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苏04民终16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保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昆仑经济开发区腾飞路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5546133436。法定代表人：周水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秋林，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芸蕾，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志颖，男，汉族，1980年7月18日生，安徽省利辛县人，住安徽省利辛县,现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平，溧阳市竹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江苏保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志颖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7）苏048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龙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一审情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争议焦点主要为：1.2015年4月3日的二次倒运合同有无实际履行；2.云南寻甸项目（即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二、三、四）有无达到最终支付条件。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相关案件事实并未查清，片面采纳了被上诉人的意见。具体如下：（一）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定二次倒运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据此判令上诉人承担二次倒运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次倒运合同并未履行，被上诉人不存在二次倒运27套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⑴2014年3月份国电电力云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上诉人签订的27套设备采购合同以及2014年5月、11月上诉人分别与无锡百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乐公司）签订的27套塔筒运输协议，证明甲方向上诉人购买27套塔筒，上诉人将该27套塔筒交由百乐公司承运，运输目的地云南关坪乡机位。根据上诉人与百乐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明确载明承运方将货物交货至风电场相应机位，所有费用都由百乐公司承担，上诉人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该运输合同中的运费已经包含了到达运输目的地的全部费用，无论是否存在二次倒运或者即使存在多次倒运，费用也都包含在合同价款之中；⑵甲方国电电力云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提供的其与昆明景泰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11套运输合同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方在实际承运过程中，并未按约定将27套塔筒全部运至目的地关坪机位，而是由甲方将其中至少11套塔筒自行委托运输公司从团结乡运至目的地，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陈述的二次倒运27套塔筒的事实；⑶云南千岭山项目发货清单15份（直接运至目的地关坪机位），证明被上诉人方在实际承运过程中至少有5套塔筒是直接从发货点运至目的地关坪机位的，不存在二次倒运，被上诉人陈述倒运27套不是事实；百乐公司、利辛县利达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公司）、鹰潭市龙虎山东方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虎山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结算承诺函以及百乐公司、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明确载明上诉人再一次性补贴20万元，百乐公司、利达公司、龙虎山公司不得就2016年9月28日之前的停运损失、二次倒运费等其他费用再向上诉人主张，明确上诉人不结欠二次倒运费。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二次倒运合同签订后进行了二次倒运，并且倒运了全部27套塔筒，但根据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在实际承运中甲方自行安排运输公司将27套中的至少11套直接从云南团结乡运至目的地关坪机位，也有至少5套是被上诉人方直接从发货地运至目的地关坪机位的，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二次倒运27套的事实。而且云南千岭山项目的27套塔筒已经于2014年年底全部承运结束，施工方也已经进行了安装，不可能在2015年4月3日之后再进行二次倒运。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是虚假陈述，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该事实并未加以审查，导致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二次倒运合同及发票，并不能证明该合同已经履行，其也一直未提供二次倒运合同已经全部履行的证据。一审简单地以合同及发票认定合同已经履行，未免太过草率、片面。事实上，一审中上诉人就二次倒运合同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提供了相应证据进行印证，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二次倒运合同未实际履行，特别是上诉人提供的结算承诺函，可以直接有效证明上诉人不存在结欠二次倒运费的事实，该结算承诺函与上诉人的陈述并不矛盾，反而恰恰能印证上诉人所陈述的内容即二次倒运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二）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云南寻甸项目（即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二、三、四），双方并未进行最终结算，不符合合同最终支付条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云南寻甸项目运输费的依据是协议二、三、四，是否符合合同支付条件，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来认定。运输合同中明确载明，最后结算付款需在业主方吊装结束后，由双方另行签订结算协议结算付款。云南寻甸项目支付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另行签订结算协议，因该项目最终安装并未结束，双方还没有进行最终结算，要待最终结算后才能确定最终支付的款项，故被上诉人关于云南寻甸项目的主张并未达到合同的最终支付条件。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完工单就认定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完工单只是甲方出具给上诉人证明货物交付的凭证，是用于上诉人业绩考核的，并不能作为最终结算的凭据。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最终结算的条件，该约定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双方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来执行，法院也应当遵照合同来进行认定。因被上诉人在承运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故只有进行最终结算才能确定最终支付金额。现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支付责任，无疑是突破了合同双方的约定，维护了违约方的利益。目前上诉人已就承运过程中的违约行为，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故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支付该项目剩余款项，整个项目并未结算完毕，其亦无权要求上诉人返还保证金。此外，被上诉人不是涉案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无权向上诉人主张合同权利，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享有合同权利，依据不足。综上，被上诉人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判决。武志颖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1.一审中，双方的主要争议在二次倒运合同（合同编号：GDBL-CG-YS-2015-004）。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被上诉人提供了双方的合同、增值税发票、双方的对账单、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后被上诉人向对方出具的运输费收款收据。上述证据被一审法院采信并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求。2.相反，上诉人在一审中对合同是否履行的陈述一共有3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从来没有过二次倒运的事实，只是为了开发票；第二个版本是双方之间没有二次倒运的事实，是上诉人让其他公司倒运，然后让被上诉人开票；第三个版本是被上诉人一共运了16套，其余的11套是上诉人让其他公司运输的。二、上诉人一审败诉后，向法院起诉4个案件并查封了被上诉人挂靠公司的账户及营运车辆，纯属打击报复。请求二审法院及时判决，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武志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令保龙公司支付运输费256.14万元，返还保证金40万元，合计296.14万元以及承担利息（其中171.1万元从2015年5月3日开始计算利息，59.5万元从2016年11月3日开始计算利息，22万元从2016年7月30日开始计算利息，3.54万元从2016年12月12日开始计算利息，利率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直至还清全部本息）。2.诉讼费、保全费由保龙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4月3日，百乐公司与保龙公司签订了一份《运输协议（二次倒运）》（以下简称“协议一”）[武志颖书证二]，协议约定运输货物的名称为：风力发电塔筒，套数为：27套，运输单价为：（7万元-0.1万元）/套，运输总价为：186.3万元，运输目的地为：云南千岭山项目指定机位，付款方式为：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凭客户货物签收单由甲方安排运输费用。每月正式结算一次，乙方需出具国家认可的正式运输发票（11%的增值税发票）。2016年10月份，百乐公司与保龙公司又签订了一份《运输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二”）[武志颖书证三]，协议约定运输货物的名称为：风力发电塔筒，套数为：（3+8）套，运输单价分别为：18.5万元/套、23万元/套，运输总价为：239.5万元，运输目的地为：保龙公司指定目的地，付款方式为：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凭客户货物签收单（有业主方签字认可及我司现场驻场监造验收签字）并出具国家认可的正式运输发票后，甲方安排运输费用。最后结算付款需在业主方吊装结束后，由甲乙双方另行签订结算协议后结算付款。2016年11月份左右，利辛县宏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远公司）与保龙公司签订了一份《运输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三”）[武志颖书证五]，协议约定运输货物的名称为：风力发电塔筒，套数为：11套，运输单价分别为：17万元/套，运输总价为：187万元，运输目的地为：保龙公司指定目的地，付款方式为: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凭客户货物签收单（有业主方签字认可及我司现场驻场监造验收签字）并出具国家认可的正式运输发票后，甲方安排运输费用。最后结算付款需在业主方吊装结束后，由甲乙双方另行签订结算协议后结算付款。2016年12月12日，宏远公司与保龙公司签订了一份《云南寻甸项目运输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四”）[武志颖书证四]，协议约定保龙公司支付宏远公司2A机型11套押车费12.64万元，另外扣除7个基础环9.1万元，合计应付3.54万元。付款方式：保龙公司与业主就此项目补偿协议签订后，并支付到账，同步支付与乙方，支付前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开具11%增值税运输发票。在“协议一”之前，百乐公司与保龙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5日、2014年11月6日签订了二份《运输协议》[保龙公司书证二]，对应运输费总价分别为391万元和230万元。武志颖、保龙公司均确认该二份《运输协议》已经履行完毕。2016年5月12日，保龙公司向武志颖出具了一份《江苏保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无锡百乐物流有限公司运输项目票据及汇款情况说明》[武志颖书证二]，该说明第9项中表明：“云南千岭山项目：合同（一）391万元整，运输费开据391万元整运输发票，汇款391万元整。合同（二）230万元整，运输费开据230万元整运输发票，汇款230万元整。合同（三）186.3万元整，运输费开据186.3万元整运输发票，汇款15.2万元整。”该说明第11项中表明：“合同保证金：2014年7月份汇30万元整，2015年5月份汇10万元整。”2016年9月29日，武志颖以百乐公司、利达公司、龙虎山公司的名义，向保龙公司出具了一份《结算承诺函》[保龙公司书证一]，其内容为：关于我司承运贵司风力发电塔架等所有项目至2016年9月28日已全部承运结束并结算完毕，贵司也已全部支付完毕。贵司对我司（……）承运所有运输项目补贴共计人民币20万元（停运损失、押车费、二次倒运费等），以后我司（……）不再以任何理由向贵司主张2016年9月28日前所有运输项目的其他费用（停运损失、押车费、二次倒运费等）。并且当天武志颖以百乐公司的名义收取了保龙公司20万元。“协议一”正式运输费发票186.3万元百乐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向保龙开具[武志颖书证七]，“协议二”正式运输费发票239.5万元百乐公司于2016年10月27日和2016年11月1日向保龙公司开具[武志颖书证七]，“协议三”正式运输费发票187万元宏远公司于2016年11月16日向保龙公司开具[武志颖书证六]，“协议四”正式运输费发票35400元宏远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向保龙公司开具[武志颖书证六]。保龙公司亦认可收到上述运输费发票。一审庭审中，保龙公司对武志颖诉状中陈述的保龙公司付款情况没有异议。即：“协议一”已付15.2万元，“协议二”已付180万元，“协议三”已付165万元，“协议四”未付款。双方存在争议的事实是：1.武志颖是否具备原告资格？保龙公司认为,运输合同是保龙公司和百乐公司、宏远公司签订，因而原告应当是百乐公司和宏远公司。武志颖认为，为了便于开票，其是以百乐公司和宏远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合同实际是由其履行，履行过程中车辆的组织及相关费用也都是由其来承担，其是实际承运人。同时，其也提交了百乐公司和宏远公司出具的《证明》[武志颖书证一]，百乐公司和宏远公司确认其是涉案合同的实际承运人，其享有合同的一切权利。庭审中保龙公司也认可其是实际承运人。2、“协议一”武志颖是否已经实际履行？保龙公司认为,“协议一”武志颖没有履行，“协议一”中的二次倒运费已经包括在百乐公司与保龙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5日、2014年11月6日签订的二份27套设备的《运输协议》中，因武志颖没有运到指定的地点，由保龙公司的买方自己安排运输公司运输，保龙公司的买方要求保龙公司承担相应的费用，因为没有票开具给保龙公司，保龙公司就和武志颖交涉，武志颖同意开票给保龙公司，但要签合同才能开票，所以就补签了“协议一”。并且2016年9月29日的《结算承诺函》中已经明确，保龙公司再一次性补贴20万元特别注明已经包括二次倒运费,“协议一”的二次倒运费已经结清。武志颖认为,“协议一”已经实际履行，保龙公司就“协议一”也支付了15.2万元的运输费，“协议一”186.3万元的发票保龙公司也已入账，补贴20万元是合同之外的损失，与运输费无关。3.“协议二”“协议三”“协议四”武志颖是否已经履行完毕？保龙公司认为,“协议二”“协议三”“协议四”武志颖未履行完毕，双方未最终结算。后保龙公司确认该项目已承运完毕，但没有结算完毕。武志颖认为,“协议二”“协议三”“协议四”已经履行完毕，并且向法庭提交了与“协议二”“协议三”相对应的《大唐新能源高本山风电场风力发电机组运输完工单》二份[武志颖书证八]，用以证明“协议二”“协议三”“协议四”武志颖已经履行完毕。4.拖欠运输费是否应当支付利息？武志颖认为，根据协议付款期限的约定，延期付款应当支付利息。主张“协议一”欠款171.1万元自2015年5月22日开始计算利息，“协议二”欠款59.5万元自2016年11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协议三”欠款22万元自2016年11月16日开始计算利息，“协议四”欠款3.54万元自2016年12月16日开始计算利息，40万元保证金自2016年12月16日开始计算利息。保龙公司认为，“协议一”没有实际履行，不应当支付利息；“协议二”“协议三”“协议四”因没有最终结算，故没有达到合同付款的条件，更不存在利息支付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武志颖以百乐公司、宏远公司的名义与保龙公司签订的三份《运输协议》及一份《云南寻甸项目运输补充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该四份协议的实际承运人是武志颖，协议实际是由武志颖负责和保龙公司履行。同时，百乐公司和宏远公司也书面确认其二公司与保龙公司签订的所有运输合同，武志颖是实际承运人，武志颖享有合同上的一切权利，故武志颖是本案的权利人，武志颖具有原告资格。协议签订后，武志颖是否实际履行了协议，法院作如下判断：1.关于“协议一”武志颖的履行问题。就此问题，现在能够确定的事实是：保龙公司就“协议一”向武志颖支付了15.2万元运输费，武志颖就“协议一”向保龙公司开具了186.3万元运输费发票,无论武志颖、保龙公司认为是谁具体实施了二次倒运，但“协议一”标的物确实存在二次倒运。保龙公司认为“协议一”标的物的二次倒运是该标的物的买方安排运输公司具体实施，实施后要求保龙公司承担费用，因为没有发票，所以保龙公司要求武志颖开具发票并补签协议。保龙公司的该解释不具有合理性。同时，结合“协议一”内容的详细性、保龙公司就“协议一”已付15.2万元运输费、武志颖就“协议一”也向保龙公司开具了186.3万元的运输费发票以及双方在其后的书面文字中丝毫并没有提到“协议一”纯粹是为了开票而签订等一系列的事实，法院认为“协议一”武志颖已经实际履行。虽然保龙公司又辩称2016年9月29日的《结算承诺函》补贴的20万元中包括了“协议一”中二次倒运费的结清，但『结清二次倒运费』和『“协议一”没有履行』二者本身不能并存，同时根据保龙公司现有的付款情况，也不能认为“协议一”中的二次倒运费已经付清。故法院对就“协议一”履行中保龙公司仍拖欠武志颖171.1万元运输费的事实予以确认。2.关于“协议二”“协议三”“协议四”武志颖的履行问题。根据武志颖提供的二份《大唐新能源高本山风电场风力发电机组运输完工单》，该二份完工单所载标的物与“协议二”“协议三”相对应，虽然保龙公司对该二份证据表示不清楚，但该二份证据上“业主签字”栏内的“刘博”签名与保龙公司提供的《云南寻甸风电项目塔架发货清单》[保龙公司书证五]中“收货方代表签字/日期”栏内的“刘博”签名相印证，同时，保龙公司也没有证据否定上述二份完工单的真实性。因此，法院认为武志颖就“协议二”“协议三”已经履行完毕。“协议四”仅仅是对“协议三”押车费用的补贴，就武志颖义务方面没有超越“协议三”的内容，故武志颖就“协议四”随着“协议三”的履行完毕而同样已经履行完毕。综上，法院对保龙公司就“协议二”拖欠武志颖运输费59.5万元、就“协议三”拖欠武志颖运输费22万元、就“协议四”拖欠武志颖运输费3.54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武志颖履行协议后，保龙公司应当依约付款。根据“协议一”付款方式的约定，无法确定客户货物的具体签收时间，故只能以武志颖向保龙公司开具运输费发票的时间2015年4月22日作为保龙公司的应付款时间。现武志颖主张从2015年5月22日起计算逾期利息，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协议二”“协议三”付款方式约定的内容，虽然约定了最后结算付款需由武志颖、保龙公司双方另行签订结算协议后才能支付，但该约定具有不确定性，会因双方任何一方拖延签订结算协议而致无限制延期，因而该约定属付款期限约定不明。在武志颖履行完合同义务后，应当以武志颖向保龙公司主张之日，作为保龙公司应付款之日。根据“协议四”付款方式的约定，该约定对于武志颖、保龙公司来说，同样具有不确定性，也属于付款期限约定不明，应当以武志颖向保龙公司主张之日，作为保龙公司应付款之日。至于40万元保证金的退还期限，武志颖、保龙公司也没有明确约定，故也应以武志颖向保龙公司主张之日，作为保龙公司应退款之日。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一十条及有关民事政策之规定，判决：一、保龙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志颖支付运输费人民币2561400元，并承担利息（其中：以1711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5月22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以8504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保龙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志颖返还保证金人民币40万元，并承担利息（以4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武志颖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492元，减半收取1524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20246元，由保龙公司负担，并于给付履行款时一并支付。本院审理查明，“协议一”由保龙公司与百乐公司签订，在百乐公司代表栏目有武志颖的签名；“协议二”也是由保龙公司与百乐公司签订，在百乐公司经办人栏目有武志颖的签名；“协议三”由保龙公司与宏远公司签订，经办人栏目无双方人员签名；“协议四”也是由保龙公司与宏远公司签订，在宏远公司落款处有武志颖的签名。2016年9月29日百乐公司、利达公司、龙虎山公司向保龙公司出具结算承诺函一份，该三公司的代表人栏目均有武志颖的签名。同日，在百乐公司向保龙公司出具的收条中载明：今由百乐公司武志颖代收保龙公司给予百乐公司、利达公司、龙虎山公司等三个公司补贴的（停运损失、押车费、二次倒运费）20万元整，收款人落款处加盖了百乐公司印章，并有武志颖的签名。百乐公司已向保龙公司开具“协议一”约定的金额为186.3万元的运输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协议二”约定的金额为239.5万元的运输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宏远公司已向保龙公司开具“协议三”约定的金额为187万元的运输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协议四”约定的金额为3.54万元的运输费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从事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具备相应的条件。经营者须申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进行货物营运。本案中，保龙公司分别与百乐公司、宏远公司签订了运输协议，委托两公司将货物运送至指定目的地，并对相关权利义务作出约定，保龙公司与百乐公司、宏远公司分别形成了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该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合同当事人一方可以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合同当事人享有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并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合同权利义务主要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上述运输协议签订时，武志颖均系百乐公司、宏远公司的代表人，其个人并不具备从事货物运输的法定条件。从运输协议内容及双方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合同当事人为保龙公司与百乐公司或宏远公司，武志颖与保龙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其不能基于运输协议向保龙公司主张权利。百乐公司、宏远公司2017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言明“两公司与保龙公司所签订的所有运输合同，武志颖系该合同的实际承运人，享有合同上的一切权利，保证金40万元实际由武志颖支付，运输费、押车费也有武志颖享有。”该证明的内容未能反映百乐公司、宏远公司对保龙公司享有明确、有效的债权，不具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亦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定。综上，武志颖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关于武志颖是以百乐公司及宏远公司的名义与保龙公司签订协议，协议实际是由武志颖负责和保龙公司履行，武志颖系实际承运人，武志颖享有合同上的一切权利，是本案的权利人，具备原告资格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7）苏048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武志颖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049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退还武志颖30492元；上诉人保龙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492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银芬审判员  沈超彦审判员  顾 洋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沈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