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1625行初72号
原告陈月娥，女，1944年8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和平县。
原告何国营，男，1966年12月4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告何国柱，男，1973年1月11日出生，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何伟良，男，汉族，1973年9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和平县，系原告陈月娥儿子。
委托代理人温国强，广东东江勤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和平县阳明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张福纯，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曹新铭，该镇司法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叶南燕，该镇政府办事员。
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巍，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罗东雅，该县法制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林友盛，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何优金，男，汉族，1980年1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和平县。。
第三人何优杰，男，汉族，1983年8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和平县。
原告陈月娥、何国营、何国柱诉被告和平县阳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阳明镇府）、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和平县政府）、第三人何优金、何优杰土地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决定纠纷一案，于2017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21日立案后于2017年7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国营、何国柱及其委托代理人何伟良、温国强，被告阳明镇府委托代理人曹新铭、叶南燕和被告和平县政府委托代理人罗东雅、林友盛以及第三人何优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阳明镇府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查明：申请人陈月娥、何国营、何国柱与被申请人何优金、何优杰双方均系阳明镇大楼村老村村民小组。同属一个集体组织成员。双方争议的山林地名称“何佛岭”，面积约300多平方米（除公路预留地）。争议地的现状属荒地。在九十年代后期申请人在此地动工打土方时引发双方争议。另查明：申请人提供的土地证：户主：何仲达（申请人祖父），地名：何佛岭，种类：山，面积：三厘，四至为：东至何佛炎山、南至何彩英山、西至何承啟山，北至何春根山。被申请人提供的土地证：户主：何春根（被申请人何国柱的祖父），地名：何佛岭，种类：山林，面积：壹亩伍分，四至为：东至何致祥、南至山脚、西至黄神元、北至天水。从上列双方土地证四址结合现场勘查，双方争议的山地是在申请人的北面，即被申请人的南面方向。对照被申请人左右相邻土地证的南面界址，因为被申请人的土地证是南至山脚，而与被申请人相邻的东面山林何致祥的土地证也是南至山脚。另与被申请人相邻的西面山林黄神元的土地证以及与黄神元西面相邻的黄伟汉山林均未超越南至山脚（往石背坑老路）的界址。所谓南至山脚即是在解放前后有一条老路通往地名称石背坑的地方，当地新农屋、大屋、老村等中老年以上人皆清楚这条老路。在九十年代初和横公路开通后，原往石背坑老路已无人行走，但老路的大致方向当地中老年人还可辨认。因而，上列何致祥、黄神元、黄伟汉等人的山林与何春根是相邻排列的，在南面方向均无超越老路界址的情况。因此，被申请人的山林并非座落在争议地的范围内。再查明，双方争议的山地是在往石背坑老路的路下，即老路的南面方向，当今的和横公路边。申请人的土地证写明了北至何春根，由此可见申请人的山地是往石背坑的老路以下的部分地方。因和横公路动工时改变了该地的地形地貌，所以申请人的土地证另外三面界址已无法确认，因此，争议地也不可能全部属申请人的山地。又再查明：该争议山在和横公路动工前，自古以来因水土流失原因，致使该地形成崩岗，也是和横路大楼段最大的填土方工程之处。在和横公路开通后，约在一九九六年被申请人在往石背坑老路以上地方已建起三座房屋（不属争议地范围），之后砌起围墙也是基本以原老路方向，即被申请人土地证界址范围内（在争议地崩岗上面山地），当时双方尚未发生争议。被告阳明镇府认为，为有利于邻里团结和睦、有利于生产生活，申请人提出将该争议地管理权全部归其所有的要求，理由不够充分，本府不予支持。被申请人在该争议山上侧的北面方向（往石背坑老路的路上）已建起了三座房屋，根据实际情况，应该解决被申请人在该争议山的东面通往被申请人何国柱、何国营房屋的道路，与西面通往被申请人陈月娥房屋方向的公共道路通行需要。另外，为安全起见，被申请人的围墙外也应预留护坡余地。因此，依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一、双方在地名何佛岭的争议山地的东面方向，从和横公路边通往何国柱、何国营及以上山地建房人的房屋的现有公共道路，从原楼中楼山庄围墙边界址起丈量划出6米宽度的土地、该地长度从和横公路边至被申请人何国柱屋坪边为公共道路；该争议地的西面方向靠新农黄新梓山地界址边起丈量划出6米宽的土地、该地长度从和横公路边至被申请人陈月娥的屋坪边为公共道路。二、该争议地的北面方向（原往石背坑老路方向），即被申请人房屋围墙边（靠陈月娥余坪）起丈量划出2米宽的山地、长度从东面何国柱围墙带至西面陈月娥余坪边（至新农黄新梓山地界址边止），该地使用权归由被申请人所有。三、该争议山地（除和横公路预留地）的其余面积（详见附图）管理使用权归申请人所有。原告陈月娥、何国营、何国柱不服被告阳明镇府作出的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向被告和平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和平县政府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的和平府行复〔2016〕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阳明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的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
原告陈月娥、何国营、何国柱共同诉称，一、被告阳明镇府、和平县政府对何仲达《土地证》记载的“地名为何佛岭，东至何佛炎山、南至何彩英山、西至何承启山、北至何春根山”山岭的具体位置、四至范围查明不清。被告阳明镇府、和平县政府在调处时已查明争议土地东边为原楼中楼山庄（何万良山）、西边为黄新梓山，但何仲达（第三人祖父）在“何佛岭”的山岭四至为东至何佛炎山、南至何彩英山、西至何承启山、北至何春根（原告何国营、何国柱祖父）山，山岭的东、西两面均没有与何万良、黄新梓山相邻，而何万良、黄新梓、何佛炎、何彩英、何春根《土地证》记载的“何佛岭”山岭四至范围也没有写明直接与何仲达山岭相邻，故无法通过何万良、黄新梓、何佛炎、何彩英、何春根《土地证》来确定何仲达在“何佛岭”山岭的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本案中，只有何承启的《土地证》记载“何佛岭，东至何仲达山、南至秀山、西至崩岗、北至崩岗”的山岭东面与何仲达在“何佛岭”山岭的西面相邻，既然能确定何承启山岭东面与何仲达山岭西面相邻，故本案应先通过何承启在“何佛岭”山岭来确定何仲达在“何佛岭”的具体位置，而不是通过无法直接相邻的何春根山岭来推断何仲达在“何佛岭”山岭位置。“何佛岭”系一个大地名，涉及的山岭面积有几百上千亩，何万良、黄新梓、何佛炎、何彩英、何春根、何仲达等人在“何佛岭”及“何佛岭”附近均有山岭，故应先查清上述人员山岭的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被告连何仲达在“何佛岭”的四至范围都无法查清，也没有将何仲达在“何佛岭”山岭的位置和四至范围绘制进现场勘验图中，两被告在调处时对上述关键事实查明不清。二、两被告仅凭何仲达《土地证》记载的“何佛岭”山岭北至何春根山，无法确定何仲达《土地证》包含争议土地。何仲达《土地证》无法体现何春根与何仲达山岭相邻，无法确定何仲达在“何佛岭”的山岭包含争议地。何佛炎、何彩英、何春根等人《土地证》中无法体现与何仲达在“何佛岭”的山岭相邻，故无法确定何仲达在“何佛岭”山岭的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何春根《土地证》记载的地名“大路下崩岗”山岭，南边与何承启山相邻，结合何仲达在“何佛岭”山岭西面与何承启山岭相邻，由此可以推断，何仲达在“何佛岭”的山岭可能与何春根在“大路崩岗下”山岭相邻。三、何仲达《土地证》记载“何佛岭”的四至范围无法确定，又属于孤证，依法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土地证》仅系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依据，经被告调处时发现，何仲达《土地证》记载的“何佛岭”山岭东、南、西边均无法确定，北面虽然有写明与何春根山岭相邻，但何春根在“何佛岭”有两块山还有一块相邻“何佛岭”的山岭叫“大路下崩岗”，共有三块山岭，争议地四周的山岭均没有一块与何仲达山岭相邻，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四、何春根《土地证》记载的“何佛岭”南至山脚已经包含本案争议土地。争议土地属于山地，虽然何春根在“何佛岭”的山岭中原有一条通往石背坑的小路，但该小路不在山脚下，也不能作为区分山岭界限的标志物。若通往石背坑小路可以作为区分山界标志物，为何1953年土地改革时不直接将何春根在“何佛岭”的山岭填写为南至小路，反而将山岭南边填写为南至山脚，何春根《土地证》记载的“何佛岭”南至山脚包含本案争议土地。综上所述，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和平县阳明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的《处理决定书》（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和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和平府行复【2016】8号），判令被告和平县阳明镇人民政府限期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对于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居民身份证3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2、被告和平县阳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和阳府决字2015第【4】号）和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和平府行复【2015】18号）。
证据3、被告和平县阳明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的《处理决定书》（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和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和平府行复【2016】8号）。
证据4、何春根的《土地证》、何致祥的《土地证》。
证据5、何仲达的《土地证》、何承启的《土地证》、何佛炎的《土地证》、何彩英的《土地证》。
证据6、黄新梓的《土地证》、黄伟犬的《土地证》、何万良的《土地证》。
证据7、照片。证明争议地的现状，争议地的北面有原告的三座房。争议地的周边都是别人的土地，没有第三人的土地。
证据8、土地转让协议。证明争议地是由原告管理使用的。
证据9、证明两份。证明村委会作为在场人证明。
被告阳明镇府辩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首先，原告与第三人土地争议的焦点为原告山的南面界址，即其土地证中“南至山脚”应截至到通往石背坑方向的老路，还是和横公路。结合当事人双方的土地证、原告左右相邻土地证的南面界址及现场勘查，由于原告的土地证是南至山脚，而与原告相邻的东面山林何致祥的土地证也是南至山脚。另与原告相邻的西面山林黄神元的土地证以及与黄神元西面相邻的黄伟汉山林均未超越南至山脚（往石背坑老路）的界址。所谓南至山脚即是当年通往石背坑的老路。在九十年代初和横公路开通后，原往石背坑老路已无人行走，但老路的大致方向当地中老年人还可辨认。因而，上列何致祥、黄神元、黄伟汉等人的山林与何春根是相邻排列的，在南面方向均无超越老路界址的情况。因此，原告的山林并非座落在争议地的范围内。其次，双方争议的山地是在往石背坑老路的路下，即老路（原石背坑老路）的南面方向，当今的和横公路边。第三人的土地证写明了北至何春根，由此可见第三人的山地是往石背坑的老路以下的部分地方。因和横公路动工时改变了该地的地形地貌，所以第三人的土地证另外三面界址已无法确认，因此，争议地也不可能全部属第三人的山地。再次，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山在和横公路动工前，自古以来因水土流失原因，致使该地形成崩岗，也是和横路大楼段最大的填土方工程之处。在和横公路开通后，约在一九九六年原告在往石背坑老路以上地方已建起三座房屋（不属争议地范围），之后砌起围墙也是基本以原老路方向，即该争议山在和横公路动工前，自古以来因水土流失原因，致使该地形成崩岗，也是和横路大楼段最大的填土方工程之处。由此可见，原告的南面界址是在老路，而非现和横公路。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阳明镇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第三人的申请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标的。
证据2、第三人土地证。证明第三人的山地北面与原告相邻。
证据3、原告土地证。证明原告的山林南面是山脚。
证据4、何致祥土地证。证明该土地证西至原告，与原告相邻排列，该土地证南至山脚，根据勘查，该山脚为原老路。
证据5、黄新梓土地证。证明该土地证北至黄伟汉，黄伟汉东与原告相邻排列，黄新梓与黄伟汉山林的南北交界为原石背坑老路。
证据6、村委会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及其相邻排列的山林是南至石背坑老路。
证据7、证明。证明阳明镇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经法定程序作出的。
证据8、调解笔录。证明阳明镇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经法定程序。
证据9、通知。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作出变更。
证据10、送达书。证明原告已收到关于撤销2016年6月28日作出的《处理决定》。
证据11、处理决定。证明阳明镇府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证据12、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和平县政府作出复议决定是合法正确的行政行为。
被告和平县政府辩称，一、阳明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的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与第三人争执山林争议山坐落在阳明镇大楼村老村村民小组，地名河佛岭，四至为东至何万良屋水沟（原楼中楼）、南至和横公路、西至黄新梓山地、北至申请人屋门前围墙下。争议地东面为何万良，西面为黄新梓，其中，黄新梓的土地证东至老村众山，何万良的土地证西至荒山，皆无明确指引争执地的归属；申请人提供的户主为何春根《土地房产所有证》地名“河佛岭”是东至何致祥山、西至黄神元山；黄神元山与黄新梓山为南北交界；第三人提供户主为何仲达（第三人祖父）《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地名，何佛岭，面积：叁厘，四至为东至何佛炎山、南至何彩英、西至何承啟山、北至何春根山；因此，原告与第三人提供的地名“何佛岭”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都与现场实况无法吻合。户主为何承啟《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地名，何佛岭，面积伍厘，四至东至何仲达山、南至香山、西至崩岗、北至崩岗。第三人提供户主何仲达《土地房产所有证》东、南、西三面界址因现场地貌己改变而无法确认，但何仲达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只有一块地名“何佛岭”的这块山林是与何春根界至相连的，北至何春根山可以确认第三人在“何佛岭”是有山，而何承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亦可以证明第三人在何佛岭是有山林的。原告认为其何春根《土地证》记载的“何佛岭”南至山脚不应为通往石背坑小路：原告在争议地北面现砌有一围墙，正是争执地北面争执四至；围墙以北为原往石背坑小路（此小路原通往石背坑，现已无人行走，但隐约可辨）。被告参考了当事人各方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亦经现场勘查，黄伟汉、黄神元、何春根、何致祥等人的山是相邻排列的，其中，何致祥《土地房产所有证》“南至山脚”为原石背坑小路附近；黄神元山与黄新梓山南北交界处亦为原往石背坑小路附近。而只有原告提出的其方何春根《土地证》记载的“何佛岭”南至山脚应延伸至和横公路以北。二、阳明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的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阳明镇府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方法》第九、十条相关规定作出确权处理，且被申请人阳明镇人民政府处理决定的第一、二符合《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原则；亦符合双方土地证之南北界址。而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复议决定，属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阳明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的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县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何优金、何优杰没有提交书面意见，但在庭审时口头陈述称希望法院维持两个被告作出的决定。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阳明镇府提供的证据，原告陈月娥、何国营、何国柱质证认为：对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三人的山证都没有与第三人相邻；对证据3没有异议；证据4与本案争议山的四至是不相符的；证据5与争议地不相符，东面没有写明与本案第三人相符；证据6情况说明是与客观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对证据7-9没有异议；证据10说明被告工作不严谨导致作出错误的处理决定；对证据11-12没有异议。被告和平县政府和第三人质证认为没有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阳明镇府质证认为：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4何致详的山的现状，南面还是石背坑的老路；证据5是因为经济发展很多现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是很难再找到一样的四至现状；证据6这些山都是经过变更，建了和横公路后，很多地方建了房子，所以都改变了四至；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明没有异议；照片与本案的争议地无关，对原告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和平县政府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没有异议；对证据3证明对象有异议，对真实、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证明对象有异议，涉案的争议地四至范围是清晰的；对证据5证明对象有异议，因为经济发展很多现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是很难再找到一样的四至现状；对证据6证明对象有异议；对于转让协议，不在争议地的范围，与本案无关；对证明没有异议；照片是真实的现场现状，但是与本案的争议地无关；对原告第二份的证明对象有异议。第三人质证认为：证明与本案无关；照片的现实是这样，但是不足以作为证据使用；对其他证据与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被告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阳明镇府提供的证据4-10具备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7具备真实性，本院对其关联性予以采纳，对证据8-9不具备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同属和平县阳明镇大楼村老屋村民小组村民，争议山地在坐落在和平县阳明镇大楼村老村村民小组，地名为何佛岭，四至为东至何万良屋水沟（原楼中楼）、南至和横公路、西至黄新梓山地、北至原告屋门前围墙下，面积约300平方米，现状属荒地。双方对于争议山地均持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原告持有的何春根（何国营、何国柱祖父）《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地名：何佛岭，种类：山林，面积：壹亩伍分，四至为：东至何致祥、南至山脚、西至黄神元、北至天水。第三人持有的其祖父何仲达《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地名：何佛岭，种类：山，面积：三厘，四至为：东至何佛炎山、南至何彩英山、西至何承啟山，北至何春根山。何承啟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地名：何佛岭，种类：松山，面积：伍厘，四至为：东至何仲达山，南至秀山，西至崩岗，北至崩岗。何佛炎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地名：何佛岭，种类：松山，面积：伍厘，四至为：东至崩岗，南至何子才山，西至崩岗，北至（空白）。何彩英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地名：何佛岭，种类：畲，面积：伍厘，四至为：东至何桂芳畲，南至地坟，西至黄新梓畲，北至山脚，备考：荒畲。原告陈月娥、何国营、何国柱分别在何春根山处建有三座房屋，屋前余坪砌有一米多高的围墙，围墙以南至和横公路边为争议山地，围墙以东为原通往石背坑的老路，建房当时双方尚未发生争议。与何春根山岭相邻并列的西侧山岭分别是黄神元山和黄伟汉山，黄神元的父亲黄伟犬持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地名：富佛岭，种类：荒山，面积：伍分，四至为：东至何李根山，南至黄新梓山，西至黄伟汉山，北至超田村众山。与何春根山岭相邻并列的东侧山岭是何致祥山，何致祥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地名：何佛岭，种类：岗山，面积：壹亩，四至为：东至何春根山，南至山脚，西至何春根山，北至天水。何春根山、黄神元山、黄伟汉山和何致祥山的南面界址均为原通往石背坑的老路。争议山地的东面为何万良山，何万良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地名：富佛岭，种类：荒山，面积：伍厘，四至为：东至何玉田畲，南至荒山，西至荒山，北至荒山。争议山地的西面黄新梓山，黄新梓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地名：富佛岭，种类：荒山，面积：肆分柒厘，四至为：东至老村人山，南至大路，西至黄伟犬山，北至黄伟汉山。因长时间的水土流失原因，致使争议山地形成崩岗，也是和横路大楼段最大的填土方工程之处，和横公路动工开通后，该地的地形地貌已经被改变。九十年代后期，原告在争议地动工打土方时引发争议至今。2015年5月20日，第三人向被告阳明镇府提出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被告阳明镇府召集双方进行了协商调解，并于2015年11月8日作出了和阳府决字2015第[4]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和平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和平县政府于2016年5月25日作出了和平府行复[2015]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被告阳明镇府作出的和阳府决字2015第4号《处理决定书》，由阳明镇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阳明镇府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一、双方在地名何佛岭的争议山地的东面方向，从和横公路边通往何国柱、何国营及以上山地建房人的房屋的现有公共道路，从原楼中楼山庄围墙边界址起丈量划出6米宽度的土地、该地长度从和横公路边至何国柱屋坪边为公共道路；该争议地的西面方向靠新农黄新梓山地界址边起丈量划出6米宽的土地、该地长度从和横公路边至原告陈月娥的屋坪边为公共道路。二、该争议地的北面方向（原往石背坑老路方向），即原告房屋围墙边（靠陈月娥余坪）起丈量划出2米宽的山地、长度从东面何国柱围墙带至西面陈月娥余坪边（至新农黄新梓山地界址边止），该地使用权归由原告所有。三、该争议山地（除和横公路预留地）的其余面积管理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原告陈月娥、何国营、何国柱不服被告阳明镇府作出的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向被告和平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和平县政府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的和平府行复〔2016〕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阳明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的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原告仍不服上述处理决定，于2017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林权争议调处工作”以及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和调处本行政区域内的林权争议。但是，乡镇、街道行政区域内个人之间、集体组织与个人之间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的争议，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和调处。”因此被告阳明镇府具有对辖区内涉案山地使用权属争议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职权，其执法主体适格，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阳明镇府作出的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和被告和平县政府作出的和平府行复〔2016〕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
首先，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林权争议受理后，调处机构应当及时组织调解，调解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情况复杂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并书面告知当事人延期理由。”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林权争议行政调解期限届满仍未达成协议的，调处机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下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决定书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途径和期限。”本案中，被告阳明镇府受理第三人提出的涉案山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后，进行了调查，也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被告阳明镇府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据此，阳明镇府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确认。
其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林权争议的调处，应当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第十条第一款第（一）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本案中，原告和第三人对于本案的争议山地均持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处理本案争议山地的依据。因时间久远水土流失原因，加上和横公路填土方工程，争议山地的地形地貌已经被改变，因此争议山地现场东面何万良《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地名为“富佛岭”山岭的西至为荒山，争议地西面黄新梓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地名为“富佛岭”山岭东至老村众山，均无法明确指引争议地的归属。第三人提供的何仲达《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地名为何佛岭的山岭东至何佛炎山、南至何彩英、西至何承啟山、北至何春根山，而何佛炎《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地名为何佛岭山岭西至为崩岗、东至崩岗；何彩英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地名为何佛岭山岭北至为山脚；何承启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地名为何佛岭山岭西至为崩岗、北至崩岗、东至何仲达山，由于时间久远和修路填土方工程，导致前述何佛炎、何承啟《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崩岗不复存在而无法确认，所以何仲达《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何佛岭山岭东、南、西三面界址现都无法辨认。但第三人提供何仲达《土地房产所有证》只有一块地名为何佛岭山岭与何春根《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何佛岭山岭相邻。何春根《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何佛岭山岭东至何致祥山、西至黄神元山，何致祥《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何佛岭山岭也是南至山脚，黄新梓山与黄神元山为南北交界，可以证实黄神元、何春根和何致祥的山相邻并列，南至均为原通往石背坑小路附近，并且原告建有房屋的屋前余坪砌有一米多高的围墙，围墙也是沿着原通往石背坑的老路而建，建房当时双方尚未发生争议，由此可以证实何春根在何佛岭山岭的南面界址应为原通往石背坑方向的老路，第三人在何佛岭有与原告相邻的山岭，其北至何春根即为原通往石背坑方向的老路。而原告认为何春根山的南至山脚系到和横公路处，由于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颁发时和横公路尚未开通，并且争议山地的南面和横公路处亦无可作为区分山脚界限的标志物，因此何春根山的南面界址无法认定至和横公路处。据此，被告阳明镇府作出将争议山地部分归第三人管理使用，并在争议山地东西两侧各划出6米宽山地作为公共道路，北面划出2米宽山地由原告管理使用的处理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既能够尊重历史、兼顾现实，也有利于邻里生产生活，本院予以支持。
再次，被告和平县政府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经过审查，维持了被告阳明镇府作出的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处理正确，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告陈月娥、何国营、何国柱诉请撤销被告阳明镇府作出的和阳府决字2016第[3]号《处理决定书》和被告和平县政府作出的和平府行复〔2016〕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月娥、何国营、何国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月娥、何国营、何国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谢党恩
审判员 季小芹
审判员 刘新发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廖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