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16民初83319号
原告：刘青，女，198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天津卓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务职员，住天津市宝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川，北京天驰君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仙（原告之夫），男，198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天津卓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理，住天津市宝坻区。
被告：叶建华，女，196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上海同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威加，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天津卓发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桐景园F-206。
法定代表人：李秀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勋，该公司店长。
原告刘青诉被告叶建华、第三人天津卓发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川、李宝仙，被告叶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威加，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勋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诉讼期间，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购房定金30万元；2.确认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已于2017年5月中旬解除；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理由：2017年3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名下位于天津开发区的房屋，原告贷款购买此房产，原告支付定金3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共支付被告定金30万元。合同履行过程中，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与天津银监局于2017年3月31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根据此文件的规定，原告需要将首付从三成增加至六成，即由原来的135万激增至270万，因上述政策的变化导致原告一时无法拿出如此高额的首付款，为此原告被迫与被告交涉，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30万元定金，但被告拒绝，故原告呈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告所说其在实施新政后不具有购买房屋的能力，不符合事实，因为天津市的新政对原告不适用，新政规定，有一套房屋后如果家庭再购买房屋贷款时首付须为60%的规定，但是原告家庭在新政出台之前已经有两套以上的房屋，因此银行就不能提供贷款。原告名下有多套房屋，原告具有经济实力，可以购买涉案房屋，因此合同不应解除。其次，原告所说的事实不正确，因为新政出台后，原告一直没有联系被告，被告也没有限制原告转让他人，直到本次诉讼开庭之前，被告也没有限制过原告另行找他人购买涉案房屋，根据合同条款的规定，如果产生差价，将归原告所有，也就是说，原告还可能因此产生利益，因此合同可以继续履行。此外，2017年6月30日，被告哥哥曾代表被告书面向第三人通知要求与原告签订网签合同，如果不签订网签合同，涉案合同就解除了，因此被告认为涉案合同已经在2017年7月1日因原告违约而解除。
第三人述称，签订合同是在2017年3月4日，当时被告方由其哥哥出面，因担心4月1日可能会有新的政策出台，所以在合同中添加了一条可以转售房屋的约定。4月1日新政出台后，原告作为买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前是名下房屋没有贷款就可以按照购房人首套购买房屋，不管名下有多少套房屋，新政出来后变为只要有房或者有贷款，再购买第二套房屋首付就需要付6成，第三套房屋就不能贷款。第三人作为中介，也希望给双方促成交易，曾联系多家银行，都不能变通。因此在2017年5月，原告因为首付增加不能购买房屋，要求解除合同，原告告知了第三人，第三人将这件事告知了被告的哥哥。此后，因为被告哥哥不让看房，房屋也无法转卖他人。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4日，原告作为购房人、被告作为售房人（由被告哥哥叶春林作为被告代理人）、第三人作为中介方，三方签订《房屋买卖（置换）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购买开发区房屋，房屋面积为161.56平方米，成交价格为450万元，合同还约定，原告选择贷款购房，双方协商2017年6月30日前办理打协议面签手续，因原告首付或贷款问题，双方均同意原告可以转售他人，差额部分与被告无关，2017年3月4日原告支付定金5万元，3月12月之前由被告补签字后原告补交25万元定金。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定金，被告在前述合同上签字确认，并于2017年3月6日书写收据确认收到原告定金5万元，于3月15日确认收到原告定金25万元，以上定金共计30万元。
2017年5月，因天津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变化，原告向第三人提出因首付款增加无法购买涉案房屋，要求解除涉案合同，第三人随后将原告的上述意思转达给被告代理人其哥哥叶春林。
又查，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原告为滨海新区塘沽福建路X室房屋所有权人。原告之夫李宝仙名下曾有滨海新区塘沽幸福楼X室房屋，原告之夫将该房屋出租给第三人使用，后该房屋于2015年4月出售。此外，原告于2016年8月12日通过天津市拍卖总行有限责任公司拍卖购买滨海新区塘沽广厦富城X室房屋，2017年5月18日原告交纳了该房屋的契税及登记费，此后取得了该房屋的产权证。
另查，2016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印发的津银发（2016）26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信贷政策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对居民家庭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对拥有1套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个人住房贷款购买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为40%。
2017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津政办发（2017）48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实施意见》。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印发的津银发（2017）65号文件《关于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中规定，在本市已有一套住房或在本市无住房但有购房贷款记录的居民家庭，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执行二套房信贷政策，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60%，该通知自4月1日起执行。
经计算，按照订立合同之时的天津市房地产政策的要求，原告贷款购买涉案房屋，首付款按照总房款450万元的30%计算为135万元，2017年4月1日新的房地产政策实施后，原告贷款首付款按照总房款60%计算不得低于270万元。
以上事实有房屋买卖（置换）合同、文件、房产证、收据、银行转账电子回单、租赁合同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属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置换）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
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合同是否已在2017年5月因原告提出而解除。对此原告主张，其购买涉案房屋的贷款首付款按照签订合同之时的相关政策为房款的30%即135万，合同签订后，因受2017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天津市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原告应支付的首付款激增至270万元，导致了原告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因此要求解除合同。被告主张，原告名下有多套房屋，其有经济实力购买涉案房屋，因此其履约不受4月1日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故原告应继续履行合同购买涉案房屋。
对于上述焦点，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受天津市房地产政策变化的直接影响，原告作为名下已有一套房屋且无未结清贷款的购房者，购买涉案房屋时，其从签订合同之时贷款首付款135万元，变更为4月1日之后首付款比例不低于房款60%的270万元，该不可归责于原告的135万元差价款的出现，导致了原告履约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进而不能履行涉案合同。此种情况下，如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显失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允许原告解除合同。因此，原告做出与被告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后，该意思表示经过第三人已到达被告的代理人，原告依法行使解除权，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被告主张合同在2017年6月30日由被告提出后而解除、原告可另行寻找其他买主购买涉案房屋继续履行合同，上述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将已经收到的定金返还给买受人原告，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返还30万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刘青、被告叶建华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置换）合同》于2017年5月解除；
二、被告返还原告定金30万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承担，由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行给付对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司 媛
人民陪审员 朱瑞冬
人民陪审员 郑 丹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雪莲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