫌职务侵占一案，经该院作出因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后，虽已补充新的证据但并未再次提请批准逮捕而是直接移送审查起诉，故对该案不予受理。
王某于2014年3月26日就和解协议书的效力向法院提起诉讼，于2014年11月27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
2014年10月15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通知撤销案件书，载明：经审查认为，未有证据证明曹某涉嫌职务侵占，黄某举报“曹某职务侵占公司23万元”案件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通知》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通知西城分局撤销曹某涉嫌职务侵占案。
审理中，就和解协议的签订过程，王某主张，2012年4月14日，曹某被刑事拘留，但王某对此不知情。4月下旬，黄某致电王某称：曹某侵占邦富公司财产，黄某报案后，西城分局已经将曹某刑事拘留，要求王某赔偿40万元，其就不追究曹某的刑事责任。4月26日，王某与黄某的律师李建富面谈过和解一事。4月29日，黄某约王某次日到西城分局看守所谈和解的事，李建富向王某索要了电子邮箱地址，并将和解协议书草稿发给王某。4月30日下午13时许，王某一行三人、黄某及李建富到西城看守所办公楼二层会议室。高峰警官让双方自己谈和解，未参与协商的过程，告知双方如达成协议需将协议交一份给高警官。16时许，王某、黄某等人到西城分局看守所附近文具店打印了一式四份和解协议书。黄某让王某先去筹钱。王某筹到23万元现金后，致电黄某，并按其要求前往本市朝阳区住总大厦一层大堂，双方在该处签订了和解协议书。王某将现金23万元交给黄某，并按黄某要求出具了金额为17万元的欠条。黄某为王某出具了金额为23万元的收条。与高警官联系后，王某及李建富前往鸟巢体育馆将两份和解协议书交给了高警官。
黄某主张，2012年4月下旬，黄某接到王某电话，恳求其能在曹某退赔侵占的公司财产的情况下，谅解曹某的行为。在王某及其亲友多次请求下，黄某同意与其协商，但要求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4月28日左右，黄某接到西城分局预审科高警官电话，称如愿和解请到西城分局看守所协商。29日10时许，王某一行三人、黄某、李建富到看守所二楼会议室。高警官询问黄某是否有谅解的意愿，并简单做了一下黄某的思想工作，建议给一个谅解的态度。后，黄某与王某进行协商，并于16时许达成了和解协议内容。双方请高警官看下协议，高警官提出40万元分两批支付不妥，且协议书里需充分体现谅解的意思，要承诺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18时许双方到看守所附近店里打印了修改的协议，签完字后均留在黄某处。4月30日下午，王某、黄某、李建富到住总大厦一层，王某将准备好的23万元现金给了黄某，并当场书写了金额为17万元的欠条。黄某将签好的和解协议交给王某两份，李建富及王某到鸟巢将一份和解协议交到高警官手中。
黄某主张，因其没有实际取得和解协议约定的全部数额款项，其权利尚未完全实现，故其目前并未撤销对曹某的控诉，公安机关在2014年11月份仍要求其补充材料，相关案件仍在补充侦查阶段。黄某认为邦富�司清算报告中所载明的23万元公司债权，与和解协议中所约定由王某向黄某支付的相关款项实际系同一笔款项。
法院向西城分局预审处调查曹某涉嫌职务侵占一案的处理结果，预审处告知，该案因证据不足处于搁置状态，如有新证据仍需继续侦查，曹某的取保候审到期后已经自动解除。法院向高警官了解和解协议签订情况，高警官告知，黄某与王某确因协商退款一事来过西城分局预审处，但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并非在其主持下达成，而系双方自行协商达成，协议中关于“双方签字确认后，乙方承诺撤销对曹某本人的控诉，不再追究曹某侵占邦富（保险）经纪公司财产的刑事责任”一句，亦非其要求添加。双方协商时其未在现场。双方签好协议后，送一份至预审处备案，其为王某做了询问笔录确认。协议是否是双方协商当天送去备案的记不清了。
就对和解协议最后一条的理解。黄某主张其是为了表达谅解的态度，至于是否构成犯罪是由法院判定。王某主张其认为黄某有能力或者有其他方法能够撤销曹某的刑事案件，才与黄某签订的协议。
王某主张其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的理由为其在签订和解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同时黄某以欺诈的手段欺骗其签订该协议书；主张其在签订协议时误解曹某有职务侵占罪，而实际该案已经被西城检察院撤销；主张黄某在与其签订和解协议书时存在三方面欺诈行为：一是黄某向公安机关虚假报案；二是黄某虚假陈述其作为邦富公司清算组组长的身份；三是黄某虚假承诺免予追究曹某有关职务侵占的刑事责任。王某主张2013年12月11日曹某才得知黄某的清算存在欺诈、虚假，主张其自西城检察院发出通知时才确定得知案件为虚假案件，故其于2014年11月27日要求撤销和解协议并未超过除斥期间。黄某主张曹某在取保候审后就应当知道该份协议的存在，如有异议当时就应当提出，故除斥期间应当从取保候审通知书下发之日起算。和解协议的效力不是以曹某最后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来定性，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就是表达一个谅解的态度。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王某提交的取保候审决定书、和解协议书、收条、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注销核准通知书、电子邮件，黄某提交的欠条、案件回执单、公安局的笔录、破案告知书，法院调取的立案决定书、起诉意见书、不予受理函、通知撤销案件书等证据材料以及法院开庭笔录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该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曹某涉嫌罪名为职务侵占，涉及金额23万元，属于上述可以适用当事人和解程序的案件范围。就王某与黄某所签和解协议书的性质，第一，从和解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来看，其系形成于曹某涉嫌职务侵占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之后，曹某被刑事拘留期间，该协议书与黄某对曹某涉嫌�务侵占的报案直接相关。第二，从签约主体来看，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一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押的，经犯罪嫌疑人同意，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黄某为曹某所涉刑事案件的报案人，王某系曹某之夫，王某有权代曹某与黄某进行和解。第三，从和解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其中包括曹某侵占邦富公司财产的解决、给邦富公司造成损失问题的处理，及曹某作为邦富公司股东权利的放弃，并有双方再无任何争议及断绝往来的概括性约定。上述约定旨在一揽子解决各方当事人一切争议内容，有关曹某涉嫌职务侵占的刑事责任追究亦被涵盖其中。同时，该协议载明“取得黄某谅解后，双方再无其他任何纠纷”、“黄某承诺撤销对曹某本人的控诉，不再追究曹某侵占邦富公司财产的刑事责任”。综上，王某与黄某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属于前述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所指的和解协议类别，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王某签订该和解协议书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曹某涉嫌职务侵占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其在误以为曹某涉嫌职务侵占的情况下，为了减轻对曹某的处罚，与黄某达成了和解协议书。但此后，西城检察院就曹某涉嫌职务侵占作出撤销案件通知书。因此王某在签订上述和解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王某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排除了曹�的犯罪嫌疑人身份时开始起算。因西城检察院的通知撤销案件书的出具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在此之前，王某并不能明确的确定曹某犯罪嫌疑人身份是否排除，故王某行使撤销权的起算时间不应早于该日期。王某于2014年3月26日就和解协议书的效力向法院提起诉讼，于2014年11月27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故其可以行使撤销权。
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述和解协议书被撤销后，黄某应当将依据该协议书取得的款项返还给王某。因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黄某取得的上述款项所产生的利息，因其取得该款项的基础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故王某有权一并进行主张。王某主张的利息�算标准与方式，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此外，对于王某就未付协议款项向黄某所出具的欠条而言，该欠条亦应随和解协议书的撤销而一并丧失其存在基础，故法院亦一并予以撤销。除此之外，对于黄某在本案中有关未付协议款项和违约金的反诉请求而言，由于其均系以和解协议书的合法有效为前提，故在和解协议书依法应予撤销的情况下，法院对黄某的相应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法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王某与被告黄某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的《曹某侵占财产案和解协议书》；二、撤销原告王某于2012年4月30日向被告黄某出具的内容为“今有王某欠黄某经济�偿金（曹某侵占公司财务金）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正，并承诺2012年7月30日内还清”的欠条；三、被告黄某向原告王某返还款项23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2年4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付清；四、驳回反诉原告黄某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黄某提交了（2014）二中法委赔字第0003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一份，用以证明曹某有侵占情节，并且曹某申请国家赔偿没有得到支持。王某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该法律文书未认定曹某有侵占情节，但可以证明曹某申请国家赔偿未获支持。王某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真实有效，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王某与黄某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和解协议书，是在曹某涉嫌职务侵占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期间，王某作为曹某的配偶与黄某达成的和解协议。该和解协议的内容包括：曹某的悔过及道歉，曹某在履行职务期间侵占邦富公司财产及给邦富公司造成损失问题的处理，曹某作为邦富公司股东的出资问题、经营期间的责任承担以及邦富公司解散后的权利义务的约定等，并有双方再无任何争议及断绝往来的概括性约定，黄某承诺双方签字确认后撤销对曹某本人的控诉，不再追究曹某侵占邦富公司财产的刑事责任。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所指的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和解协议类别，应为有效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一年的期限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中，王某主张其在与黄某签订和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在误以为曹某涉嫌职务侵占的情况下，为了减轻对曹某的处罚，与黄某达成了和解协议书。即便是王某在签订和解协议时不了解公司情况，为减轻曹某的刑事处罚而签订了上述协议，但曹某于2012年5月22日被取保候审，王某至迟于此日应知晓其与黄某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中所载明事实是否真实。若不真实，则有可能存在重大误解，构成撤销事由，故王某行使撤销权的起算时间不应迟于2012年5月22日。王某于2014年3月26日就和解协议书的效力向法院起诉时已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其撤销权消灭。故即使本案构成重大误解，王某亦不存在撤销权，一审法院裁判撤销王某与黄某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
王某与黄某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不存在合同无效或解除事由，王某主张撤销和解协议书并要求黄某返还款项23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黄某未对其反诉请求提出上诉，本院不再审理。
综上所述，黄某之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8542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驳回黄某的全部反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820元，由王某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3050元，由黄某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4820元，由王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新
审 判 员 汤 平
审 判 员 赵小军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法官助理 朱龙臻
书 记 员 周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