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68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欧阳少玲，女，197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谭达光，男，198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从化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东山，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银娟，女，1988年4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从化区。委托代理人：刘世红，广东建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欧阳少玲、谭达光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4民初4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黎瑞生口头说向被上诉人借款，案外人黎瑞生提供了一个账号给被上诉人汇款，2016年11月2日,被上诉人通过农业银行卡转账，转账150000元；汇款后案外人黎瑞生说被上诉人汇错账号，被上诉人发现款项划给了上诉人，且案外人黎瑞生不肯出具借条，2016年11月15日，被上诉人向派出所报警，由于是民事纠纷，派出所未予立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均确认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没有生意、业务来往，也没有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答辩认为案外人刘映平曾多次向上诉人欧阳少玲借款投资炒买房产，案外人刘映平到期向上诉人欧阳少玲偿还本金及固定收益，期间，有一笔借款到期，案外人刘映平需于2016年11月2日向上诉人欧阳少玲偿还24万元，案外人刘映平因自身资金紧张，转而向案外人黎瑞生借款15万元。经庭审调查，被上诉人并不认识案外人刘映平，也没有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确认在2016年11月16日之前，上诉人不认识案外人黎瑞生与被上诉人邓银娟。上诉人答辩认为2016年11月16日，证人刘某1、刘某2陪案外人刘映平与黎瑞生、邓银娟等就涉案的15万元进行协商如何还款，证人可以证实涉案的15万元由邓银娟代案外人刘映平向上诉人欧阳少玲偿还债务。经庭审调查，当时现场协商，证人确认被上诉人邓银娟不在场。证人的情况说明，所反映的内容只说明被上诉人邓银娟的丈夫提到被上诉人有汇款15万元到上诉人欧阳少玲的账户，并无证据证实涉案的15万元是由被上诉人邓银娟代案外人刘映平向上诉人欧阳少玲偿还债务。上诉人欧阳少玲与上诉人谭达光是夫妻关系，证人刘某2与上诉人谭达光是表亲关系，证人刘某1与上诉人欧阳少玲是表亲关系，案经原审法院审理和主持调解，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仍各持已见。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的15万元是否属于由被上诉人邓银娟代案外人刘映平向上诉人欧阳少玲偿还债务的认定问题。一、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均确认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没有生意、业务来往，也没有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并不认识案外人刘映平，也无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确认在2016年11月16日之前，上诉人不认识案外人黎瑞生与被上诉人邓银娟，被上诉人也不认识案外人刘映平，从以上情况综合分析，汇款在前，协商在后，只能说明案外人黎瑞生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由于案外人黎瑞生提供账号错误，才导致将款项汇给了上诉人欧阳少玲。二、涉及2016年11月16日上诉人所认为协商还款事宜，从证人与上诉人关系，即使不考虑其关系角度，证人的情况说明，所反映的内容只说明被上诉人邓银娟的丈夫提到被上诉人有汇款15万元到上诉人欧阳少玲的账户，并无证据证实涉案的15万元是由被上诉人邓银娟代案外人刘映平向上诉人欧阳少玲偿还债务。由于协商还款事宜被上诉人邓银娟不在场，被上诉人是本案权利、义务关系人，不管协商结果如何，未经被上诉人的同意，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认可代案外人刘映平向上诉人欧阳少玲偿还债务事实。至于上诉人欧阳少玲与案外人刘映平的借款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上诉人抗辩认为涉案的15万元是由被上诉人邓银娟代案外人刘映平向上诉人欧阳少玲偿还债务的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纠纷是因不当得利事实而引起的权利义务争议。给付不当得利是指基于给付所产生的不当得利，在这种不当得利中，受益人所得利益是受损人给予的，也就是说这种不当得利是由受损人自己行为造成的。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是指他方受损与一方受益之间有变动的关联性，后者是前者的原因。没有合法根据是指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这是认定“不当”的核心内容。我国民法在财产变动上不承认无因性，因此，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既包括在取得利益时没有合法依据也包括事后丧失合法依据。因此，本案上诉人在取得利益时没有合法依据，即本案上诉人（受益人）所得利益是被上诉人（受损人）给予的，也就是说这种不当得利是由受损人自己行为造成的，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在2016年11月2日误划15万元转到上诉人的账户上，是属于不当得利，应当将款项返还给被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该债务是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所以上诉人谭达光对上诉人欧阳少玲所负债务有共同清偿义务。被上诉人诉讼来院，请求判令上诉人谭达光共同清偿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的利息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款日止。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上诉人欧阳少玲、上诉人谭达光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款项150000元给被上诉人邓银娟,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款日止。本案受理费3300元（被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欧阳少玲、上诉人谭达光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上诉人欧阳少玲、谭达光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4民初498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邓银娟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邓银娟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具体如下：一、原审判决未查明邓银娟向案外人黎瑞生出借涉案款项实为：1、黎瑞生将该笔款项出借给刘映平；2、刘映平将该笔款项用以向欧阳少玲偿还债务；3、邓银娟与黎瑞生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黎瑞生与刘映平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刘映平则是向欧阳少玲偿还债务，邓银娟是受黎瑞生委托代为付款。本案基本事实是：案外人刘映平对欧阳少玲负有债务，其中有笔24万元的债务于2016年11月2日到期。刘映平自身只有9万元，就于2016年11月2日下午四点多向案外人黎瑞生提出借款15万元，用以凑足24万元向欧阳少玲偿还债务。在刘映平、黎瑞生谈妥借款事宜后，黎瑞生再找到邓银娟来支付该笔借款15万元，最后由邓银娟将该15万元汇入欧阳少玲账户。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欧阳少玲与刘映平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偿还债务，刘映平转而向黎瑞生借款；黎瑞生为向刘映平出借涉案款项，继而向邓银娟借款15万元；最终由邓银娟向欧阳少玲支付该15万元。上述事实一环扣一环，不能割裂，自邓银娟完成支付之时起，邓银娟与黎瑞生之间形成15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黎瑞生与刘映平之间也形成15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欧阳少玲与刘映平之间15万元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也就是说邓银娟并没有受损，欧阳少玲也没有受益。因此，原审判决未查明黎瑞生为向刘映平出借涉案款项而向邓银娟借款15万元这一关键事实实际上是割裂了本案事实之间的有机联系，导致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并最终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原审判决在未调查刘映平、黎瑞生的情况下，仅凭邓银娟单方陈述即认定黎瑞生提供账号错误导致邓银娟将涉案款项汇给欧阳少玲系事实认定错误。如前所述，刘映平为向欧阳少玲偿还债务而向黎瑞生借款15万元，黎瑞生为向刘映平出借该款项而向邓银娟借款15万元，最终由邓银娟将该15万元汇至欧阳少玲。这些事实涉及欧阳少玲、刘映平、黎瑞生、邓银娟，缺少任何一方的陈述，都难以复原真相，但原审在未调查刘映平、黎瑞生的情况下，仅依邓银娟单方陈述即认定黎瑞生提供账号错误导致邓银娟将涉案款项汇给欧阳少玲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在起诉时邓银娟称“发现自己转错账”，只字未提黎瑞生；庭审中，在上诉人和盘托出本案事实后，邓银娟才说出是黎瑞生找其借款并提供了收款账号，并在黎瑞生不肯出具借条后即收款无望后称黎瑞生说邓银娟汇错账号。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普通人支付如此巨额款项总是慎之又慎，汇款时会对收款人账号、开户名、开户行等信息予以一一核对确认，汇款后会及时跟收款人或付款指令人一一核对，如发现汇错，汇款人会及时报警，付款指令人也会提供正确账号给付款人。但本案中，付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日，报警时间为2016年11月15日，二者相隔13天，这明显不符常理。另外，原审法院没有调查黎瑞生，邓银娟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黎瑞生所称提供账号错误或黎瑞生后来提供该笔款项本应汇入的正确账号。因此，原审判决径直认定黎瑞生提供错误账号导致邓银娟汇款至欧阳少玲账户系事实认定错误。三、本案被上诉人是被指定付款，而上诉人合法占有涉案款项是基于对刘映平的债权，上诉人只需证明对刘映平的债权真实合法性以及刘映平在同一时间表示偿还涉案款项即已完成举证责任，故原审判决审查证据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日常生活中，债权人作为收款人，在收取债务人的偿还款时，该款是由债务人亲自支付还是债务人指令他人代为支付均不影响该债权债务的消灭。基于这一理由，债权人只需证明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债务人在同一时间的偿还意思表示。本案中，被上诉人是受黎瑞生指令付款，而黎瑞生的指令又是来源于刘映平。而上诉人合法占有涉案款项是基于对刘映平的债权，上诉人只需证明对刘映平的债权真实性以及同一时间刘映平表示偿还涉案款项(包含涉案款项15万元)即己完成举证责任。为此，上诉人在一审中就涉案款项提供了银行明细、刘映平手写的资金往来说明与欠条、上诉人与刘映平之间的微信往来记录、证人刘某2和刘某1的证人证言，前述证据、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比如上诉人一审证据01刘映平手写资金往来说明载明“我刘映平本人与欧阳少玲有经济往来，尚欠欧阳少玲一些债，在她催我还款之后，我答应在11月2日先还一部分。在11月2日下午4点多，我约黎瑞生一起来到新城广场见面向他提出借15万元，他说没那么多钱，黎瑞生就打电话给他朋友邓银娟过来借钱给我；邓银娟5点左右过来，黎瑞生叫我拿农业银行卡号，我说没有，就叫邓银娟直接打款15万元给欧阳少玲。”比如上诉人一审证据09欧阳少玲与刘映平微信语音通话记录(第26页，对话时间：2016年11月2日16：46)刘映平明确告诉欧阳少玲：“有两笔钱，一笔转出工行，还有一笔在农行转。”“转齐24万了，有9万在你工行，有15万在你农行。”比如上诉人一审证据04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第5页)显示刘映平于2016年11月2日向欧阳少玲工行账户汇款5万元；上诉人一审证据05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第7页)显示邓银娟于2016年11月2日向欧阳少玲汇款15万元。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对刘映平拥有合法债权、刘映平于2016年11月2日向上诉人偿还债务24万元(包含邓银娟支付的15万元)。但遗憾的是，原审法院除对证人刘某2和刘某1的证人证言进行审查外，对上诉人提交的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证据视而不见、不予审查，因此，原审判决审查证据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此外，由于本案关键事实环节在刘映平身上，但刘映平又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6年11月26日被刑事拘留，被羁押在广州市从化区看守所，上诉人及上诉人的代理人客观上无法接触到刘映平，故在举证期限内申请法院就本案事实对刘映平进行调查询问，但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仍是视而不见，未对刘映平进行调查询问。四、邓银娟在一审中承认是将涉案款项出借给黎瑞生并受黎瑞生指示付款，因此，在邓银娟支付完成时，邓银娟与黎瑞生之间即形成15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一关系不得反悔撤销。出借人向借款人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可以向借款人直接交付，也可以经借款人同意、指示向第三人交付，该间接交付应视同向借款人交付。一审中，被上诉人承认是将涉案款项出借给黎瑞生并受黎瑞生指示付款。由此可以看出，邓银娟与黎瑞生在达成借款合意的情况下，邓银娟将借款支付给黎瑞生指定的第三人欧阳少玲，邓银娟履行了支付义务，邓银娟与黎瑞生之间的借款合同生效，黎瑞生承担到期偿还债务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因黎瑞生不写借条、收款无望而否认汇款当时的意思表示，依据前述规定，被上诉人的反悔违反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邓银娟与黎瑞生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不得撤销。五、邓银娟付款完成后即享有对黎瑞生15万元的债权，欧阳少玲对刘映平的15万元债权归于消灭，邓银娟并未受损，欧阳少玲并未受益，上诉人获得涉案15万元不是不当得利。如前所述，邓银娟付款完成后，邓银娟与黎瑞生之间的借款合同生效，邓银娟即享有对黎瑞生15万元的债权，邓银娟并未受损。而上诉人基于对刘映平的债权，刘映平指令黎瑞生代为付款，黎瑞生再指令邓银娟代为付款，于上诉人而言，收到该15万元即意味着对刘映平15万元债权的消灭，上诉人也并未无因得利。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欧阳少玲获得涉案15万元属不当得利是错误的。综上所述，邓银娟受黎瑞生委托代为汇款，该笔汇款是黎瑞生出借给刘映平的借款，上诉人基于对刘映平的债权而合法占有该笔汇款，原审判决忽略上诉人提供的关键证据，对本案关键事实不予查明，机械僵硬地割裂刘映平、黎瑞生、上诉人、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有机联系，从而错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不当。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邓银娟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服从原审判决。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依据上诉人的请求，调阅了刘映平刑事案件的相关材料，包括刘映平的供述，黎瑞生、欧阳少玲的陈述。本院认为：根据刘映平的供述，黎瑞生、欧阳少玲的陈述，以及邓银娟、欧阳少玲在本案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欧阳少玲催促刘映平归还借款，刘映平联系黎瑞生，黎瑞生向邓银娟借款15万元，黎瑞生提供了欧阳少玲的银行账户及户名，要求邓银娟直接划款至欧阳少玲的账户，且划款当时，刘映平、黎瑞生、邓银娟三人均在银行柜员机现场。刘映平在2017年1月23日公安部门的讯问笔录中对此作出描述，欧阳少玲在二审诉讼中对此亦有描述。刘映平在公安部门的供述与欧阳少玲在公安部门及本案的陈述相吻合。黎瑞生在公安部门的陈述，对其找邓银娟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对指示邓银娟划款到欧阳少玲账户的事实不予确认。黎瑞生在公安部门询问时，述称其让邓银娟转账到自己的账户，且其与邓银娟、刘映平均在转款现场。由于黎瑞生三人均在转款现场，而黎瑞生却表示其提供了错误的账户给邓银娟，该说法有悖常理，故本院对其该陈述不予采信。且刘映平、邓银娟的陈述均指认系黎瑞生提供欧阳少玲的帐户给邓银娟付款，按照证据优势规则，根据刘映平的供述及邓银娟的陈述，以及发生了邓银娟直接向欧阳少玲账户划款的事实，本院认定系黎瑞生直接指示邓银娟向欧阳少玲账户划款。根据以上确认的事实，可以认定邓银娟划出的款项，系履行邓银娟与黎瑞生之间的借款合同，邓银娟只是依据黎瑞生的指示付款第三人，因此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实际是借款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主张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理由不充分，对此本院不予采纳。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邓银娟划款系基于履行与黎瑞生之间的借款合同，邓银娟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欧阳少玲获得上述款项系收取归还的欠款，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上述两个民事法律行为都属于“合法根据”。邓银娟借出的款项与黎瑞生形成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邓银娟应当向恰当的债务人主张权利，其权利并未受损，欧阳少玲也未获得不具合法根据的利益。根据以上事实，实际是两个借款合同关系，欧阳少玲获得涉案15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因此被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向欧阳少玲追索本案争议款项，理由不成立，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及判决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审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邓银娟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300元，均由被上诉人邓银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群审判员 刘 璟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