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72民初570号原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号建发国际大厦**层。法定代表人：张勇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骥原，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贝艳，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海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孙文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鹏鸠，辽宁天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月林，辽宁天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6年9月29日、10月27日、11月9日、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木材损失人民币21908846.54元；2.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10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0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仓储保管合同》，合同对于保管责任、违约责任及赔偿标准等均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4年5月将共计18034.667立方米的进口木材交由被告保管，被告于2014年10月23日向原告出具《库存明细》显示，尚有14774.667立方米木材存放在被告处。2015年12月10日，原告曾要求提取483立方米木材，但被告却拒绝向原告交付。之后，原告致函被告要求提取剩余木材，然而被告并未按规定期限向原告交付木材。此后，原告多次就短少木材的损失赔偿问题与被告交涉，被告不仅未能依约赔偿原告相应的损失，甚至未予以原告任何书面答复。截至2016年5月10日，被告尚有约14298.667立方米木材无法交付。根据《仓储保管合同》第七条第1款的约定，被告应按照短少木材成本价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综上，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未能依约交付木材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如所请。原告提起诉讼后，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与被告进行和解并提取木材，被告亦同意。截止2016年9月29日，原告主张被告还有5294.46立方米木材无法交付，故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赔偿原告木材损失人民币8634876.43元。被告辩称，1.原被告主体错误，原被告之间不涉及木材保管关系，原告不是仓储合同的当事人，原告对被告不享有诉权。涉案木材是福州建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建发公司）所有，原告与唐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物流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港口物流公司是为福州建发公司履行代理行为，与被告无关；2.涉案木材入库数量以根数为单位，港口物流公司、唐山曹妃甸文丰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丰码头公司）以及被告无法检验核实木材入库、出仓的立方米数量，只能以根数计算，港口物流公司在进仓确认单上确认入库木材37911.5根，但并没有确认立方米数量。原告在木材入库、提取的过程中不在乎木材的品种、规格及立方米数量；3.木材没有短少，入库总计37911.5根，原告已经提取了35169.5根，文丰码头公司现剩余2900根木材，两者相加数量与入库数量基本一致。根据原告诉请、被告答辩，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仓储保管合同关系；2、原被告双方在涉案木材仓储业务中的计量单位是根数还是体积；3、涉案木材是否发生短少，若有短少，损失如何计算。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13份证据：证据1、仓储保管合同，原件，证明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并就保管责任、违约责任、赔偿标准等进行了约定；证据2、工商档案登记信息，证明福州建发公司是原告的控股子公司，原被告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证据3、被告出具的授权书，证明被告已委托其控股公司港口物流公司履行仓储保管合同；证据4、港口物流公司盖章确认的进仓确认书，证明原告2014年5月向被告交付进口木材共计18034.667立方米；证据5、港口物流公司向原告出具的库存明细，原件，证明原告共有18034.667立方米的木材仓储在被告处，截至2014年10月23日，剩余木材为14774.667立方米；证据6、出仓通知单，原件，证明2015年12月10日向被告提货不成的情况以及木材出仓的计量单位是立方米而不是根数；证据7、通知及快递底单，证明原告要求提取剩余14298.667立方米木材未能实现的情况以及就赔偿问题与被告沟通的事实，同时证明木材的计量单位是立方米；证据8、福州建发公司与货物卖方阿尔坎林业合伙有限公司(ALCANFORESTPRODUCTSLIMITEDPARATNRSHIP)签订的进口合同（复印件）、提单、商业发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到单通知、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3份借记通知；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木材运输保险单、厦门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国内跨行小额汇款凭证；文丰码头公司出具的福州建发公司费用情况说明、2015年11月3日港口物流公司出具的价格确认函、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2016年8月15日函、业务结算申请书，证明原告购买涉案木材的事实及所支付的成本；证据9、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天津市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天津市律师服务临时收费标准（打印件）；证明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100000元；证据10、“梅尔湖”轮木材相关费用减免申请函、业务联系函，证明原被告建立仓储关系的事实及原被告主体适格；证据11、13木材的现场照片，证明存货时已对木材进行检尺，因此应当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证据12、木材检尺承揽合同、检尺报告书、授权书、检尺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及工商信息，证明原告提取木材时是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的，且剩余木材不具备提货条件。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合同附件中列明了原告下属控股公司有8个，但不包含福州建发公司，该合同不适用于本案木材，仅适用于钢材等，损失计算的依据应是重新购置木材的成本；证据2是打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即使证据是真实合法的，但是福州建发公司是独立法人，对外承担独立的义务；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福州建发公司与被告之间没有法律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原告的主体资格有异议，进仓确认书的样本是由福州建发公司提供的，木材的存货方是福州建发公司，保管方是港口物流公司，港口物流公司仅是代理方；记载的立方米数没有依据，件数也是随意记载的，确认入库的数量是37911.5根，对其他的数据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填表人和盖章人为石金波，石金波因伪造单据及印章已经被刑事羁押，因此数据都是不真实的；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2015年12月10日的出仓通知单上没有根数，只有立方米数，因此无法出货，并且港口物流公司告知原告此单作废，反而可以证明控制木材出仓的计量单位是根数；对2016年8月23日出仓通知单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有时提货之后才补交出仓通知单，提货不能并不是因为仓储方的原因；对证据7的关联性有异议，不存在原告所称拒绝交货的事实，拒绝交货是因为出仓通知单上没有写明木材根数；出仓通知单上的立方米数都是原告自己填写，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邮件是寄给被告的，但是原告之前都是跟港口物流公司沟通的；对证据8中的进口合同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如果合同是真实的话，合同主体是福州建发公司，原告不享有货权和诉权；对提单真实性没有异议，合同主体是福州建发公司不是原告；商业发票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到单通知、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3份借记通知、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海关进口增值税缴款人是福州建发公司（莆田市环球木材有限公司），放货也是由莆田市环球木材有限公司指示；对保险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保险单发票无法看出是否属于涉案木材，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付款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对福州建发公司费用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堆存费、港口费等都是木材在曹妃甸港卸货过程中发生的；对价格确认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港口物流公司是代福州建发公司委托文丰码头公司办理木材装卸等业务，港口物流公司仅是收取福州建发公司的代理费；转账水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函、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恰恰证明了木材的仓储方是文丰码头公司，港口物流公司或者被告没有向原告或福州建发公司收取过仓储费，仓储合同是不成立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律师费的索赔是没有依据的；对证据10中申请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自己出具，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联系函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知照片何时拍摄，即使照片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照片中有的木材标有10-24等数字，但是绝大多数木材上没有表明木材长度及直径等标志，因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2中木材检尺承揽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相反可以证明涉案木材不是以立方米计量的，对木材发货单予以认可，能够证明在发货时只记录了木材的根数，而没有任何木材体积的记载，不能证明涉案木材应当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对检尺报告书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检尺报告是某个时段的木材体积或根数，无法得出涉案木材在整个仓储期间内短少的数量，对检尺报告记载的立方米数不予认可。本院对原告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关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5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被告实际入库木材数量为37911.5根。证据6原被告双方均予以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被告因出仓通知单未记载木材的根数而拒绝放货。证据7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并不能证明涉案木材的计量单位为立方米。证据8为一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原告为涉案木材支付了相关费用。证据9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原告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0元。证据10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仓储合同关系。证据11、12、13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确定以立方米作为涉案木材的计量单位。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13份证据：证据1、港口代理协议书，证明原告委托港口物流公司办理涉案“梅尔湖”轮木材换单、报关、报检、运输、装车、仓储等事宜。港口物流公司对进仓确认书盖章确认及按照出仓通知单的指示通知码头方放货，均是履行其作为代理人的义务；证据2、港口作业合同，证明港口物流公司接受福州建发公司委托后，代理福州建发公司与文丰码头公司签订港口作业合同，委托文丰码头公司办理涉案木材卸船、运输、仓储业务，该港口作业合同直接约束原告与文丰码头公司；证据3、2016年8月15日港口物流公司函件，证明涉案木材由文丰码头公司仓储保管，堆存费实际是由文丰码头公司收取，且原告对于港口物流公司只履行代理人职责非常清楚；证据4、价格确认函，证明原告与港口物流公司之间的代理合同关系成立，代理费用确认为人民币36089.33元，而木材装卸、报关、报检等港口操作费用人民币279331元由福州建发公司直接支付给文丰码头公司，福州建发公司实际支付给港口物流公司后，港口物流公司直接转付给了文丰码头公司，从而可以证明港口物流公司与原告之间确实为代理关系；证据5、装箱单、原产地证书，证明根据装箱单记载，涉案木材在进口时为4个品种8个规格，原告在交付木材时没有区分规格导致仓储保管混乱；根据原产地证书记载，涉案木材共计24715.685立方米、39405根，证明涉案木材从卸船开始，相关单据中记载涉案木材为18034.667立方米不真实，因此本案只能根据根数来确认木材数量，且文丰码头公司在实际入仓、出仓时也是使用根数计量木材；证据6、出仓通知单，证明原告通知港口物流公司出仓放货情况；证据7、通话录音和录音文本，证明原告曾提走1500根木材但未向港口物流公司补发出仓通知单，进一步说明部分木材被原告电话通知放货，现有的书面出仓通知单是不完整的；证据8、发货情况说明、木材入、出仓明细表、有关“梅尔湖”轮木材仓储情况的说明、文丰码头公司提货凭证，证明一是文丰码头公司卸船入仓木材数量为37911.5根，截至2016年10月9日，已经实际发货给提货人34983根，剩余库存为2900根，木材未发生短少；二是木材的出入仓均是按照根数计量的，而没有按照立方米计量或者控制；三是文丰码头公司已收到福州建发公司支付的仓储费人民币1229000元，港口物流公司或被告与福州建发公司或原告之间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证据9、现场照片，证明文丰码头公司堆场内仍有剩余的木材；证据10、进境木材检尺报告书、“梅尔湖”轮积载图、唐山中联理货有限公司理货证明书、唐山中联理货有限公司件杂木材溢短残损单，证明涉案木材卸船理货时就存在短少和残损的情况；证据11、劳动合同续订书，证明涉案木材业务负责人石金波系港口物流公司员工，石金波与原告所有的业务联系，都代表港口物流公司，不代表被告；证据12、剩余木材的清点说明，证明还有2809根断损木材在堆场，只是原告没有提取，不能作为损失向被告索赔；证据13、放货通知、委托书、提货证明，证明港口物流公司的“唐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同样可以适用于仓储业务，进仓确认书中加盖“唐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并不是港口物流公司代表被告履行仓储义务，而是履行与原告之间港口代理协议书中的代理义务。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履行仓储义务是按照原被告之间签署的仓储合同进行的；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系港口物流公司与文丰码头公司签署，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是按照被告的指令进行付费的；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是根据被告指示付款；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同木材的换算标准不同，按照每千板尺换算成5.1立方米是合理的；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早期的出仓通知单都是传真的，出仓通知单记载了木材的根数和立方米数，被告应该按照立方米数来控制木材的出仓数量；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显示通话双方的身份，此业务模式也不符合合同约定，没有说明录音的载体，不符合证据的形式，无法作为证据使用；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最终的数据应以出仓通知单上的数据为准；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确定照片拍摄的时间，也无法核实现场照片中的木材是否为当初入库的木材；证据10能够证明出货时被告是有能力控制木材的立方米数量的；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港口物流公司是经过被告授权进行业务操作的；证据12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13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于被告证据的认证意见：被告对原告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4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就涉案木材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证据5、6不能直接证明原被告之间以根数作为涉案木材的计量单位。证据7表面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8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能够证明文丰码头公司在木材出仓时填写提货凭证，记载提货木材的根数，木材出仓时是按根数作为计量单位的。提货人为原告出仓通知单中载明的“赵建斌”、“陈庆锋”、“叶伯海”等人，并由提货人在提货凭证上签字。证据9、1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还有涉案木材存放在文丰码头公司的堆场内。证据10原告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涉案木材在卸货时存在断损木材1803根。证据1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能够证明石金波系港口物流公司员工。证据1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目的不予认可。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向唐山中联理货有限公司经理赵含阁作调查笔录一份，其确认，在对涉案木材进行理货时发现的有一个平头的断损木材，按照两根折合为一整根木材进行计算，断损木材共折合为1803根。原被告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0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仓储保管合同，合同中载明保管方为被告，委托方为原告（含其下属控股公司）。合同第二条约定了货物验收的内容、标准、方法、时间、资料，其中第3款约定，“货物进仓后，被告应当场向原告或原告委托的运输单位出具货物接收单，待验收后，被告应按验收结果向原告出具进仓确认书。进仓确认书由原告提供，被告根据实际验收情况确认回传（后附样本，须加盖被告授权确认的印章或授权人签字）”。第三条约定了货物保管条件和保管要求。第四条约定了货物入库、出库手续，其中第2款约定，“货物出仓：被告应凭原告出具的出仓通知单并按出仓通知单上指明的提货车号或提货人办理出仓手续，出仓通知单须盖有原告授权确认的印章或授权人签字（后附样本），被告违反上述约定的，应赔偿原告因此而遭受的一切损失（后附出仓通知单格式样本、相关印章样本、原告有权签署出仓通知单人员名单及签字样本）”；第4款约定，“被告须在货物出仓完毕后，向原告书面确认实际出仓情况。被告应保存提货人提货签收单正本，并在原告要求时将该提货签收单复印件交给原告。如是货权转移，双方应在两天内沟通情况。被告应于每月前三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报送截至上月25日的库存确认报表。被告所有书面报表或确认须加盖被授权的印章或被授权人员签名（后附被告授权确认印章或被授权签字人员签字样本）”；第5款约定，“原告可委托其下属控股公司（详见附页）履行本协议，原告下属控股公司存储进被告仓库的货物应视为本合同项下仓储货物，受本合同约束。本合同双方可凭约定单据的传真件办理货物的进出仓，并存档，传真件与原件效力相同”；第6款约定，“被告可委托其下属控股公司（港口物流公司）履行本协议，被告下属控股公司（港口物流公司）负责与原告沟通，办理出入库手续等”。第五条约定了货物的损耗标准和损耗处理，该条载明除货物自然损耗外，货物数量及重量的减少应由被告给予赔偿（进出仓验收方式不一致的除外），赔偿按所减少货物成本价（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买价、税收及为该货物支付的各种杂费）计算。在合同中的附件中，载明的原告下属控股公司共8家，未包括福州建发公司。另，合同附件中附有进仓确认书、货权转移单、出仓通知单等样本。2013年5月1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函件载明:“我司现增加授权如下印章用于确认货物进、出仓及库存确认等相关物流服务，如未另行通知，本授权长期有效，下附印章样本”。印章样本为“唐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2014年3月25日，原告同案外人阿尔坎林业合伙有限公司签订了进口合同，进口美国原木3276.19千板尺，单价1142.42美元，总额为3742800美元。合同约定可接受实际木材在合同价款的基础上上下浮动10%。为支付货款，原告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开具编号为LC0953714000267的信用证，信用证金额为3742800美元，该信用证于2014年7月17日实际支付货款3899769.95美元，折合人民币为24178573.69元。原告取得涉案木材进口提单上记载为39405根木材。原告为开具信用证支付开证费人民币13981.38元、修改费人民币1397.59元、电报费人民币450元。2014年5月8日，原告为涉案木材支付进口运输险保险费人民币14528.94元。同日，原告由“梅尔湖”轮运输的涉案木材到达曹妃甸港，文丰码头公司将木材卸船后存放在其堆场内。卸船时，唐山中联理货有限公司受“梅尔湖”轮船东委托对全船木材进行理货，理货报告载明全船共卸载木材65247根（对于其中断损木材按照有一个平头的两根断木折合为一整根计算，共折合为1803整根）。在整船木材中，原被告共同确认其中有27335.5根木材系案外人苏州森洋（简称）进口，且其已经全部提货完毕。5月23日，原告为涉案木材缴纳海关进口增值税人民币3124267.12元。5月28日原告向港口物流公司业务经理石金波传真发送进仓确认书，进仓确认书载明：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含下属子公司）进仓确认书，存货方：福州建发实业有限公司，加盖“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部业务专用章”；提单号：ABECAO1；存放仓库、地址及库位：“唐山港集团股份（文丰码头公司堆场）”；商品描述：美国原木，数量：18034.667立方米，件数：39405.01件；备注栏：“梅尔湖/LOCHMELFORT08提单号ABECAO1”。同日，被告在《进仓确认书》实收情况处手写记载“实际收货37911.5根”，并加盖“唐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在保管方签字（盖章）处加盖“唐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并由石金波签字，被告记载后将《进仓确认书》回传给原告。2014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发出第一份出仓通知单，至2015年8月21日共计16份，出仓通知单对于出仓木材数量都标注了立方米数和根数。被告接到出仓通知单后，通知文丰码头公司按照出仓通知单要求以根数为准将木材出仓，文丰码头公司在提货凭证上以根数记载木材出仓情况，并由提货人在提货凭证上签字确认。原告在出具的出仓通知单中，都加盖了“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部业务专用章〈1〉”。2015年11月3日，港口物流公司向福州建发公司出具价格确认函指出，其委托文丰码头公司办理涉案木材报关报检等港口操作事宜，相关费用请福州建发公司按照其指示直接向文丰码头公司支付，费用金额人民币279331元，此外，应向港口物流公司支付代理费人民币36089.33元。12月8日，福州建发公司向港口物流公司支付了上述费用，共计人民币315420.33元。12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编号为NO.SGNS151200191的出仓通知单，在该份出仓通知单上记载出仓木材为483立方米，但未对根数进行记载。被告因原告未明确出仓木材根数，故拒绝将此单木材出仓。因被告拒绝木材出仓，原告于2016年6月15日起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未提取木材损失费用。起诉后原告与被告又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同意按照根数将剩余木材出仓，共提取未断损木材20620根，对于提取的6497根断损木材，原告与被告同意按两根折算成一整根计算，共3298.5根。根据被告提交的提货凭证，经计算，至原告提起诉讼时，其已经提取木材11114.5根；被告确认堆场内现剩余木材全部为断损木材，经清点为2809根。截止2016年9月29日，原告不再提取货物，并主张被告还有5294.46立方米木材无法交付。2016年8月15日，港口物流公司向原告发函，指出涉案木材已经产生堆存费人民币1229000元，因转场产生倒运费人民币127500元，共计人民币1356500元，港口物流公司要求原告按照上述金额直接向文丰码头公司支付。8月26日，原告向文丰码头公司支付了人民币1356500元。另查明，2014年6月6日，原告业务人员叶茂通过电话指示石金波将涉案木材向案外人李文强放货1500根，叶茂在电话中称出仓通知单将之后补交。原告确认至今还未补交1500根木材的出仓通知单。2014年5月29日，港口物流公司与文丰码头公司补签了一份《港口作业合同》，约定由文丰码头公司办理“梅尔湖”轮涉案木材到港后的抓斗卸船、转栈至港口货场储存业务。2014年，原告还与港口物流公司签订一份《港口代理协议书》，约定由港口物流公司代为办理原告含下属子公司进口货物的换单、报关、报检、运输、装车事宜。在该份协议书的附件中，载明的原告下属控股公司共36家，其中包括福州建发公司。《港口代理协议书》约定：“原告指示港口物流公司放货或送货时负责向港口物流公司提供盖有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部业务专用章及原告授权人员签名的书面指示，并告知货物的流向、运送时间、数量、地点等。港口物流公司必须在收到原告出具的加盖有‘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部业务专用章’及原告授权人员签名的书面指示后（书面指示为《进仓确认书》或《直放通知单》），方可将货物或提单交给指定提货人或将货物运输至原告指定地点”。为本案诉讼，原告向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支付了律师费人民币1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为港口货物仓储保管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一为原被告在本案中主体是否适格。被告认为，《进仓确认书》确系对涉案木材仓储的确认，但涉案木材的所有人及《进仓确认书》载明的存货人为福州建发公司，福州建发公司不是《仓储保管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主体，而是《港口代理协议书》中约定的主体。因此，涉案木材是福州建发公司依据《港口代理协议书》委托港口物流公司办理的仓储业务，而不是原告与被告之间《仓储保管合同》约定下的仓储业务。故，被告不是仓储合同的相对方，被告主体不适格。对于这一问题，本院分析论述如下。本院认为，确定涉案木材仓储合同的主体及成立要依据合同成立的要件进行认定。合同成立的要件主要包括：一是合同的缔约人；二是意思表示一致，即缔约人须就合同条款至少是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合意。本案中，从《港口代理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港口代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港口物流公司为原告代办事宜为五项，即：换单、报关、报检、运输、装车，并不包括仓储业务；《港口代理协议书》中约定的《进仓确认书》用途则是港口物流公司可“据此单据将木材或提单交给指定提货人或将木材运输至原告指定地点”，而并不是对木材仓储情况进行记载。可见，原告与港口物流公司双方在《港口代理协议书》中并未对仓储业务进行约定。而原被告双方对于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在涉案木材仓储业务期间仍然具有效力无异议。根据《仓储保管合同》的约定，双方在确认木材仓储时以《进仓确认书》为准。从原告提交的证据《进仓确认书》记载的内容来看，《进仓确认书》保管方处加盖了“唐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而该印章系被告为履行《仓储保管合同》而特别向原告明确的。因此，该处印章系代表被告的意思表示。虽然《进仓确认书》存货方处打印记载为福州建发公司，但在该处却又加盖了“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部业务专用章〈1〉”，结合涉案木材的出仓情况来看，原告将木材出仓时，向港口物流公司出具出仓通知单，港口物流公司则根据该出仓通知单载明的木材数量通知文丰码头公司放货，而原告在出仓通知单上加盖的也是“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部业务专用章〈1〉”。可见，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部负责涉案木材仓储业务的出入仓操作，被告对此亦知晓。很显然，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部作为原告内部的业务部门对涉案木材所进行的业务操作所代表的是原告。因此，本院认定涉案木材的存货人为原告。故，《进仓确认书》上所反映出的涉案木材仓储合同缔约人为原被告，《进仓确认书》所记载的内容则为原被告按照《仓储保管合同》约定所做出的意思表示。另，被告主张《港口代理协议书》于《港口作业合同》之前签订，即港口物流公司为履行《港口代理协议书》从而与文丰码头公司签订了《港口作业合同》，但《港口代理协议书》上未对签订时间进行记载，被告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港口代理协议书》签订在前，本院对被告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涉案木材仓储合同关系的主体双方是原告和被告，原告为存货人，被告为保管人，港口物流公司对涉案木材进行仓储是对《仓储保管合同》的履行。因此，原被告在本案中主体适格，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应当按照《仓储保管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而确定。争议焦点二，关于涉案木材在仓储作业中计量单位是根数还是立方米的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未在《仓储保管合同》中对涉案木材进仓和出仓的计量单位进行明确，因此只能通过双方实际的履行情况进行确定。第一，从《进仓确认书》的记载来看，原告向被告出具《进仓确认书》时，将数量栏标注为立方米，在件数栏记载为根数，但在实收情况栏，被告以手写记载“实际收货37911.5根”且加盖了“唐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予以确认，而原告对该记载并未提出异议。可见，双方对于涉案木材按照根数确认入仓数量并无异议；第二，从涉案木材的出仓情况来看，原告向被告发出的《出仓通知单》中，既记载了立方米数又记载了根数，在原告就本案提起诉讼前，被告按照原告出具的《出仓通知单》向提货人出货全部以根数计算，原告对此知晓但并未提出异议；起诉后，原被告双方自行达成一致意见确定按照根数将剩余木材出仓，且被告已经将23868.5根木材出仓。可见，双方对于涉案木材按照根数计算出仓数量亦无异议。综上，本院认定涉案木材的入仓、出仓均是以根数作为计量单位。争议焦点三，关于涉案木材实际损失的数量及金额。对于进仓木材的数量，虽被告主张涉案木材进仓时根数不准确，但原被告对于被告手写在《进仓确认书》中的“实际收到37911.5根”均无异议。根据《仓储保管合同》约定，原被告以《进仓确认书》来确认仓储木材数量，因此，本院认定被告收到的木材为37911.5根。对于已经出仓木材的数量，本院认为，根据《仓储保管合同》第四条第4款约定，“被告须在货物出仓完毕后，向原告书面确认实际出仓情况。被告应保存提货人提货签收单正本，并在原告要求时将该提货签收单复印件交给原告”。被告提交的木材提货凭证上记载了木材的实际出仓数量并有提货人的签名，因此，提货凭证即为双方合同约定的提货签收单，按照提货凭证则能够计算出实际出仓木材的数量。本院根据提货凭证记载的数量进行计算，原告已经提取34983根木材。被告确认目前堆场内还剩余2809根断损木材，原告庭审时确认有断损木材未提取，本院对于被告经清点确认的剩余断损木材数量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将已经出仓的断损木材按照两根折合为一整根计算，未考虑断损木材的长度、直径等因素，应当认定双方在合同履行中达成新的意思表示，对于双方都具有拘束力。因此，未提取断损木材也应按照两根折合为一整根来计算。则原告已经提取和能够提取的木材为36387.5根（34983+（2809÷2）），而被告仓储过程中造成原告木材损失为1524根（37911.5－36387.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4条的规定，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有1524根木材不能向原告交付，被告违反了作为保管人应当负有的妥善保管仓储物的义务，故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关于损失木材的价值认定。《仓储保管合同》中关于损失计算方法明确约定为：“按所减少木材成本价（包括但不限于木材买价、税收及为该木材支付的各种杂费）计算”。本院认为该条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该条款对于原、被告双方具有约束力，涉案损失木材的价值应依据该条款计算。本院认为涉案每根木材成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原告为涉案木材支付的货款、海关增值税、银行费、保险费、港杂费，对于上述费用应当按照平均到39405根木材计算单根成本，原因在于原告实际业务中是按照39405根木材支付的上述各种费用；第二部分则是原告支付的堆存费，此项费用应当按照平均到37911.5根木材计算单根成本，原因在于原告实际交付被告仓储的木材为37911.5根。通过计算，涉案每根木材的成本价为人民币736.93元（（24178573.69元+3124267.12元+13981.38元+1397.59元+450元+14528.94元+315420.33元）÷39405根）+（1356500元÷37911.5根），损失木材的价值为人民币1123081.32元（736.93元×1524根）。关于原告诉请的律师费。《仓储保管合同》约定，“在本合同项下，如一方违约，除依法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外，还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费用、差旅费、通讯费”。本院认为，原告诉请被告承担人民币100000元的律师费有合同依据，且该笔费用也已实际发生，应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木材损失人民币1123081.32元；二、被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费人民币100000元；三、驳回原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2944元，由被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5808元，原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7136元。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五份，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树立代理审判员  张 良人民陪审员  刘亚丹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书 记 员  庞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