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106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沙洲，男，1946年5月2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琰，上海茂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1号楼A单元1507。法定代表人：王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利，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沙洲因与上诉人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都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7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沙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我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均由中都公司承担。沙洲的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关于一对犀角牌的诉请查明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我不认可中都公司关于该犀角牌已丢失的意见，同时不可能存在中都公司已用其他藏品补偿的事实。中都公司是系专业拍卖公司，不可能将如此贵重的物品丢失，且公司并未报警，故我有理由怀疑中都公司并没有将该犀角牌丢失而是私藏起来并谎称丢失。我并不认可犀角牌的丢失，该犀角牌是否丢失并未确定，故一审法院以2011年11月15日起算认定我就该犀角牌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一审期间，我与中都公司就该犀角牌是否丢失各持意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向我释明在中都公司称该犀角牌丢失的情况下如我坚持返还原物将导致我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我才不得已在最后一次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为如该犀角牌不能返还要求赔偿186.36万元。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中都公司称该犀角牌丢失就事实上丢失，我就必须接受丢失的事实，就只能行使赔偿请求权。一审法院此逻辑，甚为不妥。我认为我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时效。二、一审法院关于12款瓷板的诉请无视法院自行调查的证据，枉法裁判。我在起诉时虽未就12块瓷板被中都公司占有提交证据，但一审法院在依职权向案外人调查时，获得案外人提交的证据证明12款瓷板在中都公司处。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我没有自行提供证据不予支持，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中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沙洲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沙洲承担。中都公司的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涉案物品为拍品，却又将我公司依据拍卖委托合同关系占有的拍品认定为无权占有，并将各方已经履行了数年的中国首届华夏珍品展暨公益慈善拍卖会管委会委托拍卖合同关系认为未生效合同关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一审法院将委托拍卖合同关系中的拍品，依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判决返还非合同当事人的沙洲，诉讼主体不当，且适用法律错误。三、我公司以提交了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以我公司举证不充分为由对质押权不予支持的裁判理由明显不当。沙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都公司返还我70件拍品及12块瓷板；2、中都公司赔偿我犀角牌丢失损失186.36万元。沙洲的起诉理由为：2011年初，中国首届华夏珍品展暨公益慈善拍卖会管委会（以下简称华夏珍品拍卖管委会）邀请我拿出自己的藏品，委托中都公司组织拍卖会，将我的艺术藏品拍卖后部分款项募捐给慈善机构。我拿出自己数百件艺术珍品交由中都公司组织拍卖，但在中都公司组织的拍卖活动中，组织混乱，拍卖成交率低下。2012年，我要求中都公司将未成功拍卖成交的藏品予以返还，但中都公司始终推脱。2014年7月，中都公司以我未结清借款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我偿还借款，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中都公司的诉求。我认为，根据本案双方及华夏珍品拍卖管委会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都公司有权拍卖我藏品的期限已经届满，现其无权占有我的藏品，应当予以返还，故我诉至法院。中都公司辩称，不同意沙洲的诉讼请求。沙洲所称清单中的70件拍品在我公司处，我公司自始至终拿到的就是该70件拍品，其余拍品是沙洲直接交给组委会的，仓库钥匙不在我公司处。我公司占有这些拍品系基于华夏珍品拍卖管委会的委托，沙洲将上述物品捐出后，不再系上述物品的所有权人，无权要求返还；沙洲曾向我公司借款，并以其上述藏品作为抵押担保，现沙洲并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故我公司不同意向沙洲返还上述70件拍品；关于丢失的犀角牌，2011年展览中该犀角牌确实丢失，丢失后我公司及时告知了沙洲，并用我公司的其他三件藏品对沙洲进行补偿，且此前的诉讼中沙洲均未提及犀角牌，2012年5月，原、我公司签署的拍品一览表中也未提及犀角牌，可见该事已处理完毕，且2011年11月沙洲就知道犀角牌丢失的情况，其该项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关于12块瓷板的问题，沙洲未将瓷板交给我公司，我公司处也没有这些瓷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8日，中国首届华夏珍品展暨公益慈善拍卖会管委会、北京金谷通宝文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谷通宝公司）（甲方）、沙洲（乙方）、中都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暨于乙方沙洲专场七幅书画作品及多件珍品在本届活动的预展期内被爱心人士认购，为圆满完成本次活动，经甲、乙方友好协商，由沙洲先生予以补充。并将补充书画作品及其他珍藏品在慈善晚宴公展及2011年6月4日上拍。......甲、乙方特订立本补充协议，若有成交，由丙方直接按此协议执行。......本次选送藏品在活动期间和拍卖成交按成交价款30%比例捐赠给组委会。乙方得款部分按签协议承担3%的税负，2%的拍卖费用......本补充协议系对补充拍品特定设置，对前协议拍品无效......有效期为2011年7月底止。2011年5月30日，中国首届华夏珍品展暨公益慈善拍卖会管委会（甲方）、沙洲（乙方）、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二》，对藏家捐款笔录进行调整，由原50%捐赠比例调整为30%，甲方处签字为王炳新签名。2011年11月15日，中都公司向沙洲出具便条，内容为中都国际拍卖博览会BLH-10-26请（清）诗文人物故事犀角牌丢失。中都公司认可该犀角牌丢失，但称已用其他藏品予以补偿，且沙洲该主张已过诉讼时效；沙洲不认可中都公司已补偿的意见，并称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且沙洲最早知道权利受侵害系2015年1月14日的（2014）东民（商）初字第08969号案件判决后，至起诉之日未超过两年。庭审中，沙洲提交《沙总拍品清单》一份及拍卖图册，该清单中共有72件拍品，其中有两件均标注5月13日已卖，沙洲称其要求返还的70件拍品即为该清单中剩余的70件，该清单底部由上述共计72件慈拍品，同意中都从库中取出拍卖，按参考价待拍卖结束后算账，沙洲2012.5.21于中都。刘喜琴2012.5.21。中都公司认可其曾取走清单上剩余70件拍品，且根据图册，该70件拍品在中都公司处，称刘喜琴为中都公司处工作人员。另，该图册载明华夏珍品拍卖管委会承办单位系中都公司和北京金谷通宝文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管委会办公室主任为王炳新。2012年5月21日，沙洲在《华夏慈拍沙洲专场收支一览》明细单底部签字，内容中提及取款清单、各项费用，其中未提及丢失犀角牌事项。该页尾部有沙洲手写上述账务如有不符或沙洲多取了应得款项，可有（由）沙洲负责或在拍品中扣除。沙洲，2012.5.21。2014年7月16日，中都公司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沙洲至法院，要求沙洲偿还借款1766015元及利息。2015年1月14日，法院做出（2014）东民（商）初字第08969号判决书，判决沙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都公司借款1766015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该判决已生效，进入执行阶段。经询，沙洲、中都公司均表示除庭审中经过质证的《补充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二》之外，双方未签订过其他协议。法院询问中都公司是否与组委会或其他机构签订有委托拍卖合同，中都公司表示因原法定代表人去世，现无法向法庭提供合同。诉讼中，法院至金谷通宝公司调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炳新表示：其为华夏珍品拍卖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管委会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备案批准的机构，不是独立法人，是临时性的机构。组委会没有沙洲、中都公司之间的备案合同，并向法院提交《捐赠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签署日期为2010年8月31日，签署方为：中国首届华夏文化遗产精品展暨慈善拍卖组委会、金谷通宝公司（甲方）、沙洲（乙方），内容约定甲方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的委托......为中国慈善事业筹集善款。......专家审定过的入围精品，在签署捐赠协议后均称为本次活动的拍品。捐赠拍品自捐赠协议生效后即所有权归属受捐赠单位所有......本次慈善活动是以利润捐赠即拍卖所得部分捐赠为主，拍卖所得的分配比例为50%返给捐赠人，50%捐赠组委会，由承办人统一捐赠慈善机构......甲方组织拍品征集、鉴定预展等活动，对流拍捐拍品安全返还捐拍人。后，金谷通宝公司出具书面意见，内容为：中国首届'华夏珍品展暨公益慈善拍卖会'已基本结束，管委会主要工作是处理善后遗留问题。......二、对沙洲先生与管组委会签订的捐赠协议，与后来的拍卖活动相抵触，因此，2010年8月31日'捐赠协议'的有关条款没有执行，而所捐赠拍品的权益仍归沙洲先生所有，其中包括目前在'中都'的清乾隆珐琅彩十二月令图瓷板（12块/套）等所有藏品。三、管委会及承办单位金谷通宝公司对沙洲先生--在'中都'的拍品没有任何权利主张，该函件尾部加盖有金谷通宝公司及中国首届'华夏珍品展暨公益慈善拍卖会'管委会公章。法院至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妇基会）调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表示：管委会的性质相当于一个内部的小组，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所有拍卖会的流程妇基会均不清楚，具体承办的是金谷通宝公司；拍卖会早已结束，王炳新不能代表管委会签合同，本案中的合同亦未在妇基会备案，妇基会对沙洲在本案中要回藏品不发表意见，当时约定的是50%做捐赠，捐赠的是善款，不是藏品，王炳新现在管委会负责善后事宜。对管委会及金谷通宝公司出具函件内容第三项内容认可，对第二项因妇基会未参与，所以不清楚；关于《捐赠协议书》，以前未见过，王炳新是以金谷通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的，其签字代表不了组委会，组委会不是民事主体不能签合同，妇基会只是发起者，对该合同也不追认。上述事实，有《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二》、《捐赠协议书》、《沙总拍品清单》、图册调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华夏珍品拍卖管委会并非适格民事主体，以其名义签署的协议均不发生民事法律效力。根据法院调取的《捐赠协议书》，虽其中约定所有拍品均由藏家捐赠，但在调查中，妇基会表示该拍卖活动藏家捐赠的系善款，并非拍品；金谷通宝公司亦出具书面意见称《捐赠协议书》从未履行，并表示对沙洲的藏品不主张权利；另根据2012年5月21日沙洲、中都公司在《沙总拍品清单》上的签字，可得知中都公司是经过了沙洲的同意方取走该清单上的物品，且《捐赠协议书》中亦明确记载流拍的捐拍品应返还捐赠人，现拍卖活动已结束，中都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占有该70件拍品有合理依据，故对沙洲要求中都公司返还《沙总拍品清单》中剩余的70件拍品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中都公司所持其占有的藏品系沙洲债权质押物的意见，鉴于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沙洲明确以上述70件拍品作为特定债务的质押，对该项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沙洲称因中都公司遗失沙洲的犀角牌，要求中都公司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物权虽不适用诉讼时效，但该物遗失后，物权人以此取得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侵权的范畴，应适用普通诉讼时效。鉴于沙洲在2011年11月15日已得知中都公司将此物遗失，此后双方的交往中沙洲亦未对中都公司提出赔偿请求，截止其主张权利之日，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故对沙洲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沙洲要求中都公司返还12块瓷板的诉讼请求，现沙洲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12块瓷板为中都公司持有，中都公司亦不认可，沙洲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沙洲拍品七十件（详见清单）；二、驳回沙洲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的认定与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相同，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沙洲主张的涉案70件拍品（一审判决列有清单）中都公司是否应予返还问题；二、沙洲就其主张的涉案犀角牌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问题；三、沙洲就其12款瓷板提出的诉讼主张及请求应否得到支持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中都公司虽称其占有的涉案70件拍品系沙洲债权质押物，但因沙洲对其不予认可，中都公司也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沙洲明确以上述70件拍品作为特定债务的质押，故一审法院对该项意见不予采信是正确的。根据查明的本案事实，华夏珍品拍卖管委会并非适格民事主体，故以其名义签署的协议均不发生民事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调取的《捐赠协议书》中虽约定所有拍品均由藏家捐赠，但在调查中妇基会表示该拍卖活动藏家捐赠的系善款，并非拍品。金谷通宝公司出具的书面意见称《捐赠协议书》从未履行，并表示对沙洲的藏品不主张权利。而2012年5月21日沙洲、中都公司在《沙总拍品清单》上的签字，署名中都公司是经过了沙洲的同意方取走该清单上的物品，且《捐赠协议书》中亦明确记载流拍的捐拍品应返还捐赠人。现拍卖活动已结束，中都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占有该70件拍品有合理依据。故一审法院基于前述理由，对沙洲要求中都公司返还《沙总拍品清单》中剩余的涉案70件拍品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是正确的。关于争议焦点二：现有证据及事实表明，沙洲在2011年11月15日已得知中都公司将此物遗失，此后双方的交往中沙洲亦未对中都公司提出赔偿请求，故本案其就此提出赔偿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据此对沙洲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关于争议焦点三：虽然案外人王炳新称中都公司处存有沙洲的12块/套瓷板，但此系旁证。鉴于沙洲并未提交其它充分证据证明12块瓷板为中都公司持有，中都公司亦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沙洲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综上所述，沙洲、中都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642元，由沙洲负担10821元（已交纳），由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负担10821元（已交纳70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光审判员 陈广辉审判员 任淳艺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果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