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琼02民终4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余静波，男，1979年4月2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现住三亚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詹炳弟，男，1963年12月2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现住三亚市。原审被告：三亚海棠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三亚市海棠湾区林旺海榆东线K293段右侧。法定代表人：陈海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锡斌，男，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住所地海口市国贸大道2号时代广场12楼及一层西侧。负责人：王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刚，海南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孔毅，海南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静波因与被上诉人詹炳弟，原审被告三亚海棠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棠湾公交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7)琼0271民初6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静波，被上诉人詹炳弟，原审被告海棠湾公交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锡斌、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刚、邢孔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静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琼0271民初6507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詹炳弟及第三人刘梅夫妻俩共同赔偿余静波各项损失43811.60元，具体如下：为詹炳弟夫妻俩垫付的医药费5784.30元；修理×××的车辆垫付的修车款2819元；停运损失（淡季部分）的班费4480元；停运损失（旺季部分）的班费6960元；停运损失（64天的误工）累计15945.60元；停运64天的房租水电费用2939.70元；部分诉讼费1158元；因诉讼打字，复印的材料费1485元。停运64天的生活费和交通费（酌情）2240元。事实和理由：一、2016年9月12日14时30分许，余静波驾驶×××的出租车延海润路直行至工业园路交叉口处，在左侧车道正常直行没有违法驾驶行为，后方和逆向均有车辆正常行驶。詹炳弟驾驶号牌为三亚078101的超标“电动车自行车”长时间行驶在右转弯的机动车道上，还搭载一个违法未戴安全帽的女人。电动车因修路需要右转弯，关键时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不管詹炳弟驾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属于机动车还是属于非机动车都有停车避让右边电瓶车和左边机动车的法定义务。詹炳弟未遵守相关规定，非法在正常行驶的车流中，突然以不开转向灯的方式抢道和变道及忽然停车等实施了一系列故意破坏交通秩序的违法行为。由于詹炳弟违法猛拐后又违法紧急停车，距离太近，致余静波在有限的距离范围内，紧急刹车和转向避让效果欠佳，还是发生了轻微碰撞事故，导致詹炳弟手臂和未戴安全帽的女人头部受轻微伤，余静波的车辆右前侧方多个部位受损凹陷和刮痕。案发后，詹炳弟找海棠湾交警吴X刚（音）等多位交警到场认定事实错误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作出了以余静波与詹炳弟在同一车道内行驶没有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为由的认定，将责任强加给余静波并扣留了车辆，不能正常营运。余静波为詹炳弟夫妻俩垫付了5784.30元；保险公司也在余静波的请求下垫付了5000元，也未追究詹炳弟驾驶非法车辆的相关行政责任。2016年9月14日在未调取行车记录仪录像的情况下，余静波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报销詹炳弟夫妻的全部“损失”，又垫付的近5784.30元的医疗费和近300元的出租车费。期间“补偿”6000多元给詹炳弟夫妻俩“和解”，但詹炳弟夫妻要求增加数额，因此“和解”中断。2016年10月9日×××的车辆最终修复出厂，余静波垫付了2819元修车款。余静波因事故，第一期停运28天损失近一两万余元。2016年10月10日余静波依法起诉詹炳弟；2016年10月25日詹炳弟也向法院起诉余静波，接着余静波反诉，引发起诉，被诉和反诉等诸多诉累，由于各级法院的枉法判决，导致上诉人的权益受损不断增加，因此本次赔偿追加至43811.60元。本次交通事故是詹炳弟的违法行为导致的，其应当承担责任。事故发生时，余静波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的驾驶，拥有合法路权，一审“认定”余静波车速明显过快，未尽到安全注意并“确认”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相反，因余静波的足够注意和处置得当才未扩大损害。事故发生是詹炳弟的驾驶行为多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造成的，詹炳弟没有合法路权。余静波提供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可以证明詹炳弟违法操纵（不打转向灯）车辆和违法变道的违法行为属实，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詹炳弟找“关系”使交警徇情枉法，导致事故责任认定错误，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以下简称《事故认定书》）非法无效的。事故发生后及定责前，詹炳弟找来包括海棠湾吴X刚（音）在内的多名交警到场，严重徇情枉法，违背了事实和法律，将余静波的正常驾驶行为定性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的违法行为，并“认定”余静波负全部责任，并予以处罚。余静波提供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和（2017)琼0271行初54号行政判决书，共同证明余静波与詹炳弟并非在同一车道行驶，同时证明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第4602019201602298号《事故认定书》违法无效的。本案中詹炳弟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被定性为非机动车，并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归责原则，违背了事实和法律。本案应依法鉴定詹炳弟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之后，重新定性为机动车，并适用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归责原则划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根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04)第3.1条，机动车为“汽车及汽车列车、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拖拉机运输机组、轮式专用机械车和挂车”等；轻便摩托车定义为“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其最高设计车速不大于50km/h，且若使用内燃机，其排量不大于50ml的两轮或三轮车辆，包括两轮轻便摩托和三轮轻便摩托车，但不包括最高设计车速不大于20km/h的电驱动的两轮车辆”。这就意味着最高设计车速大于20km/h的电动车被归类于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的范畴。依据《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应不大于20km/h；整车质量（重量）应不大于40kg，且应具备脚踏骑行功能的相关规定。本案詹炳弟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踏骑功能，应依法鉴定为机动车，要依据机动车的归责原则划分责任。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划分责任，认定詹炳弟承担全部责任。一审及历次判决中，事实均未查清，关键证据缺失，适用法律错误，明显违背了事实和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纠正。一审判决及历次判决最大的认定错误是均将詹炳弟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未经鉴定就定性为非机动车。因为鉴定结果将决定本次事故是适用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归责原则，还是适用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归责原则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及历次判决第二大错误，就是将驾驶有全额保险还附加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的不计免赔的车辆驾驶人合法权益于不顾。也就是说即使本次事故中不管余静波承担多大责任，一切赔偿义务由保险公司承担，余静波个人所垫付的每一分钱都应该依法退还。然而一审及历次判决都在余静波垫付款中划分责任，明显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余静波有反诉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余静波一审的反诉及其诉求是合理合法的。结合本案，余静波起诉詹炳弟但法院并未立即判决；后詹炳弟起诉，余静波依法进行正常的辩驳和反诉维权，程序合法，因当时不知起诉与反诉哪个先被判决，故不存一审判决所称的“有生效判决之后再重复起诉”的情况。就算之后余静波的反诉先被判决，但基本事实的证据缺乏和确有错误依法也可以再审，因此一审判决驳回余静波的反诉请求，剥夺了余静波依法维权的基本权利，应当依法纠正。另詹炳弟和刘梅是合法的夫妻关系，有共同拥有债权的权利和共同承担债务的义务。综上所述，请求支持余静波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詹炳弟辩称，一、从本案事故发生车载视频资料可知詹炳弟并无过错，余静波未履行注意义务系案事故发生的原因。本案发生时，事故路口正在施工，施工位置就在路口前方右侧，当时詹炳弟车辆前方的电动车就是为了绕过该施工地从而转弯使出路口。詹炳弟车辆在路口小幅度变道同样系为了绕过该施工工地，并非突然变道。从车载视频中可以看出，詹炳弟车辆在变道的时候，余静波车辆还未进入路口，詹炳弟车辆完成变道后余静波车辆才驶入路口，双方处于同一车道。当时双方间隔至少八米之远，如果余静波充分注意，本次事故是不可能发生的。更重要的是，詹炳弟的变道行为并不属于交通违法，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四十三条的规定，后方车辆在行驶至路口时应与前面车辆保持距离。余静波经过路口时不但保持高速行驶且分心驾驶没有注意前方车辆并及时采取制动保持安全距离。该行为才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二、本案事故责任确定，赔偿责任认定清楚。余静波在无相反证据推翻本案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仅凭一己之辞主张由詹炳弟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毫无法律依据。本案事故发生后，三亚市交警支队根据相关的证据对本次事故做出第4602019201602298号《事故认定书》，认定余静波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詹炳弟及刘梅无事故责任。虽然余静波主观上对本次事故责任认定提出质疑，认为本案《事故认定书》责任认定错误，但在认定结果送达其本人后，其却未提出异议，而在本案中对自己的主张也都无法进行充分举证，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的行车视频中也能够清楚反映余静在本案事故过错，交警部门在做出责任认定前就已查看行车视频的。因此，综合本案各方证据来看，余静波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是明确的，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余静波在没有充分证据推翻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责任。三、余静波故意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为詹炳弟及刘梅制造累诉之苦，应当承担詹炳弟的诉讼成本。本次事故发生后余静波最初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表态愿意承担所有损失。受害人刘梅及詹炳弟因此也愿意通过赔偿方式解决纠纷。是余静波先诉至法院要求各项赔偿后，刘梅及詹炳弟才另案起诉余静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滥用诉权或者拖延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过错方应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律师服务费。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余静波的上诉请求。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述称，一审判决的判决结果和认定的事实，均以《事故认定书》为依据，对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持有异议。至于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尊重法院最终查明的事实和相应的判决结果。海棠湾公交公司述称，陈述意见与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的一致。詹炳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静波赔偿詹炳弟医疗费4077元、营养费500元、误工费7133.64元、交通费500元、修理费800元、律师费3500元，共计16510.64元；2.判令海棠湾公交公司对余静波的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直接向詹炳弟赔偿；4.诉讼费由余静波、海棠湾公交公司、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共同负担。余静波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詹炳弟赔偿余静波直接和间接损失40414.30元，包括余静波停运损失淡季部分的班费4480元（4800元/月÷30天×28天）、余静波停运损失旺季部分的班费6960元（5800元/月÷30天×36天）、余静波停运64天的误工损失15945.60元（5419元/月÷21.75天×64天）、余静波停运64天的房租水电费2939.70元、余静波支付的诉讼费1158元、打字复印的材料费1485元、停运64天的生活费和交通费酌情赔偿22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2日14时左右，余静波驾驶×××号出租车沿着海润路直行至工业园路交叉口段时，与詹炳弟驾驶的承载其妻子刘梅的二轮电动自行车（车号：三亚078101）在路口段发生碰撞，造成詹炳弟、刘梅受伤及车辆部分损坏的交通事故。詹炳弟受伤后，被送往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诊断治疗，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挫擦伤、蛛网膜下腔少量出血。花费门诊治疗费1504.9元，药品费2212.9元。余静波为詹炳弟垫付了医疗费20元。余静波驾驶的肇事车辆×××号小型客车登记的所有人为海棠湾公交公司。海棠湾公交公司于2016年2月5日在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处对×××号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6年2月5日零时起至2017年2月4日二十四时止；同日，海棠湾公交公司在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处对×××号车辆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间自2016年2月5日零时起至2017年2月4日二十四时止，保险赔偿限额为3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肇事车辆系海棠湾公交公司承包给余静波营运，仍登记在海棠湾公交公司名下，余静波按月向该公司缴纳营运定额款。2016年9月12日，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三亚交警支队）对余静波交通违法行为作出了编号为460202-1901003470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罚款100元。2016年9月19日，三亚交警支队作出第4602019201602298号《事故认定书》，认定：余静波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的规定，余静波负全部责任，詹炳弟、刘梅无责任。2017年2月24日，余静波因不服三亚交警支队的《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作出（2017）琼0271行初54号行政判决，认定：三亚交警支队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主要证据之一为《事故认定书》，然而《事故认定书》的作出时间（即2016年9月19日）晚于《处罚决定》的作出时间（即2016年9月12日），事后形成的证据无法证明《处罚决定》合法，因此判决撤销三亚交警支队作出的编号为460202-1901003470的《处罚决定》。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另查，2016年10月13日，余静波就本案交通事故将詹炳弟诉至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要求詹炳弟退还余静波垫付的医疗费5784.30元和修车费2819元，并赔偿误工费6000元（400元/天×15天）及因交通、购物等产生600元费用损失。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6）琼0271民初7314号民事判决，认定：三亚交警支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在认定事实和责任上有出入，该认定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是由余静波驾车速度明显过快，且分神失察前方，对前方发生状况未能及时采取制动措施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詹炳弟因避让前方路口的电动车但未采取制动避让措施而是变道到左机动车道右侧的交通违法行为导致两车碰撞共同造成的，根据余静波、詹炳弟对事故的发生原因力和所起的作用，余静波的过错大于詹炳弟的过错，因此，余静波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即余静波承担70%的责任；詹炳弟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即詹炳弟承担30%的责任。事故发生后，余静波为詹炳弟诊疗垫付了诊疗费20元，为刘梅治疗垫付了医疗费5764.30元，根据詹炳弟对事故承担的责任，詹炳弟应退还余静波为其垫付应承担的医疗费1735.29元[（20元＋5764.30元）×30%]。余静波在诉讼中举出一张汽车维修费发票，主张因修理事故车×××号出租车支出了维修费2819元，诉求詹炳弟赔偿。但余静波在举证期限内没有举出维修清单证明其支出的维修费就是修理事故发生时被损坏的部位发生的费用，且詹炳弟对该发票的费用是否用于损坏部位提出质疑，因此，对该发票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余静波以此诉求詹炳弟承担其修车损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余静波诉求詹炳弟赔偿误工费6000元及因交通、购物等产生600元费用损失，由于余静波没有举证证明，对其诉求应予以驳回。因此判决：一、詹炳弟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余静波返还垫付的医疗费1735.29元；二、驳回余静波的其他诉讼请求。詹炳弟、余静波均不服该一审判决，上诉至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2016）琼02民终1579号民事判决，认定：（一）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问题。从余静波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分析，余静波在驾驶车辆通过交叉路口时，从通过路口停止线到碰撞到詹炳弟发生在1秒多钟之内，而詹炳弟通过该段路程的时间用了2秒多钟，由此足以认定余静波驾驶的车辆确实存在车速较快的事实，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认定余静波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余静波驾车速度明显过快”有事实根据，应予以确认。而詹炳弟在通过交叉路口时，占用机动车道，且在避让从海润路方向右转进入凤凰路的电动车时，未采取制动避让措施而是变道到左侧的机动车道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导致两车碰撞的原因之一。根据余静波、詹炳弟对事故的发生原因力和所起的作用，一审法院认定余静波的过错大于詹炳弟的过错即余静波承担70%的责任、詹炳弟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詹炳弟是否应当返还余静波已支付的部分费用及数额。如上所述，詹炳弟应承担30%的责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余静波为詹炳弟垫付了20元的诊疗费，故詹炳弟应当退还余静波为其垫付的医疗费中的6元（20元×30%）。应当指出的是，刘梅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一审法院不宜直接判决詹炳弟向余静波返还余静波为刘梅垫付的医疗费1729.29元（5764.30元×30%），但考虑到刘梅与詹炳弟系夫妻关系，且詹炳弟应承担其余30%的赔偿责任，为避免诉累，不予改判。另，余静波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交车辆维修损失、误工费损失等证据，故对其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应由余静波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余静波举证不能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维持。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再查，詹炳弟的妻子刘梅已另案诉求余静波、詹炳弟、海棠湾公交公司、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赔偿其护理人员詹炳弟的护理费7133.64元以及交通费600元。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1.本案交通事故的责任分担。余静波辩称，（2017）琼0271行初54号行政判决已经认定对余静波的处罚决定违法，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事故责任承担的依据，其不应当承担责任。詹炳弟则辩称应采纳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由余静波承担全部事故责任。首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琼0271行初54号行政判决仅是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了《处罚决定》，并未对《事故认定书》作出处理，并不能因此认定《事故认定书》违法；其次，《事故认定书》虽然是三亚交警支队对事故责任作出的认定，但在本案中同样属于证据，若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存在不当，可不予采信。生效的（2016）琼02民终1579号民事判决中依据余静波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已经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并据此对本案事故责任作出了重新划分，因此，余静波、詹炳弟应当按照生效的（2016）琼02民终1579号民事判决的认定，分别承担本案事故70%、30%的责任。2.詹炳弟的误工费。詹炳弟主张其虽未住院，只是去医院门诊输液，但其同时护理了在同一交通事故中受伤住院18天的妻子刘梅产生了误工费，并提供了一份海南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书》，载明：“我公司工程部自2015年6月30日至2016年9月12日聘任詹炳弟同志（身份证号：×××）为项目工程现场管理人员。待遇为月薪8600元。情况属实。”用以证明其误工费用应按照8600元每月计算。余静波、海棠湾公交公司、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对该份《证明书》均不予认可。詹炳弟所提交的《证明书》仅有单位盖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经办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形式要求，故对该份《证明书》不予采信，对詹炳弟关于其月收入为8600元的主张不予采纳。3.詹炳弟的车辆修理费。詹炳弟提交了一份三亚市非机动车登记证，登记三亚078101电动车的所有人为林创宏，还提供了8张乐东黄流阿江电动车摩托车店的100元定额发票，证明其修理电动车花费800元。余静波、海棠湾公交公司、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詹炳弟提供的登记证登记电动车的所有人并非詹炳弟，且其提供的定额发票不能显示是否因修理本案事故中受损的电动车，也没有相应修理项目清单，故对詹炳弟提供的三亚市非机动车登记证及100元定额发票均不与采信。4.关于余静波停运天数。余静波反诉主张的停运64天是指其因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案件前来法院领取材料、递交材料、开庭、听证等事项陆陆续续花费的时间，案件则包括了余静波起诉詹炳弟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的民事案件，詹炳弟、刘梅起诉余静波赔偿的民事案件，余静波起诉三亚交警的行政案件，对此，余静波提供了从法院领取和签署的相应诉讼材料、裁判文书、递交的材料等予以佐证。詹炳弟对其上述证据均不认可。余静波主张停运的64天均是其因为诉讼产生的时间成本，诉讼是当事人通过国家公权力解决纠纷的形式，是当事人救济自身正当权利的途径，詹炳弟系依据《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依法主张其损失，生效的判决也认定余静波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詹炳弟并不存在虚假或恶意诉讼，而且余静波反诉的64天中还包括余静波自己提起诉讼的案件，因此，余静波将诉讼时间作为其停运损失天数，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余静波、詹炳弟分别承担本案事故70%、30%的责任，肇事车辆系海棠湾公交公司承包给余静波营运，仍登记在海棠湾公交公司名下，且余静波按月向该公司缴纳营运定额款，该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运营支配者和一定运营利益的享有者，亦应与余静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肇事车辆×××号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应在交强险保险及商业第三者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一、关于詹炳弟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所造成的经济损失：1.医疗费，詹炳弟共花费医疗费3717.8元（1504.9元＋2212.9元），其中余静波垫付的20元已经生效判决作出处理，应当予以扣除，剩余3697.8元（3717.8元-20元）。2.误工费，詹炳弟主张其为了护理在同一交通事故中受伤住院18天的妻子刘梅产生了误工费，但在另案中刘梅已经主张了护理人员詹炳弟18天的护理费，詹炳弟又在本案中主张误工损失，属重复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3.营养费，詹炳弟诉求营养费500元，因未提供医疗机构的有关证明，其诉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4.交通费，在另案中刘梅已经主张了其住院期间护理人员詹炳弟往返医院的交通费用，詹炳弟也认可其并未住院，仅是去医院门诊输液，同时照顾刘梅，现其又在本案中主张交通费用，属重复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5.修理费，詹炳弟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产生了800元的修车费用，因此，对其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詹炳弟主张赔偿律师费3500元，该项费用并不属于交通事故赔偿项目，且双方也没有过约定，詹炳弟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二、关于余静波的损失。既然余静波以诉讼时间成本来主张停运损失天数不成立，其以此诉求的班费、误工、房租水电、生活交通费用，均不予支持。而余静波诉求的诉讼费用均会在每个案件中由法院根据案件审理结果在当事人之间予以分担，余静波再作为其反诉请求，也不予支持。余静波主张的打字复印费用也是其作为诉讼参与人支出的诉讼成本，其诉求詹炳弟赔偿，同样不予支持。因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10000元限额内另案支付了刘梅医疗费8821.91元，本案中其应在剩余医疗费限额内直接向詹炳弟赔偿医疗费1178.09元（10000元-8821.91元）；不足部分2519.71元（3697.8元-1178.09元），余静波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余静波还应赔偿詹炳弟1764元（2519.71元×70%）。因肇事车辆×××号在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处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30万元的限额内代余静波承担赔偿责任，即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直接向詹炳弟赔偿医疗费1764元。因此，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詹炳弟医疗费共计2942.09元（1178.09元＋176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詹炳弟赔偿医疗费、交通费共计2942.09元；二、驳回詹炳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12元（詹炳弟已预缴），由余静波、海棠湾公交公司共同负担38元，詹炳弟负担17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5元（余静波已预缴447.65元），由余静波负担，退还余静波42.65元。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对余静波与詹炳弟的事故责任划分是否错误；二、保险公司是否应当予以返还余静波垫付的医疗费。一、关于一审对余静波与詹炳弟的事故责任划分是否正确的问题余静波主张一审及历次判决对其与詹炳弟的事故责任划分错误。余静波在本案二审中提出对詹炳弟驾驶的电瓶车的属性进行鉴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余静波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但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故本院对其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因生效的（2016）琼02民终1579号民事判决已对余静波与詹炳弟的事故责任进行了明确认定，在该判决为被依法撤销前，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证明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余静波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故对余静波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余静波垫付的医疗费、车辆维修费如何处理的问题余静波主张其驾驶的×××号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一切赔偿义务应由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承担，其垫付的医疗费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应予以退还。根据（2016）琼0271民初7314号、（2016）琼02民终1579号民事判决，余静波垫付的医疗费共为5784.30元（余静波向詹炳弟垫付了20元，向刘梅垫付了5764.30元），扣除生效判决判令詹炳弟向余静波返还的1735.29元，余静波实际垫付医疗费共为4049.01元。因×××号车辆在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处已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鉴于本案交通事故的赔偿金额未超出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余静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应当返还余静波实际垫付的医疗费4049.01元和车辆维修费。余静波可另行向平安保险海南分公司主张权利，本案对此不予受理。三、余静波还主张停运损失（淡季部分）的班费4480元、停运损失（旺季部分）的班费6960元、停运损失（64天的误工）累计15945.60元、停运64天的房租水电费用2939.70元、部分诉讼费1158元、因诉讼打字复印的材料费1485元，因其是在针对裁定的上诉中提出，在针对判决的上诉中并未提及，而一审对该部分费用是在判决中进行处理的，故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余静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810元，由余静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媛审 判 员  黄学文审 判 员  李柔翰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王声蓉书 记 员  郁四珍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