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211民初478号
原告周爱国，男，196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范静，湖南湘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
委托代理人周红宇，湖南湘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宏，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一山，该公司董事长。
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谭清炜，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
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曾雄凯，男，197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周爱国诉被告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控股公司或株洲成业公司）、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集团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8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水松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丹、代理审判员张侣参加的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9月8日公开开庭了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爱国的委托代理人范静、周红宇、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及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谭清炜、曾雄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爱国诉称:原告周爱国原系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工，原告等人出资购买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始股，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4月向原告出具了持股比例为0.28%，股份总额为112570股的股权证明。2012年4月11日，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一）。2011年3月25日，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发行名称为“唐人神”的股票。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中明确被告一是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原告周爱国等63人系自然人股东，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对原告投入到其公司的股份比例和股份数额进行了确认，与原告股权证完全一致。至此，原告在被告一的股份全额投入到了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原告周爱国于2015年2月正式离开原单位，两被告对原告所持有的股权配送、利润分红等一直未予确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公示并与原告共同确认原告所持有的被告公司的股权数额。
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辩称：1、本案股权确认的依据只能是《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方案》、《株洲成业投资有限公司2009年临时股东会决议》等内部文件，而非工商登记资料。工商登记资料在特殊情形下（如出现隐名股东），不能反映公司真实的股权权利状态，因此，仅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对不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股权确认的依据。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关于股权的约定或安排，反映了股权真实权利状态，在出现股权纠纷时，可以作为股权确认的依据；2、根据《株洲成业投资有限公司2009年临时股东会决议》，原告所持有的112570股股份中，其中现金股为39072股，期股73498股；3、原告违反了《股权激励方案》必须在唐人神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总经理正职岗位上工作8年的规定，其持有的期股73498股应全部予以核销；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只确认原告在公司持有的现金股的股份。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只确认原告在公司持有的现金股的股份。
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辩称：原告所主张的诉讼标的由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一）进行登记，与我公司没有法律关系，原告要求我公司对其持有的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额于法无据，故我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和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11组证据材料：
1、原告的身份证明，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2、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的主体资格；
3、被告的唐人神集团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的主体资格；
4、股权证明，拟证明原告所持有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的股权数及股权比例；
5、招股说明书，拟证明原告系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的股东及所占股权比例；
6、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拟证明原告在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的股份数额及股权比例；
7、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拟证明2015年4月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章程变更情况、股东签名不实及股东人员变动情况；
8、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及审计报告，拟证明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自2009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9、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拟证明2014年3月21日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发布公告对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持有的10236.87万股解禁并于3月25日上市流通；
10、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拟证明原告在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所占的股份数及股权比例，原告在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的出资额为实缴出资即现金出资；
11、股份转让协议，拟证明2009年3月13日刘宏将其所持有株洲成业投资有限公司0.284%的股份即112570股转让给原告。
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11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所持股权含有部分期股，获得期股是附条件的；对证据5、6的真实无异议，但原告所持股权含有部分期股，部分现金股，不能作为认定股权数的依据；对证据7，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纠纷无关；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株洲成业投资有限公司（即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是唐人神集团公司的控股股东，株洲成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分红应由其自行决定，与唐人神集团公司无关；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无关；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非2009年创立，而是2009年由株洲成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而来，在2009年之前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会股东会并作出了会议决议，明确了各股东现金股和期股的数量，2007年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放的股权证上也明确了期股。该证据只能证明在工商部门的登记情况，并非原告真实持有的股份数额，不能证明其实际在公司的股权数，也不能证明原告的实缴出资额，公司有股权激励制度，存在部分期股，验资报告中写明净资产是为了配合进行工商登记；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股份转让协议是刘宏受让了大生行的股份后再转让给原告，该协议是为了办理工商注册登记而做出的。
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8组证据材料：
1、2007年特别股东会决议，拟证明股权激励方案已通过了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
2、《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纪要》，拟证明公司已向昆明会议与会新老股东说明了股权激励方案；
3、《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方案》，拟证明股东取得期股权利所需要满足的全部条件；
4、2009年临时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原告2009年认购股份中含有期股，所包含期股份额需受股权激励方案约束；
5、股份认购书，拟证明原告2007年认购出资中含有期股；
6、股权证，拟证明原告2007年认购出资中含有期股；
7、现金解款单，拟证明原告向公司缴纳的出资额；
8、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拟证明原告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离职的时间。
原告对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提供的上述8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合法性有异议，株洲成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两个公司不能等同于一个公司，株洲成业投资有限公司特别股东会不能审议通过《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方案》，该决议应该向工商部门备案；对证据2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有异议，唐人神集团公司与株洲成业投资有限公司不等同于一个公司，原告不是唐人神集团公司的股东，该《股权激励方案》对原告应不具有约束力；对证据4有异议，该决议的股东签名与决议内容不在同一页上，可以作假，决议内容也可能修改且存在原告签名不实；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应以对外公布的信息为准；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只是交款的一部分；对证据8无异议。
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
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11组证据材料中，对证据1、2、3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该股权证上注明了本股权证所有权利受《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方案》的约束，依据《股权激励方案》原告所持股权含有期股，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5、6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招股说明书的法律性质系唐人神集团公司发出的要约邀请，不宜直接作为确认股权数额的依据，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存在股权激励制度，原告所持股份含有部分期股，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7、8、9，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该三份证据均与本案纠纷无关，故不予采信；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对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提供的8组证据材料中，对证据1本院予以采信，出席该会议并表决通过的股东为陶一山、刘大建、郭拥华及香港大生行，其各自持股占比为50.16%、5.19%、5.84%、14.88%，总计持股占比76.79%，该决议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符合法律规定，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3，2007年株洲成业投资有限公司特别股东会决议同意其全体股东持有的期股受该方案约束且原告对该《股权激励方案》的颁布和实施均已了解，故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4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5、6，该两份证据均载明持股人所持全部股份受《股权激励方案》限制，可以证明原告所持股份中含有期股，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该证据只能说明原告向公司缴纳的部分出资；对证据8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原、被告现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辩论意见以及本院对证据的认证，确认以下案件基本事实：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原名为湖南湘大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11日。被告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控股公司或株洲成业公司）系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控股股东，其原名为株洲成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30日，2009年5月更名为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4月更名为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系2002年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职工股清退后，由48名自然人股东以退股款和自筹资金与香港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生行）共同设立，设立时株洲成业公司注册资本为39632928.5元，其中，大生行出资2360717元，股权比例为5.96%，股东刘宏出资419625元，股权比例为1.06%。株洲成业公司成立后，为了吸引和鼓励优秀人才实施了股权激励机制，2007年株洲成业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原告周爱国成为股东并持有股份112570股，股权结构为现金股39072股、期股73498股。
2007年1月4日，唐人神集团公司正式制定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方案》。该《股权激励方案》对股权的设置办法、激励对象、股份种类、期股的限制性条款等事项作出规定，其主要内容为：1、由股权激励对象和大生行共同出资组建株洲成业公司，再由株洲成业公司对唐人神集团公司进行投资，股权激励对象通过株洲成业公司间接持有唐人神集团公司股份；2、激励对象：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总经理正职以上中高层管理人员；3、本次购股分为现金股、贷款股、期股。现金股每股1元面值，现金交纳。贷款股由公司对本次购股人员提供部分贷款，贷款本息由购股者以每年股金分红、各种奖金来偿还。期股按购股人员本次增购股总数配65%的期股，期股自配送之日享有利润分配权，但是没有所有权，期股本金由购股者以每年期股分红偿还。3、获取期股的限制性条件：在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总经理正职以上职位连续任职满8年（自2007年1月1日起算）且用分红全部归还期股本金后，方可取得。因本人原因离开公司但未违反限制性条款的所有期股自离开公司之日全部核销；离开总经理正职但尚未离开公司的，未归还本金的期股自离职之日起全部核销。
同日，株洲成业公司召开特别股东会，会议决定向中高层管理人员给予期股激励，具体决议内容如下：1、为了完成期股激励，与会股东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963.3万元增加到8801.85205万元，新增注册资本4838.55205元，每股面值1元；2、审议通过《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方案》，同意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期股受该方案的约束和限制；3、本次新增的注册资本由新、老股东根据《股权激励方案》进行认缴。出席该会议并表决通过的股东为陶一山、刘大建、郭拥华及香港大生行，其各自持股占比分别为50.16%、5.19%、5.84%、14.88%，总计持股占比76.79%。
根据上述特别股东会决议，2007年株洲成业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39633000元增加至88018520.5元，股权激励对象由37人增加到63人。2007年2月16日，原告周爱国与株洲成业公司签订《股份认购书》认缴现金股70000股，获得期股162500股，贷款股17500股。株洲成业公司向原告周爱国发放股权证，载明其持有的股份总额为250000股（含期股期股162500股，贷款股17500股）。以上《股份认购书》及股权证均载明了持股人所持全部股份受《股权激励方案》限制性条款的限制。之后，株洲成业公司并未实际完成本次增加注册资本，也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2009年3月13日，为了《股权激励方案》得以实施，大生行将其所持有的株洲成业公司2050463股（占股比5.17%）作为期股激励上述符合条件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将该部分股转让给股东刘宏，由刘宏代持。刘宏接受公司委托，与大生行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受让代持大生行转让的2050463股，并向株洲成业公司做出承诺如下：1、本人接受公司委托代持大生行转让的公司2050463股，本人仅作为该部分股份的名义持有人，本人对代持的股份不享有任何股东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权、收益权、表决权；2、代持期间，如委托人需对该部分股份进行处置，本人无条件予以配合，提供必要的协助及便利，配合委托人完成相关手续的办理。刘宏在代持上述5.17%公司股份后，其名下股份数额未发生变化，仍为418591股，股权占比仍为1.06%。同日，为了配合株洲成业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并协助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登记，刘宏与股权激励对象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代持的上述股份转让给相关股东，刘宏将其中的112570股转让给原告周爱国，原告周爱国未支付对价。
2009年3月30日，株洲成业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如下：1、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净资产7251.958684万元，全体股东协议作价7251.958684万元，其中的3963.2929万元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3963.2929万股，剩余部分计入新公司的资本公积，注册资本由3963.3万元变更为3963.2929万元；2、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了公司2007年1月4日作出的《特别股东会决议》，确认所持期股仍受2007年1月4日通过的《股权激励方案》约束；3、未清偿的贷款股自动转为期股，计入期股份额，全体股东所持股份按0.45028的比例进行折算。包含原告周爱国在内的63名自然人股东及法人股东山业投资均出席、参与了本次会议，并签字通过该股东会决议。根据该决议，原告周爱国所持股份从250000股折成112570股，其中含现金股39072股，期股73498股。2009年4月，株洲成业公司向原告周爱国重新发放股权证，该份股权证载明原告周爱国所持股份总额为112570股，同时股权证上注明了本股权证所有权利受《股权激励方案》的约束。
2009年4月18日，株洲成业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签订发起人协议书。《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第2.1条：公司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第3条：公司的发起人原出资情况中周爱国认缴出资112570元，占股比0.28%，出资方式为货币。同日，株洲成业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会议决定以株洲成业投资有限公司截至200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72519586.84元，全体股东协议作价72519586.84元，其中39632929元折合为股东有限公司股本计39632929股，剩余资产进入资本公积；各发起人股东认购的股份数额中原告周爱国为112570元，出资方式为净资产，刘宏仍为418591股，股权占比1.06%。
另查明，原告周爱国自2002年开始任唐人神集团公司江西赣东公司总经理。2010年7月7日，因劳动合同到期原告周爱国与唐人神集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在原告周爱国离职后，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对原告周爱国所持有的股权配送、分红等一直未予确认，双方协商未果，遂酿成本案纠纷。
再查明，原告周爱国以现金、分红及年终奖的方式向株洲成业公司出资。2007年5月14日，原告周爱国以上述三种方式向株洲成业公司缴纳出资款共计70000元。2007年周爱国认缴现金股70000股，获得期股162500股，贷款股17500股，所持股总数为250000股。2008年，原告周爱国所持股份中13000股期股、3771.6股贷款股转为现金股，现金股增加至86771.6股，股份总数不变。2009年根据2009年临时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按0.45028比例进行折算，折算后原告周爱国持有现金股39072股、期股73498股。2010年7月，原告周爱国因劳动合同到期而离职，已不符合获得期股的条件，因此，2010年公司依据《股权激励方案》核销了原告周爱国全部期股73498股，现金股予以保留，其所持现金股为39072股。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股权激励方案》是否合法有效及对该方案对原告是否具有约束力；二、原告所持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股权数额应如何认定。现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一，公司自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公司通过自己的意思机关形成决议自主安排公司的经营管理。两被告虽系两个独立的法人，但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系被告唐人神集团的控股股东，其成立的目的在于激励被告唐人神集团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并通过唐人神控股公司间接持有唐人神集团公司股份。基于上述关系，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通过特别股东会决议采用《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方案》，对激励对象附条件的给予期股，并无不妥。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设立期股，期股主要来源于大生行所持股份的转让及部分贷款股的转换，由股东以奖金和股份分红予以偿还，应属于公司意思自治的范畴，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第二，《股权激励方案》经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2007年特别股东会持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根据该特别股东会决议，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同意全体股东持有的期股受该方案的约束和限制。在《股权激励方案》颁布实施后，原告周爱国等股东对该《股权激励方案》的颁布和实施均已了解、知晓。2009年株洲成业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确认股东所持股份受2007年特别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激励方案》约束，并再次明确了原告周爱国等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是由现金股和期股构成，经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股东签字确认，该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召集及表决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周爱国也从未向公司提出任何异议或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股权激励方案》及临时股东会决议。故此，上述《股权激励方案》合法、有效，应当作为本案确认股权的依据，原告周爱国所持股份受该方案的约束。原告周爱国未能在公司总经理正职以上职位连续任职满八年，其所持期股未满足获取之条件，按《股权激励方案》规定，原告周爱国不享有该部分的所有权。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股东资格认定中，确认股东取得股东资格必须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工商登记属于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必须有向公司出资。工商登记资料在特殊情形下（如存在隐名股东），不能真实的反映公司的股权状况。本案中，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制度中，股东刘宏与公司签订代持协议，由刘宏代持大生行所转让股份，再由刘宏将相应股份转让给各股权激励对象。刘宏转让给原告周爱国的部分股份实际上系刘宏代持，刘宏并不享有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该股份转让是为了配合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方案》、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原告周爱国亦未支付任何对价。从此可看出，本案中存在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已无法真实的反映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股权分布及各股东实际持有的股权数额的情形，且工商注册登记资料系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要件，非实质性要件，故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对内不足以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至于原告周爱国提供的招股说明书，在法律性质上系被告唐人神集团发出的要约邀请，亦不足以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本院认为认定股东资格应当以股东的出资为主要认定依据，并结合股权证及公司其他法律文件。原告周爱国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诉请的112570股均为现金股并对其缴纳了出资，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发放的股权证，均载明了本股权证所有权利受《股权激励方案》的约束。故此，本院对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的答辩意见，予以采纳，确认原告周爱国持有被告唐人神控股公司的股份数额应为39072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周爱国持有被告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数额为39072股；
二、驳回原告周爱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按本判决确定的诉讼费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现金交纳的，直接向农行驻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点交纳。汇款或转帐的，开户行：市农行红广支行，收款单位：代收法院诉讼费财政专户，帐号：161101040002686。逾期未缴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
审 判 长 张水松
审 判 员 王 丹
代理审判员 张 侣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罗 敏
附判决书引用的法律条文的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七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