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65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城建长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15号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潘建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军，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康利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福达路65号。法定代表人：杨再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元春，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城建长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康利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3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城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中，城建公司对康利公司出示的《石材销售合同》中没有5％质保金提出异议，并向法庭出示了康利公司向城建公司发送的《催款函》等证据，用以证明双方约定有5％的质保金，质保期两年。但一审法院并未认定质保金及质保期。一审法院判决对2013年12月17日信××签收的714161.16元支票以支票存根填写的收款人并非康利公司为由不予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已支付货款、尚欠货款金额错误。城建公司已向康利公司支付货款21792000元，尚欠货款2208000元（含5％质保金）。三、一审判决支付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计算基数存在错误。按照合同约定，城建公司认可5％的质保金（1200000元）在质保期满后支付。涉案工程于2014年11月25日进行竣工验收，质保期在2016年11月26日届满。因此，康利公司主张的利息应当分段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全部利息自2015年1月10日起算，并且计算基数并未扣减质保金错误。康利公司辩称：两年质保期已过，质保金应当支付。康利公司并未收到信××签收的714161.16元支票，该支票存根上写的收款人并非康利公司。康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城建公司支付货款7358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7358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0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24日，城建公司（甲方）与康利公司（乙方）签订《石材购销合同》，约定城建公司向康利公司采购石材，约1300万，最终按实际发生量结算。交货地点约定为甲方施工现场，由乙方负责将货物运送至工地货车能到达地点，乙方当日负责卸货甲方负责协调卸车工具。交货时间约定为乙方按合同条款收到预付款和签认的加工清单及相关技术资料后60天内供齐全部订货。付款方式约定为签订合同三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金额的20％作为预付款。分批到货，分批付款。每批货到工地验收合格后3日内扣除本次的预付款后付清本批货物的70％，第二批货到结清第一批货款，以此类推，以送货单为准。最后一批货到工地验收合格15个工作日内付到合同总货款的100％。质保期两年。合同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2013年10月30日，城建公司（甲方）与康利公司（乙方）签订《石材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补充，双方一致同意原合同没有材料的单价以补充协议的为准，按实际数量收料结算。数量以现场验收合格的实际供货数量为准。货款结算按原合同，其余未约定合同条款均遵照原合同执行。协议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及协议签订后，康利公司进行供货，供货完毕日期为2014年5月9日。2015年1月11日，城建公司与康利公司签订《康利石材最终结算》，确认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模范技能交流基地一期项目精装修施工工程（二标段）及三标段大理石采购合同最终结算金额为2400万元整。其中康利公司盖章处签字人员为信××。对于城建公司的付款情况，经诉讼中双方对账，无争议部分的付款情况如下：2013年5月30日付款1570000元；6月18日付款830000元，转账支票4257#，支票领取人信××；9月25日付款1000000元，转账支票10498485，支票领取人信××；9月30日付款650000元，转账支票10594032，支票领取人敖×；9月30日付款650000元，转账支票10594034，支票领取人敖×；9月30日付款550000元，转账支票10594031，支票领取人敖×；9月30日付款550000元，转账支票10594033，支票领取人敖×；9月30日付款600000元，转账支票10594039；10月22日付款650000元，转账支票10521761，支票领取人信××；10月22日付款700000元，转账支票10521763，支票领取人信××；10月22日付款550000元，转账支票10521764，支票领取人信××；10月22日付款500000元，转账支票10521765，支票领取人信××；11月23日付款889000元，转账支票10546338，支票领取人信××；11月23日付款853000元，转账支票10546337，支票领取人信××；11月23日付款962800元，转账支票10546339，支票领取人信××；11月23日付款675200元，转账支票10546340，支票领取人信××；11月23日付款789000元，转账支票10546341，支票领取人信××；11月23日付款531000元，转账支票10546342，支票领取人信××；12月19日付款1642000元，电汇；2014年3月26日付款1500000元，电汇。上述无争议部分付款金额共计16642000元。对于有争议部分的付款，该院认定如下：1.城建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6月21日支付200000元，支票号码09548644，签收人信××。该笔款项未包含在康利公司认可收到款项的列表中。根据城建公司提交的现金日记账48页显示，信××于2013年6月14日签字确认领取“付材料——康利”款项200000元。因康利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城建公司向信××交付该笔款项有其他用途，故该院对该笔付款的事实予以认定；2.城建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10月18日支付600000元，支票号码10521762，签收人信××。该笔款项未包含在康利公司认可收到款项的列表中。根据城建公司提交的现金日记账51页显示，信××于2013年10月15日签字确认领取“付材料——康利石材（支）”款项5笔，分别为550000元、600000元、650000元、700000元、500000元。其中550000元、650000元、700000元、500000元四笔已包含在康利公司自认回款的明细表中，支票号分别为10521764、10521761、10521763、10521765。因康利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城建公司向信××交付该笔款项有其他用途，故该院对该笔付款的事实予以认定；3.城建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10月29日分别支付350000元（支票号09140632）、280000元（支票号09140633）、220000元（支票号09140634）、27000元（支票号09140635）、230000元（支票号09140636）。该五笔款项未包含在康利公司认可收到款项的列表中。根据城建公司提交的现金日记账52页显示，信××于2013年10月29日签字确认领取“付材料——康利石材”款项5笔，款项金额分别为270000元、280000元、230000元、350000元、220000元。因康利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城建公司向信××交付该笔款项有其他用途，故该院对该笔付款的事实予以认定；4.城建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12月17日支付714161.16元，支票号11119233，签收人信××。根据城建公司提交的支票存根，该张支票存根上虽有信××签字，但所填写的收款人信息为上海蒋正实业有限公司，并非康利公司。对此，城建公司表示其公司财务制度混乱，系财务人员随便进行填写，该陈述与常理不符，亦不符合我国票据法相关规定，故该院对该陈述不予采信，且根据该院自中国银行北京皂君庙支行调取的支票记录，该张支票填写的收件人为北京芳盛博雅贸易有限公司，亦不能体现与康利公司有关，故该院对该笔付款事实不予认定。5.城建长城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12月17日支付285838.84元，支票号11119235，签收人信××。根据城建公司提交的支票存根，该张支票存根上有信××签字，所填写用途系退保证金。因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未能体现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城建公司曾向康利公司收取过保证金，城建公司亦表示不存在收取保证金的事实，故该院认定该笔付款系针对货款本金的付款。康利公司虽不认可该笔付款，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城建公司向信××交付该笔款项有其他用途，故该院对该笔付款事实予以认定；6.城建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12月17日支付2000000元，支票号11119232，签收人信××。根据城建公司提交的支票存根，该张支票存根上有信××签字，所填写用途系借款。因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未能体现城建公司与信××个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城建公司对此亦进行否认，康利公司虽不认可该笔付款，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城建公司向信××交付该笔款项有其他用途，故该院对该笔付款事实予以认定。综上，该院认定城建公司总计向康利公司支付货款21077838.84元，至今尚欠货款2922161.16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康利公司与城建公司之间签订的《石材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均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康利公司供货后，城建公司未能按约履行付清货款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其应立即向康利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康利公司要求城建公司支付货款7358000元并支付以7358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年1月1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请求金额与该院查明金额不符，对于货款本金2922161.16元及以该金额为计算基数的逾期付款利息的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对于康利公司关于信××没有得到收取货款的授权，故城建公司向信××交付支票不能代表其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陈述，该院认为，因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信××代表康利公司与城建公司办理结算，并多次代表康利公司领取合同款，故城建公司向信××交付支票的行为应认定为付款行为有效，该院对康利公司的该项陈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城建公司支付康利公司货款2922161.1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922161.16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月10日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均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康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期间，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根据城建公司提交的支票存根，号码为11119233、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17日、出票金额为714161.16元的中国银行转账支票，号码为11119235、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17日、出票金额为285838.84元的中国银行转账支票以及号码为11119232、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17日、出票金额为2000000元的中国银行转账支票的签收人均为信××。一审法院向中国银行北京皂君支行调取了前述三张转账支票的复印件，前述转账支票的收款人均为北京芳盛博雅贸易有限公司，出票人均为城建公司，支票背书人处均加盖有北京芳盛博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张增堂人名章以及委托收款字样，被背书人处均记载农商行商务中心区支行营业部，除此以外再无其他背书信息。康利公司一审提交的《石材购销合同》第六条第一款载明：“签订合同三日内城建公司支付康利公司合同总额20％作为预付款。分批到货，分批付款。每批货到工地验收后3日内扣除本批次的预付款后付清本批货款的70％，第二批货到结清第一批货款，依法类推，以送货单为准。最后一批货到工地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付至合同总货款的100％。质保期两年。”城建公司一审提交的《石材购销合同》第六条第一款载明：“签订合同三日内城建公司支付康利公司合同总额20％作为预付款。分批到货，分批付款。每批货到工地验收后3日内扣除本批次的预付款后付清本批货款的70％，第二批货到结清第一批货款，依法类推，以送货单为准。最后一批货到工地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付至合同总货款的95％，留留下5％作保修金。质保期两年。”其中的“95％，留下5％作保修金”为划掉“100％”后手写添加。康利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向城建公司发出的《催款函》第2条载明：“按照《石材供销合同》第六条收款方式：在最后一批货到工地验收合格15个工作日内付到总货款的95％，其余5％作为质保金，两年规定质保期后无息付清……”在一审法院2015年8月12日的庭审中，城建公司当庭辩称：“双方约定质保期2年，现在质保期还没有到，其中5％的质保金不应该支付。”二审期间，康利公司认可代表其公司与城建公司进行最终结算的是信××。康利公司认可双方约定有5％的质保金，并称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支付。双方均称最后一批货到工地验收合格15个工作日内付到合同总货款的95％。双方均称竣工验收是在2014年11月25日，质保期自2014年11月26日起算，至2016年11月26日届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康利公司与城建公司之间签订的《石材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均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信××自城建公司领取的号码为11119233、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17日、出票金额为714161.16元的中国银行转账支票应否计入城建公司已付康利公司货款中。对此，本院认为应当计入，理由如下：1、康利公司认可代表其与城建公司进行最终结算的是信××，而信××多次代表康利公司从城建公司领取货款（包括一审查明的事实中无争议的数笔，以及有争议的6笔），而且领款的形式均为支票。2、信××2013年12月17日从城建公司领取了3张中国银行转账支票，依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支票复印件显示，前述3张转账支票除了出票金额以外其余信息均一致。虽然号码为11119233的支票存根上记载的收款人为上海蒋正实业有限公司，但是这并不否认该转账支票由信××领走的事实。至于该支票涉及的款项是否最终流向了康利公司，涉及支票本身这一支付工具的特点，并不属于本院审查的范围。综上，本院认为信××领走的号码为11119233的支票所涉及的金额应当计入城建公司已付款中，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此，城建公司已付康利公司的货款总额为21792000元，城建公司未付款的数额为2208000元（含5％的质保金）。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双方是否约定有质保金条款以及质保金该如何支付。对此，本院认为，城建公司一审中即主张双方约定“5％的质保金，在质保期满两年后支付”，康利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向城建公司发出的《催款函》对此有记载，并且在城建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中对相应条款进行了修改，二审中，康利公司对此亦予以确认，因此本院认为双方约定有5％的质保金条款，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支付。双方确认的总结算金额为2400万元，质保期于2016年11月26日届满，因此，城建公司应于2016年11月27日向康利公司支付质保金120万元。因一审法院认定的城建公司已付货款的金额，以及质保金的支付时间均错误，本院结合康利公司主张的利息的起算时间及计算方式，对一审法院认定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予以调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城建公司的上诉理由可以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3463号民事判决；二、北京城建长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天津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货款2208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5年1月10日起至2016年11月26日，以1008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1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2208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天津康利石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3306元，由北京城建长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8997元，由天津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负担443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3306元，由北京城建长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8997元，由天津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负担4430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常 洁审 判 员  梁 睿审 判 员  阴 虹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习亚伟书 记 员  万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