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丹凤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1022民初319号
原告：代(戴）文政，男,生于1949年8月18日,住陕西省丹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由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丹凤分公司（以下简称丹凤电信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丹凤县城中心街中段**号。
负责人：袁剑波，系丹凤电信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卫军，男，196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丹凤县，系丹凤电信分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婧，陕西彩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代文政与被告丹凤电信分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代文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由军，被告丹凤电信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卫军、田婧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代文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原告1997年2月至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原告1997年2月开始进入被告前身丹凤县邮电局工作，期间被告经历改制和名称变更，但原告与被告隶属、在被告处的业务和岗位一直未变，始终从事被告安排的电话安装、线路和机房维护、收费等工作至今。被告没有按照劳动法及社保规定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或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而是要求原告签订所谓的《电信业务代办合同》、《农村统包责任制承包合同》、《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等；合同上写原告之子代朝民的名字系被告写错未纠正，实际工作是都原告亲自干的。原告入职以来一直从事被告安排分配的工作，遵守被告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按月获取工资待遇，所提供的劳动是持续的、长期的、稳定的且属于被告业务的核心组成部分，双方之间应属劳动关系，而不是平等市场主体间临时性、阶段性、以交付劳动成果为目的的代理、承包等劳务关系。本地区与原告相类似的电力系统线务员、信用社信贷员、邮政投递员均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按照劳动法和相关规定，通过补缴社保、提前退休或买断工龄等方式得到妥善安置，唯独电信基层代办人员工作数十年却没有任何保障。被告应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却故意不履行该法律强制性义务，是为缺乏一个国有企业的责任和担当，为此原告多年信访维权，并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未果。现诉讼法院，要求确认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
被告丹凤电信分公司辩称，1.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被告从未与原告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或劳动关系，与被告建立电信业务代理关系的是原告之子代朝民。2.代朝民本人未提起仲裁请求或向法院起诉，原告代文政无权直接以自己名义替儿子参加本次诉讼活动。3.被告公司1998年8月邮电分营时才成立，此前未与原告建立过任何法律关系，对原告所称1997年2月在丹凤邮政局从事代办工作不知情，也未与邮政局办理过档案资料移交手续。原告所诉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其不当诉求。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当庭提交证据并互相质证。原告的证据有：1.服务质量考核办法、代办费支付标准、代办点酬金及补贴标准；2.电信代办工作手册，代办点报表规定；3.代办点质量考核办法；4.统包点酬金考核办法；5.机房安全设施巡查保养办法，机房安全保密制度；机房施工管理制度，工程随工制度，安全用电制度，农村统包人员职责。6.对西三塬代办点停电引起设备中断的处理通报；7.工作会议及职工代表会材料；8.劳动工具和工作服；9.电信代办管理办法；10.电信服务标准；11.电话拜年活动通报；12.代办维护手册；13.机线整合考核办法；14.统包人员工作职责；15.仲裁裁决书。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3未加盖被告公章，对其来源、合法性有异议；认可15号证据，该裁决应得到法院支持；其余证据与原件核对一致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被告的证据有：1.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2.光宽业务代装、代维协议；3.工商营业执照；4.代维佣金发放凭证；5.职工请销假、劳动纪律管理规定。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2违背劳动法，属无效合同，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证据3在合同中并未体现，不认可其效力；证据4属实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本院审查认为，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中，仲裁裁决书和工商营业执照是职能部门行使职权的结果，原告对工商营业执照虽有异议但其签字领取并悬挂于工作区域，即表明对执照文本内容的知晓和默许，且上述证据从形式上来看是合法有效的，故本院对以上证据予以采信；其余证据属于被告为推进日常业务开展下发的操作规程类文件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等，在没有相反证据否定、推翻的情况下，对其真实性应予认定；同时，综合原告提交的代办费支付标准、代办点酬金及补贴标准、电信代办工作手册，代办点报表规定、代办点质量考核办法、统包点酬金考核办法等证据，大量出现“代办”字样，与被告提交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光宽业务代装代维协议在字面和内容上均能相互印证，证实原、被告双方是电信代办关系，故对原告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但根据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的条款及所载明的内容，能够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及上述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被告丹凤电信分公司系原丹凤县电信局分营改制后更名的国有通信企业，原告代文政一直在被告设置于毛里岗乡腊园村的代办点代理电信业务，有关合同资料以其子代（戴）朝民姓名签署。被告提交2009年1月1日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约定，“甲方（丹凤电信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将甲方的部分电信业务委托给乙方（代朝民）代理，双方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可能出现的争议均应按照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处理；双方并不形成任何合同上或事实上的合资、合伙、劳动等其他法律关系”，并就委托代理业务的范围、期限、代理费标准、结算方式、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作了详细约定，以上内容在双方后期续签的合同中亦有体现。在此期间，被告曾向原告发放工作服和工具，但未对原告的上下班时间进行严格规定，亦未对其进行日常考勤；被告依据原告代办的业务量按预先约定的支付标准核算后，按月向其发放无固定金额的代办酬金、代维佣金、网络维护外包费至2017年底，后双方因故未再续签合同。原告于2018年2月向丹凤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被裁决认为不具有劳动关系。原告对该裁决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9年5月起丹凤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载明：经营者姓名-代朝民，组成形式-个人经营，经营场所-
丹凤县毛里岗乡腊园村，经营范围及方式-委托代理电信业务。该执照逐年换发，由原告签字领取后悬挂于工作场所。
本院认为，关于诉讼主体问题，被告提出建立电信业务代理关系的是原告之子代朝民，原告无权诉讼。从本案证据及查证的事实来看，原告以其儿子的姓名签订代办合同，实际上合同的签订者为原告本人，原、被告双方对此均予以认可，且原告一直亲自办理电信业务并领取佣金报酬、参与工作会议和业务结算等，故对被告的上述观点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要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来考量。
首先，从现有合同文本等证据来看，双方连续多次签署《代办电信业务合同》、《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意思表示真实，权利义务平等，该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原告在代理区域和范围内，开展电信代办、代维、代装、代收等业务，对外独立从事经营活动，被告按月核算业务量支付原告相应的代理费或佣金，从文字形式到履行内容都体现出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且多年以来双方按约履行，以续签来维持和延续这种代办关系，原告领取、悬挂载明为个人经营方式的营业执照，并未发生任何争议。原告认为不属于平等主体、合同条款没有经过协商，与客观事实和生活常理不符，对其观点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劳动关系的实质在于个人对单位是否具有“人身依附性”和“组织隶属性”，本案原、被告之间显然不具备上述情形。从本案事实来看，被告虽对原告所在的代办点下发了很多业务办理规则、服务质量要求、奖励处罚办法方面的规定和制度，并发放工作服和工具等，但均属基于发展电信业务所需的工作规则和激励措施，与劳动关系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隶属性管理完全不同。被告公司对其内部职工进行日常管理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请销假制度，而原告在从事相关业务过程中并不需要遵守这些制度，双方签订的代办合同中也没有约定原告应遵守公司各项劳动规定，以及作息时间、休息休假、考勤请假方面的内容，或调动、晋升、降职等具有“人身依附性”的用人管理条款；也不必执行上下班签到、短时间离岗报备、定期常态化汇报工作等具有明显“组织隶属性”的规定。原告只需自行完成约定的代理业务即可，并以此领取由业务量确定的代理服务费或佣金，而不是像职工那样获得数额相对固定的工资，或在日常接受被告单位全方位、实时化的用人管理。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从1997年10月至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属于劳动关系，或能够否定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客观上，双方之间也不具有劳动法律关系“人身依附性”和“组织隶属性”的特征，故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代文政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代文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荣军
审 判 员 段丹洛
人民陪审员 张军民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淡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