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02民初7589号
原告：某银行。
负责人：李某，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女，系该支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先进，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的律师。
被告：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董事长。
被告：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董事长。
被告：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县黄花镇黄花工业园27号。
法定代表人：郭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浩兵，湖南威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某。
被告：韩某。
被告：李某。
原告某银行与被告某公司、某公司、某公司、李某、韩某、李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某银行的委托代理人缪先进，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被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某、委托代理人王浩兵，被告李某（即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某公司、李某、韩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某银行起诉，请求判令：一、某公司立即归还贷款本金4429870.38元及利息30034.57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2月19日，以后利息按《人民币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某公司、某公司、李某、韩某、李某对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上述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诉讼过程中，某银行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某公司支付律师费221500元，并由某公司、某公司、李某、韩某、李某对该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5年至2016年期间，某银行与某公司签订了《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人民币借款合同》，某公司分两笔，总计向该行借款500万元，某公司、某公司、李某、韩某、李某分别作为保证人，为某公司的前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某银行依约放款500万元且借款到期后，某公司未依约还款，前述保证人也均未履行保证责任，故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某公司答辩称：借款是事实，愿意承担还款责任。
被告李某答辩称：借款是事实，愿意承担还款责任。
被告某公司答辩称：我公司与某银行并没有形成借贷法律关系，也未形成保证合同法律关系，当然无需承担还款或者保证担保责任；某银行依据某银行的“内部文件”，认为与某银行某支行（以下简称某银行）签订了“保证协议”的保证人就需对某银行发放的贷款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某银行增加的诉讼请求，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不予认可。故请求驳回某银行对我公司的起诉。
被告某公司未作答。
被告韩某未作答辩。
被告李某未作答辩。
原告某银行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人民币借款合同》、《借款借据》、《股东（董事）会决议》、《保证承诺函》、《最高额保证合同》、《某银行关于机构更名及职务任免的通知》、《律师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等证据，被告某公司提交《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司法鉴定意见书》、仲裁申请书、照片等证据，经庭审质证，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30日，某银行与某公司签订了《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21020151001000304000，授信编号为S201308290030）一份，约定：某公司在授信有效期即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2日期间，可向某银行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500万元；为保证合同项下债权能得到清偿，某公司、某公司作为保证人与某银行签订编号为S201308290030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还对授信额度的使用、授信额度的调整、合同生效及争议解决等进行了约定。
2016年3月25日，某银行（贷款人）与某公司（借款人）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编号：212420161001000565000），约定：某公司向某银行借款250万元，用于流动资金经营周转；借款期限为6月，借款利率为月利率为4.7125‰；还款方式为到期还本、按月付息；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时，贷款人有权对逾期归还的借款，按逾期天数，在月利率4.7125‰的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因签订和履行本合同，及签订和履行本合同项下担保合同所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公告费、执行费、产权过户费等相关费用由借款人承担；担保人某公司、某公司、李某、李某为借款人向贷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并另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额度合同号为S201308290030）。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5年3月30日，某支行（债权人）与某公司（债务人）、某公司（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授信编号为S201308290030）一份，约定：为确保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2日期间，某公司与某银行之间发生的债务最高余额不超过500万元的债权的实现，某公司自愿对某公司前述主债务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利息、利息损失、罚息、复息、可能发生的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合同前述期间系指债权合同（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等）签署的时间、以及债权形成时间（指：借款发放时间以及其他形式的债权形成时间）；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5年3月30日，某银行（债权人）与某公司（债务人）、某公司（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授信编号为S201308290030）一份，约定：为确保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2日期间，某公司与某银行之间发生的债务最高余额不超过500万元的债权的实现，某公司自愿对某公司前述主债务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保证期间的约定均与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一致。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6年3月26日，某银行又与某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某公司向某银行借款200万元；合同中关于借款期限、借款用途、借款利率、担保人、保证形式、相关费用承担等事项的约定与前述《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一致。
2016年3月28日，某银行（债权人）与某公司（债务人）、李某（保证人）、韩某（保证人配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为担保某公司向某银行偿付2016年3月30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发生的最高主债务余额为450万元的主债务（以下简称主债务或主债权），债权形成的方式包括贷款、承诺贷款、承兑等，李某愿意为某公司的履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利息、利息损失、罚息、复息、可能发生的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等；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韩某不可撤销地确认及承诺：李某与某银行签订的担保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相关的其他合同协议、李某为担保而提交的各项申请、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以下合称“担保文件”），韩某均已仔细阅读、完全理解、且无任何异议；李某在“担保文件”项下的一切债务，均系韩某与李某的共同担保债务，韩某对上述担保债务负连带责任；在李某未履行完毕“担保文件”项下的全部担保债务之前，无论韩某与李某的婚姻关系是否解除，上述担保债务始证是被告韩某应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债务。合同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6年3月28日，某银行（债权人）与某公司（债务人）、李某（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担保某公司向某银行偿付2016年3月30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发生的最高主债务余额为450万元的主债务，李某愿意为某公司的履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保证期间与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一致。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上述合同签订后，某银行于2016年3月30日向某公司发放了贷款250万元，于2016年3月31日向某公司发放了贷款200万元，两张《借款借据》均载明借款于2016年9月30日到期。
2016年12月19日，某银行向本院提交利息证明一份，载明：截至2016年12月19日，某公司尚欠借款本金4429870.38元、利息30034.57元。之后，某公司未归还任何借款本息，某公司、某公司、李某、韩某、李某也未履行担保责任。
在本案审理期间，某公司申请对标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3月30日”，某公司与某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页手写文字的书写形成时间，以及2015年3月30日，某银行与某公司签订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第二页“保证人”处文字“某公司”的书写形成时间等内容进行鉴定。
2018年4月17日，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标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3月30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页“保证人”处文字“某公司”书写形成时间，以及标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3月30日”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第二页“保证人”处文字“某公司”的书写形成时间均与标注时间不一致，实际形成时间均为2016年12月左右。前述两项鉴定事项总计花费30000元，已由某公司垫付。
同时查明，2015年11月10日，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韩某变更为郭某，投资人由韩某、蒋立平变更为郭某、李某。
另查明，2015年7月31日，某银行下发《某银行关于机构更名及职务任免的通知》[长行发（2015）273号]，决定将芙蓉直属支行更名为湘银直属支行，湘银支行作为总行直管支行，原某支行下辖的荷花园支行、树木岭支行、丰瑞支行、曙光支行以及总行直管的某支行作为湘银支行的下辖一级支行。
再查明，某公司提交某银行及某支行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登记表显示两支行自2015年以来没有经营范围和企业名称的变更登记。2016年10月19日，某银行以其名义独立参与仲裁事务。2017年2月3日，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兵到某银行开户，该支行仍在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又查明，某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律师代理合同》，并支付了律师代理费221500元。
本院认为，某银行与某公司签订的《人民币借款合同》、与李某、韩某、李某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各方当事人均应遵照执行。某银行已按约向某公司提供了借款450万元，但某公司仅偿还了部分借款本金，故某银行要求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429870.38元、利息30034.57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2月19日，以后的利息按《人民币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某银行要求某公司支付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用221500元，提供了《律师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予以证明，亦符合《人民币借款合同》的约定与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某银行与某公司、李某、韩某，与某公司、李某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李某、韩某、李某对某公司自2016年3月30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的债务最高余额不超过450万元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对保证范围进行了明确约定，某银行要求李某、韩某、李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意见，某银行与某公司签订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第二页“保证人”处文字“某公司”，及某银行与某公司、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页“保证人”处文字“某公司”的形成时间均是2016年12月，而不是合同标注的签订时间2015年3月30日，故可以推定在合同标注的签订时间，保证人某公司所要担保的主债务金额，保证期间等合同必备内容，均是不确定的。另因上述合同中保证人所担保的是某银行对某公司享有的债权，故对某银行要求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某公司与某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也是保证人所担保的是某银行对某公司享有的债权，故对某银行要求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某银行偿还借款本金4429870.38元、支付利息30034.57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2月19日，以后的利息按《人民币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二、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某银行支付律师费221500元；
三、李某、韩某、李某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决确定的某公司应负担的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李某、韩某、李某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均有权在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向某公司追偿；
五、驳回某银行对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六、驳回某银行对、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247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47479元，由某公司、李某、韩某、李某共同负担。本案鉴定费30000元，由某银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雪晴
人民陪审员 廖玉均
人民陪审员 魏建莲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易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