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铁中民终字第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艳红。
委托代理人：周远志，广西其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程贵风。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卓一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圭贝路1号都市江南7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程贵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崔雅玲。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南宁房博士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长湖路18号中天世纪花园B区1层01号商场。
法定代表人：崔明峰。
上诉人杨艳红因与被上诉人程贵风、南宁市卓一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卓一公司）、崔雅玲、广西南宁房博士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博士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铁路运输法院（2015）南铁民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艳红的委托代理人周远志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程贵风、卓一公司、崔雅玲、房博士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15日，杨艳红与程贵风签订《房产租赁合约》，约定程贵风将位于南宁市西乡塘区科园大道高新苑42号1层15号商铺转租给杨艳红作为商铺使用，租期一年，从2014年5月1日起至2015年5月1日止，每月租金3000元。合同中注明：“因房东原因不能到场签署本合同，现由转让方签署。房东回到南宁由转让方安排承租方与房东重新签订合同；如因转让方导致承租方无法跟房东崔雅玲签订合同的，转让方须原数退回转让费。”合同签订后，杨艳红向程贵风支付了押金7000元、转让费28000元，并按程贵风的要求向崔雅玲支付了2014年5月15日至2014年8月15日三个月的商铺租金9000元。程贵风未安排杨艳红与崔雅玲重新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杨艳红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于2014年8月关闭经营的商铺。
另查明，涉案商铺登记在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房地产公司）名下。2009年4月16日，崔雅玲与高新房地产公司签订《高新苑商铺租赁合同》，租期从2009年5月15日起至2014年5月15日止。2014年5月15日，崔雅玲和高新房地产公司续签《高新苑商铺租赁合同》，将租赁期限延长至2015年5月15日。2014年9月5日，高新房地产公司变更为广西南宁当代丰耘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丰耘公司）。丰耘公司对崔雅玲和程贵风的转租行为不知情也不同意，在2014年10月8日得知崔雅玲私自转租后，已于2014年10月15日勒令崔雅玲立即办理退租手续，收回了出租的商铺。
还查明，程贵风是卓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雅玲是房博士公司的股东。2011年1月11日，房博士公司将商铺转租给卓一公司，双方签订《房屋中介承包合同》，租赁期限为三年，自2011年2月1日起至2014年1月30日止。
杨艳红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杨艳红和程贵风签订的《房产租赁合约》无效；二、程贵风、卓一公司归还杨艳红押金7000元和转让费28000元，崔雅玲、房博士公司归还杨艳红三个月租金9000元；三、四被告连带赔偿杨艳红商铺装修费损失11800元、商铺招牌费损失58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崔雅玲、房博士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
程贵风作为卓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与杨艳红签订合同前，出示了卓一公司的营业执照、出示了卓一公司与房博士公司签订的《房屋中介承包合同》，杨艳红有理由认为程贵风是作为卓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其签订的合同，即程贵风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庭审中程贵风主张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卓一公司对此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的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卓一公司应承担《房产租赁合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程贵风不承担责任。
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杨艳红与程贵风在2014年4月15日签订《房产租赁合约》时，未取得第一出租人高新房地产公司的同意。虽然卓一公司主张高新房地产公司已经同意其转租，但未举证证明上述事实；且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证明，程贵风的转租行为并未取得高新房地产公司的同意。故杨艳红主张双方签订的《房产租赁合约》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押金、转让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杨艳红要求被告返还押金7000元、转让费280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租金的问题。在程贵风的要求下，杨艳红将三个月租金9000元交给了崔雅玲，但因为卓一公司与房博士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需要向房博士公司支付租金，故实际上是杨艳红替卓一公司支付的租金，杨艳红的9000元租金间接支付给代表卓一公司的程贵风。杨艳红使用铺面已超过三个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故杨艳红应参照租金标准支付铺面占有使用费，其所交的租金与铺面占有使用费已相抵销。杨艳红要求崔雅玲和房博士公司退回租金9000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装修费和招牌费的问题。杨艳红只出示了收款人为“周成”的手写收据，卓一公司不认可，杨艳红又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没有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无法核实杨艳红装修费的具体数额。故对杨艳红要求被告赔偿装修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招牌费5800元的收款收据上盖有收款单位的公章，且杨艳红确实制作了招牌，损失已实际发生，故对杨艳红主张的招牌费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卓一公司未经高新房地产公司的同意将铺面转租给杨艳红，对导致合同无效负有主要过错，杨艳红未尽谨慎审查义务，负有一定过错，因此一审法院酌定由卓一公司对杨艳红的招牌费损失承担80%的责任，由杨艳红自行承担20%的责任。故卓一公司应赔偿杨艳红招牌费损失4640元（5800元×80%=4640元）。崔雅玲和房博士公司与杨艳红无租赁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杨艳红主张崔雅玲、房博士公司承担本案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杨艳红与卓一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签订的《房产租赁合约》无效；二、卓一公司退回杨艳红押金7000元；三、卓一公司退回杨艳红转让费28000元；四、卓一公司赔偿杨艳红商铺招牌费损失4640元；五、驳回杨艳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0元，减半收取670元（杨艳红已预交），由杨艳红负担239元，卓一公司负担431元。
上诉人杨艳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2015）南铁民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程贵风与卓一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崔雅玲和房博士公司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民事赔偿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具体如下：（一）该判决认为“被告程贵风作为被告卓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与原告杨艳红签订合同前，出示了卓一公司的营业执照，出示了卓一公司与房博士公司签订的《房屋中介承包合同》，杨艳红有理由认为程贵风是作为卓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其签订的合同，即程贵风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庭审中程贵风主张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卓一公司对此无异议。……故卓一公司应承担《房产租赁合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程贵风不承担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程贵风从来没有向杨艳红出示过卓一公司的营业执照。2.卓一公司是程贵风设立的个人公司，程贵风是卓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上是一身两任，因此一审判决认为程贵风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卓一公司对此无异议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也没有法律意义，试问自己怎么能够对自己有异议呢？3.《房产租赁合约》出租方为程贵风，程贵风出示的是卓一公司科园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出租的房屋是卓一公司科园分公司的营业场所，程贵风并不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并且杨艳红是向户名为程贵风的私人账号付款，足以证明签订《房产租赁合约》是程贵风的个人行为，应由程贵风个人承担责任。程贵风以个人名义与杨艳红签订合同，由卓一公司作为经纪方，因为所签合同无效，程贵风与卓一公司在签订《房产租赁合约》中存在共同过错，应承担连带责任。4.崔雅玲是房博士公司的股东，崔雅玲和房博士公司没有转租权，擅自转租的行为既是杨艳红无法办理营业执照的起因，其擅自转租行为也已经被丰耘公司撤销，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民事赔偿责任。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一）该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58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程贵风注册了卓一公司后，是不是其个人所有行为都是在代表卓一公司进行经营活动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本案中程贵风是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杨艳红也是向其个人账户履行合同，不能认定是公司的经营活动。2.本案中卓一公司是作为经纪方参与签订合同，不可能在一份合同中出现一方当事人既是合同主体又是经纪人的情况。同样程贵风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不能认定是程贵风在以卓一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艳红认为南宁铁路运输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的（2015）南铁民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本案错误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程贵风、卓一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崔雅玲、房博士公司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答辩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杨艳红承租程贵风店铺后发生租赁纠纷，崔雅玲及房博士公司作为第三人跟该纠纷既没有事实上的直接关系，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崔雅玲及房博士公司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杨艳红因自己经营不善，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导致工商营业执照办不下来，最终因无证营业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暂停营业，所产生的经济损失理应自己承担，现在要求崔雅玲和房博士公司赔偿损失，实属对法律规定有所误解，经营者自负盈亏是市场经济主体应承受的风险。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在二审庭审过程中，经本院释明，上诉人杨艳红同意放弃对崔雅玲、房博士公司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杨艳红对一审查明事实的异议在上诉状中已表述。
被上诉人崔雅玲、房博士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关于上诉人杨艳红对一审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虽然杨艳红否认程贵风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向其出示过卓一公司的营业执照，但在上诉状中承认签订租赁合同时程贵风向其出示了卓一公司科园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在一审庭审时则明确认可签订租赁合同时，程贵风出示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只是没有具体说明营业执照是卓一公司还是卓一公司科园分公司的。由于卓一公司科园分公司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卓一公司科园分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是由卓一公司承担，综上分析，一审判决认定程贵风向杨艳红出示过卓一公司的营业执照并无不当，对杨艳红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所涉《房产租赁合约》的出租方是程贵风还是卓一公司的问题。由于租赁物南宁市西乡塘区科园大道高新苑42号1层15号商铺，是卓一公司科园分公司的营业场所，在双方签订《房产租赁合约》时，杨艳红明确知道程贵风是卓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卓一公司科园分公司的负责人，所出租的商铺就是卓一公司科园分公司的所在地。另外程贵风也将卓一公司与房博士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给杨艳红看过，该租赁合同的承租方为卓一公司。因此程贵风将本案所涉商铺出租的行为，应是代表卓一公司进行，《房产租赁合约》的出租方应为卓一公司。在双方签订的《房产租赁合约》无效的情况下，应由卓一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退还所收取的杨艳红的押金、商铺转让费，并赔偿杨艳红的招牌费损失。
关于上诉人杨艳红主张卓一公司是程贵风设立的个人公司，存在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情形的问题。根据卓一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材料看，卓一公司的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两人，因此卓一公司并非是一人公司，上诉人杨艳红主张应由程贵风个人承担公司债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艳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0元（上诉人杨艳红已预交），由上诉人杨艳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岚
审 判 员 玉 萍
代理审判员 黄 雪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
书 记 员 符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