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汕尾中法民二终字第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学文，男，1975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委托代理人：辛炳流，广东真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振林，男，1971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尾市。委托代理人：郑文声，男，197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友利，男，汉族，1970年9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尾市。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雪标，汕尾市法律援助处律师。上诉人肖学文因与被上诉人郑振林、林友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汕海法可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肖学文及其委托代理人辛炳流与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郑文声、杨雪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肖学文、郑振林、林友利双方于2014年8月13日签订了《桉树买卖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郑振林、林友利将位于海丰县可塘镇可新村委会奔湖、龙冲洞两地的桉树林木，卖给肖学文砍伐。成交价款（不含税金）人民币（下同）370万元；在协议签订之日起2天内，肖学文交纳定金10万，进场砍伐前3天内付80万元，进场第1个月付80万元，进场第2个月付80万元，进场第3个月付80万元，进场后第4个月内付清余款40万元。砍伐期为签订协议书之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止。协议书中还约定了肖学文、郑振林、林友利双方的责任，肖学文在协议书中的身份为乙方，郑振林、林友利系甲方；郑振林、林友利责任中第3条：“如道路因乙方问题有争议，由甲方负责协调。”肖学文责任中第1条：“负责办理砍伐报批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其他约定，第六条：“乙方砍伐时，可根据砍伐需要，在山地上开挖修筑林木运输道路，并承担相关费用。”肖学文自2014年8月14日起至2014年12月23日止通过汇款、现金支付等方式，向郑振林、林友利支付定金、价款共计190万元。2014年11月3日肖学文交纳育林基金25082.5元。对上述款项的支付，郑振林、林友利表示确认，但对育林基金，肖学文称是代为郑振林、林友利支付，郑振林、林友利称是协议约定由肖学文承担。2014年11月4日，海丰县林业局发放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该证许可采伐面积为14.7公顷。在肖学文砍伐过程中，由于他人纠纷，导致林场出入山路被人为堵塞，肖学文无法运输林木。2015年1月4日，肖学文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事后在郑振林、林友利的协调下，2015年1月16日，该山林运输道路已恢复畅通。2015年1月13日，肖学文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肖学文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仅在砍伐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部分生效，且郑振林、林友利没有履行协议书约定的协调责任，郑振林、林友利存在违约行为，请求判令：一、解除原告与郑振林、林友利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桉树买卖协议书》；二、判令郑振林、林友利共同返还肖学文人民币1925082.5元；三、判决郑振林、林友利共同赔偿肖学文如下损失：建设山路支出400000元，支付停工期间工人工资及伙食费182000元；四、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郑振林、林友利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林木买卖合同纠纷，肖学文、郑振林、林友利双方签订的桉树买卖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合法有效，故此肖学文、郑振林、林友利双方都应遵循协议义务。本案中，协议买卖山林面积为2000亩，砍伐报批手续由肖学文负责，费用由肖学文承担，肖学文是否办理砍伐许可证、办证面积多少、以及实体砍伐都是肖学文单方的合同义务。砍伐证的面积及实际砍伐的行为应属肖学文在协议约定中的自主责任行为，不对抗合同的生效。因此，肖学文主张合同部分生效，请求郑振林、林友利返还育林基金费用，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建设山路的支出应是计入肖学文砍伐山林的成本且协议已经约定清楚由肖学文承担费用，故此，肖学文请求赔偿建设山林的支出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肖学文在砍伐的过程中，由于他人产生纠纷导致道路被堵塞，并报警处理未妥，认为郑振林、林友利未能依约协调理顺道路畅通，已构成违约。协议中郑振林、林友利责任：“如道路因乙方问题有争议，由甲方负责协调，”约定郑振林、林友利仅是负责协调的责任，没有具体约定协调的时间及没有负责协调结果。实际中郑振林、林友利已经组织协调，履行了协议义务，并且经协调已使道路恢复畅通，故此郑振林、林友利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在肖学文停工期间，工人的工资、伙食应是肖学文生产的支出，且郑振林、林友利在本次纠纷中，不承担违约责任，非责任侵权人，肖学文请求赔偿工人的工资和伙食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肖学文请求解除桉树买卖协议书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该协议书合法有效，肖学文、郑振林、林友利双方仍应继续履行，肖学文请求返还支付的价款、育林基金费用不能支持，应予以驳回，肖学文请求郑振林、林友利赔偿建设山路支出；支付停工期间工人工资和伙食费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肖学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428元，由肖学文负担。上诉人肖学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2015年1月13日海丰县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并即用现金向可塘法庭交纳诉讼费。至2015年6月10日上诉人领取海丰县人民法院（2015）汕海法可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之日已经远远超过三个月，原审法院没有转为普通程序，而是不顾法律的规定独自一个审判员作出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为诉讼双方的买卖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合法有效”，并认为“原郑振林、林友利双方仍应继续履行”，此纯属对法律的曲解。砍伐买卖林木的合同成立，只有经林业部门批准后才能按批准砍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一）》第九条的规定，双方于2014年08月13日签订协议书之日合同成立，于林业部门发放砍伐林木许可证准予砍伐的数量部分生效。即合同约定砍伐的数量在出材量1003.3立方米部分有效，其余部分协议虽成立但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审判决上诉人履行买卖协议，等于命令上诉人砍伐林木2000亩，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三、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在签订《桉树买卖协议书》后投入近40万元建设山路，因买卖协议大部分无效而造成上诉人损失。林业部门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后上诉人开始砍伐林木，至2015年1月1日道路受阴不能通行止，上诉人砍伐林木的数量没有超过批准砍伐的数量出材量1003.3平方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上诉人并没有与任何他人发生纠纷，2015年1月1日，他人阻路时上诉人及时通知了被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处理，被上诉人接到上诉人通知后并没有处理道路受阻问题，上诉人不得已于2015年1月13日提起诉讼，并撤出涉案林区，同时被上诉人控制了涉案林区山林。2015年1月16日之后，上诉人从未接到被上诉人关于“山林运输道路已恢复畅通”的通知，上诉人直至现在再没有返回涉案林区采伐林木，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3、买卖协议约定的郑振林、林友利责任中第3条：“如道路因乙方问题有争议，由甲方负责协调”的真实意思是甲方负责处理道路争议，保证道路通行。原审判决没有根据合同目的作出正确解释。4、买卖协议虽然约定上诉人负责办理砍伐林木报批手续，但颁发林木砍伐许可证的申请人只能是被上诉人，买卖协议实际是约定上诉人代办申请。在被上诉人没有出具委托书的情况下，上诉人是不能代办的。事实上，被上诉人委托了第三人代办林木砍伐许可证。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有义务和责任申请发放砍伐林木许可证，在林业部门仅批准砍伐220.5亩（14.7公顷）出材量1003.3平方米的情况下，原审判决把行政机关不批准砍伐林木2000亩认定是上诉人不履行合同责任是无法、无理、无据的，不可思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受理后近五个月时仍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判决，程序违法；且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错误和不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桉树买卖协议书》（以下简称买卖协议）有效部分（即林业部门准予砍伐的出材量1003.3立方米部分的林木砍伐买卖有效）予以解除，确认其余部分的林木砍伐买卖无效，双方终止履行。二、被上诉人郑振林、林友利共同返还上诉人人民币1925082.50元。三、被上诉人郑振林、林友利共同赔偿上诉人建设山路支出400000.00元的损失。四、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答辩称，双方签订的《桉树买卖协议书》自签订时生效，上诉人负有缴纳桉树款的义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桉树款1925082.5元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与上诉人2014年8月13日签订《桉树买卖协议书》，并于协议书第十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八十七条、第九十六条第二款所列合同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的规定，本合同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批准，上诉人偷换概念，把合同的批准和砍伐树木的批准混为一谈，企图误导合议庭。比如:买卖汽车合同无须批准，但驾驶汽车的人必须领取驾驶证，你能说因为驾驶汽车的驾驶员没有驾驶证，那买卖汽车合同就没有生效了吗？要等到驾驶员领取了驾驶证后，汽车买卖合同才生效吗？请求法院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二、根据《桉树买卖协议书》第五条“乙方责任：1、负责办理砍伐报批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的规定，被上诉人将山林买卖给上诉人砍伐，由上诉人负责办理砍伐手续，至于上诉人是否愿意办理砍伐手续，或者办理多少面积的砍伐手续，或者实际砍伐多少面积的山林都是上诉人的自主行为，由上诉人自行处置，被上诉人无权干涉。如果按上诉人这种逻辑，上诉人故意不办理砍伐许可证，那合同岂不是一直没生效？那合同的公平原则在哪里？三、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建设山路支出40万元毫无依据。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提供任何一份证据证明山路的开支依据；而根据《桉树买卖协议书》第六条第2项“乙方砍伐时，在不损坏树木的情况下，可根据砍伐的需要，在山地上开挖修筑林木运输道路，并承担相关费用”约定，该山路费用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四、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没有任何违约责任。上诉人在砍伐林木过程中，因与己方的内部人员发生纠纷导致道路一时被堵，被上诉人第一时间及时组织协调，致使道路已经马上恢复畅通。而上诉人在道路被堵且已及时恢复的6天的时间内就匆匆起诉被上诉人违约，这完全是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违背了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桉树买卖协议书》“如道路因乙方问题有争议，由甲方负责协调”的约定，答辩人只负责协调义务，并没有约定协调的具体时间及协调成功或者保障道路畅通的问题，而本次道路纠纷只是上诉人内部纠纷引起矛盾，并非是因为被上诉人原因导致，也不是因为道路产权所引起的，并且道路在被上诉人的协调下已经马上恢复畅通。五、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欠款、违约金及马上交还山林。《桉树买卖协议书》约定甲方（被上诉人）将奔湖、龙冲洞的桉树卖给乙方（上诉人）砍伐，成交款370万元，砍伐期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止。协议签订后，乙方于2014年9月底（9月28日左右）进场，但乙方多次违约，没有按期付款：2014年8月乙方支付了10万定金后进场；按协议书约定应当在进场前3天内（即2014年9月25日前）支付80万，但乙方并没有付款，现拖欠80万；进场后第一个月9月份（即2014年10月28日前）应付80万，但至今乙方又未付款，2次拖欠甲方160万元；进场第二个月10月份（即2014年11月28日前）乙方付了81万；进场第三个月11月份（即2014年12月28日前）应付80万，但乙方实付了60万，拖欠甲方20万，扣除10月份多付1万，尚欠19万；进场第四个月12月份(即2015年1月28日前)应付40万，乙方实付了39万，尚拖欠1万；以上总共乙方拖欠甲方桉树款180万及按照《桉树买卖协议书》约定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上诉人砍伐桉树后，拒不按《桉树买卖协议书》约定于2015年4月1日前交还山林，导致被上诉人贻误对整山桉树的科学管理及春季生产、进行施肥、补种树苗等，已经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使被上诉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上诉人应当承担，该项损失应当按照《桉树买卖协议书》的总标的每天2‰计算至山林移交还被上诉人为止。六、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解除上诉人与郑振林、林友利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桉树买卖协议》，但上诉时增加诉讼请求为“、、、、、、有效部分予以解除，确认其余部分的林木砍伐买卖无效，双方终止履行”超过一审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郑振林、林友利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判处。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桉树买卖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二、对该协议的部分条款是否应予解除？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桉树买卖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依法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这是合同法的合同自由原则。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桉树买卖协议书》，确系出于自愿，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他人强迫。虽然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原则有作出相关限制。在本案中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等。林木的砍伐和运输可依行政机关的批准进行，签订林木买卖转让合同时是否办理相关证件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况且本案《桉树买卖协议书》中约定由上诉人“负责办理砍伐报批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协议书》的签订并未回避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应确认本案双方签订的《桉树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二、关于本案涉及的《桉树买卖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如果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双方当事人所订立的《桉树买卖协议书》约定买卖山林面积为2000亩，砍伐报批手续由上诉人负责，费用由上诉人承担。而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未能全部办理2000亩林木的砍伐许可手续，并非被上诉人的责任。另外，在砍伐林木运出过程中，由于他人产生纠纷导致道路被堵塞，并报警处理未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能依约协调理顺道路畅通，被上诉人属违约。而协议约定“如道路因乙方问题有争议，由甲方负责协调。”并没有明确应达到协调的具体方式或结果。本案中被上诉人对道路被堵实际已做了相应的协调，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在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迟延履行义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因此，上诉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请求解除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桉树买卖协议，理据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肖学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名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人民币13428元，由上诉人肖学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一声审判员  朱小惠审判员  许国华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胡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