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8民终5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兆庆，男，196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山东省寿光市人，窗帘经销商，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寿光市，现住武汉市东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孔林，湖北惠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利军，男，198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京山县人，农民，户籍所在地京山县，现住京山县。
上诉人王兆庆因与被上诉人何利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的（2016）鄂0821民初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兆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孔林，被上诉人何利军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兆庆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2016）鄂0821民初995号民事判决，改判何利军给付王兆庆货款21400元，并赔偿其利息损失（以214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何利军负担。事实和理由：王兆庆一审提交的欠条、录音、托运单、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凭证等一系列证据，何利军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何利军欠王兆庆货款未付。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判决对证据的审核认定违背上述原则，认定事实错误。
何利军辩称，1、王兆庆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欠条是一张作废的条据，该欠条是在双方还未对账的情况下出具，之后其查看送货单时发现有部分货物并没有收到，故对总货款提出异议后便将欠条撕毁。2、经过双方对账，何利军认为王兆庆提交的61份送货单中有19次其并未收到货物。
王兆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利军给付其货款2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1000元（以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何利军负担。审理过程中，王兆庆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何利军给付货款214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14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王兆庆是在武汉市从事窗帘布批发业务的经销商，何利军系制作、销售窗帘的经营者。2015年，何利军多次向王兆庆购买制作窗帘的原料布，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货款必须当年年底付清。2015年年底经双方结算，何利军总计欠王兆庆货款71400元，当时何利军讲价表示只按7万元结算就可以一次性付清，王兆庆听说能够一次性支付，便同意。但之后何利军仅支付了5万元，余款经催讨，何利军至今拒不支付，为此，诉至法院。
王兆庆一审提交下列证据：
A1、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A2、拼贴欠条复印件1份、录音光盘1张；
A3、送货单、托运单复印件61份；
A4、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份。
何利军一审未提交证据。
一审法院认定，王兆庆系在武汉市经营窗帘布批发的经销商。2013年起，王兆庆、何利军开始有生意往来，双方口头约定每年底结算一次。2015年期间王兆庆向何利军发货61次。2016年1月28日，王兆庆通过微信将2015年度何利军所欠货款总额及其已付款的具体情况发送给何利军，但未将具体的货款明细发送至何利军，后何利军对已付货款提出异议。至2016年2月，何利军分5次给付货款共计85000元。后双方因收货数额产生异议，王兆庆之子王洪欣携发货单及托运单与何利军在京山县豪威大酒店进行协商。期间，王洪欣要求何利军出具欠条，何利军按其要求出具金额为2万元的欠条后，王洪欣将其携带的发货单及托运单交给何利军核对，在核对过程中，何利军认为其提交的送货单中有部分货物没有收到，随即便将出具的欠条撕毁，后王兆庆将撕毁的欠条捡起粘贴后作为证据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王兆庆以录音、微信记录、发货单及何利军撕毁的欠条为依据，主张双方于2016年1月28日通过微信对账目进行了结算，且何利军对结算结果没有异议，并将所欠货款以欠条的形式加以固定，要求何利军支付剩余货款。何利军认为王兆庆并未提交其签字的收货回单，且对王兆庆提交的发货单部分提出异议，并且已付款数额超出了收货款数额。但王兆庆通过微信发送给何利军的一句“共计106389、减去6.30打款5000、8.29打款10000、10.23打款10000、12.30打款10000、剩余货款71389”的聊天信息，其内容中既没有对“共计106389元”的具体组成进行详述，也没有明确表示该货款具体的形成期间，且在王兆庆发出该信息后，何利军只是表示出对其已付款有异议，并未承认是否欠货款；其次，王兆庆提交的其子王洪欣向何利军催讨过程的录音资料虽长达34分31秒，但在该过程中可以听出，双方没有任何对账或结算的过程，仅在28分31秒双方协商的尾声，王洪欣同意并表示“明天我把单子都给你带过去，拿着单子在手里也费劲，这个东西只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别的东西我也没必要，明天我把单子给你搞过去，然后吧，你给我打一个欠条……”，何利军马上回应“到年底，你直接把条子（收货回单）拿过来，我直接把钱打过去”。根据此段对话可以看出，何利军并非是以双方已经结算为依据向王兆庆出具的欠条，而是要求王兆庆出具其签字的收货回单核实后，可以出具欠条。由于王兆庆只是将送货单（发货单存根联）给何利军进行核对，何利军因认为没有收到送货单上载明的部分货物，故又将事先出具的欠条撕毁并丢弃在酒店。综上，由于王兆庆提交的以上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经过了结算且何利军认可尚欠王兆庆货款21400元，此外，通过双方陈述，可以确认双方的交易方式是王兆庆将货物通过物流公司发送给何利军，何利军收到货物在收货单上签字后由物流公司退还给王兆庆，王兆庆可以何利军签字的收货单主张权利，现王兆庆称何利军签字的收货单在物流公司已灭失。因此，不能排除王兆庆发送给何利军的货物中有部分在物流环节中灭失的可能。故王兆庆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王兆庆负担。
当事人争议的事实问题为，何利军是否欠付王兆庆货款21400元。
二审中，王兆庆补充提交证据A5、王兆庆之子王洪欣与何利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拟证明2016年1月27日王洪欣将农历2015年与何利军交易的送货单拍照后通过微信发送给了何利军对账、核算；何利军对所交易货物的总金额及已付款金额、下欠货款金额是认可的。
王洪欣当庭提供其手机，打开微信聊天记录；何利军经查看，认可hljxcs（昵称帘想窗饰）为其微信号，亦认可聊天记录中其头像下信息为其所发；但质证称，（1）其没有收到送货单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伪造的，但由于其原用手机中毒更换手机，现用手机上已没有当时的聊天记录；（2）从聊天记录看，都是王洪欣在发送货单照片，何利军对送货单没有回复；（3）其收到货款总额的信息当天，给王兆庆打过电话，提出异议，但因时间已久，没有证据。
审核证据A5，（1）王洪欣当庭提供手机，经查看，手机中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与打印件一致，何利军亦认可聊天对象hljxcs（昵称帘想窗饰）为其微信号；（2）经比对A5与一审证据A4，2016年1月27日13时57分的内容一致，两份聊天记录于此衔接，而何利军对证据A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3）何利军称没有收到送货单照片，但未提供证据证明；（4）依通常微信使用常识，聊天记录无法事后添加。因此，证据A5应属真实，予以采纳。
就货款争议，综合证据A2-A5审查，（1）历次发货凭证包括送货单（或销货清单）及托运单。据此，可以判断王兆庆均已发货。一审认定王兆庆2015年发货61次，何利军未提出上诉，王兆庆亦无异议，对该事实认定可予维持。
（2）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洪欣于2016年1月27日12时57分在微信中添加何利军，自当日13时27分开始向何利军逐一发送送货单照片共61张，至13时53分结束；紧接着，王洪欣表示：“8.28一个单子不对，加钱加错了，我再给你发一下，按这个来。”并再发出送货单照片一张；13时57分，王洪欣告知何利军货款总额，已付款金额及下欠金额；次日，双方对已付款金额、时间进行了核对。
（3）据何利军与王洪欣的谈话录音，2016年6月12日，王洪欣至京山向何利军催收欠款时，何利军认可农历2015年度欠款2万元，并在王洪欣的要求下同意出具欠条。
（4）尽管欠条由何利军当即撕毁，但属事件形成过程中留下的痕迹，且当事人对出具并撕毁欠条予以认可，因此，被拼贴的欠条本身作为证据可予采纳，但其不具有独立证明欠款的证明力。结合欠条、录音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何利军出具欠条后又当即撕毁。
（5）何利军提出，其于2016年1月27日收到王洪欣微信信息后，曾电话联系王兆庆，就货款总额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结合此前王洪欣向其发出过送货单照片，此后何利军于2016年6月12日认可欠款2万元，录音内容涉及货款清收等因素审查，何利军声称其就货款提出异议不符合通常行为方式。因此，一审认定“后双方因收货数额产生异议，王兆庆之子王洪欣携发货单及托运单与何利军在京山县豪威大酒店进行协商”，没有证据证明。
（6）没有证据显示何利军撕毁欠条系在核对送货单及托运单之后，因此，一审相关认定无证据支持，予以纠正。
二审查明，王兆庆系在武汉市从事窗帘布批发的经销商，何利军在京山从事窗饰经营，双方自2013年开始发生窗帘原料布交易。农历2015年度，王兆庆通过物流公司共向何利军发货61次。
王兆庆之子王洪欣于2016年1月27日12时57分在微信中添加何利军，自当日13时27分开始向何利军逐一发送送货单（或销货清单）照片共61张，至13时53分结束。13时57分，王洪欣向何利军发出信息一条：“共计106389，减去6.30打款5000,8.29打款10000，10.23打款10000，12.30打款10000，剩余货款71389”。2016年1月28日9时9分，何利军发出汇款单照片一张，及信息一条：“还有十一月的一个一万”；当日9时14分，何利军再次发出信息一条：“9月26日下午3点55分一个一万”。11时56分，王洪欣回复信息一条：“6.305000,8.2910000,10.2310000,11.3010000”。
何利军于2015年分次共向王兆庆付款3.5万元，2016年2月6日付款5万元。
2016年6月12日，王洪欣至京山向何利军催收货款，双方协商欠款数额免除零头为2万元，于2016年年底付清。在王洪欣要求下，何利军在宾馆书写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王兆庆货款贰万元整￥20000.00元何利军2016年6月12日”。但何利军随即又将欠条撕毁。
本院认为，就本案处理，双方争议（1）何利军是否下欠货款21400元；（2）如果欠付货款，是否应按年利率10%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
（一）关于货款
就农历2015年度的货款，王兆庆主张总额为106434元，已付8.5万元，下欠21400元；何利军提出货款总额为76036元，另有19批价值30567元的货物未收到。
王兆庆解释，因物流公司搬家遗失收货单，其无法提供。因此，围绕本案货款总额及是否欠款，仅有间接证据。
（1）就发货，王兆庆提供了送货单（或销货清单）及托运单，一审认定其2015年度向何利军发货61次，对此，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据此，可以判断王兆庆已发货。
（2）何利军主张货款共计76036元。据发货单核算，货款共计106434元。据何利军标注的未收到的19批送货单核算，价款合计32441元。以总货款减去何利军声称未收到货物的价款，余额73993元，与何利军主张的货款总额不符。何利军主张的货款总额没有依据。
（3）录音显示，2016年6月12日王兆庆之子王洪欣至京山向何利军追款时，何利军认可尚欠2015年度货款，并同意逐步支付2万元。
（4）何利军书写的欠条，尽管已由其当即撕毁，但可以佐证录音内容的真实，即在王洪欣与何利军的商谈中，何利军当时认可欠款，也同意出具欠条。
（5）就当即撕毁欠条的原因，何利军解释，出具欠条前未经对账，不具体清楚是否欠款，但书写欠条后经王洪欣出示送货单对账，其发现有些货物没有收到，因此撕毁欠条。王洪欣解释，在其要求何利军写明身份证号码及付款日期时，双方发生争议，何利军撕毁欠条。
据微信聊天记录，王洪欣于2016年1月27日向何利军发送了61份送货单照片，并告知何利军货款总额，已付款金额及下欠金额；次日，双方对已付款金额、时间进行了核对。据此，何利军称书写欠条前未对账，不能成立。
何利军称，其收到微信信息当天发现货款不对，即电话联系王兆庆进行沟通。但其该项陈述，既无证据，也与其解释撕毁欠条的理由自相矛盾。
录音仅到何利军书写欠条时询问王洪欣当天日期，王洪欣告知日期时结束。王洪欣解释，因何利军询问日期，其查看手机日期时随手关闭录音，没有想到何利军会撕毁欠条。因此，何利军究竟基于何种理由撕毁欠条，已不得而知，但其解释系由于事前未对账，事后对账发现错误，与事实不符。
（6）2016年1月27-28日，双方对账后，何利军向王兆庆付款5万元。至此，何利军付款总额已超出其认可的货款总额。给付的目的通常为清偿债务，除非确有依据或特别说明表明为非债给付。何利军解释，双方交易往来3年多，都是王兆庆要求其先付款，再对账。但没有证据显示此前的交易情况。农历2015年度的交易状况为先货后款。且据录音，何利军说，今年我问能不能发货，你老爸说不能，货款打清才能发，那2万先放着，再发货搞代收款，那2万欠着不催你，是不是？王洪欣回答对。据此，双方在2016年度的交易中才实行先款后货。因此，就农历2015年度付款总额超出其认可的货款总额，何利军的解释不能成立。
基于上述证据分析判断，何利军收到全部货物并下欠货款具有高度可能性，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
依送货单核算，货款总计106434元；双方通过微信对账时，王兆庆核算金额为106389元；但录音内容显示，双方曾就欠款数额商定免除零头，确认为2万元。据此，何利军下欠货款金额认定为2万元。
（二）关于利息
王兆庆主张，下欠货款按年利率10%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
就货款给付，债务人在履行迟延时承担违约责任。据前述证据分析，双方农历2015年度的交易实行先货后款，且事先没有明确约定收货后何时付款。据录音内容，何利军提出：“我跟你老爸说过，不管怎样，今年年底我一分不少，全部给你，又不是多大的数额。”王洪欣起初较为迟疑，但后来表示：“我这也就一条，款年结清，你怎么欠都可以。”据此判断，双方约定于2016年年底付清欠款。因此，何利军于2017年1月1日开始构成迟延履行。
双方并未约定逾期付款时违约金数额或计算方式。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逾期罚息利率在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结合本案考虑，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2016）鄂0821民初995号民事判决；
二、何利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兆庆货款2万元；
三、何利军于给付货款同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欠付金额，依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自2017年1月1日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
四、驳回王兆庆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何利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何利军负担200元，王兆庆负担100元。王兆庆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判决生效后，本院退还其50元；何利军应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如其未自行交纳，由一审法院执行后移转本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源渊
审判员 吴 琼
审判员 丁俊蓉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马咏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