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4民终5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福明，男，1961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如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珍，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滕州市城郊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龙泉南路西侧张庄村东首街道计生办院内。
法定代表人：程佑银，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岳，山东宁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山东宁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滕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善国北路77号。
法定代表人：张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恩，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万刚，男，197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费县。
原审被告：武玉发，男，1960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滕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跃，山东滕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福明因与被上诉人滕州市城郊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城郊公司）、山东滕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投公司）、孙万刚、原审被告武玉发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7）鲁0481民初2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福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珍，被上诉人城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岳、滕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恩，原审被告武玉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跃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孙万刚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福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鲁0481民初237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重审一审诉讼请求；3.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内部施工协议书”由朱福明与武玉发履行错误，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2011年4月30日系孙万刚以城郊公司的名义与朱福明签订了“内部施工协议书”，2011年9月9日签订补充协议，双方按照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履行，工程验收合格并已结算，孙万刚在清欠办笔录上承认自己履行了协议并双方结算，承诺2013年2月6日前付款，证据确实充分。一审认定“内部承包协议书”一个月后由武玉发收回完全无证据证明。首先，本次一审孙万刚为公告送达没有代理人出庭，一审判决仍然引用原一审孙万刚代理人的陈述。更何况孙万刚从2013年1月出具承诺书后便失去联系，别人替他聘请的代理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使能作为孙万刚陈述，自己已经签了结算不能抵赖不认可。武玉发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系朱福明与孙万刚签订的合同复印件，复印件上没有任何关于武玉发收回工程的记载。证人陈某证言不能证明武玉发收回工程。其次，补充协议上载明2011年9月9日签订，武玉发主张补充协议是2013年1月与其他结算单一并签订的，无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判决便否认了补充协议错误。现场混凝土使用的是搅拌混凝土不是商混这是事实。再次，武玉发代为支付工程款，收条全部是朱福明打给孙万刚的，按照孙万刚的指示从武玉发处拿钱。二、认定孙万刚与胡云华在结算单上签名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是错误的。孙万刚称被胁迫而签名无任何证据证明，证人黄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系胁迫。上诉人提交的孙万刚在清欠办做的笔录和承诺书，孙万刚承认自己履行了施工协议，结算后还欠工程款。结算单虽然系打印好的，但是系胡云华计算和打印好的，胡云华系城郊公司项目部技术负责，上诉人施工的工程量由他负责记录，应当由他计算和打印。涉案工程上诉人2011年年底之前已经完工并验收合格，武玉发虽提交2011年11月23日胡云华领取工资7万元收条，并不能证明其2011年底离开工地，也不能证明胡云华结算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因为城郊公司项目部针对朱福明的结算只有胡云华能结算清楚，也应该由他负责结算后，孙万刚再进行确认，该两人签字均系职务行为。至于胡云华作为项目部的管理人员工资应由谁来承担，与朱福明无关，与本案承包协议也无关。三、一审法院计算的工程价款明显是错误的。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按照七层实际施工面积结算，在包清工承包合同中是常见的，一审判决认定“按照建筑行业的相关标准及惯例，平方米专指工程建筑面积”的说法没有依据，是错误的。二审法院认为直接采用武玉发申请鉴定的鉴定结论依据不足，所以再次发回重审。但本判决依然采用上一次重审一审司法鉴定的建筑面积进行计算，并再此否认2011年9月9日的补充协议，否认单价增加了5元，从而计算出超付工程款，再次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是错误的。四、本次一审孙万刚是公告送达，滕投公司未参加庭审，可是判决书上却记载了滕投公司以及孙万刚的答辩意见，与现实情况不符。五、本案所有的被告均没有否认涉案工程系上诉人施工，重审一审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如果不认可结算单上数额，可以按照城郊公司与开发商的施工合同申请鉴定，一审法院没有采信。二审法院可以通过司法鉴定确定。
城郊公司辩称，一、内部施工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主体是武玉发和朱福明。二、孙万刚、胡云华签的八张结算单是无效的。孙万刚、胡云华无权以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身份签字。结算单上的面积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结算单关于面积的计算也缺乏依据。三、关于朱福明工程价款的确定问题。朱福明称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按照七层实际施工面积结算。找遍协议书全文也没有这一约定。朱福明对第六条中的“付款方式按七层结算”九个字进行充分发挥，主张按七层计算工程量并结算工程款，这是不能成立的。四、关于朱福明主张的每平方米增加5元不能成立。五、城郊公司与朱福明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按照合同相对性，城郊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六、上诉状称孙万刚和滕投公司未参加庭审和答辩，判决书按之前的庭审情况列明了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本案一审是发回重审，之前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情况不能分割开，判决书载明的答辩意见并无不当；上诉状称别人替孙万刚聘请了代理人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滕投公司辩称，一、滕投公司和朱福明之间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无权向滕投公司主张权利；二、工程尚未进行结算，是否存在欠付工程款不能确定，请求维持原判。
孙万刚未到庭未答辩。
武玉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一审法院认定内部施工协议由上诉人与武玉发实际履行证据确实充分。二、一审法院认定胡云华、孙万刚二人在结算单上的签字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对武玉发不发生约束力是完全正确的。三、一审法院关于工程价款的认定完全正确。四、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五、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施工工程的建筑面积的认定正确。六、一审法院没有接受上诉人朱福明的鉴定请求正确。
朱福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城郊公司、孙万刚共同支付工程款447221.09元及利息（以447221.09元为本金，从2013年2月6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判决被告滕投公司在拖欠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4月26日，被告城郊公司与被告滕投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1份，约定：滕投公司将滕州市滨湖镇观湖社区37#-39#、43#-46#、49#-53#土建安装工程发包给城郊公司承建，开工日期为2011年4月26日，竣工日期为2012年5月1日，合同价款为2963万元。同日被告城郊公司（甲方）与被告武玉发（乙方）签订观湖社区建筑项目承包协议1份，约定：一、乙方承包的工程内容即甲方与发包方山东滕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全部工程，包括37#-39#、43#-46#、49#-53#号楼开工、土建、安装等施工，观湖社区12栋楼房建设，总工程款约为2963万元，实际工程量以审计结算为准。二、乙方承包全部工程施工，用于施工的人工费、材料费、水电费等各项施工费用全部由乙方出资或垫资，甲方不作任何经济投资。……四、甲方向乙方收取总工程款2%的工地管理费（从已到位工程款中按比例扣除）。
2011年4月15日，被告武玉发又与被告孙万刚、邓腾飞签订建筑项目施工协议1份，约定：武玉发将承包的观湖社区12栋楼的建设工程发包给孙万刚、邓腾飞，并按总工程款的5%计收管理费。同月30日，被告孙万刚（甲方）又与原告朱福明（乙方）签订“内部施工协议书”1份，约定：甲方将滕州市滨湖镇观湖社区38#、44#、45#的主体工程分包给乙方施工，合同第三条“承包方式和价格”中约定：（1）乙方负责土建施工及施工用的所有辅材和施工用具；（2）甲方按122元/㎡的价格承包给乙方；（3）甲方提供：办公室、塔吊、脚手架、模板、方木、沙石、水泥、钢筋、二级箱以上的电箱……，合同第六条约定：付款方式按7层结算，按每座楼完成正负零并验收合格后支付80%，乙方施工至正负零第三层完成时支付乙方80%，第五层完成时支付乙方80%，角楼完成时支付80%，余款20%工程验收合格后90日内一次付清。之后，原告组织人员进行施工。1个月后，邓腾飞退出承包。因被告孙万刚缺乏资金，亦退出承包，并将与原告签订的上述内部施工协议书原件交给被告武玉发，原告也将其签名的与原件相符的复印件交给被告武玉发。
原告施工完毕后，2012年2月22日、3月12日，作为建设单位的被告滕投公司组织了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对38#、44#、45#主体结构工程进行了工程质量验收，认为该工程符合设计要求，各分项及工程检批验收合格，同意验收。在主体结构工程质量验收报告中载明：38#总建筑面积2639.27㎡，44#总建筑面积2717.14㎡；45#总建筑面积4391.89㎡。2013年1月17日，被告滕投公司给滕州市滨湖镇政府出具的观湖社区城郊公司施工区域楼号及建筑面积的书函中，载明：38#图纸建筑面积2639.27㎡,变更后建筑面积2605.33㎡，减少33.94㎡；44#图纸建筑面积2717.14㎡，变更后建筑面积2684.20㎡，减少32.94㎡；45#图纸建筑面积4601.28㎡，变更后建筑面积4531.90㎡，减少69.38㎡；并注明图纸原设计楼梯间比主楼高一层，因没有实际用途、经设计院同意取消，故建筑面积减少。
原告自2011年8月18日至2012年3月15日分8次从被告武玉发处支取工程款1210000元。2012年，原告从被告武玉发处借款3000元，庭审中，原告不同意将该借款折抵工程款。2013年1月份因原告等人上访，被告孙万刚在一份“还款协议保证书”上“保证人”处签名。该保证书内容为：经双方共同协商，滨湖社区所欠程云生、陈某、朱福明三个班组的人工工资200多万元于2013年2月6日前还清。程云生、陈某、朱福明亦在该保证书“接收人”处分别签名。
另查明，2013年1月，原告朱福明及另2个工程施工人程云生、陈某等人将被告孙万刚约至滕州市长途汽车总站附近的宾馆内，要求被告孙万刚在其打印好的已由胡云华计算出具体数额的格式化的工程结算单等与工程结算相关联的书面材料上予以签名，被告孙万刚以项目经理身份，胡云华以项目负责人身份签名，但未签署具体日期。原告持有上述结算材料中的9份。第1份为38#工程结算单，载明工程款为3247.72㎡×127元＝412460.40元；第2份为44#工程结算单，载明工程款为3409.56㎡×127元＝433014.12元；第3份为45#工程结算单，载明工程款为5773.18㎡×127元＝733193.86元；第4份为38#、44#、45#基础加深砂石回填，载明工程款为43.34㎡×29元＝1285.86元；第5份为38#、44#、45#基础抹灰，载明工程款为37275.47元；第6份为38#、44#、45#临时设施3间的签证单，载明工程款为2700元；第7份为38#、44#、45#的场地硬化，载明工程款为12430.46㎡×3元＝37291.38元；第8份为38#、44#、45#人工工资汇总为1657221.09元。第9份为补充协议，载明：根据现场情况不再使用商品混凝土，在3个施工队伍实干自己搅拌的混凝土平方量上另加5元/㎡。原告以此为依据，遂于2014年8月1日以催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为由诉至该院。2014年10月8日庭审时原告朱福明陈述：“当时我们干完基础，被告（武玉发）要合同复印件，我就复印一份给他了”。证人陈某证明“一开始工地总负责就是孙万刚……后来是武总，活都干到正负零了，说武玉发是经理”。
再查明，胡云华2011年5月至年底在案涉工程负责技术工作，已于2011年底离开工地，并于同年11月23日在被告武玉发处领取工资款7万元整。根据被告城郊公司的申请，山东省滕州市公证处指派工作人员于2015年8月31日对滕州市滨湖镇观湖社区场地硬化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并于同年9月1日出具（2015）滕证民字第1777号公证书1份。该公证书载明：三、37号楼西南角处、38号楼后面，硬化场地东西3.8米，南北4米；四、38号楼前、44号楼后硬化场地东西17米，南北13.5米；五、44号楼前、45号楼后面硬化场地东西9米、南北9米。
诉讼中，被告孙万刚提出其与胡云华向原告出具的结算材料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被逼无奈才签署的，其与胡云华均无权进行结算。2013年1月其在还款保证书上签名，亦系迫于原告等人上访的压力。被告武玉发、被告城郊公司分别向法院递交申请，请求法院委托相关有资质的单位对案涉38#、44#、45#的主体工程的建筑面积予以实测。该院委托山东广泰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进行了测绘，该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了鲁广泰测法（2015）121号滕州市观湖社区38#、44#、45#建筑面积测绘报告：38#建筑面积2471.39㎡，含1/2阳台面积49.60㎡；44#建筑面积2603.39㎡，含1/2阳台面积44.10㎡；45#建筑面积4397.78㎡,含1/2阳台面积94.70㎡。庭审中，原告提出该测绘报告不符合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特征，不需要进行司法鉴定，应按双方的结算认定工程价款。被告城郊公司、孙万刚、武玉发均对该测绘报告无异议。被告滕投公司认为该结论与其公司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城郊公司与被告滕投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内容合法，系有效合同。被告城郊公司又于当日与被告武玉发签订协议，将其承包的观湖社区全部建筑项目交由被告武玉发施工，因被告武玉发系自然人，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的资质，故被告城郊公司与被告武玉发签订的建筑项目承包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被告孙万刚、邓腾飞与被告武玉发签订的建筑项目施工协议及被告孙万刚与原告朱福明签订的内部施工协议书，因双方均系自然人，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的资质，亦为无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原告朱福明施工的观湖社区38#、44#、45#主体结构工程经验收为质量合格的建筑工程，故可以参照协议的约定进行工程款的结算。
一、关于原告与被告孙万刚的合同的履行问题：被告武玉发承揽工程后，将该工程转包给被告孙万刚、邓腾飞，被告孙万刚又将工程违法分包给原告。被告孙万刚称由于邓腾飞的退出及其缺乏资金，与原告签订的内部施工协议书并未履行，1个月之后工程由被告武玉发收回，被告孙万刚亦成为其聘请的员工。被告武玉发对被告孙万刚的该陈述予以认可。结合原告将其签名的与原件相符的与孙万刚签订的“内部施工协议书”的复印件交付被告武玉发、被告孙万刚将原件交给被告武玉发，原告的工程款及借款也是从被告武玉发处支取的事实，对2011年4月30日原告朱福明与被告孙万刚的“内部施工协议书”协议实际是由原告与被告武玉发履行的，该院对此事实予以认定。原告称“内部施工协议书”复印件其签名后是交付被告城郊公司的，被告城郊公司予以否认，而原告朱福明于2014年10月8日庭审中承认“当时我们干完基础，被告（武玉发）要合同复印件，我就复印一份给他了”，且该证据系被告武玉发向该院提交，故对原告的该主张该院不予采信。结合证人陈某证明“一开始工地总负责就是孙万刚……后来是武总，活都干到正负零了，说武玉发是经理”及证人彭某、黄某的证言，则原告朱福明与被告武玉发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关系，被告武玉发对原告与孙万刚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承受，原告应向被告武玉发主张权利。原告要求被告孙万刚承担付款责任，理由不当，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与被告孙万刚结算的效力问题：原告为主张工程价款，向该院提供了2013年1月份被告孙万刚及胡云华签名的38#、44#、45#的工程结算单。对该结算单，被告孙万刚称系被胁迫而签名，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结算单系打印好的，上面仅有“孙万刚”、“胡云华”系个人签名。孙万刚系被告武玉发的工作人员，胡云华2011年5月至年底在案涉工程负责技术工作，已于2011年底离开工地，并于同年11月23日在被告武玉发处领取工资款7万元整。被告武玉发并未授权该二人对原告施工的工程进行结算，且事后武玉发对该结算单不予认可。证人黄某证明孙万刚在结算单上签名时不愿签，但当时不签不让其走，所以孙万刚才签了名字。综合分析双方的签字过程，该院认为，孙万刚、胡云华在结算单上签名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对武玉发不具有拘束力。
三、关于原告朱福明的工程价款的确定问题：原告朱福明与被告孙万刚约定：按122元/㎡的价格承包。按照建筑行业的相关标准及惯例，这里的平方米应专指施工工程的建筑面积。该院依被告的申请委托山东广泰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对38#、44#、45#三座楼的建筑面积进行了实际测量。原告提出的该测绘报告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特征，不应采信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该院系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严格按照鉴定程序选取的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对涉诉工程进行的鉴定，该鉴定程序合法，对该鉴定报告该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施工的该三座楼的工程量应以该房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实测的为准，即38#2471.39㎡、44#2603.39㎡、45#4397.78㎡。原告施工的38#、44#、45#的总工程价款为：建筑面积9472.56㎡×122元/㎡=1155652.30元。
原告主张2011年9月9日被告孙万刚签名的补充协议，在混凝土平方量上另加5元/㎡，价格应按127元/㎡计算。被告孙万刚对此补充协议不予认可，认为是在2013年1月份在滕州市长途汽车总站附近的宾馆内与原告提交的其他结算单一并被迫签名。对于该补充协议形成的时间双方说法不一。即使原告陈述属实，因原告施工的工程开工一个多月后，被告武玉发即接管了工地，被告孙万刚无权代表武玉发再对工程价款予以约定，该约定对武玉发无拘束力，该院对该补充协议不予认定。
由于原告与被告孙万刚签订的内部施工协议书中对付款时间进行了约定，即余款20%工程验收合格后90日内一次付清。由于案涉工程于2012年3月12日验收合格，故付款的最后期限应为2012年6月12日。由于该协议中未对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作出约定，故原告有权自2012年6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由于被告武玉发至2012年3月15日已支付给原告1210000元，因而已超付工程款。故原告的诉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福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60元，由原告朱福明负担。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朱福明与孙万刚签订合同的履行主体问题。武玉发承揽案涉工程后，又转包给孙万刚、邓腾飞，孙万刚又将工程违法分包给朱福明。孙万刚在原审时称由于邓腾飞的退出及其缺乏资金，其与朱福明签订的内部施工协议书并未履行，一个月之后工程被武玉发收回，孙万刚亦成为其聘请的员工。武玉发对此予以认可。一审法院结合朱福明将其签名的与原件相符的与孙万刚签订的“内部施工协议书”的复印件交给武玉发；城郊公司否认朱福明关于“内部施工协议书”复印件是其签名后交给城郊公司的陈述、朱福明在2014年10月8日一审庭审陈述“当时我们干完基础，被告（武玉发）要合同复印件，我就复印一份给他了”；朱福明的工程款及借款也是从武玉发处支取的事实及相关证人证言，认定朱福明与孙万刚于2011年4月30日签订的“内部施工协议书”实际是由朱福明与武玉发履行，朱福明应向武玉发主张权利正确。上诉人朱福明关于其与孙万刚履行了上述协议；工程款领款收条全部是出具给孙万刚的，武玉发仅系代付工程款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孙万刚在本次一审[（2017）鲁0481民初2371号]中未出庭应诉，但一审法院引用原一审中孙万刚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并无不当。上诉人朱福明还主张孙万刚原委托诉讼代理人由他人代为聘请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结算依据问题。朱福明主张应依据2013年1月孙万刚及胡云华签名的38#、44#、45#工程结算单及2011年9月9日孙万刚、胡云华签名的补充协议作为结算依据。孙万刚对上述结算单及补充协议不予认可，并称是于2013年1月在滕州市长途汽车总站附近的宾馆内被胁迫而签名。诉争工程被武玉发收回后，由武玉发履行相关合同义务；2012年2月22日、3月12日，诉争工程主体结构工程验收合格；截至2012年3月15日朱福明亦是从武玉发处分8次结算工程款121万元。而朱福明却在2013年1月又找到孙万刚、胡云华签字确认工程量及价款。孙万刚系武玉发的工作人员；胡云华已于2011年底离开工地，签字时已经离开工地一年之久。武玉发并未授权该二人对朱福明施工的工程进行结算，且事后武玉发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经综合分析认定，孙万刚、胡云华在结算单及补充协议上签名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对武玉发不具有拘束力正确。
朱福明、孙万刚于2011年4月30日签订的“内部施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按122元/㎡的价格承包；第六条约定，付款方式按七层结算：按每座楼完成正负零并验收合格后支付乙方（朱福明）80%，乙方施工至正负零第三层完成时支付乙方80%，第五层完成时支付乙方80%，角楼完成时支付乙方80%，余款20%工程验收合格后90日内一次付清。朱福明主张合同约定的按七层结算是指按照实际施工的层数结算，基础层算半层，储藏室算一层，标准层五层，斜屋面算半层，共七层。但该意见仅系朱福明单方主张，在合同中无明确约定，也无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武玉发、城郊公司、滕投公司均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原一审[（2015）滕民重初字第19号]过程中，武玉发、城郊公司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请求法院委托相关有资质的单位对案涉38#、44#、45#主体工程的建筑面积予以实测。该院委托山东广泰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对38#、44#、45#三座楼的建筑面积进行了实际测量。一审法院依据该鉴定报告认定朱福明施工的三座楼的工程量，并结合内部施工协议书约定的价格认定总工程价款均无不当之处。上诉人朱福明关于一审法院对孙万刚及胡云华在结算单签名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认定错误及对工程款计算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朱福明还主张如被上诉人不认可结算单数额，可以按照城郊公司与滕投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鉴定，本院认为朱福明并非城郊公司与滕投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其要求按照该合同鉴定的意见缺乏合同约定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三、本次一审[（2017）鲁0481民初2371号]中孙万刚、滕投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判决在被告答辩意见处记载了孙万刚、滕投公司答辩意见，存在不当，二审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朱福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60元，由上诉人朱福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建
审判员 邵明伟
审判员 李 帅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吴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