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白城民再字第43号抗诉机关：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喜玉，男，196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通榆县。委托代理人：李付青，男，1959年1月23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通榆县。。委托代理人：项青，男，1957年4月12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通榆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通榆县苏公坨乡农牧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张殿立，系村副书记。委托代理人：杨喜，苏公坨乡司法所所长。申诉人孙喜玉因与被申诉人通榆县苏公坨乡农牧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农牧村）确认解除合同通知书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09）白民一终字第95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11月22日作出吉检民二抗（2013）59号民事抗诉书，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8日作出（2014）吉民抗字第4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白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庆雷出庭，申诉人孙喜玉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付青、项青，被申诉人农牧村负责人张殿立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9年6月25日，一审原告孙喜玉起诉至通榆县法院称：1984年原告承包农牧村（自留山）林地，并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原告从1984年——2008年一直对该地进行经营、管理。2008年被告抢种为杨树，2008年11月24日被告向原告发放通知书，解除原告的林地承包合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承包经营权，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确认解除林地承包合同通知书无效，继续履行林地承包合同，返还林地。一审被告农牧村辩称：原告从1984年承包林地以来，以自留山为名，只种地不造林，村委会多次下达造林通知，直至现在原告仍未按上级要求标准完成造林任务，原告擅自改变林地使用用途，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解除原告林地承包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通榆县法院一审查明，1984年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原告承包了农牧村的林地，进行经营、管理，并兼种农作物。2008年11月24日被告以原告从1984年承包林地以来，以自留山为名，只种地不造林，村委会多次下达造林通知，直至起诉时原告仍未按上级要求标准完成造林任务。2008年11月24日，被告通知原告解除林地承包合同。通榆县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作为合同的一方，依法享有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且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事先已催告原告履行植树义务而原告未实际履行，致使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被告书面通知原告解除合同，行使解除权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09）通法民一初字第360号民事判决：1、确认2008年11月24日被告给原告下发的解除林地承包合同通知书有效；2、驳回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返还林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承担。孙喜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已按标准完成造林任务，树木成活率已达85%以上。苏公坨乡林业站出证林地成活率是假证，上诉人没有到场也没有签字。农牧村村委会会议记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判决没有完整的证据链。2、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从1984年上诉人承包该林地至今已25年，又有林地承包使用执照和林权执照，被上诉人无权解除合同。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农牧村答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二审查明，1984年被上诉人农牧村将该村宜林地以林地承包合同的形式发包给上诉人孙喜玉植树，多年来上诉人未进行植树造林，却在该土地上进行耕种农作物，2006年被上诉人又多次通知上诉人植树，上诉人仍未履行合同的约定，使被上诉人无法完成上级下达的造林任务。经村民代表大会研究决定，并经乡林业部门对各户种植树木成活情况进行核查后，于2008年11月24日向上诉人发出了解除林地承包合同书，并将无树木的宜林地重新进行植树。对有树木的地块，没有在解除合同范围之内。上述事实有被上诉人下达的通知、代表会议记录、本院实地勘察照片予以证实。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孙喜玉自1984年承包林地以来在该土地上未进行植树造林，只在该地上进行农作物生产，没有按承包合同去植树造林，被上诉人农牧村下达通知解除林地承包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请求终止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第（3）项，因一方不履行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第（6）项，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依上述规定被上诉人解除与上诉人之间的林地承包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孙喜玉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了（2009）白民一终字第95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喜玉不服本院二审判决，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称：1、吉林省政府2007年下发的39号文件明确规定，对已经承包的集体林地，应进一步稳定和完善承包关系。农牧村单方解除林地承包合同违反国家政策，与上述文件规定相悖。2、农牧村提出解除合同的决议是村民代表会议做出的，但该村民代表会组成及表决的程序均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决议。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农牧村单方收回承包地是违法的。3、农牧村与孙喜玉之间的承包合同并没有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二审法院适用《合同法》九十三条、最高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十四条规定错误，如果解除合同，应适用当时的法律。4、孙喜玉已经获得林权执照，二审应裁定中止审理，通知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撤销林权执照后恢复审理，而不能直接判决解除林地承包合同。农牧村辩称：孙喜玉在取得承包执照后，长期改变林地用途，逾期未完成造林任务，农牧村与孙喜玉解除合同事实清楚，有法可依，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认为，2008年9月，通榆县人民政府下发了《通榆县2008年秋季造林工作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通榆县人民政府向各乡镇、各乡镇又分别向各村下达了造林任务。孙喜玉作为宜林地的承包人，应该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完成政府下达的造林任务。但是根据农牧村提供的《苏公坨乡造林验收情况表》的记载，孙喜玉没有完成相应的造林任务，致使农牧村无法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造林任务。农牧村解除林地承包合同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四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请求终止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3）因一方不履行承包合同的约定的，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6）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的规定，所以农牧村下发解除合同《通知书》收回承包林地并不违反法律规定；2、农牧村原审时提交了有村民代表签字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农牧村根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向孙喜玉下发解除林地承包合同的《通知书》、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在程序上是合法的。孙喜玉申请再审主张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违法，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能支持；3、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适用双方争议行为发生时生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农牧村通知孙喜玉解除林地承包合同的时间是2008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生效实施的时间是1999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生效实施时间是1999年7月到2008年12月24日，原审判决适用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并没有违反法的溯及力原则；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案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效力。”本案孙喜玉因对农牧村解除林地承包合同的《通知书》有异议，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原审据此本案进行审理并对《通知书》的效力进行确认，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的；（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本案并不具备上述中止审理的情形，孙喜玉申请再审认为本案应中止审理、先通知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能支持。综上，孙喜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了（2011）吉民申字第427号民事裁定：驳回孙喜玉的再审申请。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09）白民一终字第96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要求依法再审，其理由是：1、农牧村与孙喜玉达成林地承包经营合同时，未约定承包方植树造林的成活率，亦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故二审法院认定村委会解除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存在合同约定解除的情形。2、法院以《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作为裁判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1）林地承包关系受《农村土地承包法》调整，《农村土地承包法》与《合同法》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法院依据《合同法》进行裁判，违背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另，本案纠纷发生于2008年11月24日，虽然纠纷发生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尚未废止，但因《农村土地承包法》已施行，对土地承包的相关事宜均作了明确规定，故法院裁判应遵循“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2）《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对发包方收回和调整承包地作了严格的限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非经法定事由不得单方面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本案中，孙喜玉虽未完成村委会下达的植树造林任务，但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发包方可以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追究承包方的违约责任，但以此为由解除林地承包合同，于法无据。本院再审过程中，孙喜玉称，1、一、二审法院把双方诉争的自留山认定为林地，把林地执照认定为合同，认定事实错误；2、一、二审未考虑林权执照及林地使用执照的行政效力，违反程序；3、解除林地承包合同通知书是在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情况下下发的，农牧村收回自留山的行为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4、申诉人已于2008年完成秋季造林任务，故通知书违法又与事实相矛盾。农牧村辩称：1、本案经三级法院调查审理，是在查清事实，尊重广大村民的意见基础上，依法作出的一致判决结论。除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原承包者外，是被公众所认可和信服的；2、农牧村和十八户村民达成的是“林地承包经营合同”，合同性质明确，承包方以植树造林为合同义务。可是在事实上这些村民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私自将林地改种粮食作物，改变土地用途，致使原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破坏农牧村林地用途和造林任务。破坏性违约行为与合同是否约定树木成活率是有本质区别的，本案符合法定解除条件；3、十八户村民的违约行为，改林地为耕地是土地性质的改变。4、本案为承包合同纠纷，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而言，承包主体、方式等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而对于违规或超出规定范围的应适用《合同法》，本案关于法定解除合同条件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未体现，两部法律未出现法条竞合的情况，应适用《合同法》相应条款进行判决。5、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本案再审审理时，申诉人孙喜玉提供农牧村2008年秋季造林完成情况表二份，用以证明2008年申诉人已经完成了植树造林任务。被申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是复印件，申诉人证明的事实无法确认。该份证据系复印件，属于传来证据，且被申诉人对该证据有异议，本院不予确认。被申诉人农牧村再审时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再审查明，申诉人孙喜玉系被申诉人农牧村村民，1984年农牧村将该村宜林地发包给申诉人孙喜玉，双方未签订书面林地承包合同。多年来申诉人承包宜林地，未在诉争土地上进行植树造林，却在该土地上进行耕种农作物。农牧村多次通知申诉人植树造林，申诉人仍未履行合同的植树造林义务。2008年9月，通榆县人民政府下发了《通榆县2008年秋季造林工作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通榆县人民政府向各乡镇、各乡镇又分别向各村下达了造林任务，申诉人仍未履行合同的植树造林义务。之后，农牧村以申诉人从1984年承包林地以来，以自留山为名，只种地不造林，村委会多次下达造林通知，申诉人仍未按上级要求标准完成造林任务，针对其改变土地性质，致使农牧村无法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造林任务的事实，经村民代表大会研究决定，并经乡林业部门对各户种植树木成活情况进行核查后，农牧村于2008年11月24日向申诉人发出了解除林地承包合同通知书，并将无树木的宜林地重新进行植树。对有树木的地块，未在解除合同范围之内。上述事实有农牧村下达的通知、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本院二审期间实地勘察照片予以证实。本院再审认为：（一）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申诉人孙喜玉系被申诉人农牧村的村民，1984年农牧村将该村宜林地发包给申诉人等村民用于植树造林，同时发给了承包户“林地承包使用执照”，该执照载明了林地地块名称、面积、承包人，未明确使用年限和承包费，并且在土地使用须知中明确规定“承包户对所承包的林地，耕地、草地必须按合同规定数量、用途，专项使用”。该“林地承包使用执照”对申诉人所承包的土地，直接明确了土地的属性为林地，虽然双方当时未签订书面的林地承包合同，但从双方多年来从事的民事行为及申诉人持有的“林地承包使用执照”来看，可以认定双方之间林地承包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农牧村将宜林地发包给村民，申诉人自1984年开始无偿经营、管理承包的林地，其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应履行合同规定的主要义务，即植树造林。但是，从一、二审卷宗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解除合同的地块未见有成片的树木，部分地块仅有稀疏的小树苗，可见申诉人承包林地并未植树造林，而是擅自改变了林地用途，将林地变为了耕地使用，在承包的林地上耕种农作物，致使植树造林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二）农牧村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符合法律规定。农牧村认为申诉人从1984年承包林地以来，以自留山为名，只种地不造林，村委会多次下达造林通知，申诉人仍未按上级要求标准完成造林任务，农牧村以其改变土地性质，致使农牧村无法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造林任务为由，经村民代表大会研究决定，并经乡林业部门对各户种植树木成活情况进行核查后，于2008年11月24日向申诉人发出了解除林地承包合同通知书，解除了林地承包合同，并将无树木的宜林地重新进行植树，对已经植树造林的地块并未解除合同。正是由于申诉人的行为，改林地为耕地，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无法实现植树造林的合同目的，且农牧村事先已催告申诉人履行植树造林义务而其未实际履行，因此，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成立。农牧村作为林地承包合同的一方，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且农牧村下发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履行了法定程序，其收回申诉人承包的林地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农牧村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在程序上是合法的。申诉人主张的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违法，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在历次审理中只有本人陈述，亦未提供有力证据佐证，本院无法支持其主张。（三）关于本案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问题，检察机关抗诉认为的本案以《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作为裁判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其理由是不成立的。1、关于“新法优于旧法，是指对于效力等级相同的法律规范出现冲突时，制定在后的法律规范应当优先制定在先的法律适用。其只适用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之间，非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即便不一致，也不适用该原则。《合同法》是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土地承包法》是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3年3月1日起施行。二者非同位阶，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未违反“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2、农牧村向申诉人下发的解除林地承包合同通知书的时间是2008年11月24日，《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当时均在生效实施期间，二审判决适用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并无不当。3、《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承包方式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两种，本案中的诉争土地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的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尚未利用的宜林地，其承包方式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的其他方式承包范畴，且该法关于其他方式承包纠纷中对于合同的解除，未有明确规定，因此，本案一、二审法院依据上位法《合同法》进行裁判并无不当。4、《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都是对家庭承包方式中的发包方收回和调整承包地所作的规定，而本案申诉人所承包的林地不属于家庭承包方式，故本案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5、农牧村与申诉人达成林地承包经营合同时，虽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但申诉人的行为已符合了法定解除合同情形，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第一款第四项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二审时适用《合同法》九十三条第二款约定解除条款不妥，本院予以更正。综上，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2014年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09）白民一终字第95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红审判员 王天立审判员 陈兆杭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晶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