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08民终4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东区解放路281号。
法定代表人：AjejandroMartinPinttorino，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同市宏佳煤矿机械销售有�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城区魏都大道78号富临宝城B座1110室。
法定代表人：耿喜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宝臣，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同市宏佳煤矿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佳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2016）黑0803民初2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久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亚、李东骏、被上诉人宏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宝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久益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宏佳公司长期、多次实质性违反《代理协议》及相关管理办法，佳煤机公司解除《代理协议》是根据合同约定行使约定解除权，而非任意解除权，一审法院认定久益公司是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行使任意解除权而应承担赔偿责任，既是事实认定不清，也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代理协议》第23条约定：“以下情况时，任何一方可以发出书面通知后终止协议：（b）乙方实质性违反本协议、代理商手册或其他适用的管理办法”。《代理商手册》第十一条约定：代理商退出：代理商出现下列情况，取消其代理资格：4、代理商出现违规违约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5、代理商销售业务连续达不到考核要求。《代理商考评办法》第五条约定：考评方�：采用积分卡考核。处罚方式：60分以下取消代理商资格。根据上述约定，如果宏佳公司考评达不到60分或者实质性违反本协议、代理商手册或其他适用的管理办法，久益公司有权取消其代理资格，即解除《代理协议》。本案中，久益公司恰恰实质性违反了协议及管理办法，并且考评也不到60分。具体事实如下：（1）宏佳公司的考评低于60分，久益公司依约有权取消其代理资格。根据《代理商考评办法》的规定计算，即便宏佳公司其它各项考核指标均为满分，其考评总分最高也不超过48.48分，久益公司有权取消其代理商资格，解除合同。（2）宏佳公司的回款数额严重不达标，已构成实质违约，根据约定，《代理协议》有效期内，宏佳公司回款指标为149000000元，而根据宏佳公司提交的《结算确认函》，宏佳公司在协议期内实际回款数额仅为5619500元，回款达标率为3.77%，回款数额严重不达标，已对《代理协议》构成实质违约。（3）宏佳公司代理销售的15台设备中，销售回款逾期率达100%，截止久益公司发出终止通知之日，均已长期逾期，最长逾期已超过19个月，宏佳公司明显未尽到货款催收义务，已构成实质性违约。其逾期均发生在久益公司解除代理关系之前，证明宏佳公司未能回款是其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而与久益公司终止代理关系无关。久益公司是根据《代理协议》、《代理商手册》及《代理商考评办法》的约定，由于宏佳公司构成实质性违约且符合解除代理关系的条件，而行使约定解除权。此时，久益公司不仅不应向宏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还有权要求宏佳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错误将代理关系的解除认定为久益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行使任意解除权，而要求久益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仅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也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代理协议》及其相关附件明确约定代理费按回款比例支付，在设备未能回款的情况下宏佳公司无权要求支付代理费，一审法院以久益公司“阻止合同条件成就”为由要求久益公司支付未回款部分的代理费，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1、《代理协议》及其附件明确约定代理费以实际回款为支付条件，在宏佳公司未能使得设备回款的情况下，其无权要求支付代理费。2、本行业内促成交易并非难事，代理商的主要义务是催款，这也是行业内以回款作为代理费支付前提条件的原因，在宏佳公司未能使得设备回款的情况下，其主要合同义务未履行，无权要求支付代理费。3、一审认定久益公司解除委托关系构成阻止合同条件成就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1）《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所指条件是针对合同效力的条件，并非是合同一方在合同履行时是否具备履行条件的问题。（2）久益公司是因宏佳公司实质违反合同约定而行使约定解除权，也并不存在不正当阻止宏佳公司履行的情形。三、《代理协议》明确约定协议终止后，宏佳公司无权要求赔偿；且宏佳公司并未主张损失赔偿，其证据也不能证明其所称损失金额；一审判决无视《代理协议》的约定判令久益公司向宏佳公司承担损失，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也是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纠正。1、《代理协议》第24条明确约定协议终止后，宏佳公司无权要求赔偿。2、宏佳公司起诉状所列诉讼请求是要求支付代理费，并非损失赔偿，一审判决判令久益公司向宏佳公司承担损失，显然属于超出诉讼请求，属于重大瑕疵，应予纠正。3、宏佳公司对其所称损失仅提供会计账册一套加以证明，而该等账册一方面是宏佳公司单方面制作，属于当事人陈述，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具有证明力；另一方面其所列内容也无法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仅凭该等账册即认定损失金额并要求久益公司赔偿，显然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应予纠正。四、《应收账款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就逾期超过13个月回款扣减所有，宏佳公司诉请的15台设备回款在2015年1月23日解除代理关系之时就已大部分逾期超过13个月，即便其代理商资格未被取消，也无权要求就该等回款支付任何代理费。五、一审判决判令久益公司按照全部代理费的70%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比例没有任何事实、合同或法律依据，进一步证明一审判决的错误，应予纠正。
宏佳公司辩称，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黑0803民初244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关系，被上诉人是上诉人选中的产品代理销售商之一，上诉人授权被上诉人在山西省地区代理经销上诉人生产的掘进机及配件，双方每年度签订一次《代理协议》，并由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签署出具授权委托书。所谓《代理协议》，其实是上诉人为全体代理商（10余家）共同出具的格式合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代理的区域、代理费的结算方式、代理范围以及奖罚政策等等均有明确的规定（代理商不许越雷池半步，否则即被剥夺代理权）。在《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销售与服务中心代理商协议》第一条第一款代理商定义第3项中规定：“代理商从事佳煤机公司产品及零配件的销售和服务的业务活动。获取订单后，由久益公司直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实施产权转移，代理商的利润来源于合同实际销售价格与国际煤机集团与代理商商定的指导�售价之间的价格差异，扣除应缴纳的税费。此项利润包括：代理商在销售、服务及客户回款等环节上的所做的工作产生的各项费用，由久益集团根据客户的回款比例支付给代理商，代理商出具代理费发票”。所谓代理商协议，是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在合同条款中不难看出，上诉人基于其强势地位，享有的大多是权利，而被上诉人享有的大多是义务。即便如此，双方在十几年的合作中，被上诉人仍极尽职守，全力完成上诉人下达的各项销售指标。其间，也不乏客户拖欠货款的情况，但双方一直延续良好的合作关系。
被上诉人对代理费结算条款的理解，认为该条款只是对结算条件的约定，即被上诉人在完成销售工作、履行代理合同义务后开始享有合同权利的条件，并不是对结算时间的约定。上诉人断章取义，认为结算时间节点的期限受一年的合同期限制的解释是错误的。被上诉人签订完的多份《买卖合同》回款都是约定分期给付货款，最后一次结款大都约定在合同开始履行后的一年时间，有的合同签订时间就在《代理协议》的履行尾期，即有些《买卖合同》刚刚签订完履行了几天时间《代理协议》就到期了，这势必导致和显现代理人不能按《代理协议》回收货款的逾期回款结果，原因是《代理协议》与《买卖合同》的履行时间不同步所致。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上诉人所述，结算时限按照一年合同期内的回款指标确定，依照上诉人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的结算条款，一般约定是上诉人发运掘进机到达客户处，安装调试后结算部分货款，还有部分货款是在掘进机运行一年后即质保期满后结算。那么，按照上诉人的理论，在一年的合同期内，尚有部分货款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被上诉人的结算代理费的权�如何能受到保护呢？何况，在被上诉人促成上诉人与客户签订合同后，被上诉人即完成了除催款以外的大部销售工作，上诉人何时发货，何时到客户处安装调试，又受到许多客观因素及条件的限制，不受被上诉人所控制和支配。此期间的延误也是现实而客观的。
上诉人解除了被上诉人的代理权，同时也终止了被上诉人对代理合同的权利，是违背双方代理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代理协议》第4条约定：“主机销售75000000元，回款149000000元，配件销售6000000元”，从代理协议列写的年回款指标149000000元看，而当年销售指标是主机销售75000000元，配件销售6000000元，回款大于销售额，这说明销售回款历年都是完不成的欠收状态，由此可见，回款指标中包含上一年度的货款，即本年度才获付款条件的货款指标。并不是答辩人主观不去完成回款指标，而是制定的回款指标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数据。这也是上诉人没有在2013年及2014年度代理合同期满立即解除代理合同的原因。上诉人在2015年初解除被上诉人的代理权后，又不正当的解除被上诉人催收货款的权利，进而剥夺了被上诉人结算代理费的权利是违约行为。原审判决认定“被告单方解除原告委托合同，并通知各设备购买方禁止原告继续清收货款，明显属于阻止合同条件成就”，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认定。
二、被上诉人此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做了大量的销售基础工作及售后服务工作,取得了显著的销售成果应当获取报酬。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合作多年，上诉人从过去的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到后来的IMM公司以及现在已经整体转让的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其生产经营状况几起几落，受诸多因素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个煤炭行业的兴与衰，众所周知，自2014年起，煤炭行业受煤炭价格严重下跌影响，普遍效益不好，很多过去信誉良好的客户也因效益不好而开始拖欠货款。但从长远利益角度考虑，供货商一般不会采用司法手段来进行维权，只是采取催告或发询证函的方式进行催款，因为市场有限，市场需求更加有限。这就客观上要求供货商一方面要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和扩大产品知名度，加大对客户的宣传力度，提高售后服务质量，甚至在整机销售过程中随机还要增加赠送一些高额配件等，总之，在全国掘进机生产厂家多达30余家的激烈竞争状态下，要保存既有的市场，又要开拓新的市场，除了提高服务质量和提供高品质的技术支持，别无它法。而为了保有既有的客户群体，即使一些客户发生了拖欠，一般也不会采取司法手段催款，因为一旦采取司法手段，便预示着你要丧失该客户。基于这个理念，上诉人出台《应收账款管理办法》等文件严格限定了被上诉人催收货款的程序，尤其以给代理商发电子邮件公文等方式限定了以法律诉讼手段催收货款。
被上诉人在《掘进机销售代理费结算确认函》中所列《买卖合同》是受国内煤炭市场整体销售回款不畅的不可控特殊形式的影响而没有按约定回款，逾期回款期间被上诉人只能依照上诉人指示精神履行合同催款工作，该时段上诉人制定下发了一系列限制性文件给被上诉人，诸如《会议纪要》以及《应收账款管理办法》等被上诉人只能遵从，催款方式及时间进度全由上诉人掌控中。被上诉人在正常催要货款无效前提下，可以代理采取诸如依法诉讼手段实现催款目的，但上诉人考虑整体市场因素以及怕伤害客户关系等原因，不给被上诉人出具授权手续进行诉讼催款。导致逾期回款的原因上诉人有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从而可以判定出现逾期回款绝不是被上诉人对《代理协议》的实质性违约。
围绕销售工作，被上诉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既要努力维护原有的客户群体，又要不断开拓新的市场。而新市场的开拓谈何容易，既要了解客户的需求，又要调查了解客户的运营状况和发展规划，努力做到对市场的先知先觉。被上诉人为完成上诉人委托的销售工作垫付了大量的费用，合计多达23000000余元。通过以上种种努力，被上诉人很好的完成了销售工作的大部，取得了很好的销售业绩，即在上诉人销售指导价的基础上，仅涉案的15台掘进机便加价约16000000余元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如果没有良好的基础性调研工作和售后服务工作，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上述销售业绩的。依照法律规定，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还该费用及其利息。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也明确约定，代理费的组成包含为完成销售工作所垫付的费用。上诉人拒不向被上诉人结算代理费的行为却是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只是在回款的环节上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是各煤矿、矿务局普遍亏损、资金不足造成的，其间不存在被上诉人不尽心尽力工作或与他人串通而恶意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根本性违约行为。
上诉人述称“本行业内促成《买卖合同》交易并非难事，代理商的主要义务是催款”的说法完全是避重就轻的无稽之谈，是不切合实际的主观外行说法。如果代理商主要工作就是催收货款，那么代理商的利润是不是大的达到了暴利的程度，如果仅仅是催款，上诉人完全没必要委托他人完成，仅派自己公司职工催款的成本岂不是更低廉，何必花费天价的代理费呢？谁都不难看出二者的天壤之别！
中国市场的销售工作，在老外眼里是个“脏活”，老外不屑干这些脏活，便将这些工作委托第三方来完成。各行业内部均有“潜规则”，为了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首先得与各路神仙联络感情，小到吃吃喝喝，大到出国旅游，端不到桌面的费用大得出奇，这就是中国市场的现状。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每份《买卖合同》在签订之前，被上诉人的销售业务人员都要提前采取有效途径获取客户需求信息，无数次的与用户相关负责人进行业务沟通，派技术人员到矿井下实地考察用户需求推荐适当产品，组织专业人员通过法定的招投标程序进行竞标，中标后完善商务谈判才能签订《买卖合同》，随后再履行运输、发货、安装、调试等售后服务工作。只有做好上述全部工作才能有资格实现合同回款，做好做全以上工作是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很高经济代价的，后期回款之前的整体工作占签订及履行《买卖合同》全部工作量的近80%。一审判决上诉人按约定全部代理费金额的70%给付损失是客观的。上诉人指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是没有道理的。
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上诉人在2014年度末，并未对被上诉人进行打分考评，也未对其他10余家销售公司考评打分，均一律解除了《代理协议》应赔偿损失。
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此前的10余年间都合作的非常好，后来由于久益环球公司的入主和煤炭行业的不景气，久益环球公司调整了经营战略，先后与全部10余家销售公司解除了合同，就在此后的一年间，上诉人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也全面停产，工人下岗，公司关门，其上级股东久益环球集团业已将全球产业整体出售给日本小松公司。
上诉人在上�状中称“宏佳公司的考评低于60分，久益公司依约有权取消其代理资格”，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多年来上诉人从未对全国各区域销售代理商实施过打分考评，也从未取消过任何代理商的代理资格。所谓的对答辩人考评不合格仅仅是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状和上诉状中选取只言片语的素材而杜撰的结论。其表现是上诉人仅选用答辩人邮寄给上诉人的那份《掘进机销售代理费结算确认函》上标注的销售回款数据测算考评，上面所列销售及回款数额仅仅是答辩人全年销售回款的一部分，已经结算完代理费的大部分代理业务并没有列入其中。上诉人仅依据《代理协议》有效期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30日间三个月时间段，按答辩人催结代理费用的《掘进机销售代理费结算确认函》上标注的销售回款数据（回款5619500元）测算被上诉人回款严重不达标是不客观且不科学的，这样的�评结论显然是不客观的，更不能作为上诉人依约解除代理合同取消答辩人代理商资格的依据。上诉人若真的依据当事人双方在2013年签订的《代理商手册》中的《代理商考评办法》考评答辩人的业绩，答辩人也不会达到不及格被取消代理商资格的水平。
在2015年初，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了授权书，是双方延续履行《代理商协议》的行为表现，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并未因合同到期而终止，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取消其代理权的行为属单方解除委托关系的认定是准确的。上诉人以被上诉人长期多次实质性违反《代理协议》及相关管理办法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认为撤销代理授权拒绝给付代理费是依据合同约定而为之的合法行为。这是上诉人错误的曲解《代理协议》或者是有意规避《代理协议》中有关代理费结算给付的约定。其目的是为了独享被上�人的销售成果而不支付代理费，并非行使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而是任意解除双方的代理合同。上诉人在上诉状乃至一审答辩中所列举的被上诉人在多份代理的《买卖合同》签订履行发货后，没有按《买卖合同》约定期限履行回款义务，从而归结为是被上诉人实质违约，这是片面不客观的结论。上诉人解除了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10余家销售公司的代理权，实属行使任意解除权。而由此给被上诉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万元。诸如：被上诉人贮存的大量配件，建造的配件仓储库房，10余辆交通运输车辆，数十人下岗遣散费用，未到期的专业技术服务合同违约金的支付等等。
而此时，被上诉人创造的16000000余元的纯销售利润，已由上诉人无端独享。上诉人不正当阻止被上诉人催收合同价款，即是意在侵吞和独享该利润。而创造该利润的基础，是原告垫付支出了大量的销售费用和售后服务费用。答辩人提供本公司的一套会计账册旨在证明上诉人为开展代理销售业务产生了大量必要的费用支出，他本应属于代理费报酬的组成部分。上诉人拒不支付代理费将给答辩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答辩人要求赔偿的主要依据是《代理商手册》中的《代理协议》、《代理费计算办法》以及《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销售与服务中心代理商协议》结合签订履行的《买卖合同》而计算出的既得利益损失。
四、上诉人在单方解除代理商协议后，客户拖欠的货款仍在源源不断的回收。
上诉人在单方解除代理商协议后，客户拖欠的货款仍在不断的回收中。依照上诉人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货款的支付方式多为预付一定比例，掘进机发运至客户处安装调试后给付一定比例，还有一定比例是质量保证金，要在设备运行一年后才能支付。但有一部分销售合同在履行中上诉人未收取预付款便开始发货，这也是对造成拖欠货款的一种放任的态度，客观上加重了被上诉人的负担。上诉人应当对此承担责任。
还有一部分销售合同，上诉人对所销售的掘进机设定了保留所有权条款，在客户违约发生拖欠货款后，上诉人可以向客户主张所有权，但上诉人并未主张该权利。由被上诉人促成交易的15台掘进机的买家大都是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现仍在正常生产经营中，拖欠上诉人的货款的各项权利并未灭失。通过催索是完全可以收回的。
五、一审判决上诉人给付代理费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结果是在诉讼请求范围内做出的公平判决。
当事人双方签订2013版书面的《代理协议》到期后，上诉人对答辩人新一轮再授权应视为延续前《代理协议》的合同内容，可作为上诉人支付赔偿�理费的依据。上诉人单方撤销代理权后，也是解除了《代理协议》，那仅仅是答辩人没有资格和权限再行代理上诉人从事《代理协议》项下的新代理业务而已，不代表答辩人就丧失了原业务获取代理费的权利。
上诉人以一些不成立的理由在答辩人完成大部分代理销售工作后撤销授权解除代理合同关系，这是违反《合同法》第45条规定行为，属于上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撤销代理权不正当的阻止合同履行完毕，既上诉人在《买卖合同》履行到最后阶段不需支付代理费。虽然当事人双方在《代理协议》中约定了代理费按回款比例支付，但这一约定只是对代理费兑现时间的约定，不代表没有按约定时间回款或代理期满就丧失获取代理费权利，上诉人以逾期回款为由拒付代理费是在偷换概念。上诉人依据格式合同条款拒绝支付代理费是不公平的违法行为，属《合同�》第39条、第40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上诉人不支付代理费是不公平的，上诉人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利益，被上诉人有权依据《合同法》第107条要求获赔代理费损失，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405条、410条适当判决赔偿是正确公平的适用了法律。
一审判决是在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内下判的，不存在超出诉讼请求判决情况。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确了赔偿代理费损失金额，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要求判令被告赔偿给付原告掘进机销售代理费损失9480854.7元，一审庭审笔录和录像资料中应该有明确的记载。上诉人提出的该项超请求判决的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另补充：上诉人说对双方的应收账款管理办法，被上诉人没有按该办法催�，逾期13月，被上诉人不认同，被上诉人在劣势情况下没办法催款或诉讼方式催款，上诉人不给被上诉人授权导致被上诉人无法催款，产生逾期不仅仅是被上诉人一方的责任，一审庭审中法官要求原告明确诉讼请求，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具体数额，所以一审的判决没有超过诉讼请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代理费金额，上诉人仅是对比例和金额产生异议，被上诉人在此发生了很多费用；多产生的16000000元是剥夺被上诉人的利润，考虑代理工作没有完全完成，所以被上诉人要求70%的代理费是合理的，因此，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宏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原告掘进机销售代理费损失9480854.70元及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从事煤矿机械设备销售的企业，被告系煤矿采掘机械制造企业。被告的前身为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2013年11月，经久益环球国际煤机集团收购，成为了其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于2016年1月变更名称为“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2012年以来，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委托原告在山西省指定的区域内负责销售其生产的掘进机设备，并由原告负责售后服务工作。双方每年签订一次《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销售与服务中心代理商协议》，并由委托方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代理商销售区域。2013年11月，久益环球收购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后，分别与各区域代理商签订协议，并发布针对代理商的《销售工作会议材料（2014）》，其中包括《代理商手册》、《代理费计算办法》、《代理商准入退出管理办法》、《代理商考评办法》、《区域划分管理办法》、《掘进机配件销售管理办法》、《掘进机大修管理办法》，为代理商设置权利义务。2013年11月1日，久益环球集团与原告签订《代理协议》，确认双方之间委托销售合同关系，明确了代理费计算办法为：主机销售价高于出厂价的，分两部分计提，根据不同机型，出厂价部分按销售价的4%-5%计提，EBZ200以下机型按4%，EBZ200以上机型（含EBZ200）按5%，高于出厂价的部分按差额的60%计提。代理费结算按照回款比例支付。双方合同约定，代理费包括销售过程中发生的业务费用、代理商承担的运费、代理商的利润、代理费涉及的各项税费、技术支持及宣传费用五项。同日，被告签发编号：JOY/XS-
JMS-
SQ201408授权书，明确授权市场范围，授权期限自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此后，原告按照约定开展销售业务。2014年1月1日，被告又向原告签发编号：JOY/XS-
JMS-SQ201410-1、JOY/XS-JMS-
SQ201410-2两份授权书，重新确定授权市场范围，授权期限为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1日，被告再次签发编号：JOY/XS-
JMS-SQ201510-1授权书，明确授权市场范围，授权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另查明，自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原告共向授权区域内的10家煤矿企业销售各类型号掘进机共计15台，累计销售价款103604950元，实现销售溢价约16000000余元，该销售溢价款系通过原告的销售行为所增加的纯利润。以上15台掘进机均由被告与买方签订了合同，并实际交付货物。销售合同中均约定了掘进机质保期为一年，支付货款的最长期限为质保期满之日。期间，原告收回货款六笔，金额16019500元，被告按照约定代理费计算办法，分六笔支付原告代理费累计2237349元。2015年1月23日，被告书面通知原告取消其代理商授权，并通告原告代理区域中所有已达成《买卖合同》的矿方，不再由原告继续代理销售以及与销售有关的结款业务。�告于2015年4月29日通过山西省市御城公证处向被告邮寄一份《掘进机销售代理费结算函》，正式要求被告给予结算代理费，被告收到该函后未予回应。故原告诉讼来院，要求被告按照应提代理费的70%计算，支付完成委托事项所垫付各项费用的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委托销售合同关系事实清楚，并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到期终止，还是被告单方解除？如属于被告单方解除合同，是否构成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本院查证的事实，结合法律规定，法院意见如下：
1、双方合同关系终止的原因。诉讼中，原告认为合同因被告单方解除而导致终止。理由是合同尚在履行期内，被告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解除。被告认为，原告与久益环球国际煤机集团签订的《代理商协议》约定的合同期限自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此后，双方未续签合同，该合同因到期而终止。书面通知取消原告代理权是合法解除原告的代理商身份，不涉及任何合同的解除。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其做出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通过庭审调查可知，原、被告之间的代理关系已持续多年，每年被告都给原告出具授权书，以规定原告销售区域。2013年久益环球国际煤机集团收购被告公司后，为了规范管理，代表被告与原告重新签订了《代理商协议》及附件，出具了《销售工作会议材料（2014）》，从内容上看旨在规范代理商的销售工作，并制定销售指标、考核办法，是从整体上对各子公司开展销售代理工作的指导。至于实际的委托销售合同关系，仍然在原、被告之间建立。2015年1月1日，被告明知原告与久益环球国际煤机集团签订的《代理商�议》已经期满，但仍然为其出具授权书，并接受原告的销售行为，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仍在履行，合同内容沿用《销售工作会议材料（2014）》的相关规定。因此，双方之间的合同并未因到期而终止，被告通知原告取消其代理权属单方解除委托关系。
2、被告单方解除委托销售合同关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合同法》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法院认为，法律赋予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但应以不损害受托人因委托合同可以获取的合法利益为条件。否则，便构成违约行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解除委托关系的主要理由是原告回款不利。但从双方履行情况看，掘进机的销售合同由被告与买方签订，合同中约定的质保期均为一年，货款的最长支付期均为质保期届满之日。而原告与被告的授权期限仅为一年。这样，由于两类合同的起止时间的不一致性，必然导致原告将掘进机出售后，只能在下一年度才可结回全部货款。在前期的合作中，被告也存在下一年度结算原告在上一个或几个授权期内所销售掘进机代理费的情形。此乃双方基于对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稳固性、长期性的共同认可使然。另外，根据被告向原告提供的《应收账款管理办法》可知，被告为了不因催款行为影响客户与被告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各代理商催款方式进行了限制，而且设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尤其限定了以法律诉讼手段催要货款，主导着销售货款的催要工作。鉴于以上原因，原告在催款环节并无明显不当。虽然在《代理协议》中确定了年度回款指标，但双方并未将回款情况作为解除�同的条件，按照被告管理要求，需要对各代理商综合考核评分，回款只是其中一项指标，被告未能明确说明对原告的实际考核情况。
被告单方解除原告委托合同，并通知各设备购买方禁止原告继续清收货款，明显属于阻止合同条件成就。《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未成就。”原告在合法的授权期限内销售掘进机十余台，完成了销售行为，正处在清收货款阶段，而且已经收回部分货款。此时，被告单方解除原告的代理权并通知买受人，阻止原告完成委托事项，属于不正当阻止条件成就，应当视为条件已经成就。由于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预期利益受损，无法获得约定的代理费，该损失属于原告的直接损失。被告认为，代理费的支付是有约定条件的，即按照原告收回货款的比例支付。法院认为，该代理费结算条款约定的是双方在委托合同履行期间如何确定代理费，不属于合同解除后的结算条款，不适用于合同解除后双方如何结算委托费用或支付报酬。况且该条款体现的内容是代理费结算方式的规定，而不是对结算代理费期限的规定。
综上所述，被告解除委托合同，阻止合同条件成就，导致原告不能通过获取代理费的形式，收回从事委托事项所垫付的各项费用及支付的成本，并获取相应利润，造成了原告经济损失，对此，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诉讼中，原告提出共有16台掘进机的代理费未支付，但2014年7月销售给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的一台Ｅ×××××型掘进机，并未促成被告与买受方签订购销合同，无法确认该笔销售是否成功，法院对该笔销售行为不予确认。除此之外，原告共销售掘进机15台，按照双方约定的代理费计算办法，依据双方往来的电邮函件，可以确认原告可提代理费15543710元，扣除已经实际支付的代理费剩余13306361元。考虑到原告在委托合同解除前毕竟未能实现全部回款，后续催款工作将由被告完成，原告将省去部分费用，综合考虑原告已完成的工作量以及为被告创造的利润值，法院确认被告按照应提代理费的70%支付原告的实际损失。为了维护公平交易，倡导诚实守信，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大同市宏佳煤矿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各项损失9314452.7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166元由被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证据1所证明的问题，与原审中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以书面通知的形式通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关系一致；对证据2，因是邮政速递单，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上诉人解除被上诉人代理权的行为性质；上诉人应否承担被上诉人代理费损失的赔偿责任及赔偿标准。
双方对上诉人解除被上诉人代理权的行为性质各执一词。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年度考核不达标而行使的约定解除权，而被上诉人认为是上诉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上诉人提供的《关于取消宏佳公司代理商资格的通告函》，只能证实上诉人于2015年1月23日解除了被上诉人的代理商资格，而并未体现解除的原因。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年度考核不达标是上诉人解除被上诉人代理权的主要原因，而其并未提供对被上诉人的考核结果，只是在诉讼中上诉人按考评办法对被上诉人业绩进行的估算结果，并非进行了年度考核。
关于货款的清收问题：庭审查明，被上诉人向第三方销售的设备由购买方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并由购买方将货款支付给上诉人，由上诉人将设备直接发给购买方。在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中均约定签订合同时预付货款30%，而上诉人并未严格按合同约定执行，有的在未付预付货款的情况下，上诉人便将设备交付给购买人；同时，此期间全国的大环境是煤炭市场不景气；另外，上诉人在解除被上诉人代理权时有部分合同的履行期限未到清偿期；同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催款方式进行了限制，尤其限定了以法律手段催要货款。因此上诉人也应对未清收回款承担一定责任，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回款数额不达标的责任全部归结于被上诉人显失公平。同时，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多数约定了所有权保留条款，即在购买方未全部付清货款前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因此，不存在货款流失的问题。
综上，上诉人称其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因被上诉人年度考核不达标，缺乏依据，无法认定上诉人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
原审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给付代理费损失，而并非给付代理费。双方签订的《代理商协议》第四项约定：（一）代理费用：在销售实施后，代理费用按实际合同价格与产品/备件指导价格的差额进行结算。（二）代理费用支付：根据合同付款条件及实际�款情况按比例支付。
上诉人制定的《代理费计算办法》中规定：主机销售价高于出厂价的，分两部分计提代理费：出厂价部分按销售价的4-5%计提；高于出厂价的部分按差额的60%计提代理费。
综合上述约定及规定，可以看出产品售出后即发生代理费，只是约定了给付的条件是按回款比例支付。
2015年1月23日，上诉人取消了被上诉人的代理商资格，停止被上诉人一切与上诉人有关的销售及销售有关业务行为，包括停止对被上诉人已销售设备货款的清收工作，并通知被上诉人代理销售产品的购买单位，对所发生业务的未完事项不再由被上诉人办理。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导致被上诉人无法对已销售设备货款进行清收，剥夺了被上诉人对已经发生的代理费按回款比例收取代理费的权利，造成了被上诉人代理费的损失。虽然上诉人提出了依据公司制定的《应收账款管理办法》，对13期以上部分，扣减该部分的全部代理费。但该办法是其内部的规章，并不是合同的一部分，对被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同时为了维护客户关系，该办法对代理商的催款方式进行了限制，设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规定应尽量采取非诉催收的方式，由此可见，上诉人主导着货款的催收工作。因此，被上诉人在催款环节并无不当。另外上诉人提出根据《代理协议》第24条第（2）项规定：本协议到期或终止的，对于因该到期或终止产生的任何费用、赔偿或类似付款，包括损失客户、商誉损失、预期销售的利润损失等的赔偿，久益集团/或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该条款系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剥夺了被上诉人的权利，免除了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该条款应为无效条款。因此，上诉人应承担给付被上诉人代理费损失的责任。考虑到被上�人所主张的这部分代理费损失，是在合同解除时并未回收回来的货款所应计提的代理费，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酌定按应计提代理费的50%支付代理费损失为宜。
综上，久益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2016）黑0803民初2440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大同市宏佳煤矿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代理费损失6653180.50（13306361×5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78166元，由上诉人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负担58372元、被上诉人大同市宏佳煤矿机械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979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彦东
审判员 李慧强
审判员 刘艳军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