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02民初13441号
原告：宜昌住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西湖路25号。
法定代表人：翟扬品，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运秋、肖圣兰，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东路83号（银河大厦一层）。
负责人：吴志华，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可、罗卫清，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宜昌住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鹿城支行）抵押合同纠纷一案，由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7年11月24日、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宜昌住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运秋、肖圣兰、被告广发银行鹿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可、罗卫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宜昌住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编号为2014年高抵字N200号、2014年高抵字N201《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对宜市国用（2011）第060301476号、宜市国用（2013）第060301502号两块土地的抵押登记；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3年5月17日，原、被告签订两份编号分别为2013年高抵字N180号、2013年高抵字N18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分别约定，原告以位于宜昌市西陵区的两块土地（土地证号为宜市国用（2011）第060301476号、宜市国用（2013）第060301502号）为被告与浙江博强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强铜业）2013年5月17日到2014年5月14日期间连续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提供最高额1060万元、1**万元以内的担保责任。合同还就其它事项进行了约定。2013年6月17日，原、被告双方在宜昌市西陵区国土局办理了抵押登记。博强铜业在2013年5月17日至2014年5月14日期间的贷款全部结清后，2014年7月11日，原、被告续签了两份编号分别为2014年高抵字N200号、2014年高抵字N2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原告以西陵区窑湾乡的两块土地为被告与博强铜业在2014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10日期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提供最高额190万元、1060万元以内的担保责任。
2017年1月，原告从询问博强铜业相关贷款偿还情况时，才看到浙江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刑终1438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确认：2009年至2013年期间，博强铜业原法定代表人陈建设骗取广发银行温州分行鹿城支行流动资金贷款、票据承兑，涉案金额达11300万元。原告抵押担保的贷款正是该《刑事判决书》中骗贷的转贷部分，原告同时还掌握了如下事实：
1、2013年7月3日，汤元挺与包括陈建设在内的七名原博强铜业的股东签订7份《股权转让协议》，汤元挺正式接手博强铜业的经营管理事务。
2、2013年6月17日前陈建设担任博强铜业法定代表人期间，骗取被告的贷款尚有1600万元未能偿还。即2012年4月5日至2013年4月5日的流贷800万元，2012年4月9日至2013年4月9日的流贷800万元。
3、博强铜业于2013年4月5日、6月24日、6月25日对外借“过桥资金”偿还上述1600万元贷款后，被告于2013年6月24日和2013年6月25日为博强铜业发放三笔流贷分别为650万元、410万元、190万元，贷款期限均为半年，合计1250万元。2013年12月11日，三笔贷款到期时，博强铜业仍以过桥资金形式转贷1250万元。2014年7月28日博强铜业向苍南县经济贸易局借1250万元企业应急转贷资金偿还该笔贷款后再次于2014年8月5日转贷出1250万元用于偿还了政府应急转贷资金。
4、2014年7月11日，在抵押合同确定的主债权到期后，原告依据被告的要求重新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新的抵押登记。
5、根据原告的调查和博强铜业的陈述，被告对博强铜业的贷款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新的贷款，但实际是博强铜业与被告在每笔贷款到期前由博强铜业与被告先行协商，由博强铜业外借“过桥资金”，再由被告十天内将原贷款金额发放出来，用于偿还博强铜业的过桥资金。
6、博强铜业于2017年4月向原告提供的《苍南县企业风险应急处置办公室专题合议纪要》（苍企处置办（2013）1号）显示，被告在2013年及2014年对博强铜业的贷款，均是为了维持博强铜业的旧贷。
基于以上事实，原告认为：
我国合同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我国《民法总则》也有类似的规定，《担保法》第39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基于以上法律规定，被告于2013年6月24日、25日向博强铜业发放的1250万元贷款，真实用途是偿还2012年陈建设骗取的1600万元借款中的一部分，汤元挺还替陈建设偿还了350万元的“骗取贷款”。以后每年博强铜业的贷款均是维持旧贷。原告为博强铜业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是基于原告对汤元挺所控制的博强铜业的信任，也只能为合法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原告现已知道2013年6月及2014年7月为博强铜业贷款提供的抵押担保，实质上是在为一笔非法“骗取”的贷款提供担保，当然违背原告的真实意愿，属于我国合同法第54条所规定的欺诈胁迫可撤销的民事合同。
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准原告的诉请。
被告广发银行鹿城支行辩称：1、博强铜业与被告签订3次单独的授信合同，原告与被告签订2次最高额抵押合同，上述合同并非前一个合同的延续，而是重新签订的合同。同理，2014年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不是继承了原先2013年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而是新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包括股东会决议、抵押合同签字盖章，并重新办理了抵押登记，它是一个单独的合同，合同具有相对性，如果说是一个合同的延续，只需要签订续期合同即可，不需要重新签订合同。2、本案不符合合同撤销的要件。合同法第54条规定关于合同可撤销的情形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原、被告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不存在被告欺诈原告的情况。首先，原告称被告与博强铜业串通，这不符合事实。博强铜业的原法定代表人陈建设被判刑，刑事判决书并没有认定被告的工作人员有为其提供帮助，被告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博强铜业2012年的贷款1600万元已还清，刑事判决书也没有确认广发银行的损失。其次，本案不存在欺诈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原告为博强铜业向被告提供抵押，先后签过两次共四份合同，虽然2013、2014年担保的数额与抵押物基本一致，但2013年合同到期后，是注销抵押登记，并经原告股东会决议，再重新办理抵押登记，为新的民事法律行为。两次行为均由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字。第三，原告受到的欺诈为受陈建设的欺诈，并非银行。3、本案不存在以新还旧的问题。原告对贷款与用途知情，资金流向也是明知的，被告不排除博强铜业对他人的借款，但与其和被告的贷款无关。综上，原告企图利用温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欺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补充说明，原告诉讼请求中要求撤销抵押登记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
为证明诉称的事实，原告宜昌住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被告广发银行鹿城支行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信息。
2.2013年高抵字N18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4年高抵字N20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宜市国用（2013）第060301502号土地证、2014年高抵字N2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宜市国用（2011）第060301476号土地证、宜市他项（2014）第075号他项权证，证明2013年5月17日，原告以位于宜昌市西陵区的两块土地（土地证号为宜市国用（2011）第060301476号、宜市国用（2013）第060301502号）为被告与博强铜业在2013年5月17日至2014年5月14日期间连续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提供最高额1060万元、1**万元以内的担保责任。2013年6月17日办理抵押登记。该抵押合同的主债权期限到期后，2014年7月11日，原告依被告要求重新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新的抵押登记。
3.温州中院（2016）浙03刑终1438号《刑事判决书》，证明2017年1月18日，温州中级法院确认：2009年至2013年期间，博强铜业原法定代表人陈建设在广发银行温州分行的流动资金贷款、票据承兑等均系骗取贷款，涉案金额达11300万元。
4.（1）博强铜业在2012年、2013年、2014年的授信额度合同、贷款支付通知书、借款凭证等：包括①A115274号授信合同、2012年4月9日800万元流贷支付通知书及借款凭证、2012年4月6日800万元流贷支付通知书及借款凭证；②N130040-A号广发银行授信合同、N130040-B号广发银行授信合同、650万元、410万元、190万元贷款通知书及借款凭证、1060万元、190万元贷款通知书及借款凭证；③授信融资协议、N140041-B号额度贷款合同、1060万元、190万元借款凭证；（2）博强铜业的说明、短期借款广发银行明细账（2013年、2014年）；（3）银行流水；（4）苍南县企业应急处置办公室专题会议纪要，证明汤元挺接收博强铜业后，2013年、2014年在广发银行贷款的连续性，即均是维持以往的旧贷，原告抵押担保的贷款实际上是陈建设骗取的贷款。具体过程为：陈建设担任博强铜业法定代表人期间，骗取被告的贷款尚有1600万元未能偿还，即2012年4月5日至2013年4月5日的流贷800万元，2012年4月9日至2013年4月9日的流贷800万元；博强铜业于2013年4月5日、6月24日、6月25日对外借“过桥资金”偿还上述1600万元贷款后，被告于2013年6月24日和2013年6月25日为博强铜业发放三笔流贷分别为650万元、410万元、190万元，贷款期限均为半年，合计1250万元。2013年12月11日，三笔贷款到期时，博强铜业同样以过桥资金形式转贷1250万元。2014年6月11日三笔贷款再次到期后，2014年7月28日博强铜业向苍南县经济贸易局借1250万元企业应急转贷资金偿还后再次于2014年8月5日转贷出1250万元用于偿还了政府应急转贷资金。
5.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谈话笔录，证明陈建设欺诈汤元挺企业经营情况良好，使汤元挺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接手博强铜业、并陆续将资产抵押给银行，而银行为了获取汤元挺的抵押担保、规避自己的损失，对博强的经营情况明知却对汤元挺隐瞒，甚至与陈建设一起欺骗汤元挺。
6.陈建设的讯问笔录、2012年度经营情况及情况说明、股权转让协议，证明（1）陈建设通过让会计制作虚假的经营情况表等骗取汤元挺的信任，使其相信博强铜业的经营状况良好、负债较轻，诱使汤元挺在未经审计的情况下于2013年7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接手公司；（2）银行的工作人员在放贷时明知公司的财务报表造假，明知博强铜业连年亏损无力偿还银行贷款，但广发银行隐瞒骗贷的事实，将原告的资产骗进抵押担保以维持银行贷款，将广发银行的损失转嫁到原告；（3）陈建设欺骗汤元挺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只是担保企业倒闭，加上银行一直催促更换担保否则断贷，导致汤元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将资产抵押给银行。汤元挺的初衷是因企业负债较轻、抵押后维持贷款通过生产可以拯救这家企业，但如果知道公司净值为-6000多万元，根本不会收购公司股权、提供担保。
7.林朝静、陈建设、项晓引的询问笔录、虚高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证明（1）在广发银行的每笔流贷或者银行承兑贷款，虽然借款合同的用途均写的是购买原材料，但都是按虚假的购销合同走账或者贴现的方式将资金回流到博强铜业的账户，并非用于实际经营。对此广发银行明知。（2）陈建设骗贷用的虚假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作案工具都是广发银行工作人员黄克明指使、帮助陈建设等人制作的，承兑汇票贴现也是由黄克明直接去贴现。也就是说陈建设骗取贷款银行工作人员是直接参与其中的。（3）陈建设期间，按照博强铜业的经营状况、注册资本金及企业类型，根本不需要银行那么多贷款，但银行不实际走访、指使公司财务制作虚高三四倍的财务报表违规发放贷款。
为证明辩称的事实，被告广发银行鹿城支行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查询）、股东会决议，证明案涉抵押合同签订时，汤元挺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从原告设立至2015年1月7日变更）、高管，且自2014年4月28日起至2015年1月7日在原告处占股90%的事实。
2.博强铜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查询），证明博强铜业2013年5月17日与被告签订N130040-A号广发银行授信额度合同、N130040-B号广发银行授信额度合同，2014年7月11日与被告签订授信融资协议及额度贷款合同时，法定代表人均为汤元挺。汤元挺自博强铜业成立至今，一直是博强铜业股东。
3.上海昌信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查询），证明博强铜业2013年5月17日与被告签订N130040-A号广发银行授信额度合同、N130040-B号广发银行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所有的贷款均按博强铜业的指示打入昌信公司，当时昌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汤元挺，股东是汤元挺和章细英的事实。
4.股东会决议，证明原告在2014年7月11日与被告签订2014年高抵字N200、2014年高抵字N2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即涉案抵押合同时的股东会决议，其股东包括汤元挺均签字确认的事实。
5.股东会决议，证明博强铜业2014年7月11日与被告签订授信融资协议及额度贷款合同，即涉案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时，其股东汤元挺和章细英均签字确认的事实。
6.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证明博强铜业2014年7月11日与被告签订授信融资协议及额度贷款合同，即涉案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时，其股东汤元挺和章细英都是主合同连带保证人的事实。
7.结婚证，证明汤元挺与章细英系夫妻。
8.2013会议纪要，证明（1）汤元挺于2013年在对浙江博强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重组后，接受了公司，并更名为浙江博强铜业有限公司。（2）汤元挺在接受公司时对博强铜业的资产、负债以及主业的经营状况均有所了解。（3）2013年6月13日会议召开之前，被告已与博强铜业签订了《授信贷款合同》（2013年5月14日）、《抵押合同》（2013年5月14日），约定由原告提供涉案抵押物办理抵押登记，博强铜业担保链的处置是由苍南县政府组织的，有相关的机构与银行参加，我方是配合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不存在我方骗取原告提供担保。
9.2014年会议纪要，证明（1）2014年7月，博强铜业、各债权银行等在温州市处置办的协调下，同意博强铜业使用应急资金转贷并不降低企业信用。（2）明确在归还银行贷款并完成抵押物重新登记的前提下，办理续贷的相关审批手续。
10.2011股东会决议，证明浙江博强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2011年申请贷款时，股东会已进行过表决，不存在未经过表决的情况。
11.工商变更登记信息，证明（1）2013年2月28日博强铜业股东会决议由汤元挺担任博强铜业法定代表人，2013年3月1日变更了法定代表人。（2）汤元挺接手博强铜业是零对价。
12.股东会决议2份，证明《授信额度合同》和2013年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在签订的时候均由博强铜业和原告公司经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向被告申请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的事实。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并经审核，本院认证如下：
一、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1、3组证据、第2组证据中的2014年的2份合同以及土地使用权证、他项权证均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中2013年高抵字N18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6、12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7-9、11均无异议。以上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均予以认定。
二、关于原告提供的第4组证据，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2013年授信合同与本案无关联。该组证据经审核，其来源均真实、合法，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定。其中博强铜业提供的说明的内容仅为该公司单方陈述，相应内容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其他证据与本案均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对其关联性予以认定。
三、关于原告提供的第5-7组证据，其中汤元挺的谈话笔录、林朝静、陈建设、项晓引的询问笔录均来源于有关司法机关，本院予以认定。与本案有关的笔录内容主要涉及陈建设担任博强铜业法定代表人期间如何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骗取贷款及欺诈汤元挺接手博强铜业的相关情况，因笔录内容系相关人员的陈述，是否真实应结合其他材料综合予以认定。第6组证据中的股权转让协议虽系复印件，但其内容能够与其他证据相印证，证明汤元挺以零对价受让陈建设在博强铜业的股份，故予以认定。第6组证据中的2012年度经营情况及情况说明、第7组证据中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均系复印件，且反映的内容系2009年至2013年1月间的有关事实，与本案合同不存在关联性，不予认定。
四、被告提供的证据10，其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11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编号为2014年高抵字N200号、2014年高抵字N2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各一份，约定以原告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坐落于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的两处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宜市国用（2013）第060301502号、宜市国用（2011）第060301476号]为被告与博强铜业在2014年7月11日至2017年7月10日期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提供最高额分别为190万元、1060万元的抵押担保。双方于2014年7月31日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登记的最高债权数额分别为190万元、1060万元。
同日，被告与博强铜业分别签订编号为N140041-A、N140041-B《额度贷款合同》，由被告分别向博强铜业提供190万元、1060万元的额度贷款，额度有效期均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5年6月10日止。2014年8月5日，被告分别向博强铜业发放贷款190万元、106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5年8月5日，以上款项均汇入博强铜业的公司账户，并用于归还博强铜业向苍南县经济贸易局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所借款项。该两笔贷款还由汤元挺、章细英分别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以上两笔贷款到期后，博强铜业未按约还款。被告于2016年4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博强铜业归还借款本息，并要求本案原告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要求汤元挺、章细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苍南县公安局已于2015年9月5日对博强铜业、陈建设、项小引、林朝静等人涉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案立案侦查，本院以涉案借款是否涉嫌犯罪尚需侦查为由，驳回了被告的起诉。2017年1月18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3刑终1438号刑事判决，判决陈建设犯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该刑事判决认定：2009年至2013年1月间，陈建设指使林朝静、项晓引伪造购销合同、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先后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温州分行）骗取流动资金贷款2次，共计2700万元；骗取票据承兑11次，票面金额共计8600万元。该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2011年6月2日，博强铜业与广发银行温州分行签订编号A115274《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广发银行温州分行向博强铜业授信1600万元，授信有效期为2011年6月2日至2012年5月27日，该合同项下贷款由浙江凯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陈建设提供最高保证担保等。授信期间，博强铜业分别于2012年4月6日、4月9日各贷款800万元。贷款到期后，博强铜业分别于2013年4月5日、6月24日、6月25日归还广发银行温州分行贷款100万元、900万元、600万元。2013年6月24日章细英存入博强铜业公司账户100万元。
2013年5月17日，博强铜业与被告签订N130040-A、N130040-B《授信额度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分别为1060万元、190万元，授信期限均为2013年5月17日至2014年5月14日。该两份合同项下贷款由原告提供涉案两处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并由原告和被告签订编号2013年高抵字N180号、2013年高抵字N18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各一份，双方于2013年6月17日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3年6月24日向博强铜业发放贷款650万元，于2013年6月25日发放贷款410万元、190万元，贷款期限均为半年。以上款项经博强铜业授权支付给了上海昌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13年12月11日，博强铜业分别偿还被告贷款190万元、650万元、410万元。2013年12月10日章爱琴存入博强铜业公司账户1004万元，2013年12月11日章细英存入博强铜业公司账户252万元。2013年12月11日，被告分别向博强铜业发放贷款1060万元、190万元，贷款期限均为半年。该两笔款项经博强铜业授权支付给了上海昌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3年6月13日，苍南县企业风险应急处置办公室召开博强铜业担保链处置协商会，并形成会议纪要，汤元挺作为博强铜业董事长承诺继续注资企业，同意以湖北宜昌建材市场两幢大楼作为抵押，以置换担保企业保证方式，继续保持原有贷款规模。2014年7月15日，温州市处置办召开专题会议，就博强铜业融资及担保问题进行协调，并形成了会议纪要，商定对博强铜业在被告处到期的1250万元的贷款办理转贷、续贷手续，并由苍南县处置办协调政府应急转贷，博强铜业应及时办理好相关抵押物的重新登记。2014年7月28日，苍南县经济贸易局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支付给博强铜业1250万元，同日博强铜业归还了在被告处的1250万元贷款。2014年7月29日，原告注销了上述两处抵押物的抵押登记手续。
再查明，汤元挺系博强铜业的股东，原占公司股份12.5%。2013年3月1日，博强铜业的法定代表人由陈建设变更为汤元挺。2013年7月3日，汤元挺与陈建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陈建设在博强铜业的股份以零对价转让给汤元挺。2013年7月19日，博强铜业股东变更为汤元挺（占67%股份）、章细英（占33%股份）。2014年9月25日，博强铜业法定代表人由汤元挺变更为汤元训。博强铜业现股东仍为汤元挺（占99.99%股份）、章细英（占0.01%股份）。2014年4月22日，原告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将上海住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汤元挺。2014年4月28日，原告变更股权登记，汤元挺占公司90%的股份，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正圆占公司10%的股份。2015年1月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由汤元挺变更为翟扬品。汤元挺原系上海昌信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股东为汤元庭和章细英。2014年10月22日，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汤梨梨，变更股东为章细英和汤梨梨。汤元庭和章细英系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博强铜业与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以欺诈的手段使原告与被告签订涉案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故主张撤销该两份合同，应由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从本案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的过程来看，系在温州市处置办的协调下，被告与博强铜业重新签订《授信额度合同》，原、被告重新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动用苍南县经济贸易局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偿还博强铜业到期贷款后，再由博强铜业重新向被告进行贷款用于归还政府应急转贷资金。汤元挺同时作为博强铜业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参加了该次会议，且汤元挺为该两公司的大股东，具有绝对的控股权利，且该两公司均作出了股东会决议，故足以认定该两公司对整个贷款及抵押担保的过程是明知的。可见，前述合同的签订均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存在博强铜业与被告恶意串通，则由于汤元挺同时担任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么相当于原告明知博强铜业与被告恶意串通而同意提供抵押担保，这显然不符合逻辑，且即便属实，原告现在主张撤销合同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2016）浙03刑终143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陈建设实施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等犯罪行为的时间为2009年至2013年1月间，与本案合同签订的时间不一致，且该刑事判决书也没有认定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贷款属于陈建设实施犯罪行为的范围，以及银行工作人员存在犯罪的行为。同时，根据相关人员在陈建设刑事案件中所做的陈述，内容均是指向陈建设隐瞒事实，对广发银行温州分行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对汤元挺实施欺诈行为，并未反映本案被告广发银行鹿城支行对原告实施欺诈行为，也没有反映陈建设对广发银行鹿城支行实施犯罪行为。可见，陈建设刑事案件相关材料无法证明被告欺诈了原告，仅能用于证明陈建设对汤元挺实施了欺诈行为。陈建设欺诈汤元挺或者原告的行为并不能作为撤销本案合同的理由和依据。
关于资金流向问题。根据资金流水可以看出，博强铜业向广发银行温州分行或广发银行鹿城支行所贷款项均系博强铜业归还贷款后，再重新贷款，并非直接以新的贷款归还旧的贷款，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借新还旧。同时从2013年4月5日、6月24日、6月25日还款的情况看，还款资金系从博强铜业公司账户转至广发银行温州分行，即使存在2013年6月24日由汤元挺的配偶章细英存入博强铜业公司账户100万元，也不能说明博强铜业以新的贷款偿还了陈建设实施犯罪行为的旧的贷款。还款的来源以及新贷款的用途，不论与原告所述是否一致，鉴于金钱系种类物，且各笔贷款的合同各不相同，无法得出未还的贷款就是陈建设担任博强铜业法定代表人期间所贷款项的结论。况且，在该时期内汤元挺除了担任博强铜业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之外，还是上海昌信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关资金通过该公司走账，说明汤元挺对资金流向均系明知，同上所述，足以认定原告对资金流向也是明知的。原告称对款项用途不知情，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双方的争议为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的情形，并非物权纠纷，本案案由宜确定为抵押合同纠纷。
综上，涉案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原告要求撤销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相应地，原告要求撤销对宜市国用（2011）第060301476号、宜市国用（2013）第060301502号两块土地的抵押登记也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宜昌住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宜昌住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聪碧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叶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