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金商提字第3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被告）：朱孝春。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富阳市晨阳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富阳市春江街道临江村。
法定代表人：陆久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国顺，系公司员工。
申诉人朱孝春为与被申诉人富阳市晨阳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3）金义佛堂商初字第55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金检民（行）监（2014）33070001123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2015）浙金民抗字第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18日、5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严卫芳出庭。申诉人朱孝春、被申诉人晨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国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9月17日，原审原告晨阳公司起诉称，其于2011年8月与朱孝春建立白板纸买卖关系。应朱孝春要求，其分别于2011年8月26—28日、9月1日—9月7日、9月18日向朱孝春设在义乌市佛堂镇的门市部运送白板纸。朱孝春收到货物后，除支付给其业务员20000元，余款1145041元至今未付。庭前其增加诉讼请求数额45930.8元（即2011年11月5日至2012年2月29日三次送货的货款）。请求判令朱孝春向其支付货款共计1190971.8元。
原审被告朱孝春辩称，讼争双方不存在纸张买卖关系，其从未向晨阳公司购买纸张，晨阳公司也未向其交付白板纸，不存在晨阳公司的业务员向其催讨的事情。其与富阳人董森源有过纸张买卖交易，但董森源是以个人名义与其作纸张生意的。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义乌市人民法院原审认定，案外人董森源代晨阳公司销售纸张。2011年5月至2012年2月期间，朱孝春多次通过董森源向晨阳公司购买纸张，货款共计1190101元。2011年8月29日至2011年11月29日，朱孝春以银行转账方式陆续通过董森源支付了375800元，至今尚欠货款814301元。
义乌市人民法院原审认为，朱孝春辩称董森源在送货时从未向其说明系代晨阳公司销售，其系与董森源个人做生意，但董森源曾以个人名义买卖纸张与本案中代晨阳公司销售纸张之间并无冲突，且晨阳公司持有董森源与朱孝春之间包括送货单及对账单等详细交易凭证，故晨阳公司关于董森源代其销售纸张的陈述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即使朱孝春确系向董森源个人购买纸张，将本案债务视为董森源向晨阳公司转让债权，晨阳公司作为债权受让人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该转让无须朱孝春同意，经通知即对朱孝春发生效力，之后朱孝春应向受让人清偿债务。本案朱孝春收到诉讼材料时应视为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现作为主张债权唯一依据的送货单及对账单等债权凭证均由晨阳公司持有，朱孝春向晨阳公司清偿后并不会出现他人再次主张该货款的情形，故亦无损朱孝春的利益。因此，晨阳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三份对账单中，讼争双方对2011年8月29日及2011年9月1日至9月7日两份对账单的货款金额无异议，共计为563697元。2011年11月5日至2012年2月29日三份送货单的金额为48460元，晨阳公司同意扣除3400元运费后为45060元。2011年9月18日的对账单记载内容为“总共581344元，伍拾捌万壹叁肆拾肆元，9月18日止”，晨阳公司称这是9月17日、18日两天的货款数额，朱孝春称是截止2011年9月18日的拖欠货款总额。原审法院认为，2011年9月18日的对账单中并未包括前两份对账单的货款，理由为：1、截止2011年9月7日，朱孝春确认发生的货款金额为563697元，而根据朱孝春提供的证据，2011年8月29日至9月7日，朱孝春通过董森源账户还款的数额为60000元，加上2011年9月17日送货单中经朱孝春确认的141597.69元，2011年9月18日双方结算时的数额应为645294.16元。如果该份对账单系截止2011年9月18日拖欠货款的总额，因朱孝春未提供偿还晨阳公司货款的其他证据，该对账单中581344元的数额与645294.16元明显不符。2、若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系双方对之前所有债务的清算，朱孝春未要求收回之前出具的债权凭证亦违背日常生活经验。3、虽朱孝春未在2011年9月18日的送货单上签字，但2011年9月17日的送货单及其后的对账单均经朱孝春签字确认，其中2011年9月17日的送货单中的内容与18日送货单前半部分完全一致，对账单中“141597.69元”、“117985.6元”等数字及其计价方式与送货单完全相同，且对账单中的货款总额581344元与18日送货单中合计金额581344元亦完全一致，该三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2011年9月18日的对账单中并未包括前两份对账单的货款，系对2011年9月17日及9月18日两天货款的结算。综上，2011年8月29日至2012年2月29日，朱孝春拖欠货款金额为1190101元，根据其提供的证据，2011年8月29日至2011年11月29日，其陆续通过董森源支付了375800元，至今尚欠货款814301元。晨阳公司称与朱孝春还有其他纸张交易，在起诉时已扣除朱孝春支付的上述款项，但未提供证据佐证，不予支持。朱孝春辩称上述汇款并非其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因未提供其他汇款记录或还款凭证，故对其辩解不予采纳。综上，朱孝春尚欠晨阳公司货款814301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朱孝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晨阳公司货款人民币814301元。二、驳回晨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553元，由晨阳公司负担2389元，朱孝春负担5164元。
宣判后，朱孝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因其未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2013）浙金商终字第1732号民事裁定，按朱孝春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金华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义乌市人民法院（2013）金义佛堂商初字第55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认定2011年9月18日的结算单是2011年9月17日、18日两天的货款，不包括2011年8月28日及9月1日—7日两次结算的货款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理由如下：一、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系双方对之前所有债务的清算，没有收回之前出具的债权凭证，这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鲜见，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原审认定上述作法违背日常生活经验的观点，不能成立。二、原审判决仅以2011年9月17日送货单上的141597.69元与9月18日送货单上的117985.6元和总计额581344元，以及9月18日对账单上记载有上述三个数字就认定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的货款，并以此认为9月18日对账单系对2011年9月17日、18日两天货款的结算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1、2011年9月18日送货单没有朱孝春的签字，除非当事人事后追认或由其他充分证据证明朱孝春收到过货物，否则该份对账单不能对朱孝春发生法律效力。2、2011年9月18日的送货单中没有9月17日送货单中“0.894”这一项，故原判认定9月17日的送货单的内容与9月18日送货单前半部分完全一致是错误的。9月18日对账单中141597.69元与9月17日送货单总金额一致，“117985.6元”与9月18日送货单的其中一项一致，对账单中的其他数字与9月18日送货单无法对应，故原判认定对账单中的“141597.69元”、“117985.6元”等数字及计价方式与送货单完全相同也是错误的。
朱孝春的申诉理由与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理由一致，并认为汇款凭证证明其直接向董森源支付款项的事实，送货单、对账单能够证明本案业务往来发生在其与董森源之间，案涉买卖合同是其与董森源建立的，晨阳公司不具备本案主体资格。晨阳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董森源系公司业务员，也未能证明送货单、对账单系该公司合法取得，原审判令其向晨阳公司支付货款侵犯了董森源的权利。2011年9月18日结算的货款数额应该是605294.69元（即2011年9月7日前的货款563697元+9月17日的货款141597.69元-9月11日已汇款支付的货款100000元）,该款项数额与9月18日对账单记载的581344元仅相差23950.69元。根据2011年8月29日及9月1日—7日两份对账单上其曾三次向董森源支付现金共计30000元的记载内容，其完全有可能在2011年9月8日—18日期间以现金方式支付23950.69元货款。2011年9月18日的送货单未经其签字，该送货单不真实。2011年9月18日的对账单仅为半张纸，该证据明显不完整，该对账单的数字与9月17日、18日送货单的数字无法对应，据此也无法得出581344元的计算结果。再审庭审中另陈述，其已全部付清案涉货款，要求董森源当面与其对帐，经其签字过的对帐单是真的，未经其签字的对帐单是假的。董森源将货物寄存在其处，其帮董森源保管货物，三份对账单是对由其保管的存货数量、价值的结算，并不是对欠付货款的结算。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上除“9月18日止朱孝春”这行字是其书写外，其他的数字及文字都是当时由董森源书写的，该对账单中上面的三排数字及计算公式（竖列）是董森源与他人的交易记录。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晨阳公司辩称，如本案结算凭证未收回，则结算双方应在最后的结算单上写明之前出具的凭证全部失效，方符合交易惯例。本案三份结算凭证相互独立存在，每一份凭证都记载有货物构成、重量、货款等内容，2011年9月18日的结算凭证中275941元与268939.6元相加后合计金额是544880.6元，与581344元虽然相差40000元，但结算双方最后确认的9月17、18日两天交易的货款就是581344元。依据法律规定，其因掌握凭证而享有主张债权的权利。2011年9月3日转账支付的30000元在9月1日的结算单中已经扣除，故不应计入本案欠款中。董森源从2011年9月11日到11月29日共支付货款315800元，尚欠款875171.8元。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再审经审理，确认义乌市人民法院原审查明的事实。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三份对账单系交易双方经结算后形成，对账单列明的尚欠货款金额已经买受人朱孝春签字确认，故案涉对账单具备债权凭证的法律属性，原审中朱孝春对此亦无异议。该债权凭证虽未明确载明债权人名称，但并不影响其记载的应由朱孝春承担的债务内容的真实性。现晨阳公司已持有本案债权凭证，而朱孝春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相关凭证系晨阳公司非法获取，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应当推定债权凭证持有人晨阳公司为合法的债权人。朱孝春认为晨阳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原审中朱孝春仅辩称该对账单上半部分缺失，未完整反映其与朱孝春之间的所有交易账目，其原审中并未主张对账单中的现有内容为事后添加形成，再审中其亦确认对账单中的计算公式及数值均为当时董森源书写，结合该对账单中记载的“41.524×3410＝141597.69”与朱孝春签字确认的2011年9月17日送货单的货款计算一致，以及该对账单经朱孝春签字确认的情况，故应认定该对账单系买卖双方于结算时形成，其内容客观真实，且能够反映案涉货款结算过程。
2011年9月18日的送货单虽未经朱孝春签字，但结合朱孝春签字确认的2011年9月17日送货单及9月18日对账单中的计价方式与货款，能够印证2011年9月18日送货单的真实性。同时，2011年9月18日送货单并非为原判定案的唯一依据，即便缺失该证据，朱孝春关于2011年9月18日未发生货物买卖交易，该日对账单记载的581344元系对2011年8月29日、9月1日—7日两份对账单及2011年9月17日送货单汇总计算的货款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如果朱孝春上述主张成立，则双方上述时间内的交易情况必然在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中予以记载。而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中除列明2011年9月17日交易情况外，该对账单中的其他数据与2011年8月29日、9月1日—7日两份对账单及相应送货单记载的交易情况不相印证。特别是单价为每吨2960元的买卖交易，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中记载了“39.86×2960＝117985.6”即发生39.86吨计117985.6元交易，而该类货物在2011年9月17日以前仅交易9.22吨计27291.6元（见2011年8月27日送货单中记载的“9.22×2960＝27291.6”），据此表明2011年9月18日双方仍存在货物买卖交易。同时，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中记载的单价为每吨3010元的货物交易量数倍小于2011年9月17日以前该类货物的汇总交易量，该情形又表明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记载内容并不包含2011年9月17日之前的交易情况。二、按朱孝春主张的事实无法计算出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的结算结果。将8月29日、9月1日—7日两份对账单货款及2011年9月17日送货单的货款相加，再减去朱孝春于2011年8月29日至9月18日期间的已付款项，结算出的尚欠货款，与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中记载的货款结算金额581344元不相符，且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如果考虑前述分析的2011年9月18日双方仍发生货物买卖交易的因素，则两者之间的差额更大。朱孝春虽辩解其可能另行支付过现金，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三、本案2011年9月1日—7日对账单结算后，朱孝春又于2011年9月11日汇款支付货款100000元。如果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系双方对截止2011年9月18日尚欠货款的结算，则按根据双方结算习惯（前两份对账单中均将结算期内的已付货款扣除并记载在结算金额之前），上述100000元已付款项也应纳入该对账单结算，但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并未对此作出记载。
综上情形表明，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结算的货款与2011年8月29日、2011年9月1日—7日两份对账单结算的货款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性。案涉对账单均由朱孝春签字确认，其对本案货物买卖的交易、结算情况当为明知，就其主张的事实与实际结算结果之间存在的诸多矛盾，朱孝春作为交易当事人和结算行为人既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供足以推翻对账单结算结果及2011年9月18日双方仍存在货物买卖事实的相反证据。朱孝春关于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系交易双方对截止2011年9月18日尚欠货款的结算，及其已付清全部案涉货款的主张，依据与理由欠缺，本院不予支持。朱孝春辩称交易双方为货物保管关系，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朱孝春辩称未收到2011年9月18日的货物，因其已对2011年9月18日对账单结算结果签字确认，该辩称亦不符合“先验货，后结算”的商业惯例，故本院亦不予采信。检察机关的抗诉事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3）金义佛堂商初字第55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向平
审 判 员 马美华
审 判 员 徐 晋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苏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