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91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德胜门西大街5号。
负责人：姜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女，1982年2月2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粟晓玲，女，1972年9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霄濛，女，1989年9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民（苏霄濛之父），1962年6月1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北京市赢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以下简称地铁三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霄濛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3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地铁三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被上诉人苏霄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民、刘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地铁三分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对原判确认的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之外的损失承担50%以下的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第一，被上诉人作为成年人应有注意义务，现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车厢内低头双手玩手机，没有扶扶手，六节车厢里的全部乘客中只有被上诉人一人摔倒，说明其忽视自身安全，存在重大过错。第二，被上诉人的摔伤后果是双方共同原因引发的，上诉人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原判确认上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过高。
苏霄濛辩称：从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出当时地铁车厢内有很多人都没扶扶手，我方本身没有过错，上诉人应当承担全部或较大赔偿责任；故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对原判的结果予以认可。
苏霄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地铁三分公司赔偿其医疗费2706.98元、误工费49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按每日50元标准计算，自2015年1月15日起至2015年2月4日止）、营养费9000元（按每日50元标准计算，自2015年1月15日起六个月）、交通费1121元、护理费19200元（按每月工资3500元计算，自2015年1月14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伤残赔偿金105790元、鉴定费2250元、复印费12.4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4日上午8：30-8：40之间，苏霄濛在乘坐地铁三分公司所属的地铁列车，行至东直门至雍和宫区间时，因列车信号故障，列车紧急制动导致苏霄濛摔倒。地铁三分公司提供的当时的录像显示，苏霄濛站立在列车车厢中，低头双手握手机，未扶列车内的扶手。当日，苏霄濛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就医，诊断为鼻损伤，鼻出血（鼻衄），急性鼻炎。苏霄濛因一直不适，于2015年1月15日再次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就诊，经诊断为颅底骨折脑脊液鼻漏；右侧眶外侧壁骨折，并住院治疗，自2015年1月15日起至2015年2月4日止共计住院20天。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给苏霄濛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书处理或建议为：“1、继续服用药物治疗；2、近期避免头低位、咳嗽、打喷嚏、便秘等增加颅内压的行为以及堵塞鼻孔等可能引起颅内感染的行为；3、注意休息（全休一周），加强营养；4、定期复查，不适随诊”。同年2月11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给苏霄濛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临床印象为头外伤，脑脊液鼻漏；处理或建议为全休一周。同年4月5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给苏霄濛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该诊断证明书显示：屈光不正（双），颅底骨折（陈旧），眶骨骨折（右外壁陈旧），高度近视（双），角膜上皮脱落（双）。2015年4月24日，苏霄濛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该院为其出具诊断证明书，该诊断证明书上显示扼要病情：颅底骨折后3个月；临床诊断：颅底骨折；诊疗建议及病人应注意事项：开具诊断证明，建议避免过度用力活动、避免增加腹压及搬运重物。苏霄濛提交了一张2014年2月11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中央医疗门诊收费票据，金额为5元；一张2014年4月5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中央医疗门诊收费票据，金额为483.2元；一张2015年4月24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金额为995.2元。苏霄濛为北京市城镇户口。北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859元。
苏霄濛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对其上述伤情所致伤残等级进行鉴定。2015年11月23日，该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苏霄濛的目前状况属X级伤残。
2015年11月13日，苏霄濛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就诊，该院出具病假证明书，诊断及建议：抑郁状态，休息两周。苏霄濛提交了三张该院的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
2015年12月22日，中晟国计科技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兹证明苏霄濛（身份证号：×××）是我司员工，在我司担任行政专员职务，月收入为肆仟伍佰元整（4500）元。其在2015年1月14日乘坐地铁受伤治疗、休假，自2015年1月14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未到我司正常上班。根据我司规定，扣发其未上班期间工资肆万玖仟伍佰元整（49500）元。”该公司在《证明》上加盖财务专用章和公司公章。2015年12月25日，北京恒远创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兹证明陆秀玲同志是我单位工作人员，在我单位担任行政专员职务，月收入为人民币叁仟贰百元整（3200元）。其女儿苏霄濛受伤治疗、休假养病期间需护理，于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6月30日护理女儿苏霄濛，未到单位上班。根据本单位规定，扣发其工资壹万玖仟贰百元整（19200元）。”该公司在《证明》上加盖财务专用章和公司公章。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监控录像、证明、住院病历、诊断证明书、医疗费单据、证明、户口本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苏霄濛在乘坐地铁三分公司的地铁列车时，因列车紧急制动而摔倒受伤，地铁三分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苏霄濛作为成年人在乘坐地铁列车时应尽到相应的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苏霄濛在乘车时未握扶手，未尽到注意义务，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确定地铁三分公司应承担百分之九十的责任。
对苏霄濛主张的各项损失，就医疗费一节，苏霄濛提交的2014年2月11日、2014年4月5日、2015年4月24日的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与摔伤有关，法院对上述医疗费用1483.4元予以确认，苏霄濛提交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因抑郁产生的医疗费票据，法院认为，地铁三分公司地铁列车紧急制动不能必然导致苏霄濛抑郁的状态，苏霄濛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故该部分的医疗费用不是因摔伤所致，法院对此不予以认可；就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一节，苏霄濛提交了住院病历、鉴定报告和鉴定费发票佐证，数额合理，法院予以确认，伤残赔偿金应按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地铁三分公司主张按2014年度的标准计算于法无据，该辩论意见法院不予支持；就营养费一节，苏霄濛提交了医疗机构的医嘱佐证，结合苏霄濛的伤情和休息时间具体数额法院酌定为5000元；就误工费一节，根据苏霄濛提交的诊断证明和住院病历，其因摔倒受伤休息了共计35天，就此期间的误工费用5250元，法院予以认可，超出部分没有相应的医疗机关出具的证明，法院不予认可；就护理费一节，虽苏霄濛未提交医嘱，但根据苏霄濛的伤情，法院认为确需护理，结合其住院及休假时间具体数额法院酌定为3500元；就交通费一节，符合法律规定，但主张的数额与其提供的票据不符，法院将根据苏霄濛的实际伤情，结合其就医时间、地点、人数、次数等酌定交通费数额为500元；就复印费一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以支持。综上，除鉴定费外，地铁三分公司应按上述确定的数额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鉴定费用由地铁三分公司全部承担。地铁三分公司庭审中同意给付苏霄濛精神抚慰金5000元，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赔偿苏霄濛医疗费一千三百三十五元、伙食补助费九百元、残疾赔偿金九万五千一百四十六元二角、营养费四千五百元、误工费四千七百二十五元、护理费三千一百五十元、交通费四百五十元、鉴定费二千二百五十元、精神抚慰金五千元；二、判决驳回苏霄濛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地铁三分公司提交了《北京地铁2号线电动列车操作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操作规定》），称地铁2号线系自动驾驶模式，运营最高时速为80公里。苏霄濛对前述《操作规定》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经审查，对前述《操作规定》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依据《操作规定》的内容，可以确认如下事实：第一，地铁2号线采用自动驾驶模式运营，运营最高时速为80公里。第二，《操作规定》第84条规定：司机在瞭望距离不足5米时，应立即停车，与行车调度员或车站行车综控员（或信号楼值班员）联系，按其指示办理。第88条规定：遇紧急情况时，须立即停车，向行车调度员或车站综控员报告。第205条规定：全列紧急制动不缓解的处理，首先通过DMI的显示，判断是车辆原因还是信号原因造成。如果是信号系统原因现象，则应进行信号系统重启作业等操作。另经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苏霄濛受伤后，地铁工作人员及时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并垫付了部分医疗费。苏霄濛认可事发时其系乘坐地铁上班，其一年来上下班均乘坐地铁通行。
经询，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中双方认可的证据予以梳理核实，发现与案情相关的数个细节问题可能影响到本案的处理结果，特列明如下：第一，依据监控录像显示的内容，案涉事故发生时，列车从地铁东直门站启动20秒，从地铁运行轨迹看，处于运行初始阶段。第二，依据监控录像显示的内容，从录像中显示苏霄濛在列车车厢中出现到其摔伤长达三分钟的时间里，其均站立于车厢中间的过道内，面向座位，其站立位置的上方即是垂吊的扶手；但苏霄濛一直双手拿着手机低头在看，没有扶扶手，且其注意力高度集中，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对于前方乘客下车后腾出来的座位亦未注意。车厢内站立的乘客不多，并不拥挤。第三，事故发生的瞬间，苏霄濛背面一名站立的年轻女乘客，亦未扶扶手，倚靠其身边的亲友而没有摔倒；除此之外其周边其他站立的乘客均手扶扶手。车厢内未有其他乘客摔倒，但有较多乘客身体摇晃幅度较大。第四，苏霄濛身高1.68米，体重60公斤左右，当天身穿较厚的保暖衣服。事发瞬间，苏霄濛向其右侧摔倒，从摔倒过程看，属于趔趄式摔倒，而非猝然倒地；其右侧系一名体型魁梧的男子，一手手扶扶手，一手拿着手机在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地铁三分公司对于苏霄濛的人身损害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如果地铁三分公司构成赔偿责任主体，其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如何确认。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依据查明的事实，苏霄濛系在乘坐高速运行的北京地铁2号线列车时因列车紧急制动摔倒受伤。欲判断地铁三分公司应否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确定本案侵权行为的性质，即属于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这决定了本案应当适用的侵权归责原则。而判定前述争议的前提是：北京2号线地铁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高速轨道运输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据此确立了高度危险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法律制度。《侵权责任法》第九章同样规定了高度危险责任的数种情形，构成我国侵权法中典型的无过错责任类型。其中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从前述两个法律条文来看，高速运输工具侵权均被归类于高度危险责任侵权之中。但我国当前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相关法律条文中运输工具之“高速”标准作出相应规定。
高度危险责任中的“高度危险”是指按照现有的技术发展水平，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有效防止的致损风险。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其实质为“高度危险运输工具”；对于地铁是否构成高速轨道运输工具，不应以单纯的物理速度为标准予以判断，而应看其是否达到“对周围环境具有高度危险”的标准，从法律角度进行价值判断。从物理速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高速公路的最低时速为70公里。而按照国际惯例，通常以火车速度为标准，时速200至400公里称之为高速。北京地铁2号线的最高时速为80公里，虽然远低于高速铁路，但已经超过高速公路规定的最低时速。从产生危险的特点看，地铁列车重量大、体积大、产生的动能大，如和车外人员发生撞击，会造成极其严重的伤亡；地铁只能在固定轨道上运行，如前方轨道上出现人员或其他物体，列车无法避让，即使紧急制动，亦会因高速和本身巨大的质量，导致惯性向前滑行很长距离，对近距离内轨道上出现的人员、车辆或其他物品，将无法避免地产生严重碰撞损害。从危险是否可控的角度看，虽然国家对地铁运行有严格的安全和技术规范要求，很多城市甚至实现了智能运行,但限于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能力，现阶段还不能完全了解和控制某些自然力量和物质属性，即使尽到审慎的高度注意和勤勉义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造成损害的危险性还是不能完全消除。从地铁发展现状看，地铁在一些城市已经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工具，如北京地铁的日运量已突破1100万人次，在城市人口稠密区运营的地铁增加了其危险性。
综上，由于地铁运营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本案案涉的北京2号线地铁列车应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对于乘客因列车紧急制动摔伤的后果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由地铁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何确认地铁三分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问题。《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该条确立了过失相抵的法律制度。第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则明确了过失相抵适用于高速轨道运输工具侵权责任。过失相抵的法律效果是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责任，因此在适用过失相抵时应当依据一定的标准来减轻或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船舶发生碰撞，碰撞的船舶互有过失的，各船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赔偿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法律在确定责任比例时，有过错和原因力两个参考标准。在无过错责任中，由于不以侵权人过错作为承担责任的条件，如果存在过失相抵的情形，主要依据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具有过错的行为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进行比较更为适宜。而由于过错是行为人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态，过错程度如何是判断原因力强弱的参考，故在适用过失相抵时，过错仍然是需要考虑的前提性因素。
第一，地铁三分公司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
就侵权法理论而言，无过错责任之设立系立法上以保护被侵权人利益为目的、以严格要求侵权人危险责任为手段而进行的正义分配；侵权人所负之义务，为法律上不得侵害他人权益的一般性义务，对此项义务的违反系法定义务之违反，侵权人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而被侵权人纵有过失，但其所违反的系属非真正法律义务，即对自己的安全利益疏于注意的义务。故在侵权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侵权时，其违反法律义务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与被侵权人疏于注意自身安全的行为，非属同质可以比较的过失，此时自不应对受害人过失予以斟酌。即在无过错责任中若侵权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谨慎适用过失相抵。《人损赔偿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此亦有所体现。故考察地铁三分公司在案涉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影响到本案对过失相抵的适用范围。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前所述，地铁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潜在危险，故地铁运营方应对乘客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尽可能的减少损害的发生。就本案而言，1、地铁2号线列车在运行中采用自动循环播放公益广播的方式提醒乘客“扶稳站好”，地铁三分公司已经尽到了安全告知义务。2、地铁三分公司称地铁紧急制动系因信号故障所致，即因地铁运行中通过信号无法对周边环境作出判断而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苏霄濛一方对此并不认可，但其不能说明紧急制动的原因。3、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案涉地铁2号线的紧急制动行为构成安全运营事故，亦无证据证明相关紧急制动行为系人为误导操作所致。综上，鉴于北京地铁2号线系采用自动驾驶模式运行，结合前述《操作规定》中第84、88、205条关于列车紧急制动的相关规定，本院对地铁三分公司的说法予以采信，地铁三分公司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
第二，苏霄濛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
从《侵权责任法》第七十条到第七十三条确立的无过错责任之特别规定看，在高度危险责任中侵权人免责条件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侵权责任法第七十条到第七十二条的免责或减轻责任的事由均为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则是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失。就《侵权责任法》体系解释角度而言，此处的“过失”显然属于一般过失，以区别于第七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过失”。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了却轻信这种结果可以避免的心理状态。《侵权责任法》和《人损赔偿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对过失进行了区分，直接使用的表述有“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所谓重大过失，系指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即行为人仅用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即可预见或避免而竟怠于注意或未能避免，为重大过失；违反法定注意义务的属重大过失。所谓一般过失系指违反善良管理人（理性人）在一般情况下的注意义务。如此，《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确认的是最低限度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被侵权人有过失，就能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依据查明的事实，苏霄濛进入地铁列车后一直双手在看手机，没有扶扶手。众所周知，乘坐地铁时站稳扶好以保证安全系基本的安全常识；而北京地铁2号线列车在运行中为提升驾驶安全，采用自动循环播放公益广播的方式进行广播，包括“乘车时请扶稳站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之类的话语，此亦为经常乘坐地铁的乘客所熟知。苏霄濛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上下班途中的主要通行工具即为地铁，其在乘坐地铁时对于不扶扶手可能导致的摔伤后果应当预见而未予以重视，故其对于摔伤一节存在明显过错。至于此种过错的程度如何，依据前述，站稳扶好系乘坐地铁基本的安全常识，苏霄濛对自己的安全连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亦未尽到，应属重大过失。当然，如前所述，在无过错责任中，侵权人的重大过失与被侵权人的重大过失非属同质可以比较的过失，在依据过失程度判断损害分摊比例时，对被侵权人过失的斟酌应比侵权人负同样程度过失责任的情形为轻。
第三，列车紧急制动行为和苏霄濛过错行为原因力的比较。
原因力是指在导致被侵权人同一损害后果的数个原因中，各原因对于该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反映了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的紧密程度。原因力的大小取决于各个原因的性质、原因事实与损害的距离以及事实的强度。就本案而言：1、地铁列车正常行驶时，苏霄濛虽没有手扶扶手却未摔倒；而列车紧急制动时，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身体亦严重摇晃，显然列车的紧急制动成为苏霄濛摔伤的初始原因。2、从列车紧急制动时车厢内众乘客的反应状态可知，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均未摔倒，而苏霄濛本人亦非猝然倒地而是趔趄式地摔倒；由此虽不能得出苏霄濛如手扶扶手则一定不会摔伤的结论，但就一般认知而言，如苏霄濛事发时手扶扶手则大概率不会摔伤或即使摔倒其受伤程度亦应较轻。故，如事发时苏霄濛手扶扶手，则列车紧急制动行为与苏霄濛人身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很大程度上将可以因苏霄濛手扶扶手行为的介入而中断或至少能降低前述初始原因形成的危险。此外，苏霄濛从进入列车车厢至事发时长达三分钟的时间均在看手机而未扶扶手，其注意力完全倾注在手机上，对于可能出现突发情况的警觉性大大降低。由此可以认定苏霄濛长时间未扶扶手系其摔伤的主要原因。据此，对于苏霄濛摔伤的后果，比较对损害发生的实证意义的大小，苏霄濛长时间未扶扶手之行为相比于地铁2号线列车紧急制动之危险行为产生的原因力应超出许多。
综上，地铁三分公司的地铁列车在运营中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对于紧急制动之行为没有过错；苏霄濛长时间未扶扶手、对其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此种过失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促成作用；地铁列车的紧急制动行为和苏霄濛未扶扶手的行为相结合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而后者构成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结合前文对于双方过错程度的分析及各自行为原因力大小的比较，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在地铁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上，应大幅度减轻其应承担的责任，具体比例由地铁三分公司承担40%较为妥当；原审判决认定的损害分摊比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调整。经审核，原审法院认定苏霄濛发生的各项经济损失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对于苏霄濛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之外的其他经济损失均应由地铁三分公司负担40%。地铁三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的分担问题，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确认一审案件受理费由苏霄濛和地铁三分公司平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地铁三分公司负担。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新型交通工具，地铁具有运量大、快捷、准点、高效等优势，正在逐步改变市民的出行习惯和出行方式。而在北京，地铁早已成为市民出行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工具，地铁车厢内人人低头看手机更成为北京地铁内一道“风景线”。但地铁作为一个综合交通输送系统，在乘客输送的各个环节中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乘客人身损害的风险，特别是在形成网络化运营后，这种风险将进一步凸显。对于广大乘客而言，应树立规则意识、摈弃交通陋习，文明交通：遵守进站、出站、乘车秩序，接受运营方工作人员指引，积极配合安检，拒绝各种违法违规行为；重塑风险观念、学会自我保护，安全出行，秉持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养成良好出行习惯。对地铁运营方而言，如何快捷、安全、高效地为广大乘客提供优质服务成为急需探索的新课题；建议运营方从抓好管理环节、提高运营技术的角度出发，最大程度的保障乘客的生命和财产利益，更加高效地发挥地铁在城市公共交通中的核心作用，以促进地铁运营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34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34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赔偿苏霄濛医疗费593.3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残疾赔偿金42287.2元、营养费2000元、误工费2100元、护理费1400元、交通费200元、鉴定费22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56230.56元；
三、驳回苏霄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苏霄濛负担2450元（已交纳），由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负担24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450元，由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广辉
审判员 任淳艺
审判员 宋 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