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28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冉纪涛，住河南省西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冉某甲，住河南省西华县。
法定代理人冉纪涛，系原告冉某甲父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金，住河南省西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代英，住河南省西华县。
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岳云峰，福建炼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盐田支公司，住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南沙头角保税区保发大厦（配套服务楼）第廿四楼整层。
代表人王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廖圣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苏，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先清，住湖南省吉首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鸿运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山庄B41。
代表人高世民。
委托代理人付成刚，广东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捷利兴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荔湾路东山水情家园5号楼201号。
法定代表人姚建伟，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世民，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与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盐田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盐田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陈先清、深圳市鸿运泰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市捷利兴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高世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民一初字第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5年1月21日16时20分，被告陈先清驾驶粤B×××××号牵引车拖粤B×××××挂车从渡口往虎门方向，通过上述路口时，遇刘某无证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载冉某乙），在陈先清避让过程中，牵引车和挂车带货柜箱侧翻并压到刘某、冉某乙和无号牌二轮摩托车，造成当事人刘某和冉某乙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陈先清驾驶制动系统等不合格的车辆超载行驶，行经路口未减速慢行，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刘某无证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上路，没有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转弯时，没有让直行的车辆先行。对事故的发生，陈先清与刘某负同等责任，冉某乙不负事故责任。
死者刘某，女，1982年××月××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河南省西华县××镇××村××号，与原告冉纪涛系夫妻，系原告冉某甲母亲，系原告刘国金、张代英之女。原告提供了冉纪涛所在用人单位东莞××玻璃有限公司的证明（证明刘某原系该公司员工，与同为该公司员工的冉纪涛结婚，2009年2月离职，其后一直居住于该公司干部宿舍楼，该公司干部宿舍楼位于东莞市××镇齐沙管理区）、刘某在中国工商银行东莞沙田支行开设的银行卡从2013年5月至2015年2月的银行流水、刘某之子即原告冉某甲从2012年9月至2015年在东莞市××镇××幼儿园入学的证明及缴费收据等，原告以此证明刘某虽系农村户口，但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来自城镇，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各被告则认为原告未提供刘某的居住证以及显示为工资收入的银行流水，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赔偿。
原告庭后提供了冉纪涛与东莞××玻璃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银行流水，证明其工资为月5000元左右，其中2015年1月27日发放工资为5319元。各被告在法院规定的质证期限内未发表质证意见。原告未提供其他参与处理交通事故的亲属的收入及误工情况。
原告刘国金与张代英系刘某父母，事故发生时已年满60周岁，现住河南省西华县××镇××村××庄×组，除次女刘某外，尚有子女三人，均已成年。
原告主张其亲属有五人参与处理刘某交通事故事宜，每案共发生交通费10000元，原告提供了从河南省西华县至东莞的长途客车票据6张，（每张金额300元）、河南省漯河市至广东省广州南站的高铁票据（刘国金等五人，每张金额601元）、广州南站至虎门的高铁票据（刘国金等五人，每张金额34.5元）、河南省郑州市至广东省深圳市的机票（刘某甲）、浙江省杭州市至广东省深圳市的机票（刘某乙）。
原告主张其亲属有五人参与处理刘某交通事故事宜，按误工时间一个月计，每案共发生误工费10000元，原告提供了冉纪涛的工资情况，但未提供误工损失证明以及显示其因误工导致收入减少的证明；原告未提供其他人员的收入信息及误工损失证明。
原告称其还有财产损失1万元，即死者刘某所驾驶的摩托车、笔记本电脑、手机在交通事故中受损，两案分别主张5000元。庭审中，被告高世民称知道原告的损失。
粤B×××××号牵引车所有人为被告鸿运泰公司，粤B×××××挂车所有人为被告捷利兴公司。交警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称被告高世民为上述两车的实际支配人，庭审中，高世民称其仅是被告鸿运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车属公司，与公司亦不存在挂靠关系。
粤B×××××号牵引车的车主即被告鸿运泰公司向被告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商业险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100万元；附加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每人每次5万元。
庭审中，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提供了商业险的特种车保险条款，根据保险条款总则的定义，特种车是指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行驶的，用于牵引、清障等的各种形式专用机动车。其中责任免除部分的第十条第（十）项，粤B×××××号车辆发生保险事故时经检验不合格，人保公司应免除赔偿责任。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称即使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第十二条的规定，涉案车辆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应增加免赔率5%。对该特种车保险条款，被告鸿运泰公司称其并不清楚，也未收到。原告、被告鸿运泰公司认为根据车辆的行驶证，该车辆的年检合格并在有效期内，而车辆是否超载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无必然联系，因此保险公司的拒赔或免赔理由不成立。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提供的保险单重要提示栏显示：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和附则。
庭审后，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提供了“直通车”机动车保险条款，条款的总则部分将该保险合同的机动车范围界定为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行驶的家庭或个人所有，且用途为非营业性运输的客车。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认为根据该条款中的“附加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条款”第二条责任免除部分第（四）项的规定，粤B×××××号车辆因违反了安全装载规定，人保财险盐田公司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原告则认为该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未向投保人作出明确的说明和提示，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鸿运泰公司及高世民认为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根本未向其说明有关保险条款，其也未收到该保险条款。
交通事故发生后，两案原告从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处获得交强险理赔11万元，从被告鸿运泰公司处获得赔偿款4万元。
原告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请求判令：一、被告陈先清、鸿运泰公司、捷利兴公司、高世民共同赔偿四原告的近亲属因交通事故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770219元；二、判令被告人保公司在承保的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并将保险赔偿直接支付给四原告；三、五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关于各方当事人责任的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本案交通事故的责任进行了认定，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书面复核，故死者刘某与被告陈先清就本次事故承担同等责任，冉某乙无责任。由于被告陈先清在交通事故发生时驾驶的牵引车与挂车分属被告鸿运泰公司与被告捷利兴公司，系履行职务行为，故其赔偿责任应由被告鸿运泰公司与被告捷利兴公司承担。被告高世民虽然在交警部门的处理中被认定为发生事故的牵引车和挂车的实际控制人，但其陈述仅为被告鸿运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亦不存在挂靠关系，原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高世民为涉案牵引车和挂车的实际控制人，故被告高世民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原审法院认定如下：
1、死亡赔偿金：死者刘某虽为农村户口，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互相印证死者生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在城镇，故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按受诉人民法院所在地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统计年度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数额为893062元（44653.1元/年×20年）。
2、丧葬费：按相关标准计算应为45196.5元（90393元/年÷2），但原告主张31308元，不超过上述标准，予以确认。
3、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原告刘国金年满61周岁，原告张代英年满62周岁，二人尚有成年子女三人，故原告刘国金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为39631.6元（19年×8343.5元/年÷4），原告张代英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为37545.8元（18年×8343.5元/年÷4），原告分别主张19207元及18773元，予以准许；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原告冉某甲年满5周岁，且其在城镇学习生活，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87280.6元（13年×28812.4元/年÷2）。
4、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刘某死亡，四原告作为其近亲属（原告冉纪涛作为丈夫）遭受巨大精神痛苦不言自明，按相关司法实践，其应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万元。
5、交通费：原告主张因处理死者丧葬事宜共五人发生交通费1万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处理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亲属以三人为限，考虑到原告提供的高铁票据以及处理丧葬事宜的时间，法院酌定原告处理两死者的丧葬事宜共支出交通费6000元，具体到本案（396号案）平均分配为3000元；
6、误工费：原告主张因处理死者丧葬事宜共五人，误工时间按1个月计算，共发生误工费1万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处理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亲属以三人为限，原告未提供误工人员的具体收入及因误工减少收入的证明，法院酌情按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25天（2015年1月22日至2015年2月15日），原告处理两死者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为4520元（1808元/月÷30天×25天×3），具体到本案平均分配为2260元。
7、其他损失：原告称因交通事故造成死者刘某驾驶的摩托车及携带的电脑、手机损失共1万元，原告虽未提供相应证据，但庭审中被告高世民称知道上述损失，故予以认定，原告主张5000元，本院予以支持。
上述费用金额共计1259890.6元。其中，被告鸿运泰公司为粤B×××××投保了附加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认为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涉案保险车辆因超载，人保财险盐田公司应免除赔偿责任，被告鸿运泰公司称其未收到该保险条款，且被告人保公司亦未作出讲解说明。对此，法院认为，该保险条款系载于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专用于家庭或个人所有且用途为非营业性运输的客车保险条款中，而本案原告投保的车辆系特种车，适用于特种车保险条款，因此，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据以主张免责的理由，不予采纳，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应根据附加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条款直接向原告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原告要求从交强险中优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则认为已通过被告鸿运泰公司先行支付交强险赔偿限额11万元，交强险已经用尽，对此，法院认为，虽然交强险已经用尽，但原告仍可优先选择已经赔付的部分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故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已经赔付的11万元中，应扣除原告主张的余下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的其他财产损失5000元，亦应由被告人保公司从交强险中赔付2000元。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已经赔付的11万元中，扣除两案应向原告优先支付的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剩余1万元，平均分配至本案应为5000元，应从原告可得的赔偿总额中扣除。故原告的损失总额为1152890.6元（1259890.6元-10万元-2000元-5000元）。由于本案死者刘某与被告陈先清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负同等责任，且刘某驾驶的摩托车为机动车，故原告实际应得赔偿额应为576445.3元。
被告鸿运泰公司向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100万元，但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应增加5%的免赔额。因此，原告应按应得赔偿额的比例获得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应得527189元。其余不足部分，应由被告鸿运泰公司和捷利兴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被告鸿运泰公司已就两名死者先行赔付了40000元，故被告鸿运泰公司和捷利兴公司承担的赔偿数额为29256.3元（576445.3元-527189元-20000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应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款总额为606445.3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盐田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直接向原告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赔偿损失527189元，在附加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范围内直接向原告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合计577189元；三、被告深圳市鸿运泰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捷利兴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连带赔偿损失29256.3元；四、驳回原告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2元，由四原告负担2446.2元，法院准许免缴；被告人保财险盐田公司负担8619元；被告鸿运泰公司与被告捷利兴公司连带负担436.8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人保财险盐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上诉人在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11万元内承担赔偿，对超出交强险11万元限额部分，被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的合理事故损失金额应由被上诉人陈先清、深圳市鸿运泰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市捷利兴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高世民共同承担；2、维持原审判决第四项；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陈先清驾驶制动系统等部件不合格的车辆超载超速行驶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经交警部门认定，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陈先清驾驶制动系统不合格的车辆超载超速行驶导致事故发生，负事故同等责任。上述情形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及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车保险条款》第十条第十项约定，上诉人依法不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禁止超载、超速以及驾驶机件不合格的车辆本就是车辆驾驶人员的法定义务，即使上诉人没有说明被上诉人也本应当履行，一审法院的认定实际上无限扩大了上诉人承保的风险范围，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都要求保险人承担赔偿，则所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被保险人均可以主张投保时保险人没有尽到说明义务要求赔偿，而这将使法律形同虚设，社会秩序紊乱，最终损害的肯定是社会中每一位公民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超出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11万元外的赔偿责任由被上诉人陈先清、深圳市鸿运泰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市捷利兴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高世民共同承担。
二、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判决上诉人承担非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被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与被上诉人陈先清、深圳市鸿运泰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市捷利兴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高世民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二是被上诉人深圳市鸿运泰物流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两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根据最高院道交案件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承担的赔偿范围仅包括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除此之外的赔偿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如果被上诉人深圳市鸿运泰物流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投保了其他商业险种，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深圳市鸿运泰物流有限公司在承担赔偿以后再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向上诉人办理理赔。本案中，附加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为商业保险，不属于最高院道交案件司法解释规定由上诉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一审法院的判决依已经突破了最高院道交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三、再退一步讲，假定附加精损险能够在本案中判决，因被上诉人陈先清驾驶的事故车辆违反安全装载规定，上诉人也不应当承担赔偿。如第一点所述，被上诉人陈先清驾驶制动系统不合格的车辆超载超速行驶与本次交通事故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禁止超载、超速以及驾驶机件不合格的车辆本就是车辆驾驶人员的法定义务，因此，依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以及附加精损险条款第二条第四项之约定，上诉人不应承担附加精损险赔偿责任。
四、再退一万步讲，假定上诉人需承担商业险赔偿，本案也应当扣除附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20%的免赔率。庭审后，上诉人应一审法院的要求提交了附加精损险条款，但一审法院电话告知上诉人该条款为复印件为由要求上诉人提交彩色打印件，上诉人向主审法官说明该条款彩色打印件已经用完正在印刷当中，但主审法官不同意。因一审法院要求补交的期限内新条款仍在印刷当中无法提供，为了不逾期提交上诉人只好将印刷有附加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条款内容的《“直通车”机动车保险条款》提交给一审法院，目的是为了证明《附加精损险条款》的内容与复印件是一致的，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不仅没有记载《附加精损险条款》，而且条款不适用特种车为由判令上诉人承担赔偿。其次，《附加精损险条款》在第一行中就已经清楚的约定了投保该险种的条件：“投保人在同时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的基础上，可投保本附加险”，而特种车并无专门的附加精损险条款，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附加精损险条款》条款适用于全部投保的机动车类型，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提交的是《“直通车”机动车保险条款》不予扣除免赔率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陈先清驾驶的车辆经交警部门认定超载，根据《附加精损险条款》第二条第四项的约定，上诉人不应承担该项赔偿，退一步讲，假定即使承担赔偿，根据第四条第二项的约定，“每次事故实行20%的免赔率”，因此，上诉人应承担的赔偿限额为每次事故每人4万元。
五、一审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财产损失金额，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赔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该项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冉纪涛等一审原告主张因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损失金额，该项诉求缺乏依据不应支持，由此可见，双方对于该项诉求争议巨大，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高世民一句“知道上述损失”判令上诉人承担赔偿令人难以信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被上诉人对是否存在财产损失负有举证义务，如不能证明损失则法院不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高世民表述仅仅只是承认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了损失，但没有“认可原告损失金额”的意思表示，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则原告可以主张任意金额的财产损失，因为即使没有证据只要对方承认因交通事故造成了损失法院都将判决赔偿，这显然与法律规定相背离。
六、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冉纪涛等一审原告庭后补充的证据后按要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一审判决书中对于该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于2015年7月6日收到一审法院邮寄的原告庭后补充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劳动合同》及限期质证通知书（注：通知书要求我方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法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上诉人于2015年7月7日通过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快递号：1047989726514）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针对上述三份补充证据的书面质证意见，经查询一审法院已于2015年7月8日签收了该份专递，上述事实有据可查，而一审判决书在第8页第一段第三行却记载“各被告在法院规定的质证期限内未发表质证意见”属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七、被上诉人部分诉讼请求存在以下不合理之处。1、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证据不充分应按农村标准计算。2、冉某甲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被上诉人诉求金额计算。3、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请求法院酌定降低。4、处理丧葬人员误工天数计算缺乏依据。
针对人保财险盐田公司的上诉，另一方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答辩称，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当驳回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鸿运泰公司则答辩称：一、保险公司只给保单，没有保险条款，业务员领取保险金后，只给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合同文本。依照保险法第十条的规定，保险公司未向被上诉人履行提示及告知义务。二、上诉状中列举的条文都明确规定了保险公司应当向被上诉人作出提示后，才能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让被上诉人承担责任，否则免责条款不生效。三、车辆超载是普遍现象，该事故并不是超载引发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没有向被上诉人履行告知义务，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因此承担50%的赔偿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被上诉人陈先清、深圳市鸿运泰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市捷利兴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高世民承担事故大部分责任。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盐田支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三、由上述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错误，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关于本案，被告陈先清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后经交警机关委托有关司法鉴定部门鉴定结论显示，该车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重要的刹车管不安装，刹车片破损严重，无法达到制动作用并且轮胎因磨损到极限从而没有抓地力等诸多瑕疵，就是这样的原因导致，刹车无效且处置不当而翻车将上诉人的两个近亲属活活压死在集装箱下当场死亡，事发后经鉴定两车并未发生碰撞，由此可见事故责任大部分是被上诉人车辆存在安全问题导致，虽然交警作出同等的事故责任认定，但上诉人不服曾经向上级要求过复核，在本次民事诉讼中明确提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大部分赔偿责任，并且提供了现场图、鉴定结论和事发现场目击证人证实交警认定责任的错误，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该对事故的成因作出综合判断，遗憾的是一审法院仅凭事故认定书就草率判定为同等责任，上诉人不服，对此请求二审法院纠正。
二、一审法院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数额、计算方式没有向上诉人释明，侵犯了上诉人的应知的权利，二审也应该予以纠正。一审开庭时，对于被告质证被扶养人生活费过高、计算错误问题，上诉人当庭表示尊重法庭依法调整，上诉人远在河南来到深圳，对计算依据的标准掌握不清的时候主审法官有义务对此予以释明。
针对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的上诉，人保财险盐田公司答辩称，一审责任认定是正确的，事故发生后，冉纪涛等没有向交警部门提出复核，该结果属于交警部门出具的生效的事故认定结论。一审上诉人主张释明权缺乏依据，一审原告委托律师进行代理，不存在对法律不清楚的情况。被上诉人鸿运泰公司则答辩称：一、上诉人在领取事故认定书后，没有申请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对交警的事故认定书是认可的。东莞市已经三令五申禁摩多年，但死者无证驾驶，没有带头盔，没有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现在政府机关做任何事情都是人性化的，本案的事故认定让被告承担同等责任对死者有偏袒。三、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但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提出，但本案的原告在一审开庭后，没有向法院提出变更丧葬费的支出，这是原告对自己的处分。四、该案两名死者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有悖于法律的规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事故责任比例应如何认定，二是保险公司的赔付范围如何确定，三是部分赔偿项目应如何计算，对此，本院分述如下：
一、关于事故责任比例的问题。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事故双方的责任比例应当按照各自在事故中的过错认定。依照交警部门的认定，肇事一方陈先清存在的过错包括驾驶制动系统等不合格的车辆、超载行驶、行经路口未减速慢行、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另一方刘某存在的过错包括无证驾驶、驾驶禁止上路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上路、没有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转弯时没有让直行的车辆先行。可见双方在本次事故中均存在较大过错，哪方过错较重无法确定，在此情形下，交警部门认定陈先清与刘某负同等责任，认定比例恰当，可资采信，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上诉称应由陈先清承担主要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人保财险盐田公司的赔付责任。陈先清在人保财险盐田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后，人保财险盐田公司应就陈先清在本事故中的责任比例承担替代责任。现人保财险盐田公司上诉称，陈先清驾驶的车辆存在制动系统不合格的问题，故保险公司可予以免责。审查人保公司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条款，均无该免责事由。人保财险盐田公司称特种车保险条款中有此约定，但本案中原审法院判定保险公司承担替代责任的依据为商业三者险合同，与特种车保险合同无关，对保险公司的这一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人保财险盐田公司另上诉所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该项损失属法定赔偿项目，陈先清投保的交强险、商业三者险或附加精神损害赔偿险中，均有此赔偿项目，原审法院判定该项损失在附加精损险中赔付，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人保财险盐田公司所称的免赔率的问题，即便依保险公司主张该项险种仅赔付80%，但剩余20%的赔付款亦可在商业三者险中赔付，故人保财险的该项主张对判决结果并无实质影响，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赔偿款项的计算问题。1、关于丧葬费。原审法院按照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提起的诉讼请求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冉纪涛等称应对该项目的计算方式向其释明，该项上诉主张已超出释明权的范畴，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在处理死者后事过程中，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支付了亲属的交通、住宿、误工等费用，属合理开支，原审法院酌定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关于财物损失。本次事故造成受害人一方摩托车、电脑、手机等损失，由于损失金额无法确定，原审法院结合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的主张，酌定金额为5000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确认。3、关于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已经提供了刘某在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且大部分收入来自城镇的证据，原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该项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4、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造成刘某死亡，原审法院据此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万元，金额合理，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人保财险盐田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502元，由上诉人人保财险盐田公司负担。上诉人冉纪涛、冉某甲、刘国金、张代英应当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已批准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杰晖
审 判 员 李小丽
代理审判员 唐国林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廖欣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