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翁民初字第4408号
原告梁全，男，196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职工，翁牛特旗。
委托代理人韩凤刚，内蒙古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翁牛特旗农牧业局，住所地：翁牛特旗。
法定代表人兰宝辉，系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雨波，内蒙古恒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全与被告翁牛特旗农牧业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辉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全及其委托代理人韩凤刚、被告翁牛特旗农牧业局的委托代理人马雨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被告单位翁牛特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1997年11月27日，被告与朝格温都苏木三星他拉嘎查的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签订《关于借贷款的合同》。合同约定，为了开发食用菌项目，由郭士华、武国庆、杨明作承借手续，从发展银行贷款3万元，交农研所梁全作食用菌开发周转金，由被告负责按期偿还本息。可是，原告并没有收到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的贷款3万元。显而易见，该合同系附条件的合同，即合同生效的条件是3万元贷款交付给原告。但是，被告与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签订合同后，原告并没有收到任何贷款，显然，该《关于借贷款的合同》尚未生效。然而，被告依据该《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武断的认为原告收到了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的贷款3万元，为此，被告于2004年至2010年扣发原告工资50290元。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法诉诸贵院，请贵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工资款50290元，判令被告给付非法扣押原告工资期间的利息至本息还清之日为止；本案诉讼费判令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在1997年，梁全本人从事食用菌经营活动，由于缺乏周转资金，其找到武国庆、杨明、郭士华协商，并以他们三人名义每人从农业银行借款1万元，共计3万元。三人为了该笔贷款能够得到顺利偿还，要求被告为其提供担保，于是就形成了《关于借贷款的合同》。2009年1月，武国庆、杨明、郭士华三人分别向翁牛特旗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履行合同，经翁牛特旗人民法院审理，已经认定上述三人将所借出的3万元交给了梁全个人，故认定被告承担合同责任的条件成就，判令被告履行合同。如果法院没有认定上述三人将贷款交付给原告，则合同条件不成就，法院也不会判令被告承担责任。在进入执行程序后，被告按判决书的要求交付了本金及利息。此后，被告从原告的工资中扣还了本金及利息共计50290元。
被告认为，被告与武国庆等三人签订的合同实际上是担保性质的合同。从原告为武国庆出具的借据就能够认定原告系借款人，同时结合杨明等人所举的其他证据，法院认定了原告收到上述三人贷款的事实。而原告作为此笔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应承担还款的责任。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被告翁牛特旗农牧业局证明1份，该证明写到“兹证明翁牛特旗人民法院自2009年--
2010年收取执行费（执行梁全工资）40290.00元。”被告扣发原告工资是非法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首先，郭士华、武国庆、杨明诉农牧业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关于借贷款的合同》中明确写到：“甲方（农业局）负责按期偿还本息”。此案被告是农牧业局，被执行人也是农牧业局，而梁全既不是该案的被告，同时也不是被执行人。因此，被告证明称“执行梁全工资40290.00元”，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其次，原告并没有收到郭士华、武国庆、杨明银行贷款3万元，如果郭士华、武国庆、杨明将银行贷款3万元交付给原告的话，那么，郭士华、武国庆、杨明肯定向原告索要收据，现在已知郭士华、武国庆、杨明提供不出来原告的收款收据，故被告扣发原告工资就是非法的，被告应予以返还。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上述执行款项40290.00元是由被告交付的，交付之后应从原告工资中扣除。
2、支据、中国农业银行收贷凭证各1份，证实支据、收贷凭证被告扣发原告工资1万元，是非法的，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的。被告质证认为，是被告主动向银行履行还款义务，已经从原告工资中扣除。
3、2005年7月梁全的说明复印件1份，证实2004年被告扣发原告工资后，原告及时向被告提出异议，提出被告扣发原告工资是错误的，请予以更正，并明确指出“钱都没被梁全使用和支取”。因而，被告暂时停止了扣发原告工资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能够证实本案被告与案外人郭士华、杨明、武国庆所形成的关于借贷款的合同中被告农业局属担保性质。说明为本案原告的个人说明，不能证实上述款项的3万元贷款原告没有使用。原告出具了上述说明后被告继续扣发原告工资40290.00元。在此期间，原告未提出任何异议。
4、见证书、《关于借贷款的合同》各1份，该见证书是虚假和无效的。其理由是：（1）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是原翁牛特旗农业局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郭士华、武国庆、杨明三人于1997年11月27日签订的，而翁牛特旗朝格温都苏木法律服务所出具见证书的时间却是1997年11月25日。显而易见，1997年11月27日签订借贷款的合同怎么就能在1997年11月25日见证了呢？也就是说双方还未签订借贷款合同，法律服务所就给见证了，这不存在见证的依据，同时这也违反科学和逻辑。（2）法律服务所在见证书中写到：“兹证明翁牛特旗农业局与朝格温都苏木三星他拉嘎查签订的《关于借贷款的合同》。见证人在场，双方当事人签字自愿、属实，《合同》内容合法，现予以见证。”而农业局从未与三星他拉嘎查签订过什么《关于借贷款的合同》，农业局只是与三星他拉嘎查的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签订过《关于借贷款的合同》。可见，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见证书文不对题。（3）见证必须是双方当事人均在现场，但是，根据翁牛特旗人民法院调查马谦忠笔录，142号、144号判决书认定为“本院调查马谦忠所作笔录，证明马谦忠没有看到原告（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给付梁全1万元”，“在翁牛特旗朝格温都苏木法律服务所作见证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时，马谦忠未在场”。144号判决书又认定“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结合本院调查马谦忠所作笔录，本院综合认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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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调查马谦忠所作笔录均无异议（原被告），本院予以采信”。那么，这就证明“马谦忠没有看到原告（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给付梁全1万元”，“在翁牛特旗朝格温都苏木法律服务所作见证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时，马谦忠未在场”。因此，这证明该见证书是虚假的，不能作为证据采信。（4）虽然《关于借贷款的合同》约定“从发展银行贷款3万元”，“交甲方农研所梁全作食用菌开发周转金”。但是，梁全并没有收到该3万元贷款，见证书也不能证明梁全收到贷款3万元。（5）《关于借贷款的合同》写到“甲乙双方为了开发食用菌项目，从发展银行贷款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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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乙方向银行作承借手续，交甲方农研所梁全作食用菌开发周转金”。该合同不能证明郭士华、武国庆、杨明将贷款3万元已经交付给梁全，如果已经将贷款3万元交付给梁全，则该合同应当写明3万元贷款已经交付给梁全等字样。而且，如果将贷款3万元交付给梁全，那么，郭士华、武国庆、杨明应当提供梁全收到贷款3万元的收据。（6）本案从法律服务所的见证和武国庆诉农业局的143号案卷中就能清楚明确的看到在签订《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时郭士华、武国庆、杨明没有给付梁全贷款3万元。有下列证据可以证实：第一、武国庆在起诉书中自认：“我于1997年11月5日在翁旗发行借贷款1万元，并于1997年11月27日与被告签订了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我于1997年12月、1998年1月26日分两次将1万元交给梁全”。第二、武国庆向法院提交的2枚借据：1枚是1997年12月梁全借款8000元、1枚是1998年1月26日梁全借款2000元。（此2枚借据另有出处）。通过上述证据，足能证明在签订《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时“马谦忠没有看到原告（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给付梁全1万元”，“在翁牛特旗朝格温都苏木法律服务所作见证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时，马谦忠未在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请人民法院予以确认。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原告就此见证书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见证书见证的内容是见证借贷款的合同，合同的形成时间是1997年11月27日，既然对合同进行见证，见证书中11月25日就是笔误。故不能证实上述借款原告没有实际使用。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关于借贷款的合同》1份，证明合同内容可体现是原告本人从事使用并经营。虽然在合同中被告作为借款人出现，但是根据本案原告所提交的第三号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在合同中处于担保地位。且附有条件，条件是杨明等三人将贷款交付给原告后，被告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原告质证认为，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被告认为借贷款的合同属于担保性质的合同是不能成立的。合同中明确写明是借贷款合同。该合同不能证明杨明等三人将贷款3万元交付原告，若是交付了应该写明已交等字样。应该有收到贷款3万元的收据。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借款借据3枚，时间是1997年11月5日，借款人是案外人武国庆、杨明、郭士华三人，借款金额分别是1万元。用途是食用菌开发。三枚借据与被告提交的一号证据是相辅相成的，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上述三人从农发行借款3万元并交给原告使用，用于开发使用经营。原告质证认为，不能证明贷款3万元与原告有关，实际上毫无关系，杨明等三人借贷款在前，签订关于借贷款的合同在后。同时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杨明等三人将3万元贷款交付给原告的事实，故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没有证明力。
3、朝（见）字第9号见证书1份，见证人王亚，时任翁牛特旗农业局局长马谦忠证明各1份，原告为武国庆出具的借据2枚，上述证据证实武国庆等三人将涉案3万元贷款已经交由原告使用。原告质证认为，第一、该见证书是虚假无效的。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是原翁牛特旗农业局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郭士华、武国庆、杨明三人于1997年11月27日签订的，而翁牛特旗朝格温都苏木法律服务所出具见证书的时间却是1997年11月25日。显而易见，1997年11月27日签订借贷款的合同怎么就能在1997年11月25日见证了呢？法律服务所在见证书中写到：“兹证明翁牛特旗农业局与朝格温都苏木三星他拉嘎查签订的《关于借贷款的合同》。见证人在场，双方当事人签字自愿、属实，《合同》内容合法，现予以见证。”而农业局从未与三星他拉嘎查签订过什么《关于借贷款的合同》，农业局只是与三星他拉嘎查的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签订过《关于借贷款的合同》。可见，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见证书文不对题。见证必须是双方当事人均在现场，但是，根据翁牛特旗人民法院调查马谦忠笔录，142号、144号判决书认定为“本院调查马谦忠所作笔录证明马谦忠没有看到原告（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给付梁全1万元”，“在翁牛特旗朝格温都苏木法律服务所作见证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时，马谦忠未在场”。144号判决书又认定“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结合本院调查马谦忠所作笔录，本院综合认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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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调查马谦忠所作笔录均无异议（原被告），本院予以采信”。那么，这就证明“马谦忠没有看到原告（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给付梁全1万元”，“在翁牛特旗朝格温都苏木法律服务所作见证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时，马谦忠未在场”。因此，这证明该见证书是虚假的，不能作为证据采信。第二、王亚证明不但自相矛盾，且相互矛盾，是虚假无效的。在该案中王亚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作证的法定程序，王亚证言在贷款合同前交付给原告，不能证明王亚是否亲眼看见将3万元交给原告。签订关于借贷款合同，此时只是农业局与杨明等人有这个意向，此时不可能将3万元交给原告。王亚的证言被翁牛特旗法院的判决书中所否定，证言和事实不符，不能作为事实依据。马谦忠的证明是杨明和郭士华写好之后马谦忠签的字。应该以法院调查马谦忠的笔录为准。马谦忠的证明亦被翁牛特旗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所否定。第三、武国庆的2枚借据不是原告向武国庆借的，是原告与三星他拉嘎查项目往来帐，原告与嘎查账目能够证明。借据与本案无关。
4、（2009）翁民初字第142号、143号、14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3份及案卷庭审笔录各3份，证明杨明等三人从农发行贷款后交付原告个人使用，原告本人应该承担还款责任，被告依据上述三份判决书扣发原告工资有充分依据。原告质证认为，三份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错判。142号、144号判决书认定为“本院调查马谦忠所作笔录证明马谦忠没有看到原告（郭士华）、武国庆、杨明给付梁全1万元”，“在翁牛特旗朝格温都苏木法律服务所作见证关于借贷款的合同时，马谦忠未在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判决认定见证书是有效证据。又认定马谦忠的调查笔录是有效证据，予以采信，相互矛盾，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5、翁牛特旗人民法院执结收据6枚，会计账册5页，证明1页，农业银行收贷凭证、支据各1枚，证明被告扣发原告50290.00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三个案件被执行人是被告农业局，与原告无关系，被告扣发原告工资无依据。
6、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农研所试验基地承包管理合同书一份，证明本案原告以个人名义承包了农研所试验基地；承包期间约定只限种植黄花菜，其他种植食用菌的行为均系原告个人的行为。原告质证认为，该合同开头写到“为使农研所在保证农研实验的基础上，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签订此合同，这证实是农业局与农研所签订的合同，而不是梁全个人与农业局签订的合同。因此，农业局依据这个合同扣发原告工资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合同第一条写到“乙方作为承包管理的法人代表和农研所所长的双重身份承包管理使用农研所的实验基地45亩”，这证实在签订此合同时梁全是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这也证实是农业局与农研所签订的合同，而不是梁全个人与农业局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第十条规定“乙方承包期间，自己立项争取的经费全部由乙方支付使用，甲方协助争取的经费，按局里经费管理办法局里抽取5-10%的管理费。无论甲、乙双方争取的无偿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属国有资产归甲方。”这也证实是农业局与农研所签订的合同，如果是梁全个人承包，那么，梁全争取的无偿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能归国家所有或农业局所有吗？综上，被告提交的该合同用以证明被告扣发原告工资是合法的，这是不能成立的。原告补充质证认为，在第一次庭审我多次找过农业局要过这份合同，合同确实是我签订的，上面我的签字是职务行为，合同第三页落款，明确的写明翁牛特旗农研所，并且加盖公章，我签字的前面是“代表人”字样；合同的第一条第三行写明主要用于种植黄花菜，并不是只能种植黄花菜，合同第二页第四行，“农研所建设的食用菌或黄花菜加工贮藏车间”，如果只是种植黄花菜，不可能在上面写明有食用菌。
依据原、被告的陈述，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综合认证为：原被告双方向本院提交翁牛特旗农牧业局出具的证明、中国农业银行收贷凭证、支据、《关于借贷款的合同》，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本院对证据本身予以采信。而朝（见）字第9号见证书，为翁牛特旗朝格温都法律服务所出具，主要见证《关于借贷款的合同》的签订，虽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材料，马谦忠本人未在现场，且时间上出现误差，但签订合同是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3号证据，为原告本人书写，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武国庆、杨明、郭士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借款借据，武国庆借据二枚已经本院（2009）翁民初字第142号、143号、14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第4号证据，为本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翁牛特旗人民法院执结收据6枚，会计账册5页，能够证明被告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王亚、马谦忠的证明，虽然与武国庆借据的时间相矛盾，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外人将贷款3万元交付原告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第6号证据，被告认可合同是其与原告之间签订的，合同具有真实性的特征，本院对证据本身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被告单位翁牛特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1997年8月27日，原告（乙方）以承包管理人的法人代表和农业所所长的双重身份，与翁牛特旗农业局（甲方）签订了《农研所实验基地承包管理合同书》，约定由乙方承包管理使用农研所的实验基地45亩，主要用于栽植黄花菜，承包期10年，1998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止。乙方每年向甲方交承包管理费1万元。乙方承包期内农研所的一切开支均有乙方自己承担。乙方承包期间，自己立项争取的经费全部由乙方支付使用，甲方协助争取的经费，按局里经费管理办法抽取5%-10%的管理费。在庭审过程中，被告表示按合同的约定，利益分配属于“自负盈亏”。合同签订之后，被告为了开发食用菌项目，与案外人武国庆、杨明、郭士华协商，由三人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翁牛特旗支行（以下简称翁旗农发行）借贷款3万元，并将所借贷款3万元交由被告所属农研所工作人员原告梁全作食用菌开发周转金，三案外人于1997年11月5日在翁旗农发行借贷款1万元，后分别将所借出的贷款交予原告。1997年11月27日，被告与三案外人签订了《关于借贷款的合同》一份，并约定由被告负责偿还本息。后此笔贷款转给翁旗农发行。2005年4月27日，被告偿还翁旗农发行贷款本金5000.00元；2004年8月5日，被告偿还翁旗农发行贷款本金5000.00元，并将上述款项，合计1万元，从原告工资中扣回。后经本院（2009）翁民初字第142号、143号、1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履行向三案外人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责任，合计40290元，并从原告工资中扣回，分别是2009年12月5000元，2010年1月1万元，2014年4月8000元，2014年10月10100元，2010年10月219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在履行了其与案外人武国庆、杨明、郭士华所签订的《关于借贷款的合同》中所约定的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责任后，能否从原告的工资中予以扣回。本院认为，首先，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用途是“开发食用菌项目”，约定合同成立的条件是“交被告农研所梁全作食用菌开发周转金”，并约定由被告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从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该合同系借款合同，而非被告抗辩中称的担保合同。而从本院所作出的（2009）翁民初字第142号、143号、144号民事判决书中可以认定，原告收到了《关于借贷款的合同》中的贷款3万元。其次，从原告与翁牛特旗农业局所签订的《农研所实验基地承包管理合同书》中，可以看出，虽然合同写明原告以承包管理人的法人代表和农业所所长的双重身份与农业局签订了合同，但原告又认可利益分配的方式为自负盈亏，并每年向农业局缴纳承包费1万元，故应认定为原告与农业局之间存在个人承包关系，即原告非履行职务行为，故原告所收到的上述3万元贷款为其个人所用，而非履行职务所用。在被告承担了相应的还款责任后，从原告的工资中予以扣回并无不妥，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梁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58.00元，减半收取529.00元，邮寄送达费40.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李炳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