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4民初16347号
原告（被告）：三一重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三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毛中吾，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男，1984年8月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部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欣，男，199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人力部员工。
被告（原告）：王界杉，男,汉族，1979年10月14日生，住福建省漳浦县。
委托代理人：魏修立，北京市杰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被告）三一重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能公司）诉被告（原告）王界杉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三一重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和蒋欣、被告王界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修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一重能公司诉称，王界杉于2015年8月6日入职我司担任营销代表一职，王界杉于2017年4月27号通过公司OA系统提交《辞职报告》，并经分公司总经理，部门考勤员，分管领导及公司董事长批准，该报告批准日期为2017年5月9日，该《辞职报告》经公司领导批准后，部门考勤员安排其进行工作交接，其表面上答应尽快进行交接工作的同时，在2017年5月24日又通过公司OA系统提交了《调岗申请》，最终公司领导依据其《辞职报告》不同意其调动，并作出开除的决定。2017年7月14日，被告向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要求我公司支付其5月份差额工资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昌平区劳动仲裁委经开庭审理后，做出京昌劳人仲【2017】第2694号裁决书，判令我公司承担被告2017年5月差额工资5255元，劳动合同赔偿金159225.48元，我公司认为该委做出的裁决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员工自行提出离职的，且用人单位不存在违法情形，不应承担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更不可能承担赔偿金。2、王界杉在我公司工作期间，我公司按照双方劳动合同规定履行义务，但其在合同存续期间提出离职，公司领导也已批准，但其不仅不交接工作，避免给我公司造成更大的损失，还向仲裁委申请公司支付巨额赔偿金，这种行为已严重违约，并与相关法律规定不符，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原告三一重能司不承担被告2017年5月差额工资5255元；2、原告三一重能公司无需向被告王界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9225.4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王界杉针对三一重能公司的起诉答辩称，不同意三一重能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不认可，我方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361375.2元，要求支付5月工资5255元，5月差旅费1893元，支付经济补偿金180687.6元。三一重能公司无视我的合法权益，无故将我辞退，系违法解除合同，应当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王界杉起诉称：三一重能公司原名为“三一重型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0日变更为现在的名称。我于2008年10月14日到三一集团旗下的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工作。2015年8月6日，我被调至三一重能公司处工作，工作岗位是客户经理。我被辞退前十二个月平均月薪为16175元，于每月15日前发放上月工资。2017年5月24日，我向三一重能公司提出申请，要求调入三一重机桩营销事业部，2017年5月25日，三一重能公司通过公司内部OA办公系统驳回了我的申请，并按辞退处理。三一重能公司仅支付5月份工资859元，并停止了我2017年5月份社保。我工作至2017年5月25日。后我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于2017年9月5日做出了京昌劳人仲字【2017】2694号裁决书，但裁决书对我的平均工资计算有误。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一重能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1375.2元；2、三一重能公司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期间未足额支付的工资5255元；3、三一重能公司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期间的差旅费1893元；4、三一重能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80687.6元。
三一重能公司针对王界杉的起诉答辩称：不同意王界杉的诉讼请求。王界杉于2015年8月6日入职我司担任营销代表一职，王界杉于2017年4月27号通过公司OA系统提交《辞职报告》，并经分公司总经理，部门考勤员，分管领导及公司董事长批准，该报告批准日期为2017年5月9日，该《辞职报告》经公司领导批准后，部门考勤员安排其进行工作交接，其表面上答应尽快进行交接工作的同时，在2017年5月24日又通过公司OA系统提交了《调岗申请》，最终公司领导依据其《辞职报告》不同意其调动，并作出开除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员工自行提出离职的，且用人单位不存在违法情形，不应承担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更不可能承担赔偿金。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界杉于2008年10月14日入职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岗位先后为存货控制专干、生产调度、主机计划专干、生产计划员、计划主管、综合管理科科长兼计划主管、营销代表等。2015年8月6日，王界杉被调至三一重能公司工作，工作岗位是客户经理，根据“在司工作经历”显示，其先后在三一重能公司华南分公司、营销管理部、粤闽公司等部门工作。2017年5月24日15时53分，王界杉通过公司内部OA系统提交了调岗申请，申请调入三一重机桩机营销事业部，操作类型为非商务体系，2017年5月25日上午9时20分，调入部门调配专干审核通过，审批人熊万佳，处理意见为“王界杉，从三一重能有限公司/营销公司/粤闽公司调至三一重机有限公司/营销公司/桩机营销部，目前桩机营销部暂无营销经理一职，请领导审核是否符合编制”。当日上午11时，调入、调出部门直接主管、一级部门负责人等审批通过，审批人焦方超，处理意见为“同意转入，任职东南分公司营销代表一职，符合编制，请领导批示”。当日下午12时56分，另一调入、调出部门直接主管、一级部门负责人等审批通过，审批人付卫忠。当日下午14时33分，另一调入、调出部门直接主管、一级部门负责人等审批通过，审批人高峰，处理意见为同意。当日下午15时40分，另一调入、调出部门直接主管、一级部门负责人等审批驳回，审批人周福贵，处理意见为“不同意！不服从安排，按辞退处理”。
2017年7月14日，王界杉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1、三一重能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1375.2元；2、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期间未足额支付的工资5255元；3、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期间差旅费1893元；4、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80687.6元。该委于2017年9月5日做出裁决：1、三一重能公司支付王界杉2017年5月份工资差额5255元；2、支付王界杉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225.48元；3、驳回王界杉其他申请请求。王界杉和三一重能公司均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间内诉至本院。
三一重能公司称王界杉于2015年8月6日入职其公司，不认可王界杉主张的2008年10月14日为我司入职时间的意见，根据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显示，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8月6日至2018年8月5日。三一重能公司称王界杉于2017年4月27日向公司提出辞职，根据其提交的审批流程显示，2017年5月9日最终完成审批流程，王界杉对该次流程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公司的OA系统可以由公司后台操纵。根据王界杉提供的由三一集团人力资源总部发布的《员工调配管理制度》附件2“调动其他原则性规定”第10条“三一内部员工调配，其工龄连续计算”。王界杉主张其离职前12个月工资总额为240916.81元，月平均工资为20076.4元，其中包含2016年8月29日发放的名义为“报销”实为奖金的110106.75元。三一重能公司对该主张不予认可，三一重能公司认为该金额仅为报销，并非奖金。王界杉提交了2017年部分月份的完税证明，显示2017年2月15日申报一笔品目名称为“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本院向北京市昌平区地方税务局调取了该笔个税对应的扣缴义务人和应纳税所得额，显示该笔“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扣缴义务人为三一重能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为145519.96元，应纳税额为35374.99元。根据王界杉与三一重能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第四条关于劳动报酬发放时间的约定，其劳动报酬于每月15日前发放，且双方均认可2017年5月份发放工资金额为859.96元，故王界杉离职前12个月工资总额（不包含奖金）为（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130810.06元。
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公证书、工资卡明细、工商登记信息、完税证明、地税查询信息、仲裁裁决书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法成立的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拘束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应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结合庭审中的举证、质证情况，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为：1、王界杉在三一重能公司的工龄应当从何时开始计算；2、王界杉与三一重能公司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及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3、王界杉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是否应将名为“报销”的110106.75元计算在内，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关于王界杉的工龄计算问题，根据其提交的公证书中“三一工作经历”显示，王界杉于2008年10月14日进入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2015年8月5日调动至三一重能公司，根据公证书中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员工调配管理制度》附件2，三一内部员工调配，其工龄连续计算。此外，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在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者赔偿的工作年限时，应当将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计算在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本案中王界杉自2008年10月14日进入三一集团旗下的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后调动至三一重能公司，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在计算王界杉经济补偿或经济赔偿的工作年限时应从2008年10月14日计算。
其次，关于王界杉与三一重能公司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三一重能公司称王界杉在2017年4月27日在OA系统中发起了辞职报告，三一重能公司在2017年5月9日完成了审批流程，但根据其所举证据，该辞职流程仅在OA系统中完成了操作，并未办理书面的离职手续，且王界杉对该OA流程亦不认可。根据王界杉的举证，其在2017年5月24日提交了申请调入三一重机桩机营销事业部的申请，根据审批流程，“调入、调出部门直接主管、一级部门负责人等审批”之一的高峰在2017年5月25日14时33分进行了审批，处理结果为“同意”，而在三一重能公司提交的王界杉辞职流程中，同样由高峰审批通过的记录，结合系统中关于该审批人身份的描述，不难看出若王界杉确已在2017年5月9日辞职，则高峰在2017年5月25日仍审批同意其调入三一重机桩机营销事业部明显违反常理，因此本院认为即使三一重能公司提交的王界杉在2017年4月27日发出的离职申请流程为真，也无法必然得出王界杉当时已从三一重能公司离职的结论，双方也并未完成书面的离职手续等，且王界杉的调动流程被驳回的原因为“不服从安排”，从逻辑上来说，“不服从安排”也难以解释为三一重能公司所述的是因为王界杉已离职还提交调动申请。因此本院认为王界杉与三一重能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7年5月25日，解除原因为三一重能公司单方面辞退了王界杉，三一重能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辞退王界杉具有合同依据或者法律依据，故其单方辞退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故本院对王界杉主张的三一重能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意见予以采信。
第三，关于王界杉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一节，根据王界杉出具的完税证明和本院调取的纳税记录，三一重能公司在2017年2月15日申报了王界杉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145519.96元，王界杉主张该笔奖金为2016年全年的奖金，结合该笔奖金的申报时间，本院对其意见予以采信，因此在计算王界杉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时应当考虑2016年的奖金状况，经核算，王界杉在2016年5月至2016年12月的奖金数额为97013.31元，故王界杉在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期间工资总额为227823.37元（130810.06+97013.31），该期间月平均工资为18985.28元，结合王界杉的工龄，三一重能公司应当支付王界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341735.04元。
关于王界杉主张的2017年5月份工资差额一节，根据以上分析，王界杉与三一重能公司劳动关系履行至当月25日，鉴于三一重能公司并未举证王界杉的考勤情况，参考王界杉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水准和已发放的金额，本院对该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王界杉主张的差旅费1893元一节，根据其提交的证据，其在OA系统提交报销申请时双方已产生纠纷，三一重能公司对该次报销不予认可，王界杉也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差旅费的数额及符合报销条件，故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三一重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王界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341735.04元。
二、三一重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王界杉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期间工资差额5525元。
三、驳回三一重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王界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三一重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三一重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姚小锋
人民陪审员 张颖军
人民陪审员 王 学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