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沪03行终2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倪燮英，男，195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潘子罕。委托代理人许慎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公安局，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龚道安。委托代理人任重远。原审第三人李海鹰，男，196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上诉人倪燮英因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及不服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7)沪7101行初29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李海鹰与倪燮英系同幢楼上楼下邻居，2016年8月2日下午14时50分左右，静安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及一名法警到常熟路XXX弄XXX号晒台核实倪燮英诉李海鹰相邻纠纷判决执行情况时，倪燮英未听从法官劝止欲跟随上晒台，在3楼至晒台的楼梯上部，受到李海鹰的阻拦，双方发生争执。稍后，倪燮英要李海鹰让开，李海鹰仍表示不让，双方又为此争执，倪燮英抓住李海鹰的右手臂往下一拽，李海鹰跌撞着冲到3楼平台处，倪燮英也被从楼梯上拽了下来。在平台处，李海鹰用拳打倪燮英头面部，倪燮英也伸手挥挡。李海鹰又将倪燮英按倒在地，随后倪燮英头朝往2楼的楼梯口向下滑去。双方被法院工作人员劝阻后，倪燮英报警。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以下简称“静安公安分局”)所属静安寺派出所民警赶至现场，将倪燮英与李海鹰带回派出所处理。当日，静安寺派出所进行了受案登记，对案件进行调查。2016年11月29日，静安公安分局在对倪燮英进行处罚前的事先告知，听取了倪燮英的申辩意见并进行复核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倪燮英作出沪公(静)行罚决字[2016]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倪燮英不服，向上海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于2016年12月29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于2017年1月5日决定受理。同年2月22日，市公安局作出(2017)沪公法复决字第8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同年3月1日，市公安局向倪燮英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但未加盖市公安局的印章。倪燮英仍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静安公安分局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的沪公(静)行罚决字[2016]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恢复倪燮英名誉；2.撤销市公安局于2017年2月22日作出的(2017)沪公法复决字第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时，静安公安分局对李海鹰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原审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静安公安分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静安公安分局于2016年8月2日受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调查，期间，对倪燮英和李海鹰的伤势委托进行了鉴定，因倪燮英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办案部门根据倪燮英要求，委托重新鉴定，但未成。另因案情复杂，办案部门申请延长办案期限30日获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静安公安分局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扣除延长办案期限和鉴定及处理倪燮英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期间，未超出法定办案期限，执法程序合法。证据反映，在法院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情况时，倪燮英要上晒台观看遭李海鹰阻拦，双方为此发生争执，并有轻微的肢体接触。倪燮英将李海鹰从楼梯上往下拽，导致李海鹰站立不稳冲下楼，造成李海鹰右手臂软组织损伤。倪燮英拉拽李海鹰下楼时并没有站立不稳的情形，故可认定倪燮英是故意实施该行为，静安公安分局据此认定倪燮英实施了殴打李海鹰的违法行为可予认定。本案起因于邻里纠纷，双方的殴打行为均具有偶然性，并非蓄意实施；倪燮英未听法官劝阻上楼，在双方争执时将李海鹰拽下楼，以致冲突加剧。鉴于此，静安公安分局认定倪燮英和李海鹰的违法情节较轻，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对倪燮英和李海鹰作出行政拘留3日和5日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并无不当。倪燮英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除《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印章。本案中，市公安局主张其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于2017年1月5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自2016年12月29日倪燮英向市公安局寄送行政复议申请书，至2017年2月22日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同年3月1日向倪燮英寄送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期限尚属合理。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包括复议的时限、形式等诸多要素，市公安局送达给倪燮英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未加盖印章，形式不合法，属行政复议程序违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1、驳回倪燮英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2、确认市公安局于2017年2月22日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违法。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市公安局负担。判决后，倪燮英不服，上诉于本院。上诉人倪燮英上诉称：因李海鹰用肘部顶撞上诉人，上诉人为自我防护，握住李海鹰右手腕向前送出。上诉人并无殴打李海鹰的行为，李海鹰右前臂切割伤痕应系陈旧伤，与上诉人无关；对上诉人在原审中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申请和证据保全申请，原审法院故意包庇，使上诉人的指控不能当庭质证。上诉人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诉求。被上诉人静安公安分局辩称：倪燮英将李海鹰从楼梯上往下拽，导致李海鹰站立不稳冲下楼，造成右手臂软组织损伤。本案起因于邻里纠纷，上诉人未听法官劝阻上楼，在与李海鹰发生争执时将李海鹰拽下楼，双方均存在过错。因此，静安公安分局对两人分别给予行政拘留5日和3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市公安局辩称：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因工作瑕疵导致送达给上诉人的是未盖公章的正本，发现后，已将加盖公章的正本及时送达上诉人。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李海鹰未陈述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11月29日，李海鹰因病，拘留被停止执行。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反映，上诉人倪燮英有拉拽李海鹰的行为且致其失去平衡后从楼梯上踉跄而下。当日，医院出具的验伤通知书载明李海鹰有“右前臂内侧切割伤，深至皮下，伤口(？)，出血少。右腕尺侧固定压痛，旋前旋后诱发疼痛。”的伤情。上诉人主张其因遭到李海鹰的手肘撞击，为自我防护才拉拽李海鹰的手臂。但不论是现场视频监控还是在场目击证人都未反映出李海鹰有用手肘撞击上诉人的行为。故按照一般常理分析，即使存在上诉人所述的所谓肘击行为，该动作的幅度理应很小，程度很轻微，上诉人就此拉拽李海鹰手臂致冲突升级实无必要。现导致双方受伤的后果，上诉人也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如前所述，当日的验伤通知书载明了李海鹰的受伤事实，上诉人认为李海鹰系陈旧伤，并非上诉人行为导致。但该主张系上诉人的个人主观判断，并无证据支撑，故依法不能成立。根据原审庭审笔录的记载，对上诉人提出的调取证据、证据保全等申请，原审已予回应。经审查，均无不当。故原审亦无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驳回倪燮英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至于市公安局行政程序中的违法之处，原审已作充分阐述并已判决确认违法，本院不再赘述。但本院还需特别指出，法院依据相关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所作的裁判，仅能“定分”。本案的行政争议源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邻里之间的相处秉承相互谦让、容忍克制的态度才是“止争”的正确途径。案发过程中，原审第三人李海鹰存在的蛮横、不文明的表现是导致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其对事件的发生负有主要过错。静安公安分局虽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但因李海鹰在拘留执行之日身患疾病致拘留被停止执行，故该处罚未被实际执行。这也是上诉人对本案处罚结果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本院在此对李海鹰作出特别警示和提醒，其应当吸取教训，避免再犯。静安公安分局在今后的社区综合治理工作中，也应对事态发展予以充分关注，对不文明行为应及时督促整改。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倪燮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瑜庭审判员  徐 静审判员  朱晓婕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朱小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