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昭中民二终字第3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友奎。
委托代理人姜梅，云南言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治秀。
上诉人邓友奎因与被上诉人郑治秀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4）昭阳民初字1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本案法律事实是：郑治秀、邓友奎两家属姻亲关系。2014年2月8日20时许，郑治秀及其子董维剑先后到邓友奎的父亲邓兴学家，因董维剑和邓友燕夫妻间的矛盾与邓兴学、邓友奎发生纠纷，继而发生抓打。郑治秀在与邓友奎抓打过程中受伤。郑治秀受伤后于次日凌晨到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入院治疗至2014年3月3日出院，住院22天，出院诊断为全身多处外伤：1.T12粉碎性陈旧性骨折并再发骨折及不全性截瘫；2.T3、T11骨质挫伤水肿；3.左侧第11后肋骨折；4.右侧第6、7前肋不全性骨折可能；5.双侧胸腔少量积液；6.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钝挫伤；7.头皮血肿。郑治秀住院用去医疗费用55072.21元，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了23883.31元，郑治秀实际支付了医疗费用31188.90元。郑治秀的伤情经昭通市鼎安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为：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级伤残；后期治疗费评估为15000.00元。现郑治秀起诉至法院，要求邓友奎赔偿医疗费31188.90元、住院生活补助费2200.00元、护理费1760.00元、误工费2200.00元、后期治疗费15000.00元、鉴定费1500.00元、交通费400.00元、伤残赔偿金24564.00元，共计人民币78812.9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郑治秀、邓友奎两家本有着姻亲关系，在发生纠纷后，双方应互谅互让，采取合理的方式解决纠纷，而郑治秀、邓友奎双方未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竟而发生抓打，导致郑治秀受伤，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本案中，郑治秀作为董维剑、邓友燕的母亲，在董维剑与邓友燕夫妻二人发生矛盾时应采取劝和、教育的方式阻止矛盾升级，而不应该与董维剑去其亲家邓兴学家导致发生纠纷、抓打，其自身存在较大过错，对其损伤，自身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邓友奎认为，郑治秀的损伤系其自己摔伤所致，但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其辩称理由，且结合郑治秀的伤情诊断，郑治秀的损伤并非单纯摔伤所致。综合本案相关证据，法院认为郑治秀的损伤与邓兴学、邓友奎发生纠纷，继而发生抓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郑治秀的损失应计算为：1.医疗费：31188.9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22天×50元／天=1100.00元；3.误工费：因郑治秀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收入，故其误工费酌情给予30元一天，即30元／天×22天﹦660.00元；4.后期治疗费15000.00元；5.鉴定费1500.00元；6.残疾赔偿金6141元／年×20年×20%=24564.00元；7.郑治秀主张的护理费、交通费，因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该主张不予支持。以上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74012.90元。结合本案实际及邓友奎在本案中的过错，法院认为邓友奎应承担74012.90元×40%＝29605.16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第一百三十四第一款第七项：“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七）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之规定，判决：一、由邓友奎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赔偿郑治秀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29605.16元；二、驳回郑治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70.00元，郑治秀承担1105.00元，邓友奎承担665.00元。
判决书送达后，邓友奎不服原判，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姻亲关系，2014年2月8日，被上诉人之子董维剑与妻子邓友燕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邓友燕即到其父邓兴学家去，但董维剑与其母郑治秀（被上诉人）又追到邓兴学家继续争吵，上诉人作为邓友燕的哥哥，也与被上诉人争吵了几句，由于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长辈，所以上诉人没有与之发生抓扯。后来被上诉人不慎从一米多高的地方摔下致伤，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吵过，于是被上诉人即一口咬定其所受的伤是上诉人所致，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赔偿给被上诉人各项费用合计29605.16元。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一、被上诉人于2014年2月9日在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入院记录上清晰的记载着：“患者自述3小时前不慎从1米多高处摔下，伤致全身多处，伤后当即感腰背部及头部剧烈疼……”从该份病例与被上诉人在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证上注明的受伤原因：“自己不慎摔伤”也相互印证。二、在庭审质证过程中，由法院向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洒渔派出所调取的邓兴学、董维剑、李兴美、严治秀、邓友燕的笔录均也证实了上诉人邓友奎仅与被上诉人发生过口角争吵，但是并没有看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过抓扯，上诉人并没有致被上诉人受伤，并进而证实被上诉人的伤是其自己从摩托车上摔下所致。三、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出示的由洒渔派出所出具的《鉴定委托书》、《鉴定聘请书》、《鉴定事项确认书》并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的伤系上诉人所致。被上诉人拿着以上文书到昭阳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时，因被上诉人的病历资料显示其受伤原因是摔伤的，因此昭阳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并没有对被上诉人进行损伤程度鉴定。被上诉人自行委托昭通市鼎安司法鉴定所对其所受的伤进行伤残鉴定，而鼎安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客观性。首先，被上诉人的伤是其两年前摔伤所致的陈旧性骨折，但是鼎安司法鉴定所却据此作出了被上诉人构成玖级伤残的鉴定，且没有分析出构成玖级伤残是新伤所致；其次，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李科学与鼎安司法鉴定所有利害关系，代理人李科学的办公室就是鼎安司法鉴定所办公室，挂着两块牌子且是一套人手。该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均依法不应采纳。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可以支撑，以至判决错误，对上诉人是极其不公正的，并且更加深两家之间的矛盾。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正确认定本案事实，并依法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郑治秀未作出书面答辩。
在二审中，上诉人对一审认定其致郑治秀受伤并判决其承担责任提出异议，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双方未提出异议。对各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确认。
综合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审判决是否恰当。
针对争议焦点，评判如下：关于原审判决是否恰当的问题。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未打伤被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不慎从一米多高的地方摔下致伤，且被上诉人的伤残是两年前摔伤所致的陈旧性骨折，一审判决其承担责任不当。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姻亲关系，被上诉人之子董维剑与上诉人之妹邓友燕系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双方亲人本应从和睦相处的角度进行规劝，理智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双方都不冷静，以致邓友燕回到其父邓兴学家去，董维剑与其母郑治秀又追到邓兴学家继续争吵，致纠纷升级，矛盾激化，进而与上诉人及其父亲发生争吵甚至肢体冲突，郑治秀身体受到损害。对纠纷的发生被上诉人郑治秀过错明显，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且郑治秀的伤残也有其曾发生过摔伤还有陈旧性骨折等因素。鼎安司法鉴定所是具有该损伤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程序不违反规定，原审采信该证据并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判决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60%的责任，而上诉人承担40%的责任符合本案实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7.00元，由上诉人邓友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审 判 长 王荣祥
审 判 员 宋明涛
代理审判员 席 波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罗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