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北民一终字第17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陈起伟。
委托代理人：陈华贵，广西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祥熙，男，北海市银海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燕。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廖坤德。
委托代理人：杨锐，广西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受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
委托代理人：赵忠芹，广西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受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
一审第三人：澳大利亚移民有限公司。
一审第三人：吴壬海会计师事务所。
一审第三人：翟世凤。
委托代理人：刘贵达，京园律师事务所北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日阳，北海市司法局干部。
上诉人陈起伟因与被上诉人李燕琼、廖坤德及一审第三人澳大利亚移民有限公司、吴壬海会计师事务所、翟世凤、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0）海民重字第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2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2年7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陈起伟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华贵、苏祥熙，被上诉人李燕琼、廖坤德的委托代理人杨锐、赵忠芹，一审第三人翟世凤的委托代理人刘贵达、冯日阳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澳大利亚移民有限公司、吴壬海会计师事务所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6月23日原告与被告李燕琼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原告委托被告李燕琼帮办理申请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l63移民签证，总费用为人民币280000元，申请人（原告）在申请未获最终结果而中途自行通知有关当局撤出申请，被告不退还原告已经付给被告的费用。合同签订后，2006年3月14日、2006年8月1日原告两次共向被告支付人民币280000元。被告李燕琼收取款项后为原告代办移民签证事宜，2008年3月1日移民公司通知原告参加面试，原告获得面试通知但没有通过面试，2006年5月17日至2007年3月21日被告为原告代办签证过程中支给移民公司120000元和会计所60000元（2007年3月22日），支付给胡美玉银行帐号审计、二期担保、163申请费分别20000元、48000元、l6920元、24000元（合计l08920元），被告支付翟世风中介费40000元已经公安机关退还原告，2008年l0月23日被告李燕琼受原告委托代办申请二期签证收取原告港币141600元，l0月28日支付给移民公司，原告拒签移民公司送达的受理函。现由于原告没有签证成功双方发生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签证移民申请人委托曾从事外事办工作的被告李燕琼代办申请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l63移民签证，2006年6月23日原告与被告李燕琼签订约定内容由原告委托被告李燕琼帮办理申请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l63移民签证的《协议书》一份，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抗辩成立，予以采纳。被告李燕琼依据协议书收取原告人民币280000元、港币141600元，被告在为原告代办签证过程中付给移民公司人民币120000元、港币l41600元，会计所60000元及翟世凤中介费40000元，被告于2007年3月22日支付审计费60000元前期受会计所指示汇款相关审计费用给胡美玉银行帐号，被告汇款l08920元申请书载明款项用途陈起伟审计、担保等费用，由于原告拒签移民公司受理函，依据双方协议书约定原告自行撤出申请，付给被告的费用不退还，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原告请求返还人民币280000元和港币141600元及赔偿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陈起伟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陈起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错误。⑴没有人向上诉人送达过“移民公司”发出的“受理函”，这一主要事实根本不存在，但一审判决却认定：“原告拒签移民公司送达的受理函。”⑵原判认定的“面试”，实为被上诉人李燕琼设置骗局的一个环节：根据本案《协议书》的约定和被上诉人承诺，只要上诉人交纳28万元，其他一切事宜由其“办妥”。为此，被上诉人编造虚假材料，将上诉人“包装”为“北海泰阳房地产公司副总”，据此“角色”而提出的问题，因不可能“对口”而肯定无法回答。而既然认定“没有通过面试”，此项“出国”“移民签证”应到此为止，但被诉人又为何还要于2008年10月23日另行收取上诉人港币l41600元这一事实和情形，证明“面试”是否“通过”，不是《协议书》无法履行即被上诉人无法履行约定义务的原因和理由，而是因该“移民”行为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而无法实现所致。⑶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二自然段认定的时间严重自相矛盾。该段文字表述为：“2006年6月23日，原告与被告李燕琼签订《协议书》一份”，这一表述，确认了该协议订立的时间。而该自然段的第5行竟然又确认：“合同签订后，2006年3月14日、2006年8月1日，原告两次共向被告支付人民币280000元”。原判确认的上述时间，明显自相矛盾，因为，在该协议书未订立之前的2006年3月14日，上诉人已支付给被上诉人第一批款项。此外，根据上诉方提供的证据证明，2006年3月1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签订过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的条款，一审居然不作认定。另外，既然一审判决确认本项“移民签证”的“总费用为人民币280000元”，而被上诉人又另行收取上诉人港币l41600元的原因、性质及其合法性到底怎样，一审判决却不作认定，这显然是不清不楚的。⑷除翟世凤之外的一审第三人以及一审判决确认的“胡美玉”，其身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合法、确实的证据予以依法确认，但一审判决却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确认其存在，并以此确认被上诉人“被告为原告代办签证过程支付给”他们多少钱。这些认定，显然是无据的，错误的。此外，上诉人与这些“第三人”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和法律上的关系，被上诉人是否向他们“支付”款项，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一审判决认定这方面事实，实为被上诉人开脱责任。⑸一审判决在说理部分确认，被上诉人“曾从事外事办工作。”这一认定，不但没有任何依据，而且是对行骗行为进行“美化”和肯定，因为2006年之前，李燕琼根本与“外事办”无关，即使有关，也与本案无关。⑹一审判决确认本案《协议书》合法有效，没有起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本案协议书无效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方已在原审的主张中和代理词中全面提出，本状不再重述。而必须强调的是：该合同无效，就在于其违反《合同法》第9条规定和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下发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且被上诉人的行为与偷渡“蛇头”无本质区别，这一行为极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甚至国格尊严，又因明知不可能“拿到签证”而损害了上诉人和许多人的合法权益。据此，一审判决确认该“合同”合法有效，明显无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而判决结果，又明显因认定上列事实错误而致。⑺一审判决在说理部分还确认“原告自行撤出申请”，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的421600元，不等于上诉人愿意受被上诉人之骗。被上诉人保证“拿到签证”给上诉人，但最终不可能“拿到”的约定就有理、有据吗此外，本案发回重审前的一审判决书已经以上述协议不合法、“代理”行为不合法而确认该《协议书》无效，从而以此支持上诉人请求，为何在同一样事实的情形下，又作出本案重审判决结果。2、一审判决采信证据违法。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中介行为的合法性，也不能证明其“没有责任”，其中的境外证据材料（含港方）因未经我国驻外使、领机构认证或当地公证机关公证，其真实性、合法性更无从考察，但一审判决采信该批“证据”确认诉讼“第三人”和主要案件事实违法；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国内”材料，亦都仅在证明与出国移民事项不一定有关的层面，但一审判决采信该批违法、编造、拼凑的“证境中介活据”作为判决依据。3、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判决确认的“第三人”“澳大利亚移民有限公司”、“吴壬海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关系人“胡美玉”到底存不存在、合不合法案中没有有效的证据能以认定，与上诉人均无利害关系和法律、合同上的关系。即便真实合法，也存在一个专属管辖审级问题，依法应当由中级法院作第一审管辖而非原审法院有权受理，但原审不但无据确认上列“第三人“，而且有违法受理本案之嫌。4、一审认定如下事实没有证据证明：⑴对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代办的“出国签证”的类别认定不清。⑵根据《协议书》约定，上诉人唯一的义务只是交纳费用，即可在11个月内“拿到”l63B类出国签证，但因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申请的为l63A类签证，从而因合同不可能实现而构成根本违约，还构成时间违约。⑶原判据以驳回原告诉求的唯一依据，是“原告拒签移民公司送达的受理函”，原审认定的这一主要事实，不但不属实，而且于情理不合。⑷原审认定的被上诉人分别支付给本案第三人（除翟世凤）的费用，其时间、金额、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无证据证明。⑸根据在案证据材料公安机关《刑事起诉意见书》确认和被上诉人在该案中承认，被上诉人已经退还给同类案件的案外人吴春燕、许庆本、吴业春、冯香保、陈起东等人同类收费100多万元。这一事实的本身，证明了被上诉人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该批“代办”出国l63B、163A签证，因纯属诈骗而不可能实现办证约定，而一审判决，应作认定但不认定。5、⑴被上诉人于“受委托”期间没有“从事外事办”工作，且即使从事该项工作，也与本案不存在必然联系。⑵双方约定的是163B类移民签证而非“l63移民签证”。原判没有事实根据。⑶原判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没有根据，其中包括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⑷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全部费用，因被上诉人以不可能实现协议约定的事项即有义务返还而不返还上诉人；被上诉人“汇款”给上述“第三人“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⑸因被上诉人诈骗行为而早知必然使合同无法实现，依照《合同法》有关规定，被上诉人还应赔偿损失。⑹上诉人“拒签”事实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原判却无据以“拒签”作为牵强之理。⑺根据民事审判“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政策，无政策依习惯”的民事法律原则，公安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作出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办法》，应当具有强制力，但原判不但对此规定不作认定，反而认定该中介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从而以此理作为认定合同有效的证据。如果连公安部都制约不了从事非法出入境中介行为，上诉人就不得不亲自走访公安部以求证了。对于是否属涉外案件的问题，虽然香港已回归，但作为澳大利亚移民服务公司、是国外单位，对于单位是否存在，要查证以证据为准，但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几个单位的存在，人民法院也有责任查实诉讼主体问题。如果有澳大利亚公司存在的话，也适用涉外案件的管辖。综合上述，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错误、采信证据违法、程序违法，确认本案《协议书》合法、有效无据且违反法律规定，判决不公，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即1、确认上诉人陈起伟与被上诉人李燕琼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两被上诉人李燕琼、廖坤德返还人民币280000元、港币141600元及赔偿损失29978元给上诉人。
被上诉人李燕琼、廖坤德辩称：l、事实上陈起伟申请移民的过程是两次提出移民申请，两次申请失败，原因是上诉人陈起伟单方原因导致的，与被上诉人无关。第一次从2006年签订的协议书之后，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提供第一次申请，因陈起伟面试失败导致第一次申请不成功，上诉人提出第二次申请，被上诉人帮助上诉人进行了二次申请，向香港移民公司支付了申请费后，陈起伟提出了本案的诉讼要求退还款项，导致移民程序的中止，所以两次的申请移民原因中止的原因是上诉人导致的。2、一审判决认定的时间并不是自相矛盾，因为双方签订的时间在2006年3月3日，一审对时间存在笔误，是与双方的证据相吻合的。3、对面试是骗局的问题，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只是签收文件和递交材料，面试作为申请人的重要情形，没有通过的原因是上诉人的自身过错造成的，本案中的移民公司答辩中也认同陈起伟面试失败的事实，不存在面试是骗局的事实。根据上诉人在二审提供的证据中，申请163A在个别情况下可申请l63B的申请，因上诉人确实想申请第二次移民，不存在移民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和无法实现的情形。提到收取费用的问题，向第三人付款的银行汇款及款项都是向胡美玉付款，第三人又对款项进行了确认，胡美玉是由第三人指定的帐户，所以原审法院认定是正确的。协议效力问题，是有效的。关于管辖的问题，上诉人提供移民公司是涉外公司，根据香港法律由香港公民申请的，并不属于澳大利亚的公司，是上诉人对名称的理解错误导致的。4、对上诉人补充的问题，双方签订协议后，被上诉人代为上诉人的代理人，陈起伟还与第三人签订了签证书和确认书，已经确认了申请类别是A类的，也依据A类申请提交了材料，材料是上诉人提交的，而且也确认是申请A类。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是经常会变更，根据政策来相应调整的。从上诉人积极去面试可认定不是骗局，上诉人不清楚案件的情况，李燕琼是否涉嫌诈骗，在程序上没有涉及到李燕琼存在诈骗，也没有司法机关判定李燕琼存在诈骗，款项不是涉嫌诈骗罪退还的款项，作为民事各方达成的退款协议，是民事行为，双方自愿达成退还款项，不能与其他同类案件一样处理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如果存在笔误可以更正，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履行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所以不应返还款项给上诉人。
一审第三人翟世凤陈述称：1、其与本案上诉人无民事法律关系，也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诉求无关。2、翟世凤与李燕琼不是合伙或者合作关系，也不具有共同的代理行为。李燕琼付给翟世凤的钱是李燕琼为感谢翟世凤给她介绍客户而给的中介费，与上诉人无关。3、翟世凤收取李燕琼的中介费已通过北海市公安局全部返还李燕琼并转退给上诉人。
一审第三人澳大利亚移民有限公司及吴壬海会计师事务所没有提出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陈起伟向举证为：澳大利亚投资及签证服务有限公司复函，以此证明该公司未收取过上诉人二期签证费用及未发出过受理函。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也不知道公章是否真实，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一审第三人翟世凤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2006年3月23日上诉人陈起伟与被上诉人李燕琼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上诉人陈起伟委托被上诉人李燕琼帮办理申请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l63移民签证，总费用为人民币280000元，申请人（陈起伟）在申请未获最终结果而中途自行通知有关当局撤出申请，被上诉人李燕琼不退还其已经付的费用。合同签订之前、之后即2006年3月14日、2006年8月1日上诉人陈起伟两次共向被上诉人李燕琼支付人民币280000元。被上诉人李燕琼收取款项后为上诉人陈起伟代办移民签证事宜，2008年3月1日移民公司通知上诉人参加面试，上诉人获得面试通知但没有通过面试。2008年l0月23日，被上诉人李燕琼受上诉人陈起伟委托代办申请二期签证收取上诉人陈起伟港币141600元。上诉人迄今未能签证成功，以致与被上诉人发生纠纷涉诉。
另查明，北海市公安局曾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被上诉人李燕琼立案侦查，期间被上诉人李燕琼支付给一审第三人翟世凤的中介费40000元已经公安机关退还给陈起伟。
还查明，被上诉人李燕琼与廖坤德为夫妻关系。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2、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如何，未能履行的原因是什么，过错在哪一方（其中包括款项是否已支付给了第三人，陈起伟是否拒签移民申请书等行为）；3、被上诉人李燕琼、廖坤德应否返还相应的款项给上诉人。
本案争议的《协议书》订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陈起伟委托被上诉人李燕琼办理移民澳大利亚的签证手续，双方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即李燕琼为陈起伟提供移民中介服务。关于公民出入境中介的管理，国务院于2000年9月11日作出国发（2000）25号《关于加强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的通知》规定：“出入境中介机构的资格认定、审批和监督检查等工作，按照职责分工分别由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负责。审批出入境中介机构一定要严格把关，已批准并颁发经营许可证的，有关部门应送公安部备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工作，加强对出入境中介活动市场的宏观管理。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通知精神抓紧研究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并认真组织实施。有关具体事宜，由公安部负责协调。”根据该通知精神，公安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于2001年6月6日颁布《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以下简称中介活动）系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条所称中国公民出国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和其他非公务活动提供信息介绍、法律咨询、沟通联系、境外安排、签证申办及相关服务的活动”，第三条规定：“公安部归口管理全国的中介活动。地方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要求，负责对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以下简称中介机构）的资格认定和中介活动的业务管理、监督、检查。……”第五条规定：“设立中介机构应当向机构所在地的地、市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公安机关资格认定后报公安部备案。获得资格认定的，由省级公安机关颁发有效期为五年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申请机构凭《经营许可证》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注册。登记注册后，向机构所在地的地、市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备案”第九条规定：“境外机构、个人以及外国驻华机构申请《经营许可证》的，不予受理”，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和个人未经资格认定、登记注册擅自开展中介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取缔，没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上述规定可见，出入境中介活动须经公安机关进行资格认定并取得《经营许可证》方可从事，个人禁止从事出入境中介活动。《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办法》虽然是由公安部及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共同发布的部门规章，但是由国务院授权制定，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国务院在2004年7月1日颁布412号令《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58项：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境外就业、留学除外）公安部。因此，公民出入境中介服务仍然是由行政法规规定的需取得行政许可方可从事的事项，且属于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李燕琼个人擅自从事公民出入境中介服务，违反了上述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被上诉人李燕琼与上诉人陈起伟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关于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如何，未能履行的原因是什么，过错在哪一方（其中包括款项是否已支付给了第三人，陈起伟是否拒签移民申请书等行为），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燕琼未取得移民中介资格，其与上诉人陈起伟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导致协议书至今未能履行，对此，被上诉人李燕琼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因一审第三人澳大利亚移民有限公司及吴壬海会计师事务所均未出庭，无法查实其收取款项的情况，对此不予认定。
关于被上诉人李燕琼、廖坤德应否返还相应的款项给上诉人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李燕琼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被上诉人李燕琼收取上诉人的人民币280000元及港币141600元应当返还给上诉人陈起伟，但已返还的40000元应当扣除，廖坤德与李燕琼为夫妻关系，应共同偿还上述债务。上诉人陈起伟主张赔偿其损失，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亦不当，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办法》第二、第三、第五、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0）海民重字第430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陈起伟与被上诉人李燕琼于2006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三、两被上诉人李燕琼、廖坤德返还上诉人陈起伟人民币240000元、港币141600元；
四、驳回上诉人陈起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860元，专递费100元，诉讼保全费2520元，合计10480元，由上诉人陈起伟负担1048元，被上诉人李燕琼、廖坤德负担94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60元，由上诉人陈起伟负担786元，被上诉人李燕琼、廖坤德负担7074元。（上述费用陈起伟已预交，由李燕琼、廖坤德在履行本判决确定的返还义务时一并偿还给陈起伟）。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新永
审判员 汪海敏
审判员 魏 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龚安珍
附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以下简称中介活动）系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条所称中国公民出国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和其他非公务活动提供信息介绍、法律咨询、沟通联系、境外安排、签证申办及相关服务的活动”；第三条：“公安部归口管理全国的中介活动。地方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要求，负责对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以下简称中介机构）的资格认定和中介活动的业务管理、监督、检查。……”第五条：“设立中介机构应当向机构所在地的地、市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公安机关资格认定后报公安部备案。获得资格认定的，由省级公安机关颁发有效期为五年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申请机构凭《经营许可证》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注册。登记注册后，向机构所在地的地、市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备案”第九条：“境外机构、个人以及外国驻华机构申请《经营许可证》的，不予受理”，第三十一条：“单位和个人未经资格认定、登记注册擅自开展中介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取缔，没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