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晋商终字第7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住所地：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虹桥路1号嘉瑞大厦4层。
法定代表人：徐宇翔，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润，山西晋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翟吉明，山西晋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冀中能源集团金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邢台市桥西区中华西大街280号。
法定代表人：许登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建新，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阳泉公司）与被上诉人冀中能源集团金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中金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上诉人冀中金牛公司曾于2013年6月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山煤阳泉公司应诉后，提出管辖异议。经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将本案移送至阳泉市中级人民院审理。阳泉市中级人民院于2014年7月3日作出（2014）阳商初字第001号民事判决。山煤阳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山煤阳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润、翟吉明，被上诉人冀中金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冀中金牛公司诉称，2009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山煤阳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09-MT-G025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原告向被告购买66000吨煤炭；收货人为山东中华聊城发电厂，发站为寒王，到站为解庄，品种规格为混煤，交（提）货时间和数量是2009年6月6000吨，2009年7月至12月每月10000吨；煤炭价格为到站车板价480元／吨；结算及付款方式是全部接货并验收合格后，卖方按要求出具铁路大票以及煤炭发票，买方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付清货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在2009年7月22日至12月9日分十次向被告支付了购煤款共计29000000元。截至2009年9月22日，被告经由山西省左权县寒王站至山东聊城解庄站的铁路向山东中华聊城发电厂发运了18938.40吨煤炭，此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发运18938.40吨煤炭的铁路大票，并开具了8张增值税发票。2009年9月22日之后，被告未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发运并交付煤炭。被告向原告交付的18938.40吨煤炭的总价款为9090432元，从原告已经支付的29000000元中扣取后，应退还剩余的货款19909568元。虽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仅在2013年5月7日退款995034元，仍欠款18914534元。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货款18914534元；2、判令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赔偿原告的损失。原告损失自2010年2月1日起至判决被告退还货款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山煤阳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09-MT-G025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原告向被告购买66000吨煤炭；收货人为山东中华聊城发电厂，发站为寒王，到站为解庄，品种规格为混煤，交（提）货时间和数量是2009年6月6000吨，2009年7月至12月每月10000吨；煤炭价格为到站车板价480元／吨：结算及付款方式是全部接货并验收合格后，卖方按要求出具铁路大票以及煤炭发票，买方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付清货款。2009年7月，被告与原告签订了《代装代发协议》，主要内容：一、甲方（山煤阳泉公司）同意，乙方（冀中金牛公司）自愿由甲方使用甲方的发运计划，在甲方下辖的发煤站为乙方代装代发煤炭。二、发运铁路计划只能使用甲方的铁路发运计划。甲方为乙方提报运输计划，在甲方为乙方提报发运计划前一个月，乙方必须预交甲方计划定金3万元／列，如因乙方原因，造成计划下达后作废的，甲方收取乙方1万元／列计划违约金或计划定金不予退还。乙方同意并履行甲方制定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阳泉公司提报铁路运输计划管理条例》。在甲方收到乙方缴纳的费用后，经双方商定发运到站、收货人等。甲方按照乙方提供的到站和收货人为乙方提报铁路运输计划。三、在铁路运输计划经铁路运输部门批复核准后，乙方必须在发运装车前将代发费27元／吨全部交纳给甲方。经济结算由山煤阳泉公司对贵公司结算，乙方应将与每月发运量相对应的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已缴证明、煤炭销售票交于甲方，如乙方未能提供可持续发展基金，则由甲方在乙方交款中扣除，按40元／吨代垫缴纳。水资源补偿费由乙方缴纳。以上款项多退少补，等全部款项上账后，甲方在运输计划使用当月开始为乙方报请求车，做装车准备。四、乙方自己负责组织煤炭货源上站。乙方上站煤必须上够计划下达的发运数量，若由于上站煤炭装车时数量不够，造成装车亏运所产生的问题由乙方自行负责。到达后由于煤炭质量所产生的问题乙方自己负责与甲方无关。五、……。六、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两份，乙方三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执行期限为2009年7月1日起至2009年9月30日止。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商议。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后，原告于2009年7月22日至12月9日分十次向被告支付了购煤款共计29000000元，截至2009年9月22日，被告经由山西省左权县寒王站至山东聊城解庄站的铁路向山东中华聊城发电厂发运了18938.40吨煤炭，被告向原告提供了发运18938.40吨煤炭的铁路大票，并开具了8张增值税发票，共计8681741.32元，经原告与山东省中华聊城发电厂结算铁路运费729628.20元。2009年9月22日之后，被告未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发运并交付煤炭。2009年7月24日至12月10日，被告山煤阳泉公司分十一次向昔阳县煤炭集运站金达发煤站支付货款23700000元，2009年11月20日，被告山煤阳泉公司向阳泉市阳源配煤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2400000元。昔阳县煤炭集运站金达发煤站收到被告山煤阳泉公司货款后分十一次向案外人转账支付25100000元，其中支付昔阳县煤炭集运站金达发煤站负责人卢广治9000000元，支付邯郸市乾通物资有限公司员工李海生16100000元。以上付款均没有原告的授权。被告提供《2009-2010年冀中金牛、邯郸乾通业务明细表》载明：向原告、邯郸乾通代发煤炭分别为18938.4吨、13300吨，对此，原告对被告向邯郸乾通代发煤炭无异议，向原告代发煤炭有异议。被告承认其与邯郸市乾通物资有限公司之间有代装代发合同。2012年2月14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往来账项询证函，截止2011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账款19405564.78元，要求对账核实，被告于2013年4月7日进行了回函答复：本公司与贵公司的经济往来问题，公安局现正在立案侦查中。针对贵公司煤炭业务中所涉及到的采购和发运等事宜，本公司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核实查证，待对以上两项业务细节查证属实后，将与贵公司主动进行对账。2013年5月7日，被告向原告退货款995034元。双方因退还剩余货款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于2013年6月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应诉后以本案不属该院管辖为由，提出管辖异议。经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将本案移送本院进行处理。
另查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原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阳泉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18日变更为现名称。2013年6月10日，山煤阳泉公司以潘金瑞向冀中金牛公司发了5列煤后，将剩余的煤款19000000余万元取走后逃匿为由，向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进行了报案。庭审中，原告请求被告退还货款18914534元变更为18593596.48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货款，被告应在收取原告的货款后，负有向原告交付约定数量的煤炭之义务，被告向原告交付的煤炭数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辩解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履行的《代装代发协议》，仅收取代装代发费用，对此原告不认可。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收取原告的27元／吨的代发费、40元／吨可持续发展基金以及水资源补偿费，且没有证据证明昔阳县煤炭集运站金达发煤站是被告下辖的发煤站，被告向阳泉市阳源配煤有限责任公司和昔阳县煤炭集运站金达发煤站付煤款后向原告发煤，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自己负责组织煤源的事实。反而，被告按照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开具了销售煤炭的增值税发票，故原告与被告履行的是《煤炭买卖合同》而不是《代装代发协议》，被告抗辩理由不成立，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剩余货款的请求，予以支持。2012年2月14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询征函要求与被告进行对账核实账款，被告于2013年4月7日进行回函，2013年5月7日被告退还原告货款995034元，被告以原告提起诉讼超过时效的理由不成立。庭审中，被告辩称按照原告的授权和委托，被告将货款支付邯郸市乾通物资有限公司（潘金瑞公司），但未提供原告的授权委托书有关证据，所提供的证人张杰、卢广治证言，原告有异议，且证人张杰系被告公司的副总经理，也是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卢广治系昔阳县煤炭集运站金达发煤站负责人，昔阳县煤炭集运站金达发煤站收到被告支付的23700000元货款后，将其中的9000000元转入其个人账户，卢广治与被告有业务关系，且有利害关系，该二人的证言不予采信。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向邯郸市乾通物资有限公司代发煤炭13300吨，被告与邯郸市乾通物资有限公司的代装代发合同关系，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主体、内容、法律关系不同，被告以本案涉及刑事案件，已经报案，应在刑事案件侦破以后才能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主张应中止审理本案，因邯郸市乾通物资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潘金瑞合同诈骗案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于法无据，子以驳回。综上，按照原、被告《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以及履行的内容，原告向被告支付煤款29000000元，被告向原告发煤18938.40吨，收货人出具的结算铁路运费729628.20元，被告给原告开具的8张增值税发票数额8681741.32元，该两项为被告的应收款，核减被告向原告退还995034元，被告应向原告退还剩余货款18593596.48元（29000000元-729628.20元-8681741.32元-995034元）。原告主张被告从2010年2月1日起至退还货款止的利息损失，因合同履行期届满后，双方一直处于对账、核实中，且被告于2013年5月7日退还原告货款995034元，该院确定原告的利息损失应于2013年5月8日开始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冀中能源集团金牛贸易有限公司货款18593596.48元；二、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以18593596.48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十五内支付原告冀中能源集团金牛贸易有限公司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154873元，由被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判后，山煤阳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
首先，从诉讼时效上看。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9年6月、7月签订的《代装代发协议》显示，双方合同的有效期至2009年9月30日截止。即使按双方后来为走上诉人帐及铁路计划而补签的实际未履行的《煤炭买卖合同》看，双方合同履行的有效期是至2009年12月31日截止，且双方在2009年12月之后也再未发生过煤炭代装代发业务。而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开具的税票也已于2009年9月28日全部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此亦确认。所以被上诉人最迟应于2011年9月30日前或2011年12月31日前起诉才能得到法院支持，否则，已经超过《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而2013年5月7日上诉人的退款行为并不构成对上述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因为上诉人同意退款995034元，并不代表上诉人同意退款1859多万元，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早已于2009年12月31日之前结算完毕。故被上诉人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贵院依法驳回。
其次，从法律关系上看。一审法院未遵循“先刑后民”、“刑事优先”的诉讼原则，未裁定中止本案审理。本案的关键人物潘金瑞等人直接操控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业务的组织煤炭货源、联系发煤站、装煤上站、办理相关手续、结算等重要事宜，此不仅有李海生、潘献峰在上诉人处领取增值税发票和铁路大票时的登记薄佐证，而且昔阳金达业务主管卢广治出庭作证证明，其一直按照潘金瑞指示接收上诉人打的2000多万元款，并由按潘金瑞指示打款给其他人，此亦有张杰出庭作证的证言佐证。所以要想查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上诉人起诉的其中1859多万元最终应由谁承担还款责任，必须先对潘金瑞涉嫌诈骗案进行审理后，才能查清本案事实，鉴于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已对潘金瑞涉嫌合同诈骗已经立案侦查，故请求贵院依法中止本案审理，等待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再开庭审理本案。
第三，从事实方面看。一审法院仅凭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便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履行的是《煤炭买卖合同》，而不是《代装代发协议》错误。理由：1、从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内容及被上诉人诉状中陈述双方结算方式应是“全部接货并验收合格后，卖方按要求出具铁路大票以及煤炭发票，买方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付清货款”，但实际履行中确实被上诉人没有收到煤就已经先支付了煤款，此结算方式不符合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结算方式，更不符合煤炭行业的交易惯例，此足以说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代装代发协议》。更不可能如被上诉人庭审时所述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后再补签《代装代发协议》，这不符合交易习惯，更不符合常理，因为如果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了，按《煤炭买卖合同》履行便可，为何还要画蛇添足的再签订《代装代发协议》，更何况正如被上诉人所述如果双方履行《煤炭买卖合同》，那应有其他配套协议佐证，但被上诉人并不能提供任何配套协议来证明其主张，故被上诉人陈述双方履行《煤炭买卖合同》完全不符合事实。另，被上诉人确认《2009-2010年冀中金牛、邯郸乾通》上诉人向邯郸乾通代发煤炭，亦能佐证其否认上诉人与其是代装代发业务与事实不符。2、即使双方不是履行《煤炭买卖合同》，但为被上诉人走帐，上诉人会按被上诉人要求给其开具增值税发票，但不能以只要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就认定双方履行的是《煤炭买卖合同》，而不是《代装代发协议》，这仅从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开具税票的最后时间2009年9月28日便能推翻一审法院的认定，因为《代装代发协议》的履行期限至2009年9月30日截止，而《煤炭买卖合同》的履行期限至2009年12月31日截止，如果是履行《煤炭买卖合同》，在2009年9月28日之后不可能不开具增值税发票。
此外，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仅收取代装代发费用无证据证明，错误。从上诉人提供的付款凭证，已经明确证明上诉人在扣除运费、税费后，只是收了代装代发费用，并未收取买卖煤的货款。一审法院以证人张杰、卢广治两位证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对其证言不予采信错误。证人张杰、卢广治都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业务往来中具体的不同工作岗位中的唯一经办人，如排除此唯一知情人即所谓的利害关系人证言，那试问还有谁能证明本案事实!且被上诉人质证时，一方面认为卢广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又确认卢广治部分证言的真实性，其质证意见本身不仅前后矛盾，而且足以说明卢广治与上诉人无利害关系，其证言应全部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返还1859多万元，明显错误。上诉人现在账户上没有被上诉人的任何货款，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退无理无据。上诉人已按被上诉人指示或要求将扣除代装代发费、运费、税费后的款项打给昔阳县煤炭集运站金达发煤站。
针对上诉人山煤阳泉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冀中金牛公司的答辩如下：
首先，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l、本案的基本事实之一是，从2010年开始，被上诉人每年派人前往阳泉，要求与上诉人对账、结算，要求上诉人返还剩余货款。因被多次追讨，上诉人在2012年3月曾委派其副总经理张杰、财务科李科长二人到邢台与被上诉人对账：在2013年5月，时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的李晋林先生，亦曾专程到邢台与被上诉人商谈对账、还款事项。本案一审中，在法庭庭审进入辩论阶段之前上诉人一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直到双方举证质证结束进入法庭辩论阶段之后，上诉人才突然辩称被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鉴此，被上诉人现提交新证据（见附件被上诉人向二审法院提交的新证据），以证明白2010年开始被上诉人一直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基本事实。2、本案《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上诉人在2009年6月至12月的期间内按月发运和交付煤炭，并约定“如有短途运输，倒运费由买方承担”，“结算及付款方式：全部接货并验收合格后，卖方按要求出据铁路大票以及煤炭发票，买方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付清货款”。合同签订后，鉴于当时煤炭市场的煤源和铁路运力紧张，煤炭买卖双方的交易惯例是不提前付款就不发货，故被上诉人先行支付了2900万元，上诉人亦未对此表示异议。因此，合同约定的“先交货后付款”，已经被双方以实际履约行为修改为“先付款后交货”。但是，对于先付款后产生的对账、结算、补齐货款差额或返还剩余货款等问题，双方却未作出约定。就本案事实而言，《煤炭买卖合同》期满后，双方需先行对账，然后才能结算和确定上诉人应当返还的款项数额。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2012年2月14日的询证函上曾签章并表示需“对帐核实”，上诉人在2013年4月7日曾复函被上诉人，要求待其对双方的煤炭采购和发运核实查证后再与被上诉入主动对账，这些事实证明，上诉人也认为双方需要对账后才能结算。但是，由于上诉人一直拒绝对账，双方至今没有结算。因此，上诉人主张从2009年9月28日或12月31日起算诉讼时效，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3、本案证据证明，在2013年5月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退还了995034元的货款。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根本不能成立。
其次，本案不存在刑民交叉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1、被上诉人曾经与上诉人签订过一份《代装代发协议》，但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履行过该协议，相反，本案证据证明双方履行的是《煤炭买卖合同》。本案证据及庭审笔录还证明，上诉人与案外人邯郸市乾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通公司）不仅签订《代装代发协议》，还实际履行了该协议。因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上诉人与乾通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关系，二者之间主体不同、内容不同、法律关系不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乾通公司潘金瑞合同诈骗上诉人的案件，属于因上诉人与乾通公司之间的合同而发生的合同诈骗案件，与本案双方之间的合同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不存在本案须以潘金瑞合同诈骗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法律联系。2、上诉人上诉称，乾通公司潘金瑞等人“直接操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业务的组织煤炭、联系发煤站、装煤上车、办理相关手续、结算等重要事宜”，其依据是李海生、潘献峰在上诉人处领取增值税发票和铁路大票时的登记簿证据，以及证人张杰和证人卢广治的证言。但是，本案证据中并无李海生、潘献峰在上诉人处领取增值税发票的证据，而李海生、潘献峰在上诉人处领取铁路大票的证据，存在明显的作假嫌疑，且无被上诉人委托李海生、潘献峰的证据；本案证据还证明，证人张杰和证人卢广治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为信。
第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履行的是《煤炭买卖合同》。本案证据证明，本案双方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上述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2900万元的货款，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了18938.40吨煤炭和开具了8681741.32元的煤炭买卖增值税发票，合同期满后双方一直未予结算，上诉人至今未将剩余的18593596.48元货款退还给被上诉人。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双方履行过双方之间的《代装代发协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双方履行的是《煤炭买卖合同》而非《代装代发协议》，是符合事实且有证据支持的正确认定，上诉人称本案双方履行的是《代装代发协议》，毫无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
此外，关于上诉人上诉状中的其它上诉理由。本案证据证明，证人张杰和证人卢广治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为信。对上诉人提交的财务凭证中的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表单，被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意见中已明确否认该证据的证明力，一审法院对于无证据证明收取代装代发费用的认定正确。上诉人声称其按照被上诉人的指示或要求将货款支付给昔阳县煤炭集运站金达发煤站，以及潘金瑞、李海生、潘献峰是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纯系上诉人无理狡辩。因此，上诉人上诉状中的这些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依据，根本不能成立。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五个：1、本案履行的是《煤炭买卖合同》还是《代装代发协议》；2、上诉人山煤阳泉公司应否返还被上诉人冀中金牛公司剩余煤款1859万元；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本案是否应该中止审理；5、本案是否应追加金达发煤站作为本案第三人。
（一）关于本案履行的是《煤炭买卖合同》还是《代装代发协议》。2009年6月1日，上诉人山煤阳泉公司与被上诉人冀中金牛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主要内容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66000吨煤，收货人为山东中华聊城发电厂，发站为寒王，到站为解庄，2009年6月6000吨，2009年7月至12月每月10000吨；全部接货并验收合格后，卖方按要求出具铁路大票以及煤炭发票，买方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付清货款。2009年7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代装代发协议》，主要内容：一、甲方（山煤阳泉公司）同意，乙方（冀中金牛公司）在甲方下辖的发煤站为乙方代装代发煤炭。二、发运铁路计划只能使用甲方的铁路发运计划，乙方必须预交甲方计划定金3万元／列。三、在铁路运输计划经铁路运输部门批复核准后，乙方必须在发运装车前将代发费27元／吨全部交纳给甲方。经济结算由山煤阳泉公司对贵公司结算，乙方应将与每月发运量相对应的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已缴证明、煤炭销售票交于甲方，如乙方未能提供可持续发展基金，则由甲方在乙方交款中扣除，按40元／吨代垫缴纳。水资源补偿费由乙方缴纳。四、乙方自己负责组织煤炭货源上站。本合同执行期限为2009年7月1日起至2009年9月30日止。
首先，从形式上看，双方于2009年6月1日和7月先后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和《代装代发协议》。其内容和履行期限皆不同，性质完全不一样，两个合同之间没有前后承继或互为条件、相互关联的关系，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至于上诉人认为2009年6月1日也签订了一份《代装代发协议》，由于这一份协议履行期限是一个月，已履行完毕，所以才出现2009年7月1日的第二份《代装代发协议》。但第一份《代装代发协议》双方当事人都拿不出原件，所以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这份协议并无不当。
其次，从内容上看，《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是上诉人将煤炭由寒王运至山东解庄并出售给被上诉人，合同有效期限为2009年6月1日至12月31日。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2009年7月22日至12月9日期间分十次向上诉人支付了共计2900万元的货款，上诉人经由寒王站将18938.40吨煤炭发运至山东聊城解庄站交付给被上诉人，并向被上诉人开具了销售18938.40吨煤炭的专用增值税发票。这说明上诉人按照《煤炭买卖合同》的约定已实际履行了部分约定义务。至于上诉人认为每月的发货数量，实际结算价，以及结算方式都与《煤炭买卖合同》的约定不符，以说明双方履行的是《代装代发协议》的主张，由于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对此都没有提出异议，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代装代发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是上诉人使用其发运计划在上诉人下辖的发煤站为被上诉人代装代发煤炭，煤源由被上诉人自己负责组织，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预交运输计划定金3万元／列，上诉人按照27元／吨收取代发费，如被上诉人未向政府交纳可持续发展基金，则由上诉人按照40元／吨的标准代垫交纳。但是，本案证据证明，涉案煤炭的发运站昔阳县煤炭集运站金达发煤站不是上诉人下辖的发煤站，被发运并交付的煤炭是上诉人向阳泉市阳源配煤有限责任公司和金达煤站支付货款后组织购得的煤炭，这是其一。其二，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向被上诉人收取过运输计划定金、代发费，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代垫交纳过可持续发展基金。由此可以说明，双方没有履行过《代装代发协议》。
至于上诉人认为《代装代发协议》签订后，潘金瑞等人就到昔阳自购煤炭，上诉人遂将被上诉人分十次给上诉人账户打入的2900万元，按照潘金瑞等人的要求，又分十次打入昔阳金达发煤站2370万元，以说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10笔款项，与上诉人给金达发煤站转付款项具有相互对应关系，进一步说明双方履行的是《代装代发协议》。但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潘金瑞等人是接受被上诉人的授权委托，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也没有这一约定，因此上诉人的这一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能支持。
第四、《代装代发协议》约定的执行期限为2009年7月1日起至2009年9月30日止。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均证明，被上诉人在2009年9月30日后，分别于2009年10月22日、10月29日、11月17日、12月9日四次向上诉人支付了共计1200万元的购煤款。如果双方履行的是《代装代发协议》，那么在该协议执行期限于2009年9月30日届满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再支付上述的1200万元煤款。
至于二审中，上诉人山煤阳泉公司提供了昔阳县煤炭集运站金达发煤站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潘金瑞、李海生、肖献峰代表被上诉人租用该站站台并自行购煤，且上诉人与金达发煤站都是按照潘金瑞等人的要求转款；同时提供证人李生钊（过泵员）的证言，欲证明本案煤炭由被上诉人单位的闫京廷、潘金瑞、李海生等人发运。由于以上两个证据，既不是一审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也不是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上诉人不能证明潘金瑞、李海生、肖献峰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也没有证据证明有被上诉人的授权委托；证人李生钊只是个过泵员，对签订合同及履行合同的相关情况只能是听说，是传闻证据，故该两份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综上，本案双方履行的是《煤炭买卖合同》，而非《代装代发协议》。
（二）关于上诉人山煤阳泉公司应否返还被上诉人冀中金牛公司剩余煤款1859万元。基于焦点（一）的论述，本案双方履行的是《煤炭买卖合同》。但上诉人在收取被上诉人的购煤款后仅向被上诉人交付了部分煤炭，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且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剩余货款数额并无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是返还财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约并判决上诉人返还剩余货款并承担利息损失，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煤炭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最后履行期限为2009年12月31日，那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2010年1月1日。对此，被上诉人提供了2010年10月和2011年1月，其员工在阳泉向上诉人山煤阳泉公司主张权利的住宿费发票；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2012年2月14日的询证函上曾签章并表示需“对帐核实”；上诉人在2013年4月7日复函被上诉人，要求待其对双方的煤炭采购和发运核实查证后再与被上诉人主动对账；2013年5月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退还了995034元的货款。所以，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提出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本案是否应终止审理。上诉人山煤阳泉公司认为，本案涉及经济犯罪，潘金瑞、赵海东、李海生等人涉嫌诈骗，阳泉市公安局已经受理并立案，所以人民法院应当“先刑后民”，依法中止本案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1998年最高法院就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专门制订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界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它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先刑后民”仅在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结果影响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结果的情况下方可适用，也就是说，只有在查清刑事责任是解决民事争议的前提时，才适用“先刑后民”。本案并不存在刑民交叉应当中止审理的案件事实，案外人邯郸市乾通物资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是潘金瑞的公司。本案证据及一审庭审笔录证明，上诉人与乾通公司签订并履行过代装代发协议。上诉人与乾通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关系，二者之间主体不伺、内容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不存在本案须以潘金瑞合同诈骗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山煤阳泉公司认为的本案应终止审理的主张，本院不能支持。
（五）关于本案是否应该追加第三人的问题。上诉人山煤阳泉公司认为，其按照潘金瑞等人的要求将被上诉人2370万元转给金达发煤站，本案的处理结果与该站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应追加该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但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煤炭买卖合同关系，金达发煤站对于本案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本案的处理结果与金达发煤站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上诉人主张追加金达发煤站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362元，由上诉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德荣
审 判 员 任君虹
代理审判员 宋 霞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雷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