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6民终21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动源街23号。
法定代表人：周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国，山东英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世华，男，197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北京宪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克虎，男，197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现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爱民，男，汉族，1969年12月12日出生，户籍地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现住北京市丽泽金融区。
上诉人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世华、吴克虎、童爱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1602民初1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建安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审理后依法撤销一审第一项中关于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汪世华工程款及利息的判决内容，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汪世华对上诉人的一审诉求；2、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一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被上诉人汪世华不具备合法的一审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名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但实际为劳务合同纠纷。根据国务院2016年1号文件的政策规定，涉及到建设工程的农民工工资，应由农民工个人直接主张权利，严禁将农民工工资直接发放给包工头个人。而本案中汪世华作为包工头，并不能举证证实其对所欠提供劳务者的劳务费用予以了垫付，其所主张的农民工工资的债权转让也是无效的。所以，其并不具备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二、本案一审判决上诉人对涉案款项承担责任，不但事实不清，且严重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基本原则。首先，本案被上诉人汪世华在本案中所提交的主要结算证据均是童爱民、张永利所出，但是，上诉人根本不认识童爱民、张永利等，其也不是上诉人员工。在被上诉人汪世华所提交结算证据上所加盖的椭圆形项目印章，也并非上诉人在涉案工地所认可和使用的项目印章。上诉人所认可的涉案工程项目印章是圆形的项目印章，对此，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所以说，一审中，上诉人已经对上诉人所认可的涉案工地项目印章的举证义务已完成，对涉案被上诉人汪世华所提交的结算证据上所加盖的椭圆形项目印章能否代表上诉人公司，对此的举证义务应在被上诉人汪世华一方，但是，其并未在一审中尽到相应举证义务，所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所提交证据上的椭圆项目印章也就不能代表上诉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的基本原则，所欠被上诉人汪世华的劳务费及利息既然由童爱民、张永利等予以确认，其付款责任也应童爱民、张永利予以承担，而与上诉人无关。其次，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书、文明施工责任书以及2942余万元的付款凭证等证据可以充分证实，涉案工程的劳务部分，上诉人已经分包给以吴克虎为代表的江苏泰州苏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诉人也是分别和吴克虎一方进行的劳务费用结算，早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劳务费用计2942余万元。上诉人的付款义务已经尽到。所以，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汪世华一方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双方互不接触，上诉人也不应对被上诉人汪世华的劳务费用承担付款义务。三、本案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对被上诉人汪世华所提交的“相关农民工工资发放表”的相关内容，在经庭审举证、质证，上诉人对其否认的前提下，一审法院未经对其予以调查核实便直接对其法律效力予以认定，且作为判决本案的直接依据，实属审判程序不合法。四、本案不应判决支付被上诉人汪世华劳务费对应的利息。本案因被上诉人汪世华并不具备劳务分包资质，所以，退一步讲，即使涉案工程的劳务部分是其组织工人实际施工，因其无施工资质，所以，不应判决应付款方存在违约行为及滞纳利息。
汪世华辩称：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提出的四项上诉理由都是违背事实且无法律依据。关于第一和第四上诉理由，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被上诉人汪世华是该解释提到的实际施工人，因此汪世华有合法诉权，也有合法的利息主张权利。上诉的第三项内容不属实，我方一审时向法院提供了从建委调取的工资表等证据以及建安公司的委托书，并向法院提供了建委的负责人任局长联系方式，法院不仅在当庭组织举证质证，且庭后去建委核实了，我方提供的该证据在建委都有原件存档。该证据主要证明判决书第五页第二段提到的问题，农民工追讨工资事件，建安公司出具正规委托手续，表达了该工地的经济纠纷由其负责，且实际操作是由童爱民、吴克虎、李慧强办理了发放工资的一切相关手续，特意盖上椭圆形项目章，该项目章与汪世华的结算单、确认单里加盖的印章为同一个。所以上诉人称其不认识童爱民、吴克虎，且不承认该章，其所言不真实。上诉人提出的第二项上诉理由，同第四项答辩意见，补充如下：一审时童爱民和吴克虎曾到法院，其提及有汪世华的欠款，且特意提到过关于这枚椭圆形印章，是上诉人建安公司的项目经理李慧强交给他们的，他们的身份就是上诉人建安公司委派的负责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建安公司的各种手续及一切行为让答辩人足以认为吴克虎、童爱民是一种职务行为，汪世华也对此深信不疑，所以才有该涉及上百万的工程欠款。证据显示对方主体就是上诉人建安公司，答辩人认为在事实、法律上也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建安公司的上诉。
吴克虎、童爱民未到庭陈述意见。
汪世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建安公司、童爱民、吴克虎支付工程款988296元及自2013年12月18日至开庭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建安公司、童爱民、吴克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汪世华与童爱民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汪世华负责施工位于滨州市经济开发区黄河五路渤海二十四路的滨魏一期项目工程高层2#、3#、12#、13#楼的外墙抹灰、贴砖、飘窗等工程，双方约定外墙抹灰按32元/平方米、贴砖按40元/平方米、飘窗按实际抹灰面积每平方米×2、零工按150元/工日进行结算。后汪世华组织工人对滨魏一期项目工程高层2#、3#、12#、13#楼的外墙抹灰、贴砖、飘窗等工程进行施工，2013年12月施工完成。2013年12月15日，双方就滨魏一期项目工程高层2#、3#、12#、13#楼的外墙抹灰、贴砖、飘窗施工工程量进行核实。同日，建安公司在汪世华出具的现场零工单上加盖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魏桥项目部滨魏高层一期印章，并由其项目部经办人张永利签字，确认汪世华完成现场零工共计128个；2013年12月17日，建安公司在汪世华出具的吊篮单上加盖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魏桥项目部滨魏高层一期印章，并由其项目部经办人吴晓山签字，确认应付汪世华吊篮费用30000元；2013年12月18日，双方对滨魏一期项目工程高层2#、3#、12#、13#楼的外墙抹灰、贴砖、飘窗工程施工面积进行确认，其中2#楼外墙抹灰8218.72平方米、贴砖3579.13平方米、飘窗312个、3#楼外墙抹灰5810.48平方米、贴砖2680.84平方米、飘窗206个、12#楼外墙抹灰7626.73平方米、贴砖4452.79平方米、飘窗212个、13#楼外墙抹灰8218.72平方米、贴砖3579.13平方米、飘窗312个，2#、3#、12#、13#楼的外墙抹灰总面积为29874.65平方米、贴砖总面积为14291.89平方米、飘窗共计1042个，建安公司在该确认单上加盖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魏桥项目部滨魏高层一期印章，并由其项目部经办负责人张永利签字。2014年1月8日，童爱民书面签字确认，与汪世华口头协议约定的外墙抹灰按32元/平方米、贴砖按40元/平方米、飘窗按实际抹灰面积每平方米×2、零工按150元/工日进行结算，并确认双方约定工程施工完成应支付汪世华补助人工费35000元。2015年6月19日，吴克虎在汪世华制作的工程结算明细单上签字，对汪世华施工的上述滨魏一期项目工程高层2#、3#、12#、13#楼的外墙抹灰、贴砖、飘窗工程施工面积、工程价款（1714096元）、零工价款（19200元）、吊篮安装拆除费用（30000元）、外地工程补助费用（35000元）、应付工程款额（1798296元）及已付（810000元）和未付工程款额（988296元），均予确认。位于滨州市经济开发区黄河五路渤海二十四路的滨魏一期项目高层2#、3#、12#、13#楼工程，均系由建安公司（该公司原注册登记名称为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承建。2013年，该工地因发生农民工追讨工资事件，建安公司委托厉夫伦处理相关事宜。在相关的农民工工资发放表中，有厉夫伦、张永利、李慧强（建安公司滨魏项目负责人）等人签名，并均加盖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魏桥项目部滨魏高层一期印章，该工资表中的印章、张永利的签名与汪世华提交的工程结算确认单中加盖的印章、张永利的签名均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汪世华与童爱民达成工程施工口头协议，汪世华已按约完成工程施工内容且工程已经竣工验收交付使用，虽然汪世华不具备合法的劳务施工资质，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其有权向建安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汪世华施工完成后，经与案外人张永利、吴克虎、童爱民等建安公司（原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的相关人员结算确认，建安公司欠汪世华工程款（人工费）988296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关于建安公司、吴克虎、童爱民的责任承担，原审法院审查认为，汪世华施工的工程系建安公司承建，建安公司虽否认吴克虎、童爱民及案外人张永利系其公司人员，但汪世华提交的工程结算单、工资发放表等证据中均有上述人员的签名并加盖了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魏桥项目部滨魏高层一期印章，足以使汪世华相信吴克虎、童爱民及案外人张永利在涉案工程中的行为系代表建安公司的职务行为，因其行为产生的相应权利义务后果应由建安公司承担。故对汪世华要求吴克虎、童爱民承担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建安公司所提其与汪世华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支付其工程款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汪世华主张的利息，原审法院审查认为，汪世华施工于2013年12月完成后，双方进行了工程量确认，但双方对工程款的支付时间并无明确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应自涉案工程交付之日起计算，汪世华要求自2013年12月1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吴克虎、童爱民未按指定的时间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答辩权、质证权的放弃，依法可缺席判决。据此，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汪世华工程款（人工费）988296元及利息（以988296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18日起至2016年9月6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汪世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83元，由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劳务费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被上诉人汪世华个人虽不具有劳务分包的合法资质，但其与童爱民达成口头协议并对涉案工程进行了施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且投入使用，童爱民、吴克虎、张永利等人对汪世华所干工程量、工程款的数额进行了确认，因此，汪世华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主张工程款（劳务费）。根据一审法院对童爱民、吴克虎二人调查时童爱民的陈述，童爱民与吴克虎是合伙关系，在建安公司承包了涉案工程后，受建安公司指派，负责该项目的管理工作，建安公司收取他们的管理费。汪世华提供的工程量确认单中均盖有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魏桥项目部滨魏高层一期的印章，该印章的来源据童爱民陈述是建安公司项目部管理人员李慧强提供给他的，一直对外使用。在2013年该工地其他班组农民工工资发放表中，也盖有此印章。同时还有建安公司（原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委托处理发放民工工资事宜的受委托人厉夫伦的签字，说明建安公司知道项目部有此印章并同意对外使用。建安公司主张与江苏泰州苏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但并未提供该合同实际履行的证据。并且该合同中吴克虎的签字经过鉴定与吴克虎在一审法院询问笔录中的签字不一致，不是同一人书写。因此对建安公司关于将劳务部分分包给江苏泰州苏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童爱民、吴克虎、张永利等人为汪世华出具工程量结算单并加盖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魏桥项目部滨魏高层一期印章的行为，足以使汪世华相信他们是代表建安公司的职务行为，因此，建安公司对他们确认工程量的行为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建安公司对涉案的工程款（劳务费）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3683元，由上诉人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金魁
审判员 孙兴春
审判员 王 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仲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