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浙台商终字第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逢春。委托代理人：陈徐红。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建华。委托代理人：杨典定。原审被告：王海鸿。上诉人李逢春为与上诉人洪建华、原审被告王海鸿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2）台路商初字第84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逢春的委托代理人陈徐红，上诉人洪建华的委托代理人杨典定、原审被告王海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7年11月7日，原告李逢春与被告洪建华共同投资成立昆山驰洁环保节能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公司），原告占49%股份，被告洪建华占51%股份，法定代表人洪建华。2011年1月11日，洪建华将股份转让给李霖涛，昆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霖涛。2008年7月22日，洪建华等在路桥成立台州雷洛清扫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洛公司），该公司原告没有股份。雷洛公司向昆山公司提供配件。2008年4月5日，被告洪建华出具收条给原告，收条载明“今收到李逢春投资现金260万元”，原告将收条中“投资”两字涂划。2008年7月22日，被告王海鸿以洪建华名义出具原告收条，收条载明“从2008年4月到7月收到李逢春投资款150万元”，收条中还注明每次收款的时间和金额。2009年3月16日，被告洪建华出具收条给原告，收条载明“今收到李逢春模具投资现金111万元”。原告李逢春于2012年4月25日，以被告洪建华未归还投资款521万元、被告王海鸿应对其中的15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洪建华归还投资款521万元及赔偿自起诉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的银行利息损失，被告王海鸿对其中1500000元及利息损失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审理中，原告撤回对被告王海鸿的诉讼请求。被告洪建华、王海鸿在原审中答辩称：原告诉称的双方欲在路桥开办清扫设备公司不是事实，实际上原告和被告洪建华于2007年11月7日在江苏昆山成立昆山公司。被告洪建华收到原告李逢春人民币521万元属实，虽然收条上写明是投资款，但实际上是昆山公司支付雷洛公司的货款。雷洛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22日，专门为昆山公司提供配件设备，2008年至2011年雷洛公司共向昆山公司提供近12329316元的设备，昆山公司支付部分货款，至今财务显示昆山公司尚欠雷洛公司货款10798097元。被告王海鸿系雷洛公司员工，其收款行为系职务行为，原告起诉被告王海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起诉也超过了诉讼时效。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讼争的521万元是原告所说的在路桥办公司的投资款还是被告所说的昆山公司支付雷洛公司货款。按照原告的说法，该款是在路桥办公司的投资款，但“在路桥办公司”这一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并且被告提供的众多证据复印件中显示该款做在昆山公司财务账上，原告虽然对复印件予以否认，但又不能提供昆山公司的财务账册（以灭失为由）给予有效的反驳。按照被告的说法，该款是昆山公司支付雷洛公司的货款，但其又辩称所收款项是雷洛公司用来购买配件和制作模具，是为昆山公司服务的，雷洛公司共发昆山公司配件12329316元，昆山公司尚欠雷洛公司货款10798097元，显然雷洛公司未将521万元作为货款予以扣减。所以，双方说法互有漏洞，不能自圆其说。但从双方的诉辩称中，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雷洛公司向昆山公司提供配件，昆山公司支付雷洛公司货款，两公司之间是买卖关系。两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应另案处理。而本案讼争的三张收条中其中有两张明确写明是投资款，结合被告辩称所收款项用于雷洛公司购买配件和制作模具，说明所谓的投资是投资在雷洛公司，不是买卖关系中的支付货款。既然是用在路桥的投资款，而原告在雷洛公司又没有股份，被告洪建华理应归还原告“投资款”。另一张收条原告将“投资”两字划去，说明该笔款项不是投资，原告要求被告洪建华归还理由不足。至于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因诉讼时效应从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开始计算，故被告此辩称主张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2年10月12日作出判决：被告洪建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李逢春投资款人民币261万元，并从2012年4月25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270元，原告李逢春和被告洪建华各负担24135元。上诉人李逢春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洪建华于2008年4月5日，出具收条给李逢春，收条上载明‘今收到李逢春投资现金260万元’，李逢春将收条中的‘投资’两字涂划，说明该笔款不是投资，原告要求被告洪建华归还理由不足。”这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洪建华于2008年4月5日收到上诉人的260万元，事实清楚。2、该收条明确载明收到李逢春投资现金260万元，李逢春单方将“投资”两字划去，对洪建华无法律约束力。3、洪建华在原审明确款项用于雷洛公司购买配件和制作模具，说明洪建华收款后，同样用于投资雷洛公司，不是买卖关系中的货款。这同样也是用于路桥的投资款，而李逢春在雷洛公司又没有股份，洪建华理应归还李逢春该260万元。4、昆山公司已出具证明证实，洪建华收到李逢春的521万元，不是昆山公司支付给雷洛公司的货款。如果是昆山公司的货款，洪建华应当写明收到昆山公司的钱。5、原审判决并没有认定该260万元是昆山公司支付给雷洛公司的货款，又对李逢春的主张不予支持，这是自相予盾的。6、该260万元款项的性质与其他两张收条款项的性质完全相同。7、洪建华出具收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洪建华收款后投资在雷洛公司，而李逢春在雷洛公司没有股份，洪建华理应归还521万元。综上，上诉人李逢春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洪建华答辩称：洪建华出具给李逢春的收条中521万元，并非指投资款，而是昆山公司给雷洛公司的货款。实际上，双方并没有合伙事实的存在。该521万元在昆山公司的记账凭证里都有记录。原审被告王海鸿陈述称：521万元款项是给昆山公司买配件用的。上诉人洪建华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李逢春交付的261万元是投资在路桥合伙开办清扫设备公司的投资款无事实依据。首先，李逢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洪建华在路桥合伙开办清扫设备公司的事实。其次，洪建华提供的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洪建华与李逢春于2007年11月7日在昆山投资1080万，已经成立昆山公司，且该公司一直由李逢春负责经营，没有再在路桥合伙成立清扫公司的必要。再次，从李逢春起诉时提供的收条来看，如果261万元是投资款，也应清算，不应该全部返还。二、该261万元是昆山公司支付给雷洛公司的货款，洪建华并已提供证据证明。首先，洪建华提供的原审证据4（雷洛公司发货清单）可以说明讼争521万元是货款。雷洛公司成立后，专门为昆山公司生产设备。从2008年至2011年，雷洛公司总计向昆山公司提供近12329316元的设备，但昆山公司仅仅支付货款1531219元，如不包括本案讼争521万元，昆山公司尚欠10798097元，这明显不合情理。其次，洪建华提供的原审证据2（昆山公司的账单），记账凭证记录讼争521万元是昆山公司的资产，不是李逢春的个人资产。三、李逢春的起诉己超过诉讼时效。讼争的521万元如果是投资款，因这些款项是分期投资，时间跨度是从2008年4月10日至2009年3月16日止，李逢春也应该于2011年3月16日前即提起诉讼。综上，上诉人洪建华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逢春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李逢春答辩称：一、昆山公司与雷洛公司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二、洪建华收到讼争521万元并投资在雷洛公司的事实清楚。三、李逢春、王海鸿均陈述讼争521万元投资款是投资到雷洛公司。原审被告王海鸿陈述称：521万元款项是货款，拿来后给昆山公司买配件用。二审中，上诉人洪建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参保缴费证明一份，拟证明王升山在2008年到2009年是昆山公司的员工，与上诉人洪建华提供的原审证据4结合起来，可以证明昆山公司欠雷洛公司1200多万元。上诉人李逢春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审被告王海鸿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洪建华提供该份证据，是为了佐证其于原审提供的证据4（传真件），但昆山公司与雷洛公司之间的欠款涉及案外人利益，本院不宜作出认定，且上诉人洪建华不能证明该261万元是昆山公司委托上诉人李逢春交付，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洪建华接受雷洛公司的委托向昆山公司收取货款。上诉人李逢春、原审被告王海鸿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洪建华对其向李逢春收取了521万元款项（以下称讼争款项）并出具了三份收条无异议，本案争议的是，讼争款项是投资款还是货款。1、洪建华主张，讼争款项实际是其代雷洛公司向昆山公司收取的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三份收条均记明为“投资现金”，从收条文义分析，讼争款项为投资款，洪建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投资现金”与“货款”的差别，如果讼争款项是货款，其在收条中将之表述为“投资现金”显然不符常理，而且洪建华也不能证明昆山公司与雷洛公司的交易情况，故本院对洪建华的这一主张不予采纳。至于李逢春将其中一份收条（涉及260万元款项）中的“投资”二字删除，因这仅仅是李逢春的单方行为，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合意变更了款项的性质，故李逢春的单方行为对洪建华不发生法律效力，不能改变该260万元款项是投资款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该260万元款项不是投资款，显属错误，应予纠正。2、李逢春主张讼争款项是其与洪建华在路桥合伙开办公司的投资款，后因未能开办，所以要求返还。虽然收条未明确投资款是用于开办公司，但洪建华作为投资款的收取方，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基于何种法律事实其有正当理由可以不返还或者迟延返还，现其未能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鉴于投资款的具体用途约定不明，李逢春可以随时要求洪建华返还，故李逢春的权利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李逢春要求上诉人洪建华返还讼争款项并自起诉之日起赔偿利息损失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2）台路商初字第848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洪建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上诉人李逢春投资款人民币521万元，并从2012年4月25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270元，由上诉人洪建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8270元，由上诉人洪建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敏军审 判 员  梅矫健代理审判员  马永飞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三日代书 记员  庞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