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58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保利，男，1954年1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春，女，1957年3月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兼李保利、刘宝春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利、刘宝春之子）：李涛，1982年10月19日出生。
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常忠，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保文，女，1956年5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铁成，男，1955年11月21日出生。
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兴广，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保平，男，1951年4月17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李保跃，男，1958年7月21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李保逸，女，1961年2月6日出生。
上诉人李保利、刘宝春、李涛因与被上诉人李保文、王铁成，原审第三人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3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保利、刘宝春、李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李保文、王铁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保利、刘宝春、李涛系北京市东城区×××19号东北侧公房二间（以下简称涉讼公房）的户籍人口以及实际居住人，根据修缮整治项目指挥部要求，涉讼公房所有户籍人口必须就承租人变更及拆迁安置补偿达成一致并签订书面协议方能拆迁腾退，故李保利、刘宝春、李涛于2015年9月11日及2016年10月12日与李保文、王铁成签订的《协议书》（以下分别简称《2015年协议》、《2016年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二、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利、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明知李涛、刘宝春属变更承租人时需征求意见的家庭人员范围，未经二人同意，于2007年12月17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以下简称《2007年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二人居住使用权以及获得拆迁安置补偿的权利，应属无效协议，一审法院认定该两份协议有效与事实不符，且违反法律规定；三、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户口也不在公房内、也未实际居住，与房屋腾退拆迁没有任何关系，对拆迁补偿款不享有任何权利，《2015年协议》、《2016年协议》不损害任何人利益。
李保文、王铁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三人的上诉请求。1.李保文系涉讼公房的承租人，对拆迁补偿享有全部权利，李保利一家系空挂户，无权分割拆迁款。2.《2007年协议》已履行完毕，承租人已变更，约定款项已支付给李保利、李保跃、李保逸。3.《2015年协议》、《2016年协议》系李保文、王铁成违背真实意愿情况下与李保利一家签订，是恶意串通损害应分得相应利益的李保平等人的合法权益。
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涛、李保利、刘宝春的上诉请求。其三人系涉讼公房的权利人，《2015年协议》、《2016年协议》应属无效。
2018年1月，李保利、刘宝春、李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保文、王铁成共同向三人支付北京市东城区×××19号东北侧公房二间及自建房一间补偿款3808049.42元；诉讼费由李保文、王铁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市东城区×××19号1、2号房屋系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交道口分中心管理的直管公房，房屋原承租人系沈凤英。李保利、李保文、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系沈凤英的5名子女。李保利与刘宝春系夫妻关系，李涛系二人之子。李保文与王铁成系夫妻关系。沈凤英、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利、刘宝春、李涛的户籍登记地址均为北京市东城区×××19号，其中沈凤英、李保文、王铁成户籍登记在一册户口本，李保利、刘宝春、李涛户籍登记在一册户口本。
沈凤英去世后，2007年12月17日，李保利、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就涉讼公房签订二份《协议书》，其中一份《协议书》内容为：“北京市东城区×××19号现有平房两间，原出租方为东城区交道口房管局所，承租人沈凤英。房管房使用面积21.4m??，自建房3间面积20m??左右，因沈凤英在2007年6月23日病逝，以上房屋需过户到现有在此户口人的身上。经过协商，只能过到一人名下（原一户三本户口，一本沈凤英，一本李保利三口，一本李保文一家），最后一致同意过户到李保文的名下，由他夫妻两人租住。自此，院内的房屋共五间由李保文他们所使用，不得转租或变相卖出，由此产生的问题一概由李保文夫妻两人承担。以上内容一致同意。”另一份协议书内容为：“1、院内房屋由李保文夫妻承租，公房的过户费由他们二人承担，别人不得担负或过问。2、李保利一家三口的户口可以争求其意见，保留和迁出都可以，但不得强制要求迁出。3、后院一间小房可以无条件的自用，如需出租必须争得李保利同意，否则不能出租。4、院内房屋由李保文承租，但出资60000元对李保利进行补偿（李保利4万元，李保跃1万元，李保逸1万元）。5、在10年内国家占房或改造搬出，由国家补偿金中扣出6万元并偿还回李保文，余款再另行分配，如超过十年，就不再退回补偿金，国家给的补偿金统一分配。6、此房屋过户到李保文名下，中间不遇国家变化，夫妻两人直到过世并改由李涛名下，别人无权争夺。7、10年后国家占地或搬迁，房屋由李保文所有，如有补偿款并进行分配，其他问题再另行协商。以上材料复印后人手一份。”
上述《协议书》签订后，涉讼公房承租人一直未进行变更，2015年9月11日，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利、刘宝春、李涛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住东城区×××19号，户主沈凤英因故去世，因本地区进行修缮改造需要更名现有户口为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利、刘宝春、李涛，我5个人协商一致把户口更名李保文为户主，拆迁补偿平均分配协商一致事宜为准。”后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利、刘宝春、李涛在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交道口分中心办理了承租人变更手续，承租人变更为李保文，租期自2015年10月1日起。
2016年10月12日，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利、刘宝春、李涛签订《同户籍成员意见书》，内容为：“南锣鼓巷地区四条胡同修缮整治项目指挥部：坐落于东城区×××19号1-2号房，共2间直管公有住房，承租人为李保文，同户籍人员同意承租人提交的南锣鼓巷地区四条胡同修缮整治项目腾退申请及补偿方案，并同意由李保文签订《南锣鼓巷四条胡同修缮整治项目腾退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解除及补偿协议》。此决定经同一户籍所有成员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保证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合法、有效。保证院落内搭建的自建房屋明确在履行合同时与该址正式房屋一并上交验收。如因家庭纠纷：提交材料不真实、不完整，引起的腾退不能履行协议或产生法律纠纷，由承租人及同户籍人员全权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及相应的损失与赔偿，与南锣鼓巷四条胡同修缮整治项目指挥部无关。”
同日，李保文（乙方）与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甲方）签订《东城区南锣鼓巷四条胡同修缮整治项目腾退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解除及补偿协议（配售定向安置房）》，约定：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正式解除，乙方将房屋腾空交付甲方，甲方支付乙方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解除补偿款共计4527780.62元，包括：腾退补偿款4459314.42元、搬家补助费1364.8元、临时周转补助费24566.4元、空调移机费400元、电话移机费235元、有线电视费300元、热水器移机费400元、煤改电补助费1200元、残疾人补助费40000元。乙方自行解决其同户籍登记人员、共居人及家庭内部成员的安置及补偿款分配。乙方户籍登记在东城区×××19号1,2号房，在被腾退房屋地址上登记的户口户籍人口为5人，分别为：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利、刘宝春、李涛。甲方向乙方提供腾退补偿后，上述户籍登记的人员、家庭内部成员及共居人的居住问题由乙方负责解决，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其无义务另行向乙方支付补偿款、补助费及奖励费，且无义务向乙方另行提供安置房等。乙方符合购买定向安置房源条件的，可申请认购朝阳区高井北街7号院定向安置房二居室1套。
同日，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利、刘宝春、李涛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现居住×××19号，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利、刘宝春、李涛共5人，因本地区环境整治房屋腾退，5人协商一致具体事宜如下：①李保文、王铁成分得定福庄定向安置房1套（二居室），面积为72-75平方米。②此公租房所得款共计4527779元。李保文、王铁成购房后所剩款归李保利自行购房。③李保文搬家补偿费等九项归她所有（明细表）。④二居室装修及家具归李保利进行施工及购买。⑤搬迁所剩款项到账号（后）一周内打入李保利账上。”
2017年1月24日，李保文获得腾退补偿款共计4552780.62元。2017年9月6日，李保文与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限价商品住房）》，李保文购买了朝阳区高井北街7号院7号楼2层1单元203号房屋（即上述定向安置房），总房款为717808元。2017年9月7日，李保文交纳了购房款717808及公共维修基金14560元。
现李保利、刘宝春、李涛诉至法院，要求李保文、王铁成履行2015年9月11日及2016年10月12日五人签订的《协议书》，向其支付腾退补偿款3808049.42元。李保文、王铁成主张2015年9月11日及2016年10月12日五人签订的《协议书》侵犯了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的权利，应属无效。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均主张2015年9月11日及2016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侵犯了其合法权利。李保利、刘宝春、李涛主张签订腾退协议时，房管所只要求户籍在册人口协商一致，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不是征求意见的范围，补偿款与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无关，2007年12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余款另行分配是指在李保文、李保利之间分配，他人无权争夺。
一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属无效。本案中，涉讼公房原系沈凤英承租的直管公房，沈凤英去世后，沈凤英的子女于2007年12月17日签订两份《协议书》，对涉讼公房的承租人变更、居住使用及遇国家占房或搬迁后补偿款的分配达成了一致意见，该两份《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按照两份《协议书》的约定，承租人变更为李保文，遇国家占房或搬迁补偿款另行协商，统一分配，由此可见涉讼公房的腾退补偿款中应有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的权利。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利、李涛、刘宝春五人在明知存在2007年12月17日两份《协议书》的情况下，未经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同意，自行于2015年9月11日及2016年10月12日签订两份《协议书》对补偿款另行分配，李保文、王铁成、李保利、李涛、刘宝春五人应属恶意串通，且损害了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的利益，该两份《协议书》应属无效，对李涛、李保利、刘宝春依据2015年9月11日及2016年10月12日两份《协议书》要求李保文、王铁成支付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于2018年3月判决：驳回李涛、李保利、刘宝春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各方确认，2018年4月，刘宝春、李涛以《2007年协议》系恶意串通侵犯二人权益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李保平、李保利、李保跃、李保文、王铁成、李保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2007年协议》无效。刘宝春、李涛因此认为，本案应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另经本院询问，李保文明确认可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对前述整治腾退利益有分割的权利。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对于涉讼公房整治腾退所得利益而言，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是否系权利人。对此，本院持肯定态度。
根据目前在案证据，李保文系涉讼公房整治腾退时的公房承租人，有权享有该公房因此产生的相关利益。但在变更为承租人前，李保文分别与不同亲属签订了《2007年协议》、《2015年协议》、《2016年协议》。现各方为此发生争议，并分别请求确认无效。
本案二审中，李保文明确认可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有分割前述整治腾退利益的权利。因此，即使《2007年协议》最终被确认无效，基于李保文在诉讼中的自认，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仍应系涉讼房屋整治腾退利益的权利人。《2015年协议》、《2016年协议》签订时，李保文、王铁成与李保利均应知晓此前协议内容，但仍签订协议分割已被前协议处理过的相关利益，故至少可认定三人系恶意串通，损害了李保平、李保跃、李保逸的利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两份协议无效，并无不当。
关于刘宝春、李涛对《2007年协议》是否知情、同意，对刘宝春、李涛另案提起诉讼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关系。而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因各方对此并未表示异议，一审法院亦未将该问题作为事实焦点予以查明及作出判断。因该事实的认定并非本案确认合同效力的前提，为妥善保护各方利益，本院二审期间对此不予讨论。同时，根据前述分析，本案并非必须以刘宝春、李涛在其他法院起诉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因此二人中止审理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李保利、刘宝春、李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264元，由李保利、刘宝春、李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金龙
审 判 员 霍翠玲
审 判 员 刘丽杰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慧超
书 记 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