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盐商终字第03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国锋，个体户。
委托代理人赵锋，江苏陈定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盐城丰达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大丰市万盈镇北界路1号。
法定代表人石松，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丰万达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大丰市万盈镇北环路1号。
法定代表人石万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席卫东。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俐，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国锋为与被上诉人盐城丰达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达公司）、大丰万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2013）大商初字第0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国锋在一审中诉称，其与丰达公司、万达公司及案外人大丰农村合作银行于2010年11月29日签订《协议书》1份，约定孙国锋向案外人借款，用孙国锋拥有所有权的棉花作质押，由丰达公司保管，保管期限自2010年11月29日到2011年5月29日，万达公司对丰达公司的保管进行监督并承担连带责任。随后孙国锋与丰达公司签订了《仓储合同》，孙国锋的23.774吨棉花入库，丰达公司向孙国锋出具了入库汇总单、棉花质检书。在存储期间，孙国锋偶然发现，因丰达公司保管不善，致孙国锋的棉花大面积受潮霉变，品级下降，无法在存储期满时出售。丰达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孙国锋造成损失380384元。故请求法院判令丰达公司赔偿损失380384元，万达公司对丰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司法鉴定费用由丰达公司、万达公司承担。
丰达公司、万达公司在一审中共同辩称，丰达公司与孙国锋之间存在皮棉保管合同关系是事实，但孙国锋起诉的事实部分失实。在2010年11月至2011年12月间，丰达公司累计为孙国锋保管皮棉9批次计1765件，后孙国锋分7次提取1546件，尚有219件至今库存。孙国锋陈述其共存放皮棉216件、重23.774吨是片面的。在2011年8、9月间，孙国锋存放的棉花确有部分因淋雨而受潮，后经鉴定，发生霉变的仅为47件，其余未受损。孙国锋对未受潮的棉花一并向法院主张权利属单方扩大损失，该部分损失丰达公司不应承担。丰达公司可对经鉴定受潮的47件棉花所形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按2012年7月孙国锋最后一次提取棉花时的市场价格进行折价或收购；万达公司对丰达公司�责任可承担连带责任，孙国锋的其余诉请应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在2010年11月29日至2011年12月30日间，孙国锋（含其合伙人骆兴国）（借款人（出质人），甲方）与丰达公司（保管人，丙方）、万达公司（保证人，丁方）、案外人江苏大丰农村合作银行（贷款人（质权人），乙方）先后分别签订四方《协议书》9份，约定，甲方将自有货物，委托丙方代为保管，丙方出具代保管货物仓储单（下称仓单），甲方凭仓单权利凭证向乙方申请质押贷款。四方协议还约定了四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协议约定，因保管不善，造成仓单所列商品捡拾、霉变或超过规定标准的损失、损耗由丙方负责承担；丁方对丙方保管责任不到位，造成质押物损失的，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等等。在上述四方协议签订的同时，孙国锋及骆兴国（存货人）分别与丰达公司（保管人）签订了《仓储合同》9份，仓储合同约定了仓储物的品名、数量、包装、件数、储存期限、仓储费，以及存储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在四方协议、仓储合同订立的同一天，丰达公司根据存货人质押皮棉存储情况，分别向存货人孙国锋及骆兴国开具了代保管商品仓储单9份，每份仓单均载明了代保管商品的情况（委托保管人自报情况及仓储中心清点情况），仓储费结算情况、参保情况等。9份仓单载明孙国锋及骆兴国合计委托丰达公司保管皮棉1765件，分别为：2010年11月29日存216件，2010年12月20日存216件，2011年1月6日存179件，2011年1月22日存212件，2011年4月9日存186件，2011年12月2日存288件，2011年12月15日存216件，2011年12月23日存144件，2011年12月30日存108件。每次存期均为6个月。每件皮棉重215至220市斤左右。上述9份四方协议、仓储合同、代保管商品仓储单均能一一互相对应。其中�2010年11月29日的仓储合同、代保管仓储单载明：孙国锋委托丰达公司代保管质押皮棉216件，毛重23.99吨，净重23.774吨，储存期限自2010年11月29日至2011年5月29日。同日，丰达公司、万达公司分别向孙国锋开具皮棉入库汇总单、棉花质量检验证书各1份，其中入库单载明：存货人为孙国锋，件数216件，毛重23.99吨，皮重0.216吨，净重23.774吨；棉花质检证书载明：孙国锋质押皮棉各品级比例为3级（329）70%、4级（429）30%。2011年5月29日合同约定的此批皮棉储存期限届满后，孙国锋未予提货，丰达公司也未催告孙国锋提取。双方均认可对该批皮棉进行了继续质押仓储保管。在2011年10月12日至2012年7月19日间，孙国锋及骆兴国先后7次累计从丰达公司仓库提取皮棉1546件，分别为：2011年10月12日提216件，2012年4月9日提182件，2012年6月12日提288件，2012年6月18日提216件，2012年6月20日提215件，2012年6月21日提213件，2012年7月19日提216件，至此，孙国锋留存在丰达公司处的皮棉为219件。其中，经孙国锋签名确认的2011年10月12日的第一份皮棉出库结算单载明：“11.29－2011年10.12计318天，出库216件，23.99T×0.5×318＝3815，…，实收216件.孙国锋”。该结算单载明的存储起始日、皮棉件数、总重量与孙国锋2010年11月29日第一次存储皮棉入库凭证载明的内容相一致。但孙国锋每次提货数量并不能与其每次存货数量完全一一对应。孙国锋已提皮棉的仓储保管费已与丰达公司结清。丰达公司在为孙国锋保管皮棉期间，大部分皮棉堆放保管在室内仓库，室内库存满仓时，有一部分皮棉堆放在室外场地上，室外堆放的皮棉上加盖了油布。室内仓库有空间时即将堆放在室外场上的皮棉移至室内，现留存的219件皮棉均在室内仓库。在2011年夏季的雨季期间，堆放在室外场上的部分�棉因油布覆盖不全而受潮变质。孙国锋称其每批存货丰达公司均是分开堆放的，一次一堆，现留存在丰达公司处的皮棉是孙国锋于2010年11月29日第一次存储的216件，另3件为其他批次皮棉提取时剩余的3件。丰达公司则称，皮棉系种类物，凡是同一客户储存的皮棉丰达公司均是集中混合堆放的，孙国锋先后在丰达公司处储存皮棉9次，均系混合集中堆放，现留存在丰达公司处的219件皮棉是孙国锋7次提货后剩余的皮棉，并非孙国锋所说的是其第一次（2010年11月29日）存储的216件皮棉，否则不会出现多余的3件。孙国锋认为，因丰达公司保管不善，致其于2010年11月29日储存的216件皮棉只有20件左右是好的，其余均已受潮变质，2011年5月29日存储到期后无法整体出售，已给其造成皮棉霉变损失及市场销售价格下降损失计38万余元。双方协商未果，孙国锋遂于2013年1月24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丰达公司、万达公司赔偿此款。
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审法院根据孙国锋的申请，委托相关部门对涉讼皮棉的受潮变质数量及皮棉的市场价格进行了鉴定。其鉴定结论分别为：（一）案涉216件皮棉中有47件因局部受潮引起棉花变异，另169件感观检测未发现因局部受潮引起棉花变异现象。（二）基准日为2011年5月29日的三级皮棉单价为24000元／吨，四级皮棉单价为23500元／吨；基准日为2012年7月的三级皮棉单价为18400元／吨，四级皮棉单价为17400元／吨。孙国锋为此交纳鉴定费50000元（45000＋5000）。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双方对上述两份鉴定结论均未提出实质性的异议，也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
原审法院认为，孙国锋与丰达公司、万达公司及案外人大丰农村合作银行签订的四方《协议书》，以及与丰达公司签订的《仓储合同》，均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协议、合同均合法有效，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四方协议、仓储合同订立后，孙国锋及其合伙人骆兴国先后委托丰达公司储存质押皮棉9批次，计1765件，已提取1546件，尚存219件。孙国锋第一次存储皮棉的时间是2010年11月29日，第一次提货时间是2011年10月12日，最后一次提货是2012年7月19日。虽然孙国锋每次存储皮棉的数量并不能与其每次提取数量完全一一相对应，但因双方对各自提交的孙国锋第一次存储皮棉和第一次提取皮棉的相关凭证的真实性均表示无异议，根据该存储和提货凭证，可认定孙国锋第一次提取的216件皮棉就是其第一次存储的皮棉，因此，孙国锋主张其目前留存在丰达公司处的219件皮棉中的216件皮棉是其第一次（2010年11月29日）存储的皮棉，无事实依据。结合双方所举证据，�审法院认定讼争皮棉为孙国锋数次提取后剩下的皮棉。现丰达公司、万达公司要求按孙国锋最后一次提取皮棉的时间（2012年7月）确定变质皮棉的单价，其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审理中，丰达公司认可孙国锋仓储的皮棉曾有部分堆放在室外，皮棉淋雨受潮时间发生在2011年夏天的多雨季节。孙国锋的前五批存储皮棉的存储时间均在2011年夏天的梅雨季节之前。丰达公司客观上存在保管不当，致部分皮棉受潮变质的情形，应依约或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孙国锋存储皮棉是分批堆放还是集中混合堆放，双方各执一词，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但该事实不影响对本案争议问题的处理。关于讼争皮棉的品级，可参照万达公司向孙国锋出具的质量检验证书载明的品级即三级棉占70%，四级棉占30%确定，每件皮棉的重量按双方认可的110公斤（0.11吨）计算。经委托鉴定，库存皮棉中受潮变质皮棉为47件，基准日为2012年7月的三级和四级皮棉的单价分别为18400元／吨和17400元／吨。由于导致皮棉受潮变质的责任在丰达公司，故该损失应由丰达公司承担。丰达公司应承担47件变质皮棉的损失赔偿金额为93577元（（0.11×47）×70%×18400＋（0.11×47）×30%×17400）。丰达公司赔偿此款后，47件变质皮棉的残值归其所有。如上所述，由于丰达公司保管不善，致孙国锋存储的皮棉部分受潮，影响了孙国锋对该部分皮棉的及时销售。在鉴定之前，双方均无法确认受潮变质皮棉的具体数量，但孙国锋的主张夸大了变质皮棉的数量。由于近几年皮棉市场价格连续下跌，讼争皮棉未能及时销售，确实给孙国锋造成了市场价格下滑的利益损失，故原审法院酌定由丰达公司承担孙国锋委托仓储的皮棉中未发生受潮变异皮棉169件的市场价格下滑损失1.5万元。即由丰达公司合计赔偿给孙国锋108577元。万达公司则应依照四方协议的约定，对丰达公司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丰达公司赔偿孙国锋经济损失108577元。丰达公司履行了该赔偿义务后，47件变质皮棉的残值归丰达公司所有；剩余169件未变异皮棉由孙国锋取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万达公司对丰达公司的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孙国锋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6元，鉴定费50000元，合计57006元，由孙国锋负担34534元，丰达公司负担22472元，万达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丰达公司应负担的诉讼费用2247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孙国锋。
宣判后，孙国锋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案涉棉花受损的事实发生于2011年的梅雨季节，对受损棉花的定价应参考2011年10月份的市场价格。原审中，被上诉人已认可仓储的棉花遭受雨淋受潮的时间是2011年夏天多雨的时节，这是棉花受损的时间，也是上诉人发现后与被上诉人交涉的时间。上诉人在2011年10月即向被上诉人发出提货的请求，如果不是诉争的棉花受潮变质，上诉人提取的就是诉争的这批棉花，原审法院应当以2011年10月份的棉花市场销售价格为基准合理评估上诉人的损失。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最后一次提取棉花的价格计算损失不合理。2、为本案仓储物鉴定的江苏省轻工协会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原审法院却采信了该协会作出的鉴定结论。同时上诉人明确提请对受损棉花的数量进行重新鉴定，原审法院也没有采信。双方当事人在原审法院选定的鉴定机构是苏州纤检所，而实际鉴定的却是江苏省轻工协会，且参与鉴定的人员不具备鉴定资质。鉴定时，未对所有受潮的棉花逐一开包进行鉴定；收取鉴定费时，未开具合法有效的票据。原审法院违背当事人选择，未将案件委托给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恶意增加了当事人的成本。3、原审法院认定169件棉花因市场价格下滑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为15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本案所讼争的169件棉花是与47件完全腐烂的棉花堆放在一起的，在外观上看已受潮霉变，这是上诉人没有提取出售的原因。每吨棉花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期间因�场价格下滑造成的价格损失超过5000元。169件棉花约合18.59吨，即便没完全霉变，因为被上诉人保管不善造成的价格损失就超过90000元。原审法院仅认定15000元的损失额，有失公允。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将棉花交付仓储时的价格约为3万元／吨，因被上诉人的仓储行为过错导致价格出现下滑时，上诉人不能提取仓储物出售以避免价格继续下跌，第一次销售时价格已跌至2.4万元／吨，最终给上诉人造成了巨额损失。损失的事实却是存在，但法院在计算损失时，却以最后一次提取时市场价格作为损失计算基准价格，不能真实反映上诉人的损失。其次，存储棉花时的价格是3万元／吨，计算损失的价格却以1.84万元／吨作为基准价格，本来就失去了公允，原审法院又将47件棉花的残值判归被上诉人，进一步扩大了上诉人的损失。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
丰达公司、万达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虽然涉案棉花部分受潮的事实发生于2011年夏天雨季，但上诉人自2011年10月第一次向丰达公司要求提取棉花后，丰达公司已按照要求将棉花分批交给上诉人，直到2012年7月19日后，因部分棉花受潮变质不能交付而发生争议。自2011年来，棉花市场价格下跌，2012年7月19日后，上诉人提货不成所形成的损失即为其损失，原审判决根据2012年7月的皮棉价格确定受潮的47件皮棉价值已经充分补偿了上诉人的全部经济损失。2、原审判决认定未受潮的169件棉花因市场价格下滑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15000元属法院自由裁量范围，并无不当。原审已经查明，此169件棉花并未受潮变质，可以提取销售。丰达公司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期间已经按照上诉人要求交付了棉花，不存在丰达公司不让�诉人提货的行为，因此，对此169件棉花价格下跌的损失，丰达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因错误认识拒绝提货，并形成诉讼，应对该169件棉花的价格下滑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原审判决酌定由丰达公司承担15000元，合情合理。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合同法规定，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保管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管人对仓储物在储存期间价格下跌的市场风险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根据上诉人最后一次提货时的皮棉市场价格确定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并判决丰达公司赔偿，已经考虑了丰达公司保管不善的过错，在丰达公司赔偿后，47件皮棉的残值归丰达公司，是全额赔偿的应有之义。因此，原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原审审理�，原审法院组织本案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鉴定机构因故不接受委托，因最高人民法院编制的《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专家名录》中关于案涉鉴定事项的机构较少，原审法院经告知双方当事人后，委托该名录中江苏省轻工协会进行鉴定，上诉人亦缴纳了鉴定费用，后江苏省轻工协会对案涉棉花进行了鉴定。鉴定机构对案涉棉花取样时，本案原被告均到场。鉴定结论出具后，上诉人孙国锋以江苏省轻工协会没有鉴定能力及鉴定报告与鉴定申请事项不一致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重新鉴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确定受损变质棉花的价值应当以何时的价格为基准；2、原审的鉴定程序是否合法；3、棉花价格下滑所造成的上诉人的损失数额如何认定；4、受损棉花的残值应当如何处理。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确定受损变质棉花的价值应当以何时的价格为基准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由于棉花是种类物，孙国锋数次交付棉花委托丰达公司仓储，其所有的棉花要么单独分批次存放、要么混合后共同堆放。根据现有证据，孙国锋交给被上诉人丰达公司存储的第一批棉花为2010年11月29日存216件，约定存期半年，但到期后孙国锋并未提取棉花，直到2011年10月12日才第一次提取棉花216件，在此期间，孙国锋又数次存入棉花，而在第一次提取棉花时，孙国锋签名确认的皮棉出库结算单载明的棉花数量、重量、起始时间均与其2010年11月29日存储的棉花一致。因此，如孙国锋存储的棉花系单独存放，则2011年10月12日其提取的棉花就应是2010年11月29日存放的棉花；如系混合堆放，则已无从区分其2010年11月29日存放的棉花。无论上述何种情形，孙国锋在原审诉状中所谓案涉受潮变质的棉花就是2010年11月29日其存入的棉花，无事实依据。其次�由于本案标的物系种类物，只要在孙国锋提取棉花时，丰达公司能够交付相应数量、品种的棉花即不影响孙国锋的销售，亦不会造成其损失。本案上诉人孙国锋共向丰达公司存入9批棉花，其并无证据证明曾要求将所存储的棉花一次性提取，事实上其是分7批提取存储的棉花，且直到2011年10月才第一次提取棉花，而此后每次提取时丰达公司均能够交付相应数量的棉花，只是在2012年7月19日孙国锋最后一次提取棉花后，剩余219件棉花因双方发生争议未提取。因此，即便在案涉216件棉花早就受潮变质，但直到2012年7月之前并未影响孙国锋销售棉花，也就难谓对其造成损失。只有在2012年7月19日最后一次提取棉花之后孙国锋的损失方才确定，原审法院依据该时期棉花价格作为计算孙国锋的损失基准价并无不妥。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原审的鉴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本�认为，原审法院在经双方协商确定的机构未接收委托的情况下，鉴于有能力鉴定的机构较少，告知当事人后，在最高人民法院编制的《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专家名录》中重新选择了鉴定机构，被上诉人丰达公司、万达公司并未提异议，而本案上诉人孙国锋还缴纳了鉴定费用，也未提出异议，原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并无不妥。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未经其同意选定鉴定机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所谓鉴定机构未在省司法行政部门注册即无鉴定资质的问题，原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是否在司法行政部门注册涉及的是行政管理关系，并不当然影响其鉴定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将该机构纳入《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专家名录》，即是认定了其具有鉴定能力，上诉人关于该鉴定机构无资质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上诉人孙国锋还提出选取检材不合法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鉴定机构在选取检材时双方当事人也到场，孙国锋也未提异议，且鉴定结论对选取检材的过程进行了说明，孙国锋的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三，棉花价格下滑所造成的上诉人的损失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经鉴定，案涉219件棉花中，仅47件棉花受潮变质，其与169件并未变质，不影响孙国锋销售。孙国锋共9次存储棉花，并没有哪一次存入的棉花恰好是219件，也就是该219件棉花并不是一次性存入的，更不是原来就打包在一起的。从实际提取过程看，孙国锋7次提取棉花并未完全按照存入时的数量进行提取，也就是每件棉花是可以分开的，这219件棉花是数次提取后集合在一起的，并非如孙国锋所说的219件棉花不可分开，必须整体出售。作为从事棉花贸易的经营人员，在价格下行趋势下，孙国锋应当及时�理未变质的棉花以减少价格下行造成的损失，对于其未处理完好的棉花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孙国锋自行承担。原审法院判决丰达公司赔偿孙国锋未变质部分棉花的价格下滑损失1.5万元已经照顾了孙国锋的利益，其仍然上诉要求对方多承担其该项损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受损棉花的残值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受潮变质的棉花共计47件，原审法院根据同等品质的未受损棉花在2012年7月份价格计算其价值，并判决被上诉人丰达公司全额赔偿上诉人孙国锋，即弥补了孙国锋受损棉花的损失，丰达公司在支付相应对价后，当然应当取得变质棉花的残值，原审法院将该残值判归被上诉人并无不妥。上诉人孙国锋所谓残值应归其所有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06元，由上诉人孙国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志忠
审 判 员 胥 霞
代理审判员 郭华炜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