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商终字第6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兖州市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兖州市。
法定代表人刘春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扈长青，山东九州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三越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肖永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训勇，山东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良磊，山东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兖州市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山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三越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5）槐商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越公司原审诉称，2013年8月17日，我公司与红山石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我公司向红山石公司供应煤炭，合同对交货方式、收货人、动输方式、计量标准、结算方式等做出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我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红山石公司指定收货人供应煤炭，并向红山石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截至起诉之日，红山石公司仍拖欠煤款367550.36元未付。请求判令红山石公司向我公司支付所欠煤款367550.36元；判令红山石公司向我公司支付欠款利息（以所欠煤款367550.3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判令红山石公司赔偿三越公司经济损失20778元；判令红山石公司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
红山石公司原审辩称，我公司没有与三越公司签订过合同，也没收到三越公司的货物，所以不存在拖欠三越公司货款的事实，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双方买卖关系的存在，请求驳回三越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涉及合同经办人刑事犯罪嫌疑，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司法原则，本案宜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结完毕后再恢复审理。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8月17日，三越公司与红山石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三越公司向红山石公司供应煤炭约6000吨，收货人山东储备物资管理处三七二处，到站山东储备物资管理处三七二处铁路专用线，供方负责组织从兖州煤业股份公司发运，计量以兖州铁路大票计量为准，结算方式为需方全额预付货款（承兑），增值税发票、铁路大票两票结算，济三动力煤每吨665元，铁路运费每吨75元，现汇在承兑价格下浮每吨25元等。合同有效期到2013年12月31日。由于双方是多年合同关系，三越公司提供了兖州煤矿的铁路大票及增值税发票，共四个车次合计货款4004700元，代付运费412850.36元。红山石公司以汇票及现汇共付款4050000元，尚有367550.36元没有支付。为维护权益，三越公司支出律师费用20778元。红山石公司对上述事实中的收到增值税发票及付款认可，但对货物发到山东储备物资管理处三七二处铁路专用线不认可，并且主张其公司业务经办人孙钊有刑事诈骗嫌疑，已经红山石公司起诉，其签订的合同章是虚假的，不应支持三越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三越公司与红山石公司具有合同关系，双方明确约定了合同的履行及结算方式。三越公司提供了双方往来的增值税发票、铁路大票以及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现汇，应当认可双方的买卖关系，三越公司依据双方的约定及相关单证主张债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其请求赔偿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三越公司主张赔偿支持律师费用的诉讼请求，双方合同没有约定，不予支持。红山石公司辩称业务经办人违法犯罪，虽然提供了部分证据，但不足以否定三越公司的证据，不能否定双方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要求中止审理及驳回三越公司诉讼请求的辩称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红山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越公司货款367550.36元；二、红山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越公司违约金，自2015年1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驳回三越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25元，诉讼保全费2620元，合计9845元，由红山石公司负担。
上诉人红山石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双方从来没有订立过任何形式的合同。三越公司主张与我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不真实，该合同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特征，合同上需方位置处所盖的红山石公司合同专用章不真实，该合同专用章不是我公司的，既没有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春香的签名，也没有我公司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签名，而三越公司却有明确的合同经办人，究竟谁代表我公司与三越公司签订的合同不清楚，合同中需方联系电话不是我公司的，由此也可以反映合同不是我公司与三越公司所签。合同中供方电话为微机打印，非常清楚，我公司办公电话已使用多年，在三越公司主张的签订合同时段已经存在，而在合同中对需方电话却没有用微机打印，而是刻意用手书写了一个与我公司毫不相干的电话号码，即是为了防止我公司知道该虚假合同的存在。二、我公司没有收到过三越公司的煤炭。三越公司主张其按照合同约定将煤炭交付给了山东储备物资管理处三七二处，然而该处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其即不属于我公司所有，也不是我公司指定的收货人。三、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双方买卖关系的存在。我公司的确收到过三越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收票原因是因为我公司业务员杨庆勇根据其业务量拖欠了我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杨庆勇为抵扣拖欠我公司的增值税票据，其将三越公司的增值税票据交付给我公司，我公司为了能抵扣税，便收受了三越公司的增值税票据。但双方确实没有发生买卖关系。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证明存在合同关系或已履行标的物交付义务的证据予以认定。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人将发票交给收票人，并不能直接证明开票人与收票人之间存在购销等合同关系。因为开票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一是正常交易过程中，供方开票；二是开票人受供方委托开票；三是双方勾结，虚开增值税发票。而收票人接受增值税发票的原因也主要是三种：一是正常交易过程中，需方收票；二是收票人受需方委托收票；三是双方勾结，虚开增值税发票。所以，实际交易中，开票人并不一定是供方，收票人也不一定是需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是供方的义务，其将增值税发票交给需方并不直接证明其交货义务已完成，除非双方约定需方接收增值税发票的视为已收到货物。因为开票与交货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受不同的法律调整，开具增值税发票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来实施的，是其缴税的凭证。而交货则是依据平等主体所签订的合同来操作的，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收票人将增值税发票申报抵扣，也并不足以说明与收票人之间存在购销等合同关系或已收到货物。增值税发票的抵扣与交易行为是否其实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收票人抵扣增值税发票的原因有正常交易收货后抵扣；有委托收票抵扣；有虚开增值税发票抵扣；因贪图小利而收票抵扣等原因，所以，抵扣行为不具有排他性，不能仅凭收票人对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而推定其已收到了货物或存在购销等合同关系。四、本案涉及合同经办人已构成刑事犯罪，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司法原则，本案一审宜中止审理，应待刑事案件审结完毕后再恢复审理、判决。我公司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经了解情况，本案系案外人孙钊冒用我公司的名义与三越公司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有关孙钊涉嫌犯罪的证据材料我公司已提交法庭。现孙钊因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等刑事犯罪被济宁市兖州区公安局看守所羁押，有关机关为追究孙钊刑事犯罪的责任正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还尚未审结。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本案一审宜中止审理，应待刑事案件审结完毕后再恢复审理本案。总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三越公司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三越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红山石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孙钊因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等刑事犯罪，被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孙钊犯挪用资金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山东恒旺煤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该案已经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完毕，孙钊现已刑满释放，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涉及孙钊私刻红山石公司公章事实方面的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三越公司提交的《煤炭购销合同》，结合三越公司已按合同约定交付货物，红山石公司已向三越公司支付大部分货款及收到三越公司增值税发票并抵扣税款的事实，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红山石公司未付清货款，三越公司有权主张权利，红山石公司主张双方从未签订过合同亦没有收到过煤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孙钊因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等刑事犯罪已经法院审理完毕，孙钊现已刑满释放，且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控内容未涉及孙钊私刻红山石公司公章，刑事判决书中亦没有涉及孙钊私刻红山石公司公章事实方面的认定，孙钊犯罪与本案判决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并无不当，红山石公司主张原审法院应中止本案审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55元，由上诉人兖州市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伟
代理审判员 孙延东
代理审判员 吴 魁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