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53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晨明，男，198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戡，北京华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常勇，男，197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国，北京市世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晨明因与被上诉人王常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7民初7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晨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戡、被上诉人王常勇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晨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常勇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王常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常勇支付张晨明80万元邮票投资款是借贷关系事实认定错误。双方签订的《邮票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了投资金额、投资时间、投资收益、投资风险。协议签订的当天，王常勇支付了投资款100万元，双方存在真实的邮票投资合作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一审判决张晨明返还本金、利息和逾期违约金是错误的。从2016年7月开始，国家证监会开始对邮币卡类交易场所进行了清理停业整顿，邮币卡交易场所一律停业整顿。王常勇在投资停止后，恶意欺诈张晨明签署一张本金为80万，一张本金为63.2万元借条的行为应当认定无效。三、虽然双方投资协议约定了最低利润，但应以邮票投资存在为前提。邮票交易市场因国家政策调整关停之前王常勇应当对邮票投资风险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因此，对投资风险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本案是王常勇以借条提起的诉讼，张晨明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投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王常勇以借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张晨明已就基本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并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本案出借人的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应当判决驳回王常勇的全部诉讼。
王常勇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认可张晨明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张晨明认为一审认定王常勇支付的80万元的邮票投资款为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王常勇认为张晨明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一审法院查明本案涉及的借款源自双方《邮票投资合作协议》，因双方先期签订的《邮票合作协议》没有履行，后续又签订了《借款协议》，明确双方属于借款关系，以倒签替代原《邮票投资合作协议》。一审判决认定《邮票投资合作协议》保底条款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同时依据双方签订的《借款证明》来确认本案涉及的80万元款项属于借款。因此，王常勇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二、张晨明认为一审认定《邮票投资合作协议》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没有法律依据，该说法不成立。一审法院并没有对《邮票投资合作协议》的保底条款的有效或者无效进行评定，仅仅是认为保底条款更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特征，并不符合投资合作的特征。综上，一审认定80万元属于借款，双方关系属于民间借贷。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晨明的上诉请求。
王常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张晨明偿还王常勇借款80万元及利息19.2万元，合计99.2万元；2.要求张晨明支付王常勇逾期付款违约金23808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晨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5日，王常勇（乙方）与张晨明（甲方）签订《邮票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同达成以下合作协议：一、甲乙双方就邮票投资事宜，自愿结成合作伙伴关系；二、投资金额：大写：壹佰零壹万伍仟元整；三、投资时间：壹年（2016年4月15日至2017年4月14日）；四、投资收益：投资收益净利润甲乙双方各50%；甲方保证乙方最低收入利润为5%/月；五、投资风险：甲方负责运营的风险，如出现本金风险损失，由甲方赔偿乙方的全部本金及利润；六、乙方不得泄露信息，造成利益和商业秘密受到损失，由乙方负责。利润分红甲方负责向乙方公开利润数据明细；七、本协议需经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6年4月15日。张晨明在甲方处签字按印，王常勇在乙方处签字按印。
《邮票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王常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笔向张晨明转账共计100万元。另有1.5万元双方均确认系之前张晨明欠王常勇的款项。
2016年12月，张晨明为王常勇出具《借款证明》，载明：“2016年4月15日王常勇以汇款的方式借给张晨明人民币大写：捌拾万元整，小写：800000元。张晨明承诺借款期间利息为月息2%，12个月总计192000元利息。借款期限为一年期。2017年4月15日还清王常勇本金跟利息合计992000元人民币。逾期不还将支付992000元的0.2%作为日罚金跟实际累计天数。同时王常勇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索要全部本金与利息计违约金，自签字后具有法律效率（力）。2017年1月1日之前张晨明给王常勇的所有汇款凭证跟此借条无关。2016年4月15日。”张晨明在欠款人处签字按印，王常勇在借款人处签字按印。双方均认可该借款证明的日期系倒签，实际的签字日期为2016年12月。张晨明称该借条的内容并不真实存在，只是因双方关系比较好，所以王常勇让其出具借条的时候也没有多想就写了。在2017年8月25日的谈话笔录中，张晨明也表示之前也一直跟王常勇说即使赔钱了，也会负责王常勇的本金。现在张晨明赔钱了，需要一些时间给王常勇本金。
关于还款情况，张晨明称2016年4月15日之后其向王常勇还款63.3万元，还款的性质是返还101.5万元的投资款及收益。具体还款情况如下：2016年5月2日汇款10万元，5月4日汇款5万元；2016年7月5日分三笔共汇款15万元；2016年8月4日汇款5万元；2016年8月19日分四笔共汇款20万元；2016年11月26日汇款1万元；2017年4月27日汇款4万元；2017年6月30日汇款2万元；2017年7月1日汇款1万元，另外于2017年8月9日微信转账3000元，共计汇款63.3万元。王常勇对张晨明所述的还款情况认可，但称2017年1月1日前的还款是还的其他的借款，与本案无关，双方在《借款证明》中已明确注明2017年1月1日之前张晨明给王常勇的所有汇款凭证都与本案借款无关。认可2017年1月1日之后仅还款7.3万元，但认为该款是还的101.5万元中的剩下的21.5万元。
一审另查明，双方均认可2016年4月15日前王常勇向张晨明出借过70万元，但张晨明认为该款亦为邮票投资款而非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首先的争议焦点为王常勇与张晨明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王常勇认为张晨明从王常勇处借款，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张晨明辩称双方系投资关系而非借贷关系。本案中，双方的关系基于《邮票投资合作协议》而产生，该合作协议中约定的“甲方保证乙方最低收入利润为5%/月”、“投资风险：甲方负责运营的防线，如出现本金风险损失，由甲方赔偿乙方的全部本金及利润”，不符合投资关系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特征，而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故双方的关系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该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张晨明应按约定还款。张晨明辩称其系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为王常勇出具借条，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项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借款金额的问题，王常勇称基于《邮票投资合作协议》而给付张晨明的借款金额为101.5万元，张晨明亦认可该金额。王常勇现仅起诉其中的80万元，并提交了张晨明为其出具的《借款证明》，故本案仅针对王常勇的诉讼请求进行裁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王常勇要求张晨明返还借款本金及借期内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张晨明辩称其已经向王常勇还款63.3万元，但王常勇认为该笔款项除了2017年归还的7.3万元，均是归还双方之前的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因张晨明亦认可王常勇在此之前给付其70万元，且双方在借条中明确注明“2017年1月1日之前张晨明给王常勇的所有汇款凭证跟此借条无关”，故对张晨明的该项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双方无争议的7.3万元还款（2017年4月27日汇款4万元；2017年6月30日汇款2万元；2017年7月1日汇款1万元;2017年8月9日转账30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应从本案的欠款中予以扣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对先还本还是先还息没有约定时，应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偿还，故该7.3万元应从尚欠利息中扣除。
对于王常勇要求张晨明按照日息2‰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王常勇该项诉讼请求超出了法律的限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晨明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王常勇借款本金80万元及利息11.9万元，共计91.9万元；二、张晨明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以80万元为基数，按年息24%的标准支付王常勇自2017年4月16日起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三、驳回王常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晨明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王常勇另案起诉张晨明要求返还21.5万元借款及利息的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收据。据此证明王常勇在另案中依据《邮票投资合作协议》起诉张晨明，说明王常勇认可双方实质上是投资关系，而非借款关系。王常勇在投资协议项下总共投资101.5万元，但在本案中依据借条就其中的80万元起诉张晨明，其主张前后矛盾。证据2.文件。证明从2016年底开始，国家开始清理整顿邮票投资市场，邮票投资停止，王常勇要求支付利润分成缺乏依据。
经庭审质证，王常勇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经庭审质证，鉴于王常勇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以及与本案关联性，将结合全案事实情况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
二审中，双方均同意7.3万元的还款金额在本案中进行处理。
二审中，张晨明表示，一审判决中涉及的2016年张晨明向王常用的汇款，和本案没有关系。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常勇与张晨明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以及张晨明是否应当偿还80万元款项、相应利息及违约金。
针对王常勇与张晨明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首先，双方签订的《邮票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了邮票投资事宜，自愿结成合作伙伴关系。从双方约定看，投资收益条款包括净利润双方各50%的浮动收益内容；同时张晨明负有向王常勇公开利润数据明细的义务。根据上述约定内容，该协议具备投资合作属性，王常勇在该协议项下向张晨明支付101.5万元款项性质应属于履行《邮票投资合作协议》的投资款项。其次，对于证券、期货等相关投资领域中保底条款的效力，我国有关法律均有规定不得作出保证投资者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同时基于保底条款违背了投资市场基本规则以及民法相关原则，相关约定应属无效条款。本案中，《邮票投资合作协议》第四条关于“甲方保证乙方最低收入利润为5%/月”，及第五条关于“投资风险：甲方负责运营的风险，如出现本金风险损失，由甲方赔偿乙方的全部本金及利润”的约定，系属保证最低利润及赔偿本金风险损失的约定内容，实为保底条款，违反了我国投资领域相关法律规定，应属无效。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基于《邮票投资合作协议》的关系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并在此基础上认定《邮票投资合作协议》全部条款效力的处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同时本案中，王常勇系依据其与张晨明事后另行签署的《借款证明》主张其中8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和违约金。张晨明认可《借款证明》上的签字及指纹捺印的真实性，但表示其系受到欺诈。对此本院认为，因张晨明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签署《借款证明》系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该《借款证明》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属合法有效。结合《借款证明》的约定内容及张晨明与王常勇均认可该借款证明的日期系倒签等相关事实，本院认定，张晨明、王常勇已就本案80万元投资款项转化为借款做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因此，张晨明应当按照《借款证明》约定的内容承担还款责任，其在上诉中关于邮票投资停止，因而拒绝支付利润分成的主张，因与双方后续确认的本案借款关系缺乏直接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针对张晨明在本案项下的还款情况，王常勇一审中提出张晨明2017年1月1日之前的转账与本案无关，张晨明在二审中亦表示2016年向王常勇的汇款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双方上述意思表示不持异议。结合本案《借款证明》的实际签署时间为2016年12月的事实，一审判决将张晨明2017年1月1日之后偿还王常勇的7.3万元款项以先息后本的方式在本案《借款证明》项下予以扣除，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张晨明亦认可一审将该笔款项在本案项下进行扣除，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此外，王常勇要求张晨明返还借期内利息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未超出法律规定限额，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张晨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90元，由张晨明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尚晓茜
审 判 员 金妍熙
审 判 员 程 磊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 禾
书 记 员 李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