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女，1958年10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秀生，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姜家园***号。
法定代表人季国忠，院长。
委托代理人陶伟，男，1985年8月9日出生，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务处职工。
委托代理人程高明，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日友好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号。
法定代表人王辰，院长。
委托代理人陈利进，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鼓楼医院，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韩光曙，院长。
委托代理人黎玫玫，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43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8月，苏×诉至原审法院称：2010年1月11日，我因患胸椎尖盘突出入住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10年1月15日，在该院做了胸椎后路减压术、脊髓探查术，术后出现截瘫，下半身毫无知觉。该院解释称：手术区域神经处于休克状态，需要3个月恢复。而三个月后，又说需要半年恢复，半年后又说需要一年恢复，因我伴有胸腹部神经疼痛、非药物不能缓解，为了治疗，我四处奔走求医。2012年9月29日，我入住中日友好医院，在该院行微创神经介入镇痛＋射频毁损术。2012年10月18日，我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建议下，入住南京鼓楼医院，在该院行脊髓电刺激器植入术（该装置必须4年更换一次，每次费用为17万元左右），术后效果不佳，仍旧持续性疼痛，一直疼痛至今。纠纷发生后，我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多次协商未果，于2012年5月起诉至法院一次，因医学会地方保护偏袒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我撤诉了。由于该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我遭到院方多方责难，长期抑郁不乐，并且长期服用各种药物，导致左乳不适，刺痛。2014年3月，确诊为“左乳腺癌”，于2014年3月6日入住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术后诊断“左乳混合型癌”。2014年8月12日，我发现左侧大腿肿胀，经拍片后发现左侧股骨干下段骨折，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不得已才为我办理入院手续，给我做了简单的石膏外固定，2015年4月9日，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不顾我根本没有愈合的骨折，也没有征得我同意，径自给我办理出院手续，要求我腾退病床并支付医疗费，该案正在另案处理中。我认为，因为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过错，造成了我截瘫，大小便失禁，且该院对我反复责难，致使我长期肝气郁结，诱发了乳腺癌，由于其手术过错导致我下半身截瘫，使我丧失了浅感觉的双下肢又扭伤骨折，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因为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手术失误导致恶性疼痛，使得我在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接受手术，由于其术式选择不当，手术操作失误致使我的疼痛有增无减，只能靠长期注射吗啡、杜冷丁、服用曲马多、马瑞卡镇痛等药物来维持。我要求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按照各自的过错按份赔偿我医疗费10万元、护理费30万元，伤残赔偿金30万元；误工费10万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继续治疗费30万元。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辩称：第一，苏×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2012年苏×曾经起诉过我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2014年2月17日苏×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因此这次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二，苏×在之前的诉讼中已经做了医疗损害鉴定，也已经明确了我方医疗行为在其所称的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是轻微责任，如果法庭要继续审理，我们认为应当按照这个责任程度，且按照2013年江苏省的标准进行赔偿。另外，在治疗过程中，我院为苏×垫付了20余万的费用，如果苏×同意，我方请求法庭将上述费用一并处理。如果苏×不同意一并处理，我院将就此费用另行起诉。
中日友好医院辩称：不同意苏×的诉讼请求。苏×是2012年9月29日至2012年10月17日在我院治疗，出院后从未向我院提出过任何异议及要求，所以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的诉讼时效。我院认为苏×是因为自身原发疾病术后发生疼痛，经保守治疗无效后来我院进行进一步治疗的，我院在术前已经向苏×履行了相应的告知义务，其中手术知情同意书第七条写到患者为多因素、复杂性疼痛，治疗后疼痛可能依然存在，需要再次治疗或进一步治疗，苏×表示理解，并签字同意接受手术。术后苏×的疼痛症状得到了缓解，所以我院的医疗行为不存在医疗过错，也没有加重患者的不良症状，与苏×目前所称的损害后果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我院的医疗行为不构成侵权，不存在医疗责任。综上，请法院驳回苏×的诉讼请求。
南京鼓楼医院辩称：第一，我院认为苏×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苏×在2012年11月21日从我院出院后，没有再来我院治疗，也没有就本次治疗有任何纠纷，直至2015年7月到我院来封存病历。第二，我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对患者的治疗有相应的指症，患者的疼痛是由其原发疾病导致，经我院治疗后疼痛好转，出院时经调整电刺激量后患者的疼痛已基本消失，出院时我院也告知患者后期要定期随诊，但我院并没有随诊。我院不同意苏×的诉请，请法院驳回苏×针对我院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11日，苏×因“反复双下肢麻木伴乏力半年余”至被告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2010年1月15日，在该院全麻下行“胸椎后路减压、脊髓探查、胸9／10椎间盘摘除术”。术后，患者全麻清醒后肚脐以下麻木，双下肢活动障碍，诊断考虑术后截瘫。
2012年9月29日，苏×因“胸椎术后伴双下肢瘫痪，腰及小腹疼痛2年余”入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10月11日，在该院行“微创神经介入镇痛＋射频毁损术”，2012年10月17日，苏×从该院出院。
2012年10月18日，苏×入住南京鼓楼医院，并于同年10月24日行“脊髓电刺激电极植入术＋脊髓电刺激器植入术”，2015年11月21日，苏×从该院出院。
苏×曾就2010年1月11日起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治疗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至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委托南京医学会就医方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医方的过错程度、患者的伤残等级等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南京医学会经鉴定，于2013年12月26日作出医损鉴（2013）116号医疗损害鉴定书，该鉴定书的鉴定意见为：“医方在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与患者目前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原因力为轻微因素。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患者伤残等级为三级。”2014年2月17日，苏×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对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起诉，该院裁定准许其撤诉申请。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均辩称，苏×对其主张已过法定诉讼时效。经询，苏×称其于2012年10月17日出院时对中日友好医院的治疗效果不满意，于2012年11月21日出院时对南京鼓楼医院的治疗效果也不满意，当时就认为中日友好医院和南京鼓楼医院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后，苏×又称，其对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的手术失败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日期为2015年1月。
诉讼过程中，苏×自称在本次诉讼前，没有向中日友好医院和南京鼓楼医院主张过权利。
苏×为证明其主张未过诉讼时效，提交了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对其行手术时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中日友好医院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中载明：“……7.患者为多因素复杂性疼痛，治疗后疼痛可能仍然卒中乃或短期内加重，需要再次治疗或者进一步治疗。8.患者治疗后可能出现消化道、泌尿及呼吸系统等方面的功能障碍，需要一段时间缓解或进一步治疗。9.治疗中题为因素或环境因素可能导致治疗后局部或全身不适并持续一段时间后方能缓解。……”南京鼓楼医院对苏×的手术同意书中载明：“如植入电极移位导致治疗效果不明显，需下次手术调整电极位置。7.手术之后通常需要3-4天才能开启刺激器，有些病人需刺激数周至数月后才能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因刺激参数调整过程较长，需回到医院随访调整。”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对其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原审法院认为：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经审理认为抗辩成立的，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苏×自2012年9月29日-2012年10月17日在中日友好医院治疗，后于2012年10月18日-2012年11月21日在南京鼓楼医院治疗。
苏×称在上述两家医院治疗后出院时，就认为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且其自称顽固性疼痛一直存在。由此可以认定，苏×自从这两家医院出院时即知道权利被侵害。尽管苏×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又改口称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为2015年1月，但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对苏×的此种解释，法院难以采信。苏×如认为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对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造成其身体伤害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请求，但苏×自称其在本次诉讼前从未向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主张过权利。加之，苏×曾就本案所涉医疗争议向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提起过诉讼，从此情况上看，其如认为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存在过错，也应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及时主张。此外，本案苏×对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的主张亦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之情形。故此，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以苏×对其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抗辩可以成立。苏×对于中日友好医院、鼓楼医院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此外，苏×在诉讼中主张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未能治愈其疾病，亦未达到预期治疗效果。须知，医疗行为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治愈并非是判断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因此，本院先就苏×对于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的诉讼请求做出判决。
据此，2015年11月原审法院判决：一、驳回苏×对中日友好医院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苏×对南京鼓楼医院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苏×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误将知道治疗效果与知道权利被侵害混为一谈。南京鼓楼医院医生告诉患者及家属，止痛效果显现比较慢、且有反复、时重时轻，有的需要2-3年才能达到完全镇痛的效果。鉴于此，苏×出院后，虽然术后效果不佳，仍旧持续性疼痛，但有医嘱需要数月乃至2-3年才能达到满意镇痛效果，一直寄希望于调整电刺激器参数，来达到完全镇痛的目的，不知道权利被侵害，直到2015年元月，咨询上海专家后才知道，第一次在中日友好医院时手术是当时就失败了，第二个手术脊髓电刺激器植入是第一个手术失败的补救手术，所有这些，三个医院，没有一个告诉患者，且第二个手术价格昂贵，且医生手术时将脊髓电刺激器植入术植入的位置偏低，导致电刺激器上方患者胸背部持续顽固性疼痛，这和调整电刺激器参数达到完全镇痛，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到此，苏×才幡然醒悟，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苏×认为，应该以此时来计算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支持苏×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均同意原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住院病历、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的谈话笔录、南京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书、当事人陈述意见等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苏×提起本次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本案中，苏×主张其于就医诊疗过程中身体受到伤害，从而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此种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应适用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特殊规定，自苏×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一年。据已查明事实，苏×于中日友好医院治疗的时间为2012年9月29日至2012年10月17日，于南京鼓楼医院治疗的时间为2012年10月18日至2012年11月21日。同时，苏×于2015年10月12日14时的原审庭审中自述，“从2012年10月17日出院时就对中日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然后于次日就转到鼓楼治理，2012年11月21日出院时就对鼓楼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当时就认为中日和鼓楼存在医疗过错行为”。由此，苏×自2012年既已认为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存在过错，其应于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起一年内主张权利，但苏×直到2015年始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且亦不存在阻却诉讼时效计算的中止、中断之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中日友好医院、南京鼓楼医院以苏×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抗辩可以成立，驳回苏×对中日友好医院及南京鼓楼医院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苏×的上诉主张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苏×负担（已交纳70元，余款1173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新华
代理审判员 鲁 南
代理审判员 沈 放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