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88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龙，住广东省龙川县。
委托代理人：黄志明，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梓恩，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云祥，住广东省龙川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昌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可作厂房使用）。
法定代表人：廖云祥。
原审被告：张武，住广东省龙川县。
两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艳玲，广东法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伟，广东法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陈建龙因与上诉人廖云祥、广州昌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明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1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昌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廖云祥，股东为廖云祥。《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载明昌某公司选举陈建龙担任本公司监事职务，任期三年。陈建龙提交的对帐明细单载明，上半部分：10月：余收帐款657760，库存货款131665，固定资产（空调）1800，对公银行余款108，固定资产（开票）500，付张总租金155000，未报账款53121，合计999954；下半部分：欠付货款113480，厂租（2014.12-10）11×6000=66000，应付廖云祥工资（2014.6-10）5×5000=25000，2014中秋、2015春节高层领导费用2×20000=40000，代收货款税费62180，代付陈建龙社保11295，学校回扣费95623，汽车维修费4160，企业所得税（2014.10.11）6265，占用牌照场租税2506，预付现金7500，侨光货款18785，南实货款23390，合计476184；廖云祥签名并注明“此数据确认、2015.9.30”。日期为2014年2月、5月20日、7月20日、9月30日的《支付证明单》分别记载，付张总承包费（2013年11月-2014年2月）100000元、付张总承包费（2014年3月-2014年6月）100000元、付张总承包费70000元、付归还张总承包费50000元和手续费750元；收款人张武等。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表示该款项是张武代廖云祥收取。廖云祥于2014年11月8日在《2014年对帐交接清单》上签名。陈建龙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还提交如下证据：1、日期为2014年3月8日的收条和支付证明单；2、日期为2014年7月29日的支付证明单；3、日期为2014年1月9日、8月30日的收据；日期为2014年1月15日、1月16日、9月23日的支付证明单；4、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5、对账单；6、证明；7、昌某公司基本账户银行流水；8、2014年10月底应收款明细；9、昌某公司对公帐流水；10、余收账款明细表。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与本案无关，是张武与陈建龙之间的其他款项的结算问题；证据2确认张武签名的真实性，但与本案无关，这是陈建龙接手经营昌某公司的相关帐目，并不是承包费；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与本案也没有关联；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为上面无法看出支出的情况；对证据5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陈建龙所证明的内容；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如果涉及到证明人的陈述，应作为证人证言出庭才可以采纳，而且证明人是陈建龙在其接手经营期间自己聘用的，与陈建龙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不具有真实性，里面提及的张武为昌某公司的老板和实际控股人，也明显与昌某公司的工商资料不符；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里面昌某公司的收款并不是陈建龙经营期间产生的业务收入；证据8没有原件，也没有任何签名信息，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9只是电脑打印件，真实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对证据10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都是电子打印制作的，没有任何的签名确认。廖云祥和昌某公司为证明其抗辩意见，还提交如下证据：1、应收款明细;2、昌某公司银行账户明细。陈建龙质证意见：证据1与本案无关，应有两张表，有一张应收款和一张未付款，这份对账是陈建龙与另一个前手承包人林某之间的对帐关系；证据2中，对没有原件部分的真实性存疑，且该证据恰恰证明这些收入就是陈建龙的经营所得；有原件的部分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诉讼中，经原审法院释明相关法律，陈建龙表示同意审计，但相关证据在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处，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必须配合才能进行；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表示不同意审计，如果审计公司要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配合提供其没有的材料，其也无法提供。陈建龙、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双方均确认以下事实：双方没有签订过书面的承包协议，但口头约定由陈建龙承包昌某公司，承包期限为一年，即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承包费为30万元。
陈建龙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向陈建龙支付承包所得款共609393元（计算方式：应付款999954元-费用476184元+春节高层领导费用40000元+学校回扣费95623元-被告已支付费用50000元）；2、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支付陈建龙迟延付款利息（利息以60939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陈建龙、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均确认双方没有签订过书面的承包协议，但口头约定由陈建龙承包昌某公司，承包期限为一年，即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承包费为30万元，陈建龙已支付了承包费，现承包期限已届满，故原审法院对陈建龙与昌某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予以认定。陈建龙对昌某公司进行了承包经营，昌某公司应当支付承包期间的收益给陈建龙。关于陈建龙经营期间承包收益问题，陈建龙提交了对帐明细单和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昌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云祥在该对帐明细单上签名确认，故对该对帐明细单的证明力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辩称陈建龙承包经营期间昌某公司没有利润，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且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对廖云祥在对账明细单上签名确认的行为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亦不愿进行审计，而审计的相关资料现在廖云祥和昌某公司控制中，故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抗辩意见无理，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陈建龙主张对帐明细单上的“2014中秋、2015春节高层领导费用40000元”和“学校回扣费95623元”为重复计算，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故对陈建龙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昌某公司应向陈建龙支付的承包所得款为473770元（999954元-476184元-50000元）。双方未约定承包所得款的支付时间，故陈建龙要求张武、廖云祥、昌某公司支付迟延付款利息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昌某公司在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承包所得款473770元给陈建龙；二、廖云祥对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陈建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944元，由陈建龙负担2276元，廖云祥和昌某公司共同负担7668元。
陈建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根据廖云祥所写的对账单明细可知，廖云祥、昌某公司确认其应向陈建龙支付的承包经营所得为999954元，对此，原审双方均予以确认。但对于账单明细廖云祥、昌某公司所列的陈建龙应付款项476184元，陈建龙对其中两笔款项不予确认，分别是第4项“2014年中秋、2015年春节高层领导费用40000元”以及第7项“学校回扣费”。首先，对于“2014年中秋、2015年春节高层领导费用40000元”，该笔费用是否实际发生，陈建龙无从知晓，廖云祥、昌某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次，2015年春节是2015年的2月份，而陈建龙的承包期为2013年11月至2014年10月份，2015年的春节已经超过陈建龙的承包期限，这个费用即使已实际发生，也不应由陈建龙承担。再有，陈建龙提供的收据和支付证明证据(原审证据9-证据12)证明，在2014年的1月份和8、9月份期间，廖云祥已经以春节和中秋送礼的名义向其收取了54716元，现再要求陈建龙支付40000元送礼费用，属于重复收取。因此，该项费用应返还给陈建龙。二、对于“学校回扣费95623元”，该笔费用是否发生，陈建龙同样并不清楚，而该费用属于行贿性质，不是合法支出，而且实际上廖云祥也以此为由已经向陈建龙收取了20多万元的费用，现又要求陈建龙再额外支付9万多元，没有任何根据，该笔费用同样需要返还给陈建龙。因此，扣除了上述两项不应由陈建龙承担的费用后，廖云祥、昌某公司应向陈建龙支付的承包所得款为：999954-50000-(476184-40000-95623)=609393元。综上，陈建龙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为昌某公司立即支付承包所得款609393元给陈建龙(应付款999954元-费用476184元-廖云祥、昌某公司2015年11月己支付费用50000元+春节高层领导费用40000元+学校回扣费95623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廖云祥、昌某公司承担。
廖云祥、昌某公司针对陈建龙的上诉答辩称，1.2015年9月30日的数目单只是对昌某公司账目的简单罗列，廖云祥在该单横线下方标注“此数据予以确认”，该部分语义清晰明确，没有任何结算或对账的字眼，也没有任何标识反映该金额为陈建龙承包期间的数据，不能证明为陈建龙承包期间的收益，也不能推断出双方已经同意按此对账单结算；2.2015年10月双方仍有就昌某公司应收款项进行核对，并由陈建龙签名确认，可以验证2015年9月30日的对数单不为最终结算。即使要核算金额，也应当扣除陈建龙承包前从昌某公司接受的货物以及应收款。而且从2015年9月30日数目单上可以反映大部分昌某公司的款项都是应收款项，这些款项即使部分在承包期间为陈建龙经营所得，在昌某公司在没有收回这些应收款项时，其主张承包款的分配没有任何依据。
张武述称，本案涉及的承包款项与张武无关。
廖云祥、昌某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称：一、2015年9月30日的数目单只是对昌某公司账目情况的简单罗列，廖云祥的签名清晰注明仅为“此数据确认”，该数目单不能证明即为陈建龙承包期间的收益，更无从推断出双方即同意按此数目单进行结算，原审法院直接以此数目单认定廖云祥、昌某公司承包收益并作为支付基数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以“陈建龙对昌某公司进行了承包经营，昌某公司应当支付承包期间的收益给陈建龙。关于陈建龙经营期间承包收益问题，陈建龙提交了对账明细单和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昌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云祥在该对账明细单上签名确认，故对该对账明细单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便直接以该对账明细单所载金额999954元作为原审案件承包所得款的计算基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陈建龙承包昌某公司时并没有待分配收益，不存在结算支付所谓“承包所得款”的前提。陈建龙与廖云祥就陈建龙承包经营昌某公司事宜未签订书面协议，双方口头约定承包昌某公司盈利产生可分配利益时再具体协商收益的分配结算方式。但陈建龙承包昌某公司后，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处于亏损状况，不存在任何可分配的收益，因此陈建龙在承包经营昌某公司一年后终止承包关系，将昌某公司交还廖云祥。另因昌某公司营业执照及公章等资料印鉴在承包期间均交由陈建龙保存管理，如存在承包所得，按常理陈建龙完全可以在交还公司印章等资料前要求结算或确认承包收益款项及分配，但陈建龙在交还公司印鉴资料时并没有提出此相关要求，由此也可印证陈建龙承包昌某公司时并没有待分配的“承包所得款”。其次，2015年9月30日的数目单仅是数据罗列，廖云祥标注“此数据确认”的内容语义清晰明确，没有证据证明该数目单即为陈建龙承包昌某公司所得或双方同意按该数目单数据进行结算。陈建龙以其提交的2015午9月30日数目单作为其诉请承包所得款的计算依据，但该数目单只是对昌某公司部分资产及费用的罗列，并无任何关于“对账”或“结算”承包款项的字眼，也未任何标识反映各项目及金额为陈建龙承包期间的数据，廖云祥对该数目单仅签注“此数据确认”并署名，该文字内容的语意具体清晰，不存在其他歧义或说明，原审法院却认为“被告对廖云祥在对账明细单上签名确认的行为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明显是非难廖云祥和昌某公司，而且从该数目单的内容来看，该单的制作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此时已距离陈建龙退出承包已近一年，“余收账款”和“库存货款”哪部分属陈建龙承包期间所得，哪部分属陈建龙退出承包后廖云祥直接经营所得并未核算清楚，即使属于陈建龙承包期间产生的部分应收款，在该应收款项实际收回前，陈建龙也无权主张结算支付。再次，2015年10月有就陈建龙承包前昌某公司的应收款项在进行核对，陈建龙并有签名确认，亦可印证2015年9月形成的数目单并非最终的结算确认。从廖云祥与昌某公司提交的证据《应收款明细》可以看出，在2015年9月30日数目单之后，在2015年10月8日各方还在对昌某公司的账目进行核算，陈建龙在原审庭审中也确认2015年10月8日的《应收款明细》中载明的应收款是陈建龙承包前昌某公司的应收款项，故2015年9月30日数目单只是对昌某公司账目的初步计算，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数目单即为陈建龙承包期间的承包所得，更无法证明各方同意按照该数目单作为结算承包收益款项的依据。二、陈建龙对其主张负有举证义务，在其举证责任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提出审计进行举证时故提起审计应为其举证义务，廖云祥与昌某公司因原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而不同意举证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陈建龙要求昌某公司支付其承包期间的收益，其不仅要证实其承包期间有所收益，且还需证实昌某公司等确认有未支付完毕其承包所得。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陈建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但由于陈建龙提供的数目单等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其主张，其举证责任尚未完成。且陈建龙在提交承包结束时的资料移交清单中，其并没有将昌某公司相关的财务会计资料交还昌某公司，因此如果需要审计，需由陈建龙提供相关资料。原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进而认定昌某公司不愿审计，要求昌某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存在不公。三、陈建龙提交的数目单并未反映其承包时从昌某公司处接收的资产，即使要核算承包所得款项，应扣除陈建龙承包时接收的昌某公司应收款等资产，原审法院对由陈建龙签字且确认为其承包前昌某公司的应收款未作扣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四、陈建龙未提交证据证明昌某公司财产与股东廖云祥财产有所混同，原审法院事实查明部分对此未做任何处理，即以廖云祥未自证其个人财产独立于昌某公司财产为由判决廖云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首先，陈建龙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廖云祥个人财产与昌某公司财产混同；其次，昌某公司有独立的经营场所及办公场地，公司有专用的银行账户，资金进出清晰，在陈建龙承包期间，昌某公司的业务及公司的对公银行卡、银行章均由陈建龙自行控制，且昌某公司也有将公司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等在承包时移交给陈建龙，不可能产生廖云祥个人资金与公司资金混同的情况。况且从廖云祥、昌某公司在原审所提交的昌某公司银行账户明细可反映，昌某公司的收支往来均在该公司账户上有所体现，廖云祥作为股东其办公开支如差旅费等都按公司规定从昌某公司银行账户列支，有明确记录，这些也可印证股东廖云祥的财产并未与昌某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综上，廖云祥、昌某公司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陈建龙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陈建龙承担。二审期间，廖云祥、昌某公司补充上诉理由：原审法院在没有明确举证责任分配、没有释明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事实部分未能查明，就以相关资料在廖云祥、昌某公司手中为由要求廖云祥、昌某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判决不公。
陈建龙针对廖云祥、昌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1.陈建龙提供的对账单并非只是昌某公司账目情况的罗列，而是廖云祥本人根据实际情况，对陈建龙承包期间的结算，从内容上可以看出，这份对账单有“余收账款”、“库存货款”，以及有廖云祥、昌某公司应当支付给陈建龙的款项，横线下方是陈建龙本人应当承担的款项，项目及金额非常明确。且此对账单是廖云祥本人所写，不存在廖云祥、昌某公司所称只是针对横线下的内容，其说法不合理。由于双方均非专业财会、法律人士，因此不能要求双方作出非常专业的对账单，但对账单已经明确的表示出双方结算的相关款项。2.2015年10月应收款明细反映的内容，并非是陈建龙与廖云祥对其他承包款项进行核对，实际上这份应收款明细是陈建龙与昌某公司之前的承包人黄某对其承包期间的账目梳理，因为黄某承包昌某公司结束之后，就由陈建龙承包了，廖云祥同样没有和黄某结算。当黄某后来得知廖云祥已经和陈建龙结算之后，于是也找到廖云祥要求结算，廖云祥借口时间太久而要求黄某找陈建龙进行核对数目，陈建龙称其与黄某之间没有款项往来，但考虑到黄某和自己一样的境遇，基于同情帮助黄某对一些数目进行了梳理。因此，2015年10月8日应收款明细与本案无关，黄某并不是代表廖云祥、昌某公司来和陈建龙对数，部分款项包含在陈建龙和廖云祥的对账单中，不存在继续结算的情况。3.廖云祥、昌某公司提出2015年9月30日对账单的款项为应收款项，在原审中陈建龙已经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11月至12月，廖云祥、昌某公司已经实际收回应收账款362654.14元，其他款项原审法院曾要求其提供2015年1月之后的流水单，但其并未提供。若其认为仍有应收账款没有回收，应某哪笔款项没有支付，否则应当认定应收款项已经全部回收。4.原审法院曾多次要求廖云祥、昌某公司提供财务账册，并已经告知其不提供的法律后果。5.廖云祥、昌某公司主张《应收款》明细表中显示的76万元款项是陈建龙欠其的费用，不符合事实，也明显不合常理。首先，廖云祥、昌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应收款》明细表中的款项发生时间、收取人以及黄某是代表廖云祥或昌某公司进行对账，且对账单中的相关数目，已经将《应收款》中的数目包含进去的。其次，廖云祥、昌某公司称《应收款》是在出具《对账单》之后继续和陈建龙对账的结算，其中的76万元是陈建龙的欠款是不合理的，廖云祥、昌某公司也不能就此做出合理解释；最后，廖云祥应当和昌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发包人是廖云祥，而昌某公司则是被发包的标的公司，因此，廖云祥是作为承包经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相关责任，其和昌某公司之间的财产是否独立，均不影响其应对承包人陈建龙承担的付款义务。而昌某公司作为被承包的企业，陈建龙在承包期间所获得的收入，主要都是以昌某公司的名义收取的，因此，昌某公司应和廖云祥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另，廖云祥称其财产和昌某公司的财产是独立分开的，证据不足。
张武未陈述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廖云祥、昌某公司提供补充证据,拟证明昌某公司与廖云祥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证据1，商事登记信息；证据2，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据3，2012年度验资报告；证据4，房屋租赁合同；证据5，代理记账委托合同书；证据6，开户许可证复印件；证据7，2012年度审计报告；证据8,2015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打印件。陈建龙质证称，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内容无法证明廖云祥和昌某公司之间财产相互独立。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昌某公司的场地使用，并没有证明昌某公司和廖云祥之间财产独立。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予确认。代理记账通常是具有一定资质的机构来记录，而合同乙方显示为个人，且是否真实存在也没有证据证明，此合同的内容页无法证明昌某公司和廖云祥之间财产独立，反而根据这份合同我们认为，昌某公司存在内外两帐的违法行为。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从反映的内容来看，廖云祥是以本人名义开户，让昌某公司使用，正好说明财产不独立。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审计报告是2012年的，与本案争议期间没有关系。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资产负债表由对方自己制作，无法确认客观性，资产负债表不能确认廖云祥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
本院二审查明，昌某公司原审时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8日的《应收款》明细表，该表上有陈建龙与黄某的签名。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廖云祥签名的对账明细单是否是对陈建龙承包经营所得的结算；2.陈建龙承包经营所得的金额；3.廖云祥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
关于廖云祥签名的对账明细单是否是对陈建龙承包经营所得的结算问题。陈建龙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对账明细单拟证明其承包期间的收益，该对账明细单上有廖云祥的签名确认，廖云祥也确认对账明细单为其出具，因此对账明细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廖云祥虽主张对账明细单只是昌某公司账目情况的简单罗列，但首先，陈建龙并非昌某公司的股东，廖云祥以书面形式向陈建龙罗列账目情况，显然不仅仅只是将账目情况告知陈建龙。其次，从对账明细单的内容来看，列明的是昌某公司的资产构成以及费用支出的情况，廖云祥也标注“此数据确认”，能够反映双方的对账结算的具体项目及金额。再次，对账明细单虽未明确记载是陈建龙承包期间的款项，但对账明细单原件由廖云祥交付给陈建龙持有，能够证明是与陈建龙有关的结算。对账明细单中记载了“代付陈建龙社保11295元”，证明对账期间陈建龙的社保并非是由昌某公司负担，而是陈建龙自己负担，也印证了此单应是陈建龙承包期间的对账。此外，昌某公司、廖云祥主张在陈建龙承包期间昌某公司并无利润，但有无利润只有双方对账结算后才能确定，故在昌某公司、廖云祥不能提供反驳证据亦不申请审计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对账明细单认定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陈建龙承包经营所得的金额。对账明细单的应扣除费用中包括了“2014中秋、2015春节高层领导费用40000元”和“学校回扣费95623元”两项，其涉及的向学校领导送礼和支付回扣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与公序良俗相悖，故两项费用不应作为合法支出，廖云祥在对账明细单中从承包人的结算款项中扣除，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对账明细单载明的资产价值999954元以及应扣费用476184元，加上不应扣除上述高层领导费用及学校回扣费共计135623元，扣减陈建龙确认昌某公司已支付的50000元，昌某公司应向陈建龙支付的承包经营所得应为609393元。昌某公司、廖云祥主张应扣除陈建龙承包之前昌某公司的应收账款，并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8日的《应收款》明细表，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在该表上签名的黄某是昌某公司的员工，故不能证明该《应收款》明细表是昌某公司与陈建龙就其承包之前的应收款的结算，也不足以否定2015年9月30日对账明细单的效力。因承包期限届满后，陈建龙已经实际将昌某公司的经营权交还，之后应收款项以昌某公司的名义接收，实际收回款项得情况的证据应为昌某公司所掌握，而昌某公司未举证哪些应收款项尚未实际收回，故昌某公司、廖云祥主张陈建龙无权结算支付，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廖云祥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问题。二审期间，昌某公司、廖云祥虽然提供了商事登记信息、营业执照、验资报告、房屋租赁合同、代理记账委托合同书、开户许可证、审计报告以及年度资产负债表的证据，但上述证据只能证明昌某公司的工商登记状况，租赁房屋、银行开户及记账等情况，并不足以证明廖云祥与昌某公司财产独立，故廖云祥主张其不应当承担清偿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有误，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陈建龙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昌某公司、廖云祥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12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12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广州昌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陈建龙支付承包所得款609393元；
三、上诉人廖云祥对上诉人广州昌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陈建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9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44元，均由上诉人广州昌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廖云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审 判 员 汤 瑞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