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2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颖，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新兴隆禽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颖。
共同委托代理人何晓莲，广东格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鹏，户籍地辽宁省大石桥市。
委托代理人朱苗苗，广东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郭淑俊，户籍地辽宁省大石桥市。
上诉人于颖、深圳市新兴隆禽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鹏及原审第三人郭淑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眼神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3月1日，原告作为出借人、被告于颖作为借款人、被告新兴隆公司作为担保人签署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00万元；月利率为2%；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1年，自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以实际转账出款日为准计算起算日）；出款方式为以汇款方式汇入被告于颖名下的招商银行62×××63账户；被告新兴隆公司同意为原告向被告于颖提供借款承担连带责任，若被告于颖不能偿还原告的借款，原告可以向被告于颖、新兴隆公司任意一方或多方要求偿还所有借款本息及因追索该借款本息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借款到期后，如被告于颖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及还款方式还款的，原告有权直接催收，并对逾期还款金额按每天1‰计收利息。
此外，被告于颖还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据》，载明：其借到原告现金100万元用于流动资金，借款期限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止，期限内借款利率为每月2%，逾期利率为每天1‰。
当日下午15时14分许，原告通过其名下的招商银行62×××40账户向被告于颖指定的招商银行62×××63账户转款100万元。当日下午15时15分许，该笔款项又从被告于颖名下的招商银行62×××63账户转至第三人名下的招商银行62×××05账户，此时被告于颖的账户余额仍旧为零。
2014年6月12日，原告向法院提起原审诉讼，经缺席审理，法院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447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于颖向原告偿还10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被告新兴隆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于颖、新兴隆公司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3315号民事裁定，以被告于颖、新兴隆公司在一审答辩期间提交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但原审对此未予处理，违反了法定程序为由，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重审期间，双方围绕原告是否实际控制被告于颖名下的招商银行62×××63账户发生争议，被告于颖主张原告以帮助“过账”为由要求被告于颖开设该账户，被告于颖开户后当场将银行卡和网银USBKEY交给原告，此后该账户一直处于原告的实际控制之下，原告利用掌握该账户控制权的便利，虚构了向被告于颖转款100万元的事实，而事实上涉案款项转入该账户后不久，旋即被原告转走，被告于颖实际并未收到该100万元借款；原告则否认自己实际控制该账户的银行卡和网银USBKEY，主张涉案款项之所以转入被告于颖账户后不久就被转走，是因为涉案款项的用途是借新还旧，由于当时被告于颖的财务状况已严重恶化，原告担心被告于颖日常使用的银行账户被其他债权人冻结，遂要求被告于颖专门开设了该账户用来借新还旧，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和监控被告于颖的行为，双方共同前往银行柜台办理转账手续，并由原告亲自操作，被告于颖本人当时在场，对整个转账过程是清楚和认可的。为了查明双方争议的事实，法院到招商银行深圳时代广场支行调取了涉案款项的存取款凭条，证实2013年3月1日，原告通过柜台交易将100万元转至被告于颖名下的招商银行62×××63账户，随后原告刘鹏又代表被告于颖，通过柜台交易办理转账手续，将刚进入被告于颖账户不久的涉案款项悉数转出至第三人名下的招商银行62×××05账户，涉案款项的转入、转出手续均由原告办理，相应的银行存取款凭条由原告签名确认。由于间隔时间太久，法院未能调取到当时的银行监控录像，无法证实原告办理转账手续时被告于颖本人是否在场。
另查明，原告系第三人的侄子，第三人与被告于颖并不相识，第三人承认其名下的招商银行62×××05银行卡由原告掌管。原告主张涉案借款的真实用途是借新还旧，具体是用来归还2011年8月2日其以第三人名义借给被告于颖的一笔100万元借款，为证实自己的上述主张，原告提供了第三人与被告于颖签订的编号为JK20110802的《借款合同》、《协议书》、红岩商行向被告于颖指定的被告新兴隆公司的收款账户转款100万元的银行对账单等证据为证。
红岩商行系个体工商户，李梦洪系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原告自认其与李梦洪系夫妻关系。
被告新兴隆公司系被告于颖开办的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于颖系该公司的唯一股东。
原告刘鹏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于颖返还借款100万元、利息24万元及违约金9万元（自2014年3月1日起暂计至2014年5月31日）；二、判令被告于颖承担一审律师费55000元；三、判令被告于颖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四、判令被告新兴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以上合计138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亦即原告是否利用掌握被告于颖银行卡、交易密码和网银USBKEY的机会虚构借款关系的问题。法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被告于颖主张其为了帮助原告“过账”开设了招商银行62×××63账户，并将银行卡、交易密码和网银USBKEY交由原告控制，但原告对此不予承认，该事实除了被告于颖单方面的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按照民事证据规则，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此外，被告于颖开设的招商银行62×××63账户虽然只发生了与原告、李梦洪和第三人相关的26笔交易，但原告提出由于当时被告于颖的财务状况严重恶化，为了防止被告于颖日常使用的账户被其他债权人冻结，其要求被告于颖专门开设该账户用来办理借新还旧的款项往来手续，该事实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实际控制被告于颖账户的事实；其次，从法院到招商银行深圳时代广场支行调取的存取款凭条可知，涉案款项在被告于颖的账户内转入和转出均通过银行柜台办理，虽然两次转账均由原告一手操办，但按照银行的柜台交易规则，客户除了提供银行卡和掌握交易密码外，还必须出示账户所有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该居民身份证原件须通过银行的身份识别系统验证后方能办理转账手续。鉴于被告于颖从未主张将自己的居民身份证原件长期交由原告控制，可以合理推知被告于颖曾主动将自己居民身份证短暂交由原告使用，无论原告办理转账手续时被告于颖本人是否在场，被告于颖将自己的居民身份证原件交给原告用来办理转账手续，足以证明被告于颖对原告将涉案款项从其账户内转出是清楚的，该行为应视为被告于颖授权原告代办转款手续；最后，根据原告和第三人的共同陈述，涉案款项的真实用途是借新还旧，具体是用来归还2011年8月2日第三人借给被告于颖的一笔100万元借款，并且提供了第三人与被告于颖签订的编号为JK20110802的《借款合同》、《协议书》、红岩商行向被告于颖指定的被告新兴隆公司的收款账户转款100万元的银行对账单等证据为证，该笔借款恰好是被告于颖、新兴隆公司在答辩时自认双方之间真实存在的第2笔借款，原告将涉案款项用来归还双方没有争议的另一笔借款合情合理，由于原告证明了涉案款项从被告于颖账户内转出的合理用途，可以排除原告虚构借款骗取被告钱财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三点，被告于颖、新兴隆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原告虚构借款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至于双方之间的其他借款是否存在原告虚构借款的情形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案对此不作认定，双方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告依约借给被告于颖涉案款项后，被告于颖没有如期归还借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但双方约定的每日1‰的逾期还款利率过高，对超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依法不予保护。被告新兴隆公司系被告于颖开办的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于颖系其唯一股东，其为被告于颖提供担保，应视为通过股东会决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被告新兴隆公司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律师费损失，但未提供律师费实际发生的证据，法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于颖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鹏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24万元，并应自2014年3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原告刘鹏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被告深圳市新兴隆禽蛋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7265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承担1060元，被告于颖、新兴隆公司承担16205元。
上诉人于颖和深圳市新兴隆禽蛋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将本案移送深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查清事实，立即抓捕刘鹏、李梦洪、郭淑俊等犯罪嫌疑人，追究其刑事责任；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归纳争议焦点错误，脱离被上诉人的起诉内容超范围审理案件，应当将争议焦点确定为“在2013年3月1日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发生”并以此为限审理案件，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起诉状，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据的其所称的2013年3月1日发生的借款。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也是围绕着2013年3月1日双方之间是否发生真实的借贷关系而做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6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交换的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并就归纳的争议焦点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和第228条：“法庭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之规定，原审法院应当将本案的焦点归纳为：上诉人刘鹏与被上诉人在2013年3月1日是否发生了真实的100万元借贷关系；该100万元是否实际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法院也应当以2013年3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鹏之间是否发生了100万元的真实借贷关系为限进行审理。原审判决混淆了“发生”和“存在”两个概念，将争议焦点归纳为：“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并脱离起诉状将发生借款时间从2013年3月1日延伸到2011年8月2日，系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二、被上诉人刘鹏与上诉人在2013年3月1日没有发生100万元借贷关系，本案系诉讼诈骗。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的虚假转账行为认定为系上诉人于颖授权被上诉人代办转账手续，系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纠正。2013年3月1日被上诉人刘鹏一手操办涉案100万元在三个关键银行账户中转入转出，该款项从未脱离刘鹏的控制并最终回到刘鹏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述事实已经证明该款项的转账系虚假的，被上诉人刘鹏从未将该款项实际交付给上诉人，本案系诉讼诈骗。原审法院调取的招商银行转账凭条中“刘鹏”的签字，足以证明在2013年3月1日上诉人于颖不在转账现场。被上诉人刘鹏一直声称其系在于颖的陪同下办理转账手续，从未说过其系受于颖的委托代为操办转账。原审法院脱离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替被上诉人进行凭空推理，将被上诉人刘鹏的虚假转账行为认定为上诉人于颖授权被上诉人代办转账手续，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三、原审判决违法采纳被上诉人刘鹏超期提交的材料，并将没有原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作为定案关键证据，系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的一审第一次开庭，经过多次开庭后，被上诉人刘鹏在发回重审的一审的第二次开庭时才提交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协议书以及银行对账单及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且不论该材料是否符合证据的三性，被上诉人在此时提交材料已经严重超出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此外，被上诉人刘鹏提交的上述材料，依法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新证据”。上诉人在庭审和庭后提交的书面《被告关于原告刘鹏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中均明确提出抗议和依法不予质证，并要求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刘鹏超期提交的材料依法不予采纳。同时，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刘鹏在本案中起诉的是针对2013年3月1日发生的100万元借款，无论是借款依据还是借款行为均与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没有关联性。原审判决违法采纳被上诉人超期提交的材料，并将没有原件的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关键证据，系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鹏或第三人郭淑俊之间不存在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中100万元借款的事实，本案也不存在原审判决所称的“借新还旧”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鹏或第三人郭淑俊之间不存在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中100万元借款的事实。首先，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没有原件。本案在发回重审的第二次庭审过程中，郭淑俊本人也明确向法庭确认其根本不认识上诉人于颖，更没有向上诉人于颖出借过100万元。上诉人于颖亦不认识郭淑俊。郭淑俊和于颖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郭淑俊在庭审中的陈述已经印证了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与《协议书》系虚假合同，不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依法不应当作为证据采纳。其次，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中注明的借款日期是2011年8月2日到2012年8月1日，出借人写的是第三人郭淑俊（不是本案上诉人刘鹏），借款金额为100万。借款数额如此之大，如果真的存在久拖未还和分文未还的情况，任何一个出借人都会在诉讼时效内尽快起诉要求债务人还款付息。可是，直至2015年10月27日，本案原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的第一次开庭都已经结束了，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均未向两级法院陈述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的相关情况，更未依据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提起诉讼，完全不符合日常生活规则，也足以证明该合同系虚假的。根据本案多次庭审调查事实，已经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刘鹏系利用上诉人之前签署给其的空白文件，通过虚假转账，伪造借款事实，提起的虚假诉讼。最后，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与《协议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刘鹏在本案中起诉的是针对2013年3月1日发生的100万元借款，无论是借款依据还是借款行为均与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及《协议书》没有关联性。根据庭审调查事实，已经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刘鹏系利用上诉人之前签署给其的空白《借款合同》、《借据》、《保证合同》、《协议书》，通过虚假转账，伪造借款事实，提起的虚假诉讼。2、原审判决将上诉人已经还款完毕的2011年8月2日100万元走账记录认定为本案未偿还的旧账，系错误的。2011年8月2日的100万元转账不是借款，而是当时被上诉人刘鹏请上诉人于颖帮忙走账，被上诉人刘鹏先通过深圳市福田区红岩五金电子商行的账户（尾号1001）向上诉人新兴隆公司转账100万元。上诉人于颖按照被上诉人刘鹏的指示，通过上诉人于颖账户（尾号0526）将该100万元转回到被上诉人刘鹏指定账户。根据被上诉人刘鹏自行提交的其妻子李梦洪账户交易流水，证明上诉人于颖按照被上诉人刘鹏的指示在：（1）、2011年8月8日以16笔5万（总额80万）；（2）、2011年8月9日以l笔2.14万；（3）、2011年8月19日以3笔5万、l笔2.174万、1笔1.4万（总额18.574万），合计100.714万元转至给深圳市福田区红岩五金电子商行的负责人、也是被上诉人刘鹏的妻子李梦洪招商银行账户（尾号7395）。上诉人于颖不仅按照被上诉人刘鹏的指示将走账的100万元转回给被上诉人刘鹏，还多给了被上诉人刘鹏0.714万元。即使存在欠款，也是被上诉人刘鹏应该返还该0.714万元给上诉人于颖。退一万步讲，即使存在被上诉人刘鹏虚构的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和《协议书》项下100万元借款，那么根据被上诉人刘鹏自行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上诉人于颖也已经在2011年8月19日之前全额返还了该借款和利息，根本不存在欠债不还的事实。原审判决未全面如实的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鹏及李梦洪之间全部交易流水，将上诉人已经还款完毕的2011年8月2日的走账记录错误认定为未还借款，系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五、本案第三人郭淑俊与被上诉人刘鹏在庭审中针对2011年8月2日100万元的实际出借人的陈述以及提供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原审法院未对案件事实进行严格审查，错误认定“100万元旧账”，依法应当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提交的JK20110802号《借款合同》显示的出借人系“郭淑俊”。郭淑俊和刘鹏在庭审中均向法院声称自己系2011年8月2日100万元的实际出借人，该100万元系自己的钱。两人之间的陈述系完全矛盾的。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陈述存在严重矛盾时，对于“旧账”是否存在、出借主体是谁、“借新还旧”等案件细节均没有认真审查，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2011年8月2日的100万元系刘鹏以郭淑俊名义出借的款项，系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六、刘鹏和李梦洪在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50号案件中已经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2011年8月2日100万元的出借人系李梦洪，刘鹏和郭淑俊均不是该笔款项的出借人。原审判决抛弃该事实，强行将该款项的出借人认定为刘鹏，重复计算该“100万元旧账”，系错误的。根据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50号案件的《调查询问笔录》显示：李梦洪与刘鹏本人均认可2011年8月2日100万元的出借人系李梦洪，而不是刘鹏；该款项包含在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50号案件李梦洪起诉500万元的款项范围。上诉人在本案发回重审一审的举证期限内已经将该《调查询问笔录》提交给原审法院，但是原审法院抛弃刘鹏和李梦洪在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50号案件中确认的内容，强行将2011年8月2日的100万元的出借人认定为系刘鹏，对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50号案件中已经计算过的2011年8月2日100万元再次进行重复进行计算，系错误的。七、刘鹏、李梦洪与上诉人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针对双方真实借款进行对账，已经证实上诉人没有拖欠被上诉人刘鹏及李梦洪任何款项。根据刘鹏、李梦洪夫妻和上诉人于颖在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50号案件（发回重审一审案号为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19号）中的对账，彼此之间的真实借款总额为347.6万元，上诉人于颖应刘鹏要求自2011年4月26日至2014年2月28日通过自己的富盛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账户还款到李梦洪账户总额为693.736万元，除去借款本金347.6万元，还多还款346.136万元。相应的银行流水、宽甸满族自治县富盛养鸡场2015年3月30日出具的《证明》、深圳市德安商贸有限公司2015年3月30日出具的《证明》和于颖2015年4月8日出具的《对账情况说明》以及上诉人一贯以来坚持的以事实为基础的答辩状、上诉状均保存在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50号案件卷宗。刘鹏、李梦洪夫妻和上诉人于颖之间的真实借款本金和利息，双方至今还没有结算清楚。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鹏之间不存在本案所称的民间借贷关系，本案系基于真实借款衍生出来的有预谋的诉讼诈骗。1、刘鹏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借款合同》和《借据》等合同文件均系利用上诉人之前在真实借款中签署给刘鹏的空白合同和借据虚构事实伪造的。2、上诉人从未收到刘鹏在起诉状中所称的“100万”借款。本案中刘鹏所称的100万借款的收款账户（招商银行账号62×××63），虽然开户人为于颖，但实际持有使用人系刘鹏，上诉人从未使用过该卡，更不知道该卡的网银交易密码。九、刘鹏、李梦洪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向法院提起两起民事诉讼，骗取法院作出有利裁判，从而非法占有上诉人财物，合计涉案金额高达732.6万元（138.5万元+594.1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已涉嫌构成诈骗罪。上诉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刘鹏所谓“转账100万给于颖”系虚假的。1、刘鹏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借据》存在非常明显的造假痕迹。在刘鹏提交的《借据》“借款人”签字处，有明显的“盖公司章”的指引字样。该事实说明本案所有的合同文件均系虚假的。2、62×××63账号（开户人：于颖）的银行账户自开户至今，仅有26笔交易，全部为虚假交易，每笔交易转入和转出有序进行，总时长不超过一分半钟，上诉人于颖账户最终余额为零。3、李梦洪、刘鹏等人以同样的诈骗方式已经和准备在福田法院另案虚假起诉上诉人实施诉讼诈骗。其中包括李梦洪已经起诉的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460号案件（现案号为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19号），作案手法与本案基本一致，只是金额不同。如果诈骗成功，李梦洪、刘鹏等人将会以虚假转账的115万元和135万元继续实施诉讼诈骗行为。4、如前所述，本案及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19号案件中的《庭审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中查明的案件事实及刘鹏、李梦洪和郭淑俊的陈述，足以证明其诈骗事实。十、基于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将本案移送深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查清事实，立即抓捕刘鹏、李梦洪、郭淑俊等犯罪嫌疑人，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上诉人刘鹏口头答辩称：1、请求二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有借款合同、借据以及转款记录为证。2、本案发回重审的原因是因为原审法院法定程序出错，被发回重审，并不涉及到事实方面和法律方面的问题。3、上诉人所称的诉讼诈骗问题已经经公安局核查之后认为不存在诈骗情况，已经交由一审法院进行审理，因此，其上诉理由不成立。4、本案的诉讼依据均是由本案的上诉人于颖及深圳市新兴隆禽蛋有限公司自行签署了相应的合同及借款借据，因此，作为不利的民事责任主体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2013年3月1日，被上诉人刘鹏作为出借人、上诉人于颖作为借款人、上诉人新兴隆公司作为上诉人于颖借款担保人签署了一份《借款合同》，双方在该合同中约定，借款金额为100万元；月利率为2%；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1年，自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以实际转账出款日为准计算起算日）；出款方式为以汇款方式汇入上诉人于颖名下的招商银行62×××63账户；上诉人新兴隆公司同意为被上诉人刘鹏向上诉人于颖提供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当天，上诉人于颖再向被上诉人刘鹏出具一份《借据》，载明：借到被上诉人刘鹏现金100万元用于流动资金，借款期限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止，期限内借款利率为每月2%，逾期利率为每天1‰。当天下午15时14分许，刘鹏通过其名下的招商银行62×××40账户向上诉人于颖名下的招商银行62×××63账户转款100万元。同日下午15时15分许，该笔款项又从上诉人于颖名下的招商银行62×××63账户转至原审第三人郭淑俊名下的招商银行62×××05账户。以上事实，足于认定被上诉人刘鹏已按《借款合同》及《借据》的约定向上诉人于颖支付了借款100万元，即上诉人于颖向被上诉人刘鹏借款100万元的事实已实际发生。被上诉人依据《借款合同》《借据》及银行付款凭证等主张上诉人于颖归还借款100万元及相应利息，上诉人新兴隆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上诉人于颖认为，案涉款项从被上诉人刘鹏账户转入上诉人于颖账户后，又马上从上诉人于颖账户转出给原审第三人郭淑俊账户，上述所有转款手续均是由被上诉人刘鹏自己操作的，是被上诉人刘鹏的虚假转账行为，其本人并未实际收到和使用该款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于颖确认其在案涉借款发生前已将其招商银行（账号62×××63）的银行卡及交易密码和网银USBKEY等均交由被上诉人刘鹏掌管，上诉人于颖的该行为足于确认其已授权被上诉人刘鹏全权处理该银行账户的相关事宜；其次，根据原审法院到招商银行深圳时代广场支行调取的存取款凭条显示，涉案款项在上诉人于颖账户内转入和转出均是通过银行柜台办理，虽然两次转账均由被上诉人刘鹏操办，但按照银行柜台的交易规则，客户除了需要提供银行卡并掌握交易密码外，还必须出示账户所有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该居民身份证原件须通过银行的身份识别系统验证后方可办理转账手续。因此，无论被上诉人刘鹏在办理转账手续时上诉人于颖本人是否在场，均足于确认上诉人于颖已将自己的居民身份证原件交给被上诉人刘鹏用于办理转账手续，据此足以推定上诉人于颖对被上诉人刘鹏将涉案款项从其账户内转出给原审第三人郭淑俊是清楚的，该行为应视为系上诉人于颖授权被上诉人刘鹏代办转款手续。至于案涉款项从上诉人于颖账户转出给原审第三人郭淑俊是否属于归还2011年8月2日原审第三人郭淑俊借给上诉人于颖的借款，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综上，上诉人于颖主张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并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265元，由上诉人于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建华
审 判 员 李君贤
代理审判员 易 静
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林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