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冀民二终字第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朝阳支行
负责人：刘丰，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康宁，该行职工。
委托代理人：刘俊普，河北世纪鸿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衡水金源鞋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焦跃辉，河北张金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德宾，河北张金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朝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朝阳支行）因与被上诉人衡水金源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公司）融资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衡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欣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洋、代理审判员张建岳参加评议的合议庭，由杨杰担任本案书记员，王晓蕊担任法庭记录，于2015年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工行朝阳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康宁、刘俊普，被上诉人金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焦跃辉、李启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07年12月5日，工行朝阳支行与红星工贸公司签订《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工行朝阳支行为红星工贸公司办理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每笔业务由红星工贸公司另以书面形式逐笔申请，由工行朝阳支行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受理；红星工贸公司同意将每一份《出口发票融资业务申请书》所对应的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质押给工行朝阳支行，并保证所收货款汇入工行朝阳支行指定账户，用于偿还红星工贸公司在工行朝阳支行的融资款及有关利息、费用等，工行朝阳支行可以从该指定账户直接扣还上述款项；如果采用应收账款质押方式，双方应到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如发生进口商以任何理由拒付或延付或所收款项不足以支付工行朝阳支行的融资款及有关费用时，红星工贸公司保证另筹资金偿还。
2008年6月24日，工行朝阳支行为红星工贸公司办理了上述《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项下的900万元人民币出口发票融资业务，并就此笔业务于同日与金源公司签订《贸易融资业务保证合同》一份。该《贸易融资业务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为：金源公司愿意为红星工贸公司在出口发票融资业务向工行朝阳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源公司完全了解了主合同债务人贸易融资的实际用途，承认融资所依据的基础交易真实，不存在欺诈；如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偿还贸易款项下本息及相关费用，工行朝阳支行可直接向金源公司追索；主合同债务人的清偿被司法部门判定为无效清偿，金源公司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合同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如主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并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金源公司仍应承担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上述融资款900万元借款期限为五个月，即自2008年6月24日至2008年11月23日。融资款偿还期限届满后，红星工贸公司未能如期偿还工行朝阳支行融资本息及相关款项，金源公司已履行保证责任，代偿工行朝阳支行款项共计900万元，其中2008年12月5日代偿100万元，2008年12月24日代偿800万元人民币。
2012年2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石刑初字第97号刑事判决书，并已生效。该判决书相关主要内容为：（1）判决书第36页认定事实：王海涛于2008年6月24日用伪造的贸易交易合同、商业发票、装箱单、提货单、出口贸易手续骗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朝阳支行贷款900万元人民币。（2）判决书第40页：经查，王海涛在无真实出口贸易的情况下使用伪造的贸易交易合同、商业发票、装箱单、提货单、出口贸易手续骗取银行贷款，且骗取贷款数额巨大，在贷款到期后也未偿还，其骗取贷款的数额及给银行造成的损失均远远超出了骗取贷款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对其应当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王海涛虽然为贷款融资提供了担保，但此行为并不影响骗取贷款罪的构成。（3）判决书第41页：本院认为：王海涛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并给银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4）判决书主文第三判项（第42页）：对被告人王海涛、李彩婷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并返还被害人。
原审判决认为：根据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石刑初字第9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相关事实，王海涛系使用伪造的贸易交易合同、商业发票、装箱单、提货单、出口贸易手续骗取了工行朝阳支行的借款，工行朝阳支行与红星工贸公司签订的出口发票融资业务协议并没有真实的出口贸易背景，成为王海涛骗取银行贷款的犯罪工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规定，王海涛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已构成骗取贷款罪。王海涛该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涉案《出口发票融资业务协议》应系无效。上述情形之所以能够发生，王海涛利用其特殊身份提供伪造的资料固然系主要原因，但也与工行朝阳支行不认真履行审查职责密不可分。从案涉出口发票融资业务的操作流程来看，就融资方即红星工贸公司提交的融资申请、出口发票、买卖合同、提货单、装箱单等资料，工行朝阳支行的国际业务中心首先要进行技术审核，然后将出口发票、买卖合同原件交由专门的国际单据寄送物流公司DHL寄送给境外的买方。但工行朝阳支行没有尽到对上述资料认真审核的义务，且对寄送到境外的资料，在既未收到回执，也未能收到任何回信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种放任事情发生的态度。工行朝阳支行的上述行为促成了王海涛犯罪行为得逞。故工行朝阳支行在本案中具有明显过错，应就本案损失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关于金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及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案涉保证合同中虽然有“保证合同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主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金源公司都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但在国内民事活动中不应采用此种独立的担保方式，因此该约定无效。对此，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一百七十八条“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应认定该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关于合同无效后的责任承担问题，虽然金源公司对本案的损失并无直接过错，但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双方约定：金源公司完全了解了主合同债务人贸易融资的实际用途，承认融资所依据的基础交易真实，不存在欺诈。从该约定的内容看，金源公司对红星工贸公司所提交的办理融资业务的相关资料负有进行审查的义务。而事实是债务人在案涉融资款业务中实施了骗取行为，说明金源公司亦未尽到对相关资料进行审查的义务，这也为王海涛诈骗得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偿还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规定，金源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应不超过债务人不能偿还部分的三分之一。因此，金源公司要求全部返还其已向工行朝阳支行支付的900万元及相应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不应得到支持。其承担的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之规定，可以向相关债务人追偿。
综上，对本案造成的损失，双方均存在一定过错，故此，应对损失合理分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判决为：工行朝阳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金源公司已向其支付的本金600万元及相关利息（利息计算：自2008年12月24日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82295元由工行朝阳支行承担54863元，由金源公司承担27432元。
工行朝阳支行上诉主要称：一、原审法院以王海涛的行为违法为由判决涉案《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无效，不具有法律依据。二、王海涛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原审法院以该行为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涉案《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无效，与刑法的立法目的相悖且不具有法律依据。1.以刑法规定判决合同无效，不具有法律依据。2.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判决合同无效，违背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三、该案涉案合同应为可撤销的合同，赋予受欺诈方选择权，既体现了司法领域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也符合刑法的立法目的。四、金源公司依据保证合同的约定履行代偿责任后，又主张返还，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支持。五、原审判决对工行朝阳支行没有尽到认真审核义务的相关表述没有依据。对于资料审查审核工作和寄送境外资料回执问题上工行朝阳支行不存在放任事情发生的问题。
金源公司主要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红星工贸公司实际上是王海涛实施犯罪的一个工具，王海涛和红星工贸公司实施骗取银行贷款犯罪具有同一性。三、王海涛骗取银行贷款的数额已达到了刑事立案的票准，已经构成严重违法，因此，《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符合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当属无效。四、红星工贸公司配合王海涛实施犯罪行为，与工行朝阳支行签订《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应当无效。五、本案所涉及的情形应当按照合同无效的情形处理，不应作为一般的民事欺诈案件。六、工行朝阳支行曾表示如果我方不履行900万元的保证责任就将录入央行系统的黑名单，当时红星工贸公司配合王海涛实施犯罪的行为还没有暴露，事后王海涛才被侦查和定罪，我方有权要求工行朝阳支行归还90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中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承担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中明确规定债权人的借款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追赃问题，我方没有责任承担保证责任。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在二审庭审中，工行朝阳支行明确表示上诉请求以当庭宣读的上诉状内容为准。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金源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
本院认为：王海涛以红星工贸公司为依托在工行朝阳支行与红星工贸公司没有真实出口贸易背景的情况下，使用伪造的贸易交易合同、商业发票、装箱单、提货单、出口贸易手续骗取工行朝阳支行的借款，签订《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以达到骗取银行贷款的目的，王海涛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已被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石刑初字第9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为犯骗取贷款罪，红星工贸公司与工行朝阳支行签订的《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第五项“违反法规、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故本案《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应系无效，作为主合同的融资合同无效，导致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无效。金源公司代偿工行朝阳支行无给付原因，成立不当得利之债，故金源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及第一百七十八条的相关规定认定该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295元，由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朝阳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欣
代理审判员 王 洋
代理审判员 张建岳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