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浙行赔终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江英，女，196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顺忠，男，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同上。
委托代理人李鄂陵，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县前街**号。
法定代表人林毅，市长。
委托代理人吴中强，义乌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英豪，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江英、张顺忠诉义乌市人民政府城建行政赔偿一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2016）浙07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黄江英、张顺忠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1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江英、张顺忠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鄂陵，被上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中强、王英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张顺忠因未经审批在义乌市杨梅岗农垦场土地上进行建设，已由义乌市国土资源局作出义土资监字（2008）第231号行政处罚决定确认违法，并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该行政处罚决定经过一、二审判决确认并由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2009）金义行执字第7号裁定书，委托义乌市国土资源局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2013年4月10日，义乌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和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苏溪大队向张顺忠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构）筑物通知书》、《告知书》。2013年4月21日和6月21日，义乌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义乌市工业园区管委会根据义乌市委办公室和市府办公室联合下发的市委办（2013）40号文件《义乌市“三改一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规定，两次将张顺忠经营的义乌市杨梅岗农垦场土地的部分违法建筑拆除。张顺忠、黄江英对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该案经本院一审后，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并作出（2015）浙行终字第329号行政判决，撤销本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确认义乌市人民政府2013年4月21日、6月21日对张顺忠、黄江英经营的厂房实施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驳回张顺忠、黄江英对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起诉。张顺忠、黄江英据此向义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要求赔偿厂房、机器、模具、设施设备、成品货物、半成品货物、原材料、停产停业损失、黄江英的精神损失、律师费用及不能归还到期借款产生的利息等共计3610.646万元。义乌市人民政府经审查，于2016年2月17日作出义政赔决字（2016）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对赔偿申请人张顺忠、黄江英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另查明，原告曾于2013年4月11日对涉案的部分违法建筑进行过自行拆除。
原审法院认为，2013年4月21日、6月21日，义乌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义乌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对张顺忠、黄江英经营的厂房实施的拆除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张顺忠、黄江英作为赔偿请求人已先行向赔偿义务机关义乌市人民政府提出赔偿申请，义乌市人民政府经审查并作出了义政赔决字（2016）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现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之诉，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中，原告共提出了十项赔偿请求。其中，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对厂房及附属设施的损失进行赔偿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就本案事实来看，原告被强制拆除的涉案厂房及附属设施已经由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违法建筑，并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故被告对其进行强制拆除实体上并无不当，原告要求被告对其违法建筑进行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原告还提出赔偿停产停业损失，原告在已经被确认为违法建筑的厂房内经营，其损失亦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对其机器、模具、成品、半成品、原料等损失进行赔偿的请求，从审查情况来看，原告在涉案强制拆除之前已经将部分建筑自行拆除，将相关物品搬出，原告黄江英在2013年4月21日强制拆除时在现场，同时原告提供的相关物品的损失清单均系其自行制作，并无相关凭据可予佐证，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相关物品的损失，对原告所主张的相关物品的赔偿请求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赔偿律师费用的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赔偿借款利息等费用，与本案所涉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情形不属于法定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范围。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顺忠、黄江英的行政赔偿请求。
张顺忠、黄江英上诉称：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9、10、11、12不予认定的理由不能成立。1、证据5是财产清单，主要依据上诉人张顺忠对2012年经营情况的记载，包括库存情况、进货、成本等。是对经营活动的一种记载，是客观的记录，也符合个体经营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用不同的笔记载是为了区别，分清内容。由于房屋被强拆，货物、设备等丢失、毁损，故只能以2012年的经营记载的内容作为损失的依据。原审法院据此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据5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上诉人提交的证据9是为了证明上诉人企业经营的产品是合法的，已有相关的知名度和达到出口标准。由于被强拆造成停产停业，产品知名度降低，造成营业上的损失，与上诉人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不具有关联性，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1订货合同，符合《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的书面合同要件。原审法院认为不符合合同的形式要件，不仅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4、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是上诉人所借款项的记录和征信个人信用报告。上诉人向银行贷款是用于企业生产，归还贷款的来源就是企业生产出的货物出售货款。由于企业房屋被强拆，企业无法生产、供货、出售，贷款无法归还。上诉人为自身信誉，只能高息借款还贷。原审法院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属事实认定不清。二、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全部予以认定，是罔顾被上诉人强拆行为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的事实，故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证据全部予以认定是事实认定错误。1、既然被上诉人的强拆行为已被确认违法，那么被上诉人提供的强拆视频、图片等证据只证明其行为不具合法性。2、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8中2013年10月16日的保证书、证据9航拍图、证据10询问笔录均是在强拆后的证据，这些证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之规定，不具有合法性。三、原审法院认为被强拆的涉案厂房及附属设施为违法建筑，上诉人要求对违法建筑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原审法院还认为上诉人提出停产停业损失赔偿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均没有法律上的依据。1、违法建筑只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建筑物本身及建材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应受法律保护。2、强拆行为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就算违法建筑的拆除，亦应如此。《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有明确规定。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只要是违法行为就不具有合法权益，就不需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那么《行政强制法》不就是一纸空文了？4、如果被上诉人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催告、公告等程序，上诉人就可以避免损失或减少损失。如自行拆除上述建筑物，相关建材可二次利用，可将机器设备搬迁，重新进行生产等。但被上诉人使用挖掘机，作出建材彻底损害，机器设备无法使用。故原审法院的上述认为，逻辑不通，与《行政强制法》等法律规定相悖。四、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请求赔偿的机器、模具、成品、半成品、原料等，上诉人已部分自行拆除及先行搬出，损失清单系自行制作，无相关证据佐证，故赔偿请求不予确认。这是罔顾强拆现场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予证明。1、没有证据证明堆积在强拆现场的物品是上诉人在强拆之前搬出的。2、被上诉人证据6证明系被上诉人搬出的。3、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搬出物品进行了登记并交由相关人员保管。4、上诉人在现场，并不具有当然保管义务，亦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对堆放的物品进行保管。5、由于相关的物品以及凭据已在强拆中毁损，被上诉人又未对相关财产予以登记，上诉人已尽到举证的义务。6、上诉人提供的强拆照片和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均证明在强拆现场有大量的物品，包括机器、设备、模具、产品、半成品等。7、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6证明物品搬出后随意堆放，没有保护措施，当时就有物品被毁的情况。8、被上诉人对上述物品是否被毁损负有举证责任。五、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律师费、借款利息等费用不予支持，无法律依据。1、由于被上诉人的非法强拆行为造成上诉人无法经营获得收益，只能借高利贷支付利息。2、由于被上诉人的非法强拆行为，使得上诉人合法财产受到侵害，上诉人因维权产生的费用系被上诉人造成。故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上诉人有权获得赔偿。六、上诉人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被上诉人的非法强拆行为，上诉人黄江英目睹其一生心血的厂房被毁，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的赔偿情形，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七、本案是国家赔偿案件，被上诉人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该违法行为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但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强拆行为被确认违法视而不见，反而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可，不仅事实认定错误，也偏离了本案审理方向，偏袒被上诉人。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行政赔偿判决，依法予以改判。
义乌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二审庭审时答辩称：一、违法建筑不属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未经审批建造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已被义乌市国土资源局义土资监字（2008）第231号行政处罚决定确认违法，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且经义乌市人民法院及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判决确认，并经义乌市人民法院（2009）金义行执字第7号裁定书裁定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义乌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对上诉人的违法建筑具有强制拆除的法定职责，因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法定程序而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因此改变违法建筑的性质，违法建筑不属于上诉人合法权益，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二、上诉人以违法建筑被强拆而要求赔偿停产停业损失、不能归还到期借款利息损失、精神损失及律师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附属设施、机器设备、模具、成品、半成品、原料等财物受损的事实。1、财产清单所列财物不真实，没有证明效力。2、财产清单所列损失价值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该清单价值系上诉人估算所得，但上诉人未提交计算方式和计算依据，有无其他证据佐证，仅凭估算而要求赔偿附属设施、机器设备、模具、成品、半成品、原料等损失，因证据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上诉人缺乏足够证据证明直接的损失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等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对强拆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四、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足以证明强拆行为没有造成上诉人财产损失，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两上诉人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即1、赔偿强拆厂房及相关的附属设施造成损失190万元左右；2、赔偿机器设备损失260万元左右；3、赔偿模具损失431.05万元；4、赔偿成品货物损失493.1876万元；5、赔偿半成品货物损失198.6014万元；6、赔偿原料损失67.807万元；7、赔偿停产停业损失600万元；8、赔偿原告黄江英精神损失20万元；9、赔偿律师费用30万元；10、赔偿因强拆导致原告不能归还到期借款产生的利息支出1533万元等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和辩论。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由行政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义务。该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涉及本案，涉案被强制拆除的厂房及附属设施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违法建筑，并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的合法权益，上诉人黄江英、张顺忠对此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赔偿，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应赔偿其停产停业损失、借款利息损失、律师费等费用，但这些损失及行政诉讼支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上诉人提出还应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事项也非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对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还应对其机器、模具、成品、半成品、原料等损失进行赔偿的请求，因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上述损失的存在且相关物品的损失清单均系上诉人自行制作，原审法院对其所主张的相关物品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黄江英、张顺忠提出“原审赔偿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系国家赔偿案件，被上诉人应予赔偿”等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之规定出庭应诉，本院依法予以指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惠 忆
审 判 员 唐维琳
代理审判员 蔡成杯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