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2724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志利，男，1970年9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锴鑫，上海金齐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戎锋，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柳青，女，1972年1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力岩，北京市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金兰，女，1987年1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阳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大成路6号院1号楼18层1-1808室。
法定代表人杨晖，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溦，男，1991年1月19日出生。
上诉人董志利因与被上诉人杨柳青、被上诉人北京金阳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阳明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商）初字第10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周岩担任审判长，法官杜彦博、陈洋参加的合议庭，并分别于2016年3月21日、2016年4月21日、2016年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志利及其委托代理人杨锴鑫、崔戎锋，被上诉人杨柳青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力岩、刘金兰，被上诉人金阳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柳青在一审中起诉称：2004年初，杨柳青从朋友何×1处筹借人民币1000万元，投资设立金阳明公司。因当时的公司法不允许自然人设立一人公司，杨柳青只好以自己的名义出资750万元，占金阳明公司注册资本的75％，借用董志利的名义出资250万元，占金阳明公司注册资本的25%。金阳明公司于2004年1月7日注册成立。董志利只是名义股东，其没有参与金阳明公司章程的制定，董志利在公司章程以及公司高管任职证明等文件上�签名也非其本人所签，均是由杨柳青找人代签，金阳明公司成立后的后续经营资金也全部是由杨柳青个人筹措。后，杨柳青与董志利因股东资格问题发生纠纷。故杨柳青起诉，要求确认原登记于董志利名下的金阳明公司25%股份的实际股东为杨柳青，董志利仅为挂名股东、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由金阳明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用。
金阳明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同意杨柳青的诉讼请求，金阳明公司的实际股东是杨柳青，董志利只是职业经理人，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
董志利在一审中述称：不同意杨柳青的诉讼请求及金阳明公司的答辩意见。第一，在先前审结的董志利起诉杨柳青、北京市天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枫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对于董志利在金阳明公司的股东身份和依法享有的股东权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准确无误地予以确认，如果杨柳青仍有异议，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提出再审申请以主张其权利，本案原一审判决错误依据最高院（2012）民申字第289-2号民事裁定审理本案，公然否定三级法院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在程序上严重违法；第二，一中院、北京高院、最高院三级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对于董志利具有金阳明公司股东身份、享有股东权益的确认是正确的，董志利和杨柳青不是挂名股东和实际股东的关系，而是实实在在为金阳明公司的股东；第三，根据最高院出版的2014商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7号案例的裁判要旨，股东身份的确认原则也就是企业法人出资人的确定应以工商登记材料和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为准，实�出资人以出资系其支付为由主张股东权利的不予支持，可见即使杨柳青是250万元的实际出资人，也不能主张股东权利，更何况杨柳青并不是250万元的实际出资人。综上，董志利认为一中院、北京高院、最高院三级法院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了董志利的股东身份和依法享有的股东权益，杨柳青已经无权对此再行提起诉讼，本案应驳回杨柳青的诉讼请求。原一审判决错误的理解最高院裁定内容，公然否定三级法院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在双方没有签订任何有关借名出资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作出否定董志利股东身份和不享有股权权益的判决，同时，在本案属于确认之诉，根本不涉及财产的情况下，又采取大标的财产保全措施，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本案是杨柳青在已经取得了董志利的股东权益后出尔反尔，为了达到拒绝履行�权转让对价支付义务的目的，才提出董志利不是金阳明公司股东的谎言。而且，不论是本案中，还是在先前董志利起诉杨柳青、天枫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杨柳青先后采用了诸如向公安机关报假案、私刻公章、伪造证据、编造谎言等一系列毫无商业道德的手段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干扰法院审理，企图达到上述不当目的。综上，董志利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以维护董志利的合法权益。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12月15日，杨柳青（委托人）与案外人何×1（受托人）签订《委托协议》，协议约定：1、委托人杨柳青委托何×1代为办理：金阳明公司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及与设立公司相关的其他手续；2、委托人支付受托人代理费用为12万元，其中包含受托方为委托方提供1000万元入资资金、企业住所、验资费及办理期间产生的其他费用。在签订此协议后委托人应付30%定金36000元给受托人，受托人全部手续办理完毕，委托人应在五日内将余款84000元支付给受托人。协议签订后，2004年1月5日，杨柳青向何×1出具收条1张，写明：今收到由何×1筹借的壹仟万元整，用于金阳明公司验资使用。杨柳青本人同意把资金分别存入何×1代办的杨柳青及董志利的个人存折中，存入金额是：杨柳青7**万元，董志利250万元。2004年1月7日，何×1通过案外人张德力将750万元、250万元分别汇入何×1代杨柳青、董志利开设的个人账户中。当日，两个账户中共计1000万元的资金汇入金阳明公司的验资账户。2004年1月9日，金阳明公司注册登记成立，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为杨柳青（出资额750万元，持股比例为75%）、董志利（出资额250万元，持股比例为25%）。
金阳明公司设立时公司章程上杨柳青、董志利的签字�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任职证明上董志利的签字，均是杨柳青委托何×1代签。董志利未在上述两文件上签字。公司注册登记完成后，金阳明公司将委托费12万元支付给何×1。
金阳明公司成立后，为保证公司的经营，杨柳青分别向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公司）筹措资金1000万元，向天津盈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晟公司）筹措资金5000万元。杨柳青与董志利共同向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原公司）筹措资金1000万元。董志利向福建省爱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筹措资金288500元，向北京市朝阳益香福利肉食品厂筹措资金150万元，向李×筹措资金200万元。
2006年7月1日，杨柳青（受让方）与董志利（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董志利用所持金阳明公司25%的股权置换天枫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西南角B座公建项目北塔写字楼第4层（预测面积1892平方米）、第5层（预测面积1093.56平方米），总金额35873000元。2006年8月11日，董志利所持有的金阳明公司25%股权转让至杨柳青名下，杨柳青、天枫公司却未履行合同义务。董志利与杨柳青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产生纠纷，董志利将杨柳青及天枫公司诉至法院，一中院（2007）一中民初字第5589号民事判决、北京高院（2011）高民终字第496号民事判决均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天枫公司不服北京高院的终审判决，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作出（2012）民申字第289-2号民事裁定，认为：“二审判决从形式上认定董志利系金阳明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因二审判决对董志利是否向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250万元、董志利在公司章程及高管人员任职证明等文件上的签名是否真实、金阳明公司的后续经营资金是否全部系杨柳青筹措等事实未予认定，故对董志利是否系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人、是否享有投资权益，可由相关权利人另行诉讼解决。”因此，杨柳青起诉，要求确认原登记于董志利名下的金阳明公司25%股份的实际股东为杨柳青，董志利仅为挂名股东，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关于杨柳青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一中院（2007）一中民初字第5589号民事判决和北京高院（2011）高民终字第496号民事判决均确认董志利具有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但最高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从形式上认定董志利系金阳明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因二审判决对董志利是否向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250万元、董志利在公司章程及高管人员任职证明文件上的签名是否真实、金阳明公司的后续经营资金是否全部系杨柳青筹措等事实未予认定，故对董志利是否系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人、是否享有股东权益，可由相关权利人另行诉讼解决”。因此，杨柳青提起本案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亦不构成对原生效裁判文书效力的否定，一审法院对董志利是否是金阳明公司的实际股东做实质上的审查并作出认定是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
在杨柳青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情况下，认定董志利是否为金阳明公司实际股东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对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情况，就查明的事实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首先，关于董志利是否向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的问题。一审庭审中，杨柳青提供了《委托协议》、《收条》以及证人何×1的证人证言，证明金阳明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系杨柳青委托何×1筹借，杨柳�、董志利的入资账户以及后续金阳明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均系何×1代为办理，而何×1与董志利并不认识。北京高院在（2011）高民终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中亦查明，系案外人张德力将750万元、250万元分别划入杨柳青、董志利的个人账户中。案件原审过程中，董志利明确表示不认识案外人张德力，但又主张其向张德力借款250万元用于注册金阳明公司，表述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董志利提供了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来证明其已实际向金阳明公司出资25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及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是工商行政机关要求公司注册登记时必须提供的资料，否则不予注册登记，但工商行政机关对其仅作形式上的审查，对入资资金的来源不做实质审查。故仅凭该证据一审法院无法作出上述出资系由董志利所出的认�。对董志利述称已实际出资250万元注册资金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由杨柳青一人所出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其次，关于董志利在公司章程及高管人员任职证明文件上的签名是否真实的问题，一审庭审中，董志利明确认可金阳明公司章程，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任职证明这两份文件上的签名并非其所签，亦不清楚是何人代签。杨柳青表示系何×1在办理金阳明公司注册登记时，由其委托何×1代签，证人何×2证实了杨柳青的这一陈述，故对上述文件并非董志利签字而系何×1受杨柳青委托所签这一事实问题，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最后，关于董志利是否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问题。一审庭审中，董志利提供了项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交接单、收据、证人叶×及李×的证人证言、证明、收据、进账单，证明董志利以股东�份为金阳明公司筹措过经营资金并以公司股东身份参与经营。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董志利提供的上述证据形式合法、内容上能够相互印证，杨柳青及金阳明公司对此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董志利在金阳明公司运营过程中为该公司筹措过部分资金并以股东名义参与公司经营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综合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认定公司股东（发起人）资格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及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认定董志利是否为金阳明公司股东的关键在于审查董志利是否已经依法向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或者认缴出资，而是否签署公司章程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是认定股东资格的辅助条件。本案中，金阳明公司注册资金系杨柳青所出，董志利未向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参考其亦未在公司章程及高管人员任职证明等文件上签名这一事实，则可以认定董志利并非该公司实际股东。虽然董志利在金阳明公司运营过程中为公司筹措过部分资金并以公司股东名义参与公司经营，但因董志利作出上述行为系在金阳明公司设立之后，并任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名义股东期间，故不能认定董志利履行的是公司设立职责。因此，认定董志利为�司股东的三个法律要件均不具备。一审法院无法仅以董志利有为公司筹措过运营资金的行为即作出其为金阳明公司实际股东的认定。
综上所述，杨柳青要求确认登记于董志利名下的金阳明公司25%股份的实际股东为杨柳青，董志利仅为挂名股东、不应享有任何股东权利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董志利名下的北京金阳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百分之二十五股份的实际股东为杨柳青，董志利仅为挂名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
董志利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金阳明公司注册资金均为杨柳青一人出资，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杨柳青请求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应对杨柳青的出资进行实质性审查，而非对董志利的出资进行审查。从本案已经确认的事实来看，杨柳青出面委托何×1办理公司登记注册手续实质上是代表双方，注册资金系过桥资金，是何×1找案外人张德力垫付的注册用资金，不是真实出资。该款项没有用于公司经营，而是在验资后通过公司帐户转回给垫资人，不应认定为杨柳青向金阳明公司的出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柳青对该1000万元注册资金进行了补足。一审法院审理本案采取双重标准，对于杨柳青一方，其仅从形式上进行审查，而不问款项是否用于公司经营，是否是真实的注册资本金。对于董志利一方则进行实质性审查，审查注册时是否真实出资，对于后续投入资金的行为却不予认定。本案如果认定董志利没有出资，则杨柳青同样没有出资。一审判决认定金阳明公司注册资金为杨柳青所出错误，将董志利的股权确认给杨柳青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片面引用最高院（2012）民申字第289-2号民事裁定内容，以达到以下级法院判决否定上级法院生效判决的目的。一审判决引用最高院（2012）民申字第289-2号民事裁定“因二审判决对董志利是否向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250万元、董志利在公司章程及高管人员任职证明等文件上的签名是否真实、金阳明公司的后续经营资金是否全部系杨柳青筹措等事实未予认定，故对董志利是否系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人、是否享有投资权益，可由相关权利人另行诉讼解决。”的内容，无视紧接部分“从双方诉辩理由看，二审判决在说理部分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是正确的”的内容，否认人民法�生效判决的既判效力。（三）一审判决认定“金阳明公司设立时公司章程上杨柳青、董志利的签字及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任职证明上董志利的签字，均是杨柳青委托何×1代签。”错误。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及本案何×1其他签字文件，工商登记资料中的签字与何×1笔体存在明显差异。一审法院仅凭何×1陈述即认定上述事实，系认定事实不清。（四）一审判决认定“杨柳青分别向红星公司筹措资金1000万元，向盈晟公司筹措资金5000万元。杨柳青与董志利共同向丰原公司筹措资金1000万元”错误。1、向盈晟公司借款系金阳明公司的公司行为，并非杨柳青个人借款，是以金阳明公司开发的房产为担保的。一审法院无视杨柳青伪造证据的事实，片面认定该款为杨柳青个人借款，是错误的。2、一审中，杨柳青并没有提供向红星公司借款的证据原件，相关凭证仅能证明资金往来，不能证明借款系杨柳青个人借款，一审法院在没有核实原件的情况下作出的认定是错误的。3、丰原公司的100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丰原公司向金阳明公司购买房产所支付的购房定金，不是杨柳青和董志利的个人借款。（五）一审判决以董志利明确表示不认识案外人张德力为由，认定董志利主张向张德力借款自相矛盾，属于选择性认定，没有事实依据。本案证据显示，杨柳青同样不认识张德力，而一审法院却认定杨柳青可以向张德力借款，这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法律并没有禁止不认识的人员之间出现借贷关系。
二、杨柳青关于董志利为挂名股东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本案查明的事实也不支持杨柳青的主张。杨柳青主张由于当时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有限制，不得已由董志利代持的说法，存在如下与常识不符之处：持股比例，如仅因为股东人数限制，其完全可以仅由董志利代持1%，甚至0.1%，而本案却高达25%的股权，不符合常理。代持人员，如果董志利不享有股权，则杨柳青完全可以用关系亲密的人，比如其亲属名义进行代持，而不是让一个“职业经理人”来代持。双方没有代持协议，对于高达250万元的股份代持，双方之间竟然没有任何书面代持协议，不符合常理。根据北京高院的判决查明的事实，自金阳明公司2004年1月设立至2006年7月涉案股权转让期间，金阳明公司及控股股东杨柳青均未对董志利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杨柳青在和董志利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后，授意自己控股的天枫公司向董志利出具了《承诺函》并与董志利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安排金阳明公司向董志利出具了两张《收据》，之后到工商部门将董志利持有的金阳明公司25%股权转至自己名下。作为股权受让人�天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杨柳青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承诺函》上分别签字、加盖公章。以上内容均能够充分证明杨柳青所谓代持关系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三、杨柳青与金阳明公司恶意串通，故意将董志利法律地位列为第三人，规避管辖，侵害董志利诉权，法院应依法驳回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为股东出资纠纷，董志利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为被告，而非第三人。杨柳青与金阳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亲属关系，金阳明公司在2010年12月20日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吊销营业执照，虽然其主体资格存在，但经营资格消灭，故该公司根本不存在实际经营地址。同时其提供的地址注册的公司并非金阳明公司，金阳明公司无视此事实，妄称其经营地址在北京市丰台区，配合杨柳青在一审法院进行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该规定，法院应驳回杨柳青的诉请并对其予以司法制裁。
四、董志利系金阳明公司股东。董志利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设立并支付相关费用，结合在经营过程中为该公司筹措过部分资金并以股东名义参与公司经营的事实，法院应依法确认董志利的股东身份。杨柳青与董志利之间股权转让的生效判决同样可以佐证董志利的股东身份。
综上所述，董志利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柳青的诉讼请求。
杨柳青针对董志利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董志利的上诉�求。根据公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要把公司列为被告，将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列为第三人，本案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董志利主张的恶意串通行为。另外，金阳明公司的注册资金均是由杨柳青一人出资，董志利没有实际出资，仅是挂名股东。
金阳明公司针对董志利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董志利的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之所以将金阳明公司列为被告，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争议的双方实际上是杨柳青和董志利，双方针锋相对，就诸多实体问题进行了充分辩论，故本案不是虚假诉讼。二、设立金阳明公司是杨柳青一个人的意思表示，董志利只是出借了身份证而已，整个公司的设立筹备，无论是出资还是签署公司章程，都是杨柳青一人操办，董志利没有任何参与。三、董志利在金阳明公司设立后借入的款项，金阳明公司均加计高额利息予以归还，董志利借入资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高利息，而非为了公司经营。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何×1在二审期间出庭作证称，其不认识董志利，是杨柳青委托其办理金阳明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并筹借1000万元注册资金。当时杨柳青没有提到过董志利，主张是自己想成立公司，何×1告诉杨柳青公司的股东最少应为两个，所以杨柳青借来了董志利的身份证。何×1将杨柳青和董志利的身份证交给资金的提供方张德力，张德力去开的银行账户。金阳明公司注册成立后，注册资金即被资金提供方转走。在工商局办理手续的《指定（委托）书》是何×1让其司机填写的，该委托�上的受托人虽然写的是杨柳青，但因为何×1认识工商局的人，所以可以办理手续。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委托协议》、《指定（委托）书》、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金阳明公司章程、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任职证明、一中院（2007）一中民初字第5589号民事判决、北京高院（2011）高民终字第496号民事判决、最高院（2012）民申字第289-2号民事裁定、金阳明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股权转让协议书》、何×1的证人证言、借条、汇兑凭证、电汇凭证、进账单、承诺函、借款协议、项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证人叶×及李×的证人证言、证明、收据、进账单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问题。虽然一中院（2007）一中民初字第5589号民事判决和北京高院（2011）高民终字第496号民事判决均确认董志利具有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但最高院（2012）民申字第289-2号民事裁定认为：“二审判决从形式上认定董志利系金阳明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因二审判决对董志利是否向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250万元、董志利在公司章程及高管人员任职证明文件上的签名是否真实、金阳明公司的后续经营资金是否全部系杨柳青筹措等事实未予认定，故对董志利是否系金阳明公司实际出资人、是否享有股东权益，可由相关权利人另行诉讼解决”。因此，杨柳青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法院对涉案股权的归属作出实质上的认定，并不构成重复起诉，亦不构成对原生效裁判文书效力的否定。
关于管辖问题，董志利如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应当在一审中提出管辖权异议，其在二审中提出管辖问题，本院不予审查。
关于杨柳青的诉讼主张，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杨柳青要求确认其为原登记于董志利名下的金阳明公司25%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就该股份依法向金阳明公司出资。同时，由于杨柳青与董志利对涉案股权的归属存在争议，杨柳青要求确认董志利仅为名义股东，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还需证明其与董志利之间存在隐名出资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根据查明的事实，在金阳明公司设立时，杨柳青、董志利均未实际向金阳明公司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金阳明公司的1000万元注册资金全部系案外人张德力垫付且在公司设立后即被转走。杨柳青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金阳明公司补足了其所主张的1000万元出资，董志利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金阳明公司补足了其所主张的250万元出资。故杨柳青、董志利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就涉案股权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在此情况下，杨柳青与董志利之间是否存在隐名出资关系就成为认定涉案股权归属的唯一要件。隐名出资关系的表现形式包括书面合意形式、口头合意形式和事实合意形式。本案中，杨柳青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董志利签订有隐名出资协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股权归属、投资风险承担等事项作出过口头约定，故双方之间是否存在隐名出资关系只能从事实合意方面来判定。杨柳青主张，金阳明公司系其委托何×1代为办理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设立公司系其一人的意思，何×1亦出庭作证称是受杨柳青一人委托，是其告知杨柳青公司股东必须是两人以上，杨柳青才借来了董志利的身份证；董志利则主张设立公司是双方的意思，只是由杨柳青出面办理的手续。对此，本院认为，何×1称是杨柳青委托其办理的工商设�登记手续，但工商档案中《指定（委托）书》的受托人是杨柳青，而非何×1，且何×1称设立金阳明公司是杨柳青一人的意思只是听杨柳青口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仅凭何×1的证言不足以证明杨柳青与董志利之间存在隐名出资的合意。杨柳青还主张，金阳明公司成立后的后续经营资金全部由其筹措，董志利仅是金阳明公司聘请的职业经理人，董志利在公司章程、高管任职证明等文件上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而是杨柳青委托何×1代为签署。对此，本院认为，金阳明公司成立后的后续经营资金虽主要系杨柳青筹措，但董志利提交的证据亦能够证明其为金阳明公司筹措过部分经营资金。杨柳青虽主张董志利仅为金阳明公司聘请的职业经理人，但未能提供公司给董志利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等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公司章程和高管任职证明等文件�的签字虽非董志利本人所签，但股东在公司章程、高管任职证明等文件上的签字仅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董志利本人未在上述文件上签字并不足以否定其股东资格。另外，根据杨柳青、董志利于2006年7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杨柳青同意以价值35873000元的房产作为置换董志利持有的金阳明公司25%股份的对价，杨柳青虽主张签订该协议系受董志利胁迫，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述事实表明，董志利在金阳明公司成立后，既通过取得股权转让对价的形式行使过股东权利，也通过向公司筹措经营资金的形式履行过股东义务，在杨柳青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杨柳青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董志利之间存在隐名出资关系。
综上，杨柳青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就涉案股权依法向金阳明公司出资，亦不足以证明其与董志利之间存在隐名出资关系，故其要求确认其为原登记于董志利名下的金阳明公司25%股份的实际出资人，董志利仅为名义股东，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董志利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商）初字第1061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杨柳青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杨柳青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杨柳青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岩
代理审判员 杜彦博
代理审判员 陈 洋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