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南中法民终字第21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敬某某。
委托代理人强春艳，四川锐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芦雪，四川锐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某甲。
委托代理人赖启徇，广东广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万兴均，广东广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敬某某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4）南民初字第1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敬某某与邱某甲于2003年9月26日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2004年8月16日，生育长女邱某乙，2005年10月6日，生育次女邱某丙。2009年4月，敬某某与邱某甲分别出资250万元，各自持有50%股份，成立了四川广亚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敬某某。2011年6月，广亚公司取得位于南部县经济开发区（又名温州工业园区），面积12367平方米，工业用地，期限50年，出让价1，039，700元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修建了混合结构的综合楼、值班室、厕所，钢结构的车间库房。广亚公司经营期间，除公司财务部门有账务记载外，另由敬某某每月对广亚公司的收入、支出及余额统计计算，后交由邱某甲亲自另行记入账本。2013年10月13日至15日，敬某某通过QQ邮箱（网名“尘埃落定”，QQ号728312585）联系并请敬某某与邱某甲的朋友赖姓律师制作了《离婚协议书》和《起诉书》。2013年10月18日，敬某某与邱某甲一同到本院协议离婚，并提供了敬某某与邱某甲于2013年10月16日签字的《离婚协议书》。根据《离婚协议书》内容，本院制作了（2013）南民初字第3587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双方签收后已发生法律效力。调解书第三项载明“三、婚后共同财产、双方经营的企业以及债权债务双方均自愿按离婚协议书处理，双方均有义务协助对方办理产权过户等相关手续（附离婚协议书一份）。”《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三、财产分割……（二）男女双方均自愿将以下股权及收益赠与两女儿：1、男、女双方在四川广亚建材公司各50%的股份，男方赠与给女儿邱某乙10%股份；女方赠与女儿邱某乙20%股份、赠与女儿邱某丙30%股份。2、邱某乙与邱某丙各享有四川广亚公司30%股份。3、邱某乙与邱某丙各享有四川广亚建材公司现有对外出租场地相应租金收益各50%的份额。（三）男、女双方各自分享以下财产及收益1、四川广亚建材公司40%的股份及该公司的所有的经营管理权与公司的经营收益均归男方享有。奔驰350越野汽车及广本雅阁汽车各一辆归男方所有。2、现有广亚建材公司蜀园街12号钢材经营部及垫底资金79万元及该门市部经营权归女方享有，自享经营收益，自担债权、债务。甲壳虫轿车一辆归女方所有。四、债权、债务问题1、四川广亚建材公司的债权（含钢材库存、对外未收清货款、欠条、部分流动资金）全部归男方享有。2、现有邮政银行贷款，私人借款，成都华润24城紫云府4幢1904住房按揭贷款均由男方负责清偿。五、其他问题1、在男、女双方配合完成各自承诺赠与女儿名下房产过户手续后，女方即协助将四川广亚建材公司的现有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男方，并一并办妥本协议所涉的股权变更登记等手续，向男方移交公司筹建中、经营中所形成的全部财务账簿、凭证、合同、协议及所有企业资料。2、四川广亚建材公司位于蜀园街12号钢材经营部由女方经营，四川广亚建材公司承担税费。以上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公司及钢材经营部资料移交、赠与名下的房产等，男、女双方均同意在2016年6月之前过户房产后变更法定代表人及股权。3、出调解书的当月底女方交清账务”。2013年10月30日，敬某某将当月的收入、支出及余额统计计算，后交由邱某甲记账，并与邱某甲交接了所有账务。2014年2月19日，敬某某收到邱某甲移交的厂房三间及对外出租50%的租房合同。2014年3月21日，敬某某到广亚公司将邱某甲亲自记录并保管的广亚公司财务情况的五个账本拿走。
一审认为，敬某某与邱某甲在离婚时提交的双方于2013年10月16日自愿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对财产分割处理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敬某某主张邱某甲隐瞒财产，敬某某是广亚公司法人，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离婚协议书载明的财产是敬某某与邱某甲双方均知晓和认可的财产，因敬某某所举证据不能证明邱某甲有隐瞒财产的行为和事实，故本院对敬某某此主张，不予支持。敬某某主张邱某甲在协议离婚期间对其进行威胁利诱和在协议书上玩文字游戏，该离婚协议书是敬某某与邱某甲经协商后由敬某某通过QQ邮箱委托朋友赖姓律师草拟，打印后再由敬某某与邱某甲签字确认，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敬某某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成立，故本院对敬某某此主张，不予支持。敬某某主张撤销赠与，《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男、女双方在四川广亚建材公司各50%的股份，男方赠与给女儿邱某乙10%股份；女方赠与女儿邱某乙20%股份、赠与女儿邱某丙30%股份。邱某乙与邱某丙各享有四川广亚公司30%股份”，属敬某某与邱某甲对未成年的婚生女邱某乙和邱某丙的赠与，由于敬某某、邱某甲与邱某乙和邱某丙系父母子女关系，敬某某、邱某甲对邱某乙和邱某丙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故敬某某、邱某甲对邱某乙和邱某丙的赠与属道德义务性质，根据合同法规定，敬某某不能撤销其赠与，故本院对敬某某此主张，不予支持。同时，敬某某主张撤销对广亚公司财产的分割条款，因敬某某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在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本院对敬某某此主张，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敬某某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敬某某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未履行法官释明义务。在一审诉讼中，原审法院明知上诉人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主张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一审法官一直以“待研究为由”拒绝与上诉人代理律师就对案件进展和认识进行意见交换，经多次书面催告和当面请求未果，最后却在明知赠与股权并未交付转移的情况下，径直认定成所谓的“道德义务性赠与”而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请，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表现在：l、原审判决第7页第6行“原告敬某某每月对广亚公司的收入、支出及余额统计计算”，该认定是错误的。因为，其一，离婚前，两个女儿均在成都读书期间的生活均由上诉人照顾，根本不可能每月统计。其二，从财务资料显示，上诉人参与经手统计的，仅仅为一部分，而且其经手部分全由被上诉人综合汇总、全部处置，所以上诉人根本无法知情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和财务收支情况。其三，从我方提供的账本证据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每月在上诉人及另一名出纳人员手中支走大笔款项，而每笔款项的去处，上诉人完全不知情。2、原审判决第7页第8行“原告敬某某通过QQ邮箱联系并请原被告的朋友赖姓律师制作了《离婚协议书》和《起诉书》”，该认定也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交邮箱联系的证据，是证明赖姓律师起草该协议，且其为被上诉人结拜兄弟，是在被上诉人充分授意后起草发给上诉人供其夫妻使用的，这并非系上诉人请其起草的。3、原审判决第9页5—6行第“原告是广亚公司法人，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离婚协议载明的财产时原被告双方均知晓和认可的财产”，该认定也是错误的。上诉人在成都照顾女儿、且仅经手部分财务统计工作，不能知晓公司全部经营收支情况。另外，虽上诉人系登记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事实上未介入公司具体经营，有一审上诉人举出的由被上诉人自书的“夫妻分工协议”为证。其三，被上诉人控制了整个经营期间的公司积累的所有财产情况，尤其是对外债权，在上诉人拿到被上诉人自书记账本之前，上诉人是无法知晓的。其四，一审上诉人举出了多份系被告亲笔书写自认的书证，载明离婚期间其告知上诉人的财产情况前后存在巨额差距，书证内容清楚、明确，能充分确凿证明被告隐瞒财产行为客观存在。
三、一审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第一、一审判决以“原被告对邱某乙和邱某丙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故原被告对邱熙碉和邱某丙的赠与属道德义务性质，根据合同法规定，原告不能撤销其赠与”，是对法律的曲解。道德义务，是指社会成员依据社会道德规范，自觉自愿地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在内容和实现形式上是不同的。法律义务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义务。道德义务是存在于人们社会观念中的靠内心自觉信念和社会舆论约束的义务。存在于非法定亲属和朋友之间的扶养关系，谓之道德义务；存在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扶养关系谓之法定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对邱某乙和邱某丙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同时又称上诉人、被上诉人对邱熙碉和邱某丙的赠与属道德义务性质，违背法律常识。第二，《离婚协议书》约定的赠与财产尚未移转所有权，上诉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使得赠与人可以在赠与物的权利移转前撤回业已成立的赠与合同，其宗旨在通过缓和赠与合同的约束力来实现优待赠与人的目的，最终获得公平正义。双方《离婚协议书》约定“以上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公司及钢材经营部资料移交，赠与女儿名下的房产等，男女双方均同意在2016年6月之前过户房产后变更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履行期限未至，房产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股权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也未记载于股东名册和签发出资证明书，股权的占有、收益、处分权均未移交，按照双方协议也不可能移交，财产权利尚未转移，上诉人当然享有任意撤销权。第三，《离婚协议书》财产分割部分的约定相互矛盾，不具有实际履行的可能。上诉人将自己价值近两千万元广亚公司50％股权赠与给两个女儿，目的是为了避免巨额财产落入双方再婚的相关继承人之手。但被上诉人在《离婚协议书》中玩文字游戏，在财产分割（二）款中表述赠与两个女儿各30％股权及收益权，又在（三）款中写成“该公司的所有的经营管理权与公司全部的经营收益归男方享有”，既然公司全部的经营收益归男方，公司的全部债权也归男方，两个女儿各持30％股权便毫无意义，严重违背上诉人赠与的初衷，赠与目的无法实现。不但让上诉人“一赠成贫”，还使两个女儿受赠的股权成为“空头支票”。第四，涉案赠与股权，因受赠人系未成年人，未进入协议主体，也根本没有任何意思表示，严格意义上讲是缺乏《合同法》所规定的赠与合同形式要件。即便以上诉人、被上诉人为监护人有赠与的意思表示而认为赠与合同关系存在，但因所涉股权根本没有办理任何过户手续，尚未交付、转移，所以，作为实践性合同的股权赠与，在此情况下不满足要式转移手续的生效要求而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作为赠与人在此情况下的任意撤销权是法定的，且未成年人严格意义上将根本无能力经营管理公司，是否能作为股权受赠人本身存在实践争议，加之其受赠的收益权按协议根本不可能实现。而且，事实上，被上诉人在离婚后不久，就将公司门锁换了，不允许上诉人进入厂区，上诉人对公司的任何经营均无法知晓，更谈不上赠与女儿股权的监护权行使问题。所以上诉人于情于理于法依法行使撤销权以收回股权，本应得到法律支持的，一审判决驳回实为错误。第五，本案之所以达成赠与，以协议整体内容来看，上诉人是充分考虑了其他协议内容能实现，且作为其赠与的前提条件，即《离婚协议书》中所确定的：1、两个女儿由女方照顾，男方每月支付2万元抚养费直到女儿独立生活为止；2、男方出资修建位于南隆镇西客站位置的门面房三间，并负责办理土地使用证及产权证；3、在两女儿未成年读书期间，女方及两女儿无偿使用位于成都市成华区华润二十四城紫云府4幢1904住房及南部县南隆镇水景湾17幢1单元2楼1号住房；4、对女儿赠与的不动产，监护人代管期间，均不得有产权转移、变卖、赠与、抵押或设置其他权益限制的行为；5、股权及收益一并赠与给女儿。但是，事实上，被上诉人在协议签订后，实施了种种行为，不正当地阻止或者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致使上诉人的其他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赠与条件不成就，比如：为找借口拒付抚养费，把女儿从成都迁回南部读书；为侵占女儿房屋，把成都房屋和水景湾房屋门锁都换了，不让女方和女儿居住该房屋；为谋取私利，把赠与给女儿的房屋进行抵押贷款；为推卸责任，至今不投资修建西客站的门面房；为阻止上诉人维权而邀约社会人员打砸上诉人门市部，等等不正当行为，伤害着上诉人和女儿的约定利益与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被本案赠与条件不成就，上诉人主张收回股权也应当支持。
四、一审法院偏袒被上诉人，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先后有两个案件：一个是上诉人先起诉的撤销权（含未过户的赠与股权），即本案（2014）南民初字第1583号；另一个是被上诉人为抗拒法院强制执行拖欠数月的女儿抚养费而起诉要求变更抚养费的案件，案号（2014）南民初字第3065号。而基于同一份《离婚协议书》和《民事调解书》，一审法院均站在被上诉人的利益角度，作出了自相矛盾的判决，无情侵害着上诉人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邱某甲答辩称：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恰当，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理由如下：
一、上诉人上诉理由之一，即一审法院未履行法官释明义务，该理由没有法律依据。1、上诉人2014年4月6日起诉，5月20日开庭审理，8月28日作出判决。从庭审到判决历时3个余月；2、法官审理案件是合议后依法作出判决，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判决前需要征求代理律师的意见；3、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是“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上诉人并未举出就本案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
二、上诉人上诉理由之二，即认定事实错误，不能成立。通过被上诉人一审递交的上诉人经手支付给敬华锋等人的提成款单据、经手在邮政银行、南充商业银行、建设银行开立银行账户，在这些银行办理公司款项等业务往来，及上诉人记录的公司交帐单，与离婚后上诉人经手向被上诉人移交所有公司的账务凭证的交接清单等多份证据，足以证明广亚公司的财务记账、现金出纳、银行存款、转款、汇款等业务上诉人均经手办理。因此，原审法院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赖姓律师起草离婚协议，是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委托，按双方事先约定与意愿所代笔，未变更双方的真实意思，并且起草后通过电子邮件发与上诉人邮箱，上诉人认真阅读修改再自己转发给自己的朋友确定后，由上诉人打印确认后，双方才签字的。尔后，上诉人才起诉到法院，法院立案再询问了双方的意见，法院在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才制作的调解书，双方都确认调解书的内容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愿，才签收的调解书。如此长的时间与繁复的过程本身就表明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完全符合当事人的内心意愿。
三、上诉人上诉理由之三，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不成立的。1、上诉人称父母对自己未成年子女所作出的赠与不属于道德性质的义务，因而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法理上，离婚时赠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看似是基于上诉人或是被上诉人个人意思的单方赠与，实则是夫妻双方共同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体现的是共同意思。不论何时，共同共有人的撤销权也是共同而不可分割的，撤销也必须基于共有人共同意思一致才能作出。因此，上诉人在离婚后单方撤销赠与的主张在未获得作为共有人的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上诉人的赠与只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赠与意思的一份子，只要被上诉人赠与的意思表示不变，上诉人不能单方破坏赠与的整体意思并主张撤销赠与。法律上，《民法通则》意见第129条规定“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二）第8条也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南部法院（2013）南民初字第358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离婚协议。该离婚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自愿离婚、小孩抚养、财产分割”等内容做了全面的审查确认。在第三条中尚明确载明“婚后共同财产、双方经营的企业以及债权债务双方均自愿按离婚协议书处理”，并且还特别载明“离婚协议附后”，法院在调解书中强调“双方均有义务协助对方办理产权过户等相关手续”，法院尚赋予了该条款的履行效力。2、至于离婚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享有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与公司全部经营收益”是双方慎重考虑所作的约定。一是该约定对等，上诉人享有夫妻独立的钢材经营部的全部资产、经营管理权与经营收益，而且被上诉人按约定一直为上诉人的钢材经营部缴纳各种税款。而被上诉人享有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与全部经营收益，自己承担各种税费。二是女儿的股权价值体现在公司土地、房产等固定资产权益上，充分考虑与保障了女儿的权利，这与被上诉人享有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与全部经营收益并不相悖，没有矛盾之处。3、股权转移不以登记过户为生效标志。股权是所有权和债权并列的一种权利。物权性因素主要是股东对其持有股份的支配权。债权性因素主要是收益的请求权及公司剩余财产的请求权。依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的规定要求，即完成转让，变更登记行为是发生在转让股权后的履行行为，不能作为完成股权转让的标志。《公司法》第33条规定公司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含义是，当公司不履行上述义务时，并不能产生否定股权转让的效力，仅产生不能对抗公司外部的当事人的法律效力。由此可见股权转让行为无须经过公司或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及许可，工商登记的变更也不是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完成标志。因此，赠与给未成年子女的股份已经发生转移，无需办理所谓的过户。从诚信角度来看，上诉人作为母亲单方反悔，要求撤销赠与的行为，有违基本道德准则。如果法律允许当事人任意反悔，则与《婚姻法》、《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规定背道而驰。
四、上诉人上诉理由之四，即一审法院偏袒被上诉人，毫无依据。1、离婚协议书与离婚调解书体现了法律的公平。离婚协议内的小孩抚养、财产分割是人身关系解除情况下附带解决的问题，法律性质上不是一般民事合同，一方获得权利不要求给付合同对价，不体现真实意义上的公平而只体现法律意义上的公平。2、离婚协议虽可归类于合同，但它完全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不同于民事交往，物之买卖等情况，本身就不存在权利与义务的一一对应关系。谁分财产多少，通过什么方式分配财产概由当事人协商确定。这正是法律上保障的婚姻当事人对财产权利的公平合法处分。
五、被上诉人并无隐匿财产行为，上诉人要求对离婚协议中的财产重新分配，无任何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1、上诉人举证的公司“往来帐”，仅是公司月收支情况的静态反映，不是公司资金往来的动态情况。2、从公司法的角度，公司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库存情况、债权债务均是公司股权价值内容，它通过股权价值来体现自身价值。而离婚协议对股权分配已有恰当的处理，自不应当对股权价值包含的内容重新作出评价。3、再者，被上诉人举证的金鱼建材公司营业执照的证据表明，被上诉人早在1996年6月就开始自主经营钢材生意，并自己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多年的经营也创造有相当丰厚的赢利，被上诉人并非与上诉人结婚后才开始经营钢材生意。相反，结婚时，上诉人未有分文资金投入，之所以能够投资工业园区，再筹建广亚建材公司，创造更加丰厚财富，以至上诉人分享上千万元的财产利益，均是用被上诉人用婚前房产的变现资金、原有企业赢利、材料库存等全部投入所产生。4、被上诉人举证的原继承案件判决书、建行的提前还款证据、柳林街11栋2单元房屋及瑞安路109号营业房等，属于被上诉人婚前个人财产，均纳入了此次离婚的分配和赠与范围。还有，离婚协议中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下的“南隆镇西客站位置的门面房三间’’，实则系拆迁被上诉人祖业房所承诺的安置宅基地。按法按理应属被上诉人个人财产，而被上诉人此次也拿出一并在离婚协议中予以分配和赠与。可见，被上诉人将其本人个人婚前全部财产一并在本此离婚协议中分割并赠与，足见被上诉人的个人诚信与对上诉人财产利益的照顾，何有隐瞒现有家庭财产之说。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为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本案上诉人敬某某主张与被上诉人邱某甲在签订离婚协议时，被上诉人隐瞒财产、虚构债务，请求变更、撤销原离婚协议中四川广亚建材公司资产的分割条款。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即法定的可以变更或撤销离婚协议的情形仅限于一方当事人存在被胁迫或被欺诈而签署离婚协议。而具体到本案当中，敬某某是广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对的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应当知晓，虽然离婚协议是赖姓律师代为起草，但敬某某收到其起草的协议后进行了认真阅读和思考，并自愿到法院协议离婚。敬某某在上诉状也称，其之所以与邱某甲达成协议，是充分考虑了其他协议内容能实现，且作为其赠与的前提条件的，因此，该离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离婚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敬某某主张邱某甲在签订离婚协议时隐瞒财产、虚构债务，有欺诈之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敬某某需要举证证明下列两个事项：一是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之时，双方对公司债权债务的约定；二是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之时，公司的真实债权债务情况。虽然敬翠提供了邱某甲手写的帐册笔，但该账册制作不规范、书写格式混乱，不能证明邱某甲隐瞒财产、虚构债务的事实，一审对敬某某的主张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上诉人敬某某主张《离婚协议书》约定的赠与财产尚未移转所有权，依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享有任意撤销权。本院认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由于离婚双方毕竟有过夫妻名分，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育有两个子女，在订立共同财产分割协议时，除了纯粹的利益考虑外，常常会难以避免地包含一些感情因素。所以，离婚协议中敬某某将财产赠与给子女的约定不能当然的认定为“显失公平”而予以撤销或变更。毋容置疑，敬某某之所以与邱某甲达成协议，是充分考虑了其他协议内容能实现，现双方为子女抚养及其他协议内容产生争议，与敬某某签订离婚协议时的初衷有所偏离，但这也不能成其为撤销离婚协议的理由，敬某某可按协议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敬某某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20，000元，由上诉人敬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伟
审判员 江春虹
审判员 雷发军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何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