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22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翠娟。
委托代理人李琮。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芳。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萱。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玲。
上述四名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群。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县城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海安县海安镇中坝南路12号1101室。
法定代表人陆金城。
委托代理人钱稳东。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海安县城镇房屋拆迁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海安镇中坝北路3号405室。
法定代表人孙泽军。
委托代理人钱稳东。
原审第三人张建强。
原审第三人陈惠。
原审第三人陈梅兰。
原审第三人陈华。
上诉人申翠娟、陈芳、陈萱、陈玲因与被上诉人海安县城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海安县城镇房屋拆迁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拆迁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张建强、陈惠、陈梅兰、陈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3）安民初字第0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申翠娟的委托代理人李琮及申翠娟、陈芳、陈萱、陈玲的委托代理人陈群，被上诉人城投公司、拆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钱稳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张建强、陈惠、陈梅兰、陈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上世纪50年代，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对于陈国彬名下位于海安县海安镇复兴路125号的部分私有房产改造为公房，由公房管理部门作为公房出租。上世纪80年代，对于改造的部分私有房产发还给原产权人。因上述房屋内居住有房客，致使陈国彬名下的部分房产未能全部顺利发还到位。因陈国彬已故，2009年3月26日，海安县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办公室将上述部分房屋（3间计50平方米）发还给了申翠娟。
申杨氏位于海安县海安镇复兴路42号43.1平方米的房屋，基于前述原因于上世纪50年代被改造。改造后，上述房屋为公房，由公房管理部门出租给他人居住。上世纪80年代，上述房屋按照政策应当发还原产权人。因上述房屋内居住有其他房客，故上述房屋客观上没有能够全部发还到位。因申杨氏1974年去世，上述申杨氏名下的房产于2009年5月20日发还给了申翠娟。
申杨氏系申翠娟之母。陈国彬系申翠娟公公。
陈国彬与于宝珍婚后共生养3个子女，即长女陈秀英（未婚无子女），次女陈亚平（与梅周仁结婚，未生养子女），儿子陈正元。陈正元与申翠娟结婚后，生养7个子女，即女儿陈梅兰、陈华、陈惠、陈芳、陈萱、陈玲，儿子陈群。陈梅兰七岁时，被陈亚平收养。陈国彬、于宝珍、陈秀英、陈亚平、梅周仁、陈正元分别于1964年9月、1967年6月、1988年10月、1999年6月、1995年、1997年3月病故。
2009年9月27日，陈群受申翠娟的委托与城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拆迁公司就上述复兴路42号43.01平方米的房屋拆迁事宜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拆迁人应当支付拆迁补偿、补助费合计103896.31元；被拆迁人选择恒源区域政府限价房。协议中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上被拆迁人包括“张建强”，尾部有“张建强”的签名。
协议签订后，案涉复兴路42号43.01平方米的房屋被拆除。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安置房计划经严宏娟等人介绍，被卖给了张建强。张建强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款连同购买房号的款项一并通过严宏娟支付给陈芳。
审理中，申翠娟自认收到了拆迁补偿款，但否认向张建强出售安置房号且收到了出售拆迁安置指标的款项。
2009年10月12日，张爱红从中国银行取出12万元加上利息1.2元合计120001.2元，存入严宏娟账户。次日，严宏娟通过中国银行向第三人陈芳汇款355779.84元。
审理过程中，申翠娟否认委托除陈群以外的他人代理其与城投公司洽谈拆迁事宜。因此，城投公司提供2009年9月27日申翠娟的出具的委托书，证明申翠娟授权他人办理拆迁事宜，该委托书上有申翠娟的签名及指印。委托书的内容为“复兴路42号拆迁户申翠娟因年老行动不便，特委托张建强全权办理拆迁、安置一切事宜。”委托书尾部，由陈芳代申翠娟签名印指印，严宏娟代张建强签名。申翠娟否认委托书系其所为，并提出对2009年9月27日的委托书中“申翠娟”的签名是否为陈芳所签进行指纹和笔迹鉴定。原审法院要求陈芳出具比对材料，并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机构出具苏同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27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落款日期2009年9月27日的《委托书》落款处“申翠娟”签名字迹与比对材料中“申翠娟”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而《委托书》落款处指印中可视纹线较少，其反映出的稳定的细节特征点极少，不具备检验所需的细节特征数量。申翠娟为此花去司法鉴定费2000元。
诉讼中，申翠娟及陈群陈述，陈群、陈玲及申翠娟一起居住于复兴路53号；其居住地距离前述被拆迁房屋相隔一条两北公路（凤山路）。
另查，协议签订当日的委托书系严宏娟书写，申翠娟签名系陈芳代签，张建强签名系严宏娟代签。同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尾部张建强的签名为严宏娟代签、协议被拆迁人一栏张建强的名字系拆迁工作组人员康祝平事后添加。
2009年6月25日（本案讼争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前），陈芳作为申翠娟的委托代理人与城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就复兴路125号50平方米的房屋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拆迁人应当支付拆迁补偿、补助费合计128852元；被拆迁人自愿选择货币安置方式，凭房屋钥匙交接单等手续至拆迁人指定的地点按相关程序结转补偿款并选择安置房。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于2009年7月10日左右被拆除。2009年7月20日，陈芳为结转补偿款之需作为房屋移交人办理了房屋交接手续，并在房屋产权交接单上签名。同年8月20日，陈芳代为领取户名为申翠娟的定活两便存款单一张，面值为128852元。其间，因申翠娟左臂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白天均由陈芳负责照应。2013年5月，申翠娟以未授权陈芳与城投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为由，要求确认2009年6月25日陈芳与城投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作出（2013）安民初字第0124号民事判决，驳回申翠娟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海安县城东大街区域拆迁过程中，陈芳名下的房屋亦进行了拆迁。陈芳的拆迁安置房指标亦已售出。
原审认为，讼争拆迁房屋原为申杨氏的财产，因20世纪50年代改造为国有财产。20世纪80年代，该房产按照国家政策应予发还。尽管由于该房屋内居住有其他房客致使发还不到位，但私有财产的性质应从国家允许发还之日而非实际发还之日开始。按照国家政策，该房产应当发还时，申杨氏已经去世，故应当按照政策发还给申杨氏的法定继承人。其时，申翠娟与其丈夫陈正元作为共有人接受房产发还。陈正元于1997年去世，申翠娟的7名子女取得讼争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人身份。
申翠娟虽主张其仅授权第三人陈群而没有授权第三人陈芳处分被拆迁房产，但现有证据表明，陈芳本人的拆迁补偿款及出售房号的款项，连同申翠娟的拆迁补偿款及出售房号的款项，通过严宏娟打入陈芳的银行账户，且申翠娟并不否认收到了本案的拆迁补偿款。此外，另案申翠娟的拆迁补偿款也是通过陈芳领取（以申翠娟的存单的形式）。故陈芳出面洽谈拆迁及处分被拆迁房屋及其上的权利而申翠娟不知情，显然缺乏事实依据。综上，陈芳处分被拆迁房屋并出售房号，系有权处分，不构成无权处分。
退一步说，即使陈群、陈芳未经申翠娟明确授权处分了案涉被拆迁房屋，但现有证据并不能支持城投公司存在与陈群、陈芳恶意串通等损害申翠娟利益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申翠娟依法应当受第三人陈群、陈芳处分行为的拘束。至于第三人陈群及陈芳作为部分共有人，在未与其他共有人协商一致处分共有财产对其他共有人形成的侵权，其他共有人可以另行向其主张损害赔偿。
此外，海安县城东大街区域拆迁持续了数年，作为大面积区域的拆迁，涉及的人数众多，牵涉的面也很广。居住在一路之隔的申翠娟及第三人陈群、陈玲、陈芳等人，对于如此轰轰烈烈持续数年之久且自己数处房产被拆迁的拆迁活动，居然充耳不闻，任由城投公司及第三人拆迁公司大张旗鼓地将自己数处房产拆除而不过问，显然有违一般公众的认知。申翠娟与第三人陈芳、陈群等人辩解理由显得苍白，没有说服力。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申翠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8元，司法鉴定费2000元，合计4378元，由申翠娟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申翠娟、陈芳、陈萱、陈玲、陈群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只是对城投公司审核结算报批表中增加张建强为被拆迁人有异议，对其他事项并无异议。城投公司坚持称申翠娟的房号卖给了张建强，但张建强予以否认，张建强的该陈述应予认定。严宏娟证言中数字计算不正确，一审法院认定申翠娟的拆迁补偿款及出售房号的款项通过严宏娟汇入陈芳银行账户没有事实依据。申翠娟未提出拆迁补偿协议的合同效力问题，仅要求按该协议补偿相应的两套房屋，但一审法院判非所请，认定申翠娟骨折时间错误，且对与本案无关的事实进行了认定。即便申翠娟将恒源区域安置房的房号出售，城投公司也应当按协议另行安置申翠娟东大街期房一套。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城投公司安置两套房屋。
被上诉人城投公司及拆迁公司答辩称，拆迁安置协议中的房屋只有一套，而非上诉人所称的两套。陈芳的行为是代理行为，有权处分被拆迁的房屋且出售房号，被上诉人没有过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张建强、陈惠、陈梅兰、陈华未答辩。
二审中，上诉人申翠娟等提供了下列证据：
1、申翠娟的病历及医疗费票据，证明申翠娟骨折时间系2008年而非2009年。
2、陈萱与案外人的协议，证明卖房号需要办理手续以及当时的市场价格。
被上诉人城投公司及拆迁事务所质证认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且只能说明申翠娟2008年发生过骨折，不能说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证据2系复印件，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定，且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一审判决以及二审中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城投公司是否应当按照拆迁补偿协议向申翠娟交付相应的房屋？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申翠娟认为城投公司应当对其安置两套房屋，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根据申翠娟提供的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中载明的房屋安置内容为“该户选择恒源区域政府限价房”，并无申翠娟所述另行存在安置东大街期房的内容。虽然该协议中拆迁补偿款103896.31元组成中有“选择政府限价期房奖892.89元”，但仅凭该内容尚不能得出城投公司还应当给申翠娟安置东大街房屋一套的结论，该内容更符合上述“该户选择恒源区域政府限价房”的约定，即选择政府限价期房所获得的奖励。故申翠娟称城投公司应当给予其两套房的安置与协议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城投公司与申翠娟签订安置协议后，应当按照约定给予申翠娟房屋安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申翠娟与城投公司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虽系陈群代表其签订，但在合同签订后的履行过程中，陈芳代申翠娟领受了拆迁补偿款。根据陈芳之前即代申翠娟办理拆迁补偿事宜的事实以及本案拆迁安置过程中申翠娟认可的陈芳代其收取拆迁补偿款的事实，可以认定陈芳亦代申翠娟参与了本案所涉拆迁补偿事宜。陈芳取得严宏娟的355779.84元中，除其自己应得的拆迁补偿款及出售房号的款项合计246387元外，余款为109392.84元，超出申翠娟应得的拆迁补偿款（103896.31元）5496.53元，其未能给予合理的解释。而付款人严宏娟陈述支付给陈芳的款项中即包括了申翠娟的拆迁补偿款及出售房号的款项，该陈述应予认定。故根据证人证言及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陈芳以申翠娟的名义委托张建强处理案涉的安置房屋，严宏娟等中间人在各方当事人谈妥的基础上，在委托书以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签署“张建强”的名字，由张建强支付相关费用后取得房屋，严宏娟亦已将申翠娟应当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及出售该安置房屋指标的增值部分支付给陈芳。至此可以认定，申翠娟与城投公司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虽系陈群代表其签订，但在合同签订后的履行过程中，陈芳代申翠娟处理了该安置房屋并领受了拆迁补偿款及转让安置房屋的增值款项，申翠娟已将其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项下的权利进行了转让，且已由第三人张建强实现了安置权利。故申翠娟在其转让合同的权利后，要求城投公司履行拆迁安置协议的内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申翠娟、陈芳、陈萱、陈玲、陈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78元，由上诉人申翠娟、陈芳、陈萱、陈玲、陈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昌东
代理审判员 卢 丽
代理审判员 郭相领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新珠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的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