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朝民初字第141号
原告温州市智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人民西路湖滨西楼二层62号。
法定代表人郑旭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长江，浙江高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九歌国际拍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院15幢24层2805房间。
法定代表人仝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曦，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玉鹏，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温州市智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深公司）与被告北京九歌国际拍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歌拍卖公司）拍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阮健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张兰兰、张燕琴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智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钱长江、被告九歌拍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曦、张玉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智深公司诉称：2011年，智深公司获悉九歌拍卖公司将于2011年6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北京国贸大酒店三层群贤宴会厅（国贸三期）举办“北京九歌2011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并在其拍卖公告及其它宣传中规定，该场拍卖会的竞投保证金为10万元，凡竞买带有星号标志的拍卖标的，竞买人需交纳保证金100万元。智深公司本想参加此次拍卖会，即通过智深公司股东郑旭东的银行账号向九歌公司账户汇入50万元。后因资金问题，智深公司未能筹集另外的50万元竞买保证金，故未参加也未委托他人参加此次拍卖会。后，智深公司要求九歌拍卖公司退还50万元保证金，但九歌拍卖公司置之不理，拒不归还。现智深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九歌拍卖公司立即返还5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6月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九歌拍卖公司辩称：1、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智深公司委托九歌拍卖公司代理其参加委托竞投行为，属单方授权，其意思表示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在智深公司向九歌拍卖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加盖的智深公司的印章，大小、形状、编码与工商备案材料一致，因此，九歌拍卖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该授权委托书是智深公司的意思表示。在拍卖结束后，智深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郑旭东也向公众表明其已成功拍得齐白石及徐悲鸿的两幅作品。所以，九歌拍卖公司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2、智深公司支付50万元是履行委托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的行为，基于此，九歌拍卖公司接受委托代为参加拍卖竞投并成功拍得拍卖标的，双方之间已经建立拍卖合同关系，智深公司交纳的50万元保证金已经转为合同定金，智深公司未按约定交纳其余拍卖款，已构成违约，其要求返还该定金的请求应予驳回。3、智深公司否认委托竞投关系的原因在于智深公司未能如期获得投资者对拍卖所得艺术品证券化交易的认购，导致其无法支付拍卖标的的购买价款。综上，九歌拍卖公司不同意智深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9日至10日，九歌拍卖公司将在国贸大酒店三层举办“北京九歌2011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在拍卖会举行之前，智深公司的股东郑旭东于2011年6月6日参加了预展会。因智深公司准备参加此次拍卖会，故智深公司于2011年6月9日委托郑旭东代其向九歌拍卖公司交纳了50万元保证金，庭审中，智深公司和九歌拍卖公司确认，智深公司原应交纳100万元保证金。智深公司称，因其另外50万元保证金未能凑齐，故其并未实际参加此次拍卖会。九歌拍卖公司则称，因智深公司是经熟人介绍，故九歌拍卖公司同意智深公司只交纳50万元保证金即可参加拍卖会。
诉讼过程中，九歌拍卖公司提交两份智深公司的委托书，内容分别为：“九歌拍卖公司白志良先生，兹委托贵公司代理齐白石与徐悲鸿两张作品拍卖底价分别为870万元和450万元，我们要求拍卖价两张作品价格不能超过2500万元（包括佣金），特此委托”；“九歌拍卖公司，兹委托贵公司代理齐白石与徐悲鸿两张作品拍卖底价分别为870万元和450万元，我们要求拍卖价两张作品价格不能超过2500万元（包括佣金），特此委托”。九歌拍卖公司称上述两份委托书系智深公司以传真形式发送给九歌拍卖公司的，智深公司则称其从未发送过委托书。在上述两份委托书中，未显示出传真号码，显示的传真发送日期也与拍卖会的日期不符。
九歌拍卖公司称其在接受智深公司的委托之后，委派其工作人员万可嘉代为领取了290号竞投号牌，并以700万元的价格拍得徐悲鸿《墨马图》1幅、以1370万元价格拍得齐白石《长寿》1幅。万可嘉在成交确认书中签字确认。智深公司否认其曾委托九歌拍卖公司代其进行竞投。
另查一，九歌拍卖公司提交《温州都市报》、《都市快报》、《收藏》三份新闻报道，在报道中称：温州企业在2011年6月份的北京九歌春拍上，尝试抱团投资，以总价2500万元拍下齐白石的《长寿》、徐悲鸿的《墨马图》两幅字画。在报道中还提及参与的温州企业包括旭东艺术馆。九歌拍卖公司申请法院向上述发布新闻报道的记者核实消息来源，但经本院多次核实，被调查者不予配合，无结果。
另查二，九歌拍卖公司提供其与郑少青的短信记录，短信中涉及到九歌拍卖公司要求郑少青支付拍卖款并将拍卖品取走。九歌拍卖公司称郑少青系其与智深公司之间的介绍人、中间人。智深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称郑少青与智深公司无关。
另查三，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于2012年12月31日作出吊销处罚决定书，因智深公司未进行年检，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另查四，九歌拍卖公司曾以拍卖合同纠纷起诉智深公司和郑旭东，案号为（2011）朝民初字第27843号，九歌拍卖公司于2011年12月14日撤回起诉。
上述事实，有委托书、民事裁定书、交通银行记账回执、（2011）朝民初字第27843号案件笔录、郑旭东的付款说明、吊销处罚决定书、工商档案材料、照片、成交确认单、新闻报道、北京市文物局文件、拍卖会会前备案受理通知书、短信、万可嘉的情况说明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双方当事人认可智深公司向九歌拍卖公司交纳了50万元保证金，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智深公司是否委托九歌拍卖公司进行2幅拍品的竞投。在智深公司否认存在委托关系的情况下，九歌拍卖公司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九歌拍卖公司对此应负有举证责任。现九歌拍卖公司提供委托书、预展会照片、新闻报道和与郑少青的短信，欲证明双方之间委托关系成立。首先，因九歌拍卖公司称其提交的委托书为传真件，但在该传真件上并未显示传真号码，且显示的日期也与拍卖会举行日期不符，在智深公司否认该传真件真实性的情况下，九歌拍卖公司亦未能提供委托书原件，故本院对委托书的证明力不与确认。其次，虽然郑旭东参加了预展会，但参加预展会与委托九歌拍卖公司进行竞投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不能由此推定出智深公司必然委托九歌拍卖公司进行竞投之结果。再次，新闻报道中提及的旭东艺术馆与智深公司系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且九歌拍卖公司并未能举证证明新闻报道的来源，故本院对九歌公司以新闻报道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的诉讼主张，不予确认。最后，九歌拍卖公司未能证明郑少青与智深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未能证明郑少青有权代表智深公司，故九歌拍卖公司与郑少青之间的短信沟通亦不能证明九歌拍卖公司与智深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综合上述因素，九歌拍卖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其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智深公司要求九歌拍卖公司返还50万元保证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智深公司要九歌拍卖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九歌拍卖公司应当返还保证金，但因双方并未约定保证金返还的时间，故本院酌情确定自智深公司起诉之日起算利息。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九歌国际拍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温州市智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五十万元和利息（以五十万元为基数，自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
二、驳回原告温州市智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八千八百元，由被告北京九歌国际拍卖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阮 健
人民陪审员 张兰兰
人民陪审员 张燕琴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周裕财