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辽民二终字第001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孙建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葛长胜，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占海。
委托代理人：刘洋，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万秀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铁岭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王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葛长胜，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平安保险公
司）、刘占海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铁岭中心支公司（下称铁岭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铁民二初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姚志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郑锦弘主审，审判员谭弘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葛长胜，刘占海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洋、万秀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11月4日，刘占海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平安家庭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中的意外伤害险，保险期间为2009年11月7日至2010年11月6日。该《投保单》约定，投保人出险后将按《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或《三度烧烫伤与给付比例表》规定的标准给付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保险金额100万元。《比例表》规定的伤残等级为7级，共有34个伤残项目，所对应的损伤情况基本为四肢、五官的缺损。合同签订后，刘占海按约定在铁岭支公司办理了保险相关手续，并交纳了保险费。2010年10月17日，刘占海被案外人曹东驾车撞伤，造成腰椎滑脱永久内固定，腰部活动度丧失25%以上，经铁岭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占海构成九级伤残。现刘占海起诉请求平安保险公司和铁岭支公司支付原告刘占海保险金100万元，利息损失20，885.18元及平安保险公司和铁岭支公司未履行核定义务、核定结果通知义务，给刘占海造成直接损失合计32，011.30元。另查明，2013年6月8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法医学会联合发布了《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
平安保险公司在原审答辩称：刘占海九级伤残的法律事实与本案无关。刘占海与铁岭支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和《三度烧烫伤与给付比例表》是在中国保监会发布并备案的，其规定的是1至7级伤残的保险责任范围。刘占海所受伤残不符合双方约定的保险事故。双方纠纷发生后，刘占海要求续保，这一事实也证明其知道保险单内容。
铁岭支公司在原审答辩称：刘占海与其签订的是平安家庭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中的意外伤害险，保险的最高赔偿金额为100万元，投保单中已明确约定发生意外伤害后，根据《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和《三度烧烫伤与给付比例表》规定的情形评定伤残等级，并据此进行理赔。刘占海发生意外伤害后，其所受伤害为交通事故九级伤残，其伤残情况未达到《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约定的残疾程度，即不构成保险合同所称的保险事故。本案刘占海亲自投保，并在投保人声明栏里签字确认收到铁岭支公司提供的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并对免责条款已经详细了解掌握，铁岭支公司已经履行告知义务。如果对刘占海理赔，也应按照其伤残等级的标准进行赔偿，100万元赔偿款是发生意外伤害致残后的最高赔偿额，而不是出了险就赔100万元，且刘占海每月保险费仅交59元，累计交了10个月，如果要公司赔偿其100万元也显失公平。
原审法院认为：平安保险公司主体是否适格，刘占海所受交通事故九级伤残是否在《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理赔范围，其能否获得最高限额100万元的意外伤害伤残赔偿金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平安保险公司与刘占海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到法律保护。合同签订主体为平安保险公司，故平安保险公司主体适格，应当承担保险责任。铁岭支公司是平安保险公司的支公司，虽与刘占海具体办理了保险业务，但因其是上下级公司之间的内部管理行为，铁岭支公司不是合同主体�故铁岭支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刘占海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交纳保险费义务，出险后平安保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提示义务。本案中，刘占海在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栏中签字确认，应视为保险公司已经就《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及其附加险条款的内容，特别就条款和投保须知中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作了明确说明，刘占海同意投保。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尽到了明确说明及告知义务，应当按照投保人伤残比例进行赔偿。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保监发（1999）237号）已经被修订，其保险合同中约定《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依据标准发生变化。根据从新原则，依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法医学会于2013年6月8日最新颁布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7.7节脊柱结构损伤和关节活动功能障碍，比照铁岭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出刘占海因腰椎滑脱永久内固定后致腰部活动度丧失25%以上的鉴定结论，刘占海所�伤残符合《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7.7节关于九级伤残的规定。故刘占海应按照20%的比例获得保险赔偿金。对平安保险和铁岭支公司辩称伤残等级不在《比例表》规定范围内，不予赔偿一节，因刘占海所受伤残在最新规定的保险伤残等级范围，依据公平原则，对平安保险公司和铁岭支公司不予给付保险金的抗辩理由，该院不予支持。平安保险公司应当依据刘占海所受伤残等级获得相应比例给付保险金。刘占海主张因治病借钱而产生的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刘占海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和铁岭支公司未履行核定义务、核定结果通知义务，故对其主张造成直接损失的诉讼请求，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平安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刘占海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200，000元。逾期履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执行；（二）驳回刘占海对铁岭支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刘占海对平安保险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刘占海负担2，760元，由平安保险公司负担11，040元。
平安保险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刘占海的索赔理由与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不相符合，一审法院重审时未正确确认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约定的保险范围，且有利于平安保险公司的法律条文、有利于平安保险公司的证据、合议庭未依法采用，其裁判所适用的从新原则、公平原则都不符合司法审判通行的原则的习惯，损害了平安保险公司的合法利益。一、适用“公平”原则的前提是不能放弃“依法”原则。本案刘占海与平安保险公司就如何遇险索取赔偿，有具体的合同条文确认的义务。本案合同中未涉及七级以下的人身伤残赔付的内容，只针对七级以上的人身伤残赔付。“有约定适用约定”，没有约定适用法律规定，法律没有相关的“条文规则”适用“原则”。重审法庭未能遵守依法原则。在合同当事人有具体的投保范围之约定的条件下，摆脱约定的投保范围，适用公平原则，显然是司法不当。二、从新原则被错误适用。从新原则是指新的法律有溯及力时，适用新的法律条款被称之为从新原则。保监会新出台的《人身伤残评定标准》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溯及力，重审判决书将《人身伤残评定》当作赔偿依据并称为适用“从新原则”是完全错误的。《人身伤残评定标准�是规范性文件，与保险范围有比照关系，它不是法律，根本归属不到法律级别内，更不能被当作法律来适用。重审法庭将《人身伤残评定标准》适用于本案，显然错误。三、法律既然认定合同为有效，那么，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就应当成为约束合同当事人的依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了约束原则和受保护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不按照本案的保险合同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超出保险合同去适用所谓的公平原则，这本身就是放弃了依法原则，有悖于公平、公正原则。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本案合同有效，同时又否定合同约定的承保范围，主动地、人为地扩大了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这即不尊重法律，也损害保险人的法定权利。本案重审判决，极度扩大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损害了保险人的合法利益。细阅涉案合同，《人身伤残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存在于合同附件中，属于合同约定的内容，是约束当事人行为的依据。《人身伤残评定标准》是2013年6月8日出台的行为内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法规，同时也构不成合同，更与合同当事人约定遵守的1-7级伤残与给予比例标准无关联。一审法院以《人身伤残评定标准》判断保险人的责任范围，是明显的不遵守依法原则。四、法的权威应当依法维护，保险人的法定权利应予保护，一审法院不应当滥用司法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刘占海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刘占海承担本案诉讼费。
刘占海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违反法律规定，不应予以支持。
刘占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刘占海的诉请认定错误，审理查明部分错误认定，意图认定为“变更诉讼请求或增加诉讼请求或新的诉讼”，无端给刘占海施加诉累，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改正。刘占海提交铁岭中院的起诉状，明确写明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意外伤害保险金1000000元人民币（一百万元）。2、依法判令二被告赔偿因其不履行法定义务而对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4706.18元人民币。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后在开庭时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将诉请第2项损失数额计算至开庭变更为20885.18元，其他内容不变。在本案发回重审开庭时，刘占海口头向审判庭说明“第二项的不履行法定义务是指不履行核定义务、核定结果通知义务，到此次开庭时损失已达到32011.30元”，并未提交书面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或增加诉讼请求申请，而（2013）铁民二初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书却�述为“请求法院判令平安保险和铁岭支公司给付刘占海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100万元，利息损失20885.18元。依法判令平安保险和铁岭支公司连带赔偿因其不履行核定义务、核定结果通知义务而对刘占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2011.30元。”本院审理查明部分表述为“现刘占海起诉请求平安保险和铁岭支公司支付原告刘占海保险金100万元，利息损失20885.18元及平安保险和铁岭支公司未履行核定义务、核定结果通知义务，给刘占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合计32011.30元。”一审审判庭主动将刘占海的诉请予以肆意变更，并在审理查明部分错误认定，案由变换为“保险纠纷”，无论其意图认定为变更诉讼请求或增加诉讼请求或新的诉讼，这均是对刘占海合法权益的严重损害。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并且对案件审理起决定性的事实未予认定，请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予�改正并对重要事实予以认定。1、一审判决中缺少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家财宝”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以下简称《保险单》）事实的认定，以及《保险单》与《平安家庭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投保单》（以下简称《投保单》）之间关联、综合情况事实的认定。因投保单和保险单从未向刘占海作出过任何解释及说明，这其中不一致的情形更不可能经刘占海同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应以刘占海签字的投保单为准，对于保险条款也应以投保单投保单所附格式条款的为准。这一决定性重大事实，一审判决未予认定。2、自始至终，平安保险公司及其分公司并没有就《投保单》和《保险单》向刘占海作出过任何解释及说明，更没有给刘占海看过和说过其他任何文件材料，同时平安保险公司及其分公司没有证据能证明其向刘占海作出过任何解释及说明，除非伪造、变造证据。这同样是案件的决定性重大事实，一审判决未予认定。3、《投保单》中包含“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三度烧烫伤与给付比例表”的相关条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之规定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这是重要的法律事实，一审判决亦未予认定。4、投保单中，《意外伤害保险》包含的条款是投保单自带格式条款，作为保险合同条款具有合同约束力；而“投保人声明”栏里第2条中所称的《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并不是投保单自带格式条款，不具有合同约束力。无论从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及第十�条“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的规定，还是从“投保人声明”栏里第2条中的《平安家庭财产保险条款》和《居家责任险条款》与投保单自带格式条款《平安家庭财产保险条款》和《居家责任险条款》完全一致的情况，足以证明投保单《意外伤害保险》的条款是投保单所附格式条款并且其与《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属于两种不同条款，故只有投保单中《意外伤害保险》的条款适用于本案，而平安保险公司及其分公司举证除投保单《意外伤害保险》外任何《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都属于非保险合同条款而不适用于本案。签订投保单时，平安保险公司及其分公司仅向刘占海询问了工作情况，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及说明。刘占海在“投保人声明”栏下面的投保单唯一签名处签字并填写投保日期只能说明被保险人签订投保单，况且“投保人声明”栏里第2条所称的《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与投保单中《意外伤害保险》的条款是两套条款且自相矛盾，足以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及其分公司并没有针对投保单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即《意外伤害保险》的条款履行提示义务以及明确说明义务，《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之规定，不属于履行提示义务以及明确说明义务的范畴。这是从原一审、二审直至发回重审一审在法庭上多次质证并辩论的事项。一审审判庭违背事实，强行认定“本案中，刘占海在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栏中签字确认，应视为保险公司已经就《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及其附加险条款的内容，特别就条款和投保须知中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作了明确说明，刘�海同意投保。证明平安保险尽到了明确说明及告知义务，应当按照投保人伤残比例进行赔偿。”这明显是把这么一个刘占海根本没看过、没听过、非投保单自带格式条款的“《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强加给刘占海，完全是对案件事实的蓄意颠倒、错误认定。三、一审审判庭滥用法权调取案外证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强行当事人进行质证，涉嫌枉法裁判，并且在判决中对于《庭审笔录》中没有体现的证据予以认定，同时对刘占海诸多证据的证明意见予以片面摘录，这属于变相剥夺刘占海的质证权，刘占海请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改正。1、《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法医学会2013年6月8日联合公布），既不属于本案保险合同的内容，也不属于特别约定事项，更不是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只不过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法医学新制作的行业参照标准，不适用本案。一审审判庭滥用法权，无端调取案外证据将其强行引入本案用来排除刘占海的权益，是对刘占海合法权益的肆意践踏。（1）本案中，首先，《投保单》中的“意外伤害保险”，其包含“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三度烧烫伤与给付比例表”的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因为没有履行提示义务以及明确说明义务而依法不产生效力，但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法律效力，“意外伤害险（主险）保险金额：100万；月保费：59元”的条款以及“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责任（一）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身故的，本公司按其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保险责任终止”、“（二）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同一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身故及意�伤害残疾保险金累计给付以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限”、“（三）交通意外伤害身故或残疾特别保险金，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公共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身故的，本公司除给付第（一）项‘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外还按第（一）项确定的‘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金额给付交通意外伤害身故特别保险金。”条款是合法有效的，故平安保险公司及其铁岭支公司应给付刘占海意外伤害保险金一百万元。这属于刘占海基于意外伤害保险合同而产生的合法权益。（2）该《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向刘占海出示时，刘占海明确表示反对，而一审审判庭不将刘占海的全部意见写明，侵害了刘占海的诉讼权利。2、关于一审判决中表述铁岭支公司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理赔通知书》、《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平安家庭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续保未果投诉记录，事实上是铁岭支公司一共提交九份证据而一审审判庭摘选了其中五份证据所作的认定。首先，铁岭支公司提交的这九份证据，在庭审笔录中除了《平安家庭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投保单》有名称，其他证据连证据名称及证明事项都没有记录，只片面记录了刘占海的意见，根本什么都对应不上，这种《庭审笔录》中都没有的内容，一审审判庭如何凭空变出五份“质证过”的证据？关于《平安家庭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投保单》，刘占海代理律师在法庭上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事项有异议。第一，该证据无法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对刘占海履行了说明义务，包括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1、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时至今日也没有就投保单和保险单向刘占海作出过任何解释及说明，更没有给刘占海看过和说过其他任何文件材料。2、该证据《投保人声明》一栏第2条诉称的《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与投保单背面保险条款里“意外伤害保险”明显不符，其根本不是投保单自带格式条款。签订投保单时，两位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刘占海询问了工作情况，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及说明。刘占海在“投保人声明”栏下面的投保单唯一签名处签字，况且“投保人声明”栏里第2条所称的《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与投保单中《意外伤害保险》完全不符，足以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并没有针对投保单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即《意外伤害保险》的条款履行提示义务以及明确说明义务，更不可能对莫须有的“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三度烧烫伤与给付比例表”、《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以及明�说明义务。故包含“给付比例”的相关格式条款因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而依法不产生效力。第二、去除掉不具有提示作用并且未明确说明的《投保人声明》第2条，也去除掉依法不产生效力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其他条款是合法有效的，并且依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之规定，应以刘占海签字的投保单为准来进行认定的。第三、刘占海签字的投保单原件为三折正反两面，提请审判庭要求平安保险公司缩印或扫描打印，同样形成正反两面复印件来反映证据原貌，不要企图加页或拼接来变造证据，否则依民诉法第63条、第111条之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一审审判庭把刘占海的质证意见变化成“刘占海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保险公司对其履行了说明提示义务。保险公司未就投保单和保险单、《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向刘占海进行过解释说明。投保单中的《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三度烧烫伤与给付比例表》刘占海没看过，也不知道其内容”，严重侵害了刘占海的质证权利。其次，一审法庭上对方举证质证混乱，庭审笔录混淆记载，如何通过这凭空变出五份“质证过”的证据，用来认定案件事实呢？换句话说，凭什么对《平安家庭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投保单》之外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肆意剥夺。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之规定，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铁岭支公司提交的刘占海签字的《平安家庭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投保单》，无法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履行了说明义务，即没有履行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同时也无法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履行了核定义务、核定结果通知义务。一审审判庭没有依据却来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以及明确说明义务系枉法裁判。4、刘占海与代理律师提交了书面的《证据目录》，其中对证明内容进行了明确说明，而一审审判庭却剪接甚至曲解原话作为所谓的“证明内容”，这是对刘占海诉讼权利的肆意剥夺。5、刘占海提交的《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挂号票》足以证明刘占海向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全面提出了理赔请求，并且携带了全部保险事故认定材料，至于他们是否履行核定义务、核定结果通知义务是由其自行举证证明，一审审判庭对此举证责任认定错误。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茫然运用法律原则，属�违反法理“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同时，一审审判庭通过使用“从新原则”、“公平原则”及一些庞杂法条来刻意规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涉嫌歪曲法律事实从而枉法裁判。1、刘占海关于案件事实在原一审、原二审及发回重审一审中均客观如实陈述，在发回重审一审庭审时同时提交了《事实情况声明》、《证据目录》、《代理词》，结合以上所有的法庭庭审笔录可以明确本案的真实客观情况：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手中持有刘占海签字的《投保单》原件，刘占海手中持有《保险单》原件，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并没有就《投保单》和《保险单》向刘占海作出过任何解释及说明，更没有给刘占海看过和说过其他任何文件材料（如“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三度烧烫伤与给付比例表”、“拒保职业表”、“责任免除活动表”、“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刘占海始终认为，只要发生保险事故（即意外伤害），无论伤残与死亡，经过鉴定构成伤残就应该赔付一百万元，不管等级，不管是轻微还是重大；刘占海在保险期间被案外人曹东驾车撞伤，交警认定曹东负全责；经铁岭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占海被评定为九级伤残；刘占海从民间借贷十万元，月息一分，另从自己的存款储蓄中取出30，300元用于医治伤情，利息损失20，885.18元；刘占海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索赔，但他们以其伤残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三度烧烫伤与给付比例表》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理赔；时至今日，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没有对刘占海履行核定义务、核定结果通知义务。2、根据以上本案的真实客观情况，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法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第一项，应以《投保单》为准，保险条款当然以其所附格式条款为准。该证据《投保人声明》一栏第2条诉称的《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与投保单背面保险条款里“意外伤害保险”明显不符，其根本不是投保单自带格式条款。签订投保单时，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仅向上诉人刘占海询问了工作情况，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及说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投保单中《意外伤害保险》的相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依法不产生效力，但不影�其他条款的法律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按照通常理解或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均得出无论伤残或死亡都应按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一百万意外伤害保险金，只是同一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身故及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累计给付以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限。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可以得出平安保险公司及铁岭支公司给付刘占海意外伤害保险金一百万元及赔偿因其不履行法定义务而对刘占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0885.18元。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颁布实施，其立法目的有细化法律条文，弥补法律缺失，以及统一裁判标准，提升司法公信力。这是一个进步的立法表现，如果在审判中有人还能刻意规避法律和司法解释，这会成为极其可耻的典型，这属于法治社会下的有法不依，这完全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思想及“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要求背道而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给付其意外伤害保险金100万元以及判令两被上诉人赔偿因其不履行法定义务而对刘占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0，885.18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
平安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刘占海对本案事实及自己的诉请认识是错误的。本案事实很简单，刘占海遭到他人撞，属交通肇事。这个事实虽名为意�伤害，但与本案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没有关联，这个事实刘占海认识错误。应依据约定重新认识。二、刘占海认为重审所审查的事实存在错误，并称审理起决定性作用的事实未予认定，我方认为，保险合同、投保单、保监会出具的规范性文件及刘占海在投保单上的签字是本案事实的一部分，交通肇事被鉴定为九级伤残是一部分，两者不能对接，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逻辑的关联在一起。刘占海称案件审理起决定性的事实未予认定是错误的。三、关于滥用职权、调取案外证据、使用人身赔偿标准。一审没有适用法律、没有适用法规、司法解释，仅适用规范性文件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刘占海的残内容与本案没有实质联系。其他上诉意见不是当事人评判的内容，我方不予答辩。
铁岭支公司答辩称：同意平安保险公司的意见。
本院经审理�明：原审判决中除关于“刘占海起诉请求平安保险和铁岭支公司支付刘占海保险金100万元，利息损失20，885.18元”的事实认定有误外，其他已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另查明：刘占海在原审庭审中陈述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给付原告意外伤害保险金100万元人民币。2、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因其不履行核定义务、核定结果通知义务而对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2，011.3元人民币。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再查明：原审查明的《投保单》系一联双面各四板块彩色打印件，一面为《投保单》，含《客户信息》、《投保须知》、《投保信息》、《保费付款授权书》、《特别约定》及《投保人声明》等；另一面内容主要为保险条款，包括《平安家庭财产保险条款》、《家庭财产附加地震保险（A款）条款》、《居家责任险条款》、《附加盗抢险条款》、《附加门、窗、锁来意破坏损失险》、《附加家用电器用电安全险》、《附加坠物责任险》、《意外伤害保险》、《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等。刘占海填写了《客户信息》及《保费付款授权书》的相关内容，在《投保信息》一栏投保了意外伤害险中保险金额100万元的主险。同时，在《投保人声明》一栏下方签写了姓名及日期。该声明以加大一号的黑体字记载：1、上述各项内容填写属实；2、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平安家庭财产保险条款》、《居家责任险条款》、《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及其附加险条款的内容，特别就条款和投保须知中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做了明确说明，同意投保；3、本投保单的授权扣款账户为本人所有的以本名注册之账户，账户所有人、开户银行和账号信息真实，特授权贵公司从该账户中划扣本保险合�中所需交纳的各项保险费。
另一面的保险条款中的《意外伤害保险》项下列明“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两项内容。“保险责任”中列明（一）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二）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三）交通意外伤害身或残疾特别保险金（四）意外伤害全残辅助保险金等四项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和具体标准。第（二）项“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项下记载：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造成本条款所附“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或“三度烧烫伤与给付比例表”所列残疾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表中所列给付比例乘以其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如治疗仍未结束的，按事故发生之日起第一百八十日的身体情况进行残疾鉴定，并据此给付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同一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身故及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累计给付以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限。
铁岭支公司交付给刘占海的《平安“家财宝”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下称《保险单》）上第四条“保险项目明细”具体内容为：被保险人刘占海，意外伤害保险金额RMB100万元。从事《拒保职业表》列明职业的人员，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非拒保职业人员但从事拒保职业相关活动时发生的事故也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责任免除活动表》所列活动范围的，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意外伤害保险适用《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意外伤害身故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意外伤害残疾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本案所涉背面印有保险条款内容的《投保单》为平安保险公司持有，该《投保单》上印刷的《意外伤害保险》项下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两方面内容与《投保人声明》一栏中提及的《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项下的相关内容一致。
还查明：就本案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刘占海曾以铁岭支公司为被告向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铁岭支公司给付20万元保险金等。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3月5日作出（2012）铁银民二初字第00023号民事判决，判令铁岭支公司给付刘占海保险赔偿金70，852（17713＊20年＊20%）元。判决后，刘占海不服向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5月7日作出（2012）铁民二终字第0008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重审。案件发回重审后，刘占海提出撤诉申请，2012年6月21日，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铁银民二初字第00185号民事裁定，准许刘占海撤诉。随后，刘占海就该保险纠纷向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次诉讼。
上列事实有《平安家庭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投保单》、《平安“家财宝”综合保障计划（月缴型）》“保险单”、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2012）铁银民二初字第00023号民事判决书、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2012）铁银民二初字第00185号民事裁定书、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铁民二终字第00080号民事裁定书及一、二审庭审笔录载卷为凭，并经质证、认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平安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二、原审法院依据2013年6月新发布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的相关规定判令平安保险公司给付刘占海20万元是否妥当；三、平安保险公司应否给付刘占海意外伤害保险金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0，885.18元。
一、关于平安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因此，案涉《投保单》和《保险单》中约定的《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除“责任免除”项下的相关条款外，其“保险责任”项下关于“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造成本保险合同所附“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所列残疾程度之一的，保险人按该表所列给付比例乘以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残疾保险金”等相关约定，均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保险人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上显示，《意外伤害保险》项下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内容与《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的相关条款内容一致。《投保单》上印刷的《意外伤害保险》与《�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仅在名称上存在几字之差，刘占海称《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与投保单背面保险条款里“意外伤害保险”明显不符，缺乏事实依据。保险人特别地将包含上述意外伤害保险以及平安家庭财产保险、家庭财产附加地震保险（A款）、居家责任险、附加盗抢险、附加门窗、锁恶意破坏损失险、附加家用电器用电安全险、附加坠物责任险、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等各保险品种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黑体字记载于投保单之上。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认定保险人对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中，刘占海在载有“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平安家庭财产保险条款》、《居家责任险条款》、《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及其附加险条款的内容，特别就条款和投保须知中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做了明确说明、同意投保”内容的《投保人声明》一栏进行了签字确认。刘占海在该声明下的签字行为系其对保险人已向其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认。刘占海虽以《投保单》上印刷的是《意外伤害保险》而非《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来否认其在《投保人声明》中确认的平安保险公司向其明确说明《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事实，但刘占海系教师进修学校的教研员，列于各保险条款中间、项下列明“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的《意外伤害保险》与《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名称上的几字之差，不足以致其误解和产生歧义；且以其具备的文化素质，对《投保单》上《意外伤害保险》项下的条款内容完全能够理解，对其签字确认“投保人声明”的含义及法律后果亦应当清楚明白。另外，刘占海虽然在诉讼中主张“刘占海始终认为，只要发生保险事故（即意外伤害），无论伤残与死亡，经过鉴定构成伤残就应该赔付一百万元，不管等级，不管是轻微还是重大”，但刘占海就本案所涉纠纷第一次向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起诉时，诉请的标的额为20万元而非100万元的事实亦可证明刘占海对出险后应按伤残等级赔付是明知的。而且，刘占海始终未能提供否定其签字确认的保险人已向其就《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的内容做了明确说明的证据。因此，综合上述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保险人平安保险公司已经对投保人刘占海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二、关于原审依据2013年6月新发布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的相关规定判令平安保险公司给付刘占海20万元是否妥当问题。由于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认定保险人已对投保人刘占海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刘占海的伤残等级为九级，而刘占海本人及平安保险公司对《鉴定文书》的鉴定结果又均无异议，故刘占海的伤残等级并不属于《投保单》中约定的应予赔付的保险事故。原审法院根据公平�则，依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法医学会于2013年6月8日颁布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7.7节关于九级伤残的规定，判令平安保险公司赔偿刘占海20万元，但是，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赔付依据为“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虽然该标准现已失效，但新颁布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没有规定具有溯及力，该标准颁布前已经生效的合同应当按合同约定的标准执行。而且，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不同意适用该新颁布的标准：平安保险公司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案涉保险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刘占海则认为原审法院调取《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系滥用法权，涉嫌枉法裁判，是对其合法权益的肆意践踏。故本案适用新标准作为判决依据不妥，平安保险公司和刘占海的该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平安保险公司应否给�刘占海意外伤害保险金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问题。现有证据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在刘占海投保时，已向其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刘占海的伤残等级为九级，故刘占海的伤残等级不属于《投保单》中约定的应予赔付的保险事故，平安保险公司不应给付刘占海意外伤害保险金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但是，由于刘占海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了意外伤害险，交纳了保险费，其确因意外事故造成九级伤残。因此，对于刘占海因意外伤害事故造成的九级伤残，比照残疾赔偿金标准的相关规定，由平安保险公司给付刘占海82，304（20576＊20年＊20%）元，符合公平原则。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但适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法医学会于2013年6月8日颁布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确定赔偿标准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铁民二初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三项；
二、变更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铁民二初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占海82，30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其中1，858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担，11，942元由刘占海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志刚
审判员 谭 弘
审判员 郑锦弘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刘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