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常商终字第114号
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国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叶红耘、沈芳，远闻（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陆建中，该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陶甜，该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瑞江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3）新商初字第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顺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红耘、沈芳，被上诉人瑞江所主任陆建中及委托代理人陶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顺通公司一审诉称：2012年11月11日，瑞江所律师陆建中与顺通常州分公司原项目负责人戴文君（2012年11月22日因涉嫌犯罪被无锡公安局直属分局立案侦查）一起到顺通公司南京总部，提出其从有关法院了解到债权人起诉顺通公司，法院作出查封、冻结公司财产的裁定，陆建中可以代表顺通公司与法院沟通、协调，避免财产被查封，并要求顺通公司董事长曹国祥在一份格式授权委托书上签字并加盖了公司印章，但当时并未出示具体的应诉材料和法律文书，也未将其已与戴文君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告知顺通公司。同年11月13日顺通公司根据陆建中的要求汇给瑞江所60万元代理费。瑞江所接受委托后，代理顺通公司到宜兴市人民法院官林法庭参加关于王治国诉顺通公司及常州分公司、江苏君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逸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戴文君）、戴文君、郭迎霞、段勇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调解过程中陆建中恶意串通戴文君，不仅不作任何抗辩，反而在未经顺通公司授权同意情形下，擅自签署分期还款协议，将戴文君的个人非法债务转由顺通公司承担，事后又企图骗取顺通常州分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手续但未得逞。2012年11月19日，顺通公司书面告知官林法庭，明确解除陆建中、曹磊的委托代理权，又于同年11月21日书面告知瑞江所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顺通公司认为陆建中恶意串通并隐瞒与戴文君委托代理关系损害了顺通公司利益，其行为已违反《律师法》及《律师职业管理办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此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顺通公司与瑞江所的委托代理关系解除；2、瑞江所返还6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瑞江所承担。
瑞江所一审辩称：顺通公司所主张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中，瑞江所尚未收取任何委托代理费用，汇款的60万元系瑞江所与戴文君、君逸公司、顺通常州分公司签订的非诉代理合同而收取的代理费，且该合同尚在履行过程中，与顺通公司主张的代理关系无任何关联。2012年11月2日宜兴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王治国诉戴文君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同年11月11日瑞江所接受顺通公司的委托，由陆建中、曹磊作为该案的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过程，接受委托时顺通公司董事长曹国祥反复强调不能让法院查封公司账户，并表示只要有半个月的时间，问题就会解决，当时也不明白什么目的，也没有向我们提过向公安局报案的事实，瑞江所陆建中律师接受委托后，根据委托人旨意及时与受案法院沟通并表示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纠纷，也希望通过调解方式争取时间，避免法院采取查封账户的措施。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双方对该案律师代理费约定不明，依照《律师法》及《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的相关要求参加了诉讼调解，完全履行了诉讼代理人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调解方案都是在曹国祥授意指挥下履行的，在调解过程中一边调解一边与曹国祥多次通电话确认调解方案，该案中并未接受债务人戴文君的委托，戴文君本人也亲自到场参与调解，因此根本不存在恶意串通戴文君而损害顺通公司利益的行为。关于顺通公司提出确认解除委托关系问题，作为委托人有单方解除权，瑞江所同意顺通公司单方解除委托关系，但根据律师法及标准合同文本的相关规定，在委托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相关的律师代理费用仍可收取，并不予退还，因此依照律师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对该委托合同计算下来应收取314600元代理费，为此提出反诉，要求顺通公司支付代理费314600元并承担本案反诉费用，驳回顺通公司的本诉请求。
顺通公司针对反诉辩称：当时双方约定的代理费是60万元，并非情况紧急约定不明，该款是顺通公司支付的，并非如瑞江所所称是戴文君支付的。瑞江所在接受委托后没有维护顺通公司利益，在接受了戴文君的委托不应再代理顺通公司，违反了《律师法》等相关规定，将本应由戴文君承担的还款责任全部强加给顺通公司，严重损害了顺通公司利益。委托合同解除后，瑞江所主张的是可得利益，法律上不应支持，因此请求法院驳回瑞江所的反诉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24日，由王治国、君逸公司、戴文君三方签订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由君逸公司向王治国借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至2012年7月24日，并由戴文君、段勇生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到期后，戴文君、君逸公司未能归还上述借款，同年9月11日，双方签订一份还款计划，承诺于2012年9月20日前归还1500万元，余款于9月25日前还清，承诺人为戴文君及郭迎霞（戴文君之妻），并盖具了顺通常州分公司及君逸公司的公章，段勇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逾期后，戴文君未能归还款项，王治国于同年11月2日诉至宜兴市人民法院，将戴文君、郭迎霞、君逸公司、段勇生、顺通常州分公司及顺通公司列为被告，要求各被告归还300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该案宜兴法院官林法庭受理后，依法制作了保全裁定书对戴文君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同年11月11日，顺通公司出具给陆建中一份委托书，由陆建中、曹磊律师作为该案的诉讼代理人，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也没有对代理费作出明确约定。陆建中律师提交给法院的授权委托书中已载明了委托事项：现委托上列受托人在王治国诉戴文君、郭迎霞、段勇生、君逸公司、顺通常州分公司与我单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作为我方单位的诉讼代理人。该委托书不仅盖具了顺通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曹国祥也签字确认，陆建中在顺通公司特别授权之下，参与该案的诉讼过程，并向法院表示同意调解，经官林法庭多次沟通协调之下，当事人同意在2012年11月13日进行调解，由于情况紧急和方便当事人考虑出发，官林法庭的承办法官和书记员亲自赶往常州主持调解，最后达成调解协议：一、君逸公司自2012年11月30日起分期偿还王治国本金3000万元、相应利息及律师费10万元，其他被告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顺通公司、顺通常州分公司在偿还上述款项后可向戴文君、郭迎霞、君逸公司追偿全部款项。该协议由王治国、戴文君、顺通公司代理人陆建中、段勇生签字。该协议签订后，由于未有顺通常州分公司的授权手续，在法院催促之下，顺通公司也一直未向法院提交授权委托书，调解协议至今未能生效。2012年11月22日顺通公司寄给官林法庭一份《关于解除陆建中、曹磊代理权的告知书》，内容：在王治国诉讼案中，发现陆建中、曹磊在该案中既是戴文君夫妇的委托代理人，又是本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可能损害本公司的合法权益，现决定解除两人的委托代理权。通知发出后顺通公司又重新委托了公司法务钱永忠作为代理人，递交给法院的授权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7日，并以顺通公司及常州分公司名义书面向官林法庭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又于2012年11月25日提出申请要求将案件移送至无锡公安局处理。2012年12月4日，无锡市公安局向宜兴市法院出具公函，因戴文君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立案侦查，要求将该案移送至公安局处理。2012年11月21日，顺通公司又向瑞江所寄了一份解除代理权通知，认为陆建中骗取委托书后，在调解过程中与戴文君恶意串通，不仅不作任何抗辩，反而未经顺通公司同意情况下，擅自代表顺通公司签署分期还款协议，事后又试图骗取顺通常州分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手续而未得逞，严重违反律师法相关规定，决定解除陆建中、曹磊的一切代理权。
另查明，2012年11月6日，瑞江所与戴文君、顺通常州分公司签订了一份《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瑞江所指派陆建中、曹磊律师作为戴文君、顺通常州分公司民间借贷债务清理事项的代理人，全权代表戴文君、顺通常州分公司处理与常州、宜兴民间借贷债务的对账、还息等的谈判、签约非诉法律事务，代理费约定100万元，在签订本合同时付清，收到代理费时应出具税务发票，如遇到债主起诉的，收费方式和数额由双方依照律师收费办法另行协商并签订新的委托代理合同确定。该协议签订后，同年11月13日戴文君委托顺通公司通过郑建全个人银行卡汇给瑞江所60万元代理费，该所向顺通常州分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0万元的发票。
再查明，郑建全系顺通公司员工，于2011年1月1日到顺通公司工作，后委派到常州分公司负责监督、管理戴文君账目。2010年11月由佘小颉将顺通常州分公司的公章、财务章交给戴文君保管，直至2012年11月初佘小颉将分公司的公章全部收回。2010年5月18日戴文君（乙方）与顺通公司（甲方）及顺通公司驻常州、无锡、浙江等监管机构（丙方、责任人佘小颉）签订了《分公司经营承包考核协议》，约定：顺通常州分公司聘请戴文君为公司经理。将分公司经营权交给戴文君全面管理，经营期限自2010年5月18日至2012年12月31日，代表顺通公司全部履行《施工合同》，实行自主经营、内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项目管理班子及施工人员所有工资由乙方负责，所有资金运作由戴文君自行完成，顺通公司随时检查审核经营状况，委派丙方负责协调分公司的衔接工作，监督乙方经营、施工、财务等，所有工程款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丙方对乙方本协议项下的相关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另外，乙方承诺向甲方上交不少于1200万元的管理费等条款。
还查明，顺通公司于2012年11月22日向无锡市公安局报案举报戴文君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该局已于报案同日立案受理，并向顺通公司发出《立案告知单》，告知已决定立案，案件编号：J3202000212112200002。2013年3月5日戴文君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7日被无锡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该案至今尚未结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瑞江所在代理诉讼过程中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戴文君并损害顺通公司利益行为？2、委托代理关系解除后瑞江所反诉的可得利益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顺通公司于2012年11月11日出具了委托书，与瑞江所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委托书上明确载明了具体的案件，授权的权限也是特别授权，说明顺通公司在办理委托之前对于委托的事项是明知的，完全基于双方之间的信任而订立的，委托陆建中等律师到宜兴法院参加诉讼过程，并且在法院主持下，陆建中根据授权范围代表公司出面调解，且与王治国达成了分期付款的一致意见，争取时间避免法院采取冻结公司账户的保全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顺通公司作为连带保证人还款的压力，即使在还款义务履行后也有权向戴文君追偿，而事后由于顺通公司一直不愿提供常州分公司委托授权手续，致使该调解协议未生效也无法履行，该案件至今尚未结案，作为涉案被告之一的顺通公司，也未有因该案受到任何经济损失的事实，调解全过程均在法院主持之下，双方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签署的协议。至于瑞江所与戴文君之间建立的专项服务合同关系，系关于非诉案件的法律事项，陆建中也并没有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同时作为戴文君的委托代理人的双重身份，两者不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并不违反《律师法》第三十九条律师不得代理与本人或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规定，实际上在该协议未生效后，直至2012年12月3日官林法庭才对顺通公司采取冻结账户的保全措施，之所以在调解之前未采取保全措施，也正因为瑞江所在代理过程中积极努力沟通、协调的结果，故瑞江所在代理过程中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戴文君而损害顺通公司利益的行为，瑞江所的代理行为完全符合《律师法》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律师的职责，并尽到了代理人的义务。关于60万元款项的用途，该款项确系郑建全汇出的，而郑建全当时已被委派到常州分公司工作，戴文君与顺通公司签订的内部分包协议看出，常州分公司系独立核算，所有的资金均由戴文君投入和筹措，该60万元系根据常州分公司戴文君授意下支付的，并非属于顺通公司的款项，对于3000万元标的诉讼案件，按标准计算代理费不至于高达60万元，显然不符合收费标准，因此该60万元并非系顺通公司支付给瑞江所的代理费，故顺通公司要求退还6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双方建立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基于双方之间信任而建立的，虽然未能订立委托代理合同，但顺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已表明双方建立了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在诉讼过程中顺通公司已发出了解除通知书并通知了官林法庭，而瑞江所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同意解除，事实上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已解除，故顺通公司要求确认解除双方之间委托关系的请求事实已不存在，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虽然已与顺通公司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当事人可以行使法定的解除权，但由于双方对于代理费约定不明，本案也无法确定，该损失属于可得利益损失，因此对于瑞江所要求顺通公司支付代理费314600元的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驳回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瑞江所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顺通公司负担，反诉费3010元，由瑞江所负担。
顺通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查明事实不清。1、陆建中提交的委托书上所载内容不是顺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顺通公司对所涉相关案件毫不知情，不可能特别授权陆建中进行调解；2、瑞江所收到的60万元为顺通公司指定其员工郑建全支付的费用，系顺通公司基于对瑞江所的委托而支付的代理费；3、瑞江所明知顺通公司与戴文君、君逸公司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却在接受戴文君、君逸公司委托后骗取顺通公司的委托并收取60万元款项，在王治国诉戴文君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实施了损害顺通公司利益的行为，瑞江所在双方口头委托解除后应返还顺通公司支付的60万元。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支持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瑞江所答辩称：1、瑞江所代理的王治国诉戴文君案件中不存在瑞江所和戴文君恶意串通或代理存在利益冲突法律事务。2、60万元是戴文君、顺通常州分公司支付给瑞江所的非诉案件代理费，与顺通公司没有关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顺通公司为支持其上诉理由二审中提供：2013年10月14日瑞江所律师函复印件，证明陆建中从一开始就知道顺通公司与戴文君存在利益冲突。被上诉人瑞江所质证称：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瑞江所为支持其答辩理由二审中提供：如东县人民法院（2013）东商初字第1010号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苏高法电2014第93号电传，证明顺通常州分公司和顺通公司之间属于挂靠关系，而非内部承包关系，两者经营资产相互独立，故60万元代理费系戴文君所支付。上诉人顺通公司对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判决尚未生效，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郑建全于2012年11月13日向瑞江所支付的60万元是否为受顺通公司委托支付的王治国案律师代理费？
本院认为，案涉60万元应为顺通常州分公司支付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项下费用。首先，瑞江所与戴文君、顺通常州分公司于2012年11月6日签订有《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代理费为100万元，瑞江所亦向顺通常州分公司开具金额为60万元的发票，可见瑞江所收取的为顺通常州分公司支付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项下费用。其次，案涉60万元系郑建全于2012年11月13日从其个人银行卡汇出，虽然郑建全在原审中陈述其为顺通公司员工，但其与顺通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所作证人证言证明效力较低，因郑建全当时为顺通公司派驻其常州分公司的会计，该60万元应为其根据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戴文君授意支付，代表的应该是顺通常州分公司。再次，王治国案件的标的为3000万元，按照律师收费标准计算代理费仅为30余万元，远低于案涉60万元，顺通公司主张超额支付律师代理费，与常理不符。因此，顺通公司要求瑞江所返还其支付的60万元律师代理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10元，由上诉人顺通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红娥
代理审判员 郑 仪
代理审判员 钱 锦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金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