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3）苏商申字第536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余文军。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苏润阳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中生，该公司董事长。
申请再审人余文军因与被申请人江苏润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阳药业公司）返还投资款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徐商终字第0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余文军申请再审称：1.二审法院认定余文军与润阳药业公司之间无直接法律关系错误。余文军于2001年10月16日向润阳药业公司实际交纳了投资款17万元，2005年12月1日润阳药业公司向余文军出具的收据证明该笔款项是公司收取的。徐州方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徐方审（2004）1-47号报告书中也将余文军出资作为股东集资款，按照企业的“其他应付款”进行了会计方法处理。润阳药业公司也曾给余文军下发参加股东会议通知，充分说明余文军投资的事实是明确的，且未授权其他人处理其投资。2.润阳药业公司的前身徐州市古彭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古彭药业公司）正是用余文军的投资款完成了工商注册，但却一直未将“投资款”以股权形式确认，润阳药业公司占有余文军的投资款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润阳药业公司提交意见认为，1.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余文军所谓的投资实际是河南籍投资者内部集资行为，该事实在（2011）铜商初字第0897号民事判决中已经得到确认，不属于不当得利。2.二审适用法律正确。河南籍投资者委派代表经营管理这一事实已经得到余文军的认可，代表们退出时收取的价款未与其他集资者分配，应通过集资法律关系处理。余文军的集资是基于朱行发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协议，该协议早已明确朱行发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公司无需返还，且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均由朱行发承担，余文军对此是明知的。河南籍投资者整体退出时，企业是严重亏损的状态，不存在返还的问题。余文军对集资可能发生的盈亏后果应是明知的，现亦无证据证明余文军的集资款已经转化为润阳公司的债权。故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审查查明：1998年4月，由徐州市古彭制药厂、铜山县医药公司、徐州彭祖中药饮片厂三家企业合并组建江苏千禧龙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禧龙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股东为铜山县卫生局（出资700万元，占注册资金的35%）、徐州市古彭制药厂（出资900万元、占注册资金的45%）、工会（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金的20%）。2001年2月6日，铜山县卫生局作为主管单位以铜卫发（2001）14号文件批复，同意解散千禧龙公司，恢复原徐州市古彭制药厂（集体企业）、铜山县医药公司（现已破产）、徐州彭祖中药饮片厂三家企业独立法人资格。2001年3月15日，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苏药管安（2001）189号文批复同意原徐州市古彭制药厂恢复法人资格后仍使用徐州市古彭制药厂名称，法定代表人为庞明放，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按原生产地址换发《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2001年8月31日，千禧龙公司办理了企业注销登记。
2001年7月29日，千禧龙公司大黄山生产基地（即徐州市古彭制药厂）与20余名河南籍投资者的代表朱行发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公司用输液车间及文号和配套的动力仓储化验办公室等设施与朱行发合作，期限为15年。朱行发筹集资金注入GMP达标认证，所需改造费用全部由朱行发承担；投资改造的费用作为合作期间朱行发交于公司的设施使用费和管理费。合作期满后朱行发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公司不需返还；朱行发在生产供销、财务及人员安置等方面享有独立决策权，全面管理企业，公司协助朱行发做好生产技术质量管理；朱行发接收现有职工，正常生产后确保按时发放工资及办理有关福利待遇，公司原有债权债务由公司处理。朱行发在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由其自行负责。包括朱行发、李齐进、吴华、吴海燕、薛迪青等及本案余文军在内的投资者陆续集资对企业进行了投资改造，根据徐方审（2004）1-047号审计报告显示集资款共计7382492.73元。余文军于2001年10月16日向吴海燕缴纳资金17万元。
2001年9月2日，经原徐州市古彭制药厂负责人庞明放、邢敦虎、曹荣明、工会主席张立成协商并征得职工同意，决定成立古彭药业公司。同年9月22日，徐州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古彭药业公司工会持股会及庞明放、曹荣明、邢敦虎的出资进行评估验资，报告显示所评估的资产为改建厂房内的全新购置设备，处于待用状态。根据查明的事实，该新设备购置资金系朱行发、李齐进等河南籍投资者集资注入，原徐州市古彭制药厂的净资产205.69万元未被注册，庞明放、曹荣明、邢敦虎及张立成四个人实际均未出资注册。
2001年10月19日，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苏药监安（2001）750号文件批复同意徐州市古彭制药厂更名为古彭药业公司，其证号、注册地址和生产地址、生产范围等项目不变。
2001年11月27日，古彭药业公司经徐州市铜山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开业，注册资金为200万，股东庞明放出资37万，曹荣明出资36万，邢敦虎出资36万，张立成代表工会持股会出资91万元。出资方式均为实物出资，庞明放任法定代表人，企业登记住所、经营范围与原徐州市古彭制药厂一致。企业运营中，曹荣明任销售部经理，邢敦虎任生产部经理，张立成任工会主席。河南籍投资者吴华为总经理，李齐进负责生产技术，薛迪青为物科部经理，吴海燕为财务会计，该四人作为投资者代表进行现场管理，余文军及朱行发等人未参与企业经营。
2004年2月18日，庞明放将所持有的37万元股权以37万元价格转让给薛迪青、邢敦虎把所持有36万元股权以36万元价格转让给李齐进、曹荣明把所持有36万元股权以36万元价格转让给吴海燕，工会持股会所持有的91万元股权以91万元价格转让给吴华，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应由公司工会盖章处仅印有张立成私章。2004年3月9日，古彭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核准变更为吴华，原股东变更为李齐进、吴海燕、吴华、薛迪青四人。无证据证明庞明放等四人收取股权转让款。
2005年9月13日，古彭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吴华变更为李齐进。2005年12月1日，由吴海燕经办向余文军出具收据一张，收款事由载明“交徐州古彭药业股金（2001.10.16号交）”，该收据上盖有古彭药业公司现金收讫章。2006年12月薛迪青、吴海燕与吴华签订转让协议，二人将其持有的37万元、36万元股权转让给吴华，吴华继而又将其股权中的144万元股权转让给苏中生；李齐进与苏中生签订转让协议，将36万元股权转让给苏中生。2006年12月12日，古彭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齐进变更为苏中生，股东由吴华、李齐进、吴海燕、薛迪青变更为苏中生、吴华，苏中生认缴出资180万，吴华认缴出资20万。股权转让中，吴海燕收取转让费约40万元、李齐进收取转让费约38万元、薛迪青收取转让费约50万元、吴华收取转让费约78万元。以上款项均由苏中生直接支付。
2009年4月，古彭药业公司从徐州市大黄山坡里迁出至铜山新区第三工业园康平路。2009年5月18日古彭药业公司更名为润阳药业公司，注册资本增资至500万元，苏中生认缴出资480万元，吴华认缴出资20万元。2009年11月27日，吴华收取周红股权转让金约20万元。2009年12月3日，润阳药业公司股东变更为苏中生和周红。
2010年4月21日，余文军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其为润阳药业公司的股东，该院于2010年10月20日作出（2010）铜商初字第239号民事判决；后润阳药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1年4月11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徐商终字第004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后，于2012年3月5日作出（2011）铜商初字第0897号民事判决：驳回余文军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2012年3月23日，余文军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法判令润阳药业公司返还余文军投资款17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8倍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本案诉讼费用由润阳药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古彭药业公司筹备设立同期，以朱行发为首的河南籍投资者根据与徐州市古彭制药厂的协议对企业进行改建，利用原企业的生产证号、厂房、工人等进行生产经营。2001年10月16日，余文军向河南籍投资者会计吴海燕交纳现金17万元。2001年10月19日，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苏药监安（2001）750号文件批复同意徐州市古彭制药厂更名为古彭药业公司，其证号、注册地址和生产地址、生产范围等项目不变。2001年11月27日，古彭药业公司正式成立，2009年5月18日古彭药业公司变更名称为润阳药业公司。余文军未被登记为公司股东，其要求确认为润阳药业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亦被法院驳回，但其对徐州市古彭制药厂进行了投资，余文军交纳的“股金”应当作为投资款予以返还，并应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应当从当事人实际占有使用投资款之日开始计算。而润阳药业公司为徐州市古彭制药厂几经变更后而来，相应的债务应当由润阳药业公司承担。但余文军要求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8倍计算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应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润阳药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余文军投资款17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自2001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二、驳回余文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70元，由余文军负担1370元，由润阳药业公司负担6000元。
润阳药业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另查明：2004年铜山县柳新镇人民政府委托徐州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古彭药业公司截止2004年11月30日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于2004年12月15日作出徐方审（2004）1-047号审计报告，报告显示截止2004年11月30日古彭药业公司审计后资产总额为14074526.55元，负债总额为15697963.49元，所有者权益为-1623436.94元。在该审计报告所附《实际投资人投资、欠发工资及往来帐项一览表》中，实际投资者24位，投资总额7382492.73元，企业欠发10位实际投资者工资，另有13位投资者向企业借款未还，24位投资者投资款与欠发工资和往来帐项相抵后合计金额为6942648.42元，其中吴华与姚新杰两位投资者最后合计数为负数。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润阳药业公司是否应向余文军返还诉争投资款。
二审法院认为：余文军与润阳药业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投资法律关系或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余文军在本案中对润阳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一、余文军与润阳药业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投资法律关系。2001年7月朱行发与千禧龙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此后余文军等河南籍投资者集资注入企业，每位投资者的投资在千禧龙公司的股权或账目上如何体现，没有证据证明。在上述合作协议履行期间，千禧龙公司注销但未对企业债权债务进行清算。2001年11月，古彭药业公司成立并接收了原千禧龙公司的资产。吴华、李齐进、薛迪青、吴海燕等四人作为河南籍投资者代表进入古彭药业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并于2004年2月成为该公司股东，其余河南籍投资者未成为该公司股东。吴华、李齐进、薛迪青、吴海燕的股权与其出资比例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每一位显名股东背后是否存在隐名股东及具体比例，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并且吴华所受让的股份为张立成持有的原企业职工股，也没有证据证明吴华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以上事实证明，余文军等投资者是以朱行发为首的河南籍投资者团体的一员，在企业变更沿革后，吴华、李齐进等四人是河南籍投资者在古彭药业公司的代表，河南籍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与企业建立投资法律关系，并委派代表进入企业经营管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每一位河南籍投资者直接与企业建立了投资关系。
二、本案吴华、李齐进等四位河南籍投资者代表退出公司的行为应当视为河南籍投资者的整体退出。每位河南籍投资者在润阳药业公司中的投资权益或债权不明确。由于河南籍投资者的投资作为资金整体注入企业，对于该批资金或其中每一笔资金的去向以及往来帐项，具体投资人应与其推选进入公司的投资者代表进行结算。根据徐方审（2004）1-047号审计报告所附表格，古彭药业公司实际投资者为24位，投资款总额738.2万余元，与有关债项相抵后合计694.2万余元。而根据余文军在一审法院所举《投资人员名单、金额》复印件，显示实际投资者18位，投资总额为620.5万元。徐方审（2004）1-047号审计报告所附表格显示的投资者以及投资金额，与余文军举证的复印件相对比，从人员名单到具体投资金额均不能完全对应。而余文军二审中又陈述，河南籍投资者总计集资800余万元。因此，河南籍投资者的组成以及在企业变更期间所发生的往来帐项，目前均是不明确的事实。
苏中生以及润阳药业公司有理由相信，吴华、李齐进等四位河南籍投资者代表退出公司，代表河南籍投资者的整体退出。本案中，吴华、李齐进等四位投资者代表所受让的股权与其个人投资并未一一对应，其中吴华还受让了原企业职工股。在股权受让时，没有证据证明该四人重新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根据吴华、李齐进等四位河南籍投资者代表股权受让的事实，无法确定每位河南籍投资者在公司的投资权益分配或债权；另一方面，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他河南籍投资者的权益已经转化为公司认可的债权，因此该四人持有的股权应当视为代表河南籍投资者整体的权益。同时，根据徐方审（2004）1-047号审计报告，古彭药业公司净资产为-1623436.94元，在当时情况下投资者如欲收回其投资显然没有可能。此后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苏中生通过股权受让进入公司并进行经营管理，吴华、李齐进等四人陆续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全部退出润阳药业公司，并收取了苏中生、周红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在河南籍投资者代表退出的同时，并未就河南籍投资者的权益作出特别声明或约定，因此苏中生以及润阳药业公司有理由相信该次退出为河南籍投资者的整体退出。
三、余文军未能举证证明其17万元投资款已经转化为对公司的债权。本案中，余文军的17万元投资款由河南籍投资者吴海燕收取，而非由原企业财会收取；余文军在一审法院所举古彭药业公司盖章确认的说明及投资者明细，仅为复印件，润阳药业公司亦不认可，没有证明效力；徐方审（2004）1-047号审计报告所附投资者明细中，有余文军投资一项，但该报告仅是将实际投资者投资和往来账款进行统计和展示，并非企业最终结算和确认债权的依据。余文军在一、二审中主张，其多次要求公司列其为股东，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余文军的权利主张仅有朱行发等河南籍投资者的证言，不足以证明投资者与公司方存在有关约定。余文军亦认可吴华、李齐进等人是河南籍投资者的代表，但吴华、李齐进等人退出公司时对于河南籍投资者是否有剩余债权，并未作出明确声明或者约定。因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余文军的17万元投资款已经转化对公司的债权。
综上，润阳药业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有误，因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该院判决：一、撤销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2）铜商初字第020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余文军对润阳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3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余文军负担。
申请再审阶段，余文军提交以下证据：
2013年11月23日吴海燕、李齐进的说明以及李齐进的录音资料。证明吴海燕、李齐进退出的仅是他们自己的股权，不包括其他人的投资。李齐进在录音中陈述了出具说明的过程，以及本来要给余文军等人分红的，后来确认股权不行就变成确认余文军等人对润阳药业公司具有债权。
润阳药业公司质证认为，对于两份说明，从形式上看属于证人证言，不具备法定证据要件，不能确定为李齐进、吴海燕本人书写，两人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内容不真实。对于录音资料中是否为李齐进本人陈述无法核实，且李齐进与本案处理具有利害关系，即使录音中为李齐进本人陈述，其也是为了推卸责任，不符合客观事实。
本院认为，余文军提交的上述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对方亦不认可，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又查明，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1）铜商初字第0897号民事判决认定：2001年10月16日，余文军向河南籍投资者会计吴海燕交纳现金17万元，吴海燕出具的收条上虽然注明“古彭制药厂股金”，此时吴海燕本身仅为河南籍投资者会计，并不是原古彭制药厂职工，也不是古彭药业公司发起人，代表不了公司股东，余文军的出资只能理解为河南籍投资者内部集资行为。关于2005年12月1日吴海燕向余文军出具加盖古彭药业公司现金收讫公章的收据，仅是对2001年10月16日余文军交款事实的确认，证明此次交款并不是交予吴海燕个人而是由公司吸收使用的。
本院认为：余文军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理由是：
1.余文军主张其向润阳药业公司投资17万元证据不足。余文军提交2001年10月16日吴海燕出具的收条、2005年12月1日古彭药业公司盖章的收据以及徐方审（2004）1-047号审计报告等证据主张其向润阳药业公司投资17万元。对于上述收条和收据的性质，在（2011）铜商初字第0897号民事判决中已有认定。且余文军主张2001年河南籍投资者共计投资800余万，但千禧龙公司账目如何体现并无证据证明。古彭药业公司设立时接受原千禧龙公司资产，以实物投资注册资本仅为200万元，对于每位投资者的投资用途也未明确，吴华、李齐进、薛迪青、吴海燕四人作为河南籍投资者的代表进入古彭药业公司参与经营管理，其成为公司股东后的股权与投资比例并非一一对应，此说明河南籍投资者是作为一个整体向润阳药业公司出资的。虽然徐方审（2004）1-047号审计报告所附表格中载明余文军投资事项，但该审计报告是铜山县柳新镇人民政府委托审计的，二审判决认定该报告仅是将实际投资者投资和往来账项进行统计和展示、并非企业最终结算和确认债权的依据，并无不当。
2.润阳药业公司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余文军投资17万元系河南籍投资者内部集资行为，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适用条件。吴华、李齐进、薛迪青、吴海燕退出公司时对于其他投资者是否对公司享有债权未作明确声明或约定，应视为该四人代表河南籍投资者整体退出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余文军与润阳药业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余文军应与吴华、李齐进等人结算集资损益。余文军不具有对润阳药业公司17万元的债权，其提交的古彭医药公司《对朱行发等同志的投资处理的意见》系复印件，润阳药业公司不认可该文件的真实性，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二审判决驳回余文军要求润阳药业公司返还其17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余文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余文军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邹 宇
代理审判员 杨 艳
代理审判员 孔 萍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