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民一终字第5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慧中。
委托代理人：朱挺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浙金钢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雷鸣。
委托代理人：周静尧。
委托代理人：赵香球。
上诉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公司）因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3日作出的（2013）甬仑民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挺炜，被上诉人宁波浙金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静尧、赵香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中鼎公司与案外人南京树信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树信公司）素有进出口代理业务往来，双方签订有《进口代理总协议》。2012年4月26日，中鼎公司与树信公司签订一份《进口代理协议书》，约定中鼎公司代理树信公司进口306吨聚丙烯HP502N，货款金额451350美元；树信公司应在该协议及对外合同签订后两个工作日内将20%的货款保证金付给中鼎公司，剩余80%的货款及代理费，由树信公司提供第三方担保并出具书面担保书。中鼎公司在收到树信公司保证金的三个工作日对外开出信用证，并在树信公司出具承诺书保证在中鼎公司对外付汇前6个工作日内付清80%的货款及其他费用后交付树信公司全套单据。树信公司于同日出具了承诺书并提供担保。
同日，中鼎公司与案外人宁波保税区曼斯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斯特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中鼎公司向曼斯特公司购买306吨聚丙烯HP502N，货物金额451350美元，中鼎公司于2012年4月28日前开具从交货指令开始的90天信用证，曼斯特公司于2012年5月20日之前在宁波保税区仓库交货。中鼎公司按约于2012年4月27日开具信用证给曼斯特公司，曼斯特公司于次日向中鼎公司出具记名提货单（DILIVERYORDER），中鼎公司在该提货单正面记名处加盖公司印章。中鼎公司于2012年5月7日委托余姚报关行对涉案货物办理进口货物报关，余姚报关行报关后将提货单、进口货物报关单、仓储货物出仓单均交给浙金公司。树信公司于2012年5月18日、5月24日分别通过其公司传真机（号码为025-83269970，该号码载明在中鼎公司与树信公司的《代理进口协议书》中）传真给浙金公司两份加盖中鼎公司印章的提货委托书，分两批从浙金公司处将涉案货物提走，并付清了仓储费用。
中鼎公司于2012年7月9日与树信公司对账，此时树信公司尚欠中鼎公司货款人民币3200万元，对账清单中包含了本案货款；双方签订《还款协议》，约定该款于2012年7月20日前付清。2012年7月23日，中鼎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树信公司及其担保人偿还货款人民币81637285.29元（包括2012年7月5日前的暂估利息），其中包括了本案涉案货物聚丙烯HP502N的货款。该案案由为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中鼎公司在该案中提供了涉及本案货物的《进口代理协议书》、《承诺书》等证据一组，并在2012年9月26日的质证笔录中陈述该组证据结合其他证据用以证明“中鼎公司按约履行了向外方付款的义务并交货给树信公司”，同时还提供了与树信公司于2012年7月9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和对账单（包括本案货款），证明双方进行了对账和确认了付款金额及期限。南京中院经调解，于2012年9月25日作出（2012）宁商初字第9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树信公司将四批进口货物作价人民币17666000元抵给中鼎公司，并扣减人民币701323.80元的仓储费后，尚应支付中鼎公司货款人民币64672609.09元。
2013年3月，南京中院就该案立案执行，但发现树信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担保人南京金视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视显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故依照中鼎公司的申请于2013年6月18日裁定该次执行程序终结；2013年5月27日，中鼎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浙金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2013年7月8日，中鼎公司向南京中院发函，声称其在与树信公司对账时，错将本案货物“误认为已交货”而列入对账单中并形成调解书，承诺如浙金公司赔偿其损失，则该笔货款在调解书所确认的总金额中予以扣除。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3月1日，树信公司向中鼎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要求对其委托进口的货物先行放货，树信公司届时用等值货物抵押，并承诺到期按时付款。
中鼎公司于2013年5月27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中鼎公司与曼斯特公司于2012年4月26日签订一份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中鼎公司向曼斯特公司购买306吨聚丙烯HP502N，货物总价451350美元，交货条件为宁波保税区仓库交货，2012年5月20日之前交货，中鼎公司在2012年4月28日前开具90天有效期的信用证。合同签订后，中鼎公司按约开具信用证，向曼斯特公司支付了上述货款451350美元。曼斯特公司将涉案货物存储于浙金公司仓库，并于2012年4月28日向浙金公司出具交货指令，要求货交中鼎公司，并明确自2012年4月17日之后的仓储费由中鼎公司承担，该货物所有权已属中鼎公司所有。2012年7月，中鼎公司发现浙金公司在未有中鼎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已擅自将货物放给他人。中鼎公司认为：1.中鼎公司已经支付涉案货物的全部款项，对涉案货物享有所有权；2.浙金公司与曼斯特公司之间的仓储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并不能约束中鼎公司与浙金公司，因此浙金公司放货需要中鼎公司出具的提货委托书原件。中鼎公司从未向浙金公司交付过任何放货指令，但浙金公司已将涉案货物交付他人，浙金公司作为有偿的仓储方，没有尽到谨慎保管义务，明显存在过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中鼎公司虽已就涉案货物的货款起诉树信公司，但该诉讼系基于中鼎公司与树信公司进口代理合同，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现中鼎公司的货款也未在南京案件中得到受偿，故因浙金公司错误放货给中鼎公司造成的损失，不能因中鼎公司向树信公司主张货款而免除浙金公司责任。中鼎公司也已向南京中院出具承诺书，若货款在本案中得到受偿，则放弃向树信公司追偿涉案货款的权利。综上，浙金公司应当向中鼎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中鼎公司的货款损失。请求判令：1.浙金公司向中鼎公司交付306吨聚丙烯HP502N；2.若浙金公司不能交付货物，则赔偿中鼎公司货物损失451350美元（折合人民币2830912元，按2012年5月4日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6.2721：1计算）及利息人民币185707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56%计算，自2012年5月5日暂计至2013年5月5日，应计至判决生效日止）。原审庭审中，中鼎公司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若浙金公司不能交付货物，则赔偿中鼎公司货物损失人民币2312185.70元（根据货物总金额451350美元，按照2012年7月27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3857：1折算，扣除已经支付的保证金人民币570000元）及利息人民币138731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自2012年7月27日暂计至2013年7月26日，应计至判决生效日止）。
浙金公司在原审中辩称：1.曼斯特公司与浙金公司签订《保税仓储货物储存保管合同》后将306吨聚丙烯HP502N以进境备案方式存储于浙金公司仓库，中鼎公司从曼斯特公司购买并取得该批货物所有权，后委托余姚报关行于报关时将浙金公司与曼斯特公司的仓储合同向海关备案，应视为中鼎公司同意根据该仓储合同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因该仓储合同约定提货通知的传真件与正本具有同等效力，故浙金公司根据由中鼎公司签章的提货委托书放货并无过错，由此产生的风险应由中鼎公司承担。2.中鼎公司于2012年5月7日将提货单正本原件交付浙金公司，又于同月17日将载明收货单位的仓储货物出仓单原件交付浙金公司，应视为中鼎公司指示浙金公司出货。同时，根据原审法院从宁波保税区海关及南京中院调取的相关证据可以确认中鼎公司已将涉案货物的全部凭证及票据交给树信公司，且树信公司已经收到涉案货物，故中鼎公司无权再向浙金公司要求提货。3.中鼎公司在进口代理合同纠纷与仓储合同纠纷二请求权竞合时已选择通过提起进口代理合同纠纷维护自己权益，无权再提起仓储合同纠纷之诉。综上，请求驳回中鼎公司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在事实认定层面，浙金公司提供的两份提货委托书原件是否为中鼎公司作出，即提货委托书传真件中所加盖的中鼎公司印章是否真实；二、在法律适用层面，中鼎公司在南京中院对树信公司提起合同之诉并得到确认后，能否再提起侵权之诉要求浙金公司交付货物或赔偿损失。对上述争议焦点，原审法院结合双方的举证、质证和庭审陈述、辩论意见，分析认定如下：
一、在事实认定层面上，认定中鼎公司将货物全套单据及提货委托书交给树信公司，树信公司再将提货委托书传真给浙金公司，更加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理由如下：第一，中鼎公司于2012年4月26日与树信公司签订进口代理协议，该协议约定，树信公司向中鼎公司索取全套单据时，需承诺保证在中鼎公司对外付汇前6个工作日内将剩余80%的货款等一并付至中鼎公司指定账户；事实上，树信公司于签订该协议当日即向中鼎公司出具了承诺书，而中鼎公司也于同日与曼斯特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曼斯特公司于2012年4月28日出具记名提单，中鼎公司在该提单上签章后交给浙金公司，并于2012年5月7日委托余姚报关行对涉案货物报关；同日，余姚报关行向浙金公司申请货物出仓，出仓单中记载的收货单位为树信公司；同时余姚报关行向宁波保税区海关报关，报关单中载明的经营单位为中鼎公司，收货单位为树信公司，关税和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中记名的缴款单位均为中鼎公司和树信公司。上述事实均表明，中鼎公司在树信公司提货前，已经将全套货物单据交付给树信公司，并向浙金公司明确指示涉案货物提货人为树信公司。第二，中鼎公司与树信公司长期合作，信赖基础良好；2012年3月1日，树信公司向中鼎公司出具承诺书，请求中鼎公司对代理树信公司进口的货物先行放货，并承诺到期按时付款；中鼎公司提供的于莹华出具的书面证言以及中鼎公司在南京中院起诉树信公司要求支付货款等人民币7000万余元的事实，也均充分表明中鼎公司此后对代理树信公司进口的货物在树信公司付清货款前先行放货，即中鼎公司在树信公司付清全部货款前作出提货委托书成为双方该阶段的交易方式。同时中鼎公司提供的QQ聊天记录也表明，2012年5月18日、5月24日提货车辆的车牌号均由中鼎公司的工作人员以QQ方式通知浙金公司（虽中鼎公司对其提供的该份证据中对其不利的部分不予认可，但其观点显然不能成立），进一步表明中鼎公司作出提货委托书的高度盖然性。第三，中鼎公司在2012年7月9日与树信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所附的对账清单中，明确包括了本案涉案货物和货款，说明此前中鼎公司对树信公司提取涉案货物明知并认可；中鼎公司向南京中院起诉树信公司也是依据该份对账清单，且中鼎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从未就树信公司无权提取涉案货物问题提出任何主张，恰恰相反，中鼎公司在质证笔录中陈述：“中鼎公司按约履行了向外方付款的义务并交货给树信公司”，且双方在南京中院主持下就该清单项下的货款支付达成了调解协议，既表明中鼎公司对树信公司的提货行为以诉讼行为方式进一步予以确认，更加能够说明提货委托书系中鼎公司作出。第四，如中鼎公司认为提货委托书并非其作出，则浙金公司放货存在过错，其一般先向浙金公司或者同时向浙金公司和树信公司提出主张；但树信公司于2012年5月提货后至中鼎公司向南京中院起诉前，中鼎公司从未向经营状况良好的浙金公司提出任何主张，而是在向树信公司催讨、对账及签订《还款协议》仍未实现债权后，直接以合同之诉起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的树信公司及最终陷入破产重整的担保人金视显公司，上述行为显然不符合市场主体减损救济的一般规律；更为明显的是，中鼎公司在南京中院查明树信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且树信公司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后，又于2013年7月8日向南京中院发函，声称其在与树信公司对账时，错将本案货物“误认为已交货”而列入对账单中并形成调解书，现承诺若该笔货款在本案中得到赔偿，则在调解书所确认的总金额中予以扣除。此节事实不但说明提货委托书为中鼎公司作出故而此后对该笔货物的交货行为予以确认，更能反映中鼎公司意识到自己主张的自相矛盾，从而欲极力弥补的主观心态。
二、从请求权基础和法律适用层面分析，中鼎公司在向南京中院提起诉讼前后均以其行为或陈述确认已向树信公司交货，相应债权得到法院调解书确认后，又以侵权请求权为基础起诉浙金公司要求交付货物或赔偿损失，于法无据，其诉讼主张也不应得到支持。理由如下：第一，中鼎公司在本案庭审中主张其向南京中院起诉树信公司的理由系树信公司未依照《进口代理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即应在中鼎公司对外付汇前6个工作日内付清80%的货款及其他费用），但事实上，中鼎公司在该案的质证笔录中明确陈述：“中鼎公司按约履行了向外方付款的义务并交货给树信公司”；中鼎公司2013年7月8日致南京中院的《函告》也表明，中鼎公司在树信公司提货后，与树信公司对账、向南京中院提起诉讼的行为均是建立在其“误认为已交货”的前提下，即认为树信公司提货未付清货款，这也与中鼎公司自2012年3月起同意树信公司先提货后付款的事实相符。中鼎公司的该请求权基础得到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和保护，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该法律文书前，中鼎公司作出的《函告》不能改变上述请求权基础。第二，既然中鼎公司已经确认了其将涉案货物交付给树信公司，则根据法律规定，涉案货物所有权已随着中鼎公司的交付行为转移给树信公司，中鼎公司对涉案货物丧失了所有权，但其仍以物权保护请求权为基础，起诉要求浙金公司交付货物或赔偿损失，显然于法无据。第三，如中鼎公司认为浙金公司无单放货的行为侵害了其物权，则树信公司无单提货的行为亦属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双方属共同侵权行为，中鼎公司有权请求部分或全部侵权人承担责任；但中鼎公司在南京中院的诉讼请求权基础为合同法律关系，并确认其已向树信公司交付了涉案货物，即确认树信公司的提货行为属履行合同的正当行为，并非侵权行为。那么，中鼎公司的该诉讼行为既宣示浙金公司的放货行为非侵权行为，又从法律上排除了其再另行选择侵权法律关系起诉树信公司和浙金公司以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可能性，故中鼎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同样无法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财产或损害赔偿。综合本案案情，原审法院认定中鼎公司将提货委托书交付树信公司，树信公司再传真给浙金公司，浙金公司依单放货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故浙金公司的放货行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返还货物或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退而言之，即使提货委托书确非中鼎公司作出，但中鼎公司已经确认涉案货物交付给树信公司，并以合同之诉起诉树信公司且得到法院调解书的确认，中鼎公司再以物权保护的请求权基础起诉要求浙金公司交付货物或赔偿损失，同样不应得到支持。中鼎公司以其对涉案货物享有物权为由要求浙金公司交付货物或赔偿损失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407元，由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中鼎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中鼎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对于浙金公司提交的提货委托书是否系中鼎公司出具的这一关键事实没有查清。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原二审出具的（2013）浙甬民一终字第721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本案的关键事实是“2012年5月18日和5月24日，树信公司以中鼎公司名义发给浙金公司的两份提货委托书是否真实”，对此关键事实一审法院未予查清，故发回重新审理。但在本案发回重审的过程中，中鼎公司明确提出上述两份提货委托书并非中鼎公司出具，系树信公司伪造，但是原审法院对相关事实仍然没有进行详细调查，而是推断认为浙金公司凭传真件放货的行为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认为浙金公司不存在过错。两份提货委托书系浙金公司提供的证据，在中鼎公司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浙金公司应当就该证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没有要求浙金公司就两份提货委托书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或提供补充证据，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推断浙金公司不存在过错，明显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二、中鼎公司由于浙金公司的侵权行为造成货款损失，有权向浙金公司追偿，并不会由于中鼎公司曾向实际提货人追偿而丧失对浙金公司的索赔权利。涉案货物的货权属于中鼎公司，事实清楚，浙金公司没有得到中鼎公司的放货指令就将货物交付给案外人，造成中鼎公司无法收回货款，存在明显过错。在发现存放在浙金公司处的货物被树信公司利用伪造的提货委托书提取后，中鼎公司作为侵权行为的受害方，既有权向未尽到保管责任的浙金公司索赔，又有权向实际提取货物的案外人树信公司追偿。由于货物被案外人树信公司提取，中鼎公司选择了首先依据与树信公司之间的代理进口合同向实际提取货物的树信公司追索货款，希望挽回损失。但是中鼎公司依据代理进口合同向树信公司追索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中鼎公司丧失了要求浙金公司赔偿损失的权利。中鼎公司与树信公司之间的案件虽然经过南京中院审理后出具了调解书，但是树信公司并没有履行调解书规定的付款义务，南京中院2013年6月18日出具的（2013）宁执字第114号民事裁定书确认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决定终结执行，涉案货物的货款中鼎公司没有从树信公司处得到偿付。由于涉案货物的货款无法从树信公司得到偿付，所以中鼎公司由于浙金公司违规放货所遭受的货款损失仍然存在，中鼎公司作为受害方有权要求浙金公司赔偿由于其过错所遭受的损失。综上，浙金公司作为保管人没有尽到保管责任，在没有收到中鼎公司的放货指令的情况下将中鼎公司的货物交给案外人，侵犯了中鼎公司对涉案货物的所有权。由于浙金公司的过错，造成中鼎公司的货款无法收回，中鼎公司有权要求浙金公司赔偿。
浙金公司辩称：原审判决关于本案事实和法律的分析合法合理。中鼎公司虽然对本案的关键证据即提货委托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是中鼎公司在保税区的其他仓库也是用提货委托书的传真件来提货，货物的物流流转程序与涉案货物的流转程序完全一致，从侧面也反映出本案的提货委托书的传真件与正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鼎公司有同意放货的意思表示。浙金公司已根据中鼎公司的指示出货，中鼎公司无权再次向浙金公司要求提货。浙金公司的放货行为不存在过错，中鼎公司要求浙金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损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浙金公司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中鼎公司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树信公司于2012年5月18日、5月24日分别通过其公司传真机（号码为025-83269970，该号码载明在中鼎公司与树信公司《进口代理协议书》中）传真给浙金公司两份加盖中鼎公司印章的提货委托书”有异议，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该事实缺乏根据。本院认为，根据树信公司与中鼎公司的进口代理协议书、浙金公司收到的提货委托书传真件，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并无不当，故本院对中鼎公司的异议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浙金公司的放货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首先，本案所涉的306吨聚丙烯HP502N由案外人曼斯特公司存储在浙金公司，双方签订《保税仓储货物储存保管合同》，约定提货通知的传真件与正本有同等效力。中鼎公司从曼斯特公司处取得货物所有权后，未与浙金公司重新签订仓储合同。中鼎公司委托余姚报关行报关时，直接将曼斯特公司与浙金公司签订的《保税仓储货物储存保管合同》提交海关备案。其次，中鼎公司委托余姚报关行报关时，出仓单、报关单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树信公司，关税和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中记名的缴款单位均为中鼎公司与树信公司。提货时，仓储费用由树信公司交付，与上述单据载明收货单位相一致。再次，从原审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来看，用提货委托书传真件提货符合一般的交易惯例。本案中，中鼎公司将提货委托书交给树信公司，树信公司再将提货委托书传真给浙金公司，更加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和日常经验法则，原审法院已加以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最后，中鼎公司在起诉状中称其在2012年7月向浙金公司了解货物存储情况时，发现浙金公司擅自放货的侵权行为，但其2012年7月9日与树信公司对账后签订的《还款协议》明确包含了涉案的货物和货款；2012年7月23日中鼎公司向南京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树信公司偿还货款时也包括了本案所涉货物的货款，且在本案起诉之后，中鼎公司才向南京中院发函称在南京中院调解的案件中错将本案货物“误认为已交货”，并在函中承诺“若浙金公司赔偿损失的话，则在树信公司所欠总额中扣除相应金额”，实则隐含了如果在本案中法院若不支持中鼎公司的诉请，那么该笔损失仍要求按照南京中院的调解书确定的总额支付的意思表示。上述事实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中鼎公司确认其已将货物交付给树信公司的真实意思。综上，浙金公司的放货行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返还货物或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407元，由上诉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倪春艳
审 判 员 陈 艳
审 判 员 刘振宇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代书记员 贺佳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