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琼97民终4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培生，男，196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家俊，海南三和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延松，男，1966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君华，海南大兴天泰（三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海南农垦荣光农场有限公司，住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国营山荣农场场部。法定代表人：母连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福向，该公司乐光公司副经理。上诉人黄培生因与被上诉人易延松及原审第三人海南农垦荣光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光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乐东县）人民法院（2017）琼9027民初1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培生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乐东县人民法院（2017）琼9027民初1096号民事判决；确认易延松于2010年7月27日伪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书》无效；确认易延松与荣光公司于2010年签订《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判令易延松返还涉案承包地经营管理权并退出涉案承包地；2.确认黄培生与荣光公司于1999年4月1日签订的《芒果园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3.确认黄培生对涉案承包地享有续签第二轮承包合同优先权；4.判令易延松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黄培生与荣光公司于1999年4月1日签订芒果园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但认为该合同已于2009年农场改革时改签新的合同，合同改签后，原合同收回已作废，按新签订的合同履行。事实上不存在黄培生与荣光公司改签新合同的说法，黄培生自始至终从未与易延松签订过转让协议，也从未与荣光公司签订过任何终止、解除合同的协议或改签协议。易延松在原来芒果园承包合同书有效存续期间私自制作了一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书，并在2010年与荣光公司签订一份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两份承包合同的承包地均为荣光公司名下的同一块33.7亩土地。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上述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该经营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于法无据。一审判决没有充分证据认定黄培生将涉案芒果园转让给易延松，易延松代替黄培生与荣光公司签订新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并无足够的证据证明黄培生已经将涉案土地转让给易延松，双方既无转让合同，也无转让收款收据，直接认定黄培生已将土地转让给易延松，于法无据。黄培生自始至终未将涉案土地转让易延松，也未与荣光公司签订任何终止原合同的协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内容不公平。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认为黄培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黄培生与易延松之间是聘用与被聘用关系，且根据推定原则，在易延松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黄培生之间是转让关系情形下，直接反推黄培生与易延松之间为转让关系不合法，不公平。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实有困难，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印件。认为黄培生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书只提供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无法认定真实性。另根据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规定，应由黄培生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不准许黄培生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的做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书系荣光公司内部存档资料，黄培生无法得到原件，其次，荣光公司在回答一审合议庭关于该转让书是否存在时，明确回答不知道，而不是没有。根据规定，荣光公司作为原始证据的保存者，有义务主动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原件以释明客观事实，人民法院也有向其调取核实的职责。一审法院在明知道该转让书极有可能存放于荣光公司处，黄培生已明确提出证据来源线索后对此不予理睬、不做调查核实的行为不合规定。黄培生与荣光公司于1999年签订的承包协议合法有效，黄培生依法应享有继续承包的权力。根据原芒果园承包合同书约定，合同期满双方可签订第二轮合同。请求撤销原判，支持黄培生上诉请求。易延松辩称，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易延松与荣光公司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合法有效。黄培生将涉案果园过户给易延松是本案客观的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调查的情况，黄培生从2007年以后均没有向荣光公司缴纳土地费，历经十多年来均没有对涉案果园有过管理行为。三、黄培生和易延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已经多年，现在涉案地上农作物都是易延松的林木。黄培生1999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已因客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况且，黄培生1999年的承包合同已经将原件交回，以便于易延松和荣光公司重新签订新的合同。综上，黄培生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荣光公司述称，2009年，农场改革要求原土地承包合同必须更换新的土地承包合同，转让给第三方的，要求双方到场提供原合同才能签订新的合同。其他答辩意见与易延松一致。黄培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易延松于2010年7月27日伪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书》无效；判令易延松返还涉案承包地经营管理权并退出承包地；2.确认黄培生与荣光公司于1999年4月1日签订的《芒果园承包合同书》有效并继续履行；3.确认黄培生对荣光公司原承包地享有续签第二轮承包合同优先权；4.判令易延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培生系荣光公司（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农场职工，于1999年4月1日与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签订《芒果园承包合同书》，双方约定，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将芒果队33.7亩芒果地承包给黄培生经营管理，黄培生一次性缴清土地使用费1011元和土地承包金20349元。合同期满双方可签订第二轮合同。合同签订后，黄培生开始经营管理其承包的芒果园，后因芒果园管理成本大，收成不理想，黄培生因此将芒果园转让给易延松，易延松受让后，以黄培生名义向土地发包方缴纳土地使用费。2009年农场进行体制改革，将原海南省国营福报农场、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撤并到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体制改革后，为了规范管理，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将原各农场承包给职工的土地合同收回作废，同时重新签订了《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在新合同改签时，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对已将承包地或果园转让给他人的承包人，要求原承包人和受让人双方到现场并提供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后，由受让方直接与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签订新合同。2010年7月27日，易延松依照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与发包方签订了《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在与发包方签订合同后，依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至今一直对涉案芒果园进行管理。另查明，2016年11月9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农垦总局)琼垦企业(2016)432号《关于组建海南农垦荣光农场有限公司的批复》，由原来的海南省国营山荣农场、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组建海南农垦荣光农场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1999年4月1日黄培生与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签订的《芒果园承包合同书》是否有效；2.2010年7月27日易延松与黄培生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否有效；3.2010年7月27日易延松与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签订的《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否有效；4.黄培生对第二轮承包是否具有优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1999年4月1日黄培生与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签订的《芒果园承包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但合同签订后，黄培生因经营管理上的原因，将芒果园转让给易延松经营。2009年，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进行体制改革，将原海南省国营福报农场、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撤并到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在改制过程中，为了规范管理，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将原各农场承包给职工的土地合同收回作废，同时重新签订了《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在新合同改签时，对已将承包地及果园转让给他人的承包人，要求原承包人和受让人双方到现场并提供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后，由受让方直接与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签订新合同。2010年7月27日，易延松依照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规定条件和程序，与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签订了《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在签订合同后，依合同履行约定义务，至今一直对涉案芒果园进行管理。据此，自2010年7月27日易延松与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签订《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之后，黄培生与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于1999年4月1日签订的《芒果园承包合同书》同时作废。合同作废后，原合同约定同时失效，原合同虽然约定黄培生期满后可继续签订第二轮承包合同，但在履行过程中，黄培生已将合同转让给易延松，因此，从黄培生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易延松时起，黄培生就丧失了续签第二轮承包合同的权利，该权利已在转让合同成立时转移给受让人，黄培生已不存在继续签订第二轮承包合同的优先权。总之，黄培生与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于1999年4月1日签订的《芒果园承包合同书》，自2010年7月27日易延松与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签订《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之后失效，2010年7月27日易延松与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签订《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黄培生在诉讼过程中，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与易延松之间的关系属于聘用与被聘用关系，且按双方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黄培生聘用易延松对果园进行管理也不符合常理，因此，可以足以推定黄培生与易延松的关系应属转让与受让关系。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在诉讼中，黄培生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书》只提供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在黄培生提供不出原件的情况下，又不依法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前申请调查收集证据，因此，黄培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在诉讼中，黄培生申请司法鉴定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的，因而，不予准许。且黄培生要求鉴定的检材只有复印件，也不符合鉴定的要求。综上所述，黄培生请求判令易延松返还涉案承包地经营管理权并退出承包地；确认黄培生与荣光公司于1999年4月1日签订的《芒果园承包合同书》有效并继续履行；确认黄培生对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原承包地享有续签第二轮承包合同优先权的主张，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黄培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黄培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易延松与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于2010年7月27日签订《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时，黄培生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其于1999年4月1日与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签订的《芒果园承包合同书》原件已提供给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易延松与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于2010年7月27日签订的《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其享有未到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的方式和条件移转给他人的行为。从易延松实际对涉案土地经营管理多年黄培生未提出异议，以及易延松与土地发包方于2010年7月27日重新签订《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时，黄培生提供其与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于1999年4月1日签订的《芒果园承包合同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等给发包方的行为，可以认定黄培生已将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易延松。2010年7月27日，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为了规范承包土地管理，将原各农场承包给职工的土地合同收回作废，重新签订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时，易延松与发包方重新签订《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对其效力予以确认。易延松与原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对涉案承包土地重新签订合同后，出现新的法律事实，黄培生与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签订的《芒果园承包合同书》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故黄培生请求易延松返还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主张与原海南省国营抱伦农场签订的《芒果园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并对承包地享有续签第二轮承包合同优先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黄培生申请对2010年7月27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书》中的黄培生签名及手印真伪进行鉴定。但黄培生未能提供原件，本院经调查亦未能提取，申请鉴定的事项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第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黄培生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0元，由黄培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翼腾审判员  吴慧明审判员  雷琼艳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佘振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