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湖德新商初字第222号
原告（反诉被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安镇百富兜村。
法定代表人姚国荣，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浩然，浙江东方绿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云峰社区车站南路16-18号460室。
法定代表人王斌，系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侯二朋，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3年8月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2013年9月20日，被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向本院反诉原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合并进行审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沈怡赟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岑晓峰和人民陪审员黄健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4年3月28日、2014年4月20日、2014年6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浩然、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侯二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诉称，被告自2011年开始，因出口需要，向原告定作各类型号、规格的电视机架和电视柜。每次都是被告通过电子邮件传递不盖印的承揽合同下单给原告，该承揽合同中约定了定作电视机架和电视柜的品名、型号、规格、数量、单价、金额和交货期。交货约定由被告来原告处提货，付款方式为出货前被告先付原告总货款30%的预付款，其余货款被告须在原告出货后75天内付清。原告每次都按接到被告通过电子邮件传递不盖印的承揽合同中提供的型号、规格、要求、数量进行承揽。承揽完成后原告即通知被告，由被告来原告处进行验货。在被告验货通过后，原告即将承揽完成的电视机架和电视柜进行装箱，此时被告派集装箱车来原告处将原告已装箱的电视机架和电视柜装车提走，至此，原告完成定作物的交付，被告完成定作物的接收。接收后被告委托原告到当地（湖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检并配合检验检疫工作。经检验检疫合格后，领取《出境货物换证凭条》，交被告办理出口。2013年6月11日，被告要求原告将承揽完成的电视机架和电视柜加快装运到安吉拼装集装箱出口时，原告与被告对2013年6月11日（包含本日）以前发生的电视机架和电视柜承揽业务进行了对帐，对账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53750元。被告即向原告出具了“到2013年6月11日止，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欠德清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货款共计人民币柒拾伍万叁仟柒佰伍拾元正（753750.00元）。于2013年7月底前分期付清”的欠条交与原告。截止2013年7月底，被告分文未付，原告催讨未果。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电视机架款753750元。
原告诉至本院后，在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制作询问笔录时，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将诉请的金额变更为1229413元。在第一次庭审时，原告第二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将诉请的金额变更为1269132元。其理由如下：原告诉请至本院后，原告将与被告业务期间的往来情况进行了梳理。之后，原告发现，双方共实际发生业务47751件，该业务分两部分组成，1、没有通过商检以前，这期间发生了10440件，2、经过商检的，由商检记录的，一共发了37311件。在发生这些件数当中，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数字，一共是31份合同，一共涉及43869件，根据合同当中约定的金额计算，共计12832137元。实际发生的数额与合同发生的数额相差3882件，2012年11月1日合同当中有10个规格的电视机架，取了一个平均值是296.3元，算出来得金额1152036.6元。商检前，涉及的合同的件数10440件，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总计2760096元。被告到2010年6月13日为止，共分16次向原告支付金额2748362元，被告还少付12130元。商检后涉及的合同有24份合同，涉及33429件，按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共涉及金额10071645元，在这期间，被告共分40次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4598.55元，这个数字包括了赔偿款639719元。相抵之后，被告还少付款67046.45元。原告将这三部分欠款组合起来以后，被告尚欠原告1229413元。在法院制作询问笔录之后，经原告再次核算，发现原告核算的金额有误，被告欠款的金额应当为1269132元。故原告依据被告实际欠款金额予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经本院审核，均依法予以准许。
原告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承揽合同31份，其中2011年5月份后的合同都是通过被告邮件传过来，原告是从邮件下载下来的，2011年5月份之前的合同是有对方盖印的。证明事实如下：一、原告与被告从2009年5月份开始至2013年5月份期间共发生以合同为依据的承揽合同关系的事实；二、2009年5月份至2010年的1月20日期间的七份合同所发生的货物和货款基本已经结清的事实，此后至2013年6月份期间货物经过货物交付、被告支付货款后还剩货款1269132元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检验检疫报检清单一份，证明原告为被告在24份合同中，共完成定作电视机架和电视柜共出口60批次，共计36716件，价值人民币13969097元的事实，并且补充说明原告为被告定作的货物，因为是出口用的，所以交接的时候，不是被告直接来签收原告所交付的货物，被告是通过第三方商检来收取货物的；
第三组证据：7个报检单号的报检材料，证明事实如下、1、报检单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原告的定作物是通过商检部门报检来进行交付的；
第四组证据：业务往来明细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进行交易往来情况，用以证明被告还有1269132元加工款没有向原告支付的事实；
第五组证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开具了所提交的三份发票的事实，同时原告补充说明其共计开具了147份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金额的总数是12018462元，对于其中144份增值税发票因双方无异议，故不再提供；
第六组证据：欠条二份，证明原告起诉时诉称被告欠款的事实；同时补充说明在2013年6月1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盖有原告的业务章的欠条，该份欠条不是原告书写的，而是被告打印好并交给原告的事实；
第七组证据：发货单二份，证明2013年5月25日的承担合同中约定的定作395件电视机柜合同价值是178163元，而实际发货是595件，金额为248571元。该两笔货物的金额已经包括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同时证明原告实际发货远远高于合同约定数额的事实；
为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调取了第八组证据。
第八组证据：湖州市商检材料，共计57份，证明原告为被告定作完成的定作物是通过湖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合格以后，进行出口而完成交付的事实。所有出口货物的数量、单价都与商检单所显示单价相一致，该单价也是与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所约定的；
第九组证据：装箱单三份，针对被告提出的“境内货源地”的问题，证明这些产品是由原告生产并予以装箱的事实；
第十组证据：书证23份，证明被告委托原告生产的产品具体型号的事实。
对于原告的本诉诉请，被告答辩意见如下：首先被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已经付清了与原告所发生的所有货款，故原告主张被告所欠款项是没有事实依据。理由如下：一、关于本案诉讼请求的金额问题，在原告起诉时提交的诉状中主张的金额是753750元，所基于的事实是原、被告之间对货款进行了结算，在法庭制作询问笔录时原告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其金额为1229413元，其理由主要是原告与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向被告多交付货物主要证据是商检的数量与其所提供的合同数量的差额，第一次庭审时原告再次增加诉讼请求，又增加到1269132元。原告屡次变更其诉讼标是违背的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二、原告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对货款进行过结算，同时原告主张是根据双方货物发生数量进行结算，根据原告提交的财务明细，被告欠款近140万元，但原告诉请时的金额仅有75万元，并不符合常理，说明原告诉称的事实并不可信的。三、关于原告主张多交货的问题，被告提供了《出口货物生产报关办理程序》，原告认为多交货的依据是其单方所提供合同中的数量与商检部门进行的商检货物数量的差额。首先，原告所主张的合同货物的数量就存有异议，而商检货物的数量又不能作为原告实际交货的数量，从原、被告双方以及国家有关商检和货物出口的规定来看，在实践中，商检中广泛存在多报少出的情况，而且这一情况相关行政部门所准许的，多报少出分成两种情形，一种是每次商检的数量与实际出口货物有差距，还有一种是批次也存在多报少出的情况。所以将商检的货物数量与其所认为的合同交易的数量进行比对计算出交货差额就没有实际依据。同时原告在诉状中所述“原告指出他按照出口凭条上的规格与数量将承揽完成的电视机架及电视柜进行装箱的”，这是双方货物交付的一个经过，并不能说明被告是按照商检的数量提走的货物。四、就双方交易的数额的问题，证据交换过程中已经明确，双方产生的货款的金额12755124.55元，含双方赔偿款641865元，增值税发票的开票金额是11768462元，是被告已收到发票金额。
被告为证明其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民生银行回执一份，证明该笔付款实际金额是168390元，少计算10万元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赔偿协议原件4份，证明原告应当承担的赔偿款金额是641865元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原告提供的明细单一份，证明在扣除赔偿款后的被告已付款的金额是12113259.55元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证浙江电子口岸政务咨询查询单打印件二份，证明在商检及报关过程中，存在多报少出的情况是实践中的做法的事实；
第五组证据：报关单原件二份、装货单一份、2010年8月5日装货单一份及报检单号为330800211056434的报检单及附属资料，证明报检货物的体积大于集装箱的体积，从而证明单批次报检时存在多报少出的事实；
第六组证据：湖州商检局说明一份，证明被告委托原告所做商检有没有换取通关单的情形，也说明在批次上有多报少出的情形的事实；
第七组证据：湖州商检局出具的转单情况说明，证明商检转单号的事实；
为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根据被告申请，本院从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处调取了第八组、第九组证据。
第八组证据：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入境货物通关单信息和转单对应信息的材料一份，证明转单号与通关单号相对应的事实；
第九组证据：文件5份，报关单、出口货物的发票、增值发票、出口退税的申报资料一组。证明被告委托原告到货物出口完成的全过程的事实，同时证明在被告实际出口的货物虽然委托原告进行商检，但并非全部是由原告所生产的事实；
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反诉诉称：（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反诉被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自2009年起开始发生贸易往来。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订购不同型号、规格的电视柜、电视机架。双方发生的货款总额超过千万。反诉原告已足额支付了全部货款，而至今反诉被告尚须向反诉原告开具金额为244317.5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承揽合同的约定，反诉被告应按照反诉原告的要求开具发票。虽经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多次催促，均未果。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开具总金额为244317.5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在第一次庭审前，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变更为344797.55元。其理由如下：在本院主持双方当事人制作询问笔录时，双方当事人确认反诉原告已支付货款12755124.55，含双方赔偿款641865元，反诉原告已收到增值税开票金额为11768462元，尚欠金额为344797.55元的发票未开具。故反诉原告申请予以变更。经审核，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
对于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诉请，被告（反诉被告）答辩意见如下：针对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开具344797.55元的增值税发票的诉请，该行为不是民事诉讼之间双方的权利义务，它属于行政行为，是否开具、开给谁等这些应该有国家税务部门来进行处理，它不属于民事诉讼中的纠纷。所以，应当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分别进行了举证和质证。
关于本诉部分。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
1、对于第一组证据：对于盖有被告公章的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没有盖章的全部合同均不予以确认。2、对于第二组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以及原告所要证明对象有异议。商检统计的数量不能作为原告交付给被告货物数量的依据，主要理由：具体出口货物报关办理程序，商检对货物数量是如何确定的问题。在原、被告交易的过程中，由被告根据交易的情况来提交相关的报关资料给原告由原告办理商检的手续，报关的时候数量的确定是由被告按照情况出具给原告的，而被告是如何确定这个数量的，被告是根据近期可能出口的货物总量以及运输货物集装箱容积初步供货的数量来进行报检的，而实际上原告交付多少货物给被告而最终取决于集装箱实际装货的数量，而实际上大都数是被告可以装箱货物的数量为了不让容积浪费，大多数情况是多估算的。所以先报商检后装箱，装集装箱的数量与报商检的数量只能说有一定的联系但不具有对应的关系，所以原告用商检部门所记载的商检货物数量里主张是其交货的数量本身就不符合客观事实；
3、对于第三组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确实是被告委托原告所做的商检，对于这组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具体理由与第二组证据一致。该组证据中的换正凭条均著明有效期，可以表明商检存在有效期的事实；
4、对于第四组证据：该明细是原告单方制作的，不具有证明力。但对明细中与被告庭审陈述相一致的部分予以确认，其余部分不予认可。同时该明细中记载原告于2013年6月、7月、9月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25万，但该增值税发票被告没有收到。赔款数额这里记载是60万，而实际是641865元，同时对原告所谓的多交货物的结算方式有异议，而且该明细中显示被告的欠款金额依然是753750元；
5、对于第五组证据：对这三份发票的真实性无法予以确认，被告也没有收到过，因此不能从被告反诉的发票金额中扣除该三笔发票金额；
6、对于第六组证据：对该二份欠条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对于手写的欠条已经作了相应的鉴定，这份欠条是由原告法定代表人所书写。关于这个打印件的欠条的真实性也有异议，根据原告在诉状中所述，原、被告是在6月11日进行对帐，然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欠条。出具的欠条首先是个打印件，在对帐一天的时间内，双方要进行对帐后又打印该份欠条，这是还需要当时有打印机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这个打印的欠条，这本身就不符合一个常理，而且双方业务往来中，被告委托原告办理商检，该打印件上的印章是商检中所需要的，因此原告可能也掌握有被告盖有业务章的纸，此外整个欠条存在明显裁剪的痕迹，所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完全存有异议；
7、对于第七组证据：对两份发货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发货单上没有原告的盖章也没有原告工作人员签字；
8、对于第八组证据：该组证据应当分成两部分，对编号为67980之前的商检材料，被告对商检局手写的说明内容予以确认，对其他文件中显示信息的真实性被告不予以认可。
对编号为67980之后的商检材料，被告对商检单及报关的相关的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都是被告委托原告所作商检的一个情况，与原告是否向被告交付了货物这一事实没有关联性。同时，从原告所提供的这几张汇总单来看，原告对其所主张的商检编号与合同号的对应关系与原告在第一、二庭审所主张的对应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在第一、二次庭审中的原告所主张的合同，2010年1月8日对应合同号20100608这个合同，是7个批次的商检，而在第三次庭审时的汇总单看是一份合同对应了4个批次的商检，而且商检编号完全不同。例如编号为：7936是2011年3月2日所作，但是2010年6日8日的这份合同中对应的最迟交货日期是2010年6月15日。而被告的交货期的确定是很严格，与外商约定的交货日期相关，不可能迟延到4、5月之后再进行交货。从对应关系来看，原告所主张的合同与商检的对应关系是不存在的，而且前后原告陈述也相互矛盾；
9、对于第九组证据：对装箱单三份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装箱单上只有原告一方的盖章并没有任何第三方，被告或者是相关方的签字、盖章，因此真实性不予以认可。而且，与被告所主张的境内货源地是杭州情况也不能形成一个对抗的关系，境内货源货物的生产所在地来确定的；
10、对于第十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
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
1、对于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均没有异议；
2、对于第三组证据：对于被告认为除掉赔偿款还支付12113259.55元，这个数字实际是应该包括赔偿款的；
3、对于第四组证据：这几份没有说明从哪个电脑是拉下来的，这是从网络上拉下来的具体是否真实，没有办法认证，所以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所涉及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不存在这个多报少出的情况；
4、对于第五组证据：这两份报关单不能放在一起，因为时间是不同。对于2010年8月5日这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我们没有看到商检到底报了多少，因为被告没有提供出检货物的报检单，所以不能证明多报少出的事实。对于2011年12月3日这份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从这份中显示报检与报关出去的货物是相符的，所以也不存在多报少出的情况；
5、对于第六组证据：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份证据说明了由商检局出具给原告的60批次的商检当中只有一件，尾数编号29723的这批是没有报关的事实，从而也证明了其它59批次已经表报关的事实。商检局也已将这60批次明知原告，从这证明中也不能说明多报少出的事实，这只是商检局对商检记录的一个更正；
6.对于第七组：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湖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转单情况说明，原告经过商检局商检共有57个批次，但被告只提供41个报检批次，另外涉及的报检却没有提供。因此不能证明其他的报检不是由原告所生产或报检的事实；
7、对于第八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所要否定原告交付被告货物的事实；
8、第九组证据：对于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认为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货物不是由原告所生产的，这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该规定可以说明应由商品生产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来检验、签发检验换证凭条的。外地生产的产品不能在湖州作商检。被告所述的杭州生产的产品由湖州来检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如果按照被告在发票中所陈述的货源地是杭州其他的，它的换证凭条应该由杭州进出口检验检疫局办理或出具，而不是由湖州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出具的。所以被告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他所要证明的目的。
为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经被告申请，本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于原告提交的2013年6月11日的欠条（由原告手写的欠条）进行了鉴定。原告对于鉴定报告及发票的质证意见如下：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鉴定属于重复鉴定，因为对欠条形成的经过，原告已经向法庭进行过陈述，鉴定的情况也就是证明了原告的陈述，所以是否进行鉴定原告均认可欠条上面的字是原告法定代表人姚国荣所书写。但是该份欠条是由被告法定代表人予以裁剪的，对于该事实鉴定意见并未予以确认。因此该鉴定属于重复鉴定，系被告自己的行为且原告不存在过错，所以鉴定费用应当由被告来承担。
被告对于该鉴定报告及发票没有异议。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经本院依法审核，本院认证如下：一、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
1、对于第一组证据：对于原告提交的合同号为090521、20090818、20091014、20091105、20091213、20091225、20100120、20100608、20100720、20100808、20100824、20100826、20100922、20101120、20110108、20110208的承揽合同，上述合同均由被告予以盖章确认，故本院对于该部分合同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提交的合同号为20110508、20110615、20110808、20111008、20111108、20111108（2）、20111208、20120328、20120618、20120725、20120817、20121101、2012120、20130525的合同（其中原告提交了两份合同号为20111208的合同）。本院认为，原告在起诉中诉称双方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订立合同，庭审中原告又变更为双方是采用QQ通讯工具的方式订立合同，但又未提供任何证据说明该部分合同的合法来源，故本院认为该部分合同不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不予认定；
2、对于第二组证据：本院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结合原告提交的第八组证据及被告提交的第七组证据，本院认定被告委托原告进行商检的数量为36621件，但对于商检货物的价值本院不予认定；
3、对于第三组证据：本院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定；
4、对于第四组证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的财务明细，但对于经双方当事人确认被告支付加工款货款12755124.55元，其中包含原告所承担的赔偿款641865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其他证明事项本院不予认定；
5、对于第五组证据：本院对于真实性予以认定，三份发票的开票时间分别为2013年6月29日、2013年8月30日、2013年9月29日，其中两份发票系原告起诉后开具的。本院认为上述三份发票的抵扣联及发票联仍由原告持有，故不能证明被告已经收到了上述发票的事实；
6、对于第六组证据：对于打印形成的欠条，本院认为该欠条落款处“欠款人”所盖的印鉴系被告用于商检时的印章，并非是被告单位的公章或财务章，故本院认为该欠条无法证明被告认可尚欠原告货款753750元的意思表示，故本院不予认定；
对于手写形成的欠条，原告陈述该欠条的形成时间系2013年6月11日，当日原、被告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结算，因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斌未携带公章，故王斌从随身携带的合同中选取一份，将有被告公司公章的部分裁剪下来交予原告法定代表人姚国荣，由姚国荣自行在空白部分书写形成的。本院认为改欠条虽盖有被告公司公章，但原告所述欠条的形成过程并不符合通常经济活动中当事人进行结算的方式，故该组证据不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对于该欠条不予认定；
7、对于第七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无法举证证明两份发货单上签收人的身份情况，故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不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不予认定；
8、对于第八组证据：本院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报检号330800210034510、330800210046550、330800210060502、330800210055762、330800210053939、330800210052363、330800210051548、330800210048385、330800210040137、330800210041257、330800210038530、330800210035928、330800210034512、330800210063951、330800210014317、330800210045562的出境货物报检单，本院对于每份报检单所对应的合同号、品名（电视机架）、报检总量、报检总金额予以认定，但对于上述每份报检单中具体报检的货物型号及对应的数量、金额本院不予认定；
对于编号为33080213025492、330800212049943、330800212046415、330800212007333、330800212034818、330800211012689、330800211007936、330800211005359、330800211007523、330800211001058、330800212062009、330800211032417、330800212041455、330800212064292、330800211023565、330800212029723、330800212034812、330800211055361、33080021300408、330800212060600、330800212042710、330800211035274、330800212000501、330800211061080、330800212060616、330800212021013、330800212005052、330800212054055、330800212013750、330800212060598、330800212017576、330800211003599、330800212023543、330800212006160、330800211056431、33080021100755、330800212034432、330800211056434、330800211052895、330800211040167、330800211059163的出境货物报检单及所附销售合同及发票联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定；
9、对于第九组证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有两份装箱单的内容较为模糊，且原告无法证明三份装箱单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于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10、对于第十组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单方提供，且未提交中文翻译，故不予认定。
二、对于被告针对本诉部分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对于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上述两项证据经原告质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并予以采信；
2、对于第三组证据：经本院审核，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被告支付加工款货款12755124.55元，其中包含原告所承担的赔偿款641865元；
3、对于第四组证据：因该组证据系打印件，并均注明“本网站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仅供参考，不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和服务贸易任何瑕疵，本网站对所有的网站的内容有修改和解释权，用户应以实际办理相关业务的要求我准”，故该组证据不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不予认定并不予采信；
4、对于第五组证据：对于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5、对于第六组证据：经本院审核，本院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该批次的货物经过了商检但未予报关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其余批次存在多报少出的事实；
6、对于第七组证据：经本院审核，认为该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
7、对于第八组证据：经本院审核，认为该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
8、对于第九组证据：经本院审核，认为该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
对于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经本院审核，认为对该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并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起，原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承揽业务往来，由被告委托原告生产电视机架及电视机柜。同时被告亦委托原告对生产的货物进行出入境检疫检验的报检工作。双方业务往来期间被告共计向原告支付加工款货款12755124.55元，其中包含原告所承担的赔偿款641865元。同时，原告向被告开具了1201846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被告已收到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为11768462元。被告委托原告定作生产的产品数量共计45530件。之后，经原告结算，认为被告尚欠1269132元加工款未付，双方协商未果，纠纷成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被告委托原告定作生产的产品数量；二是被告是否尚欠原告定作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被告之间进行业务往来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告尚未委托原告商检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被告委托原告商检的阶段。第一阶段系双方在商检前所发生的业务，故双方进行交易往来以承揽合同为准，原告共计向被告交付的货物数量为10360件，货物金额为2754090元。
第二阶段系被告委托原告进行商检的阶段。被告共计委托原告进行了61个批次的商检。原告认为应当按照商检的数量确定交付货物的数量，被告则辩称在商检中存在“多报少出”的情形，故应当以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确定交付产品的数量。庭审中，被告认可本案所涉商检单上的数量与报关单上的数量基本相同，如有误差则是因为存在拼箱的情形，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是指进出口货物收发货物人或其代理人，按照海关规定的格式对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书面申请。因此报关单是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核销、以及出口退税和外汇管理的重要凭证，故报关单应当与实际出口货物数量相一致，在出现报关单数量与实际出口数量不一致的情形下，允许收发货物人或代理人予以更正。被告辩称报关单与实际发货数量存在差异，但其既不对报关单的数据予以更改，亦未提交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发货的数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为报关单能够作为被告出口产品数量的依据。原告虽未向本庭提交所有报关单，但被告自认商检的数量和报关单的数量是一致，其自认亦符合外贸业务中“单单相符”的习惯。故本院认定本案所涉商检的产品均予以报关并出口到国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检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出口商品应当在商品的生产地检验”。本案所涉产品均在浙江省湖州市进行商检，出境货物报检单上生产单位注册号为“3308601365，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故本院认定报检单能够作为被告委托原告定作产品生产的数量。
经本院核算，1、对于报检单号为330800209059089、330800209062191、330800210014317三个批次的报检货物，原告认可该三个批次系零配件，并未计算在双方交易数额中，故本院予以扣除。2、对于报检单号为330800212029723的商检货物，该批次货物并未予以报关，故本院予以扣除。3、对于报检号为330800212060616、330800211035274、330800212034812、330800212062009、330800213004086所对应的报关单，被告认为其中三份报关单的境内货源地注明为“杭州其他”，其余两份报关单的境内货源地虽注明为“湖州”，报关单所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非本案原告开具，故被告主张该五个批次所涉产品并非由原告生产。原告则辩称该五份报关单所对应的报检单均注明生产单位为原告，该五份报关单所涉货物亦是由被告委托原告生产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第21条之规定“境内货源地填报出口货物在国内的产地或原始发货地”。被告主张其填写的境内货源地为国内的产地，但其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证明，并未提交承揽合同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增值税发票兼具财务凭证及税收凭证等多项功能，故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与案外人存在定作合同关系的事实，故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委托原告定作生产的产品数量为36716-300-951-200-300＋205=35170件。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定作款1269132元。为证明其主张，原告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证明：一、两份欠条；二、承揽合同；三、报检材料。
一、关于原告提交的欠条，本院认为两份欠条均存在重大瑕疵，同时原告在起诉后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其变更后的诉请不再依据欠条主张欠款的事实，故本院认为该两份欠条不能证明被告欠款的事实。
二、关于原告提交的承揽合同，原告主张双方进行业务往来时，经常采用QQ等网络通讯工具签订合同，同时存在双方通过口头约定进行定做生产，因此存在部分书面合同缺失以及部分书面合同未盖被告公司公章的情况。被告则辩称双方进行业务往来时起均提供了书面合同，不存在口头约定的情形。本院认为，原告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口头约定的事实，亦无法证明存有瑕疵的合同的合法来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经本院核算，双方均确认没有异议的承揽合同所涉金额共计7675800元，该金额低于被告已经支付的款项金额，故根据原告所提交的承揽合同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
三、关于原告所主张的报检材料，本案中所涉报检材料及报关材料的认定，亦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本院认为要解决该争议焦点，主要存在两个方面：1、是报检材料能否作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结算的依据2、是双方当事人进行结算的交易习惯。
1、关于报检材料能否作为双方当事人结算的依据。原告变更后的诉请金额系根据报检材料及承揽合同计算所得，但依据报检材料计算货物价值存在以下几个瑕疵：（1）、报检材料中所附的销售合同系外方销售合同，并非是原、被告之间订立的承揽合同，销售合同上的单价是外方销售的单价，计价货币亦是采用美元计价。因此在原告在计算时是依照原、被告之间承揽合同中的所对应的货物单价进行推算所得，但双方当事人业务往来历经五年，相同型号产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变化。例如根据承揽合同约定，型号为“ZIN422510／BK42”的电视机价存在250元、270元、283元、420元三种价格；型号为“ZIN372575／BK37”的电视机价存在305元、275元二种价格。同时原告所主要依据2009年及2010年产品的价格，无法举证证明同类产品在2011年、2012年及2013年的价格；（2）、报检材料中所附的销售合同中有许多产品型号无法从承揽合同中找到相对应的规格，原告亦无法举证证明该类型产品的价格，因此该部分型号产品的价格难以计算；（3）、2010年的报检材料中虽有相关合同号、品名、数量及金额，但缺乏每种具体规格产品所对应的价款及数量，故无法根据报检材料予以计算产品价格。综上，原告在计算货物价值的过程中，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计价方式予以计算，其选择的计价方式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2、关于结算的交易习惯，在庭审中，原告自述欠条上的金额系其根据双方订立的合同进行结算所计算出来的，在之前双方进行业务往来时，亦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进行结算。被告对此亦予以认可。因此，在本案所涉纠纷之前，双方进行结算的依据均是双方之间所订立的承揽合同，仅是原告诉至本院之后，才第一次按照报检材料进行结算。本院认为，双方从2009年开始进行承揽业务往来，所发生的业务金额已超过千万，已经形成了双方均予以认可的固定的结算方式，即按照双方订立的承揽合同进行结算。该结算方式系双方当事人合意，符合市场交易习惯，本院应予尊重。现原告未经被告允许，擅自变更结算方式，违反了双方当事人的约定。综上，本院认为，商品的价格是各方经济主体进行经济往来的核心要素，且该要素应该明确具体，在结算价款时应当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合意的价格予以认定，不能随意进行推算与估算，否则会直接影响各方当事人的预期利益，损害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并进而影响整个市场交易秩序。因此，本院对于原告自行结算所得的价款不予认定，现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其货物的总值，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于本案鉴定费，该鉴定申请虽由被告提出，但该鉴定意见说明原告提交的欠条存在重大瑕疵，本院亦不采信该欠条的证明力，故本案鉴定费因由原告所承担。
关于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反诉部分，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向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从合同义务，故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有权单独诉请原告（反诉被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了12755124.55元的加工款，其中包含原告（反诉被告）所承担的赔偿款641865元。同时，被告（反诉原告）仅收到原告（反诉被告）开具的金额为1176846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尚欠344797.55元发票未开具。综上，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本诉部分全部诉讼请求；
二、原告（反诉被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向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赛文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344797.5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
如果原告未按本判决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6222元，由原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17666元，由原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负担。上述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减半交纳3235.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德清县荣利达家私有限公司负担。上述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怡赟
人民陪审员 岑晓峰
人民陪审员 黄 健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范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