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56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远东，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潘镇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桂花，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来县，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蒋水潮，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显权，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赖少伟，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原审第三人：邓淦波，男，195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横街口六巷**号。
原审第三人：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经营者：邓淦波，该厂负责人。
上述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水潮，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袁显权，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远东因与被上诉人谢桂花、赖少伟及原审第三人邓淦波、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公司设立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2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30日“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经营者邓淦波与谢桂花双方签订《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承包协议》，双方约定将位于现增城区荔城街增城大道125号“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现有租用的厂房、机械设备、营业执照发包给谢桂花独立经营，承包期限从2014年7月1日起至长期，承包费为每月28000元以及责任和义务、其他事项。上述承包协议签订后，“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便由谢桂花、赖少伟经营。2015年9月25日谢桂花与增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直接续签“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场地（荔城街增城大道125号1-8间首二层）的《租用合约》。
另查明：在谢桂花、赖少伟经营一段期间后，2015年11月8日梁远东与谢桂花、赖少伟在“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办公室内三方签订了《入股协议书》，该协议以谢桂花为甲方，梁远东为乙方，赖少伟为丙方，为格式化协议，三方约定公司名称为“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住所地在增城市荔城镇，法定代表人为邓淦波（协议当中的公司名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三栏专程盖“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印章），并约定公司由甲、乙、丙三方股东共同投资设立，启动资金为甲方出资200000元，占公司的35%；乙方出资200000元，占公司的30%；丙方出资200000元，占公司的35%；风险同盈利按股份退股按出资比例以及其他约定（该协议双方认为制作不规范，中间第三项大部分内容不全，共三页）。合同签后，谢桂花和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认为梁远东已实际参与了该厂的经营和管理，并在庭审中提交了在2015年11月至12月期间，梁远东在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经营和管理中亲笔签名的各项业务费用支出票据六份，予以证明梁远东已实际参与了该厂的经营和管理的事实，梁远东在庭后提交代理词中质证抗辩认为签订《入股协议书》后，梁远东当然要到修理厂了解情况，但谢桂花、赖少伟以种种借口想方设法要梁远东支付有关的费用，基于为修理厂好的心愿，梁远东代付了一些费用。但在了解修理厂不是谢桂花、赖少伟所有，而是谢桂花从邓淦波处承包的情况后，梁远东觉得受了欺骗，就再也没有理会修理厂的事情，因此，梁远东是因为受骗才为修理厂支付费用的，根本谈不上参与经营。此外，梁远东认为已入股出资150000元交付给赖少伟及赖少伟指定汇入50000元到罗某的账户，共投入股资金200000元，并认为由于梁远东对赖少伟的信任，听取了谢桂花、赖少伟要求将投资款交给赖少伟的要求，将200000元资金通过不同的方式交付给了赖少伟，但谢桂花、赖少伟并不开收据给梁远东。随后，赖少伟就失了踪，因此，谢桂花、赖少伟存在诈骗行为。谢桂花和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则认为未收到梁远东的入股资金，对梁远东主张已投入资金的事实不予以确认，本案梁远东在诉讼过程中无法提交投入资金的相关的收据凭证证明入股的事实。
再查明：本案在庭审中梁远东认为谢桂花、赖少伟存在诈骗行为，但至今既未向公安机关报警，也未向相关部门求助处理。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诉辩陈述，有梁远东提交梁远东的身份证、谢桂花、赖少伟、邓淦波的身份资料、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工商登记资料、入股协议书（三页）、商事登记资料、赖某的证明、梁远东付款30000元给赖少伟的银行记录、付款50000元至罗某的银行记录和谢桂花提交的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承包协议、租用合约2份、现金支出证明单5张、收据1张等相关证据佐证并经庭审质证。
梁远东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依法撤销梁远东与谢桂花、赖少伟于2015年11月8日签订的《入股协议书》(合同标的600000元)。后增加一项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谢桂花、赖少伟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梁远东与谢桂花、赖少伟于2015年11月8日签订的《入股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从协议签订的时间、地点和有工商登记以及已挂牌营业的现况，该入股协议书内容是三方对谢桂花承包并已实际经营的“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经协商一致同意，各方入股该厂经营有关事项的协议，虽协议部分内容不规范或存在瑕疵，但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协议。本案从签订入股协议时已在协议书上标明汽车修配厂名、地点、法定代表人并在厂名、地点、法定代表人三项上专门加盖“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公章的事实，本案根据现有查明事实和证据判断，梁远东在签订前应作必要性的审查和全面了解，况且签订协议后，从梁远东签署的现金支出证明和维修配件支出收据，梁远东也实际参与了该厂的经营管理。至于梁远东认为谢桂花、赖少伟利用梁远东对赖少伟的信任，以入股成立修理厂的方式骗取的梁远东的200000元资金，由于梁远东不能提交已将入股200000元资金交付股东或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凭证，不足证明梁远东已将入股的200000元资金投入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因此，梁远东认为谢桂花、赖少伟故意隐瞒事实，诱骗梁远东签订《入股协议书》，骗取其200000元入股资金理由不成立，其请求撤销入股协议书的主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赖少伟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抗辩的权利，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判决：驳回梁远东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00元，由梁远东负担。
上诉人梁远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梁远东与谢桂花、赖少伟之间关于签订入股协议书的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误解，梁远东对于合作项目的意思表示应该是三方重新出资设立新的公司主体，在原来的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场地上经营汽修业务，而谢桂花、赖少伟的意思表示是合伙承包经营原来的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签约的三方对于合同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具体有：主体的问题，梁远东理解设立的是独立的公司法人，股东是梁远东和谢桂花、赖少伟，而谢桂花、赖少伟所理解和所做的是在旧用的经营者是邓淦波的情况下承包原来的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出资的问题，梁远东的理解是按照协议各自出资设立公司，而谢桂花、赖少伟则认为原有的经营、业务和资产折价入股，谢桂花、赖少伟实际并未出资。谢桂花提供的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承包协议第五条第一点明确约定发包人是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和邓淦波，是不认可谢桂花与他人合作经营的。如果梁远东知悉上述情况，梁远东是不可能签订案涉的入股协议的。故案涉入股协议应属于可撤销的协议。2.梁远东没有参与到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经营，原审以几张票据认定梁远东参与了经营有失偏颇。票据只有几张，且都是梁远东代垫的，时间最晚也只到12月17日，即签订协议后的40天。12月17日后，梁远东知道存在重大误解，就没有再过问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事宜，谢桂花也不允许梁远东过问，故梁远东没有参与实际经营。3.入股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应当已经终止。谢桂花、赖少伟的意思表示不含有设立公司的意志，故根据该协议书的第六条第一点，协议应已终止，不具备履行的基础，实际上至今也未成立公司。梁远东再次明确自始至终均不予认可入股协议书，也明确该协议书不再履行。因为各方订立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订立合同后也未按照约定成立公司，各方之间已经丧失信任基础，且因纠纷提起诉讼。故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盈亏、法律责任均与梁远东无关。梁远东已经支出的20万元资金，梁远东保留另案追究有关责任方的权利。综上，梁远东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撤销梁远东与谢桂花、赖少伟于2015年11月8日签订的《入股协议书》；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谢桂花、赖少伟承担。
被上诉人谢桂花答辩称：不同意梁远东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梁远东的陈述与原审的陈述截然相反。原审中，梁远东明确称其不知道有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存在。然而签订入股协议书就在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厂房内的办公室，现场有悬挂该厂的营业执照。谢桂花也明确告知梁远东该厂的经营状况，梁远东也经过考察该厂的现状才同意签订入股协议书，而非梁远东今天所称的存在重大误解。真正的事实是原先梁远东看到该厂生意比较好，后来因为经营风险的发生，特别是三公汽车消费的限制，导致营业额急剧下滑，梁远东才萌生了要求退出共同经营。梁远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又自称是赖少伟的亲戚，由此可推断梁远东是充分了解所经营的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现状。其次，梁远东提到协议的解除或终止，因为各方签订的入股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在解除之前，各方是确认要解除必须请中立方参与清算和实施。梁远东的20万元入股资金的问题，谢桂花和邓淦波、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均未收到该20万元。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的日常管理由谢桂花负责，大部分票据由谢桂花签发。但梁远东经营该厂期间，各股东是各自管理一部分业务的，梁远东有签发不同时间段不同项目支出的单据，且这些项目均与经营有关。梁远东称其没有参与该厂的经营，是不符合事实的。在现实中，完全不了解要参与经营的企业状况，且入股协议书已经明确注明企业信息并有盖企业公章的情况下，梁远东仍交付20万元，是不符合现实社会的常识的。
原审第三人邓淦波、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答辩称：邓淦波和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只是出租、发包经营场地给梁远东与谢桂花、赖少伟，梁远东确有经营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且邓淦波也有与梁远东交流经营该厂的情况，也在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常见到梁远东在经营。
被上诉人赖少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陈述意见。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审中梁远东认为谢桂花、赖少伟故意隐瞒事实，诱骗其签订《入股协议书》，但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现梁远东上诉认为签订入股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该《入股协议书》应予撤销。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入股协议书》能否撤销。本院认为，首先，签订入股协议书时已在协议书上标明汽车修配厂名称、地点、法定代表人并专门加盖“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公章，可见各方对入股、共同经营的对象是明知的。其次，对该协议书双方均认为制作不规范，是用其他合同修改而成，内容不全，在协议书已对入股对象有了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协议书条款中出现“设立公司”字样就理解为各方要成立新的公司。再次，《入股协议书》签订后，梁远东签署增城市南方汽车修配厂有关支出凭证，也表明其实际参与了该厂的经营管理。因《入股协议书》合法有效，梁远东单方主张协议已经终止，也理据不足。综上，涉案《入股协议书》不具备可撤销的情形，梁远东请求撤销《入股协议书》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梁远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梁远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尤志华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