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西民申字第0008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商璇，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钊，陕西�渭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曼，女，汉族，系商璇之妻。
委托代理人：杨钊，陕西泾渭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商琼，女，汉族。
再审申请人商璇、赵曼因与被申请人商琼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西民一终字第01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商璇、赵曼申请再审称：本案名为“返还原物纠纷”，实为“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因为只有先解决了“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明确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是否应当“返还原物”，因此解决“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是本案“返还原物纠纷”的前提和基础。本案一、二审虽然审理的是“返还原物纠纷”，但在审理中一并就“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进行了审理并对涉案承包地进行了确权。但一、二审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在解决“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时随心所欲，错误地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给了商琼，进而支持了其“返还原物的诉讼请求”。（一）本案出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一、二审判决。1.本案一、二审之所以将涉案承包地经营权确权给商琼，一个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黄册村村委会2013年7月4日作出的“关于黄册七组何竹梅（商璇）责任田及庄基纠纷的处理决定”，该决定认定商琼为涉案承包地的“继承人”。这里暂且不说该决定的合法性、法院应不应作为证据采纳，但从形式上就可以否定原判决。因为在此后，也就是2014年2月18日，黄册村七组出具了一份证明，证明“责任田问题�琼只能取得1.1亩承包地耕种权”。黄册村委会对该证明内容也表示认可。所以，应以黄册七组出具的证明为准来确定1.1亩承包地的经营权。2.被一二审采纳的另一证据，即商淑玲、商会玲等六姊妹（均为商琼姑妈）所作的证人证言：“一九九八年，弟商高锁去世后，母亲（郭二姐）和侄女商琼生活，母亲从未和弟媳何竹梅（商璇母亲）生活过一天”（六人署名，只有商淑玲、商会玲出庭作证），此系伪证，商淑玲、商会玲等六人在2013年10月10日的书面证言证明她们均是在一张白纸上签的名字，对后来的书写内容并不知晓，商琼是用欺骗的手段让她们签的字。（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一二审均认为在商高锁、郭二姐过世后，该户的2.2亩承包地应由该户的其他家庭成员即商琼继续耕种，该认定无任何事实依据，是不顾事实的、过于想当�的说法，缺乏证据证明。事实是，商琼并未和郭二姐一户生活在一起，其是2006年才将户口落在黄册七组的，属于《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新增人口”。在商高锁去世后，2001年郭二姐户与何竹梅户合户，原郭二姐、商高锁作为承包户已不单独存在。商琼20**年落户后应为单独一户，实际上其户口也确实是单列的。商琼既然非郭二姐户的家庭成员，自然就不能“继续耕种”该户原有承包地。村组基于商琼为商高锁之女、从申请人户中分出部分承包地让其耕种实际上属于《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因“特殊情形”调整承包地，而并非基于家庭成员身份对原承包合同经营权的继承。2.原一二审均认为“商高锁生前与郭二姐为一户，户内分得责任田2.2亩，商高锁的妻子及女儿未分得责任田”。那么，这是为什么？尤其是为什么没有给商高锁的妻子分？原一二审并未查清事实及原因，也没有给出结论。事实是，商高锁和所谓的“妻子”（即商琼之母）并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商琼母亲没有在黄册七组生活、居住、户口自然也不在该组，根本就不是黄册七组的成员，同样商琼也不是该组成员（在2006年入户之前），不可能和商高锁、郭二姐为一户，在该组分得承包地更是无从谈起。3.1999年3月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商高锁已经去世。户口本显示郭二姐为单独一户，所以说商高锁和郭二姐为一户，也只是派出所登记的挂户。商高锁因为犯罪被多次追究刑事责任，其户口曾经迁出过。商高锁在家时间很有限，郭二姐实际上一直跟申请人及其父母生活在一起。1999年3月签订承包合同时，由于郭二姐年迈丧失劳动能力，组上将郭二姐户内的2.2亩承包地承包给了何竹梅户，并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在此后包�权利人郭二姐在内并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至于郭二姐故承包合同书上为什么盖的是当时已故商铁锁的印鉴，时任组长商侃的证言解释的很清楚。实际上，郭二姐死于2001年，在合户时还在世，对合户其也是知晓和同意的。所以，2001年郭二姐户和何竹梅户合户后，郭二姐户的承包地和何竹梅户的承包地也应合二为一，成为一户的承包地。所以，严格依据《土地承包法》来说，若不是村组调整，2.2亩承包地应全部由申请人耕种。基于村组调整及商琼和商高锁事实上的父女关系，申请人对将其中原属于商高锁的1.1亩承包地调整给商琼表示接受，但认为对原属于郭二姐的1.1亩承包地是不能随意调整给商琼的，否则不但有悖于《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也属于违约行为，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4.原一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第三页）“2008年，经商琼要求，�委会及乡司法所调解又将该2.2亩土地交由商琼本人耕种，……”完全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商琼在一二审中并没有出示调解协议或者有申请人签字同意的调解笔录。事实上村委会及司法所调解确有其事，但因双方分歧很大，调解并未成功。（四）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认为“2013年高陵县黄册村委会《关于黄册七组何竹梅（商璇）与商琼责任田及庄基纠纷的处理决定》所作的处理意见“弟商高锁与母郭二姐二人为一户，分得责任田2.2亩（有原承包合同为依据），因两人均已故，因此商高锁之女商琼为继承人”是黄册村委会“行使其发包人权利的表现形式之一”，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也就是说，上述处理决定从程序讲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因为其并未报经榆楚乡人民政府和高陵县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村委会决定，却被二审判决看做是村委会“行使其发包人权利的表现形式之一”，并将其作为涉案承包地经营权确定给商琼的依据。一二审判决没有查明本案基本事实，纠正村委会的错误确权决定，对涉案承包地正确进行确权，实属错误。商璇、赵曼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提出再审申请。
经审查一审卷�，高陵县榆楚乡皇册村村委会2008年5月2日向向乡财政所提供证明，证明商铁锁、商高锁兄弟二人原为两户，各有责任田4.4亩和2.2亩，应二人不幸先后去世，经村组同意于2001年并为一户共受，现因商琼已长大成人，要求将其父商铁锁的2.2亩由本人耕种，经村、组同意，将其按原来列为两户（已经村及乡司法所调解），并同意商高锁粮食补贴落于商琼名下。
本院认为，如商璇、赵曼再审申请书所言“在商高锁去世后，2001年郭二姐户与何竹梅户合户”，故商高锁生前与郭二姐为一户，户内分得责任田2.2亩，商铁锁生前与其妻子、儿子、女儿四人为一户，户内分得责任田4.4亩属实。1999年3月30日，高陵县榆楚乡皇册村七组与郭二姐签订的三十年土地承包合同系延包合同，发包给郭二姐一户的土地为2.2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可见，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实行的是家庭承包而非个人承包，商高锁与郭二姐的死亡并不必然导致村组与该户土地承包合同终止，作为该户家庭成员之一的商琼在承包合同期内有权利继续耕种该2.2亩承包地。黄册村村委会2013年7月4日作出的“关于黄册七组何竹梅（商璇）责任田及庄基纠纷的处理决定”，该决定认定商琼为涉案承包地的“继承人”与法不悖。黄册村七组2014年2月18日出具之证明与事实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商淑玲、商会玲等六姊妹所作证言，并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商璇、赵曼称“村组基于商琼为商高锁之女、从申请人户中分出部分承包地让其耕种实际上属于《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因“特殊情形”调整承包地，而并非基于家�成员身份对原承包合同经营权的继承，而同时又认为“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黄册村村委会之处理决定未报经榆楚乡人民政府和高陵县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从程序讲不具有法律效力”，自相矛盾。从皇册村村委会2008年5月2日向向乡财政所提供之证明，证明商琼此时已获得涉案2.2亩土地的承包权。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商璇、赵曼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商璇、赵曼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晓渭
审 判 员 汪卫平
代理审判员 陈媛媛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侯阿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