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五常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五民初字第1019号
原告牛淑华，现住五常市。
委托代理人刘天夫，黑龙江君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玉莲，现住五常市。
委托代理人吴畏，黑龙江天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文莉，50岁，现住五常市。
第三人刘志刚，现住五常市。
委托代理人柏祥章，现住五常市。
原告牛淑华诉被告郭玉莲、宋文莉、第三人刘志刚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5月13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15日及2015年6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牛淑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天夫，被告郭玉莲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畏，第三人刘志刚的委托代理人柏祥章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宋文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与前夫刘国清（2002年12月死亡）均系太平桥村民，1981年末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二人在太平桥村每人口分得责任田旱田4.8亩，婚姻存续期间二人开垦荒地2.9亩；1998年第二轮土地展包时，原告之子刘志刚分得责任田2.4亩。2001年原告家庭土地从其父刘宝林家庭中分出单列。现有土地责任田旱田12.4亩，开荒地旱田2.9亩。有土地台账、承包合同及村委会证明为凭。原告于2003年改嫁到民意乡吴家村生活至今，原告户口及家庭三人的土地仍在太平桥村未动。2012年6月原告之子刘志刚从河南回来要求收回土地时，原告才得知其家庭所有的土地已被刘宝林同刘国春（2012年秋死亡）于2012年4月22日转包给被告郭玉莲、宋文莉耕种至今。此事原告既不知情也不同意，为此多次找被告协商收回土地未果。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刘国清去世后，其分得土地应归其家庭其他成员耕种，因此刘国清承包田只有原告有承包经营权。二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侵犯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部分土地已被征用，被征用的土地及补偿款在郭玉莲名下，原告对剩余土地数量及补偿款数额不能说具体。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被征用后剩余的土地；被告郭玉莲返还征用土地的土地补偿款。
被告郭玉莲辩称，一、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答辩人与宋文莉同刘宝林、刘国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仅指刘宝林承包经营权证内所登记的12.4亩耕地。经查土地经营权证登记，牛淑华及其子刘志刚的土地正如起诉状所记载的，已经从刘宝林承包经营户内分离出去。答辩人与刘宝林签订的土地合同与原告并无任何关系。并不存在原告所说的被刘宝林将她的耕地承包出去。所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被告间的承包合同与原告并无任何关系。二、原告明知其家的耕地已从刘宝林承包经营户内分离出去，仍然在刘宝林与答辩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出来干预，强行向答辩人要去承包费10万元。该行为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并且原告在收到该款后现在还说签订合同时不知道，这是在撒谎，明显是不当得利，答辩人保留对原告追诉的权利。有收条为证（该款由原告之子刘志刚代收）。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去索要剩余土地是不合逻辑的。原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地块与原告有任何关系，怎么就能请求返还剩余土地。该土地是经过被告与刘宝林签订合法承包合同得来的经营权。即便是返还也是合同签订人之间的事。合同是有偿的，返还也是有偿的。原告没有任何对他人的合同标的主张的理由。综上所某甲，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宋文莉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第三人述称，第三人是原告之子，其与父母共分得土地15.3亩，父亲刘国清早年已死亡。土地纠纷发生后，对分给第三人的土地、征用土地补偿款及剩余土地均应得到保护。第三人与母亲牛淑华在本案中有一样的利益，案件处理结果与第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故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第三人承认2013年春收到了郭玉莲的承包费10万元。当时只是和母亲牛淑华说回来要地，没有告诉她钱的事，钱也没有给她一分。第三人当时以为是爷爷刘宝林转包的土地，所以当时没有反对。现在第三人才知道这地是叔叔刘国春包出去的，与爷爷无关，所以明确表态，不同意转包此地，第三人应该得到征用土地补偿款。第三人愿意把收到的10万元及利息给郭玉莲。
原告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除当庭陈述外，还提交如下证据：
一、牛淑华身份证及户口，证明原告系太平桥村村民，是太平桥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是适格的民事主体。经质证，第三人无异议；被告郭玉莲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公安机关制发，内容真实，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二、人口登记表，证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及其丈夫刘国清就分得了土地。其子刘志刚后补分得土地。经质证，第三人无异议；被告郭玉莲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证据有缺陷。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告所在基层组织对组织内部以户为单位统计的原告家庭内人口情况的原始记载，能够反映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时的原告家庭人口情况以及按农村土地政策应当分到土地的具体人员，但不能证实原告家庭内各成员分到土地的具体数量，故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
三、刘宝林户口簿、户籍证明及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书，1990年的户口簿与证据二的人口是相符的，即1998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不包括刘宝林妻子，证明以刘宝林为农户代表人的合同是针对刘家7口人的，不仅仅针对刘宝林个人，佐证《人口登记表》，刘国清家三口均分得土地的事实。经质证，被告郭玉莲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四、2012年6月27日太平桥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家庭土地面积数额，原告主张合理，该面积是原告家庭的真实土地面积数字。经质证，第三人无异议，且第三人认为该15.3亩土地中有第三人的土地份额；被告郭玉莲对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认为此证据是在诉讼之前。本院认为，该证据形成在原告起诉之前，能证明原告家庭三口人所分土地面积的真实情况，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五、2013年2月26日太平桥村委会证明，证明村里对刘国清家3口人的土地面积于2001年分户单立的事实存在。经质证，第三人无异议；被告郭玉莲对真实性及分户单立的事实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数目与诉求无关联性，数目不相符。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内容仅证明原告家庭3口人每个人所分土地的大致面积，但能证明2001年原告家庭土地分户单立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2001年分户单立的内容予以采信。
六、2013年7月6日太平桥村委会证明，证明土地变更经过，分户的事实存在，各分得15.3亩。经质证，被告郭玉莲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七、土地承包合同汇总表3张（1996年、2000年、2001年），证明刘家的土地面积和2001年开始分户单立的事实及分户后刘国清名下的土地面积。可以看出刘宝林的土地在刘国春处。经质证，第三人无异议；被告郭玉莲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有缺陷。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告所在基层组织对组织内部以户为单位统计的土地面积的原始记载，能够反映原告家庭土地经营权变动情况，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八、2002年土地丈量明细4页，证明刘国清分得的地块名称、位置、数量，与前面证据相互佐证，与土地承包合同汇总表内容相符；也证明刘国春所分土地的地块名称、位置、数量；杨文清22垅是地邻。经质证，第三人无异议；被告郭玉莲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其他部分未拿出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九、财政补贴农民资金发放“一折通”信息表，证明该地块现在仍在刘国清名下，面积为15.3，该款现由郭玉莲领取。经质证，被告郭玉莲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十、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刘宝林、刘国春擅自将刘国清家三口人土地转包给郭玉莲。经质证，第三人无异议；被告郭玉莲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十一、刘宝林笔录，证明土地转包合同签订过程及多处违法事实。经质证，被告郭玉莲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十二、刘国清的释放证明和注销户口证明，证明刘国清1999年11月23日至2002年7月29日被羁押的事实，佐证村委会2013年7月10日证明的虚假性和村委会个别人在本案中的倾向性；以及证明刘国清出狱时已经身患重病，死亡后于2003年7月注销户口。经质证，被告郭玉莲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在狱中民事权利不丧失，在狱中与不行使民事权利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人无异议，并认为在实践中没有退地的事实，村里无权收回土地。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十三、潘峰笔录，证明村委会2013年7月10日证明的虚假性，证明是虚假的，虽为潘峰签字，但不是他了解的事实，也不是他书某某，更不是他本人的意思表示，可以看出汤某某明显的倾向性。经质证，第三人无异议；被告郭玉莲对形式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个人无权推翻村委会决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十四、王德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榆树市于家镇于家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太平桥村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存在不严谨性，不以事实为依据，可以反证刘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署名在刘宝林名下也存在问题。王德水是吉林省榆树市于家镇人，他在于家镇也分到土地。经质证，被告刘宝林及第三人无异议；被告郭玉莲对此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在本诉中原告不能通过个人推理而不通过司法程序来推翻有关部门的权属证明。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十五、太平桥村民委员会2015年5月1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争议土地被征用的情况，总面积，被征用的面积，剩余面积；给付补偿款数额，青苗款数额；土地补偿款及青苗款被被告郭玉莲及其亲属领回的情况。经质证，被告郭玉莲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据内容与本案争议的诉求无关联；原告不具有主体资格，与原告没有关联。本院认为，争议土地的征用相关事宜均经过太平桥村处理，该村的证明具有证明力，该证据系有效证据，予以采信。
被告郭玉莲为证实自己的辩解，除当庭陈述外，还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书，2012年4月22日土地转包合同书，证明郭玉莲与刘宝林之间的合同题目及合同的合法性。经质证，原告对承包合同无异议，认为与原告的一致；对转包合同有异议，认为，1、刘宝林的签名不是他本人签写的；2、转包合同涉及的8亩土地不是刘宝林的，也不是刘国春的；3、宋文莉不是本村村民；4、合同题目是转包，不是转让；5、合同第四条双倍的内容，不存在违约，是国家征用。原告认为转包合同书是刘国春签的，刘宝林的签字不是刘宝林自己签写的，指纹是刘国春拽着刘宝林按的。第三人认为其当时不知这些过程，是后来才知道的，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二、收据，收款人为刘志刚、张志，内容为收到郭玉莲10万元整，证明转包时刘志刚和牛淑华知情，因刘志刚是牛淑华的儿子，张志是刘宝林女儿的丈夫，张志的妻子是刘彦秋，在原告的笔录中也证实了，且以收款行为默示了合同行为。经质证，原告认为对真实性即刘志刚收到10万元无异议，对证据内容及证明问题有异议，1、从签字看，主文是一个人写的，只有刘志刚、张志的签字，这二人都不是承包者，无论收到此款否，都与转包合同无关；2、刘志刚与牛淑华虽是母子关系，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能推出牛淑华知情；3、原告举证的笔录，只有刘宝林的笔录，没有牛淑华的笔录；建议不予采信。第三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三、太平桥村民委员会证明（未标明出具时间），证明现有刘宝林名下土地经营权现状，与第一份证据相关联，证明第一份证据转包合同中郭玉莲转包土地的数量及转包权人。经质证，原告有异议，认为从形式看，无年月日，不认可真实性，与原告提交的村证明相矛盾，不具真实性。第三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不具备形式要件，无出具时间，故不予采信。
四、经营权证书1张及底档3张，与1998年的承包合同相关联，证明刘宝林名下土地经营权现状及数量，证实了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土地，不存在侵权事实；因太平桥村无底档由太平桥村到五常市农经站查阅并复制后，加盖的太平桥村的公章，证书暂时还未发放到农户手中。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应拿出原件，这都是复印件，太平桥村无权证明国家发的证书的真实与否，且未加盖五常市政府公章，地块名是一致的，刘国春与牛淑华、刘志刚无任何关系，但牛淑华、刘志刚却出现在刘国春名下证书的共有人内，与事实不符，刘国春未签过这个合同，合同是刘宝林签的，刘宝林的未写明出处，故两个证据的真实性都有异议。第三人同意原告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五、证人汤某某出庭作某某，证人为太平桥村支部书记，已任职38年，与各方当事人都没有亲属关系。证人证实开始是转包土地，刘宝林系该村村民，土地大致13.2亩，转包给宋文莉和郭玉莲，当时价格他们自己讲的，找到村里，村做个证明；后来发生的争议村里不知道，之后通过五常司法所处理的；土地确实是刘宝林的，土地台账及承包合同都是刘宝林的，确认之后才转包的。转包合同内的土地没有牛淑华和刘志刚的，因她家欠村里5万元钱，把地退回来了，只有刘宝林、刘宝林媳妇及女儿刘艳会三人的；退地经过是，因刘国清欠村提留、统筹款，当时村向他要过多次，因当时种地不挣钱，他就说不要地了，不种了，我让他出个手续，他不同意出，这样地就退回来了，但退地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过二年之后，刘国清父亲刘宝林去了，要他本人、媳妇及女儿三口人的地，跟我说，我儿子的地退了，我的不能退，问他提留怎么办，他说他慢慢还，这时，我村有一个刑满释放的人杨文清无土地，来村要地，这样给他22垅地，其余的地给刘宝林拿回去了，当时也没出手续。第二轮土地展包时原告一家三口有没有分到土地记不清了。1998年二轮分地时刘宝林名下有27.7亩地，包含他两个儿子的地；退回的地块是18亩，给杨文清补地之后剩12.4亩，这些就退给刘宝林了，说明多少就这些了；刘宝林13.2亩土地是应分的土地面积。对转包给郭玉莲的地块名称不知道；对被征用多少及剩余多少说不准。被告郭玉莲申请该证人作某某，用以证明1998年至2012年刘宝林家土地经营情况及变动情况；原告与被告间签的合同没有利益关系。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证言不可信：1、村多次证明都未出现13.2亩的数字，只有今天证人口某某；从时间看，1998年12月31日之前的人分地，但证人陈述未分到土地不属实；2、按证人所某甲，退地二年之后刘宝林要地，按我方证据，2002年之前，刘国清一直在押，不可能其本人来退地，故证人所某乙的；3、村里收回与刘国清退回土地，含义不同，1998年刘宝林妻子已死亡，女儿已出嫁，证人称刘宝林要自家三口人的地与事实不符，证人证实是虚假的。第三人认为证人证实内容将第三人的土地整没了，且多次提到不知道的事实，我方认为应以1998年土地台账为准。本院对证言中与承包合同及土地台账相一致的部分予以采信。
六、证人刘某某出庭作某某，证人为太平桥村会计，与各方当事人都没有亲属关系。证人证实土地转包合同签到2027年，是郭玉莲、宋文莉与刘宝林、刘国春签的，在合同上证人签某某；签合同时土地刘宝林、刘国清的都有，共10多亩地，每个人多少不清楚；刘宝林家土地，1998年时户主是刘宝林，到2000年或2001年刘宝林把地分开了，刘国清、刘国春各一半；在1998年分地之后二、三年时，刘国清把地退回来了，退他一家三口人的地，是他自己亲自退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后来地又被刘宝林要回去了，刘宝林要的地是刘国清退的三口人的地，也有刘宝林的地。诉讼中村提供给原告的土地台账及统计表、地块的记载都是真实的；村里出具的多个证明，如2012年6月27日及2012年7月6日都是证人书某某的；2013年7月10日潘峰签字的证明中，字是证人写的，内容忘了，好像是别人告诉的，记不清了。2013年夏天，争议土地被征用5000多平方米，每平方米66元，折算为33万余元，在郭玉莲名下，已经发下去了；对于为什么村委会证明刘宝林名下应分13.2亩，证书是12.4亩记不清了，也记不清是否同一块地；经营权证书牛淑华、刘志刚的地在刘国春的证内，刘宝林的证书内还有谁记不清了。被告郭玉莲申请该证人作某某，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间的合同没有利益关系，不存在侵权问题。经质证，原告认为，1、该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汤某某的证言的虚伪性，原告证据的真实性；2、证人对他写的证明是认可的；3、关于退地与汤某某陈述矛盾，退地不存在，只能存在村收回的情况；4、郭玉莲包的地，应存在牛淑华、刘志刚和刘国清的地；5、可以证实征用土地是5000多平方米，还有剩余土地3亩多，33万元补偿款在郭玉莲手，应返还。第三人刘志刚同意原告质证意见。该证据应结合案件相关证据予以采信。
七、太平桥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5月7日出具的关于刘宝林土地的证明及2015年5月14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诉求所涉及权属与原告无关联，原告无证据证明原告对争议土地有经营权属，该土地经营权属应归刘宝林，郭玉莲通过承包取得经营权。经质证，原告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土地说明认为因有汤某某签字，且上次开庭汤某某出庭作某某，该证明材料与汤某某出庭作某某证言有矛盾，主要事实都是相互矛盾的，如土地是刘国清主动交回及村里收回。对第二份证明虽加盖了公章，签名的刘某某是村会计，没有对外出证的权利。本院对该组证据结合其他证据内容予以采信。对补给杨文清的22垅为6小亩予以采信。
第三人刘志刚未提交证据。
综上，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牛淑华与前夫刘国清及二人儿子即第三人刘志刚以及被告郭玉莲均系太平桥村村民，刘国清系刘宝林长子。1998年第二轮土地展包时，刘宝林作为户主在太平桥村分得家庭七口人的责任田共27.7亩，另开荒地2.9亩，共30.6亩；其中责任田牛淑华、刘国清每人4.8亩，刘志刚2.4亩。2001年刘宝林将家庭中土地通过村里进行了分劈，分到刘国清名下责任田12.4亩，开荒地2.9亩，刘国春名下责任田15.3亩。1999年11月23日，刘国清因犯伤害罪被哈尔滨市动力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减余刑），2002年7月29日，刘国清刑满释放，2003年7月，刘国清因病死亡后户口注销。之后，牛淑华改嫁到民意乡，但牛淑华的户口及土地未予变动，牛淑华在民意乡亦分取得承包地。刘国清死后，其家庭土地由刘宝林经营，期间，太平桥村从刘国清的土地中拿出22垅（6小亩）补给本村村民杨文清，其余土地由刘宝林转包给郭玉莲经营。
2012年4月22日，针对刘国清家庭的土地，刘宝林及其次子刘国春（2012年秋死亡）与郭玉莲、宋文莉再次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书》。约定将刘宝林、刘国春的土地承包给郭玉莲、宋文莉耕种，期限为十六年（2012年-2027年）；面积为大亩8亩（实为8580平方米）；承包费为26万元，写合同时交16万元，下余10万元，于2012年年底交清；违约条件为违约方负责赔偿对方双倍的经济损失。合同签订后，郭玉莲、宋文莉即给付刘宝林、刘国春承包费14万元，郭玉莲用原承包期内剩余年限的承包费顶抵2万元。
2012年6月，刘志刚从河南回到当地，要求收回土地。2013年3月3日，郭玉莲给付刘志刚剩余承包费10万元。2013年1月，原告得知其家庭土地被刘宝林、刘国春转包给郭玉莲、宋文莉后，经与二人协商收回未果。
2013年4月，争议土地被五常市人民政府部分征用。经太平桥村确认，2012年刘宝林转包给郭玉莲的耕地面积共8580平方米，其中被征用5098平方米，剩余2672平方米未被征用。五常市人民政府给付被征用土地补偿费人民币336468元（66元／平方米×5098平方米）经太平桥村于2013年7月15日支付给郭玉莲；青苗补偿款76470元（15元／平方米×5098平方米）由郭玉莲女儿杨亚清于2013年6月14日领取，合计给付补偿款412938元。剩余土地仍由郭玉莲、宋文莉耕种。
刘宝林于2014年农历10月20日去世。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2年4月22日刘宝林、刘国春与郭玉莲、宋文莉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中转包的土地牛淑华、刘志刚有否经营权；该《土地转包合同书》是否有效及争议土地中被征用土地的补偿费应当如何分配；剩余土地应当归谁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1998年第二轮土地展包时，原告牛淑华、第三人刘志刚及牛淑华丈夫刘国清均在其户口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太平桥村分得了承包地，并记载在户主刘宝林名下，该土地的性质属于农村土地中以农户家庭为单位、人人有份且合同期限30年内不改变的土地。2001年，刘宝林经太平桥村将其家庭成员的土地分立为刘国清、刘国春两户，并分别记载在刘国清、刘国春二人名下，因牛淑华及刘志刚与刘国清属于同一个家庭，那么该二人的土地就应当与刘国清在同一个农户之内，因此，2001年之后太平桥村土地台账中刘国清名下土地的承包人应当为刘国清、牛淑华、刘志刚三人，而2012年4月22日，刘宝林、刘国春与郭玉莲、宋文莉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中转包的土地即为2001年之后太平桥村土地台账中刘国清名下土地，因此，刘宝林、刘国春与郭玉莲、宋文莉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中转包的土地牛淑华、刘志刚享有经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第五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九条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第五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五十四条规定“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二）违反本法规定收回、调整承包地；……；（六）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第十条规定“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一系列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均说明一个问题，保持长期稳定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任何组织无正当理由均无权收回已经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土地，或者剥夺承包人的承包经营权；认定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的土地必须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必经程序，否则，不应认定为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
本案中，各方对1998年二轮土地展包之后刘国清是否向村里交回土地、是主动交回还是村里强行收回，以及后来刘宝林出面从村里要回土地应当归谁经营存在争议。为此，郭玉莲申请证人出庭作某某，拟证明刘国清自愿并亲自出面将其家庭土地交回村里，后来刘宝林从村里要回的土地应当归刘宝林经营，从而证明刘国清家庭对争议土地不再享有经营权；而原告提出是因自家欠村里统筹款而被村里强行收回土地，并不是刘国清自愿并亲自交回土地，为此原告出示了释放证明用以证实郭玉莲主张的及其证人证实的刘国清交回土地的时间不属实，刘国清当时正在监狱服刑，因此不具备交回土地的机会。证人所某甲刘国清交回土地的时间与释放证明记载的刘国清服刑期间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因此二者只能有一个事实成立。原告举证的系书面证据，郭玉莲举证的系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从证据的证明效力来看，书面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因此郭玉莲主张刘国清交回土地的观点不能成立。后来虽然由刘宝林出面要回土地，但村里并未与刘宝林重新签订承包合同，且在村里的土地台账中仍然记载在刘国清名下，故该土地仍应归刘国清家庭继续承包，不能视为该土地承包给刘宝林经营。牛淑华虽然改嫁到外地，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新居住地分到土地，因此，其原户籍地分得的土地应当保留。刘志刚虽然后来离开当地到外地生活，但其户口并未迁走，对于户在人不在的情况，依据有关政策，应当保留其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刘志刚在太平桥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存在。因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的，在土地承包之后，土地是由其家庭耕种的，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承包户家庭成员死亡后，其土地由家庭其他成员耕种，故刘国清死亡后，其个人名下的土地，应当归其他家庭成员即牛淑华、刘志刚继续承包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第五十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该流转无效”。上述法律条文均规定享有土地流转权利的人只有承包人，其他任何人及组织均无权行使承包人的土地流转权利。本案中，争议土地的承包人是牛淑华及刘志刚，在未经其二人同意的情况下，刘宝林、刘国春私自将争议土地转包给郭玉莲、宋文莉，以及郭玉莲、宋文莉在明知争议土地刘宝林、刘国春不是承包人，无权转包，仍然与刘宝林、刘国春签订转包合同并实施耕种经营行为均对牛淑华、刘志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构成侵权，因此，该四人之间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应属无效合同，但刘志刚接受了郭玉莲给付的土地承包费，应视为其对该转包合同的追认，其拥有经营权部分土地转包应为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本案在《土地转包合同书》无效情况下，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及第三人，故在争议土地部分被国家征用后，其征用土地补偿费应归原告及第三人所有。争议土地被征用时青苗投入系由郭玉莲、宋文莉完成，故征用土地青苗补偿费应归郭玉莲、宋文莉所有。现该征用土地安置补偿费已由郭玉莲全额领取，庭审中，原告认可郭玉莲、宋文莉支付的承包费从该补偿款中扣除，且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故本院予以确认。因此郭玉莲应将领取的征用土地补偿费中安置补助费部分在扣除2012年耕种全部土地产生的承包费、刘志刚名下土地承包费及2013年、2014年、2015年3年耕种未征用土地中牛淑华、刘国清名下的土地产生的承包费后退给原告。
原告诉请要求返还12.4亩土地，因部分土地已被征用，其被征用部分无法返回，故对其要求返还被征用部分土地的诉求不予支持；对争议土地中未被征用部分，因刘志刚名下土地转包有效，归被告郭玉莲继续经营，其余土地经营权属于牛淑华，应归牛淑华经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刘宝林、刘国春与郭玉莲、宋文莉于2012年4月22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部分有效。其中，涉及牛淑华、刘国清名下土地部分无效，涉及刘志刚名下土地部分有效。
二、原告牛淑华返还给被告郭玉莲、宋文莉承包费人民币216424元［26万元-26万元÷16年-26万元÷8580平方米÷16年×2672平方米÷5份×15年-26万元÷8580平方米÷16年×（2672平方米-2672平方米÷5份）×3年］。
三、被告郭玉莲、宋文莉返还给原告牛淑华征用土地安置补助费人民币336468元。
综合二、三项冲减后被告郭玉莲、宋文莉应给付原告牛淑华人民币120044元，此款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履行。
四、未征用土地2672平方米中，刘志刚名下土地534.40平方米（2672平方米÷5份）归被告郭玉莲、宋文莉继续经营至2027年末；其余土地2137.6平方米（2672平方米-534.40平方米）自2016年起归原告牛淑华经营。
五、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郭玉莲、宋文莉负担。财产保全费2170元退回原告牛淑华。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永富
审 判 员 刘德江
代理审判员 万景权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王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