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10民初648号
原告：罗菊珠，女，195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励鼎，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康旗，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祖泉，男，1977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祥龙，浙江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菊珠为与被告胡祖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8年1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3月14日、2018年6月2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罗菊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励鼎、盛康旗，被告胡祖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祥龙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罗菊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励鼎，被告胡祖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祥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菊珠起诉称：自2009年10月至2011年10月，胡祖泉以其与罗菊珠儿子周明明合作承包工程需要资金为由，多次向罗菊珠借款。2017年5月25日，罗菊珠与胡祖泉核对借款明细、制作《罗菊珠经过周明明账户入胡祖泉卡明细款》（以下简称《账户明细款》），并由胡祖泉签字，该《账户明细款》所载“周入胡祖泉卡”中各笔款项系罗菊珠向他人借款或自有资金，出借人或直接汇入周明明账户20×××87（以下简称周明明尾号3287账户）或汇入罗菊珠个人账户，然后经过周明明账户再将这些款项汇入胡祖泉账户62×××71（以下简称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系其与周明明合作工程用于收取工程款的账户；该《账户明细款》所载“胡入周明明等”中各笔款项系胡祖泉将款项转给周明明或者周明明指定的人，罗菊珠基于其与周明明系母子，故同意扣除这些款项；该《账户明细款》所载“2016.12胡祖泉入罗菊珠150万元，利息已付清”可见胡祖泉于2016年12月向罗菊珠还款150万元；《账户明细款》最终明确胡祖泉尚欠罗菊珠借款本金6016100元、利息8798023元，另有《账户明细款》所载“2019.11.2胡入周60万元”，胡祖泉在制作《账户明细款》时主张已经归还，但截止本案起诉前胡祖泉未向罗菊珠提供相应凭证，故罗菊珠将该60万元及相应利息列入本案诉讼请求。上述《账户明细款》中不包括罗菊珠在周明明与胡祖泉合作工程期间以自己名义为周明明所借款项，这些款项或汇入罗菊珠个人账户或汇入周明明尾号3287账户。2017年5月25日，罗菊珠与胡祖泉签订一份《协议》，明确利息统一计算为年息20%，如有周明明应付胡祖泉的钱款，从《罗菊珠经过周明明账户入胡祖泉卡》的钱款中扣除。因胡祖泉至今未还款，也未向罗菊珠出示抵扣借款的依据，故罗菊珠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胡祖泉立即偿还原告罗菊珠借款本金6616100元及相应利息10521432元（暂计算至2018年1月5日，此后至款项偿还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0%另计）；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胡祖泉承担。
原告罗菊珠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协议》、《账户明细款》、《欠条》、《承诺书》各一份，用以证明罗菊珠与胡祖泉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双方经核算胡祖泉确认欠罗菊珠款项、利息金额，并明确利息按年利率20%计算的事实。
2、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转账支票二份、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客户回单联三份、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进账单十份、周明明尾号3287账户存款分户明细查询一组，用以证明罗菊珠经过周明明账户借款给胡祖泉的事实。
被告胡祖泉答辩称：自2009年至周明明入狱前，胡祖泉与周明明合伙承包红旗社区、逸居城三期、星光社区三个工程，至今双方未进行合伙结算。2017年5月25日，罗菊珠称由于周明明入狱后无法归还对外借款，要求代表周明明与胡祖泉进行工程款结算，故罗菊珠代表周明明与胡祖泉签订《协议》。该《协议》附件《账户明细款》所载“周入胡余额”600多万元已实际用到工地上，另胡祖泉垫付的大量款项也未在《账户明细款》中列明。该《账户明细款》所载“瑞华”是项目部挂靠企业浙江瑞华建设公司，“谭传福、谢晓东、钱刚、吴维骏、王锋锋”都是周明明的朋友，《账户明细款》落款处胡祖泉书写的“分期支付”对象应是周明明还款的材料商以及个人借款，不包括罗菊珠。另外，胡祖泉基于与周明明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在周明明入狱后于2016年12月支付罗菊珠150万元、于2017年11月3日支付罗菊珠50万元应急。综上，胡祖泉认为其与罗菊珠之间既不存在工程合作关系，也不存在借款关系，罗菊珠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胡祖泉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承诺书》一份，用以证明周明明于2015年12月22日承诺与合伙人胡祖泉的逸居城工程项目账在2016年1月5日前清理完毕，否则所有账目由其承担的事实。
2、《承诺书》一份，用以证明2016年1月31日周明明与胡祖泉约定在2016年5月1日前将合作工程逸居城、星光、红旗项目结算完毕，双方向外部的借款利息各按2分计算，利益与亏损各承担一半，该《承诺书》所述三个工地即罗菊珠、胡祖泉于2017年5月25日签订《协议书》中所约定的三个工地，该《协议书》附件《账户明细款》所列款项为胡祖泉与周明明各自对外借款，而非罗菊珠、胡祖泉之间借款的事实。
3、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二份、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投资审计中心项目工程造价协审结果表一份，用以证明红旗、逸居城、星光三个工程均已竣工并已通过造价审计，但工程款未全部收回，三个工程尚有一千余万元材料款未支付，合伙人胡祖泉、周明明之间也未进行结算的事实。
4、领（付）款凭证、恒丰银行业务委托书各一份，用以证明罗菊珠主张的《账户明细款》所载“2019.11.2胡入周60万元”系由周明明出具领付款凭证直接支付给泥工班组谭传福的事实。
5、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一份，用以证明胡祖泉在周明明入狱后为帮助罗菊珠解困除于2016年12月支付罗菊珠150万元之外，于2017年11月3日支付罗菊珠50万元的事实。
6、执行和解协议一份、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一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杭支行账户明细一份、（2016）浙0110民初1688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情况说明一份、（2014）杭余商初字第1661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情况说明一份、（2015）杭余商初字第1421号民事调解书一份、借条一份、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一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一份、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二份、支付宝转账账单详情一份、（2015）杭余商初字第2519号调解书一份，共同用以证明胡祖泉在周明明入狱后为清偿周明明对外债务履行保证人责任共清偿债务1845万元，其中偿还高仁有50万元、盛建芳675万元、仲喧920万元、胡天乐200万元，上述代偿款项未经合伙结算，也未在2017年5月25日《账户明细款》中予以列明的事实。
7、《协议》、《账户明细款》各一份，用以证明罗菊珠代表其儿子周明明于2017年5月25日与胡祖泉签订《协议》、《账户明细款》，胡祖泉并未在其留存的《账户明细款》中签名，也未书写“分期支付”，罗菊珠留存的《账户明细款》中书写的“分期支付”是胡祖泉应罗菊珠要求为应付债权人而事后添加的事实。
8、清单一份，用以证明除《账户明细款》列明胡祖泉投资款4543900元外，胡祖泉个人向合伙项目部投入资金达到了2265万余元的事实。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出示了如下证据材料：
2018年4月16日，本院向周明明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周明明陈述称，周明明自2009年开始陆续与胡祖泉合作红旗、逸居城、星光三个工程，并成立项目部，罗菊珠的侄子罗云火、胡祖泉的妹妹胡莉华担任项目部的财务，双方口头协议各向项目部投入50%的资金，投入资金均属个人对外借款，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系用于项目部收取资金，但双方之间的合伙账目至今尚未进行结算；周明明称其与胡祖泉合作过程中，周明明尾号3287账户打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4200多万元，打款时并未区分哪些款项属于罗菊珠的借款，哪些属于周明明的投资款，因胡祖泉没有资金投入，故要求罗菊珠帮其借款，罗菊珠在借款的时候一般宣称周明明在做工程需要资金周转，罗菊珠与胡祖泉之间的借贷也都是口头约定；2017年5月25日《协议》所述双方是指罗菊珠、胡祖泉，罗菊珠在签署该份《协议》前与周明明说起过，但周明明并未授权罗菊珠代签《协议》，《账户明细款》所列明款项系胡祖泉向罗菊珠的借款，罗菊珠帮周明明的借款并未包括在《账户明细款》中；该《账户明细款》所载“瑞华”是项目部挂靠企业瑞华建设公司，“谭传福”是项目部下面的泥工班负责人，“谢晓东、钱刚、吴维骏、王锋锋”都是周明明的朋友。
被告胡祖泉对原告罗菊珠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对《协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协议》双方是指胡祖泉、周明明，罗菊珠的签名系代表周明明，罗菊珠与胡祖泉之间不存在任何工程合伙承包关系，其次，《协议》内容是指胡祖泉、周明明合伙承包工程内容，“双方所有支出的钱款，利息统一计算为年息20%”是指双方在合伙做工程期间对外借款利息计入合伙成本，并非一方向另一方借款利息约定，最后，《协议》约定红旗、星光、逸居城工程结算在2017年7月30日前完成，这是胡祖泉、周明明之间应完成的工程结算，故该《协议》并非罗菊珠、胡祖泉达成的还款协议，不能证明罗菊珠的相关主张；对《账户明细款》的形式真实性有异议，《协议》侧面加盖了罗菊珠、胡祖泉手印，但该组证据中的与《协议》对应的《账户明细款》没有加盖手印，只有胡祖泉的签名捺印，对《账户明细款》的内容无异议，该《账户明细款》系周明明、胡祖泉合伙的项目部人员罗云火、胡莉华制作，胡祖泉的签字系代表项目部签字，反映的是周明明、胡祖泉在合作承包工程期间各自对外借款而投入的工程垫付款，并非胡祖泉欠罗菊珠的款项，胡祖泉签名后面的“分期支付”系事后胡祖泉应罗菊珠要求为应付债权人添加，该《账户明细款》中所列既不是债权债务的凭证，更不构成借款合同关系；对《欠条》、《承诺书》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所载300万元款项已经全部付清，对关联性有异议，罗菊珠于2011年10月31日转账的150万元实际也是作为周明明合伙工程的投入款，并由项目部会计罗云火、财务胡莉华统一入账，2017年5月25日《账户明细款》也列明了该笔款项，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如果罗菊珠与胡祖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则双方不可能仅就该150万元补写欠条，无法证明《账户明细款》上所有款项均为罗菊珠与胡祖泉之间的借款。证据2，对真实性无异议，胡祖泉确认《账户明细款》所载周明明打入胡祖泉账户的款项属实，但系双方为工程对外借款，并非胡祖泉的个人借款，转账凭证也看不出是罗菊珠通过周明明账户进行支付，这些均属周明明对外借款，与胡祖泉无关，不能证明罗菊珠相关主张。
原告罗菊珠对被告胡祖泉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2，对真实性有异议，无法核实《承诺书》中周明明签名、捺印的真实性，对关联性有异议，胡祖泉、周明明之间的合伙关系不能对抗胡祖泉对外借款，与本案无关，首先，周明明、胡祖泉均承担对项目投入50%资金的义务，但胡祖泉向罗菊珠的借款应由其自己偿还，而不是由周明明偿还，其次，周明明、胡祖泉明确利息按2分计算，与罗菊珠、胡祖泉签订的《协议》约定年息20%不符，且该《承诺书》系胡祖泉、周明明之间的内部约定，与罗菊珠无关，最后，胡祖泉在汇总单上签字“分期付款”可以认定其向罗菊珠借款以及与其他人无关的事实；证据3、4，因系复印件，故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5，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胡祖泉2016年12月支付罗菊珠150万元之外，于2017年11月3日支付罗菊珠50万系归还借款并非帮助罗菊珠解困；证据6，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周明明曾以个人借款形式向项目投入资金，胡祖泉作为担保人清偿的款项应向周明明主张，与罗菊珠无关，胡祖泉在向案外人支付大量款项之后，仍向罗菊珠出具签名并书写“分期支付”的《账户明细款》，表明胡祖泉也认可罗菊珠的借款与归还其他案外人的借款无关；证据7，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罗菊珠留存的《账户明细款》中“分期支付”是事后添加；证据8，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对本院依职权出示的周明明的询问笔录，原告罗菊珠对大部分内容无异议，包括合伙做工地，罗云火和胡莉华的身份，周明明个人账户汇给胡祖泉的款项，胡祖泉未对外借款投入到项目部等内容，对有些内容因周明明不是本案当事人并不清楚实际情况；被告胡祖泉对周明明陈述与胡祖泉合伙做工程以及出具《承诺书》无异议，对周明明陈述罗菊珠与胡祖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周明明系罗菊珠的儿子，且周明明一方面陈述不清楚罗菊珠与胡祖泉之间的借贷关系，另一方面又清楚知晓所有的款项先打入周明明账户，然后再转入合作项目指定卡号，故其陈述自相矛盾，不可采信。
经审核，本院对原告罗菊珠提供的证据1、2，被告胡祖泉提供的证据5-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证据的内容认定本案的相关事实；被告胡祖泉提供的证据1、2，原告罗菊珠虽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同时本院向周明明本人核实，周明明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证据的内容认定本案的相关事实；对被告胡祖泉提供的证据3、4、8因系复印件、打印件，原告罗菊珠对真实性有异议，被告胡祖泉也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待证事实，故本院不认认定；对本院依职权对周明明作的询问笔录，本院作综合认定。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罗菊珠是周明明的母亲，周明明与胡祖泉合伙承包红旗、逸居城、星光三个工程，并成立项目部，罗菊珠的侄子罗云火担任项目部会计，胡祖泉的妹妹胡莉华担任项目部出纳，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系胡祖泉与周明明合作工程收取工程款账户。2015年12月22日，周明明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本人承诺逸居城三期一标段与合伙人胡祖泉的项目帐在2016年1月5日前理帐完毕，如不对帐完成所有帐目由我承担”。2016年1月31日，周明明作为甲方、胡祖泉作为乙方签订一份《承诺书》，载明“甲乙双方承诺合作工程逸居城、星光、红旗三个项目在2016年5月1日结算完毕。甲乙双方向外部的借款利息各按2分计算，挪用项目资金各按2分计算。利息与亏损各承担一半。双方承诺对以上项目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双方各自承担”。诉讼中，周明明与胡祖泉均认可二人合作的红旗、逸居城、星光三个工程的合伙账目至今未进行结算。2016年9月10日，本院作出（2016）浙0110刑初3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周明明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9月10日起至2019年12月2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2017年5月25日，罗菊珠、胡祖泉签订一份《协议》，载明“经双方协商：一、双方所有支出的钱款，利息统一计算为年息20%。二、三个工地（红旗、逸居城、星光）工程结算在2017年7月30日前完成，如有周明明应付胡祖泉的钱款从《罗菊珠经过周明明账户入胡祖泉卡》的钱款中扣除。三、附《账户明细款》”。
《账户明细款》载明“日期、胡入周明明等、周入胡祖泉卡、周入胡余额、年息20%、利息总额”等项目，其中“合计胡入周明明等4543900元、周入胡祖泉卡10560000元、周入胡余额6016100元、利息金额8798023元，合计：14814123元”。罗云火、胡莉华于2017年5月25日在上述《账户明细款》复核处签名，胡祖泉在罗菊珠所留存的《账户明细款》落款处签名捺印并书写“分期支付”。
“周入胡祖泉卡”具体明细如下：2009年10月28日，周明明通过转账支票形式从其尾号3287账户支付海宁市许村镇根虎石材经营部431万，备注：往来款，同日，海宁市许村镇根虎石材经营部将431万元转入胡祖泉账户，备注：借款；2010年2月11日，周明明通过尾号3287账户转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49万元，备注：借款；2010年2月11日，周明明通过账号10×××52向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转入11万元；2010年9月29日，周明明通过尾号3287账户转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49万元；2010年9月30日，周明明两次通过尾号3287账户分别转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42万元、49万元；2010年10月27日，现金存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60万元；2010年12月21日，周明明两次通过尾号3287账户转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30万元，共计60万元；2010年12月22日，周明明两次通过尾号3287账户转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30万元，两次通过尾号3287账户转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40万元，共计140万元；2011年7月25日，罗菊珠通过个人账户转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15万元，以上款项共计906万元。针对“2011.10.31入胡祖泉卡150万元”，胡祖泉于2016年12月13日向罗菊珠出具一份《欠条》，载明“2011年10月31日胡祖泉向罗菊珠借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小写：1500000元），利息按年息2分计算（即年息20%）结算，欠款时间2011年10月31日至2016年12月13日止。其中2016年9月18日胡祖泉已还罗菊珠人民币小写1230000元，余款经胡祖泉罗菊珠双方协商本金加利息人民币小写1770000元。分三次付清，其中2017年1月25日前付650000元，2017年9月30日前付560000元，2018年春节前10天内付560000元全部付清”、“原2016年9月18日胡祖泉欠罗菊珠壹佰伍拾万元借条作废，以此借条为准”，罗菊珠在庭审中陈述上述“2016年9月18日的借条”并不存在，只是转账凭证。罗菊珠与胡祖泉确认胡祖泉于2017年8月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经双方协商本人承诺欠款分三期付清，共72万元正，第一期8月30日前20万，第二期9月30日前26万，第三期10月30日前26万”，上述《承诺书》所载72万元包含在上述《欠条》所述177万元中，诉讼中，罗菊珠确认案涉《欠条》所载300万元已由胡祖泉全部还清。
“胡入周明明等”具体明细如下：“2009.11胡祖泉入瑞华30万元”、“2009.11.2胡祖泉入周60万，60万暂时计入，查清待定”、“2010.5.30胡祖泉入谭传福30万元”、“2010.7.15胡祖泉入10万元”、“2010.10.8胡祖泉入谢晓东30万元”、“2010.10.21胡祖泉入周45000元”、“2010.11胡祖泉入周28900元”、“2010.12.27胡祖泉入钱刚12万元”、“2010.12.27胡祖泉入瑞华60万元”、“2011.1.19胡祖泉入吴维骏35万元”、“2011.3胡祖泉入王锋锋30万元”、“2016.12胡祖泉入罗菊珠150万元，利息已付清”，以上款项共计4543900元。诉讼中罗菊珠自认上述“2016.12胡祖泉入罗菊珠150万元，利息已付清”即《欠条》、《承诺书》所述的还款，对应“2011年10月31日入胡祖泉卡150万元”；周明明与胡祖泉均确认“瑞华”是项目部挂靠企业瑞华建设公司，“谭传福”是泥工班组，“谢晓东、钱刚、吴维骏、王锋锋”都是周明明的朋友。另，胡祖泉于2017年11月3日支付罗菊珠50万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罗菊珠主张胡祖泉多次共向其借款6616100元，并提供《协议》、《账户明细款》、《欠条》、胡祖泉向罗菊珠出具的《承诺书》以及一系列转账凭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借贷金额。对上述证据，本院分析如下：第一，案涉《协议》虽系罗菊珠与胡祖泉签订，但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罗菊珠儿子周明明与胡祖泉合作红旗、逸居城、星光工程的结算，案涉《协议》第一条所述“双方所有支出的钱款，利息统一计算为年息20%”并不能当然理解为罗菊珠与胡祖泉之间的相互借款，利息按年利率20%计算；第二，《账户明细款》所列“周入胡祖泉卡”中的大部分款项系自周明明账户转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而罗菊珠明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系胡祖泉与周明明合作项目部收取工程款账户，罗菊珠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款项如何由罗菊珠账户汇入周明明账户；第三，《账户明细款》所列“周入胡祖泉卡”中仅有两笔款项系罗菊珠转入胡祖泉账户，一笔系罗菊珠个人于2011年7月25日转入胡祖泉尾号7871账户15万元，另一笔系案涉《欠条》和胡祖泉向罗菊珠出具的《承诺书》所述款项，对应《账户明细款》所载“2011.10.31入胡祖泉卡150万元”，且上述150万元本金、150万元利息已经全部付清，即《账户明细款》所载“2016.12胡祖泉入罗菊珠150万元，利息已付清”；第四，从时间上来看，案涉《欠条》出具时间为2016年12月13日，《协议》、《账户明细款》的出具时间为2017年5月25日，胡祖泉向罗菊珠出具《承诺书》的时间为2017年8月，如果《账户明细款》所列自2009年起的“周入胡祖泉卡”所有款项均为胡祖泉向罗菊珠的借款，那么在2016年12月13日出具《欠条》时不列明所有款项，在2017年8月出具《承诺书》时也不列明2017年7月25日《账户明细款》中未归还款项，与常理不符；第五，案涉《欠条》、胡祖泉向罗菊珠出具的《承诺书》可以证明《账户明细款》所载“2011.10.31入胡祖泉卡150万元”为罗菊珠与胡祖泉之间的借款，但该笔款项无论是出借还是归还都列明在项目部会计罗云火、出纳胡莉华签字复核《账户明细款》中，结合罗菊珠与周明明系母子，罗菊珠自述不仅帮胡祖泉借款，也帮周明明借款以及周明明所述罗菊珠以周明明做工程需要资金周转借款，有理由相信罗菊珠汇入胡祖泉账户的款项与周明明汇入胡祖泉账户的款项混同；第六，胡祖泉于2017年11月3日支付罗菊珠50万元，该笔款项的支付无法证明系归还借款，也不足以认定《账户明细款》中所有款项系胡祖泉向罗菊珠借款；第七，《账户明细款》“胡入周明明等”大部分款项或汇入周明明账户或汇入挂靠公司、泥工班组或汇入周明明朋友账户，且周明明与胡祖泉合作的红旗、逸居城、星光三个工程的合伙账目至今未进行结算，综上可以认定罗菊珠在本案中所提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胡祖泉对《账户明细款》中列明的“周入胡余额6016100元”存在借贷合意。关于《协议》、《账户明细款》的性质，虽然周明明否认其授权罗菊珠代签案涉《协议》、《账户明细款》，但综合案涉《协议》、《账户明细款》的内容、制作人员、款项流向等以及胡祖泉自认罗菊珠代其儿子周明明签名，《协议》、《账户明细款》所涉及的内容系胡祖泉与周明明在合作承包工程的过程中各自对外借款的汇总及利息约定，故可以认定《协议》系罗菊珠在周明明入狱后代其签订，该《协议》的内容约束周明明与胡祖泉，《账户明细款》系胡祖泉与周明明之间的部分款项往来，罗菊珠已代周明明与胡祖泉进行了对账和结算，胡祖泉在《账户明细款》落款处签名捺印并书写分期支付，即使应当支付，也应由周明明另案主张。综上，罗菊珠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胡祖泉答辩意见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菊珠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24625元，由原告罗菊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 锋
人民陪审员 陈茂仙
人民陪审员 王金龙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法官 助理 刘丽萍
书 记 员 夏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