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83民初4779号原告：吴群英，女，196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镇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叶碧梨（曾用名：叶碧莉)，女，198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水潮，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仲能，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冯礼林，男，1946年6月20日出生，住广州市增城区，第三人：赵伯超，男，1975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原告吴群英诉被告叶碧梨、冯礼林、第三人赵伯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群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镇梁、被告叶碧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水潮、第三人赵伯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冯礼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群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叶碧梨和冯礼林连带向原告退回投资款25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17年1月19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息2%计算；暂计至2017年6月19日利息是25000元，本息合计27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6日，原告、赵伯超与被告签订《幼儿园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幼儿园项目，协议第三方约定：项目总出资额400万元，其中被告出资200万元，占总出资额50%，赵伯超出资1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25%，原告出资1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25%。协议第四、五条约定：被告作为园长，执行管理幼儿园事务，赵伯超、原告负责幼儿园的财务管理，重大事项共同决定。协议第九条约定：赵伯超、原告有权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放弃投资，要求被告无条件按赵伯超、原告的出资资金收购相应股份。2016年5月10日，被告签订《承诺书》，承诺负责办理幼儿园牌照，若未获政府批准，前期费用须由被告承担，被告须向赵伯超、原告退回所有投资款，被告冯礼林做担保。合同签订后，三方聘请被告叶碧梨作为园长，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及项目进度于2016年5月10日投资资金50万元，于2016年6月27日投资资金25万元，于2016年7月2日投入资金25万元，共计100万元。资金投入后，被告并未按照协议第四条、第五条约定保障原告的财务管理权及重大事项决策权，而是自行管理财务，自行决定幼儿园对外采购、发包等重大事项，导致原告无法参与、监督幼儿园事务。原告于2016年10月16日向被告发出《关于要求收购股份并退回投资款的函》，明确要求被告退回全部投资款。被告于2016年10月19日复函，承诺在2017年1月18日前付清款项；2017年1月20日，被告冯礼林在复函上签字承诺2017年2月11日前付清。经原告催促，被告于2017年2月14日向原告退回了75万元，尚有25万元至今未退，原告多次催促未果，故原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叶碧梨辩称，原告并未向答辩人支付投资款100万元，仅支付了投资款75万元。原告之所以持有3张共计100万元的收据是因为在2016年6月27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25万元给答辩人，双方在2016年7月2日进行结账时答辩人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了25万元的收据1张。后原告在2016年8月份找到答辩人称之前转账的25万元是于2016年6月27日支付的，而开出的收据时间为2016年7月2日，因此原告要求答辩人再出具一张25万元的收据，并注明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由于原告是财务，所有的账目、单据均由原告持有，所以答辩人没有要求原告把之前开具的25万元收据返还。因此，2016年6月27日的收据与2016年7月2日的收据实际上是同一笔款项。其次，从两张收据的编号来看，2016年7月2日的收据编号是0760687，而2016年6月27日的收据编号为0760698，从编号也可以看出2016年6月27日开出收据的编号反而比2016年7月2日的收据编号靠后，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原告出资了75万元后再没有按照协议出资了，后原告提出退伙，被告同意按照协议退还资金给原告。直到2017年2月14日，原、被告和第三人以及介绍原告入伙的案外人巫水齐一起协商退投资款75万元给原告并终止解除合同。当时合同已起草了一式三份，由原告、答辩人和第三人各签一份合同，合同约定退还原告投资款75万元。当时答辩人要求原告签完合同就划账给原告，但原告提出要到银行划账后才签协议，于是原告、答辩人、第三人一起到银行进行划账，划账后要求原告签合同，但原告不肯签，于是答辩人马上报警，公安机关说这是民事纠纷没有受理。同时，因答辩人报警，原告在当日才出具了一张75万元的收据给答辩人收执。被告冯礼林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第三人赵伯超述称，其在法庭上所讲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第三人与原告是好朋友，被告也是通过巫水齐介绍与原告相识，所以第三人不会偏帮任何一方。被告叶碧梨所述的情况都是真实的，退款75万元和签协议时，第三人都在场，协议内容第三人大概也清楚，主要是说由叶碧梨退款75万元给原告，原告退出合伙，但是最后原告没有签那份协议。在银行转账时，第三人也在现场，被告汇款给了原告，原告又说合同没有拿来，被告当时就报警了，民警也过来了。事实上，原告只是投资了75万元，因为原告是我的好朋友，平时都有与原告联系的，是原告自己说的只投资了75万元。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6日，被告叶碧梨（甲方）、第三人赵伯超（乙方）与原告吴群英（丙方）共同签订了《幼儿园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幼儿园项目，协议第三条约定：“共同出资人的出资额为人民币40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20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50%；乙方出资10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25%，丙方出资10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25%，投资方式均为现金出资。甲、乙、丙方应在签订本协议时准备好资金，出资分两次进行，首次出资在2016年5月10日前甲方出资100万元，乙、丙方各出资50万元，第二次出资在2016年5月25日前全额付齐。”第四条约定：“……4、幼儿园由甲方管理日常全面事务，包括教学、后勤等工作，乙、丙方管理财务工作。重大事项须经甲、乙、丙方共同协商决定。”第五条约定：“1、甲方受托担任园长职务执行管理幼儿园的日常事务；乙、丙方受托担任财务负责人管理幼儿园的日常开支，负责管理会计及出纳工作。2、甲、乙、丙方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园长及财务负责人应充分保障甲、乙、丙方的知情权及监督权，就甲、乙、丙方需要了解或检查的事务应在3日内提供详细信息。……”第九条约定：“1、甲方为保证乙、丙方投资的权益，甲方愿意承诺自签订合同三年内若乙、丙方放弃投资，无条件按照当时出资金额收购相应股份，且在放弃投资三个月内履行承诺。……。”协议落款处有原告、叶碧梨及赵伯超的签字及捺印。合同签订后，三方聘请被告叶碧梨作为园长，并共同签署了《聘用书》。2016年5月10日，叶碧梨作为承诺人、冯礼林作为保证人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如下：“幼儿园开办获政府批准的，办理牌照的费用列入成本共同承担。幼儿园的牌照申领未获政府批准的，前期申领牌照等所有开办费用由叶碧梨承担，合作终止，叶碧梨须向赵伯超、吴群英退回所有投资款项。保证人冯礼林为叶碧梨履行以上承诺作担保。”其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及项目进度于2016年5月10日通过其个人账户62×××10向被告叶碧梨账户62×××70转入投资款50万元，有银行转账回单为据，转账回单的附言处载明“绿湖城幼儿园投资款”。对此，叶碧梨于2016年5月11日向原告出具了编号为2258017，制式为黑红绿的收据一张（原告出具的收据为红色顾客联）。编号为2258017号《收据》上载明：“2016年5月11日今收到吴群英股东存入资金500000元作为绿湖城幼儿园筹建。经手人：叶碧梨”。2016年6月27日，原告再次通过其个人账户62×××10向被告叶碧梨的银行账户62×××78转账支付了25万元，有银行转账回单为据，转账回单的附言处载明“绿湖城幼儿园投资款”。原告主张被告叶碧梨于当日向其开具了编号为0760698，制式为存根、客户、记账联的收据一张。编号为0760698的《收据》上载明：“2016年6月27日今收到股东吴群英现金入资碧丽湖幼儿园入资250000元。经手人：叶碧梨”。被告叶碧梨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提出编号为0760698的《收据》的开具时间并非收据上记载的2016年6月27日，而是2016年8月。此外，被告提出针对该笔25万元，被告还向原告出具了一张时间为2016年7月2日的编号为0760687，制式为存根、客户、记账联的《收据》。编号为0760687的《收据》上载明：“2016年7月2日今收到吴群英股东入股现金250000元。经手人：叶碧梨”。被告针对同一笔款项先后出具两份收据解释称：针对该笔25万元的转账，其先向原告开具了2016年7月2日的《收据》，在2016年8月开股东大会时原告丈夫过来提出2016年7月2日的《收据》上写明的时间与实际转账日期不符，要求被告按照实际转账日期即2016年6月27日重新开具一张收据，于是被告又向原告重新开具了一张2016年6月27日的《收据》，并收回了2016年7月2日的《收据》，被告当时因为要开会就将2016年7月2日的《收据》放在桌面上，其后发现2016年7月2日的《收据》不见了，也忘记该《收据》放在了哪里。原告主张其丈夫于2016年7月2日在案涉幼儿园门口向被告叶碧梨支付了25万元现金，该现金由两捆十万、五叠一万构成，用黑色袋子包装，交付时在场的只有原告的丈夫和叶碧梨，没有其他人，叶碧梨也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了编号为0760687的《收据》。被告对此不予确认，主张从未收到过原告现金支付的出资款，如按原告所述2016年7月2日交付的现金，但当时涉案幼儿园仍在装修期间，而当天是周六，属于休息日，被告在增××城街居住，不可能周六去到位于石滩镇的幼儿园门口收取原告交来的25万元现金，且在门口清点数额多达25万元的现金不符合常理；而从2016年6月27日和7月2日的两张《收据》也可以看出《收据》上记载的“现金入资”并不代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指的现金，因为原告在2016年6月27日实际上是转账支付的投资款；在交易习惯上，原告在2016年5月11日、2016年6月27日的入股资金都是通过银行划账，却在2016年7月2日通过现金支付，不符合常理，原告应当对此尽合理解释并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关于25万元现金来源的问题，原告解释称原告的丈夫陈磅荣经营物业管理及垃圾清运和环保，业务往来中经常会收取现金，所以原告具备支付25万元现金的能力。对此，原告提供了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成合环保科技投资（广州）有限公司的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以及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期间户名为陈磅荣的银行交易流水清单佐证。根据原告的标注，两份证据中均显示有多笔万元以上的现金支取记录，但在2016年5、6月份两份证据中均未显示大额现金支取的记录。被告质证称无证据证实成合环保科技投资（广州）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关联性，且公司资金与个人资金是两回事，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双方的交易习惯，不能证明原告在2016年7月2日之前短期内有现金提取记录，更不能证明原告支付25万元现金的来源。又查，原告于2016年10月16日以被告叶碧梨未获得政府批准的幼儿园牌照为由向叶碧梨邮寄发出《关于要求收购股份并退回投资款的函》，明确提出原告退出幼儿园项目投资，并要求叶碧梨收到本函之日起三个月内退回原告的全部投资款，如未按照原告要求履行，将追究叶碧梨的违约责任及冯礼林的担保责任。叶碧梨于2016年10月19日向原告出具《关于幼儿园退股回复函》，承诺在2017年1月18日前退回原告所投资幼儿园的款项。2017年1月20日，被告冯礼林在函件上签字承诺2017年2月11日付清。被告叶碧梨主张原、被告及第三人于2017年2月14日商定签订《解除幼儿园投资合作协议书》，被告及第三人均已在协议书上签名，但原告提出要求被告先向其转账支付75万元后才同意签署协议，被告叶碧梨于当日在向原告转账支付75万元后要求原告签署上述协议，但原告反悔并拒绝签名，后被告报警，原告在被告报警后向被告出具了一张编号为0095513，金额为75万元的收据。对此，被告提交了《解除幼儿园投资合作协议书》和报警回执予以证实。《解除幼儿园投资合作协议书》上载明：“经三方同意丙方吴群英，解除其所占有增城区碧丽湖幼儿园（原绿湖城幼儿园）的投资，丙方吴群英女士将其所占股份转让给甲方叶碧梨女士（身份证号：）投资金额为人民币：750000元（柒拾伍万元正）由该日起吴群英女士将不再为增城区碧丽湖幼儿园（原绿湖城幼儿园）的股东及没有任何股份。”。原告对《解除幼儿园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称其并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是被告及第三人单方面为应诉补签；原告确认报警回执的真实性，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当天叶碧梨向原告转账75万元，没有付足100万元，故双方对收据如何写产生纠纷，被告报警后经双方协商最终向叶碧梨出具了75万元的收据，但这不能改变叶碧梨尚有25万元未支付的事实。本院审理过程中，被告仍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QQ邮箱往来记录、2016年7月5日、2016年7月15日绿湖幼儿园现金流水账各1份及《筹建幼儿园至2016年5月22日止各项目收支情况表》、《筹建幼儿园至2016年7月15日止收支情况表》，证明原告实际出资只有75万元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陈述时称“人保定损侯生”就是原告指定的财务人员即微信转账记录中的“董生财务”，筹建幼儿园收支情况表中的“冯生”是指冯礼林，“陈生”是指原告的丈夫叫陈磅荣，“赵生”是指第三人赵伯超；另，2016年7月15日的现金流水账上记录的2016年7月2日收到股东吴群英现金投入25万元，实际上是叶碧梨先于2016年6月27日收到原告的25万元后，在2016年7月2日开具收据，并以收据作为记账凭证，记账时间也就是收据上的时间，而且在该现金流水账上，2016年6月27日当天也没有显示叶碧梨有收到原告的25万元的记录。2、微信对话记录，证明叶碧梨的配偶实际参与筹建幼儿园、原告到2016年8月22日止还未完成出资的事实，因为叶碧梨已经换了手机，原始的微信对话记录无法提供，只能提供手机截图。其中，2016年7月5日、7月15日的现金流水账显示2016年5月11日收到股东吴群英现金投入50万元，2016年7月2日收到股东吴群英现金投入25万元。《筹建幼儿园至2016年5月22日止各项目收支情况表》记载陈生投资50万元；《筹建幼儿园至2016年7月15日止收支情况表》记载陈生投资75万元。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财务报表没有原告的签字确认，也没有向原告提供过，记载内容与叶碧梨的陈述相矛盾，叶碧梨当庭承认2016年6月27日的25万元，否认2016年7月2日的25万元，但是其财务资料记载原告于2016年7月2日出资25万元；关于财务监督的问题，原告开始提出是由原告直接担任，但叶碧梨反对，后双方妥协才同意“董生”记账，董生记账也是以叶碧梨提供的原始凭证作为依据，叶碧梨在提供凭证上一直不透明、不公开，导致账目不清，原告因此才退股的。对证据2，真实性方面，与叶碧梨对话的微信号原告丈夫陈磅荣现已不使用，没有印象叶碧梨有发过一条要求出资12.5万元的微信，陈磅荣也没有回复过这条微信；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确认；关联性方面，当时原、被告已有摩擦，该证据只是叶碧梨单方的信息，原告无法确认也没有回复，且数额也不对，不能仅凭该信息怎么原告尚有25万元未出资。第三人赵伯超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电子账目其是看过的，与书面的账目是一样的，其也收到了那些账目；对微信截图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也收到了。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辩意见以及各方提供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吴群英在涉案合伙中的实际出资额是多少，被告叶碧梨是否已按《关于幼儿园退股回复函》的约定向原告全额返还了出资款？本院认为，原告吴群英与被告叶碧梨、第三人赵伯超于2016年5月6日签订的《幼儿园投资合作协议》是三方对于合伙所达成的合意（约定），是三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但该协议不能证实三方均已按照协议约定足额履行了合伙出资义务，原告仍应就其已依约出资100万元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主张其已于2016年5月10日向被告叶碧梨转账支付了出资款50万元、2016年6月27日向被告叶碧梨转账支付了出资款25万元，并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及被告叶碧梨出具的收据为凭，且被告叶碧梨及第三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虽然原告主张其于2016年7月2日仍向被告叶碧梨现金支付了25万元，并提供了被告出具的2016年7月2日编号为0760687的《收据》为凭，但被告主张2016年6月27日以及2016年7月2日分别开具的《收据》均是针对原告于2016年6月27日转账支付的25万元，并对原告提交的2016年6月27日、2016年7月2日的《收据》提出了异议。本院认为，对于同一制式且号码相连的收据本，2016年7月2日的《收据》日期在后，编号在前；2016年6月27日的《收据》日期在前，而其编号在后；违反常理。其次，2016年6月27日的《收据》上载明“现金入资”，然而根据原告提交的2016年6月27日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当日支付的出资款25万元并非现金，由此可以看出《收据》上的“现金入资”并不必然理解为一般日常生活中的现金支付，因此原告主张2016年7月2日《收据》上载明的“入股现金”即表示原告当日向被告叶碧梨现金支付了出资款25万元的陈述存疑。原告仍需就2016年7月2日现金出资25万元的陈述提供证据予以补强，然而原告补充提交的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成合环保科技投资（广州）有限公司的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以及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期间户名为陈磅荣的银行交易流水清单显示在2016年5、6月份并未显示有大额现金支取的记录，而在合环保科技投资（广州）有限公司的银行流水清单中前几个月虽有大额现金支取的记录，但原告并未举证证实合环保科技投资（广州）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关系，且从银行支取现金到2016年7月2日支付，期间长达几个月，既然原告持有大额现金，却选择在前两次即2016年5月10日、6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出资，在第三次通过现金出资，不符合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在也违反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行为选择。最后，第三人赵伯超作为合伙人之一，其亦陈述原告的实际出资为75万元，并非100万，这也佐证了被告叶碧梨的陈述。因此，综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各方的庭审陈述，原告主张已实际出资10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现被告叶碧梨已按照《关于幼儿园退股回复函》中的承诺向原告退回了出资款75万元，原告仍主张被告叶碧梨返还25万元，并要求被告冯礼林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冯礼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群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25元（原告吴群英已预交2712.50元），由原告吴群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旷怡人民陪审员  刘晓燕人民陪审员  陈小英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关韵仪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