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宜中民二终字第135号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公司。
负责人李文胜，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熊中华，系江西华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江西省高安市汽运集团华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呈亮，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卢求根，江西雪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高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华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4）高民二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月30日，华运公司就赣CK51**号货车向财保高安公司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为500000元，并约定了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限为2013年1月31日至2014年1月30日。2013年5月9日18时5分，华运公司允许的驾驶人万金辉驾驶赣CK51**号华菱之星重型自卸货车从高安市矿山水库石场出发至南昌市，途径相城至矿山水库冷塘自然村冷塘泄闸旁路段时，与相对方向行驶由甘龙邦驾驶的赣CEF9**号豪爵牌二轮摩托车（后座乘客胡柏良）会车时发生刮擦，造成甘龙邦、胡柏良掉入冷塘泄闸涵洞内，甘龙邦溺水窒息死亡、胡柏良受伤入院的重大交通事故。该事故经高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万金辉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甘龙邦、胡柏良不负事故责任。
原审法院另查明，死者甘龙邦生前户籍所在地为高安市相城镇锦江牛场宿舍3栋3号，属非农业家庭户口。事故发生时，甘龙邦的父亲甘杏林为69周岁，母亲黄国花为67周岁，儿子甘宇为17周岁。其父母户籍所在地为上高县新界埠乡，属农业家庭户口，并育有4名子女；儿子户籍所在地为高安市相城镇，属非农业户口。2013年5月14日经交警部门主持调解，万金辉赔偿了甘龙邦家属各项损失460000元。另外，乘客胡柏良受伤后在高安市骨伤医院住院治疗43天，花费医疗费15448.5元，出院时医生医嘱休息3个月。胡柏良户籍所在地为高安市相城镇石梅村堂上村55号，属农业家庭户口。2013年10月10日经交警部门主持调解，万金辉赔偿了胡柏良各项损失42182.5元。此外，2013年12月5日，肇事司机万金辉与华运公司签订协议，将本次事故的保险索赔权转让给了华运公司。华运公司就上述损失向财保高安公司索赔未果，因此诉至该院，请求法院判令财保高安公司支付保险理赔536609.5元，并由财保高安公司承担诉讼费。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华运公司与财保高安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合同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华运公司在本事故中所受的合理合法的损失，财保高安公司应在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关于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是否采信的问题。该院认为，高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就本次事故所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责任的认定合法有效，故对财保高安公司提出的摩托车驾驶员甘龙邦应承担同等责任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肇事司机万金辉在事故发生后虽然离开了事故现场，但其第二天即到交警大队自首，所以主观上并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故万金辉不构成肇事逃逸。该院对财保高安公司提出的肇事司机万金辉存在肇事逃逸行为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关于财保高安公司提出的不应承担精神抚慰金的抗辩理由，该院认为，因高安市人民检察院对肇事司机万金辉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书，万金辉并未因本次事故而受到刑事处罚，故万金辉向受害人甘龙邦的家属支付精神抚慰金合理合法。对于财保高安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赔偿项目和赔偿金额，该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重新认定如下：1、赔偿伤者胡柏良的部分：医疗费为15448.5元，误工费为7656元（误工133天，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2013年农业平均工资21011元），护理费为3668.6元（住院43天，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2013年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31141元），伙食补助费1290元（30元／天×43天），交通费酌情认定500元，合计人民币29853.1元。2、赔偿死者甘龙邦家属的部分：死亡赔偿金397200元，丧葬费19825.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父亲12825元、母亲15390元、子6388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处理事故及办理丧事误工费、交通费3000元，共计494628.5元。上述损失发生在保险期间，根据华运公司与财保高安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约定，财保高安公司有义务予以理赔。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财保高安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保险金共计人民币524481.6元给华运公司。二、驳回华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66元，由财保高安公司承担8958元，由华运公司自行承担207元。
上诉人财保高安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财保高安公司向被上诉人华运公司送达了保险单和相应的保险条款，并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和说明，华运公司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表示充分理解和接受。因此，免责条款应成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对这些条款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进行了常人能理解的明确说明义务，从而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定，这完全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二、依照《保险法》解释二的规定，上诉人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华运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据此，上诉人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华运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三、依据上诉人与投保人华运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规定，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险中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因驾驶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所以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诉人与投保人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6条第7款的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在本案中，赣CK51**号车的驾驶员万金辉驾驶车辆过程中与死者甘龙邦所驾驶车辆的遮阳伞发生刮擦，导致甘龙邦所驾车辆往右侧翻，甘龙邦本人及车上人员胡柏良掉入冷塘泄闸涵洞，最后甘龙邦死亡以及胡柏良受伤的交通事故。在事故中，万金辉明知可能发生了碰撞，但未下车查看，而是驾驶车辆离开现场，万金辉事实上已构成了驾车逃逸，最后也导致交警认定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如果万金辉不是客观上驾车逃逸了现场，他是不可能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因为，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其所驾车辆刮擦死者所驾车辆的遮阳伞，而死者甘龙邦加装遮阳伞的行为本身造成其上路危险系数增加，对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负事故的同等责任，而不是事故认定书上所认定的没有违法行为，不负事故的任何责任。因此，依据上诉人与投保人华运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规定，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对本案不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本案当中被上诉人只赔偿了死者甘龙邦家属46万元整，而一审法院却认定死者损失为494628.5元，从而判决该损失由上诉人全额承担，实属错误。此外，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2013年5月9日，死者父亲1943年12月8日出生，事故发生时其实为70周岁；死者母亲1945年5月13日出生，事故发生时为68周岁；死者儿子1995年10月12日出生，事故发生时为18周岁。原审判决均对上述三被抚养人生活费各多计算了一年，二审法院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从而导致错误判决，故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只在交强险中承担120000元，在商业险中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多判赔付404481.6元。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华运公司答辩称：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有据，请二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二、上诉人财保高安公司认为驾驶人“逃逸”从而免责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未减速靠右行驶及未保持必要距离，而未认定是驾车逃逸，所以被上诉人华运公司的驾驶人不存在逃逸的问题。2、从高安市人民检察院不予起诉决定书来看，驾驶人被认定为自首，并未认定有逃逸的事实。3、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认为，可能发生了碰撞，但未下车查看，从而推定驾驶人逃逸，并没有事实依据，可能并不代表一定，况且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发生了碰撞，即使发生了碰撞，也不一定就会逃逸。4、从驾驶人“自首”的情节看，驾驶人并不构成逃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逃逸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驾驶人“自首”显然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意图，本案不存在“逃逸”的问题。综上所述，第一，上诉人主张驾驶人逃逸没有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没有“逃逸”行为，也就不存在上诉人免责的问题。第二，驾驶人已及时报了警，及时报了“险”，不存在违反保险合同的行为。第三，事故发生以后，按保险合同的规定，受害人确实损失了536609.5元，现在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524481.6元，该判决已是非常照顾上诉人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华运公司为支持其答辩理由，在本院二审诉讼中提供了如下四份新证据。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抄件）》一份。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批单（抄件）》一份。3.《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单（抄件）》一份。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批单（抄件）》一份。拟证明，2013年1月30日，本案肇事车辆在上诉人财保高安公司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保险时，该车的号牌为赣C794**，投保人、被保险人、车主为宜丰县华运物流有限公司。2013年3月16日，经财保高安公司审批，双方当事人办理了变更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保险相关手续，该车的号牌由赣C794**变更为赣CK51**，投保人、被保险人、车主由原宜丰县华运物流有限公司变更为被上诉人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华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财保高安公司在办理上述变更审批手续时，未向变更后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华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内容进行说明。对上述证据，财保高安公司质证时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2013年1月30日，本案肇事车辆在上诉人财保高安公司参加机动车辆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保险时，该车的号牌为赣C794**，投保人、被保险人、车主为原宜丰县华运物流有限公司。当时，财保高安公司向投保人宜丰县华运物流有限公司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内容进行了提示和说明。2013年3月16日，经财保高安公司审批，双方当事人办理了变更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保险相关手续，该车的号牌由赣C794**变更为赣CK51**，投保人、被保险人、车主由原宜丰县华运物流有限公司变更为被上诉人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华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财保高安公司在办理上述变更审批手续时，未向变更后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车主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华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内容进行说明。
另查明，2013年5月9日18时5分，上诉人华运公司允许的驾驶人万金辉驾驶赣CK51**号货车从高安市矿山水库石场出发至南昌市，途径相城至矿山水库冷塘自然村冷塘泄闸旁“S”路段时，与相对方向行驶由甘龙邦驾驶的赣CEF9**号二轮摩托车（后座乘客胡柏良）的遮阳伞会车发生刮擦，导致甘龙邦所驾车辆往右边侧翻，甘龙邦、胡柏良掉入冷塘泄闸涵洞内，甘龙邦溺水窒息死亡，胡柏良受伤的交通事故。此次事故发生时，因会车地点处在“S”路段，万金辉从车辆后视镜中并未发现其驾驶的车辆在会车时与甘龙邦驾驶摩托车的遮阳伞发生刮擦，造成甘龙邦、胡柏良掉入冷塘泄闸涵洞内的事实，直至其继续行驶到高安市筠阳收费站给车辆加水时，听说其所经过路段死了人，便怀疑是否与其有关，因此，万金辉当时便报了警，第二天便到高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投案自首。2013年5月23日，高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对此次交通事故作出了《道理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此次交通事故成因分析为：“当事人万金辉驾驶机动车会车时未保持安全距离，未能采取安全有效的避让措施，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据此依法认定万金辉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甘龙邦当日属正常驾驶，无违法行为，不负此次事故的责任。此外，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检察院在对万金辉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中，亦未认定万金辉在明知发生此次交通事故时，驾驶车辆逃离事故现场，而认定了其有自首情节。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关于交警部门所作的本案事故认定书是否应采信的问题。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经过对事故现场勘查和询问相关当事人和证人，高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对本案交通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后，作出高公交认字（2013）第11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过错责任划分及使用法律正确，且本案事故当事人未对该认定书依法提出复议，故本院对该认定书予以采信，对财保高安公司提出的要求死者甘龙邦负本案事故同等责任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2、关于财保高安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在本案诉讼中，财保高安公司虽然提供证据证明了其已向本案肇事车辆的原投保人宜丰县华运物流有限公司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作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但是，财保高安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在该车辆变更投保人即本案被上诉人华运公司后，其已向该公司就《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作出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故该保险条款中的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在本案中不产生效力。因为，本案肇事车辆是一辆过户车辆，投保人、被保险人、车主及车牌号均已发生了变更，双方重新办理的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的保险单及保险批单，应视为双方重新签订了一份新的保险合同，所以，保险人还应向变更后的投保人就免责条款内容作出提示和明确说明。第二、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款内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该是被保险人在明知交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在本案诉讼中，财保高安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万金辉明知发生了本案交通事故仍驾驶车辆逃离事故现场，高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检察院对万金辉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均未认定万金辉在该次交通事故中有逃逸行为。综上，财保高安公司要求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不负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关于原审判决计算死者甘龙邦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错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的实际年龄是以周岁为单位计算的。因此，原审法院根据甘龙邦的父母及儿子的出生时间至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时间，认定本案事故发生时甘龙邦的父亲甘杏林为69周岁、母亲黄国花为67周岁、儿子甘宇为17周岁，并根据相关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符合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故财保高安公司关于该问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关于本案赔偿金额的问题。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主持调解，万金辉赔偿了死者甘龙邦家属各项损失460000元，并赔偿了伤者胡柏良各项损失42182.50元，共计赔偿金额为502182.50元。2013年12月5日，万金辉与被上诉人华运公司签订协议，将本次事故的保险索赔权转让给了该公司。而原审判决依法认定伤者胡柏良损失为29853.10元，认定死者甘龙邦家属的损失为494628.50元，两者的共计损失金额为524481.60元，并据此作出判决由财保高安公司支付给华运公司，故原审判决多判决了22291.10元给华运公司，对此，本院应予以纠正。原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但处理不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4）高民二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变更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4）高民二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限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保险金共计人民币502182.50元给被上诉人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华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166元（华运公司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367.22元，共计16533.2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公司承担14533.22元，由被上诉人江西省高安市汽运集团华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承担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漆小飞
审 判 员 刘建波
代理审判员 孙丰堂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邢 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