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02民初6713号
原告:如东县东飞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如东县经济开发区通达路1号。
法定代表人：唐迎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娟，江苏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5号亚太大厦三楼301、302、303室。
主要负责人：葛激扬，总总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勇，男，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诚，男，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职员。
原告如东县东飞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飞公司）与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财保南通支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东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娟、被告华安财保南通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勇、徐伟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飞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理赔款39000元（医疗费30000元及误工费90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7日，原告向被告投保了雇主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为自2016年9月8日至2017年9月7日。2016年12月10日，原告雇请的驾驶员刘祖军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被送往上�市嘉定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事故发生后，原告支付了刘租金各种费用共计555000元。因被告不能依照保险单约定理赔，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华安财保南通支公司辩称，原告与刘祖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属于本案所涉保险责任范围。对于原告主张的已支付的费用存有异议，按照仲裁调解笔录记载，其仅支付刘祖军15000元，对于其他项目与金额均不予认可。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东飞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雇主责任保险单及人员清单。证明原告向被告投保雇主责任险的事实，保险期限为2016年9月8日至2017年9月7日，雇员名单中有刘祖军。
证据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复印件）。证明被保险人刘祖军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并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的事实。
证据三、门诊病历、出院小结、医务证明书、医疗费发票8张、费用清单。证明刘祖军受伤后的治疗情况。
证据四、协议书及收条、欠条。证明原告支付了刘祖军的住院费、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等。
证据五、仲裁调解书及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在仲裁调解时原告又支付刘祖军15000元，虽然调解书中载明全部为医疗费，但实际为医疗费10000元及误工补偿5000元。
证据六、仲裁调解笔录。证明是因仲裁庭进行调解后，原告与刘祖军双方达成协议，由原告支付刘祖军15000元，并非双方认可不存在劳动关系。结合调解书，能够证明刘祖军是在为原告�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原告基于雇主身份支付刘祖军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证据七、曹建萍、孙建萍出具的情况说明、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案涉事故后，曹建萍、孙建萍分别代原告向刘祖军支付20000元、25000元，用于履行原告与刘祖军签订的协议书及仲裁调解书。
证据八、加盖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病历复印专用章的住院病历一本19页，其中包括了出院小结。证明刘祖军因事故受伤并接受治疗的事实。
被告华安财保南通支公司经质证后认为：
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原告已经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已经认可被告提供的保单及条款，完全理解了保险条款含义。原告在投保时确认刘祖军为其司机，而在仲裁调解时否认双方该种关系，违反最大诚信原则也违反了法律规定，原告对于刘祖军的投保无效，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
证据二原告提供的是复印件，应当明确刘祖军是否从事故相对方获得赔付。
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对证据四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协议书在仲裁调解时并未有所体现，也未有相关证人到庭证明该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协议书落款处甲方签字的“唐振”与抬头处甲方写的原告法定代表人“唐迎东”不一致。协议书中载明的“另外费用甲方一概不负责”与此后原告再行支付刘祖军15000元事实不符。刘祖军所签的收条中未明确生活费、护理费的具体金额，也没有明确支付�主体。欠条上欠款人处的袁林碧与本案关系无法确认，且欠条未签订日期，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证据五中的仲裁调解书及证据六的调解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其中均记载双方认可原告与刘祖军之间没有合法的劳动关系，仅能证明原告单方同意补偿刘祖军医疗费15000元，并不能证明此外原告向刘祖军赔付的项目及金额。
对证据五中的交易清单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孙建萍向刘祖军支付的该款项为代原告履行仲裁调解书中的15000元。
对证据七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认可、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认可。对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因无其他相应证据证明曹建萍、孙建萍同意替原告履行赔偿义务。
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华安财保南通支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原告盖章的投保单及所附保险条款，该投保单为A3纸，正面为投保单，反面为保险条款。证明原、被告双方对投保约定的所有项目及应当遵守的保险条款内容。
原告东飞公司经质证后认为：对投保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其在投保单上盖章之后就交还给被告，对于所附的保险条款不清楚。原被告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保险关系，并不存在责任免除情形，被告应当按照保险单中载明的保险限额、计算方式予以理赔。
诉讼过程中，曹建萍、孙建萍到本院接受谈话，认可两人分别支付给刘祖军的20000元、25000元是代原告支付。
原告东飞公司经质证后对两份谈话笔录无异议。
被告华安财保南通支公司经质证后对该曹建萍、孙建萍的谈话笔录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核。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作出如下认证：因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投保单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二虽为复印件，但是加盖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定损专用章，并注明“原件我司已收”，且被告对于原告陈述的事故发生的事实也并无异议，故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三、证据五中的仲裁调解书、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未对证据八合法性提出异议，该证据亦可由原告合法持有，上述证据均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本院对于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五的银行交易清单及证据七的银行交易明细，被告对其真实性认可，曹建萍、孙建萍亦在本院谈话笔录中确认代原告向刘祖军支付款项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及证据七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保险条款，因其与投保单为一张纸的反正面，原告签署了投保单中也确认对于保险条款已经知晓，本院认定被告已经交付了保险条款，对被告提供的保险条款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四，本院结合待证事实的分析一并作出认证。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16年9月7日，原告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在被告处投保了雇主责任险，雇员人数为�含刘祖军在内的12人，所附《雇员明细表》中载明刘祖军的雇员工种为司机。保险期间为自2016年9月8日零时起至2017年9月7日二十四时止。投保单中注明：本保单所使用的条款详见《华安雇主责任险保险条款》。本保单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额RMB30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RMB3万元。本保单每人误工费人民币100元/天，每次事故赔偿天数以90天为限，累计赔偿天数以180天为限，每次事故绝对免赔5天，本保单每次事故每人意外医疗费绝对免赔额为100元，100元以上部分按80%给付。投保人声明一栏载明：保险人已告知本人仔细阅读保险合同条款，提示本人特别阅读黑体字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内容，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经向本人作出明确说明，本人已经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原告在投保人处盖章确认。
《华安雇主责任险保险条款》中保险责任部分载明：在保险期间内，凡被保险人所雇用的员工，在受雇过程中，从事本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业务有关工作时，遭受意外而致受伤、死亡或患与业务有关的职业性疾病，所致伤残或死亡，被保险人根据雇佣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上述被保险人所雇用的员工包括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和徒工。
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雇主责任保险单，所载明的投保人、被保险人、雇员人数、保险起见、赔偿限额及特约约定、保险条款的适用与前述投保单一致。
2016年12月10日3时20分，刘祖军驾驶苏Ｆ×××××大货车由北向南同行，潘学军驾驶沪Ｂ�××××大货车沪Ｅ×××××（挂）由北向南同行，因刘祖军驾驶车辆追尾，导致两车受损，刘祖军受伤，刘祖军承担全部责任，潘学军无责任。事故发生当日，刘祖军入院接受治疗，实际住院7天，于2016年12月17日出院。住院期间共计支出医疗费29301.2元，门诊费用1892.12，合计31193.32元。2016年12月17日，出院小结及医务证明书载明临时诊断及处理意见均载明，建议刘祖军休息三个月。
2016年12月12日，孙建萍、曹建萍分别代原告向刘祖军支付10000元、10000元。2016年12月15日，曹建萍待原告向刘祖军支付10000元。
后刘祖军向如东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其与原告2016年6月至2017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8月25日，双方在仲裁委进行调解时，刘祖军陈述其是轮流上班的，是有基本工资的。原告不予认可，陈述是按照一单50元支付给刘祖军，并没有基本工资，且要追究刘祖军因事故导致货物受损的赔偿责任。刘祖军陈述承认给单位造成损失，但认为即使没有劳动关系，单位也应当支付因其受伤导致的后期的二次手术费。原告认可后期手术费但不承认劳动关系。经调解，同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支付刘祖军医疗费15000元，原告放弃追究刘祖军因事故造成损失的权利，刘祖军不再申请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双方之后不再有纠葛。
2017年9月1日，孙建萍代原告履行仲裁调解协议向刘祖军支付15000元。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二、如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被告应当赔付的具体项目及金额如何确定？
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祖军是其雇员，在为其运输货物时发生交通事故，其已经赔付刘祖军相应款项，现基于该事实向被告理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被告认为，原告与刘祖军在仲裁调解时均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原告以其赔付刘祖军相关款项为事实依据向被告索赔，并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保险条款中保险责任部分的约定，被保险人的雇员包括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和徒工，说明对于雇员与被保险人之间并未限定于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在仲裁调解时并未对之间的法律关系达成一致，仅是基于调解的考虑，刘祖军作出不再申请工伤认定的承诺。即使刘祖军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双方已经确认刘祖军是为原告运送货物且领取相应报酬，与原告之间符合雇佣关系的条件，属于保险责任中约定的雇佣人员的范畴。刘祖军因为原告运输货物发�交通事故，原告应当赔付其相应损失，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属于案涉雇主责任险保险责任的范围。被告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付。
对于被告辩称的，原告与刘祖军在仲裁调解时均称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在投保时将其列为雇佣人员，违反最大诚信原则，对刘祖军的投保应认定无效。本院已经认定双方之间确实存在雇佣关系，原告投保时并未违反诚信原则，故对被告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实际支付刘祖军费用55500元，其中30000元通过孙建萍、曹建萍转账，6000元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唐迎东支付现金，刘祖军另行收取4500元，另原告履行仲裁调解书通过孙建萍账户支付15000元。具体构成及相应证据：
1、30000元转账�6000元现金：刘祖军妻子袁林碧出具的欠条，确认原告在上海住院期间打给刘祖军36000元，包括医疗费31193元、费用14108元、住院伙食费665元。欠东飞公司4000元。
2、2017年1月13日刘祖军出具的收条，确认收刘祖军收受伤生活费、护理费合计4500元（至2017年3月10日止三个月）。
3、2017年1月1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唐迎东（落款签字为“唐振”）与刘祖军签署的协议书，约定护理期一个月，每月2500元，生活费2000元，暂定三个月，前述合计8500元。如近期未好就按2000元每月。另外费用甲方（唐迎东）概不负责。
原告陈述该8500元为第1项中结欠原告的4000元未还，作为支付协议书中的费用，以及第2项刘祖军确认收到的4500元。
4、2017年9月1日，原告履行仲裁调解协议向刘祖军支付15000元。
对于其中医疗费部分，具体为第1项中的医疗费31193元、第4项中10000元。根据赔偿限额，仅主张30000元。
对于误工费部分，具体为协议书中约定的生活费实际为误工费，每月2000元，三个月合计6000元以及第4项中的5000元实际为误工费，只是调解协议中统一写成了医疗费。袁林碧的欠条中的生活费665元实际也为误工费。根据赔偿限额，原告仅主张9000元。
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原告仅能证明履行仲裁调解协议支付刘祖军15000元，其余费用不予认可。同时，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医疗费要扣除100元的免赔额，剩余部分按照80%计算。对于误工费，约定绝对免赔5天。
本院对此分述如下：
对于医疗费：刘祖军因案涉事故受伤入院治疗，实际发生医疗费31193.32元，原告也向本院提交了总金额为31193.32元的医疗费发票原件，同时根据转账记录显示，孙建萍、曹建萍代原告支付刘祖军30000元，由此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已经实际向刘祖军支付该部分医疗费的事实。同时，虽然署名袁林碧所出具的欠条被告不予认可，但是该欠条中所载明刘祖军的医疗费为31193元，符合客观事实，能够进一步佐证医疗费31193元已经实际支付给刘祖军的事实，也能够印证该份欠条的客观性。对于原告支付的仲裁调解协议中15000元的实际性质问题，即使按照其中10000元作为医疗费计算，原告实际支付给刘祖军的医疗费总额也达41193元，按照被告主张扣除100元的免赔额后按照剩余部分的80%计算为32874.4元，超过医疗费的保险限额30000元。
另外，对于庭审中，被告提到的刘祖军是否从事故相对方获得交强险范围内2000元医疗费的赔付问题，被告并未证明刘祖军从事故相对方车辆保险公司获得赔付，且按照原告实际支付给刘祖军的医疗费41193元扣除2000元为38193元，再扣除100元的免赔额后按照剩余部分的80%计算也为30474.4元，超过30000元的保险限额。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赔付医疗费3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被告应当予以赔付。
对于误工费：仲裁调解协议中明确载明15000元为医疗费，原告主张其中5000元为误工费并无依据。袁林碧欠条中明确载明665元为住院伙食费，原告主张该笔费用为误工费亦无依据。对于原告主张协议书中载明的生活费是否为误工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生活费并非雇主赔偿的法定项目。但根据医院所出具的出院小结及医务证明书内容，建议刘祖军休息三个月，在该三个月中，刘祖军作为具有劳动能力的自然人，应当是会因无法正常从事工作而实际减少收入，而其所获取的工作收入是保证其正常生活的基础，因此，从该角度上看，原告和刘祖军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将误工费表述为生活费，亦属合情合理。对于该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为关于刘祖军受伤之后的赔付款项情况，甲方与乙方�祖军双方均签字捺印，虽然落款处甲方为“唐振”，但原告解释为是其法定代表人唐迎东所书写的其小名，且抬头处甲方也注明的是“唐迎东”，结合协议书内容及签订时间，该协议书的形成具有合理性。原告已经取得刘祖军的收条原件，其中刘祖军确认收到4500元，也注明所收取的费用为生活费、护理费，该收条与协议书均为2017年1月13日形成，协议书中载明护理费2500元、生活费每月2000元，刘祖军在当日收取的该4500元与协议书中护理费与当月的生活费能够相互印证。对于欠条，承上所述，本院认为该欠条所载明的医疗费与事实相符，其他赔付的项目住院伙食费等也属原告应当赔付的项目，因此该欠条的形成具有客观性。其中写明“今欠东飞公司4000元”、“以上欠款待伤好后结清”，根据该欠条内容，该欠条出具时间应为刘祖军住院期间，在此后2017年1月13日协议书中原告认可赔付费用总额为8500元，扣除该4000元后，刘祖军同日收取4500元并出具了收条，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原告实际支付协议书中8500元的事实。故包含在该8500元中的6000元误工费原告亦实际支付。
原告签署了投保单，被告也已经向原告交付了保险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告知义务，其中关于免赔的条款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投保单及保险单的约定，误工费为每天100元，每次事故的免赔天数为5天，因此，实际免赔的金额应为500元。故被告应当赔付原告的误工费应为其实际支付的6000元扣除500元为5500元。
对于被告提到的刘祖军是否从事故相对方获得交强险范围内的误工费、护理费等问题，�告陈述对此并不清楚。被告并未证明刘祖军已经获得相应赔付，在此基础上，原告已经实际赔付刘祖军误工费6000元，被告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付5500元。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原告保险金，赔付医疗费30000元、误工费5500元，合计35500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如东县东飞运输有限公司保险理赔款35500元。
二、驳回原告如东县东飞运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75元，由原告如东县东飞运输有限公司负担70元，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负担70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775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
审 判 长 蔡抒晨
代理审判员 张 慧
人民陪审员 周 英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徐修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