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鄂某某行初字第00006号
原告骆某某。
原告刘某某。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熊某某、刘某，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诉讼代理。
被告某某工商局。
法定代表人郭某，某某工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某、孙某某，某某工商局干部。代理权限：一般诉讼代理。
第三人某某地产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某地产公司董事长。
第三人王某。
第三人某某构件厂。
法定代表人钱某某，某某构件厂经理。
第三人钱某某。
第三人吴某某。
第三人张某某。
第三人朱某某。
上述七位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某，男，某某地产公司副经理。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骆某某。
第三人邱某某。
第三人杨某某。
原告骆某某、刘某某（刘某某）不服被告某某工商局工商变更登记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某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熊某某、刘某，被告委托代理人刘某、孙某某，第三人某某地产公司、王某、某某构件厂、钱某某、吴某某、张某某、朱某某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骆某某、邱某某经本院传票传唤，第三人杨某某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骆某某、刘某某诉称，二原告系原襄樊市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2004年10月第三人某某构件厂以伪造的《土地评估报告》虚假增资777.33万元，骗取工商登记。被告某某工商局于2005年12月15日作出襄工商处字（2005）第1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某某构件厂虚假增资骗取工商登记。2008年12月第三人吴某某冒用刘某某等股东的签名，伪造公司文件，违法将股东刘某甲、骆某某的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将股东杨某某的股权转让给吴某某，将股东邱某某的股权转让给朱某某，被告某某工商局于2013年2月28日作出襄工商处字（2013）第08号工商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上述违法事实存在。但被告拒不纠正错的行政行为，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明知某某构件厂法人股东违法，又继续帮助其掩盖违法行为，于2013年12月在某某构件厂早已从法律上主体消亡的情况下，又批准该厂将违法享有的777.33万元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王某，尔后变更登记为某某地产公司，又颁发了以第三人王某为法定代表人的某某地产公司营业执照。因此，请求判令：1.被告某某工商局立即撤销2013年12月9日给第三人某某地产公司颁发的注册号为：xxxx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2.被告某某工商局立即撤销2008年12月颁发的注册号为xxxx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3.判令被告某某工商局更正前述违法行为后，立即恢复原告所拥有的2004年10月14日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依法办理新的营业执照（不包括法人股东某某构件厂）；4.依法确认2012年12月18日第三人王某受让某某构件厂股权为777.33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同时确认某某构件厂于2004年10月14日向某某地产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777.33万元的行为无效；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某某工商局答辩称，一、该局2008年12月22日及2013年12月9日分别作出的某某地产公司（原名称为襄阳市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某某公司”）变更登记行为合法有效。某某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二、原告要求确认某某公司2004年10月14日的增资行为无效的诉求不能成立。1.原告提出的这一诉求，属于民事诉求，应当提起民事诉讼而不是行政诉讼；2.此次变更登记时间是2004年10月14日，原告起诉时间为2014年2月27日，已超过法定最长起诉期限；3.某某工商局于2004年10月14日作出某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行为合法，登记行为无过错。某某工商局实施变更登记时，并无核实“股东增资相关报告真实性”的强制性法定审查义务，即使土地评估存在虚假，登记行为本身也并无过错。三、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股东权益纠纷，应提起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1.某某工商局于2004年10月14日、2008年12月22日作出的变更登记，距离原告起诉时间均已超过5年的法定最长起诉期限。2.原告骆某某、刘某某在2013年12月9日的变更登记中只涉及到此次股权转让是否真正落实和保障其行使优先购买权问题。某某工商局依法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属于宣示性登记，完全依公司申请予以登记。对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纠纷，原告应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而不应对登记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四、原告所称2008年12月变更登记中的股权转让行为被“确认违法”与事实不符，在此基础上实施的后续变更登记合法合理，有助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司健康发展。2013年2月28日，某某工商局对某某公司2008年12月22日变更登记中提交虚假材料，取得登记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但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违法事实为股东刘某某被冒名签名，并未认定其他股东被冒名签名，对“股权转让已经其他股东半数同意、转让双方达成协议完成转让”的主要事实也没有认定为虚假。刘某某仅有4.07%的表决权，虽然被冒签名而导致签字无效，但不能因此认定整个股东会决议无效，更不能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013年12月9日某某公司变更登记，在公司发出通知后，股东刘某某、骆某某（两人共代表6.78%的表决权）未按期参加股东会，应视为放弃相关自身权利，公司所作的股权转让、任免法定代表人的决议经过9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是合法、有效的。五、某某公司原股东虽有虚假出资行为并且未出资到位，但不影响其对外转让股权，不影响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性。某某公司股东某某构件厂曾因2004年提交虚假证明文件、虚假出资777.33万元被某某工商局2005年12月予以行政处罚，并且出资至今尚未到位。将出资未到位的股权进行转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出资是否到位的问题，属于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对此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原告提出“确认此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求，一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是属于民事诉求，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六、原告称“某某构件厂主体消亡”无事实依据，且不影响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性。综上，对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纠纷，原告应提起民事诉讼。被告的行政行为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某某地产公司、王某、某某构件厂、钱某某、吴某某、张某某、朱某某等七位第三人共同述称，1、原告诉求撤销2013年工商部门颁发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缺乏法律依据。2012年10月2日公司经原董事长同意，法定代表人张某某提议，引进新投资股东，并征求相关股东意见，提前15天通知股东开会。主要议题一是讨论王某补充原公司虚假注册资本777.33万元的事，二是讨论推荐新一届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人选。应参加股东7人，实到5人，另2名股东刘某某说在外有事不能参加，骆某某回东津盖房。股东会符合《公司法》第四十四条要求。会议通过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襄州区投资人王某注资办理股权转让，接受张某某辞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股东最后一致表决通过王某为某某公司新一届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同时该公司已向工商部门备案襄某某房字（2012）005号和006号二个股东会决定，到会的股东全部签字通过。上述程序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当时该公司还邀请了市公证处2位工作人员参加现场公正并摄像录制了光盘，公证员宣布认定该次股东会合法有效。股东刘某某占资比例为4.07%，骆某某为2.71%，两股东合计占资为6.78%，两股东未参加股东会不影响公司决策表决权，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决议，符合法律规定。3、公司2008年12月的变更登记合法。二原告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后长达5年未向工商机关提出任何异议。邱某某、杨某某均认可股权转让，骆某某组织实施安排了这次公司变更与股权转让，并在股权转让时第一个签字同意，现后悔自己当时的行为，诉求不能成立。4、二原告要求恢复10年前即2004年10月14日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办理新的营业执照，已超过法定最长起诉期限，不受法律保护。5、二原告提出2012年12月18日王某受让某某构件厂股权以777.33万元办理《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不能成立，且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某某构件厂虽然出资虚假，工商部门虽然对公司予以行政处罚，但不能否认某某构件厂股东身份。股东身份不是看其有没有依约出资，而应看其是不是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综上，三原告的诉求时间已超过5年，不受法律保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某某工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
1.某某公司2008年12月22日变更登记材料一套：《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全体股东签署的同意股权转让、任免法定代表人股东会决议；转让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新股东的身份证明；公司章程；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证明2008年的变更登记合法，且原告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
2.某某公司2013年12月9日变更登记材料一套：《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变更登记附表—法定代表人信息》；公司签署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股东签署的同意股权转让、任免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即襄某某房字（2012）005号和006号股东会议决议和决定；转让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公证书》；发给公司股东的股东会议通知书及会议通知的相关说明；公司承诺书；新股东的身份证明；2012年12月20日新修改的公司章程；襄某某房字（2013）003号股东会议决定；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证明2013的变更登记合法。
3.某某公司2004年10月14日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材料一套：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章程、新股东资格证明、《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企业（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证明2004年变更登记合法，且原告的起诉超过最长起诉期限。
4.襄工商处字（2013）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违法事实认定证据材料。证明此次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刘某某”被冒名签名。
5.2007年5月某某公司执照遗失补办的部分申请材料。
6．2011年2月某某公司名称变更（“襄樊”改为“襄阳”）的部分申请材料。
7．2013年3月某某公司申请换照（执照损毁）的部分申请材料。
8．2013年12月10日某某公司变更名称、经营范围的部分申请材料。
9．襄工商处字（2005）154号行政处罚决定复印件。
以上第5至第9组证据，证明存在这些变更与处罚。
对被告所举证据，原告质证称，1.2005年11月某某工商局下发的（2005）154号行政处罚载明注册资本金、土地估价报告虚假777.33万元，但该局仍作出了2008年的转让变更登记，行为违法，应予纠正；2.某某公司2013年12月9日的变更登记不合法，从程序上和实体上均违反法律规定，2012年12月18日某某构件厂早已不存在，却仍使用其公章签字盖章；3.4.对第5组证据无异议，对第6至第8组证据，已被处罚确认，均不合法。对第9组证据认为合法，无异议。七位到庭第三人对被告所举证据均无异议。骆某某、邱某某、杨某某未到庭质证。本院认为，原告及到庭第三人对被告所举证据证明某某地产公司存在历次变更登记的过程没有异议，本院对该公司的变更登记历程事实予以确认。对是否能证明变更登记行为合法、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将在“本院认为”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第三人某某地产公司、王某、某某构件厂、钱某某、吴某某、张某某、朱某某当庭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
1.股东会议通知。证明股东会的合法性。
2.股东会决议（2012）005、006号文件两份。证明股东会决议合法。
3.襄阳市正天公证处公正书。证明2012年12月18日精城公司股东大会的真实合法性。
4.骆某某个人履历表。
5.2002年9月18日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文件。
6.股东骆某某2002年股权转让举例三份。
7.2008年12月12日某某公司股资转让决议文件及所附股权转让协议。
8.2012年12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一份。
9.2013年12月31日股东出资明细表。说明股东组成及股权结构。
10.襄阳科律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2014年4月对某某地产公司的、验资报告一份。
对第三人所举证据，原告质证称，1.股权转让时的股东通知应给股东30天时间，但某某公司只给了15天时间，是违法的；2.股东会决议（2012）005、006号不合法，某某工商局未备案，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3.（2012）006号文件与股东会议通知不一致，人数不足，上面没有某某构件厂；4.公证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与事实不符。对第三人所举证据，被告质证称，证据1和证据2与工商局备案一致；2.证据4至证据7与某某工商局无关，对证据3、证据8至证据10没有异议。骆某某、邱某某、杨某某未到庭质证。本院认为，第三人所举证据1至证据3、证据7、证据8，与被告所举证据一致，本院不再重复阐述；证据4骆某某个人履历表与本案无关，证据5与证据6均是2002年的事，证据10是2014的事，均与本案被诉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无关，故这三份证据不作为本案证据采用；证据9系2013年12月公司变更登记后形成的股东与股权结构现状，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二原告当庭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
1.襄工商听告字（2012）字第59号听证告知书和襄工商处字（2013）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从2012年2月就明知（2008）第17号、第18号两份《股东会决议》和襄精房（2008）020《投资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系伪造，刘某某等签名系吴某某冒用，却仍于2013年2月25日、2013年12月9日、2013年12月10日对第三人的变更登记申请予以核准发照违法。
2.某某工商局2005年12月15日作出的襄工商处字（2005）第1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05年被告就明知“某某构件厂以国有土地使用权投资入股，增资777.33万元”是虚假的，用以评估的土地使用证为复印件，襄阳七才（2004）（估鉴）字第某某号土地评估报告是伪造的，但仍然对其后一系列以虚假增资777.33万元作为注册资金的工商登记申请予以认定核准是违法的。
3.原襄阳区土地收购储备供应中心2004年10月收购储备某某镇某某路8613.2平方米工业用地的土地登记申请书、2004年11月的审批表、2004年5月该中心与某甲南路的个体工商户“襄樊市襄阳区某某预制构件厂”经营者王某甲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及拟文处理笺、个体工商户“襄樊市襄阳区某某预制构件厂”的营业执照及其经营者王某甲的身份证复印件、“襄阳某某预制构件厂”位于城关镇某某路8613.2平方米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前述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明土地评估报告所指国用（1999）字第Bxxxx号这宗土地与某某构件厂和钱某某都无关，该宗土地使用权作价777.33万元是虚假的。
4.2014年1月15日刘某某、骆某某、刘某甲等人请求某某工商局撤销2013年12月9日、12月10日对某某公司的变更登记的书面材料、某某工商局2014年1月15日根据省工商局收转的刘某某信访件而对刘某某作出的信访回复。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要求改正错误，起诉未超期。
5.企业电子档案查询资料，即某某公司2013年12月10日变更登记档案。证明被告的此次变更登记违法。
对原告所举证据，被告与到庭第三人均质证称，1.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2.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起诉未超期。骆某某、邱某某、杨某某未到庭质证。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是否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
庭审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申请调取某某工商局2012年3月31日对吴某某的询问笔录、2012年3月6日某某公司向某某工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张某某本人向某某工商局的二次举报信。原告陈述，吴某某在询问笔录中称2008年公司的变更登记中很多股东未到，吴某某代签了很多股东的名字；某某公司的说明，主要内容是公司在2008年股东变更登记、股权转让的整个过程中存在虚假行为；张某某的二份举报信中说某某公司的股东都是虚假的，都未出资，包括他自己也没有出资。对原告的申请，本院认为，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均是为了证明2008年公司变更登记中有吴某某冒名签字、股东转让股权不实、股东出资虚假等问题，但综合全案看，因二原告对2008年的变更登记已丧失诉权，该变更登记已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故本院决定不予调取。
因原告在起诉状中将某某构件厂列为第三人，而在庭审中又坚持认为第三人某某构件厂根本不存在，为此，本院在庭审后专门对此问题进行了调查。原告所举证据3显示，“襄樊市襄阳区某某预制构件厂”2004年5月11日的营业执照载明，该厂系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场所位于某某镇某甲南路，经营者为王某甲；原襄阳区土地收购储备供应中心于2004年5月与王某甲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将“襄樊市襄阳区某某预制构件厂”位于某甲南路租用的14.4亩（含代征道路1.5亩）予以收购；而襄县国用（1999）字第B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使用者为“襄阳某某预制构件厂”，位于城关镇某某路，土地使用面积为8613.2平方米。本院责令被告某某工商局核查第三人某某构件厂的工商登记资料，某某工商局为此提供了两份证据：一是襄阳市襄州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12月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经查询我局企业登记业务软件系统和企业登记档案，无‘襄樊市襄阳某某预制构件厂’登记信息及纸质档案。襄樊市襄阳某某预制构件厂在我局也无注销登记信息，更不存在吊销该企业营业执照处罚信息”；二是在某某工商局2005年处罚某某公司一案中原襄樊市襄阳区国土资源局于2005年5月20日出具的一份证明，其内容为：“原襄阳某某预制构件厂使用的土地8613.2平方米，于2004年11月19日由襄樊市襄阳区土地收购储备供应中心挂牌出让给襄樊市昊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某的土地使用证已收回。”第三人某某构件厂向本院出具书面说明称，该厂于1999年3月9日成立，在原襄阳县工商局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地址位于襄阳县城关镇某某路48号，后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公司处于歇业状态，原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因时间较长，原件在搬家中不慎丢失，公司现仅存公章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截止目前未办理注销登记。钱某某作为某某构件厂法定代表人也到庭陈述称，原告所举王某甲的“襄樊市襄阳区某某预制构件厂”与他所代表的某某构件厂不是一回事，一个是个体工商户，一个是企业法人，地理位置也不一样，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但城关镇某某路的襄阳某某预制构件厂就是他所代表的某某构件厂，8613.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是他所代表的某某构件厂的；钱某某自2004年担任该厂法定代表人至今，该厂没有办理注销登记，也未被工商部门吊销。原告对被告所举襄州区工商局出具的证明没有异议，但认为钱某某及第三人代理人张某提供的某某构件厂的说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都是虚假的，某某构件厂是王某甲的，与钱某某无关。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各方所举证据，能够认定位于城关镇某某路的某某构件厂客观存在，且至今没有注销或被吊销；原告所主张的王某甲的个体工商户“襄樊市襄阳区某某预制构件厂”从名称、地理位置、经济性质上均与2004年某某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时新增公司股东“襄樊市襄阳某某预制构件厂”即第三人某某构件厂不一致，故对原告关于第三人某某构件厂不存在的主张，本院认为，其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一致，且与原告自身的起诉状自相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某某公司于1995年9月11日成立，住所地襄阳市某某区某某路某某街一号。2004年8月，某某公司向某某工商局申请对股东、注册资本等进行变更登记，提交了有骆某某、刘某某、刘某甲、邱某某、骆某某、钱某某、杨某某等股东签字的吸收某某构件厂和钱某某为公司新股东、增加注册资本777.33万元的股东会议决议及据此修改的公司章程等材料。同年10月，某某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某某构件厂成为该公司法人股东。此后，某某公司基本情况为：法定代表人邱某某，注册资本1105.33万元，股东及出资情况为：邱某某35万元，骆某某30万元，骆某某75万元，刘某甲45万元，刘某某45万元，杨某某35万元，钱某某63万元，某某构件厂777.33万元。
2005年12月15日，某某工商局根据举报及其调查的材料，对某某公司作出襄工商处字（2005）154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某某公司2004年10月向某某工商局申请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时，利用某某构件厂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和伪造的襄阳七才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襄阳七才（2004）（估鉴）字第某某”土地估价报告，虚假增资777.33万元，骗取工商登记，据此对某某公司作出如下处罚：1、责令某某公司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90日内依法办理变更登记；2、罚款3万元。该处罚决定生效后，某某公司承诺补齐出资，没有办理更正登记。
2008年12月12日，某某公司向某某工商局提出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登记申请，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邱某某”变更为“张某某”、将股东由“邱某某、骆某某、骆某某、刘某甲、刘某某、杨某某、钱某某、某某构件厂”变更为“骆某某、刘某某、钱某某、某某构件厂、张某某、吴某某、朱某某”，股权转让具体情况为：骆某某将75万元股权、刘某甲将45万元股权均全部转让给张某某，邱某某将35万元股权转让给朱某某，杨某某将35万元股权转让给吴某某。同年12月22日，某某工商局根据某某公司的申请及其提交的材料核准变更登记，并将某某公司提交的新修改的公司章程予以备案。其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有权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召开股东会议，应于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对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等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2012年12月2日，某某公司通知全体股东2012年12月18日上午九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全体股东大会，会议议题一是讨论新股东王某补充公司未到位注册资本777.33万元一事，二是讨论推荐新一届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一事；不参加者视同放弃。2012年12月18日上午，某某公司股东5人即张某某、钱某某、某某构件厂、吴某某、朱某某到会，张某某主持会议，会议一致讨论通过由王某补齐公司未到位注册资本777.33万元成为公司股东，并推荐王某担任该公司新一届董事长。会议内容形成了会议纪要，参会股东在会议纪要上签字认可，并注明缺席股东骆某某因家盖房未到、刘某某未到。襄阳市正天公证处公证员姜丽、解明珍到会对某某公司的此次股东大会进行了公证。同日，某某公司形成襄精城房字（2012）005号决议和006号决定，指出了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整改意见，落实股东大会一致表决通过的意见，正式接受张某某辞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任命王某为公司新一届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当日，某某构件厂与王某签订“整改补资协议”：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转让人某某构件厂同意将777.33万元公司股份转让给王某，受让人王某自愿接受股东会通过整改后补充777.33万元股资，并持有777.33万元公司股份；公司原债权、债务均由公司原股东按持股份额共同承担责任。张某某作为股东代表也在该协议上签了字。2012年12月20日，某某公司及其上述参会五位股东一致向某某工商局出具书面承诺称：公司自1995年成立以来，只开发了一个项目，至今仍有150套商品房未办证，外欠工程款550万元，14个拆迁户近十五年未安置。面对这些长期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及内部管理混乱现象，现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并征求相关股东意见，于12月18日召开全体股东大会，通过公正表决的方式，一是讨论新股东王某补充公司未到位注册资本即原某某构件厂777.33万元，二是选举新一届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某。现全体股东向某某工商局申请不撤销2008年12月22日原公司变更登记，并郑重承诺：在2004年虚报注册资本777.33万元至2012年工商登记期间，公司对外应承担其社会责任，并对所有发生债权债务纠纷及法律后果全部由股东和公司承担，不涉及任何单位和个人，请求某某工商局尽快研究解决公司听证会案，使公司新一届法定代表人能尽快上任，化解群众不断上访的复杂积案，使公司尽快走向规范、健康发展轨道。12月20日，某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将经营范围、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等进行了变更，形成新的公司章程。
2013年1月8日，某某公司向某某工商局提出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登记申请，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张某某”变更为“王某”，将股东“某某构件厂”变更为“王某”，并提交了前述某某工商局所举第2组证据材料中相关材料。2013年4月12日，公司当时的法律顾问张某、农行金光辉、公司股东钱某某、朱某某等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公司于2012年12月2日向股东骆某某、刘某某送达了2012年12月18日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的书面通知，并将通知张贴在刘某某家门上。2013年11月29日，某某公司根据日前召开的临时股东会议，形成襄精城房字（2013）003号“关于某某公司股东会议免除骆某某董事职务及增补王某为新一届董事的决定”。2013年12月9日，某某工商局根据某某公司的上述申请及所提交的上述材料，核准变更登记，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某某”变更为“王某”，将股东“某某构件厂”变更为“王某”。2013年12月10日，某某工商局根据某某公司的申请，对其经营范围及名称进行了变更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襄阳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某某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期间即2013年2月28日，某某工商局再次根据举报及其调查的材料，对某某公司作出襄工商处字（2013）08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某某公司在2008年12月12日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及其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时，伪造公司文件襄精房字（2008）第017号、018号两份《股东会决议》和襄精房字（2008）第20号《股资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经办人吴某某冒名刘某某等签名，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股东的变更登记。2008年12月22日，某某公司完成变更登记。2012年9月19日某某工商局向某某公司送达了听证通知书，并根据该公司申请于2012年10月25日在某某工商局举行了听证。某某工商局认为，某某公司在2008年12月的变更登记申请中提交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公司登记的行为违法，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及《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暂行规定》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罚：1.责令某某公司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改正；2.罚款5万元。该处罚决定已被襄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维持。在2008年12月的某某公司变更登记中，骆某某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刘某某的名字系吴某某冒名所签。
2014年1月15日，刘某某、骆某某等人书面请求某某工商局撤销2013年12月9日、10日对某某公司核准的变更登记。同日，某某工商局根据省工商局收转的刘某某信访件而对刘某某作出信访回复称：该局已对2008年的公司变更登记作出处罚，该处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2013年的变更登记中，因刘某某仅持有公司不到5%的股权，某某公司向该局提交的股东会议决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表决权通过，刘某某持有的股权与持股比例没有改变，因此，2013年的变更登记合法。
2014年2月27日，刘某某等向本院出具以骆某某、刘某某、刘某甲及骆某某、邱某某、杨某某为署名原告，对某某工商局就某某公司的变更登记不服提起的行政起诉状。本院立案受理后，因原告部分署名不实及证据问题，原告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4年6月27日以（2014）鄂某某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其撤回起诉。2014年7月7日，刘某某、骆某某、刘某甲三原告在补充证据后重新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某某构件厂原位于原襄阳县城关镇某某路，后因经营管理不善一直歇业至今，未办理注销登记，也未被工商部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院认为，在某某公司2008年的变更登记中，刘某某的名字系吴某某冒名所签，骆某某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因此，对2008年12月22日的变更登记，原告骆某某因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其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最长起诉期限为2年，骆某某至迟应当在2010年12月22日前提起行政诉讼，但骆某某于2014年方才起诉，显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法定事由，不符合受理条件。刘某某称其不知道2008年的变更内容，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非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二原告对2008年12月22日被告某某工商局对某某公司的变更登记，均已丧失诉权，该次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本院不予审查。同时，被告某某工商局根据原告等人的举报已对某某公司2008年变更登记一事作出处罚决定，并已经襄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维持。二原告在超过法定最长起诉期限后再次向某某工商局请求撤销2008年的变更登记，属于信访，某某工商局对其作出的答复属信访答复，不产生二原告对2008年的变更登记取得诉权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关于其对2008年的变更登记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3年12月9日、10日的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当时实施的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召开股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第四十四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30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某某公司当时的公司章程，其对上述事项没有另行规定。本案中，当时的某某公司提前15日通知全体股东包括二原告召开股东会议，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告，会议将讨论新股东王某补充公司未到位注册资本金777.33万元的事及新一届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人选的事。二原告在接到通知后30日内未答复，依法应视为其同意由王某补齐公司未到位注册资本777.33万元。即使其不同意，二原告依法应当购买该777.33万元股权，但二原告始终并不要求购买，依法亦应当视为其同意某某构件厂向股东以外的人即王某转让股权。同时，某某构件厂向王某转让股权，经过5名股东同意即经过全体股东7名的半数以上同意。股东会议形成的由王某受让某某构件厂股权777.33万元、王某担任该公司新一届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决议以及因此而修改的公司章程，经过其他5名股东的同意，这些股东持有93.21%的股权，即股东会议形成的决议与决定，经过了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某某公司2013年12月9日、10日向被告某某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交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前述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与决定、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新股东的身份证明、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等法律法规及国家工商总局规定应当提交的文件，被告某某工商局据此核准变更登记并颁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要求撤销2013年12月9日、10日的变更登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基于上述原因，二原告要求被告恢复原告所拥有的2004年10月14日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办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不含法人股东某某构件厂）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要求确认王某受让某某构件厂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确认某某构件厂2004年10月14日向某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777.33万元的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均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依照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二款，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骆某某、刘某某（刘某某）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人在上诉期间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褚玉梅
审 判 员 周建军
代理审判员 何 波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何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