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0114民初5709号
原告：张晓新，女，1971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天津市武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海峰，天津嘉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恩超，女，199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武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海峰，天津嘉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爱新，男，197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武清区。
被告：杜建新，男，1978年7月1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天津市武清区。。
原告张晓新、王恩超与被告王爱新、杜建新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晓新及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海峰、被告王爱新及被告杜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晓新、王恩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王爱新与杜建新于2017年8月5日签订的《养殖厂买卖协议》无效；2、确认坐落于武清区高村镇高村三个院落（包括建筑物）归原告所有；3、判令被告杜建新将坐落于武清区高村镇高村的三个院落（包括建筑物）返还给原告（诉争标的暂估为3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张晓新与被告王爱新于2001年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双方以被告王爱新的名义从高村村委会承包养殖用地，原告张晓新及被告王爱新在承包地上修盖养殖用房并获得了乡政府批准。2008年，原告张晓新与被告王爱新办理离婚登记，双方约定共同经营的养牛场13.4亩，其中办公室9间、牛棚20间、猪圈25间归女方所有，在村中种有4000棵杨树归女方所有。离婚后，上述养殖用地继续由原告张晓新实际承包，但以被告王爱新的名义续签承包合同，承包费实际由原告张晓新支付，由王爱新出面向村委会交纳承包费，原告张晓新个人出资又以王爱新的名义修建了新的养殖用房，又修盖了一院，登记权利人为王恩超。养殖场部分院落一直以王爱新名义出租并收取租金，王爱新再把租金交给原告张晓新。原告张晓新在2018年2月向被告王爱新询问租金时，被告王爱新称租金给了别人，最终才告知了房屋买卖合同一事，原告张晓新自此才得知养殖场院落已出售。被告王爱新向原告张晓新出示了与杜建新在2017年8月5日签订的《养殖厂买卖协议》，被告王爱新在原告张晓新、王恩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坐落于武清区高村乡高村的养殖厂（其中王爱新一处、王恩超一处）出售给杜建新，协议上“王恩超”是王爱新签字，但杜建新本人并未在院落经营，原告每年多次去养殖场，均未看到杜建新，现在被告杜建新霸占院落拒不交还。原告张晓新与被告王爱新在离婚协议中已将养殖场归原告所有，其中一个院落权利人为原告王恩超，被告王爱新无权处分原告的财产，且承包土地禁止买卖，两被告买卖养殖场土地及建筑物的行为既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又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第37条的规定，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被告有义务将侵占的土地及建筑物返还给原告，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王爱新辩称，二原告所述属实，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杜建新辩称，二原告所述被告王爱新将养殖厂出卖给被告杜建新的情况属实，原告所述其他结婚、离婚及共同财产分割情况被告杜建新不清楚，被告杜建新与王爱新签订了买卖协议，且王爱新与村委会之间有承包合同，所以被告杜建新与王爱新签订的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同时，被告王爱新将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转让给被告杜建新是经过村委会同意的，被告杜建新也已将买卖款项33万元给付被告王爱新，涉案养殖厂现也由被告杜建新实际占有使用，即被告杜建新与王爱新之间的买卖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故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王恩超系被告王爱新之女。原告张晓新与被告王爱新原系夫妻关系，于2008年1月4日登记离婚。原告张晓新与被告王爱新于2008年1月3日签订《离婚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协议书》，载明“三、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1）双方共同经营的养牛场13.4亩，其中办公室9间、牛棚20间、猪圈25间归女方所有由女方经营；（2）在村中种有4000棵杨树归女方所有由女方管理”，《离婚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协议书》同时还载明了其他内容，该《离婚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协议书》未在民政部门备案。此外，原告张晓新与被告王爱新于2008年1月4日签订《离婚协议书》，载明“二、房产：男女双方无共同房产。三、财产：男女双方已协商自行解决”，《离婚协议书》同时还载明了其他内容，该《离婚协议书》在民政部门备案。
2003年3月，被告王爱新向村乡两级组织申请养殖用地3.5亩，并于2003年5月至6月期间分别经村乡两级组织和天津市武清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审查批准。审批后，被告王爱新与天津市武清区高村乡高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村村委会）于2003年6月1日签订《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天津市武清区高村乡高村村民委员会提供座落在土地一块，做为被告王爱新种植或养殖用地，四至范围及面积为：东至道，西至低压线东侧，南至苗圃地界，北至王书齐养殖场，东西长38米，南北宽61.5米，总承包用地面积为2337平方米，折合为3.5亩，用地性质为畜牧养殖用地，土地承包期从2003年6月1日到2013年6月1日，土地承包期10年，2003年4月28日已交款5年款柒仟元整，按每亩每年400元计算，下欠5年未交款，被告王爱新在承包土地上所建房（圈），性质为养殖用房（圈），不准建永久性建筑，不准改变用地性质，承包土地到期，被告王爱新必须在10日内拆除所有临时建筑物，双方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03年10月，被告王爱新向村乡两级组织申请扩建养殖用地3.1亩，并于2003年10月分别经村乡两级组织和天津市武清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审查批准。审批后，被告王爱新与天津市武清区高村乡高村村民委员会于2003年10月23日签订《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天津市武清区高村乡高村村民委员会提供座落在村西口土地一块，做为被告王爱新种植或养殖用地，四至范围及面积为：东至中干渠，西至五队地，南至承包地，北至养殖用地户，折合为3.1亩，用地性质为畜牧养殖用地，土地承包期从2003年10月23日到2013年10月23日，土地承包期10年，土地承包费用为每亩每年400元，被告王爱新在承包土地上所建房（圈），性质为养殖用房（圈），不准建永久性建筑，不准改变用地性质，承包土地到期，被告王爱新必须在10日内拆除所有临时建筑物，双方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上述两份《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签订的当日，被告王爱新与天津市武清区高村乡人民政府签订了两份《复耕协议书》，协议约定，按照承包合同书的约定，被告王爱新在承包土地上所建房（圈），属临时建筑，不准建永久性建筑物，因国家、集体规划确需占用被告王爱新承包地块，需拆除养殖用房等设施时，被告王爱新应服从规划，合同到期的，无条件拆除，未到期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因经营等其他原因被告王爱新提前终止合同的房屋按合同约定自行拆除，恢复到原耕地标准，如到期不拆，按违法占耕地处理，强制拆除，恢复到原耕地标准，费用由被告王爱新负责，被告王爱新所承包的养殖用地不准私自转包，土地转包必须由村乡批准，双方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
2016年10月20日，被告王爱新与天津市武清区高村镇高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天津市武清区高村镇高村村民委员会提供坐落在村西口土地一块，做为被告王爱新种植或养殖用地，四至范围及面积为：东至中干渠，西至承包地，南至施文清，北至承包地，东西长50米，南北宽20米，总承包用地面积为1000平方米，折合为1.5亩，用地性质为畜牧养殖用地，土地承包期从2013年10月23日到2018年10月23日，土地承包期5年，土地承包费每5年交一次，每亩400元，计3000元，一次交清，被告王爱新在承包土地上所建房（圈），性质为养殖用房（圈），不准建永久性建筑，不准改变用地性质，承包土地到期，被告王爱新必须在10日内拆除所有临时建筑物，双方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同日，原告王恩超与天津市武清区高村镇高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天津市武清区高村镇高村村民委员会提供坐落在村西口土地一块，做为原告王恩超种植或养殖用地，四至范围及面积为：东至中干渠，西至五队地，南至孙志刚，北至养殖用地户，东西长38米，南北宽27米，总承包用地面积为1000平方米，折合为1.5亩，用地性质为畜牧养殖用地，土地承包期从2013年10月23日到2018年10月23日，土地承包期5年，土地承包费每5年交一次，每亩400元，计3000元，一次交清，被告王爱新在承包土地上所建房（圈），性质为养殖用房（圈），不准建永久性建筑，不准改变用地性质，承包土地到期，被告王爱新必须在10日内拆除所有临时建筑物，双方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以上两份《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所涉承包地块与上述被告王爱新与天津市武清区高村乡高村村民委员会于2003年10月23日签订的《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所涉承包地块系同一承包地块，且承包费系以被告王爱新名义交纳，同时，被告王爱新在该承包地块上建造了部分生活用房和牛棚等临时性建筑物，此外，以上两份《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原件现由被告杜建新持有。
2017年8月5日，被告王爱新以自己名义并代原告王恩超与被告杜建新签订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杜建新购买原告王恩超和被告王爱新拥有养殖厂两处（其中王爱新1处王恩超1处）座落于高村西口东至中干渠，南至孙志刚，西至五队地，北至杜建新，大约占地3亩，售价为330000元，被告杜建新购买之日起，被告杜建新享受此养殖厂一切权利，其中包括院内外地上物，合同双方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以上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签订后，被告杜建新依约给付被告王爱新购买养殖厂款330000元，被告王爱新于2017年8月6日向被告杜建新出具收条。同时，以上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与上述2016年10月20日签订的两份《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所涉承包地块系同一承包地块。此外，2017年8月5日，被告王爱新出具书面《承诺书》，载明“王爱新自愿将高村西口养殖厂用地承包合同放弃，与高村村委会无关，并将养殖厂和其地上物一同卖给杜建新，承诺人王爱新”，《承诺书》同时还载明了其他内容。被告王爱新在本案庭审中称，该《承诺书》系其向高村村委会出具，但现由被告杜建新持有。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为：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对此，本院阐述如下意见：
一、关于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的法律性质问题。综合考虑分析被告王爱新申请涉案养殖用地的情况、被告王爱新与高村村委会签订的涉案《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的内容、被告王爱新与被告杜建新签订的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的内容、被告王爱新出具的书面《承诺书》的内容以及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本院认为被告王爱新与被告杜建新签订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合同目的是将被告王爱新承包的涉案养殖用地转包给被告杜建新，同时一并将涉案养殖用地上的地上物卖给被告杜建新，故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兼具土地转包合同性质和地上物买卖合同性质，而非二原告所主张的买卖承包地，二原告该项主张缺乏合同依据和事实基础，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被告王爱新是否构成无权处分原告张晓新财产及是否影响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合同效力的问题。因涉案承包地（养殖用地）的申请人系被告王爱新，且与高村村委会签订涉案《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的承包人亦系被告王爱新，承包费也是以被告王爱新名义交纳，故被告王爱新将涉案承包地（养殖用地）转包给被告杜建新，并将地上物一并卖给被告杜建新并不构成无权处分，亦不影响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合同效力，原告张晓新与被告王爱新虽在《离婚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协议书》中约定涉案养殖厂由原告张晓新经营，地上物归原告张晓新所有，但该《离婚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协议书》并未在民政部门备案，被告杜建新对此亦不知情，且该《离婚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协议书》签订后，与高村村委会签订涉案《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的承包人仍是被告王爱新，而非原告张晓新，故该《离婚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协议书》不能对抗被告杜建新，如原告张晓新认为被告王爱新未履行或不能履行双方签订的《离婚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协议书》，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原告张晓新可就此另行向被告王爱新主张权利。原告张晓新虽另主张，其与被告王爱新离婚后，其单独出资修建了新的养殖用房，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原告张晓新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
三、关于被告王爱新是否构成无权处分原告王恩超财产及是否影响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合同效力的问题。原告王恩超虽然于2016年10月20日与高村村委会签订了涉案《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但考虑到涉案承包地（养殖用地）申请人系被告王爱新，承包费也是以被告王爱新名义交纳，原告张晓新亦在诉状中称“修盖了一院登记权利人为王恩超”，原告王恩超亦未提供其实际履行涉案《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的证据，故难以认定原告王恩超系涉案承包地（养殖用地）的实际承包人，亦难以认定被告王爱新构成无权处分原告王恩超财产并影响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合同效力。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原告王恩超系涉案承包地（养殖用地）的实际承包人，因被告王爱新系以自己名义并代原告王恩超与被告杜建新签订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故被告王爱新与原告王恩超之间系代理关系，而非无权处分，同时，因被告王爱新系原告王恩超之父，且涉案养殖用地申请人系被告王爱新，承包费也是以被告王爱新名义交纳，被告王爱新亦持有并将原告王恩超与高村村委会签订的《种植、养殖用地承包合同书》原件交与被告杜建新，故即使原告王恩超未授权被告王爱新签订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被告杜建新亦有理由相信被告王爱新系有权代理，即被告王爱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的合同效力亦不因此而受影响。
四、关于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是否违反了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因此而无效的问题。如前所述，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兼具土地转包合同性质和地上物买卖合同性质，而非买卖土地或转让土地使用权，且我国法律及行政法规并无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地上物转让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故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并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范，亦不因此而无效。二原告虽主张，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未经发包方村委会同意，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应属无效，但因《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仅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而未规定违反该条款的合同无效，故该条款并非强制性效力性规范，而系管理性规范，二原告据此主张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无效系属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王爱新系以自己名义并代原告王恩超与被告杜建新签订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系被告王爱新和杜建新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被告王爱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故应认定合法有效。涉案《养殖厂买卖协议》签订后，被告杜建新依约给付款项330000元，故被告杜建新在承包期内实际经营涉案承包地（养殖用地）并享有地上物所有权具有合同依据，亦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基础，亦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晓新和原告王恩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原告张晓新和原告王恩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齐军
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于香琳
附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
第一百二十八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