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甘民初字第766号原告国振和，男。委托代理人张大军，黑龙江音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甘南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以下简称工信局）法定代表人扈元海。委托代理人宫国金。原告国振和与被告工信局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本院2015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0日、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振和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大军与被告工信局委托代理人宫国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国振和诉称，原告原系甘南县制酒厂工人，1995年下岗后去俄罗斯打工，2005年回国探亲方得知2004年国家给予经济补偿金8248.50元。原告到酒厂及工信局查询，答复原告已作为死亡人员，不能得到经济补偿。2006年开始，在原告的上访压力下，2004年在财政局调出《黑龙江省国有企业职工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名册》，该名册中明确记载原告应得的经济补偿金为8248.50元，原告找被告索要，被告只给付了5499.00元，余欠3145.40元拒绝给付。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立即给付经济补偿金3145.40元及8248.50元的十年利息。被告工信局辩称，制酒厂是现在的鹤城酒业，95年以前办停产，包括原告有200余名职工陆续下岗，2000年政府批复白酒厂改制成立鹤城酒业，职工自愿入股，不入股的职工给予安置费，安置费包括经济补偿与养老保险，原告属于领取安置费的职工。当时酒厂给不入股的职工养老保险交到2000年，经济补偿分三至四次发放，工龄截止到2000年，按照档案工资发放。领取经济补偿时原告在俄罗斯，应发三次，原告均没领取，因为原告没在家。2004年国家出台国有企业并轨政策，目的是使国有下岗职工向失业保险靠拢，国家给予经济补偿。执行该政策的前提是已改制的企业不允许参加并轨，考虑到白酒厂改制资金不足，县政府同意白酒厂职工可以参加并轨，前提是采用多退少补的政策，是指酒厂给予的经济补偿金不足以满足本人工龄乘以当时档案工资所得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参加并轨，采用多退少补。执行该政策的有白酒厂、印刷厂、装潢厂、电机厂、乳品厂。当时原告在企业改制时第一笔经济补偿金是1745.00元，第二笔是1008.00元，第三笔是744.00元，共计3497.00元，国振和工龄是23年，档案工资是375元，应得8625元。出现近5000元差额，采取多退少补政策，给予参加并轨。2004年12月30日原告参加并轨，当时并轨政策是企业垫付三分之一，地方财政垫付三分之一，国家给三分之一，总数标准为305.50元。由于欠原告经济补偿金近5000.00元，原告当时在俄罗斯，个人无法垫付三分之一，由主管局替其垫付三分之一。原告2005年从俄罗斯回来，与原告哥哥国振山到工信局领取了经济补偿，原件上有签字和手印，领取了3497.00元就是酒厂的厂改资金，但无法查证领取并轨资金的原件。2013年国振和到局里上访要钱，被告也经多方查证，确实无法查证到原告并轨应得的经济补偿金证明。经过工信局党委研究，为了平息原告上访情绪，暂由主管局根据并轨所得资金并依据其本人应得差额经济补偿金的数额给予补偿，局党委决定如果日后查证并轨经济补偿金原告早已领取，被告将委托相关部门追回此笔款项。原告提出的并轨三分之一，被告认为不合理，属于无理要求，原因有二，第一并轨三分之一是主管局替其垫付，第二酒厂采用多退少补的政策，不存在退还三分之一的任何事情。原告国振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有：1、领取经济补偿金明细表复印件四份，证明领取人后面的签字和手印都不是原告的。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是从被告处复印的。酒厂改制发了三笔经济补偿实际是买断职工工龄的钱，第一次酒厂是按12个月给经济补偿，这是不合理的，之后又采取按厂龄领取经济补偿，又不合理，把剩余的30余万元按系数平分到个人身上，下岗职工又领取第三次经济补偿，又存在岁数大的还差经济补偿，所以有2004年经济补偿多退少补政策。原告提出签字和手印不是本人的，被告工作人员证明是原告和其哥哥一起去领取的，是不是本人的签字和手印被告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国振和哥哥签字按手印的。这三笔共领取了3497.00元。2、证人尹雪飞到庭证实，证人原先与国振和是一个单位的，2014年7月份，碰到国振和，二人谈起2005年自己交三分之一、国家补贴三分之二经济补偿金，原告说没领到，没有他的份。2005年国振和上俄罗斯，回来就上酒厂找，询问还能不能交这三分之一，答复说已经把国振和划到死亡名单上了。后来找到工信局，当时办公室主任是杨福成，找到杨福成也找到宫局长，，宫局长就让把酒厂账调出来，当时上面的表第二个就是国振和。证人强调工信局职工张志波是实际领钱人，张志波把国振和的钱代领了。证人不清楚国振和应得多少补偿金以及尚欠多少金额。被告异议称国振和1995年去的俄罗斯，2005年回来的，国振和在2005年至2013年期间是否领取过钱，证人无法证实。国振和领钱是被告单位通知的，证人证言属于伪证。3、协议书与介绍信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没有领到国家发放经济补偿金的钱。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该证据不能证明国家给三分之二的钱，证明的是制酒厂第三次按系数将厂改剩余资金补发经济补偿金。介绍信是被告代理人后开的。4、鉴定意见书三份，证明明细上的经济补偿金不是原告领取的。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工信局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5、证人刘玉萍到庭证实，证人与国振和原先均是酒厂职工。2005年7、8月份左右，国振和去证人家，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前几天刚回来，他管证人叫嫂子，证人告诉他去单位领个人的三笔钱，下午他就去了，一次性领了这三笔钱并在表格上签了字。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通过领款的清单来看，形成的时间是2001年、2003年和2000年，不是一个时间，而证人说是同时领取，所以不真实。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证据1、3，经核对与原件无异，基于双方认可意见，本院对其客观性予以采信；证据2、5，考虑到陈述内容的主观性，本院结合证据4，对其一致部分予以采信；证据4，系诉讼中合法鉴定意见，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00年甘南县制酒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成立股份制企业，对于不入股的职工（包括原告国振和），单位负责缴纳养老保险至2000年，同时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当时政策按12个月计算经济补偿，因职工不满补偿标准而上访，2001年白酒厂又按照厂龄补发了经济补偿金；因职工仍主张不合理，2003年政府将改制剩余资金按系数发给解除关系的职工；2004年国有企业并轨，经政府同意，将制酒厂职工纳入并轨范畴，采取补差原则，职工个人垫付部分经济补偿（并轨资金的三分之一）。《黑龙江省国有企业职工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名册》序号“115”、“国振和”一栏内载明国振和应得经济补偿金为8248.50元。经国振和申请司法鉴定，齐齐哈尔市科学技术咨询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2001年11月25日《补发经济补偿金明细表》中，序号“66”姓名“国振和”一栏内，在“盖章”处，“国振和”签名字迹上按印的指纹是国振和右手食指指纹所留；2003年9月25日《制酒厂职工一次性安置分配明细表》序号“143”、姓名“国振和”一栏内，在“盖章”处，“国振和”签名字迹上按印的指纹，不具备鉴定条件；《甘南县制酒厂国营、合同制下岗职工补偿金发放表》中，序号“145”、姓名“国振和”一栏，在“盖章”处，“国振和”签名字迹上按印的指纹，不具备鉴定条件。鉴定费3800.00元。上述三份明细载明“国振和”领取补偿金共计3497.00元。2014年8月15日，国振和从工信局处领取了5499.00元并轨资金。本院认为，民事活动遵循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国振和是否已经领取全部经济补偿金。通过庭审查明事实，依据《黑龙江省国有企业职工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名册》，国振和应得全部经济补偿金为8248.50元，其自认已经从被告工信局处领取5499.00元；《补发经济补偿金明细表》、《制酒厂职工一次性安置分配明细表》、《甘南县制酒厂国营、合同制下岗职工补偿金发放表》载明国振和三次领取补偿金共3497.00元，其中2001年11月25日《补发经济补偿金明细表》中的指纹鉴定明确为国振和所留，另外两份明细则不具备鉴定条件。因工信局已提供该名单给国振和，且有国振和当初在制酒厂的职工证实领取时间及签字事宜，根据举证分配原则，国振和应当承担该鉴定不能的举证后果。基于优势证据原则，能够推定三张明细表上记载的经济补偿金为国振和所领取，由此国振和实际共计领取补偿金为5499.00元+3497.00元=8996.00元，已超出其应得补偿金总额，故其再行要求工信局给付3145.40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国振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鉴定费3800.00元，均由原告负担（已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丛文权代理审判员  王喜亮代理审判员  马涌泉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张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