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桂0226行初7号原告蓝某某，男，1943年8月17日生，瑶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陈建明，广西桑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某某乡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莫某某，乡长。委托代理人蒲延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某某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吴某1，县长。委托代理人吴某2，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第三人刘某1，男，现年67岁，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第三人刘某2，男，现年40岁，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原告蓝某某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某某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某某乡政府）作出的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高政处﹝2015﹞3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江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三政复﹝2015﹞5号，于2016年2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2月3日受理后，于2016年2月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蓝某某及委托代理人陈建明，被告某某乡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蒲延能、被告三江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石海，第三人刘某1、刘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高基瑶族乡政府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高政处﹝2015﹞3号，认定纠纷地位于三江县某某乡蓖梳村八界屯“于董路底”（地名），林班459号，面积2亩。2011年林改外业勘界时该宗地时原告与第三人发生争议，原告在2011年11月17日填写了林权登记申请表，申请得到459号宗地林权证。2013年10月原告取得了木材采伐证，并砍伐了争议地上的杉木，第三人出来阻止，第三人称纠纷地是第三人的，有2007年的协议书和挖好的界线为准。原告称纠纷地杉木是在1983年和1985年种植的，第三人称纠纷地杉木是在1988年种植。某某乡人民调解委于2014年1月17日组织原、被告进行现场勘验并主持双方当事人以树兜树龄鉴定的协议，由林管站工作人员在已砍伐的杉木地各随机采样，原告挑选的为1号，第三人挑选的为2号，林管站工作人员选的为3号，采样的3根杉木由三江县林业技术部门进行树龄鉴定，所产生的费用由过错方承担。原、被告承诺，维护纠纷地现状，待林业技术部门的鉴定结果出来后，由某某乡人民调解委就林木的权属进行调解，砍伐下的杉木权属根据三江县林业技术部门出具的树龄鉴定为准。2015年9月10日三江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的杉木圆盘鉴定意见书的结果：1号杉木圆盘年龄为24年；2号杉木圆盘年龄为为18年；3号杉木圆盘年龄为18年。2015年9月25日，某某乡人民调解委组织原、被告进行调解工作，并将树兜树龄鉴定结果告知原、被告，鉴定结果与原告提供的年龄不相符，与第三人提供的年龄相符。被告某某乡政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章第十四条第（七）项，第三十六条第（二）项和第（四）条的规定，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高政处﹝2015﹞3号，被告某某乡政府作出如下决定：1、争议地使用权应为：蓖梳村八界屯“于董路底”一处（原在林改时的纠纷地为459号）的纠纷地，（按照2007年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地挖的界线）上部份归第三人刘某2、刘某1所有，下部份归原告所有。2、在蓝某某的林权证上“于董路底”的459号地数据信息需到林改部门进行数据信息变更。原告不服向被告三江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三江县政府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三政复﹝2015﹞5号，被告三江县政府认为，被告某某乡政府作出高政处﹝2015﹞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被告某某乡政府高政处﹝2015﹞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某某乡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十一份，证据一、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已经做出了这个行政处理；证据二、土地林权纠纷调解申请书，证明了当事人也向被告的调解委提供了纠纷调解申请的程序；证据三、刘某1的答辩书，证明调解过程中第三人做出了答辩；证据四、五杉木圆盘鉴定意见书、杉木圆盘鉴定委托书，证实被告经过他们采样的树墩送达了县林业局进行了鉴定并得出了结果；证据六、关于蓝某某与刘某2在地名为于堇路底山林权属纠纷调解情况汇报，作为一个被告调解的汇报，说明被告已经进行过多次调解；证据七、九、十人民调解协议书、村级调解书、村级调解书；证据八、林地现场勘查汇报情况，证明被告已经通过林业部门到现场勘验；证据11、行政诉讼答辩状，证明被告按照行政复议的程序作出答辩。被告三江县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七份，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蓝某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目的是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的事实；证据二、三、四、五是行政复议立案呈报表、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二）、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某某乡政府行政答辩状及提交证据清单、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答辩书，证明目的是被告三江县政府行政复议办理立案手续及立案通知的送达和某某乡政府、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答辩意见。证据六、七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证明目的是被告三江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和法律依据。原告蓝某某诉称：原告对被告某某乡政府作出的高政处﹝2015﹞3号处理决定不服，向被告三江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三江县政府的法制部门在未组织原告、第三人到现场踩山认界的情况下，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三政复﹝201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某某乡政府作出的高政处﹝2015﹞3号处理决定的主要证据不足1、某某乡政府作出的高政处﹝2015﹞3号处理原告与第三人争执的于董路底（地名）第459号宗地，依据某某乡蓖梳村委于2013年9月15日的“调解书”为依据，在没有原告和第三人的签字情况下，作出支持第三人的处理决定是完全错误的，“调解书”不能作为证据认定；2、被告某某乡政府作出的高政处﹝2015﹞3号处理决定，认定第459号宗地内的林木（杉木）“以林业部门鉴定的年轮”为依据，所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某某乡政府作出山界林权处理决定时，就知道蓝某某持有该山场的林权证，仍然作出了该林权证变更的行政行为，这是典型的行政越权行为.在没有对原来的行政许可给予撤销之前，就进行了变更。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蓝某某有县政府颁发的《林权证》说明其取得的证书是依法定程序获得的。乡政府不能仅仅凭第三人提出的意见就做出了变更，县人民政府更不应该维持。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七份，证据一、《造林界限协议书》，证明目的是该争执地已落实归原告；证据二、蓖梳村委调解书，证明目的该调解书无双方签字认可；证据三、《界线为准则》，证明目的争议林木属原告所种；证据四、杨本钧、刘明玉等人证明，证明目的争议地及木归原告所有；证据五、六、七送达回证、高政处（2015）3号处理决定书、三政复（201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目的是原告收到复议的时间和两被告的处理决定书是错误的。被告某某乡政府的辩称：争议地使用权按原告与第三人在“于董路底”的纠纷地上部份采样的树兜在县林业局枝术部门对树龄的鉴定结果，以及2007年当事人双方在纠纷地挖的界线为依据。某某乡政府作出的高政处﹝2015﹞3号处理决定是在充分调查和多次调解情况下作出的，没有超越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及滥用职权。被告三江县政府辩称:某某乡政府根据2007年相邻各户在纠纷地挖的界线及当事人协议和采样以树兜树龄鉴定结果，作出的高政处﹝2015﹞3号处理决定。三江县政府认为原告要求撤销被告某某乡政府高政处﹝2015﹞3号处理决定的理由不充足。被告三江县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的《行政复议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第三人刘某1、刘某2述称：某某乡政府作出的高政处﹝2015﹞3号处理决定和。三江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三政复（201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客观事实公正的。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五份，证据一、某某乡人民调解委协议书，证明目的界线是清楚的；证据二、地界线边户主的证实材料，证明目的当时的现场挖界；证据四、蓖梳村委调解书，证明目的当时已达成协议；证据五、本组组长的证明，证明目的当时争议地有纠纷，是不能上证的，是无效的。本院于2016年3月16日召集原告蓝某某、被告某某乡政府、三江县政府、第三人刘某1、刘某2和三江县某某乡蓖梳村村干部、林业枝术部门枝术人员在纠纷地对争议地地点、面积、林斑号、经营状况现场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某某乡政府于2016年5月6日作出高政字【2016】1号关于撤销蓝某某与刘某2、刘某1的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高政字﹝2015﹞3号）的通知。原告蓝某某坚持诉讼，不愿意撤回行政诉讼，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某某乡政府的证据四、五有异议，对其余的证据无异议，原告认为杉木圆盘鉴定意见书与认定山林权属没有关联，不能证实土地的权属，对被告三江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某某乡政府、被告三江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的证据，被告某某乡政府提交的证据一，高政字﹝2015﹞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被告某某乡政府于2016年5月6日认为该处理决定书存在瑕疵，以高政字﹝2015﹞1号关于撤销蓝某某与刘某2、刘某1的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被告某某乡政府高政字﹝2015﹞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已经撤销，可作为证据认定；证据四、五杉木圆盘鉴定意见书及圆盘鉴定委托书，以树兜树龄鉴定结果来确定纠纷地的权属，与争议地不存在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认定。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某某乡政府和被告三江县人民政府其余的证据无异议，可作证据认定。本院依职权于2016年3月16日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原告、被告某某乡政府、被告三江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均无异议，可作证据认定。经审理查明，纠纷地位于三江县某某乡蓖梳村八界屯“于董路底”（地名），林班459号，面积2亩。2011年林改外业勘界时该宗地时原告与第三人发生争议，原告在2011年11月17日填写了林权登记申请表，申请得到459号宗地林权证。2013年10月原告取得了木材采伐证，并砍伐了争议地上的杉木，第三人出来阻止，第三人称纠纷地是第三人的，有2007年的协议书和挖好的界线为准。原告称纠纷地杉木是在1983年和1985年种植的，第三人称纠纷地杉木是在1988年种植。某某乡人民调解委于2014年1月17日组织原、第三人进行现场勘验并主持双方当事人以树兜树龄鉴定的协议，由林管站工作人员在已砍伐的杉木地各随机采样，原告挑选的为1号，第三人挑选的为2号，林管站工作人员选的为3号，采样的3根杉木由三江县林业技术部门进行树龄鉴定，所产生的费用由过错方承担。原告与第三人承诺，维护纠纷地现状，待林业技术部门的鉴定结果出来后，由某某乡人民调解委就林木的权属进行调解，砍伐下的杉木权属根据三江县林业技术部门出具的树龄鉴定为准。2015年9月10日三江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的杉木圆盘鉴定意见书的结果：1号杉木圆盘年龄为24年；2号杉木圆盘年龄为为18年；3号杉木圆盘年龄为18年。2015年9月25日，某某乡人民调解委组织原、被告进行调解工作，并将树兜树龄鉴定结果告知原告、第三人，鉴定结果与原告提供的年龄不相符，与第三人提供的年龄相符，原告对树兜树龄鉴定结果有意见，调解无果。被告某某乡政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章第十四条第（七）项，第三十六条第（二）项和第（四）条的规定，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高政处﹝2015﹞3号，被告某某乡政府作出如下决定：1、争议地使用权应为：蓖梳村八界屯“于董路底”一处（原在林改时的纠纷地为459号）的纠纷地，（按照2007年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地挖的界线）上部份归第三人刘某2、刘某1所有，下部份归原告所有。2、在蓝某某的林权证上“于董路底”的459号地数据信息需到林改部门进行数据信息变更。原告不服向被告三江县人民政府申主持行政复议，被告三江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三政复﹝2015﹞5号，被告三江县人民政府认为，被告某某乡政府作出高政处﹝2015﹞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被告某某乡政府高政处﹝2015﹞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本院认为，为及时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保护权属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被告某某乡政府被诉的行政行为直接改变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是超越职权的行为。被告三江县政府在行政复议中，对被告某某乡政府的超越职权行政行为，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某某乡政府的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是明显不当的。被告某某乡政府在诉讼过程中，已自行撤销原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某某乡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四）、（六）款、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二款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某某乡人民政府改变原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某某乡人民政府被诉的行政行为直接改变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是超越职权的行为，本院依法确认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某某乡人民政府原行政行为违法。二、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三政复﹝201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某某乡人民政府的超越职权行政行为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某某乡人民政府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是明显不当，应予撤销。三、驳回原告蓝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某某乡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运清代理审判员  王素平人民陪审员  易 江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龙杨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