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同民终字第588号
上诉人（原审被申诉人）孔增元。
委托代理人安凤龙，山西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申诉人）王明。
委托代理人杨海燕，山西宝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申诉人）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
法定代表人刘峰，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孔增元因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孔增元的委托代理人安凤龙、被上诉人王明的委托代理人杨海燕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再审查明，1995年1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与被申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由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承包位于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东长征土地3亩，并办理了集体土地农业土地使用权证。2000年，申诉人（第三人）王明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双方商定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将本案诉争东长征地3亩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申诉人王明，双方当事人在村委会留存备案的孔增元农村�地承包合同上进行了注明和变更，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签字认可，其内容为“同意过王明”字样。沙岭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刘瑞在孔增元土地承包合同中东长征一栏中注明“从2000年开始过王明”，并在王明土地承包合同地名一栏补记“东长征，300×6.67，3×25=75”，并注明“东长征从2000年起孔增元过来地”。后该土地一直由申诉人（第三人）王明进行耕种，并由其缴纳该土地的相关税费，直到2005年山西省取消乡统筹村提留费和农业税为止。另查明，大同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对本案诉争的位于沙岭村东长征土地3亩进行了征收，并拨付了土地征收补偿款，为每亩土地补偿费33000元，共计99000元。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申诉人（第三人）王明，与本案诉争的沙岭村东长征土地具有关联性，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通知其参加诉讼，程序不当，应予纠正。公民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承包土地被依法征用后，应当获得相应补偿。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诉争的位于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东长征3亩土地的实际承包人究竟是申诉人（第三人）王明还是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对此应综合考虑本案诉争的东长征土地的土地承包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以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的现实状况。按照我国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程序应当是由村委会与转包的土地承包人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同时终止原承包人的土地承包合同。而本案中，从2000年开始，东长征土地由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转为申诉人（第三人）王明耕种，且在沙岭村委会留存的孔增元承包合同中进行了注明和变更，亦由村委会工作人员刘瑞在王明�地承包合同中地名一栏进行了补记、注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签字认可并同意将东长征土地转包申诉人（第三人）王明。此后，东长征土地一直由王明耕种，直至2011年大同市人民政府对该土地进行征收，并交纳该地的乡统筹提留费和农业税，直到2005年山西省取消该税费为止。另在再审过程中调取的证人刘瑞的证言，反映出2000年孔增元存于沙岭村村民委员会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同意过王明”的笔迹，证实系孔增元本人写书。虽然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沙岭村村民委员会就本案诉争的土地转让流转程序并不规范，但实质上双方的承包土地转让，事实上已经形成，考虑到我国农村的现实状况以及沙岭村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实际情况，已客观反映出东长征土地承包权已由孔增元转让给王明，故申诉人（第三人）王明享有对位于沙岭村东长征土地3亩的承包�营权，其合法权利应受到保护，东长征土地被征收后，申诉人应当获得相应的土地补偿款。王明已履行了承包东长征土地的合同义务，根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王明亦应享有相应的承包东长征土地的承包权利。关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提出的东长征土地由王明耕种系代耕行为。因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未提供有力证据证实该主张，且因本院依职权对孔增元的笔迹进行的鉴定，北京法源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的《（京）法原司鉴（2014）文鉴字第125号鉴定意见书》和证人刘瑞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东长征土地承包经营权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同意转让给申诉人（第三人）王明。故对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的该辩解不予采信，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撤销本院（2012）南民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二、被申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申诉人（第三人）王明承包地补偿款99000元；三、驳回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75元，专递费120元，以上两项共计2395元，由被告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负担。鉴定费6000元，由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孔增元负担。
宣判后，原审被申诉人孔增元不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拨付土地补偿款99000元归�所有。其主要理由是：一、本案争议的土地系1995年上诉人孔增元与被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假使要转包给被上诉人王明，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要向上级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变更机关登记，在本案中仅村委会的一份合同做了修改，上诉人孔增元和乡经营站的两份合同均没有变更，所以被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的做法明显违法，一审法院认定土地转包成立，明显错误。二、在被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的合同里区别于其他两份合同就是多了“同意过王明”五个字，原审法院把这五个字解释为上诉人孔增元同意将土地转包给被上诉人王明，明显是对文字的过度解释，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王明。而且该五个字经鉴定是�倾向”是上诉人孔增元所写，而不是“肯定”或“绝对”等词，不应认定这五个字是由上诉人孔增元书写，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被上诉人王明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做出的判决公正，应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孔增元不认可原审法院确认其将诉争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王明，对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王明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孔增元是否将诉争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王明，是否合法有效？
本院认为，上诉人孔增元主张被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保存的合同中“同意过王明”非其所写，而且对北京法源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的《（京）�原司鉴（2014）文鉴字第125号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反驳的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民事证据采取高度盖然性原则，并不必然要求达到“肯定”、“绝对”的程度，而且有时任该村村民委员会会计刘瑞的证言证词相佐证，故原审法院认定“同意过王明”系上诉人孔增元所书写，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孔增元的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孔增元主张其将诉争土地仅是交给被上诉人王明代为耕种，并无转让之意，但上诉人孔增元在该村村民委员会所保留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书写“同意过王明”，表明其真实意思是将诉争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王明，并将该意思向发包人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进行了表示，发包人大同市南郊区�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据此对双方当事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进行了修改，表明发包人对承包土地的转让予以认可。该转让的形式和程序虽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但诉争土地其后由被上诉人王明耕种，被上诉人王明也已履行缴纳提留、农业税等义务，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王明与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沙岭村村民委员会就诉争土地形成了事实承包关系，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归被上诉人王明所有。故上诉人孔增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2275元，由上诉人孔增元负担。
�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钧
代理审判员 王利东
代理审判员 马祖荡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常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